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我们很高兴又收到了杨继绳先生的三篇文章，杨先生是每每有新发现之人，“集体世袭”这一概念太准确的反映出中国当代社会的特征。从过去封建帝王的家族世袭，演变成今天的“集体世袭”，实在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研究中国的人千万不要一味照抄国外的概念，“集体世袭”这种概念在外国是找不到的，只有认真思考本国问题又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寻得。老杨就是这样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勤与思考发明创造之人。杨继绳先生的文章给了人们一把正确认识中国的钥匙。真正搞中国问题研究的人要向老杨学习！ 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文章中对中国左右两派的分析，左派反市场经济，而不反集权政治，右派反计划经济也不反腐败政治，所以中国今天的左右派没有一个抓住了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建立一个能促使全体国民都能均衡发展的政治体制。失去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左右两派之争只能陷入传统的意识形态纠缠，陷入了狭隘的极端利益和权力之争。中国改革改到今天已经看出了头绪，那就是目前国内所有的问题都与腐败政治和落后的政治体制有关，单纯抓经济和仅靠经济增长的国策已经难以为继了。] 目录 杨继绳：《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第二篇文章：《辽宁省本溪市发生高官子女抢官风潮》 第三篇文章：李敖：《论国民党的“生殖器串联”》 第四篇文章：杨继绳：《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第五篇文章：杨继绳：《中国传媒改革的渐进模式》
发件人："继绳 杨" <y13683689361@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4 21:17:0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杨继绳来信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 杨继绳 2008年4月25日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时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有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作“权贵资本主义”。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利用这种强势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司局级、副部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不仅走不出这个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2008年3月20日，
参考资料： 辽宁省本溪市发生高官子女抢官风潮 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274684 本溪市委几位常委为提拔其子女，将原团市委三位书记全部调走，市纪委书记高成竹、总工会主席王桂馥、市政协主席统战部长（原市委常务副部长）李明，将三个子女一夜之间提拔为团市委为书记、副书记，其中高成竹之子高亭公务员身份都不是，而且他们几个均为本溪知名的纨绔子弟，参加工作仅为两年，有的入党才一年，仗持其父母势力，参加工作才两三年就变为局级副局级，消息传出后，本溪舆论哗然，老百姓认为共产党是腐败，但没想到这样腐败，更有的老百姓说，本溪人民已经容忍了买官卖官，但干部子女集体抢官，国民党时期都没见过，本溪在全国也算出了名，现在的共产党干部连最起码的廉耻都不要了，见本溪日报四月十四日版。 附：本溪市双推双考选拔领导干部公告（第七号）
在推荐报名和推荐提名、面试考评和组织考察的基础上，经过市委组织部部务会和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双推双考”选拔共青团本溪市委书记、副书记、市中心医院院长、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工作目前已经产生各职位拟任人选。根据中共组织部《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本溪市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暂行办法》和关于本溪市“双退双考”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 李浩然（其父为市统战部长高明），男，汉族，1978年12月生，1999年8月参加工作，200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日制大专学历（东北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在职大学学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现任明山区金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拟任共青团本溪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4月10日以前电话、信函、亲访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双休日正常受理）。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应署真实姓名。
论国民党的“生殖器串联” -----生殖器引发的杂感 李敖 1983-1987年 《前进》这些小朋友，又做教人皱眉的事了。昨天看到《前进广场》第二期，把我的文章——《他们的恭维是我们的耻辱》——偷偷删改如下：国民党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反倒是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内婚制的大家族，一个靠裙带关系串连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 我的原稿明明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连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他们却硬割掉我的硬梆梆的“生殖器”，而改成软扒扒的“裙带关系”，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我本想一怒而“罢工”，继而又想：一、在这岛上“罢工”，是国民党不准的，按照“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款：“对于人民罢市、罢工、罢课及其他罢业，得禁止及强制其回复原状”。可见“罢工”是违反“戒严法”的，不是好玩的；二、丘垂亮最近发表文章说：“李敖的文采没有一个人不崇拜，但是他的专制独裁的性格，恐怕连林正杰也不能忍受。”此番我若一怒而去，海外学人也者，必然又会说我“专制独裁”了林正杰。所以，我决定还是按住性子继续“帝国主义”下去，虽然这种种“帝国主义”，已经“日薄崦嵫”；和在香港的大英帝国一模一样。 虽然如此，我想我还是要表示一点抗议，我决定改变一下写作的方式，我决定暂时不写“重头文章”给《前进》了，我决定改写一点杂感性的东西。这种在我内心里“降低关系”（downgrade）的“惩罚”，也许《前进》小朋友根本感觉不出来（告诉你：他们常常是很粗心的），甚至认为改成杂感也不错。但是不论他们有否感觉或警觉，我决心要“惩罚”一下了。 一、为什么不用“生殖器”？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当局、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多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间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太失真了。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反璞归真、实在该冲决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 二、国民党的“生殖器串连”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直接由于生殖器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究。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生殖器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生殖器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生殖器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生殖器的原因牵动战争和平大计，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跳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大后。生殖器的原因导致国破家亡，不能说不重要。 降至国民党抢到天下后，国民党形而上固然靠美丽的谎言统治，形而下其实是靠“生殖器串连”统治，所以我才指出：“国民党根本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反倒是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内婚制的大家族，一个靠生殖器串连出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正因为是由生殖器串连起来的一家人，所以，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他们瓜蔓出来的血亲和姻亲，例如张继正是张群之子、陈履安是陈诚之子、王纪五是王世杰之子、郑心雄是郑介民之子、沈君山是沈宗瀚之子、夏公权是黄少谷之婿、马树礼是顾祝同之婿、李元簇是徐世贤之婿、丁善理是费骅之婿、汪敬煦是何应钦之侄女婿……这样子串连来串连去的今古奇观，便是国民党“吾屌一以贯之”的床上功夫，而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我们这些小百姓。若不这样单刀直入去了解国民党，我们是永远不会了解国民党的！ 生殖器关系的“积极好处”和“消极好处’ 国民党集团基本上是生殖器串连的集团，进入这“0与一之间”以后，不论湿的干的，都可利益均沾或分沾，反正有好处就是了。所谓好处，可分“积极好处”和“消极好处”二类。“积极好处”是可当官、可掌权、可分肥、可发财、可长袖善舞、可得君行道、可这可那，说不胜说，并且也不必说，因为人人都知道；但是“消极好处”却理未易明，须加解说。所谓“消极好处”，就是人在倒霉之时，因有生殖器关系，纵使倒霉，也另授优待、也比另从倒霉倒得程度轻之谓。例如王正谊者，贪污，已也，倒霉入狱，但因他是蒋经国表弟，在狱为日星，最后判得不重，逍遥而出；又如丘延亮者，叛乱犯也，倒霉入狱，但因他是蒋纬国小舅子，在狱延其亮，最后也判得不重，神气而出…… 当然“消极好处”的获得，端赖生殖器关系亲疏远近而定，无法强求。孟绝子被捕，他的爸爸与姐夫都是少将，国民党少将多如野狗，自不足以沾多少光，但少将毕竟多少也搭上一点线——照刘玉章“将军是鸡巴，将军手下是鸡巴毛”的逻辑，少将与蒋家纵无生殖器关系，至少也有鸡巴毛关系，所以孟绝子在倒霉入狱时，终得“消极好处”，少挨了几个耳括子——别以为在狱中少挨几个耳括子不算什么，别忘了莎士比亚剧中倒霉之君以江山易马的故事吧，刑求之下、一无所恃之时，“消极好处”比“积极好处”还实惠得多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 杨继绳 2007年10月8日于香港大学 演讲提纲：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２０多年，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工业总值中，１９７９年，全民所有制占８１．