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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中国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 翻译 崔之元 等 2006年2月19日 （译自《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2-142） 1、理解中国 “来自中国的黎明像惊雷一般划过孟加拉湾”。这不是政治，但本质上是Kipling去曼德勒的路上（曼德勒（Mandalay，也被译为“瓦城”）是缅甸中部城市，居住着许多华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小说家吉卜林（Kipling，Rudyard 1865-1936）曾著有诗歌“On the Road to Mandalay”，即“去曼德勒的路上”。使曼德勒成为像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一样名字非常丰富、浪漫的代名词。——译者注）。然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印度许多积极分子的政治理解开始抓住有关中国黎明引人入胜的描述。与中国比较并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教训成为印度政治积极分子的主要考虑。 事实上，通过与中国进行比较去判断印度的得与失是很自然的。这些比较中的一些已经学术化了，甚至冷淡了。（比较中学术尝试较好的例子可从以下找到：Malenbaum(1956,1959,1982),S.J.Patel(1985), Bhalla(1992), Howes(1992), Matson and Selden(1992), Rosen(1992), Srinivasan(1994), Lal(1995), Wood and Calandrino(2000),及其他的）其他的比较已被用作促生印度特定的政治争论，具有相当的实际影响——在一些实例中联系到特殊的革命原因（尤其在对毛主义政党的塑型上）。甚至“左翼”的非革命政党，它们被很好地整合进印度议会治理体制，对中国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已经付出了持续的关注——在如何使印度更快速地前进方面寻找教训和指导。 自从1979年左右引入经济改革，中国的事例正越来越多地被不同集团的政治评论员和倡导者所引用，也就是那些热心于提升自由化及将印度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人。中国成功的自由化进程及其全面地融入国际贸易已经越来越被作为印度效仿的良好模板。趋于市场化的新“初晓”可能与纳萨尔派（Naxalities）在残酷的挣扎中的梦想截然不同，但是看来它很像来自中国的惊雷划过孟加拉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仅仅比印度联邦共和国宪法在1950年1月生效早几个月。印度领导人——在那个时期与中国关系友好——趋于忽视中国事例的竞争重要性，将各自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上的努力视为精神上相似的。像尼赫鲁在1954年发表的演讲，“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和革命性的变化，尽管在内容上有差异，象征着亚洲的新精神和亚洲国家中寻求表达的新生命力”（演讲时间是1954年10月23日，引自Gopal(1983)，第371-3页）。 认为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的感觉是直接的且强有力的。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看来对印度在许多方面非常合适，既然它有严重的贫困和经济灾难。在人口规模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与印度比较的国家，并且也有相似水平的贫困和痛苦。事实是作为解决方法，中国寻求一种革命的社会转型，对次大陆的政治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之后，中国步入市场导向的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已使那些政策在印度享有更大的知名度，相对于比印度小得多且看来不太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中所发生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甚至韩国。从革命灵感到改革激情，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赢得印度的注意。 我们现在证明事实上可以从中国学到许多东西。然而，对中国胜利和成功的根本及其麻烦和失败的根源有一种清晰的视角是至关重要的。当然，首先有必要区分——并对照——中国经验的不同阶段，尤其，肇始于1979年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后。但不至于此，同样重要的是注意到不同阶段的成就之间的相互依赖。我们认为，尤其，在改革前与教育、卫生医疗、土地改革和社会变革相关的成就对于改革后的成绩有着显著的贡献。它们的角色不仅体现在维持高的预期寿命和相关的成绩，而且体现在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张提供坚实的支撑。 可能与毛本身的意愿已相距甚远，发展识字和基本卫生医疗将会帮助提高市场基础的、国际导向的企业（尽管辨证的对立必然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些兴趣）。但是这些改革前的结构性成绩在推动改革后中国的经济表现方面已确实作为直接的和有价值的输入。在从中国吸取教训中，这些明显的对立联系尤其重要。 这一章主要集中于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1979年改革之前和之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印度可以从中国已做或未做的之中可吸取的教训。但是我们应该从盘点中国和中国目前的相关位置开始。 2、生和死的条件 在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同时期的印度可能没有显著的差别。