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价劳动力战略问题及精英文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专题辩论会评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年9月21日

2004年9月18日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值十周年庆典盛会之际，几位以中心为主的国内顶尖经济学者在会场摆起了擂台。这不能说不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一次高端思想和学识的交锋。陈平教授风趣幽默的主持艺术和六位学者之间展现出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对话的精神，对于所有参会的学者和学生都是一次学术文化启迪和思想营养大餐。

但是，尽管以林毅夫为首的六位教授的辩论中充满着精彩和智慧，也仍然可以感觉出一些思想的缺憾和研究的欠缺。这些缺憾不仅是中国经济学者的缺陷，甚至也是整个国际经济学界的缺陷。因此，我在赞赏他们的思想火花的同时，也对存在的问题做一评述。

一、中国劳动力成本没有标准，

在一个国民待遇不平等的社会里强调劳动力低成本是危险的，

主持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专题辩论会的中心副主任陈平教授是一个老三届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一代人里算是老大哥，他上过山下过乡，出过国留过洋，可以说是当今我国最土洋结合、学贯中西的学者代表。目前，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一半在北大。这种经历和身份角色使陈平教授具备当今中国学者很少有的一些独特视角。因此，要把他说成是“海龟”派学者，不光他本人不同意，我也不同意。陈教授上来便规定了辩论会的游戏规则和任务，指出当前的经济学界能提出最有价值的问题也可以。

发言是从名字按字母排序最后的一位学者周其仁教授开始的，周其仁教授是一位在天才上不亚于杨小凯教授的当代精英学者，他的才华和辉煌从80年代就早早表现出来。我对他的折服起自1989年4月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全国理论研讨精英大会。在那次会议上，周其仁先生的才华和天赋暴露的淋漓尽致。但是，9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甚至都销声匿迹了。按他的资质和资历，今天本不应该仅仅是做一个普通的北大教授，在同辈同代的眼光看来，他的地位应该更高更上一层。

周教授发言的大概内容是，中国的发展沾了劳动力低成本的光，一个意想不到的低成本，导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具有这样大的国际竞争力，但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今天面临着危机。另外制度成本仍然是抑制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的障碍。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可以说一直是周教授念念不忘的一个话题，但谈了十几年了，这方面的进步依然甚小。这一点我是完全赞成周教授观点的。

但在劳动力成本问题上，我在周教授等人的思想里发现了问题，那就是人文关怀。可以说对劳动力缺少人文关怀是当今我国经济学界的大问题。中国当前可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廉价并且人命也最不值钱的国家，每年光是工伤死亡就达15万左右，据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的调查，四川外出打工者的死亡率大约为2-3%，伤残率大约在8-9%。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从劳动力中降低成本，但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在哪里？劳动力的成本标准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从来都没有去关注和研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倒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今年5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研讨会，讨论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议案，要将劳动者的人文标准加入ISO体系。

为什么国际标准化组织都开始关注劳动的保护、劳工的安全和劳动者的利益，而我们中国学者却甚少考虑这些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重大问题呢？是我国经济学的陈旧、落伍，还是时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午间吃饭是，我与陈平教授进行了交流。按陈平教授的看法，这是中国学者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的结果，因为，芝加哥学派就是不研究人的问题。当然人家不研究人也有情可原，因为人家已经解决了人的政治权利问题，劳工权利的问题。人家的劳工已经有了充分的权利保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动保护组织，有千千万万个NGO等社会保障组织。因此，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确不需要再去考虑人的问题。因为在人家的国家里，如果损害劳动利益是违法的，劳动者是有权力抗议和保护的。

而在中国，罢工权于1982年修宪时给取消了，工会组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在这种体制下劳动成本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工厂要把劳动成本压到多低就可以压到多低，劳工无话可说。上海近些年里建起了那么多大楼，但人们知道上海的建筑成本中劳工的成本是多么低吗？据我中心研究员王炼利女士的研究，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266元！怎么能是仅仅266元呢？那就是欠薪，连钱都不给，谈何成本！对于这一事实，想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电视报纸也应该了解一斑。

因此，我想把那篇文章的序言放在这里再重复一下，让人们好好关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问题。

“通过调查，我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产业资本是如何廉价地利用[或说盘剥]简单劳动力的！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266元！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 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这不正是当前我国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民工被欠薪、欠资甚至赖帐的现状吗？人均年报酬266元，与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欠帐5600亿元正好相吻合！由此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当前我国一座座漂亮的城市，哪一个不是建立在本地和外来劳工的血汗付出和欠帐之上啊！

