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陆续发出一些重要文章，首先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的，在这篇文章里，周教授清楚地分析出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弊端，这一段话很精彩：“挂钩的汇率反映不了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你生产率提高了，份额就增加了，你交换别人产品和服务的筹码就增加了，但是挂钩的汇率没有反映这个现实，这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低估，只要中国产品服务质量在提高，价格又低估，国外的需求一定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巨大的源源不断的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形成了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进入中国，每一块钱进中国的美元银行全部要八块多钱的人民币付出去，人民币不断地付，就是我们这一波物价普遍上涨的基础。”周教授在这里看到了国内通胀的原因，但没指出中国国民财富廉价地外流，所以，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所导致的不仅是通货膨胀，还有国民财富流失。另外，此文集每天都在增加新文章，新增的文章都放在前面。请大家注意。]
令美国人兴奋不已的厚礼 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问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2月28日 目录 傅国涌：《我们需要这样的“对话守则”》 段振坤：《耕者有其田立法的四项原则》 杨芳洲：《令美国人兴奋不已的厚礼----关于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章星球：《地制改革仍可在“市场经济”幡号下进行》 《中国官办工会的挑战与机遇》 周其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问题----中国改革与发展》 李炜光：《税收“三性”再认识》 秋风：《国有企业的利润幻象》 安聪慧：《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感----在宁波北仑发展论坛上的演讲稿》 仲大军：《政府应如何保护企业的权益？》 田忠国：《中国如何堵死微软设在全国上下的安全门？》 何必：《铁矿石并购案当中的中国表现》 张光辉：《传销魅力几何，探秘传销的骗人伎俩》 ------------------------------------------------------------------------------------------ 我们需要这样的“对话守则” 杭州学者 傅国涌 2008年1月 原载《公民》第10期， 不久前，《瞭望》周刊2007年第46期做过一个“十七大纵深报道”的专题，其中有篇文章列举了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些特征，比如社会矛盾显形化、矛盾冲突群体化、矛盾博弈政治化等等，文中说，“转型期一个简单的问题往往会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矛盾个体往往不直接要求解决自身问题，而将问题与转型期的腐败、人权保障等政治问题相挂钩。”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分析，但对于“矛盾博弈政治化”这个说法，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博弈”这个词是和讨价还价、相对公开、公平的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对峙，也有妥协，有得寸进寸，也有让步后退，如果一方独大，处于强势的利益群体和弱势的利益群体之间是很难有博弈可言，有之，也是强势的恩赐。尤其是在强势利益群体几乎完全主导了规则制定权，没有制定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愿意制定出与其他利益群体博弈的规则时，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谈论博弈一词。缺乏有序的、有规则可依的对话机制，博弈只能是无序的博弈。再说，“博弈政治化”，我觉得博弈政治化只有在社会存在对话机制或者出现这种契机时，才可能性存在，否则，连真正的博弈都没有，又哪里来的博弈政治化？ “对话”这个词，20年前曾写进了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一度是个热门新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当时，这个词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以“对话”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曾经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过几次新的机会。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在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实力派代表和孙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以“南北和谈”为名的对话，双方联手达成了把满清朝廷送进博物馆的结果。1919年前后，在一片纷乱的军阀扰攘声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经在上海的会议室里坐下来，以对话方式试图解决中国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问题，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本民族再次带来一次空前的契机，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毛蒋会谈，就是一次政治对话，为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铺平了道路。 在1946年初拉开帷幕的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坐下来的对话不仅仅是对立的双方，还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间的观点、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就有不同，无党派社会贤达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立场，38个代表，在重庆山城的对话、博弈曾经牵动着全国许多人的关心。要说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的、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价值，桌子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谁也没有一口把对方吃掉的可能，最后不能不达成妥协、平衡。对话的魅力、妥协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来之前，尽展无遗。口才便捷、学养深厚的罗隆基、王若飞、王世杰等人，都在那一刻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风度都进入了历史。 对话被暴力取代，是中国的悲剧，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人也曾经选择对话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解决利益纷争，而且不止一次。20年前，“对话”这个说法在官方文献出现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协商对话”。18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的全部梦想，就是希望以“对话”方式，以公民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的观念，当时已深入许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心中。最终没有能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当然负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责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民间一方就没有任何可议、可思的地方，在对话的大门没有完全关死之后，在非实质性的对话机会还存在的情况下，在对话现场的表现，今天看来仍有许多值得反省、检讨之处。当时，民间有某些代表的激愤、夸张情绪，显示出来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离通往一个“对话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一晃18年过去了，“对话”这个词也早已退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国仍处在一个“公开信的时代”，但是，我相信，“公开信的时代”终将被“对话的时代”取代。因此，讨论“对话”这个概念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在18年前的那个冬天，哈维尔等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了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居住区、大学校园到处张贴，希望广为人知，以便监督。 “公民论坛”提出的对话守则：
大约10来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8条守则时，真的是耳目一新，内心极为震撼。8条守则简单明了，而且很实用，它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同时也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只有成为双方共同信守的规则，这样的守则才是有效的。这个对话守则实在太好了，值得人人学习，大力推广，特别是有一些守则恰好是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中所缺乏的。无论是强势利益群体，还是弱势利益群体，归根到底都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对话中生活，而不是在仇恨和暴力中生活，对话是最佳的选择。学会对话，就是要告别自说自话，告别赢家通吃的意识，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当然也要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逐渐就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共有一片大陆，共有一个时代这些观念形成共识，在包容克制中化解矛盾。有矛盾并不可怕，矛盾也许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矛盾的姿态，学会在对话、博弈中不断地解决矛盾，这个过程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哈维尔他们制定的这8条 对话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范例。我们生活在“对话的时代”前夜，这样的守则对我们尤为珍贵。
发件人："xia sanmen" <sanmenxiatudisiyou2006@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2 21:26:5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段振坤：耕者有其田立法的四项原则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四项原则 段振坤 2007年12月28日于北京 12月份以来，黑龙江富锦市和陕西省大荔县、华阳市的农民，率先突破目前僵化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要求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权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形势迫使我国的知识界和政策制订者，必须开始从立法的角度思考问题，充分包容各方有关土地问题上的合理主张，消解各方的各种担忧。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百年理想，在立法原则层面上，形成尽可能大的共识。 耕者有其田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叶提出，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在国共两党的主导下，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不料50年代后期大陆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收了回来，农民沦为饥饿，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1979年凤阳小岗村农民仅仅是为了活命，率先突破了集体劳动的方式，带动了全国农民分田到户的浪潮，结束了饥饿的历史。集体所有制的实质在于阻止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农民至今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仍然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今天应当重新确立耕者有其田政策，把土地产权归还农民。 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土地制度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土地既不能实行隐藏罪恶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能实行简单的自由放任制，也就是说既要实行土地产权到户，又要保持家庭经营的自耕农制度。这需要一个既坚持原则、又很灵活、能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制度。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原则，它没有制度缺陷，也十分灵活，放之四海而皆准。耕者有其田原则在台湾和日本的实践，至今充满着活力。 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大陆非常类似，也是人多地少，因而台湾经验和日本经验对中国大陆十分重要。日本《农地法》的农地耕作者主义，是对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原则的最好解释，其宗旨是“农地由耕种者个人所有”。农地耕作者主义，是以耕作者权益为核心的主义，围绕耕作者形成一系列立法原则和规则。台湾和日本土地制度，经验成熟而丰富，对中国大陆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一条原则是土地产权属于耕作者。 耕作者没有土地产权，不是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唯一合法主人，事实上处于任人宰割的雇农地位。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为政府官员的土地寻租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耕作者拥有土地产权，土地寻租和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才能受到完全制止，自耕农的利益才能得到法律保障，也使农民更加珍惜土地，激发农民长期投资的热情，稳定和提高土地产出率。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二条原则是取得耕地的目的仅限于自己耕种。 第一，取得耕地的资格只限于从事农业的耕作者，不从事农业的人无权拥有耕地，完全排除耕作者以外的人获得土地的权利，只有直接从事耕作的耕作者的权利才应该获得保障。在土地市场上有一个获得耕地的资格审查，这个资格审查的门槛主要用于防止非耕作者购买耕地。 第二，取得耕地后，必须自己进行耕种。这就是说，土地不能用于出租，只能用于自己耕种，这样就防止了个人拥有过量土地，防止了地租经济。必须自己进行耕种，排除了不在农村的非耕作者取得土地的可能性。 第三，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和工业与服务业转移，这部分已经完成转移的人口——长期生活在城市、有稳定职业的农业人口，由于他们不再直接从事耕种，他们将不再有资格拥有耕地，他们的土地必须上市整体出售。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三条原则是限制耕地的所有权移动。 第一，土地市场是管制和规范市场，根据耕者有其田原则，必须建立严格的土地上市审查制度，这与企业上市进入证券市场的审查一样，只有经过严格的上市资格审查的土地才能合法出售，以限制土地产权的转移。这道土地市场的门槛在于保障耕者有其田，防止农民因为贫困或赌博、欠债等出售土地，把生存问题转嫁给社会，造成社会痛苦。事实上土地市场主要存在于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落后的贫困地区与内地很难形成土地市场。 第二，土地出售必须是整体出售，不能部分出售；购买必须是整体购买，不能是部分购买，防止土地进一步碎化，防止农民零星出售土地，防止出现少地农民。 第三，没有完成职业转移的农业人口，也就是在城市没有稳定职业，没有资格出售自己的耕地，兼业农户必须保留土地。 第四，只要是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不能够上市出售，防止变成无地农民。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第四条原则是限制耕地的转用。 根据第三条原则，土地私有化后的耕地是受到严厉保护的，耕作者不得随意改变耕地的用途，否则将征收惩罚性耕地占用税。必须设立严格的耕地转用审批制度，限制耕地转用，保护基本农田。 在土地私有化后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中，通过政府管制来规范土地市场，以确保自耕农制度，保护耕作者权益。 耕者有其田既限制土地产权的转移，又促进土地产权的转移。在土地转移不成熟的内地农村，主要是限制产权转移，防止因各种因素出现无地和少地农民；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就是促进土地流动和产权转移，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开放的、竞争性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收入要比从事农业收入高，从而构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刺激。随着农业人口比例逐步下降，通过土地市场，耕作者就可以逐步加大土地耕作规模，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效率。 耕者有其田立法的三项原则，应当是不能修改的永久性的原则，需要写进宪法作为宪法条款来加以保障，以确保一个耕作者利益得到切实保证的自耕农制度。 （作者为三民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政治五原则》一书作者。）
