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主要是徐景安先生的一组文章，仲大军先生作了一点回应，附在徐文前面，也请徐先生思考。下面是文章目录。]
徐景安：《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堕落的症结在哪里？》 徐景安等：《中国文化重建对话》 徐景安：《要不要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徐景安：《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徐景安：《中国新文化与人类新文明》 ------------------------------------------------------------------------------------------ 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8月18日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先生近来发来几篇文章，集中讨论了中国社会当前的文化思想和精神状态。徐先生提的几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有文化吗？中国有道德吗？中国有教育吗？年已66岁的徐先生徐先生对着苍天发问。从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出，徐先生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已经看得十分糟糕。 我也有同感，但看法又与徐先生有所不同。或许徐景安先生忽视了一个道理，当社会混沌已久，堕落已久，另外一些纠正性的精神文化便会产生。失望之中其实正在诞生着希望。看似混乱、空虚的中国社会其实也萌发着大量坚实有益的思想文化和探索。 譬如，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诞生出了各个思想文化流派，只是这些群体并未强大得象一个专制力量一样取得话语霸权。当今的中国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马列主义，新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这些思想派别的认识都比历史任何一个时候都深入，都更鲜明。 这种混乱与分歧其实是在传统主导思想动摇了之后产生的，混乱、怀疑和另寻出路正是对传统正宗统治思想的修正、补充与否定。 特别不能说今天的中国没文化，没教育。其实今天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不知比改革开放前丰富多少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了八个样板戏，而今天一年就是几十部大片，天天晚上都是中外大片轮番上演，在这些作品中并不乏优秀之作。譬如《亮剑》、《五月槐花香》、《汉武帝》、《井冈山》、《大将陈庚》等哪部片子不是看起来令人津津有味！ 再说教育，尽管我国教育自改革开放后一头钻进应试教育的窠臼之中，但这种将孩子沦落成牛马般辛劳的教育，却训练出多少知识的仓库和机器。当代青少年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不知是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倍，几百倍。这正是工业社会的需要，工业化需要的是千千万万刻板机械的科技人才，而不是农业时代的浪漫诗人。 自然科学正在对人类产生异化作用！但谁让你接受现代科学、享受技术文明呢！其实这也是一种发展的无奈。 至于说中国有没有道德？这倒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徐先生在这里还应加上一个质问：中国有法律吗？特别是中国有好法官吗？道德和法律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历来有法家和儒家之分，法家强盛时，社会办事的行为准则依据法律，儒家强盛时，大家办事的准则依靠良心。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法制社会，道德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裁判权，最终说了算的是法院判决。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道德有何用？法院判错了也不受社会道德的诅咒和谴责，也不受任何惩罚，久而久之，谁还推崇道德！ 之所以出现这种窘境，根源不在于中国的道德沦丧，而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不到位。要找出问题的根源。 通过徐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新老之间的严重文化对撞。当前的中国，在一些老年人看来，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 徐先生另一个抱怨是，当代中国社会完全堕入物欲和肉欲的深渊，已经成为一个过度物质自由或说物欲泛滥的社会。改革开放以自由地追求物质目标为宗旨的发展把中国人引入一种道德堕落的状态。徐先生等一批老同志应当说对此现象痛心疾首。但对中国之所以如此崇尚物欲，徐先生的分析似乎还不够深刻，也不到位。 中国社会之所以掉入肉欲、物欲的洪流，一是因为穷困得太久，才导致一心一意搞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物质财富享受为目标。第二个原因是仅有经济上的自由，缺乏政治文化上的自由，致使国民的精神生活只能沉溺在吃喝玩乐上，过剩的精神空间无处打发。试问，这些年里中国何曾有过群众集会、庆祝活动等方面的政治生活？何时讲求过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政治禁锢达到了历史罕见的程度，除了干活、挣钱、上床玩女人之外再无别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族还能有什么追求！因此，文化重建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是一种侈谈。中国当代的物质自由主义是对几千年禁欲和贫穷的封建等级专制文化的一种报复，压抑了几千年的性欲和物欲得到了大释放。在物欲和肉欲得到满足之后，接下来的将是压制了几千的政治权利欲望的释放。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的。不管徐景安等老先生是否看得惯，社会毕竟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前进的。至于说“文化重建”这种概念，也是系统论思维和革命思维的产物，不如随遇而安。其实重建就发生在社会堕落和腐败之中，没有破，便没有立。没有坏，也不会有好。好的东西总是隐藏在坏的东西旁边，是在与坏相对照下同时发生的。 看看老子的《太极图》，两个鲜明的阴阳对立物，就明白社会变化的内涵了。说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过多地去谴责社会的糜烂，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扭转中国社会的歪风邪气。
发件人：<xujingan@vip.sohu.com> 收件人： "北大"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21 15:48:0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徐景安文 徐景安先生的回信 2007.8.21 大军： 很感谢，把我的有关重建中国文化的4篇文章刊登于贵网，并写了一大段评语。你非常重视我的年龄66岁，并说“不管徐景安等老先生是否看得惯，社会毕竟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前进的”。言下之意，我是一个唠唠叨叨、怨天忧人，怀念过去、无视进步的老头，好像对我有所误解。 一、对于今天社会的历史进步，我不知写了多少文章加以肯定。无论从经济民主，还是思想自由方面，今天比过去都有巨大进步，尽管已然存在着太多的遗憾和缺陷。就像我批评的物欲和肉欲的泛滥，也总比吃不饱饭、还没有乞讨的自由强。 二、对当今社会的缺陷和弊端就需要批判，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其实，你也正在做同样的努力，只是视角不同、结论不同、药方不同。有的批判现实，是为倒退过去；有的批判现实，是为寻求未来。我的《要不要重建》、《症结在哪里》是讲现象、找原因，《如何重建》、《中国新文化》是谈设想、求未来。“说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过多地去谴责社会的糜烂，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扭转中国社会的歪风邪气。”我赞成你这一说法的后2句，谴责社会的糜烂不存在过多、过少。这由谁来掌握呢？后2句是完全正确的。可今天，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多，凡是揭露的、批判的，甚至骂娘的，很容易共鸣，网上大量的是这类文章，而提建设性意见的很少，也不感兴趣。在某网站上，我的《要不要重建》点击2400，《症结在哪里》就1400，《如何重建》、《中国新文化》只400多。这种情况的发生，既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与预期的丧失，也与知? 督缰冈稹⑴赖亩啵雎贰⒁┓降纳儆泄亍Ｎ艺俏谋湔庵肿纯鲎髋Γ⑶矣梦业睦砟钤谑导型乒悖谌懔?SPAN lang=EN-US>3个地方的试点。 三、你说：“重建就发生在社会堕落和腐败之中，没有破，便没有立。没有坏，也不会有好。好的东西总是隐藏在坏的东西旁边，是在与坏相对照下同时发生的。”不破不立，中国人最熟悉，文革叫得最响的就是这句口号。但破毕竟是破，立毕竟是立，破不能替代立。破固然不容易，立就更难。社会堕落和腐败不会自然发生重建。没有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家立于重见的呼喊，封建皇权制怎么会自然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我在“立”上作了一些努力，非常想听听你的批评意见。从你眼下的批评中，我还没有“看出当前我国新老之间的严重文化对撞”究竟在哪里？ 徐景安 2007.8.21 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堕落的症结在哪里？ 徐景安 2007.7.18 xujingan@vip.sohu.com 作者简介：徐景安, 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现为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 中国改革快30年了，需要认真总结。对经济改革前后进行了3次反思与讨论，对政治改革的讨论近几年来一直在进行中。文化、道德、教育的改革则始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传统儒学的涌动和抬头，文化复兴的呼吁和争论，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近30年来，中国从上到下把精力放到经济上，这似乎没有错。但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固然决定着国人生活的质量，然而文化、道德、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在更深层面上决定中国的前途、国人的命运。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全面堕落的态势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找到其症结，对针下药。 首身分离的方针 为了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生计问题，选择改革相对容易突破的领域，使广大农民、工人从改革中受益以获得民众的支持，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中国迅速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大国，国人的生活水准很快达到小康，都源于此。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经济改革单边独进，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也就带来一系列问题，文化、道德、教育的堕落就是恶果之一。 中国30年的改革，身体向右转，脑袋向左转，能不出问题吗？3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追求物质利益、实现个人欲望，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这是发展经济的动力，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目标、经济制度、经济法规、经济机理、经济调控，无一不是建立在这一经济行为的认定上。中国人的身体集体向右转了，这可不是国人的叛逆，而是响应中央的号召；不是国人的自私，而是中国的国策。可是，中国人的脑袋却不断得到“向左看齐”的口令。对于这种背离和扭曲，至今没有人作出解释，这是“暂时的困难”，还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属于意识形态，中国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起步，中国的意识形态只能延续改革前。首身分离，就成了中国不可动摇、不许疑义的既定方针。 脑袋不转思想转 国家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以GDP为目标；鼓励民众先富起来，以财富为第一，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仅是合法的、允许的，并且被赞许、受鼓励，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手段，得到社会共识的价值尺度。由于改革一直被限定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不允许改革，经济领域引入资本主义的理念、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被称为中国特色，成为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身体转，脑袋必须跟着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我们的改革方针居然规定身体转，脑袋不许转。这就发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人想的、做的是“为人民币服务”，但嘴巴必须说“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想的、做的是“爱自己”，但嘴巴必须说“爱祖国”、“爱人民”； 中国人想的、做的是“化公为私”，但嘴巴必须说“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反映在党和政府的官员身上，那就反差更大了，想的、做的是“自己先富起来”，但嘴巴必须说“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想的、做的是“公款吃喝玩乐”，但嘴巴必须说“要艰苦奋斗”；想的、做的是“傍大款”，但嘴巴必须说“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想的、做的是“争权夺利”，但嘴巴必须说“执政为民”； 想的、做的是“增加GDP好升官”， 但嘴巴必须说“发展经济是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就成了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从官员到民众，要求说的与做的、想的与行的、理论与实际、意念与嘴巴、脑袋与身体实行分离，号召言行不一，鼓励说假话，睁眼说瞎话，公开说人话，暗里讲鬼话，好话要说透，坏事可做绝，脑袋埋地里，屁股蹶天上。中国人的人格分裂、精神分裂、思想分裂、文化分裂成了主流和主导，还讲什么文化、道德、教育呢！ 