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有高水平的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尽管一般化印度或中国那个时期的生活标准常有较宽的错误边际，可靠的证据很难支持认为在四十年代晚期两国已存在巨大的差距的观点。（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表4，给出了对1960年的下列估计：真实人均GDP：印度617，中国723；出生时预期寿命：印度44，中国47；婴儿死亡率：印度165，中国150。当然，这些仅仅是估计，而不是硬信息，但是也有其他证据表明两个国家间在发展指数上的显著对比只是近来才出现的，） 然而，自那之后，就基本剥夺（basic deprivation）而言两个国家间显著的对比已经出现。这意味着甚至就以收入为基础的指数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处于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据估计在中国比在印度少一半（表1）。如果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40年代末是一样穷，那他们现在就是差距甚远。 表1 印度、中国和喀拉拉邦：一些比较
注释：a 1998对中国，1997对印度。这基于世界银行“一天一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1985年的不边价，调整为购买力平价）。 b 易受宽边际的错误；尤其是低估。 c 人均“邦内生产”年均增长率（以不边价格）。 d 参考年份：1997-9年对婴儿死亡率；1996-8年对出生率；预期寿命数据是1993-7年（73岁）的真实数据和2001年（75岁）预计数据的加添数据（interpolation）。 e 15-24岁 数据来源：对中国和印度：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1.1,2.6,2.14,2.17,2.19,4.1（使用来自2000-1年普查数据的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已被转换成人均数据），及人类发展报告2001，第163-4页。对喀拉拉，印度政府（1999a，2000h，2001c）及由中央统计组织提供的生产数据。印度和喀拉拉的识字率来自国际人口科学院（2000a）。 就生活水平的直接指标而言，中国和印度相对比的成就可以很有力地看到。这些对比的具体方面概括在表1中（喀拉拉邦也包括在此作为之后的参考）。当印度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仍徘徊在63岁时，中国的数据要高多了——70岁，并不比更富裕的韩国或拉美更先进的一些国家差很多。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是中国的两倍多（每千名新生儿71对比中国的30），低出生体重儿童的比例更是相差五倍多（印度的33%对中国的6%）。基于儿童人体测量、疾病样式、食物摄取及其他相关信息的更进一步证据都证实就消除健康剥夺而言中国远领先于印度（见 Bumgarner(1992),世界发展报告1993（尤其关于疾病的部分），人类发展报告1999，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以及Dreze 和Sen(1989)所引用的文献）。 对比而言极端明显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基本教育和识字。在下一部分将对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领域进行比较。 3、基本教育的对比 （这一部分根据中国在1982年和1990年的人口普查以及印度在1981年和1991年的人口普查。最近人口普查（中国和印度分别是2000年和2001年）的相应详细数据在写作之时尚未得到。中国和印度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显示两个国家在90年代都有显著进步，对于本部分所讨论的广泛比较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 如表1所示，中国的识字率远高于印度。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这项具体对比的进一步检验是可行的。中国和印度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都开展过仔细的人口普查——印度是在1981年和1991年，而中国是在1982年和1990年。这四次人口普查中的每一次都包括详细的有关识字的信息，这为比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 表2列出了来自于普查的一些相关数据。为方便起见，我们将以“1981-2”年表示对印度是指1981年而对中国是指1982年，以“1990-1”年表示对印度是指1991年而对中国是指1990年。在图1和图2中，我们标明1981-2年和1990-1年中国各省和印度各邦的男性和女性识字率。随后的观察得自于这些基础的比较（更详尽的讨论，见Dreze 和Loh(1995)） 表2 印度、中国和喀拉拉邦的识字率
数据来源：印度和喀拉拉邦：印度政府（2000d），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中国：Dreze and Loh（１９９５），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首先，人口普查数据毫无疑义地显示，在基础教育领域印度远落后于中国。1990-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妇女是34%，男性是62%，对比中国，妇女68%，男性87%。 其次，具体年龄段的识字率表明中国优势的重要特征。在1991年，印度25%的男性青少年及45%的女性青少年是文盲。中国的相应数据是，在1990年只有3%的男性青少年和8%的女性青少年是文盲（表2）。换句话说，中国目前在青少年群体中几乎接近于普遍识字。