发件人：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1 12:52: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传文（附件） 令美国人兴奋不已的厚礼 ----关于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杨芳洲 2008年1月1日 据新华社报道，为期一天半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12月13日在北京闭幕。对话期间，双方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等多项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会后发布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 现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外资参股中国银行的上限 据悉：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方狮子大开口，公然要求大幅突破外资参股中国银行25％的上限为45％。虽还未获我正式批准，但“中方承诺，银监会研究外资入股银行比例，明年（2008）底前结束；……目前由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亲自领导的一个评估小组正在对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进行研究，这一小组的工作已经进展多时。”［注1］ 根据美方代表会谈后喜行于色，并对我谈判代表夸赞不已的举动，以及历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方总是大有斩获而我总是吃亏的历史记录；再根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表示“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注2]（而美方此次会谈确也表态“给中资银行国民待遇”。）以及此君一贯媚外卖国之劣迹，（如自弃我宝贵的一年准备期而提前金融接轨，又如银监会2006年2号令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自废我股份制银行可以是完全的民族企业的经济自主权等，）因此判断，此事还真悬！ 45％！对于上市公司已是稳坐第一大股东交椅而实际控股，即使离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也仅一步之遥！一般上市公司有30％－40％的股权即可控股，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满足美国人45％的股权胃口，而仅将外资持股上限增至30％，稍有闪失，我银行即可被他人从容控股。即便现在只允许外资参股25％，我银行也依然存在稍有闪失即被控股的危险。而这种闪失，有无限多种可能性，防不胜防。或是外资操控多个户头，在二级市场悄悄吸够可控股股权；或是遇法律纠纷造成我股权比例降低；或是我们根本不对症的货币紧缩政策，虽抑制不了通货膨胀却能制造经济衰退和大量银行坏账从而使我银行经营亏损，以至不能满足巴塞尔协定8％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再度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而我若要确保银行不被他人控股，则将不得不从二级市场高价回购自己的股票，造成重大亏损，进而再次落入被外资乘人之危廉价兼并的陷阱。 金融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而银行是金融的核心。银行自有资产只占其全部资产的8%，控股银行不仅可有二、三十倍以上杠杆效果，而且控制了庞大的社会存款等于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我银行一旦被外资控股。则我经济主权和宏观调控能力尽皆丧失！我十四亿民族之命运将尽操他人之手！不仅我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将处于外国资本全面监控之下，外国资本将利用其在华金融垄断地位轻易控制我国工商农贸诸产业，占尽重要经济利益。并以其金融产品不断制造出巨额债务货币，排挤我国家财政货币发行利益而俨然享有事实上的中国货币发行权。并制造出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和巨烈的金融动荡。 利用其金融垄断，外国资本不仅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中，而且可随意制造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外资控制了我金融，如同在我经济肌体中遍插财富外流的粗大血管，使物产、储蓄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成为其全球一个主要财富抽血体，最终必将使我因经济严重失血而彻底衰败。 外国资本利用其对我的金融垄断和经济控制，必进而谋求实现对我政治、舆论、文化、教育、司法、外交和军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 总之，我银行若被外资控股，一切财富、权利、尊荣将尽归他人而与我无缘，留给我们的则是穷困、卑贱、耻辱、污染、疾病、死亡、动乱、分裂、沉沦。我中华民族将永世轮为他人之卑贱奴仆而再难有翻身之日。 当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因受美国误导采取紧缩政策，造成其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和亏损及普遍经济灾难，于是美国大银行趁其寻找“战略投资者”“救火”之机“剪羊毛”，以最低代价参股控股。待到这些国家金融业被美国等控股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经济自主权。即使民意选举左派上台也难以改变经济受制于人之尴尬处境。由此可见，美国对我宏观经济政策的误导造成我普遍经济困境（尤其是银行金融系统）后再乘我引入“战略投资者”之机参股，完全是其兼并拉美国家银行金融业以求控制其经济命脉的阴谋再现。而今其谋求对我银行控股之企图已图穷匕见且咄咄逼人，我若无视拉美诸国前车之鉴坚决顶住，必重蹈其覆辙。 因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关键核心地位及其以小博大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对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影响及支配控制作用，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包括美、日、英、印等都对外资入股其银行业控制甚严，未曾有一个法制严格的发达国家有过像我银监会必须有外资入股这样的政策规定。显然，银监会所推动的与国际金融接轨，决不是学外国这类维护金融安全控制风险的好经验，而是学不怀好意的金融强国希望我们效法的拉美、东欧引起经济灾难的错误政策。 银监会按其职责，应是维护我银行及金融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意志的代表。但其却反其道而行之，专以自弃经济主权利益并最大限度地放大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为能事，这本身就是其金融监管职能应查处的渎职卖国行为。因此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对其严肃处理查办！ 二.关于外资发行A股股票、债券及金融债券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根据《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A股），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券。”[注3] 早在2005年1月，《上海证券报》的一篇文章中就曾点破：“专业人士指出，允许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实际上是为外资发起人提供一条退出渠道。”[注4] 两年多前，我也在评论A股全流通及《美日对华经济战三把刀》等一系列文章中都曾指出：“一旦外企在A股上市，其在中国的经营风险就全转给了中国人和中资机构。这样外企既可利用我廉价的劳动力赚大钱，又可利用中国人的钱从而彻底甩掉风险。他们不是作为A股市场的投资者而是作为A股市场的融资者去吸收中国人在A股的投资。其相当一部分原自有资本因被替换为中国投资者的股本而可逐渐撤出中国，因有境外投机资本继续涌入，这部分（以外汇的形式）撤出的外资可能并不会显露出我外汇储备的显著变化，即外汇储备总量由于境外投机资金的大量进入掩盖了实业外资的大量撤出。外汇储备总量可能变化不大，但其结构变了，实业外资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投机外资则日益增加。最终我外汇储备中投机外资将大大超过实业外资。这时，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及随后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就难以避免了……” 我在这些文章中还指出，（美、日等国）“要使其在华企业既利用我廉价劳力和庞大市场赚钱，而又能完全避开美、日等蓄意制造的金融风险和经济灾难。而外企尤其是大型外企（以及他们身后的各国政府）当然也清楚我所面临的巨大金融及宏观经济风险。因此他们都迫切需要在华外企摆脱其经营风险。而全流通的股市，无疑是其规避风险并于危机来临时迅速撤出资金的最佳途径。”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要其本位币可与世界货币自由兑换，并且还有外汇和股票的期货市场，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期货市场巨大的风险便可能同时光临对宏观经济具有关键作用的汇市和股市。……现在这一切形成经济灾难的必要条件都在有条不紊地进展着，而且都是通过中国人自己在推动着……。” 还在股权分置改革的酝酿阶段，一些人就将A股全流通说成是“允许外企来A股上市等等”“很多重大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注5]。全流通股改刚推出实行，立刻就有主流媒体跟进炒作外企A股上市问题 [注6]。 之所以在全流通后外资未立即A股发行上市，是因当时A股还未炒高，也是因人民币自由兑换，股指期货和汇市期货（或准期货）等对我金融打击的条件正在酝酿而未成熟。现在这些条件都快差不多了，A股也炒高了，外资A股发行也就必然要准时登场。尤其高规格的美国政府代表团专程来京将此搞定，证明了我两年前的预见――外资大量A股发行因其也是对我进行金融打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必定在此之前出现。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是对我将进行金融打击的前兆！忽视此警报，让外资大批发行A股，美国等操控国际资本对我金融冲击再无任何顾及，我则必将在这场经济战中惨遭失败！ 现在看来，不是“相当一部分（外资）原自有资本”被中国人的钱替换而撤出中国，而是在股市已被炒高的形势下，外资必定高溢价发行A股，所圈之钱必大于其在华所有投资，外资公司将成为实际上由外国人控股中国人出钱的“中资”公司。外资也并非等“危机来临时”才迅速撤出资金，只要其发行了A股，不用等其上市，其原有资本即可超额收回而变成货币形式外流，这无疑是财富外流的又一巨大源泉！很可能（不待境外金融冲击，）仅因此就可导致经济灾难！ 实业外资只有存在于各种具体产业形式上，才能利用我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赚钱。而各种形式的产业资本不容易迅速变现撤离，只有货币形式的资本流动性最强。外资发行A股，产业资本变成货币超额收回流走；因圈的钱多，未流走的部分依然可以控股，使其产业形式的资本依然毫发无损，只不过其构成变成了（由外国人控股的）中国人的钱。 我国不是资本充裕的富国，而是存在着大量极贫困人口及众多领域急需大量投资的穷国。我国储蓄率虽高，但长期以来不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股市融资功能极度弱化，致使我大量本应变为投资品的储蓄，（除资本外逃的部分外，）不是大量流向海外支撑美国经济，就是流入楼市爆炒房地产。我大量企业因无融资渠道，或破产倒闭，或不得不忍痛被外资廉价兼并，造成我极严重的失业问题。对股市本应完善法纪和监管体制，维护投资信心，使其充分发挥直接投融资功能，使我们的企业能有融资渠道，以平衡储蓄和投资，削弱房地产投机，增加就业和产出，并抑制通胀。 在自己的大量企业严重缺血无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却将有限的资金让外资圈走，不仅造成股市及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血并很可能因此而导致经济灾难，而且使来自境外的金融打击再无后顾之忧而很快将变成现实。 就国际经济效率而言，资本从充裕地区流向贫乏地区才是其效率所在，而从贫瘠的地区抽血反哺富得流油的资本输出国，如同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瘦马给跑得最慢的肥猪输血，这是什么效率？既害自己，也损害世界经济。 股票是不退股的，因此，发行股票者必须有绝对的诚信，才不会是抢劫社会。外国资本可信乎？外资都是唯利是图全球流动的，圈钱后不会跑吗？那要看具体情况。《新京报》2007年12月14日披露：“第四季度‘钱景’黯淡的美国银行昨日称，正考虑将持有的部分建设银行股票变现，正在与建行高层商谈具体的‘让他们感觉合适的持股水平’……当前银行股受宏观调控影响，在明年贷款规模减少情况下，盈利会受到影响，加上当前A股市场波动较大，使得海外投资机构看空建行股票；另外，受次级债危机影响，美国银行内部可能资金紧张，急需资金进行资产重新配置。”[注7] 这就是我们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趁我被误导的紧缩政策搞得经济低迷时以最低价（0.94港元）参股，然后享受着我宏观政策变化导致经济大环境改善，以及我银行业垄断性巨大存贷利差，待股价暴涨10倍（现建行市价9.5元/股）已到顶点，而其国内因次按危机资金困窘时，就要将其赚中国人的满钵财宝卷回家了。如此利用我经济波动大量抽血，我如何不穷？彼又如何不富？ 我们能指望其它外资不是这种二道贩子式的“战略投资者”吗？全球众多巨型跨国公司多数落户中国，就其规模和“业绩”而言，很容易做到符合发行“条件”，且其发行规模，及参照其外国股东的高定价发行，当从我融资功能弱化的股市抽走多少血？！我众多民族企业，将只能眼睁睁看着股市有限的资金被外资吸走而继续面临因无融资机会而不得不被外资廉价吞并的厄运！而大批外资在中国市场因直接融资吸血而迅速膨胀，又当对我仅存的一点已危在旦夕的民族产业血脉构成多么严重的威胁？！ 况外资还不仅是惟利是图，国际资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关系历来纠缠不清，因此很难排除其除利己心之外无害人企图！很难排除其牟利动机不会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外交企图！很难排除其无配合美国、日本等对我进行经济战，不断制造剧烈经济波动洗劫中国的企图！现在，它们可以用我们中国人的资金这样干了，靠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国际资本在华迅速膨胀的实力，如同在我经济肌体生长出心怀鬼胎的巨大毒瘤，使其可任意制造金融及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任意兼并中国企业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且用中国人的资金收买中国政府官员，全面渗透并控制中国。 如此，我们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就将成为用来剥夺我们仅存的最后一点经济自主权的“异化”力量。而且将如恶瘤一般扼杀我们自己而向外淌血喂肥他人。正如我前不久的一篇文章所言：这是典型的癌症渗透术在经济战中的运用。 允许外资发行债券及金融债券，其危害并不比其发行A股小。 表面上，债务是要还的，发行债券也会有抵押。但债券是有价证券，可用于抵押贷款，外资银行可以其金融债券及其它外资公司的抵押债券派生出10倍的贷款和存款，即仅抵押放贷就创造出相当于这些债券面额10倍的债务货币。外资金融机构放贷后还可将此类债权打包流通，生出新的债券或其它金融衍生品，派生出更多的债务货币。外资必将利用其发行（有限）债券的权利制造出大倍数的债务货币，这实际上等于授其货币发行权。必将严重排挤侵吞我政府财政的货币发行利益。 外资必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技巧”将这些债券及其衍生品玩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利水平，最初的债券发行面值及本息负担相比之下简直不值一提，这不是外资会以此创造财富，而是其将日后比其暴利更大的亏损和风险及通货膨胀甩给了中国社会。因这种以债务为抵押而不断派生出的债务货币，由于其抵押物皆负债取得，因此是社会在为投机作担保，一方面制造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必将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次按危机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为鉴吗？ 外资因此而获暴利不仅是我财富的严重流失，这个在我经济肌体内迅速成长的异类癌瘤，还因吸食我之血脉而获得对我进行金融打击及兼并我民族产业空前巨大的能量。 今年通货膨胀除境外热钱大量涌入的外部根源外，我银行贷款主要用于支持房地产和金融投机也是重要的内部根源。我们效法美国制造债务货币的金融创新：可用一份资产抵押贷款→购入股票→（以贷款购入的股票）再抵押贷款→再购入房产→待房产证办妥，再将已大涨了的房产卖出→然后再买入股票→再以股票抵押贷款→再购入房产……如此无数次不断重复贷款和投机炒作的交替循环。虽然抵押物与贷款有一个价值比例，但不断炒高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使（靠抵押贷款买入的）抵押物与贷款的价值比例实际上已被填平。因此，理论上贷款→投机→再贷款→再投机……可以无限循环下去。从而不断创造出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债务货币，成为今年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内部根源。严重侵占了国家财政货币发行利益，并造成我银行金融系统新的巨大风险，及资源配置的严重浪费失衡。 但仅限于国内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只要财富不外流，肉还是烂在锅里。政策错误也都可以纠正。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股票、债券，以我资源玩我金融，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是会有巨额财富外流，二是其“金融技巧”创造巨额债务货币的能力不知高出我国银行系统多少倍。（这点本事对于他们只是重操故技，实在不能算创新。） 目前我国企业发行债券都要经严格批准，金融债券更是慎之又慎，怕的就是扰乱金融。（十几年前还有一个姓沈的为此送了命。）而现在却将此特权给予外国公司和银行，对其实行超国民待遇。不怕其扰乱金融？ 所有类型的通货膨胀，不论是需求型的还是成本型的，都有办法对付（但不是央行紧缩货币的办法）。只有两种通胀最难办，神仙也没辙。其一是财富大量外流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失去对应的物质财富即成废纸。）其二是滥发货币引发的恶性通胀，如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前所为。（以有限的财富对应无限的货币，货币也成废纸。）而我们允许外资公开发行A股、债券、金融债券，则是这两种恶性通胀的叠加。一方面是外资大量吸血，财富大量外流。（外资发行A股也是吸血。）必导致恶性通胀。另一方面则创造出大量债务货币，仅此也将产生恶性通胀和经济灾难。如此两种恶性通胀互相交织，焉能有救？！ 我们这几年已经存在非常严重的财富流失问题，大小贪官非法收入造成资本外逃至少在4000亿美元以上；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注8]；再有各地各部门招投标歧视国货，高价进口昂贵的外国设备（如铁道部）等，财富外流也是天文数字；此外，央行前些年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的次按抵押垃圾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一千多亿美元投资于美、英金融机构，为其次按危机救火；还有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其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又至少造成成千亿美元财富外流。 抑制通胀是中央一致的决心，但为何要在存在严重财富流失的情况下对外国人再开财富流失和债务货币的口子？岂非与中央精神南辕北辙？ 我现在仅有3家银行在美开业，而我境内美国银行有10多家，外资银行机构300多家。我国内银行允许外资参股比例高达25％，深圳发展银行已被美国控股，广东发展银行美国股权达38％。而美国金融机构只允许我参股不超过10％。 美国等西方金融资本参股我大银行每股价格仅≤0.2美元。我因此仅一年就流失财富1.7万亿元[注9]。而我在美、英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时救火参股，股价并不比其二级市场低多少，比外资参股我银行贵几十倍――二百多倍。我因此而严重亏损。（如黑石。） 据报道外资发行A股“其定价过程必然会参考外方股东在其他市场上的定价水平。”[注10] 而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海外上市公司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当初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其中，中石油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注11] ） 我们就是这样对外开放！为了美国能给我国民待遇，我就要给其超国民待遇。为了美国能给我发几个营业牌照，我就要付出许其大比例参股控股我银行的巨大代价。（而美国对我参股其金融机构，却连其对我要求参股比例的四分之一都不允许。）对外开放最起码的准则应是平等互利，我们为何总要低人一等？对手因我开放而获暴利，我们的利益又在哪里？ 这也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与国际金融接轨，而必须对其保持一定程度隔离状态的缘由。 我们那位首席谈判代表，已是皓首苍颜，所至之处，皆有无数天真孩童笑脸相拥，献花系红领巾，声声奶奶，句句祝福，为何有生之年不思为后辈做些好事？！来日无多还要“老骥伏枥”，遗祸子孙？！欲效法钉上历史耻辱柱之奸贼，留千古骂名？！ 中美经济都有其致命弱点，这些弱点各自发展下去都会垮掉。问题是谁先垮？双方实际上存在着后死为胜的赛跑。因此，美国必然要以其经济战因我之弱补己之弱，其咄咄逼人之势正是其内在紧迫感的表露。 比较起来，美国经济的致命弱点是难以改变的，此宿命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剥削全世界后的必然补充。而我们的危机却是内奸买办卖国造成的，这是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的，虽然看起来很难。 注1：见2007年12月14日《新京报》。
