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函

简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003年1月10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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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发言记录

时间：2003年1月10日上午9--12.30点，

地点：北京远洋大厦1218会议室

举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远洋》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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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0日上午9-12.30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与中国远洋杂志社在北京远洋大厦1218会议室召开了“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照片1, 照片2，]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照片]

国家计委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 [照片]

国家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 [照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王建 [照片]

《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 [照片]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照片]

亚洲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照片]

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 [照片]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 [照片]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侯若石 [照片]

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 [照片]

国家体改研究会研究员高梁 [照片]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 [照片]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帆 [照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 [照片]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 [照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顾海兵 [照片]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 [照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研究员胡江云 [照片]

国家计委研究所外经部副研究员林大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姚永玲 [照片]

新华社参编部高级翻译尹宏毅 [照片]

中国远洋杂志社副总编张彤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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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观点已在《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一文里向大家告明了，这里再补充几句。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既定的发展战略有必要随时和及时修正和调整。中国今天的情景很象20年前的日本，不过当年的日本是在西方七国的压力下被迫使日元升值的，而我们今天是在这里自己讨论升值。所以，今天这个会议在某种意义上类似20多年前的“广场会议”。但遗憾的是金融界的人士今天由于各种事务和会议都没来。易纲昨天到外地出差去了，他还是赞同我文章中的观点的。谢平说今天上午行里开会，王宇和王松奇可能也因为这个会没来。不过谢平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朱老板认为外汇储备还不够。这和我文章里的内容并不矛盾，我也是想我们的外汇储备大约达到4000亿美元是个极限，但必须要认识到外汇储备的代价。原来说要来的财贸所的江小娟、外汇管理局资本司的陈炳才和证券协会的巴曙松今天都没来，炳才昨天来电话告知上司突然给他安排了个会。

今天的会议我想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讨论，一是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二是如何调动起内需，发展国内薄弱的部分。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资源尽量留在国内，而不是将资源外流。但是，谈到人民币升值，很多人认为我的意见就是直接调整汇率。实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形式很多，调整国内某些商品和劳动的价格就是人民币升值。汇率是与物价紧密联系的，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提高某些出口产品和劳动的价格就是汇率升值。譬如我国劳动力价格过低的问题，到底是市场造成的还是政治体制造成的？或是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造成的？这是我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核心。最近全球范围内工人和公务员罢工不断，这都是劳工维护自身利益的表现。但是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允许劳工行使这些权利，就很可能导致人为的和政治性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和扭曲。目前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是工会势力过强，而我们国家农工势力可能已经变得过弱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党和政府认真考虑。

其实我那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国出口产品的真实价格问题，生态环境方面的成本还可以计算出来，最难计算的是制度成本、政策成本和政治成本，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劳动力工资水平方面。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劳动力工资成本之所以低，是由于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造成的，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对于这一说法我表示怀疑，因为劳动力成本是可以由于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来影响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倾向于劳工时，其劳工的待遇就高，如果倾向于资本或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影响，那么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肯定会被压到最低。因此，我们在研究进出口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不上升到政治角度来审视是不行的。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是东南亚国家的1/7，台湾的1/30，日本和美国的1/40，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还没有提升的空间，那就是立场和感情的问题了，那就是一任我们的兄弟姊妹受苦受难，那就是将利润拱手让给外国资本。

我总感觉我们的发展有问题，这么多年来一大批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每年平均8%的增长到底到哪去了？对外贸易方面要好好找问题。1996年至2000年，外商企业的亏损面平均达到60-65%，如此大面积的亏损大多是利用关联交易人为导致的虚亏实盈。最近几年外商企业帐面上大面积亏损，年亏损金额1200多亿元。按税法规定，以后的赢利可以弥补前年度的亏损。按此计算，中国每年要少征大小外商所得税300多亿元。苏州紫业纸业公司拥有员工1500多人，技术人员500多，其素质之高，在中国造纸行业中首屈一指。然而这家年产能达14万吨铜版纸的大型一级造纸企业在2001年亏损高达8270万元，加上以前的亏损，紫兴纸业的5.4亿的资本至2001年底已经亏损一空，还产生了所有者权益负债9603万元的巨大黑洞。中方合资企业五六年来不仅没赚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的基本思路是：我国重商主义的成本和代价极其巨大，不能仅仅看到现在的成就，还要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想明确指出的是，在一个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的国家，不遗余力地实施外向型经济，可能使这个国家的社会发生更大的断裂。一部分人口和产业与国际接了轨，另一大部分人口可能仍然停留在传统里。特别是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发达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贫穷和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之上。我总感觉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存在着风险。

我毫不掩饰自己的经济观点来源于政治观点，我的政治观点就是使中国的老百姓能均衡地发展，不至于产生穷的穷，富的富，不至于以某些地区的牺牲来换取另一些地区的繁荣，特别是不能以杀鸡取卵式的方法发展。中国要尽快改变自己在国际上廉价劳动力、廉价产品的形象。20多年来，我国各种商品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但沿海地区打工仔的劳动工资没有多大变化。以人民的过度付出和资源生态为代价的国际竞争力不值得提倡。

