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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新华社的《国际先驱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文章，署名为“仲大军”，被全国多家网站广为转载。本中心在此郑重声明，此文非仲大军先生所写，是此报记者所为。仲大军先生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怎么能将一个电话采访冠以“仲大军”的名字，这反映了当前我国新闻界的不严肃性。仲大军对美国学者的文章只写了一篇《劳动人口剧减后将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的评论文章，大家可以在本中心网站看到。 现在，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杨小欣先生送来了自己译的版本，现在本网将这篇原名为《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文章再发一遍，并附上杨小欣先生写的介绍，请大家了解其中的原委。] 中国与全球化 ---- 一位美国专家的证言 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亚洲政策首席研究员, William H. Overholt 2005年5月19日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杨小欣 翻译 (2005/11/10) 译者的几点说明 一、 作者和本文简介 (一)作者William H. Overholt 是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 美国的一家非赢利研究机构)亚太政策中心(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的主任和亚洲政策首席研究员,《中国的崛起 - 经济改革是如何创造一个新超级大国的》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一书的作者，原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曾任总部设在香港或新加坡的三家主要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战略问题专家。 (二)《中国与全球化》（China and Globalization）一文，是作者作为专家证人在美国第109届国会第1次会期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听证会(2005年5月19日)上提交的一份书面证词。据作者称，其中的意见和结论是其个人的,不应当被解释为代表了兰德公司或该项研究的资助者的意见。 作者在其证词中试图证明：中国的全球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之一。中国的崛起，不仅使中国人民受益,而且使整个世界受益；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负担，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已成了美国的盟友。美国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在某些方面损害美国利益的问题。全球化的中国将不再会谋求改变美国创建的世界体制；改革者的中国并不试图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崛起的中国并不主张也没有实力取得支配世界的权力。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内问题的挑战，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遭受重大挫折；即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未来的中国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美国应当欢迎而没有必要害怕中国的崛起。作者期待，中国发展成为日本那样的富裕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在某些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拥有一个互利互补的产业结构。作者还期待，中国将会从其亚洲邻国那里汲取政治改革的经验。 (三) 原文所在网址 (1)www.uscc.gov/hearings/hearingarchive.htm#hearings2005 作者在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记录和提交的本份书面证词,被分别收录于USCC听证资料专集<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来>(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p123-126和p126-132)。该专集共300余页,收录了该次听证会(共两天)六个专题的全部专家口头陈述和书面证词，可全集下载。 (2)www.rand.org/publications/CT/CT244/ 二、 翻译此文的理由 《中国与全球化》一文,虽然是作者写给美国的决策者们看的,但其内容却与我们中国人有关(其标题就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议论涉及到我们所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该文的见解,虽然未必都有新意,更谈不上都是无可争议的定论,但多少也许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将原文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出来,对于没有精力看原文但有兴趣了解其内容的读者,也许不会是多余的。 三 本人在完稿后, 在网上发现了何颖先生的全译稿,标题是《美国兰德公司报告:〈中国与全球化〉》www.dajun.com.cn .本人的译稿与何先生的,存在一些不同之处。 四、译文如有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正文摘要 中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反对者和我们所建立的全球性组织的最大的捣乱者。然而如今，她已把自己变成了全球化的拥护者和这些全球性组织的负责任的参加者。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日本。她正在促使其国内制度的全球化，其达到的程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个大国中是前所未有的。法律秩序的建立、市场竞争的推行、英语的广泛使用、海外教育资源的引进和外国法律及制度的大量移植，不仅使中国的制度赶上了时代，而且使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变革。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所有成功，都使人联想起自由化和全球化；中国在每个方面的全球化，都给她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者的生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改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超过了日本和前苏联 - 在日本，战后重建是在国家对经济实施高度管理的条件下实现的；而在前苏联，社会却因休克疗法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由于中国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中国在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和东南亚在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方面的盟友。