空中建楼阁 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否定、遭排斥。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是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自由文化制度都是由此演变而来。西方文化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偏向于物的追求，表现为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而思想文化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就将西方文化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反对。中国从官员到民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但都拒绝西方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中国官员拒绝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是有理由的，可以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制约。中国民众拒绝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也是有理由的，可以使自我不受约束。结果，吃亏的当然是无权无势的民众。民众就以官员反道德、反法律为由，进行反道德、反法律的报复行动。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一致反对反法律的行为，但对反道德的行为表示同情。你恶我也恶，作恶有理由；讲善是愚民，行善是傻瓜，竟成了社会共识。中国文化、道德、教育的堕落也就不可避免。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开始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是对人的感恩。儒学以孝为核心的感恩文化，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又养育了我们，这是每个人都能认知、感受的道理。懂得爱父母，懂得感恩，就会爱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就会爱妻子、爱兄弟、爱朋友、爱老师，以至爱家乡、爱母校、爱祖国。因此，爱父母是博爱的起点。一个连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都不爱，很难想象会爱其他人。 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存在着巨大分歧。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求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不讲爱父母，不倡导孝。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则把中国传统文化斥为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坚决反对孔子及其儒学。黎鸣归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毒，即精神的复古主义、做人的唯上主义、认知的独断主义、行政的人治主义、政体习惯的专制主义确实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爱父母与爱自己怎么统一，道德追求与物质追求如何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怎样衔接，这都需要在文化、道德、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中充分地讨论才能得到共识。可是，意识形态是不允许改革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毒”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而黎鸣归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柔”，即孝、悌、忠、恕却被抛弃了。中国人除了爱自己以外，再不懂得孝敬父母、爱护兄弟、忠于职守、宽恕他人。 既不继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又不发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要在空白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疑是空中建楼阁。而学好难，学坏易。中西方文化中好的不吸收，坏的却学得快。中国文化的专制、西方文化的利己，学的又快又好。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不堕落那才怪！ 中国人没有了精神支撑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中国人一直受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这种“无我”的道德文化，在改革开放前，既有体制的支撑，又有精神的支撑。 中国的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都分属于一个单位，人身依附于一个单位，在一个单位劳动，依靠一个单位生活。一个人离开单位，就不能生存。个人没有独立的利益，只有公，没有私，确实处于“无我”的境地。感恩共产党、感恩毛主席，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撑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学毛主席的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座右铭。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心中的神和上帝。记得文革中，我看到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万言书，觉得没有错，怎么是反党呢？当我产生这个念头时，马上警告自已不能这样想，不能怀疑毛主席，这是反革命思想。当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产生了对文革的怀疑，对毛泽东的怀疑。 今天，中国人的心中，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神了。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支撑点。党尽管依然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复着过去的道德口号，但提供不了能为中国人接受的精神支撑点。今天的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文化、道德、教育。每一个中国人正在自己找心中的神，钱是第一尊神以外，宗教、迷信、明星、超女等等成了中国人的信仰。为了一个刘德华可以倾家荡产、父亲跳江，这是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缩影。 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没有了精神支撑点。今天，有多少共产党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他们的大多数是看中了共产党手中的权，有权就有好处，所以以权谋私、买官卖官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反过来，要求共产党员“执政为民”、“执政为公”，精神动力何在？凭什么不为自已，要为民、要为公？党在精神上约束不了自已的党员，又不在制度上约束权力，这样掌权的共产党人必然与民争利，国民收入的分配严重向权力机构倾斜。中国行政公务的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37.8%，高居世界第一。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支出的比例在10%以下。这还不包括灰色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的单边独进，形成了全民博弈、多捞多得的局面，利益分配不受制度、道德、法律的约束，按权力、关系、资源、胆量、技能、苦力的顺序进行分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这最终将演变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 意识形态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 中国经济改革30年，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允许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使中国人有了巨大动力来追求自我，尤如解开僵绳的13亿匹马，以满足物欲为目标，奔腾起来。一个简单的社会政治常识，原子化的个人需要制度、文化、道德、法律、组织来整合、规范、引导，需要创造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作为灵魂来统帅、引领、指导。因此，迫切需要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来配套、配合。尤其是意识形态对这场深刻的变革，不仅要作出解释，更在于寻求新的精神支撑点。 纵观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以打倒神权为目标，将人从神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追求自我。但西方推翻的是教皇的统治，并没有反对神，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上帝的自由和权利。西方人又创造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作为制度安排、道德规范的理念。西方人的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上帝，以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名义，宣扬无差别的爱，即人道和博爱。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成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再看东方文明，儒家学说在中国流传2500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是为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父母，形成了由此及彼有差别的爱。从爱父母出发，爱家人、爱朋友、爱众生、爱自然。中国人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艰难痛苦而活下来，华夏文明经过多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延续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学创造的伦理体系。 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没有错，邓小平让中国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中国共产党重视经济建设没有错，因为人需要物质，用以生存和享受。但人还需要精神，用以约束与寄托。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中国人的精神供给的，并且成功地为当时的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那么，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办呢？搬出精神存货，不管爱听不爱听、接受不接受，不管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这，怎么行呢？表面上看，党依然控制着意识形态，实际上已失去了主导作用。这给党、国家、社会、民众都带来严重的后果。总结30年改革，文化、道德、教育的改革，意识形态的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 如何构建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明？ 徐景安 等 2007年8月17日 xujingan@vip.sohu.com 作者简介：徐景安, 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现为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 中国文化重建对话 茅老，我发来的《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一文不知看了没有，很想听到您的批评。我自认为该文 对“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三大思潮作了正确定位和有机整合，为中国找到了新的精神理念，可成为党、国家、民众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比之，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刘军宁的文艺复兴、于丹的论语心得更全面、更综合。这是总结了我近 10 年研究心得写成的，自认为帮助国家，也是帮助共产党找到了统一认识的理念。而我认为这又是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自己心中发虚，怎么去改。布什牛气十足，他有理念的支撑。毛泽东也有理念。现在有什么理念呢？都是一堆口号！当然有了正确的理念，也需要勇气。但是没有正确的理念，哪来勇气？这一直是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有一种说法很盛行，就是制度变革最重要，但制度变革的背后还是理念起作用。 当然理念最终要成为制度。您认如何？ 茅于轼---徐景安： 我实在太忙，你的文章没有仔细阅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很大，不认真想是说不准的。大体上你综合了自由主义，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这三大块都是极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如何综合，里面有没有矛盾，以什么为重点，或者三者并列？应该说这三种思想所强调的重点非常不同，目前的问题也正好在这儿。 你说得非常对，中国共产党的大问题是缺乏理念。我感觉共产党接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都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要接受自由主义却非常困难。其关键点是舍不得放弃特权。保留特权和自由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儒家和社会主义并不很抵制特权。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可能在此。 徐景安---茅于轼： 一、我认为，特权不仅和自由主义势不两立，也与儒家思想、社会主义不相容。特权的本质就是损人利己，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儒家思想主张仁爱，爱他人；社会主义主张公平，爱大家。而特权只是爱自己，而是通过损人的办法爱自己。特权思想、特权利益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这几乎谁都认识到了。 