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的第一篇文章非常值得一看，此文既强调中央集权，又指出了中央集权造成的一些弊端，如果中国把中央集权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定能走出一条新路来。第二篇文章内容也很值得注意，它只是一个动态信息，但带有极大的倾向性。中国的土地制度又在遭到土地所有者----农民的直接推动了。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着风险将土地承包到户，今天更多的农民又在要求将土地归为己有。农民自发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请社会各界及政府有关部门密切注意。]
From: "WSG" <wangshaoguang@cuhk.edu.hk>Date: 2007-12-12 11:13:00Subject: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To: <"Undisclosed-Recipient:;"@ruc.edu.cn> 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陈申申 2007年10月19日 一， 为中央集权制度正名 1.1 社会稳定需要新理论 我们今天的革命理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为此，革命者从西方引进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整套理论，然后改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造反有理的说法。衡量理论好坏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为革命的目标服务。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中，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几乎被全盘否定了。革命胜利了，革命的理论就不容置疑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之战，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革命的气势仍然一天比一天高涨。革命的理论因此而得到发展。以革命的口号鼓舞人心，以战争动员的方式发动政治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成了常规的做法。甚至，扫除文盲，除害灭病，看样板戏，都以这种大量耗费社会资源的方式来进行。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了，革命理论依然占着主导地位。可是，革命不能永远干下去。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对当权者造反有理的理论，就只能造自己的反了。 在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大仗打不起来”的基本判断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和开放取代革命和战争，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社会需要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再来一场革命，而是要让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让社会进入正常状态。 为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了解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过去为了革命，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中国任何统治者都必然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实行统治。虽然，中央集权的政治实践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可是，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制度选择。我们需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为社会的稳定，为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化，为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路线，政策，办法，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 1.2 全世界都在走向中央集权 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全世界的选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欧盟的建立更体现了欧洲为了应付对外竞争和内部协调在政治制度上正在进行的重大调整。可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实行中央集权的做法就会大不相同。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将会比较出什么样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更有竞争力。 1.3 中国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只可能在中央集权下实现 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和协调内部利益，中国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通观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就是中央集权稳固，人民生活安定的时候，分就是诸侯割据，天下大乱的时候。总的来说，合与分的因素始终都存在着。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自秦朝以来的中国历史，合是常态，分是常态的偏离。分是合的解体，是合与合之间的过渡。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占着统治地位。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官民之争，变法与保守之争，进入现代以来的革命与保皇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各种主义，道路之争，以及长期存在的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之争，实际上都在作用于当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或是维护，或是动摇，或是以新换旧，实现旧的中央集权向新的中央集权的过度。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央集权的制度本身在中国没有改变。 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执政者。这不是理论，也不是政治主张，而是中国的现实，是我们必需承认的现实。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就不可能依靠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成，而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制下，通过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来完成。我们只能从这里出发来探索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可能的选择。 在这样的探索中，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经验就会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实践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真知。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中所有的成就几乎都是暗合了历史的成功经验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那些失败也都早就有了历史的教训。 1.4 对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种种误解必须纠正 长期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被描述得一无是处。这些描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比如说，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文字狱都被描写成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共同特性。这就不是事实。这些事件之所以载入史册，就是因为它们都偏离了正常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比这些事件残忍得多的事情都长期存在过。可是因为是当时的正常状态，所以就不能构成一次次的历史事件。比如说，直到明朝，中国还有殉葬制度。让大批的活人为死人殉葬，不能说不残忍。但是，因为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正常的，就不会作为历史事件载入史册。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被社会舆论认可的，所以，才会载入史册，成为千古奇冤。 活跃的社会思想，从来都是支持中央集权统治的精神支柱。政府保护了老百姓思想的自由，所以才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王道与霸道之说。实行王道，就是统治者以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国家的政策。霸道就是统治者借助政府的权力来压迫老百姓。实行王道的条件就是要倾听社会的呼声，就需要有活跃的社会思想。历朝历代，中国的思想界都是非常活跃的。统治者不论信仰如何，对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宽容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一直是长期共存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执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断时续，执行过程既艰难又痛苦。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就不是一朝一代的政策了，而是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年的历史学家不仅在研究历史，还要记录当朝皇帝的所作所为。他们秉笔直书，批评朝政，才给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都做不到，当年却做到了。近代中国，霸道时常占着上风。蒋介石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林彪主张“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统治者如此霸道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言论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组织也是非常活跃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级。一个县只有三个县级和副县级的官员吃皇粮。那就是县长，即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管钱粮的，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长，以及县卫，管刑名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县以下完全依靠民间组织自治管理。这些民间组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维护治安，发展经济，树立道德风范，都要依靠他们才能完成的。翻开中国历史，民间的教育，民间的医生，民间的艺术家，等等民间事业比比皆是。小到家族的祠堂，大到文人的学社，商人的商会，等等民间组织无所不在。甚至，民间还可以组织军队。今天仍然广为人知的杨家将，岳家军，在抗击外族入侵时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都来自民间。直到晚清，还出现过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等，都曾经为稳定政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都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 再比如说，官营工商业都被看成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经济特征，也不是事实。东汉时期盐铁论的讨论就说明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民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激烈的讨论制盐和造铁是不是要由政府来经营。如果本来就是官营的，这种讨论就不会出现了。还有人把自给自足看成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这也是不对的。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农民并非都完全自给自足。市场交换，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是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象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样的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和全面控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都是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天然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和底层社会的自由思想的民间组织同时存在，他们一起既支持，又限制政府的权力，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广泛的自由，民间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都曾经得到了蓬勃发展。人们不会去苦苦的追求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这恐怕就是中国人以自己五千年的文化却不知道何为民主自由，甚至连“民主”，“自由”这些词汇都要从国外引进的原因吧！ 二， 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相应的中国政治形态 2.1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在中国历史上，与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一起同时稳定存在的就是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皇帝家族的最高统治，文官集团组成的政府，再加上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三位一体，相互支持，缺一不可，才是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最起码的正常状态。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治，以今天和历史上的情况相比较，我们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当人们在总结美国为什么能够超过欧洲，后来居上获得成功的时候，常常会说到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法律很简单。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人们都可以去做，不象欧洲有那么多的陈规陋习。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只用了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的税收就为美国人民提供了能够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可是，现在美国政府的开支已经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0%以上。看一看古代中国，在社会处于正常状态时，都能做到这些。中国早就有了统一的国家，自由的市场，人们享受着极大的自由。历史学家们对于明王朝的研究发现，这个农业大国的中央王朝的财政收入仅仅相当于农民收入的5%，大概还不到今天税率最低的香港的18%的三分之一。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处于完全不正常的状态。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可是，近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恢复到历史的一般水平。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党政军合一的战时状态中摆脱出来。改革开放虽然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有目共睹。但是，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管制的状态到今天还没有解除。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还十分罕见。在完善法制的口号下政府部门的权力甚至还在日趋强化。违背宪法精神，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仍然在不断地被炮制出来。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学，民间教育事业几乎被全部摧残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的教育长期以来都是完全在民间完成的。现在的学校都用政府编制的同样的教材教学生，背书考试成了主要的教学方法，升学率成了对中小学考核的主要指标，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用这样的方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摧残青年？是功？还是过？甚至是罪？近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更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把教育和科技推向了唯利是图的深渊。以名校为代表的官方知识界中出现的学术腐败的现象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医院，民间的医生几乎被全部禁止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非法行医”成了政府部门对民间行医的代名词。用药都要有政府卫生部门的批号，连吃中药都要受到“批号”的限制。政府的卫生部门已经习惯于以自己的行政权力来取代医生的处方权。这样滥权的政府部门，这样狂妄自大的政府官员，大概只有在中国才会成批的产生出来。 象今天这样，文化团体的成立都要政府的特别批准，艺人的资格都要政府来审核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根据文化部的规定，今后的艺人都要经过政府规定的资格考试。难道艺术家都成了工业产品，是可以通过设定技术标准来评价的？政府的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合法”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搜查取缔“非法”贩卖图书为由闯入民宅抓人。这种藐视法制，执法犯法的行为还在中央电视台作出了正面报道。政府的文化部门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集公检法的全部权力于一身的？这样的政府部门还有资格在它的名称中写上“文化”二字吗？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我们还没有从战争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战争状态中政府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被运用到了和平发展时期，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就会被政府剥夺，就会出现普遍的政府腐败现象。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与民，让社会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2.2 古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以皇帝为代表的皇帝家族的最高统治者，或者叫最高执政者，有一个以皇帝任命的官员为主体的政府文官集团，还有多姿多彩的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对于政府，除了政府内部的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门之间的监督和考评之外，还有来自最高层的皇帝家族和最低层的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最高统治者皇帝，通过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的各种渠道的信息了解和评价文官，通过对于官员的任免来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皇帝和皇帝家族本身也必须遵守政府的法令。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一个几乎近于最大限度完美的状态。 2.3 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工业化的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入现代社会。皇帝的家族式的最高统治已经让位于执政党的统治。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最高统治者。由此，就形成了今天的执政党，政府和老百姓这样三位一体的社会政治形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不实行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写入宪法的，不可替代的，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和象征。虽然，今天的很多事情都做得还不如古人，可是，以一个政党来取代一个家族，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政党中挑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总比只在一个家族中挑选要好得多。选择的范围更宽了，找到合适人选的可能性更大了。