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考录制度:问题与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顾海兵

2002年5月18日

现在全社会已经公认,中国的研究生总体质量严重下降。中国高等教育的警钟实际上已经拉响。也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潜在着危机。只不过相对于经济危机,教育危机更为隐形,其时滞更长一些,或许10年之后才能看出现今教育危机之危害。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十几年的学者,一直对此忧心忡忡。教育兴亡,匹夫有责;危而思变,危而思源。笔者认为,中国研究生质量严重下降的根源在于产生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没有能够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与时俱进,因而大大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必须批评、必须改革。笔者愿意在此抛砖引玉。这里就研究生考试与录取制度进行剖析。

相对于中国的高考制度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批评,中国的研究生考试与录取制度受到的讨论与责备还不多见。这是因为一则研考涉及的人仅是高考的7%左右,因而全社会的关注程度较低;二则研考不像高考那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研考与读研属于“奢侈需求”;三则中国研究生考录制度建立的时间不像高考那样长,因而对其研究较少。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对研究生考录制度讨论与责备不多并不说明其不存在问题、不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研究生考录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现行研究生考录制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速度过快,以至于有“大跃进”的症状。研究生与本科生具有本质的不同。本科生大体上还属于基本教育,是普及型的,培养的是通才;而研究生则属于尖端教育,是精英型的,培养的是专才。即使是发达国家,其普及的也仅是本科教育,其研究生教育则并不追求高增长。相比之下,作为发展中的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速度相当惊人,甚至超过本科生增速。据统计(《中国统计摘要》、2001年统计公报),1995——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招生由92.6万人扩大到268万人,增长1.89倍,年均增长19.4%,而研究生招生规模则由5.1万人扩大到17万人,增长2.3倍,年均增长22.2%。其中,近两年增长更是迅猛。1999年——2001年,本科生招生数由159.7万扩大到268万人,年均增长29.5%;而研究生招生数由9.2万扩大到17万人,年均增长35.9%!相比于我国GDP每年7——8个百分点的增长,相比于每年我国仅有一半的初中生进入高中学习,相比于我国每年初中生中大约有10%以上没有毕业而辍学,相比于我国小学毕业生中也有5%不能升入初中,我国研究生招生数量的增速难道不是大跃进式吗?以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如何保证其培养质量呢?即使保证了培养质量,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他们是不是会大才小用或成为向发达国家输送的人才呢?如果招生数量由政府确定,那么其依据与规则是什么呢?也许是师生比?然而笔者在高校工作17年,不知道师生比有没有规定,也不知道师生比定量多少。

2、3+2或2+3式的统一考试制度既使学校丧失了招生自主权,又使学校之间产生了不公正竞争。我国的研究生考试与高考类似。其5门课程考试中2——3门由教育部统一命题(2门一般是政治、外语,3门则另加数学),其余3——2门专业课则由研究生培养单位出题,博士生考试则无全国统考,一般由全校统一考外语,其余科目由各个导师出题,且考题保密。硕士生录取时,由教育部规定录取分数标准。与高考不同的是研究生录取不仅有总分最低标准,而且有单科最低标准,此外,往届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应届考生510分(笔者不知道这一标准每年都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也不知何时发布)。比如2002研究生录取标准是:总分340分,单科57分。这样的考录制度显然剥夺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也剥夺了一部分总分相当高而某一门科目分数低于标准的考生的被录取权。这种全才式录取是不符合研究生专才式培养目标的。相比于高考只取总分标准,研究生二元录取标准是极不科学的。同时,由于既有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又有各学校自定的考试科目,而录取分数标准又是统一的,这样各个学校为了避免录取不到学生或扩大可筛选范围,就必然放宽自定科目的考试难度及打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校考生的考分含金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求松些的学校,其考分就含有泡沫。如此,学校之间、考生之间的竞争就必然是不公平的。这种既不是统一又不是分散的考录制度实际上不是综合了统一考录制度与分散考录制度的各自优点,而是综合了这两种制度的缺点。

至于博士生录取,则基本上由导师个人说了算。因此,博士生录取可谓公开的黑幕重重。以权、钱开路是公开的秘密,副厅级以上官员可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经济学消息报》2002.4.5.)。