对比而言，在印度，年青男性，尤其是青少年女性的文盲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具体年龄段识字率的最新数据显示（见表1），这个基本的问题伴随着印度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第三，1981-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领先于印度的成绩是取得于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经济改革之前。在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国家都有所进步，但在他们的位置比较上没有显著的变化。因而，中国相比印度的优势是改革前所打下的基础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后改革方向的结果。 第四，两个国家都存在女性识字率低于男性识字率的情况。这种性别差距在印度尤其明显，在印度仅有一半多一点的青少年女性在1991年具有读写能力。在中国，随着青少年年龄段接近普遍识字，性别差距正快速地缩小。 第五，两个国家都在识字率方面都存在很严重的区域不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区域差别是由女性识字的不同所导致的。在某些省或邦持续高企的女性文盲率是两个国家都应关注的问题，但尤其是在印度。 第六，尽管两个国家内部都有显著的区域差别，但是中国大部分省在成人识字率方面都比印度除喀拉拉邦之外的其他邦都要高。印度的喀拉拉邦处于印度劣势的一般样式的截然对立面。如图2所示，喀拉拉邦不仅领先于印度其他所有的邦，而且与中国最先进的省水平相当。（在第3章和第5章中讨论到，（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在青少年群体就学方面目前已赶上了喀拉拉邦。但是，由于该邦入学的增加只是最近的事，尚无法反映到相应的高的成人识字率上）事实上，喀拉拉邦在女性识字率方面比中国任何省份都要高，并且在农村的男性识字率方面也高于中国任何省份的水平（Dreze and Saran, 1995）。而且，在喀拉拉邦的青少年群体识字率上没有性别差距，从这个方面说，喀拉拉邦比中国所有的省份做得更好（来自国家家庭卫生调查（1998-9）有关入学和教育获得的进一步证据证实喀拉拉在青少年年龄段中没有任何性别差异。）。根据V.K.Ramachandran（1996）在一卷书中对喀拉拉案例研究的记述，喀拉拉邦在识字领域的显著成绩是一百多年广泛提供基础教育的公共行动的结果，涉及一般公众及邦的活动。 最后，中国各省普遍领先于印度各邦的突出例外是西藏。西藏的识字率不仅极端地低（甚至比印度北部教育落后的各邦都要低），而且显示出随着时间推移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对西藏的人口普查数据的解读需要进一步的推敲，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全面性地忽视了西藏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提高。（值得提醒的是，中国人口普查将能读写任何当地语言的人算作为识字（Dr Peng Xizhe, 人口研究所，上海，个人交流）。这意味着人口普查中西藏高文盲率的证据不能被认为是错误地定义识字为掌握中文的人为结果）这是个联结政治自由与经济和社会成就方面非常重要的问题。 ４、改革前的成就 如果我们看一下改革前的中国与同时期印度的人均ＧＮＰ增长率，我们无法得到任何决定性的证据认为中国的增长率比印度快许多。当然，这种境况在１９７９年改革后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段不平凡时期。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评论改革后的经历，但就改革前的时期而言，很难断定中国在人均ＧＮＰ或其他有关真实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测量上真正走在前面。 确实，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宣称改革前也有高的ＧＮＰ增长率，并且一些组织比如世界银行——更不用说联合国——继续忠实地体现统计中的这些宣称于一些文档中，比如世界发展报告。比如，包括在Annexe的世界发展报告１９７９年的一些表格中，中国在１９６０－７７年的人均ＧＮＰ的年均增长率是５.１％，相比印度同时期的１.３％。但是这些宣称与其他一些可获得的统计数字并不一致，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字是出现于同一份文档中。许多证据表明如果中国的人均ＧＮＰ增长率到１９７９年改革时比印度同期的更高，两国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经过对中国经济绩效谨慎地再评估，Angus Maddison 估计中国在１９５２－７８年的人均ＧＤＰ的年均增长率是２.３％，相比印度的1.7％。这大致地与其他独立评估一致；见Perkins(1983),世界银行（1983），Meng and Wang(2000)）。 这段时期中国真正的成就在于不管糟糕的经济增长仍然设法所做的事，而不是通过高经济增长所能做的事。比如，尽管事实上人均可用食物没有多少增加，但出现了慢性营养不良显著减少的状况；如Judith Banister（1987）写到：“1977年全年人均谷物产量与50年代晚基本相同：1955-57年平均是301公斤而1975-77年是305公斤”。其中的因果程序是，营养不良的减少是通过加大政府活动，包括公共分配政策，营养补助，以及保健医疗（由于营养不良经常是由寄生虫疾病及其他疾病所引发）（见Riskin(1987,1990).有关疾病与营养不良的联系，见Dreze and Sen(1989,1990), Tomkins and Watson(1989), Dasgupta and Ray(1990), Osmani(1990)）。 在改革前，中国在医疗领域的成就包括显著性地减少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及寿命明显地提高。到1981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估计已提高到68岁（相比于印度的54岁），婴儿死亡率降低到每千名新生儿死亡37个的水平（相比于印度的110个）（这些数据来自Coale(1993)，表1和表2，及印度政府(1994a)，第147页；见后面的表3）。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领域仍然有一些进步，但是已慢多了。 正如前述，中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突破也发生在70年代晚期经济改革之前。