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变大：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选择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2002年8月17日

如果说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是迫在眉睫，那么，我国的城市化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而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实践上的。

在理论上，概括地说，已有的主张大体上五种：一是小城镇模式，二是大城市模式，三是中等城市模式，四城市群的模式，五是主张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应当说，这五种模式已经概括了理论上的各种可能性。但问题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其在实践的层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可能是最可行的模式，在实践的含义上也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在上个世纪的80和90年代，风靡一时的是所谓小城镇的城市化模式。这是一种田园诗式的城市化模式：农民离土不离乡，既可以避免大城市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又可以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结合点和纽带。甚至有人将其看作是中国人的一个创造，是一条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也有人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论证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有几个亿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仅靠大城市是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口的。似乎中国的城市化要走小城镇的道路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但20年的时间过去，事实已经变得很清楚。小城镇除了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而且历史上又有小城镇传统的江南地区发展较快之外，在其他的地区，这种模式几乎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以人为的特别是行政因素建立的建制镇，除了辖区的名称改变了之外，几乎很难说有什么实际意义。特别是在人口密度较低，乡镇企业也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小城镇的发展就更是无从谈起。问题很清楚，小城镇是和乡村工业相联系的。在历史上，江南小城镇繁荣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当地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在80年代的是时候，由于城市中的改革远远滞后于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中释放出来的资源和从 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无法进入体制仍然僵硬的城市，于是就在农村本身积聚起来。这就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体制背景。而改革滞后的城市国有企业对市场竞争的不适应，也为体制灵活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这样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天津大邱庄这样一个村子里面却崛起了一个钢铁生产基地。原因就是灵活的体制优势带来的收益大于工业分散性的代价。

但当城市中的企业制度改革大体完成，民营和私营企业大批成长，市场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乡镇企业体制上的比较优势也就消失了。到90年代中后期，乡村工业已经逐步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发展势头。就是在乡村工业发展得最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也在开始遭遇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来自于产权不清晰的体制，甚至也不仅仅是来源于乡村工业的分散性。要知道，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是要以现代的城市文明作为支撑的。因此，历史地看，乡村工业也许只是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以这样的一个插曲来作为城市化的支撑，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些地方的小城镇建立之后，似乎就永远也长不大了。而人们起初对小城镇所鲫鱼的那些希望，有很多也落了空。比如，开始有人说，小城镇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但事实是，小城镇建设对耕地的浪费是巨大的，而且分散造成的污染要比集中的污染更难治理。再比如，开始时有人说，发展小城镇可以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事实是，在小城镇中，除了乡村工业中提供的就业机会之外，很难有其他象样的行业能够发展起来。问题也相当地清楚，细致的劳动分工，新的行业的产生，都需要以规模为基础。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就更是如此。一个100万人的大城市可能需要几十条公交线路，而一个万人的小城镇可能一辆公交车都不需要。也就是说，只有规模才能形成分工，而只有分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在有关发展大城市的讨论中，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人们所谈论的更多地是发展大城市的优越性，以及有关在中国发展大城市的主张。但发展大城市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却往往是含糊不清的。是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还要继续发展？还是说要在中国新形成若干大城市？我认为，尽管我们对大城市的优越性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当城市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确实会带来种种的问题或弊病，比如污染的问题，交通的问题等等。因此，现在应该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要在中国发展大城市，决不是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要继续扩张（事实上是在继续扩张），而是要新形成一批大城市。更现实地说，是要使一批现在规模在50万人到100万人的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这就是所谓“中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