中国今天发展的环境有个好条件，那就是可以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汲取他们犯错误的教训。80年代日本所犯的错误是过度地制造泡沫经济和过度地海外投资。日元升值后，当国内外资金在日本大量聚集起来后，日本将四五千亿美元的资金输出到海外，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经营不善，这些投资后来都损失惨重。阿根廷是由于不能及时调整本币的升值，由于国内储蓄率太低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而我们却可以利用本币升值后的资金充裕来大力发展国内。问题是我们怎么调整国内的政策，调动出更多的内需来，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来加速国内的发展和建设。以目前这种主流思路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转变的。因此，当前我国最重要的事情是高层和理论界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人来共同研究制定方案。我们要加大综合性的研究和战略的研究。从我的性格上讲并不喜欢走极端，我们都是孔孟的后代，求同、居中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要纠缠在左或者右的圈子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找出一条切实符合我国发展的道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迎合某些部门和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在这其中需要我们摆脱许多外部流行观点的影响，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左大培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目前的状况还不如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拿回的还是黄金这类硬通货，我们现在换回的是一堆纸。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债权国。我们离富国强兵有多远？有两点值得注意：（1）让外资流入，事实是我们的资金往外流。由于地方政府将出口和赚取外汇当政绩，则资金就大量外流。外汇储备多，就意味着我们的资金往外流。因为我们缺少赚钱机会，使大量外汇在境外投资。（2）吸引外资能赚来技术吗？在购买技术和专利后，再让外资投入。目前并没有真正买来技术，因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保守技术，而不是外漏技术。所以，直接投资带不来技术，只能送走资金和资源。在直接投资情况下，在抢走市场后，依赖他们的技术，而停滞我们自己的技术进步。我的意见是：有钱就去买人家的技术。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只要中国企业能生产的行业，就会开展残酷的竞争大战，而造成亏损经营，如中国的家电行业。家电的发展不是靠引进外资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投资于飞机等高技术的产业，可是在这方面却要不出搞研究的钱来。

汤敏 [亚洲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

我想亚行是支持你[仲大军]的意见的，但是作为我个人还不同意人民币升值。目前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增加外汇储备，有的国家在几年间增加了6到8倍。这里的确存在着风险。但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这样做，这里涉及到国际金融体系问题，规则不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你只有在这种规则和体系中行事。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对于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危机，因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双赢的制度。但是，发达国家会不会改变这种金融体系呢？第二，通过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我国的出口问题？目前我国的出口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就业问题，扩大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而进口对于解决就业作用太小，有些机器不能替代就业，我们造不出来。第三是顺差问题，我想中国可能不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入世之后两三年可能就要变为贸易平衡。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是直接投资的进入，是资本帐户的顺差。在这种情况下升值可能就不是好办法，那样可吸引来更多的外资，等着你升值。日本当年拼命地挡也挡不住，你升值外币就进来。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顺差是不合适的。所以，升值不是好办法。

减少外汇的办法很多，不过国内现在的政策是在90年代初制定的，是在外汇储备只有100亿美元时制定的。我国对外汇储备的消化能力有限，所以造成了外汇的大量储备和外流。前几年美国的债券利率在4%以上，我国内投资的稳定收入利润率也不过5%。

左大培先生刚才讲的外资排挤人民币投资的问题，原因主要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和投资机制等造成的。当前我们要花大力气来解决投资机制问题，先解决了外汇管制、外汇机制、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出口和资金外流的问题。那时再考虑本币大规模升值，这样风险就会小得多。否则会造成外资大量涌入，游资已经使东南亚国家身受其害。中国今后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王建 [国家计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升值不是我们要升的，是美国的压力。怎么看国际汇率的变化？我已经写文章说警惕全球金融风暴。列宁那个帝国主义的时候争的是市场，今天争的是资本。关于货币贬值问题：虚拟经济和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产物，现在的服务业是虚拟经济，目前世界每天的货币交易量是货物交易量的100倍以上。汇率的变动几乎与进出口没关系。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就是危机不是贸易逆差造成的，是金融体制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家里印纸就拿到了各国的产品。美国一定要维持它霸权的地位。打伊拉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害怕国际资本流往欧洲，欧洲的资产增长了，美国就一定要动武，现在流入欧洲的资金越来越多，这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日本，真正感到中国压力的是日本，美国怂恿日元贬值，美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它害怕人民币升值夺了它的风头，终结它的货币霸权。全球资本流动带来了资金和货物，洋房和汽车，但走了后会产生严重后果。我们要欢迎它来，来了就走不了。要创造一种温室效应，花房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但热量进来后散发不出去。吸引外资后，不开放资本市场可以减少外资出走。美国的两个泡沫已经破了一个股市，房地产今年也要出大问题，接着就是欧洲。当他们垮下来，我们就要升值。前提是不开放资本市场。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大军文中的两个东西值得重视，第一是环境经济成本很高，我赞同“国民经济成本高”的观点。但资源破坏和污染与出口关系不大，在出口产品中，资源产品的比例不大，关键是怎样控制污染的问题。在环境成本没体现出来的时候，简单地靠本币升值是否能解决问题？能否对某些出口产品不但不退税还要增收环境污染税？第二个问题是我国的外汇大量购买他国债券，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否需要遏制和究竟如何办？靠出口升值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还有些问题值得讨论，例如贸易顺差问题，是不是顺差就意味着输出了资源？我国目前的石油和粮食都是净进口。出口与其说是资源的输出不如说是劳动力的输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比是1/40，这种不公平的背景是中国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劳动力成本低的原因是中国整体的人均收入低，大量剩余劳动力和下岗人员，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人均1亩多地，条件恶劣，改革20年来也不过是转移出1亿人，还有3亿人靠什么生活？如果不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农村的困境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一定要考虑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中国需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这个问题。出口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出口是一条途径。输出劳动力可以赚钱。

货币升值是一种双刃剑。在提高成本核算的同时会破坏出口，减少就业机会。币值低时，与发达国家算帐不合算，如果升值就会减少出口，鼓励进口。这就等于减少我们的国外市场，让给东南亚国家。眼下人民币升值可能有雪上加霜的效应。但要有中长期的考虑，我同意王建的观点，美国资本市场如何变，要观察。

刘福垣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大军同志忧国忧民，我对国家命运有同感。但是，升值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现在的出口是“物离乡贱”。我在美国发现在国内卖1000元的商品在美国只卖300多元。中国货太便宜。原因是我们的出口没有经过全要素成本合算。这是一种“送礼”经济。因为我们开发区内的外商企业所使用的土地、各种费用全不计费，加上出口退税，就使出口货变得如此便宜。再加上各个地区经济结构同构，竞争激烈，出口价格就更低。浙江永康的小五金原先卖80美元一箱，后来8美元就出去了。有的地方卖衬衫论磅称，一公斤10美元，兄弟之间相互惨杀，国内市场是个无底洞，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左大培插话：实际上最后贴的都是国家资金，造成国内资源白白外流。]