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利益，既取决于现实的压力，统治阶层难以按原来的方式统治；又需要理念的革命，统治阶层中的杰出人物拥有改变原来统治方式的充分理由，并且能够以新的理念实行新政。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是后者。 三、“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对中国都是需要的，但知识界中就水火不容、互相对立。当然作为精神层面，不需要统一，尽管争，争有好处；但作为治理层面，总得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接受、也为统治阶层能接受的理念。为此，我对“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重新梳理，区别理念与实践的差异、矛盾和异化，找出其合理内核，以消除误解，扩大共识。又以人追求幸福为核心，将这三大块整合。我认为，合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大块是人类历史的实际。凡存在，总有合理性；凡取代，总有片面性。可是知识界较多的是偏执，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自己的万般好，别人的万般错。当然，凡专家、学者都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面面俱到就当不了专家、学者。现在需要综合，将合理的、正确的提炼出来。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如此。 四、您研究重点放在人权、自由、交换上，做了许多启蒙性工作；但也很早提出注重非物质、非交换的追求，不过放到以后再提倡。看来，中国的现状需要两者的结合。您是注重实际、忧国爱民的大学者，不是空谈理论的人，对中国的思想界很有影响，所以又是大忙人，不过我提出的问题，是有探讨意义的，需要逐渐形成共识，万望关注、指教。我有意开一个研讨会，让各路名家论一论。在未开以前，请您来论一论。我倒建议，有些枝节性的小理念，您不必花太多精力。 王占阳---茅于轼、徐景安： 茅老、徐老师。您们好！应徐老师之邀，我想在这里谈几点意见，仅供二位老师参阅。 1、特权属于封建主义范畴，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社会主义如果特权化了，那就是封建化了。但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应有此下场，因为它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而自由民主又是与特权水火不容的。 2、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要求公民平等地享有各项自由权利，这个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中国被夸大了，因为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往往是缺乏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又在一个长时期内将自由主义妖魔化了。如能实事求是地了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我们的观感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3、除儒家外，基督教也非常值得重视，它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根。现代化基本上不是消灭信仰，而是没信仰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现时和未来的信仰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信仰与价值体系的关系甚大。适当的信仰非常有利于好的价值体系的普遍建立。 4、各种价值观之间都有矛盾，但并非不可综合。综合不是无视和消除矛盾，而是要找到“最高裁判官”，我认为，这个“最高裁判官”就是普遍幸福。 理念问题很重要，也有很大的难度，很需要大家集思广议，悉心探讨。我很希望徐老师的这个会能够成功，也很希望届时能有机会向茅老当面请教。 徐景安---王占阳： 占阳，你说的信仰问题确实是价值观的核心，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的动力和精神的约束。我的重建一文概括为：西方文化敬畏和感恩上帝，传统文化敬畏和感恩父母。那么，中国新文化的信仰是什么，敬畏和感恩谁？你说基督教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根。让今天的中国人都来信上帝？我不反对，中国人信上帝。但是，无论从科学角度，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接受。所以，我提出，中国新文化的精神信仰是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既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感恩父母，也肯定了追求自我的权利，因而更全面、更完整、更理性；比之西方文化的敬畏和感恩上帝，也更科学、更真实、更觉悟。而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要追求幸福，不要白活一辈子。不知以为如何？ 徐老师：您好！ 这几天静不下心来，迟复为歉。 我的大致看法是：现代信仰有两种，一种是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另一种则就是带有准宗教性质的人本主义。现代文明实际就是在这两种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我观察，西方社会普遍信教，这是其整个价值体系、道德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主要基础，也是其平等意识赖以普及的一个主要基础。如果不信教，也还有人本主义兜着，这就等于有了双保险。我认为，宗教与科学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方面。所以，优秀的科学家也可以同时又是宗教徒。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宗教本身就包含有相当的社会主义的成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宗教就是原始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诸如基督教 社会主义 、佛教 社会主义 、 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宗教社会主义的存在。西方社会拥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实际也正是其得以拥有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是基督徒，马克思中学毕业时关于人类幸福的著名论述，就是在这种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宗教有利于世俗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这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现在讲“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看实际就是以宗教社会主义支持世俗社会主义。宗教界对于这个命题的阐述，差不多都有这种思想倾向。但宗教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确实也有矛盾，这就是前者是有神论的，后者则是无神论的。由于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党员原则上不能信教。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诸党只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要求统一性，所以它就能够将宗教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包容在自己的党内。由于我国宪法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等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又与宗教存在着上述矛盾，所以我们在执行宪法中关于信仰自由的条款时，实际也是左右为难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除去我们都不涉足的宗教传播外，我们能够推动形成的中国新文化的精神信仰，事实上只能是人本主义的信仰。宗教信仰的对象是上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世俗信仰的对象是人，人是至高无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人生而平等。人的至上性实际就是人的生命和幸福的至上性。人性有善恶之分。“以人为本”当然应当是向善的，而不是向恶的。所以，严格说来，所谓“以人为本”，实际就是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为本。在人间，人的普遍幸福既是最崇高的理想境界，又是为每一个人所切身需要的，这就使之最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新理想、新信仰的核心，也最容易达成社会的普遍共识。而要确立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阐明个人幸福与普遍幸福的统一性，而我们过去所缺失的，也正是这一点。只讲个人幸福，不讲普遍幸福，结果就不可能实现普遍幸福。反过来，只讲普遍幸福，不讲个人幸福，也不可能有什么普遍幸福。但在整体上，我认为还是讲普遍幸福比较好。因为普遍幸福主义之中的普遍幸福，本身就是作为个人幸福之总和的普遍幸福，而并不是所谓“毫不利己”的普遍幸福。所以，说来说去，我们的基本观点仍然是非常一致的。 徐景安---王占阳： 信仰与道德相联，没有信仰也就没有道德。创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重建信仰、重建道德。黎呜认为：“凡是被外力（包括上帝、祖先神）所推动的也即被动的道德，即称为旧道德”。所谓新道德就是“人类诉诸自身理智的主动性的道德，并由此而区别于过去被动性的旧道德。”“今天的人类有责任再造人类的新道德，为人类的利他主义创造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只能是人类的自觉的智慧，而不再是过去使人蒙昧和迷信的神。”现在处于旧道德衰败、新道德未建的道德真空期。我赞成黎鸣的判断。 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人类自觉的智慧，就是要追求人生的幸福。问题是人怎么才能幸福，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困惑，也是人学的首要问题。自由主义强调爱自我，儒学文化强调爱他人，社会主义强调爱大家，这才能实现个人幸福、家庭幸福、社会幸福、国家幸福，也即普遍幸福。自由主义、儒学文化、社会主义中的原教主义都是各执一面，而否定其他，是不尊重人类的历史，也不符合自觉的人性。 所以，我说：“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 党国英---徐景安： 你文章读起来常有酣畅淋漓之感，非常受用。进一步的思考研究是不是对改革的程序和风险做一种基本的评估？有的改革会吓住掌权者，使他们畏首畏尾，如何讲清楚真正的厉害，使他们按照合适的程序坚定地往前走？你关于西山会议的评论，我也注意到了你的观点，只是还没有细致阅读。 豆豆---徐景安 拜读了徐先生的《中国新文化与人类新文明》，感觉徐先生一直站在意识形态的前沿，引领人们的思想意思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我非常赞同徐先生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预言，未来的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应该是中国。这并非“各领风骚几十年”。西方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认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使人的私权得到保护，个人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展，进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资财富，为西方社会人们的物资性幸福奠定了基础。然而，物质性追求不是人类幸福的全部，与其精神性幸福比较起来，它又是低层次的，但是在探求精神性幸福方面西方的价值观显得一筹莫展，这正是徐先生预言中国将引领人类文明的基本前提。是的，中国创造了两千年的儒学文明在物质匮乏的封建社会是人们在相对贫穷的情况下仍能体味精神的幸福，从而对稳定社会维护封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在当今物质财富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如果能把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明结合起来，完全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人类文明。 中国如果想担当世界主导着，不要指望经济的极大发展，不要指望军事的如何强大，一定要在文化认同上做文章。这是中国主导世界的唯一的可行的途径。 中学生---徐景安： 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强调感觉，轻视思想；推崇肉体的快乐，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看作人生的成功和幸福。由此延伸出西方文明的全部价值观，即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科技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 崇尚物欲的西方文明推进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对西方人来说，衣食不用愁、福利有保障、民主来选举、思想又自由，怎么还会不幸福呢？ 1、说西方文明重视物质还可以牵强附会，谁叫西方的物质比东方富有呢！但说西方忽视精神，完全不符合事实。只说一点，我们有那一种精神可以和基督教相比，那么广泛那么久远的体现在人的精神中？ 2、说西方强调感觉，轻视思想，不仅违背事实，而且逻辑有问题。首先，西方强调感觉不假，但说人家轻视思想就与事实相反了，西方的大思想家，影响久远的思想著作，比比皆是。东方有几多呢？另外，感觉与思想是什么关系？简单地说，没有感觉会有思想吗？ 3、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看作人生的成功和幸福。这到底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东方的问题？西方富如比尔盖茨者他们的生活观念是这样的吗？我们有富豪象比尔盖茨者为慈善事业那么慷慨地捐出大部分财产吗？东方有富豪象西方富豪那么声称：在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吗? 4、我认为肉体的快乐，感官刺激，都是基本的人性，人们有权享受。总比“存天理灭人欲”非人化合理。关于幸福，是有层次和品位的。对于猪狗，得到一瓢食，一块骨就是幸福。对于思想者，因无法穷尽思想而永远“苦恼”。总之，以徐先生的逻辑，西方文明的成果——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都是不可取的。 最后，在中学生看来，“一颗利己之心、一个欲望之身”正是一个人为人之基，得到幸福之础。无此，也就无人的其他了。 