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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中国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 翻译 崔之元 等 2006年2月19日 （译自《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2-142） 1、理解中国 “来自中国的黎明像惊雷一般划过孟加拉湾”。这不是政治，但本质上是Kipling去曼德勒的路上（曼德勒（Mandalay，也被译为“瓦城”）是缅甸中部城市，居住着许多华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小说家吉卜林（Kipling，Rudyard 1865-1936）曾著有诗歌“On the Road to Mandalay”，即“去曼德勒的路上”。使曼德勒成为像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一样名字非常丰富、浪漫的代名词。——译者注）。然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印度许多积极分子的政治理解开始抓住有关中国黎明引人入胜的描述。与中国比较并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教训成为印度政治积极分子的主要考虑。 事实上，通过与中国进行比较去判断印度的得与失是很自然的。这些比较中的一些已经学术化了，甚至冷淡了。（比较中学术尝试较好的例子可从以下找到：Malenbaum(1956,1959,1982),S.J.Patel(1985), Bhalla(1992), Howes(1992), Matson and Selden(1992), Rosen(1992), Srinivasan(1994), Lal(1995), Wood and Calandrino(2000),及其他的）其他的比较已被用作促生印度特定的政治争论，具有相当的实际影响——在一些实例中联系到特殊的革命原因（尤其在对毛主义政党的塑型上）。甚至“左翼”的非革命政党，它们被很好地整合进印度议会治理体制，对中国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已经付出了持续的关注——在如何使印度更快速地前进方面寻找教训和指导。 自从1979年左右引入经济改革，中国的事例正越来越多地被不同集团的政治评论员和倡导者所引用，也就是那些热心于提升自由化及将印度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人。中国成功的自由化进程及其全面地融入国际贸易已经越来越被作为印度效仿的良好模板。趋于市场化的新“初晓”可能与纳萨尔派（Naxalities）在残酷的挣扎中的梦想截然不同，但是看来它很像来自中国的惊雷划过孟加拉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仅仅比印度联邦共和国宪法在1950年1月生效早几个月。印度领导人——在那个时期与中国关系友好——趋于忽视中国事例的竞争重要性，将各自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上的努力视为精神上相似的。像尼赫鲁在1954年发表的演讲，“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和革命性的变化，尽管在内容上有差异，象征着亚洲的新精神和亚洲国家中寻求表达的新生命力”（演讲时间是1954年10月23日，引自Gopal(1983)，第371-3页）。 认为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的感觉是直接的且强有力的。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看来对印度在许多方面非常合适，既然它有严重的贫困和经济灾难。在人口规模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与印度比较的国家，并且也有相似水平的贫困和痛苦。事实是作为解决方法，中国寻求一种革命的社会转型，对次大陆的政治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之后，中国步入市场导向的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已使那些政策在印度享有更大的知名度，相对于比印度小得多且看来不太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中所发生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甚至韩国。从革命灵感到改革激情，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赢得印度的注意。 我们现在证明事实上可以从中国学到许多东西。然而，对中国胜利和成功的根本及其麻烦和失败的根源有一种清晰的视角是至关重要的。当然，首先有必要区分——并对照——中国经验的不同阶段，尤其，肇始于1979年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后。但不至于此，同样重要的是注意到不同阶段的成就之间的相互依赖。我们认为，尤其，在改革前与教育、卫生医疗、土地改革和社会变革相关的成就对于改革后的成绩有着显著的贡献。它们的角色不仅体现在维持高的预期寿命和相关的成绩，而且体现在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张提供坚实的支撑。 可能与毛本身的意愿已相距甚远，发展识字和基本卫生医疗将会帮助提高市场基础的、国际导向的企业（尽管辨证的对立必然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些兴趣）。但是这些改革前的结构性成绩在推动改革后中国的经济表现方面已确实作为直接的和有价值的输入。在从中国吸取教训中，这些明显的对立联系尤其重要。 这一章主要集中于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1979年改革之前和之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印度可以从中国已做或未做的之中可吸取的教训。但是我们应该从盘点中国和中国目前的相关位置开始。 2、生和死的条件 在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同时期的印度可能没有显著的差别。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有高水平的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尽管一般化印度或中国那个时期的生活标准常有较宽的错误边际，可靠的证据很难支持认为在四十年代晚期两国已存在巨大的差距的观点。（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表4，给出了对1960年的下列估计：真实人均GDP：印度617，中国723；出生时预期寿命：印度44，中国47；婴儿死亡率：印度165，中国150。当然，这些仅仅是估计，而不是硬信息，但是也有其他证据表明两个国家间在发展指数上的显著对比只是近来才出现的，） 然而，自那之后，就基本剥夺（basic deprivation）而言两个国家间显著的对比已经出现。这意味着甚至就以收入为基础的指数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处于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据估计在中国比在印度少一半（表1）。如果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40年代末是一样穷，那他们现在就是差距甚远。 表1 印度、中国和喀拉拉邦：一些比较
