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是扬曾宪、高一飞、郑现莉、贾英洲、张
昊几位先生的文章，因为是篇幅短小的时事评论文章，特放在一起发表。请大家注意查看。]
第二篇文章：贾英洲，《关于我国改革的几奌看法和建议》， 第三篇文章：张 昊，《国家产业垄断与大学生就业难》， 第四篇文章：高一飞，《“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学术垄断者的傲慢》， 第五篇文章：杨曾宪：《龙应台，“中国文化”怎能是您的“祖国”？》。 中国凭什么得那么多金牌？ 郑现莉 2006年12月10日 【内容提要】：对这种举国上下仅仅为金牌而体育的做法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应该回归到体育本身上来，也就是为全民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身体健康而体育。只有一个个象“金牌”体育这样不和谐的做法都慢慢消除了，和谐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看了今天的亚运奖牌榜（截至12月8日05:04:05），从数字上看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国获得的金牌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我国已经获得了90枚金牌，处于奖牌榜第二到五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朝鲜，分别获得了26、19、10、5枚，与中国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只获得了4枚金牌，除中国外其他所有国家金牌总数也不过91枚。第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的金牌数少于本国获得的银牌数，也少于铜牌数。中国获得的银牌和铜牌数分别为50、20枚，甚至而这之和都少于金牌数90枚。而日本的银牌数、铜牌数分别为30、38枚，多于金牌数26，韩国的银牌数、铜牌数分别为25、45枚，多于金牌数19，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有类似现象。 从这些数字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举国体制在猎获金牌上是有成效的，但这种成效来源于巨大的资金投入。影响奖牌的因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人种，另一个是资金投入。具体到亚洲范围内来说，即使在足球、篮球等大球项目上，人种所起的作用也远远小于在全球范围。以足球为例，中国队在对抗西亚白种人球队时，在身体上并不处于明显的下风，至少不象与欧美强队对抗时那么明显，日本、韩国还常常能战胜西亚强队伊朗；在篮球上，中国队甚至还处于上风。在其他运动项目上，人种所导致的差距就更小了，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种在奖牌榜上的差距只能从资金投入上来寻找原因，但是我们又很难掌握各个国家资金投入的具体数额，国家体育总局的经费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整体为“金牌”体育所支付的成本，我们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分析。 我们可以假定各个国家资金投入数额与其获得的金牌数是一个正比例关系。这种假定是合理的，首先金牌数最能体现运动员的实力，也最能反映国家资金投入状况；其次，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尽管有很多偶然因素发生，这对分析个体能否获得金牌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或有利或不利的偶然因素对每个运动员都是公平的，发生不利影响的概率是相同的，并不会因为他所属的国家不同而不同。就总体来说，偶然因素就会大致抵消，真实的反映一个国家在体育方面的实力。当然为了更大的消除偶然因素对我们分析的影响，还可以将上届釜山亚运会的金牌榜数据纳入我们的分析范围。在下面，我们将选取日本、印度作为参照对象，因为他们都是人口大国，之所以不选取韩国是因为它是上届亚运会的东道主，而这个因素对获取金牌是有重大影响的。 釜山亚运会中国一共获得了150枚金牌，日本获得了44枚，印度是11枚。将这些数据与截至到目前三国在多哈亚运会上金牌数合并起来，那么中国是240枚，日本是70枚，印度是15枚。中国分别是日本、印度的3.43倍和16倍，那么大致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在这种“金牌”体育事业中的总投入也是日本、印度的相应倍数。考虑到人口因素，中国按13亿、日本按1.28亿、印度按10亿计算，那么三国人均为“金牌”体育所付出的财富的比例可以计算出来，中国为日本的0.34倍，为印度的12.31倍。 下面我们再来看上述三国在GDP总量以及人均GDP上的差异。 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大约是2.2万亿美元，而日本大约是4.5万亿，相差了一倍多。再来看人口，2005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日本仅为约1.28亿，相差了10倍多，人均GDP相差了20多倍。印度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0亿，与我国比较接近，GDP总量大约为0.72万亿美元，人均GDP与我国相比不超过3倍。 按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日本、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1352、36486和652美元。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的数据不准确，修正为1700美元，我们就采信这个数据，那么日本的人均GDP约是中国的21.5倍，中国人均GDP为印度的2.61倍，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采用这个数据。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人均为“金牌”体育所付出的资金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与日本、印度同样数据的比值，分别为7.31倍和4.72倍。 