中国如何建立起一个节约型经济和社会？ ----《时事报告》杂志“资源安全与忧患意识座谈会”纪要 时间：2004年9月16日下午 地点：北京西长安街5号中宣部会议室 特邀嘉宾： 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杨敏英：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资源研究室主任 谢然浩：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 曹分田、李玮 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总编辑、主编 1，资源忧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当前，我们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该如何应对资源安全挑战？ 杨敏英：咱们过去讲中国“地大物博”，但现在从人均资源来讲，在世界上的排位都是比较靠后的。比如： 这对未来的发展，肯定是一个制约因素。所以对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忧患意识。忧患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能继续走这种粗放和高耗的路了。目前咱们很多产品的单位能耗都是极高的，有的甚至比印度还要高。 杨宜勇：现在我国资源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之所以要强调资源的安全和构建节约型的社会，是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牵涉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比如说像石油进口问题，中国的石油进口80％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美国在9.11之后，以防恐为由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将来有可能要控制我们的石油通道。如果我们的资源不是多渠道的，就有可能会受制于人，会导致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 谢然浩：在国际上，资源其实已经成为各国之间相互斗争与牵制的一种手段。美国在里根时代，搞了一个第三次石油危机，把俄罗斯给搞垮了。从去年开始大量储备石油，达到了七亿桶，这其实是针对中国的，目的就是抬高油价。现在，面对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大国这样一种形势，美国在搞美元贬值，俄罗斯呢，从八月份开始，把石油出口税又提高了，这都让我们非常难受。 仲大军：我感觉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外向型发展战略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这其实对我们的资源安全是一种最大的威胁。当前，在世界国家划分当中，我们被划为原料基地和生产制造国家，在国际分工当中，我们是在低端产品的生产位置上。而低端产品生产所消耗的全跟实物有关系，也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实物资源，人家从事的是知识经济，我们从事的是实物经济。所以说美国的GDP达到十万亿美元的时候，它的钢产量也没有达到1.5亿吨。而我们今天才1亿亿美元的GDP，就消耗了2.5亿吨钢铁和2.8吨石油。尤其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换取外汇，我们非常廉价地输出原料和初级产品，这对我们国家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伤害太大。这二十年来，中国资源低价流出了太多。所以，在最近北京大学的经济研讨会上易纲先生说了一句话很对，那就是资源问题实际上是价格问题。中国每年出口50亿双鞋，每双只有几美元，然而卖到国外后价值几十美元，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是伤害一些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最大因素。这种机制的因素很多人还没看出来。 现在我们外贸出口运到美国的船是满满的，但从美国回来的一般是半舱或放空。国外一个芯片就能换走我们一集装箱实实在在的东西，大量的实物和资源就这样往外流。如果我们不发展科学技术，不改变我们的身份角色的话，这种消耗和浪费还会继续。因此，要号召全国国民重视发展战略的问题，一个国家不从发展战略上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话，是很惨的。 谢然浩：美国花 20美元从我们这里买走的产品，到那边就卖120美元，福利都让给美国了。我们消耗了自己的资源，只得了一点加工费。为什么美国人能够抬高油价，他是我们低端产品进口国，所以他们的资源消耗少。 仲大军：应该承认，中国经济现在正发展到需要大量的钢铁土木油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这个历史阶段是最需要消耗能源的。但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是，目前这个阶段的需求与我们的自然资源禀赋也就是能源存量，已经形成了很严峻的不平衡。从世界发展史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当他们在走工业化发展的硬件阶段时，正处于资本主义扩张时代，充分利用了地球上其他国家的资源，而自己的资源都保护得很好。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曾经说过一句是很著名的话：“美洲是我们的粮仓，木材基地……”那个时候，欧洲老牌工业国家的原料来源非常的广，人家那个时代是利用全球的资源在搞发展。美国人从四十年代以后就开始封闭自己国家的油田去开采别国的石油，而我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业化发展消耗的都是自己有限的东西。当资源安全已经成为发展的瓶颈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少消费，另一方面还是要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中国现在对世界能源的依赖很强，尤其是石油，我们消耗了世界新增能源的50％。世界经济是一辆很平稳的马车，各国的经济增幅很平缓，中国10％的高增长，势必对这些国家产生很大的需求拉动，当这些国家的供给跟不上的时侯，就要表现在价格上，拼命涨价，把你的发展成本和需求成本拉大。特别是有些发达国家，有时候故意通过一些经济手段遏制你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节能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再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速要平稳发展，今年我们国家采取了宏观调控，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国际市场的需求。 