显然，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更为有利了。 三， 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中的基本的法制结构 3.1 中国的法制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党政军一体的政治形态，发展到今天，政府的权力已经是空前的。近些年来，经济高速成长，可是人心涣散。社会对政府的认同仍然处于历史的低点。走出这样的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还政与民。还政与民就是让老百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并且给每一个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权力，机会，手段，条件。政府必须承认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的天然的合法性，承认各种思想的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承认各种民间组织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只要他们不是以分裂国家，推翻现在的政权为目的的。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 由于中国的社会的政治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所以，维护这种政治形态的法制结构也一定会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的法制要能体现中国的社会特点。中国的法制建设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党政关系。这就是最高执政者和政府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这在古时候就是君相关系。第二，官民关系。这里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第三，党群关系。即执政党和民间组织的关系。 3.2 党的领导地位 在党政关系中，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领导地位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种权威必须表现在对于重要人事的任免权上。最高领导人要有权威去任命和解除中央和各省市县的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而不需要做出任何意义上的解释。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央和各省市县的领导人的职务的解除不一定非要等到任期届满，更不一定要有贪污腐败的刑事犯罪证据。我们现在的最高领导层每五年一届，领导人最多只有两届的任期，十年届满就要离任。可是，却几乎要用整整一届任期的五年时间才能完成党政高层的班子重建。所费时间太长，消耗的精力太多，对领导层和社会都没有任何益处。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就是最高政治权威的皇权的体现。皇帝有了对政府官员的任免权，才可能约束政府。在今天，这是党的领导的法律体现。其实，不论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领导班子的，否则他就很难正常的展开工作。对于最高领导人，我们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他有所作为，又不让他挑选人才，组建能够默契配合高效运行的工作班子。因此，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为最高领导人创造这样的起码的工作条件。 3.3 政府的权威 在党政关系中，还要强调的是政府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权威。不仅是老百姓和政府官员，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必须遵守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就是古时候相权的体现，是相权对于君权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皇帝的权力始终受到政府的制约。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想要干一番大事业，首先就要了解来自政府的种种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获得成功的办法。只有在文艺作品里，皇帝才会被描写得可以为所欲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是这样。 3.4 选拔政府官员要唯才是举 选拔政府主要官员要唯才是举。候选人不一定要是执政党的党员。 政府官员要完全依法行政。这些官员可以是执政党的党员，也可以不是执政党的党员。党的纪律对政府工作没有约束力。执政党在政府主要官员的选拔方面做到了广募人才，唯才是举，才能体现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与中国古代相比，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选用原则上从来就是唯才是举的。候选人是不是皇亲国戚从来都不是选用人才的普遍标准。政府高官中皇亲国戚的人数极少。这样的政治传统在今天应该得到继承。 3.5 政府建制要缩小 在官民关系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要缩小政府的建制。要恢复到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级的政治传统。县以下的社会管理要恢复到历史上主要依靠民间自治的正常状态。我们应该认识到，利用政府权力，摧毁民间组织是完全违背宪法精神的。这样做不仅仅是在破坏民间组织，而且是在摧毁一个民族的最起码的尊严和自信。当今社会政府滥权和全社会的信仰危机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现在正处在这对孪生兄弟的双重蹂躏之下。 3.6 民间组织合法化 党群关系中，首先民间组织要合法化，然后，才能谈得上在民间组织的成长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 一个人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不只是到政府里争相做官，更要能在企业和各种民间组织里勤奋工作。对于民间组织来说，党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党的领导的体现就是党员在各种民间组织中的积极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党员应该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在民间组织中，党员应该是最积极最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者，而不是看不起老百姓的官僚。早年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同时，党员还要敢于保护民间组织，抵抗政府的滥权。有了民间组织，执政党才能得到来自基层社会的对于政府工作的真实评价，民间的要求和呼声才可能上达天听，送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那里。民间组织合法了，发展了，成熟了，社会对政府的约束才能有制度的保证。人民才会对政府产生认同感。政府才会被人民认为是自己的政府。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我们现在所做得远远不如古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不仅是理论，而且是有制度保证的。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可是，我们的民族依然团结，我们的国家依然屹立，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保障了人民的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人心不愿意分裂，反映的是老百姓对现实的政治制度还存有希望。今天的社会，在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政治制度和信仰的空前危机，完全是现在的政治制度中的严重弊端导致的后果。 3.7 党纪部门要进入国家法制体系 国家的法制体系中要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赋予应有的法律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永远的执政党。所以，党的纪律就是国家法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党员犯法，除了要受到国法处置，还要受到党纪处置。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应该具有法定的权力来合法的行使权力。这是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特征在国家法制中的体现。为了制止这些年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地位没有被现行的法律制度确认，他们的行为甚至有非法的嫌疑。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十分不利的。 与古代中国相比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点象清朝的宗人府，是朝廷设立专门惩治皇亲国戚的违法行为的。它是统治家族内部的司法机关，反映了皇帝家族的自我约束。这个机关在皇帝的领导之下，可以直接接受来自政府部门和民间的告状。 3.8 中国式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中国的法制建设，要针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不同的法律，以此来逐步形成中国式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一般的泛泛而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够的。这样做不是要给与任何人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利，而是要为党员和政府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这就象对于军队的管理要有军法。军人违反军法要受到军法的审判。可是不是军人，就不受军法管制，也不受军法审判。对老百姓来说，只要遵守起码的行为准则，不杀人放火，不偷不抢就可以了。可是对于党员和政府官员，要求就要高得多。政府官员必须是守法的模范。普通老百姓偷税漏税，罚款或坐牢后还可以继续原来的工作。可是政府官员偷税漏税就要开除公职，丢掉饭碗。党员犯了同样的错误，还要受到党纪的惩罚。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些就是古人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同的法律管理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过去的宣传中把这句话解释成政府高官犯法可以逍遥法外，完全是错误的。 结束语 看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今天的政治形态并不落后。在中国完成现代的法制建设，让中国人民享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多的政治权利，并不是梦想。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不中断的文明史，有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经验。这样优越的文化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的成功将造福于世界。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状态的起点。我们已经在走向正确的方向。我们正在面向未来。我们首先要回到历史，以史为鉴，才能超越历史。
发件人："天清" <tianjinwuqing@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18 21:43:5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天津市武清区8000 多农民采取行动保护近万亩土地所有权 天津市武清区8000 多农民 采取行动保护近万亩土地所有权 最近几天，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4村农民部分男女老少持续到上马台水库工地，阻挡对武清区对他们土地的非法侵占行为。他们告诉政府官员：土地归农民所有，政府和开发商的占地是非法的。他们要保护土地，留给子孙。 1992 年，武清区政府和上马台乡主要领导召开会议，强迫命令辖区董庄村、王三庄村、上马台村、西安子村等六村的村长和支部书记同意让地修水库。说修水库是为周围各村排旱排涝，总共占了9000 多亩被称作"米粮仓"的黑土地。合同上只写了8445.6 亩土地，并写明这些土地全是荒地。村干部不同意，所有村民也不同意。也没有公告农民，什么善后工作都没有。后来得知区上每亩给了850 块钱的补偿，全部被上马台乡政府占用了。 水库建成后，从来没有排旱排涝过，而是建成大型渔业养殖基地。水库本来就没有水源，为养鱼经常抢夺当地农民用来浇地的农用活水。因为水被抢，庄稼无法正常浇水，农民年年损失惨重。武清区政府每年从水库获上千万的利益。更荒唐的是，从1992 年地被抢走，到2003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各村农户还每年承担着 9000多亩土地的农业税和公粮任务。 现在武清区政府又不养鱼了，要在这块农民还指望着收回耕作的土地上建京津唐绿色生态园。大规模的、永久性建筑工程就要动工了。所有农民突然感到，归他们世代所有的土地就要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现在人均只有不到一亩地。如果保护不了祖先留下来的这上万亩良田，他们将无法生存靠，他们没有脸面对祖先与子孙后代。农民多次上访，多次要求与武清区协商都被拒绝，任何问题得不到解决。 农民今天行动起来，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土地。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正告武清区各级政府官员，他们现在耕作的土地是永远归他们各户农民所有的，上马台水库占用的9000 多亩土地也是永远归他们各户农民的，他们要把这9000 亩地重新分给各户。他们批评武清区各级官员，建水库十五年来，名义上是为周围村庄服务的，实际上是为官员自己捞钱服务的，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祸害农民。他们表示，武清区各级政府应该是为全体武清人民服务的机关，不是官员们的私家祠堂，不是官员们称王称霸、胡作非为的"山寨"、"土围子"。这些官员们有心为武清人民服务就干，不愿意服务就请走人。 2007 年12月 18日 崔仲山 15922217924， 冯世先 13132013114， 兰贵义 13920306243，
发件人："三门下" <sanmenxiatudisiyou@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14 10:04:4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 向全国告知收回土地所有权 我们是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 万回迁农民。上世纪50年代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占据了我们共80万亩耕地，经过数以十万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广大移民长达 30年的血泪抗争，到八十年代国务院划拨了30万亩土地用于安置回迁移民。而实际上移民只分到了15 万亩土地，还有15万亩国务院明令规定归农民耕种的土地，却被渭南市及三县各级官员私人直接占有，或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有，用以谋取经济利益，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达4000 万至6000万元。到现在被侵占的15万亩土地中的近 12万亩，已经从上报国家的统计表中消失，也就是说官员不仅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据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地主"。而我们移民实际人均耕种还不到2亩地，为了生计被迫以高价向官员租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几十年上访不能解决，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解决。 我们三县市约7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告诉（签名名单是每户一个代表）： 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我们只承认政府按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划，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收税行为。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三，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会应承担起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责任，不能凌驾于全体农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我们也要算帐，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五，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 六，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我们库区农民向全国人民问好！ 2007年12月 12日
发件人："menxia san" <sanmenxiatudisiyou2008@gmail.com> 收件人： <jansfield@hotmail.com>, <vivian.wu@scmp.com>, <j-zh-y@vip.sina.com>, <jiangtkp@hotmail.com>, <zdjun@263.net>, <qhjy53@126.com>, <thslping@263.net>, <slping@pku.edu.cn>, <fazhijizhe@gmail.com>, <joseqian@hotmail.com>, <yman@lincolninst.edu>, <wwx217112@163.com>, <aesarey@middlebury.edu>, <yujianrong@126.com>, <sundawu2003@yahoo.com.cn>, <dawu@sundawu.cn>, <ddggyy@263.net>, <zxs@public.bta.net.cn>, <rdi@cass.org.cn>, <yetsunliu@hotmail.com>, <drzslau@yahoo.com.cn>, <maguochuan999@126.com>, <cxl@drc.gov.cn>, <duzhx@cass.org.cn>, <dsgeng@gmail.com>, <hanjun@drc.gov.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16 22:19: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事件最新动态 请媒体和各界紧急关注 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收回土地所有权事件最新动态 12 月12日 ，陕西三门峡库区农民向世界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并准备展开分地行动，引起了陕西省、渭南市及华阴市、大荔县等三级政府的极大恐慌。陕西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一定要当作最大的事情给予关注，要求任何人不得就事件性质乱表态，要求渭南市及时准确掌握动态，一定要做好当前库区稳定工作。 12 月14日 至15日，由渭南市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库区各县市长、主管移民的县市长及渭南市移民局主要负责人，连续两天紧急召开库区移民"当前稳定工作会议"。 12 月4日 ，华阴市联络签名的农民代表陈思忠、郗新继被宣布行政拘留十天后；12 月14日 ，数百农民到华阴市看守所迎接他们二位出牢，被告知要等上级指示才能放人。 12 月16日 上午，另一农民代表张三民被华阴市公安局带走。移民又从其他渠道得知陈思忠、郗新继正在转为刑事拘留，一个月内要由华阴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华阴市将根据事态发展有可能抓捕更多的农民代表。 华阴市的镇压工作一直由市委书记党得财、主管移民市长聂郝礼、市公安局长郭铁牛负责，此三公在华阴市任职多年，个人涉嫌巨额土地利益，曾多次组织对移民的维权行动进行镇压，非常残暴。 陈思忠、郗新继多年来为移民土地奔走呼号，曾多次被捕。他们多次表示，要为中国农民争土地权利，为农民争人格，已经豁出去了要干到底。