徐景安---中学生 我很赞尝这位中学生对我的质疑，愿意深入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大问题，并且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这非常好。如果，这一代年轻人都能这样喜欢思考、敢于思考，那就有希望了。 一、“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强调感觉，轻视思想；推崇肉体的快乐，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看作人生的成功和幸福。”我如果用这一段话来批评今天的中国，不知这位同学是否赞成？不会说，我们一直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一直强调爱祖国、爱人民，也有丛飞这样一心为他人的好人等等，来反驳我。社会现象是复杂的，我们批评一个社会，都是以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依据。 二、如果你同意上述判断，那么我说这是中国开放改革从西方学来的，因为开放改革前以至封建时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崇尚精神，而不是物质。那你说，中国自己没有学好，能怪人家西方吗？人家西方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啊？有基督教、思想家、比尔盖茨，还有自由、民主、博爱……对，这确实是我们自己没有学好，或者说没有学完全。所以，你感觉西方的现实比我们中国好多了，怎么批评西方呢？这里，你有一个误会，我批评西方的参照系不是中国，而是人类的新文明。 三、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作了很大贡献，但是没有解决不平等，即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不幸福，即物质富裕、精神不宁；不持续即全世界不能学习等三大问题。这也许是你没有思考过的，比较多地看到西方比我们好，但没有深入思考西方文明的缺陷、弊端。反全球化运动的掀起、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幸福问题成为热门都是针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离开现代文明还有很大矩离，我们既需要学习，又不能照搬，原因就在这里。 四、你说西方有宗教，没错。美国人中90%自称是教徒。宗教在维系西方的精神、道德、社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改变美国人是疯狂的消费一族，靠消耗世界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资源来满足他们的物欲。那你说，美国是重物质还是重精神呢？西方出了许多思想家，没错。这是西方实行思想自由的成果。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西方文化强调感官的欲求、刺激、享乐，而导致的低俗化倾向。这也导致西方重工具、轻价值，重外求、轻内省的片面。以致现代人“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自然科技十分发达，但对人自己的认识却十分浅薄，连什么是人性、人需要什么、人怎么才幸福、人怎么才持续等等一系列人学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深入研究，更没有共识。当今人类中的少数人步入了物欲的天堂，但全人类却面临生存危机。你说，这是人有思想吗？一句话，西方人、东方人都在跟着感觉走，而不顾前面的悬崖。西方有比尔盖茨等一批富人为慈善事业慷慨捐献，没错，但这并没改变西方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看作人生成功和幸福的价值观。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由此出发推动了西方文明，也使西方文明不能持续。 五、你说“一颗利己之心、一个欲望之身”正是一个人为人之基，得到幸福之础。无此，也就无人的其他了。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的焦点，人学的基本问题。你说的很对，一个人不利己、无欲望，就不存在了，也就无人的其他了。这是西方文明发现的真理。西方文明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合乎了人性之基。但是，人停留在利己、欲求上行不行呢？人的存在、人的持续、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伟大取决于利他，因为你生命的存在使他人快乐、幸福，那将是最快乐、最幸福的。而一个只知道利己、只知道自己吃、喝、玩、乐的人，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最终也一定不快乐和不幸福。一个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人，能被他人所爱吗？一个不被他人所爱的人能快乐幸福吗？这个基本的人生道理恰恰为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忽视。利己的观念、思想很容易接受，利他的道理、理念十分抵触。我们要接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理，更要懂得“人不为他，天诛地灭”的真理；我们要肯定自我，更要超越自我；我们要满足欲求，更要追求精神；我们要掌握工具理性，更要学习价值理性；我们要精通数理化，更要钻研人生学问；我们要有本事，更要有道德。共勉之。
发件人：<xujingan@vip.sohu.com> 收件人： "北大"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13 09:44:5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徐景安文 要不要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徐景安 2007.7.6 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近30年了，现在有点改不动了。中国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叫了也快30年了，但一直不起步。而中国文化、道德、教育是改革，还是重建？连一个说法都没有。是不是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好得一塌糊涂，用不着改，不是。应该说，中国文化、道德、教育糟得一塌糊涂，都不知怎么说？ 现今中国有文化吗？ 中国是世界仅存的文明古国，老外忙着来中国旅游，学汉语成了国际热，孔子学院办到了全世界，还说中国没文化？这么说来，中国自然是东方文化、儒家传统。可是，中国的官方承认吗，知识界认可吗，民众奉行吗？中国自“五四”以来就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老二，现在也只是给孔子一个礼节性待遇。于丹写了一本《论语心得》，十分畅销，结果被批得狗屎不如。为防儒学抬头，黎鸣先生接连写了几篇恶批孔子的文章。《孔夫子及其儒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牢狱》一文说：孔夫子及其儒家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五毒四柔”。五毒是：１，精神的复古主义；２，做人的唯上主义；３，认知的独断主义；４，行政的人治主义；５，政体习惯的专制主义。 四柔是：１，孝。中国人是真正地孝敬父母，以及长辈；２，悌。中国人是真正地爱护兄、弟、姐、妹，以及朋友；３，忠。中国人在有饭吃的时候，是真正地忠于君主，但如果没有饭吃，将会饿死，恐怕就难说了；４，恕。可以这么说，越是远离官场的地方，中国人就越是具有“恕”的情感，也就是“将心比心”的情感。 按黎鸣先生的分析，孔子还是给中国人留下了好东西。可是该文的结论却是：“孔夫子的如上所述的‘五毒四柔’的人格深深害苦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而他的‘人格’，在漫长的历史中却早就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自己的灵魂中了。今天我们的批孔，实际上是在挽救我们今后的孩子们，让他们永远地避开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语言中所散布的毒素，让他们永远地避开这种始终在严重地伤害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国人的‘五毒四柔’的人格。 在我的心中，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确早就已经是造成中华民族永远陷于愚昧无知、软弱可欺的极端悲惨境地的罪大恶极的瘟神。” 不明白，既有“五毒”，又有“四柔”，为什么不作区分，一古脑儿都说成是“毒素”；孔子创造了“四柔”，毕竟给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怎么成了 “罪大恶极的瘟神”？黎明的极端偏激，是当今中国“文化”的缩影。有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毒”，来否认“四柔”，一棍子打死。而有人又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柔”，而否认“五毒”，要求全盘复古。 这么说来，传统文化不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可黎明说的“五毒”中的“四毒”即做人的唯上主义；认知的独断主义；行政的人治主义；政体的专制主义，确实影响至今。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士认定中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反封建的任务还没完成，这样又绕回来了，中国岂不还是传统文化？ 可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影子？洋楼房、洋汽车、洋招牌、洋风俗、洋习惯、洋时髦，连国产砖也硬要起个“蒙娜丽莎”的洋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启了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以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为参照的开放与改革，西方的经济理论、西方的经济制度、西方的经济目标、西方的经济法规，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随之，西方文化也涌入中国。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物质至上的物质主义、消费至上的消费主义、快乐至上的快乐主义、利己至上的利己主义、拜金至上的拜金主义，成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暴力、色情、滥交、低俗、刺激、快感、奢侈类的西方习俗、西方文化迅速泛滥。这么看来，中国的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可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对人的尊重，西方的法制传统，中国接受了吗？中国人民似乎是站起来了，然而中国人站起来了吗？一个人受了欺负，有申诉的渠道吗，有代言的组织吗，有抗议的权利吗？这么一说，中国并没有真正接受西方文化。 中国既不是传统的封建文化，也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那应该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然而，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还刚刚开始讨论，社会主义文化从何而来？ 说了一圈，中国不知道是什么文化。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描绘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中国成了一个没有文明属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的国家。所以，我说中国没有文化。谁说有，请示教。 现今中国有道德吗？ 官方文件上说，中国奉行的是社会主义道德， 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道德不是叫的口号，是做的行为。今天谁在“为人民服务”，不是一个个都在为“为人民币服务”吗？今天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不是想方设法将公家财产往家里搬吗？过去尽管做不到，口号还挂在嘴边上，如今连口号都没有人愿意叫了。 不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那就一定是资本主义道德。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舆论为追求物质利益正名，宣传利己是人的本性，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人的权利。急于致富的中国人一听就接受。可西方为了防范损害他人，有宗教传统，人道主义精神，公共秩序规范，制衡权力的法制，社会舆论的监督。中国缺的就是这五条。中国人迅速学会了利己主义，但不接受西方文明对人的尊重，对规范的敬畏，就变得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了。 “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贪污、盗窃、抢劫、造假、贩毒、拐骗、欺诈、走私……以至发生骇人听闻的山西奴工事件。中国人有钱了，到世界各地逛逛，结果被资本主义文明世界视为最不懂礼貌、最不守秩序的人。“请勿喧哗”、“请勿浪费”、“小便入池”、“不要乱丢垃圾”、“客满”都是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有资格说遵守资本主义道德文明吗？ 那中国人恪守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如果西方道德文明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东方道德文明的核心是对人的感恩。西方道德文明主张无差别的爱，东方道德文明倡导由此及彼的爱。儒学称“百善孝为先”，父母有养育之恩，儿女要知恩、记恩、报恩。人有了感恩之心，才会爱人。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推崇孝道。人有了孝心，懂得爱父母，才会由此及彼，爱兄弟、爱朋友、爱众生、爱自然。今天的中国人讲孝道吗？父母对孩子进行孝的教育吗？年轻人对父母有感恩之心吗？流行一种说法：“孩子凭什么要感恩父母，生的时候征求过他的意见吗？”父母生你，是没有和你商量，但毕竟给了你生命。后来养育你、关心你、操心你、爱护你，你就没有一点感动？我又没有求你养育、关心、操心、爱护，能这样说吗？人想感恩，找感恩的理由；不想感恩，就找不感恩的借口。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除了爱自己以外，谁都不爱。如果能真的爱自己，也不错。可是，自杀成了15岁至35岁死亡的首因。因为他的生命只属于自己，欲望一旦不满足，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孝、悌、忠、恕，中国人连说也不说了，别说做了，还有资格说遵守中国的传统道德文明吗？ 这么说来，中国有道德吗，我说没有。谁说有，请示教。 现今中国有教育吗？ 先说家庭教育。中国人忙于工作、忙于挣钱、忙于应酬、忙于麻将，没有时间教育，再说也不会教育。但中国人非常疼爱孩子，一个独生子女，六个大人爱。要什么、给什么。孩子从小，只知道被爱，不知道爱人；只知道获得，不知道付出；只知道享受，不知道辛劳。一个个是小公主、小皇帝，自我得不得了。要么不懂礼貌、目中无人；要么顶撞父母、离家出走；要么网恋早恋、不好学习；要么作恶犯罪、跳楼自杀。弄得父母们六神无主、天崩地塌。