对日本,印度和巴西而言，这种程度的自由化，是她们难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迅速全球化已迫使其作出了艰巨的社会调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已减少了4400万，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已丧失了2500万个。125家汽车制造公司预计将被迅速整合为3至6家。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正在对其邻国发生重大的影响。从中国那里，印度人明白了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所具有的长处。那些在敌视外资的环境中受到教育的亚洲人和有着保护主义传统的拉美人，如今为了与中国的竞争，也不得不开始对外来投资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减少对贷款的依赖。这将改变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并为我们的公司创造更多的全球范围的机遇。 与早先人们所担心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并未夺走而是刺激了其邻国的贸易和外来投资。事实上，近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使日本的经济得到复苏，使其重要的邻国免于萧条，甚至可能还正在阻挡着一次危险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的成长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就像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那样,大于从美国流向中国的。廉价的中国产品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善了美国穷人的生活。廉价的产品和中国在美国的赤字问题上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下滑，并延长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不过,与此同时，廉价产品的涌入也引起了贸易赤字和社会调整的问题。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致使美国的许多公司遭受了损失。中国大规模的建筑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给原材料的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给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中国的成功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但是,人们如果根据其近来的高速成长这一事实,就推断中国将会支配世界并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话,那就错了。与旧苏联不同，改革者的中国并不寻求改变任何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兼并、城市化和就业不足的挑战。不仅如此,到2020年,中国还会陷入工作人口严重不足、大量需要扶助的人失去依靠这种人口比例极度恶化的危机。对我们而言，中国最好发展成为日本那样的富裕国家，在一些方面存在优势，在另一些方面则处于弱势。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欢迎，而不是感到恐惧。 中国与全球化 改革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全球化的反对者。她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她反对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反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之类的主要的全球性组织。她相信天下大乱是件好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她积极支援世界各地的动乱 - 不仅在她几乎所有的邻国，而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我们的大学。 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四处碰壁相伴随的，是其国内文化的破坏。其严重程度实为世界所罕见。在十年文革中，在毛泽东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思想(peasant chiliasm)[1]的指引下，学生和其他的群众，把大多数党政高级干部置于被羞辱的境地；攻击了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摧毁了大部分的文化遗产；甚至力图全面破坏国家的既成体制。 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曾尝试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制、共和制、军阀统治、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和其他的一些方案。结果都失败了。由此而引起的思想混乱(alienation-精神错乱)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不仅是学生,国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无论是世界的经济政治体制,还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以,任何通往成功的道路都不得不从摧毁现存的体制开始。 对世界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在中国的贫穷和政治分裂所引起的诸问题当中，文革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假如在整个20世纪，中国是个富裕而统一的国家的话，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将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仅仅是第二次欧洲战争。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情形也会完全不同。中国将有能力抗击并打败日本的侵略。珍珠港事件和许多其他的战祸将不会发生。美国的战争负担因此而会大幅度减少。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是因为中国的贫弱，我们和这个世界，更不用说亿万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富强的中国。 由于中国全球化的成功，我们不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引诱世界列强陷入巨大冲突的真空地带。中国已不再援助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动乱；也不再试图瓦解世界的金融体制。