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为了给大家更多的重要信息，本网将最近收到的《草根民主论坛》、《选择周刊》、《乌有之乡月刊》中的一些文章摘出来，汇成一集进行发表。这些文章由各种观点的作者所写，左中右立场鲜明，这便于我们了解中国的问题。]
社会动态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006年5月22日 目录
-------------------------------------------------------------------------------------- 辩证地看美国对胡锦涛的小动作和两面手法 黎阳 2006年5月22日星期一 （来源：草根论坛） 胡主席访美，美国方面小动作不断：又是降低规格，又是放人进场大闹，又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误”成“中华民国”。访问刚刚结束，美国立刻宣布允许陈水扁“过境”，对陈水扁“终统”的“惩罚”算是虎头蛇尾，无疾而终。 请人来作客，起码一要保证安全，二要以礼相待。王文怡大闹白宫，而且使用了威胁性的语言：“你的日子不多了”，这不仅属于在官方场合当众侮辱国宾，而且属于公开威胁别人生命安全。而如此有敌意有前科的人却仍然被放进了白宫警戒线。如果属于失误，那证明美国政府没有确保自己请来的国宾的安全和尊严的能力；如果属于蓄意，那证明美国政府没有确保自己请来的国宾的安全和尊严的诚意。再把司仪“口误”、公开宣布降低访问规格、允许陈水扁“过境”等等串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所有这些绝非偶然，就是小动作加两面手法。 对这一切台湾当局很高兴，觉得松了一口气。有些中国人则愤愤然，觉得是奇耻大辱。有些则把话题引向应该如何临机应对意外事变之类技巧性问题。但这属于枝节性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为什么要搞这些小动作？ 如果反过来假设一下：美国不但不搞小动作，而且热情得异乎寻常，接待得完美无缺，那倒未必是好事。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先例倒是有，比如戈尔巴乔夫。人家还得了西方的一大堆奖呢。待遇跟他看齐是好兆头吗？ 美国奉行的是彻底的实用主义。你以为一百六十多亿的定单分量不小了，但人家不屑一顾，因为人家的胃口远远不止这区区一百六十多亿。小动作不断，又捧起了台湾，说明美国人很不高兴，这从反面证明美国没有从胡锦涛的访问中得到最想要得到的最要害的东西：中国的根本利益。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老实说，美国的小动作和两面手法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它太露骨了，太明显了。请人来作客，却让人在官方场合当众受辱；刚刚说要“惩罚”陈水扁“终统”，却一转眼就变了卦。这一切的确能当反面教材，打破国内一些“精英”美国迷的白日梦，让他们明白：即使整天一心一意拼命压榨中国人，讨好外国人，对美国搞“不割地的割地，不赔款的赔款，不和亲的和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仍然满足不了人家的胃口。人家当年怎么夺得整个美洲，如今就能怎么夺得整个世界。你的那点血汗钱不够人家塞牙缝的。说到底，还是毛泽东的话是真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美国的小动作和两面手法不仅让台湾当局高兴，而且让中国的有识之士也高兴。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但却符合辩证法。（《环球视野》网摘） 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中国面临全局危机 杨帆 2006年5月22日星期一 （来源：乌有之乡电子月刊2006年第5期） （三）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 西山会议问题很大。我们要看什么人主导，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策划了很久，显然是先说服了上边出来说话以后，才开的会，然后就出来宣布：改革共识已经达成，应该停止反思了。 西山会议是有代表性的，难怪国内外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第一，他们的策划者是以高尚全为会长，以石小敏，樊刚，杨启先，李罗力等人为副会长，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这次是顽固反对“反思改革”的。但是，他们的“体改研究会”却是一个挂靠官方的组织，许多人直接就是原来国家体改委的官员，对中央反映意见，在国外筹款， 都是打着官方正式体制改革咨询机构。 大概应该不属于那些小自由派们鼓吹的那样，可以说什么“我就是自由主义，我就代表自由主义发言”，那种私人垄断的观点。这是多年以来直接设计改革的官方咨询机构。那么，他们的宗派主义在西山会议，应该说是彻底暴露了。 他们表面上请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实际上在人物层次上大做文章，坚决排斥那些真正有影响的，而且和他们有原则分歧的人参加。如最早参加改革的华生，邓英淘，王小强，丁宁宁，高梁，我，等许多人。他们在去年又罢免了温铁军的《中国改革》主编职务，换上了极右观点的新望，他这次竟然利用胡温讲话，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宣布“改革共识已经形成，反思改革应该结束”！真是狂妄啊！典型的阴谋专制手段。 西山会议一星期以前，由李稻葵，袁刚明主持，在清华大学召开改革研讨会，分别邀请了我，王小东，陈勇军，丁学良和张维迎等参加对话，会议气氛很好，彻底打破了他们多年妖魔化我们，“爱骂人，不能对话”的舆论。石小敏也参加了这次会，他的发言就没有什么真话，而是说俏皮话。我估计，他们正在筹备西山会议了吧。但是，他们还是顽固地拒绝和我们这些人对话，包括80年代许多老改革派，包括经济学非主流派，包括新左派汪晖等人，包括香港的丁学良，郎咸平等。反思改革，就是我们这些人倡导和推动的，“体改研究会”对我们长期持这种非常不友好的排斥态度，怎么能够有代表性？想达成改革共识，不和这些主导反思的代表人物对话，难道能够自己“内部会议”单方面达成吗？ 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内部会议”，却邀请了贺卫方这样的，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外部人”参加，其宗派主义性质已经彻底暴露，比起清华会议是一个倒退。 我们应该向中央和国内外说清楚，这个会议及其主办单位，都只代表一方观点，体该研究会在改革和反思改革中间，都丧失了代表性和公正性。 第二，石小敏在“内部会议”的发言才是真正的，就是要“引导反思”。于是他们采取了“釜底抽薪”，“分化瓦解”这一套厚黑学的老办法，加上剽窃知识产权的新办法。他们把我们多年以来的观点，那些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的东西，拿过来说，好象出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比如，前几年他们肆意攻击中央的亲民政策是“民粹主义”，现在又大讲反贫困，还把我十年以前就提出的“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变成社会保障基金”的观点，说成是吴敬链和林毅夫的。这脸皮真是够厚的。但是，他们只吸收具体层面的意见，核心思想不仅不变，反而变本加厉。 他们剽窃我们一些东西，然后扛着改革开放的旗子，把我们进一步分化瓦解，把次要人物拉拢，把主要人物继续孤立，甚至在背后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把我们描绘成反对改革开放，然后有他们单方面宣布“改革共识”。这就是他们的策略，非常卑鄙的。另外一方面，西山会议是逼胡出来说话。 人算不如天算。宗派主义，窃取反思成果，维护错误方向，这样的人物，机构根本没有资格出来达成什么“改革共识”，非要硬充首领，就要能够团结大多数。象他们那几位的胸怀，我十五年以来已经领教够了，他们的失败不仅因为观点，更因为其胸怀和品质达不到。结果，他们这次就失败在宗派主义上。贺卫方和他们有天然联系，他们让贺卫芳去骂共产党，一马勺坏一锅粥。这样的人物在极右阵营里面“自我爆炸” 已经有好几个了，说明什么？ 天意啊！现在网上只声讨贺，不注意西山会议的恶劣操作手段，是错误的。 （四）极右派可能把中国引向全局危机 反思改革如果到此停止，被他们垄断，他们会继续右转，直到把中国带入危机。 下一步是推进金融改革，逼迫所有金融机构拿出一部分股份卖给外资，不管你经营好坏。下一步是要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大约30万亿腐败资金，人民币自由兑换是要让腐败资金转移出去。现在形成两个对流，腐败资金只是转移出去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每年出去大约三百亿美金，每年进来投机资本三百多亿美金。