中国是否需要第二次土地革命？ 曹维录 文章摘要：中国的现状表明，目前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严重遏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是毁灭农村的死亡之路。就是没有官员掠夺土地的现象，集体所有制也是行不通的。土地承包变更频率极高，30年不变的政策无法保证，农民不相信中央30年不变的政策能够落实，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真正落实过。 12月8日是，黑龙江四万农民的发言人于长武、王桂林代表4万农民通过电子媒体向全国公告，宣布拥有自己所居住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时隔只有四天，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向全国人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两个相隔千里万里的地区同时行动，而且又是十余万农民全体行动，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第二次土地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二次土地革命已经到来。农民被剥夺土地的现象将成为历史，农民将会重新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农民都是由于害怕中共的镇压才没有起来争土地所有权，当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说出：还我们土地，我们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商圈地和政府的项目用地，从农民手里无偿或给很少一点补偿地抢去了大量的土地，如果我们把官方资料和民间的估计做一下综合，从1979年到2003年改革开放的20几年间，化转为城市和工业用地的土地面积大约有将近1亿亩，近年来官员和商人圈占土地现象加剧，因强占农民土地而导致大规模流血的事件屡有发生。四年的时间农民损失土地大约又有3000万亩，以一亩地平均少收3万元计，就是3.9万亿元，就是说通过改革开放，从农民手里榨取了将近4万亿钱财，农民能不贫困？ 农民没有土地，就没有对土地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其利益必将受到巨大的损失。通过土地一项也可以看出，20多年来，大量的财富涌进了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有大约8亿农民，4万亿就是人均5000元，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4万亿交给农民，农村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每个孩子都能在好的学校读书，生了病能得到好的医治，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可以得到生活保障......所以农民要想摆脱贫困就要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 。 第二次土地革命有着非常坚固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基础。从现实上看，城市改革早就领先于农村，农村的改革严重滞后。在城市生产资料早就已经分配下去，城市企业走向个体的情况下，农村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还迟迟不加变动。没有变动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是捆住农民的枷锁，官员和商人很方地就把农民的利益抢夺干净。对此，农民早已不满，各地维权活动风起云涌，农民们不惜一切地保卫自己的土地，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从法理上看，农民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也是合理合法的。先看一看历史：1947年9月13日，由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中国土地法大纲》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据有约70%—80%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仅有约20%一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很显然，中共当年土地革命的借口是土地占有制度不合理，并认定农民没有土地是农民受压迫及贫困、落后的根源，也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那么现在，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富强，不就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吗？ 党的十七大上，一再关心民生问题。怎么关心呢？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可否认，近些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地价一再上涨，要把这说成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可以。但是这个成果谁享有了呢？贪官享有了，奸商享有了，农民一点也没有得到实惠，土地成了贪官奸商随时可吃的"唐僧肉"。现在，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就是要让农民有权力在土地问题上说三道四，就是要把这个实惠还给农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作，是检验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政府还是官商特权阶层政府的分水岭，是检验政府官员们所说"共同享有改革开放成果"的话是真的还是骗人的试金石。第二次土地革命毫不夸张地说是农民保命的革命，是有法律依据的革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革命。政府帮着农民实现了这场革命，就说明政府所说"共享改革成果"的话是当真的，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叶公好龙，就是在有意识地骗人。 怎样才能建一个和谐社会？没有人愿意闹事，建和谐社会是全体公民的共同愿望。但和谐社会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建，不能在不公平、不公正上建。不平则鸣，"鸣"就是不满，就是闹事，就是不和谐，不为别的，就为你首先不让别人活了，别人才要和你闹，闹也是对的。毛泽东在50年代也曾说过："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做，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遍地是贼，"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吃农民。 中国的现状表明，目前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严重遏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是毁灭农村的死亡之路。就是没有官员掠夺土地的现象，集体所有制也是行不通的。土地承包变更频率极高，30年不变的政策无法保证，农民不相信中央30年不变的政策能够落实，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真正落实过。 现在，是突破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的时候了，土地是农民的财产。不是要落实多少年不变，而是要长久地属于农民，他们对土地有处分权，土地是农民发展的基础。第二次土地革命就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翻身解放，今天，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支持你们——为陕西省约7万农民收回自己的土地叫好 曹维录 12/13/2007 文章摘要: 以上六条除第四条外，说的都是土地问题，前边三条是对土地权力的认定，后边又说明了土地必须交给农民的法律依据，有理有据，你能说农民的素质低？看来，再对农民进行欺骗是行不下去了。当地农民全体签字，这就是民意！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他们要回去，不要你那个集体所有了，你还说你那个集体所有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吗？ 今天，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向全国人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他们每户出一个代表签名，反映的是这个地区全休农民的声音。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他们所作的是合法的，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超出维护正当权益的范围。政府，如果还是人民的政府，对此就应该给予承认，并加以保护。 本月的8日，黑龙江四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时间过去刚刚4天，我们又欣喜地看到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收回自己的土地，种种迹象表明，农民对问题的认识更高了一个层次，他们已经意识到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把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农民们的第二次土地革命已经兴起，我们就学着当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说一声，农民的行动好得很。他们的行动好就好在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摆脱了乡村干部的控制和干涉，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不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为子孙后代保住了生存的资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些年来，各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企业相互勾结，盗卖村民的土地，破坏农村土地建设，损农民利益以自肥。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侵占农民土地的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他们所侵占的土地，必须立即全数退还给农民，已经用了的，也要还给农民。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农民的授权，他们从土地所得也没有全额交给农民群众，农民的有权向他们要回来。 我们就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的情况看一看，他们的素质低吗？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所列六条，对照国家所颁布的法令政策，条条都合理合法，是正当维权行为。民所列六条简要内容如下：1、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2、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农民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3、农户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因为这种占有形式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4、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也要算帐，对贪污行为进行清算。5、在拥有了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再争取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彻底推翻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6、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只能把土地交给农民自己才行。 以上六条除第四条外，说的都是土地问题，前边三条是对土地权力的认定，后边又说明了土地必须交给农民的法律依据，有理有据，你能说农民的素质低？看来，再对农民进行欺骗是行不下去了。当地农民全体签字，这就是民意！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他们要回去，不要你那个集体所有了，你还说你那个集体所有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吗？ 有几个人真值得提一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他们为了农民的利益承担了全部的风险，他们不怕中共翻脸，不怕镇压，他们也没有重大回报，他们是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人，说起来让人肃然起敬。他们是：大荔县：马连宝、许连中、赵德龙。华阴市：张三民、陈思忠、郗新继。他们是中国农村的希望。 我向库区全休农民问好！我们支持你们。 （2007年12月12日） 从五十步维权走向根本性维权 党治国 中国有一个典故，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出自《孟子》：“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战场上向后逃跑五十步和向后逃跑一百步，都是怯懦的表现，逃跑了五十步的，没有资格嘲笑那些逃跑了一百步的人。如果不是诈败，不逃跑才是战士的职责。 维权也是这样。按照统治者某一规定，应该打我五十大板，但执法的官吏竟然违背规定，打了我一百大板。于是愤而维权，要求平反那多打的五十板，落实只挨五十板的“人权”。这一类的维权结果，除了大都以失败告终，那“合法”的五十大板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打在屁股上。问题是：五十大板一定就对、就优于一百大板吗？ 《资治通鉴》记载了汉文帝刘恒废除肉刑的故事（译白）：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应当判刑。皇帝（汉文帝刘恒）下诏逮捕，关在长安狱中。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向文帝上书说： “妾的父亲做官，齐王国上下都称赞他清廉公平。现在犯法，就要判刑。妾感到悲哀的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受到肉刑后残破的肢体不能连接，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无从做起。妾愿没入官府作官婢，用以赎取父亲的刑罚，使他能走自新之路。” 天子怜悯她的孝心，五月，颁下诏令说：“《诗经》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今人有过错，没有实行教育，刑罚已经加身，有人想改行为善而无从做起，朕甚为怜悯！刑罚中有的截断肢体，割伤皮肤，终生不能复原，为什么刑罚如此惨痛而不道德！这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从今废除肉刑，改为徒刑。依照犯人罪行轻重，只要不逃亡，刑满即行释放。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条文。” 从西元前167年刘恒先生废除肉刑，易以劳役、鞭笞和死刑，到本年制定“鞭令”，中间经过了二十五年，才消除了其中的鞭刑存在的不确定性弊端。法律的不确定性是统治性法律的根本性缺陷，它使人民成为官僚、恶差的俎上肉，可以任人宰割。鞭令的制定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重大的进步，它的进步性不是体现在对肉刑的限制上，而是体现在细节上的具体性和确定性，使执法者难以作弊。可惜没有进步的政治理念和法律理论的支持，使这种进步终不过像长夜的流星，一闪而已。 当然我们是反对一切肉刑的，反对专制统治者以法律的名义对人民实行压迫，反对一切压迫性法律。上面的例子说明，在统治制度的范围内，实行的改革都不过是五十步之内的改革，不仅十分艰难，而且具有反复性，根据统治者的意志，随时都会倒退回去甚至更有甚之。 中国自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名为自愿实为强制性地实行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民就陷入陷入半个世纪的灾难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大的灾难就是在丰产的1959——1962年，饿死了四千万人。有人说，饿死人的惨剧是大跃进造成的。诚然，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然而大跃进却只能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动起来，农业合作化不仅使所有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而且使他们原先积蓄的粮食也失去保障，被虎官狼吏借助于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力量”洗劫一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农业合作化制造了一个贫困的农村，为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特别针对农民制定了限制性条令，从一开始就具有人为的反自然性质。 近几年频频发生的农村强迫征地和城镇强迫拆迁的恶劣事件，主因并非地方官僚和奸商的勾结贪婪，而是对农民地权和城镇原居民房基地的剥夺，把广大农民和城镇原居民推向权利不受保障的贱民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从土地公有制到土地私有制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独立人格和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性条件。秦始皇嬴政小子在否定封建诸侯所有制的同时，鞭笞天下，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他的奴隶，土地私有制名存实亡，而暴秦政权也二世而亡。西汉初年实行了七十年的无为而治，恢复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使社会人口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王莽短命政权灭亡的主因，就是用“王莽特色”的井田制，再度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汉朝以后所有比较稳定的政权，都是建立在尊重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 农业合作化的核心就是否定、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对农民的权利是一个模糊概念，对官僚的权力则是一个清楚概念，于是农民的权利就在集体经济的模糊概念下变成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在集体所有制下的维权，是典型的“五十步维权”，永远也不可能讨回自己的权利。你要上访吗？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把你抓起来。因此对于农村的第二步改革，我的主张是一贯的，那就是恢复土地私有制，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全部归还给农民。 2007年12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月份，开始了中国农民重新讨回自己土地的运动。90年代中期，黑龙江富锦地区曾经以对韩国商人招商引资的名义征用57万亩土地。后来韩国人没有兑现任何承诺，项目不了了之。但土地却流入了富锦市政府手中，层层转包，一直没有退还给百姓。现在富锦农民公开起来讨要土地，大面积罢免村官。富锦政府部门占用土地是为了当地党政官员中饱私囊，并且还可以拿部分巨额所得来贿赂上级部门或纪检机构。在中国各地，此类型的强占土地案件数不胜数。而黑龙江的维权人士杨春林就曾为57万亩土地的40,000多失地农民收集上万签名，并喊出 “要人权不要奥运”。现在杨春林仍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羁押在佳木斯市黑通看守所。另两位农民代表王桂林和于长武竟被关押了27天。 黑龙江省富锦市征用并荒废了大面积的良田，包括长安镇东南岗村的996公顷土地，近日东南岗村八、九百村民已经集体罢免了村长，并决定于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上午9:00开始分地，分回本来就属于自己却被政府非法强占了13年之久的996公顷土地。 按照村民的决议，今天每个有户口的东南岗村民都有会平均分到一份土地。而12月2日富锦政府已经发布通告，威胁抓捕以于长武为代表的维权村民。呼吁各界关注东南岗村依法维权者。 2007年12月3日早晨，富锦农民呼吁关注今天百姓分地维权行动 。十二月八日，一份黑龙江省富锦市四万农民发布的公告，震动了世界： 文章已被删除！
发件人：<lixiang@asiamail.com> 收件人： <info@neomaoist.cc>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13 09:40: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煤矿是官僚集体 的提款机--矿难大 作的原因 企业腐败的背后是政府腐败 李祥 北京大学一计算机的副教授随一科技顾问团到山西产煤区。他们受到极好招待，宴请不止，乡书记拿信用卡付帐，里面有100万，而乡书记的口袋里还有20来张这样的卡。副教授后来大叹惊人。 中共当局搞官场经济，某部的合资企业里，多局长的老婆当总监。当中共当局却以"市场经济"做幌子，用" 和国际接轨"蒙人。新闻里总炒做煤老板炫富，某某老板用一串宾利娶小美女，似乎"资本家"借能源涨价发国难财。但实际里的资本家，特别是矿业的，只是官家管制下的黑道，他们的打手只是互相威慑和吓唬平民，打手头儿对派出所所长就像对祖宗似的必恭必敬。 一些"左翼理论家"，幕僚理论家刘国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新左翼黄纪苏，都批判资本家。但中共当局维持着一张官僚裙带网，哪有独立的资本家，"资本家 " 们只是党国的傀儡。煤老板给乡书记、乡长送钱，乡书记、乡长不往上送吗？1980年代真空很多，一些人钻邓小平留出的空子，白手起家发财，还可以说有点资本家的味道，而且邓小平这样做还可以打击保守派。而现在的党国根本不会、不想也不需要留出这样的空子。 最近一些批判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言论，也未必恰当。"垄断"是描述西方资本主义下的现象的，中石油、中石化只是中共总体垄断集团的一部分，是不同环境里的问题。 应对能源危机，要把能源企业国有化，并置于现代企业制度和透明的民主监督之下。当然，如此一来需要除掉台前的爆发户和幕后的腐败官僚群。除掉几个爆发户当局不心疼，除掉官僚群带来政治波动则是党国的大忌。台前的爆发户是鼠，幕后的腐败官僚群是器。所以中共官家在，矿难不能止，民众的能源高价不会改善。