发件人：<gguggu@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31 20:51: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章星球：地制改革仍可在“市场经济”幡号下进行 仲老师新年好，最近发生黑龙江与陕西农民分地事件，引发我的一些思考，寄来文章一篇。 地制改革仍可在“市场经济”幡号下进行 深圳 章星球 和一些知名学者讨论中国土地问题，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很多人都把农村土地当做是国家拥有所有权了。还有曾热情宣传土地私有化观点的经济学者，其具体的私有化主张竟然是让国家把农村土地按价高者的原则自由买卖，殊不知，所谓“征地“，也只是政府依靠行政权力为后盾，把农民拥有永久所有权的土地买来后，再出售其中的几十年使用权给房地产商。虽然政府依靠权力贱买贵卖，但好歹还是首先承认了农民集体的所有权并先花点银子才能变成国有。直接把农地拿来出售的土地私有化，则连征地这一“买地”环节都跳过，岂不是对农民财产的公然抢劫？而一些支持农民地权的学者，则从应然的角度认为农民理所当然应该拥有地权，但农民获得地权只能以民主宪政为前提，这又等于把土地改革这一极其紧迫之事推向不可预测的未来。我的思考是，为什么不反过来，基于已有的法律与事实，在已经举起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旗下思考问题，以土地改革来为未来政改奠定基础呢？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仍是一件举棋难定的事，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政方针却早已高举很多年，所以土地改革是一定要挂到未来的政治改革大旗上去，还是在目前已经高举的经济改革的旗下可以先有所作为，是一件值得认真斟酌的事。在我看来，土地改革完全可以挂在经济改革的幡号之下，以理顺产权、交易、合同关系为名义来进行，并不是一件需要遥遥等待的事。 回顾中国土地制度史，从土改到1957年，土地都是农户私有，是以小农经济不如“社会主义”大生产更有效率为理由而改为农民集体所有。当时很多农民并不乐意，所以毛也曾说：农民要自由，而我们要社会主义。但是，当时并没有把土地收为国有，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农民都变成国家工人，要享受和工人一样的平等待遇，这是政府不堪承受的。所以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只是把包括耕牛耕具扁担风车箩筐以及土地等私人生产资料都凑在一块变成“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这一所有权主体从来只是以队、大队为单位、后来又改成以自然村或村为单位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组合，相当于数百万家民有股份公司。所以农民集体所有制与其说是“公有制”，不如说是大规模复制出来的“私营农业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种补充，就好比后来说私有经济是国有经济的一种补充一样。把集体所有说成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无非是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而已。所以从所有权属性来看，农村地权属性确实是私有的，这和我们今天不能把股份制企业称为公有是一个理。 集体所有满足了计划当局权力干预农村经济的需要而又巧妙地回避了责任，而这个权力一旦进入了，就不再容易退出来。改革开放，生产队、生产大队解体了，所有的生产资料除了土地以外全部都分给了农户，政府没有作出干预。唯独对土地，政府仍然保留着权力干预，包括后来的土地承包制，其实仍然是来自政府的一种“干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不应该在政府权力范围之内。政府曾经规定村集体必须合作经营，改革后规定必须承包经营，都同样是“规定”，都同样是干预，只不过承包制是是顺着产权私有的大方向干预而已。但无论干预成功或失败，都不改变其强制干预的性质，都不合市场经济原则。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既然连国有企业都搞了政企分开，凭什么对本质上为民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指手划脚呢？我们不能反对一家公司自由地分拆股份，就一样不该反对一个村民小组自由分解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产权。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计划经济时代计划当局对农村经济的权力干预所依靠的根本不是产权，而是从经营管理权上介入的。农村土地制度中作为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是个什么概念？有些地方，村集体、村民小组集体实际上和企业一样是作为经济组织存在的，准确的说法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有的地方没有正式成立农村经济组织。无论哪种情况，农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体都是“农民集体”，也不存在一个法人代表来行使所谓集体所有权。所以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实际上指的是被捆绑在一起的若干个自然人。村民委员会其实既非行政组织也非经济组织，而是社会性组织，类似于居委会，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村民小组则不具法人资格。所以在土地承包制下，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其实是在向作为经营管理方都有点勉强的村民委员会承包土地。这和我们经常看到的，经营方作为承包人、所有权一方作为发包人那种承包关系完全不一样。政府的干预之手的准确插入位置就是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而把这只手请出去的依据恰恰是土地所有权。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最大的不同是，企业有行使企业所有权的法人代表，而“集体”没有能行使所有权的法人代表，企业股东有清晰的股权，而村民作为集体的成员是共同拥有地权，其不可拆割性是被政府不合理强制的。企业的股份合作关系是自愿的，农民集体的合作关系是被强制的。村民承包土地，按说只要全体村民自愿，完全有权想签多少年就多少年、想永久分给村民就分给村民吧，但是政府却插一只有形之手进来，强制规定只能签多少年。所以说农村土地的最大问题一是产权模糊，二是合同关系被强制，交易权、使用权被限制。农村土地问题的本质就是政府权力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强制干预，是计划经济的最大残留，所以要集体所有还是分地到户，就是要计划经济还是要自由市场的区别。农村土地改革，完全可以在经济改革的幡号下进行。 基于农村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的事实，那种把农民土地收为国有然后自由销售的土地私有化模式恐怕难以被广大农民所接受，个人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最佳选择就是分权到户。最后，我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提出四点建议如下。 第一：总体方向感的把握。理性，建设性，从尊重中国既有政治和社会现实出发，向英国光荣革命学习，将新一轮土地改革定位为继土地承包制后政府开明领导下的又一场光荣变革，并以此推动新一轮经济腾飞与社会进步，并为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奠定基础，最终实现中国的“光荣革命”。 第二点：比较不同私有化模式中各方利益损益情况。改革，尽管不能让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均等的增加，但只要能让绝大多数人不同程度得益，就能够把阻力降到最小。土地私有化，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国家通过征地强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全民所有”，然后按价高者得的原则向全社会拍卖；——实际上是就是目前征地模式的扩大化或极端化；二是把已经由村集体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进一步分配给村民，然后任由市场自由配置，有产阶级可以到农民手里去购买土地。三是大幅延长租期如林地可以从现在的50年延长至100年甚至200年，田地可以延至100年，放宽对土地用途的管制范围，允许自由交易。这三种模式之间，可以比较一下分别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不同人群的利益损益情况，会遇到什么形式的阻力，哪一种更具可行性，如何对可能的利益受损人群提供补偿。 第三点：尽量从已有法律与现实基础上寻找农民分地的合法性依据，而不是对现有法律体系全盘否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关键就是所谓“集体”这一非人格的产权主体无法有效保护村民的权利。如果去掉这种强制因素，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自然而然同时兼容“个人所有”与自愿集体所有（股份制）。这样的话，改革将只是让政府从农村经济中抽出那只干预之手。去强制、取自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第四点：结合住房问题。假如土地产权细分到户，并且拥有自由交易权，可以转为建设用地——至少耕地以外的荒地、山地、宅基地可以，这将极大增加住房供给，让更多人圆一个住房梦。因此，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正是推进土地私有化的良机，因为这将为困于房荒的广大城市居民带来现实利益。可考虑在土地私有化的同时给予城市居民住宅以永久地权。最大的受损者可能是那些户口已经进入城市，但又未获得住房的市民，因此必须为这一部分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供地或其它补偿手段。这样的话，户口在农村的农民分得本身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户口在城市已经买房者无偿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为所有权。户口离开农村到了城市而既没分到地也没有房的市民获得其它补偿，改革让每一个群体都获得收益，虽然不可能绝对公平，但阻力自然降到最小。
发件人："China Labour Bulletin" <editor@clb.org.hk>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31 21:27: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Bulletins]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s official trade union 中国官办工会的挑战与机遇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s official trade un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bour Contract Law tomorrow will be both a challenge to and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 to start acting as an authentic 可靠的 representative of and advocate 提倡 主张者 for labour. The law provides the ACFTU with the legislative tools it needs to negotiate genuine and meaningful collective contacts with management at the factory level. If however the ACFTU does not utilize this opportunity, China Labour Bulletin believes workers in China will sooner or later find ways to organize an effective counterforce to management on their own terms. CLB today publishes the second in our two-yearly series of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China. The report docu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ur movement from 2005 to 2006 and its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It concludes that while the movement may still be fragmented and disorganized, migrant workers, laid off workers and those still employed in form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now share the same experiences and suffer the same injustices. Workers in China increasingly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and face a common adversary. Indee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oday is analogous to the pre-unionized period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were routinely exploited by industrialists and factory owners.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grew as a response to that exploitation. The challenge for the ACFTU now is either to join China's growing workers' movement or to remain on the sidelines – an increasing irrelevance to the real issues. CLB's 56 page English language report outlines the economic, legislative and social background to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2005 and 2006, and examines in detail the worker protests that occurred in this period. It looks at both the "privatization disputes" that aro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and after the restructuring of SOEs, and also the more general labour disputes that occurred, primarily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response to specific and widespread violations of labour rights such as non-payment of wages. It examines the government's twin-track response to these protests - of conciliation in some cases and repression in others, and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ACFTU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protecting workers' rights. The report examines the official union's role in drafting and promoting labour legislation, the actions it has taken to lessen the burde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ose laid-off from SOEs, and its attempts to organize workers into basic-level unions. Finally, the report discusses the systemic problems that have thus far prevented the ACFTU from making a real difference in workers' lives.
