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杨芳洲等先生的文章，主要是提出了警惕中国经济买办化的问题，他们所谈的是不是事实，还需要大家从中鉴别，总之，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得比较清楚了。本期文章汇编中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包向宇先生对我国的税制的分析，十分深刻，对于我国目前的税制，大家可能都已习已为常，实际上隐含着极大的改革需要性。这些问题是不是需要纠正，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深入的研究。]
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1月30日 目录 杨芳洲：《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魏争：《蒋介石的黄金十年和斯大林的黄金十年——警惕当代中国经济的买办化！ 》 曹建海：《好一个“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 [美]凯塞·沃尔夫：《美英如何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 《余永定 高辉清 连平解读10月CPI》 包向宇：《反思税制之二：滴血的发票》 高一飞：《法律威信不能承受的代价》 李宪源：《析中国“宪政化”三大“死穴”——复陈子明〈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 蒋铁刚：《从“十七大”看中国的未来》 何必：《色戒》涌动着的阴道主义中国 《抵制“滥俗文化”和“黄奸毒文化”---- 一群大学生致文化部长的公开信》 ------------------------------------------------------------------------------------------- 发件人：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tjzz@vip.sina.com>, "hui wu" <wuhui69@yahoo.com.cn>, "li li" <us<freeangel121@163.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30 04:30:5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传文（附件） 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中篇.中） 再走那条毫无希望的死路（中） 买办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自弃经济主权形成利权外流的滔滔江河 杨芳洲 2007年11月27日 yangxiaolu_8@yahoo.com.cn 一.买办主导的对外经济合作 由于买办势力是以整个腐败的官僚阶层及附属于他们的精英学者为其社会基础，掌控着太多太大的重要权力；因此，尽管胡总执政以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顶住外来压力，并付出巨大努力坚持不懈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却仍难以完全阻止买办势力以其阶级本性注定要走的买办化路线。 买办无祖国，买办化的道路发展的是外国的利益及与外国勾结的买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因此，买办利益集团对中央加强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政策和金融安全的方针总是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买办内奸遍布朝野，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在国际市场上，以我大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但因我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以至于我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我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对“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所做的贡献，除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政府债券，以及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资本外逃，这几件大事对美国带来的多种巨大利益外，还作出了其它“重大贡献”。 如：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注1]早在我入世谈判中，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及其以全球化为最高准则的代表赴美谈判时，未经中央批准就迫不及待抢先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致使美方得寸进尺，立即又抬高了谈判价码，使我入世付出了完全可避免的高昂代价，此事受到了当时中央最高领导的批评。 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仅3％。致使控制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能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形成其压价收购南美大豆，中国人大量消费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 2004年3月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 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我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已下降一半，只剩940万公顷。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终于又重演了。[注2]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 （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 铁道部自现任部长上任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 “中华之星” ，“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注3]，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铁道部的买办无端限定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样车）只许跑160公里/小时速度，目的是为进口200公里/小时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车制造借口，使国产列车机车永远没有机会进入高速铁路的运输市场。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这种幽默既自豪又悲愤，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也是士气犹存的不服！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铁道部又是严重依赖外国。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中国市场虽大，但很大一部分属政府采购或审批范围。而控制这庞大市场份额的买办们却将这些市场资源尽可能优惠给外企而不给民族企业。除铁道部外，其它各部门和各地方在政府采购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国货”的情况。在这些采购招标中，不是以技术、价格、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为标准，而是首先将国货的竞标资格彻底排除。（与铁道部如出一辙。） 如：江西省采购路面设备拒绝国货。又如：江苏、安徽等地许多政府部门在进行中央空调招标时，都明确要求只要进口、合资品牌。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空调技术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很多国外品牌，从压缩机到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贴上国际品牌进行内销。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且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认为，日本政治倾向攻击性，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的垃圾发电技术设备，是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经消化创新而形成的国产先进技术，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技术领先，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其市场推广却屡屡遇阻。发包单位某些官员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阻挠重钢中标。 又如：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为了排除重钢，违反国家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其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此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增，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重钢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不害怕国外技术封锁，只担心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 买通‘关键人物’，限制国产设备。”重庆社科院研究员胡玻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注4] 抵制国货的买办歪风也刮进了体育界，如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切专用器材只用日本尤尼克斯，尽管国产品牌质量并不差，但国家羽毛球队负责人就是不用。（与中国乒乓球队提倡国货的爱国精神形成强烈反差。）爱国精神氛围的缺失已使中国羽毛球队失去了昔日世界羽坛霸主的朝气。由于国家队的示范作用，尤尼克斯轻松拿下中国庞大的羽毛球器材市场。“神通广大”的尤尼克斯不仅搞掂了中国羽毛球队主帅，而且每年都能从我有关部门拿到大量金属钛，而钛是我国控制最严格的珍贵战略材料，国产羽毛球拍厂家从未能买到过国家一点点钛。而我们的买办们却不顾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宝贵的紧缺战略材料去扶持一个日本厂家与自己的民族产业竞争，令人不可思议。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在城市繁华路段商铺招标中，有些地方政府只准外商进驻，排斥歧视民族商家。如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路借改造拆迁之机，要国货专卖店撤离，让位给国际洋品牌。在地方政府崇洋媚外方针指引下，上海南京西路许多中高档百货商场也都抵制国货。他们根本不看商品销售业绩，只要是洋品牌，不论好坏都可进来，而国产品牌一律清出去。甚至强调国产品牌“血统不好”。销售额居前三位的上海家化“佰草集”被商场劝退，占国内24％市场份额的“三枪”内衣等也在上海市中心百货商厦无立足之地。这使人想起当年上海租界“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招牌。不同的是，这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歧视中国人的却是中国人自己！ 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和环保总局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购品。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一不在政府采购中明确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美国还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采购须“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虽然我国也有《政府采购法》，其中也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但由于关系到势力强大的买办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因此《政府采购法》这些规定很难落实下去。 中国企业在生产环节就已遭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挤压，而在产品销售阶段又遭“国货歧视”，民族产业正面临危险处境。（见丛亚平《如果在本国市场国货遭歧视……》，林治波《政府采购应该向谁倾斜？》） 注1：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二.