金融垄断与社会动荡 中央党校教授 周天勇 2007年12月17日 金融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大任务。改革近30年以来，中国金融体制对内开放越来越趋于保守，除了有关部门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注册登记、审批执法、收费罚款等因素以外，金融业高度垄断，因无法正常地得到融资而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难以发展，严重窒息了居民的创业，是导致中国就业困难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和深层次原因，如果继续下去，将由于金融保守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 美国3亿人口有4万多家银行，德国8000万人口有400多家银行；中国13亿人口，只有可以数得过来的银行。在中国，银行的特点：一是资产规模都很大，二是许多为纵向垂直管理，产业组织方面处于高度垄断状态。这种特征的银行系统，对于分散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从经济学上讲，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分摊成本高、资产抵押难、道德风险大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难题。因此，大型和纵向的银行不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是由其自身内在的经济规则决定的。当中央领导和国务院要求这些大银行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时，它们也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已，总体上不可能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 中国就业难的原因显然在创业不足，企业数量少，就业容量相对狭小，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融不到资。发达国家65%—8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登记和非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9.6%以上，每千人企业数量在50个左右；一般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也在20—30个。而中国将个体工商户从业的按10人规模一个企业折算，再加上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总共也只有800万个企业，每千人仅有6个多一些。银行体制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似农田灌溉系统一样，不仅需要有大水库、主干渠，还需要有小水池和毛细渠道。而在中国，银行体系只有大水库和主干渠，则没有毛细渠道，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由于得不到融资而资金干渴，无法正常创业、成长和发展。 除了美、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连孟加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给穷人贷款融资创业的银行，旨在把穷人变成富人。而中国的金融系统，从农村将钱吸收给城市，从农业吸收给工业，从农民手中吸收给市民，从中西部吸收给东部，从低收入人手中吸收给富人，从劳动者手中吸收给资本所有者，从社会上吸收给资本和市场垄断行业，可能是最不以人为本、最不讲城乡统筹、最不谋地区平衡、最不求共同富裕的一个领域。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高低，与其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多少有关，并与因企业多少而决定的失业率高低密切相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数就多；企业数量多，就业需求强，失业率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少。这样的社会才能从要素初次分配上达到基础的公平。这个规律可在世界东亚与拉美、中国浙江(民间地下借贷较为发达)与西部等发展的模式(许多年把地下民间借贷管住了)比较中得到验证。可以看出，银行系统对内开放和改革的保守性和垄断性，是造成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融资体系，如果高度集中垄断，并且大都是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它对应的必然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支持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和分配；同时，如果微型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则金融体系就不会给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劳动密集型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很难发展，劳动要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投入和分配中就会参与不足。于是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即在GDP的创造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较大，而劳动的参与率较低；在GDP的分配中，资本分配收入形成利润的能力较强、比例较大，而劳动要素分配新增收入的能力较低、比例较小；由于劳动分配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这种垄断性大银行多和小银行缺乏的金融体系，导致的是 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失调。 尤其是现在，宏观调控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根紧缩，于是各银行保大压小，收中小企业的贷款，放给大企业和大项目，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更是度日艰难，有的因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从宏观上看，近几年，银行这种行为更加加重了资本密集行业与劳动密集行业、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投资与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调。 金融监管部门总强调金融体系的小安全，认为对内放开，会导致大量的坏账，造成集资诈骗，形成金融风险。的确，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农村大量发展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形成了巨额的坏账。但是，其管理混乱的原因是与县乡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基金会及股金会的产权不明有关。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钱庄，还是现代温州和台州的地下借贷，其没有行政干预，产权非常清晰，坏账率极低。对温台的民间借贷，连国外的一些银行都认为是风险控制水平较高的典范。当然，地下金融中，也有集资诈骗、洗钱、赌博等等非法活动，对其要严厉打击，决不手软。而对民间借贷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要区别对待，放宽金融市场准入，要让它们开办微型和中小金融机构，使其公开化和合法化。如果将东南沿海的地下金融彻底打光，这里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也将会大量倒闭，城乡差距和基尼系数将大幅度上升，全国的失业率会上升到30%—40%！ 金融监管过度强调金融系统的所谓安全，实际上给社会积累着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巨大风险。一个社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艰难，数量较少，其结果无疑是富裕的人口相对较少，由于可以容纳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数量少，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弱，劳动力将大量过剩，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会很高。中国1990年时，城镇人口从业率为56.44%，2006年下降为48.7%，按照1990年的城镇人口从业水平，2006年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劳动力达4334万，整个GDP中劳动参与及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比率近几年在持续下降。2006年413万大学毕业生中约120万人没有就业，2007年498万毕业生中约150万没有就业。现在全国每年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党政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总体上都没有扩大就业的功能，外资企业因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功能也在下降，只有个体及私营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的80%—90%。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它们也就很难得到正常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一个劳动力，一个家庭，如果社会就业需求较弱，处于失业，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就会大大下降，就会沦入贫困或者低收入状态。这样的劳动力和家庭越多，生活拮据和困苦，对社会的抱怨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长此以往，积累下去，社会发生动荡和危机的风险就会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生产与购买之间，要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不造成经济各环节的断裂，银行的信贷资金也才能在各环节中正常流转。目前，由于创业——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收入——消费侧方面有问题，中国这些关系是由出口平衡的，如果出口大幅度下滑，则会导致国内严重的生产过剩，也即金融危机。而只有创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以创业增加企业，来带动就业需求扩大，才能总体上增加居民的收入和储蓄，使银行的资产不断增加，在严格控制不良资产发生的情况下，降低不良资产在银行总资产中的比率，使银行风险大大下降。可以看出，放开金融准入，发展微型和中小银行，融通资金，是促进创业、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资金在企业与银行间良性流动，不良资产风险下降的重要战略。 因此，金融不仅在设立银行和吸引战略投资者方面需要向外开放，也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内开放，要改变目前保守的对内几乎不开放的金融准入制度，改变设立乡村银行方面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特别是要发展微型和中小的贷款公司、乡村银行、集镇银行和城市社区银行。其标准和限制要降低，但是监管要加强。完善银行系统的支渠和毛细渠道，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给创业创造基本的融资条件，解决迫切和忧心的就业问题，避免社会因失业率持续攀升，因失业而贫困人口增加，收入差距拉大而发生动荡和危机。而如果对高度垄断的金融格局不加以调整和改变，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因融资困难而很难发展，那么未来因大规模失业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一定不可避免。
工龄清零与立法宣传的报复性错觉 每聿 全国人大法工委：企业让员工工龄“归零”违法。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有些企业采取辞退员工或者要求员工辞职等做法，使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的工龄“归零”。法工委负责人表示，把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的工龄“归零”的做法违背劳动合同法。（12月2日《北京晨报》） 在新法实施前，将老员工的工龄技术性清零，当然是违法的。依照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只要劳动者继续在本单位工作，劳动关系就是连续的，即使形式上采用“主动辞职”、“自愿协议”等方式改变劳动合同，也改变不了“劳动关系连续”的事实，因此，用人单位也规避不了法定义务。 事实上，对新《劳动合同法》群体性焦虑的并不只是类似华为等完全市场化的大企业，被打上“稳定”标签的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很快也加入了、或者等待着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清零队伍”。这个时候，我们给其行为定性为“非法”，即便恶狠狠地宣言——等着新法来收拾你们吧——真的有用吗？经济学家、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的说法：“在整体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面前，所有的欢呼也许都为时过早，更何况尽管有法律，但执法总是让其形同虚设。”这个论调也许过激，却深刻揭示了当下所有规避行为可能的巨大收益。 从1802年最早的工厂法——英国《学徒健康和道德法》颁布迄今，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已走过整整两个世纪。法理上看，我们《劳动法》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力度并不小，有些规定甚至全球领先。遗憾的是，血汗工厂、玩命讨薪等悲怆故事轮番让我们脸红，总有恍惚折回1850年的西里西亚、19世纪初的兰开夏郡的错觉。也许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对新法寄予了太深沉的热望。结果呢？普遍性用工违法的现状让用人单位于心耿耿——可以说，用人单位对新法有多恐慌，恰恰折射当下劳工权益有多悲壮。 也正是因为劳工权益的失衡，新法一出，整个社会才会弥漫一种报复性错觉。仿佛新法是新帐旧账一起算的，譬如其核心条款：凡在企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或是连续两次与企业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只要员工不提出异议，企业必须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被普遍性解读为“除法定理由之外的终身雇佣”。尽管专家告诉企业：“严重违规”或“不能胜任工作”等裁量权其实交给了企业，企业可以通过内部规章制度对此界定——但企业认为，在整个社会倾向保护劳工群体的思潮下，即便走司法程序，负有举证责任的它们往往更动辄得咎。加上我国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漫长且严格，企业都觉得耗不起。 眼下，老员工的工资如此轻易就被“清零”处理，其实远比规避本身更值得我们反思。即便在新法实施前，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也应严格依照劳动法的规定执行：单方解除的，应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可以提出意见；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可以要求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处理，也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理论上说，绝不可能出现“万人主动辞职”之诡异。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会力量一直薄弱，也无法通过特殊喊价方式来与资方积极博弈，分散的劳动者就只有被迫“自愿”的份儿了。 （深圳华为集体默认显示了中国劳动群体的绵羊化和被迫的自愿！） 资本也是一种权力，而防止资本权力的过度西西里化，也唯有以公民权制约资本权。仅仅指望一部《劳动合同法》来归置劳资博弈的倾斜、来保障劳动者的所有权益，似乎还很天真。在对新法寄予厚望的时候，千万不要狂欢于一种报复性错觉。
二战后菲律宾经济简史 菲律宾最小政府智库主席 Nonoy 二战后，在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经济绩效比起其他亚洲邻国相对更有活力。日本战后物质和金融体系都混乱不堪。韩国战后也是一片废墟，朝鲜战争（1950-1952）几乎把整个汉城夷为平地。新加坡刚从马拉西亚分离出来，建设才刚开始。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仍然被法国占领，越南后来被美国占领。中国还是毛泽东和实施“无阶级”社会强硬路线的共产党掌权（学校和教室都关了，真的算“无阶级”[1]:-)）。 二战后的菲律宾同样国土残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我们成为日本占领的一号目标。因为我们是美国在亚洲唯一的殖民地，数万名美国士兵驻军在菲律宾。不过，战后，美国给予菲律宾最惠国待遇的特别经济关系，如从菲律宾进口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食糖和椰子，在这里建立大规模美国农业综合企业（Dole，Del Monte等）。 也许当地精英，特别是地主精英，会对突然来临的经济自由感到奇怪。在经过西班牙350年、美国45年以及日本4年短期殖民统治后，他们已经习惯做“唯唯诺诺”的人。因此，在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精英阶层开始释放他们的创业活力。 然而，正如绝大多数欧洲和亚洲国家二战后的趋势一样，菲律宾政府采纳了“温和社会主义”的很多观点。菲律宾脱离日本独立后，老党派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PKP，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暴乱就没有停止过。该党由斯大林授意（即苏联同意的）。菲律宾当前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于1968年成立。这两个共产党当时非常强盛，他们很多主张都被国家暗中采纳，比如土地分配（有时是被国家征收，再转给亲信）。事实上，“土地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全民教育”、“贫民住宅”，并保护那些土地私有产权的非法侵占者等等。 前总统Marcos凭借1972年宣布的戒严法实施独裁统治，这是中央集权主义最突出的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国家接连建立了几十个政府公司和银行，即所谓的政府所有和控制的公司（GOCCs）和政府金融机构（GFIs）。很多这样的GOCCs和GFIs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为了开始资本化，菲律宾调动了大量的外国贷款和本地税收。随后，由于这些政府企业毫无控制的亏损，导致没完没了的补贴。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70年代早期是大量“石油美元”的时代。中东国家有数十亿美元在寻找——有时甚至是乞求借款者借款，而且利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Marcos当时能获得这笔巨额外国贷款实属幸运。80年代是中产阶级政治阻力与日俱增的季节，也是70年代外国贷款的“偿还时期”。很多政府企业潜在的巨额亏损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我可以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菲律宾制定颁布了很多新的税收和政府收费法规。其借口是“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住房等”。事实上，这些钱很大比例用来偿还国内外贷款，以及为国有企业和日益臃肿的政府官僚机构买单。 1986年Marcos政府下台时（掌权时间长达20年），中央集权主义开始有点逆转。Cory Aquino政府上台时的一个突出举动是政府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即“第一次浪潮”。当时，比起常规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预算赤字，这些企业的亏损要高出好几倍。当然，新政府通常起用新的亲信。政府的变化一般上意味着任用人员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大规模的本地私有公司，“政府股份”到今天还存在，而在21年前，他们就本该私有化了！为什么？任人唯亲。政治支持者，包括一些知识奴才，原本在正常政府部门和机构中不可能谋到职位，却在某些大政府公司和银行中挂着“董事”、“总裁”等诸如此类的头衔。 回到你开始关于“第一代权利、第二代权利”的讨论，是的，我同意，否定有限政府、低税收以及更多个体责任的哲学，赞成中央集权主义的“第二代权利”、大官僚主义、高税收以及更多的“政府责任”，对于我们追求创业活力和经济增长，确实弊大于利。 只是说，很多靠税收生活的人，如政治家、官僚、顾问、学者，以及外国援助银行和机构的人员，更加善于表达和论证继续实行中央集权主义的合理性。和那些主张“更多个人责任”和有限政府的人相比，他们的人数要高出好几倍。 [1] 在英语中，“阶级”和“上课”是一个词，因此“无阶级”就是“不上课”，这是作者对中国当时共产党执政路线一种温和的讽刺。——译者注。 （Nonoy是菲律宾最小政府智库主席。选择周刊编译，2007年12月17日，）
发件人："电脑" <wanfzm@qq.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12 20:35: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的最后一个安全出口 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的最后一个安全出口 温州 范忠敏 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允许物价上涨,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好对策.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当外资刚刚开始进入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还较少的时候，人民币就应该快速升值，可是几乎所有的经济、金融学家都一致呼吁人民币不能升值，理由是不能让外资赌人民币升值得逞，人民币升值不利出口、不利就业等。结果是汇率长时间扭曲，导致了国内外资泛滥，大量资源、劳动力低价外流，环境严重破坏，并且引入了通胀。而如今在国内外资泛滥，外资进入的资产已经几倍膨胀，国家应该提高资源、农产品、劳动力等价格及相关利税的时候，却偏偏媒体几乎所有的经济、金融学家及官方人士又是口径一致，要加快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而中央也确实因为担心社会的稳定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在当前美元大幅贬值、汇率扭曲较大的情况下，控制通胀意味着必须加快人民币升值幅度（否则汇率将继续扭曲）,而人民币升值则意味着几十倍（具体不清）于３年前的外资将赌赢人民币升值，更何况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股票因已经膨胀而大量获益。 其实，通货膨胀并不一定带来灾难，政府可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乘机进行财富的科学调节、合理分配，做好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而一方面，要一边提高相关利税打压资产价格，一边提高农产品价格、资源价格、工人工资等（不能再牺牲工人、农民的利益了），抬高国内物价。总之，要大幅度的提高外来（国外）群体的生活、经营成本，通过国内较快的通货膨胀，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渐驱逐外资，最终使汇率达到相对平衡。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抑制国外利益群体继续获利，哪怕就是早日结束靠资产膨胀、靠人为压低日用生活必需品带来的暂时表面的富裕，也是非常值得。不然，人民币现在快速升值给国家外汇储备带来的缩水，给热钱带来的超量收益，给环境的继续恶化，资源的快速大量流失，劳动人民生活的继续恶化等，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可能更重大的损失会是，在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继续公开渐进升值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快了热钱进入国内的步伐.在政策调控房地产、股票同时，热钱将大面积直接进入因国内收紧贷款而失血的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他廉价的人民币资产。通过敌进我退的“绝美”过程，提高了外资在我国重要资产的比例，完成了国际金融在中国的布局，等待着来年通货膨胀时带来的超额收成。现在物价不让涨，总有一天会报复性大涨。 由于汇率的不及时调整，外资流入后人民币的被动投放过量和政府对生活必须品价格的打压；由于住房制度改革后，贷款按揭比例的大幅上升；由于几年来货币利率的上调过缓，未能及时的反映市场价格，及通货预期、存款负利率等；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就象两个大气球先后在中国大地上冉冉升起。从气势上看，都是一升再升且只准升不能降，如果房地产和股票回到二年前或下跌50%的价格，社会的稳定或者相当部分人痛苦系数是很难想象的事情。所以，资产泡沫绑架政府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某些国内利益集团和国外资本集团的精心策划下，在房地产、股票市场膨胀获利之后，利用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动荡逻辑的威胁，鼓动政府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为外资进入廉价资产让路;通过继续打压农产品价格、推迟资源价格市场化及有关利税的出台等，抑制通货膨胀，逼迫人民币升值，然后直接超额获利于人民币升值，这又将是一次光天化日下的公开抢劫。 在人民币该升值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快速的进行调整；在该加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及时较大幅度的加息；现在该物价上涨的时候，我们又让慢涨。我们在一错再错，要知道，如果当初及时升值和加息，就不会有今日通胀的压力。 如果能够看清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资本嗜利的真实意图，有效的方法是：立即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阻止外资对国内资源型企业的入股及兼并；放开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资源、房地产、股票等相关利税的征收；加快水、电、油等资源价格市场化步伐；快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立即全面建立失业金保险制度，大面积大幅度提高无业人员补助补贴，通过提高失业金间接抬高工人工资；当然还有社会稳定等。 总之，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唯有遵循市场价格运行规律，因势利导，变被动通货膨胀为主动通货膨胀，全面地、科学地、协调地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充分利用价格上涨的时机，进行财富的可操可控的公平合理的再次分配，既可促进社会公平，弱化两极分化趋向,又可改变汇率过大扭曲的现状.更重要的是阻止国际资本的继续获利,,减小金融危害.