这个数据意味着，假如中国拿出了人均GDP的7.31％用于“金牌”体育事业，那么日本只拿出了1％，印度拿出的比例则是（7.31/4.72）％＝1.55％。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全社会劳动工资占GDP的比重（这一数据也叫分配率）明显低于日本这个因素。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字计算可得，我国分配率从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降低，如1978年份为15.70％，1980年份最高为17.09％，1985年份为15.43％，1995年份为13.85％，2003年份为12.57％。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数字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为58.31％，德国为53.84％，英国为55.27％。 这里还只是整体工资数据，没有考虑到政府高官以及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拿到的远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据媒体报道，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我国平均工资水平18000元的1000倍，是一个低收入的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另外还要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分配率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象北京这样白领阶层人数较多的地区分配率就高一些，而在象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这样普通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密集的地区分配率就低的多。如2003年，我国分配率最高的地区北京为30％，最低的江苏只有7.36％，而北京与江苏的人均GDP之比为1：0.52（如果除去苏北农业地区之后，这一数字恐怕要接近的多），分配率之比却为1：0.24。上海的分配率是12.30％，仅是北京分配率的41％，而上海的人均GDP却是全国最高的，是北京的1.45倍。另两个农民工流入大省广东、浙江分配率仅为11.12％和8.35％。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就业，如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会有相当部分劳动收入没有计算在内，上述分配率数据肯定是偏低的。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规模超过1.26亿人，按1.3亿人计算。2005年下半年以来，劳动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于他们的人均收入，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是860元/月，平均在外就业时间为8.6个月，合7396元/年；劳动保障部对企业调查显示，人均工资为949元/月，对个人调查显示，月收入为1045元/月，平均就业时间为9.5个月，采信较高数据合9927.5元/年；中国人民银行是1033元/月，没查到平均就业时间数据，采信劳动保障部的9.5个月，合9813.5元/年；农业部的调查最低，为6577元/年。综合以上，农民工年平均收入即使取整数按1万元来计算的话，那么农民工工资总额也不超过1.3万亿元。 再来看纯农业地区农民的收入。按照国土资源部2006年4月份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每亩土地的产出在不计算劳动投入的情况下，去除诸如种子、化肥、农药、耕种、收割等费用后，根据笔者在淮河以北各省区的调查来看，正常年景在300——500元之间。就全国平均来说，我们可以取400元来计算，那么全国农民的纯农业收入不过7324亿元。这样，加上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3万亿元，我国农民总收入不超过2.1万亿元，占全国GDP总数17.6万亿元（汇率按1：8计算）的大约11.9％。 笔者没有掌握我国2005年的分配率，但根据2003年12.57％的数据来推算，不会相差太多，加上农民收入所占的11.9％，那么我国总的分配率当在25％以下。这个数字与日本相比，低了一半多。 根据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用于“金牌”体育的投入如果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话，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远远高于日本，大约为15倍左右，就是比印度也要高出近5倍（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结构比较接近，都是发展中国家，假定分配率相同），如果与占中国总人口60％多的农民相比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尽管它不够准确，只能大体反映发展水平）还排在世界100名之后。贫困人口还很多，按照联合国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最低标准，我国贫困人口总数不少于两亿，仅次于印度排名世界第二。近年来甚至还出现了增加的趋势，据2004年7月16日，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透露，我国2003年未解决温饱，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汇率按1：8计算，每天平均0.22美元，远低于联合国最低贫困标准）的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与2002年相比，不仅美元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 在国民收入还如此之低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更应该用于解决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不是用于追求奢侈消费。