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者？

----张五常谤誉

《经济观察报》记者 章敬平 李利明

2002年4月10日

[独家专访]

（说明：张五常成都之行，纸媒体只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一家的专访，其他此次任何表示专访了张五常的文章，皆系对经济观察报劳动的剽窃，我们原对此说明负法律和道义上的双重责任）

导语：

在今天的大学热得像周星驰的张五常，在一场是否要给“张五常热”降温的论争中热到了沸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看似口水战的论争将随着汪丁丁等人的介入逐步升温。

在张五常的成都之行尚未结束之际，本报记者获准独家专访了这位有“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人”之誉的经济学界老顽童，为的不是炒作，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场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学界数理逻辑和真实世界哪个更重要的争论，是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和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学界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论证迟早要来，张五常的出现只是一个契机。

本报关注这场论证，还在于我们认为这场论争牵涉到一个更大的命题：在诺贝尔奖情结甚嚣尘上的中国，在冠以“著名经济学家”称谓的“经济学气功师”层出不穷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我们赞同这样的认识：当下中国需要林毅夫那样既关注理论又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我们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一次史无前例的制度试验的中国，不仅有大量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大量现实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提出解决之道。

张五常：无论谤誉我统统不理会

4月1日下午，在成都《经济学消息报》的办公室里，谤誉缠身的经济学“老顽童”张五常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几十年无论谤誉一概不理会的张五常首次围绕谤誉，对本报记者及读者，谈谤，论誉，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大陆经济学家。

“五常之谤”完全不理会

《经济观察报》：今年初，一些报刊发表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夏业良的《给张五常热降温》的文章，您是否知情？又如何对待？

张五常：我是听说了这篇文章，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写我好的文章我都不看，批评我的更加不看。但是我有一个奇怪的感受，我听说他夏业良写了八千字，写了八千字也不是批评我的学术，而是骂我的，我就不晓得北大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他们说，骂我，我不回应，说我逃避。我说我又没看过你的文章，怎么回应呢？有人说你不看，我寄给你看，我说你要我看文章，你是要付钱的，你要我回应，你的钱会出得更多。关于夏业良的文章，还有网上的许多回应，我完全不管的，完全不理会的，因为夏业良的文章那么长。看他的文章花时间不值得的。有那个时间，不如用来陪陪老婆。或者在这个明媚的阳光下，看看蓝蓝的天。那样要有意思的多。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我的内容，数之不尽，很多时候，我都不回应。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能记得了。我告诉你，历史上从来没有批评或者是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的。我跟中国青年说得很清楚，你们看我张五常的文章，不要求你们要同意我，我只希望你们跟着我的文章思路去想，你说你不喜欢我的思路，那就别看我的文章。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包括夏业良在内，一些经济学家对您的早期的一些学术研究和贡献是毫无怀疑的，大家对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最近这几年您在内地的一些演讲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他们认为您有些狂妄和自负，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您怎么评论这样的批评？

张五常：我从来没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那样是很无聊的。怎么说我贬低别人呢，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为会什么贬低别人呢，因为我不看别人的文章，我又不看书，仔细想想，我为什么要贬低别人呢？有可能的嘛，我不晓得他们说的是什么？抬高自己是有的。我不会批评自己，不可能，我不能没有高傲自信，没有自尊，这是为了我自己，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写公司合约的文章，我花了十三年功夫，我在写完的时候，我还没有回头再重写，我就知道是好文章，我高傲自信是应该的，我花了十三年的时间，我为的是什么？自己没有亲自这么拼命过的人，就不会领悟到这种高傲自信的，我这么辛苦就是为我自己仰天大笑的一刻，这就是那么简单的事。

《经济观察报》：一些大陆经济学人引述您在接受香港一家媒体采访时后悔回到香港荒废了学术和研究的话，批评你回到香港后怠于研究，首先我就这个说法向您求证您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其次我想请您评价回到香港20年以后的学术研究。

张五常：我在学术方面的研究，你可以在我写的《经济解释》上看到，我是指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二十年是不是下了很多工夫，关于讨价还价的行为，我3年前才找到答案，关于生产成本的问题，假如这二十年没下工夫的话，这些都是很困难的大问题，几百年都没有人搞清楚，你可以不同意，但我还是把我的看法写出来了。你问我后不后悔的问题，这是一些美国朋友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我当时没有回香港，而是继续留在美国研究合约理论，我的贡献会非常的大，这是很多朋友的看法，比如诺斯、巴塞尔的看法，但是科斯他们却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回香港把经济学介绍给中国的青年是值得的，你们想想看我回到中国差不多写了有700多篇文章，都是给中国青年写的，我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很满意。你们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可以影响社会，我不认为写经济学可以影响社会，我写文章只是表示我对中国青年的关心，关心我是有的。

《经济观察报》：对您的批评当中，有一点说您误导后学，因为你在演讲中说，您对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比较反感，你还自称三十年不读书。您说过吗？如果说过，您是怎么想的？