有一个家庭调查，92%的家长认为，最头痛的是孩子教育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家庭教育。 再说学校教育。中国的学校教什么，教你应付考试。这算是什么教育呢？应该说是中国的封建教育。读书就是为了科举，考孝才、进士、状元。于是，背死书、念八股、做文章。中国的现行教育就是为了升学，考初中、高中、大学。下大力气教的是学生今后无用、必将遗忘的公式方程、解题技巧、标准答案一类的死知识，而学生一辈子受用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却忽略了。人需要的不教，人不需要的硬教，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荒唐和荒谬。摧残学生的心身，把亿万学生放到一个模子里挤压，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反动和残忍。以牺牲德育、体育、美育为代价追求智育，却是综合素质差、创造能力弱、社会不需要、工作找不到，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失败和悲哀。 然而，中国的现行教育真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吗？孔子的教育思想着力于培养人的高尚人格和高尚情操，提出“君子不器”的观念，反对把人训练成只有某种用途的器具。中国的现行教育根本不重视对学生的做人教育和人格培养。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使学校成了谋利工具，挖空心思忙于敛财，还哪有心思搞德育？这么说来，中国搞的是西方教育。本来学校就是以洋学堂模式建的。可是，到西方走一走，人家学校也考试，但把考试作为检测教学效果的一个手段、学生升学的一个依据，决不奉行考试至上、分数第一，而是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奉行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西方，恰恰不奉行考试主义。而我们却把考试主义奉为中国教育不可动摇的公平原则。所以，中国教育也不是西方式教育。 再说社会教育。充斥中国社会教育的，一是挣钱手段传授，如教你学英语、玩电脑、炒股票、搞营销……二是犯罪诱惑启示，如网吧的杀人游戏、电视的罪案解剖、网络的色情传播、媒体的欲望鼓惑……唯一不关心、不重视的是人文主义教育，没有人愿意关注中国人的心灵、德性、精神、情感、灵魂，原因很简单，因为拉不到广告、弄不到赞助，一句话赚不到钱。正在中国做人的义务教育的是净空老法师和台湾的蔡老师，在安徽创办了庐江文化教育中心，还有深圳的欧老师等，利用星期天在茶馆里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家长、孩子们的欢迎。可是这样的事，国家掌握的资源都不介入。 归结起来，中国的家庭教育是给、给、给，中国的学校教育是分、分、分，中国的社会教育是钱、钱、钱。这是教育吗？中国有教育吗？谁说有，请示教。 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是什么？ 把中国说成是无文化、无道德、无教育，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所以，总得给一个说法，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是什么？硬要说的话，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就是坏文化、坏道德、坏教育。 中国的现文化，对属于自己的传统，好的抛弃了，坏的继承了。就黎鸣先生归纳的“五毒四柔”来说，五毒中的是“四毒”即做人的唯上主义、认知的独断主义、行政的人治主义、政体的专制主义继承了，而“四柔”即孝、悌、忠、恕抛弃了。对西方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以及暴力、色情、滥交、低俗、刺激、快感、奢侈很快吸收、立码风行，而西方的人文精神、人权意识、民主传统、自由理念、法制观念、平等思想、创新能力、求真思维，不是有非议，就是不愿学。好的文化都不要，坏的文化都接受，怎么不是坏文化？ 中国的现道德，对传统的由此及彼的爱不接爱，连父母都不爱，还能爱谁？自然对西方无差别的博爱更不接受。可是，只要是利己的理论、观念，就马上吸收、传播。什么利己就是利他了，利己比利他更效率、更简便啦，不爱自己还能爱谁啦，等等。年轻人伸手向父母要的时候，是东方文明，多多益善，什么都要，一包到底。上学、旅游、结婚、生子都要父母掏钱。但是讲感恩父母需要付出的时候就西方规矩了，什么独立啦、平等啦。现在讲人要善，群起而攻之，不是脑子进水，就是愚民政策，或是助纣为虐。讲人要恶，睁睁有词，理由是当官恶、富人恶、社会恶，我凭什么善？人家抢银行，我就抢商店，要不就偷东西、卖假货、贩人口、雇黑工、搞走私、收黑钱……讲道德，你就对有权的、有钱的人去讲，或者社会讲法治、讲公平、讲民主了，再对我说。总之，我道德以他道德为前提，他不仁我就不义。中国反道德的舆论盛行，就是在知识界、文化界也是如此。中国怎么能有道德，只能是坏道德。 中国的教育也是怎么坏、怎么来。家庭教育，要么就西方式，讲平等、讲独立，孩子从小一个人睡，长大就自己过。亿万富翁家，孩子要零花钱，也得剪草坪、干家务。美国得克萨斯州有一条法律，凡年满14岁的孩子，必须为父母分担家务。要么就东方式，讲孝道、讲尊卑、讲礼貌、讲做人。吃东西，要让老人先吃。坐椅子，要让老人先坐。逢年过节、结婚庆典、生日忌日，就要跪拜父母、感恩父母。可是，我们的家庭教育中不中、西不西。溺爱孩子，既不学西式放手，又不像中式重礼；唠唠叨叨，既不讲西方平等，又不讲传统孝道；管教失度，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包办一切。中国的学校教育，把封建教育压抑学生的个性发展，不重视学生的创造能力全盘继承，把西方教育注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全部搬来。中国的社会教育则唯利是图，失去了关爱、仁慈、救助、人道。 这叫怪，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无论对传统的，还是西方的，好的不继承，坏的都收收；对明明是好的，找一切理由排斥、否定，就是所谓的知识界、文化界，也是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对明明是坏的，反倒没有什么阻力，学起来快，做起来顺。真是学坏容易、学好难，一点没错。 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堕落的后果 人为什么要文化、道德、教育？说到底，是为了超越动物的本能，一是精神超越，让人活得像人，懂得爱自己、爱他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活得美好、活得幸福；一是技能超越，让人活得有本事，能生存、能创造、能思维。今天的中国文化、道德、教育，既不重视做人，将物欲满足、感官刺激奉为时尚；又忽视能力，将模仿、抄袭、剽窃、复制作为本事。中国人丢弃了精神，向兽性复归；不重视创造，朝低能蜕化。 改革近30年，中国人的生活是改善了，但是活得像人样吗？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民众幸福吗？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生活改善了，中国社会也宽容了，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就。否认、抹杀这一点，要求退回去是反动。但对中国的改革该认真反思了，文化、道德、教育堕落所造成的恶果，中国的官方、文人、民众再不能忽视了。 中国人活得不耐烦。什么意思？就是不少人不想活了。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尤其是自杀成为中国15岁至35岁年轻人死亡的首要原因。2006年2月底3月初，短短10天，华南农业大学4人相继跳楼自杀。上海一名博士后，参加工作不久，因厌世而自杀。网上出现一副悼文，上联为：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为：实验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横批：空前绝后。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生活改善了，中国社会也宽容了，但是自杀者为什么越来越多？当了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应该是中国人中的皎皎者，为什么也选择轻生？ 中国人活得不愉快。中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而跃居首位。我国未成年人中，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者3000万人，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6%至32%，大学生中16%至25.4%有心理障碍。深圳人精神障碍率10间增长了100倍，精神疾病患者已超过18万人，占城市人口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深圳人约有1/3不同程度患有失眠症及其他轻度精神失调症。深圳13.2%的中小学生心理有问题。深圳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问题更为严重，据对全市近千名教师的调查中发现，55.9%的教师有轻度以上的心理障碍，15.8%的教师有中度以上的心理障碍。约有20%的民警，精神处于正常与分裂之间。上海1300万人口，已有逾75万的各类精神、心理障碍病患者，其中大学生中的发病率高达25%。中国人活得不愉快更多地表现在人际关系的紧张、冷漠、妒忌、猜疑、拆台、坑蒙、欺骗、无礼…… 中国人活得不安全。中国犯罪率持续提高，社会治安越趋恶化，偷盗抢劫杀人屡屡发生。1994年受理一审刑事案件482927件，判决人犯547435人，2005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644248件，判处人犯767951人，10年中分别上升33%和40.4% 。现在，犯罪的案情越来越严重，犯罪的手段越来越残忍，犯罪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犯罪侵害的领域越来越广，犯罪的团伙人数越来越多，犯罪人的级别越来越高，犯罪人的年龄越来越小……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加倍防范，尤其是买吃的东西，更要十分小心：米有毒，劣质米，经过加油、上色、打腊冒充优质米出售；盐有毒，工业盐假冒食用盐销售；肉有毒，为使猪快速增重，给猪喂“瘦肉精”；还有馒头里加增白剂，油条中参洗衣粉，用硝酸盐腌制腊肉，硫磺熏木耳，尿素充当味精，去污粉冒充生粉、“金华火腿”为防蝇竟加敌敌畏、“太苍肉松”竟用母猪死猪肉做、用含有致癌物质的色素染成红色的假辣椒粉、用焦油染成黑色的假黑芝麻、多宝鱼喂禁药。曾发生伪劣奶粉导致171名婴儿营养不良综合症和13名婴儿死亡的严重事件…… 中国人活得不充实。如今中国人除了钱以外，没有任何追求，什么信仰、理想、精神、道德、友谊、爱情、真诚、信任……都不值一提。没钱的人，还有钱可追求，急于上岗、托人、求情，或忙于工作、应酬、打点。有钱的人，还有什么可追求，无非是五星级、高尔夫、夜总会、洋别墅、养情人、玩游艇……一个只追求物质，而不追求精神的社会，就丧失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一个满足于物欲，而抛弃了精神的人，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中国人的灵魂与心灵中，充斥着不满、怨恨、烦燥、空虚、无奈…… 中国人活得不要脸。中国人的不知耻，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顶峰。深圳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被抓，连声懊恼没有得手，丝毫不觉可耻。小偷如此，是因为社会存在种种比他更可耻的行为。不用说官场、商场中的无耻，称为社会良知的文人和象牙塔的学府又如何呢？抄袭、剽窃、造假、浮夸成风，中国所有名牌大学几乎都在此列，从学生、讲师、到教授、博导，甚至还有校长级的人物都参于其中。中国人在国内无作非为也就罢了，到海外总该收敛，所谓家丑不外扬。可中国人到海外的表现，被人家归纳为，“脏”：中国游客所到之处必定满地垃圾；“吵”：飞机、车船、餐厅、电梯，中国人总是喜欢大声喧哗、旁若无人；“抢”：不守规矩、不讲秩序，中国人干什么都要抢先；“粗”：公共场合抽烟、脱鞋、盘腿的一定是中国人；“泼”：中国人稍遇不顺，就粗言恶语，甚至拳脚交加。 真的，中国人没有活出人样来。2006年9月初，“网易”网站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为题，在网上搞了一次调查，虽然这个调查很快被紧急封杀，但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获得网民的积极响应。自9月4日开始，截至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参与，其中，居然有64％的参与调查者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选择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的首要理由是，“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占了总票数的37.5％。这样一个投票结果虽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中国人的想法，但确实耐人寻味：为什么60%以上不愿再做中国人，为什么“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 ？ 这不值得我们深深的反思吗？
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徐景安 2007.8.3 这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已达成共识，尽管有人反对。政治改革以民主为目标，口头上大都承认，尽管起步艰难。文化、道德、教育要不要改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怎么改，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要起个头，讨论起来，才能逐渐形成共识。 自由主义的永恒价值 按照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政治改革的民主目标，中国文化、道德、教育改革的趋问也应该以西方文明为范本。这就要接受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天地宇宙间，人是最伟大的，人的生命、权利、尊严必须得到保障，人的独立性、人的创造力、人的想象力、人的责任感、人的隐私权必须得到尊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教育之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政党的需要。所有国家之上、人民之上、革命之上、政党之上的说法都是本末倒置，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大局，当螺丝钉、做驯服工具的理论，不是教条僵化，就是别有用心。人是自由的，一切压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自由的行径，不管披上多么漂亮的外衣、找到什么理由作为借口，都是反动的。这就是自由主义，或称为人文主义，或称为个人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理念。 然而，从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实中，可找到无数的实例，证明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蚕食、损害、剥夺，西方对殖民地的掠夺、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布什对伊拉克的侵略等等，都表明了西方文明虚伪的一面。这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论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人类的历史中，理想与现实、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际经常发生矛盾、对立、扭曲或表现为不彻底、不完全、不一致。