如今的中国，对泰国和菲律宾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安定给于了支持，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与邻国就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所带来的利益进行协商。这样的中国,使我们受益. 冷战伊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基本理念: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其他国家的内部改革和后来的所谓全球化，促使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区在经济上得到增长，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欧亚的安定，赢得冷战，创造一个稳固的世界秩序。我们的军队保障了这一进程。不过,从马歇尔计划到亚非援助使命，我国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长期的核心战略:把其他国家纳入构成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世界的全球性组织和卓有成效的经济运行规则的体系之中，以此来协调和稳定我们的世界。 事实已经证明，这一战略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之一。其成效是如此的巨大，我们过去的敌人和盟友都被卷进了我们所编织的世界秩序的网络之中。尽管如此，在我们国内，这一战略却招来了不少非议，有时还引起了一阵恐慌。我国的主要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纺织业和制鞋业，相继不断地反对我国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中国及拉美之间的自由贸易。过去，我们曾为日本是否将会吞并我国的全部制造业，买下我们所有最重要的资产，最终在钢铁、汽车和电视机诸领域打败我们，甚至把洛克菲乐中心也吃进肚里，等问题而深感忧虑。然而，到头来结果又怎样呢? 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不是没有陷入危机吗? 此外,我们对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所给予的鼓励，不是也没有变成对可怕的独裁统治的援助吗? 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忧，每一次都是过分的；我们的战略,在所有的场合都取得了成功。其结果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安全，有利于我们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海外的政治自由化，而且有利于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家的人民。今天，我们同样也没有必要为中国的崛起而忧虑。 中国的全球化 在我们的战略设想中，我们原本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一战略竟然能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我们的那些旧敌国也诱入我们所设计的世界经济组织体系和地域政治安定计划的网络之中。 尽管跚跚来迟，中国却以远比日本积极的姿态，加入了我们的全球化体系。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超过了日本。在2004年度，中国的国际贸易额相当于其GDP的70%，而日本的,仅为24%；中国引进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尽管其经济规模数倍于中国，尽管其正处在应当吸引相当数量外资的经济恢复时期，实际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只有201亿美元。 中国的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的全球化。今日中国所选择的发展战略，与明治初期(19世纪中叶)的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当时的日本政府为学习先进而向海外派遣考察团，在世界范围内挑选最优秀的海军(英国)，最优秀的教育制度(德国)以及其他最好的东西。然而，经过一个半世纪，日本人已显现出了闭关锁国的倾向；而中国，却已从清朝的闭关自守和毛泽东的农民排外主义，进化到采取一种具有同化精神的全球性的政治理念。 今日的中国，正为寻求最佳的兴国之策，向世界各地派出考察团。中国从海外引进(使之适应于自己的需要)的，不仅有技术和公司管理手段，而且有涉及广泛领域的各种制度和办法，比如: 国际会计标准、英美和香港的证券法、法国的军用物资承购制度、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范本的中央银行组织机构、台湾式的外国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制度、以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经验为参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其他许多的东西。在这些变化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决定采用西方的法治观念，把竞争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事实上把英语作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第二语言。如今，我可以不带翻译在北京大学讲课,或在北京和上海采访高级官员。不过，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也许是，中国已经把她的优秀青年派往海外，让他们在国际(协调)主义的实践中接受教育，就像罗马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希腊留学那样。 当然，这些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西方的会计制度和法律引入一个连职业会计师和律师都不存在的刚刚起步的国家。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在中国的发生,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来得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并不限于技术的更新换代。清王朝的学西方,实行的是"西方的技术,中国的文化"(中体西用)的方针。而今日中国的学西方，却并非如此。诸如法治的实施和市场竞争的促进这样的变革，否定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中国还正经历着文化品位的全球化。洋品牌的涌入，把中国人卷进了全球文化的海洋。我曾花了数月时间调查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像七八十年代的韩国那样的封闭的市场环境中，中国能够(像韩国那样)发展其自主品牌的汽车吗? 我们找到的答案是：今天的中国人对全球文化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韩国人。在中国，除非融合了全球通用的设计和外国的技术，自主品牌的汽车将不会有发展的余地。十至三十年前，韩国的汽车产业尽管在规模上大于今日的中国，当时的人们在马路上却见不到欧美品牌的汽车。即使在今天的韩国,也难得见到。但在今日的中国，路边停靠着许多大众和别可汽车。 中国不仅比第三世界中的其他国家，而且也比第一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更相信全球化。中国所取得的全部成功，都带有“改革开放”即全球化的印记。