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对于象亚运会、奥运会这样的奢侈消费的追求远远超过了比我们更有能力的象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因此如果说“金牌”体育就是全社会不顾现实能力而拼死追求奢侈消费中的典型一点都不过分。如果我们在“金牌”体育事业上的投入降低到人均负担与日本相当的水平，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至少应减少到现在的十五分之一，甚至比这还要少。相应的，我国能获得的金牌数也会减低到现在的十五分之一，参照釜山亚运会我国获得的150枚金牌，根据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应该获得的金牌数大约应该在10枚左右。 当然，我决不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应该故意不努力训练，故意不获得金牌。我只是说对“金牌”体育事业的投入只能确保我们能获得10枚左右的金牌，这样的投入水平才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体育总局应该在投入减少的情况下把有限的资金使用得更有效率一些，运动员个人也应该更努力一些。同时，对资金的使用在体育总局内部必须加强民主监督，在外部也应该加强舆论监督，这样才能防止再次进入李金华的“审计名单”。 行文至此，笔者不仅想起发生在1年前的山西沁源特大交通事故。2005年11月14日清晨5：40，和往常一样，沁源二中初二、初三年级的80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距学校约100米的汾屯公路上慢跑。学生们正要掉头返回学校时，一辆急速行驶的东风带挂大货车冲过来，排在最后的121班数十名学生霎时被撞倒，17名学生和一位教师当场死亡，21人重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事故现场血流模糊，惨不忍睹。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火车司机疲劳驾驶的结果，但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中小学体育设施的困乏现状。据记者调查，沁源二中虽为拥有近1200名学生的山西省示范初中，却仅有一个相当于四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因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晨跑，而操场只能容纳初一年级200余人晨练，初二、初三年级学生都要在校园外的公路上跑步，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沁源二中教务处副主任胡建民介绍，由于晨跑时天黑，带队教师通常手持手电筒，一则照明，二则当遇到汽车时用来提醒司机注意，但这种原始简陋的办法并不能总是奏效。 实际上，沁源县另外几所主要中学的学生跑操也都是在公路或城区马路上进行的。就在这起事故之前的几天，另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在跑操时被摩托车撞伤，学校还因此停止了早操。以笔者河南老家的情况，以及这几年在不同地区的农村所做的调查来看，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现象。笔者前几天还到昌平沙河镇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了调查，全校300多学生没有任何体育锻炼设施，只能在院子里游戏打闹，下午4：30放学后就只能在路边玩耍。临近学校有一个社区锻炼场所，主要是为老年人准备的，仅有的一个篮球架连篮筐都没有，但就是这个地方也没有对孩子们开放。 这次沁源事故发生后，各地教育部门以及国家教育部都发出通知，要求学生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要安排在校内进行，校外体育活动必须在专用体育场地进行，严禁组织学生在街道及交通干道上进行体育锻炼。但是，在不解决学生体育场所、设施的情况下，这样的禁令能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多长时间呢？1年过去，同学们的鲜血已经逐渐淡去，这种状况又有了多大的改变呢？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也会逐渐被人忘却，除非另一次类似事件的发生才能激起人们的关注。 我并不是说“金牌”体育要为这个事故负完全的责任，也不是说改变了“金牌”体育的政策就能完全解决中小学的体育设施投入问题，但“金牌”体育是与此事绝对是有关系的，是肯定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尽管不是完全的责任，尽管也不能具体量化。 胡锦涛、温家宝以人文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是我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转变。这一转变跟所有的人，跟所有的部门都是有关系的，都要严格以人为本尤其是以底层民众为本来检讨我们以前的方针政策以及我们的思维定势，看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获取金牌为目标的“金牌”体育，是一种变相的政绩工程，是某些政府部门不科学发展观在体育事业上的反映，完全超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够、所应当承担的限度。这种事业不仅远离社会大众的健康需要，而且剥夺了大多数底层民众子女体育锻炼的机会，使他们当中的体育天才被埋没，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 三国时代的刘备在遗诏中写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希望这句话能成为袁伟民先生的座右铭，也成为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座右铭，要时刻铭记沁源的血是由一系列不和谐的因素造成的，“金牌”体育是其中的一个。 对这种举国上下仅仅为金牌而体育的做法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应该回归到体育本身上来，也就是为全民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身体健康而体育。