０％，集体所有制占１９．０％，没有私营工业。１９７８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占９０．５ ％，集体所有制占７．４％，个体商业只占０．１％。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不能参与分配。实际上，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到1978年，最高的是四级工、五级工。 第四，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第五，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必须按上级的指令运转。劳动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来改善生活，企业不能通过提高经营水平得到发展。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前苏联的学者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亚历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１９７９〉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文版第１８５页）。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１９６４年说过，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计划的工作中去，到１９８０年才能编成１９６４年的计划。退一步说，即使这样的计划能够制订出来，一定是事过境迁，没有任何作用。计划指令是一连串的错误指令。这样的指令带来了一连串的重大失误和巨大浪费。大量财富付诸东流。 （二）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让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因而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全社会就得听从一个声音，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民主就成了奢侈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像一个一个的小螺丝钉，被政权紧紧地拧在国家这架大机器的固定位置上，没有丝毫自由活动的余地。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上必然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宪法也是一纸空文，从来没有兑现过。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讨论过了的。……。 毛泽东这一代人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了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一个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在这座“金字塔”顶端的一小群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
“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一党专政，最终还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政。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级的党委书记俯首听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很多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组”，作为民主党派的核心。“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免要经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批准，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社会团体。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四）党指挥枪 毛泽东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对中国历代的监军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六、“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相互制衡。七、司、政、后分立。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貌。 （五）严密的思想控制 全国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即是国王，又是教皇，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谁发表不同的意见，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新闻、文艺、教育和一切社会科学机构都齐心协力地对全民进行的强力灌输。此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通过组织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 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 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六）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 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两省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个性完全消失了。 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划成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两种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在中央单位、省级单位、县级单位的工作的身份各有不同。工作在局级企业、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的人，也有身份差别。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七）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所形的传统价值体系。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起作用。人们崇拜权力，畏惧权力，羡慕权力。在权力面前逆来顺受。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高度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没有个人空间。 （八）改革前工农生存状况 改革以前中国的制度不仅使中国停滞不前，和其它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群众生存状态也十分恶劣。１９７８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树木都砍光烧尽。 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７６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５０元。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１９７８年，全中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１９７5年，我在天津工厂的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再没有其它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 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１９７２年，下降到３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后期。工人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对天津市９８１个工厂的３７７２０人的不完全统计，对四种作业（硅、铅、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铅吸收 ３４３人；苯中毒 ３９人；白血球降低８６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１３４人。.天津干电池厂干汞电池车间的１２５名工人几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产。天津红卫皮鞋厂、十月皮鞋厂苯中毒十分严重。天津化工厂周围１５００米的范围内空气中汞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电解车间８５人中有７６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７９％。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改革前群众如此不幸福，为什么他们的不满情绪比现在少？幸福是一种个人主观感觉。这种主观感觉与他现在的生存状态成正比，与他过去的生存状态成反比。设这种主观感觉为R，则：R＝f×当前的生存状态／过去的生存状态。 此公式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感与他现实的生存状态成正比，与他过去的生存状态成反比。其中， f 是系数，其大小主要是与他所能得到的外界信息量有关，即与他人的生存状态的“比较”有关，过去中国人处于封闭状态，以为西方国家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诸位听众：从上面我讲的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中就可以想到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中国太贫穷，太专制；也会知道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解决贫穷和专制两个问题。但是，在改革初期还没有这个认识，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不了解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前进。这种作法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这一代人其所以不了解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一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二是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视野更开阔一些，看一看20世纪100年人类的实践，中国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就十分清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 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 。