现在我国经济的外向度竟然达到45%。作为一个大国的外向度这么高，相当危险。现在有个问题要搞清楚：就业是靠外需还是靠内需？为什么内需没启动？是因为忽视教育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当前压在内需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是社会保障，第二座是教育，第三座是内部体制。说到底是卡在既得利益上，是因为当前的官僚体制及对税收和社会财富的认识观念上。今天这一批新形成的官僚买办带着浓厚的封建烙印，不懂得社会保障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资产税是最好的税种，西方国家人家经过几百年的斗争，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实际作用是保障资本安全，保障市场繁荣和稳定，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因此，社会保障的解决是解决内需不足的关键。

我们现在是把资金过份地用在表面政绩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到处是大广场，县一级的政府大楼盖得跟外国一样，一讲率先现代化，眼睛都瞪圆了，一讲社会保障气就瘪了，没钱，善财拿不出来。必须要有社会保障这个平衡器，为什么人家说马克思伟大，这是因为只有把劳资关系的矛盾解决了才能发展和演变。[仲大军补充：劳资矛盾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最基本矛盾，我国当前把这一矛盾放在次要的地位，把发展放在第一位，显然预示着社会隐含的冲突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为什么现在有8万多亿元的存款？是因为社会没保障，这种存款是“亏销储蓄”，那就是牺牲家庭消费，靠增加储蓄来增加个人的社会保障。有一半的人是在压缩消费来存款，社会保障变成了家庭保障。与一些国家比起来中国最富，根本不缺资金，社保资金的不足是因为记错了帐号。把土地算上现在我们的家底至少还有几十万亿元，这笔国有资产是几十年间工人农民贡献出来的，是人民的资产，工人农民有这个钱，要让他们吃颗定心丸。可是现在，最败坏国有资产的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我曾对外宾说中国不缺钱，缺的是资本，没把钱变成资本。

再是教育，教育也是最大的需求缺口。如果把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体系这三座大山揭开，中国就有巨大的内需。问题是现在地方政府眼睛一致对外，我在宁波当了两年副市长，非常了解地方官的情况，一讲就是外资，许多是赔本赚吆喝。外国人来了点头哈腰，不管什么代价，合同签下来就行。现在整个全国的情形是优惠于外而倾轧于内，对外拱手相送资源而对内则得红眼病。

深圳的民工一天干15个小时一月才挣五六百块钱，但不给外资打工就没活干。为什么非要让外资来拉动经济？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眼睛向内？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拉动内需？看看现在我国的环境条件多好，城市化加工业化，修不修路没有关系，重要的还是社会保障，要从战略上解决就业问题。

石小敏 [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十六大之后，北京有人开战略研讨会了。我认为是到时候了。十五规划讲的是子战略，可总战略是什么？我希望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讨论不是光有理论就行，还要抓住实际演化的规律。现实经济中有大圈、中圈、小圈，还有层次，各种事物都处在自己的位置上。汤敏刚才讲的国际圈是最大的圈，弄不清这个大圈就很难弄清中圈和小圈。其次是中国自己的循环，这是中圈。一个政府配置资源的圈，花钱效率是最差的。现在我国是越来越差，窟窿越来越大。[李培林插话：地方银行的坏帐率更高，收回30-40%就不错了。]

建国50年来我们只有国民收入的概念，没有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只算收入不算财富。国家的资产由谁来花。如果讲财富，1958的教训是最惨重的。出口与污染的帐怎么算？我们缺少总循环的资源成本合算。我们的内循环不畅，内循环之所以不畅，与组织机制、各环节阻隔有关系，先走哪后走哪，要摸准各个环节，摸准环节还要搞清由谁来实现。如果要给高层提建议，就要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和主要问题搞清楚，你要看不清楚就别瞎吵吵。

在大圈子后，还需要中圈子和小圈子。如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对全国的贡献大于长江三角洲。亚洲金融危机被珠江三角洲挡在了外头。但现在珠三角又被长江三角洲压住了，估计5年起不来。在战略上，汇率切入口是对的。但在讨论时，要搞清各种圈层的关系。

蔡眆 [社科院人口所所长]：

我们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出发点是利用我国的现有资源。这个资源主要是过剩的劳动力。出口造成污染也是存在的，但考虑一下资源不出去是什么状况？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恶性循环。掠夺后便不能温饱。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最大的出口收益是换来就业。就是真的不能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只要有就业就行。如果不出口，资源又用在哪里？在我国现阶段，资源的破坏往往是与落后相伴随的。如果用大量资源还换不回来收入的话，则是不合适的。

[左大培插话：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在增加就业和总需求上是等价的。就业是总需求决定的。经贸部天天在用政策促进出口，但这几百亿元是用在促进出口上好，还是用在进口替代上好？出口不拉动内需是浪费资源。19世纪美国和德国都是搞进口替代。而拉美是搞出口替代。拉美的失败在于过晚地搞进口替代。攻击进口替代就是一种XXX的谎言。]

我们刺激出口的政策有很多问题，譬如媚外的问题、地方长官搞政绩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否定这个政策。出口对增加就业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对就业贡献是其它行业所不能代替的。中国的钱没有花出去，而外资就在国内花出去了。不同的人花钱是不同的。外资对就业的贡献是很大的。国有经济对就业在近年没有贡献，但非国有经济的贡献是明显的。现在有些政策是扭曲的，但还是要看大成本，如何让8亿农民走出来。

李培林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

我们社会学所的统计与国民经济的统计结果不大一样，他们乐观一点，上面总让我们拔得高一点，把情况说得好一点。我同意刘福垣院长的意见，但他把问题主要归结在社会保障上，我认为主要是消费和收入。消费不足造成价格指数不断下降，近年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小。社会保障只是影响内需的一个方面，应该有四个方面：收入差距、就业、货币政策和社会保障。