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兼并 改革开放之初我吸引外资的政策曾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但这些引资政策一开始就存在很多问题。如境外合资方控制着进出口渠道和技术，高价从其关联方进口原材料、设备、技术，低价出口产品给关联方，外方因此而获大利。而中方却惨淡经营，大量亏损直至破产，即使控股也没用。自90年代以来，我对外资更加优惠，不但给予税收减免，而且还白送（或变相白送）大量土地等，如“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省份，外资企业占该地区工业资产总值的43%。各地竞相出土政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招商地价下滑’的奇事。……长三角到处搞 “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 等“割肉竞争”，成为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注1]。外资原本就垂涎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于是在我优惠政策鼓励下蜂拥而入。这些外资进来决不只满足一般利润水平，而是利用一切可能谋取最大利润。为此它们谋求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以获垄断暴利。 在这方面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帮了外资大忙，由于我外汇管制政策，外商在合资企业的帐面利润不好出境，但政策许可外资以利润继续滚动投资，扩大股本。但合资中方的利润却不能扩大股权而要上缴。几年下来，中方控股变成了外方控股，合资企业变成外商独资企业。 外商巨头还充分利用了我们前些年错误的宏观政策所造成的普遍萧条和资金短缺，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外加收买政府官员；以我各行业骨干龙头企业为目标进行大规模兼并。往往仅以象征性低价就能控股我骨干龙头国企。这类兼并通常只以我企业中最具盈利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优质资产合资，并以净资产作价，但却不承担债务及下岗工人的安置补偿；而且因我会计制度的缺陷，企业品牌及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还不计入资产（等于白送）；合资通常都要大量裁员；外籍人员享受高薪；合资后外方再利用其控制进、出口渠道获进、出口双重剥皮暴利等惯用手段掏空合资企业（如产品内销为主则谋求控制企业经营权），造成其严重亏损，最后迫使中方低价出让股权。有机可乘的外方根本就不会给合资企业带来什么新技术，却总是将我被兼并企业的品牌和技术能力垄断扼杀。总之，留给中方的是债务、失业、负担、穷困、绝望、破产；而外商得到的却是暴利、巨大的财富源泉、及将导致垄断的庞大市场份额。 外资巨头的这些兼并普遍存在贿赂政府官员等违法行为。如凯雷收购徐工就是以一个皮包走帐公司为财务顾问，制作了溅卖徐工的改制方案。（见2007年03月14日《经济参考报》《徐工并购案再调查》记者：丛亚平 王文志） 在外商巨头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现在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对手消灭了。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外商巨头谋求垄断地位的兼并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深思熟虑的系统工程。通常以垄断下游产业来控制上游产业的市场，控制了某原料的加工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此原料的生产行业，垄断了零售业就可进一步垄断批发业，控制了流通就可控制生产。为实现其垄断大计，外商巨头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光[注2]。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长六、七万字，读来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西方国家不拒绝国外公司到本国投资办厂，但都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注3] 而我们恰恰是在此关系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失去了惟有国家意志才能坚守的底线。 中国是一主权国家，外商巨头神通再大也不过是商人，又如何能吞噬我主权国家那么多重要战略行业，及其对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呢？这无疑是代表我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被买办意志取代的结果，若无我买办内奸相助，简直难以想象。 随着2000年底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一纸命令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以及此后被他和他的徒子徒孙蛊惑推行的溅卖国企的“改制” 浪潮，骨干国企、行业龙头、军工重要制造基地，这些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和工业技术体系精华，就再没有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最重大的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以及买办精英们所代表的洋人及买办意志。被中央财政以高增值税率转嫁了经济损失因而只顾地方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为解决其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可以卖掉任何抓得着的东西。于是他们以买办精英“国企改制”的鼓噪为思想武器，以“地方利益”这个唯一可在地方首长面前摆到桌面上的“最高准则”为理由，而谋取以“地方利益”为精美包装的买办私利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外国利益。 建国以来，毛主席、周总理吸取苏联东欧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重视人民生活，一直以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全世界最低廉的工业产品及其成本系统。既满足了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也因此而成为我国发展经济最具竞争力的有利条件之一。 现在，随着外资大鳄在我国的大规模兼并而逐渐确立其各行业的垄断地位，晚清洋人控制我金融和大宗商品贸易等经济流通命脉，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获垄断暴利的历史将重现。便宜的中国商品将成为历史，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将因此而愈发困窘，我们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也将永远失去。财富外流也将汇成滔滔江河而难以遏止。 在此严重时刻，我们不是去加强在诸如骨干国企、行业龙头所代表的民族产业技术精华和军工基础等重大国家利益领域的国家意志，（许多科学家关于重建国家工业管理机构的建议已被否决，）相反却为他人剥夺我最后的经济自主权大开绿灯。这还不够，还要用自己的资金去支撑鼓励这种剥夺。 如：外汇投资公司还未成立就将第一笔30亿美元购买美国私募公司黑石集团无投票权股份，黑石不仅以各种方式侵吞我股东权益，而且将我股金主要用于兼并我国企（如蓝星公司等）。更为严重的是，黑石此恶例一开，立即鼓舞了大批国际私募基金，纷纷赶赴这场利用我资金瓜分我国企之盛宴。而我有关部门则迅速对其大开绿灯。 2007年5月25日凤凰卫视报道，我国资委副主任李伟说，“今后国企改革应更多引进境外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等国际资本。”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对此配合说：“应该允许金融机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等介入私募基金已成为一种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确实有高风险，但回报也比较大，任何金融市场，风险和收益都是对称的。……应该说中国不缺外汇。但是外国的私募基金进入中国以后，能够带来技术，能够帮我们培育人才。” （什么技术？用我们自己的钱贿赂我官员贱买倒卖我国企。学他人如何操着我们自己的刀切割我们的血肉吞食？） 这样，不仅我外汇储备，而且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等”所有我金融机构的资金，都将成为用来剥夺我们仅存的最后一点经济自主权的“异化”力量。溅卖自己还要自己掏钱。天底下竟有如此不可思议愚蠢自溅之事！掌握在买办手中的国家经济实力，最终也将如买办癌瘤一样扼杀掉我们自己而向外淌血喂肥他人。 注1：见高梁《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2007年6月。 三.自切动脉加速对外淌血的金融开放接轨 在金融及经济管理方面，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仅留下了前面谈到过的两个四万亿元财富黑洞（其中一个是外汇黑洞），及高达30％的银行坏帐率，造成我空前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留下了该领域众多以外国利益及全球化为己任的买办骨干，其中许多人严重的贪腐问题现已被揭露。他们在制定和执行实际政策等“公事”中总是尽其所能为美国等外国利益服务。 a.单方面过度开放金融 2005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宣布：中国要提前一年与国际金融全面接轨。此举意图十分可疑，将我宝贵的一年准备期白白拱手相送，不仅片面有利于外国而不利于我；而且将使美、日等操控国际资本，可提前于2008年就能对我发动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致命冲击，使其与借2008奥运题材制造台海危机的军事行动形成配合。 2006年1月银监会第2号令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自废我股份制银行可以是完全的民族企业的自主权，使我一百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无一例外地均被外资参股。加之此前我各大商业银行也已被外资以低价参股，致使金融接轨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我境内有众多独资外国商业银行，但却无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这无疑是我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如此单方面优惠外资而将经济主权拱手相送，绝非什么“次优均衡”[注1]，而是建立在对我巨大损害基础上的外资暴利[注2]。而且外资银行通过其参股的中资银行董事可对我银行经营、资金流向配置等了如指掌，而我对外资银行如何运作却两眼一抹黑。我自弃主权单方面过度开放金融及因此而造成我与外资的信息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对我造成如下重大危害： 1．我国有银行及金融机构以极低价格对外资出让股权，使其仅一年即获其入股金10倍暴利，造成我仅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 [注3]。巨额财富流失的积累无疑孕育着日后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灾难。 2．不仅使我国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且由于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作用，资金的流动制约着商品流动，外资对我金融运营的洞悉使我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对外已单向透明无密可保，我国企业的一举一动（包括国际并购活动）都已处在国外对手（或敌手）的监控之下，而我却无从了解对手（或敌手）。[注4] 3．管理层也因我与外资银行获得信息的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而难于对其进行监管。 4．外资银行因境外热钱大量流入及以其“优质”服务（包括存款保密及转移出境服务）吸引非法收入占有极大比例的我高端客户存款，使其经济实力得以超规模迅速增强。从而大大增加了国际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金融冲击的能量和速度。 5．境外投机热钱通过外资银行以我不知情的方式大量流入，形成我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泉。外资银行以我所知甚少的方式引进并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制造出巨额债务货币。既侵吞我国家财政货币发行利益，又制造出不断发展的通货膨胀和巨大社会金融风险。事实证明，不对等的金融过度开放已严重损害我经济主权和利益，大大削弱了我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6．当外资银行创造的债务货币超过我国有银行信贷总量时，就可形成其事实上的金融垄断，使其可制造剧烈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然后全面控制我经济命脉。进而再利用其金钱优势实现对我政治、舆论、文化、教育、司法、外交和军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注5]。