张五常：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要读书的，我在六十年代，读了很多的书，一个人总有读书的时候，一个人总有思考的时候，我要思考的时候我不读书，不想受到外人的影响。很多人非要打电话来跟我研究有关的题目，我都不管，我都不要听他。人家以为我是很高傲，但是我思考的时候，我不想受到外人的影响，我独自思考并不代表我高傲，我只是享受思考的乐趣。不读书，只思考，这是我自学的办法，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又管你们什么事呢？我就这么做，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朋友们写文章来要我看，我都不看，我不看，他们跑来找我谈，我也不想讲，我不是不想说，我不想听，你做了研究的问题，我没兴趣，我当然不喜欢你，你研究的问题，我有兴趣，能影响我，我就高兴。大海茫茫，这就是所谓的基础问题。大海黑夜茫茫，突然你看到了一点光，你明白吗？这种感受真是过瘾的……

“五常之誉”不太在乎

《经济观察报》：夏业良批评您的文章发表以后，高小勇先生发表了为你辩解的赞誉您文章，你有什么看法？您同意他为您作的辩解和赞誉吗？

张五常：我看他的文章，不是要看他写我什么，我不在乎那些，而是看他的文笔，所以我逢人便说，高先生是懂中文的，写得这么好，他为什么不多写点文章？通常关于我的文章我是不会看的、不喜欢看的，很多人都是把别人对他的书评存起来，我是不存的。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会自费奔走于大江南北给青年演讲？你为什么会在退休以前为青年赶写经济解释？高小勇先生把你的这些行为解释为劝说青年不要乱读书，是对“经济学气功师”的反击，你认为他的解释契合你的心意吗？

张五常：我有些背景你们不明白、不了解，在二战、中国抗战的时候，我在广西，没饭吃，我的朋友很多都饿死了，而我还活着，我个人认为应该给中国的青年一点机会，我演讲、写文章就是要给他们一点机会，因为我没有死。1957年我去了北美，1959年我去了加洲大学，我第一次感到我有机会，我发现只要自己有学问，我就可以找到饭吃，这样学问就滚滚迩来，我象发狂一样读书，现在中国的青年刚刚看到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在经济知识放面的增长也是非常的快。要给中国的青年们以机会。比如，象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是猜不到的。你说杨怎么跟我比，我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他却在坐牢，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赢不过他，中国青年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看浪费了多少人才，数之不尽，我这几年在大陆讲学，学生们问的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很多都比香港大学的问的好。

《经济观察报》：你20余年前从美国去香港，是为了把香港和内地当作最大的经济学实验场。而近年来，一些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中国经济学人，却不太关注中国的真实世界，感兴趣的是把西方的原理和数学照搬到中国，一些为你辩护的人说，您遭到反对是因为你从根本上反对“搬运”，您是在为经济学正本清源，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五常：有的是这样有的不是，比如钱颖一，他数学很强的，单并不用很多数学，杨小凯也很强，但他也不用很多数学，他也是着重思想的，但他有时也会让人觉得没有数学就没有思想。中国经济学人在制度方面是要比外国人做得多点，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国人对经验方面的东西体会是比较多的，对新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是比较重视的。

xbt:点评中国经济学界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评价大陆的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或者说，有哪些值得肯定，又有哪些需要批评？

张五常：我非常欣赏周其仁，主要是他走的路线跟我的比较接近，他喜欢在真实世界里调查，是很特别的，要是调查以后作不出理论来，可以告诉我外面的真实世界是怎么样的，这已经是一个贡献了，假如你走的是纯理论的路，很难说解释到什么真实世界的，你可以发表文章，有时很好看，但对真实世界没什么用，当然要用理论来解释世界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认同周其仁走到外面去调查研究的路。就我个人来看，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这是科斯的观点，这也是阿尔金的立场。但有很多人不喜欢走这条路。这条路很辛苦，比如有大学教授在街边卖玉，很多人很奇怪。我自己也在街边买橘，去感受一下市场是怎么样的。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你不是个完全的性情中人，你刚才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张五常：你要我批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我是不会那么做的，你要是让我批评某一种经济学方向的话，我已经告诉你了。除了喜欢的就是我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就是我要批评的。

《经济观察报》：大陆有文章给华人经济学家排队，把茅于轼排第一，你排第二，你同意这个排法吗？茅作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但有人说他归属于“吴敬琏忧患”，就是说道德行为值得称赞，学术水平其实不高？您认为是这样的吗？您如何评价“吴敬琏忧患”？

张五常：我排第二吗？茅于轼，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没有问题的。茅于轼比我大不少，年过七十，还在做事，这是很难的，很了不起的。他的观点我同不同意都不重要，我很佩服他的。金钱方面他没有什么获得，还在做，所以我很佩服。他在纯粹经济学方面可能不是作过很多训练，但他对中国的经验比我们都要来得多，所以他是根据他对真实世界的判断做事的，我是很佩服的。