（1）收入分配是第一影响内需的问题。如果从消费阶层来看，中层消费边际递减是最小的。中层人数最小。最穷的人没有消费能力。十六大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好的。现在财富调查还没有数据。有人说我国基尼指数现在是0.45，我觉得还要高，因为一些隐性收入没调查。银行储蓄也查不清，因为实名制下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帐户存款。不管如何，收入对消费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消费启动中，自我保障较为严重，阻碍了现实消费。

（2）就业的影响，[插话：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原因是没有钱。] 技术和就业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林毅夫和江小娟说，技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十六大提的新型工业化是两头都顾，技术和劳动密集型都要有。

（3）社会保障目前遇到瓶颈，不可能再走下去了，技术问题很多，按现在的规定，我国净工资以外的人工成本比德国的还要高。养老、医疗、失业等要占到工资的80%。如果再继续加大，则会削弱竞争力。[插话：应该用一部分钱来放在社会保障上，但是放在了出口退税上。] 靠减持国有股来弥补社保资金不但钱没拿回来，还冲击了股市。国有企业资产的变现存在极大风险，缩水问题严重，尽管国有资产有十几万亿元，但在变现时就卖不出这个价钱。要解决国有资金闲置和浪费的问题。出卖土地后钱从哪儿来？[刘福垣插话：土地不拍卖，就收租。]

目前，中国农村和城市断裂成两大块，在消费市场中，仅从城市来看全国是不全面的，汽车洋房与农村农民没关系。要是看平均数的话，跟哪个地区都不适合，既不符合发达地区，也不符合落后地区。所以，人均GDP这个概念基本不能用。在市场断裂的情况下，很难有一个全管用的政策，一个政策不能解决全国的问题。

（4）货币政策，我还不大赞同货币升值，稳定的货币政策没有弹性。目前我国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与扩大消费关系不大。我国的水库比美国田纳西的都多，因为水利部的建筑工程队要有活干，建起那么多高速公路有的半小时才过一辆汽车。闲置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库存，而不是真正的产值。[高粱插话：有的是坏帐。] 目前我国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富裕与贫穷的断裂。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确要松动一下了，特别是对民营经济。2002年民间资本投资的增长实际上是外资投入拉动的，并不是内部的民间资金。现在地方银行仍然不敢贷款，金融体系不健全，贷款信誉和借贷渠道不好，民营企业贷款要双向抵押。

温铁军 [《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当前我国的现状是微观研究过剩、宏观研究不足，战略研究没有。今天这个战略研究的问题从民间研究所[指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提出来了，很有意义。从各个领域考虑宏观问题价值不大。应考虑热点问题。不能一味强调紧缩，如果研究不能瞄准热点，就没有价值。不必拘泥于某些理论争论，我们是为政策和决策服务的。现在有些说法，宏观好微观不好，税收好财政不好，城市好农村不好。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战略研究必须把握规律性，对中国宏观战略的把握有几点，一是就业，在人口保持增长的条件下，想解决是不可能的。无论中国怎样加快城市化步伐，农村人口将长期维持在8亿人左右，一二十年都不会改变。农村人口的失业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农民收入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靠农村内部的调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不可逆的矛盾，认清了这些国情，才能谈战略。

难道我们仅仅是劳动力过剩吗？实际上当前我国存在着两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目前我国官民加起来的外汇美元存款在4000亿以上。这种状况在逼着人民币升值。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资金过剩。从1995年开始，我国劳动力成本降到世界最低水平，我国的社会保障不把农民统计在内，认为农民有地就不算失业，国家统计局就这样算的。但这样算不符合规律。

在全球资金都处在过剩的情况下，我们大量吸收高价格的外来投资是逆规律性的。王建刚才说美国要维持它的资本霸权，中国为什么也跟着做？主要是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官僚垄断资本的存在是根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有的改革都难以实现。这是前提，对策的讨论不用说就明白了。

高粱 [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所研究员]：

大军提出的问题触动了我们的神经。敏感的汇率问题、战略问题和出口问题。今年的出口大数是这样的，进出口6200亿美元，顺差280亿美元，出口中80%是制造业。拉动作用：轻纺24%，电子40%。出口对资源有多大影响值得考虑。关于外汇问题：外汇平衡是四大目标之一。发展开放型的外向经济是20年来的既定政策。据测算，我国出口100万美元的货物需要进口50万美元的设备。当今的进出口结构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出口是劳动力密集型，进口主要是设备，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60%。我对大家刚才讲的收入差距和农民问题是认同的。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我对江主席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赞同的，要利用各种优势。[左大培插话：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就是因为不发展高科技。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为高层次就业提供了机会。低层次上的出口解决的是低层次的就业。进口高科技设备损害了我国的高层次就业。我们思路是中国要加大投资搞自己的技术研究。]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谈的题目是：“摒弃低价出口战略：人民币升值之外的另一种思路”。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是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解决所谓“重商主义”出口政策的问题，除了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外，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即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短期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中国出口的相对所得，改善环境和劳动者待遇。

第一，中国对外贸易连续上台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主要贸易国家。但是，目前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市场是否能够继续容纳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产品？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当前实行的低价出口战略能否长期持续下去？

为了实现出口的最大效益，使出口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中国应当放弃这种低价出口战略。这里可以考虑通过国家和地方立法，提高出口产品的环境成本和劳动成本，使出口增长带动环境改善和劳动者待遇的改善。那么，这种通过增加环境和劳动成本的方式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减少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的过度冲击，涉及一个量化的问题：即增加多少成本合适，既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同时又不丧失中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这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立法和执法来保证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的实施。没有统一的立法和执法，这种政策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很难推行。