与中国不同，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尽管也经历了全球化，但对国际贸易、外来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却实施了比今日的中国远为严格的限制。 全球化已迫使中国作出了非常痛苦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已从1995年的1亿1000万减少至2005年3月时的6600万。那些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经转移到了中国的人们将会吃惊地发现：中国的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从1994年的5400万个减少至今天的3000万个。不过，这些数据尽管触目惊心，却并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为了扩大竞争和迎接来自WTO成员国的挑战，而不得不接受的调整的剧烈程度。例如,虽然汽车产业的就业人数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汽车制造企业的数量，预计将从高峰时期的125家减少至3到6家。不仅如此, 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大部分已被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所占据。 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社会调整，其程度之严重，无论如何估量也不过分。但是，正因为中国愿意接受这样的调整，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曾经历过如此迅速的改善。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上海的劳动者们还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看上去无精打采，缺乏热情；很少有人拥有诸如电视机甚至手表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农村，营养不良的现象到处蔓延。但在今日的上海，普通的居民家庭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视机，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绝迹。正是由于生活的迅速改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支持进一步的全球化。 中国的全球化与其他国家 中国的全球化,当然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的变革方面。印度自独立以来，贯彻极端的保护贸易政策，采取敌视外国直接投资的立场；对内实行被称为"许可证统治"的社会主义经济控制体制,对外则坚持与旧苏联之间的坚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其经济因此而受到了严重束缚,裹足不前。1991年爆发的外汇危机和近邻中国所取得的成功,震惊了印度并使她明白：如果放弃以往的敌视全球化的立场,那么,她就能够走向繁荣。尽管印度的起步晚于中国，速度也较为缓慢，其经济的增长率还是提高了一倍。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已大幅度减少。如果今天你去印度，就像我上个月刚去过的那样，你将会发现曾经似乎只有在东亚地区才能看得到的那种希望，自信和活力。 正如早先在中国发生的那样,印度的新兴经济势力,已促使该国的领导者把政策的重点目标,从争夺地域政治势力范围转向与邻国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印度与其邻国的关系(有时甚至包括印巴关系在内),最值得注目的是印中关系和印美关系,较之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事实上,现在的印中关系的状况,是上世纪60年代的冲突发生以来最好的。印度的产业界已不再惧怕与中国的竞争,他们对印度的竞争优势有了信心,甚至还为最近的印中贸易顺差而欢庆。 中国对印度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只不过是很可能已经开始发生的更大范围内的现象的一例而已。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日本,对外国的直接投资都抱有相当敌视的态度。从日本和韩国,到菲律宾和泰国,再到印度,更不用提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直接投资者们在那里面对的,是难以跨越的市场准入门坎、高额的税费、不公平的司法待遇和消极的舆论环境。这些国家不是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是依赖外国的贷款(韩国、东南亚和拉美),或是依靠国内的贷款(日本)。这些国家通常都产生了过大的债务负担。泰国设定了高额的税收,而后给特定的投资者减税。印度人的团体曾抓住卫生问题,凭借歪曲事实的指控,对肯德基的炸鸡食品发起攻击。不过，这种战术现在已没那么可怕的了。 中国根据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过去的成功经验,在降低负债、平衡收支方面取得了成功。这将逐渐促使世界上许多国家改变自己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的方式。中国的这一影响具有革新的意义,尤其是在亚洲。那里的许多国家以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取得国内或国外的银行贷款,来避免对外国投资的依赖。而政府则通过诱导银行的贷款流向,来调控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使企业和国家过度地依赖于银行，引起周期性的财政金融危机；使政府获得了过大的控制产业的权力，助长了管理失误和腐败的发生；使在政治上受到支持的大公司取得了对较小公司和外国公司的不公平的优势。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限制了我们的公司的发展机会。如今，与中国的竞争将迫使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公司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这一变化将使美国的公司不仅能在中国，而且能从世界各地得到好处. 近十年前,许多人曾担心,中国的成功将会吸引其邻国的外来贸易和外来投资流向中国,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变穷。但此后出现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所有改弦易辙、对外来直接投资表示欢迎的国家中,就像在印度、韩国和日本,外来投资已经大大增加了。在中国的启发下,其他的国家也打开了引进外资的大门。而为回应这一增长了的需求,外国投资的地盘也大大扩张了。 在全球经济随着技术产业泡沫的破裂而陷入低迷的时候,像韩国和菲律宾那样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因中国的需求的存在而得以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使其得以从不景气中恢复过来。世界经济因日本的状况而面临着风险。对这一风险的严重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日本的巨额债务造成了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它将首先引起日本经济的崩溃，然后波及他国，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崩溃。