现在是进的比出的多，所以中国一片繁荣。过几年之后，投机资本突然撤出一次，那就是金融危机。 未来可能有全局性的四大危机：1．大面积严重自然灾害。2．台湾和日本铤而走险。3．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崩溃。4．腐败发展到失控。 西山会议的极右派可以吸收的是那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政府实际上已经在办的事情，比如医疗教育，扶贫，环境保护，他们回避的，正是改革开放中间可能出现的全局性危机问题，这类问题在没有出现的时候谁也不信，一旦出事就难以挽回，而且也不会有人负责，他们仍旧可以说“所有问题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西山会议总的路数，实际上是默认这类崩溃的。他们想主导反思，主导改革，实际上已不可能。 现在你要想改变经济格局，投机资本马上撤走，造成经济崩溃。不改变经济格局，等腐败资金走完了，也是要出现崩溃。因此极右派最不能吸收的，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理论，他们在谈对外开放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们之间的人，包括他们请去的不同意见，有没有提倡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没有。 这些真的不象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象国家机构，怎么能够搞改革开放就没有一点国家观念？高尚全坚决批判的就是：有人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了中国改革？这是骇人听闻。 我看，象这样的共产党部长级干部，无知或者丧失警惕到这种地步，才是骇人听闻。最近《环球时报》刊登了消息：美国号称10万情报人员。难道在中国就一个也没有吗？骇人听闻的是：国内许多部门出现多起严重泄密事件。 “对外开放要注意国家安全”，是温家宝在两会上说的，怎么不见“改革开放派”们出来论证啊！ 让野心与野心相抗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政治学学者 刘军宁2006年5月22日星期一（来源：《选择》周刊2006年第83期）2005年以来，一个以前只存在于政治学词典的专有名词，开始在中国媒体舆论中频频使用。这就是“利益集团”。2006年两会期间的舆论更是把利益集团当作重点话题。不仅如此，这个本来流行于美国的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是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人们纷纷谴责利益集团影响和操纵公共政策。“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口号已经亮出。有人断言，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内忧，成为改革的影子杀手。为此，有人疾呼“叫停改革”，以免改革成为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似乎一切都是利益集团惹的祸！一时间，对利益集团说“不”声震天价响！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以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斥为利益集团的，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权势分利集团。真正的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产物，是权力与商业利益分离的产物；在中国，权势分利集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权力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利益集团是公民自由结社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公民不能自由结社的产物；利益集团是消除行政垄断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强化行政垄断的产物；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自身；权势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政治权力。所以，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还不是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缺乏真正的利益集团造成的：一方面，权力与商业利益密切挂钩，另一方面，真正的利益集团发育严重不足，普通民众无权组织起自己的利益集团来参与利益竞争。 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利集团。他们之所以强势而表现出集团性它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权势分利集团有组织以地区、部门为势力范围，以行业利益为纽带，有执照，依托党政权力瓜分和占有经济资源和商业利益，靠权力分利，是权力和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巨无霸。这些权势分利集团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他们排斥民间力量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依托权力无节制强化其寡头垄断地位。这些权势分利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的，官商完全一体。他们的主管今天是企业的当家人，明天就可能是高官，后天又是银行家。在中国，这些权势分利集团所向披靡。他们最有能力向决策者施加压力，利益最有保障。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顾名思义，是利益取向相同的自愿结成的团体。利益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有组织的，二是纯民间的。现在根本不存在利益集团所需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按照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其监督和领导。这样就使中国目前所有的社团具有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性。一切团体只有取得行政挂靠之后才有可能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因此，这些组织都不是纯民间的，而是挂靠、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无处挂靠的利益群体根本就注册无门，哪里有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现在的立法与决策过程根本就没有为利益集团预留空间。在我国目前尚未承认利益集团地位合法化的背景下，有权势分利集团，有到处散落的利益诉求，有作为权力附着物的半官方组织，就是没有纯民间、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尽管如此，我认为，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民众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因为，承认人的利益，就意味着承认人们追求与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在追求和捍卫利益的过程中,相同利益的追求者志同道合,形成为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追求和捍卫其利益，这是正当的权利。只要利益无法禁止，利益集团也无法禁止，因而也就不应该禁止。允许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就要允许这些利益集团来竞争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因为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不可避免。事实上，禁止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正中权势分利集团的下怀，这样就没有利益集团与他们竞争了。