注释：a 1998对中国，1997对印度。这基于世界银行“一天一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1985年的不边价，调整为购买力平价）。 b 易受宽边际的错误；尤其是低估。 c 人均“邦内生产”年均增长率（以不边价格）。 d 参考年份：1997-9年对婴儿死亡率；1996-8年对出生率；预期寿命数据是1993-7年（73岁）的真实数据和2001年（75岁）预计数据的加添数据（interpolation）。 e 15-24岁 数据来源：对中国和印度：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1.1,2.6,2.14,2.17,2.19,4.1（使用来自2000-1年普查数据的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已被转换成人均数据），及人类发展报告2001，第163-4页。对喀拉拉，印度政府（1999a，2000h，2001c）及由中央统计组织提供的生产数据。印度和喀拉拉的识字率来自国际人口科学院（2000a）。 就生活水平的直接指标而言，中国和印度相对比的成就可以很有力地看到。这些对比的具体方面概括在表1中（喀拉拉邦也包括在此作为之后的参考）。当印度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仍徘徊在63岁时，中国的数据要高多了——70岁，并不比更富裕的韩国或拉美更先进的一些国家差很多。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是中国的两倍多（每千名新生儿71对比中国的30），低出生体重儿童的比例更是相差五倍多（印度的33%对中国的6%）。基于儿童人体测量、疾病样式、食物摄取及其他相关信息的更进一步证据都证实就消除健康剥夺而言中国远领先于印度（见 Bumgarner(1992),世界发展报告1993（尤其关于疾病的部分），人类发展报告1999，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以及Dreze 和Sen(1989)所引用的文献）。 对比而言极端明显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基本教育和识字。在下一部分将对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领域进行比较。 3、基本教育的对比 （这一部分根据中国在1982年和1990年的人口普查以及印度在1981年和1991年的人口普查。最近人口普查（中国和印度分别是2000年和2001年）的相应详细数据在写作之时尚未得到。中国和印度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显示两个国家在90年代都有显著进步，对于本部分所讨论的广泛比较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 如表1所示，中国的识字率远高于印度。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这项具体对比的进一步检验是可行的。中国和印度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都开展过仔细的人口普查——印度是在1981年和1991年，而中国是在1982年和1990年。这四次人口普查中的每一次都包括详细的有关识字的信息，这为比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 表2列出了来自于普查的一些相关数据。为方便起见，我们将以“1981-2”年表示对印度是指1981年而对中国是指1982年，以“1990-1”年表示对印度是指1991年而对中国是指1990年。在图1和图2中，我们标明1981-2年和1990-1年中国各省和印度各邦的男性和女性识字率。随后的观察得自于这些基础的比较（更详尽的讨论，见Dreze 和Loh(1995)） 表2 印度、中国和喀拉拉邦的识字率
数据来源：印度和喀拉拉邦：印度政府（2000d），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中国：Dreze and Loh（１９９５），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首先，人口普查数据毫无疑义地显示，在基础教育领域印度远落后于中国。1990-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妇女是34%，男性是62%，对比中国，妇女68%，男性87%。 其次，具体年龄段的识字率表明中国优势的重要特征。在1991年，印度25%的男性青少年及45%的女性青少年是文盲。中国的相应数据是，在1990年只有3%的男性青少年和8%的女性青少年是文盲（表2）。换句话说，中国目前在青少年群体中几乎接近于普遍识字。对比而言，在印度，年青男性，尤其是青少年女性的文盲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具体年龄段识字率的最新数据显示（见表1），这个基本的问题伴随着印度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第三，1981-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领先于印度的成绩是取得于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经济改革之前。在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国家都有所进步，但在他们的位置比较上没有显著的变化。因而，中国相比印度的优势是改革前所打下的基础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后改革方向的结果。 第四，两个国家都存在女性识字率低于男性识字率的情况。这种性别差距在印度尤其明显，在印度仅有一半多一点的青少年女性在1991年具有读写能力。在中国，随着青少年年龄段接近普遍识字，性别差距正快速地缩小。 第五，两个国家都在识字率方面都存在很严重的区域不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区域差别是由女性识字的不同所导致的。在某些省或邦持续高企的女性文盲率是两个国家都应关注的问题，但尤其是在印度。 第六，尽管两个国家内部都有显著的区域差别，但是中国大部分省在成人识字率方面都比印度除喀拉拉邦之外的其他邦都要高。印度的喀拉拉邦处于印度劣势的一般样式的截然对立面。如图2所示，喀拉拉邦不仅领先于印度其他所有的邦，而且与中国最先进的省水平相当。（在第3章和第5章中讨论到，（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在青少年群体就学方面目前已赶上了喀拉拉邦。但是，由于该邦入学的增加只是最近的事，尚无法反映到相应的高的成人识字率上）事实上，喀拉拉邦在女性识字率方面比中国任何省份都要高，并且在农村的男性识字率方面也高于中国任何省份的水平（Dreze and Saran, 1995）。而且，在喀拉拉邦的青少年群体识字率上没有性别差距，从这个方面说，喀拉拉邦比中国所有的省份做得更好（来自国家家庭卫生调查（1998-9）有关入学和教育获得的进一步证据证实喀拉拉在青少年年龄段中没有任何性别差异。）。根据V.K.Ramachandran（1996）在一卷书中对喀拉拉案例研究的记述，喀拉拉邦在识字领域的显著成绩是一百多年广泛提供基础教育的公共行动的结果，涉及一般公众及邦的活动。 最后，中国各省普遍领先于印度各邦的突出例外是西藏。西藏的识字率不仅极端地低（甚至比印度北部教育落后的各邦都要低），而且显示出随着时间推移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对西藏的人口普查数据的解读需要进一步的推敲，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全面性地忽视了西藏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提高。（值得提醒的是，中国人口普查将能读写任何当地语言的人算作为识字（Dr Peng Xizhe, 人口研究所，上海，个人交流）。这意味着人口普查中西藏高文盲率的证据不能被认为是错误地定义识字为掌握中文的人为结果）这是个联结政治自由与经济和社会成就方面非常重要的问题。 ４、改革前的成就 如果我们看一下改革前的中国与同时期印度的人均ＧＮＰ增长率，我们无法得到任何决定性的证据认为中国的增长率比印度快许多。