比如，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15-19岁年龄段的识字率，男性是96%，女性是85%（印度该时期相应的数据是66%和43%）。20世纪80年代延续了该进程并巩固了中国的领先地位，但相应的排位在中国改革之前就已决定性地确定了。 5、改革后的记录 自从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经济增长率出奇地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人均GDP分别以令人惊奇的8.6%和9.6%的速度增长。（此处有两个限制性条件。首先，存在高估改革后中国增长统计数字的证据。然而，独立研究暗示高估的偏差很小。比如，最近对这种证据的评论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对1978-97年时期年均增长率高估1个百分点左右，对1992-7年时期高估2.2%左右（Meng and Wang,2000,表7.1；Wu,2000）。其次，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下降，部分由于“东亚危机”的负面影响,这方面见Rawski(2001)。）两个时期的工业生产都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甚至农业生产——传统上比工业更缓慢——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分别经历了年均5.9%和4.3%的增长（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4.1。关于中国经济改革这些及其他方面，见Perkins(1988), Hussain(1989), Byrd and Lin(1990), Wood(1991), Bhalla(1992), Chen等(1992), Lin(1992), Rosen(1992), Rawski(1999),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 Khan and Riskin(2001)等等； Garnaut and Yiping Huang(2001)也有一些帮助。）。 产出和真实收入的快速增长允许使用经济手段去减少贫困并改善生活条件。在一个人均收入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年均增长10%，意味着每七年翻一番的经济中，减少贫困的幅度显然比印度在过去50年所经历的每年只增长2%或3%的国家要大许多。对于中国，据估计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2/3。（世界银行（1992）。这个发现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地改善了二元模式的独立证据是一致的；见Garnaut and Ma(1993),表4。）如今，中国低于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一天一美元）的人口比例估计是１８.５％，相对于印度的４４.２％。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个具体的方面比印度做得好多了，并且对于这点差别的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必定是主因。实际上，中国在改革后的一段时期并未做实质上再分配的努力，并且有许多证据表明自改革启动以来收入不平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加大了（见Khan等(1992), Bramall and Jones(1993), Griffin and Zhao Renwei(1993), Knight and Song(1993), Riskin(1993), Howes and Hussain(1994), Naughton(1999), Yao Shujie(1999), Khan and Riskin(2001),以及其他。）。是参与式增长，而不是激进的再分配，能解释中国在改革后这段时期贫困急剧下降的事实。在印度，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都显示出经济增长的一些加速，但是贫困的减少仍然比较有限。 评估贫困的这种方式依赖于被称为数人头的指标，定义为人均收入（或开支）低于特定的“贫困线”的人口比例。这基于贫困的概念是收入不足或开支不足，这可能非常不合适，既然人类的剥夺可以采取多种不同方式并且反映个人收入之外的许多使能因素（比如公共服务，个人特征及环境状况）。（作为能力不足的贫困概念与亚当·斯密处理“必需”有关，并且它将收入低（比如收入水平低于一个特定的“贫困线”）作为仅仅是功能性与偶然性地相关（与在不同社会之间变动的适当的贫困线，与不同的个人和社会状况））。而且，即便在以收入为中心的视野中，数人头的指标对低于贫困线的收入水平和不平等也不敏感，一个对分配更敏感的贫困的评估对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均衡的收入被剥夺可能是必要的（见Sen(1976b), Blackorby and Donaldson(1980), Foster(1984), Foster, Greer and Thorbecke(1984), Kakwani(1986), Atkinson(1989),及Ravallion(1994).）。 数人头比例的趋势有明显的信息价值，即便我们对贫困采取更广泛的方法（在印度有关贫困的文献中，数人头的指标比其他任何贫困的指标使用都更广泛，这种上升的基础并不是来自该指标的任何内在重要性，而是源于与剥夺的其他更明显的特征的关联的可能性。有关印度经济中不同贫困指标的关系，见Tendulkar, Sundaram, and Jain(1993), Dutta等(1997), Dubey and Gangopadhyay(1998)）。中国在改革后减少收入贫困是非常重要的成就，假如收入的缺乏常常严重地约束人们的生活。但是这项调查需要补充于生活条件方面的其他信息，比如死亡率及相关指标。改革前生活条件的改善已经得以巩固并在改革后扩大了，自从1979年以来这些领域的前进速度，在一些重要方面，相当缓慢，比较于（1）改革前急剧的转型，（2）改革后就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人头指标的贫困方面已取得的成绩，（3）自从70年代末以来在可比较的发展阶段的其他许多国家所取得的成绩，在改革后这段时期这些国家只有些许改进。 