“人均年报酬266元是个不能想象的数字，就是1700元也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这些部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价格太廉价，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好欺负的农民，而在房地产业75%的其他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再就业的失业下岗工人。

“上海就业人员总数不是很可观吗？不是再就业工程的成就巨大吗？全市就业人员平均报酬不是高出了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吗？但是，如果我们能容忍GDP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增长的话，如果我们能默许统计部门这样来“平均”的话，那么，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共同富裕” ，中国就将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房地产是能增加GDP，然而，增加GDP有什么用？是哪部分人在创造GDP？对于创造GDP的人们，GDP又回报了他们什么？我们的经济学要好好考虑。”[引自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 “城市”栏目《房地产业的影响力是夸大的》。]

话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大牌经济学家们的漏洞，连一直受尊敬的周其仁先生都开始出错了。如果这些教授们按着效率优先的道路一头扎下去，早晚要走出大泽乡起义来。因此，我建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要再一次深入研究劳动力成本，并且把劳动力成本与人文标准结合起来，没有人文标准和劳动权利的劳动成本根本就没有价值。试问：奴隶社会的劳动成本与封建社会的劳动成本哪个低？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到底是要奴隶社会的劳动成本还是要民主社会的劳动成本？中国是个人权平等的社会吗？有哪个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象中国这样分明？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历来是回避问题的。因此，说经济学是虚伪的和伪善的并不过分。经济学者充其量只能做一个计算工具，而难以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其实如果捅破窗户纸，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无一不是建立在小民百姓牺牲的基础之上，并且，经济成就越辉煌，人民的付出和痛苦就越大。秦始皇修建起巨大的皇陵和宫殿，使他那一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雄伟的长城以及奢侈的帝王建筑，无不是靠透支劳动力得来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泽乡农民起义，惹得天怨人怒，改朝换代。

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续着这一模式，在缺少技术、资本和资源的情况下，只有打拼现有的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越是飞速，被牺牲的人口越是巨大，社会风险越是巨大。人口不是多吗？那就要让他们不值钱，多做贡献，但这种打拼是有限度的。我提醒中国的经济学者们要注意当今社会情绪和社会问题的变化，不要躲在宝塔尖里看不到现实社会问题。当今的劳资矛盾、劳动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社会不安全的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因此，我提醒大家，当今社会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与劳动力成本有关。这也是我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进行评论的原因。

中国有一名句，叫“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最本质地反映出军事成就与经济成就与劳动力的关系。这种建功立业的模式有时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生存需求，有时是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业绩的结果。历代政治家们无一不在密切关注劳动力低成本的极限，也就是将士们和平民百姓的忍受能力极限。经济学家们在这时候应该做什么？是用数学公式来测算这一极限，用人文标准来规范这一极限，还是与政治家们一起去打造政绩的辉煌？

我脑海里始终闪现着北京街头发生的一幕景象：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一群民工从酷热难奈的简陋席棚里跑了出来，来到人来车往的立交桥下席地而眠。这是多么脏乱吵杂的地方啊！但即使是露天之下，民工们都感觉比他们居住的工棚要好。这是人的生活吗？这种劳动力成本是人的成本还是猪和狗的成本？一句话，在一个人的身份待遇不平等、人权缺失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里侈谈劳动力低成本是极其危险的，

二、精英文明和精英经济的危害，

中国的经济精英要检点、反省，不要居功自傲！

现在要问一句：通过劳动力低成本创造出的财富最后都到哪里去？劳动力低成本是客观需要的吗？是谁制造了劳动力低成本？假如国家政府或资本家不是过度榨取劳动利润，中国能出现那么多劳动力低成本吗？为什么只追求劳动力低成本，而不遏制富人，遏制社会上的穷奢极欲？难道让劳动力低成本的目的就是打造一小数人的奢侈世界吗？因此，在中国这一时刻再侈谈劳动力低成本简直是犯罪。

但为什么中国今天仍然有一大批专家精英在津津乐道劳动力低成本？这恐怕与当前的政府追求以及传统的精英文化有关。可以说今天引起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仅有劳动力低成本的问题，还有发展的模式问题，即精英文化导致的精英经济追求。这种发展模式与劳动力低成本战略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精英发展的追求，便难以有劳动力低成本的需求。越是要打造少数人的精英经济，越多的劳动者要为之付出低成本的代价。说到底，中国式的发展，最终是精英群体的发展，而很难是普通百姓的发展。并且精英群体越是发展，平民百姓被淘汰得越厉害。