帮助弱势群体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励他们组织起来，结成利益集团。 政治学有个经典主张，这就是：让野心与野心相对抗，让权力与权力相制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应该允许、鼓励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禁止利益集团和利益竞争，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是，国家为利益集团亮绿灯，为权势分利集团亮红灯，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让所有利益集团平等竞争，让国家退出市场，让官员退出企业。 中国也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在文明社会，政治参与越来越多地是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对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常常就是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一股巨大的分权力量，能够有效地垄断与极权。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利益集团，就没有民主。只有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才能加速民主的到来。 中国改革的弊病：局部竞争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经济学讲师 赵阳 2006年5月22日星期一 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在完全竞争成立时，市场机制的优点才能充分体现，竞争效率达到最优化。不完全竞争的极端便是垄断。但是就人们作为个体和局部群体而言，并不能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得到利益最大化，特别是短期利益最大化。 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上台执政，开始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政策。 撒切尔夫人最主要的措施是大规模将大量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产值从1979年GDP的9% 下降到目前的2%。 （Griffiths and Wall，p139） 历史上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遭到英国国有企业工会和雇员的强烈反对和抗议。现在，在其他国家，美国，日本邮政民营化同样也遭到该产业雇员的强烈抵制。 这是个行为常识问题，西方国有企业除了内部次竞争环境外，最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享受大部全体竞争，他不竞争或有限竞争的好处。即他人竞争带来丰富的物质社会和自己教宽松的次竞争工作环境。如终身工作保证，无再就业压力，较高社会地位等。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问题，如国有企业改制损害职工利益，贫富差距问题。同样也源于这最简单的自利行为。只不过竞争和不竞争存在巨大反差。凡是政府审批程序出来的，房子，医药，教育，价格都极高。审批程序越多，当然，价格也越高。凡是生产线上工人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价格都极低，可以说全世界最低之一。 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争论问题，郎咸平更多是从会计学的角度得出许多国有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劳工阶层的利益。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国有企业如不改制，国有资产流失更多。因为只要国有企业存在，将来的流失会超过现在改制的流失。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对，只不过是结论为谁的问题。但从利益公平观点出发，我则认为郎咸平完全是对的，因为现在国企改制，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先看一看，十几年来国企改制，大部分采用职工买断和下岗失业的方式。参与改制的大部分劳动者群体，是利益受损和牺牲者。有的长期失业，失业救济金还不够缴纳社保，医保。大部分改制职工收入和福利下降。‘减员增效’当年的流行语和经济学的竞争能促进发展应是一致的。但是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者，却得不到利益，甚至是牺牲者，他们的竞争产生了利益外溢，外溢给不竞争的群体。产生了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和这些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和电子产品。也产生了世界上最高的收入房价比和医疗费。 也有借国企改制之名，增加个人和集团利益。这些企业改制后，或根本不需要改。企业经营机制没变，竞争力没提高；个人风险没增加。上到管理层年薪几十万，上百万，下到超社会水平工资收入。高收入来源一是国家注资，国家买单，实际是国民买单，包括下岗工人买单。二是垄断行业资源，也就是国民资源，直接以垄断价格从消费者得到超额利润。 可见，国企改制还是复制了双轨制模式，即部分企业抛入市场竞争，部分不受市场竞争机制制约。改制截住了部分国有资产在一些领域，如生产，商品流通领域的流失，并以这些产业工人为代价。使国家能增强对金融，资源垄断行业国有资产流失提供资金补偿的对冲能力。上千亿的资金注入国有银行，证卷行业，资源垄断国有企业；理论上也加大这些行业搬运国有资产的能力。国内有三大财富熔炉，一是银行，二是证卷，三是低汇率和原有高补贴的国有外贸出口，现在出口补贴已基本消失。国外经济理论认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者， 存在减资行为 （decapitalized）即找机会把国有资产搬回家，除了腐败行为外，包括高工资，高福利等。 政府部门为何要对这些经济部门区别对待，当然有他的利益所在。这里要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国内某受人尊敬的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提倡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结论是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没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认为研究的最终结果应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相当一个时期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果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改变政府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为政府通过宏观税收，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第一，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权力将削弱，利益将变小。政府由企业的领导者变为服务者。限制了设租的权力，也减少了企业寻租活动。第二，政府改变职能也就意味市场力量将变强大。市场不稳定特征和表现将考验政府在税收，货币，汇率等宏观调控能力和增加管理者的职业风险。转变职能减少了政府部门的利益，却增加了风险。没有哪个政府部门会接受的。可以说，从转变政府职能来讲，政府部门是最需要改的部门。 判别一个经济体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的经济增长是直线型的还是曲线型的。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总量是由许许多多企业和家庭独立的微观行为的总和，有低潮和高潮。 对于企业改制中失去工作保障，失去医疗福利保障的劳动群体，他们的愿望是回到80年代较平均的社会，至少失去工作后，还能回到公费医疗年代。他们手中的铁饭碗早已不在，而一些人手捧金碗，还嫌少。以加薪能增加国内需求为由，提出继续加薪。下岗失业工人去哪加薪，许多竞争性企业，效益不好，加薪也只是加到档案里。 没有各个利益群体和集团的力量均衡，不可能会有竞争机制的普遍性和非歧视性。