此巨大危机因我对外资银行之具体运营缺乏了解而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也因此更为致命。 7．外资银行还可利用其参股我银行之信息优势，以金融资本控制我国内产业资本。并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中。[注6] 8．外资银行及金融机构，如同连通我经济肌体与外部世界的粗大血管，在当前我法纪废弛腐败盛行的环境中，这只能是我单向失血的血管。不仅使我境内非法收入有了安全的避风港和外逃通道。而且“使储蓄丰富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资金抽取地”[注7]。而外来热钱的大量流入最终也将卷走更多财富。最终必将使我经济因严重失血而导致崩溃。 现我主要国有银行都被外资参股至少25％，虽然规定此25％的限制不得突破，但深圳发展银行已被美国人控股，华夏银行已被德国银行实际控股，广东发展银行由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封劝我“以中美友好大局为重”的说情信而突破25％的限制达到38％。（若非我国内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我国有银行恐早已被外资控股。）在保险业方面，我保险巨头新华人寿已被外资实际控股。 境外金融大鳄入股我银行金融机构，也与跨国公司兼并我各行业骨干国企一样，即充分利用了我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造成的亏损、资金短缺、巨额坏帐等普遍经营困境。因银行业自有资金只占8％，又是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枢纽，因此坏帐损失问题更为致命，也更易为意欲兼并之外国金融资本所乘。回顾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银行金融业被美国控制的历史，最初也是由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误导这些国家采取紧缩政策，造成普遍经济灾难，尤其是银行系统巨额的坏帐和亏损后，这些国家不得不寻找“战略投资者”“救火”。于是美国大银行趁机以最低的代价参股控股，（若一时不能控股就再制造新的机会，）待到这些国家金融业被外国（主要是美国）资本控股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其经济自主权。即使民意选举左派上台也难以改变经济受制于人的尴尬处境。由此更可看出，美国对我宏观经济政策的误导造成我普遍经济困境（尤其是银行金融系统）后再乘我引入“战略投资者”之机参股，完全是其兼并拉美国家金融银行业以求控制其经济命脉的阴谋再现。 我银行金融机构前些年巨额的坏帐和亏损，有经理们失职的严重问题，但主要还是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一切经营单位的三角债和坏帐，破产等社会经济损失最终都要体现到货币循环的枢纽――银行的坏帐损失上来。（银行的坏帐损失大约相当于全社会经济损失的一半。）随着2003年胡总执政后不再实行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我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银行业自然也就重现生机，扭亏为盈。而外资恰恰赶在这之前以最低价参股（一般都是每股1元多），然后享受宏观经济大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因此造成了境外银行资本的经营神话。 因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关键核心地位及其以小博大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对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影响及支配控制作用，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包括美、日、英、印等都对外资入股其银行业控制甚严，未曾有一个法制严格的发达国家有过像我银监会必须有外资入股这样的政策规定。显然，银监会所推动的与国际金融接轨，决不是学外国这类维护金融安全控制风险的好经验，而是学不怀好意的金融强国希望我们效法的拉美、东欧引起经济灾难的错误政策。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又对媒体说，“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注8] 刘明康欲以我之重大让步换取美方不容推卸的对等义务，从而肯定目前中外金融开放的不对等状况，并使之以“既成事实”永久固定下来。 银监会按其职责，应是维护我银行及金融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意志的代表。但其却反其道而行之，专以自弃经济主权利益并最大限度地放大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为能事，这本身就是其金融监管职能应查处的渎职卖国行为。而且一而再，再而三，足以证明其负责人渎职卖国的故意。国家金融由这等人监管，谈何安全？ b.“确保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关键――央行及金融管理层 前文（中篇.上）曾说到，改变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本质变化，是从央行1993年6月的宏观调控开始的。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买办及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从此已能操控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前驻华大使普理赫语）。 自1993年6月央行近十年紧缩货币，不仅造成我重大经济损失及人民深重的苦难，而且所造成企业和地方财政普遍的困境及严重恶化的金融形势（高达30％以上的银行呆账），为形成巨额财富外流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及西方资本趁机剪羊毛——廉价参股兼并我金融机构和骨干国企创造了条件。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虽已退出政坛，但其长期掌控央行及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其党羽在这些最应体现国家意志的关键部门形成强大的买办势力。继续奉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方针。 央行自2002年以后，仍继续将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元资产，其规模甚至远超2002年以前，更有力地继续支撑着美国财政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继续对我资产造成更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关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冻结，及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我所丧失的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黄金、石油等储备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因此更为巨大，因此产生出的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也比2002年以前更大。 更令人愤慨的是，央行不仅购买美政府债券的规模大大超过2002年以前，而且居然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风险比美政府债券大不知多少倍）的次按抵押垃圾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 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上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金融组合产品，而且还要包给外国金融机构经营。（很可能被其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入股美国黑石集团的30亿美元不就是被其用来兼并我骨干国企吗！）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唯一有权进出口黄金的部门――央行，不仅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政府国债，而且还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黄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具有的长期升值趋势早已十分明朗，金价这些年也已狂涨数倍，而央行却将我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我国的600吨黄金储备还是陈云于1973年指示购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黄金储备还低于2003年。[注9] 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 普遍拖欠“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只要严肃法纪紧追责任人，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至少可追回相当大一部分。但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匆匆忙忙让这些拖欠银行巨额坏帐的大中型国企破产解散，有关责任人也一走了之，人为地造成无人追帐无人过问的状况。（中央各部众多直属公司也都如此。）实际上放弃了追逃巨额银行坏帐的努力。现在银行和金融管理部门又将这些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这些廉价出售的巨额“坏帐”已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注10]，这不仅也是一种巨额财富外流，而且使外资可利用这些巨额债权轻易控股我国企和金融机构。 据悉现央行高官也十分眼热外资金融机构作我银行呆账生意所获暴利，意图仿效之而以其职权私分这些“不良资产”，但由于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洋人追债远比国人顺利，他们很可能会与洋商勾结，助其廉价购进这些巨额呆帐，以获其买办厚利。（我巨额银行“不良资产”已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垂涎三尺要求我重点开放的“金矿”，其在我内部买办的配合下，极有可能如愿以偿。） 对于股市，我金融管理层也总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股民而尽量照顾国际投机资本的利益。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为大量中国资金流向高收益率的美国金融市场以支撑美元的国际地位制造了为渊驱鱼的最佳效果，（也制造了资金紧缺的宏观环境以利于国际资本剪羊毛，）同时也使外国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后，管理层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健全完善资本市场，而是采取一系列政策组合打压股市，重施既可为渊驱鱼，又可使国际金融资本再次坐底建仓之故技。 （最近有文章揭露：2007年5.30股灾，即我央行及金融管理人员配合境外新加坡作空我股指的金融工具所为。） 我们效法美国的金融创新，形成今年通货膨胀两个主要源泉之一（另一个通胀源泉是境外投机热钱大规模涌入）。其所创造的巨额债务货币不仅严重侵吞了政府货币发行的财政利益，而且其抵押资产都是靠负债取得，是社会在为投机者承担风险，所产生的金融风险远大于其所规避的风险。日益膨胀的银行债务货币支持投机不仅推动着通货膨胀，而且孕育着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为国际资本对我金融洗劫准备好足够的冲击空间。巨大的投机需求导致房地产高速畸形发展，使我有限的土地和资源被大量浪费在空置房屋的不断建造上。 而央行的宏观调控却并非针对投机，而是顺应美国人一贯误导他国的全面紧缩。尤其是仅仅为运作外汇储备毫无意义的帐面处理而发行1.55万亿巨额特别国债搞二次对冲，吞噬了几乎十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还白白赔上每年1500亿元的利息负担，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如此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而银行债务货币和境外热钱推动的房地产投机却愈演愈烈，通胀不断加速，我资源配置错乱扭曲而造成的严重浪费和低效率也进一步恶性发展。 紧缩货币，这是美国人几十年来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一贯误导他国，但却与其自己国内经济政策完全相反的药方。只有误导他国紧缩经济，才能消除其社会利润空间，造成其普遍衰退萧条。从而实现：1.使这些国家的资金流向美国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2.使这些国家成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3.利用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经济命脉。（拉美诸国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央行自93年6月以来代价高昂的无效宏观调控却总是完全符合美国人的意图。 