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里刊出一篇非主流专家的观点文章,在政治话语相当混乱的今天,杨帆教授以另一种角度审视了中国发展的潜在问题。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对全球化问题有相当大的分歧。一种是理想主义的非摩擦地融入,一种是融入之中仍保持独立性和自我性。中国能否顺利地加入国际社会,是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问题。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制度特色,这样一个大国和这样一种制度能否与周围国家取得长久的和平发展与交往?是中国的世纪问题。中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是出现了反映左中右三条道路的思想:全力融入、适当融入和独立发展。当前主导我国发展的是第一条道路:全力融入,这也是主流思想,其表现在经济上是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参与国际社会。由于这条道路存在着一些弊端[参见本文后面附文中王志乐先生的研究],现已招致越来越多反对者的非议。但如果陷入非主流派的思路中去,也可能出现另一种现象,即大量的国民财富重新投入军事武备。如果中国的军费开支再次达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程度,即占财政开支的10%左右,那么,每年百分之八九的经济增长就等于零。因此,中国人的生活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已经成为下一个争论目标。总起来看,左右两条道路都存在着大量消耗国力和资源的问题,中间道路是否能维持,还要看发展的态势变化。此文后面还有附文两篇,敬请关注。]

论中国的战略产业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杨帆  教授

2005年2月3日

从国家安全逻辑出发,从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更能反应国家利益。超越所有制之争,发展国家战略产业,依靠以国防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产业。争取国家产业技术结构的真正升级。技术升级不能依靠外资,国家不必过分强调企业国有,而应把控制重点放在非股权控制方面。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设立假设敌。我们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爱国主义目标。中国目前是什么形势?首先应该认清自己是强者还是弱者。

一、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冲击;

25年的资本逻辑洗脑,即使是爱国者也相信“先经济后国防”这一套,殊不知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促成“权贵买办”形成,寡头势力强大了,他们进一步削弱国家安全,结果是:GDP 越高越没有国防,中国宋朝最为典型,经济自由且腐败,繁荣但限制国防,如果没有敌人,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可惜假设前提错了,宋朝覆灭是中华文明下坡路的开始,宋朝的教训值得汲取。1840年以后一系列战败使文明陷入谷底。文明的复兴来源于抗日战争和以后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国家崛起的根本标志是对外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对印自卫,抗美援越,珍宝岛,即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也没有消失,只是转变形式而已。经济发展防止经济依附性过强,无法承受西方封锁与制裁,中国会丧失外交利益。要发展独立自主的高科技与知识产权,注重虚拟空间和文化斗争。防止外国资本控制我国经济命脉,并影响政策与政治。实施内部需求为主导的政策,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进口能源原材料与高科技,把借给外国人运营的中国国家外汇资产[将近2000亿美元]变为国家实际能够控制的人民币资产,如石油粮食科技军事储备等等。

中国民间资本现在应该发现自己是弱者,弱者信奉新自由主义就是信奉吃掉自己的理论。当时有国家保护,企业家迅速崛起,相信弱肉强食这一套,批评政府干预。现在政府不干预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勾结外国资本吃掉民族企业,后几年中国腐败可能加剧到不可想象程度。跨国公司行贿操纵政治的手段远高于中国民间资本。以后腐败的实际作用就是政府权力和跨国公司资本结合起来吃掉中国民间资本。

二、以裤子换飞机的方式,给中国战略产业带来灾难.

有人说美国20年之内反恐,不会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中国有20年发展机遇,他们鼓吹中美经济互相融合与依赖,鼓吹中国拿一亿条裤子去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只要中国以牺牲自己的航空制造业为代价,每年购买美国几十架波音飞机,就可以依靠或者利用美国来制止台独和日本军国主义。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于他人,把美国看成人类救星。而美国设立假想敌,是它最为成功的国家战略。日本也正在从经济动物转向军事动物,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又在大洋彼岸,是最安全的国家,可他们的“威胁”名单越来越长了。

三、经济严重依靠于国际市场, 是大国危机。

中国没有大国战略,对国际市场依赖太高。即使没有台独和战争,发展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 资源远远不够。经济上依赖国际市场而又没有强大国防,这是国家安全危机的根源。经济命脉不能被外资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受外国干扰,易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已经出现以下问题:需求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严重依赖于进口;国际跨国公司控制我经济命脉;腐败蔓延降低政府能力;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内乱外患,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不能打仗的结构,怎能形成威慑?经济安全首要依靠军事强大, 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四、中国安全最大弱点,经济发展与安全脱节