这是列宁批判过的第二国际的思想在北欧一些国家的实践。它主张放弃以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提倡按照现行的政治程序实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渐进的演变。德国理论家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１８９９年）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克服自身的缺点，如失业，生产过剩，财富分配不均等。“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执政，如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北欧的实践已经获得了成功。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 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地演进和改革。在二十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１９３５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主要内容是： 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工会不是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实行社会福利制度。三、国家干预经济。这一项改造是和凯恩斯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资本主义这些演进无疑是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它使资本主义百年来持续不衰，至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二种实践和第三种实践都很成功，并且合流，已经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体制。 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由列宁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二战以后成为一些落后国家的旗帜，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１９２９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二十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地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 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只剩下中国、朝鲜和古巴还保持原有的制度。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进行的。通过人类在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就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改革方略 由于在政治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的改革只能在经济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跛足改革”。而在经济改革中市场经济的目标也是在改革的第十四个年头才选定的。 经济改革的初步准备：政治破冰 任何一种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须首先创造政治条件。中国改革是怎样创造政治条件的呢？一，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二，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三，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党内思想；四，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从而为改革准许干部队伍。 我在以前出版的著作中说这些是“初步的政治改革”，实际这些算不上改革。前不久我在在北京的一次会上改称为“政治解冻”，我现在认为也不能算“解冻”，因为“解冻”是全面的升温。所以我现在用“政治破冰”的说法，只是局部开一个口，使改革航船能通过。当然破冰也是不容易的，它是在坚冰的包围中开拓，要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撞击和摩擦。 中国改革进程和改革方略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种稳妥的、阻力较小的改革方略。第一，在地域上，是先划出一片与广大内地相隔绝的地区，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吸收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进行新体制的试验。第二，在部门上，是先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围（包括农村）开始，逐步向核心部分推进。第三，在增量和存量上，存量暂且不动，而让增量按新体制运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增量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超过了存量部分，回过头来再改革存量；第四，在改革时序上，不搞前苏联那种“五百天计划”，不搞“休克疗法”，而是一段时间一个改革重点，一步一步地前进。第五，在切入点上，先从微观入手，在微观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再进行宏观改革。 上述改革方略可以概括为渐进式改革。这种方略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震动；在改革期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剧增；广大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各项经济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具轮廓。渐渐式改革把最困难的留在后面，越改革越难；渐渐式改革造就了“双轨病”（也称为“双规”，即同一社会双重规则同时并行：没有改革的按旧规则运行，已经改过的按新规则运行。双轨摩擦，双轨漏洞；社会无序）；渐进式改革造就了新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影响着下一步的改革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改革的历史任务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分几个阶段：1，1978－1989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让步（农村包产到户，城市放权让利－即对国有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2，1989－1991年是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的大反复（此时由于经济萧条需求不足，也为价格改革创造了条件）3，1992年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的前14年（1978年－1992年）改革目标没有最终明确。中国确定改革目标的过程是激烈的政治斗争过程。在改革目标确定以前的八十年代中期，提出一个大体方向，这就是所谓“市场取向”，但不敢说“市场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明确改革目标的第一步。其实“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前面加上“有计划的”是一种折衷，一种妥协。1992年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也是一种折衷和妥协。中国改革就是在一系列的斗争、折衷和妥协中前进的。 改革本身应是制度创新。但真正制度创新还是1992年以后，这一年正式确认放弃计划经济制度 ，并着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此间就改革动力而言，也可分为两个阶段1992－1995年是政府推动为主，1995年以后是社会合力推动为主）。经济改革启动后的第14个年头才明确改革目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改革的前14年一直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在原有体制框架中做出让步。即教条向常识（农民会种田，企业会管理，这难道不是常识？）让步，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通行的让步政策：解除束缚，让农民自己种田；政府松绑，给企业不同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在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凡是向生产者让步，都会带来繁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让步政策的资源已经用尽，社会出现了危机（“八九”民运），经过三年治理整顿，1992年，才选定市场经济的目标。选定这个目标是当时形势所然，不能说是邓小平一个人选定的。 邓小平1979年说的市场经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的谈话中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这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这一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强调“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上文斜体字）。但次谈话是一直没有公布，中共十四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以后，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宣传，在这一宣传中才拿出了邓小平这次谈话的一部分，隐去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上文斜体字）的内容。１９９４年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全文公布了邓小平１９７９年１１月这次谈话。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差别？我猜测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没有讲（斜体字）这一段话，是整理者为了使邓小平的讲话和当时的主流看法一致加进去的。大秘书们整理首长讲话时，这样做是常有的事。这种猜测的根据是，邓小平１９９１年春他在上海谈话和和１９９２年春到广东南巡讲话中都没有（斜体字）这部分内容。第二种可能是，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的确讲了这些话（斜体字），后来认识有发展，所以才有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两次南巡那样的讲话。到底哪一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我正在寻找当事人回答。