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这个转型的表现形式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其实质是从绝对的公有制向产权多元化转变。到底用什么手段实现社会转型，国外已有大量的先例。其类型无非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权贵私有化，另一类是民主私有化。权贵私有化多半是由专制政府用铁腕形成既成事实，但日后隐藏着较大的社会危险。民主私有化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达成社会契约，私有化的过程相对公平合理，日后不会出现清算问题，基本能维持社会稳定。

联系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一条与苏东国家不同的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某些国家的权贵私有化，也不同于东欧国家的民主私有化。这是一条按中国国情进行的改革。尽管这一实践存在着许多模糊性，但毕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条道路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后果如何还有待于观察。在这一转轨过程中，中国可以保持一定的专制，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式的专制是历史阶段性的，并且也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一旦向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否则，缺少监督的权力也会给社会转型带来诸多问题。认真看一下秦晖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

中国应当怎样进行社会转型？

----东欧各国私有化的道路及中国的选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03年2月23日

转型时期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大变动的时期。中国到底采取哪条道路？现在思考和做决定还不迟。转型的实质是从依附于共同体而走向个人的独立，它主要是一个逻辑概念而不是一个经验概念。

就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警察改革”而言，俄国当时正在实践的斯托雷平模式要比并无“瓦解公社”内容的普鲁士实践典型的多，所以我曾建议把这种改革类型称为“斯托雷平式道路”。而就民主条件下的大众私有化改革而言，当代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民主显证最为健全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又比美国更为典型，因此我把这类改革称为“维谢格拉德式道路”。

俄国当年的社会民主派认为，虽然权贵们和农民群众都要搞独立农庄，但问题在于：独立农庄应该建立牺牲普通公社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牺牲权贵原始积累利益的基础上？在贵族们看来，如果是后者，那就是破坏，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建设。今天我国的社会转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如今一些权贵看来，如果国有资产平分给了老百姓，这就算是“破坏”，而如果国有资产转到他们手里，这就算是“建设”了。

在中东欧转轨前，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也在搞“价格靠拢市场”，并开始出现官员自发的私有化。而那时的民主运动却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化”形式。尤其在波兰，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工潮几乎都是直接反对“价格改革”的，而到80-90年代之交则直接反对“自发私有化”，反对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正如斯托雷平时代的农潮都是反对“警察私有化”一样。但谁也不会认为东欧当时的民主运动是在为斯大林主义招魂。实际上，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进程已经表明的那样：反对“自发私有化”是为了启动民主私有化，而在民主化之后价格放开时，过去为价格问题动辄上街的波兰人却表现了惊人的理智，使转轨得以顺利实现。

波兰人的民主运动遏制了权贵私有化，使他们在进行民主化时公共资产保存得还相对完整。后来的私有化是在民主化条件下进行的，不仅“公共选择”比较发达，各利益群体的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相当充分，更重要的是代议制民主的委托授权-代理监督机制解决了把“看守者交易”变成合法的委托代理交易的问题。

然而，波兰式的民主私有化最终实现的产权配置尽管并非尽善，在多元化社会里人们评价也不一，但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却无可置疑。尽管“剧变”以来十余年里政权左右轮替多次，左派下台又上台，这一产权配置结果却得到公认，决不会出现清算问题。正常的市场秩序与经济增长机制也得以实现。

我们知道转型时期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大变动的时期，专制政府可以以铁腕形成既成事实，民主政府却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社会契约。东欧转型启动时在先民主化、后私有化条件下民主政府可以凭手中的公共资源在私有化过程中摆平各种利益关系，或者可以象捷克那样把国有资产公平分配，让大家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通过公平分家实现亲兄弟明算帐的交易秩序。或者可以边现国有资产以获得财政能力，支付转型时期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物品供应以及历史欠帐。转轨以来东欧国家虽然麻烦不断，但多能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然而，如果在民主化时公共资产已经先流失掉，在社会矛盾严重时政府，民主政府手中没有可分的财产，就会丧失平衡能力，如果到了不能不从一些人那里夺来资源给另一些人，并且力度超过一般的二次分配，社会稳定就会大受冲击。中国将来的情景可能就是这样。