发信人: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信人: <Undisclosed-Recipient:;> 主题: Fw: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日期: 2007-12-17 12:1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民生经济学研究会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在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2007年12月14日 一、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建设清廉国家的法宝。 根据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调查，反腐败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新闻舆论的监督。 西方国家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抱怨，即使换一把椅子，也得小心翼翼，以免被新闻界抓住了口实。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权力也暴露在阳光下运行。 特别是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对包括蒙哥马利市在内的一些地方镇压黑人的谴责，蒙哥马利市官员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构成“诽谤”，一审二审皆裁定诽谤罪成立，但最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为美国媒体此后更大胆、更无所顾忌地批评官员和政府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维护了新闻自由和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从此，美国形成了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 1971年《纽约时报》连载美国卷入越战的文件，尼克松总统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要求停止连载，但《纽约时报》拒绝，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法院裁决，总统败诉，报纸继续连载； 1972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在任总统尼克松的5名亲信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和安置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其后，尼克松极力阻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报纸不为其所阻吓，彻底揭开了丑闻。1974年7月30日，美国国会给尼克松定了三项罪状：妨碍司法；滥用总统职权；蔑视国会。最终，尼克松被迫下台。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没有白头发，于是有报纸说他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1年受埃及政府的邀请，去埃及度假，花了埃及纳税人的钱，报纸披露后引起舆论大哗，布莱尔只好给埃及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有两个女儿，很喜欢中国玩具，巴氏来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乘机买了43个，想带回美国，可海关截住了她——除一个玩具之外，其余42个属逃税！于是，报纸就此大做文章，攻击她假公济私，巴氏不得不多次向国民道歉。 根据“透明国际”的历年廉洁度排名，西方发达国家都属于廉洁或比较廉洁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是中国走向进步文明的阶梯。 中国要进步、文明，要建成清廉国家，就必须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新闻制度是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新闻制度。 所谓媒体民有、新闻自由，是指媒体主要由民间出资、民间所有、民间经营、民间分利，传媒进行独立的报道、自由的评论、充分的竞争、不受权力或者资本的控制。实行媒体自由创立、备案登记制度，禁止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办报办电视台，限制大资本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进入传播事业，防止政治家、资本家操纵传媒。进行新闻立法，废除新闻审查，依法发布新闻，依法承担责任，保护新闻记者，捍卫网络自由。 所谓监督官员、保护公民，是指发挥媒体的公器作用和“第四权”的监督作用，揭露权力黑幕，防止权力滥用，批评政府所为，纠正官员偏差，伸张社会正义，维护人民利益，将媒体从官员的喉舌转变为人民的喉舌。为此，必须保护批评报道，严惩官员打击报复的行为，报道即使有误，也免受责任追究，除非你能证明记者是故意的恶意。对于官员、公众人物、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当弱势的一方起诉时，由强势的一方举证。限制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鼓励公民举报，规范记者行为，保护记者权益。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特别的立法，出台司法细则，防止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取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建立现代新闻制度的最大障碍是某些领导干部们僵化的思想以及由此陈旧的思想形成的特定制度和利益。一些人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似乎是在为国家谋利益，孰不知当稳定压倒正义、官员们不择手段地掩盖丑恶和真相时，社会道德由此沦丧，政府威信由此丧失，官民关系必然紧张，社会信用必然扫地，贪污腐败必然盛行，这样的社会与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只有让正义压倒一切，正义得到伸张，良知得到唤醒，丑恶得到揭露，腐败得到惩治，那么社会稳定就在其中了。 通过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正义、法治、稳定的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007-12-14、1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石油特别收益金还利于民 胡星斗 2007-12-10 近日，国家发改委表示，2006年国家已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450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征收410亿元，预计全年征收600亿元以上。石油特别收益金大部分用于对公益性行业和困难群体给予补贴，2006年补贴了210亿元，今年已补贴420亿元。 2006年3月26日，国家开始对油价超过每桶40美元的国产原油超额收入征收20%～40%的石油特别收益金，俗称“暴利税”。此举意在还利于民，把某些国有资源、政策性垄断行业的利润归还全民。其实，世界上许多石油大国早就是这样做的。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曾经宣布，为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环保型能源的开发，政府将对石油公司收取更高的“盈利税”。此举使得英国财政收入年增23亿英镑，合300多亿人民币。 委内瑞拉从2004年起实行石油国有化的政策，由此该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加58亿美元。石油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了教育、医疗等项目。 如今的俄罗斯除了完全免费或者几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水、电、暖气之外，政府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 俄罗斯财政状况的转变，主要源于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为了改变窘困不堪的财政而对石油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石油从为寡头牟利转变到为全体国民增进福祉。 中国也开始这样做了。尽管20%～40%的石油特别收益金还没有把石油收益的大部分让全民分享。
小产权房有条件合法化是明智之举 胡星斗 2007-12-14 近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小产权房属于土地违规问题，要按照土地违规案件的办法处理，对于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小产权房，可以考虑让其补齐手续后转为合法。 “要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处理，小产权房那么多，不可能都拆了。”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已经明确，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对于一些严重违规又不符合规划的小产权房，当然要拆除；对于一些符合规划，欠缺手续的小产权房，应该允许其补办手续。上述关于小产权房有条件合法化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明智之举。 所谓小产权房，指在农村的集体土地上开发建设的住房，由于其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所以，价格比较低廉；同时，小产权房的产权证不是由政府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里自行颁发，因此蕴藏着违规拆迁、房屋质量等许多风险。 目前，中国的土地形势严峻，如何保住18亿亩耕地的生命线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国务院作出决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小产权房，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我认为，保住18亿亩耕地关键在于改革政绩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遏制地方官员的征地冲动和最大化财政的需要，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解决大量的土地囤积、撂荒和闲置的问题，否则，即使管住了民，也管不住官，18亿亩耕地的红线难免被突破。 从目前看，对于严重违背规划的小产权房确实应当拆除，而大部分小产权房应当补办手续，补缴一定的土地出让金，然后予以合法化。 小产权房合法化最终能实现农民、城市居民、政府的“三赢”。特别是，大部分小产权房购买者由此吃下了定心丸，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和税收来源。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的中产阶级 胡星斗 中产阶级被誉为社会发展的中坚、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是蜷缩式发展的，有民谣为证：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 容颜未老，心已沧桑； 成就难有，郁闷经常； 比骡子累，比蚂蚁忙； 扪心自问，能比谁强。 该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我们上期杂志所讨论的“中产焦虑”，此焦虑即是蜷缩式中产阶级的必然产物。所谓蜷缩式中产阶级，是没法站起来的中产阶级，是没有权利、没有保障、龟缩于物质主义、心灵封闭、柔软脆弱、艰难前行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由于权力垄断而产生不安全感，搞产业怕敲诈勒索，搞经营怕吃拿卡要；做买卖怕官商勾结，没有打点到谁，那就得罪了他；买房屋怕拆迁，产权70年到期怎么办？只有房产证没有土地证怎么办？政府机关、垄断的国有企业福利好，但得罪了领导怎么办？外资公司、私人企业中即使是部门经理、白领也被动挨宰，无法与资本家平等对话怎么办？ 中产阶级看似风光，优厚薪水，但由于社会保障水平的低下、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四座大山”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压垮了，成为一代蜗牛、乌龟——教改把家长逼疯，房改把你腰包掏空，医改将父母提前送终，社会保障的匮乏让白领成为白头翁！ 于是，中产阶级拼命地追逐物质金钱，掩藏着心灵痛苦，甘愿成为精神上“垮掉的一代”。 2007-12-12, 中国随想 胡星斗 1998年作品 中国随想（一） 一 在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中国文化中最发达的是权力意识。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从文明刚刚到来之初，就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政治权力渗入民间一切领域，具有主宰一切的威力。古代统治者们一面让人民跪着生活，一面还在说，这是对臣民最大的政治关怀和爱护。 专制造成的是被高压的官僚机构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社会，是谎言充斥、人格萎缩、吹牛拍马盛行的社会，是创造性被扼杀、资源为政府垄断、经济缺乏活力、贪腐泛滥的社会。 无限的权力导致无限的灾难。中国几千年权力至上，诱发了无穷的奢望，鼓动了朱元璋之流为富贵发财挺而走险。于是，中华民族陷入了王朝的“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的循环之中，人民血流成河，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二 中国主义––––––民众的贫穷愚昧、温良恭俭让与君主的专制、手握杀伐大权互补。握有权力的历代统治者讲究的是如何桎梏人束缚人，如何压服不满、搜刮民财，没有权力的百姓只有引颈受戮、安贫信命，只有唯唯诺诺、恭恭敬敬、规规矩矩。 有人说，中国的君臣之间是虎狼关系，官民之间是鹰鼠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的症结在政治，在于政治专制、思想独裁，在于主权不在民，在于暴力、空想和愚昧的根深蒂固。 一些中国人信奉：人是社会的附属品，社会是国家的附属品，国家是一家一姓的社稷，人民、社会都是政治化国家化的存在。如此，在传统中国，独立的鲜活的个人消失了，独立的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发芽成长。 一些中国人信奉：意识形态独尊（如汉武帝、董仲舒）、理论专制（如朱熹），信奉思想警察的威力（如韩非）。知识分子于是被阉割或自我阉割，成为知识太监、御用工具。统治者还通过取缔学术自由以禁锢思想，阻碍进步。由此，中国的法统虽然常中断，但独尊的意识形态道统从未中断。 一些中国人信奉暴力、镇压、盲目的革命。民众有序的抗议往往不能促成旧中国统治者的让步和改良，相反总是惨遭镇压。我们热衷于谈论法国的暴力革命，斥责英国式的和平变革的“不革命主义”为改良主义、保守思想。 一些中国人信奉空想、乌托邦，信奉社会进步有捷径，并且把空想、捷径建立在小农的平均主义、官本位的权能主义基础之上。我们不懂得现代化与民主是一个整体、发达的科技是优秀文化的产物；不懂得人类的发展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一些中国人信奉愚昧就是力量。统治者要愚民，老百姓也认为知识没什么用处，只要跟着别人造反就可以了；中国的读书人经常被说成书呆子，成为众人的笑柄；我们的书也是八股、四书五经之类，读书就是背书，所以，（旧）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因读书人多而进步。 三 民主法治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人治是最不安定的因素。没有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会变成封建主义。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只靠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像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割除其自身的肿瘤一样。必须寻找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 四 中国的单位制度太落后、太黑暗了，人一进单位就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有冤也没处伸。我们的“单位”是无所不包的婆婆，是托老所，是生活的命脉，是“饭碗”的所在。住房、子女上学、养老等等都依靠“单位”，地位、金钱都来自“单位”，为了这个“饭碗”，一些人削尖了脑袋钻营，请客送礼，溜须拍马……不知多少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人格尊严！ 有些“单位”的“领导”成了民之父母，高高在上，仗势欺人，招权纳贿，我行我素，而职工成了芸芸众生的“群众”，成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没有人格的人，成为一滴水，一株小草，一颗钉子。而且，老百姓也以能做小草、钉子为荣。 胡适说：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中国随想（二） 一 中国人是唯利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中国的社会风气是“以钱开道”，“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们交往中讲究礼金（聘礼、彩礼等）、回扣、好处费，甚至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一些人的道德观念淡薄，没有任何信仰，或者说只有钱的信仰，唯利是趋，玩尽阴谋权术；社会公益事业几乎无人问津，甚至救灾款、扶贫款也有人敢贪；即使是救人一命，有人也先问价钱；青年征婚，则列数银两收入；举办婚礼，则大吃大喝，讲排场，比阔气；即使是祭典先人，也是烧纸钱，烧冥电视、冥手机、冥汽车。 中国人是互虐主义者，人际关系处于紧张、委琐、互虐的状态，一些地痞、官僚、暴发户有虐待狂的心理，许多百姓则是受虐狂。权贵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喝叱训斥，对同级倾轧争斗；“贱民”们则逆来顺受，受尽官吏、恶势力的盘剥欺诈，有理无处申；而他们一旦得势，成为“人上人”，也会如法炮制，仗势欺人。所以，（旧）中国只有上下两个阶层–––––––主子阶层与奴仆阶层；只有两种相反的称谓––––––“老爷”与“奴才”。没有平等可言。 中国人性格内向、阴柔，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我们精于算计，精于倾轧，精于为人处世。淮阴侯韩信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的歌词写得好：“亮煌煌几页史书，乱纷纷万马逐鹿，雄赳赳一代名将，野茫茫四面埋伏。山埋伏，水埋伏，将军战术传千古；山埋伏，水埋伏，功臣末路断头颅。战场埋伏，官场埋伏，朝廷埋伏，宫廷埋伏，疑阵在何处，帅才不如帝王术。”这写出了布满机关陷井的中国社会的状况。明朝顾起元有诗：“相逢狭路宜回身，野渡宽平好问津。底事排挤同踬扑，往来俱是暂时人。”顾起元属于看得开的。而许多中国人却是陷于尔虞我诈而陶然若醉。 一些国人心理之猥琐、阴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君子国与小人国是一对转化的关系。中国人持“性善说”、“良知说”，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应当相信人人为君子，甚至可以成为圣人。于是，权力不需要监督，只依靠道德自觉、自律、反省、自我批评来解决为官清廉、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但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学会了谎言阴谋，因此，君子之国变成了小人之国。西方人持“性恶说”、“原罪说”，承认人的自私、利益，同时为了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寻求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于是，小人之国变成了君子之国。 二 中国人不属于文明民族。即使有自称先进的东西，也往往是先进其外，野蛮其中。 中国人民二千多年来，面对着五大敌人（五种中国病）：人治（特别是封建专制），官有（官府垄断资源），贪腐，愚昧，倾轧（暴力与计谋）。因为人治，因为官有，所以有暴君、暴民、贪腐、愚民、暴力、阴谋，所以，前二者又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胡适说：“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僵化的思想”。他还说，人民和官员要以“公忠”代替“私忠”。所谓“公忠”，即忠于国家–––––人民主权的国家，国家成为“公器”；所谓“私忠”即忠于当政者、独裁者。而旧中国往往是有“私忠”没有“公忠”。 胡适又说：“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 胡适认为：“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残民以得逞的旧式专制”。“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预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否则，“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陈独秀认为，“国家原来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对于恶人的国家当权者，人民可以暂时不言“爱国”，因为“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 罗隆基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应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则上”。