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1992年秋的14大就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邓小平说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份量。”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改革：一，所有制改革：利益主体多元化，国企改革（即资本开放，也可以说是私有化），私有经济回归，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混合经济；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六，社会保障体系重建。以上六项，前三项成绩比较显著，后三项问题较多。 我讲的第四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成效显著 中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具轮廓。这一重大成就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6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接近欧洲人口总和），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GNP）还是由376元增加到15900元，增加了41倍（按美元换算增加了8倍――格林斯潘的计算。）； 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了约60倍，经济总量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目前在世界处于第四位。和前三名美、日、德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2002年我国的GDP分别相当于美、日、德的13．9％。37％．71．8％；2006年这个比重上升为20％、60．6％和91．3％。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表1） 1978 1980 1990 1995 2000 2002 2006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在世界位次的变化（表2） 指标 1978 1990 2000 2004 200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片社，第224页。二行括号中为参加排序的国家和地区数。 从1978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了33．5倍。国家可以用这些钱干很多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大事。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虽然贫富不均，但穷人也能吃饱饭，挨饿已经成了历史。人们也讲究衣着，改革前一律兰黑色的服装变成了多姿多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今天到国内旅行，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几乎看不到城乡差别。就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高等级公路也是四通八达。过去遭到破坏的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修复，成了旅游景点。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为了搞到1070万吨钢，倾全国之力，搞得人仰马翻，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5年的35239万吨。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了近30年，全国汽车产量只有14．9万辆，全都是卡车，没有代表汽车水平的轿车。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以后，政府不用过问，没用几年夫，中国悄悄地成了汽车生产大国。2007年，中国汽车产量接近900万辆，其中轿车超过400万辆。 近来，有人否定改革，说改革的方向错了、道路错了。从上面简单列举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改革进入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人还在歌颂毛泽东时代，我想，再没有人会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我讲的第五个问题：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这里说的社会不公正，就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世界银行的数据为0．45，实际已经在0．5左右。 据王小鲁博士《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如果把家庭收入高低分为五个组别，2005年，城镇最高10％的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是31倍；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 改革以前是平均主义，改革使收入差距拉大有回归正常的情况，但如此之大就不正常了。收入差距拉大有正常的原因，也有不正常原因。城镇高收入家庭有大量的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扩大的主要因素。 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等公共资金的流失。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最后用于工程的不到工程原拨款的三分之一。在交通部门，在1998年－2005年期间总共完成3万亿元投资，流失了多少无法统计。全国31个省级交通厅长中就有17个因贪污而落马； 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贷款人在付正常利息之外，还要向贷款人员额外付费（各种付费占贷款总额的9％）。据推算，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灰色收入2万亿元；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现象，即权钱交易成了普遍现象； 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卖”占出让面积的1／3，“招拍卖”的价格比其它方式的出让价格低很多，总价值流失5400亿元；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除了腐败之外，还有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即不公平的交易机制。所谓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就是没有改革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垄断着市场稀缺资源，与民间进行交易。政治强势转化为经济强势。与权力相关的人（血缘和收买而形成的权力群体）得到了巨大的垄断利益。 行政垄断的强势力量和普通交易者的弱势力量的交易。行政权力控制资源并且进入市场交易。如土地，政府在集中土地时用行政手段，低价收购，政府在出让土地时，用市场手段，高价卖给开发商。 垄断行业收入：据2005年数据，电力、电讯、石油、金融、水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10倍。垄断行业利用国家资源谋取企业利益。中国的垄断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 权力场。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权力万能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一个有趣的例子，某一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同样的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权力场的高能位置 我曾著文把靠公共权力发财的商人称为“红顶商人”。在改革期间“红顶商人” 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 在金融资本时期。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国有资产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的瓜分。其中。“管理层收购”（MBO）使不少管理者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敛财机会中产生的。 腐败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腐败近年出现了几特征：第一，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第二，领域广，金额大。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第三，手段科技化，窝案、串案增多。 第四，顶风作案猖獗，涉外案件增多。腐败分子内外勾结，为案发后铺好后路，使得涉外案件增多。 据公安部资料，到2004年底，共500多名贪官外逃，卷走资金700多亿元。 第五，群体腐败。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的腐败行为。 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 第六，权色交易，高级干部“包二奶”不是个别现象。北京传说“一个女人放倒＊个长”的故事。透明国际发布的国际腐败洞察指数：中国大陆1998年在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1997年排名倒退了11位。1999年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2005年排在第78位，上一年是6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资料：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腐败数字） 2001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５年来检察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０多万起，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１２８３０人，其中有曹秀康案、胡长清案、成克杰案、慕马案、李嘉廷案、丛福奎案等涉及省部级干部的大案。 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 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 2004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562件43490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22761件26124人。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3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67人、省部级干部4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总数的53.7%，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 2005年3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比上年增加0．