《经济观察报》：外界议论说你不太把其他的经济学家放在眼里。譬如，你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名字说成陈毅夫，你在别人问你如何评论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时候，你回答说厉以宁怎么能算经济学家。议论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你的理由是什么？

张五常：没有的事情呀。我怎么会不知道林毅夫姓林呢？我跟林毅夫的两位师傅是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看了我的论文，把我提拔到芝加哥大学，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姓林？出版社把林写成了陈，关我什么事情呢？我还一再林毅夫去港大教学，他要半年在香港半年在大陆，这样分房子的问题，就不好解决，所以当时没有成。但我们的感情是在的呀。厉以宁又是我的朋友。我没有跟别人合作写过文章，只有他例外。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经济学家？否则我又怎么跟他合作写文章？外面喜欢胡说八道。还说我跟丁丁吵架了。有时我跟他的意见不同，当然是有的。但完全不是外面得人那么说的。丁丁在香港教书，是我亲自俜请的。所以我常常就说， 丁丁是我的朋友，外面人说我跟他吵架那是不对的，人家唯一的兴趣是汪丁丁说了什么。其他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只关心自己，你自己说自己的吧。你花时间在文章上面炒来炒去，没有什么意思的。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张五常：就是现实的经济学家，因为理论方面数学经济学家中国太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数学很好的太多，但也有不同的，比如钱颖一他就很少谈到数学，而且他主要不是解释经济现象而是解释政治现象，我不知他为什么要走解释政治的路，因为政治现象是很难了解到信息的，我自己本人就认为做不道，我并不是说政治现象不需要解释，解释政治不重要，而是政治的体制，我们不是参与政治的，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他走的就是政治经济的路，走到什么程度，我无从评价。有的人认为这条路是很重要的，一些人都试过了，但他们拿诺贝尔奖不是因为走这条路。

我已为诺奖下注

《经济观察报》：近来，人民网刊发消息说您有可能在最近这两年内获得诺贝尔奖，此说确切吗？

张五常：一般来说，报纸上所说的不可能是很正确的。这是中国青年的一厢情愿，很多中国 青年希望我获奖，既然他们这么一厢情愿的话，我得不得到诺贝尔奖还是很高兴！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会拿诺贝尔奖，但是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这么说。从1969年开始说起，再这么说，我也想要了。有人说我说诺贝尔奖给我，我也不要，那是胡说八道。但是我不会刻意地去做任何的事情，来增加自己拿到诺贝尔奖的机会。只要你再问我，对我说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得诺贝尔奖呢？我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就好像你在赌场，赌完那个轮盘，把自己的钱去买个号码，押在这个号码，或者两个号码上，轮盘你转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中的。

《经济观察报》：信息经济学已经有两个经济学家获奖了，他们都有数学模型，而您没有，这会不会影响你未来获诺奖殊荣？

张五常：你所提到的数学方面的问题，这跟诺贝尔奖没有什么关系，有的时候，他们会比喜欢数学方面，最近这几年似乎是比较喜欢数学方面，再往前面推的话，就好像有好几个完全不懂数学的也拿到了诺贝尔奖。数学这方面的事情，是技术上的事情，我也是曾经懂数学的，曾经，但后来不用、不学数学就忘了，现在最浅显的数学我都不会，连最简单的统计学方程式我都忘记了，需要的话，我会去请教一下别人。数学上的用途大概我都知道的，但是你要我写出议程式来的话，我是忘了。我那篇文章，杨小凯帮我用数学写出来，还用方程式制表，那是无所谓的，大家分工合作，我是认为思想要重要一点，只要我说了一句话，有意思的一句话，许多人把我所讲的话数学化，一百年后，只要我生之前还有人记得的话，他们记得是我，而不是数学。

《经济观察报》：一般而言，诺贝尔奖都授予那些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或者学术出版社的著作，可是我们看到您的文章，有很多是经济学散文，您认为这些会成为您获奖的障碍吗？

张五常：你不要老是把我当成要拿诺贝尔奖，万一我拿不到呢。我用中文写文章，我是为中国同胞写的，我是为中国青年写的，我不是为拿诺贝尔奖写的，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所以我写的那篇文章，一定要深入浅出，因为假如文章写出来，别人看不懂的话，我就不会写，我最讨厌那些老气横秋的，看不懂的文章。有很多大名家，自己住在房间里面，拿了一些资料，到图书馆去，找了许多的数据，然后就坐在办公桌上面分析，进电脑，很多借计算机算出来，然后是写文章，把那文章可以写得很漂亮，但是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资料的，我相信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真实的世界。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大概有七八篇，但是经过很多年以后还是受到了人家的引用，在这方面，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文章写出来以后，到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记得，这才算是最有份量的文章。这是思想的问题。真正有份量的文章，应该可以挨得上五十年的，我自己个人还没有亲眼看到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有我曾经用心写的那篇文章，能够挨上三十年应该没有问题，五十年就很难说。