继张维迎教授发言后，易纲先生点出了中国“精英文明和精英经济的脆弱性”这一话题，我认为易纲先生看问题是看到了点子上。易纲教授从根本上指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危险，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精英文明和由此导致的精英经济，那么中国社会发展到最后再度发生动乱和破坏是很容易的。陈平教授接着指出，中国教育至今仍停留在科举教育的模式上，没有发展成创新教育，仍然在为精英文明做精神准备和资源储备。

由于这种状态，中国至今也没走出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治乱循环圈，即通过劳动者低成本的付出，打造出一个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然后再产生一场由社会愤懑导致的暴乱将其摧毁。因此，中国的发展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中国历史建造了多少工程浩大、奢侈华丽的帝王工程，但有多少保留至今，有多少毁灭于战火？为什么起义的农民们对这些奢侈品如此愤恨？说到底是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中国建国后走了几十年极端平均主义的道路，造成一大批人反感，于是现在又在追求极端不均衡的发展，又要造成更多人的反感，又在酝酿着被破坏的危险。既然我们对历史的怪圈看得这样清晰，为什么现在不大力纠正和避免这种破坏性的历史之路呢？

看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文化理念，除了效率至上，就是西方的商业文化消费物欲大潮；除了GDP追求和拜物教崇拜，就再也难以找到公平、文明、正义、民主和平等的诉求。在这样一种庸俗的经济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后意味着什么？就是降低了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最后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可能还是历史治乱圈子的重复。

那么是什么原因能导致中国仍然存在着这么强大的精英文明呢？答案只能是中国缺少现代的民主政治，说到底是普通平民缺少权利，社会缺少平等和公平。只有这样非民主的、特权流行的国家才能出现精英文明的发展。

周其仁教授认为我国为什么能以3-5美元的低价向外出口产品，是因为制度成本高，劳动力素质低，我认为是中国劳动者缺少谈判权利，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制度。这些问题仅从经济上是找不出原因的。当工人缺乏自己的组织，缺乏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资格时，就只能象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周教授这些年里眼睛一直盯着政府，在减少政府权力上下工夫，但我认为，与其让政府减少权力，不如落实劳动者的权利。

放眼看看我国当前的现实，哪个地方的工人一起来闹事，马上抓起来。一个安定团结至上，压倒和掩盖了一切社会矛盾。我所知道的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因为代表本行业职工的利益做了一些事，立刻被冠已xx罪名被判刑3年 [请看本文后面他妻子的一封喊冤信]。目前全国每天上访告状的不下几万人，伸冤者络绎于途，这些事实都被新闻媒体掩埋着，更被我国理论研究界的学者们所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怎么能做出正确的理论！除了屠龙术表演和滑天下之大稽，再就是糊弄一班年幼无知的学生了。

总之，中国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中国经济腾飞所有的秘密都在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贡献。一些富有者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普通劳动者财富的占有基础之上。当然也与精英群体的涌现有关，但在中国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能过多地夸大经营者和企业家的作用。张维迎教授一句“尊重企业家的作用”招来社会诸多非议，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社会背景。

如果让我来评价改革20多年里，什么因素对中国经济腾飞贡献最大，我将毫不犹豫地将廉价劳动力摆在第一位，即说得好听一点便是劳动力低成本战略，其次才是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便难以对得起我们的人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精英们要认清自己的作用，不要动不动就摆出一副骄横和功臣的样子，不要赤裸裸地瓜分人民大众资产，之后还心安理得。如果中国的精英们摆不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历史就要演变到另一极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还要重演。

之所以要写下这篇文章，是因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库，当前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主要由这些思想库影响着，正是这些学者们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才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了大量忽视劳动者利益的现象。如果这篇文章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也应该是中国劳动阶层的大幸。

最后，我还要在此文后附上一些参考材料，表明当前我国劳动阶级的地位和权利已经薄弱到什么程度。这几张照片都是我在下工厂调查是拍照的，也希望更多的专家教授们深入我国的工厂与农村，不要仅成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作客。

照片[请点击查看]：

工作在有毒气体中的刷胶水的女工

车间里带口罩作业的工人

一天工作15个小时的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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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位因维护劳动权益被判刑3年的出租车司机妻子的信