如今，由于中国提供的宝贵的发展空间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这种风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书，谈论过从未发生过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但是人们却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国的全球化，使我们大家得以在新世纪之初免于陷入急剧的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之中。 还有其他的许多人，从恰好发生于世界经济衰退期的增大的中国需求中得到了利益。原材料生产商们，已经适应了那些一年不如一年的苛刻的贸易条款。我们的盟国澳大利亚突然发现，由于中国的需求，自己所面临的贸易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的情况是其历史上最好的。包括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众多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最贫穷的许多国家，正是在她们最需要的时候，从中国的巨大需求中获得了利益。与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关的，不是什么援助计划，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的黄金交易，而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产品的增大的持续的需求。 简而言之，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用，与美国的崛起或日本和欧洲的复兴对世界的作用是一样的。与富人为邻，较之与穷人为伴，你总会变得更加富裕。 (中国的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负担 中国的全球化，对美国已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已成为美国产品的广阔市场。那种断言这只不过是虚幻的中国之梦的主张，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销售量，早已大大超过了曾被视为神话的1亿罐目标。曾被中国之梦论者嘲讽的通用公司，在中国已销售了大量的别克汽车。尽管面临周期性的生产停顿，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利润, 对于处在困难时期的通用而言,已成为一笔维持生存的必不可少的资金。我们的企业从中国市场上赚到了巨额的利润,大量的美元回流到我国；我们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通过与其他外国企业的竞争而变得更加强大。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制造的廉价基本生活用品，实实在在地改善了美国人的，尤其那些不富裕的美国人的生活。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定,因能买到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大概5%至10%。这种有益的影响，无疑会随着以下情况的发生而进一步扩大:来自中国的竞争驱使其他国家为我们美国人的消费而生产更加便宜的产品。 廉价的中国产品，使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得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我们能够延长我国经济的上升周期。因为联邦储备银行没有必要为了降低通货膨胀而如此之快地提高利率。另外，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也有助于我们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国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高利率，减缓经济增长,或者,就不得不调整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以此来促使那些国家购买我们的国债。 我们还正在开始获得另一层利益。中国人已开始向美国投资。海尔正在我们这里生产冰箱。中国的联想已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部门,从而保住了这一濒临绝境的部门的就业机会。这使IBM得以摆脱困境，转向更高层次的技术市场, 并有助于IBM改善其财务状况。尽管到目前为止，来自中国的投资还不多,但它将会迅速增加。中国今年的对美投资目标是，花30亿到40亿美元来收购美国的能源和物流企业。 中国经济的增长还促进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之类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使我们间接获益。一个繁荣的贸易伙伴，对美国经济而言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为日本占领世界市场而担心，却又在其后的90年代为日本不能在促进世界经济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焦虑。今天，那些为中国的成功而忧虑的人们，原本更应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会急剧减速而担心。 调整的课题 中国的全球化和经济增长，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然而其中有些压力，尽管在政治上是永久性的,但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却早已无关紧要了。随着一个国家的变富，其国内的纺织品、鞋、家具和日常消费用电器的生产,大都会向海外转移。短筒袜的生产,从我们这里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南韩和台湾,随后再转移到东南亚和现在的中国。这样的调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已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来准备现在的这轮纺织品生产的调整。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我们同意正在发生的调整。中国因其全球化而承受的调整压力，实际上是美国人难以想象的。我们所经历的调整，事实上也小于其他任何国家所经历的。 这些调整小于人们想要相信的。因为被人们归咎于中国的那些调整,其中不少原本并非起因于中国。我们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其原因实际上都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事实上,由于生产效率在利润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所以我们原本应当遭受更多的工作岗位上的损失。可以相信的是,由于中国帮助我们提高了适应能力,我们已经受到的工作岗位上的损失小于我们原本应当受到的。人们之所以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是因为没有哪个压力集团会有兴趣花钱调查,搞清楚究竟有多少工作岗位,因国内生产向中国的转移导致了陷入困境的那些企业的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得到了挽救。不用说，中国自己也是中国、印度以及加入了我们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前苏联诸国所引起的全球性调整的一部分。 