也不可能有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劳工群体代表着中国农民的未来，因为大部分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将从农民工逐渐融入劳工群体。中国劳工问题也是三农问题。 深圳侠客“不买房行动”震撼神州 沈泽玮 "我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愿意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在深圳发起"不买房行动"而撼动神州大地的中国网民邹涛，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如是说道。邹涛，32岁，不带任何组织背景。他单枪匹马为民请愿，心怀江扶弱助贫的信念，手握互联网的运用技术，活像个穿梭于现代及古代的怪侠客。为对抗不合理的飙涨房价，邹涛4月底于网上公开发帖，呼吁民众三年内不买房，拒绝当个"一辈子为房子累死累活"的房奴。 有人质疑他做秀、有人视他为疯狗，但这个"幼稚"的行动，却恰恰挑动中国上万民众的敏感神经。短短13天内，热切呼应的民众据说多达1万6000人。 走出虚拟的网络，邹涛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夕间暴红，连带炒热积压多时的住房问题。这把怒火迅速延烧，从大江南北一路烧向中南海，引起当局高度关注。这个星期，邹涛还亲赴北京，说要向总理上书，反映老百姓买不到房的疾苦。 不过，身处风口浪尖上的邹涛最终还是没见着温家宝。出发时，他在深圳机场遭扣留11小时；踏入京城后，人身安全据说受威胁，个人网站也被封杀。不过，他的声音还是传进领导的耳里，温家宝过后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确有提到住房问题，这多少让邹涛"非常非常欣慰"。 沉迷于金庸小说 邹涛是何许人？这位祖籍湖南的"侠客"，自1999年起，替领不到工资的湖南农民工出头后，就积极投入维权事业。他沉迷于金庸小说，行事作风想必深受书中侠客影响。他敬佩同是湖南人的毛泽东，对湘中人"敢为天下先"的特质深感自豪。邹涛告诉中国媒体："说实话，一开始我就有英雄主义情结，湖南人本身就充满血性，敢出风头。" 英雄享受的掌声和赞美或许是莫大的支持力量，但邹涛意识到，光靠个人无法推动制度的改变。"就像鲁迅先生一样，他起初想当医生，可是他发现当医生只能救少部分的人，但是他当作家的话，他就可以用文章唤醒很多人。我的状态也是一样。" 于是，邹涛行动起来，多次发表网络公开信，讨论公共事务，自荐参选深圳人大代表、自荐直选居委会主任、三度参加政府听证会。他甚至主张，中国应有两种人大代表，一种是研究政策、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代表，另一种是草根代表，而他属于后者。 开高尔夫用具公司仍买不起房 这位"平民斗士"其实不是被压榨的低下阶层，他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还是高尔夫球用具公司的老板，生活应该不算差。只不过，公司年营业额虽有几百万元，他仍买不起房，就把一个月租约300新元的房子当窝。既要维权又要赚钱，具双重身份的邹涛，生活秩序乱了，和妻子也散了。据说，邹涛的前妻因他的"侠客"性格而爱上他，但也因这样而离开他。女方留给他的话是："如果你是别人老公，我会很欣赏，但自己老公就不能忍受。" 随着网络普及，中产阶级挣脱心中的枷锁，在网上踊跃批评时政、表达诉求已不是新鲜事。但在相对保守的政治体制里，敢跳出来说话的人，需承担的风险就更大。他们靠的是热情？是纯情？是炒作牟利？还是真心奉献？ 在一片议论声中，邹涛于北京接受本报特派员采访时疲惫地说："我觉得忧国忧民，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吉林省将公开招聘非公企业工会主席 中新吉林新闻网5月20日消息：去年7月，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办事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0名工会主席，成立5家非公企业工会联合会。昨日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省总工会主席包秦等领导视察后决定，在全省九市(州)推行社会化公开招聘非公企业工会主席。10名公开招聘的工会主席，负责街道民企、私企、合资等中小型非公有企业，承担为工人维权、帮助企业更好管理、与乡镇工会对接、为急需服务员的企业举办民工专场招聘会的创意之举等工会工作，这在吉林省工会系统中还是首创，同时省领导决定在全省九市(州)推广清和街道办事处的做法。(来源：新文化报) 布什寄望于中国年轻一代 (博讯2006年5月15日) 布什在他的“起居室”会见了三位来自中国的“家庭教会成员”余杰、王怡和李柏光，中美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前所未有。由于双方身份的特殊性，与小泉“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一样，这件事显然不能被解读为单纯的“基督徒之间的会面”，而是蕴涵着特殊的政治信息。它一方面表明美国已经稳固了其冷战后一强独大的霸主地位饭巳颍衙挥姓嬲芏云涫敌杏行е坪獾亩允郑虼似湫惺陆。 此次三人所受之礼遇，为其民运前辈所未有。可见美国扶植中国国内和平演变力量的重心，已经放到了犹在国内的年轻一代：只有坚持在国内，才能影响国内的民意和局势；只有年轻，才能在最具变革活力的国内年轻一代及新兴阶层中建立起影响力。因此这次会面既是民运全体的喜乐，也是老一代民运人士的哀歌——这标志着一代新人换旧人，老的已经过气了，犹如大江东流，去意无回。 会面事件的另一重信息是：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国际上强势支持者，还是中国国内以和平演变为理想的中坚人士，都已形成共识：宗教力量，尤其是与西方血脉相连的基督教力量，可以作为组织和平演变力量的突破口及国内运动的长期性依托，以打破执政党对社会力量组织化的严密控制。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皈依”基督教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理论上有所谓神学自由主义一系，认为宪政民主的理想社会需要“超验之维”支撑，自由制度的有效性端赖于普遍的社会信仰，而且有一些人认为只能是与自由主义血脉相通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从东亚、东南亚到东欧、中亚，基督教都是和平演变的最具韧性的依托力量。信仰的力量是最难压制、最难摧毁的，政治活动家要做的只是把这种精神力量导向于某一具体的政治方向——显然，由于西方强势话语的长期“启蒙”，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虽然此次会面打着“推动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但从宗教信仰自由角度看，会面弊远大于利。对中国宗教信仰的自由空间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当局而非美国政府，如果说此前中国当局对能否放松宗教管制还抱有迟疑，还可能怀有“适度放开可能也翻不了天”的侥幸心态的话，那么此次会面就彻底断绝了这种幻想——既然对手都已经把宗教信仰自由视作最犀利的武器，中国执政者自己当然不可能再主动授人以柄，自己往刀口上撞。可以预计，此次会面后，中国的宗教政策会实质趋紧而非放松；包括正在进行的与梵蒂冈的沟通，都会放慢步伐。 作为老牌政治家，布什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后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原因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布什的真正目标并非什么“推动宗教信仰自由”，而是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宗教自由只是幌子，正象他在其它国内国际问题上高举此一幌子一样。由于基督教在美国国内代表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强势话语，所以花花公子布什、曾经的酗毒之徒成了上帝不离口的虔诚信徒。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他自己真正的利益目标，布什可以毫不迟疑地损害他宣称信仰的宗教的利益，就象此次会面一样。 对于此次会面的这种后果，三位来自中国的“家庭教会成员”同样心知肚明——既然他们知道为他们自己回国后的可能境遇担忧，怎么会想不到此事对国内宗教自由的负面效应呢？他们欣然而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布什是同样的机会主义者，同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同样是意在政治而非信仰。据说会面时布什与三位客人分享了“成为基督徒的个人经历”，并且发现了彼此的“非常相似”之处——他们确实“非常相似”，同样的伪基督徒，同样的信仰机会主义者。 