第二，提高中国在贸易价值链条中利益的“相对所得”。贸易涉及到“绝对所得”和“相对所得”。贸易各方均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但是，贸易各方的“相对所得”是不同的。当前，中国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说白一点，中国实际上充当了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加工贸易的好处是我们学习了技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处于贸易价值链条的低端，所得到的价值很少，大量的附加价值为国际投资者、营销者和贸易服务商取得。因此，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要不甘于仅仅充当接单加工的角色，而应该力争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直接进入其它国家的营销渠道，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所得和取得的附加值才会增加，才能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国际营销人才成长的环境，国家要加大在国际社会文化和国际营销的研究和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的作用要体现在引导中国出口企业直接进入国际营销网络，而不是出台直接促进出口的优惠政策。

第三，保持国际市场的开放对于中国越来越重要，中国必须明确地站在自由贸易一边。当前由于虚拟经济制造的“泡沫”在消失，国际贸易体制面临着较大的保护主义压力。作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中国必须明确地选择自由贸易的立场，利用WTO的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身的利益。中国实际上在走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加大出口的路子，当时，要扩大出口，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当时的选择至少是在口头上坚持自由贸易的政策。

杨帆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一直是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升值。想通过汇率升值解决进出口平衡问题是否可以。中国只要存在着升值的预期，外资就会大量进入，并且继续压迫人民币升值。调节不能解决升值预期的问题。外资为何如此之多？因为它们在国外已没有了去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取消一切外资优惠政策，对外资没有必要再优惠了，应该与内资同样对待。我们国家的空间就这么大，外资进来就会侵吞你的产业，弄垮你的企业。现在国内和国外储蓄不平衡，要通过解决投资问题，达到储蓄和投资平衡。如果人民币升值不足，则外资在国内的收益就会继续投资，反之则外流。要取消外资优惠，或增加民营经济与外资的平等性。存贷差加大，容易导致资金外流；缩小差别可有利于资金在国内投资。

90年代，我国引进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但中国流出的资金是70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是非法出逃的，另有5000亿美元是合法流出的，它包括3000亿的外汇储备，将近2000亿的企业和居民外汇存款。这种存款就是一种资金外流的表现。储蓄大于投资，就只能超前消费，沿海地区消费高，低级公路靠人修，高速公路靠机器修，增加不了就业。

90年代实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后果是大多数人未被带动起来。沿海地区更富裕，差距更大，这样搞中国产业肯定要垮台。不关心农民问题，集聚效应使个别地点吸引大量投资，只顾少数人暴富，拉美型的发展，使全国大量企业垮台。钢材过剩是农民没钱消费。

要警惕这种分割发展导致的外部需求。个别超前消费使资金用在了豪华建设上，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消费。高档需求不是针对中国大多数企业的，而是针对个别阶层和国外的消费结构。象远洋大厦这样的高级写字楼就一定要进口外国钢材。有些项目连油漆什么都要进口。

股市垮台将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国外股票市场也是非常黑的。把出口退税的钱用来在主要战略行业上是应该的。应该投资多一点，争取能自己造飞机。否则，5年后企业倒闭、股票市场危机、银行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市场导向不会引导资金投资自己造飞机。主要问题不是产权问题，追求洋房汽车造成了腐败。

江时学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大军的文章有许多新意。我谈几点学习体会。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扩大出口总不会是坏事。国际学术界在比较20世纪下半叶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业绩时，倾向于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拉美的“失败”和东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地区出口能力有关。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曾在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思想（又称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信奉“出口悲观主义”，因此没有为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减少初级产品出口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二、且不论初级产品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有多大的比重，我们在强调出口的重要性时，确实应该重视可持续发展。我的老家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南。记得儿时常在水中游泳或钓鱼。那时许多人家没有自来水，因此淘米、洗菜都在河中。最近几年，家乡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父老乡亲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水质清晰可见鱼儿的河流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老家曾从台湾引进一家在台湾岛上不允许生产的化工厂。干部们没有环保意识，认为这是台资，求之不得。上级考察干部政绩的指标之一是引进了多少外资，不是水中的汞含量或其他有毒成分的含量。其结果是，这家污染严重的厂虽有一些产值，但河流却被污染了。这些干部往往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因此，干了几年，他远走高飞了，不会喝到这种已被污染的水。受害的是当地的子孙后代。

三、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不时提到“拉美病”，而且希望中国不要犯这种病。诚然，“拉美病”的含义似乎尚无确切的“症状”，因为不同的学者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诊断；然而，拉美的经济建设中有许多教训确实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拉美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国有企业效率得不到提高，腐败十分严重，对外资的依赖很大，民族企业在外资的冲击下节节败退，等等。此外，拉美国家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这样一些重大的难题。90年代以来，拉美已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或金融动荡。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教训。

四、大军在文章中提出的汇率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甚至是争论）的话题。我对此没有研究，因此无发言权。但从拉美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与国际经济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实施一种恰如其分的汇率制度确实是很重要的。在过去几十年拉美国家实施过的各种汇率制度中，盯住汇率制颇为引人注目。盯住汇率制构成了拉美反通货膨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化计划（实际上就是把汇率作为“名义锚”）一般有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般说来都比较成功，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但在第二阶段，汇率高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汇率高估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经常项目的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当政府认识到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因为一旦国际投资者预料到高估的实际汇率和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难以为继，他们就会迅速逃离，从而诱发金融危机。墨西哥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对盯住汇率制大加鞭挞。1999年初巴西金融动荡爆发后，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曾说过：巴西雷亚尔计划的崩溃是敲在盯住汇率制这口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不知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五、2001年12月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一些分析人士预料中国可能会是爆发危机的下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与阿根廷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阿根廷在危机前奉行的是货币局汇率制度，中国的汇率制度是一种“准货币局”制度，同样比较僵硬，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如，阿根廷的财政赤字长期得不到控制，中国的财政赤字也比较大。再如，阿根廷的外债负担十分沉重，中国的外债规模虽被控制在“警戒线”以内，但外债增长速度很快，令人担忧。此外，中国如同阿根廷一样，也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国内企业效益差和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不太快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中国不会成为“亚洲的阿根廷”：（1）人民币虽然盯住美元，但它与货币局汇率制度下的阿根廷比索有着很大的不同。换言之，人民币是一种可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货币。（2）我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对金融动荡。（3）虽然我国的财政赤字较大，但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很大。（4）从国际公认的外债“警戒线”来看，我国的外债负担是可持续的。（5）与阿根廷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6）阿根廷的“锅碗瓢盆力量”很强大（因示威者手持锅碗瓢盆而得名），民众对政府极度不信任。我国人民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情感，能在国家面临困难时经受考验，作出牺牲。(7) 我国的资本项目未开放。当然，虽然中国不可能爆发象阿根廷危机这样的动荡，但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国家，中国应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吸取阿根廷的教训，未雨绸缪，将危机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