只有一个个象“金牌”体育这样不和谐的做法都慢慢消除了，和谐社会才是可期待的。 郑现莉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45670405。 发件人："寿论 仙" <xianshou2005@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6-12-09 17:59: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建议 关于我国改革的几奌看法和建议 贾英洲 2006 12 9 仲大军先生： 近年来我常看你网站的文章，虽然精英们对改革的问题做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总有一感觉：在改革问题上，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上，精英们不仅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甚至没能提出有现实意义的，即有可操作性的迠议。现在唯一的共识是中国需要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改革的内函上认识却很不同。 新左派深刻的揭露了当前社会改革中存在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腐败、强势集团的掠夺等问题（最近张宏良的演讲揭露的更是惊心动魄），揭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但在如何具实施上都没有提出能为执政党和社会都能接受的方案。 新右派，或曰自由主义派，他们主张经济上全面与国际“接轨”，实际是与资本主义接轨，搞资本主义自由化。在政治上，虽然他们口上不说，内心是想搞资本主义主义民主。 由于精英们还远没有共识，因此更谈不上希望高层领导能拿出具体改革方案，只能在“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用“吏治”的方法解决目前急切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如两极分化、腐败等问题。这是目前基本现状。 改革，首先要有正确方向和路线。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是前提条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基础、范围或底线。世界之大，但也是在地球上；宇宙大，也有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有个基础，有个底线限制，这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关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突破这个基础、这个底线，就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现在有不少社会精英，不懂上述原则，受国外资本主义民主的影响，自己又不作开创性的研究，一讲民主，就是政党轮替，或党内搞派别，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一套。因此，他们的改革意见或不敢提到桌面上，或提出来也不会被执政党和社会所接受。 看看台湾目前选举那种乱哄哄的状态和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就知道我们决不能轻易接受这种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改革。 社会主义并不反对民主，共产党也不反对民主，而且从本质上讲是坚持最彻底的民主，即坚持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而反对被某些利益集团夹持的民主。 巴黎公社的选举制是最早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尝试，马克思多次肯定这种民主制。在我国红军中也实行过官兵一致的民主制。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把权力直接交给群众，这都说明社会主义、共产党更相信群众，更敢实行民主。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中也确实存在不民主现象，并已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并造成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大量存在的腐败。但这只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暂时挫折，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没有完善建立起来的结果。 现在摆在社会精英面前的根本任务，是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实现民主制的具体方法、途径。 离开社会主义和一党执政而空谈政治体制民主改革，都不会为执政党和社会所接受，都只能停在空谈上。望社会精英们注意这个问题，避免这种空谈。 笔者在“从五行论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必然性一一兼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模式”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模式的初步构想，其基本框架是：各级党政领导由直接的民主选举产生。（充分发挥民主权力）各级选举结果报上级批准后生效。（发挥党领导的集中权，保证选举真正的公平、公正）中央设“元老院”，审批把关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产生。（保证党政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各级代表大会有罢免同级领导人的权力（充分发挥群众民主监督权）。以上只是笔者个人的粗浅想法。 非常希望贵网站多开展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希望精英界能在这方面取得基本的共识，向中央高层献计献策，以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避免苏联的前辙。