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大都是由于统治阶级、势力集团的私与恶。自然科学可以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完全按设定的条件进行实验，而人类的历史却常常发生变异。但不能因为这种变异而否认理想、价值、理论的合理性、真理性、绝对性。自由主义宣扬的人的自由、自主、自立理念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 人的社会，人要受到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简单。几千年来人的历史、人的社会，人并没有被当作人，被蔑视、受屈辱、遭奴役。500多年前，西方哲人才发现、发明这个道理，并逐渐演化为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 中国渴望现代化，却不接受自由主义，就不能真正融入现代文明。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信上帝。天地宇宙间，人为什么是最伟大的，人的生命、权利、尊严为什么必须得到尊重？西方人信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的权利是上帝赋于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违背上帝的旨意、侵犯他人就会下地狱。对上帝的感恩与敬畏，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94%的美国人自认为是教徒，10人中有9个人信仰上帝，每星期要做礼拜。我在美国参加一次宗教聚会，祈祷完后，站在我前面的人突然回身与我握手。后来才知道，我参加了他们的祈祷，就都是上帝的人了。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为保平安、求富贵，急时烧烧香，临时抱佛脚。 二是不守规矩。自由主义的真谛，是倡导人的自由，又限制人的自由，更不准侵犯人的自由。中国人可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喜欢自由过马路、自由丢垃圾、自由大小便、自由大声喧哗，现在又加上自由造假、自由作弊、自由害人。总之，只顾自己自由，不顾他人自由，把自由主义理解为无法无天、个人主义曲解为利己主义。 三是不弃特权。这是自由主义的最大障碍。自由主义表现为经济上反垄断，政治上反统制，思想上反专制。自由、民主、人权都是为了限制特权、取消特权、反对特权的。可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一直是承认特权、敬畏特权、维护特权。中国发动民主革命就是反特权，革命胜利形成了新特权，对经济、政治、思想实行专政。专政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自由、民主、人权也就荡然无存。新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放弃对经济的部分统制，作为对价，特权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方面改革要向经济、政治、思想领域深化和挺进，取消特权的最后领地；另一方面获得巨额利益的特权，要放弃变得更为困难和艰巨。自由主义被说成是颠覆而遭强烈的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承认自由主义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这并不等于说，自由主义是人以及人类社会唯一的价值理念。自由主义表达了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以此作为人以及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自由主义所表现的西方文明更存在严重的缺陷。 儒学文化的永恒价值 近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全面攻击和挑战，作为传统文明核心理念的儒学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批判。中国传统文明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的儒学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儒学在中国逐渐抬头，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文明。 天地宇宙间，最伟大的人，从哪里来？不是上帝造的，是父母生的。人为什么不感恩实实在在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而要感恩上帝？人的生命、权利、尊严是重要，但人活着就是为自己吗？就是为了吃好、穿好、住好、玩好，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即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和自主选择的积极自由？西方宣扬无差别的平等和博爱，将父母与路人一样看待符合情理吗？对陌生的路人表示爱，西方人的优点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对父母的爱，没有道德的要求，可以不尽任何责任和义务，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西方人对物质的狂热追求与对人情的忽视冷漠，已堕落成不可持续的消费动物，中国人也要跟着学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连根铲除，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道德都得照搬西方？西方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自由，值得中国借鉴，但西方文化的低俗、快感、刺激、色情、暴力、奢靡、颓废、怪异也值得中国模仿？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呈现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德、现实与理想、工具与价值的对立，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酿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类陷入不持续的困境，中国还要作为样板照搬学习？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作为“儒教文化圈”成功步入现代化，从事实上证明了儒学与现代文明的兼容性、适用性，证明了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唯一道路。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向现代化进军中，不应该重视、继承、发扬、挖掘、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吗？ 自由主义将爱自我作为人的出发点和动机，应该没有错，但人的伟大、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恰恰是为他人。自由主义主张对他人不干涉、不侵犯，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没有错，但也造成了人与人的疏远和冷漠。儒学倡导以仁爱为核心，由近及远、逐步扩展对他人的爱，从爱父母到爱兄弟、爱朋友、爱众生、爰自然。这是儒学对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世界各大宗教都对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作出了回答，不过都是否定现世、寄托来世。而儒学是在现世的生命中、平凡的生活中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唯有儒学对人生的思考，最为积极、又最为实际；既博大深远、遙不可及，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既是文人雅士深究的学问，又是民众日常行为的准则。儒学对人的终极关怀所进行的探索和追问，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 儒学被封建帝王用来教化民众，同时起着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印记。正如自由主义的人文原则，不等同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同样不能将儒学的仁爱精神与封建专制统治划等号。正如自由主义过去和现在作为西方列强侵略、干涉他国的借口，而不能据此反对自由主义原则。那么儒家文化成为封建专制工具的历史，也不能成为抛弃儒学的理由。如果说，自由主义所表达的爱自己的人文原则是永恒的，那么儒学所倡导的爱他人的人文原则也是永恒的。 承认儒学仁爱精神的价值意义，并不是说儒学可成为人以及人类社会唯一的价值理念。儒学将人的自我修养作为人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文明的评判标准，固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但存在以点概全的缺陷。儒学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固然功不可没，不可否认也造成了中国长期的封闭、落后。儒学的长处也正是它的缺陷。注重道德，而忽视利益；注重精神，而忽视物质；注重他人，而忽视自我；注重义务，而忽视权利；注重内省，而忽视外求；注重人治、而忽视法治；注重继承，而忽视创新；注重尊上，而忽视平等；注重情感，而忽视真理；注重直觉，而忽视逻辑；注重价值，而忽视工具；注重理念，而忽视制度……儒学原理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存在一定冲突，同时也无法演化为理想的经济、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的永恒价值 苏联东欧崩溃，中国改革开放，宣布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成了贫穷、落后、极权、专制的象征，社会主义的声誉跌入低谷。社会主义还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吗？ 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强调自由交换、自由竞争，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最公正的、也是最公平的，反对第三者的干涉，主张看不见的手。但由于人与人的秉赋、条件、关系、资源、机遇等等因素的差异，竞争的结果必然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理念由此而诞生，社会不能放任不管，必须运用看得见的手，照看社会公共利益。与主张劝说、示范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的价值理念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从字面上讲，马克思说的人的自由，与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区别。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1）恩格斯解释说：社会主义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2）恩格斯还说过：“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3） “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4）但是，人怎么才能实现自由呢？自由主义主张看不见的手，马克思主张看得见的手。自由主义认为人人为自己，就会带来普遍的福祉。马克思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有人照看，否则社会就会崩溃。 照看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途径和手段错了，但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并没有错。号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美国财政支出中，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占了75%，就是用国家干预这只看得的手，照看社会公共利益。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即“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北欧等国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更是把照看社会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了贫富差距最小、社会保障水平最高。 这是值得深思的。叫着要搞社会主义的反倒没有成功，喊着搞自由主义的反倒学起了社会主义。关键是社会公共利益能否真正得到照看？实行自由主义，尊重个人的权利和选择，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自由文化制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为照看公共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对政府的选择和监督，迫使权力不得不顾及公共利益。这叫做逼上梁山，被动搞社会主义，美国就是如此。德国接受社会主义比较主动，看到自由主义的长处，也认识自由主义的缺陷，以社会市场经济作为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搞社会主义更为自觉，在维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取得了成功。所以，自由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因为摒弃了自由主义，蔑视个人的权利和选择，看得见的权力的手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到处施威，不受任何限制，反过来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失去自由主义基础的社会主义，无一例外地都变了质。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照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是永恒的，不能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怀疑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在这里，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和异化再次重现。原因是没有制度的保障，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有可能被滥用或盗用。所以，叫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不是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不去做，再叫社会主义也不是；做到了，不叫社会主义也是。 