一个较为严重的政策问题是中国国内低廉的融资成本所引起的过度竞争。中国金融制度的不合理性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在像钢铁生产之类的关键产业部门,中国设立了过多的工厂,硬撑着过多的濒临绝境的公司,致使产能出现巨大的过剩。近年来,中国金融的混乱状态已经导致了过大规模的建筑浪潮和对钢铁、铝、水泥及其他物资的过度需求。这在一个时期内推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的钢铁增产。但是,这也致使中国在其国内建设了数量如此之多的钢铁厂,以至中国很快就拥有了全球一半的钢铁产能。这意味着过度的生产，意味着钢铁的价格终将暴跌。 这种大起到大落的循环给我国的产业造成了麻烦，就像发源于我国的因特网狂潮和技术产业泡沫给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产业带来了麻烦一样。我们就这些问题批评中国，迫使其改革自己的金融业务，也许在某些场合也可以把中国的银行信贷活动视为形成不适当的产业补贴的原因。我们的这些做法和看法都是公平的。不过，在确定批评的基调和政策的内容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三个事实:第一,中国正在设法改革自己的银行,并力图使其实现市场化。第二,我们自己的金融混乱也给中国带来了问题。第三,中国在金融管理上的失误所引起的最大恶果,终将由中国自己承担,因为不当信贷到头来会使已经陷于困境的银行陷入更大的困境。今日中国的钢铁生产的势头,就像二十年前日本购买洛可菲勒中心那样。如果你对这些过分之举的未来意义不能作出确切判断的话,那么,你最初就难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中国似乎都将把整个世界都吞进肚里。但是，如果你考察一下他们的基本金融制度，你就会在那里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为了爬出这个黑洞，已花费了整个九十年代，今天仍在为此而努力。除了上述问题以外,我们对中国的某些过分之举也许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中国人对知识财产的盗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议问题。然而，中国所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引起的,并没有什么两样。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生产的汽车，其部件是一半仿造福特，一半仿造通用，外观设计则模仿 DeSoto。在战后经济起飞的初期，日本出口的电子产品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侵犯了德克萨斯的电器专利。七十年代，我同许多人一样，也购买了大量来自台湾的盗版书。今天的台湾仍然是冒牌手表的最大产地。1998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在我办事处附近的商店里，可以买到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电影的盗版片。进入九十年代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尽管中国已成为最大的被攻击者，美国政府的正式报告把亚洲地区生产的盗版计算机软件的70%，算到了新加坡的帐上。如今,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印度和俄罗斯的,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由于中国有着巨大规模的市场、生产能力和外国投资，所以对我们而言,中国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我们合适的选择是，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作出非常强烈的反映，实施赏优罚劣的政策。不过，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如坚持从某种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益的。 尽管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和其他地区的资源生产者(包括我国的一些经济部门)，通过满足中国的资源需求而获得了利益,但这对我们的消费者而言,却意味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原材料供应的不足。最近物价上涨的主要部分,是许多重要原材料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现象已呈现出周期性。中国对钢铁、铝和水泥的狂热需求已达到了顶峰。因中国、印度、俄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引起的原油需求量的飙升,则可能很快就会导致原油的长期供应不足。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许将迫使我们就原油的储备、能源的种类、我国与其他的能源主要消费国的竞争或协作的程度等事项,作出新的具有应急性的决定。即使没有中国的成长,这类问题最终也会发生。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今日中国的成长，大大增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最后，中国的崛起还引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或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的重大挑战。此问题的一部分,并不难以回答。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到挑战。改革主义者的中国，与前苏联不同，与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也不同，她不是在寻求改变我们安排自己或安排世界的方式，而是加入我们已经建立的世界体系之中。 地域政治的竞争则引起了比较复杂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韩国之类的国家，会变得更富，其军事力量也会更加现代化；在台湾海峡这一特定的区域，维持我们的支配地位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我们的军事力量将要对付的一个严重的、困难的、也是正当的挑战。尽管如此，那种认为中国将会侵吞世界的论调，同20年前的那种认为日本将会侵吞世界的论调一样，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军队不得不保卫其长达11000英里的、未必总是平安无事的边境地区。其增长中的军事力量，还远未超过其面临的任务。从经济上讲，中国也不会去生产世界上的一切。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都处于优势。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的银行。大约每三十年，就有相当于美国人口数量的中国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平均每年，就有1200万到1300万的新劳动者加入到就业大军之中。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制造业的雇用需求造成的挤压，远比在我们国家所发生的要严重的多。如此众多的人都需要工作。中国的高速成长，也许还能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只有靠中国领导者的大胆的改革措施才可能实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就算中国有能耐对付这些挑战，随着其人口的高龄化,到2020年,中国的工作人口对非工作人口的比例将成为世界上最糟的，连日本也不如。