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问题 ----中国改革与发展 周其仁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发言） 2007年12月 10月份中国物价指数创新高的时候正好是弗里德曼去世一周年，这就提醒我们世界上有些经济学家是不可以随便忘掉的。也提醒在座各位对学术中一些重大的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保持长久的关注，投入研究的精力。因为看物价指数没有什么了不得，年初的时候CPI是两点几，到了8月份的时候达到了6.5%，9月份降到了6.2%，10月份回到6.5%，11月达到6.9%。这当然是一组统计数据，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研究经济的人无论是政府的报告、统计数据，我们关心的是人的行为和行为当中包含的逻辑。因为这个统计数据代表了很多人的行为，因为很多人就会买下明年都用不完的东西，比如炒菜的油。一个人没有关系，如果有1亿的人都有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就会推断后面会发生什么，它会影响厂商，工厂生产多少油合适呢？这么好的市场当然要多生产油了，但是他又担心未来油的销量会下去，因为你买过一个量以后他要慢慢放在家里天天炒菜用，我们还要观察其他方面的行为，一个人过多地买了他当期的生活品，他对其他人会有影响，这就是刚才毕主任讲到要防止恐慌心理的蔓延，因为所有通货膨胀的研究都表明，它不是纯粹的算帐的因素，它也包括心理的因素、人群当中的互相影响，这个事情我想是我们关心的。 在关心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不依不饶的问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增长这么几年我们一直讲叫高增长、低通胀，这种宣传言犹在耳，但是这个局面怎么好像一下子就结束了，至少是出现了新的局面，我想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要探索这样的问题，除非我们在座哪一位是天才，一定要借助于学术传统，因为价格现象看起来很简单，真要把它理解清楚，并不容易。 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我刚才说到的弗里德曼，因为是他带进中国的，因为他三次访问中国，非常有意思，这三个年份都是中国的物价指数高涨的三个年份，我们没办法知道是因为通货膨胀指数高所以我们就把货币主义大师请来了，还是货币主义大师看到中国物价指数高，他觉得他的学术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所以他来了。但是这三个年份回过去看都是中国物价指数涨得比较高的三个年份，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弗里德曼到上海、到北京，跟包括经济学的学生做交谈时候那些记录，第一次介绍了货币主义的思想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从来不是就物价谈物价，从来是把物价的大幅度的持续上涨看作一个货币现象，换句话说，通货膨胀这个“货”不是商品、不是服务、不是具体的粮、猪、肉，而是货币。当物价的整体形势不是个别物价发生阶段应变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到货币量里头去寻找原因，弗里德曼的著作就是大规模的翻译介绍中国，80年、88年，凡是现场听过弗里德曼在北京、上海演说的中国政府官员，我认识其中一些人，都认为对他们认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开辟了另外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是不是就物价谈物价，一定要到货币里头去寻找原因。所以货币主义有一个概念很简单：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 那我们就问货币多了物价才会普遍上涨，为什么货币会多呢？这就涉及到货币是怎么发行的，在这一点上货币主义的传统，认为在这个领域里市场是有一点失灵的，不能要求市场自发的形成一个稳定的、没有通货膨胀效果的货币，一定要有中央货币当局，这也是一个政府机构，在美国叫联储，在中国改革以后叫央行，这都是政府机构，是由政府来决定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政府的官员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是有可能出错的，无论动机如何、愿望如何，而这件事情只要一出错，市场当中的人：家庭、个人、企业、地方都没有办法，因为它是基础信号的歪曲，它会带来很多行为的歪曲和紊乱。所以弗里德曼的主张我们大家读过都知道，他认为有一个叫做货币准则，因为他相信他老师讲的一句话：要让准则、规则高于权威。当一个货币机关成立以后，权力非常大，一定要有些规则来限制这个权力机关行为的范围和方向。当然，弗里德曼提的这个准则很简单，就是正常的经济增长超过5%，那么货币每年增发的量就不能超过这个数，所以他提个一过4%，他甚至提出不要搞什么中央银行了，就搞一个中央计算机系统，让计算机系统每年就给货币增发4%，来保证物价形势的平稳。 当然，在拥护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当中也没有人同意这样的政策见解，因为中央计算机系统也是蛮危险的，万一它当机了怎么办，谁去修，谁决定这个程序？所以最后这个机械设置的机制还是靠人，也许那个时候不是央行行长很厉害，而是中央计算机系统那个电脑工程师就变成最厉害了。所以，这也是不可靠的。 至于弗里德曼当年建议按照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建议仅仅控制量，不要管利率，这个在美国战后的历史上有一任央行行长做的实践，就是70年代，但是那个实践的结果很不妙，使美国的利率涨到21%，完全不可接受，所以从七十年代以后，联储历代的主席重新回到弗里德曼当年不赞成的调控利率，针对银行的利率、市场利率来进行公开市场的操作，以此来调节货币量。这个传统我相信里头还留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传统对人类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提请注意通货膨胀，不能小看这个东西，因为通货膨胀是对所有人财产的剥夺，通货膨胀刚刚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甜美的，刚才有个同学问到，猪肉涨了价，粮食涨了价，农民收入不就高了吗？对的，所有人收入都会因通货膨胀而提高，包括我们教书的时候，我最近在一些商学院任课，收入涨得好高的，但是经济学当中有一个东西要当心：每一个卖家同时都是买家。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当中你们如果读过杨小凯住过之前写的那本书，就会觉得一个本土成长的经济学家会画出那么怪的图，供应方和需求方是一方，是一个自我拐过的圈，这本书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是没有的。一方叫供，一方叫求，但是在政策实践里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又买又卖，农民卖猪的时候猪价涨他收入高了，他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办？他要不要买饲料，他要不要买其它的辅助材料？他要不要支付人工？所以，通货膨胀开始是一部分人卖东西变贵了，尤其政府是最高兴的，因为这里头就收了一个通货膨胀税，我们财库这两年这么好，里头有国民经济、有税收政策，也有通货膨胀的贡献，因为我们财政收入是以现价计算。所以，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不警惕、不警觉，通货膨胀会像甜药一样，但是只要货币量供应过大，这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或迟或早，或者以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推迟整个物价上涨水平，而导致整个交易费用的上升，就是我刚才讲的工厂怎么做决定，下一期的生产决定怎么做，紊乱就要开始，而更重要的，通货膨胀是一个很糟糕的分配手段。 我最近看一些我们的村庄、集市，猪肉价格一涨，猪肉的消费量就下降，因为农民就减少吃肉的次数，这个看起来没有关系，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收入分期的背景放进去，我们就要非常当心，你看这几年如果你只拿工资吃肉的，以肉为本位算你的收入，你的收入实际上没有涨多少，但是如果你参与了房地产的投资，参与了股票的投资，这个收入就会涨得非常高。我是不赞成一个社会，特别是转型当中的社会以经济系数来说话的，因为经济系数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分配不公带来的差距，一种是生产率贡献运气带来的差距，通货膨胀带来的差距是什么差距？在我看来是分配不公带来的差距，因为任何个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他是没有办法决定货币的供应量。 当国家看得见的手一定这个量，物价形势发生的变化，而在各个领域变化的程度不同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会因为这个因素大幅度拉开，我们周围找两户人家随便做调查，你还不要看统计数据。03年以后买房子的跟03年以来没有买房子的家庭去做比较，你要算家庭财产他会拉出一个很大的缺口。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贡献，虽然他的政策见解，包括对货币供应量这个理论分析里头还留有大量的问题。 第二个传统可能不那么流行，是同样坚持自由、繁荣这个理念的经济学派，就是奥地利学派，他们跟弗里德曼一样，认为一个自由繁荣的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要有一个无通货膨胀的货币系统。但是，他们认为市场可以提供这样的货币系统，他们找到了根据或者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金本位，要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票子。 第二个是在这一个学派里头有更往前走的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包括在他的老师米塞斯，他们认为要搞自由银行制度，什么叫自由银行制度？其实就是传统的中国的制度，任何一个票号、钱商，可以根据银发票子，你把银子存在我这里我就发一张银票给你。自由银行制度、自由准入、互相竞争，争取声誉，用声誉机制来保证不滥发票子。我第一次读这个我都觉得难以想象，一个现代社会怎么可以自发呢？谁发票子得行。这也说明二十世纪大政府、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不但窒息社会的活力，也会窒息人的想象力。其实倒过去看金本位的时代很长，金本位的时代没有通货膨胀这回事情，因为贵金属的增长量由于它的资源开采技术的限制，它不可能突然上来，它跟现在国家政府大笔一挥可以多印票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文明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就是哈耶克他们想象或者建议的那套制度的原形。当然这个学派也留有大量的问题，因为贵金属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国家而言，贵金属大量的突然流进流出，它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包括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中国革命，其实都跟白银的流动有某种联系。所以，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票子会有其它的问题。当然，这一派经济学家也在不断修订他们的认识，比如提出以商品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像我们最近阅读到的，最鲜明有这个主张的就是张五常，他认为人民币要对一种商品的价格挂钩，也就是说一个货币要有一个锚，不能让货币变成无矛的飞弹，这个是理论上的探索。 当然，这两个学派当中都会留下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去扯到这两个学术传统呢？因为我们现在浮到台面的物价指数的上升背后绝不简单，当然，刚才毕主任的分析代表了今天政府的官方的正式分析。我想我们应该对这种经济现象允许有不同的分析，它可能不仅仅是由于石油或者生猪带来的价格上涨，因为如果是一样商品发生了价格上涨，只要货币总量没有增加，那么这个东西贵了其它东西就会显著下跌。所以，当我们说物价指数，因为物价指数已经做了结构加全处理，很多研究这个领域的行家会懂，中国的物价指数这种设计和统计口径就非常浪费事情，因为我们好多东西没有记入指数，比较我们的房，房价是不进去的，进去的是房租的价格，而目前我们市场的房的出租大量是暗下操作，政府收集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收集到物价CPI里头的房和住的指数没有完全反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物价指数，你把房放进来看可不是粮食今天涨才涨，我们的物价上涨早就开始了。 提出这样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大的麻烦，我们今天仔细看，我们的货币偏多不是因为中央政府像四十年代老蒋的政府一样，为了打仗滥印票子，最后是一败涂地，我访问过季羡林先生，他说他当学生的时候很幸运，一个月七块大洋生活得很好，等他当教授的时候就惨了，就是因为金元券的通货膨胀，飞涨，工资一个月要分四次拿，拿到就要跑步去买米，跑慢和跑快的米价都不同。教授那个时候全部是写管文章的，不写书的，因为写了文章就发表就领稿费就买米，写书的全部完蛋。这就是当年教授们的生活对那个时代的记录。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因素，80年的中国通货膨胀，8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93年的中国通货膨胀，还都有这个因素。我们过去有一个词叫“超经济发行”，就是政府需要了就多发票子，这个因素是朱熔基上台以后，从政策、制度上解决了，不准中央政策再超经济发行。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今天物价指数上涨，按照货币主义的分析一定是货币出了问题，那这个过多的货币哪来的？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在座的研究。因为我们今天是大幅度开放的经济。刚才包括深圳市长的讲话，包括毕主任的介绍，全部背景情况，完全跟过去的经济体不同，尤其是深圳市的介绍情况，他讲四个圈，我当时在听的时候就说幸亏那三个圈不到深圳的一半，因为那三个圈都跟深圳一样大，中国的出口还要不得了。 出口为什么跟国内的货币形势有关系？这是关键问题所在。这里头最重要一条，朱熔基杀住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把人民币和美元一挂，这在当年是挂得非常好的，因为这一挂就把中国自己体内的因素，想滥发票子加了一道保险杠。但是这个货币制度看来遇到了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也是我几位同事的看法。因为我做实际调查做得比较多，你就看两个三角洲，尤其是跑深圳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中以后，出口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就以刚才市长讲到的华为，我也看过好几年，早年中国是没有会造交换机的，全部是进口，然后就仿制，然后自主开发，现在去市场上拿3G定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这就是我们研究生产率和增长率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步好快，我们不是说一个中国工人现在的生产率过于美国工人、德国工人、日本工人，还做不到，但是生产率的变动率、进步率高于它。昨天一个美国工人生产十个单位的东西，中国工人生产一个单位，今天美国工人生产了十一个单位，中国工人生产了2个单位。从增长率来说他是10%，我们是100%。这就是现实。 这个现实就带来了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挂钩的汇率反映不了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你本来生产率提高了，你的份额就增加了，你交换别人产品和服务的筹码就增加了，但是挂钩的汇率没有反映这个现实。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低估，低估的结果这是价格原理。只要这个产品服务质量在提高，价格又低估，国外的需求一定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巨大的源源不断的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形成了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进入中国，每一块钱进中国的银行全部要八块多钱的人民币付出去，人民币不断地付，就是我们这一波物价普遍上涨的基础。 今年2月份一次报告，央行行长助理易刚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这两年中央银行根本就不是在发票子，这两年中央银行就是在收票子都收不完，当然这个话是形象的讲，它不断要对冲，把商业银行已经发出去的票子收回来，收不干净的部分就会变成市场上的价格形势。这里头也是有货币主义没有研究清楚的问题，当货币总量过多的时候，它怎么传导呢？目前看来，我们当然相信里头有规律，我们试图找到这个规律，但是现在看来是非常难找到，它受到很多供求弹性的影响，还受到很多偶发事件的影响。中国开始从通胀出来的时候开始就在生产领域、投资领域显得过热，这里头最有名的就是当年中央去调控钢铁、电解铝、水泥，然后逐步调查到房地产，开始都认为是这些行业投资偏高、偏热、太猛，但是管理了这几个部门之外，这个巨大的量就会转移，就在体内漫游，然后房地产价格就起来，你就压，房地产价格没有压出名堂，股市又直冲，这里头都有一些实质因素的好的消息导致了这些资产价格的上涨。比如股市的改革从原来是不全流通，变成把这个蔽障打通。它一定有别的因素在里头，我们是不是把它看作那块从其它领域赶过来的购买力，货币量开始冲击这个领域。在座各位如果仔细看资产市场，看非正规的，每一样可以投资的东西价格都已经离谱，你看我们搞文物，明清画，当代画家，国际同行都看不清楚，毕加索的画你可以炒，因为他所了，他的画就这么多了。中国现在的钱多到炒活的画家，四十岁的画家的作品可以几千万，这个东西是好大风险的，因为他如果价格一看好拼命画，你怎么办，他可以画五十年哪！但是钱多就不管，现在已经不光是炒当代的名画，开始炒照片，摄影作品可以作为投资对象，如果我们对日常的经济生活，深圳就有一个油画村，你去看看价格，对研究经济的人这是很好的教室、实验室。 这个巨大的力量在今天的年初就开始冲击中国的食品。中国连续四年大丰收，温家宝总理这个班子对农业一直是抓得很紧的，减税、补贴、服务，四年农业生产这么好，食品价格为什么上涨？所以，不要老到生产里头去找物价上涨的原因，这是我在北京工作那么多年，我认为我们过去分析物价形势经常会走到这条歧路上去，生产没有问题，如果农民的预期变了，就今年秋粮来说话，每个农民减少、推迟给你卖粮，你看看这个粮食形势，生产量摆在那里，他不卖给你，他为什么不卖给你？粮食就是农民的投资品，只要是三个月以后价格他期望更好，他干嘛现在卖给你，农村盖了这么多房子，每个农民放几袋粮食，你找都找不着，容易得很，价格一起，市场就会起很大的波浪。 所以，我今天想讲我们要把货币、物价开放，但是这就涉及到汇率了，我们形成了见解包括经济学界主流，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包括国际名流全部说人民币不能升。相反的意见我到目前为止看到两个，第一个是2003年9月，我的同事宋国青教授就做了一个系统报告，中国通货紧缩之后未来前景怎么样，我们组织过小型的讨论会，也向有关决策会提交过文本，但是看来没有引起注意。这份报告讲得非常清楚的，中国会面临一个通胀的压力，而通胀的根源就是因为汇率的误差。我们不是光替美国人想，好像他在压我们，问题是我们自己摆不摆得平，这个失衡了，因为鸦片战争以来受过很多欺负，所以在国际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有很多情绪，你让我升我就不升，年轻人都有些义气，我们要从自己利益出发分析问题，大国就是先把自己问题想清楚，这方面美国是榜样，他需要躺下就躺下，这么大个国家，美元这么疲软，他才不管对你的影响呢，他就把自己摆平，因为个子大的家伙自己站不住谁也帮不上，你帮谁谁就倒霉。 中国应该把这个逻辑想清楚，我们人民币汇率上来，出口部门会有压力，但是我们做过第一线调查的会知道，我们的厂商叫是叫，做是做，他会叫，你升值了，因为政府在升值，但是他会调整，出口下来进口就上来了，内需就上来了。 我不大同意现在说国内什么内需投资太热，我不同意，我不是短期不同意，我是长期不同意。你去世界各国走走，中国投资怎么会热，中国投资早着呢！美国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用掉100亿吨钢，中国从86年到现在用掉30亿吨钢，中国人口是美国好的几倍，中国得好好投，投个几十年，问题是总需求怎么办。出口这么大，出口不想调整它，只好压国内投资，只好要国内消费，所以内需喊了多少年。 汇率问题的误差，我所知道北京的学者一个宋国青，一个就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其他人多数都是不同意见。没有关系，经济学上的是非不数人头的，有可能多数人对，有可能少数人对，但是我认为都应该检验，如果预言的效果出来了，你去读宋国清教授2002年的汇报。现在通胀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检验我们当时的推断？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我们的经济学学风发表一点批评意见，我们中国这么大，转型当中当然要政府的领导，政府的政策非常重要，但是我不认为因为今天局面这么复杂，不能说政府任何动作我们学术界就说他做得不可能再好，我们仅仅就是喊好，我们仅仅就论证这个政策就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认为这不是对国民经济负责的态度。 所以，要讲清楚不是今天政府机会主义乱发票子导致的通货膨胀，中国今天通货膨胀讲到底是好出来的。改革开放学习成本降低，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学习曲线上升，凝结到一点，就是生产率的提高率增加了。我们现在是认识、机制、体制适应不了这么一个成就。现在的矛盾在我看来就这个矛盾。所以它跟我们93年以前的通胀情况不同。93年叫全力贷款，任何有点关系给银行行长搞掂，贷款就出来的，根本没有中央银行，根本就是滥发票子。朱熔基把这个口子断掉，货币供应量一但管住，当年官方报答的27%第二年降到10%，第三年降到2%以内。今天我们总体来说不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不敢打包票商业银行的每笔贷款都贷对了，但整体而言，是我们这么一个强大的生产力的增长率，我们跟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欧洲经济发生了失衡，这个事情躲不过去的，我们15000亿的美元储备，现在讲起来还是认为很大的成就，是成就，但是大家注意温家宝总理这次在新加坡的讲话，说他觉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压力，什么道理呀？因为美元如果疲软的话我们15000亿的外汇资产，里面相当的比例是美元资产，我们天天在损失。你想想看，这是中国人的财产，天天在那里贬，人民币就按现在慢慢升，美元资产就相对贬了4-5%，所以央行行长很策略，成思危委员长说要改思路，所以到纽约去宣布，说我们是最希望美元，是强势美元的，这是为中国利益打算盘，问题是你让他强势他就强势吗？你看他的储贷危机，美元的强势不是说马上强势起来，我们这么多资源放在国外，然后要承受贬值，我们国内投资要压，房地产要压，我们很多在校学生找工作都困难，这个东西明显是加不起来的嘛，明显是可以通过经济理念的调整、政策的研究、运输条件的研究，可以来改善的嘛。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因为我通常也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我引起对这个领域的注意，一个切入点就是制度成本。