央行及金融管理层所推出的接轨政策，也无一不是在加大金融风险，在当前境外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楼市，获利已丰，及美国次按危机将再度爆发，境外投机热钱将趁机大肆作空股市汇市后大规模撤离，将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并导致经济灾难的严重时刻，却推出了方便外国金融资本投机的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并一直力推股指期货，取消外汇管制（港股直通车即其手段之一），使我金融面临危若累卵的险恶形势。 注1：据新浪网2007年09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中国的银行获得在美国经营的牌照，中国政府可能会提高国际投资者在中资银行的持股上限。……刘明康主席的表态，点出了中美银行业相互开放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性。……银行业相互开放的不对称性一直是双边合作缺乏的‘次优均衡’。” （中篇.中）结束语 经济及金融管理部门层出不穷的渎职卖国事件，标志着我内部买办势力已掌控我庞大金融和经济力量而公开与外国资本及其政治势力相勾结，使我经济实力将如同恶瘤一样扼杀我们自己而向外淌血喂肥他人。这是典型的癌症渗透术在经济战中的运用，预示着买办化道路已使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万丈深渊。 买办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必然导致经济破产和崩溃的死路。晚清、民国、及当代拉美诸国的买办化道路均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法纪维护的商品经济终将是一场灾祸！如果我们在金融及经济管理层这些关键部门不能消除买办卖国势力，严肃法纪，恢复并强化久违的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利益，我们无疑将遭受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经济灾难。 即使我们仍坚持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并且不再推出股指和汇市期货，从而避免了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恶意冲击，但由于我们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及其仍在继续发展，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俄罗斯因财富持续大量外流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除非我们彻底扭转了买办化道路。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目前特殊国情――内有积聚多年尖锐异常之政治、经济矛盾，及外部势力无孔不入的渗透造成强大的买办内奸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外有台独分裂势力及美、日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周边不怀好意的邻国环伺；如我一旦发生重大经济灾难，就绝不会仅仅限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各种蓄积已久纠缠在一起的矛盾也将一起爆发，台独势力必趁机公开分裂国家，不仅美、日会趁机对我实施蓄谋已久的分裂图谋，对我怀有领土野心的韩、越、印等也会趁火打劫。我将面临国家四分五裂，天下分崩离析，政权频繁更迭[注]，烽烟四起，生灵涂炭的险恶前景……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军攻陷东京汴梁，北宋亡。金兵掘地三尺，掠尽汴梁城所有财宝，连同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宫女一并掠走。面对亡国惨祸，北宋权奸中尚有悔恨愧疚者，知耻自尽。而今买办卖国，其势无人可挡，亡国惨剧恐在劫难逃，若真有其日，众买办目睹山河破碎，家园尽毁，盗贼横行，流血漂橹之惨景，洋人趾高气扬作威作福，炎黄子孙于自己土地重新沦为三等国民之悲剧，当作何感想？孟子曰：“羞耻之心，人皆有之。”纵使无耻如买办，除罪大恶极者，也未必其民族良心尽皆泯灭，清夜扪心，想己之所为使祖先蒙羞，受子孙万代诅咒，被万千冤魂索命，纵使发国难财有术，挟金山远遁异国，其心可安乎？其神可宁乎？其魂可定乎？其魄可存乎？ 注：阿根廷2001年发生经济灾难，一个月内即更换了五位总统。 （中篇.中）完 杨芳洲2007年11月27日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30 21:53: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蒋介石的“黄金十年”和斯大林的“黄金十年”——警惕当代中国经济的买办化！ 编者按：西汉末年，为国竭尽辛劳，身已残疾的陈汤将军向六神无主的汉成帝保证：由于汉朝战士武器先进，一人最少可抵三至五名胡兵，根本不用担心乌孙兵马对西域都护段会宗的围攻。（《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原文："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他还说过："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然而自汉以后，在无数强敌面前，中国工业基础再也没有取得那时的绝对优势。抗日战争时期，尽管相对于满清我们的作战能力有所增强，但当时一个日本兵的作战能力仍相当于五至七个中国兵，这导致中华儿女为了生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筑起血肉长城；进入二十一世纪，难道中国人还要用生命去补足自己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吗？ 前不久，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透露说："嫦娥一号"工程总预算14亿元，仅相当修两公里地铁。据说北京一位房地产商为了自己的项目，干脆出资16个亿将城铁向北延伸——相对于私人资本，在国家的经济动员和经济协调能力已经如此微弱、战略产业除航天工业外几乎尽失的情况下，那些背诵西方经济学课本拿国务院津贴的经济学家还在叫嚷"小政府"——读旅欧学者魏争先生的文章，你会深刻感到，失去自主工业能力的经济无论发展得多么快，都是在自掘坟墓！坟墓就是坟墓，无论从表面看起来坟墓装饰得多么豪华！ 蒋介石的黄金十年和斯大林的黄金十年 ——警惕当代中国经济的买办化！ 魏争 1927-1937，是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比较稳定的时期，后来有人称之为"黄金十年"。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抗战中，国民党军工，特别是工业的基础钢铁虚弱得可笑。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钢铁工业极端不重视造成的直接后果，怨不得别人。即使根据国民党中央在32年4月提出的每年装备5师，维持5师的最低计划，每年仅军工原料就需要各种规格钢材2万7千多吨。而此项钢材均依赖进口。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倒有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建立的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而这期间唯一建成的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于抗战后交于国民党中央的。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而国民党先是实业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纸上谈兵。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阳钢铁厂不产钢，但挖出的铁砂，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 "名义上"的钢产量（因为大部分在东北，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本1937年中国钢产量（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统计表当中包括满洲钢铁工业产量，因此1934-1935年的钢产量大跃进之根本原因是包含了日本人所控制的满洲钢铁工业开始投产），请大家自己评价蒋介石。 =================== 光会说美国干吗去了？德国干吗去了？苏联干吗去了？怎么不问问GMD（国民党——编者注）干吗去了？光知道怨天尤人，美国，德国，苏联又不是GMD的老子，凭什么给你好处。黄金十年光知道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就不知道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又有黄金十年的发展，反而全不能造了，能怨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亿元，GMD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 20600万亿元了，居然还有人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尤其不能令人忍受的是，1931年918之后，GMD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砂，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一撤，中国38、39年的钢产量一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莫非也能怨到美国，德国，苏联人的头上。 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43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 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GMD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法币恶性贬值，工矿业名赚实亏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反钢铁和其他现代工业在日占区反而得到相当的发展，9·18后日占东北的军事工业提供了侵华日军武器消耗的40%和弹药消耗的70%。到1945年已经成为铁路网密布，煤、钢、电、石化和军工发达的"东方鲁尔。 这样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这样一个一味投降的买办政府，就是一只待宰杀的肥羊，不被人入侵那才是奇怪。英美日等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掠夺资源，开血汗工厂，买办们也能分一瓢汤。代价是压制民族工业和技术的发展，甘当东西洋人的奴才。买办也豢养一批右派帮闲文人，鼓吹中国人低劣，不能独立自主的建设自己的国家，恶毒咒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文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几乎与蒋介石的"黄金十年"同期，斯大林展开了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与蒋介石相比，斯大林所接手的摊子丝毫都不优越太多。 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就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据1910年的调查统计，全国正在使用的有一千万木犁以及二千五百万木耙，而铁犁只有四百二十万个，铁耙则不到五十万个。机械牵引几乎没有牲畜。因此，大战前几年，俄国谷物每英亩的平均产量仅仅达到德国农夫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和法国农夫收获量的二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大战前夕，按人口计算，俄国生铁产量是每年三十公斤，德国是二百零三公斤，英国是二百二十八公斤，美国是三百二十六公斤。煤产量俄国每人为零点二吨，德国是二点八吨，英国是六点三吨，美国是五点三吨，棉花消费量俄国是每人三点一公斤，英国是十九公斤，美国是十四公斤。俄国的电力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刚刚创立，而且根本没有机床工业、化工工厂和汽车制造工厂。在战争期间，军备生产勉强有所增长，基础工业的生产却下降了。1914至1917年间，为一千五百万应征入伍者仅仅制造了总数不超过三百三十万支步枪。 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期的1913年，俄国当时仍然属于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农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4％，工业收入仅占29％。从1908—1914年，俄国的城市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15％，而同一时期欧洲的英格兰—威尔士城市人口为78％、挪威77％、德国56.1％、法国41.2％、丹麦38.2％、荷兰36.9％、意大利26.4％、瑞典22.1％，甚至连匈牙利这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也达到18.8％。 