当然，这种境况在１９７９年改革后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开启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段不平凡时期。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评论改革后的经历，但就改革前的时期而言，很难断定中国在人均ＧＮＰ或其他有关真实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测量上真正走在前面。 确实，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宣称改革前也有高的ＧＮＰ增长率，并且一些组织比如世界银行——更不用说联合国——继续忠实地体现统计中的这些宣称于一些文档中，比如世界发展报告。比如，包括在Annexe的世界发展报告１９７９年的一些表格中，中国在１９６０－７７年的人均ＧＮＰ的年均增长率是５.１％，相比印度同时期的１.３％。但是这些宣称与其他一些可获得的统计数字并不一致，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字是出现于同一份文档中。许多证据表明如果中国的人均ＧＮＰ增长率到１９７９年改革时比印度同期的更高，两国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经过对中国经济绩效谨慎地再评估，Angus Maddison 估计中国在１９５２－７８年的人均ＧＤＰ的年均增长率是２.３％，相比印度的1.7％。这大致地与其他独立评估一致；见Perkins(1983),世界银行（1983），Meng and Wang(2000)）。 这段时期中国真正的成就在于不管糟糕的经济增长仍然设法所做的事，而不是通过高经济增长所能做的事。比如，尽管事实上人均可用食物没有多少增加，但出现了慢性营养不良显著减少的状况；如Judith Banister（1987）写到：“1977年全年人均谷物产量与50年代晚基本相同：1955-57年平均是301公斤而1975-77年是305公斤”。其中的因果程序是，营养不良的减少是通过加大政府活动，包括公共分配政策，营养补助，以及保健医疗（由于营养不良经常是由寄生虫疾病及其他疾病所引发）（见Riskin(1987,1990).有关疾病与营养不良的联系，见Dreze and Sen(1989,1990), Tomkins and Watson(1989), Dasgupta and Ray(1990), Osmani(1990)）。 在改革前，中国在医疗领域的成就包括显著性地减少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及寿命明显地提高。到1981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估计已提高到68岁（相比于印度的54岁），婴儿死亡率降低到每千名新生儿死亡37个的水平（相比于印度的110个）（这些数据来自Coale(1993)，表1和表2，及印度政府(1994a)，第147页；见后面的表3）。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领域仍然有一些进步，但是已慢多了。 正如前述，中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突破也发生在70年代晚期经济改革之前。比如，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15-19岁年龄段的识字率，男性是96%，女性是85%（印度该时期相应的数据是66%和43%）。20世纪80年代延续了该进程并巩固了中国的领先地位，但相应的排位在中国改革之前就已决定性地确定了。 5、改革后的记录 自从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经济增长率出奇地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人均GDP分别以令人惊奇的8.6%和9.6%的速度增长。（此处有两个限制性条件。首先，存在高估改革后中国增长统计数字的证据。然而，独立研究暗示高估的偏差很小。比如，最近对这种证据的评论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对1978-97年时期年均增长率高估1个百分点左右，对1992-7年时期高估2.2%左右（Meng and Wang,2000,表7.1；Wu,2000）。其次，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下降，部分由于“东亚危机”的负面影响,这方面见Rawski(2001)。）两个时期的工业生产都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甚至农业生产——传统上比工业更缓慢——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分别经历了年均5.9%和4.3%的增长（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4.1。关于中国经济改革这些及其他方面，见Perkins(1988), Hussain(1989), Byrd and Lin(1990), Wood(1991), Bhalla(1992), Chen等(1992), Lin(1992), Rosen(1992), Rawski(1999),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 Khan and Riskin(2001)等等； Garnaut and Yiping Huang(2001)也有一些帮助。）。 产出和真实收入的快速增长允许使用经济手段去减少贫困并改善生活条件。在一个人均收入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年均增长10%，意味着每七年翻一番的经济中，减少贫困的幅度显然比印度在过去50年所经历的每年只增长2%或3%的国家要大许多。对于中国，据估计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2/3。（世界银行（1992）。这个发现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地改善了二元模式的独立证据是一致的；见Garnaut and Ma(1993),表4。）如今，中国低于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一天一美元）的人口比例估计是１８.５％，相对于印度的４４.２％。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个具体的方面比印度做得好多了，并且对于这点差别的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必定是主因。实际上，中国在改革后的一段时期并未做实质上再分配的努力，并且有许多证据表明自改革启动以来收入不平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加大了（见Khan等(1992), Bramall and Jones(1993), Griffin and Zhao Renwei(1993), Knight and Song(1993), Riskin(1993), Howes and Hussain(1994), Naughton(1999), Yao Shujie(1999), Khan and Riskin(2001),以及其他。）。是参与式增长，而不是激进的再分配，能解释中国在改革后这段时期贫困急剧下降的事实。在印度，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都显示出经济增长的一些加速，但是贫困的减少仍然比较有限。 评估贫困的这种方式依赖于被称为数人头的指标，定义为人均收入（或开支）低于特定的“贫困线”的人口比例。这基于贫困的概念是收入不足或开支不足，这可能非常不合适，既然人类的剥夺可以采取多种不同方式并且反映个人收入之外的许多使能因素（比如公共服务，个人特征及环境状况）。（作为能力不足的贫困概念与亚当·斯密处理“必需”有关，并且它将收入低（比如收入水平低于一个特定的“贫困线”）作为仅仅是功能性与偶然性地相关（与在不同社会之间变动的适当的贫困线，与不同的个人和社会状况））。