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害民的泡沫学术何以泛滥

----泡沫学术“多赢”背后的“多输”

山东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杨曾宪

2005年11月13日

当今中国学术界，虚假繁荣背后隐藏的种种丑恶现象已被逐渐曝光，学术腐败、造假、剽窃……，“世俗”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神圣”学术殿堂中统统存在，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针对这些现象，有先生主张制定、强化学术规范，我认为属扬汤止沸；有先生提出整肃学术刊物、防止“私人花园”，我认为也难釜底抽薪。因为学术失范也罢、刊物异变也罢，都是泡沫学术的伴生物，而泡沫学术泛滥，才是万恶之源。学术的意义，不在对前人知识量的重复，而在质的推进。真正的学术研究，需更新知识、创新思想、发展理论，这是学术的价值所在、生命所系，也是学术元规范。如果不能贡献出有价值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无论怎样的“皇皇巨著”、“重点课题”，都是泡沫学术。泡沫学术本质上是反学术的。而要彻底消除泡沫学术，必须釜底抽薪，这就是我所一直主张的学界要实行“学术大裁军”。但今天细细想来，这更属痴人说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泡沫学术不仅没有被遏制的迹象，反而愈加泛滥；尽管人人知道泡沫学术没学术价值，但却依然趋之若鹜。存在是合理的；任何社会现象背后都有利益驱动。泡沫学术之所以“繁荣”，就因为它的科学、人文价值虽是虚假的，但换回的巨大经济、社会利益却是真实的。泡沫学术误国害民，却利官利己。像劣币驱逐良币、赝品打败真迹一样，泡沫学术泛滥，完全是一种合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的现象。

一、泡沫学术“多赢”的经济效益

坦率地讲，目前在我国围绕着“泡沫学术”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链”。仅就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同样严重，笔者因缺少研究不论）这块，粗略估计一下，在这个链条上各级政府每年投入资金超过１千亿元（包括约５０万人的“人头费”、基建办公科研费、各种基金奖金费等等），它所拉动带动的上下游产业效益在３－４千亿左右，对国家ＧＤＰ的“贡献率”在２－３％之间。这之中，减去产生教育效益（高校文科教师的教学成果）、具有学术价值（包括社科单位对策研究）的部分，其中最少一半，所产出的成果属泡沫学术范畴（这也是ＧＤＰ统计的一大弊端，尽管增加数千亿资金运转量，却对社会毫无积极效益）。这是不难定量判断的。譬如，每年数万种学术出版物，数十万篇学术文章，有原创价值的不超过１－２％。但即便这样，依然满足不了学者们出版发表的“需求”，学术刊物加码再加码，学术论文集印了一本又一本，出版社书号也成了珍稀资源，总是供不应求。凡稀缺资源就有商品价值，特别是在文化产业化大讲经济效益的今天，文人变商人，“页码”与“书号”便都明码实价或暗码虚价地进入了市场。所谓学术文章发表难、所谓学术著作出版难，那是对清贫学者而言的；只要你有钱，绝对都不难。其实，大多数编辑们心中明白，自己编的学术著作、发的学术文章，是没多少人读的；但不编这些东西，奖金甚至工资从哪里来啊！因此，“泡沫学术”养活了学术报刊，也促进了出版、图书、印刷业的发展，其巨大的文化产业效益是明摆着的。

但问题是，作者们何苦炮制这些泡沫学术然后赔钱发表出版呢？这是圈外人们经常感到疑惑的地方。其实，只要算一笔投入产出帐，就会明白其动机所在了。假设一位讲师或助研要评副高职称，他用2万元买书号，出版一部“砖著”，每年再用2500元买版面，发表二、三篇“论文”，四年下来，他共投入3万元。假设他每年工资补贴总收入３万，四年投入只占其总收入的1／４。他的这些泡沫成果有没有人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完成量化指标，申请副高。尽管职称标准中对学术质量有严格要求，但实行起来却往往有“量”无“质”了；即便遇到较真的评委，多数打个招呼也就摆平了。一旦副高待遇兑现，他每年最少可增收１－２万，前期的投入二、三年内便可收回，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反而大大提高了。此后，他用同样方法，可获得正高职称、解决了房子、甚至戴上了“官帽”，然后，便成为“官学一体”的博导。每次的投入，事后都能加倍索回。当然，博导不需直接买版面了，但交易是同样存在的，譬如请编辑出席什么会呀，开出天价讲课费呀，馈赠什么礼物呀等等。而博导也不需要自己掏钱买书号了，他的课题经费可能多的花不完；他所面临的，是能炮制多少“砖著”的问题了。此时的博导，已是批量生产泡沫学术（如什么《大典》、《藏书》、《通史》、《全书》等等）的“学术包工头”，真正的学界“权”威了。