五 常 谤 誉

辩题：张五常是非。

反方主辩：夏业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

正方主辩：高小勇 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

场外主持人：这场论争迟早要来，张五常的出现只是一个契机。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培养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经济学家，从海龟派到土鳖派，注重数理逻辑，和注重真实世界的论争已经在私底下酝酿很久了，只是彧于面子，没有爆发。但爆发是必然的。张五常自负随意个性张扬，又是美籍港人，火药桶从这里点燃是最容易的。

正文：

2002年4月1日，西南财经大学的“愚人节”成了“张五常节”。

晚上7点半，64岁的张五常和夫人准时登上了“西财”的“名流讲坛”。前排的学生一拥而上，企望获得一个签名的张迷们把一旁陪同的赵德武副校长挤到拐角。在几乎留不出一点缝隙的礼堂里，后面的学生前往不得，就同声高喊“张五常！张五常！张五常！”。央视《经济半小时》主持人曲向东感叹，“这情形我们只能在大牌娱乐明星的演唱会上才能见到，张五常太热了，简直就是一颗学术明星。”

小标题：五常热似周星驰？

据称，类似的“捧星盛况”已在中国的高校重复了十余遍。去年以来，张五常从中山大学讲演到辽宁大学，于大江南北掀起一阵阵张五常旋风。西南财经大学一位王姓女生说，他们喜欢张五常就像喜欢周星驰，看张五常的经济学散文《卖桔者言》就像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有研究者称，此次“张五常热”，是张五常在大陆掀起的第三波热潮。

上世纪80年代，借着《卖桔者言》非凡的传播力，张五常的声名始播于大陆。而后，两度晤见中央领导人，并向中国高层领导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等人。张在中国内地的声名很快超越了学术圈。1990年代中期，经过1989年后长达四年的销声匿迹，《经济学消息报》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张五常的文章，张的名声再度渐起于大陆。

最近一波的张五常热，是最热的一波。张五常的三本经济学散文集在大陆数家出版社的陆续出版，《经济解释》在众多大学网站上的张贴，使得张五常热持续升温。最终，北大朗润园的一篇文章把这波热潮升至沸点。

小标题：北大后学发难

2002年1月，《经济学茶座》杂志社在“张五常热”上扔了一枚“炸弹”-----《给张五常热降温》。“炸弹”是从坐落在北大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扔”出的。投掷者为该中心博士后夏业良。夏业良2000年在复旦大学获取了博士学位。来朗润园不到一年。

夏业良在批评张五常之前表态：我并不怀疑张五常的智力和他在产权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也欣赏他的散文类作品的影响力。随后，话锋一转，五常先生倒真是有“五常”行为：

一是常常夸大其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料”，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

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如今又扬言其尚未出版的那本《经济解释》已经超越斯密、马歇尔等人，无意中又将自己置于大师行列之中；

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书籍，不知这算不算误导学生？

五是常常以自己预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确，俨然一个“事后诸葛亮”的形象。

夏业良还指出张五常反感数学，以偏概全，误导后学。此文一出，“经济学江湖”突变，议论四起。自称后学的夏业良言明，由他这样的后学批评张五常最为合适。理由：已经颇有建树的大牌经济学家有谁愿意对张五常这样的资深学者进行认真的批评呢？这样做即使不引火烧身，也有失雅量。另一方面，二三十岁上下的经济学初学者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辨别张五常道行的真伪，可能连崇拜也来不及，哪儿会想到批评自己的偶像？

夏业良说，尽管借骂人来为自己扬名是一条成名捷径，但自己并不需要通过这个途径来提高自己的民间知名度，因为自己一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伎俩，二来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并已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定分量的论文。

《经济学家茶谈》为夏文配发的编者按语说，“夏意为给张五常热降温，但本文的发表或反给张先生升了温。”。不出所料，夏文一发表，从《文汇报》到《南方周末》，报刊竞相转载，网上四处转贴。自称经济学票友的湖南学者朱锡庆评论道“炒作骤然升温”。

小标题：南方为之激辩

夏业良的“贬张炸弹”发出后，“挺张炸弹”的回击声率先在南方响起。以《经济学消息报》为阵地，朱锡庆和高小勇各写了一篇不同风格的文章，驳斥夏业良。朱锡庆，湖南人，张五常的崇拜者，自谦经济学“票友”，深得张五常喜欢。张五常成都之行，特地通知朱锡庆前往会面。

朱锡庆的文章《张五常：一个插路标的人》在经济学消息报首发后，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论坛上。朱文刀刀见血，指责夏业良的批评是非学术性的野蛮的攻击，是“野路子经济学家”行为。