“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无论开明的或黑暗的独裁制度下，他最大的仇敌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从新铸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 李大钊说：“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府尚公开。秘密者，每出诡谲之权谋；公开者，必有鲜明之旗帜”。专制制度下，“钩心斗角，恒在暗潮黑幕之中，双方相持，无论若何激昂”，“是非之公，遂不能与天下共见”，而“文明国之政争，且在演讲台上”。他还认为，中国人“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 中国随想（三） 一 二千年以降，中国一直是教条之国、八股之国。汉武帝独尊儒术肇始，中国以孔孟之道为教条，不得越雷池半步。后来，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到明朝中叶定型了八股文，写文章都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固定段落组成，迫使知识分子们循规蹈矩，寻章摘句，中国人的创造力进一步萎缩，个性能力被压抑到最低。如此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得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儒士都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溜须拍马的庸才。中华民族到近代遂陷入昏昏噩噩、落后挨打的境地，亦是必然。 二 中国现代一直有一种极“左”文化肆虐着。一些人唯恐不“左”，宁“左”勿右，大搞阶级斗争，以“革命”、“主义”吓唬人，以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整人，以冠冕堂皇、貌似大公无私的方式行私欲、泄私愤；他们霸占真理，霸占权力，“真理”成为权力的奴仆，权力成为“真理”的主子；他们惟我独尊，有恃无恐，推行“红色恐怖”、“红色法西斯主义”，吊打、折磨、诱骗、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扼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惯于无限上纲，大肆挞伐，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无辜，动辄兴师问罪，动辄杀人。此“极左”文化根深蒂固，影响极其恶劣，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它比封建主义的文字狱、文网、禁书、焚书、冤狱的规模更大，做法更卑鄙，影响更坏，它曾造成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此“极左”文化不彻底清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美好的理想将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 有人说，中国古代是文人治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此话既无道理，又有道理。无道理在于知识者在古代无非是奴才，得温顺地听皇帝老子的话，朱元璋、乾隆不知杀了多少知识分子，别人也奈何他不得；有道理在于文人似乎在政治中扮演了比农民更重要的角色，如李自成杀戮儒士而失去儒生的支持，洪秀全以基督教之“异教”也失去了儒生的支持，这是他们失势的重要原因。还有，赵匡胤以文人执掌军权，很有点象现在西方国家之文官出任国防部长。只是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官没有多少实权，甚至没有人格可言。 四 老子、庄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的无为、辩证、以柔克刚的思想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庄子的恬淡、精神自由、天人合一的精神也历来为知识分子所推崇。同时，老庄的反文明、反理性、反道德、反法律，以及推崇权谋术数、功成身退、逃避责任，安于愚昧贫困，倡导复古等思想也与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僵化有关。 孔子、韩非子、墨子、鬼谷子、孙子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其人治（礼治）的逻辑，韩非子以其苛刑酷政、阴谋权术、专制一统等理论，墨子以其兼爱空想、经验主义，鬼谷子以其游说揣摩、钓人谋略，孙子以其诡诈兵法等等奠定了中国现实政治、军事和社会文明的基础。 不懂老庄孔韩墨鬼孙，就不懂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五 中国几千年围绕着下列词汇做“文章”，如专制与专政，税吏与干部，儒家经典与领袖语录，反省修身与自我批评，保甲与街道委员会，儒家仁政与领导关怀，忠孝与衷心，暴力与革命，清官与好干部。 中国的社会理想不是正义而是和谐。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是非感。所谓“好人”的定义是，不惹是非，不与人争，熟悉人情世故，讲究情面的人；他们常常认为情大于法；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情愿做忠实的顺民。“好人”往往只有臣民心理，没有公民意识。 中国人为了做官，可以漠视正义，不择手段。那些醉心于科举，从童生到秀才，再到举子、进士，热衷于功名富贵、官场倾轧的庸人得道高升，有正义感、是非心，有个性，有开创能力的人淹没无闻，甚至前程凶险，此乃中华文化之自杀机制。 六 有人说，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实，自强不息讲对了一半，厚德载物纯粹胡说。 传统中国是封闭之国、守旧之国，几千年以来（至现代之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小得可怜，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能自吹我们“自强不息”吗？中国的思想是“守旧”，《尚书》上说“人惟求旧”，东西也是旧时代的好。如孔子向往周初时代，老子向往黄帝时代，庄子向往伏羲时代，墨子向往大禹时代，总之，先贤都是教人往后看，不像西方思想教人向前看；西方思想教人成功，中国思想教人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应当急流勇退。这怎能说是自强不息？的确，中国古代尽忠的人多，文人多，参加科举的多，写书的多，中国近代以前的书籍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但没有人探讨新的东西，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进步，能说中国人自强不息？ 再说，中国是隐士之国。浓厚的隐士文化强调退隐修身，功成身退，独善其身，能说自强不息？古代名士许多是出世的或带有强烈出世倾向的，如许由，伯夷，叔齐，孔子，老子，庄子，慧远（净土宗创始人），慧能（中国禅宗真正的创始人），陶渊明，唐伯虎，严子陵，李白，王维，苏轼，诸葛亮，刘伯温等等，虽然有的人最后得以施展抱负，创功立业，但很难说他们有勇往直前、决不后退的精神。 至于厚德载物，一看便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决没有宽容异见、自由言论的“厚德”。（旧）中国是计谋之国、奸邪之国，官场倾轧，人际争斗，尔虞我诈，小人作乱，心胸狭隘，谈何厚德载物？旧中国的政治充满阴谋和杀戮，草菅人命，没有人权，能说厚德载物？ 七 中国是诗词之国。不只是知识分子，连草莽统治者都会附庸风雅，以诗言志，如朱元璋诗曰：杀尽天下百万兵，腰间宝刀血犹腥。曹操诗曰：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黄巢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江诗曰：敢笑黄巢不丈夫。李世民诗曰：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刘邦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洪秀全诗曰：手握乾坤杀伐权。读这些诗，杀气冲天，令人不寒而栗。 中国一批批的文人因诗因文被斩，如杨恽、孔融、高启等，“有志之士”仍然“前赴后继”地写诗撰文。如朱元璋时，有成百上千的文人因诗文先后被处死，连累者更是不计其数。中国人并不因此而畏惧、退却，到清朝时照样以诗讽世，结果，雍正、乾隆又杀了不少。中国百姓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只能以诗文抗争；中国人的创造性竟然如此发泄出来，几千年浇泼在诗文上。 八 中华民族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管子》中说：君主可对百姓“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吕氏春秋》中说：“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战国策》中说：“以天下恭养”（一人）；《礼记》中说：“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淮南子》中说：“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现在，还有无数的“志士”要把这一“光荣的”传统发扬光大。他们写文章，推崇新权威主义；拍电视剧，为封建皇帝歌功颂德……。 中国随想（四） 一 教育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社会上市场经济的实践红红火火，教室里计划经济的教育如火如荼，填鸭式，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单向的教，闭嘴的学，温顺听话的教育，陈旧的名词–––––私有制剥削，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姓公姓私，国有制的优点……，计划经济的观念大有借尸还魂之势。 中国实行的是“死人”教育。教师是“教书匠”，以匠人的心态去绳墨、要求鲜活的学生，培养无思想、无个性、温顺服从、只会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有用人才”。我们全盘照抄了苏联式的国家功利主义教育、精英教育，急功近利，忽视基础，忽视人文素质教育，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唯工具意识，唯实用技术，唯智育，唯考试，将教育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政校不分，校长为技术官僚，为政治附庸；管理衙门化，管理人员官员化，学校办“社会”，无所不包；德育不重视培养基本的公民素质，时间浪费在做圣人的说教里；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劳动观念，据报道美国小学生平均每天参加课外劳动1.2小时，中国小学生仅0.2小时。特别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提倡效忠奴化，师道尊严，不允许学生独立思考、有“旁门左道”的思想，以“话语霸权”压制学生的创造力。如此几千年，教育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帮凶。那时，把百姓当作牲口，不厌其烦地进行着“牧民”教育。 现代教育是怎样的呢？ 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收主义”，“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并指出：“有容乃大”。现代的教育就是宽容的教育、个性的教育、独立的教育；现代的大学就是“有容乃大”之学堂。 现代教育是圆桌教育，平等教育，个性教育，民主教育，是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创造性为基本训练的教育。它是训练人格独立的一般知识分子，成为人格完整的一般的人的教育，而不只是培养技术专家的教育；是面对普通人的教育，而不是圣人、精英的教育；它以科学的人道主义代替国家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代替畸形的发展，以民主法治代替奴役顺化。现代教育不是面向教师、试卷、分数，而是面向学生、能力、创造力。现代教育家应独立于现实政治。大学校长应由大学教育委员会、教授会选出，而不是由国家机关任命。学校的管理应交给教师会、董事会，监督应交给监视会、家长会。 在中国，有独立个性的有创造性的人往往被淘汰，按部就班、性格圆滑的人往往青云直上，占尽风光，此即中国特有的优败劣胜现象。所以，（旧）中国的教育以培养劣者为己任，以出现优者为可耻，优者往往会遭到开除的厄运。 中国不会出现思想大师，不会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二 缺乏法治是传统中国的痼疾。二千年来，我们只有“法制”，即宰制、统治人民的法律，商鞅、韩非子就以法家著称，《唐律》还非常完备，但我们没有“法治”，即没有注重保护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依法治国。法制与法治两词，虽一字之差，但谬以千里。法治第一位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约束统治者的行为，第二位的是打击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而法制则是专门对付人民、压迫人民的，法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中国古代有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统治者将法律视为工具、玩具，可以任意解释它、歪曲它、践踏它。 胡适认为：宪法不应是一纸空文；侵犯人权，一者来自民间的个人和团体，另一来自政府机关。特别是要以宪法防范第二类。 李大钊说：宪法“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的权威而设；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陈独秀说：“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在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罗隆基说：“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 胡适认为，宪政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现实生活的习惯。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并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 现代司法遵循米兰达规则：警察审讯时的口供不作为定罪的证据；律师在侦讯阶段就介入，以制约警察，但律师不得串供、包庇；审讯时要先告知被告有沉默的权力，可请律师，如请不起，国家将免费提供律师；审判前法官不介入，不先定罪，一切法庭上见。原告与被告、公民与政府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中国传统的司法是：行刑逼供，没有律师为被告辩护，法官受当权者意志的左右，不独立；未审判先定罪，审判流于形式，基本上没有民告官、民告政府的事，官、政府处于统治者的优势地位，臣民处于被统治的弱势地位，臣民就是草民。 可以说，中国社会需经历三个转变：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从人治社会转变为民主法治社会，从古代中华文明转变为现代中华文明。所以，中国既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还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的、整体的现代化；既要将人民从无产转变为有产、从劳动者转变为知识者，还要从旧社会的被统治者地位转变为真正的当家作主者；要从人治、专制、官有的古代文明转向民主、法治、公平的现代文明。 中国随想（五） 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是理性与科学。 中国近代有两件大事，一是民族主义，二是现代化。一些人以为，只要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封建主义，树立起民族尊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制造先进的武器，中华民族就可以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岂不知现代文明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不可割裂。经济要腾飞，没有市场经济不行，没有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不行，没有公平公开公正、自由理性科学的现代文明也不行。 什么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科学观念、民主思想、宽容精神、人权思想、法治精神、权力监督制衡思想、言论自由制度、和平协商观念、最佳化管理思想、资源优化配置思想、守法守信观念、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等的综合体。 现代中华文明则应当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吸取现代文明的精华，以民主人道、宽容自由、科学理性、公平均富、法治守信、自主负责、团结和谐、爱国自强、尊师重教、和平统一等为基本原则，以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去创造中华民族的再次辉煌，而不能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非理性的激进态度去超越工业化、超越市场经济、寄希望于建立无剥削、绝对没有不平等的“美好社会”。 当一个人不择手段地挤进天堂的时候，他必然进入了地狱。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曾经把中国变成了地狱之国。 所以，中国人应当学会理性、科学，应当奉行现实主义，抛弃空想主义的教条，致力于建立开放的、逐步完善的民主法治社会。 二 中国人有智无知，有智慧无理性。全世界都承认中国人很聪明，智慧很高，老子以其智者的形象、孙子以其谋略之祖的形象在世界上高标孤立；在如今，华人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有很高的地位，美国一流科学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华人，东南亚的华人控制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命脉。可是，你仔细观察分析就会发现，中国人并无多少知性、理性。菜固然可以炒得好吃，饮食文化可以百花齐放，但对于如何管理社会、如何保护 自己的权力、如何制约统治者、如何释放百姓的能量发展经济、如何克服贪污腐败、如何避免社会动乱等等重大的问题，中国人却几千年几乎没有一个人思考过，没有一个人实践过。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国人确实无知性、无理性、无头脑。 我们几千年热衷于炼丹、八股、气功（导引）、烧香、拜佛，热衷于皇帝、当官、发财、科举、福禄寿喜，热衷于莺歌燕舞、歌颂太平盛世，而对迫在眼前、循环重复的危机、动乱、灾难竟视若不见、毫无知觉。我们的文化、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御用的、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的、解释性的，没有独立的批判理性，全国沉浸在吃喝玩乐、贪赃分赃、歌舞升平之中。（旧）中国真是荒诞之国啊！ 三 中国现代化存在着六大困境或者误区。一是把现代化仅仅看作“四化”，主要是经济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而忽视了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二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改革与发展，导致腐败的蔓延。腐败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速度。反腐败则是治标不治本。三是极“左”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表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仍然垄断资源，政企仍然不分；只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不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方面。四是很少着手从制度、法治建设上避免和制止社会动乱，多是强调眼前的稳定，难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长期稳定的关系。五是民主法治建设相当落后，没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六是没有致力于与现代人类文明接轨，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没有有效地进行道德、信仰、规范的确立和重建。 现在，一些政府机关经常举行自然科学知识讲座，这些讲座确实很重要，不过，我以为，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个国家，在物质文明极不发达、追赶富国、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自然科学必然昌盛，受到重视，社会科学往往被冷落；但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需要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了。如美国如今，大学毕业生70％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大量需要律师、经济学家、管理人员、社会学家、心理医生以及懂得现代政治的人才等。而对于自然科学人才，他们则可以通过大量地从发展中国家引进留学生、学者来弥补（政治家、社科人才、管理人才却往往是难以引进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多半是学法律、政治出身的，他们对现代政治、社会管理有专业知识，而不像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官员大多来自技术专家，他们对政治运作往往只有感性经验，缺少关于社会发展、现代文明的理性知识。而且，由于长期的人治经验，官员们很容易作茧自缚，无法解放思想。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先进的做法是怎样的，发达国家是怎样运作政治的，是如何克服腐败、动乱的，等等。 落后国家之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加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得中国只出意识形态专家、御用文人，没有思想家，没有人文学家。有人说，人类的知识分两类，即服务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或者说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即主要是服务的知识，人文科学主要是批判的知识），因此知识分子也分两类，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而在中国只有服务的知识（御用的、工具的知识），只有科学知识分子，没有批判的知识（反省的、人文的知识），没有人文知识分子。 中国的现实让人不得不思考，思考如何重建社会规范、道德、正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考如何防止腐败、避免社会动乱，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因此，中国需要思想家、人文学家。