由此可见，对泡沫学术的投入，无疑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了，只有超级傻瓜才算不清这笔帐呢！反之，如果你恪守学术道德，甘心“十年磨一剑”，最后可能连副高也未必评得上，连房子都没得住！因为真正的科研是高风险的，十年磨出来的未必就是“好剑”；即便磨出一把“好剑”，世上已无识剑人，你也只能抚剑长叹！可见，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下，不泡沫的学者，甚至难以存身；而泡沫学者，却如鱼得水，名利双收！这好比一个书法爱好者，穷其一生之力，也未必企及启功水平；但如果他编个什么名堂，找人附会贴金，混充当代大师，却可借得虚名，跃上龙门，大红大紫，赚遍大江南北。面对这种泡沫艺术家，内行也只能一声叹息，徒呼奈何！

这就是泡沫学术越反越多的症结所在，因为它几乎是当代学人特别是年轻学者惟一可依赖的学术路径了。而一旦进入这个“泡沫学术循环圈”之中，便会身不由己，“泡沫”越做越大、钱袋越来越鼓 谁见钱不亲呢？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学者、编辑、评委，人人都在经济上得利，真正是“多赢”局面 惟一吃大亏的是国家。

二、泡沫学术“多赢”的“社会效益”

人们难免要问：既然“国家”吃亏，为什么依然年年大笔投钱呢？其实，道理说穿了很简单，泡沫学术能满足“泡沫政绩”需求。我相信财政部、特别是审计署官员是不愿当这“冤大头”的，但学术泡沫不是经济泡沫，它是审计不出来的；而对于主管教育的部门来说，这泡沫学术恰恰是他们的政绩所在；他们不仅没有代表国家，严格资金投放，按学术规律支持科研，反而用资金为诱饵，搞违反学术规律的科研大跃进，以此来实现他们的高教大跃进的目标。

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崛起，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不甘示弱，于是，便按计划模式制定出某大学要在某年跻身世界一流的时间表，相应地，地方高校也制定出某年跻身国内一流的时间表。更可笑的是，教育部还要让中国的博士、硕士、学士比例迅速达到美国的水平。于是，围绕这些宏大目标，搞文科基地、抓重点学科、扩大硕博点等等，一系列教育大跃进规划被制定出来。然后，拿钱来吧！国家投资、地方配套，于是，几乎是一夜间，这“文科基地”、“重点学科”、硕博“点”或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成倍地冒了出来。问题是，金钱毕竟不是万能的，这“基地”也罢、“重点”也罢，还是“硕博点”也罢，最终都还需要有“学科带头人”掌门啊！这“带头人”却不能成批地从石缝中蹦出。于是，剩下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挖墙脚，名曰引进人才；一是拔青苗，名曰培养人才。问题是，眼下中国，优秀学者屈指可数，挖来挖去总量不变，而且“飞鸽牌”极多。因此，死逼华山一条路，只有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和速度；“培养”的办法，就是出钱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出钱争取国家课题基金、出钱召开学术研讨会、出钱包装自己的学科带头人等等。这时，泡沫学术便由个人追逐名利行为，演变为单位追逐名利行为；泡沫学者也摇身一变成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了。

中国的事情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基地”呀、“点”呀的评选、评审、验收程序都是非常严格的，同样是有硬的数量指标、质量要求的，但偏偏这个过程本身却是“人情”化的。此刻，泡沫学术便派上了大用场：厚厚的“砖著”往那一放，谁能说那不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呢？何况，大家彼此彼此，你说我泡沫，你就没泡沫？更何况，沉甸甸的红包，早就把你的口封住了。更更何况，捧别人为“学科带头人”，自己早就是“学术大师”了。于是评验结果皆大欢喜。泡沫学者成为学术新星；大学及其院系也因此而身价倍增、纷纷升格了；相应的领导，也纷纷提职升官了。当然，最大赢家则是教育部了：中国的博士大批生产了、“优秀”学术成果大批问世了、中国的研究型大学也大批诞生了……，这些都构成了他们的政绩和业绩。