货币没有他用，这是张五常强调得非常好的，就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我这两年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由于汇率和货币机制不对头，整个社会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的制度成本又重新上升。典型的表现就是政府行政的管制措施出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调查组、审查组、办案组，然后利用到卫星照片各种手段，然后各种各样的审批条款，我们去掉一批又上来一批。我是80年到杜润生先生那里参加中国经济调查研究，第一次是到看守所做经济调查，因为看守所里面关着铁粉的老板叫戴国芳，主要搞清楚为什么要上那么大一个项目，微观上怎么想的，怎么跟宏观形势就冲突了。现在倒过来看，整体货币形势的不稳会给很多市场当中的人在微观上有可能带来无妄之灾，微观上他那个项目我到今天也是这句话，我自己写过文章，所以我也不怕媒体报道，我不认为他的微观决策投资是错的，2002年上那个钢铁项目一点错都没有，至于土地违规，把一个大项目分成几个小项目报，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从经济看，上这个项目就拿今天钢铁市场的价格看，戴国芳那个项目是可以投资回来的，最后差不多是家破人亡，人现在还关在看守所，既不判，也不说无罪，也不放，这就是我们转型当中的现实。 虽然我们的《宪法》已经写上要保护私人财产，国务院发了“36条”，但是有时候宏观形势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治国理念还是牺牲小的服从大局，我们还做不到保护每个人的合法利益才能保护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我们一时半会儿做不过去。所以我最近老跟企业家讲，中国的企业家在转型时期要有一点宏观意识，我们虽然鼓励你专业的在你的领域里好好工作，可是如果你对大气候变动失衡了，没有敏感的话，它会影响很多公司的命运，影响很多员工的命运。话说回来，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够对这个经济增长、改革发展，刚才田国强讲的大番话，我们唯一能做贡献的不是靠我们的愿望，是靠我们对知识的探索，这个知识的探索永远是没有止境的。货币主义的两个传统就像我所知道的一样，到今天还留下很多重大的课题，如果放在开放的情况下，未来的货币制度、汇率制度怎么定可以让我们这个国家可以长期平稳的发展，我相信在座很多年轻人是应该至少一部分立志往这方面做点研究，因为现在货币现象公认是复杂的，你说QQ，QQ系统里的Q币，到底算M3还是算M4？你不要笑，这可能是大现象。 我们的货币已经不是前辈们研究过的货币了。所以，这个领域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我想我们关心当前的实际政策问题，有国务院、有政府各个部委、当前的政策，我们相信他们会很好的处理。但是作为学界应该积累相应的知识，对这个过程作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各位！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发言）
税收“三性”再认识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李炜光 2007年12月 程强先生在《书屋》2007年第3期发表《也谈税收》一文（下简称“也谈”），对拙作《写给中国的纳税人》（《书屋》2006年第12期，又名“无声的中国纳税人”）作了中肯的批评，思路清晰，语言平和周密，给人以启迪，但“也谈”对税收“三性”问题所阐释的观点却不能为本人完全接受，理由是： 第一，关于税收“无偿性”问题，“也谈”以《大日本百科事典》中的一个辞条证明“无偿性”的存在，而我的看法是，“无偿性”只是征税过程中的一种表面现象，并不是税收的本质特征。在《物权法》即将实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公民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最应该强调的恰恰是税收的“有偿性”。日本人的看法未必就正确，而我的观点未必有错。 我们知道，政府对赋税的取得，从来都是用“征收”一词来表述的。征收，是一种对所有权的强制性剥夺，也就是说，是国家强制性地将个体财产收为国有，由国家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因此，征收虽然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引发的是一种民事法律的后果，这就是财产所有权的权属变更。法学界的郭明瑞先生最近撰文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从民事效果上说，征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为强制性，即不论所有人是否愿意，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将其财产的所有权让渡给国家；其二是有偿性，即国家须向被征收者（郭先生在这里用词为‘财产所有人’，我认为不妥，因为被征收后财产所有权已发生变更）支付对价，而不是无偿地将财产收为己有。如果国家是无偿地将他人的财产收归自己所有，就不属于征收，而是属于“没收”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税收是国家“没收”而来的吧？ 在法治国家里，公民个人依法享有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转让、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任何人，包括国家不得非法限制、剥夺之，这就是私权神圣的基本原则。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而且应当征收赋税，但必须事先征得财产所有者的同意，经过征、纳双方的法定的“谈判”过程（一般以代议制的形式进行），由纳税人的代表“授权”给政府，这样的赋税才是合法的征收，才能得到纳税人的尊重和自觉遵从。而未经财产所有者同意的征收，则不能被认为是赋税，而是凭借国家强权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没收”，从理论上说，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障碍。因此，私人财产权在国家税收之先、征税之前须取得纳税人的认可，这是国家税收与收取“保护费”最大的区别所在，整个理论假设，怎能容许“无偿性”的存在？ 现代税收与传统税收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税收只是政府手里强制获取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已，而现代新型税收则有双重含义：从政府的角度说，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从纳税人的角度说，它是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实际上，纳税人纳税就是在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就像在商场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平合理。如果国家通过征收而获得利益，却不付出相应的对价补偿被征收者的损失，就属于“不当得利”了。 从本质上说，税收的确具有强制性，体现为对个体财产权自由行使的限制，但这种强制性权力的来源正是它的有偿性，体现为赋税的征收不是对被征收者利益的剥夺。税收的征、纳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是无可取代的资源有偿配置关系，而无偿性征收只是它的表象。其中的道理，正如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的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马克思亦曾说过：“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谋福利。”举个例子说，博物馆和历史遗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既然公众已然纳税，这些场所就应当向人们免费开放。这是纳税人理所应当享受的权利。当然，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适当收取一些费用也未尝不可，但一是不可收费太高，二是所收费用必须严格使用于限定的用途之上，绝不可以一方面接受政府的预算拨款，另一方面毫无道理地收取高额费用，否则，就构成了纳税人的双重负担。 税收有偿性的原理还告诉我们，政府对纳税人的“返还”是否“一对一”（即交多少税得到多少公共服务）并不重要，政府的服务针对的是所有的纳税人，追求的是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和正义。平等不等于绝对平均，只要总体上求得大体相当即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凡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机构和设施必须让所有的纳税人共享，不管是一年交了一百万还是只交了几元钱，都应当享受同样的待遇。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交的税金，怎样做才能向纳税人交代得过去，是政府安排支出的时候必须首先考量的因素。预算支出项目在人民代表大会辩论通过的时候，代表们不仅要向公众解释这些项目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要让公众信服它们对纳税人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对民间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不只是政府，所有公营的事业机构都必须以此为标准。只要你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么你的成果就应该让所有的纳税人共同分享。比如，公立学校是政府投资建设的，这些学校的图书馆、计算机、艺术展览等就必须向所有公民开放，任何人不得通过这些设施和设备牟取私利。私立学校是用私人的金钱建立的，可以不向社会公众开放，但如果私立学校中有一项专利申请得到了政府的资助，那么这个专项就必须向社会公众开放。大学里的博士研究如果接受了政府的资助，论文或发明成果就属于纳税人，如果有人拿它去申请专利据为己有，就应该属于是非法占有公共资源。 “无偿性”长期盘踞我国税收基本理论中所造成的后果相当不妙。它片面强调国家（政府）的政治职能，赋予政府征税以至高无上的权威，把税收等同于公民屈从于国家意志的产物，却忽视了政府所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忽视了公民在税收关系上的主体地位和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这种理论上的偏颇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不良的后果，成为纳税人长期处于被动、卑微地位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税收反感”心理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在我国财政税收领域，除了少数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者（包括网民），无论是学者还是社会公众，没有几人能真正明白和重视这个道理，反映出在我们这个缺乏启蒙的社会中构建现代税收制度和税收文化的艰难程度。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必要在其税收理论中再次伸张这些现代税收的前提条件，因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和私有财产在税收之先的赋税制度在他们那里早就建立起来了，强调税收的什么“性”对他们来说都是自然而合理的。但是别忘了，他们是“站在二楼看风景”（夏勇语），而我国现代税收制度大厦连一层的基础工程尚未竣工。人家不提是不需要再提。 第二，关于民法有无“强制性”的问题，“也谈”的看法是，法的强制性“是从法理上讲的，并不意味着各门法的特征都是强制性的，像民法的特征，我就没见过哪个教材上讲它的特征是强制性”。以我十分有限的法学知识，感觉这个观点尚缺乏说服力，至少我们不能反过来说，法理学中对法的特征的归纳不适用于民法。 法理学主要是研究法的一般原理、基本法律原则、概念和制度运行机制的学问，也就是说，它应该研究所有法律制度中的一般问题，对每一法学学科中带有共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做一种横断面的考察。如果理解没有错误，这里面应当包括民法。民法也是用来调整那些与法律制度有关联的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一种必须遵行的规则，在这一点上，民法与其他法律制度应当没有根本的区别。换句话说，如果与法律无关，仅属于道德规范，就不需要法律了。 法理学中有个“法律责任”的概念，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与道义责任或其他社会责任相比，法律责任的特点是，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其履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离开了强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权威。这应当是一条适应所有法律的基本特征。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违宪责任以及国家赔偿责任等。其中的民事责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民法有无强制性的问题。民事责任，指由于违反民事法律、违约或者由于民法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由民事责任可引出民事制裁。这是由法院所确定并实施的、对民事责任主体给予的强制性惩罚措施。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多数民事责任可以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但也执行惩罚的功能，具有惩罚的内容，如违约金本身就含有惩罚的意思。当然，民事制裁终究与刑事制裁不同，其目的虽然也是预防和制裁违法，但其功能主要在于救济当事人的权利。 正因为民法的强制性与刑法等法相比表现得不那么明显，相对较“弱”，容易让人感觉它不具有强制性，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民法也是“法”，其核心内容仍是规则意识和规则权威。当民法与其他法律内化为国家文化和国民素质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法治基础就形成了。当然，上述对民法强制性的解释未必准确，期待着程强先生及其他学者的进一步指教。 税法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但必须明确，这种权力不能理解为赤裸裸的暴力强迫的属性，还必须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国家运用强制力来强迫人们纳税，必须具有正当与合法的基础。首先，税法来源于《宪法》，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全体纳税人的集体授权，这当然是按照法定程序通过议会表决的形式来进行的；其次，税法来源于国家理性和国家存在的依据。例如，国家征税不得为非，不得横征暴敛，不得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及其他法定的利益，等等，这是税收合法性的前提条件。 第三，对税收“固定性”问题，我没有更多要解释的，这也是个“前提条件”的问题。如果税外各种名目的征费本身就是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那么，它们恰恰是不能“固定”的，或者说，是纳税人应当“违反”的。因为把这些的“税收”固定下来，任何人都很容易预见到它的后果是什么。当一个政府的税收行为还不透明的时候，当纳税主要还是公民单方面义务的时候，当纳税人还难以行使政府用税监督权的时候，当税收制度的设置还是政府“自说自话”、自定章程的时候，我反对把那些制度之外的收费“固定”下来的任何企图，反对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甚至反对新增任何税收，不管学者们鼓吹得多么天花乱坠，都反对。 还需说明一点，据我了解，我国教科书上所阐述的税收“三性”，最初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归纳提出的，在年代上，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那是个不需要确认公民财产权在先原则和不必在法律上明确区分“征收”与“没收”的时代：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职工个人几乎没有私有财产，生老病死，完全依附于所在单位。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府对个人几乎没有征收，而政府对企业征收什么、征收多少，怎样征收，还有对企业投入多少、如何投入等等，完全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企业和个人完全处于被动“听喝”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政府对企业实行的是利润全额上缴的分配制度，如今天的朝鲜，仍在实行这样的制度。就这种体制而言，“税收三性的提出，符合当时的制度需要和要求”的说法，应无大错。 “税收三性”问题在学术界已争议多年，至今仍无定论，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现在已是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市场社会，政府与企业、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企业不再依附于政府，个人不再依附于单位，“臣民”逐步转化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社会的公民，并将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履行决策和监督的职能。我们对“税收三性”问题的再探讨，其视角只有锁定在这个方向上，才可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才能使我国税收理论的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程强先生说：“在当下，更好地解决税收问题的责任仍然在政府，李教授的文章与其说是写给纳税人的，不如说是写给政府的。”诚如先生所言，现实的中国，无论纳税人意识的形成（这不能认为是纳税人自己的事情）还是现代税制的构建，最大的障碍其实都不在民间，而是在政府自己。