6％，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共提起公诉30788人。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上年增加4．9％。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11人；已提起公诉1980人。 我们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还要看到犯罪金额年年在大幅度提高。几年以前，几万元就立案，现在这样的事就不能进入高检案件的数字之中。 底层群众利益受损引发阶层冲突 没有私有化，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反对私有化，实际上，中国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由于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民主，所以最不公正。国有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近80％下降到上世纪中的25％左右，可以说是私有化的速度是很快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谁承担的？是老百姓。即工人、银行储户和中小股民。国有企业改革使得近4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他们在企业工作几十年，低工资、低福利，离开企业后只得到很少的补偿。下岗职工承担了一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银行的储户也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2000年，对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转股总金额为4050亿元；将银行的1．4万亿不良债权剥离出来，交给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这1．4万亿都是国有企业的欠债。 剥离以后又产生了新的不良债务。储户的风险加大了。股市的小股民也承担了国企改革的成本。“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上市政策，把“上市”当做对国有企业的扶贫解困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国有企业原来的经营者到及与此有关的政府官员。但是，承担改革成本的工人、普通银行储户及小股民，却没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中自己应有的那一份。 国企改革中的“管理层收购”（MBO），实际是经营者自卖自买。为什么能够自卖自买？与地方政府有关。企业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结成了联盟，他们共同侵吞国有资产，然后分赃。整个改制是不透明的黑箱操作。（杨继绳：《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的民有化过程剖析》（《中国投资》2002年第11期）国企改革另一个问题是制造一批行政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垄断当然会造成不公平。这也是权力干预的结果。 政府通过“减员增效”来为国有企业“解困”，用行政力量解雇工人，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总是创造就业机会，那有政府有求企业解雇工人？（杨继绳：《买不断，管还乱》，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 城市化过程中，4000万失地农民几乎成了“三无人员”：“种粮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据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的研究报告：近年来绝大部分出让交易的土地是从农村征来的。在征地收益分配中，失地农民仅得到总交易额的10－15％。 1．2亿农民工承担着城市生活的半边天，却是城市的二等公民。据粗略估计，2005年农民工提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为33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北京市的财政收入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农民工创造的。但是，在GDP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多年来农民工一直拿着几百元的低薪。 利益受损形成弱势群体，他们不仅是经济贫困，更重要的是权利贫困。当今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阶段。弱势群体的诉求得不到响应，他们在博弈中没有力量。他们只有上访。上访不解决问题就引发阶层摩擦和阶层冲突，从而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自上世纪90所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据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群体事件就是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 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中的不公正 医疗改革：改革前由单位、人民公社、企业共担的医疗责任失去了共担，国家财政没有跟上。地方政府、各级医疗机构有责任没资金，只好把负担转嫁给病人。所以，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国家用于公共医疗的支出居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末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报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即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占有医疗费的大部分。 教育改革：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不拨款，义务教育成了农民的义务。原来企业办的学校在“企业减负”中抛向了社会。“教育产业化”成了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许多地方教育的增量主要是收取学生的高额学费来维持。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因为国家财政借改革之机卸包袱，国有企业办的学校和医院交给社会。在新的医疗保障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把医疗付费的责任全部推给老百姓。这种改革是“财政卸载式”的改革。财政其所以卸载，是把政府机构的运行放在社会责任之上。这显然不应当是民主政府所为。 住房改革：改革以前房租很低，这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2000元房租，实际只付10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190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1998年开始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转化为个人财产。当时，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而卖给原住户的价格是1平米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中国政府规定到1998年7月1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即低价将房买给原住户）。但是，福利分房一直拖到新世纪。人们戏称“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利益阶层左右改革方向 改革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有些没有得到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十多年以前就提出了遗产税的问题，但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遗产税不断没有如期实现，其脚步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住房改革、公车改革都受到强势群体的左右。公车改革十年毫无进展的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到2007年，这个数又有大幅度增长，每年消耗可能达7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原有权力体系扭曲的结果。上述问题的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样，就给中国的造就了“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格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 经过２０多年改革以后，政治权力放弃了对居民生活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只保留对政治、思想、文化、舆论和部分经济的控制。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经营房地产，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无法可循，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的过程。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也就是说，原来体制下“大锅饭”的掌勺者，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可能给自己和亲近的碗里多捞。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体系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今天的病态社会。 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 我讲的第六个问题：怎样看改革中的争论？ 邓小平说“不争论”，但争论从改革之初就存在，一直贯穿整个改革过程。三十年来，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近三十年来持续不断的争论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81－1984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搞产品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而造终；第二次高潮是在1992年前后，争论焦点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而告终。自上世纪末到现在，特别是2004年对国企改革的争论白热化，就是第三次争论高潮。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30年改革的时限。进入2007年，争论进一步白热化。理论思维十分活跃。