从人口和医疗状况看：20世纪初俄国的周岁婴儿死亡率为237‰，意大利157‰、荷兰137‰、挪威65‰、瑞典72‰、西班牙162‰、瑞士123‰、英格兰—威尔士130％、法国155‰、丹麦105‰……俄国的婴儿死亡率是全欧洲最高的，以至20世纪初俄国居民平均寿命仅32岁，而美国是49岁、英国45岁、法国47岁、德国48岁…… 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数：美国是1.44个、德国0.5个、日本0.78个、法国0.5个，而俄国仅为0.18个。 从社会结构看，1913年俄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员比重的16％，而美国占36.9％、德国24.8％、法国28.8％、日本25.8％。 从教育和文化水平看：20世纪初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21.1％。每千居民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数美国为197人、德国157.4人、英国142.3人、法国176人、日本143.6人，而俄国仅有66.5人。 上述材料证明，20世纪初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显著落后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失败，更加证明了俄国的落后。 20年代初期的俄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农产品产量只有1913年的65％，而大工业的产品则只有10％稍多一点。到1920年底，国家的工业生产的产品极少，生产的只是最简单的东西。冶金工业每年只能供应俄国每个农户六十四克钉子。假如工业发展此后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平，那么一个农民在1920年买了犁和耙后，一直要到2045年才能指望再一次买到这些东西。七万多公里的铁路停运和一半左右的列车无法使用。三年兄弟残杀的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根据大致的估算，约在七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的生命。除了作战行动、当局实行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盗匪的不法行为的牺牲者外，还要加上死于1918年到1921年的伤寒的两百万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家南部其他地区饿死的五百多万人。 1927年10月1日，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开始实行。为了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1927年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1928-1932)的指示。据此，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草拟了两个"一五"计划方案。1929年4月，党的第16次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其中的最高指标方案。该方案规定"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还规定了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一五 "计划以4年零3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1500个大企业，建立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工业产量、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都大大提高。苏联由一个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占了99.3%，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初步改善。 为了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能力，迅速消灭技术和经济方面 的落后现象，联共中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说："我们 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 以至 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 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倒。" 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 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1933 年，约有 20 方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 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 100 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 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此外，全国还开展了一个扫盲运 动。在这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1929 年，8 岁至 50 岁的人口中，文盲人数下 降到 48.9％。1930 年 1 月，建立起各个地方的委员会来引导这一运动，到1939 年，文盲的比例下降到 18.8％。 在文化领域，包括普及教育和扩大识字率方面的进展，苏联当时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了两万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二百年间开办学校的总和。在1918—1928年受到中等教育，或者受过完全和不完全的普通和职业教育的人有73.8万人(每年约6.7万人)，在1929—1932年达到57.7万人(每年约14.4万人)，1933—1937年达到110.9万人(每年约22.2万人 )，1938—1940年达到140.5万人(每年约46.8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在培养大学专业人员方面，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1937—1938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学人数的总和(如1940年，苏联大学生人数为81.2万，英国4.4万、德国4.97万、法国7.65万、意大利12.7万、日本24.5万，这几个国家合计才54.22万人)。 俄罗斯著名学者弗·丹尼洛夫论证了苏联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 职工的技术进步了，生产效 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 年 1 月 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 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 4 年零 3 个月的时间就于 1932 年完成 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 1 倍，从 1100 万增加到2200 万；生产量也增加了 1 倍。斯大林报告说："我们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 仅仅在1932年，苏联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之时，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指标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相比就已经是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的了。我们不采用计划数据而采用实际数据，比如说，发电量135亿度，生铁620万吨，钢592.7万吨，煤6400万吨，汽车2.4万辆，拖拉机4.9万台。 2006年版的俄罗斯一本高校教科书写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2002年版的《苏联国家历史》一书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4年3个月完成了，有1500个用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企业建成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7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道："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结果(1929—1937)，苏联在向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之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工人和职工仅占国内居民总数的17.6％，到1939年已占到50.2％。工业化急剧改变了城乡居民结构。1926年在城市生活的人口为18％，1938年初即达到30％。在1929—1940年间农村居民年均缩减19.6百万(36％)，而工业和建筑业人口则年均增加8.9百万"。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数字确切证明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确切证明了俄罗斯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苏联的党和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推迟，而且国家 的生存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在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中国东北向 苏联边境寻衅，而纳粹德国已公开提出占有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认为， 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入侵。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 100 年，并因落后而面临亡国的危险。否则我们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不可否认苏联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但它毕竟成功了；何况，如果没有事先付出的这些代价，怎么能保证日后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那将付出什么代价?那是亡国灭种的代价! 徐光宇,翟玉忠 联系电话：13801309232；13683537539,电子邮件：zggjzyz2002@hotmail.com, 发件人："谢剑" <xiejian@staff.hexun.com> 收件人： <yansh@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3 18:37: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和讯网评论部11.12日及11.13日独家评论 好一个“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建海 2007年11月13日 和讯特约评论，每日观察第169期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先生11月10日在福州表示，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对收入高敏感、高弹性，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前景持续看好的最重要的经济学依据。陈淮指出，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大多数，但是比起20年前我国只有不超过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中国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长了100倍，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所在。 好一个100倍的增长，好一个高速度，好一个“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不知道陈淮先生在做出这个自信满满的判断时，有没有先到城镇居民当中，做过哪怕是几十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推论，是建立在简单的“时空转换”逻辑错误上的？有没有考虑过，作为房地产主管部门的首席智囊，不负责任的言论，对这个国家发展是否有益？ 不过，简单否定陈淮先生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也很可能太过武断。如果我们把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抱怨的“高房价让70-80%的城镇家庭买不起房”，对比陈淮先生“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两个结论放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得出惊人的一致。