    以经济增长代替安全,“安全”二字甚至成为禁区,谁谈安全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科索沃战争以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从炸馆,撞机,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逼迫朝鲜;日本武装和台独嚣张,促使安全讨论成为热点。但总是被动的谈安全,猜测美国的态度。

   大国崛起是科技革命,体制改革和战争,我国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安全等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因为和平时期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确立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国防地位。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海权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海上霸权发生冲突。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力量。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传统地缘屏障,属于中国安全边界,必须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能够达到,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

五、确立国家战略产业。

经济的繁荣消磨了中国人的斗志,在一个时期里实施“韬光养晦”的驼鸟政策。但争取和平的最有效手段是发展国防。权贵卖办与精英本来就在精确配合美国和平演变,不惜一切代价求偏安,藏独, 疆独, 台独的危险,国家四分五裂,交出弹星,自毁长城。中国不仅不能崛起,反而被台独势力逼到“不外战就内乱”的境地。

“国家战略产业”为主导,超越“国资”和“私有化”之争。特别防止少数人利用权力侵吞国有资产,防止跨国公司整合国家战略产业。确立独立战略产业的发展,包括核、航空、航天、电子、常规军事武器、战略能源原材料储备。在航天技术突破以后,关键是发展国产大飞机。要以国家立法形式确定长期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要利用国内市场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品牌。

六、设立“假想敌”,中国稳定20年的关键

我们树立“假想敌”的预测方式,在台湾和日本问题上绝不让步,在关键时刻敢于对抗美国。只有如此,邻国才不敢追随美国,而美国就无法遏止中国。“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中国许多弊病都源于此。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也与没有假想敌人息息相关。内部问题如果没有外部敌人的假设, 是很难解决的。未来战略应该设“假想敌”,那就是台湾独立势力与日本右翼,假设他们能够成气候,背后是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对手关系,中国怎么会有“20年战略机遇期”?美国是以反恐为名占领中东,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其威胁中东朝鲜和台湾,本身就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是中国人战略思维的退化,这也是经济思维的负产品。

先有假设敌,才能够优先发展国防,才能恢复信仰,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才能遏制腐败,所谓“先进制度”才能真正起作用,才能有强大的国家和政府, 而不是被金融寡头操纵的政府,以承担一系列市场经济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美国的经验,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向美国学习?

七、以战略产业为主导实现所有制改造与产业结构升级

“国家战略产业”为主导,超越“维护国企”和“私有化”之争。特别防止少数人利用权力侵吞国有资产,防止跨国公司整合国家战略产业。要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理论指导,以国家鼓励和国家控制为原则,发挥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的作用,确立独立自主战略产业的发展,包括核、航空、航天、电子、常规军事武器、战略能源原材料储备。在航天技术突破以后,关键是发展国产大飞机。要以国家立法形式确定长期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财政开支差旅费全部搭乘国产飞机。中国拥有最大的国际航空市场,要利用国内市场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品牌。

在经济与国防的关系上,要对国防进行补偿性的投入。毛泽东时期造原子弹功绩不可抹杀,邓小平“先经济后国防”的标准是国防经费占GDP的5%,而现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国防经费不足2%,再说没有钱,让军队“忍耐”,实在没有道理。高科技的主要部分与国防密不可分,这就是美国维持每年4000亿美圆,比中国高10倍军费的道理。

八、文化安全的关键是重建信仰

300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压到谷底,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败于西方,因此精英层思想和价值取向是追随西方,每逢改革潮流就批判孔子。他们一整套世界观,从庸俗进化论,直线历史观,西方普适价值观,西方文化中心论,科技至上论,自由市场论,自由选择论,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接轨论,在改革初期起到积极作用,在90年代走向反面,纳入新自由主义轨道,填补中国意识形态真空,起到了瓦解国家民族的消极作用。
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应该树立新的文明,这就是以孔子—孙中山—马克思—毛泽东为线索的中国文明,同时能够吸取西方先进的文明。对于西方的学习只能够停留在技术和制度层面是由于,信仰系统无法移植,说全盘接轨等于不要信仰体系,先进制度最终不能建立起来。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民族信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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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两篇:

地位显露垄断苗头 在华跨国公司负面影响扩大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  杨晓平

2005年01月31日

每年上千亿财富流向国外,让出市场并没换来技术优势,地位显露垄断苗头

  至20049月,我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目前,我国每年利用外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1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企业交纳税收占全国税收20%以上。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达2200万左右。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近年来,中国国内有关学者、媒体以及相关机构,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影响给予高度关注。人们对此展开的讨论集中在如何看待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今后外资的规模以及如何调整外资战略与政策。

日前刚刚出版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认为,在看到吸收外资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应当看到外资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告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快速发展。GDPGNI是两个不同的统计指标。GDP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GNI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即国民总收入。(GNI不包括外国企业在我国取得的收入,包括我国企业本国以外的收入)。”1992年前各年份,中国的GNI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但是从1993年起到200311年间,中国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GNIGDP差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每年约1000亿元人民币)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国外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1993年以来,恰恰是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放大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收获期,外国投资者从中国获取的收益还将增加。

  GNIGDP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一个国家处在欠发展阶段,经济系统缺乏与外部资源的交换,这个阶段GDPGNI几乎没有差额。

第二阶段,经济系统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到一定规模,外资企业开始取得比较大的收益时,经济系统的GNI开始少于GDP,而且差额越来越大。

  第三阶段,经济系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本地企业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开始对外投资,从国外获取利润。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收益增加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收益增加,经济系统的GNI逐步增加,取得GDPGNI的平衡,甚至超过GDP

由于大量吸收外资而导致GNI少于GDP是我国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我们对外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引进来阶段,中国经济确实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按照科学发展观,这种增产不增收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当极力避免的。

  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近一年来,人们反思吸收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对于我国工业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一些学者和企业管理者认为,我国吸收跨国公司投资,并没有实现市场换技术的初衷。
  有学者认为,从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结果不如人意。在当前的外来投资中,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已占绝对多数,这就令中国更难通过开放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尽管外资在华企业不少从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但这与中国自行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完全是两回事。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不少人期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过对外国技术和管理耳濡目染的接触和感受,来搭建未来国内企业的技术平台,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这方面的批评特别集中在汽车工业。 2003年科技部调研室委托的一个课题研究报告分析了跨国公司是如何在合资陷阱中阻碍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开发道路的发展。报告深刻分析了造成中国汽车企业合资后丧失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原因。报告认为,外方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手段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在合资企业引进了外方的产品技术,合资带给中方的绝大部分是外方产品的生产许可权,而不需要产品开发活动。合资企业没有产品设计确认权,因此合资企业难以对引进的产品技术进行任何修改和创新。

第二,由于引进新产品的主导权被外方掌握,所以合资企业不可能进行违背合资外方母公司利益的创新活动。

第三,在外方主导产品权的情况下,合资外方很难容许在合资企业中存在一个活跃的研发组织。中国企业与外方合资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研发力量大量流失。

据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调查,彩电、计算机、DVD和手机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产品,这4种产品的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多数不在我国企业手中。例如,在DVD57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的只有9项,还都是非核心技术;在个人计算机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69项;在彩电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72项,其中包括10项非核心技术;在手机65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33项。

在探讨跨国公司对于中国技术发展中的影响时,不能把体现在产品上的技术同能够开发、设计和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混为一谈。据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调查,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著名跨国公司按照合同都认真地转让了技术,而且这些转让的技术绝大多数是先进技术。问题在于,一些行业的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没有通过引进、消化、创新把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中国当地企业处在依赖跨国公司提供技术和不断引进技术被动地位。

某些行业出现跨国公司利用优势市场地位限制竞争的苗头

  一些机构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一些行业垄断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认为,垄断是一种行为,即运用优势市场地位限制竞争。

瑞典利乐公司(TETRAPAK)在无菌纸包装材料行业已经占有中国市场85%以上份额。该公司向中国饮料行业特别是乳品行业提供了约1000台无菌包装机。无菌包装机为中国饮料行业特别是鲜奶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但是,由于无菌灌装机必须使用专用包装纸的特殊工艺,使得利乐公司形成了强大的市场优势地位。近年来,据国内同类企业提供材料,利乐公司涉嫌通过捆绑销售、维修设备不提供定时定量承诺、与上游专用包装纸供应商建立同盟等方式实际上限制中国当地企业发展无菌包装材料和无菌灌装设备。