这个问题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可能在这段时期内遭遇严重的挫折，除非中国人能找到某些具有奇迹般效果的新对策。按我们的标准衡量，2020年的中国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即使中国的成功能够持续到那个时候，中国也不会去支配世界。 中国是全球化和世界稳定的主要推进者。这样一个中国的出现，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在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问题上，在GMO集团之类的各种经济问题上，中国是我们的主要盟友。就北朝鲜问题而言，中美在策略上虽然存在分歧，在目标上却是一致的，中国是我们唯一有所作为的伙伴。在恐怖主义和犯罪问题上，中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如今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新的格局之中: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日本是我们的真诚盟友。但在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中国却是我们有所作为的盟友；而日本，不是反对我们，就是无所作为。这是一种崭新的历史局面。 中国的影响，已不限于引起了台湾海峡的特殊局势，而是急剧地扩大了。这是我们为支持中国的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不过，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并非由于中国极力主张其在世界上的权力,而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盟友造成了一些权力真空的地带。势力范围的重要变动已经发生，我们对此必须非常关注。围绕充满危险的北朝鲜问题，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我们的盟友当中，都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最令人注目的是,韩国不赞成美国的策略。我们已要求中国发挥核心作用，但中国却并未积极接受这一邀请。在东南亚，长期以来，我们曾通过自由化和全球化，组织实施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价值的政策，因此而赢得了该地区的忠心支持。然而如今，我们已被认为放弃了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先战略，转向把较多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反恐战争；而中国,却已使人感到放弃了毛主义的地缘政治优先战略，转向通过多边自由化来优先发展双边经济。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我们已被认为放弃了多边经济自由化，转向谋求高度政治化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却已成为多边主义的主要推进者。中国并未主张其独自的方案，而是谨慎小心地加入了有关贸易事项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南亚(和其他许多的亚洲国家)的精英们，无一例外地把200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脑会议视为美中的国际作用逆转的分水岭。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的这些发展,导致了亚洲地域政治版图的变化。但是，并非中国而是我们，制造了这种变化。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仍然能够取得在上述地区的主导地位。 关于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我们美国人必须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正是我们所实施的对外战略和世界经济政治体制，推动中国发生了巨变。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脆弱动荡；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充满了破坏性。而今天的中国，繁荣昌盛，乐于合作，支持我们所创建的全球性组织。对我们而言，这样的变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事实上，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功之一。我们付出的,是国内社会小幅度调整的代价；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伙伴。对我们而言，这笔交易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当然，我们至今所取得的成功，并不能绝对保证今后的中国会一直善待和支持我们的全球性组织。但是，如果我们欢迎中国的繁荣，我们就会把争取有益成果的机会最大化。反之，如果我们反对中国的繁荣，我们就难免最坏结果的发生。 为了我们与一个全球化了的中国的关系，中国最好能像日本那样，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竞争伙伴,美中双方拥有一个互利互补的产业体系。我们期待,中国将会从其亚洲邻国那里汲取有用的政治改革经验，而日本和韩国则将会向对我们的投资更为开放的中国学习经济改革的经验。中国向全球化的转变，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对外政策的胜利之一。 我的第一位领导者是Herman Kahn，他写过一本题为《正在出现的日本超级大国》的书。日本专家们曾一直担心：日本的经济一旦真的成功了,我们美国人会不会出面干涉并打倒日本。对此担心，Herman Kahn总是这样回答:“你们并不理解美国人。我们不会来打你们。我们将尊重你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Herman Kahn 是美国伟大的战略家和伟大的爱国者。 (译文完) 注[1] 原文是"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s peasant chiliasm." chiliasm (millennialism or millenarianism)的原意是指: The doctrine stating that Jesus will reign on earth for 1,000 years.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将其译为"千禧年主义"。 peasant用在此处，似乎不是指相对于工人而言的农民，而是指相对于达官显贵和知识人等而言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大众(他们往往被视为愚昧无知的人)。 作者用peasant chiliasm来形容毛泽东的历史观，从其下文的内容来看，似乎反映了作者对毛泽东历史观的特色的理解。即,在毛泽东看来，高贵者最愚蠢，贫贱者最聪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当家作主。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010-63071372，传真：010-66079391，电子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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