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最近在海口市中改院召开的政府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学者们大多讨论的是政府的功能与职能，但很少探讨政治思想与政府是什么关系，政体与政府是什么关系。仲大军的发言开辟了这方面的思考。尽管他探讨的是执政党信仰对政府职能的影响，但可以令人进一步思考政治与政府的关系。] 建立理想与世俗相结合的政府 ----理想主义之后的政府特征及政府信仰与其职能的关系 [在海口“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时间：2003年11月30日下午 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 这个会谈了很多“形而下”的问题，我这里谈点“形而上”，谈谈政府信仰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谈谈理想主义之后的中国社会以及政府特征。 中国政府是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共产党的宗旨和信仰是共产主义，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在现阶段实行共产主义有着很大的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要想更好地与现实相结合，执政党必须矫正自己的主义和信仰。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间，执政党的确已经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了较大的矫正，这是顺应历史条件做出的调整，但目前看，这场调整还远没有到位，理想主义与现实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并且，这种差距已经使政府行为发生了扭曲。如何使政府和执政党的宗旨和目标更加务实，是今后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政府的信仰与崇高的代价 任何政府都是需要有信仰的，执政党领袖上台宣誓时不管是手抚着《圣经》、《四书》还是《共产党宣言》，都要有信仰。这信仰必须符合人民大众的基本伦理道德和理想追求，但不宜过于崇高。过于崇高的道德要求往往很难做到，一旦做不到便会沦为虚伪和伪善的教条。 中国历来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中国的历史历来没有调整好义与利的关系，或说公与私的关系。各朝各代统治者所遵循的崇高道德，到了后来都变成了空洞的符号，许多朝代到了晚期都是“潜规则”横行。之所以潜规则横行，一是社会腐败溃烂，二是封建统治者给自己定的道义太崇高，公与私的关系调整得不合理。 另外，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总是以君权神授自居，以一副救世主和道学家的面孔出现，总是以拯救万民于水火为己任，总是君临天下，自命不凡。今天的政府和执政党，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历史上太多的东西，如为民做主啊，充当人民的大救星啊，各种清官意识等等。说到底，执政党和政府没有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许多官员还带有封建时期“真命天子”的思想。 当然，这些思想是很神圣很崇高的，但崇高未必能办好事，也未必真能做到。这些年里政府办了许多越俎代庖的事，主要是这种思想指导的结果。并且，崇高有时会办错事办坏事，因为越俎代庖的结果是抑制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最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目前中国官本位之所以这样严重，其根源与其指导思想有关，如为民当家、为民做主、为民包办一切。这种崇高把执政者摆放到一种不适当的高位，成了人民的主人，人民都要靠官员们活着。在很多官员意识里，当官不是为人民做公仆，而是主宰公共事务，当清官大老爷，因此，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 这种信仰的崇高导致了中国政府很难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因为官员总觉得自己地位和身份很高，已经被神圣化和神化了，很难铺下身子为普通百姓服务。特别是信仰的崇高，还很容易使政府变得虚伪，因为一旦做不到崇高，便要虚伪，伪善，便要耍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使整个社会风气处于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状态。这就是中国社会为崇高的理想主义付出的代价。 特别是建基于“人性善”的政治文化，往往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无论是舆论机制还是法律体系都难以对政府实行有效监督。因此，一旦社会经济制度转向市场经济，政府便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 二、共产主义信仰必须与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既秉承了本民族历史上“天下为公”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文化，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扬了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伦理道德，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以致于最后发扬到国际之间，不仅花大把的钱支援世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连日本侵华战争的赔偿也随随便便地给免掉了。现在来看，这是高尚是多么愚蠢！这是拿中国人民贫穷为代价换来的高尚，是以中国人民的牺牲换来的高尚。 今天，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与市场经济的现实不相适应了。