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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中心编者按：下面是袁剑先生的几篇杂文，都是比较重要的时事评论，由于篇幅较短，故凑做一大篇来发表。第一篇文章谈到一个“竞次”的现象，race to the bottom，这现象很有意思，但很残酷，这一词语反映了当前中国的状况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这应当说是一个制度的力量，这种制度就是要在一个国家内打造一个永恒的无产阶级，就是靠这么一大批贫困群体来进行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参加国际市场竞争所仰仗的就是比拼国内的廉价劳动力，说到底就是在比拼本国无产阶级的贫穷程度。如何改变这一现象？除了从制度上进行重新思考，还要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有人文方面的改善。然而在物质还并不发达和丰富的中国，今天所展现的只是残酷和野蛮，这几天，黑龙江七台河市的煤矿又夺去了160多条矿工的生命，这种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吗？中国选择廉价战略真的象有人所说的这是在国际竞争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吗？看看袁剑先生的文章就知道了，这不过是一派漂亮的谎言。] 野蛮的力量与发展：竞争贫困！ ----市场经济说穿了就是打造和比拼贫困群体 《董事长》杂志总编辑 袁剑 2005年12月1日 以一种通常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马上就要成为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于是，一个关于“中国世纪”的夸张故事开始甚嚣尘上。在这个故事中，中国似乎即将成为一个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 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奇禀异赋”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或许，正是这种野蛮状态所召唤出来的力量，我们才会使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难以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压低了人力工资，但并没有换来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力。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事实上，人为压低的工资、内部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低迷、严重依赖出口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内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国内部对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据说，大多数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2％。如果将这些消费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么，中国对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资的本土产品的需求将会如何？ 将自己的人民当作自然资源甚至比自然资源更低级的资源加以出口，显然是一种野蛮，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剥削也同样是一种野蛮。在这方面，我们一样有超乎寻常的纪录。有数据显示：在引资最多的中国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竞争性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在引资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就是因为这种竞次性降价，在中国引资之风最为炽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 ‘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地方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当期福利，都是子孙后代的现金流。通过压低现行的工资水平，再通过剥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我们制造的是大量在国内无法消化的产能。如此，我们只好通过倾销的方式在国际上廉价甩卖。这无异于对国际市场进行一场慷慨的财富捐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漂亮甚至令人惊讶的FDI数据，多少有点慈善排行榜的意味。当然，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最乐意的就是从国际赞赏中受到鼓舞。 一个穷国向发达国家无私的输出财富，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国的体制禀赋内部，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种怪现象实际上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 设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资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归，那么其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底线。再设想一下，如果官员的行为受到某种民意的约束，那么土地即便归于政府，土地的价格也不会如此毫无理性。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种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种理性。因为只要能够将成本（经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迟未来或归于隐性，那么，只要能够制造哪怕些许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遗憾的是，以上我们假设的两种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缺陷正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禀赋所在。而这种体制禀赋就是制造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中种种荒谬现象的首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种因素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财富输出。这就是所谓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这种调控经常也附带着要达到从资源上钳制异己经济力量的目标）。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后果。 在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压抑、挤压本土企业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的成长就是必然的。回溯历史，这种情况虽然经常发生，却于今为甚。无需我们在举例说明中国企业挣扎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对中国企业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对此心知肚明。也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完全经济人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显然，这不是它们与国际资本的一次偶然邂逅，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私通。 附一篇参考文章： 中国经济考核应从ＧＤＰ转向ＮＤＰ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谢国忠 中国将ＧＤＰ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标准，导致地方政府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忽视增长质量，并出现房地产泡沫、漠视环境恶化和伤亡事故不断。