笔者支持信仰自由，但真正的信仰自由与心灵自由一样，是距离世俗物质层面最远的精神领域，它对政治制度、人文环境没有任何特殊要求，没有什么样的强制能够剥夺心灵之自由。退一步说，中国当前的宗教政策也已经给真正的宗教信仰提供了自由空间；中国当局所极力防范的，只是那些带有政治意图或政治倾向性的宗教或正常宗教的政治化。真正的宗教信仰应该远离世俗政治，因为以神的尺度来衡量，世间的一切皆充满污秽与不义；所以神之国只能行在天上而非地上。 将世俗利益的毒药包裹在信仰理想的糖衣下，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一批“圣徒”，他们并非个个都是在欺人，也有一些是自欺：强迫自己相信一些“超验”的东西，并且沉迷进去，从而可以对与之相矛盾的事实、现象视而不见，在一种吸毒者的亢奋中保持精神自洽——仅仅近百年来，这样的剧目已经反复在中国上演；今天不过是换了一种标签，换了一套道具而已。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8:43 PM | 0 comments 余杰等与布什总统会谈要点 (博讯2006年5月12日) 布什总统：谢谢各位的光临。（亲自向客人介绍参与会见的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顾问兼首席撰稿人、白宫新闻发言人等高级官员。国务卿赖斯原定参与会见，后临时有其他事务离开。） 这是我私人的会客室。我通常在这里接待我个人的朋友，我曾经在这里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你们是勇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会见你们。我非常愿意倾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余杰：首先，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安排这次会见。我们刚刚在您的家乡米德兰完成一次圣经课程的学习，我发现那里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争取信仰的自由。 布什总统：太好了，我的祖籍虽然不在米德兰，但我在那里长大，我的信仰和价值观在那里形成，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自由。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戒掉了酗酒的恶习，感谢上帝。 余杰：阿门。米德兰的词意是“中土”，与“中国”相近，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上帝早有奇妙的安排，要通过小小的米德兰将福音传到庞大的中国。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增长到数千万人，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年轻的一代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画家、音乐家纷纷受洗归主，包括我们在座的三位。 布什总统：你今年多大了？你成为基督徒是否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余杰：我今年三十三岁了。 布什总统：啊，你真年轻，我已经太老了。 余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只有十六岁，但这一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发誓要成为一个捍卫自由和人权的知识分子。天安门事件也让我开始思考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人为什么会如此杀人呢？中国最缺乏的便是爱，而爱和公义是从上帝而来的。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的基督徒，我们与以前那些没有信仰的民运人士之间有了根本的不同。我们在上帝的引导下，用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非暴力的手段来改变中国。上帝必定会在中国兴起马丁•路德•金、图图大主教那样用信仰来改变国家的属灵的伟人。我记得两年前，因为发起起草一份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而被警察抓走，一名便衣警察在审讯中威胁说要制造车祸消灭我，但我仍然为这些警察祷告，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知道。在这一点上，马丁•路德•金是我的老师。 布什总统：是的，马丁•路德•金，他改变了美国。 余杰：中国人民越来越意识到自由的不可或缺，总统先生是否记得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那位站在坦克前面的勇士？中国的基督徒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捍卫信仰自由。美国政府支持他们，既符合上帝的公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再也不能犯当年雅尔塔会议那样的错误了。 布什总统：你有妻子吗？有孩子吗？ 余杰：我与妻子已经结婚五年了，我们还没有孩子。 布什总统：啊，还有人敢于成为你们的妻子，我认为她们比你们更有勇气。 余杰：是的，我同意总统先生的看法。我想，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在信仰的道路上，我和王怡的妻子都比我们先成为基督徒，我们的妻子是我们属灵道路上的老师。我看过总统先生的传记，当年第一夫人也给总统提供了许多属灵的帮助，也可以说是总统先生的“老师”。 布什总统：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正想提及第一夫人，在我们家里是劳拉说了算。你的妻子在做什么工作呢？ 余杰：我妻子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她原来在国有公司和私人公司工作，因为我的缘故，两次在秘密警察给老板施加压力后被解雇。她在新公司工作了一年多，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也许因为她是在美国公司里的缘故吧。我的妻子的收入比我多。 布什总统：好啊，就是应当如此，你们很聪明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家务。这也让我想起了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问题，美中的贸易对两国来说越来越重要。有人建议美国应当封锁中国，中止与中国的贸易，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坚持自由经济的观点。我认为美中贸易的拓展，必然会给中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开放的经济与自由的体制是相关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你们来说，有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你们的妻子能够在其中工作，为你们提供经济保障，不也很好吗？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贸易放弃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余杰：是的，我也不同意将中国封闭起来。但人权是不能被牺牲掉的，法国和德国都是那样做的，他们的领导人在中国公开说“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我们一起赚钱吧”。他们在中国得不到尊敬。 布什总统：美国斯不会这样做的。德国最近有了变化，默克尔总理即将访问北京，我刚刚跟她通过电话，建议她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向中方强调人权问题。 余杰：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布什总统（打了一个响指）：啊，要是现在我能够将美国的油价降下来，我就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帮助你们呢？ 余杰：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都持续地、坚定地向他们不表达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关注。 布什总统：是的，我们一直在这样做。当我第一次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会面的时候，我就向他谈到我的信仰以及我对自由的认识，我希望这样做能够降低他的“警惕性”。