而且，即便在以收入为中心的视野中，数人头的指标对低于贫困线的收入水平和不平等也不敏感，一个对分配更敏感的贫困的评估对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均衡的收入被剥夺可能是必要的（见Sen(1976b), Blackorby and Donaldson(1980), Foster(1984), Foster, Greer and Thorbecke(1984), Kakwani(1986), Atkinson(1989),及Ravallion(1994).）。 数人头比例的趋势有明显的信息价值，即便我们对贫困采取更广泛的方法（在印度有关贫困的文献中，数人头的指标比其他任何贫困的指标使用都更广泛，这种上升的基础并不是来自该指标的任何内在重要性，而是源于与剥夺的其他更明显的特征的关联的可能性。有关印度经济中不同贫困指标的关系，见Tendulkar, Sundaram, and Jain(1993), Dutta等(1997), Dubey and Gangopadhyay(1998)）。中国在改革后减少收入贫困是非常重要的成就，假如收入的缺乏常常严重地约束人们的生活。但是这项调查需要补充于生活条件方面的其他信息，比如死亡率及相关指标。改革前生活条件的改善已经得以巩固并在改革后扩大了，自从1979年以来这些领域的前进速度，在一些重要方面，相当缓慢，比较于（1）改革前急剧的转型，（2）改革后就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人头指标的贫困方面已取得的成绩，（3）自从70年代末以来在可比较的发展阶段的其他许多国家所取得的成绩，在改革后这段时期这些国家只有些许改进。 最后一点体现在表3，有关期望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可以看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前进（起步于与印度相似的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水平，但在二十年内追赶到了喀拉拉邦、斯里兰卡和韩国的水平），相比而言改革后前进的步伐缓慢了许多（一些源自官方来源的有关早期死亡率的统计数据暗示在紧接着改革后的年份中死亡率记录还有所上升（相关讨论见Dreze and Sen, 1989,第215-18页）。但是有理由怀疑这些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表3是根据最近而且更全面可靠的来源，包括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生活表（Coale,1993））。从国际比较中看，这段时期中国进步不大。比如，中国在1981年至1991年之间预期寿命只提高了1.8岁，相比斯里兰卡的2岁，韩国和喀拉拉邦的4岁，印度整体的5岁。90年代进步更慢，中国的预期寿命几乎没有提高。 表3 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死亡率下降
注释：a 对中国是1990。 b 对于1976-80年和1981-5年是以SRS为基础估计的无权重的平均值。 c 对于1951-60年和1961-70年是以人口普查为基础估计的无权重的平均值。 d 对于1986-90年和1991-5年是以SRS为基础估计的无权重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所有国家，1960年：人类发展报告1994，表4（第136-7页）。喀拉拉，1960年：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登记系统数据，从Ramachandran(1996)中计算出。斯里兰卡和韩国，1981年和1991年：世界发报告1983，第148-9页和192-3页，及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238-9页和292-3页。中国，1981年和1990年：Coale(1993)，表1-4。印度和喀拉拉，1981年和1991年：印度政府（1999a），根据抽样登记系统数据。所有国家，1999年：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2.19。喀拉拉，1999：见表1。中国1960年的数据是“趋势”数据，忽略了1958-61年饥荒过多的死亡数。 与喀拉拉邦的比较更具有指导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喀拉拉邦有相同水平的婴儿死亡率，并且在预期寿命方面中国比喀拉拉邦还稍微领先一点。在80年代和90年代，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从每千名新生儿死亡37名进一步降低到14名，预期寿命增加了7岁左右；相反，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仅仅从37名降低到30名，预期寿命提高了3岁不到。（认为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婴儿死亡率下降是部分体现了“一个孩子”政策的效果是合理的。但是相同的解释不能适用于其他年龄段死亡率的下降。即便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与喀拉拉邦下降得一样快，中国的预期寿命仅仅提高了3年（假定其他年龄段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喀拉拉邦相比则是7年）这种对比在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商品生产超常发展的背景下就更加令人注意了。 前面的观察指出一个事实，经济增长在提高生活标准的一些方面比其他一些方面更为有效。改革后中国的困难面是那些收入增长难以独自作为快速进步基础的领域。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个人收入显示出快速增加的同时，看来在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方面收效不大，尤其在更贫困的农村地区方面。 6、改革后的卫生医疗 William Hinton关于一个中国乡村的著名的编年史，Shenfan，中的一段可以帮助解释改革前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安排的重要角色。该书并不掩饰共产主义统治的一些消极方面，但有关卫生的一章是非常颂扬的，甚至认为“如果在其他领域没有进步的话，这儿的进步将证明革命的正当性”。这一章一开始就描述了所研究村庄（Long Bow）的一件“医疗紧急”事件： 1971年9月14日，我们铺上的喇叭比平常响得更早，但我们听到的不是“东方红”，而是公社医生（Three Gingers Chi）的声音，广播一件紧急事件，“注意，大家；大家请注意！两个Long Bow村的小孩染上了脑炎。昨天晚上我们送他们去医院了。这种疾病通过蚊虫传播。我们正发动一场浩大的运动驱杀蚊虫，清洁所有的蚊虫繁殖点，并为所有儿童杀毒。我们需要大家出来。杀灭看到的每一只蚊虫。我们将在每一间房间喷洒DDT，处理每一个厕所水箱，在池塘里投放氯，清扫并运掉所有垃圾，抽干并填埋每一个水坑。请带所有6岁以下的儿童去公社诊所。并请及时向我报告任何异常情况”。（Hinton(1983),第262页） 作者接着描述了这些简单的措施如何成功地预防脑炎在Long Bow的扩散。任何熟悉印度农村卫生服务情形的人必定会对这个为公共卫生而展开的社会动员事件印象深刻。 预防性卫生运动是改革前中国公共卫生设施大系统的一部分。其他方面包括卫生工作者的大网络，医疗基础设施的增加，发展良好的集体卫生保险制度。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制度触及到农村地区，甚至是非常穷的乡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农村人口都能以一个适度的开销享受到必要的卫生服务”。（Bloom and Gu Xingyuan(1997b),第351页） 然而，由于在较少特许的领域存在一些严重的阻碍，中国集体卫生体制的制度和财政基础在70年代末发动的经济改革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此有许多理由。