我觉得中国没有战略，全面小康太软。下面谈几个观点，反对出口退税，追求进出口的意义是什么？讲全球化多，讲全国化少，譬如表现在一些服务部门讲外语方面，门槛设置太多，边贸特权是否正确？中国加入知识产权组织过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什么？外汇如何管理？电子银行的管理；美钞能随便印刷吗？重商主义是什么？强调社会保障时，资金如何运用？不良资产与GDP的比值问题，很多问题是制度问题，如三农问题中，农民在高层缺少代表者。

杨继绳 [新华社原《经济参考报》高级记者]：

仲大军先生主张人民币升值，对这个意见我不敢苟同。理由如下：1，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弱势群体来说损失大于收益。2，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外资金流入，一旦有升值预期，会来更多的资多流入，会使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就会失控。3，人民币不升值有利于出口。有人担心出口多了会使环境压力加大，会加速资源枯竭。实际上，现在出口资源性商品比例越来越小了，我们的商品出口不是出口资源，主要是出口物化劳动。汇率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变动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影响。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不同利益群体的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引起财富的再分配。有的群体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利益，有的群体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当前中国有这样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对出口产品依赖性较强。人民币贬值对这样的群体收益大于损失，农民就是属于这样的群体，因为农产口出口对农民的利益影响很大。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工人，也属于这样的群体，出口产品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就增加。而这两个群体恰恰是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的忍耐力。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币值相对抬高，中国弱势群体的的劳动力价格也就相应高估。在当今世界，产品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流动。但是，如果把劳动力物化在产品中出口，即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就是变相向国外输出劳动力。人民币币值相对抬高以后，就阻断了中国通过变相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的通道，减少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上涨的可能。

和上述弱势群体相对应的还有另一些群体，他们的利益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性强。对这样的群体来说，人民币升值收益大于损失。买进口汽车的人，消费洋货的人，如果人民币升值，他们的洋消费就更便宜。人民币一升值，原来20万元才能买到的汽车15万元就能买到，他们当然会很高兴。人民币的升值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刺激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从而进一步带动进口商品的增加。但是，这样一来，那些在中国工厂里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人就会失业。这些工人不能享受这些进口商品，却为这些商品的大量进口付出代价。

人民币的升值还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和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有利，比如电信、航空、电力、铁路等垄断行业。人民币升值，他们进口设备的成本就会降低，他们偿还外债的负担就会减轻。而这样的群体恰恰是当今中国的强势群体。以上只是直观地作简要的分析。要准确地判断汇率变动对某群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得做多因素的相关分析。

[记录整理者：姚永玲仲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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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文章]

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

----对调整我国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1月6日

中国应通过提高环境成本来调整产业结构，摈弃短视的发展战略，

20多年来，我国传统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利弊参半，在这场进出口贸易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本，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总起来看，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从比较优势来讲，我国许多出口产品都是在一种比较劣势下生产的。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

提高中国的环境成本已经迫在眉睫，国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护措施，例如，对于某些产品不实行出口退税，反而要征收环保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这一类产品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要认真检查一些出口行业的真实成本，譬如丝绸、皮革、农产品等，把漏掉的环境成本找回来。通过关税调节，来合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中国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产品，剔除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出口产品，最后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的目的，这样做，从表面和时间上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总起来看，我国目前还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资源来换取技术和服务产品。这种贸易的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国的大理石、水泥、生铁等出口已经位列世界前茅。这种贸易的另一种特点是：初级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的不平等，初级产品国家要以更多的劳动和资源换回所需的产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扭转这种贸易结构，最后的结果便资源枯竭，贸易后继无力。目前，这种资源型的出口已经使非洲一些国家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我国近些年来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加工贸易比例已经较大，但还要注意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代价。

二、古今重商主义的比较----正视外汇追求的代价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其本质是节衣缩食，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君主们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标是黄金。通过出口，赚得国外的黄金。有了黄金，便可以招募和雇佣士兵，进行战争。不过，一味猎取黄金，即使在重金属货币时期，重商主义也具有极大风险。因为当黄金多了的时候，金价也会贬值。当西班牙把拉美的黄金大量输入欧洲时，黄金便大幅贬值。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从事出口贸易的同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仅仅是为了积储黄金或美元，那么这种追求就极其危险。

今天我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为目标的重商主义。在80年代，创汇还是为了进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创汇更多地是为了抵御风险。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击，发展中国家要额外地积储外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国资源的输出和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做了贡献。

如此来看，古今重商主义存在的风险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标货币---黄金或美元的贬值。美元在今天是明显被高估的。一旦贬值，发展中国家所储存的美元财富部分将化为乌有。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属货币的使用，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所以传统重商主义的目标必须改变，那就是从紧盯黄金和美元变为重视实物进口，尽可能掌握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重视进口的实质是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但这必须增加国内的需求，也必须有人民币升值的配合。

加大国内需求的途径除了大上国债项目、增大投资外，还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大货币供给等手段，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国内消费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中国的国债投资内容应当向人力资源转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国的“软力量”。要适当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投资思想。没有国内需求的启动，中国就难以改变历时已久的外向型经济。但是要想真正启动国内的需求，没有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