国有企业的利润幻象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兴奋地宣布，央企正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其实，这个繁荣期早就开始了。前3年，国有资产每年的利润平均增加1500亿元，上缴的税金每年增加1000亿元。去年央企利润达到6000亿元，今年预计到年底将接近1万亿元。 国资委官员十分自豪，准备改写源于西方的经济学、创造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学了。国资委表示说：国有企业大量赢利的现象说明，无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只要遵循企业发展的规律，就可以办得很好。而规律又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出资人到位”——其实就是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之成立。 这样的理论创新，确实可以令世人吃惊。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即其创造利润的能力，经济学早有定论：国有企业不可能有效率，不可能具备内在的利润创造能力。为什么？中外经济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与理论推理，并提出过诸多理论，比如激励约束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在现实中，国有企业也无一不陷入低效率困境而难以自拔。所以，才会有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去国有化运动。如撒切尔夫人出售英国国有企业，法国改组国有企业，以至最新的日本对国有的邮政事业进行私有化。 当然，经济学的结论未必能够说服各国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事实上，各国也都保留着一些国有企业。但政府这样做的时候给出的理由通常是，保留国有企业可以保证公共品的普遍供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像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将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仅仅是为了打击他心目中的外国殖民者。从来没有人会拿效率、拿利润来论证保留国有企业的正当性。 相对于普遍趋势，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点都不特殊。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全球同步，大量国有企业遭到无情淘汰。中国也保留了部分国有企业，却没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这些国有企业赚钱能力超强。至于这些国有企业现在大赚其钱，丝毫也无损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结论的普遍性。 简单而言，这些国有企业正好赶上了一个通货膨胀型繁荣期——专家们编造出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名目，但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国早就处于通货膨胀过程中，普遍的资产价格上涨、投资旺盛，就是典型的通货膨胀所促成的繁荣。在这一繁荣周期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中，能源、投资品等商品的价格最早开始上涨，上涨时间最长，上涨幅度也必然最大。而大量国有企业恰恰集中于这些领域，因而它们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举例说，在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周期中，任何人，只要能够数得清钱，随便开办一家石油公司，都可以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在当代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开办石油公司，政府用严密的法律和政策维护着几家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它们数钱数得手抽筋，一点也不奇怪。 尽管这些钱在财务上被记入利润栏，但是，不会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相信，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民众、舆论也普遍不相信。近几年来，每当国资委自豪地宣告国有企业又创造多少利润的时候，从舆论那里得到的回应总是质疑、批评。中国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都知道，在正常的市场中，企业的利润归根到底只能由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每个浙江人、广东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利润需要以勤奋打拼、对利润的敏感、警觉及商业智慧为前提。而国有企业有可能发现具有这种能力的企业家吗？国有企业的治理机构有可能激励其积累、发挥这些能力吗？ 可以说，现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创造巨额利润，是一种侥幸，据此改写经济学，不过是自我娱乐而已。当然，侥幸挣钱也挺好，总比赔钱，让民众补贴要好。但管理层恐怕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侥幸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 最可怕的事情是，管理层因此而错误地以为，短期事实证明了，国有企业永远具有赢利能力，甚至是超强的赢利能力，而继续采取偏离市场化转轨的政策，强化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样做必然会有两个严重后果：第一，经济结构将被日益强势的国有企业所扭曲，其他企业和民众为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利润付出巨大代价，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第二，一旦经济周期逆转，现在赚钱的垄断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公众又得掏出巨款为其买单。 （以上三篇文章选自2007年12月26日出版的《选择》周刊第165期）
[大军中心编者按：下面这篇文章是有仲大军先生参加的一个论坛的发言，内容重要，特放到网上。] 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感 ----在宁波北仑发展论坛上的演讲稿 浙江吉利集团总经理 安聪慧 2007年11月28日 尊敬的仲大军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企业界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参加2007北仑发展论坛，同时感谢北仑区委、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的邀请，对吉利汽车公司的重视和鼓励。下面，我从三方面与各位领导和来宾介绍与交流吉利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感的认识及实践。 一、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生俱来的属性 企业从注册成立的那一刻起，就成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其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均依附于社会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在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在自觉而不自觉地回报社会。 近几年来，无论是媒体，还是企业家，普遍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竞争白热化的今天，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保持持续的竞争力，企业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我认为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包含五个方面：一是企业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各方面的不同需求；二是企业为社会劳动力安置就业岗位并承担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三是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为社会积累财富；四是企业依法纳税，并按政府规定缴纳各项基金；五是企业捐资、捐物赞助社会公益事业。 企业的发展有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企业初办时，经营规模较小，吸纳员工不多，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限。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逐渐增加，企业所获的利润多了，回报社会也就多了。可以这样说：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在实现其社会责任的最大化。反之，如果企业经营失败或者破产，不但对国家无税可交，并导致引发债务纠纷及工人失业等后果，即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并给社会带来损害。 二、吉利集团发展状况和公益事业 吉利集团创业于1986年，从生产冰箱部件开始，经过20年的艰辛努力，现已发展成涉足汽车、高等教育、摩托车、装饰材料、旅游等领域的上市公司。集团员工从创业时的十几人，增加到目前的近万人。 20年的风雨路程，吉利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骄人的成绩：全国第一张镁铝曲面装修板，全国第一辆踏板式豪华摩托车，全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大学，全国第一个民营轿车制造企业……从1998年第一辆吉利车下线到今天，吉利至今累计已经生产汽车并销售70万辆，奔跑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累计利税已突破20亿，吉利目前经销商有536家（不包括海外），供应商740家，安置就业人数突破10000人。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见证着一个民营企业厚实的社会责任感。2007年6月7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6》（蓝皮书）发行，吉利集团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吉利集团的捐赠，主要用于国内高等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等3个方向： 1、出资10亿兴办教育。 我们认为“做实业可以报国，而搞教育更可以兴国”。吉利集团在投身发展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同时，就开始关注国内教育事业。 1997年，开始兴办高等教育。目前已拥有三所高等院校。其中北京吉利大学是北京市首家拥有独立颁发高等教育文凭资格，并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民办高校。2005年出资2亿多元资助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出资500万元资助东方翡翠小学。 2007年4月成立浙江吉利汽车工程学院，培养汽车专业人才，并在吉利内部普及研究生教育，经国家人事部批准，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在办学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最近几年高校贫困生数量在不断增长。对这些学生，我们有着很深的了解和同情。2005年7月，李书福董事长在吉利董事会上提出，设立基金资助1000名贫困学子上大学。当得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的消息，在了解了基金会的宗旨和章程后，董事长决定，把资助1000名学生的5000万元捐赠给基金会，双方共同来完成这一使命。2006年3月份，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成立仪式，向来热衷慈善事业的吉利集团，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成为首批捐资数额最大的企业。为了更好的使用这笔善款，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特别设立了专项基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并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寻访贫困学生。 2006年7月1日，吉利捐助5000万元的“光彩事业助学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吉利集团通过这项基金，每年都将资助部分贫困学生到北京吉利大学、浙江吉利技师学院、三亚学院及其他大专院校就学。这项助学活动，不仅为这些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而且由于毕业后即可进入集团工作，免除了毕业后寻找工作的“后顾之忧”，对这些贫困学子来说堪称是雪中送炭。在12月17日举行的“吉利未来人才基金”助学工程启动仪式上，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告诉受助贫困学生，“贫困是一种财富，一个人没有坎坷曲折是成不了才的”，激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奋斗、博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出资5000万资助贫困学生并非吉利集团一时的冲动之举，这正是吉利集团承载社会责任的体现，吉利集团一直热忠于社会公益事业，用爱心回报社会。作为民族自主品牌企业，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一贯坚持、身体力行。06年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名榜》在京公布。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2.33亿元的捐赠，在百名慈善家排名中位列第五，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而吉利投资教育的资金已累计高达10亿之多，是中国民营企业教育投入最大的企业之一。 2、捐赠弱势群体。办企业致富，也不忘造福乡梓，多年来不断有善款捐赠给当地农村、学校和慈善机构，吉利至目前为止给予当地的捐赠款项，累计在6000万元以上。 3、响应国家号召，支持西部开发 2005年11月，吉利集团又在吉利汽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将在甘肃兰州、湖南湘潭各设一个生产基地。由吉利和兰州市政府合作建设的兰州吉利汽车生产基地先期投资4亿元人民币，由吉利和湖南省湘潭市政府合作建设的湘潭吉利汽车生产基地先期投资4亿元人民币。这是吉利2005年继在马来西亚建厂、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开发新车、参加法兰克福车展等重大举措之后，为实现2015年产销200万辆目标迈出的又一坚实的步伐。 这一举措除了表明吉利集团坚持走民族自主品牌之路的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尽力为这些地区发展做贡献的得力之举。 三、企业不光要做好产品，还要注重环境建设，尽到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是我们最近非常热门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我们一直又在倡导和谐社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企业谈社会责任显得尤为突出。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咱们整个环境建设面临很大的挑战，全世界都知道节能环保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在关注、关心节能环保事业的进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面临严峻挑战。气候变暖、环境恶化、人们所依赖的传统能源严重枯竭，一场空前的人类发展与生存危机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些给我们企业都有特别重要的提示，就是说企业不光要做好产品，不光要做好人，还要对社会负起责任。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企业的发展。 要注重周边地区对你的评价，对你的评价差，你的企业无法立足当地，你有没有污染，有没有噪音，是不是健康的产品，对大家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能不能带来好处，这很关键。所以注意环境和谐，这个环境和谐对我们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2006年我国汽车总产量已达720万辆，是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国。同时，我国也是排名世界第二的汽车消费大国。并以每年产销总量15%左右的增速上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汽车产销总量将超过2000万辆。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类提供了物质文明的享受；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能源、环保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汽车工业的一份子，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我们必须面对现状，寻找出路，寻求解决方案。 历年对环保投入巨资，仅宁波公司就投入近亿元，用于增添环保设施及相关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设备。2007年3月31日，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被宁波市经济委员会、宁波市环境保护局评为“2006年度清洁生产试点企业”；2007年4月21日，公司被评为“北仑区清洁生产示范企业” ；2007年4月3日被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省环境保护局评为“2006年度浙江省绿色企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2007年5月25日获得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2007年6月20日， “首届中国绿色采购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吉利汽车入选“首届中国绿色采购首选品牌”，荣获“绿色之星”称号。 要在技术上寻求重大突破，在科学上寻找重大发现。自然资源枯竭、传统能源枯竭，不等于人类资源枯竭。人类最大的资源是大脑，人类大脑资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面对困难、问题，我们坚信人类一定会有办法去克服、解决这些问题。研发小排量、低油耗的产品为节能减排作贡献。 对于吉利汽车公司而言，我们把这些困难与问题视为重大的历史商机。围绕节能环保这个中心，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公司上下所有员工踏上了一条寻求重大技术突破与科学发现的漫漫之路。我们知道征途不会平坦，但我们坚信奇迹一定会出现。 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这是我们的愿景，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实现能源替代，我们的价值观是追求可持续。我们的使命是创造绿色生活，营造绿色家园，我们的信仰是崇尚自然，净化提升团队，起码在自己的环境当中让企业员工的文化素养，职业技能等等得到提高。 汽车是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型产品，我们要把中国的人口优势变成人才优势，并且能够为吉利节能环保汽车的实践探索形成氛围，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战略。 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理念在吉利汽车公司源远流长，我们深知成功的企业不仅在商业合作中取得成就，同时有责任和义务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好比是植物，社会的环境好比是土壤，没有良好的土壤植物难以生存，没有健康完善的社会环境，企业难以发展。对于企业而言，承担社会责任是确保企业能可持续成长的战略任务，也是贯穿公司决策和运作的指导原则。企业的社会责任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展开公益项目。 吉利汽车将继续履行更多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且把它当成一项主要的管理任务，纳入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去，点点滴滴的抓起来，我们的企业使命是：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谢谢大家！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作为一家民间民营的研究机构，我中心受命致力于反映民间和民营企业的问题，我们的责任和任务是向中央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从我们渠道了解到的事实真相，以供有关决策部门作出正确的抉择。在蚁力神破产案这一事件中，我们的意见是，受到惩罚的不应该是那些辛辛苦苦的企业和企业家，而是一些腐败官员。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和生存环境，那么受到损失的将是整个东北经济和普通老百姓。通过蚁力神公司的遭遇，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肩负的交易成本有多大！] 政府应如何保护企业的权益？ ----对辽宁蚁力神公司破产事件的分析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12月29日 一、蚁力神破产的真正原因必须首先搞清 辽宁的蚁力神公司上个月突然宣布破产，企业资产和债务清理涉及到几百亿资金。这一结果不仅引起养殖户的意外和震惊，其破产原因也引起人们极大的猜疑。由于目前无法获悉官方和公开的解释，社会上对蚁力神破产原因有多种分析。我们认为，弄清蚁力神破产的真相，才是解决当前这一扰乱社会秩序的企业破产事件的主要任务。只有弄清蚁力神破产的主要原因，才能对蚁力神破产案进行正确和恰当的处理。 二、蚁力神企业的社会意义 大家知道，东北地区是这些年里下岗职工最多的地区，也是失业待业最严重的地区。蚁力神公司的出现，创造了8000个正式就业的机会，间接带动的就业机会高达几十万个。公司成立8年多来，产生了几百上千亿元的经济效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拉动了东北地区的经济，解决了当地的社会就业问题。 特别是蚁力神公司经过艰难创业，在东北地区打出了一个名为“蚁力神”的知名保健产品，这一产品销售遍及全球国际市场，甚至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国保健医疗品牌。这一知名产品的创立已经成为辽宁省一笔宝贵财富。大家都知道，中国企业这些年里的创业是多么不容易，特别是打造出一个知名品牌更是不容易。 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蚁力神公司的诞生与存在都是辽宁省的一笔宝贵财富。但这样一个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产品却在一夜之间突然倒闭，对于辽宁以致中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具体到个人和家庭，它的破产使成千上万个家庭财产瞬间化为乌有。我见到的一位锦州女士，为了投资养蚂蚁，将房子以21万元的价格卖掉来买蚂蚁，蚁力神破产，使她家损失高达五六十万元。由此引起的社会震荡怎能不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一家企业走向破产倒闭呢？是自身经营不善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因素？这里需要追查清楚。 三、蚁力神破产是出自资金链断裂的原因吗？ 在蚁力神公司的一份“养殖户返款计划明细表”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话语：“企业从经营到现在八年的时间，从没有欠过养户一分钱。”为什么到了2007年的11月，公司突然宣布无法正常返款了呢？如果是资金链断裂，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该公司资金流出现问题？ 在蚁力神公司致广大蚂蚁养殖专业户的一封信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令人振奋的消息和照片：2007年10月21日，蚁力神与科威特阿扎汗国际集团在沈阳签署了合作条约。据说阿扎汗要投资蚁力神50亿美元，部分资金将在11月20日前到位。并且，在这之前，蚁力神也有过与香港一家名叫京港国际投资公司合作的消息，港方大约要投资200亿元。 种种迹象，蚁力神公司这几年里正在谋求转型，重组。但这一些努力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反而到后来突然宣布破产。是什么原因从中作梗，使蚁力神的重组一再遇阻？ 四、蚁力神的经营模式有问题吗？ 蚁力神公司这些年里一直以养户用定金买蚁窝、再定期还款的方式进行经营，这种方式一个是可以充分利用社会金融资源，二是可以廉价利用社会的闲散劳动力。这是民营企业低成本起家发展的惯用手段和方式。 八年来，蚁力神一直沿用这种方式在经营，并也在力求另一种形式的突破。譬如，建立自己正规的养殖厂，招聘正规的养殖工人。但如果蚁力神实现了工厂化的生产，广大的社会养殖户便与公司无缘了。蚁力神为什么没有很快地实行工厂化生产？可能还是资金和发展实力的问题。 另外，蚁力神公司这些年里，一直问题缠身，譬如，总是有人在经营模式上质疑蚁里神是非法集资，总有有关部门的人来找麻烦。为此，2005年秋天，公司负责人王奉友曾到北京来，寻求专家咨询。 后来，对蚁力神公司这种经营模式再无疑义，但蚁力神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里非常艰难的生存。 大家知道，当前我国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也知道权力的干预对企业来说是多么的致命。蚁力神公司由于是一个与社会有广泛联系的公司，因此，所遇到的交易成本也是十分巨大。任何一个不小心的举动都会给公司的经营带来巨大的摩擦成本。 鉴于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蚁力神不是被经营模式搞跨的，而是被社会关系网和沉重的交易成本搞跨的。由此使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企业背后地方政府的作用。 五、政府在企业背后要起什么作用？ 一些个人因素必须调查清楚！ 如果一个企业不能与当地政府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这个企业即便对当地的经济和民生再有作用，这个企业也可能困难重重，甚至会破产倒闭。蚁力神的破产已经给中国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权力与资本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目前在我国权力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不否认权力的作用，但如果权力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一己私利对企业横加干涉和阻挠，那么这种权力的作用便起到了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影响。 请看这起蚁力神破产事件对社会带来的震动影响有多大！我们的政府和某些权力部门以前是否料想到？ 此时此刻，我们政府的专案组还不应该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真正引起企业破产的原因吗？我们呼吁，有关部门一定要对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因素调查清楚。 广大养殖户都在盼望蚁力神能起死回生，广大的养殖户并非仅仅是想要回自己的损失，而是还要继续生产经营，继续这样一个就业谋生的机会。花费了八九年心血诞生和培植的这样一个品牌产品人们还不想让它放弃和消失。 这么多年里，蚁力神已经产生了多大的无形资产？作为辽宁省怎么能轻易将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产品品牌宣告破产！ 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地政府怎么能不想方设法保护这样的企业，而让它随便破产。我们承认，民营企业家们并非完人，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那样一些小毛病，但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些小小的个人恩怨就能让一个企业轰然倒台吗！就能让成千上万养户陷入灭顶之灾吗？ 我们呼吁中央政府，要解决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生产的不良权力因素！要消除那些隐藏在企业经营背后的权力干扰！保证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中生存。 蚁力神事件暴露出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关系方面的问题。对此，全国各地政府都要引以为戒。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8 05:36: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中国如何堵死微软设在全国上下的安全门？ 田忠国 2007 年12月 28日 有报道说，中国的网民一亿多，接近两亿，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不出门就为美国打开了近两亿"后门"，并且人家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可以登堂入室，查看你家里有什么。微软公司还美其名曰反盗版，但问题是，如果把反盗版反到堂堂做人的家里，这就有点不正常了。试问，哪个国家的法律允许别人进入自己的的私密之处？ 据媒体报道，微软公司为中国的软件公司提供反盗版服务，加添一项什么技术，中国的媒体为之欢呼不已。当然，媒体记者也问到微软公司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产品中应用时，微软公司说中国的客户太多，恐怕招惹众怒才没有使用那个技术。微软真的会那么仁义？我看不见得得。按照微软公司的说法，微软产品在中国的盗版率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经过他们反盗版的努力，现在下降到百分之七十之左右，如果按此推论，微软产品降价一半，它在中国也大有赚头，怎么会眼看着白白流走的真金白银而无动于衷呢？ 试想，一个人面对到手的真金白银无动于衷，会不会另有隐情呢？比如说，那个反盗版技术，不仅仅把盗版反了，也把后门堵死了呢？微软公司说，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一定会采用那个技术。我想，微软后面的话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许，那套反盗版技术恰恰与微软的操作系统，其程序逻辑相反，如果一旦应用到自己的操作系统中，微软公司想到各家看看的"后门"就没有了。所谓条件成熟，我猜想只能是他们在技术成熟之后，比如说既能反版，又有"后门"可以随意进出别人的家园，到那里，恐怕谁反对微软使用那个反盗版技术都是反不了的。 个人计算机微软能在"后门"自由进出，国家的要害部门呢？中国的军事部门呢？也一样。有人可能说我们有加密技术，但加密技术只能对付一般的黑客，高级一点的黑客你都很难用加密拒之门外，何况是自己编写程序的微软。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的红旗。 2005年，我在广州买了套正版的，买的时候那个高兴，直想大喊中国万岁，因为，毕竟我们有了自己的系统，想不到的是，到住处一开装，几张光盘一一摆在眼前，但问题是，你不会安装，古捣了两天，我生气把那些破烂扔了。今年换机子，系统崩溃重装后，眼看着好好的正版无法激活，再一次激发了我用国产系统的强烈念头，光盘买来，变成了一张光盘，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很值得高兴，于是赶快安装系统，可是安装完毕，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重动竟然比安装快不了多少。到了机子启动起来：开始 ---计算机 ----双击，结果吓了我一跳，我一百六十 GB的硬盘，竟然不知去向，而且硬盘也没有容量标识。结果，只得重作系统，把后门再次送给微软。 面对微软公司给我们留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等的安全门，红旗公司是该再加把劲的时候了。我们总不能永远启动得那么慢，永远让人找不到硬盘 ----摸不着北。 有的，我们有的，那就是立法。我们用立法的方式堵死国家的安全门。再进一步说，你微软在中国一家独大，没有人可以与之抗衡，你独大就独大了，你也可以反盗版，但是，一不能在中国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个问题是主权问题，不仅仅是个说法的问题。试想，如果在中国不遵守中国的法律反到遵守美国的法律，中国还是中国么？不是了，而是美国企业和法律的殖民地了。二呢，更不得留安全门，发现一个安全门就罚一个，按照国家安全是最高主权推论，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制度，一个就罚一个亿，让微软连想安全门都不敢想。三呢，加大反盗版力度，但同时对于正版用户要加大保护力度，也就是说，保护微软与用户双方的利益，但就目前看，我们光反盗版，但并没有保护正版用户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我之所以连续写微软的问题，其实是由我近期的亲身体会引起的。 总之，我们不能总是把后门大敞着，让人随便进出，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机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从何谈起？一个由任人进出的后门构成的国家，怎么能在世界格局中自己的国、民利益搏弈呢？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 国家安全，民众稳私，正版用户的合法权益，微软公司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法任意侵犯！这才是我们应该坚持也必须坚持的原则。国家安全没二话。 关于对多内核操作系统的猜想 田忠国 CPU 从单核到双核，又从双核到多核，几乎如梦似幻般说冒出来就冒出来了，但是，CPU 的高性能并没有带来计算机的高效率，究其原因，系统程序并没有CPU 的多核并列运算能力。对于计算机语言我是外行，只能就系统程序的并列运算问题做几点猜想。 CPU 的并列运算，我猜想，其本质就在于系统闭环的并列运行与同步互动上，也就是说，每个核都是一个独立的闭环系统，多个内核就是多个并列的闭环系统，但各个独立并列的闭环系统之间，可能是由不同的、同步互动的、互不干扰的指令集构成了它的基本运算体系。由此，我猜想，将来的系统程序将无法避开 CPU同样的运算道路。 先天六十四卦是我国最古老也是最规整的二进制数学，这个二进制数学给了多内核系统程序这样的启示： 并列而又同步运行的系统程序，应该基于并列同步的多系统程序，既，并列而又不同的指令集，也就是说这个并列不同的指令集，各自有自己的闭环系统，在各自的内核中独立运行，但是，如果仅仅达到独立运行的目的，似乎并不能真正提高多内核的性能，而提高多内核性能的关键因素，或许只能通过各个闭环系统的整合，或者叫同步互动才能实现。 对于这个问题，有做系统程序研究的朋友，不妨花时间研究一下伏羲六十四卦，但最好研究一下"皇极经世"，或许，人们能够通过"皇极经世"的无限多个的系统闭环结构，寻找到一条编写系统程序的新的思路。 田忠国，1959年出生于山东薛城。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矿宣传科工作。曾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中国选举与治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南方网"、"中国报道周刋"、"联合早报"、"新法家"等国内、外重点学术网站发表理论文章五十余篇。并有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无文凭，乱读书。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5 12:10:2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您的邮件已经过国际顶级 铁矿石并购案当中的中国表现 何必 针对必和必拓并构力拓一案，中国可能会采取行动。昨天有报道称，中国已经初步确定三种方案，以阻止“两拓并购案”，维护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益。钢铁行业资深分析师贾良群昨天表示，针对“两拓并购案”，从高层到钢铁企业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国的钢铁企业肯定会采取行动。第一种方案是国内的钢铁企业组成收购力拓的财团，充当“白衣骑士”；第二种方案是与海外企业联手组成竞购团；第三种则是在海外的二级市场上购买力拓股票，增强在这场并购案种的话语权，进而阻止这场并购。报道还称，参与竞购力拓的中国钢铁企业已经聘请了中金公司、中银国际担任顾问，不过这并未得到中金公司、中银国际方面的证实。另有报道称，中国还可能采取政治手段，向英国和澳大利亚反垄断部门提出申诉，阻止必和必拓的收购提议。 本月上旬，中投公司、宝钢集团均发布声明，否认参与了两拓并购案。但中国神华总裁凌文12月11日曾对媒体记者表示，对于这起并购案，“中国不会无动于衷。”据了解，11月下旬，国家有关部门曾召集宝钢、武钢等国内大型钢厂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会，专门商讨如何应对“两拓并购案”，但未能形成具体方案。12月中旬，相关部门再次召集大型钢企负责人开会，初步形成了对策。“我相信这一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中国的钢铁企业肯定会采取行动，从高层到钢铁企业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关键是在权衡形势之后，采取何种行动。” 钢铁行业资深分析师贾良群昨晚向早报记者表示。贾良群认为，中国钢铁企业直接参与竞购力拓的难度非常大，“出资肯定要高于力拓，在2000亿美元左右，就算收购30％的力拓股权也需要600亿美元，这对中国钢企来说是个不小的包袱。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从二级市场购买股票，力拓的股权比较分散，一旦中国钢铁企业成为第一大股东，就可以发挥话语权，阻止这场并购案。当然，也不排除中国钢铁企业投资海外的基金，比如黑石，再由该基金出面参与竞购，这样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铁矿石行业属于澳大利亚的重要资源性产业，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中国企业直接参与竞购，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可能性极低，所以，中国钢铁企业恐怕无法充当力拓公司的“白衣骑士”角色。12月21日，英国并购委员会将明年2月6日设定为必和必拓对力拓提出正式收购要约的最后期限，否则就必须退出，并至少在6个月内不得再度提出类似交易。（2007年12月25日《东方早报》） 铁矿石市场整合牵动中国神经 近日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主动提出以1,315.7亿美元收购力拓股份有限公司(Rio Tinto Plc)。尽管交易结果对中国而言事关重大，然而银行及业内观察人士表示，中国能对此施加影响的手段很有限。若必和必拓与力拓联姻，将控制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铁矿石供应，而铁矿石是中国钢铁企业的重要生产原料。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众多的建设项目及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都需要消耗大量钢材。 根据瑞士银行(UBS AG)的数据，到2012年中国将消耗全球铁矿石产量的59%，氧化铝产量的40%和精铜产量的29%。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Baoshan Iron & Steel Co. Ltd.)财务总监陈缨表示，若这宗交易达成，势必会影响到铁矿石供应的格局，因此公司对此高度关注。宝钢股份是中国产能最大的钢铁企业。矿业同行对这宗交易也有顾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Aluminum Corp. of China Ltd.)总经理罗建川本周就曾经对必和必拓可能与力拓合并一事表示担心。罗建川称，此事会对中国铝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必和必拓与力拓合并会导致铁矿石市场集中化，从而为剩下的供应商在确定最低售价方面创造更大的优势。这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阻止油价跌破某个特定价位的情况很相似。 理论上说，中国的银行及主权财富基金可以为中国企业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手中掌握着670亿美元可用于海外投资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政府机构对是否参与可能被指责为政治目的的干预仍然犹豫不决。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招致其他国家怀疑中国想要控制战略资源，进而使中国遭到敌视。 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已经否认该行正在买进力拓股票的报导。这家银行持有巴克莱集团(Barclays PLC)的股份，并且一直为中国国企向海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td.)曾计划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但这宗交易因为在美国国会遇到政治阻力而搁浅，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最终被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收购。此事还促使美国通过法案要求加强对外商收购美国资产的审查。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购入力拓股份，此举可以阻挠这宗交易，或是在两家公司果真合并后确保中方对新公司经营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样做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由于中国方面只能通过公开市场吸纳股份，一旦有消息泄漏，股价就会迅速窜升。 