（这些不同发展的进一步讨论，见Dreze and Sen(1989),世界银行(1992), Yu Dezhi(1992), De Geyndt等(1992), Wong(1994),Bloom等（1995）, Dreze and Saran(1995), Hillier and Shen(1996), Bloom and Gu Xingyuan(1997a,1997b), Bloom(1998), White(1998),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及Bloom and Wilkes(1997)的各种贡献。）首先，改革后见证了一场转型，从集体对经济活动的产品有第一权利的制度（改革前的公社制度）转变为地方公共服务的资金必须源于向私人收入征税的制度（一种提高激励和行政壁垒标准问题的方法）。这侵蚀了一些地方公共服务的财政基础，尤其那些经济增长比较慢的地方。其次，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趋于从公共部门抽走人力资源，由于在公共部门获得收入的机会（比如像老师和医生）更缺少吸引力。第三，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国家减少了对于广泛而且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承诺。这其中的一个征兆就是公共部门管理社会服务的“企业责任制”模式的扩大，导致广泛引入使用者付费作为保证收回成本的手段。 由于这些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公共服务在改革后经受了严重的压力。比如，农村人口被“集体医疗体制”覆盖的比例从70年代末将近90%锐减为十年后的不到10%。（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第37页。）乡村卫生服务已全面私有化了，“中国不再组织大规模公共卫生运动了”（Bloom(1998),第240页）。改革后卫生成绩中这些发展的负面影响明显被私人收入快速增长的有益影响所超过，并且生活条件的总体进步仍在继续。但是这种张力的结果必然会抑制中国在卫生及相关领域的进步速度，尽管在刺激经济增长上已经做得非常好。 这条推理的线路没有怀疑中国在改革后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意义，但它暗示着中国在收入前沿的进步已被社会领域的发展所稀释，通过改变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本应该通过快速经济增长获得更多的可用资源。这些观察也使我们避免将改革前中国的所作所为视为“垃圾”。从需要思考和审视成为中国改革后快速经济增长的各种基础性因素中，一般性的结论获得进一步的支持。 7、改革前和改革后的联系 遍布全国的基础教育普及与解释改革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相关。大众教育在便利快速和广泛增长方面的角色已在最近的发展文献中讨论甚多，尤其在东亚经济绩效的背景中。在中国，这个方向上的重大一步是在改革前迈出的。前已述及，事实上，到1982年中国15-19岁年龄段中男性的识字率就已高达96%，这个年龄段中女性的识字率也高达85%，使参与式经济发展成为可能，而这种方式是那时的印度无法做到——并且即便现在印度也非常困难做到。 改革后的发展受益于改革前的成就的另一个领域是土地改革，这已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发展普遍的重要因素。（比如，见Amsden(1989), Wade(1990), 世界银行(1993c)及那些被引用的文献）在中国，当然，远不仅仅是土地改革，公社农业的发展肯定是改革前农业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障碍，并且在加剧1958-61年大饥荒中事实上有着直接的作用（这方面更加明显）。但是，集体化的过程也，特别地，废除了中国的地主所有制（常常以非常残暴的方式），确保了农村相当平等地拥有土地。当中国政府在70年代末选择“责任制”时，这个国家已具有了能支持个体农业的土地使用权模式，没有高度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和广泛的无土地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无效率，这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 非常有趣的是，遍布东亚有助于参与式经济增长的制度发展（尤其，普及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以及废除地主所有权）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进入不同国度。一些情况下，甚至殖民统治也帮助了土地改革，比如台湾和韩国。在中国，改革前的体制以其自身的目标和承诺，实施了一些被证明为对改革后市场经济发展非常有用的变革。去寻求对中国近年来成功的一个非常历练的解释，联系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印度一定要在市场成功上模仿中国，不去创造类似于改革后的中国从改革前的转型中承袭而来的社会机会，仅仅像中国那样使经济控制自由化是不够的。中国市场的触角建立在之前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坚实基础之上，而印度没有使有助于形成市场功能的社会变革——教育、卫生保健、土地改革等——像在中国那样出现，不能简单地冀望于这种触角。 8、权威主义、饥荒及脆弱性 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仅仅看到积极的教训是不够的——这些可以卓有成效地向其看齐；审视“非教训”（non-lessons）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最好避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饥荒经历，相比较而言印度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记录。1958-61年的饥荒好像是死了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中国官方的死亡统计数据说另有一千五百万人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9年，第360页；Peng(1987)估计是两千三百万，而Ashton等（1984）估计接近三千万人。也见Kane(1988)和Riskin(1990,1998)）。自独立以来印度在饥荒预防方面的成绩更为成功，并且甚至在像干旱这样的自然灾害导致潜在的饥荒境况出现之时，真实饥荒的发生被及时的政府行动所防止了。（见Dreze and Sen(1989),及Dreze(1990a).对于独立印度饥荒预防的案例研究，也见Ramlingaswami等(1971), Choudhary and Bapat(1975), Mathur and Bhattacharya(1975), K.S.Singh(1975), Subramaniam(1975), Desai等(1979), Hubbard(1988), 印度政府（1989b）, Chen(1991), Currie(2000)及其他） 中国1958-61年饥荒的起因可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首先，大跃进的灾难经历和农业快速集体化的相关进程是这个事件的重要因素。激励机制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农业经济的组织基础被瓦解。 其次，一些分配政策的专断性质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包括大锅饭特征。（这点见Peng(1987)，他论证说公社食堂导致一些地方过度消费而其他地方则是普遍的饥饿。也见Yang and Su(1998)）也存在城乡之间分配的重要问题。当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之时，城市获得的比例事实上的确是上升的。