冤啊，请救救老郭！

郭如涛的妻子 雷秀枝

2003年10月19日

各位领导、各位公务员、各位朋友：

您们好！我叫雷秀枝，是郭如涛的爱人，现在我把我看到的事实和我了解的老郭写出来，盼望有个说理的地方为老郭伸冤。

郭如涛，男，1950年3月9日出生，现年53岁，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他15岁开始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数十几年，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干得很不错；后来与单位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了。只好于1998年-2001年从事出租车从业，1999年11月8日大包一辆夏利出租车承包期2年，借钱交付押金20000元。在1999年时夏利车生意还可以，除去给车主每月交4200元的包车费外还有些剩余。但好景不长，在2000年4月以后至2001年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淡，在此期间市上还要求夏利车必须装煤气罐，需要5000多元，当时我家连2000元都拿不出来。由于2000年夏利车与富康车、桑塔纳出租车价格一致都实行6元/3公里，在这以前富康车、桑塔纳出租车实行10元/3公里，这样上座率大幅度降低。且从早忙到晚工作12 -16小时，他成天筋疲力尽，甚至到最后走路都轻飘飘的，老是头顶上有一层阴影笼罩着，挣的钱还不够上交车主，而且我打工挣的两份工作的钱一发放就交给车主。就这样一直坚持到2001年4月，车完好无损交给车主，加上扣除未上交的钱和其他费用，车主欠老郭14000元一分钱未给，老郭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出租行业，欠了一屁股的债。

2001年8月他在科学院一个公司工作，担任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由于该公司冬天事情比较少，他喜欢听听收音机、看看报刊、杂志、法律方面的书籍。有时听见、看见有些新鲜的事情或新的法律条文（有关交通法规）就喜欢通过电波、电台说说。偶尔说说他开出租车时的辛酸，谈谈他自己的看法（大部分都是照着文件或报刊、书籍）。由于出租车驾驶员的工作空间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流动小屋--出租车，他们只能听听广播，还要把乘客安全送来接去，还时时刻刻地注视着交警的罚单。这些驾驶员听见老郭讲得很有道理，能说到问题的本质，口才较好，遇到事可以想办法合理合法的解决。就这样慢慢的驾驶员都知道他的存在，都喜欢找他聊天、谈谈自己的不愉快、说说自己在营运中遇到的事及如何处理等等，但知道他的人很多，见过他的人极少极少。

乌鲁木齐出租车行业有其他车队白顶灯和出租车公司绿顶灯之分。又到营运证续费的时候，白顶灯交10000元/每年，而绿顶灯的交13000元/每年。这样很多新疆旅游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就不愿意，这样收费太不合理！还有很多驾驶员都说新疆旅游出租车公司原是国营企业现改为民营企业，将绝大部分国有资产变为自己的财产，也将挂靠在该公司驾驶员的产权慢慢变为他自己的财产，将驾驶员的名字变更为公司名称。在这种情况下，乌鲁木齐大部分驾驶员在知法、懂法、不违法的情况下要求请律师代理此案，按照法律程序要回自己的产权。

在2002年4月5日晚，他们请来了新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请来了中国报社的高级记者、铁道部的作家及当地2个电台的主持人，还有新疆大学有名的法学教授，也打好法律委托书委托律师代理此事，准备在吃饭时将主要法律常识、涉及到法律内容及具体事项与驾驶员商量。但是，驾驶员从下午七八点一直等到晚上11点左右，食堂门就没有开，人越来越多，当晚差不多有好几千人。这里有驾驶员及家属、公安局、公交分局、国家安全局、有些车队的队长、出租公司的有关领导，其中也有科学院家属在看热闹。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人将门从里扣着，满桌子的菜不让他们吃。

新疆的4月天气特别凉，很多驾驶员都冻得直哆嗦。老郭晚上8点钟到食堂，看见门被锁上，就找食堂老板，可老板始终找不到。后来听说他被公交分局的人叫走了，命令他不准给驾驶员开门，若开门让他们后果自负。很多人就想不明白，婚礼丧事请客也是很多人吃饭，为什么我们自己掏钱吃饭就不行呢？国家安全局的人还以为发生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一看就是驾驶员吃饭嘛！就撤走了。公安局的人也陆陆续续走了。有些扰乱分子就在人群中高呼：明天歇业，明天歇业。当时我也在场，很多驾驶员都说，不可能，谁会这么说，歇业。等了一二个小时后，老郭就给驾驶员们说：你们一定要按法律程序走，要依法办事，今天进不去，你们就回去吧，千万不要乱。将他们选举的几个出租车代表名字给大家念了。驾驶员也陆陆续续地走了。