看来，陈淮先生不过是换了一个视角，把民众普遍的抱怨和不满，转换成了具有积极、蓬勃向上意义的产业发展论断，真的是何其能也。 可见，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日益激烈的时期，经济理论被一些人当成了可以任意解释的“艺术”，而理性的、科学实证的因素和程序，则正在面临全面消失的危险。 在陈淮先生的演讲中，“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讨论一下，买房究竟属于消费还是投资？其实，在一些高官心目中，买房是属于消费还是投资，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条件选择。这个条件选择就是：当房地产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居住水平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属于消费，属于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买房与消费物价指数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变成了与工厂厂房建设一样的，按照国际惯例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因而房价上涨就可以不计入消费物价指数当中。 当然，如果把这部分住房投资者和投机者阶层，从“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当中剔除出来，陈淮先生的信心和乐观就要大打折扣了。我相信陈淮先生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这个论断。 根据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常识，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是决定环节，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消费是最终环节，也是生产的目的。这个道理当然适用住房生产和消费领域。在富饶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通常把建好的房屋，直接分配给居民居住。“买房”对于这些国家的居民而言，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经济行为。由于居民享受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他们有条件把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他们是幸福的。 反过来，如果教条地以是否“买得起房”来衡量这些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那么他们应当还停留在我们上世纪70-80年代的“水深火热”阶段呢？这显然是难以服人的推论。 同样的，在我国1998年实施全面住房制度改革以前，政府、单位直接分配住房，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城镇居民自建房，是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两种最主要的途径。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建设通常作为政府基本建设计划下的附属项目而存在的，由于那个时期我们的计划安排是经济建设为主、吃饭为辅，所以住宅建设规模和比例都非常小。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说明当时的资源配置主要是生产，生活是被放在次要地位的。政府要求人们勒紧腰带，把生产搞上去。显然，这属于当时的全社会资源配置问题，不能把房子建多了简单归结为市场经济优越，而计划就是差的。 至于居民自建房，还没有听说过去城镇居民“建不起房”的事情。因为自建房的成本，在1997年每平方米不过245元；1985年每平方米甚至只有惊人的45元。那个时候买一栋房子的价钱，一般并不比建一栋房子贵。我不知道陈淮先生如何将这些“建得起房”的城镇居民，连同可以从政府、单位分得到房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因为他们没有到1981年才诞生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购买商品房，就被一起归类到“99.7%”卖不起房的城镇居民行列中呢？ 在居住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不能简单地以“人均居住面积的扩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志呢？且不说“人均”这个统计数字，对于普通老百姓蕴含了多大的水分；就居住的生活水平而言，住房支出是否在居民收入占有合理比重，才应当是我们衡量城镇居民居住生活水平的更重要标志。如果人们收入真的提高了，住房支出应该在总支出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就如同恩格尔系数所描述的食品比例变动趋势一样。住房消费支出比例下降，表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真实提高；反过来，讲如果房子住的大了，但是住房支出远远突破了收入，这属于房奴机制、囚徒机制。这样的住房，是没有幸福感可言的，这属于被动的手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评判1998年以来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成效，是非常重要。 就像笔者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现场所说，如果简单地追求“人人有房住”，那么，囚徒也有房住，也应该是幸福的。这样的居住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陈淮先生有意地把过去可以通过分房、建房解决居住问题的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归类到“卖不起房”的低收入水平阶层；而把在住房全面市场化条件下，人们不得不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购买价格超过造价数十倍的商品房，并因此沦为“房奴”的被动经济行为，作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这样的比较，又有哪怕一点点理论上的积极意义和社会意义呢？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wyzxwyzx@vip.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21 17:38: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可控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统治者的冠军奖杯 可控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统治者的冠军奖杯 某些人认为中国的房价将下跌50%。我们认为房价会继续上涨，但相对于通货膨胀，和其他物品的价格，相对下跌。现在100元的购买力不足70年时的1元钱的购买力。我国可能会2010年左右印刷面值500-1000的钞票，这是一个预测。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的思维逻辑是可以把握的，历史也是可以把握和预测的。物价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很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多的数学题。有人认为蒋介石败于恶性通胀，我们不赞成这个观点。 恶性通胀不是政治的自杀行为，恰恰相反，可控的恶性通货膨胀 是 统治者 的 冠军奖杯。只要你能把对手杀死 ，就不怕政治影响。比如上个世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杀人一个，是杀人犯；杀人一万，是将军。 蒋时代官员的素质并不比当朝低，实际上，那时候官员都有哈佛耶鲁等的博士学位，而蒋中正比世袭权贵的水平高明不知道多少倍。老蒋不是自败，是被打败，和萨达姆一样。蒋是百年一遇的高人，可惜他的对手是绝代奇人，是蒋的时运不济，不能贬低蒋的能力。 黄金在1970年，是一克一元人民币，现在是200人民币一克，涨了200倍。但黄金还会在涨到至少400人民币一克。从更长远的历史尺度来看，比如50年，或者100年，1000元甚至10000元人民币一克都是可能的。这仅仅是一个预测。就象某些人预测中国将出现30-80万一平米的房价一样，仅仅是一个的预测。 中国的GDP的人民币数字在可见的5-10年内会以每年7-20%的速度继续飞涨，中国的税收的人民币数字也会在可见的5-10年内会以每年20-70%的速度继续飞涨。这是基于历史的分析判断和基于数学理论推导。 简单顺便谈谈粮食和食品的价格问题作为本文的结束。社会普通公民的劳动力价格和行业利润率，从长远来看，是应该趋平的，这点在欧美日这些正常国家都是大致如此。中国也会从野蛮资本主义走向正常国家。日本韩国的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的结果是，日韩猪肉的价格在50-70美元一公斤，原因在于日韩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强大，这是一个好事。我国的猪肉涨10倍，到20美元一公斤也是对，主要是把这个价格涨幅的获利交给农民，而不是被贪官和官商贪污。 韩国的猪肉价格在45美元左右，日本在80美元左右，而中国的，才仅仅4个美元，如果比照日韩的猪肉价格，中国的猪肉价格还有10-20倍涨幅。猪肉主要的成本是粮食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奥运后房价不仅会涨而且涨得更快
美英如何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 [美]凯塞·沃尔夫 编者按：从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的发生过程，可以看清英美金融资本如何利用威尼斯泡沫骗局诱导日本陷入圈套。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严格限制金融投机活动，引导大量银行信贷投向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领域，这一时期日本银行的贷款质量很高，八十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共同领导了“世界保守革命”，表面上倡导不受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支持垄断资本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英美两国的政府垄断金融资本和国际货币基金，不断施加压力强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坏债危机，导致日本的银行坏债十年中增长了一百倍。下面我们摘录的美国学者凯塞·沃尔夫二年多前写的一篇描述日本泡沫经济发生过程的文章。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英美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的战略，同时也可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吸取教训，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1995 年6月，日本中央银行公布了银行体系拥有坏债的官方统计数字，该年度日本150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一共拥有40万亿日元的坏债，折合4000亿美元。 1995年7月和8月，驻东京的英、美投资银行人士向报界透露，日本银行坏债实际上大大高于官方统计。据美国摩根斯坦林银行的估计，日本银行体系的坏债约为80万亿日元折合8000亿美元。据美国索罗门证券公司的估计，日本银行体系坏债约为100万亿日元，折合1万亿美元。 “日本问题的关键起源于1978年的布热金斯基原则”，美国经济学家拉鲁什最近说。当时日本、德国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筹划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大量工业投资，以扩大本国工业品的出口市场。但是，英国保守势力竭力想阻止贫穷国家的工业化。拉鲁什说，“美国的国家安全秘书布热金斯基曾告诉日本，‘你们不能帮助墨西哥，因为美国无法容忍边境周围出现一个新的日本”’。 日本在失去美国核保护伞的威胁下，被迫同意了美国的要求。1978年美国的布热金斯基施加压力后，日本对第三世界的出口势头趋缓，随后不久就开始衰退，日本的出口主要转向了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 日本的全球基础建设发展基金，曾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发展铁路、供水和发电等基础建设，但是在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下，被迫放弃了这一大规模投资计划。日本在欧洲的海外投资，有三分之一投向英国，其投资金额超过了四百亿。 日本的海外投资从1985年以来急剧增长，但是并未流向迫切需要资金的第三世界。 八十年代美国的财政部长所推行的政策不仅导致了日本的贸顺差，而且于1985年还蓄意制造了日元的大幅度升值，这样不仅使贫穷国家更难购买日本工业设备，而且还促使东京聚集了巨额帐面资金，其目的是利用“超级日元”来推动全球泡沫投机，并且在日本内部植下金融癌症的祸根。 