4月2日，在成都，朱锡庆对本报记者说，这是 “典型的‘文革’伎俩，断章取义，阉割他意，而定欲加之罪。夏业良为什么要这么做？答案是“借骂名人来为自己扬名。这番炒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张五常而是夏业良，寂寂无名之辈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这种做法的恶毒之处是，好比一种寄生性的绞杀植物，把母体绞死，寄生物却活着。”朱锡庆说话的时候，言辞激烈，表情愤然。

较之朱锡庆，高小勇的文章多些方家色彩。没有谩骂，立意也要高远得多。今天也挂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五常之谤》，最早发表在2002年2月15日高小勇主政的《经济学消息报》头版头条上。

高小勇，瘦瘦小小的中年人，1994年在林毅夫等人的支持下，远赴美国采访了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回国后亮相于央视《东方之子》，名噪一时。五常之谤一组三篇文章是高在春节期间写就的，洋洋洒洒数万言，据说，高是一气呵成，之后泪流满面。

文章开篇，其悲愤的情绪便经由这样的文字跃然纸上：近睹《对张五常热的冷思考》，真感心冷齿寒，辗转反侧。并指责文汇报和南方周末“载文专撷先生英雄之‘暮’，遽觉有失偏‘冷’，且待人似薄”。

高小勇对本报记者说，张五常散文、张五常经济研究样式之于中国经济学，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涵义，迄今并不为更多人所理解。高小勇以为，对张五常的批评可能冒失鲁莽了些，大兵遇上秀才般的武断粗暴，多少暴露出了一些我们经济学教育和学习的失败。否则，怎会欣赏不了张五常对价格理论的更一般化运用；怎会领略不了其对价格理论之重心——费用约束——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的自如操纵呢？

在高小勇看来，中国专司经济研究的人对原理工具很隔膜。他提出一个“吴敬琏忧患”，吴仗义执言，痛斥中国股市如赌场，让人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久违的风骨和良心，忧患情真意切，质量却不高。原因在于对原理工具缺乏把握和感觉，极其容易感情用事。而这对熟谙西方的张五常看来，情形可能迹近荒诞，依他性格会大呼“惨不忍睹”。若不如斯，他怎会自费布道于大陆南北东西；怎会在退休赋闲后，还心急火燎为大陆学人赶写《经济解释》一书；他怎会危言耸听以惊麻木？张五常宣称“不读书”，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劝人不乱读书，不妄言，读好书，听玉言，以求学习效果之“最大化”呢？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弄成现在这般装神弄鬼，张五常极而言之地大吼一声“不读书”，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这样一位汲汲心系于中国发展富强，中国学术水平提高，日夜眷念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学传教士，我们是否应该心怀感激，撩衫屈膝？说到这里，高突然顿了顿，缓缓地道：“至少，不该以瑕掩瑜吧。”

3月28日，一个注册名为北风的网友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页上看到高文后，回应说：“这一次，高小勇先生真的动情了。”

小标题：北大痛击张五常？

有被采访者认为，夏业良对张五常的批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张五常观”，而是朗润园的张五常观”，代表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张五常的态度。

“贬张炸弹”发出前的2001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100周年暨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北京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毅夫的搭档陈平对张五常发表了看法，他说：社会上一般认为最了不起的文人是钱钟书，最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是张五常。他们的工作方式恰恰是文人传统而不是科学精神。我曾专门到香港找张五常讨论他的佃农理论，他却在谈摄影，根本拒绝讨论，说话经常是自相矛盾。

当天与会的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对“张五常热”表示忧虑：目前国内学术标准扭曲严重，张五常曾经做出过一些研究成果，但现在是没落了。有些学生听了他的演讲，就觉得不需要读经济学教科书了。张五常热的客观效果是误导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夏业良不久就发表了张五常“误导后学论”。

2002年1月21日，陈平在答北大网友的一封信---《经济学入流的问题，风格，和判断》中，称张五常为“我见过的最摆架子，无法平等讨论问题的自命‘天才’。”这一点，他跟网友说，“大家从他的报纸杂文中可以领教。我不打算在这里谈我对他的工作的评价，是因为我从九三年起对他的工作的推究尚未做完。”陈平之后计划公开对五常谤誉作出评论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汪丁丁。

据高小勇说，3月底，远在美国夏威夷的汪丁丁给高小勇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谈论自己对五常之谤的看法。4月1日，高小勇指着刚刚打开的电脑，对记者说，“汪丁丁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认为我对张五常的表扬过分，甚至盲目崇拜。”

由于是私人信件，记者没有看汪丁丁的信。听高小勇说，汪丁丁计划就五常谤誉给经济学消息报写的文章不日将面世。对于北大朗润园痛击张五常之说，部分经济学家和资深经济记者表达了不同意见。理由有二：

其一，朗润园内的周其仁、卢锋等人对张五常赞叹有加。周其仁在其2002年2月出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科斯和张五常”。“我读张教授的文章，受到的启发是最多的。”