后来我见到胡锦涛的时候，也向他谈及此点。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信念，也是我们国家的信念。 余杰：是的，这样做很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驻华使馆可以定期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人士、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等聚会，以显示对他们的支持。美国驻越南使馆已经这样做了。但驻华使馆还太谨慎。 布什总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现任驻华大使是我的大学同学，是我的亲密朋友，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能够看清问题实质的聪明人，我一定会迅速地将你的建议转告给他。 余杰：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比如互联网公司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个人资料，导致包括我的朋友师涛在内的四名中国作家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受到了残酷的虐待。雅虎公司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的道德根基，也破坏了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布什总统：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有一个问题，这些公司都是私营公司，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我也注意到，最近几个月来，这些案件被媒体广泛报道，许多股东也对这样的事件感到震惊，在舆论和股东的压力下，我相信这些公司会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 （谈话结束之后，布什总统亲自打开面朝玫瑰花园的玻璃大门，特意带领来宾来到橙色客厅的阳台上观赏花园里的美丽风景，并与客人合影留念。） （在会谈中，王怡谈及了个人的见证、对官方三自教会的看法等问题，李柏光谈及了使用法律武器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为狱中的囚犯争取信仰权以及个人在狱中的生活等广泛的话题，这两部分内容参见王、李两位的记录。） (博讯感谢余杰提供以上内容） Tuesday, May 16, 2006, 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劳动者不快乐！ 张建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中国劳动者的处境如何呢？他们快乐吗? 总的来看，在中国，劳动者并不快乐。快乐的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有些人也把他们看成是劳动者，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劳动者，他们真实身份是食利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剥削者。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实际上就是被剥削者。在中国，劳动不再受到尊重，劳动不再是高尚的活动，劳动者已经成为了剥削阶级剥削的对象。劳动者已经成为没有本事的代名词。 广大的民工是劳动者，但民工劳动不是为了快乐，是为了生存。并且，常常被拖欠工资，还无处申诉，所以，民工劳动，但他们不快乐。农民是劳动者，但农民劳动，也无法快乐，因为劳动一年，也不能保障基本生活。并且要为子女上学、看病而发愁。所以，农民是劳动者，但农民不快乐。 城市工人是劳动者，但他们也不快乐，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力，成为了下岗、失业人员。所以，他们不快乐。个体工商户也属于劳动者，但他们也不快乐，因为他们不能享受假日待遇。 在中国，真正的劳动者，是没有快乐的。他们劳动，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付出很多，但多数人收入微薄。他们生活艰难，时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忧虑。所以，他们不可能快乐。他们收入微薄，是因为他们是被剥削者。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低下。他们劳动，他们是劳动者，但他们不快乐，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被剥削者，是他们在中国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权力。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在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卑微地位，微薄收入，艰辛生存、生活条件，让他们不能快乐，无法快乐。五一国际劳动节，民工、农民、下岗、失业人员不快乐，因为他们不能享受国家五一节的法定假日。所以，在中国，劳动者不快乐。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房价给温总理写信 五一长假，看房归来，心情沉重。想起温总理书桌的右手边还放着块思天下万民忧乐的铭牌，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于是提笔（其实是键盘）写了这封信。 温总理 钧鉴： 我是一名诚实的劳动者，依靠工资生活，而且我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交了税的。同时我也是您的选民，虽然不是直选，但是我相信代表我的那位人大代表在选举中一定投了您的票。我以国家公民，劳动者，政府的纳税人和您的选民的身份，有些话要说。 我生活在北京，已过而立之年，应是成家之时，面临着买房的问题。可自钧座2003年上任之后北京房价一路飞涨，特别是在2005年所谓的“宏观调控”以来更是突飞猛进。现在我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或贷巨款成为房奴，或寄人篱下看着房价继续上涨，看着自己用辛苦劳动换来的税后工资不断贬值，看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梦渐渐破碎。 今年两会时您也曾经说过为房价感到痛心。结果您的话音刚落，似乎是开发商们生怕您的心不够痛，京城房价又是一通狂涨，不知您现在又作何感想呢？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即使您真的为房价感到痛心，也肯定没有我这样的小老百姓更痛。您贵为内阁总理，应该不用为住房这样的事发愁。房价对您来讲只是文件中的一些百分比和数字。但房价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您可曾真的知道或是真的想知道？ 一些专家和官员们说：“那就租房吧”。哎！我听说您幼年在天津的小巷长大，想必住房条件也不是太好。普通老百姓心中对住房的渴望，特别是对自己的房子的渴望，您应该有所了解，只是不知经过了几十年宦海沉浮还记得否？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她一生可能结不止一次婚，但是可能只买一次房。买房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性不次于结婚。租来的房子叫家吗？难道说您真的让您治下的百姓租一辈子房？ 还有一些专家和官员们说：“可以先买二手房过渡嘛”。报告总理，二手房的价格已经直追新房了。这也许是您和您的幕僚高参在办公室里想象不到的。 以我的感觉自软绵绵的“宏观调控”以来，北京房价至少涨了30%。我被骗了，是哪个大骗子骗的我呢？那些让人看不懂的调控政策和包括您在内的政府官员的暧昧表态，感觉上更像是和开发商打情骂俏。任何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都不会对此持有这样的态度。 五一看房这几天我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房子快没了，赶快签了吧，下期开盘涨几百几百”。昨天看到了一个消息，北京竟然有10多万套可售房屋在开发商手中未售。我的天！想想吧，再加上炒房团手里的房子和售出却没有人住的“鬼屋”。我愤怒了。这难道不是囤积居奇吗？这难道不是哄抬物价吗？这难道是“宏观调控”就能解决的吗？这难道就是“和谐社会”所应有的房地产市场吗？这叫市场经济吗？在您的治下出了这样的事，你难辞其咎。记得历史教科书上说，刚解放时在上海也有这么一批不法商人搞得物价飞涨。结果中央政府以坚决决心和雷霆手段解决了此事，真是大得人心。值50多年后您领导下的内阁效仿啊！ 