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实行平均主义，政府官员还能做到无私奉献和高尚廉洁，到了市场经济如此深入的今天，再让政府官员靠理想主义廉价地为社会做奉献，便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目前，中国政府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廉价政府，政府官员的薪水比较低，但廉价政府也可能是低效政府，廉价很难带来高效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廉价”往往是表面的，某些官员会拼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捞取“灰色收入”，这样计算下来，中国政府的成本并不一定低。 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不能持续下去。我们要认真讨论：在政府工作的公职人员是否也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经营企业可以获得巨额收入，经营政府是否只能是廉价的打工仔？目前，我国政府官员最高月工资没有超过1万元的，国家主席和省长部长的年收入不及企业中一个部门经理的收入多。同样是治理一个国家，美国总统的年薪为40万美元，中国总理的年薪不及美国总统的1/40。这种悬殊的差距已经成为政府官员最大的心理障碍，也给中国社会带来太多的腐败问题。由于如此低的工资收入，导致中国党政官员们要拼命地保住“终身制”，并且拼命从工资之外捞好处，更导致中国党政干部能上不能下，更难以脱离体制走上市场，实行人才自由流动。这给政府体制改革带来了沉重的阻力。 所以，讨论政府职能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首先要解决政府官员自身的合理待遇问题，没有官员的积极性，任何改革都难以实行。因此，政府改革必须从转变观念入手。中国市场经济的得以实行，是建立在共产主义信仰解构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的现代化，也必然需要新的理念基础，但现在看，政府新理念的建设明显滞后。 共产主义渐渐离中国远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理想破灭后的社会和政府。由于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信仰体系并未随着经济变革而调整和改变，这就使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出现了精神与行为相脱节的现象，一边是嘴上漂亮的言辞，一边是自私和非法的行为，说和做两张皮，口是心非，这边大喊为人民服务，那边大肆贪污腐化。虚伪和贪婪已经成了理想主义之后中国社会和政府官员的最大特点。 之所以说贪婪，是因为官员们和国企老总们的报酬与他们心目中所应得的数目相去甚远，目前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高级官员与中下级官员的工资没有拉开距离，与社会上其他行业相比较有较大的差距。譬如广东东莞，一个小老板年收入都在几百万元，而东莞市长的工资年收入不足10万元。不要看他官做得很大，但在私有财产上连一个小老板都会瞧不起他。在这种落差之下，某些官员所表现出的一个最大心理特征是不平衡，他们不能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取额外的好处。 如何解决虚伪、贪婪和自视甚高？我的观点是，除了调整执政党的信仰，再就是调整官员的工资待遇。调整信仰的目的是使中国政府从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府变为世俗和务实的政府。调整官员的收入水平，是将等价交换原则和公平交换原则引入国家“公仆”的工作报酬之中，使中国的官员获得一定的“尊严”。 三、建立一个务实的和“世俗”的政府 你服务，我给钱。这种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也应当体现在政府服务过程中。廉价的政府不一定是好的政府，也不会有好的服务。因此，人民大众不要求官员低工资，更不要求他们无私奉献，只要求他们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今后的中国政府，要减少神性和神圣性，增加世俗性和亲民性，放弃神权、王权和官权，提高人民大众的公民权利。减少崇高，把高尚变为公平，谁也不欠谁的，社会公众没有必要为某些“清官”和“神官”歌功颂德，官员们也没有必要显出多么伟大，现代社会不要高尚，只要合理、公平、平等和按劳索酬。这样才有更多的人性，才能减少中国官员的“神性”。在某种程度上说，庸俗可能比崇高更能改善公众的社会生活。因为只有当民众意识到政府是一个庸俗的政府、官员可能是一个卑鄙的官员之后，才会对政府建立起种种监督机制，才会对政府设立起层层防范机制。 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到了彻底转型的时候了。中国政府要走出“神话”，摘掉戴在头上的层层神圣光环，从理想政府和圣洁政府向世俗政府政府转型。但这种转型需要一系列措施相配套：
设立一套科学的选拔和奖惩措施之后，政府才能是一种真正置身于民众之中的服务型政府，才能从一种自命不凡的使命政府和主宰支配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后的政府官员们用不着再道貌岸然，但要论功行赏！当然，这种机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官员们不需要崇高，只是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 共产主义并不会消失，因为它永远适应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精神需要，它是平民大众的信仰，但也只能是一部分人的信仰，不一定成为全社会所有阶层的信仰。政府必须平衡社会中各阶层人的需要，政府只是一个中性的国家机器，是各个政治派别的施政工具。每一个执政党都可以利用政府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们可以说，信仰是属于各政党的，那么政府的信仰是什么？那就是完成各执政党的信仰和宗旨。政府是务实的，因此，政府的信仰便是务实和现实。[完]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