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是敬畏和感恩上帝，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柱是敬畏和感恩父母，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过去中国是敬畏和感恩毛主席，现在的答案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可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解释和理解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完全对立。这意味着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得不到精神支撑，执政为公没有精神动力，以权谋私没有精神约束。社会主义有理念、有实践，但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文化。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状是哪个文化都有一点，哪个文化也不是主流。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各唱各的调，各打各的锣。要重建中国文化，需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才能逐步形成共识。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先由哲人提出、再由政权推广、最后为民众接受。缺一个环节都形成不了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孔孟提出，汉朝以来的皇帝推崇，最后教化民众。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是由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提出，欧美国家作为治国理念，最后成为民众的价值追求。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喊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解决的。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建真正能为广大民众接受的精神信仰。 世界范围内，已有了自由主义加社会主义的模式、自由主义加儒家文化的模式，还没有自由主义加儒家文化加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中国最有条件创建这个模式，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倡导爱自己，儒学倡导爱他人，社会主义倡导爱大家，构成了人以人类社会完整的价值理念。人首先爱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既没有物质欲望，又没有精神追求，还能存在吗？还是人吗？这是对人的认识的第一原理。所以，一个理想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尊重、维护人对物质与精神追求的自由和权利。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浅显的道理。可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还需要启蒙，还没有成为社会共识。一种是从理论上、原则上、价值上就不承认人有这种自由和权利，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还加上颠覆政权的罪名。一种是从政策上、体制上、方针上不承认人有这种自由和权利，被说成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破坏社会安定。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少部分人拥有追求自由和权利的优先权、垄断权不愿放弃。这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难题，而不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接受的弊端。 人必须爱他人，一个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人，没有道德，没有情感，没有修养，虽能存在，但是人吗？这是对人的认识的第二原理。 自由主义的爱自己，宣称爱自己就是爱他人，或尊重别人的自己。自由主义把爱自己放在第一位，对他人是不干涉、不侵犯，实在引伸不出对他人的爱。自由主义很容易滑向利己主义，或者使利己主义者找到借口。中国在自由主义的启蒙中，片面地宣扬利己就是利他，利已是理性、利他是愚蠢，对中国极端利己主义的泛滥负有责任。在西方，爱他人是宗教精神，是上帝的要求。西方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是从反神权开始的，但没有反上帝。宗教对西方社会的维系起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接受自由主义，必须找到替代上帝的人，这就是孔子。孔子比上帝更实际，爱他人就从爱父母做起，并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父母有恩于我，我要爱父母，由此引伸，所有有恩于自己的，都不要忘恩，而要感恩。自己有今天，能离开老师、朋友、同事、领导的帮助吗，能忘了故乡、母校、祖国的培育吗？再扩展，没有大自然给予的土地、空气、水、动物、植物、矿物，我能生存吗？所以，我要爱他人、爱祖国、爱自然。孔子及其儒学把爱他人，提升为人的价值追求，从而完善自己、修炼自己、约束自己，对现代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人际关系的改善，生命意义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补充、完善、升华，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还必须爱大家，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公共利益是维系社会所必须的。自由主义的爱自己、儒家学说的爱他人，都不能提供公共利益服务的价值理念。国家机器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中国的封建政权建设水利工程、灾荒时济世赈民，这是作为维系阶级统治的需要。而社会主义把照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价值理念提出，并且以此建设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这是马克思的贡献。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公共利益的服务，现代人也越来越需要有公共道德、公共意识。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但要与传统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维持经济垄断、政治极权、思想专制的借口。关键是公共利益及其代表者源于自由个人经过民主、法治程序作出决定和选择，而不是自称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越俎代庖。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提供道德基础。经儒家文化的熏陶，自由的个人，尤其是公共利益代表者，具有爱他人的道德情操，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形成和真正实行。 人性的完全、自觉复归 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的价值理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三大块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可不可以缺一个呢？ 这就回到一个终极的话题，为什么要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质是什么？重温马克思的话深受启发。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定性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5）那什么是人性呢？人与动物一样首先求生存，但人又与动物不同，还要求幸福。“鹪鹩巢林，不过一夜；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人不同，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满足、思想的快乐、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所以，求幸福是共同的普遍的人性。自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但能否认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要求、愿望、动机、目的、权利吗？ 通读马克思的著作，观察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全部学说归结起来，就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人自由、解放又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的幸福。 青年马克思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6）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相互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7） 为了人的幸福，这一思想贯穿始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了人的幸福，“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8）由此出发，马克思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未来社会的构想。 这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就有了一个标准，凡是有利于人幸福的，就坚持、继承、发扬、挖掘，凡是不利于人幸福的，就反对、放弃、批判、决裂。确立了这条原则，就能明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建中国文化的思路、心境和胸怀。 为什么要接受自由主义，人要幸福必须爱自己，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要接受儒家学说，人要幸福必须爱他人，人生才有意义和价值。为什么要接受社会主义，人要幸福必须爱大家，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维护。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人性复归的完整的全面的要求。能延续2500年的儒家文化、能延续500年的西方文明、能延续近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人性的某一个方面的反映，都存在合理的内核，不应该抓住错误的、扭曲的、异化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夸大某一个价值理念的作用，而否认其他。所以，全面西化、全面复古是错误的；尤其是拒绝西方文明、又否定传统文化的全面专政更是错误的。 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和感恩 自然演化出人，人生产人的生命。这实在是令人敬畏、感动的奇迹。一个人的生命的诞生，认真想起来，真的不容易。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仅要爱自己，活得快乐、潇洒，也要爰他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仅有物质追求，享受生活，更有精神追求，有理想、讲道德；不仅注重外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重视内省，认识自己、约束自己；不仅维护好自己的生存环境，也要关心下一代人的持续发展。总之，既热爱自我，又超越自我，人才能活得幸福。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新文化的精神支撑，既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感恩父母，也肯定了追求自我的权利，因而更全面、更完整、更理性；比之西方文化的敬畏和感恩上帝，则更科学、更真实、更觉悟。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可什么是幸福，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认为这纯属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其实，人觉得幸福的感受是主观的，而反映的是人的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具有客观性。 人的幸福来自物质性需要、人际性需要、精神性需要的满足。物质享受、受人尊敬、理想实现等重大需求的满足，或需求虽不大但能持续满足，都会使人感到幸福。我也曾把幸福归结为身心健康、情感满足、潜能发挥、物质财富。当然，也可把幸福归纳为获得的幸福和付出的幸福，物质性幸福和精神性幸福。但不管怎么分类，人的幸福来自自我的满足，人有追求物质性幸福和精神性幸福的权利；来自自我的实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取决于对他人物质性幸福和精神性幸福需求的满足。人的终极意义是实现永恒。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能对他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提供永恒意义的供给，人的生命就具有了永恒的意义。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是保障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保持追求幸福过程中的和谐、减少追求幸福过程中的风险。 人需要文化、道德、教育，就是为了使人得到幸福，“给人指出最持久、最实在、最真实的幸福和快乐，并且向人证明应当宁取这种幸福而不要那暂时的、表面的、骗人的幸福。” （9） 现代文明告诉人，国家发展经济、民众有了金钱就一定幸福。这种物质幸福观、消费幸福观、金钱幸福观固然促进了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政治民主，但是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人的不持续、人的不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建的中国新文化，不仅要使人人得幸福，而且使人人得到持续的全面的真正的幸福。 注释 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页。