其二，张五常和朗润园园主林毅夫互为欣赏，且有师承关系。张五常曾数次诚邀林毅夫去香港大学执教，林毅夫也在公开场合认为只有张五常是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华人经济学家。

小标题：争论迟早要来？

尽管五常谤誉的参与者都是带着情绪进入论争的，但一些“看客”并没有将之视作一场情绪化的闹剧。部分受访者以为，这是一场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执，一场关乎工具和思想哪个更重要的论争。

有人说，数学是此次论争的一个核心内容。夏业良指责张五常鼓吹不必太在意数学，不必多读书。这和当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有人引述林毅夫的话评论说，朗润园希图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冲击，倡导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能接受的数理方法。

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陈平教授，既通物理，又精数学。王则柯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时师从著名拓扑学家江泽涵、姜伯驹教授，70年代他改攻经济。现在是中山大学的经济系和数学系教授，他也很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能接受的数理方法。

相反地张五常则对数学不感兴趣，他在4月1日的演讲中公开对青年学生说，数学只是工具而已，他几十年不学了，思想才是他追求的，真实世界才是他感兴趣的。他说他喜欢朗润园的周其仁，因为周其仁和他一样，最关心的是真实世界。

虽然，陈平等人和林毅夫一样，在注重数理的同时，还强调关注中国正在经历的快速的社会变迁、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真实世界。但过于强调真实世界的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把他们抽象为工具论者。同样，张五常也被极端地抽象为反对数学者，尽管张并非如此。

作为五常谤誉的正方主辩，高小勇举了一个例子表明他对真实世界的关注。年初，北大一位经济学教授跟他说他的学生如何了得，高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期待你的学生挑战真实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现象，显示智慧的科学力量。

高小勇说，他为张五常的辩解超越了张五常本身，他引用辩论文章的最后一段告诉记者他为张五常辩论的意旨所在：对经济学消息报，守候十年，惨淡经营，既不是等人算命，也不是为了看气功表演，也不是为了欣赏那种耍魔术般的故作高深。坦率地说，是殷切于大大小小的“张五常们”垂至。

从记者手中看到这段文字，一位和当前经济学界过从甚密的资深媒体从业人员感叹，这场论争迟早要来，张五常的出现只是一个契机。“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培养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经济学家，从海龟派到土鳖派，注重数理逻辑，和注重真实世界的论争已经在私底下酝酿很久了，只是困于面子，没有爆发。但爆发是必然的。张五常自负随意个性张扬，又是美籍港人，火药桶从这里点燃是最容易的。”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2002年3月30日，人民网关于张五常可能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很是让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学习经济学的青年学生开心了一阵子。虽然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夏业良，坚称中国10年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却是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

据悉，去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经济年会，到会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有200多人，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甚至没有受到邀请。“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已经成长起来了，论资排辈将从此打破。”当天，有记者如此评论道。

盘点中国经济学家

根据记者的采访和观察，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尤其是中青年经济学家大致可盘点为以下七种类型：

学院派理论经济学家。此类经济学家以1990年代中期开始回国任教的“海龟派”为主，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大学。“大本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林毅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堪为杰出代表。他们的兴趣是研究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或者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他们通常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原汁原味的搬到中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学院派应用经济学家。这批经济学家人数众多，大多数是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土博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在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是更多的是在实际操作或者应用层面的探讨，真正从现代经济学理论上去解释中国经济并从中归纳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或者在海外一流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则不是他们的兴趣或者能力所在。复旦大学的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等人是其中的代表。

政府智囊经济学家。这些人是政府机关中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国家某些部委机构的研究人员，这些人主要对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某些行业的具体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些经济学家对于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是政府或者相应部委的智囊。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吴敬琏教授。另外还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从1980年代就在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后来的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工作，他们对于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官僚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是从先前的学院派学者或者政府智囊型经济学家中遴选出的，亦官亦学。在中央部委，有当下身居高位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国家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地方政府一级，武汉市副市长辜胜阻就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和教授。

商业经济学家。这些人都在为了一些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或者咨询机构工作，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自己的客户提供收费服务，他们对于当前中国或者国际上某个领域或者整体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做出预测，供他们的客户决策参考。典型的有中金公司研究部主任许小年、中国证券市场设计中心研究部总经理宋国青、原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甚至还有中银国际执行总裁李山、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等人。

民间经济学家。他们是伴随民间研究机构一同兴起的，典型的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通常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他们或者是自筹资金成立或者是有机构资金支持，主要也从事一些现实经济活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在承接一些课题研究工作，并且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有国外驻华经济记者慨叹：一个新生的有希望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迅速崛起。