总之，我对您在房地产问题上的施政非常不满。我以国家的公民，劳动者，政府的纳税人和您的选民的身份，要求您站出来承担责任。第一为内阁的失政正式道歉以谢国人，第二立即采取措施降低房价而不仅仅再是什么“稳定”和“抑制”了。否则在我心中总理的选票将永远不会投给你，更不会把你和“爱民”这两个字联系起来。 我知道我终究是要买房的。若干年后我也许会在那间房子里和我的后代们聊起当年买房过程中的经历。这中间难免要提到一些人，当我提起您的时候，不知您想让我说些什么呢？前一阵有个电视剧叫《武林外传》我很喜欢，主题曲中有句歌词我想送给您“呛呛啐，呛呛啐，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游艇一天观看，珠江水质令人胆寒 应客户的邀请，蹬上客户新买的游艇，从中堂到珠江，再由珠江往北上流溪河游玩，储备三天的消耗，因为朋友人数多而一天半基本消耗清光，沿路还要不断的补给。 今日早晨6点出发，沿途吃喝不在话下，主要游玩项目是寻找一个水质清澈的流域。12人下水游泳，共同回味童年河涌戏水的感觉。 珠江流域沿途的水质不敢恭维，几次想下水都被水面漂浮的油腥臭味吓得畏缩，游艇的主人不甘新船下水扫兴朋友的雅致，加上主人的新手驾船兴奋度非常浓烈，熟识水性流域的正驾在旁边指导着主人沿着珠江流域掌舵飞驰，目标一定要寻找一个水质清澈的流域，但行至一个叫石门返照与南海里水对岸的地方，据正驾介绍：这里是石门水厂，曾经水质清澈可现在的水面象酱醋，始终找不到一个能下水游泳的地方，大家似乎有点泄气。 游艇的主人细心问讯正驾，那里才有水质清澈的流域？正驾想了半天才无可奈何地说：自己虽然驾船十多年现在也摸不准哪个流域水质可以游泳，要不改变下水游泳，要不沿珠江北流域几个水厂附近找找。主人决定；为了不让朋友扫兴，继续沿流溪河北上找寻水厂附近清澈流域。 主人交回正驾掌舵，因为正驾对水性流域和驾船技术比较熟练，沿流溪河北上几个水厂都走过了，其水质没有一个理想，在一个叫江高镇的水面流域，河水更是臭不可闻，大家彻底泄气了！正驾对主人说：最后还有再上几海里的江村水厂流域还走吗？ 主人略加思索：不到黄河心不死，上！就算是酱油缸也要染一遭。正驾加足马力继续向江村水厂流域驶去，大约用了15分钟，游艇到了江村水厂泵房，大家眼呆了！泵房侧边一条支流小河涌源源不断地向自来水厂的泵水位涌来酱油般的黑水，几个朋友看到后直想吐！主人马上喝令正驾：转舵转舵转舵！马上返航。 从贪污到通货膨胀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2006年5月 一九八三年，高干子弟拿着半寸厚的批文走天下的传言时有所闻。我见过两张，有盖章但还没有填上内容。很难说卖批文是不是贪污。一九八四年，官商勾结的传言四起，贪污的声浪变得明显了。我当时是高兴的。 为什么听到贪污会高兴呢？当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前者，从下向上或从甲向乙获取例外的方便是走后门：是一种特权交易，算不上是贪污。做得过分不好看，但等级特权无从界定得一清二楚，后门交易要接受。我在大学作正教授接近三十年，特权不少，找我求方便的人无数，知道自己可以乱来一下还是在权力的范围内，只是除了学术与跑街头巷尾我什么也懒得管。 贪污取代走后门，显示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我早就知道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过程中，贪污一定会出现，但想不到来得那么快，所以高兴。但到一九八五，北京考虑推出物品分类管制，我蓦然惊觉：那是印度！跟着大声疾呼。当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旁观者的提点他们都考虑。我大呼中国走向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也跟着叫起来了。 细心衡量，人类的权利界定制度大概只有三种。其一是以资产界定权利，其二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其三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三者都有减低租值消散之效，但从管制法例而得的收入，超越了政府指定的，我们称为贪污。巴拿马、印尼、印度等地方的经验，是管制法例的权利可以划分得清楚，可以制度化而固定下来。一旦制度化，改革就胶着了。 中国的改革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其间必经之路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一九八五年的中国，管制法例无数，每项法例都可带来贪污收入，干部频频走位，彷佛在玩音乐椅游戏，只要音乐停顿下来，大家找到了座位，改革就终止了。当时不少学者建议中国的改革要缓进，我破口大骂，说不能让音乐停下来，宁可乱，也要快，否则不能冲过印度那一关。 以物品分类管制容易协助界定贪污权利，可幸北京最后没有推出。当时最常见的贪污行为是倒买倒卖。那是要有价格管制才能成事，而价管只能在国营企业才容易施行。当时我不太担心这价管可以持久，因为水出鱼，鱼饮水，羊毛出在羊身上，价管不是免费午餐，需要的庞大费用支持来自政府。问题是不少有特权的把价管得来的枱底收入，送子女到外地读书（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协助找英国学位，生意好得很）。倒买倒卖的收入当然不容易放弃，但以之支持子女留学的是定期费用，要解除价管很困难。 我花了不少墨水主张解除价格管制，尤其是为了维护价管的枱底收入，国企要争取垄断权益。当时杭州的丝织行业就要维护养蚕的专利，而丝的价管倒卖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支持价管的言论主要是恐怕物价上升，国家职工承受不起，骤耳听来言不成理，但一九九一年我认为不是全错。 一九八八年七月，邓小平与赵紫阳于北戴河硬闯放开价格，闯不过。传言四起，政权局势很紧张，使我考虑取消佛利民（弗里德曼）到北京之行。但朋友说赵紫阳之会已经约好了。九月十九日下午佛老与赵老谈得好，大家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说得清楚。想不到后来某刊物大做文章，说我要倒邓保赵，更想不到在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发后，北京有两份内部文件说我和佛老是北京民运的主导者。我不认为是误解，而是政治的需要才把佛老和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还相信，间接上，赵总书记下台与他坚持放开价格有关联。 回头说八八年九月十九之会，赵紫阳对解除价格管制的看法显示着他对经济有深入的理解。政治不论，经济上他与佛利民（弗里德曼）只有一点分歧。佛老认为要立刻解除外汇管制；赵老同意汇管要解除，但要在解除国内所有价格管制之后。两个都对！赵老认为国内的物品一半有价管，一半没有，相对价格不合理；外间没有价管，相对价格是合理的。一旦解除汇管，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相遇，可能出现汇率不合理，增加原料成本，所以要先解除价管才解除汇管。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取的支持汇管继续的理论。佛老则认为既然解除价管有困难，解除汇管会增加解除价管的压力。这也对。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获诺贝尔奖，我飞到斯德哥尔摩去替他讲话，遇到佛利民。谈起中国，我对佛老说当年催促中国解除价格管制可能是错了。国营企业的生产弹性有问题。放开价格，产出不跟着上升，国家职工的薪酬相当划一地由政府规定，他们可能跑到街上去。这样看，解除价管是要与把国企改为私企一起推行的。但在那时，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奄奄一息，或输清光，银行是出粮机构，政府给国企输血成为例行公事。 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倒买倒卖的贪污，比起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与地产有关的贪污，是小巫见大巫，而又因为后者牵涉到银行，通胀急剧上升。 我可能是「始作俑者」：两年前在深圳遇到几位退了休的干部，他们说中国出售土地起于我的建议。是一九八六的春天，深圳政府邀请我到那里谈经济，尤其是关于土地使用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了西方的土地法例，解释了使用权可与所有权分离，然后大胆地建议他们卖地。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佛山发行债券也不准转让，卖地的「资本主义」形象明显，提出来彷佛天方夜谭。但我知道他们有财政困难，解释利害关系之后，我不客气地指出不卖地他们不容易找到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于是建议他们先搞好土地法律，然后拍卖。