(见Riskin(1987,1990)) 第三，中国政府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灾难的本质和重要性，并且当饥荒大爆发时，灾难性的政策长达三年没有大的调整。信息失灵与被控制的媒体有关，通过隐瞒饥荒消息来欺骗公众，但同时也欺骗了政府。地方领导竞相报告号称的成功，以胜过他们的区域内竞争对手，以至于中国政府一度相信它拥有比事实多一亿公吨的粮食。（见Bernstein(1984), Riskin(1987,1998)） 第四，因为不允许反对党或不同政见者,政府避免了公众压力。因而，尽管有饥饿和死亡的证据，对于政府辞职没有被组织起来的诉求，并且政治领导人能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长时间内坚持灾难性的政策。中国饥荒的这个具体方面——与中国缺乏民主相关——适合一个民主与成功预防饥荒之间关联的更一般模式，或者——换一个角度看——民主缺位与失去将尝试采取避免饥荒的任何保障之间的联系。(见Sen(1982,1983a)和Dreze and Sen(1989)) 事实上，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没有真实的饥荒在一个政府容忍反对意见、接受选举程序并允许公共批评的民主国家里发生过。一个政府必须处理反对政党，在议会回答诘问，面对来自公共媒介的责难，并在常规基础上进行选举投票，肯定不可能冒险不采取及时行动以避免可能来临的饥荒的。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缺乏抵抗饥荒的类似保障。 某种程度上，甚至上面描述中国饥荒的其他因素最终也与民主的缺失有关。一项类似大跃进这样造成分裂且激烈的政策在一个多数民主体中不经过广泛的辩论不可能发动起来。同样，政府有关食物分配的决策——在个人之间及在城乡之间——经历了批评和公共审查就不可能得以实施。当然，新闻和信息的控制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体中不会有可能会以中国在经历那次巨大饥荒之时所通常发生的那样。在解释中国大饥荒的多方面起因时，民主的缺失必定是非常核心的，因为在因果链上它影响到其他因素。 印度的民主体制有许多缺陷，但是它肯定绝对更适合处理饥荒。在关于饥荒及预防饥荒的特别要点之下，有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值得在这个背景中考虑。中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功决定性地依赖领导人的关注和承诺。由于对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根本承诺——毛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想法中的一个承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做到了许多印度领导人没有以任何力量急切要求和追求的事。消除普遍的饥饿、文盲和不健康肯定属于这个类别。当国家行动在正确的方向上运转之时，结果可以是非常明显的，就像改革前取得的社会成就所显示的一样。 这种行事方式的脆弱性在于过程极端依赖于领导人的价值观和政治策略。如果及当领导人没有追求一些具体起因的承诺之时，那种起因就会被忽视。并且，无论何时领导人被欺骗得到错误的因果关系，整个体制可能仍然运转，似乎那些错误的推测是正确且无须实施检验的。当政治领导人，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没有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即便拒绝认识到它，公众压力很少有空间去挑战他们的惯性或去指出他们的错误。1958-61年的饥荒代表了这种模式的一个清晰事例，但有许多其他的事例，包括接受西藏区域性的文盲，改革后对卫生服务急剧私有化，强加严厉的一个孩子政策，文化大革命的过度，以及经常侵犯基本的人权。权威主义对社会进步是一条不可靠的路线。 9、强制、人口与生育 当代中国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权威主义运行的一个具体领域就是人口政策，并且经常被建议说，尤其是新马尔萨斯循环（neo-Malthusian circles）的积极分子，印度应该在这个重要领域效仿中国。中国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强使出生率下降，在这个方面的成功已被广泛研究和赞赏，既然关于“世界人口问题”的大惊小怪观点目前正被众多国际领导人所认同。对即将来临的危机的害怕使许多政策倡导者在第三世界寻求强制性措施以强迫人们生更少的孩子，并且不顾来自包括妇女团体在内的各方面的批评，中国在这个方面上的努力得到了很多关注和赞扬。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像印度那样的情形）事实是如何的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关注快速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良好论据与对问题本质有相当误解之间的组合。这些误解之一是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时认为，抑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GNP增长速度（或者预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上，对于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政策——与一般情况下一样重要——可能对人均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少变化。 这一观点在表4中得以阐明。如果中国有印度那样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如，以1.9%取代1.1%），它的人均GDP增长——假定总GDP增长速度没有改变——仅仅从9.6%下降为8.8%（如果假定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提高总GDP的增长速度，这种下降会更小。这种假定比假设总GDP不变更为合理，因为后者意味着增加的人口都是不能从事生产的）。同样，如果印度成功地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1%（像中国一样），它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仅仅从4.1%上升到4.9%。中印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总收入增长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长率在这种对比中作用非常小。 表4：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