中国新文化与人类新文明 徐景安 2007.8.8 中国文化的现状让人悲哀，主要的不是事实的丑陋，而是还没看到改革的曙光。但中国文化的前景又使人鼓舞，中国与世界都期盼新文化、新文明的诞生。 取决于对幸福的理解 中国人比过去生活好多了，但有幸福感的人不多，可见物质性幸福是低层次的、有缺陷的。因此，中国的国策不能单打一地在经济上下功夫，以为发展了，一定使民众幸福；中国的民众不能单打一地在挣钱上下功夫，以为有钱了，一定感到幸福。 中国穷惯了，中国人苦惯了，想发展、图致富是自然的。但上下左右一个调，发展第一、金钱第一，其它都是次要的，从而为了发展、为了挣钱而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恶化。出发点是求幸福，最终并不幸福。 创建中国新文化，最要紧的是树立正确的、全面的幸福观。民众固然需要教育、引导，政府首先需要反省、端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从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的启蒙教育开始吧！ 我在2004年出版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的扉页上就写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和人类的新文明，都是取决于对幸福这一核心理念的正确理解。 现代文明的缺陷和出路 中国离开现代文明还相当遥远，能够实现现代文明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讨论现代文明的缺陷和出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定目标、找方向、学榜样，是一件头号大事，决不是实现多少人均GDP那么简单、单一。可是，当下的中国政府和世界舆论都把兴奋点落在GDP上。用GDP来衡量、排名，是当今现代化的一个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已经过时。现在，世界上正在热门讨论幸福指数。人们已经觉醒，GDP并没有真正带来人的幸福。 英国未来基金会的迈克尔.威尔莫特和威廉.纳尔逊在《复杂的生活》一书中指出：“在过去50年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多少快乐。这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安全，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却似乎更压抑……”。 美国的一位名叫麦克马洪的历史教授花了6年时间写了一本研究幸福的书，他的结论是“你永远不可能幸福”。他坦言他所研究的幸福植根于西方文化和比较富裕的社会。他说：“很糟糕，花了6年时间研究幸福的历史，我原以为能找到答案，但是，我没有。”（1） 一个国际研究调查组织对25个发达国家的国民进行的一项“你是否每天愉快”的抽样调查表明，60%以上的人已经做不到每天都有愉快的感觉了，其中20%的人明确表示“我每天都不愉快”，还有人强调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愉快，我就是不愉快。” 如今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找幸福热。不丹、泰国、英国、澳大利亚先后提出了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成为最新学课。英国选举以“幸福政治”作为竞选口号。世界研究幸福问题的专家最近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怎么度量。前不久，在杭州开了一个快乐和幸福的研讨会，中国也开始关注幸福问题了。 西方步入幸福误区 西方文明是以谋求人的幸福为发端的。为了冲破宗教神学的禁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思想家彼得拉克第一个发出了“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呼喊：“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物”，“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2）西方文明的全部历史就是沿着追求“凡人的幸福”展开的。今天的全球现代化就是追求“凡人的幸福”的大竞赛、大拼比。然而，不幸的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宣布找到了幸福。 西方文明认定，人的幸福就是物欲的满足。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泰斗伏尔泰认为：生理器官的满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动力。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不应该贬低或诽谤大自然赋予人的这种本能，不应该阻碍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3）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则说：“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各种利益，各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幸福……那就是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寻找幸福”。（4） 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强调感觉，轻视思想；推崇肉体的快乐，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看作人生的成功和幸福。由此延伸出西方文明的全部价值观，即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科技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 崇尚物欲的西方文明推进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对西方人来说，衣食不用愁、福利有保障、民主来选举、思想又自由，怎么还会不幸福呢？ 专家们达成一个共识：越过一个特定的收入门槛后，收入与幸福就无关了。以物欲满足为幸福的人，永远不感满足，就永远找不到幸福。美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金钱与幸福，哪个更重要”的文章说：“事实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这不断地提醒我们，别人拥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从而让我们深感不快。”（5）而一旦追求的欲望满足以后，带来的问题更多，还有什么可追求，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以满足自我为价值观的西方人永远找不到答案，就从吸毒、酗酒、性交中找刺激。刺激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并且边际效能呈递减趋势。刺激过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人奋斗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就是那瞬间的刺激和快感吗？而人一死，一切都带不走，生命在纸醉金迷中消逝。空虚笼罩着灵魂，精神找不到寄托。有的就以自杀结束人生。北欧福利国家自杀率高，原因就在此。据世界卫生组织1994年公布的自杀率，芬兰、瑞士、比利时、丹麦、瑞典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十位。 一颗利己之心、一个欲望之身，是西方人找不到幸福的原因。 人类必须创造新文明 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全世界跟着西方走。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资产者。”（6）是啊，哪个国家不想富强，哪个人不想变成资产者呢？ 然而全球现代化是个陷阱。全世界65亿人都向发达国家看齐， 需要20个地球。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着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中国更不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眼下的中国也仅仅沿海城市少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8亿农民还离现代化相当遥远，却已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瓶颈。 西方开创的现代文明无法解决三大难题，即不平等、不幸福、不持续。人类必须创造新文明。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在曾经创造了东方文明的中国身上。早在30多前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7）汤因比所说的“统一”当然不是指极权或武力，而是可供人类借鉴的一种文化理念、可为世界追求的一种社会模式。 寄希望于中国 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也最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正如汤因比所说，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的儒家传统。 中国的新文化、人类的新文明就在于，引导人不仅追求物质性幸福，也追求精神性幸福，即人在寻求物质享受的快乐和幸福的同时，也从精神的追求中即真诚的亲情、真诚的爱情、真诚的友情、真诚的工作、真诚的服务、真诚的奉献中获得快乐和幸福，从安宁的心灵、健康的体魄、淡泊的生活、关爱的人际、和睦的氛围中获得快乐和幸福。物质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往往体现在享用的瞬间，还不能过度，否则有害而无益；而精神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却回味无穷、多多益善、有益无害。物质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要耗费资源、损害环境，要争夺、竞争、算计，要忙碌、紧张、妒忌。而精神享受获得的快乐和幸福，却很简单、很轻松、很自然、很安逸、很方便。 既追求物质性幸福，也追求精神性幸福的文化理念和社会模式，是中国的出路，也是世界的希望。“全面小康”、“和谐社会” 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理念和社会模式。 我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将全面小康归纳为五大特征：一是经济殷实；二是资源低耗；三是环境清洁；四是社会和谐；五是精神愉悦，并分解为28项指标。全面小康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物质富裕程度不如发达国家，但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社会很和谐，精神很愉悦。除了物质水平一项以外，其余都优于西方现代化。而全面小康的这一弱项，正是换来与地球生态的协调、人类社会的持续，使全人类都能实现，不像西方现代化只能供少数人享用，这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全面小康可取代西方现代化，不仅作为中国，而且可成为地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全面小康的五大特征，其实质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和谐。所以，全面小康的高级阶段就是和谐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也就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全面小康”、“和谐社会”虽已提出，但治国理念还是发展第一，发展目标仍是GDP翻番。国家把目标定在物质上，社会就把追求定在消费上，民众也就把幸福定在欲望上。从国策目标到社会舆论、从媒体宣传到广告轰炸，从家庭教育到学校考试，无不告知你，人的成功、幸福就在于物的占有、物的消费，在于名房、名车、名服、名表、名鞋，在于进出五星级、挥杆高尔夫、潇洒夜总会……这样讲，并不是反对富人消费，而是价值观怎么引导？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过这种生活，却作这样的煽动，逼着人不择手段地去追逐。谁不这样做，就被看不起，窝囊、无能、废物、傻瓜的称号就会从四方飞来。于是，中国人的物欲无所顾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地膨胀起来。有权吃权、有山吃山、有水吃水，无权、无山、无水的就抢劫、欺诈、走私、贩毒…… “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提出，不应该是新口号、老内容，而应该是治国理念的转变。新理念，才能变为新国策。政府改变方针，舆论改变导向，民众改变行为。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价值观统一于谋幸福，既谋物质幸福，也谋精神幸福。治国理念与做人目标一致，建设幸福国家、幸福社会、幸福家庭、幸福人生。 治党是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靠先进的理念起家的，当年无数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就是因为共产党拥有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和神圣性，使共产党员甘愿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甚至牺牲。今天，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先进，必须拥有具有正义性和神圣性的先进理念。党强调“发展第一”、“共同富裕”，在物质利益具有生存意义时，有一定号召力，如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改革初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物质利益不再具有生存意义，人的需求向多层面、高层次发展，仅用物质利益的口号，就产生不出神圣的精神力量。结果是讲发展，不如自己先发展；说富裕，不如自己先富裕。以权谋私、买官卖官成为必然。 治理权力腐败，现在成了关注的焦点。建立对权力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无疑是正确选择。但是，党本身的治理也很重要。在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的情况下，党的治理问题更突出。 共产党员也是人，共产党员也要追求幸福。既追求物质性幸福，也追求精神性幸福，同样是共产党员的理念。与民众的区别在于，共产党员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更具有崇高性和神圣性，不仅仅在于浅层次的物欲满足、表面上的权力崇拜，而在于创立具有永恒意义的人人幸福的社会模式。共产党员并不要求大公无私，更不用牺牲自己的幸福，而是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就更幸福。只有拥有这样先进理念的人，才有资格加入共产党。有这样先进理念的共产党，才能获得民众的信赖和拥护。也只有这样先进理念的共产党，才乐于接受权力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中国才有可能完成从极权政治向威权政治的过渡。 党面临的问题很多，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教育，环境治理、治安治理、腐败治理，应对千头万绪，但关键在于理。“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这个理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辩驳。这个理要尊重实践、合乎实际。这个理要顺应民心、符合人性。用这个理，首先纯洁、清理、教育党的队伍，其次反省、调整、改善方针、国策，再次引导社会、教育民众。 注释 注1：《参考消息》2007年5月2日第7版 我的博客：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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