最后一点体现在表3，有关期望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可以看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前进（起步于与印度相似的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水平，但在二十年内追赶到了喀拉拉邦、斯里兰卡和韩国的水平），相比而言改革后前进的步伐缓慢了许多（一些源自官方来源的有关早期死亡率的统计数据暗示在紧接着改革后的年份中死亡率记录还有所上升（相关讨论见Dreze and Sen, 1989,第215-18页）。但是有理由怀疑这些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表3是根据最近而且更全面可靠的来源，包括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生活表（Coale,1993））。从国际比较中看，这段时期中国进步不大。比如，中国在1981年至1991年之间预期寿命只提高了1.8岁，相比斯里兰卡的2岁，韩国和喀拉拉邦的4岁，印度整体的5岁。90年代进步更慢，中国的预期寿命几乎没有提高。 表3 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死亡率下降
注释：a 对中国是1990。 b 对于1976-80年和1981-5年是以SRS为基础估计的无权重的平均值。 c 对于1951-60年和1961-70年是以人口普查为基础估计的无权重的平均值。 d 对于1986-90年和1991-5年是以SRS为基础估计的无权重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所有国家，1960年：人类发展报告1994，表4（第136-7页）。喀拉拉，1960年：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登记系统数据，从Ramachandran(1996)中计算出。斯里兰卡和韩国，1981年和1991年：世界发报告1983，第148-9页和192-3页，及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238-9页和292-3页。中国，1981年和1990年：Coale(1993)，表1-4。印度和喀拉拉，1981年和1991年：印度政府（1999a），根据抽样登记系统数据。所有国家，1999年：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2.19。喀拉拉，1999：见表1。中国1960年的数据是“趋势”数据，忽略了1958-61年饥荒过多的死亡数。 与喀拉拉邦的比较更具有指导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喀拉拉邦有相同水平的婴儿死亡率，并且在预期寿命方面中国比喀拉拉邦还稍微领先一点。在80年代和90年代，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从每千名新生儿死亡37名进一步降低到14名，预期寿命增加了7岁左右；相反，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仅仅从37名降低到30名，预期寿命提高了3岁不到。（认为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婴儿死亡率下降是部分体现了“一个孩子”政策的效果是合理的。但是相同的解释不能适用于其他年龄段死亡率的下降。即便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与喀拉拉邦下降得一样快，中国的预期寿命仅仅提高了3年（假定其他年龄段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喀拉拉邦相比则是7年）这种对比在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商品生产超常发展的背景下就更加令人注意了。 前面的观察指出一个事实，经济增长在提高生活标准的一些方面比其他一些方面更为有效。改革后中国的困难面是那些收入增长难以独自作为快速进步基础的领域。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个人收入显示出快速增加的同时，看来在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方面收效不大，尤其在更贫困的农村地区方面。 6、改革后的卫生医疗 William Hinton关于一个中国乡村的著名的编年史，Shenfan，中的一段可以帮助解释改革前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安排的重要角色。该书并不掩饰共产主义统治的一些消极方面，但有关卫生的一章是非常颂扬的，甚至认为“如果在其他领域没有进步的话，这儿的进步将证明革命的正当性”。这一章一开始就描述了所研究村庄（Long Bow）的一件“医疗紧急”事件： 1971年9月14日，我们铺上的喇叭比平常响得更早，但我们听到的不是“东方红”，而是公社医生（Three Gingers Chi）的声音，广播一件紧急事件，“注意，大家；大家请注意！两个Long Bow村的小孩染上了脑炎。昨天晚上我们送他们去医院了。这种疾病通过蚊虫传播。我们正发动一场浩大的运动驱杀蚊虫，清洁所有的蚊虫繁殖点，并为所有儿童杀毒。我们需要大家出来。杀灭看到的每一只蚊虫。我们将在每一间房间喷洒DDT，处理每一个厕所水箱，在池塘里投放氯，清扫并运掉所有垃圾，抽干并填埋每一个水坑。请带所有6岁以下的儿童去公社诊所。并请及时向我报告任何异常情况”。（Hinton(1983),第262页） 作者接着描述了这些简单的措施如何成功地预防脑炎在Long Bow的扩散。任何熟悉印度农村卫生服务情形的人必定会对这个为公共卫生而展开的社会动员事件印象深刻。 预防性卫生运动是改革前中国公共卫生设施大系统的一部分。其他方面包括卫生工作者的大网络，医疗基础设施的增加，发展良好的集体卫生保险制度。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制度触及到农村地区，甚至是非常穷的乡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农村人口都能以一个适度的开销享受到必要的卫生服务”。（Bloom and Gu Xingyuan(1997b),第35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