注释：a 通过在行标题国家的GDP增长率中减去列标题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来计算 资料来源：从世界发展指数2001中的表4.1计算出来，以及最近有关人口增长率的普查数据。 这种论述并不是想抛弃关注快速人口增长的需要。类似的关注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比如关系到人口压力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地方环境的负面效应，以及女性频繁怀孕的负担。（见Dasgupta(1993)和Cassen(2000)）关键是认识到问题的本质非常不同于通常所强调的公众有关“人口问题”是低的或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的忧虑。 类似于“一个孩子政策”的强制措施自1979年改革以来已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而且，政府经常拒绝为多孩子家庭提供住房和相关的福利——以此惩罚小孩以及不顺从的成人。中国总的生育率（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小孩数目的一个指标）现在是1.9，比“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通常设定为2.1）稍低一点，远低于印度的3.1和除中国及印度之外的低收入国家的加权平均数4.3。（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2.17，及世界发展指数2000，表2.16）这被视为——可理解的——非常成功的事件。 这种“解决”人口问题方法的困难来自不同方面。（关于家庭计划的强制和合作方法，见Sen(1994a,1994b)）首先，伴随这种途径的自由的缺失是其本身主要的社会损失。尤其是人权团体和妇女组织已特别注意到在任何强制体制中缺乏生育自由。（有关生育自由及其与人口问题联系的一般性话题，见Sen, Germain and Chen(1994)） 其次，除个人自由的基本问题之外，在评价强制性生育控制时有许多具体后果需要考虑。强制意味着使人们做他们不能自由选择的事情。这种强制的社会后果令人惊恐，包括当强制时不愿意的人倾向于反抗的方式。比如，“一个孩子家庭”的要求导致忽视——或更坏的——婴儿，从而增加婴儿死亡率。而且，在一个对男孩有强烈偏好的国家——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和北非其他许多国家所共有的特征——一个家庭只允许一个小孩的政策很容易对女孩非常有害，比如，以对女孩致命地忽视的形式。看来，这正是中国相当多地方所发生的（中国一个孩子政策的这些及相关后果（比如出生时女孩与男孩比例急剧下降，主要反映了普遍地流产女性胎儿）在Hull(1990), Johansson and Nygren(1991)）, Banister(1992), Greenhailgh等(1995), Zeng Yi等(1993), Coale and Banister(1994), Zhang(1998), Peng and Huang(1999)，以及其他人的讨论中。在1981年，中国女性婴儿死亡率比男性略低一点(Coale,1993)。如今，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女性婴儿死亡率比相应的男性数据高30%(国家统计局，1999年，第60页)。某些方面，出生时女性与男性比例从70年代末以来持续下降，在1994年接近86(Zhang,1998)；相比世界标准94左右，这个标准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也适用(Zeng Yi等，1993)）。 第三，根本不清楚使用这些强制性措施究竟额外地减少了多少出生率。中国许多长远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在减少生育上非常有价值，包括增加教育（对男性和女性），使卫生医疗更容易获得，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收入水平。这些因素自身会减少出生率，因而不清楚通过强制（措施）额外减少了多少生育率。为阐明这一点，考虑下面的问题：与中国有相当（或超过）水平的预期寿命、女性识字率及女性在劳动力中参与比例的所有国家中，有多少国家比中国1.9的生育率更高？答案是只有三个：牙买加、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生育率分别是2.6，2.7，2.0。（世界发展指数2001，表2.2,2.14,2.17及 2.19）因而，中国强制（措施）在减少生育上的额外贡献远非明显。 尽管有这些问题，许多评论家指出中国无论如何在生育控制计划上取得了一定成绩，而这些是印度无法做到的。这的确很对，从国家平均数字来看，很容易看出中国有更低的生育率1.9，使人口增长以一种方式控制住了，而印度没有达到，其平均生育率是3.1。然而，仍然不清楚的是这种对比中有多少应归功于中国使用强制性政策的有效性，既然它有如此高水平的女性识字率、预期寿命、女性劳动力参与等等，我们本期望中国的生育率应低的更多。 为了梳理这些问题，有必要看一下印度一些地方，这些地方有相对较高的识字率及其他社会特征伴随着生育率的自愿减少。喀拉拉邦提供了与中国的有趣比较，既然它也有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等等。喀拉拉的生育率是1.8，比中国的1.9低一些，并且这是在没有任何国家强制情况下取得的。这与我们期望通过有助于自愿减少生育率的因素的进步是一致的。前已述及，喀拉拉比中国的识字率更高（表1和表2）。事实上，喀拉拉的女性识字率比中国任何省份都要高。而且，相比中国在1999年男性和女性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是68岁和72岁，喀拉拉在1993-7年相应的数据估计分别是70岁和76岁。另外，妇女在喀拉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在财产关系和教育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见Robin Jeffrey(1992)及V.K.Ramachandran（1996）在参考书中有关喀拉拉的论文） 基于这些以及其他积极的成就，喀拉拉在减少生育率上的成功质疑了在贫穷经济中强制降低生育的必要性。并且既然这种低的生育率是自动取得的，不存在中国情形下所述及的负面效应的迹象，比如提高了女性婴儿死亡率及普遍的流产女性胎儿。前面已经讨论过，喀拉拉的婴儿死亡率（每一千名婴儿14个）现在远低于中国（每一千名婴儿30个），尽管在中国引入一个孩子政策之时两个区域有着相同的婴儿死亡率水平。另外，在中国女性婴儿死亡率比男性婴儿高30%，而在喀拉拉男女婴儿的数据完全相同（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9）第60页，和印度政府（1999a）第129页。前已提及，中国在70年代（引入一个孩子政策之前），女性婴儿相对男性婴儿的生存劣势并不明显地存在）。 有时争论说，使强制性生育控制变得重要而且必要的是通过强制手段降低生育率的速度，而这是自愿过程所无法实现的。然而，喀拉拉的生育率从50年代的44‰降低为1991年的18‰——并不比中国下降速度慢。当然，可以争论说看这段长时期对1979年引入的一个孩子家庭及其他强制性政策的有效性不合理，应该比较自1979年之后的情况。 表5提供了中国和喀拉拉在1979年以及之后的生育率的比较性描述。泰米尔纳德邦的数据也在此给出，由于该邦有一个积极的家庭计划项目，在印度是识字率最高的邦之一，也有相对高的女性参与有酬就业及低婴儿死亡率（两个方面都列各邦的第三位），所有这些都对稳定下降的生育有所贡献。这证明喀拉拉和泰米尔纳德自1979年以来在生育率下降上都比中国取得更大成绩。喀拉拉的生育率在1979年比中国高，但这个在80年代末就倒过来了。泰米尔纳德自1979年以来在生育率上的绝对下降（从3.5到2.0）比中国相应的减少（从2.8到1.9）要大得多。不管一个孩子政策和其他强制性措施的另外的“优势”，中国生育率下降看来并不多。 表5：中国、喀拉拉与泰米尔纳德的生育率