发件人："张昊" <zhmx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6-12-09 21:18:07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仲先生，您好 仲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所学为理工类专业，但我对国家政治经济政策领域有很浓厚的兴趣，平时也很关注相关领域的报道。我关注您主持的大军经济研究中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中感觉颇有受益。这次冒昧的写信给您，并附一篇自己最近编写的文章，希望您百忙中能不吝予以点评赐教，谢谢。 国家产业垄断与大学生就业难 张昊 一.引言 在讨论题目所示的问题前，我们可以先阅读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全国招收研究生36.48万人，比上年增加3.85万人，增长11.8%；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504.46万人,比上年增加57.12万人，增长12.77%；在校生1561.78万人，比上年增加228.28万人,增长17.12%；毕业生306.8万人,比上年增加67.68万人,增长28.3%。成人高等教育共招生193.03万人，在校生436.07万人,毕业生166.79万人。 从数字上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规模快速膨胀期，但从大学生占人口比例看，中国的大学生不但没有过剩，比例还十分低。中国目前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5%左右，而美国是35%，日本是23%，中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近邻印度。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分工理应需要更多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但现实情况如何呢？我们再观看如下数据统计： 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学术报告会”，日前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课题组向社会发布了新近完成的对全国近百所高校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新浪网调查数据为41.99%），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新浪网调查数据为7.27%），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新浪网调查数据为36.50%）”。这是对中国目前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基本描述。 报告说，“在大学生就业预期方面，特别是薪酬预期方面，研究发现，有6成以上（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至2000元之间（新浪网的调查数据为66.03%）。但‘零工资’的出现（占1.58%）（新浪网的调查数据为1.63%）却折射出大学生对个人发展机会的极度渴望，对个人能力和职业前途的复杂心态以及对就业窘境的无奈”。 中国大学生在线10月27刊登了羊城晚报的一篇文章说“广州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工资水平比农民工的平均预期工资水平低100元”。 这样的一种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但我们国家多数持官方口径的专家说法却批评现在的大学生眼高手低，缺乏实践经验，提倡大学生就业要转变观念。此类说法倒也并非全无道理，在经历了连续的大规模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平均质量确实有下降之势，但扩招难道能说是大学生的错吗？而且基于中国畸高的教育费用，大学生也实在有理由提出自己的求职期望吧？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今天大学生就业难的窘境呢？ 大学生就业难，有着非常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简单说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直接后果。由于这个命题太大，一时难以详细解释，本文只提出个人的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 目前我国最优质的经济资源被国家垄断企业所控制，是国内无法大量创造知识型就业岗位的最直接原因。 二.论述 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但欧美发达国家始终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原因何在呢？其实非常简单，中国经济改革执行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路线，国家放开的只是利润微薄的低端产业，真正可以创造知识型就业岗位的高端产业仍完全处于国家垄断控制。这种政策的后果，不仅造成了中国科研成果无法向产业界转化成为实际生产力，科研工作变成了生产论文的形式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使得优质的经济资源变成了少数群体享受的特权而无法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这必然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撼动国家发展的根基。 目前我国的国家垄断企业主要分布在能源、通信、金融、交通运输、矿产资源五大产业，仅以笔者较为熟悉的通信产业而论，据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国内四大电信运营商营业收入已超过4000多亿元，仅中国移动一家营业收入就达1369.7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6%；纯利润更达到301.68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了25.5%。