双主争论的内容不仅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特点 第一，前两次争论中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指摘改革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什么内容，进而批评改革的现实；最近这次争论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基础，由对现实的批评进而上纲到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上。第二，前两次争论的主力是理论界和思想界，是左派理论家和改革理论家的争论；这次争论有广泛的群众参与；第三，前两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报刊等纸质媒介，这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网络媒介；第四，前两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主要是老一代人，这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当中有一批年轻人。 第五，前两次高潮每一次持续时间两三年，这次高潮持续时间有六七年了，目前还没有退潮，在中共十七大前更现高潮。 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焦点 争论双方都承认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都对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满意，想改变它。这是共识。但是，一谈到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时，双方的看法就尖锐地对立。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同样是不满现实，有的人是想回到过去，有的人是想走向未来。左派中的一些人是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改革派是想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 改革者认为，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要求公共权力尽快退出市场以减少“寻租”机会，要求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左派把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因此，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但是，持左派观点的人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对那些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广大群众来说，是利益诉求。他们对某些改革政策的质疑是对上述种种社会问题的不满，是利益受损的倾诉，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谴责。 对那些持左派观点的青年来说，他们是出于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他们想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想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们是从抽象的道德出发质疑改革的。他们不懂得改革以前中国的状况，不了解改革过程中是如何探索、如何做出艰难的选择。他们太年轻，他们不懂历史。这类青年一般是爱读书的，但是，他们读不到记录中国改革前历史真相的书。他们读的书大多是粉饰改革以前历史的。他们还吸收了国外“后学”的思想资源，把批判后现代社会某些问题的理论武器指向中国当前社会。 在质疑改革者当中，的确有一些原有体制的卫道者。这些人表面上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实际上，他们是以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为依据（不再是像前两次那样以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为依据），由质疑改革措施和政策上升到质疑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从而全盘否定改革。甚至有人明确提出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不断向中央上书，给中央领导人扣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向中央施加政治压力，希望中央按照他们的主意行事，或者至少采纳他们的一些开倒车的意见。大家已经看到，中央领导人近一年的多次公开讲话中，没有理采他们的意见，我估计，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的指导思想，不会采用左派人士的意见。问题很简单，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 我讲的第七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前景 后邓小平时代的几个特征 我们现处在后邓小平时代。后邓时代从1994年邓小平因健康原因不能视事时开始，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后邓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具体特征是： 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但在不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政治上略有宽松； 二，中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得不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即更关注民生和社会公平。 三，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是像当初那样，由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推动，而是由20多年改革期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来推动。 四，权力中心不再是真理中心，官方意识形态丧夫了神圣性。重建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但在后邓时代又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的重建。后邓时代没有新闻自由，但言论空间比过去也相对宽松了一些。 五，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 六，后邓时代是一个高风险时代。在威权政治体制下，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合法渠道，社会冲突有可能加剧。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先易后难，最困难的改革留到最后。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相比，后邓时代的改革是风险较大的改革。 七，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ＷＴＯ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中国应当承担更重的世界责任。作为经济大国，妥善处理好国际关系将需要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新理念、新作法。 后邓时代什么时候结束？一是再作一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共第三次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时代做出客观的、历史的评价；二是对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作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结论。结束后邓时代的根本标志是走出“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实现“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后邓时代可能还要持续20年。 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 针对“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造成的严重问题条，下一步改革的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 中国当前腐败和改革正在赛跑，如果改革跑在前面，中国就有希望；如果腐败跑在前面，中国就很危险。中国必须尽快走出“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是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要防止公权进入市场，最紧要的是权力制衡。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也就是掌握公权这批人以外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自己是不能制衡自己的。 外力制衡就需要民主政治。也就是破除政治垄断，开展政治竞争。没有政治竞争，就没有权力制衡。这正是延缓了多年的政治改革的任务，也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我曾经在我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写过，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 “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不仅走不出这个困境，情况还将更加恶化。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发展民主力量，用民主制度制衡强势群体。因此，常人政治必须以选民为依托，以选票为力量。 驾驭资本也需要民主政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马克思说过“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他说的只是资本的一面。资本的另一面就是推动技术和社会进步，而且这一面是主要的。在改革以前，我们只讲马克思说的那一面。这些年，又完全不讲马克思说的那一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本的确使我们社会大为改观。前面说的改革成就，就有资本的作用。但是资本的另一面我们却忽视了。这也是一种片面性。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实现自己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近几年来的新闻报道中，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压榨的事情屡见不鲜。黑煤窑、黑砖窑事件中就可以看到资本暴虐的一面。近年来，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的破坏，也有资本肆虐的作用。 自１９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牛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都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节制资本”我想就有这个意思，即利用资本有利的一面，防止它不利的一面。