迄今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成功过程虽然各有特点，总的说来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象拉美、南非、东南亚，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民主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问题。在民主化过程中为避免失序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政治和解，通俗地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 握手，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二类是一些需要由“公”而“私”转轨的国家，象前中东欧诸国，在公共资产基本保持完好的情况下完成了民主化。此后的产权改革因而可以在公共参与、公共授权、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进行----纵使其“实质公平”可以质疑，但其“形式公平”至少可以实现，其产权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成为社会稳定的条件。这也就是所谓“维谢格拉德道路”。

而斯托雷平道路的实践不同与以上任何一类，历史上还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先例。以平等的名义抢劫私财和以效率的名义私吞公产，往往很容易互相转换。权力统治财产的制度在导致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同时，同样无法保护公共财产不受权力的侵犯。而宪政民主下的公平交易市场制度与产权制度往往被认为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实际上它也是最能保护公民共有即所谓公有财产。五个人做出决定就可以剥夺第六个人的民粹主义很容易转化为声称代表五个人的那个人做出决定就可以剥夺任何一个人，即可以剥夺所有人的寡头主义。

1905年时的俄国农民对“剥削者公社”并未表现出多少好感，那时如果民主进程成功进行，或许俄国已经通过民主私有化走向“美国式道路”----就象今天波兰人那样。但是到1917年“警察式私有化”已经引起众怒，一场民粹主义的清算浪潮使俄国在“普鲁士式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冰消瓦解，但俄国这是退出普鲁士道路却没能转向美国式道路。直到70多年后，俄国人才又一次得到了他们在1905年失去的机会。再者，假如在1913年“斯托雷平繁荣”的高峰时期俄国统治者能够主动恢复1907年被警察手段中断的民主进程，结果必定也会与经济崩溃后激发的1917年的“二月民主”大不相同。

我们今天正陶醉于落日辉煌而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经济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永远超长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的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的民主所造成的混乱，人们已经都看见了。中国要未雨绸缪。

据报道，2003年1月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3700亿元，全国的居民储蓄本币存款总额大约达到了9万亿元，加上大约近1000亿美元的外币存款，我国居民的本外币储蓄存款目前已经达到大约10万亿元，再加上约2万亿元的现金及约2万亿元的股票和债券，这样算起来我国城乡居民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大约为14万亿元。相比起2001年底的11万亿元，我国城乡居民的私人金融资产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多出约3万亿元来。私人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而迅猛的。

在1996年末，我国个人金融资产总值5万亿元，在此后的5年总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年增长16%以上，比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这段时间价格基本稳定，所以数字是直接可比的。私人资产快速增长意味着国有部门负债率高增长，国有部门净负值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事情很明显，近些年里，国有部门成了最大的借贷者和债务人。借债为生是当前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说中央财政的负债率不高？

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净负值等于个人的净债权，个人净债权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净负值的高速增长。从统计方面看，全社会实物总资本市值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净负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总资产的增长速度。对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其负债的增长速度高于总资产的增长速度，总有一天要破产。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沉重的财政债务也是产生危机的重要因素。

全社会实物总资本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比例。由此可以根据后者来估计前者，这样算下来，个人总资产与全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已经很高，并且在不断上升。按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计算，中国目前资产性财产总额为38万亿元左右，其中国家占有26%，集体占有9%，居民占有57%，余下的8%为港澳台及外商所有。如果这一统计是正确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个人资产在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0%左右，国有资产的比例大约只有国家财富的1/4。再继续私有化下去，已经没有多少家底可分了。种种情况显示：近些年里，中国经济部门私有化的进程是十分迅速和隐蔽的。这一切都是在传统的政治模式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权贵私有化”的性质。中国应当尽量避免少走弯路，确保社会转型的顺利和安全。

[注：为了增加可读性，本文后半部分含有数字的4小节是本中心编辑加上去的。特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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