其它如中石化、中石油等能源巨头，其获利则比电信企业更甚，相比起中国目前1万多亿美元的GDP，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吃惊。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从而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可以说，垄断收入越高，社会经济越是危险，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 这些垄断企业所处的行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行业，所谓于国于民不可一日离之。在独家控制市场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可谓高枕无忧，根本无须进行诸如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效率等措施就可稳获政策保证的巨额收益。而熟悉情况的人都会清楚，中国大型垄断企业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浪费惊人，至于管理水平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若以一般性的企业经营成本而论，基本无法生存。仍以电信行业为例，目前四大电信运营商无一具有专门的技术研发机构，而人力资源成本却令人乍舌，中国移动去年的人力资源开支高达140多亿，平均到每名员工10万元以上。 仅仅垄断企业自身的惰性，尚不足以造成知识型就业机会的贫乏，但这些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垄断企业大量聚敛了本应属于其它行业的利润，又不将之重新投入到技术创新过程中，从而造成了一种垄断企业没有意愿进行技术创新，其他企业则无力创新的糟糕局面。这样一来，需要较高知识储备的工作岗位必然缺失。 三.结论 可以预计，大学生就业难绝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而将在今后的几年中更趋于严重。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应当在目前的几大垄断行业实现彻底改制，放开市场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上来。政府应该制定真正切实有效的政策，而不能再采用暂时减压的权宜之计。 “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学术垄断者的傲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湘潭大学教授 高一飞 2006年12月10日 很多学术期刊在其投稿须知里要求：“本刊只接受打印稿，一律（或者原则上）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来稿须提交打印件一份和软盘稿件一份”。众所周知在，即使是一篇2万字的文章，按大多数期刊要求的“用A4纸5号字打印”，也不会超过20页，按现在的市场价，打印一份一不会超过4元人民币，如果是杂志社办公设备打印，成本不会超过2元，1万字内的稿件，打印费不会超过1元，这对一家期刊而言不是什么经济负担。而作者用特快专递邮寄，不仅要给双方的收发带来很多不方便，还会要花费20多元，而且没有电子函件安全。 在大多数国外的期刊“原则上只接受电子邮件投稿”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期刊会这么无理的要求作者不使用电子邮件投稿呢？原因大家是心照不宣，也是人人皆知的：一是他们不担心稿源，在需要找关系、交版面费发稿的现状下，他们不担心稿源，而不接受电子稿件，可以减少作者的轻率投稿，减少编辑的工作量；也正因为不愁稿源，他们也不在乎给作者投稿带来的麻烦。很多刊物即使对外公布了电子邮箱，也只有自动回复，通知作者补寄打印稿件和软盘，从不看邮箱里的稿件内容。 这是一种处于垄断地位者的傲慢。当今学术期刊的脸色，与改革开放前某些掌握着物质供应大权的公社售货员小姐的骄横与霸道的脸色何其相似。这种形式上的傲慢的背后，是对作者和学术成果的轻视和无知。而在另一方面，编辑部和编辑的邮箱对关系户和权贵者是开放的，就象当年的供销社，多少女售货员为了永远当售货员而躺进了公社书记的怀里献媚。君不见学术刊物对学术领导和行政领导的稿件大都是来者不拒的、甚至经常约稿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垄断，也因为没有进入质量竞争与品牌竞争。过去同样是傲慢者的报纸（无论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小报）和非学术刊物，已经大都“原则上只接受电子文本”了，特别是报纸的编辑（作为一个报纸写手，我深有感受），他们在忙着联络有水平的写手，在日日夜夜筹划稿件的来源，甚至频频通过网络公布自己的邮箱征集稿件。看来，躺在公社书记怀里的售货员不是天生就这么傲慢与下贱兼备的，只是因为体制把他们娇坏了。 2006.12.10． 龙应台，“中国文化”怎能是您的“祖国”？ 山东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06年12月10日 龙应台一直是在海峡两岸广受尊重的作家。龙应台视西式民主为其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不妨碍人们对她的尊重。特别是在对待台湾“倒扁”群众运动的态度上，龙应台恪守民主游戏法则的理性态度，赢得了秉持同样态度人们的赞赏。我本来认为，通过这些“民主”运动实践，理性的龙应台应该对台湾的民主现状和大陆的民主进程有所反思，修正其先前的某些偏激立场。谁料想，在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则新闻中，龙应台竟然不承认今日中国是她的“祖国”了！ 原文是这样的： “知名作家龙应台今日受邀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英语发表演讲，……演讲后的问答时间也高潮迭起。大陆学人提出几个尖锐的问题，龙的临场反应展现了精准的思路与犀利的龙式风格。 当然，龙应台有不认今日中国为其祖国的权力，她甚至有入藉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权力。昔日的“无产阶级战士”没有“祖国”；今天的“自由主义信徒”没有“祖国”，这都很正常。但是，龙应台却没权力把中国与中国文化割裂开来，更没道理把中国文化视为她的“祖国”。