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中国政治改革的步骤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那么，后邓时代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变威权政治为宪政民主政治。这样，毛泽东留下的“贫困加专制”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但不改革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风险更大。为了减小改革造成的社会震动，我认为政治改革可以分为几步走： 第一步，实现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化的空间很大：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从议行合一，到党内权力三分；从代表直选到总书记直选；从舆论一律，到党内可以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如果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党内权力三分、总书记直选，党内不同意见畅通无阻，中国的政治生态就会别开生面。顺便说一句，目前很多改革者把我说的第一步当作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做成了这一步真正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个有43年党龄的我，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仅靠党内的力量能不能实现我这里说的党内民主化的目标，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又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不是很乐观的。不乐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那条简单的力学原理：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较紧密的集团，这些改革是不过是改变内力结构的分布。如果走成了第一步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走第二步：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 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现实中，党内是不能有派别的。不仅没有派别，连“非组织活动”也不允许，“分裂党”更是弥天大罪。如果党内因政见不同而分成不同的派别，并在党章中承认派别的存在、规定派别的政治竞争的规则，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果走成了这一步能解决中国问题我是乐观其成的。做成了这一步，就为多党竞争创造了条件。现在宪政民主不应当是一党专政，而应是多党竞争。 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治化，就是多党竞争的刍型，在这个基础上再走向现代法治条件下的多党竞争、政党轮替。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再没有别的政党。将来的“多党”最开始是从中国共产党内分裂出来的。当然也会涌现出一些新的政党，但再造有执政能力、有竞争力的新的政党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多党竞争实现以后，相应的法律会随之而来，“枪杆子、笔杆子”也会变为国家、为社会所用。言论自由也会随之而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有了框架。 政治改革需要积极稳健 上面谈到，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上面还谈到，对中国改革现状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思想界已经分裂为对立的两大营垒：一部分人要回到斯大林的体制，一部分人要民主、自由、宪政。这些说明，中国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有漫长曲折的路要走。 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他的传世之作《乌合之众》中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我估计，当今国家领导人可能会有一些人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但他们还不得不按他不相信的意识形态来管理中国。 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就是对原有利益集团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也要有利得多。想百分之百地保留利益，顽固地反对改革，结果会百分之百地失去利益，这个利益集团就和它的制度同归于尽。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英王室主动变革，保留了王室很多特权。法国被动变革，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日本主动搞民治维新，社会矛盾解决了，王室的名义也保留下来了。清末如果按光绪帝的主张，搞君主立宪，君主的名义还可以保留，王室的既得利益也可以部分保留。顽固派害怕失去王室的利益，反对主动变革，使矛盾积累，最后是被迫变革。不仅社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王室的名义和利益也完全丧失。 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民间的积极态度和执政集团的主动态度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和急切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催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所以，防止社会失控是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一旦失控制，就会进入“远离平衡的状态”。耗散结构论（这是热力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处于远离平衡状态的系统，当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一个小的“涨落”可能引起系统的重大变化。所谓“涨落”，就是系统中某个局部（甚至很小的局部）超越常规的行为。一个局部的“小涨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巨涨落”。在“巨涨落”即将发生之前和发生之中，谁也不知道系统发展的方向，也无法控制系统发展的方向。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因此，如果执政集团坚持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并且正在努力推动中国前进，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执政权威”应当持“有条件的维护”的态度。即维护它的权威，批评它的不足，推动它前进。因为“执政权威”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请恕我用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即防止社会失控的公共产品。政治改革要既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既要有激情，也要有理性；既要积极，也要稳健；要尽可能在法治平台上创造新的法治。最近我参加一些会议，发现当今的年轻人是更实际了，更成熟了。对此我当然是高兴的，这比1989年的激愤是前进了一步。但我担心的是，他们中有些人不再关心政治。对这种成熟我忧虑。我曾提醒他们：过度成熟前进一步就是衰老。我希望，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的时候，不要忘记民族和国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以上内容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听我的演讲！
传媒主动进取和政府管制改进的良性互动 ----中国传媒改革的渐进模式 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国传媒：回顾与前瞻（2002－2012）》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2007年10月2日上午 杨继绳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感谢陈婉莹教授和钱钢先生邀请我参这这个盛会，感谢在座诸位听取我的发言。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传媒主动进取和官方管制的良性互动》，我认为这是中国传媒改革的渐进模式。 中国传媒改革的目标 从根本上看，传媒改革就是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政府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为社会公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有边界的，但不能“以政为界”，而应“以法为界”。上海《新闻记者》1987年第2期发表了我的文章《试论新闻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就提出新闻单位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必须由“刚性联系”转变为“柔性联系”进而转变为“相对独立” 检验改革目标是否达到，就看传媒就能不能真正发挥“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针砭时弊，鞭挞邪恶”的作用。 传媒改革有几个层次：产业运作层次；经营管理层次；技术装备层次；内容价值层次。其中，内容价值层次是最核心的，其它都是属于这个层次的外部保证。迄今以前所进行的、讨论的“传媒改革”都没有触动核心层次，所进行的改革只限于两个方面：媒体内部进行所谓改革的只是新闻业务的改进；媒体主管部门进行的所谓改革的是产业运作和经营管理，即集团化，企业化、公司化。当然，传媒企业化对传媒核心改革是有作用的。 显然，我说的这个改革目标不是近期能达到的，而是通过渐进模式，逐步达到。 中国传媒改革的动力 一，经济改革使单一的利益主体转化为多元利益主体。从而出现了利益诉求多元化，单一利益主体时代的舆论一律无法持续； 二，改革使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也随之多样化，“千报一面，千屏一相，千台一声”的局面无法维持； 三，随着改革的深入，受众和传媒人的价值观、社会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受众观念开放，再不能容忍单一的灌输，从外部推动改革；传媒人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觉醒，现代传媒理论的影响，从内部推动改革。 四，媒体产业化、企业化，由对上负责逐渐向对受众负责转变，受众逐渐成为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争夺眼球的竞争，成为推动改革的经济力量。 五，经济改革的冲击力量。从中国改革整个过程来说，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突破，都是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突破。一次一次的突破，使得原有的价值体系大厦逐渐崩溃。