中国极待均衡发展，中国极待对内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必须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为此，中央应认真考虑对农业税的减免，考虑对农民的补偿。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内部是中国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分割发展，反对奢侈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将是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将出现奢侈消费。中国极待重新审视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两极分化和新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如何通过国内调整收入分配来调整对国外的进口需求。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了进口一艘德国的铁甲舰，不惜花费几十万农民的劳动，付出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去换回一条军舰。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几百个德国造船工人的劳动相当于中国10万多农民的劳动。这种贸易是以大量资源输出为代价的。但由于买舰是国防需要，尽管代价极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购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种进口需求。我们把这一类进口需求归结于发展或国防需求。这种需求尽管代价极大，有时也必须付出。

但今天我们要避免另一种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档产品。为了进口这些高代价的奢侈品而付出通过大量资源和劳动输出换回的外汇，这种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比较严重的中国，尤其要警惕这种贸易目标和外部需求。

总起来说，任何贸易战略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决定的。如果其发展目标是扩军备战，那么，所有的资源最后必然向军备方面聚集。如果目标是高科技、某些工业部门或沿海大城市，那么资源必然向这一领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减少城乡差别、破除二元结构为目标，资源的配置又是一个样。中国今天要深刻检查自己的追求目标。

三、认识“进贡经济”的事实----中国应当平衡进出口贸易

当前，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国利用美元和强势美元，廉价地赚取世界资源和劳动。

国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之间。这也就是说，除去进口国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却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

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剩余的国家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这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它们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当出口国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的是一堆货币符号。除非该国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这笔外汇储备才有价值。如果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就必须把贸易盈余投资到美国的债券上。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投资在美国国债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荣共荣。

90年代，美联储巧妙地利用强势美元和高利率来吸引国外资金，回笼大量美元。美元霸权可以使美国通过印刷美元钞票来反通货膨胀，但却导致了美元债务的泡沫化。目前，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元泡沫正在破灭，美元贬值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国必须早做防范，及早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单向流动贸易可能由于两种结果而结束，一种是出口国耗尽了它的资源，难以继续，另一种是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水平已经达到过高的程度，出口国不愿意再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如果持续实行这种不平衡贸易，那么，出口国便要承担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些恶果。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元铸币收入的事实。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1998年，美国发行的现钞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发的美元中，大约3/4被外国人所持有，有7个国家的美元存款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超过50%，有12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30%－50%。至于说比例在15-20%之间的国家更多。目前中国的美元存款已达1300多亿，约占总货币量的10%。

美元作为载体货币的事实，使美国获得了可观的造币收入，即纸币的面值与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据估计，美国每年获得的铸币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两三千亿美元。美国在获得铸币收入的同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美元而出口的廉价商品。

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这样就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美国廉价地进口商品缓和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的货币总量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活动的背后，是美国人以较少的劳动成本换回了较多的商品货物。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货款，其实质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在货币贬值40%的情况下，出口更多的财富以偿还300亿美元的债务及其利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当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发展中国家每一次货币大幅贬值，都是一次国内资源的巨大流失。

目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全球贸易是将财富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然而这种不平等的贸易转移是不可持续的，目前，这种财富转移正在出现危机，近两年全球贸易萎缩便是例证。这种贸易萎缩将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些依赖出口维持增长的经济体要清楚地知道，近年来的出口下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它很可能是多年不平衡和不平等贸易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出口成为国内发展的补充而不是破坏的国家，才可以不受大环境的影响。针对这种形势，中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财富转移出本地区，应该停止追求掠夺性的竞争优势，转而向平衡贸易发展。

四、中国要从贷方转变为借方----人民币应当适当升值

中国正在成为借贷国家，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存在，其实质是向国外输出资源。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到今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将达到近3000亿美元。明后年照此形势发展，外汇储备可以迅速达到4000亿美元。今天中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应了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

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外汇储备的风险日益显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其实质是中国向世界大量出售本国产品和资产，外汇的获得是以出售人民币资产或劳动为代价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著本国资产比例的减少和他国资产比例的增加，意味着GDP内国外经济成分的增加。在外汇储备高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的时候，仍然低估人民币，是本国资产流失的表现。

特别是外汇储备是资产和财富的货币形式，在当今世界各国货币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掌握大量的货币财富具有极大的风险。2002年一年的时间，美元对欧元已经贬值18%。因此，货币财富必须尽量转化为物质财富。肉只有烂在锅里才是肉。

重商主义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逆转。我在1995年就明确提出“人民币进入升值时代。本币升值是中国这一类国家的必然规律。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尽管经受了1994和1995年国内高通货膨胀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依然没有贬值，而且逆势升值。今天，强势人民币的时代已经到来。强势人民币和人民币升值的实质是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中国在这一发展阶段急需外部资源来整合国内资源。这一战略调整的核心是谁来借贷的问题。从发展阶段来看，发展中国家最好是借债国家，至少不应该过早地成为债权国。

在外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利用资本项目帐下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帐下的逆差的条件。中国应适时收敛历时已久的“创汇”战略，应当尽快改变其资产、产品和劳动在国际上的低廉状况。中国的资产和劳动应当适当升值。以贫穷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竞争力不值得提倡。

五、中国的资产应当升值

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更多本国资产被外国资本购买。近几年里，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这正是西方资本购买中国资产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资产卖个好价，如何使本国的资产不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被购买，这是当前中国极其注意的事情。

中国的劳动和资产的低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也必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得以调整。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其无形资产及有形资产都在不断升值。但由于多年来我国坚持弱势人民币政策和低估人民币政策，这使外资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有可能低价收购我国的资产。因此，中国在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同时，必须调整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

中国的资产升值应通过货币手段和资本市场来调整。货币手段的内容包括：适当的国内通货膨胀，适当的汇率调整即本币升值。但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近几年来囿于传统观念，因而在需求方面显得相对保守。近年来国内出现的通货紧缩，除了内需不足等原因外，货币政策上的保守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货币量的增长完全不能按传统的手段去平衡。特别是在有了股票等资本市场之后，货币量与实物经济更是拉开了距离和想象空间。股市和虚拟经济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货币政策。