中国企业只是刚刚开始参与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交易是上个月中国工商银行以大约55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股份。不过投资银行家们并没有因此停止拿出各种方案。最近这些投资银行家们拜访了中国大陆公司和政府机构，希望能提出一些应对方法：如果必和必拓与力拓合并成功的话，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可能出现的价格飙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最近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量仍不足韩国等经济较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量的四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中国的需求量可能会继续大幅增长。 很多大宗商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其价格由市场决定；铁矿石的定价与此不同，其价格通常在钢铁企业和必和必拓以及力拓这样的大型铁矿石出口商之间秘密进行的年度会议上确定。当需求量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较少时，钢铁企业能拿到较低的铁矿石价格。但近年来，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2005年价格上涨71.5%，2006年上涨19%，今年又上涨了9.5%。 铁矿石年度定价会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多。有些分析人士预测明年铁矿石价格会上涨30%甚至更高，而有些甚至称价格可能会翻一番。2006年时，有消息称中国有关部门试图为铁矿石进口价格设置上限，这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后来出台的文件似乎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澳大利亚外交部高层官员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不满，随后中国政府发表了安抚性声明，表示同意价格应该由市场确定。 中国的困境还在于它几乎没有其他的供应来源可供选择。分析人士说，中国本国生产的铁矿石质劣价高。印度这个主要潜在供应国已限制了出口来满足本国不断增长的钢铁业需求。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尝试开发新矿山，其中一家就是由曾从事羊驼毛进口业的澳大利亚企业家安德鲁•福雷斯特(Andrew Forrest)新创立的Fortescue Metals。但这些项目的成本要高于预期，并且开发时间很长。 这种现象出现并非偶然。2004年，我就曾经就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铁矿石收购当中份额越来越大，但在价格制定的话语权方面却显示出日益尴尬的局面喋喋不休过。到了后来，这种窘境愈演愈烈，中国人好大喜功、自以为是、一夜暴富、偷鸡摸狗的嘴脸在国际上暴露无遗，习惯于用中国国内蝇营狗苟的方式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成为让地球人笑掉大牙的怪物，在经济事务的操作上连个咿呀学语的小屁孩都不如。 其实，这种状况远不止在铁矿石收购领域，包括刘其兵的中储铜事件、陈久霖的中航油事件、以及中储粮、中储棉等事件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十恶不赦的中国人，是如何狼心狗肺地拿着咱们的国民财富挥金如土，屡屡被国际大鳄轻而易举撕咬得体无完肤的。 今天的消息是，中石油回归让国际大鳄狂赚，中国官方表示“值得反思”。奶奶的，就这么一个表态就万事大吉了，让全体13亿国民为6000万股民买单，并且让那么多中国家庭把养命钱都投放到股市当中，瞬间蒸发，坐视自己的纳税人的财富被国际资本“合理合法”、明火执仗地劫掠过后，连个亡羊补牢贼走关门的措施都没有，就一句反思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这就是现如今公权力在责任方面的真实德行样。 具体到必和必拓与力拓之间的翻云覆雨，中国方面怒不可遏，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国内，当局早就动用黑社会力量搞定了。只是，在中国国外，中国境内的黑社会势力还远远达不到能够呼风唤雨的能力，可又对让中国无法忍受的凭空制造“供不应求”局面而让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买家增加掏腰包频率与数额的情势。 清华崔之元发来的内容，则更为具体。 宝钢董事长称收购力拓可能性很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清宇2007年12月04日 在必和必拓与力拓陷于收购与反收购胶着之际，宝钢高层首次明确表态：中国企业有意收购力拓。12月1日，针对外界流传中国企业出手力拓一事，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在北京告诉本报记者：“我们正在考虑，提出收购的可能性很大。” 在此之前的11月1日，必和必拓宣布启动对力拓的收购计划。收购方案为：每3股必和必拓股票换1股力拓股票。这一出价较力拓10月份股价43.50英镑溢价约25%(力拓股票价格是根据2007年10月31日为止当月力拓股票交易量加权平均市值所算出的)。若以股票市值计算，此收购报价约等于1530亿美元左右。合并之后力拓股东将持有新公司41%股份。但是上述方案已被力拓断然拒绝，其理由是“远远低估了力拓的价值及前景”。 谈到可能的收购价格，如果以同样换股方式，徐乐江的第一反应是：“2000亿恐怕都不行。”力拓拥有近30亿吨的铁矿石总储量，年供应量近2亿吨。截至2007年11月9日，力拓的市值为1517亿美元，市盈率在12倍左右。 作为目前的卖方市场，国外铁矿石矿山价格节节攀升。11月27日，香港媒体报道，中信泰富计划投资52亿澳元(约340.17亿元人民币)开发拟议中位于西澳大利亚皮尔巴拉(Pilbara)地区的Sino Iron铁矿石项目，该项目定于2008年开工建设。据称，该项目将于2009年投入生产，年产量为2760万吨，所生产的铁矿石球团及精矿石将供给国内的钢铁企业。 2006年，中信泰富还曾以29亿美元的总价格在西澳大利亚收购总预计60亿吨储量的矿山，但年产量只有1200万吨，且要到2009年投产。目前，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三家公司垄断了全球近70%的铁矿石资源，如果必和必拓收购力拓，其一家拥有的铁矿石就占到27%，在未来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将拥有更加强势的话语权。显然，这样的垄断格局使中国钢铁企业深感忧虑，这也是中国钢企考虑收购力拓的内在动力。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钢企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几乎没有招架还手之力，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外方手中。 中国现在每年需求的铁矿石超过50%需要进口，而宝钢则是一个100%需要进口铁矿石的企业。徐乐江说：“78年宝钢立项时，人大代表的质疑让当时的老部长出了一身汗——如果敌对势力封锁海岸线，宝钢的高炉那还不得熄火？当然，这样的事30年来从未发生过。”但宝钢对拥有自己的矿山有别人无法体会的切肤之感。 2006年中国共进口铁矿石3.26亿吨，中国钢企收购力拓后，虽然从合约上看不能很快降低上游成本，但势必将打破上游价格垄断格局。国内同业竞争、地方保护也是促使宝钢考虑收购力拓的一个重要原因。徐乐江说：“目前在中钢协登记的钢铁企业有880家，但实际上仅一个江苏省钢铁厂就有2000多家。” 而人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人为压低国内资源的价格，但是，疯狂的经济增长，快速让中国国内的资源消耗殆尽，迅即成为了资源的净进口国。我们亲身经历着，中国将自己的煤炭资源低价卖给日本人，并借以形成日本ODA（政府开发援助）对华贷款的起始，所有对华贷款项目最初都用于对日出口中国煤炭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深谋远虑的日本人，超出现实需求进口中国煤炭，将用不了的部分用来填海，也就是说，在中国低价出口煤炭之际，实现了将煤矿从中国到日本的平移，并且在二次开采时绝不会出现矿难，但中国却形成了大量资源枯竭城市，短短十几年，就从风光无限的资源开采及其所带来的挥金如土当中，沦为一座座地下被掏空、矿工大量失业、妇女广泛靠卖淫为生的死城。 不仅如此，中国资源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出奇的低下；而当经济增长作为改革开放乃至政治权力存在和延续的唯一合法性之际，用经济增长来抑制社会矛盾、延缓火药桶爆炸时机，就成为不二选择。也因此，中国就成为全世界比如铁矿石价格飙升的始作俑者。 友人发来了相关内容。 中国需求推动铁矿石价格继续走高 2007年10月18日 铁矿石价格的长期涨势看来还要持续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一些全球最大的采矿类股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过去几年里铁矿石价格的涨幅令人瞠目，这主要受到中国旺盛需求的推动。但许多分析师预计，由于澳大利亚等地矿石产量的增加开始赶上需求的增长，铁矿石价格将会企稳。 不过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现在，随着钢铁厂商和矿业公司准备同客户敲定明年的新合约，分析师预计2008年的铁矿石价格将上涨30%甚至更多。与大多数商品通过国际交易所买卖确定价格不同，世界上多数铁矿石的价格都是通过私下谈判、签订年度合约的方式确定。一些人认为，价格甚至可能上涨一倍，这种涨幅在一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尽管曾有人预计中国今年的钢铁产量增长可能放缓，但事实上这个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的钢铁产量仍在继续高速增长。花旗集团(Citigroup)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今年和明年有望增长18%至19%，与2006年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矿业公司的铁矿石产量还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尽管力拓股份有限公司(Rio Tinto), 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等矿业公司近年来一直在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扩大开采，但产能却受到了港口瓶颈和其它基础设施因素的制约。 结果就是市场上的供应状况要比预期更加紧张。瑞士银行(UBS)在近期的研究报告中称，中国今年的铁矿石进口需求预计将增加6,100万吨左右，而全球的出口供应量预计只会增长4,500万吨。中国一直在大力增加国内铁矿石的产量，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但其中一部分铁矿石以国际标准衡量价格过高，一些分析师表示，中国已经接近国内增产的极限。 与此同时，另一个铁矿石和钢铁生产大国印度在今年早些时候提高了铁矿石出口的税率，以确保对国内钢铁厂的供应。 事实上，一些分析师表示，印度的情况最充分地说明了铁矿石价格在即将签订的新一轮年度供应合约中还会大幅上涨。与其他地区不同，印度的生产商通常在现货市场进行价格谈判，而不是签订年度合约，这就提供了总体市场状况的实时风向标。在过去12个月中，印度现货市场上的铁矿石价格已经飙升了约120%，使印度的铁矿石价格有时达到了其他地区年度合约价格的两倍以上。花旗集团分析师预计，2008年的铁矿石年度合约价格将上涨30%，但从近期印度现货价格的走向看，涨幅可能还会更大。 所有这些都巩固了大型铁矿石生产商的定价权，尤其是英-澳矿业巨头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 (CVRD)。这三家公司总共控制着全球约75%的铁矿石交易，其余部分则由印度、南非等地的小生产商瓜分。 力拓和必和必拓的前景尤为有利，这两家公司的矿山距离中国更近，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将铁矿石运送给中国的钢铁厂商。同巴西等地的竞争对手相比，这就使得这两家公司能在2008年向买家提出更高的价格。铁矿石生产商一向对其谈判策略和要价秘而不宣。CVRD首席执行长罗杰•阿格内利(Roger Agnelli)在本周初访问纽约时表示，现在谈论铁矿石的年度合约价格还为时太早。不过他说，需求依然非常强劲。力拓首席执行长艾博年(Tom Albanese)最近称，我们注意到中国钢铁公司从澳大利亚购买铁矿石的价格要低于其它供应商，暗示他的公司可能会要求提高价格。 当然，中国的钢铁企业会极力阻止铁矿石大幅涨价，它们也无法总是将成本的上涨转嫁给客户。过去几年里的铁矿石涨价已经让它们承受了很大压力（2005年至2007年的涨幅分别为71.5%、19%和9.5%），其中一些公司可能已经出现了亏损。如果铁矿石年度涨价幅度低于预期，比如只有20%，那么矿业类股短期内的股价可能受到打击，因为其中一些股票似乎已经消化了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的因素。 任何价格上涨都可能会在中长期内巩固铁矿石生产商的强劲收益。汇丰(HSBC)的数据显示，在亚洲，力拓的铁矿石业务规模最大，今年在澳大利亚的产能高达1.95亿吨，而必和必拓的产能为1.29亿吨。汇丰的分析师预计，铁矿石占力拓利息、税项、折旧、摊销前收益的41%左右，而必和必拓的这个比例为22%。 汇丰最近将力拓在澳大利亚证交所上市股票的12个月价格目标从94澳元上调至110澳元（97.50美元），将必和必拓的股价目标从39澳元上调至44澳元，不过它对这两只股票的评级为中性，指出这些公司仍存在运营成本上升等潜在的长期风险。一些分析师认为，鉴于对铁矿石价格不断走高的预期，一些投资银行可能会上调这些公司的目标股价。花旗集团对这两只股票的评级都为买进，并将力拓12个月目标价定为106澳元、必和必拓的目标价定为42美元。美林(Merrill Lynch)对力拓的评级为买进，12个月价格目标为120澳元；对必和必拓的评级为中性，没有设定价格目标。 周三在澳大利亚股市，力拓股价下跌3.1%，收于110澳元，必和必拓下跌0.3%，收于46.30澳元。 中国疯狂的经济增长将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过街老鼠，此言不虚吧？中国自己压榨国民的财富，在所有生产要素以及经济资源方面，都任凭价格机制的扭曲状况旷日持久地存在并恶化着。简单地看，在中国的矿难当中，死一个人的赔偿不过区区两万块钱，这种人的性命的价值估算，恐怕也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咱们最值得歌功颂德的了吧？即使当局出台规定，矿难死人每人要赔偿20万元，也还是让人悲悯到在中国人命的物美价廉。 用如此草菅人命的方式，维持着中国作为全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在客观上和结果上成就了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为全世界赤橙黄绿青蓝紫肤色的人们提供廉价产品以及所附带的服务，维持全世界的低通胀水平。而国际上却根本不买中国人的帐，反而因为中国对资源血盆大口而唯利是图地价格节节攀升。因此，从经济角度看，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排除现如今中国国内日趋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当中，外部性输入的通货膨胀因素的存在；换言之，在中国向全世界输出压低通胀之际，国际上却在向中国输入通货膨胀。 当然，这又是中国当局与国际势力合谋宰割中国国民的一个经典案例。可悲的是，这种行径到现在愈演愈烈。对此，咱们能够怎么着？人们看到，铁矿石事件当中，中国的角色逐渐被逼到了死角。 友人发相关内容。 矿业巨头合并或令中国陷入困境 2007年11月12日13:39 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欲收购其竞争对手──同为资源巨头的力拓股份有限公司(Rio Tinto Plc)。此举表明，随着世界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高速增长，西方矿业公司正努力增强其影响力。这种趋势与全球石油业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可能使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增长最快的矿产品消费国陷入困境。 虽然西方的石油公司利润丰厚，但这些公司近年却发现长期发展前景黯淡。原因是世界上大部分现有原油都被外国政府所控制，正当发现新的原油储量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这些国家又加紧了对原油供应的控制。随着油价的大幅上涨，西方国家常常成为受害者，而诸如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政府和国有石油公司却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矿业的情况恰恰相反，控制权不断集中到少数几家西方上市公司手中。这些公司通过一系列合并，成长为全球性供应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巴西的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CVRD)和英国的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 PLC)控制着世界上很多大型矿山，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智利和加拿大。西方资本还为勘探项目提供大部分资金，以便在今后提高供应量。 这种趋势增强了西方矿业公司的获利潜力，但同时也使资源消费大国的经济前景复杂化，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强大需求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迅速增长。 Fairfax IS这家投资银行驻伦敦的资源分析师约翰•迈耶(John Meyer)在上周五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必和必拓与力拓的合并可能会使大宗商品价格更加强劲，原因是合并后的公司在增加产品供应方面会更加自我约束以及主要矿业公司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将会减小。如果这些西方公司在扩大产量上步伐缓慢，则有可能使中国和其他金属消费大国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市场目前对大宗商品有旺盛需求，但西方矿业公司的产量却增长缓慢。 西方公司的市场统治地位在铁矿石领域表现尤其突出，必和必拓、力拓和CVRD这三家公司大约控制了国际铁矿石贸易的75%。这些公司在铜、煤炭和其他一些大宗商品上也具有强大的实力。必和必拓与力拓已拥有世界最大铜矿──智利的Escondida──85%以上的储量。西方公司还支撑着很多新建大型镍、铜和铁矿的发展。 中国在煤炭方面尤其容易受到影响。虽然国内煤炭公司的产量已经很大，但有时仍无法满足大幅增长的需求。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成了煤炭净进口国，推动煤价不断创出新高。与原油供应不同的是，中国的煤炭进口货源主要为包括必和必拓在内的西方公司所把持。 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教授刘建明说，简单来讲，这两家矿业巨头合并后，它们在矿产品市场上的话语权会增强，对国际矿产品市场会产生巨大影响。这对其他矿业公司绝不是好事，包括中国的矿业公司在内。 这也就告诉我们，中国正在经历着被洋鬼子屠杀的新鲜历程。与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劫掠不同的是，这次的屠宰则是兵不血刃，不用花费一枪一弹，只是通过类似铁矿石交易的私下谈判，就让中国走向了不归路。全世界铁矿石资源的高度垄断，让中国人也无可奈何。 友人发相关材料。 铁矿石定价权可能进一步倒向供应方 2007年11月12日 若力拓(Rio Tinto Plc)和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这两家主要的铁矿石国际供应商联手，那么在2008年的铁矿石长期供应合约谈判开始之际，作为铁矿石主要消费者的国际钢铁厂商们将在讨价还价中陷入被动境地。 力拓与必和必拓的收购战估计将促使各大钢铁企业加快收购铁矿，以尽量实现自给自足。过去他们也许还能靠“离间”力拓和必和必拓的办法来压低铁矿石价格。不过现在钢铁厂商，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厂商可用来将铁矿石价格涨幅抑制在最低水平的手段是越来越少了。 虽然受到直接影响的是钢铁企业，但最终将会波及汽车和电器生产企业等最大的钢材终端用户。不过美国的部分钢铁企业对铁矿石供应商的依赖较小，原因是他们都自己拥有铁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