因此，中国应当采用国内生产净值（ＮＤＰ，即ＧＤＰ减去以上那些成本）来代替ＧＤＰ以反映所有成本的经济产出，优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找出一条在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平衡的方法，推动中国从资源消耗型转为优化质量型的发展道路。 经济产出应当包括三种成本。第一，石油、成本和土地等因素应从ＧＤＰ中扣除。第二，与工作相关的死亡和工伤也应从ＧＤＰ中扣除。第三，中国的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在每省每年的ＧＤＰ中扣除环境成本。在减去这三项之后便是国内生产净值或ＮＤＰ。 中国的ＮＤＰ较ＧＤＰ有较大减少，这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和土地单独占ＧＤＰ总量的６％－７％。如果自然资源和土地的成本（如每年的２０亿吨煤、每天３５０万桶的原油和土地价值中３０％的房地产销售）被扣除的话，中国经济产出可能是６％－７％。由于环保和工伤（如相当于５０倍年工资的死亡赔偿）被扣除，另一个６％－７％可能被扣除。这样，两者相加的话，ＮＤＰ可能比ＧＤＰ要低１０％－１５％。 逃避市场 《董事长》杂志总编辑 袁剑 2005年12月1日 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答案是：公务员。 在2005年，中国公务员考试创造了新的“奇观”。这一年的秋天，在对中央、国家机关8662个职位的竞争中，报考者达到了创纪录的百万之众。这个数据不仅创造了历史新高，也比上一年整整增加了将近一倍。勿庸置疑，公务员以及公务员所代表的所谓“体制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吸引人口流动的一块巨大磁石。其吸引力颇有呈几何级数不断增强的趋势。 有趣的是，仅仅在十年之前，中国人的“移民”圣地却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市场（体制外）。从当初千军万马“下海”到如今争先恐后“上岸”的强烈对比中，人们可以得出多种结论。但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 按照最一般的社会学定义，所谓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一种赌博”，是人们应对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在经济学家那里，交易的达成完全是交易双方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但事实上，任何交易都离不开信任。如果人们不相信交易对手会遵守契约或者外部裁判的强制力足以使对手遵守契约，那么，再精确的理性计算都无从谈起。这就是说，信任作为理性计算的一个基础，是任何市场交易都须臾不能或缺的一个隐性前提。没有信任，就没有交易。 对于信任的重要性，老摩根以一个商人的智慧洞察到：“……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显然，在摩根那里，信任虽然无法精确计算，但却极其昂贵。 与摩根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对信任的需求似乎不断高涨。原因就在于，当代社会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特性。 劳动分工虽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境中，人们就更需要借助某种简化过的理性计算或者说一种文化的直觉，也就是信任，才可能进入交易行动。在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交易对手的全部信息并控制他们的行为，所以从极端的意义上，如果不借助潜在的信任基础，那么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发生。按照一种社会学的说法，如果没有信任，我们就只能完成所谓“可以当场办理的人类合作形式”。与这种面对面的初级合作形式相比，当代社会的合作与交易，呈现出的则是一幅惊人复杂的图景。想象一下，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复杂的现代医疗技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神秘的外汇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迷宫般的官僚机构运作。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么，我们要想在分工越来细但相互依赖却越来越深的现代社会中行动，我们就必须借助于信任。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更遑论进入复杂的、可能代价极高的交易游戏。无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正在大幅改写风险的传统特性。因为些许的信息不对称都可能导致交易的巨大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思想对作为一个软变量（相对于诸如制度、经济地位等“硬”变量的不可测量的变量）的“信任”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 用一个更加接近日常经验的隐喻，我们可以将信任看作市场交易（以及以交易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社会）的一种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基础设施的社会信任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信任（不管是对他人的信任还是对制度的信任）的扩展，就意味着交易的扩展，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少人干脆直接将“信任”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一种不可以转让，但却可以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受益的公共品。悲哀的是，在当下，我们却正在目睹一场信任——作为一种公共品的灾难。 在经历了27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范围虽然不断扩张，但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信任却遭到了严重的败坏。就我们有限的阅读以及人生经历而言，这种败坏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无需举证，所有对中国市场历史有完整经历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感受。官员、医生、律师、法官、教师这些典型的助人型职业一直被认为是传播社会信任的最佳载体，但在今天，这些职业却几乎年年都名列“害人职业”前茅，成为传播敌意和怀疑的工具。仅此一端，我们就能够对中国今天社会信任的败坏程度心知肚明。 不过，信任的败坏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后果，而是一种中国式市场化的结果。有必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对社会信任的蓄意和系统的破坏。由于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严重削弱，官僚系统要想维护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谈判地位，就必须瓦解人民的团结，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离个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着以“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去争取个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个人（或集团）利益经常是以牺牲他人或者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于是，人民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规模的繁殖出来，而官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缓解。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了。当所有人都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将信任被迫交还给官僚体系。一场对信任和美德的阴谋绑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样以惊人的程度破坏了中国的社会资本。 