1984年至1985年间，美国的财政部长对东京进行了一系列访问，要求日本官员抬高日元比价，并且接受美元的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19日，在纽约的普拉札饭店，美国财政部长会见了七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共同签署了普拉札协议，提高了日元和其它货币对美元的比价。 普拉札协议和美国财政部长的政策，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了巨大失衡，其最严重的后果包括：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国债增长，房地产泡沫及崩溃，日本银行坏债剧增。 日本“超级日元”泡沫，其作用首先是确保了日本能够购买大量美国国债。“超级日元”泡沫的第二个作用，是美国能够借助其资金力量，来支撑濒临崩溃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从1985年至1992年期间，日本的投资者购买了价值720亿美元的美国房地产。 更为阴险的是，伦敦和美国华尔街金融界制造的投机泡沫，还在日本内部植下了东京称为“金融艾滋病”的祸根。反映该问题的一个很好标志，就是东京和大板金融中心外汇投机交易数量的增长。尼克松取消金本位以后，随着浮动汇率体制的实施，外汇交易额的迅速增长，超过了世界贸易额增长达四倍之多。1985年签署普拉札协议之后，日本外汇投机几乎增长了一倍之多。1988年，日本外汇交易额对外贸金额的比值，已经增长到62美元比1美元，相当于美国外汇投机指数的两倍。 西方新闻媒介流行的说法是，日本银行1985年降低利率导致了泡沫经济，房地产公司利用低息贷款，大量投机抢购有限的城市房地产，致使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新闻媒介的这种流行说法，其实是混淆事实的谎言。在半年召开一次的世界政府高级会议上，日本被迫承诺大规模增加政府预算开支，据说也是为了刺激消费者购买进口西方产品的开支。这一措施导致了日本政府债务的大幅度增长。 正如拉鲁什所说，“美国实际上命令日本，‘我们不许你们在世界其它地方投资，你们必须将赚来的美元聚集起来，炒高美国和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形成名义资产的虚假膨胀，进而形成巨大的金融投机泡沫，这样日本出口赚得的美元收入，就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投机泡沫，变成了过度膨胀的虚假资产，并且用于防止巨大泡沫的崩溃”’。 随着泡沫经济的发展，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了疯狂猛涨。在日本的6大城市中，住宅、商业和工业用地的价格，从1970年的每平方米6千美元，猛涨至1991年的每平方米6万2千美元，上涨幅度高达10倍之多，创下世界前所未闻的记录。相比之下，纽约市区土地价格的最新高点，仅为每平方米1200美元。 随着日本取消了向世界其它地方的工业出口项目，日本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向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公司。根据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数字，日本最大的150家商业银行，1985年的房地产贷款金额为17万亿日元，1995年猛增至57万亿日元，折合5700亿美元。 日本中央银行感到了投机狂热的威胁，1989年开始推行信贷收缩政策，日本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采取措施限制房地产投机，包括通过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这不是中国搞的吗，连名字都一样，也叫“窗口指导”)，禁止进一步发放房地产贷款。1990年秋季，日本前财政部长警告说，美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界强迫日本政府取消金融市场管制，实际上意味着日本输入外国的“金融艾滋病”。 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决定紧缩信贷，以遏制泡沫投机，但是，银行帐目上己积累了大量的坏债，灾难己经发生了，房地产市场失去了资金支持，从此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随着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日本银行的坏债也越积越多。根据索罗门证券公司人士的估计，日本银行的坏债从1981 年的1万亿日元，猛增至1995年的100万亿日元，折合一万亿美元。 日本的银行体系具有世界最大的规模，私人银行的贷款总额为700 万亿日元，折合7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根据国际贷币基金按相同口径计算的统计数字，美国包括商业银行和储蓄信贷银行在内的私人银行，其贷款总额为4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国债几乎为5万亿美元。敞若将英、法、德三国银行贷款总额相加，也仅仅同日本银行的贷款总额大体持平。 世界上15家最大的银行中，有9家是属于日本的银行。日本地区性商业银行的规模也很庞大。 日本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金融部门，大银行的存在有利于国家利益。日本银行体系具有庞大的规模，原因之一是日本具有很高的储蓄率。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字， 1993年日本国民的净储蓄额接近8190亿美元，几乎占整个工业世界的56％，相比之下，美国的冷储蓄为750亿美元，仅占5％。 关键的问题在于银行贷款的质量究竟如何？近数十年中，日本财政部引导着日本金额巨大的储蓄投向工业和新技术领域，促进了日本工业引人注目的发展。日本银行的贷款质量相当高，1980年坏债总额仅为1万亿日元，折合100亿美元。坏债率仅为0.5％。但是，1985年普拉札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银行的帐面资产和贷款总额都迅猛增长，日本银行的贷款质量也开始出现问题。 这一时期内，日本银行的投资重点从生产和工业领域转移出去，投向了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业。1965年以前，日本150家最大银行的贷款中，有65％投向了国民经济的生产领域，仅有6％向了非生产领域，此处指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服务行业。 直至1975年，日本最大的150家银行的贷款中，投向生产领域的贷款依然占了总额的一半以上。但是，从1978年美国施加压力以后，投向生产领域的银行贷款急剧衰退，而非生产领域的银行贷款则骤然增长。至1985年；生产领域的贷款下降为总额的38％，但是，仍然高于投向非生产领域的贷款，后者上升为贷款总额的26％。 自从1985年普拉札协议之后，贷款投向的比重则完全颠倒过来了。至1990年，生产领域的贷款所占比重下降为25％，而非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则上升为37％。这种贷款比例一直持续至今。倘若日本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之后，仍然将投资重点集中在工业、科学和技术领域，那么今日世界的面貌将会截然不同。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从1992年初以来，尽管150家最大银行的贷款停止了增长，但是，非生产性贷款仍然缓慢增长，这意味着生产性贷款实际上开始下降。1995年第一季度，150家最大银行的贷款总额，甚至出现了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下降，下降幅度为2万亿日元，整个银行体系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贷款总额下降了5万亿日元。这就意味着，银行体系未能增加生产性贷款，而生产性贷款才能挽救坏债损失，支持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恢复正常运转。 日本还深深陷入欧洲美元市场投机之中。日本银行驻伦敦和纽约的分支机构，发放了大量海外美元贷款，仅仅按日元计算而不考虑汇率乘数．其贷款总额就增长了三倍之多、日本150家最大的银行提供的海外贷款，从1985年的27万亿日元猛增至1990年的75万亿日元。尽管日本银行己经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冲销坏债．但是．其坏债数量仍然继续增长。 日本的产业策划者为何会容忍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灾难发生的原因的确令人难以理解．正确的解释只能是英美金融资本对日本国家的攻击．所采用的攻击手段是一种典型的威尼斯泡沫骗局。 历史上．威尼斯金融家们曾经反复运用过这种泡沫经济骗局。先是蓄意制造资产价格的虚假膨胀．诱骗当地市场投资者纷纷投入陷阱，获利后便撤资触发泡沫经济崩溃．让当地投资者陷入恐慌纷纷抛售，再趁火打劫廉价全面收购当地资产、十七世纪，威尼斯银行家采用这种泡沫骗局，廉价获取了伦敦金融界的控制权。19世纪又获得了华尔街的金融控制权。日本的银行危机也是其泡沫骗局的重演。 英格兰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美国财政部和联邦银行，不断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强迫日本推行同样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否则将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从1984至19884间．美国财政部不断向日本财政部施加压力．强迫其拟定详细的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 正像欧洲美元不受美国法律的管辖一样，欧洲日元也不受日本法律的管辖，日本于1984年6月取消其有关金融管制，准许日本国内经营欧洲日元存款业务。 由于欧洲日元的高利率和美国财政部施加的压力，从1984至1988年间日本逐渐取消了全部利率管制，追随着美国走向了通往地狱之路，日本于1988年进一步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了100万亿以上国内日元存款的管制。1994年10月，日本国内取消了全部剩余的限制高利贷法律。 美国财政部长的活动诱导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实际上他早己知道这一泡沫迟早必然崩溃．他所采取的手法是典型的威尼斯泡沫骗局。目前．日本的银行体系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陕．当然．这种陷阶骗局获得成功的前提是．牺牲品的行为就像一只笨猴子，它伸出手抓作为陷阶诱饵的果子．即使发现情况不妙也不情愿放手．其结局只能是因被套牢而成为猎物。目前，伦敦和华尔街金融界不断要求日本抓中陷阶诱饵．即严格遵从所谓“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进一步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这个就是某人在新加坡所云的“只有开放和兼容，中国才能富强”的意思吧)。 伦敦和华尔街的强盗正贪婪地图谋日本经济的庞大财富。 目前，英国金融界提出了一个重要要求，日本政府用纳税人的资金收购1万亿美元的银行坏债，然后进一步推行金融体系的全面自由化。他们希望日本金融体系实行全面的自由化，准许英美银行在日本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从而更加便于掠取日本经济的庞大财富。
发件人："谢剑" <xiejian@staff.hexun.com> 收件人： <lutong0525@vip.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3 18:37: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和讯网评论部11.12日及11.13日独家评论 余永定 高辉清 连平解读10月CPI 2007年11月13日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消息，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6.5%。其中，城市上涨6.1%，农村上涨7.2%；食品价格上涨17.6%，非食品价格上涨1.1%；消费品价格上涨7.8%，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3%。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3%。如何解读这些数据？中国江苏网与和讯网联合对有关专家进行了访谈。 嘉宾：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一、高经济增速很难避免通货膨胀 问：国家统计局消息，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去年同月上涨6.5%，而9月份是6.2%，怎么看这个数字？ 余永定：我一直强调通货膨胀形势不能低估，这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通货膨胀对于社会稳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它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5%，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照中国的历史经验是很难避免通货膨胀的。虽然可能由于这几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其他因素可能会有所提高，但是我认为11.5%是高了。在需求这么旺盛的其他下，是需求拉起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两方面，一个是成本推动然后拉起，这个拉起的因素是不能低估的。第三个问题是不能形成通货膨胀的预期。