显然，这时泡沫学术所交换的，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包括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在泡沫学术交换链条上，串连着学者、学校、教育主管（或学术主管）单位各方的社会功利价值。学者用泡沫学术从学校（或直接从教育部）那里换回职称，获得更多学术经费；学校用泡沫成果满足教育主管部门需求，得以升格，换回更多教育经费；教育部用泡沫学术作为高教大跃进的辉煌业绩，上报国家，换取更多拨款，以满足学校、学者被刺激起来的更大需求（现在，许多课题动辄资金上千万），炮制更大的学术泡沫……。这泡沫学术就像假名画一样，既然绝大多数官员只需用它们来装门面、充政绩，假画便同样具有交换价值：要钱的得钱、要官的得官、要政绩的得政绩；这画本身的真假已毫无意义了……。这同样是多赢的链条 惟一的输家，还是国家，是民族，是中华学术本身。

三、泡沫学术误国害民的“多输”后果

关于泡沫学术的危害，称之为误国害民，毫不为过。它虽然给参与者带来“多赢”效益，但给国家、民族，给中华文化带来的却是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化“多输”的灾难性后果。

泡沫学术催生了行政腐败。仅仅把泡沫学术与学术腐败联系起来是不够的，它所助长的主要是行政寻租腐败；当许多政府机构正在大大削减审批项目时，教育部的审批项目却越来越多，造成的寻租机会也越来越多。各校争基地、争重点学科、上博硕点，其间变相行贿或直接送礼的运作资金之巨，据圈内人讲，其数目令人咋舌。跑一个什么点，需多少经费已形成市场价格。与一般的腐败不同，这种行贿的主体乃是高校的一级组织；一旦审计风暴将这种“官贿”的盖头掀开，可能也会有惊天大案的。因此，即便从廉政建设角度着眼，这种泡沫学术也该彻底清除。

泡沫学术加剧了教育不公。中国高校一面向社会诉穷而高收费、一面却在泡沫学术上大量浪费，这必然加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就在无数农民家庭为筹集大学生学费而卖血、而举债的时候，一些在高档宾馆举办的所谓学术讨论会，正在拼命花钱 因许多“基地”或课题负责人正因经费无法花掉而发愁呢！我相信，把这笔泡沫学术资金用来减免农村学生的学费，会绰绰有余的。这样，农村大学生便可摘掉“贫困生”的帽子（从前的农村大学生便没这个概念），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缓解教育不公问题。

泡沫学术毒化了道德风气。现代社会良序、公民道德，贵在诚信、贵有良知。高校知识分子，理应成为诚信的率先垂范者、社会良知的担当者。而充斥于泡沫学术的，恰恰是虚假、欺瞒和谎言。泡沫学术本身，以假充真，是虚假；靠泡沫学术申报奖项、申报项目，难免需欺瞒手段。如今，在各种填不完的学术报表中，不做假的几乎没有。实际上，既然学术成果本身就是虚假的，接下来一切学术活动，便不能不假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良知早已麻木了，缺失了；“不骗白不骗，骗了也白骗”，已成为各种学术申报动机的潜台词。这种道德失范直接影响了一代大学生，所谓“简历不做假，典型一大傻”便是证明。在如此背景下倡导大学人文精神，岂非缘木求鱼！

泡沫学术浪费了社会财富。人们很痛恨各地官员的形象工程，譬如大市政广场之类的。但这些形象工程毕竟还留下一笔物质财富，具有功利价值的。而构成学术形象工程的大部头“砖著”，只是个人晋级、学校升格、官员升职的敲门砖，一旦完成使命，或弃如敝履或束之高阁，最终被送入造纸厂，什么也留不下，白白浪费了社会宝贵的资源 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如果泡沫学术不能杜绝，建议今后也不要用纸墨印刷，把“砖著”存光盘中，完成其固有使命吧！