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的尴尬只能说明精神文明的衰落。 严格地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主体，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客体。判断人文科学的是非标准是合理性，而不一定是社会科学的真实性；其理论必须是逻辑自恰的，是公理而不一定是真理；应当致力于寻找理论域内的判据，而不一定要象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那样寻找理论域外的判据。所谓科学应当是，一，对事实进行描述，二，对主体进行反省。社会科学的方法是客观描述式的，人文科学的方法是主体内省式的。 我们既要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方法，又要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从研究方法上尊重人，尊重他人的创造性。 社会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是事实与价值的体系，分别使用描述的和表意的语言；描述与表意的方法有各自适应的范围。社会科学是描述性的，人文科学是表意性的。 中国尤其要发展人文科学。 中国随想（六） 一 传统中国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为了专制政治而牺牲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历史。 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人格是为统治者服务，其使用价值就是吹鼓手。此即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报得君王知遇恩”，“文以载道”，“文应时而作”，“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致君尧舜上”之意。而且，中国的统治者从来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仅看作自己的门下食客、乞讨者一般；如汉高祖刘邦“轻士善骂”，看不起读书人，经常戏虐学士，甚至往士之帽中撒尿，其流氓本性可见一斑；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流氓皇帝，他大肆诛杀学者士子，各地“府学”少有存活的。 尽管知识分子这样受尽凌辱，现在还有人说中国古代是“士人政府”，士人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充斥衙门。其实，士人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工具而已，不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还随时可能被廷杖、诛杀。这样的士人政府，莫若称之“奴才政府”、“猪狗政府”。 在当代，“反右”、“文革”时，一些知识分子也是受到百般侮辱，肉体和精神被蹂躏，人格丧尽。直到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宁左勿右，甘于做花瓶学者，歌功颂德，忘却了知识分子的批评时弊、匡扶国危、疾呼民意的道德和责任。 二 旧中国是奴才之国、草民之国。除了皇帝、最高统治者，古代中国人都没有人权、人格可言，官僚往往为了取悦上级而丧尽尊严，知识分子往往为五斗米而折腰，老百姓往往被当作草芥、猪狗一般。 林彪的言行很值得我们中国人研究、玩味。林彪在很大程度上本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其旗下干将多在文革初期受迫害，与“四人帮”水火不容，林彪也与江青常常势不两立。林彪、陈伯达为“九大”起草政治报告，主张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可是毛泽东否定了他们的报告，决定改由张春桥、姚文元等起草，林彪为此而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但是，林彪却是以“捧杀”的方式来对付毛泽东，他把毛泽东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希望这样做，自己能成为钦定的接班人，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然后把毛泽东加以否定。殊不知这样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身败名裂。林彪的捧杀实在是中国人阴谋诡计的大表演。 中国的政治只限于宫廷阴谋，官场厚黑，或机谋暗算，或血流漂杵。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性阴暗到了极点。 三 古人尚有人能“世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如庄周不做楚相、“独往独来”，竹林七贤愤世嫉俗、不媚权贵，八大山人冷眼向天、孤傲不群，李贽鄙视圣人、阐发童心，扬州八怪独立特行、清高傲岸。 在当代，陈寅恪在五十年代提出“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 “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他在历次运动中虽多次被抄家、批斗，但决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或许正因为有其独立性，才成其为大家。郭沫若在大跃进期间就提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大师们的灵魂。遇罗克说：“乾坤特重头特轻”。陈独秀说：“自古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庄周、八大山人、李贽、陈寅恪、遇罗克、陈独秀是被捆绑的普罗米修斯，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大门的洞开正是这些英雄们无数次撞击的结果。 中国随想（七） 一 自由既是制度，也是生活，既是理想，也是现实可行的，它并不虚无缥缈，而是科学的、简单的，有利于人民的程序化的政治。它以市场经济、民有财产制度为基础；它唤醒人的个性与良知，唤醒说真话的意识，唤醒真实的人性；它要求成熟的公民意识，健康的公民社会，每个人负担起公民的责任；它将政治作为保护人的途径，作为人们求得美好生活的途径；它要求不再用真理解释罪恶，不再以仁义道德、忠孝礼义作为政治的出发点。 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们有一种恐惧––––怕被拒绝怕被社会排斥的心理，所以人们只好与世浮沉，道德沦丧，口是心非，逐渐地习惯于谎言中的生活。可见，极权主义社会是个荒谬的世界。 在极权社会，好人的定义是认认真真生活在谎言和虚伪里；坏人的定义是异想天开堂堂正正地按理性常识做事；真理的定义是权力的奴仆加无所顾忌的谎言，错误的定义是不为权力服务的理性加真话。 三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旧）中国是草莽英雄的天下，士只能成为幕僚、军师，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独立、无个性、依附性、软弱性的弱点。 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先导作用，没有知识阶层对时政的批评、对改革的摇旗呐喊、对理性常识（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的宣传，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市场经济、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乡村民主、企业民主、司法改革、与国际接轨等等，都是先经学者的无数次呼吁论证，后被政府采纳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的。 四 现代制度与旧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 现代政治必须尊重人性，而旧中国的政治是非人性的；现代政治是现实主义政治，承认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欲望，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乌托邦政治，抑制人性，献身天堂，结果天堂的理想成了通向地狱的桥梁；现代政治是公仆政治，人民是纳税人，官员是公仆，是被人民养活者，理所当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明君政治，明君恩赐臣民，臣民必须忠于明君；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人格政治；现代政治是程序政治，按照“游戏规则”玩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无程序政治，不讲规则，唯以实力、阴谋、斗争取胜。 五 中国是平庸之国，尚中庸，否定个性；能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无才无德之人往往平步青云，而有棱有角、个性突出、不安本分、积极进取、有创新能力、尽管德才兼备但被评论为“易出乱子”的人往往命运多舛，此即中国特有的用人择劣制度。 （旧）中国的行政还是“屁股指挥脑袋”的行政，官员们为保住官位而曲意事奉，为坐成椅子上的“佛”而情愿成为世间的“鬼”，鬼话鬼事皆做。对于一些刚刚踏上社会的青年，前辈们总是谆谆教导他如何“适应社会”，磨却锐气，抛掉赤子之心，尽快变得“成熟”起来。这样，一个平庸的社会进化了几千年仍然没有多少进步。 （旧）中国还是愚昧之国，人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无知，所以安分守己，听任权力的摆布；因为无知，不知道苦难的真相，所以重复灾难；因为无知，把地狱当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类。可见，无知是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中国人相信人性善，所以恶肆虐；相信圣人，所以小人得志；相信明君，所以愚氓遍地。中国人天天生活在愚人节里。捷报频传，莺歌燕舞，报喜不报忧，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秦二世胡亥接到陈胜吴广等起兵的消息，宁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不承认有“反叛”的事实，并将言及反叛的官吏一律下狱治罪，这样，就没人再提及“造反”之事了。胡亥则掩耳盗铃，深居简出，直到葬身起义军的洪流之中。 据说花剌子模的皇帝也与胡亥类似，只愿听信使报喜讯，不愿听凶事，凡报喜讯的一律有赏或提升，凡报凶事的一律受罚甚至丢脑袋。这样，皇帝只能听到喜讯了，他以为这一下子国家真的太平了。真是愚蠢之极。 秦二世与花剌子模皇帝的教训，一些人至今没有吸取。 六 为了纠正不合理的制度，有时需要采取不合理的行为。要让古代残忍的专制统治者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无疑是与虎谋皮。于是，人民不得不以暴抗暴，挺而走险，建立一个暂时性的仁政政府，尽管这种仁政是因人而废、持续不长的，终究会转变成为暴政，但人民也无可奈何。 有人说，中国有顺民，有暴民，但没有公民。的确，不合理的制度要求有顺民，服服贴贴，逆来顺受，同时又造就了暴民，打打杀杀，啸聚山头。尽管后者也有其正义性，但毕竟不具有现代公民的内涵。 公民是享有人权的主体，是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新人，是有权利有责任的个体，是社会的主人、纳税人，是政府、政治的目的和基础之所在，是民主法治的归依点。 中国随想（八） 一 中国人有一种扭曲的暴虐的人性，并由此产生古代暴虐的体制。有些人视暴虐、杀戮、战争、敲诈、掠夺、欺压为理所当然，只恨自己不能成为“人上人”，不能去欺压别人；所以人们说，中国人是冷血动物，面对着残暴、杀戮、死亡，我们竟能做赏心悦目的看客。几千年来直到近代以前，中国的王朝更替不断，造反不断，农民起义不断，结果杀来杀去，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社会并没有大的进步，甚至常常发生大的倒退。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觉悟，却想方设法将杀戮的体制合法化，将恐怖统治制度化，正象谚语所说：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变得崇高。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中国人几千年只有对权力的无休止的渴望。 二 中国的智慧是遗忘的智慧。灾难刚刚过去，中国人又把希望寄托于曾经造成灾难的皇帝、制度上。古代中国人对权力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与暴虐的“明君”、谎言的政治有无限的宽容与耐心。 杨杏佛说：“为争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三 商鞅与苏格拉底是东西方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臣民政治，后者主张公民政治；臣民需要愚昧，需要服从，所以，商鞅说“民不贵学问”。中国文化就推崇无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绝圣弃知”，“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苏格拉底的公民政治是知识的政治、维护人权的政治、民主法治的政治；苏氏对民主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改善民主，其对法治的维护正是公民精神的体现。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治判处死刑说明，民主也会犯可怕的错误，但它可以得到纠正，逐渐臻于完善。 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明君清官领袖的出现而不关心构建捍卫其权利的制度。我们是父道主义，官员是民之父母，为民作主，政府有“教民”的责任；我们的祖先们容忍专制主义，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为何物，情愿受虐。 独裁者们总是喜欢勾勒出最诱人的理想蓝图，借助漂亮的口号推行专制，让臣民们为之献身。梁启超最早提出“思想解放”：“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吧”。 四 李大钊说：“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清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无文字狱、无文网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盛世。 五 中国是个大灾大难的民族，兵燹、饥荒、天灾、人祸肆虐着这个国度。可是，无人知道其原因何在，又没有避免它发生的方法。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无望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多少亡灵在痛苦地诉说着。春秋战国动乱551年，魏晋南北朝动乱389年，唐末动乱53年，南宋及辽金元动乱241年，以及改朝换代之秦汉唐宋明清等屠杀，还有盗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窦建德起义，黄巢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白莲教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之流血，这些战乱、饥荒共造成死亡达几十亿人。 五千年悠悠岁月，何时苏醒一个中国梦？有歌词曰：“黎民百姓长久，功名利禄短暂，一部青史等闲看。说一千，道一万，人心要比天地宽”。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黎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怎能说长久？功名利禄虽是过眼云烟，但暴烈专制的秦皇汉武传之万代，怎能说短暂？为了无休止的权力杀戮不止，怎能说中国人人心宽厚？ 六 中国有一种期盼清官、神侠为民解难、劫富济贫的浪漫心理，不是依靠制度法治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梦想着依靠体制外的力量出现奇迹。 中国的清官是两袖清风、犯颜死谏、最后感天动地，借助上天或明君的力量才为民除害或为民作主的，可见，他本是靠不住的；中国的神侠则往往是变态的、残酷、血腥的闯荡江湖的勇士，以其呼风唤雨、出神入化的气功、点穴、毒化武器等打抱不平，为民伸冤。这种想象不但过于浪漫，而且以无法无天对待无法无天，它反映了专制、人治社会的中华国民性的扭曲。中国人成天做着白日梦，对浪漫、无法无天的传统津津乐道，并且把它当作现实。 七 聂绀弩之“文革”诗云：“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这是一个多么动荡的社会。中国人不知要过多久动荡的生活！ 中国随想（九） 一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把个体的人看得十分渺小。中国画中的“人”点缀在山高水长之中，几乎无踪影。在中国的现实中，人也只是有工具的价值，是工具的人而不是人性的人，人作为“千里马”、“螺丝钉”，被用来为统治者服务。许多人津津乐道于做“有用人才”，人被当作牲畜一般，被一些“唯物主义者”当成了“物”。 中国的教育也是培养无人格无生命活力的“贤才”。古代儒士为参加科举，一味背书，不许有自己的任何创见，连经典的注释也只能依照权威，知识分子遂成为圣贤导师的精神复制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立科举开始，中国的教育就不再独立了，教育给行政化、意识形态化了。先生成为所谓的“灵魂工程师”，学生成为任人摆布的雕塑品，根本无人性、人格、创造性可言。而且，教育旨在树立单一的思想模式、培养不屑于劳动的“精英”。 我们是个压抑得太久的民族。 二 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却是捍卫常识，捍卫理性。真是莫大的讽刺！许多人为常识、理性付出了代价。什么是常识、理性？权力需要监督、约束；腐败不能靠自我清除，就象外科医生不能割除自身的肿瘤一样；市场经济是公平与效率的经济，不仅要解决效率，还要解决公平；多元化是创新精神之源，汉武帝独尊儒术必然扼杀了文化的创造力；在法律面前必须一律平等，高官、歌星、名人不能例外；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避免王朝循环，避免社会动乱；明君、清官、游侠是靠不住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政治和愿望必然导致灾难；暴露阴暗面、批评时政、揭短、反省问题是社会进步的阶梯，歌功颂德是灾难的前兆，就像老百姓所说：奉承是恶友，批评是诤友……这些都不是深奥的道理，而是浅显的知识，是有头脑的人的理性。 三 中国不仅需要实现物质现代化，更要实现精神现代化。什么是精神现代化？它包括民族精神、团体精神、个人精神的现代化，如民族精神应当是创新的、进取的、宽容的、民主的、法治的、公平的、契约的、信用的，等等；团体精神应当是团结的、和谐的、自主的、进步的、民主的、多元化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等等；个人精神应当是人性的、个性的、宽容的、平等的、探索的、守法的、有爱心的、尊重他人的、善于学习的，等等。 现代化的精神面貌是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当从古代中华文明转向现代中华文明，从精神萎缩的状态转向精神现代化。 中国随想（十） 一 中国应当从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践踏法制之“肃反”影响最为恶劣。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据《苏联国事风云录》（经济日报出版社）、《斯大林肃反秘史》（江苏人民出版社）、《斯大林的肃反》（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杂志、《青年参考》杂志、《周末》杂志等报道：列宁逝世前病重的几个月里，作为总书记（相当于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三、四位的斯大林将中央文件、决议都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下发，其影响力陡增。列宁去世前，曾选定托洛茨基为接班人，托洛茨基当时在党内的威望也是最高，列宁在遗嘱中评价托洛茨基是“最有能力的人”，而评价斯大林则是“太粗暴”，建议撤掉他的总书记职务。而且，由于斯大林对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态度粗暴，列宁还宣布与斯大林“绝交”。但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原俄共主席）发起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由加米涅夫建议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不宣读列宁的遗嘱。列宁去世，斯大林也故意很晚才通知在外地的托洛茨基，使得他赶不回来参加葬礼，从而在葬礼上突显了斯大林。此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又被驱逐出境，并在墨西哥被暗杀。打倒了托洛茨基后，斯大林又联合布哈林（列宁称赞布哈林是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打倒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1934年苏共召开17大，列宁格勒书记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雷动，随后选举中央委员也是基洛夫得票最多，而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几乎没有掌声，一部分中央委员也议论要以基洛夫取代斯大林。但随后基洛夫被暗杀，暗杀现场竟布满了内务部人员。随后斯大林枪毙了102位知情者，又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暗杀了基洛夫为由，掀起了大肃反运动，共处决和迫害致死1200万人。俄共最早的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去世和斯大林本人之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其他被处决的还有元帅5人中的3人，集团军司令5人中的3人，全部的10个2级集团军司令，57个军长中的50个，等等。仅1937、1938年两年共枪决红军官员3.5万人。先后担任各部人民委员（部长）的几乎全部被枪毙。1941年在明斯克附近一次就枪决了10万多人。为平息民愤，斯大林将副手雅哥达、叶若夫先后以“毫无根据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处决。仅1937年又枪决了3000名执行肃反任务的内务部人员，各州内务部分局的全部领导人被枪决。1937年斯大林、叶若夫又下令将全国所有的父母被枪决的青少年全部枪毙。早在1929年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化、国有化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饥荒，饿死700万人，起初斯大林不承认饥荒，后来承认了，但嫁祸于农业部长、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等，说他们故意捣毁了收割机，弄死了3万头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钉子，“以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 斯大林奉行大俄罗斯主义，遭到乌克兰政治局委员们的反对，于是，斯大林致电邀请政治局委员们来莫斯科磋商，然后他下令枪毙了所有的乌克兰政治局委员。在1950年前后，斯大林在东欧掀起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抓“铁托分子”的运动，共处决234.5万人。 斯大林严重地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按照苏联宪法第12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街头游行和示威自由。但实际上，宪法如同一张废纸，不能保障基本的人权。 