2，有专家说，在资源安全上更大的危机是资源浪费。为什么从目前从企业到个人普遍缺乏一种资源忧患和自觉节约的意识？ 杨宜勇：因为企业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怎么挣钱、钱怎么样才来得最快？所以，在利益面前，往往就把在环保和资源消耗上的责任放在了一边。一方面是粗放型的廉价生产方式，一方面是环保节能型的高成本生产方式，如果单纯让企业来选择，你说他会选择什么，当然是以成本的最小换取利润的最大值。因此，在整个社会的觉悟还没有达到那一步的时候，仅靠提倡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和措施，实现起来是比较难的。 谢然浩：现在虽然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收取资源消耗税等，但是还不够科学、不够合理。比如说，对在浅层挖掘的个体小煤矿和深层大开采量的国有煤矿，开采税一样是不公平的。 杨宜勇：这也就是小煤窑控制不住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收取的资源税是国税，对此，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而且他们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还会帮助和鼓励小煤窑的发展。比如卖给那些窖主的资料，都是把评估往低里算，比如说值十万，他可能按一万的评估就卖出去了，这实际上就造成了国税的大量流失。中央和地方政府间是如此，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间也是如此。 谢然浩：所以我觉得应该改革税收制度，调动所有的人来保护国家的资源。在国外，资源管理主要侧重的是一种法律程序的管理。有些东西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是可以进行干预的，待业监管其实就是政府干预。当然，干预不是唯心地去干预，而是用法律去建立一个规则。 杨宜勇：要使节约型的生产方式转化成企业的一种自觉行动，必须有两个配套的东西，一个就是节约型的产业政策，你的目录要优先考虑和鼓励的。再一个就是节约型的税收体系，你生产这种高耗能的，我对你收的税就要高；如果你生产的是下一代产品，比如说是一种节能产品，本身成本很高，而且消费者市场还不成熟，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他优惠税率或者免税，以此，来进行鼓励和引导。 仲大军：我前两天在湖北的卷烟厂讲课的时候，发现厂子里面生产的烟多是高档的。芙蓉王有四百多、二百多一条的，还有六百多块钱一条的。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生产一些低档的？他们说，生产低档的不赚钱。现在的房地产也是如此，高档写字楼、高档住宅越来越多，就是不面向普通大众这个阶层。这是中国所有的部门和企业中最平常的现象。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一种倾向，把资源都拿去生产奢侈品了，这从资源上来说，就是一种浪费。现在有钱的人，一家能住四五百平米。北京的别墅区里面都是两层的独栋小楼，这得浪费多少地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社会的发展太不均衡了。所以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发展制度，不能允许一个社会如此不均衡地发展下去。 3，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转变，从单纯追求GDP增长到注重可持续发展，下一步该如何进一步处理好发展与各个方面的关系？ 仲大军：我们这些年以GDP增长为标准的思维方式，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提出科学发展的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是一大兴事。我感觉我们追求GDP增长也没错，关键是追求哪个方面的GDP，不能光追求经济上的GDP，还应该追求思想观念和文化上的GDP增长。要多一些新思想，新知识，新认识，新观念，这些软GDP的增长比那个硬GDP的增长可能还要重要。 杨敏英：首先从政府要把经济发展、节约和扩大消费这几个关系处理好。不能一味地强调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过去，在能源供大于求的时候，咱们国家出台鼓励电力消费的优惠政策，以此来保证电力企业的盈利，那其实是以企业的效益为第一指导思想，追求GDP的增长。但现在面对新一轮的电力短缺和煤炭供应紧张，一系列的问题都带出来了。所以整个国家从政策的指导上，始终应该以节约的基本国策为指导，而不能以企业的效益为第一。所以，我觉得政府政策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好的政策，那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咱们国家很多政策出台，都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战略目标。 4，当前，党和国家倡导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节约型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杨宜勇：建立节约型的社会，单从资源上来说，一个是节约，节电、节能、节约一些有限的资源；第二个就是要提高使用高利率，尽量重复使用一些有限的资源，也就是搞循环经济。构建节约型社会，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府来讲，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即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发展按最佳发展的路子走，消费则强调理性消费。 从行业来说，要强调节约性的增长方式。我们国家最近进行的宏观调控，其中一个很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在电力、能源危机的情况下，采取一些必要的宏观调控的措施，改变那种开放的，高耗能，高消耗，低效率的增长方式。 对个人来讲，则是提倡节约型的消费行为。比如说买车，作为城市里的代步工具，奥拓车就可以了，没必要选择那些大排量、豪华型的。用三句话概括就是：政府，要发展但不能乱发展；企业，有资本不能够乱生产；个人，有钱不能乱消费。 5，增强忧患意识和实施节约主要靠什么？外国人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谢然浩：首先是一个文化氛围和观念培养的问题。你看日本、德国也是资源比较缺乏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提倡节约，走的是节约型社会的路子。