3、将政治与外语列入考研科目以及把外语列入考博科目并不科学首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了如果要考也不应是政治,而应是经济。其次,如果不以政治学为专业,则让所有的学生都来考政治是不符合研究生的专业化要求的。如果考虑到高考科目中都已经取消了政治,则在研考中继续保留政治科目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要考政治,则就应该只考宪法。因为宪法是政治的核心。从逻辑上讲,如果考政治,就应该增考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等,我们有什么理由厚此薄彼呢?难道我们还要搞所谓政治挂帅吗?再次,中国人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必修外语,我们还有必要在研究生考试中再考一次外语吗?如果到研究生阶段还需要考外语,则除了说明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外语教育的失败,还能说明什么呢?世界上有什么非专业课需要学16年、19年、甚至20年呢?对非外语专业的考生来说,外语既不是专业课,也不是专业基础课,甚至连基础课都不算,为什么要把外语的位置提得这么高呢?计划经济时期不学或者少学外语固然不对,但现在什么都考外语显然也是一种极端做法,既不符合经济学分工要求,也忽视了由于对外开放(外国人学中文)、科技进步、英汉翻译机器发展,外语已越来越不成为一种障碍这样一种现实。说得尖锐一点,过去轻视学习外语是自傲,现在片面强调外语实际上是自卑或者说是崇洋媚外。近来这种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要考外语读写,而且要考外语听说。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有机会、有必要非要与老外对话吗?哑巴英语真的会影响研究吗?以此逻辑,聋人哑人就不能从事研究了?搞研究关键是多看书(合作研究另当别论)。哑巴英语无罪。

4、研考时间的确定不符合有关法规。依据有关法规,具有下一级学位的才有资格报考上一级学位,如学士报考硕士生、硕士报考博士生。但目前的情况是:每年1月份或3月份考研时,应届考生实际上并没有本科毕业或硕士毕业,他们仍处于论文写作阶段,因此,他们并不是合格的考生。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考上了研究生却没有取得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这一点与高考不同。高考是在学生毕业会考之后。因此是合法的。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研考时正值论文写作阶段,因而考研实际上已严重冲击了学位论文的写作,并随着考研竞争加剧,论文质量日益下降。

实际上语言学习重要的是环境与实践,而并非课堂学习,逆向英语也好、疯狂英语也好、决战英语口语也好,走遍美国也好,都只能是昙花一现,都只能适合于少数人。在北京三里屯与桂林山水经营的商贩其英语口语远高于本科生。甚至国内的英语教授到国外访问时,也并非完全听懂外国人的话,其讲话外国人也并不完全听懂。在中国这样一个国人众多、外国人相对很少的环境下,能有多少实践的机会?甚至我们的广播虽说有一个国际电台,可外语讲得很少,多是音乐,其讲的也是为外国人服务的,我们的电视台虽说有国际频道、外语新闻,可也是给外国人服务的。全国这么多人学英语,为什么不能有一个24小时的外语讲话频道呢?为什么不能原味转播国外的节目呢?为什么只限于高档宾馆、特别场所可以看原味外文节目呢?今后随着旅馆的开放,中国人到国外玩上一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还能讲不好英语吗?中国人花这么多的时间学习外语难道不是浪费吗?年龄越大,学习外语的效果越差,如果不在中小学过外语关,而要等到成人之后再来过外语关,岂不是事倍而功半吗?只怕是外语没学好,中文也没学好,专业更没学好。

5、研考时间的确定不符合有关法规。依据有关法规,具有下一级学位的才有资格报考上一级学位,如学士报考硕士生、硕士报考博士生。但目前的情况是:每年1月份或3月份考研时,应届考生实际上并没有本科毕业或硕士毕业,他们仍处于论文写作阶段,因此,他们并不是合格的考生。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考上了研究生却没有取得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这一点与高考不同。高考是在学生毕业会考之后。因此是合法的。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研考时正值论文写作阶段,因而考研实际上已严重冲击了学位论文的写作,并随着考研竞争加剧,论文质量日益下降。

6、复试录取过程背离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以北京重点文科大学为例,首先,近两年研究生录取数量只有全校总量,各院系没有事先(考前)规定录取名额。这种做法有利于保证全校录取数量最大化,即过分数线的尽量录取。但这种做法对于考生来讲却并不公正,考生缺乏最基本的需求信息,同时,由于院系之间的录取指标串通使用,从而使有的院系超载录取,这样必然会影响今后的培养质量。