海外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学生留学北美学习经济学，除了少数学成归国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仍然在海外工作。现在这些学者大多已经在海外的大学获得了终身教授资格，这就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中国的经济。有些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就是中国经济或者更广义的转轨经济，有些经济学家原来的研究重点不是中国经济，但是在拿到终身教职以后，已经把研究精力很大一部分放在中国经济上。他们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和中国的政策制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钱颖一，这位在转轨经济和比较经济制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1994年后他经常回国，并通过一些渠道向国内高层递交一些研究报告。 每年五月到九月，是美国大学的暑假，这个时候，很多在海外任教的华人学者就回到中国，他们或者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或者进行一些调研工作，或者在国内的大学客座讲课。这些人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在中国越来越有影响。

中国不需要“经济气功师”

大江东流，泥沙俱下。伴随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还有混迹其中的少数伪经济学家。2002年3月出版的一份经济学媒体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指名道姓的文章，斥责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其实是“术士”。谈论问题，很少关乎经济学，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当场骂人。

《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愤懑地对本报记者说，现在的算命先生、气功师和经济学家为伍，周游全国，到处做报告当顾问，已经成为一大“景观”。那种满口“博弈”、“模型”，行文演讲却不见成本、约束影子的“仁督二脉未通就宣称气功大师的人”，只要你给钱，他就同意表演，被“展览”。他们或者以直言不讳或者危言耸听著称，或者由于“为股民服务”而很受欢迎，在大众心目中，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并且很有市场。但是，业内不愿意称他们为经济学家，而称之为“经济观点兜售者”或者“经济气功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评说道：那些经常发表危言“警世”的“经济气功师”，只是信口开河乱讲，或者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见解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或者说明自己的高明。而那些纵横股市的“著名经济学家”随着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的出现和发展而名利双收，他们或者向股民介绍一些扭曲了的投资常识，过分夸大股市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摆出一副股民代言人的姿态，希望股市的泡沫能够越来越大，股民都能一夜暴富。同时他们对于监管部门积压泡沫、制止过度投机的措施表示反对，似乎是在为股民说话。实际上他们对于股市长期积累问题视而不见，并没有从促进股市健康发展方面呼吁过什么。但是，在改革向纵深挺进的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耸听之辞或者高级牢骚就迎合了对于社会的剧烈变化不能理解的人们的心理，好象是在为他们鸣不平。其实，是靠破坏性或者误导性的言论来抬升自己的身价。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中国绝不需要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去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曾在一个会议上公开宣称，该中心的使命是创立中国自己的学派，培养诺贝尔级的经济学人才。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弥漫着一种诺贝尔情结，很多人经常在感叹中国经济学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绝缘之余，盼望中国经济学家因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而获得诺贝尔奖，甚至有些人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认为中国的某个领导人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所在。

据悉，它只颁发给对于经济学理论或者经济学分析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和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某个人解决了什么重大的经济问题或者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它只是针对一些从事经济学纯理论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说过，谁要能把中国经济转轨问题解决了，谁一定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其中的含义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从中国经济转轨中提炼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才有可能角逐诺贝尔奖，仅仅靠为中国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措施，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诺贝尔奖只不过是经济学纯学术研究水平的一个标志，并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2001年10月17日，茅于轼在北京大学研讨时说，“不应当瞄准诺奖本身，而应当瞄准事实。”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林毅夫的发言为很多人所肯定，他说：“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变迁、经济转型和发展，出现了很多经济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总结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我们能够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能接受的数理方法，那么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冲击可能就为期不远，但仍然需要一两代人的持续努力。”

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当下中国需要这样的既关注理论又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很多人表示他们会选择后者。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制度试验，有大量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更有大量现实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提出解决之道。譬如战后日本，发展了日本经济现实的日本经济学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研究纯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印度经济学家却没有让印度腾飞。

据称，中银国际总裁李山博士在1997年受朱总理邀请，放弃了他在高盛可以得到的几百万美元的股份而回国的原因所在，就是出于经济学家“经世济民”的职业使命。有经济学家指出，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是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提高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水平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全部。

中国经济学界10年之争

引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1990年代初风云一时的“京城四少”，如今只有樊纲还保持着较高的知名度，且不断有学术成果问世，其余“三少”，则鲜有人提起。1992年到1997年间，经常以“意见领袖”姿态在报刊上高谈阔论的老经济学家的声音现在也渐渐稀落。

正文：

尽管“五常谤誉”在一些经济界人士看来，是一场中国经济学界不可避免的方向论战，意义深远，但较之昔日北大院内林毅夫、张维迎之争，其表现方式还是多了些口水战的味道。不过，相对于1990年代以来弥漫在政治硝烟中的经济学界争论而言，一个关于争论的规律立时明朗起来：经济学家们的论争越来越少政治的干扰，在向学术争论的本义回归。

1992年以前：计划经济学家和市场经济学家之争

在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的选择，到底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极力反对市场经济的提法，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的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更保守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经济学界弥漫着计划经济的空气，他们往往以1988年闯价格关失败为例反对市场经济的提法。