1990年代对中国社会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一直有一种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没有成长出一家世界级企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间企业本身无法向社会输入信任资源并由此扩大交易规模，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在上面这个后果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也出现了。由于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更像是一种依赖的信任。对于合法性逐渐流失的中国官僚系统来说，这种聚集无疑是一种合意的发展。因为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官僚系统最大限度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后期的绝大部分市场化运动，实际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后面推动的。无论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还是地方性房地产市场，抑或是对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的信用在背后支持的。 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信任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市场范围在政府推动下不断扩大（它甚至毫不犹豫的延伸到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内卷化——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交易效率急剧递减。早就有研究者洞悉，信任一直是作为一种潜在但却相当关键的交易成本隐藏在交易活动中的。不信任（信任的反面）作为提高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天敌。所谓市场的内卷化，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当由于信任匮乏而导致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人们从交易行为获得的交易剩余（合作剩余）不断减少甚至为负的情形。从个体经验的角度讲，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仍然被迫进行交易，（当人们无法不选择交易形式的时候，交易并不总是意味着自愿）但对市场交易普遍的失望乃至愤怒却在加速增长。换言之，人们将开始逃避市场。在这里，信任的崩溃可能是市场内卷的一个有用的先行指标。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几乎任何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在我看来，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完全是在某些领域强制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市场的内部却在加速溃烂。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然而，中国社会的这种情绪发展，丝毫也不值得管制者欣喜，因为不信任随时都可能转移到对整个系统和制度的深刻怀疑，这当然包括官僚体系本身。所有变革时期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不信任文化一旦形成恶性循环，所有的管制都不能幸免于失效，而市场的退化和失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货币是好的，但天天都通货膨胀的货币不值得信任，同理，市场是好的，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市场是不值得信任的。 倘若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那个曾经被我们奉为圭臬的“市场化”，突然变成了某种粗俗的字眼，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
金融改革的困局与赌注 袁剑 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践踏式）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骛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 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当然，老外不愿以“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一点“一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复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支持中国国有银行现行改革路径的第三条理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中国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在最近对中国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作出评论时，许先生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许小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推理，不如说是一种期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卷入商业贿赂的事实暗示，许小年的这种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帐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帐”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帐”，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才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以开放促改革、促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家们的惯用权谋（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国改革几乎患上了“开放依赖症”），中国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继了这种品格。但必须看到的是，在中国，对内开放速度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广大范围内尖锐的地呈现出来。在“开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国都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还企图乞灵于这块生锈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怀疑。事实是，最新一轮的银行改革现在正在招致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这种多少有些民族主义色彩的狙击可能还仅仅是开始。个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单向开放（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27年之后，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博得越来越大的同情，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的确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其他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是中国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金融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都没有存身之地。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开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负价值阶层 袁剑 从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开始，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机构改革了，印象颇深的是，邓小平发过誓，朱镕基也发过誓，他们都誓言要裁减机构、精简冗员。