注释：a 三年的平均数（最后一项数据适用于1996-8年）。 资料来源：对于中国：Peng(1991)， Li Chengrui(1992)，世界发展报告1994，及世界发展指数2000。对于印度：印度政府（1999a）第117页和213页，及印度政府（2000h）第44页。 印度各邦的记录之间的对比给出了一些有关该主题的进一步的实例。喀拉拉和泰米尔纳德急剧减少生育率的同时，在所谓“北方心脏地带”（比如北方邦(Uttar Pradesh)、比哈尔邦(Bihar)、中央邦(Madhya)、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其他邦有更低水平的教育，尤其女性教育，及一般卫生医疗。这些邦都有较高的生育率——在4至5之间。这是在这些邦持续地使用家庭计划的笨拙方法的情况下，相比于喀拉拉和泰米尔纳德所使用的更“合作”的方法（在印度也使用非强制措施使生育快速下降的其他例子。比如，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型，特别是基于教育在这些年的显著发展（尤其是女性教育），以及相对有效和平等的卫生医疗服务）。相对于强制，印度国内的区域对比强有力地支持了合作（特别是基于妇女积极而且有教育地参与）。 印度可从中国学习许多东西，但是需要强制及需要违背民主的不是其中之一。印度的民主在许多方面还有缺陷，但是使体制更少民主不会减少这些缺陷。可以羡慕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并从中学习，无须效仿它不民主的方面。 10、印度从中国真正可学的教训 “黎明”或许会或许不会像“来自中国的惊雷”一样到来，但事实上，值得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很多，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有辨别力的方法。首先，这是重要的证明，即引入市场力量去影响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以及消除大众剥夺。在印度饱受贫困的人民经常对市场机制的功能持有疑虑。一定程度上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并且事实上我们已经论证了市场机制本身不会带我们在消除印度的剥夺上走得太远，如果自由化结合着对继续忽视社会进步的其他条件的话。但是中国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适当地补充一下，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能在消除大众贫困及改变生活条件方面裨益颇多。那些羡慕中国在几十年内取得的其他成就的人不能对这个相当大的信息视而不见。 其次，中国经验也说明了扩展社会机会的两个必要基础之间的补充，即（1）支持性公共干预，尤其在类似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土地改革等领域；（2）市场机制——一个有效贸易和生产安排的必要部分。我们讨论过改革前在前一领域的成就帮助中国在改革后维持并改善以市场为基础的机会。 第三，中国的自由化计划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特征，从而区别于其他新兴为市场经济的尝试。市场机制在中国被用于创造社会和经济机会的额外渠道，没有试图去依赖市场本身作为它的替代社会体制。在私有化国有企业方面还没有扣人心弦的尝试，没有放弃支配的权力；相反焦点是对私营部门开放新的机会以及改革集体企业的管理方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尝试给已有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制造了高度不安全的威胁，而中国改革的运作模式基于将公共部门改革与私营企业的扩展更积极的结合（即便如此，中国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面临很多压力。这些制度过去是基于对城市居民的确保就业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然而，改革后提高农村——城市迁移的限制导致出现很多的非官方认可迁移的“漂移人口”，这些人无法享受过去只适用于有户籍的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这些漂移人口中广泛的剥夺是中国当下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同样，在推行农村改革（根据新强调的“家庭责任制”）过程中，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村中每一个成年人——男性或女性——有权去耕种给定量的土地（对于中国农村这种结合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个人使用权的有效性、公正性以及持续的受欢迎度，见Kuang和Liu（1997）和Burgess（2000）。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土地权利体制对性别均衡也有正面特征，既然成年女性和男性有相同的权利。这与印度的土地权利形成鲜明对比，在印度是极端的父系特征。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考虑到父系土地权利是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劣势的主要来源（Agarwal,1994））。这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出现一个被剥夺、没有土地的家庭的阶级，并且为农村人口的分配提供了一些保护。这种结合集体所有权和个人使用权的做法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有方面（集体所有权与企业责任制的结合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乡镇企业”的特征。关于中国乡镇企业这个方面的很好的讨论，见Weitzman 和 Chenggang Xu(1993)。也见Byrd和Lin(1990)，以及一些在那被引用的文献）。从中国这些及其他实用主义地将市场激励与国家行动相结合的实例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习。 第四，即便带着这种实用主义，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在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收入贫困方面比扩大社会服务（典型的是卫生保健领域）和依赖这些服务的社会机会方面成功得多。在真实收入大步前进的同时，预期寿命提升得相当慢。足够奇怪的是，中国在预期寿命上相比印度的领先自改革以来不是拉大了而是缩小了，尽管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在这个领域上事实上是落后于喀拉拉，并且正是在经济活力十足的这个时期。从国际视角上看，改革后的中国是令人吃惊的实例，尽管超过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在卫生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 最后，印度需要向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学习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中不包括中国更权威体制的任何特征。这不是去否认中国在社会进步的努力上所取得的更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领导人对消除贫困和剥夺的更强烈的政治承诺的结果。但是领导人权力较少受到挑战也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在面对各类危机和灾难时更加脆弱，1958-61年的饥荒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缺乏民主控制的一般性问题仍然，而且已经以不同方式显露出来。并且也暗含在类似强制家庭计划和缺乏生育与政治自由的主题之中。事实上印度在许多领域上的记录很糟糕，而中国已经做的很好，这并没有提供被一个政治权威主义所诱导的好理由。 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既不是一点点效仿（ piecemeal emulation）（包括没有支持性社会政策的自由化），实际上也不是全盘效仿（wholesale emulation）（包括民主特征的缺乏）。从因果式分析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政策与当前的成就之间的关联中，有许多需要学习。中国在经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研究。在一个有分辨力的基础上，印度有许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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