泡沫学术严重戕害了中国学术。泡沫学术给中国学术造成的致命内伤，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因为它所扼杀的恰恰是“博学笃志、明德求真、守正出奇”（这是我欣赏的青岛大学校训）的学术精神；泡沫学术越多，中国学术危机越严重。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几年功夫就可纠正；而这场泡沫学术大跃进带来的危害，却是二、三代学人也难纠正的。因为几乎整整一代青年学人，除了泡沫学术，已不知学术为何物了；中年一代学人，原有学问也被泡沫学术稀释掏空了；一大批很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因此而夭折报废了。十多年前，当这批才俊崭露头角时，我很有危机感。自己著述速度奇慢，每以乌龟自况。但现在，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那些优秀的“兔子”们，正追逐着一些毫无学术价值的题目转着圈撒欢呢！这就是中国学者整体生存环境非常优裕的今天，但学术成就却远不如昔的原因。与艰苦卓绝处境中的西南联大相比，当代所涌现的学术大师几乎为零。这种状况怎能不令人扼腕！尽管艰辛未必出大师，但金钱却绝对换不来真学术。学术追求真理，真理是不能用来交换的。

这意味着，即便教育部能像卫生部那样主动认错纠错，立刻叫停这种学术大跃进，实现学术大裁军（对此我有专文论述），让学术归位、学者复位，中国学术也得一、二十年才能恢复元气。重建科学精神、人文理想，整饬文风、学风，建立强大的学术道德约束机制，这些谈何容易！假如教育部继续抓住计划学术、审批学术带来的好处不放，那么，崛起的中国，将永远是“学术小国”；中国大学将永远无法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上有靠吃祖宗“冷饭”、炒舶来“剩饭”成长起来的一流大学吗？

杨曾宪 研究员 青岛社科院, 地址：青岛京山路２６号 邮编：26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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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到底哪些方面不行？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刘伟

2005年11月13日

电子信箱：liuky_szb@21cn.net

最近读到一则报道，今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有100多万人找不到工作，但许多高新科技公司又难以招到合适的人才，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大学生本身能力差显然是原因之一。

留美学者薛涌写了一篇《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行？》的文章，其中介绍了美国大学里流行的“讨论班”的上课方法。在讨论班上，老师只是导演，想尽办法激发学生参与讨论。薛涌写到：“从讨论班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马上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他每天上课就是演习这些技能。……在中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学问、‘不懂’。在美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思想，没有激发人的能力。在那里一年下来，你发现学到的死知识似乎有限，但整个环境，都在逼着你创造、冒险，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径。讨论班上，同学竞争非常激烈，争先表现自己的智慧。你讲不出有意思的话，马上就被撂到一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这种环境下出来，个人进取精神必须非常强才行。人家的大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在乎你知道什么，但刺激你一刻不停的进取、创造、不论拣起什么都能闹出一番动静来。这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也是现代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我们从小背书的传统是相反的，对当今中国大学中的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个挑战。找不到这种精神，中国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也很难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马大猷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实力根本源于基础研究》的文章，其中谈到：“我国研究人员基础都很好，但常提不出自己的设想，很多人都是‘述而不作’。中国人从小学起就被要求绝对服从，逐渐养成迷信长上、迷信书刊、死记硬背、整天学习、缺少交流。”他还指出：“现在科学前沿几乎不见中国科学家。新技术产品颇为发达，但其核心技术与研究很少是中国人的贡献。”

美国大学的“讨论班”鼓励讨论交流、鼓励批判质疑、鼓励思想上的冒险和创造，而这正是科学精神在课堂上的集中体现。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美国教育，会发现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大都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法，讨论班就是典型的课堂上的研究性学习。美国学生从幼儿园一直到研究院都一直在“研究”，熏陶了十多年，虽然分科的知识基础和考试成绩他们可能不如我国学生，但研究能力、探索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思维能力、综合能力、掌握的科研方法和手段等等方面肯定大大超过我国学生，而这些方面正是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最需要的。

现在我国高层领导一再强调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奇怪的是，好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针对科研单位和企业而言的。其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影响人一生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如果到了大学毕业才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恐怕已经太晚了。