人类社会在股票市场之前，一直生活在实物经济里，货币量与实物量基本上保持着平衡，当平衡被打破时，便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发生。在这一时期，货币量与实物保持着密切的对应关系。钱多了，物价就涨，钱少了，物价就下跌。但自从有了股票市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由于剩余货币聚集资本市场，使世界经济暂时避免了通货紧缩。股市和债市无形中成了一个储存剩余货币的储水池，特别是当世界进入一个生产过剩的年代，产品供应的过剩使物价根本没有上涨的空间，并且还在不断地下跌，剩余货币只有在资本市场上大肆炒作。这就是欧美日股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狂涨的原因。不过日本和美国都由于没有经验而陷入了泡沫经济的泥坑。泡沫经济最大的危害便是透支消费和过度投资，过早和过度消耗了经济实力，造成经济浪费，最后使经济发展后继无力。

股票市场的出现，使各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难以把握的现象。钞票发行多了也不发生通货膨胀。股票资产的买卖与实物商品的买卖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资产价值符号和虚拟的价格。因此，它可以有较大的升降空间。

中国目前正行进在虚拟经济的初期阶段，而日本和美国已经处于虚拟经济的末期。中国不能因为日本和美国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而止步不前。事实上中国可以更好地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趋利避害，消除目前的货币瓶颈。中国目前没有通胀之虞，并且适当通胀有利无害。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实物资产有待于货币化和商品化。因此，中国的货币供给政策不应当保守。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我国的有形和无形资产都相对廉价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这种廉价，使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随着国力强盛，发展中国家应扭转这种不对等的交易。

六、本币升值的利弊分析----日本和阿根廷的教训

本币升值是节衣缩食的重商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规律。那么，本币升值对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美国、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的经历中得出结论。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实行美元坚挺政策，使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978年的1：175上升到1985年的1：250。日元疲软导致日本的往来帐户上出现了巨大的盈余，而美国却是赤字累累。1985年9月，美、德、法、英等7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联手干预日元。日元至此开始了升值之旅，到了1988年，日元已从250兑换1美元上升至120兑换1美元。由于担心强势日元会引起经济衰退，日本政府不断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低利率使日本的资金变得便宜，于是日本企业便大肆借债和发行股票。在头脑过热的同时，股市和债市上也激发出一片投机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金也来凑热闹，大批的投机资金涌入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一浪高过一浪，股市指数在4年之间上涨了三倍。1989年，当投机热潮达到顶峰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开始回落，国外资金开始大批撤退。自此，日本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泡沫消化整理时间。

现在回顾日本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是第一个被国际游资重重狙击的国家。现在有许多人把日本的灾难看成是本币升值导致的，这是错误的认识。日本的教训主要在于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和资产高度泡沫化，导致日本人在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显示出过分自负和盲目的海外投资，仅1989年日本的海外投资就达到1700亿美元，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4000多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一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日本的海外投资大多是不成功的，正是这些投资浪费，使日本深陷债务泥潭。

最近有报道说，日本内阁府一分报告透露，日本的国家财富已经连续4年下降，现已降为2906万亿日元。仅2001年日本的国家财富就比前一年下降了52.6万亿日元。造成日本国家财富连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价格骤降，日本今年的土地价格比一年前又缩水了88万亿日元，为1455万亿日元。要是与1990年底日本土地价格最高峰时的2454万亿日元相比，日本的土地资产缩水了40%，也就是说1000多万亿日元化为乌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当年的资产升值和泡沫经济是多么严重。

中国今天如果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本币升值的负面影响。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是有着广大的腹地和内需，本币升值可以给国家引进更多的资源，加大国内的建设，而不是将资源输出国外。但是，中国要有准备应对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是日本当年的那种情况，即资源外流，海外投资。二是引发国内消费过热或投资过热。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节俭型文化的国家，很可能不会象拉美国家那样因消费而出问题。而是可能因为投资错误出现问题，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特别是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值得研究。

我们再来看阿根廷的经验教训。阿根廷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对外资依赖很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阿根廷的经济结构水平比较低，但社会福利水平却比较高。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 4%，不仅低于拉美19%的平均水平，而且还低于巴西的18. 6%、墨西哥的22.4%和智利的25%，更是低于韩国的33. 8%。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1989年梅内姆上台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很厉害。于是，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制订了著名的“兑换计划”，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1美元的水平上，1992年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1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1，外汇的买卖不受限制。事实证明，这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阿根廷的消费物价仅上涨了3. 9%，9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在这一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阿根廷，1991－2000年10年间，阿根廷共吸引了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大量的外国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使阿根廷在90年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 6%和9. 6%，在1991－1998年的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5. 8%，高于拉美3.5%的平均水平。

但这一期间，由于美元的不断坚挺和高利率，使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不断升值，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大批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后，比索的币值被明显高估。这导致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当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阿根廷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外部债务负担以及外来投资减少，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陷入了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到了2002年，金融危机最终出现。

通过阿根廷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升值和不及时调整汇率带来的危害，但阿根廷是另一种本币升值的例子，与日本还有很大不同。阿根廷主要是国内政府财政债务过高，外债太多，国民储蓄率太低，出口竞争力不强。日本是虚拟经济太过分，未能及时平衡贸易，未能将日元升值后获得的好处注入国内建设。

总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中国完全可以扬长避短，中国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广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综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奉行节俭文化和借鉴了他国经验的中国，在人民币币值适当升值后，基本上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竞争力，更不会重蹈日本和阿根廷的覆辙，相反，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或者说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留在国内发展。只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后获得的好处返回国际市场，增加对外部市场他国产品的需求，这样就会既拉动了他国经济，也给自己国家谋了福利。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加中国内需拉动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双赢。

在当前一片升值论、贬值论和稳定论的争论当中，我们的头脑要清醒。要有自己认识问题的主线和角度，思想不要被一些利益集团的声音干扰或混淆。 [全文完]

作者简介：

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68年初中毕业，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青岛市邮电局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至新华通讯社，一直从事国内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创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为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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