2003年的调查,柯达公司在感光材料行业也已经出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的苗头。按照“98协议,柯达公司投入巨资,全面改造中国感光材料行业,为中国感光材料行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柯达公司也得到了相关利益———在中国感光材料行业市场份额超过50%。2001年以来,在3年保护期结束后的3年里,我国感光材料市场没有引进新的竞争者。200310月,柯达公司与中国乐凯公司合作,收购了乐凯公司20%的股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公司市场优势地位的取得并非不正当竞争的结果,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他们为中国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前提下得到政府支持的市场优势地位。人们不应当在批评其限制竞争的问题时忽视他们对所在行业发展曾经起到的积极作用。

中国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经营环境越来越宽松。许多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地区总部和设立运营中心而逐步实现集团化,其竞争实力明显加强。跨国公司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的能力将进一步加强。如果我们忽视这个问题,放任跨国公司竞争就不可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显然,如何反对垄断建立健康的生产竞争秩序已经成为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而抑制跨国公司垄断的措施主要是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引进新的竞争者,保护弱小的竞争者,形成公平的比较充分的竞争。与此同时,需要加快反垄断立法。当然,反垄断不是针对外国跨国公司,而是针对垄断行为,包括内资企业的垄断行为。

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导致优惠政策泛滥

当经济发展思路偏离科学发展观时,招商引资成为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捷径。恶性引资竞争使得外资工作在一些地方偏离了科学的发展观。
  一些地方各种额外的优惠政策以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来自国务院五部委的检查验收信息表明,截至20046月,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对各类违规设立的开发区加大清理整改力度,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4%。
  最近,媒体披露云南省引进金光纸业项目出现毁林圈地的后果。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一项目理所当然引起人们的关注。金光集团的这个项目,在云南立项之初就遭到专家们的激烈反对。而该集团为期两年的林基地种植项目刚刚实施完,20044月,国家林业局就要求整改森林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项目存在砍伐现存自然林木再造人工林木的问题。

优惠政策泛滥带来的招商引资高投入高消耗显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应当得到纠正。

警惕外资加速国民财富流失

----专家建议应对外资优惠政策作适度调整

北京青年报  齐雁冰

2005年01月31日

 增产而不增收, 繁荣而不富裕, 商务部专家提醒

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的快速发展。中国有可能出现“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日前表示,在看到吸收外资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吸收外资的同时,包括上述现象在内的外资经济和外资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GNI与GDP差额越来越大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2年前各年份,中国的GNI与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但是从1993年起到2003年11年间,中国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差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每年约1000亿人民币)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外国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1993年以来,恰恰是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放大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收获期,外国投资者从中国获取的收益还将增加。

王志乐在其《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分析指出,GNI和GDP的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一个国家处在欠发展阶段,经济系统缺乏与外部资源的交换,这个阶段GNI与GDP几乎没有差额;第二阶段,经济系统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到一定规模,外资企业开始取得比较大的收益时,经济系统的GNI开始少于GDP,而且差额越来越大;第三个阶段,经济系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本地企业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开始对外投资,从国外获取利润。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收益增加,经济系统的GNI逐步增加,取得与GDP的平衡,甚至超过GDP。

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实际上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过程。这三个阶段,也是本国企业从自我发展,到与跨国公司在国内合作发展,再到国际范围竞争合作发展,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过程。王志乐认为,由于大量吸收外资而导致GNI少于GDP是我国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不必对此过于担心。但是如果对外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引进来阶段,中国经济确实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按照科学发展观,这种“增产不增收”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极力避免。

外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除此之外,外资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还有,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某些行业出现跨国公司利用优势市场地位限制竞争的苗头;一些跨国公司违反中国法规抵制在其企业内设立工会组织;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导致优惠政策泛滥等。王志乐称,这些问题的存在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进一步改进外资工作以适应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面对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应当有新思路和新举措。其中包括抓住宏观经济调控契机调整吸收外资的思路;适度调整外资政策提高外资质量。王志乐表示,保持外资政策稳定不等于外资优惠政策不能调整。在保持外资政策优惠的基础上,应当对外资优惠政策做适度调整,有利于提高外资质量。例如把给予外资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的普遍优惠的政策改变为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项目给予优惠。换言之,把优惠政策与转变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对于我国鼓励投资的项目、鼓励投资的地区和鼓励投资的产业给予所得税优惠。对于节约用地,节约能源的项目,对于产出大效益好的项目给予支持。

关键词

  GDP与GNI是两个不同的统计指标。GDP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GNI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即国民总收入。GNI不包括外国企业在我国取得的收入,包括我国企业在本国以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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