其次,复试基本上是走走形式,说得尖锐点是劳民伤财。在现有体制下,即使不考虑经费,各个高校也自然是追求招生数量最大化(比如,凡讲本校成绩,则必讲本校招收了多少硕士生、博士生,毕业了多少硕士生、博士生。至于质量则基本无人涉及)。这样,凡是过了国家规定分数线的,当然是能录尽量录,再加上复试并无一套制度或者有制度但并不科学,因而,复试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当然,不排除有些高校复试比较严格,并且规定统考成绩占70%,复试成绩占30%(胡生,武大学生坠楼事件,《南方周末》2002.5.2)。

再次据了解,我国研究生录取中有3%的特批指标,即考分不够国家标准的考生,经学校特批也可以录取。比如一个学校若招生数量是1千人,则可以特批30人。笔者在高校十几年,不知道这特批是如何具体操作的,似乎这一权利集中于研究生院(部),似乎有一个特批委员会,笔者不知道谁应有特批权,笔者也不知道这3%是依据什么确定的,具体到某一个院系,这3%如何操作,如何进行阳光操作。

最后不知道从何年起,我国的研究生录取采用了双轨制,比如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走读生。据了解,公费生几乎不用交费,而自费生要交3万多元。这样,可能是一分之差(假定都符合录取标准),一人就要比另一人多交3万多元,真是一分值千金!从考分本身看,如果按分录取,则每一分应该拥有相等的权利。应该用拟收取的总费用除以所有考生的考分距满分之差的和,得出每一分应交的费用。比如某专业拟收费5万元,拟录取2人,2人考分离满分分别差24分、26分,则每分应分担费用1千元,2人分别交2.4万元、2.6万元。这种做法显然是合理的。而一分值千金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笔者曾记得多年前高考曾经实行双轨制,后来取消了。笔者不知,为何在研究生录取中至今还搞这种双轨制。从非义务教育角度看,研究生收费甚至按成本收费是极为正常的(当然,应配套设立奖学金制度、勤工助学制度、贷学金制度等)。再说,因为一分之差而多交3万多元的人并不见得比高一分的人今后学习成绩要差,如果不仅不差,甚至高出不少,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退款机制呢?这种本来应该按成本收费的非义务教育不仅不收费(公费者)还要发生活费,是不是近几年考研热的一个原因呢?曾经传说研究生要全面收费,不知为何至今迟迟没有动作?读本科已经收费,读研究生反而不收费。岂不怪哉!

至于研究生考录制度的改革,笔者的意见是:

    取消全国的统一研考制度,由各个高校决定研究生录取是否采取笔试制度及采用怎样的笔试制度。同时相应取消所谓的复试。在这一点上要相信高校,给予高校充分招生权。
  1. 政府教育部门不能既做领队、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其任务就是监督,如研究生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录取过程是否公正等。
  2. 学校确定各院系招生规模上限,具体录取由各院系采用口试,当场打分方法。可以由7——9名教授、副教授组成若干个口试委员会,借用体育比赛做法,去掉最高分与最低分,再取平均分作为考试成绩。彻底改变目前由某个所谓博导垄断出题、评分、录取各种权力的做法。
  3. 取消不伦不类的外语考试及政治考试。录取从宽,培养从严,宽进严出,交费读书,使真正有志于研究的人进来学习。重视专家推荐意见,要求每个考研者至少有3个专家推荐信(对不实推荐要对推荐者亮黄牌)。专家推荐信中要对被推荐者进行排序打分,充分借鉴国外经验。
  4. 如果仍采用全国统一研考,则必须改变研考时间,先毕业后研考。比如研考时间应推迟半年,改为每年的7月份以后,可以选择8月下旬或9月份,入学时间相应推迟,可改为次年过完春节后入学。这样也有利于学校均衡安排工作。

主题词 研究生教育 分散决策 群体指导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中国研究生考录制度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封建式的残余。必须依据科学与竞争原则对其进行彻底改革。只有创新才能扭转中国研究生质量公认下降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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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 顾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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