罗隆基说：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之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之法。可是在前苏联，人民根本无法统治政府。而政府统治人民也不是依据普通法，而是依据个人意志。事实证明，无限的权力等于无限的灾难！ 有人说，前苏联尽管错杀了不少人，但一度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还有，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因此，斯大林功不可没。此话有一定道理，斯大林的确是有功的。但从现在反省来看，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虽快，可他盲目追求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一枝独秀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牺牲农民的利益，经济粗放发展，不计成本，效益很低，所以，那时是畸形的高速经济增长。再说，不能够因为经济暂时增长了，就高度评价其施政。如沙皇俄国1890－1914年的发展速度高于斯大林时期；希特勒时，德国失业率大大降低，平均年增长11％，能说他们都比斯大林好吗？至于卫国战争，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两大责任，一是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没有作任何军事准备，斯大林一直认为英国是最大敌人，不相信德国马上会侵略苏联，所以，红军在战争初期打得一败涂地，而红军的伤亡多集中在初期。二是斯大林处决了红军大半的指挥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大部分都不存在了，这也是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 不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设好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侧重于解决公平的社会模式和理想。实际上，现代人类所有的经济、政治制度都是在寻求解决公平与效率。 计划经济原本是为了解决公平，但事实证明它牺牲了效率；原始的自由市场经济原本是为了解决效率，但实践的结果是它牺牲了公平，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而现代市场经济因为有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制度等，它较好地解决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平衡。 现代西方的多党制也是在解决公平与效率。西方的左派政党（或政党集团）主要是推崇公平的，右派政党（或政党集团）主要是推崇效率的。若左派政党上台，一般是采取增税、扩大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等手段来维护社会公正，但这势必抑制了投资积极性、助长了懒汉习气，经济效率势必会下降。这样时间长了，选民不满意了，下次很可能是右派政党上台了。右派政党上台后，一般是采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刺激投资等手段来提高效率，但时间久了，效率虽提高了，失业率也会上升，贫富差距会迅速扩大，很可能下次选举时左派政党又该卷土重来了。可见，多党制在轮流解决公平与效率。 （新）社会主义也是同时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代表公平，“市场经济”代表效率。也可以说，新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的制度，或者说就是公平、民主的制度。民主也是公平的表现。凡是不公平、不民主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国有两面旗帜，一是民主法治，二是公正和平。民主、法治、公正、和平皆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平还是实现祖国统一、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三 传统中国是人治之国。尽管中国曾经达到了人治的最高境界，但仍然不能算是文明国家。古代中国人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一是经济上的官家垄断，二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三是文化上的蒙昧主义。新中国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逐步地全面地实现现代化。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50年代“物质上的成就是显著的，精神上的成就是可怕的”。人治的太平盛世很容易变成暴虐王国。国家、政府的浪漫主义是可怕的。当人们拚命着挤进了天堂兴高采烈时，才发现实际上进了地狱。血的教训是：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的民主法治的社会。不能简单地把罪恶归于私有制，并诉诸于有组织的暴力。应当理性、宽容、和平。 四 传统中国是个等级身份制的封闭半封闭社会。北京城的布局即是象征，它庄严宏伟，以紫禁城、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等级森严，街道对称，形成一环、二环、三环、四环纵横各百里的封闭半封闭的布局。还有，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单位”的“小而全”、“小社会”封闭模式，各单位高墙林立的大墙文化，都是社会的缩影。另外，企业、事业单位级别制，分“科级”、“处级”、“厅级”、“副部级”企业或单位，甚至教授也类比于“厅级”、“副厅级”，院士为“副部级”等，此种学术与官本位挂钩，皆是人治之层层命令、等级制的表现。 五 人治、官本位对文化的侵蚀危害是巨大的。中国从文明之初，国家就成为专制主义的机器。人治的不受控的权力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由此，中国文化培养出最为发达的权力意识；政治权力在几千年中一直肆无忌惮地在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主宰人民的命运。这种无限的权力培养出中国人的奴才思想、仇恨意识、暴力倾向、虚伪的面目和愚民的观念，封建统治者一面让老百姓跪着生活，以强权违逆民心，一面又欺骗说“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于是，老百姓感恩戴德，称颂“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人治、专制权力的建立是基于暴力阴谋、政治斗争而不是程序、规则或法律。统治者靠辅政集团维持统治，选择辅政集团成员的标准是忠诚、中庸（为各方所接受）、平庸（不会功高震主、才大压主）。不过，由于人治的缘故，辅政者往往还是易于成为僭越者。 人治造成了畸形的官场。在没有规则、程序、法制可循的情况下，君臣之间势同虎狼，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进行着血腥的较量、残酷的斗争；同时，各级统治者一朝大权在握，便耀威城市，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横征暴敛，对待老百姓犹如恶鹰之扑鼠雀。 这种无限的权能见得太多了，太诱人了，于是中国人对之如醉如痴，垂涎三尺，十二分地崇拜，以至于一些人人性退化，兽性大发，官性十足––––––他们或“打进官场”，来个“血火煮江山”，如清人在扬州屠城十日；–––––––或“爬进官场”，靠谄媚献媚，摇尾乞怜，作恶犬走狗而发迹，如李林甫、严嵩、魏忠贤、和珅、“四人帮”之流；–––––––或“混进官场”，阳奉阴违，八面玲珑，口口声声“为民作主”、“明镜高悬”、“人民公仆”，实际上只是瞒骗浮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迹在官场，以保官升官为第一……。这种畸形的官场又形成了畸形的社会，相互倾轧、争斗，阿谀奉承，昏昏噩噩。 人治社会是“大政府，小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小政府，大社会”完全相反。它是“无限政府”，行政机关掌握着无限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官员为“命官”，决定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对选民负责。它是一个选拔性社会，依靠上司的赏识、伯乐之识马来获得人才，而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政务官之靠选举、事务官之靠考试而上任。 现代政治文明是，政务官与事务官相分离。政务官由各级选举而产生，总统、省长、市长、县长选出后可任命其“内阁”官员，但不涉及事务官；事务官由考试而产生，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遵循不触犯法纪不辞退的原则。这样的政、事分离的制度可制止“政党分赃”（瓜分所有的职位、人员大换班），有利于遏制腐败。 在人治的状态，腐败只会愈演愈烈，直到政权倒台。社会主义必须健全法治，建立法治国家。 六 在过去很大程度上流于人治的情况下，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站在衙门向内看，个个都是贪污犯。抓起来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只见亏损的国有企业，不见没发财的厂长”；“发了一批投机倒把的，提了一批溜须拍马的，表彰了一批弄虚作假的，学习了一批贪赃枉法的”；“上正中歪下乱来，勤穷懒富官发财”；“杀了一个，冒出一批”……。老百姓的这些语言虽然有偏激之处，但刻画了在法制不健全、治标不治本的情况下，腐败之猖獗。 人治还是浪费的根源。德国人普扬·德威博士说：“中国是最大的贫穷国，也是最大的浪费国”。此话不假。中国搞计划经济时，靠官员的主观想象来配置资源和生产力，结果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益，仅大小三线建设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几百亿元；如今搞市场经济，大家又一哄而上，盲目建设，不负责任，“拍脑袋决策”、“首长工程”每年造成30％左右的工程报废；另有70％的重大建设项目、80％的立交桥不合质量标准；国有资产每年流失数千亿元，公款吃喝也在数千亿元。如此的浪费，真叫人心惊！ 可见，人治可谓“中国病”的罪魁祸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万恶之源，现在是该彻底埋葬它、建立法治国家的时候了。 中国随想（十一） 一 传统中国是血腥之国、暴力之国、残暴之国。老百姓中流行的口头禅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现实社会中杀人越货者，手段极其残忍；中国人吃动物也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没有动物不敢吃的，无论它是多么的珍稀宝贵；吃法也花样翻新，残忍无比，如吃活猴头。在政治中，血腥味更不消说了，可以说，没有哪个皇帝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即使像李世民这样的“圣主”，也把自己的兄弟们置于死地，也使很多人头落了地。更不要说，秦始皇因为一块石头上刻着“始皇死而天下分”，就杀掉附近村庄的所有人，朱元璋因为寺院墙上写着劝勿杀的诗而“尽诛寺僧”这样的残暴的事了。 中国古代历来多是暴政、暴官、暴民。 暴力不可能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不可能诞生民主法治的健全社会。 二 传统中国是造反之国、“革命”之国。梁启超先生著有“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认为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区别是，我们多是私人的“革命”，野心家的“革命”，夺权的“革命”，内讧的“革命”。我们不像西方的革命以推翻旧政府为止，以唯一的革命军为止，是“单纯革命”，中国是群雄并起，天下鼎沸，不断倾轧的“复杂革命”。如秦末之革命，有刘邦、项羽、陈胜、吴广、武臣、葛婴、周市、田儋、景驹、韩广、吴芮等，西汉末的革命有刘秀、樊崇、徐宣、谢禄、杨音、刁子都、王郎、秦丰、迟昭平、王常、成丹、王匡、王凤、陈牧、李宪、公孙述、隗嚣、窦融、卢芳、彭宠、张步、刘永、董宪等，东汉末的革命有曹操、刘备、孙权、董卓、张燕、李傕、郭汜、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张鲁、刘璋、韩遂、马腾、陶谦、张绣、刘表、公孙渊等，隋末的革命有李渊、李世民、王薄、孟让、窦建德、张金称、高士达、郝孝德、杨玄感、刘元进、杜伏威、宇文化及、翟让、李密、徐圆朗、王世充、刘武周、薛举、李轨、郭子和、朱粲、林士弘、高开道、刘黑闼等，以后各朝大抵类似，至近代，有太平天国、捻军、回军、苗军、义和团等，所以，中国“革命”如一团乱麻，互相杀得不可开交，动乱期十分漫长，如秦末推倒旧政府只化了3年，可平定动乱化了13年，共16年；西汉末各化8年，18年，26年；东汉末各12年，85年，97年；隋末各9年，11年，20年；唐末各34年，72年，106年；元末各21年，2年，23年；明末各17年，40年，57年；清末从太平天国起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共动乱约100年。 中国恶性循环的造反，长期的动乱，造成了国家的衰弱，人民的涂炭。其弊害无可胜言。到了当代，“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论”又甚嚣尘上，其实，它不过是打着不断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封建主义之私货。 三 “文革”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暴力造反的传统，又学习了俄国路线斗争、斯大林大清洗的做法；既有中国式宫廷阴谋的色彩，又有法国式大革命之政治煽动家和暴民造反的踪迹；既有中国人借力打力的思想指导，又有经典作家的消灭私有制、消灭敌对阶级的理想，它是中国传统与外国革命的结合。 “文革”中，提倡砸烂公检法，行政领导就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法就是文件、决议、指示。“四人帮”等极少数人霸占权力，霸占真理，推行“左”的极权主义、红色恐怖，不知迫害和整死了多少人啊！ “文革”实际上是一场反现代化、反人类文明的运动。真正的变革应当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过程，是在无声无息、不知不觉的改革中完成的。轰轰烈烈、炮火连天只会中断现代化的进程。 四 旧中国是专制之国、传统政治之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国家机器主宰人民，统治者侵犯人民的权利；权力至上，权能主义肆虐；行政权力控制社会，行政命令层层施控，指挥一切；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镇压一切竞争对手；实行一元思想统治，人民必须信仰统治者规定的意识形态，就像汉武帝独尊儒术那样；没有公民社会，没有民间舆论，只有统治者的声音；凡是与统治者不同的声音皆是思想犯，必须予以肃清；公众对政府所有不满的声音，都被有效地压制了；最高统治者伪装成人间神，其言论是“圣旨”，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人民必须忠于最高统治者；统治者享有许多特权，腐败成风；政治陷入空想，从人间政治上升为天堂政治、理想政治；信奉以暴力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冲突，人们以生命冒险搞政治，随时可能从肉体上被消灭。 与传统政治相对立的是，现代政治文明是公民第一，生活第一，公（公共领域）私（私人领域）分离，多元思想模式，多元多中心稳定结构（不像一元中心是不稳定结构）；推崇宽容，不需要人民忠于最高统治者，相反，应当统治者忠于人民，否则会被人民选举下台；政治只是服务于民，不容许镇压反对派。 五 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分封贵族制不同，乃是恐怖寂寞的奴隶制度。臣民是奴隶，官僚、皇帝是奴隶主。这种制度给中国几千年带来了沉重的枷锁。孔孟之道的教条主义也成为中国人创造力衰竭、社会停滞的根源。 六 稳定不能是目的，只能是社会前进的条件。封建统治者们不明白：万马齐喑式的太平将导致民怨的火山爆发，最后会使专制政权一轰而溃。王朝循环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改革的稳定，没有不改革的稳定。主权在民的国家，人权等于主权；主权不在民、在寡头、在独裁统治者的国家，人权高于少数人的统治。 在封建社会，政权不能和平地依法转移，只能通过确立继承人来完成，因此，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血腥的争夺。社会也常常为此陷入动荡和灾难之中。 封建时代还没有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其施政只能是违逆民意，动用强权，施暴于民，只能是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所以可以说，君主之国其实都是无法无天之国、一统之国、独尊之国、暴政之国。 中国最大的顽疾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 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是，前者是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保护少数人的民主权力；人民是国家的主宰者，是纳税人、出资者，是“老板”，是政府的养活者，是官员的主人；民主是一种修错机制，是一种防范贪污腐败的机制。而后者是，虽然让多数人生存，但一定要杀掉少数人；国家、极少数人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政治无程序、无规则，不可预测；无修错机制，无腐败防范机制，只能不承认错误，只能杀一儆百地反腐败。 在封建社会，改革、变法是与虎谋皮，倡导政治改革尤其危险，像谭嗣同就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封建统治者是决不会进行任何有损于自己集团利益的改革的。所以，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权、自由的发育不但没有进展，反而多是倒退，而造反、“革命”的思想却惊人的发达。不能不承认，几千年来直到现代以前，中国的进步小得可怜！罗隆基曾抨击旧中国：“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旧中国历代历朝无不如此。 中国不需要为民献身、为民请愿、为民作主、为民求福的人，而需要人民自主，人民自创幸福，人民自己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建立制约机制、防范机制，为自己除害。 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于公民意识的差距。梁启超说：在中国，“政府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命令的人权力至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出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 中国随想（十二） 一 毛泽东说：“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刘少奇说：“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可分离的”。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市场经济减去民主政治等于腐败；没有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只是空想。社会主义应当是公平的社会、民主的社会，是现代文明的社会。宽容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民主政治的条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力。民主的前提即是对不同意见的少数的宽容，对公民权利的捍卫。民主的基础是承认人权，承认人民的统治地位。民主的根源是人的本性的不完善，所以必须对人加以监督，通过预定的程序作出或修正决定，防范滥用权力。民主的最终要素是教育，通过教育，让人民明白依法保护自己，行使自己的权力。 政府只是防止个人受到侵害的警察，国家的职能只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不应是统治的工具。 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程序政治，是表达民意、防范动乱的机制，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报章舆论、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腐败就会与经济同时高速增长，甚至会发展得更快；人民没有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和监督权，不能在代表大会、议会、工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等机构发挥作用，只能眼睁睁看着腐败蔓延、决策失误而无能为力，那么，心中积压的不满、怒火最终必然会导致火山爆发式的怒吼。所以，一个具有现代头脑的国家领导人不应满足于万马齐喑式的稳定的假象，必须懂得依靠民主来释放群众的积怨和能量，从而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繁荣稳定。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反民主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教训十分沉重，诸如权力争夺、反叛起义、军阀混战、宗室内讧、宦官外戚权臣悍将之乱、继承人接班人之争等等，常常造成经济的大破坏、物质文明成果的毁于一旦、人民的被屠戮和社会的倒退。不仅如此，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即使在它正常运行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权能主义、愚民主义、特权思想、腐败风气以及为维持封建集权的强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而不得不重赋繁敛、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等等，都会使得社会活力被窒息，社会风气被污染，百姓处于愚昧贫困的状态，整个机制的效率十分低下，社会陷入长期的停滞。 可见，民主不是花瓶，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政治改革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经济改革成功的保证。政治改革倘若与经济改革脱节，社会问题的积累、权力运作的非程序性终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从而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一切改革的最高目的就在于恢复人民对政府官吏的完全控制。 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是市场在政治中的运用。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民主政治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政治家、官员实际上是政治企业家，政党、集团为垄断的企业，其产品为政纲；政治家需要向选民作演说、广告，他们在政治市场上优胜劣汰。 自由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自由不应是手段，不应是口号，而应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从自由中寻求平等，而不是从奴役中寻求社会公正。自由就是追求私人生活的安全，享受文明社会的生活。 中国人民是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人民。近代以来多少人为了自由而抛头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