我国高中课程改革把研究性学习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占了15个学分，大大超过语文、数学、英语的10个学分，这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急需的，是有远见的。但由于研究性学习本质上很难用书面考试来统一评价，研究的结果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它更关注研究的过程和方法，所以很难进入高考内容。这样一来，中学就不会真正重视研究性学习，往往只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装饰和花边。美国的研究性学习，得到整个美国文化背景的有力支持，表面上的学习方式差异，其实是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改革牵涉到国家各个方面的改革。缺乏研究性学习能力，是我国大学生“不行”的重要原因。

最近美国独立升学顾问高燕定先生出版了《人生设计在童年》一书，并被深圳读书月组委会邀请来深开设讲座。他在书中以他女儿为例，极力倡导以职业规划为核心的人生设计思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高燕定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美国，为了规划5岁女儿高倩的人生发展，他首先分析美国的就业状况。他发现，在美国，学人文科学的全是第一流的精英，其中律师又居于突出地位。律师就业率高，收入丰厚，发展前景广阔。基于这种分析，高先生早在女儿5岁时便计划让她将来进入哈佛大学，毕业后要进入美国顶尖的法学院，未来从事律师工作。高先生日积月累地对女儿进行当律师的熏陶，使她从小就有了自觉的职业意识，而且对高先生精心安排的相关能力的培养都很愿意接受并乐于配合。律师要有很强的语言能力，高倩在十几岁时已自学了英法西汉四种语言。她选读商业与法律交叉的课程、阅读了浩繁的书籍和经典文学名著、11岁便出版了自己的中国游记《从西方到东方》。高中时，为了培养自己说服人的口才，她还去找了一份推销珠宝的工作。她应聘成为市少年法庭的律师、检察官，定期出庭，参与审判少年犯。她参加模拟法庭审判比赛，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演讲比赛。她加入一些社团，竞选成为社团的领导，锻炼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经过这样长期的职业准备，加上学业成绩优异，高倩顺利进入哈佛大学。进校后，她并不仅仅埋头读书，从一年级起，还花大量时间，投入多种与未来职业有关的社会活动：为市民做热线义务法律咨询；在波士顿中国城教英语，与贫困家庭的小学生结为良师益友；任哈佛校园小商店的副经理。她入学第一年便进入《哈佛深红色》报社，大学四年都一直在报社工作，第一年从发行部经理当起，最后坐上商务主管的位置。这些活动和经验，除了锻炼自己的能力，为律师生涯做必要的铺垫外，也是为了提高法学院录取学生时所特别看重的综合素质。最后她如愿以偿，进入美国顶尖法学院攻读博士，第一年暑假即被一流律师事务所聘用。

高先生倡导的以职业规划为核心的人生设计，对我们有深刻启示。我国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明确的职业努力方向，对市场最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每种职业的详细情况和收入怎样？每种职业需要什么样素质的工作人员？自己最适合最喜欢什么样的职业？自己怎样按职业要求来规划自己的学习和锻炼自己的能力？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对这些重大问题他们都只有朦胧粗浅的了解，根本缺乏自觉、长期、理性的职业规划和相应的技能准备，社会上也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和指导。中学生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根本无暇考虑将来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家长们也是直到高考结束才替孩子匆匆选定一个孩子不一定适合、自己也不太了解的专业。孩子大学毕业后再匆匆替他找一个他不一定适合也不一定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而在美国，政府专门发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内容分别针对小学生、中学生、成人。其中规定从6岁就开始对孩子进行职业意识的培养，从小学就让学生进行与就业有关的12种能力、六七十项指标的训练。美国的中小学定期举办“职业活动周”，请各行各业的家长来学校介绍各种职业，书店里也有许多职业介绍和指导的书籍。美国中产阶级的精英们更是对孩子的未来职业精心规划。美国学校和社会各界还给学生提供各种职业机会，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和打工，让学生获得职业经历，使学生有一个较长的职业预备期。既有学历，又有长期职业经历的学生，当然在职业市场上有超强的竞争力。

美国学校在课堂上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培育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又在课外鼓励学生以职业规划为核心锻炼职业能力，从童年就开始进入职业预备期，这两方面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培养出的学生当然更适应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我国大学生最缺乏的也正是这两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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