后来听说，当时在北京路从医学院到二宫这么八、九站路布满了武警、消防车、洒水车，还以为这里发生什么危害国家的事，当晚老郭被一个出租车驾驶员王华新叫走了，说公交分局的局长于局长要见他。当时，他没听其他驾驶员的劝阻就去了，当晚郭连山副市长接见了他，就说：我做了半天的工作不如你十分钟的讲话，你的话很有鼓动性。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对老郭说：我劝你不要管出租车的事，这样你会付出代价，我们这么多的警察会每天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只要出租车行业有什么事，第一个找的就是你。老郭说：我是一个公民，应该可以管吧。没想到4月7日被公交分局的干警给抓走了，一走就是17天，留置2天，行政拘留15天（“非法集会”）。就从4月6日开始公交分局人员24小时连夜加班加点抓将近百名驾驶员询话、传讯、留置、拘留。我也被留置了48小时，因为我是郭如涛的爱人。那几个出租车代表天天都被叫到派出所、公交分局报到。杨勇也因为“非法集会”被行政拘留15天。“让律师写检查，闭门思过”，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都不允许提这件事，若提此事的人员直接下岗。

于是，出租车驾驶员这种冤屈不知向谁申诉，更不知哪个部门能够管。请律师走法律程序，不行。只好上访北京，将新疆出租车驾驶员的事情向上一级部门汇报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苦情。于是，他们驾驶员就自愿掏钱交给银行，筹集一些钱准备打官司、上访。他们驾驶员认为老郭为人正直、光明磊落、爱讲实话，看问题可以看出事物的本质，又懂得一些法律，不会做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有三个新疆旅游出租汽车公司的驾驶员代表就委托老郭担任他们的此次上访事宜。并于2002年8月与他们三个等（杜长江、杨福科、李惠等）签订了劳务合同。期限一年至2003年8月，年薪5000元。如到外地办理驾驶员的事情来回的差旅费及路费由他们承担。

从2002年8月至2003年4月他去过北京上访两次，走过信访局、北京市纪检委、北京市人民法院、北京市建设部、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经济时报、工商时报等几个报刊社，将新疆旅游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的沉重的包袱、年年负债经营的日子、非法抓人及拘留的事、有新疆旅游出租汽车公司现存在的国有资产如何变为私有财产，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情况向上述部门反映及需要他们能够尽快解决。

2003年1月18日老郭和一个出租车驾驶员合伙开了一个饭馆，隔三差五有关部门上门查这个查那个，还有公交分局经常光顾这个小饭馆，听说有些执法人员开着车离饭馆远远的地方用望远镜看，并把吃饭人的车号记下来，还打电话吓唬他们。

2003年8月底老郭在新疆鹿鸣律师事务所工作，与该事务所签订了聘用合同。老郭负责找代理事项，事务所的律师随同出庭。正在老郭准备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事的时候，噩运又降临到他头上。

2003年9月19日晚11点至11点半，有六、七个穿着便衣自称自己是市公安局的，没出示任何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的“警官”抓走老郭。居然不说出为什么把我的老公郭如涛给抓走了，且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当时有一位个子高高的警官狠狠地说：“姓郭的，你总算有今天” 老郭说：“我和你们无冤无仇吧”老郭说：“传唤也得出示传唤证，拘捕也得出示拘捕令”，老郭就说：“你总得给我家人一个交待吧”他们说：“什么交待，你老婆不是在吗？她不是知道吗？在说啦，口头传讯也是可以。”那位办案警官恶狠狠地说：“你不走，是吧，我用手铐把你铐走，把你抬上车”他们当时还搜查了老郭的公文包，他的包里全都是些法律方面的资料。

从9月19日至现在已经30天，既不让见人，不告诉怎么回事，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关着。涉嫌诈骗案？究竟诈骗谁的钱呀，我现在很糊涂。一同抓4人都是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因为去年有250多名驾驶员自愿捐钱，很多驾驶员有满身的债务需要偿还，自己没时间去找有关部门及单位，就委托几个出租车驾驶员（杜长江、杨福科、李惠等），他们几个再委托郭如涛及他们自己代表交钱的出租车驾驶员去北京上访，代表他们处理一切有关产权及出租车自己合法权益的事。这来回的路费、住宿费等开支劳务合同上写着由甲方（出租车驾驶员）支付，请问这也算诈骗吗？（见附件劳务合同）

老郭只是因为受托于出租车驾驶员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合法权益就得如此的遭遇。为了做好法律工作者应做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就遭如此的下手；况且已到一个月以来调查取证已该告一段落了，为什么还不放人？为什么还无休止的把人关在看守所里，限制人身自由，让他受尽身心折磨和精神折磨，他们根据什么法这样做？这法律何在？公理何在？

在这样一个“依法治国、以德治民，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居然有那样不讲任何道理的执法人，难道只要有正义感的人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都被抓起来吗？现在不是言论自由吗？说说话，讲讲实话，就招来某些领导的不如意，就惹来自己的牢狱之灾吗？

郭如涛的爱人：雷秀枝,

2003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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