在这个时候，一些讲解《资本论》出身的，原本强烈坚持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与以吴敬琏、厉以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极大分歧。提倡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吴敬琏教授在这个时期顶住了种种压力，大力倡导中国应该继续进行市场趋向的改革，因而赢得了“吴市场”的美誉。厉以宁教授大力倡导中国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对市场经济的猛烈攻击在台面上才开始减少，但是始终没有销声匿迹。。

1993—1994：宏观调控工具之争

在1993、1994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之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策略：实现经济增长、保持就业优先还是抑制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优先？出于对1988年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赞成抑制通货膨胀，宁肯降低经济增长率。

但是厉以宁教授仍然坚持经济发展优先，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解决通货胀问题。最后政府采取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但是厉以宁对于1990年代中期治理通货膨胀优先的这种政策选择仍然持保留态度，他的这种观点体现在他在这几年出版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等著作中。

1995年：林毅夫张维迎之争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陆续回国，开始在经济学界发挥他们的影响，当他们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震荡。寻租、道德风险、路径依赖、金融抑制等经济学术语开始被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现象。

尽管中国经济十多年来一直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国有企业效益不好一直是未能解决的问题。当政府和经济学家都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到关系中国经济改革成败的高度上时，国有企业改革的策略选择就变的尤为重要。以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改善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和以实现国有企业民营化为特征的产权改革，到底哪个更重要，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争论的焦点。

1995年6月6日，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人士对这一天记忆犹新。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当时在此任教的张维迎就“国有企业出路何在”展开激烈辩论。

林毅夫，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西奥多 舒尔茨等经济学大师，主攻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张维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 莫利斯，主攻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他们分别用发展经济学和企业理论来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困境的成因以及出路所在。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的困境在于政策性负担太重，主张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先要从外部着手，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而张维迎则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才是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

在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刚刚介绍到中国的1995年，“信息不对称、剩余索取权、政策性负担”这些现代术语还让很多经济学家不知所云。这场辩论被称为“北大院内起火”而迅速扩散到整个经济学界。众多的经济学家参与到这场论战中来。在国有企业改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关键的问题的1995年，这场论战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策略选择起到了很大影响。

这场对于中国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之争，实际上也是1980年代厉以宁与吴敬琏关于企业改革和市场化改革那个更优先的争论的延续。随后有更多的学者卷入这场论争。这次争论已经过去几年，现在我们看到的实情是市场化改革推进比较迅速，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社会负担逐步剥离，并且政府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脱困给予了种种政策性扶植和优惠，但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一直严重滞后，国有企业改革远远没有完成。

1997年：周其仁和政府经济学家之争

在1997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国到底应该采取哪种市场经济体制成了争论的焦点：日本和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学家的目光集中到政府对于某些所谓“制高点”部门是否应该实行管制上。

在工业企业改革缓慢推进的同时，对于那些制高点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应该怎样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电信、银行、电力、航空等关系中国改革的交易成本高低的基础产业的垄断情况提出严厉批评。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对于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系列评论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对于他的评论的反应。周其仁的这些评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中国电信分拆等重大改革。

2001：吴敬琏和海龟派与土鳖派之争

2001年初，关于中国股票市场性质的大论战牵涉进太多的经济学家。从吴敬琏的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到“海龟派”的中国股市应该在1000点的时候“推倒重来”，对于中国股市十年来发展的严重不规范、过高的泡沫、大量造假提出严厉的批评，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厉以宁等长期以来就关注中国股市展的经济学家希望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股市，要像对待一个新生婴儿那样呵护它，而一些与中国股票市场有着很多利益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人士则对于吴敬琏提出激烈批评。众多学者分别站到不同的派别进行辩论，并且众多的网民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在2000、2001年吴敬琏连续被评为CCTV十大经济人物之首，因为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但是对于中国股市应该怎样规范、挤压泡沫等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人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争论在政治夹缝中前进

熟谙中国经济学家之争的人士知晓：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论多是关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具体经济政策、经济改革方略之争，具有浓厚的现实色彩，真正涉及经济学纯理论的争议很小。

在中国这块长期以来政治经济不分家的土地上，由于缺乏真正的学术百家争鸣，经济学家在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政治上的压力。19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他们都受到了当时的政府有关领导的批评，甚至批判。而1990年代初吴敬琏大力倡导中国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1994年厉以宁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消除通货膨胀，他们都承受了来自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学术界的压力。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离现实太近了，他们在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的时候就多了一层悲壮色彩。

反观上个世纪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争论，从1920年代凯恩斯的货币论与哈耶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之争，到1930年代和1960年代米瑟斯和哈耶克与兰格和泰勒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能否生存下去的争论，到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麻省剑桥学派之争，再到1960和7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与萨缪尔森和托宾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之争，有些争论是纯学术之争，有些是重大现实和经济制度选择、经济政策制定之争，但是不管是经济学理论之争还是经济政策选择之争，都完全是个人的学术观点之争。

相比中国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要轻得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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