物质大厦崩溃可以旧地重建，价值大厦崩溃是不能旧地重建的。那些希望保持教义“纯洁”的人，那些卫道者，只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经济改革的冲击力不仅为经济自由开拓空间，也对开放新闻自由空间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传媒改革的阻力 中国传媒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至今还没有得到改革的政治体制。中国的传媒改革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相联系的。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分为“一体两翼”，“一体”就是权力中枢的民主化，即由一党专政转变到多党竞争。“两翼”一是军队国家化，二是媒体社会化。也就是说枪杆子、笔杆子不再是某一个政党的专用工具，而是真正为国家、为民众所用。 在皇权政治下，抓好“两杆子”是执政的必要。控制舆论是皇权政治应有之义。中国历代都有文字狱。今天的中国，皇权政治还有很深的影响。毛泽东赞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把舆论控制发挥到十分精致的地步。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新闻自由。所以，没有主体的改革，两翼的改革是很难的。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它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它的这一诺言，这是它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坚守这一条，是意识形态执掌者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由于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有政治优势和话语优势。他们具有强大的管制力量。 中国传媒具有意识形态特征，传媒自由，言论开放，就有可能解构对原有意识形态，就可能消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有理由对传媒进行管制。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看，传媒人和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之间就会有旷日持久的博弈。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是必然的趋势。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越高，原有意识形态的力量就消减得越快，他们对传媒的硬控制就会变为软控制。 改革以来中国传媒的积极变化及启示 要研究中国传媒的改革，必须了解它的过去。中国改革以前新闻界的特征：第一，是执政者喉舌，没有公众传媒；第二，功能是宣传政策、动员群众、论证执政合法性；第三，官办、官写、官订、官看。报刊、电台都是政府机构，官员由政府任命，编辑记者也是国家工作人员；第四，舆论一律。所有的报刊、电台都讲同一样的内容，发同一种声音。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都要和《人民日报》“对表”，以保持版面语言的一致；第五，说假话。如果新闻事业成了权力的恭顺婢女，则新闻无客观可言，也无真实可言。翻开改革以前的报纸，看一看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革时期的报道和言论，几乎都是谎言和谬论。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刚才甘惜分老师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且富有智慧的问题：世界充满谎言，为什么要求新闻真实？我试着对甘老师的问题作一回答：正因为世界充满谎言，所以新闻必须真实。新闻真实是新闻的社会使命，也是我们新闻同人的骄傲所在。 当时记者（包括编辑）的行为有以下特征：• （一）紧跟。执政者的价值就是新闻的价值。同一件事情，执政者今天说好，记者跟着说好，执政者明天说坏，记者就跟着说坏。记者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揣摩执政者的意图，并琢磨如何紧跟这一意图。（二）近视。记者的视力、思维和劳动投入局限在执政者眼前重视的范围之内。记者的眼光不能超越执政者的眼光，记者的思想不能突破执政者的思想。记者不仅平庸，而且奴性十足。（三）颳风。执政者一旦有什么意图，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一哄而上，造一样的舆论，唱一样的调子。政治权力的意图变了，新闻又跟着刮起另一股风。 改革以来中国传媒的积极进展： • 把改革以前的新闻机构改变为“社会公器”要跨越历史的大鸿沟。但是，近3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规模，从观念到实践，从质量要到效果，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一，媒体的内容除了继续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以外，也有变化：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由党的喉舌发展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由单一的政治宣传到信息传播。 • 二，改变民官家独办的格局，媒体由国家机构变成事业单位（八十年代），进而逐步企业化、公司化（九十年代后期）。党管媒体国家不再全额拨款，非党媒体全靠自负盈亏。但国家还是要管媒体的发布内容。媒体由一个主人（政治权力）变成了两个主人（权力和资金）。有了后一个主人，媒体之间就开展了竞争。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著文称这种情况为“一仆二主”，即传媒既要当政治权力的奴隶，又要当金钱的奴隶。这当然很尴尬。但是，正如刚才高放老师说的：两个人说了算比一个人说了算要进步。所以，单纯当政治权力一个“人”的奴隶变成当政治权力和金钱两个“人”的奴隶是一个进步。 • 三，开展了舆论监督。媒体在揭露腐败、扶助贫弱，主持公道方面的影响日益加强。这方面展江先生有很深入的研究，我不再多谈。 • 近30年中国媒体的积极变化不是当局的恩赐，而是上述各种改革动力推动的结果，也是媒体和管理当局互动的结果，更是与传媒人顶逆流、冒风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分不开的。 • 在当局的软化管理条件下，媒体还是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不能在当局管制下消积守旧，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出击。 • 近年来，虽然有些传媒人被带上了“黄金的锁链”，新闻界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但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传媒人，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近年来主管部门控制传媒的新特点 近年来国家控制媒体的方式和方法与过去不同。他们打压和查封报刊本来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却从非意识形态方面找借口。他们通常不批评书籍或文章的内容，只从技术、经济或其它非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理由。通常不批评作者，只对出版社或报刊出版单位下手（黄牌警告，停业整顿，换人，扣发书号，撤销刊号或关闭出版社会），从根本上堵住知识产品的发布；封书、封刊时暗箱操作，不下文件，不让记录电话，接电话的人只能操作、不让传达，不能说是什么人的主意，作者找不到事主，打官司也找不到被告；松一阵，紧一阵，看国内、国际政治形势而定。主管部门控制手段的变化虽然万变不离其宗，但还是比过去年代软化了，也可以说是进步了。其所以进步，有哈维尔说的“后极权社会”的特征，也有管理者观念的进步，如果让他们当记者，他们中的不少人会和我们一样开放。他们打压媒体多数是职业行为。这为传媒积极进取留下了空间。 怎样保证主动出击的安全？ 主动出击可能带来危险。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怎样才能安全？第一，不要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往比高级“错误”更危险。《炎黄春秋》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我们过去五十年奉行理论标准来看，是颠覆性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危险，这是“高级错误”。《21世纪环球报道》其所以被封，不是因为发了李锐文章，而是说中共中央同意李锐的文章。中央怎么会同意李锐的文章？这是硬给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当然恼火。低级错误有：对现任领导人的人格侮辱，对现行的重大方针政策正面挑战，泄露国家机密，国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话题，等。 第二，要了解国家允许的言论边界。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边界呢？在于学识，在于眼界，在于经验。井底蛙当然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这好像在一个园盘上跳舞，了解边界才敢在园周附近跳舞，不了解边界是的只能在园心附近跳舞。在园周的活动范围当然比在园心的活动范围大得多。这还有一个层次：水平的高低不同，活动半径也各有不同。这就是艺高人胆大。言论边界是因时而异的。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边界也在变动。因此，传媒人必须识大局、观时变。过去有一种说法：“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应当加上一句：“多识善言。” 第三，要敢讲真话，传媒人本身必须做到两点，一不想升官发财，无所求；二没辫子给人抓，无所惧。“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媒体积极进取和管理的良性互动 在政治改革没有大的进展的情况下，传媒改革只能是渐进的。传媒的积极进取和当局管制的良性互动就是可能的渐进改革模式。 《南方都市报》揭露被收容致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案，直接导致实施了21年的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近几年这类事件不只一起。从这些件事中我们可以设想下面的情况：媒体就某一事件的冲击――管理当局作反应（可能是让步的，也可能是更强的管制）――媒体就另一事件的又一次冲击――管理当局的反应（让步的可能性增大，即使有增强的反弹，弹力也会减弱――再冲击――再反应．．．．．． 管理强制的力量不断衰减，最终放弃管制。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当时企业界主动改革，为解除政府对企业的束缚借助媒体发出一次一次的呼吁，终于冲出了经济自由。媒体的主动冲击也是冲出言论自由的重要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媒体的冲击由于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它不仅有改善新闻出版管理的效用，也是推政治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然，这种渐进的改革模式是以整个国家的全面改革为背景的，更是依赖政治改革的进展。如果中国改革出现了逆转，传媒改革也会随之逆转。 以上发言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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