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车最省油，电视机缩小也是他们开创的。日本人的生活是很节俭的，包括住房、日常饮食等，绝不浪费，甚至到了让我们感觉小气的地步。我们现在讲究大房子、大厨房、双卫生间，人家日本人的住房也就7、80平米，一平米大的卫生间照样可以洗澡。现在是节约的潜力很大，实际上的浪费也很惊人。比方说，汽车文化实际上就是古代官员的“轿”文化的延续，现在官员用车不是看实用，而是看级别，你用进口的，我绝不买国产的。对老百姓来说，也始终走不出虚荣的怪圈。虽然大家都觉得奥拓这类小车省油，但是等到自己买车的时候，如果去买奥拓，可能就会觉得没面子。其实，在发达国家，家庭用车照样是小汽车占多数。这种落后的攀比和等级文化观念仍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蔓延，并造成大量的浪费。其他方面的例子也完全能说明这个问题。像美国土地面积和我们一样大，但人均比我们多多了，但人家仍然强调利用地下空间。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紧缺的，城市越来越拥挤，马路越来越宽，但就是地下空间得不到应用。美国整个城市轨道加在一起是三千多公里，光世贸中心底下就有九条交通线，而我们的地铁就这么几条，从长远规划来说，首先不是发展汽车产业，而应该不惜代价去建地铁。你想一想，地铁和小汽车的单位能耗，是1：88的比例。 我们现阶段应该提倡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并不是不享受，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老百姓应该享受，但是我们要给予指导。怎么指导呢？比如说在空调使用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根本没必要装三个空调，大厅里面装一个就可以了，房间里用电风扇，关起窗来，空调开高一点，电风扇再打开就完全可以了。又节能，又节电。但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指导和督查机构，你到商店里去买空调的时候，商家恨不得让你连厨房也装上。美国和日本就把这些事情统一委托给了供电公司。 其次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该用的用，该省的省。其三要加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就是建立一整套能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要依据法律加大惩罚，不罚不行。还有科技手段，比如公共场合的关灯问题，可以采用音控的节能灯。所以说方方面面的综合手段有长远的，有短期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仲大军：要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因为是人在从事着生产和管理，因此，人力资源水平将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水平。中国工业为什么高耗能、低效率，因为我们的技术水平低，管理能力差。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靠新的技术革命。技术进步同样能节省资源。包括对太阳能，风能的利用与研究，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将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最近我到商店里看了看，发现电视机正在进行一场更新革命，小薄板的新型电视机正在取代体积巨大的老电视机，这是一场节材革命，原来耗材巨大的老电视机被小巧轻薄的液晶屏电视机代替了。中国要在技术上跟上世界的潮流，这也是我们这样国家的唯一的出路。 谢然浩：美国是这样提倡使用节能灯的，用户买了节能灯以后，可以到美国能源部在全国的办事处去领三美元。就像我们建经济适用房一样，是补到人头上呢还是补到砖头上，他们实际上就是补在人头上了。再比如说节能电冰箱，日耗电 0.35度，三台的耗电才相当于一台老式冰箱。美国对此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花小钱省大钱，除了给予一点补贴之外，还制定绿色能源指标，对生产节能冰箱的，在用电高峰期，我给你特许的电网供电，因此，根本不用逼着企业去改进，企业自然就是争着生产节能冰箱。这就是机制的作用，所以，我当前政府基本应该干的事情，就是制定认证节能制度和指标。 6，中国人讲求“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在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根治国人的这种责任冷漠症？ 谢然浩：中国人的文化陋习就是他不讲内在的生活质量，而只注重外在的可炫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加强教育，尤其是从小让孩子们意识到我们在资源方面的危机。我觉得儿童时代的教育最管用。小的时候，我爹说人是不能犯错误的，犯错误就跟把墨水滴到衣服上一样，洗不干净很难看。那话我一直刻在灵魂里。 仲大军：对那种传统的封建奢侈文化，我们要用一种机制去抗衡它。譬如今年北京汽车展上价值998万元的豪华宾利轿车及几两价值都在四五百万元的轿车都被国内买走。中国是个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穷国，却要消耗西方发达国家都轻易不消费的奢侈产品，这种现象只能说我们的文化思想上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人将这些昂贵的轿车买走？我真想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消费者，你有必要消费这么昂贵的汽车吗？你这不是成心让洋鬼子宰一刀吗？ 我们现在很多制度都没有跟上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没有财产税和遗产税，我们国家的税收体制还仍然是一个生产税为主体的，还没有进入到消费税为主体的这样的税收制度。国外有些国家有财产税，一个房子一亿元，你有一亿块钱买房子，我就跟着收几千万的财产税。因为制度安排的滞后，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么多的社会现象都出来了，两极分化严重。对浪费问题也一样，必须要有制度，没有制度不行。 杨敏英：节约从各个家庭来说，很多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浪费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公共事业上，还有一个国家的管理，企业的管理。在责任意识方面，必须从教育抓起，这个教育应该是全民的教育，而不光是城市的教育，因为咱们国家还毕竟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是这些人文化素质没有提高，教育跟不上，那么这个希望是很难实现的。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