再澄清，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长文《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刚好是我的生日）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改革后的第一次。今天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可能因为大部分地区是新发展，以多人口看市容是中国之冠。 不幸的是，拍卖可以贪污，法庭可以贪污，而通过关系拿得地皮通常涉及贪污，高干子弟上下其手也算是贪污了。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经济放得宽，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的获取或明或暗，而有关系的到银行借钱发展房地产，银行也贪污，相当公开的：利息率有枱上与枱下之分，而有盈利要枱下分账。听说央行印银纸印个不停。改革初期是三十五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黑市汇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国民收入增长的数字，从改革起北京低估。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胀率，他们也应该是低估了。 朋友，不要以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改革的负面评价。绝对不是。无可避免的事，我们要接受。贪污只不过是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是历史上最困难而又最成功的改革，只出现过这一次。世界上不会有比我更客观的学者，躬逢其会，认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过程，加上自己的阐释，大概地记录下来。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2006年5月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很快。 最近一两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要超过印度，那是非常难的事。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制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提高其价值, 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 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见面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上一年的财务状况，上一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币，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币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币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000多港币。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它银行与金融公司还不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此前从来达不到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000多港币的利润，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印度的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此外，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都是外资的或私营的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帐的比率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的程度远远比中国高得多，所以他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的私有企业、呆坏帐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自己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000个非金融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有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即使是孙大午这样的能人，融资也非常艰辛,逼着人们只能打工, 没能创业。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到我原来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也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之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缩小，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之下，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就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百分之百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很多基金会也都是如此。去年，印度股市长了百分之五十几，前年涨得更多。很多基金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更多时候是一种行政安排，是行政计划场所而不是市场交易场所，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迟钝，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是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制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它的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中宣部以及其他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个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到当今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恢复这些传统的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就没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各家国内电视台的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一进去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但是，如果在产权制度上仍然不能做到从国有制改为全面的私有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口号。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的资金，因为在国家垄断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都是国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之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私有制这两个根本性的动力发挥作用，而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互相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是19世纪末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种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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