前者是因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无论历朝统治者是谁）是从不可割裂的；后者则是因为，即便龙应台可以把“文化”脱离“土地”，成为她赖以栖身的悬空“母体”，但在中国文化5000年的历史中，也从未存在过龙应台所珍视的“核心价值”啊！特别是在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儒家学说中，不仅没有“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元素；而且，还充斥着支持专制、倡导奴性的“伪善”价值规范（参见拙文：《“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２００３年３期《学术月刊》）。因此，我实在不知道，龙应台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恪守其“核心价值”的龙应台，理应背弃这样的“中国文化”才是，怎能将其视为“祖国”呢？ 我尊重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也尊重信奉左派理论的学者，我有许多这样的学界朋友。但是，我却不容忍任何背弃祖国的言行。有人为自己“爱国”提出一个荒谬的先决条件：不管中国是否在强大、在进步，不管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否在改善、在提高，他只看中国是否实行西式民主；只有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之日，他才能“爱国”。我认为，这是可耻的言论。因为这意味着，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无论曾创造出怎样辉煌的文明奇迹、无论对人类进步做出多大贡献，都是不值得他们爱的！既然如此，他们开出的爱国“期票”，对国家、对民族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政治秀，不做也罢！ 有着2000多年儒家传统的中国，创造了中世纪的辉煌，有其文化合理性（拙文：《“仁爱”……》中有详尽阐述）；有着800年“大宪章”历史和400年“五月花”历史的英美，创造出近现代辉煌，也有其文化合理性（电视片《大国崛起》中有简要概述）。今天，背负着传统文化的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需要一段很长的启蒙之路。在不断启蒙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文明进程，这是今天爱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或“核心价值”。特别是当下，在许多人正用经学“蒙启”（李泽厚语）时，这种责任更为重大。龙应台以“不认”祖国来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恰恰是逃避这种历史的责任，所丧失的恰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核心价值”立场——当然，这话对龙应台恐怕已没意义了。 附：关于对台湾民主的评价问题 在该文中，还提及了龙应台对台湾民主的评价问题。 “另一个中国学人质疑，龙常在作品中描述的台湾民主太理想化，却未写出台湾民主的种种可笑和不可取，也不提出中国应如何实践民主的解决方案，这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龙说，台湾与大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大陆对台湾民主只做污蔑和负面报导，强调民主在中国国情之不可行，她必须提供不同官方角度。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责任是为读者指出思考的盲点，如何去解决问题则是政治人物的责任，也不应混为一谈。……” 龙应台作为作家，只承担批判责任，不开“具体药方”，这无可指责（实际上，任何政治批评都包含“药方”在内）。问题是，龙应台自己对台湾民主的评价，是否公正客观；台湾民主的问题，是否是大陆“负面报导”捏造出来的。 我承认，大陆知识分子对台湾民主进程进行评价，可能很难价值中立。所以，我非常重视来自台湾的声音。这里，我便介绍两个与龙应台不同的“声音”。 台湾一个著名学者兼“民主斗士”，前立委（因非正式谈话，恕隐其名），几年前来大陆出席一个小型座谈会。会后我当面问他，如何看待台湾民主。 他直率地说：“十年前，我来大陆时，别人问我，我是非常自豪的。因为我们台湾实行了民主。今天，你要问我，我要说，去他妈的台湾民主！”他接着说：“90年代，每年我到大陆来，大陆都面临许多严重问题，我也向有关方面提出批评。但过两年再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当然，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而现在的台湾，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经济也发展不了。台湾的中小企业，统统来到大陆。” 而另一位台湾哲学家，因是我的老朋友，则更直言不讳，称“台湾民主起码早了10年”。 这些学者教授的说法对不对，我不加评论，但10年来，我与台湾教授的工资差距缩小了数倍却是事实。 台湾的民主和选举，不旋踵进入了板块年代，政治领袖从此用尽一切手段，进行各类各式的切割，强迫所谓的“中性选民”选边站！一次又一次的操弄，一次又一次的割喉，统独和族群成了”切割手术刀”，台湾被迫成为两极化的社会。 代价，就是台湾的政治永无宁日，在内耗中，和世界潮流渐行渐远，所有的进步停摆，国家机制空转、竞争力衰退、台湾人民的自信和骄傲愈来愈虚无飘渺…… 今年的400年来第一烂的选举，是这种烂政治所开的花，结的果。在激化对立中，不论是18％的深绿，还是20％的深蓝，他们都“绑架”了各自的阵营，极端立场，取代了慎思明辩，“含泪”、“含怨”投票，成了选民每一次走进投票所时，无奈的宿命。 12年了，一个国中生，顺利的话，已经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了，不成熟的台湾民主，却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反转身子大步前进，走向堕落的深渊，真是何苦来哉啊！（作者：黄创夏） 该作者肯定也是知识分子。文中“台湾人民的自信和骄傲愈来愈虚无飘渺”印证了那位前立委感叹，至于“真是何苦來哉啊！”的涵义，恐怕惟有龙应台先生解读了。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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