在更久远的时候，毛泽东也曾经有过“精兵简政”的提法。但领导人重视归重视，发誓归发誓，中国的政府机构还是无可挽回的恶性膨胀着。如果你不知道中国的政府机构究竟有多膨胀，人员设置究竟有多荒谬，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南京晨报》2005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江苏的一位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披露：“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请注意，这篇报道白纸黑字写的是“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这就是说，如果加上人大、政协、人武部门等其他职务，这个镇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更加惊人而荒谬的数目。愿望良好的猜测是，诸如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的领导都是兼任，已经被算在书记和镇长的人数之内了。不过即便如此，一个镇有50多位负责人，这也绝对是惊世骇俗的纪录。 听老人们说，同样是在苏北，1949年之前，一个乡只有一个乡长、一个乡丁(好像还不是在编的)。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靠国家吃饭的官与吏已经膨胀到何等程度。一般的说法是，中国急剧膨胀的基层政权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但以现代科技水平而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在美国，就是1%的农民养活全部人口，甚至还要养活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 政府膨胀不只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政府职能的大幅增加。这个趋势，就连有着最深厚的反大政府传统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从这个角度讲，对于现代人而言，小政府可能只是乡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记忆。以现代标准衡量，所谓小政府之小，其要点并不在于政府人员的多寡，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权力的大小，以及这个政府是不是受到约束和监督。如果政府的膨胀仅仅是多几个人吃饭、多几个人拿工资、多一些教育或者社会保障的职能，那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怕就怕增加了太多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增加了太多的巧取豪夺，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紧要之处。 观照目下的中国政府，连医疗、教育等等典型的分内职责都摔出去了，用更好听的术语叫做“市场化”了，中国的政府还能称得上“大”吗？以政府公共职能的标准衡量，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政府。只不过此“小”非彼 “小”。在这个时候，教条主义者还在到处用公职人员的多寡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大小，实在是错置时空，误导焦点。 1998年朱镕基刚刚组阁的时候，就发誓要精简机构，为了表示决心，率先垂范，朱甚至一反常态地从国务院开始精简。但几年下来，机构非但没有精简下来，反而闹出“一个乡镇50余名领导人”的旷世奇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虽然大政府是一个现代趋势，但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的政府机构都属于最臃肿之列。在政府职能的大幅削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公职人员还在继续膨胀，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其中奥妙可能在于：中国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寻租阶层。 改革以来，市场化将中国大部分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以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这部分创造了中国主要财富的人口，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市场阶级”。然而，市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却相当部分流入了上面那个寻租阶层的口袋。有人曾经计算过，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所谓“份钱”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进一步的数据还有，北京近20万“现代包身工”（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寻租阶层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在这里，“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寻租阶层“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一个徒增社会交易成本，却攫取了大量财富的阶层，显然只能是一个“负价值阶层”。 事实上，对这种阶层，还有另外一个形象的称谓：国家经纪。即以市场化、公司化形式“经营”国家职能而为自己牟利的阶层。 很容易推论，国家经纪或者寻租阶层远不止于出租车行业。在中国大量行业和领域都存在。如果读者对这个阶层在中国的分布仍然没有具体的印象，那么可以去看看那些垄断巨头和形形色色的“公私合营”公司，看看他们畸高的人员工资和奇少的贡献价值，就会心里有数了。国家经纪阶层占中国绝对人口的很小比例，但抽取的财富却不少。不然的话，凭借普通中国人这几十年来胼手胝足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中国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了。据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没有判断错的话，这个阶层有相当部分与中国的寻租阶层重合。按照米尔斯的划分，美国在上个世纪早期所崛起的新中产阶级，是包括超市售货员的，但以中国超市售货员微薄的工资，他们显然不是那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几十年后也不是。如果中国真有所谓中产阶级的话，他们肯定不完全是米尔斯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另外的来源。对此，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作出个一个评论，他说，中产阶级就是”体制内”。这个结论虽然偏颇，但也让人们看到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独特来历。 1992年之后，市场化在中国的勃兴，一度使许多人看到了市民社会在中国崛起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在90年代后期逐渐变得黯淡起来，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开始重新加强，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在于，金融、财政、土地的配置权力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更准确的说的是以某种市场化的形式向国家集中。中国原来的大型国企不断央企化的过程，很能说明问题。当市场资源向国家垄断或控制的企业集中，又当这些企业垄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架构和核心要素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市场可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操纵了的。市场并不必然可以融解权力，市场是完全可以被操纵的。因此，中国的负价值阶层不仅可以靠国家权力赤裸裸的寻租，也同样可以靠对市场的操纵巧妙的寻租。而后面那种方式，似乎更值得警惕。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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