根据央行的调查报告，大部分人预期通货膨胀会进一步恶化，一旦带来通货膨胀的预期，那么人们就会改变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的改变就会使通货膨胀的预期变成真实的通货膨胀，利用真实的通货膨胀又进一步导致新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中央银行还是对的，高度关注通货膨胀，通过采取措施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我认为必须要降。 余永定：必须加息扭转实际负利率 问：猪肉是最高的，上涨54.9%。 连平：猪肉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猪肉问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可能还是要到明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可能会逐步缓和，因为它的生产供应是有周期的。但是这里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猪肉价格上涨以及整个通胀压力的增大，导致了其他的食品价格普遍出现了上涨。包括油渍、鲜菜这些。虽然这些比重都不是很高，但是普遍的出现了，有的是较大幅度的上涨。这种状况我觉得就短期来看不会有很大的改善，最终还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二、必须控制CPI 问：1-10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4%。这说明什么问题？ 余永定：已经严重超出我们的预期。预期是3%，现在到4.4%，增长快50%，所以必须要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必须要压到4%以下，最好能压到3%。在这个时候相对价格还是要调的，比如说农产品的价格上来了，农民得到好处了，为什么要把价格降下来呢？我们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可以采取补贴的方法。汽油价格上涨我认为是对的，出租汽车司机可以对他进行补贴，应该允许相对价格的调整。由于有相对价格调整不可避免的就会通货膨胀，因为物价有黏性，往下调是调不下去的，那么我们给出不超过4%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就是预留了通货膨胀相对价格调整的空间。 正是由于我们有相对价格调整的必要性，我们对控制总的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就必须要格外小心，这一条是不能放的，必须要抓死。我们现在相对价格在调整，我认为就这些价格调整来说不会突破原来预期的通货膨胀，就是央行原来希望不超过3%，不超过4%的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现在石油涨了价，农产品涨了价，还不至于导致我们通货膨胀率超过3%和4%。所以说之所以超过了还有其他的因素还是经济偏热，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原来大家所公认的速度。另外，外部因素也越来越不利，比如像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原材料价格都上涨，所以成本推起需求拉动在相对作用，这个会使我们控制通货膨胀非常困难。这种情况下再说不要紧，这是一种轻率的态度，这个事情与其喊狼来了，也别说狼不会来，这个问题上一应要求稳。 三、PPI上涨引发CPI上涨 问：10月份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3.2%。您觉得十月份国际油价那么快的上涨，这个是不是成为推动PPI上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余永定：我认为不可能传递这么快，但是最终是要传递的。PPI上涨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往下游传导，CPI肯定更要上涨。从现在的数字来讲通货膨胀可能比我们预计的要严重，而不是像前几个月说不怎么严重。 高辉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PPI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调了油价，油价调上来了。油价一上调，使得其他一些相关的价格，包括消费类的价格都受到一些影响。可能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它食品价格高了。直接推动的是出厂价格，出厂价格有些是不到CPI里面去，但是有些生产是终端消费资料的，有可能会转嫁到上面去。 连平：这个数字表明整个通胀的压力不仅体现在CPI，就是生活产品的价格上涨，还包括生产性，投资性的消费等等方面，价格都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改变了近年来PPI一直处低位运行的状态，开始有了一个抬头。这个抬头我们认为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当然受到国际油价的上涨以外，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国内的流动性充裕，货币供应量导致的货币整个市场的资金比较充裕，构成了一个重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各种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在各个方面反映出来，首先就是CPI，CPI首先是从猪肉出现，猪肉出现是一个偶然现象，也是一个必然现象。流动性比较多，财富效应增长比较快，有一个通胀的压力。这个通胀的压力就像是一股洪水总要找一个突破口，肯定会在某一个方面反映出来，我们很难预料说08年会不会又在哪一个产品上又出现迅速的价格上涨，但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么从这个产品来看可能是偶然的，它有一个供求关系，但是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通胀压力。 我们觉得在这种中长期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CPI的上涨现在看到的是PPI也上涨，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程度是可以随着调控以及市场某些变化，这个程度会有高有低，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总的来讲是一种中长期通胀压力加大的市场表现。物价中期趋势是不容乐观的，估计明年不会像现在已经有的说明年物价会明显走低。 四、顺差加大推动通胀 问：十月份的贸易顺差也是到了历史最高值271亿美元，虽然增速有一点放缓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还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这种贸易顺差对流动性过剩的加剧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连平：它继续保持了一种通胀加大的压力。因为贸易顺差还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就迫使央行相应的投放货币。同时它当然要做一些对冲，但是这个对冲从一段时间来看不可能是完全对冲的，所以顺差是加大通胀压力的一个重要源头之一。如果这方面有所改善，比如说顺差大幅度减少的话，那么可能通胀压力会相应减轻一点。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双顺差是导致目前国际流动性充裕，也的说是过剩，说的保守一点，就是导致这个充裕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现在贸易顺差还处在这么高的水平，虽然有所放缓，但是还是比较高的水平，这样肯定会继续对通胀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不加息反而不正常 问： 10月份M2增长是18.47%，已经连续第九个月超过央行设定的16%的目标。同时，中国人民银行10号宣布，自11月26号起，第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3.5%，达到历史新高。从这些金融数据来看，如何对近期央行加息做出预期？ 余永定：这个我不做判断，因为这属于具体的政策层面。但是央行18.47%的货币增长速度是快了，我们要降下去。 降下去有这么几种做法，第一种就是提高准备金率，卖央票，然后就是要让人民币升值。升值本身是具有抑制通货膨胀作用的，现在中国通货膨胀的形势比较严重。为什么通货膨胀形势比较严重呢？为什么货币增长速度这么高？为什么需求过剩？这些都跟流动性过剩有关，货币增长速度过快本身就是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流动性过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双顺差的情况下不让人民币升值，央行要干预外汇市场，又要释放出很多过剩的流动性。这时候要对冲，提高准备金率，通过卖央票，这样对银行又造成问题，银行就可能想办法要尽可能的在现有的条件下怎么提高收益，这时候又要在增加贷款方面下工夫，要尽可能在现有情况下增发贷款。 因为在商业银行资产中低收益的资产比重越来越高，又得在下面的部分中想办法增加收益，或者想办法增加贷款数额，我想说的是，对冲是不可持续的。造成的根本原因是央行不断的要买进外汇，你减少对外汇的购买，这样的话流动性至少增加的程度就会相应的减少，对冲的需要也会相对减少。 升息也是必要的，因为升息对付的是存款转移的重要手段，大量的人把钱投到股市去，现在股市又那么不稳定，而且大家觉得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是吃亏的，是负利率，不买股票就买实物，不买实物就买股票，现在主要还是买股票和房地产，这个也使造成经济不稳的一个因素。这时候就必须要有正的利息率，必须要让利息率变成正的。我们通货膨胀是6.5%，利息率是多少呢？ 按照年利来算今年央行差不多要突破4%的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应该是突破4%了，所以必须要提高利息率，这样才能稳定金融。但是提高利率中美的利差已经进一步缩小了，美国在降息，我们在升息，然后有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还有资产泡沫。这些说明升息越高，升的越多，那么外资流入的劲头就越大。本来升息的目的是吸干流动性，同时，由于升息的结果，它的流动性又来了，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蒙代尔三角问题。台湾当年就是不稳定的小步升值，结果就造成了大量的投机资本流入，最后搞成了泡沫经济的崩溃，股票市场的崩溃。 高辉清：我想加息已经不需要什么理由，因为现在理由已经很充足了。换句话来说如果不加息反而不正常，物价还在不断的涨，各方面都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货币政策必须得加大力度，这是应该的。而且负利率的情况下本身就要求加息。 问：现在有没有负利率越来越大的趋势呢？ 连平：我觉得货币政策总的趋向没有改变，还是前面所说的适度从紧。存款准备金进一步上调，最近的举措反映的就是说他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两个工具使用的时候，他更多的倾向于存款准备金，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因素的考虑。第一个因素就是央行倾向于认为信贷投放加大是导致目前资金非常充裕，流动性非常充裕，通胀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说他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他认为管住商业银行信贷这块会一定程度上减缓目前的通胀压力，以及资产价格比较热，上升比较快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实际上的确如此，实际上现在经济需求很旺盛，经济增长很快，导致了经济主体，社会上微观的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增大，所以就会对银行信贷有很强烈的需求。所以银行只要有资金是不愁贷款项目和对象的，这种情况下央行采取这个举措有这样一个考虑。
发件人："包向宇" <bxy4966@163.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22 08:56: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一篇文章 反思税制之二：滴血的发票 包向宇 【背景资料】：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①累计完成3716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8741亿元，增长30.8%。中国的税收纪录不断被刷新，税收的增长速度将带血的GDP远远抛在后面。纳税人在听完专家那些冠冕堂皇的解释后，还是参考以下的数字吧。《中国税务报》２００１年１月３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０年底，全国因伪造、盗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判处死刑者就有７６人，其中已被执行死刑的有４６人。仅２０００年就有９人被判处死刑，有７人被枪决。增值税也使税务执法风险空前加大。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立案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人数为３６５３人，其中税务人员涉嫌参与人数７８４人，占立案总人数的１７．２８％。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税务人员因增值税案件受到责任追究、党纪政纪处分。从1994年至2004年，全国因增值税犯罪被判处死刑或死缓的已经有200多人，其中100多个犯罪分子已经被执行死刑。2005年，判处7年至20年有期徒刑62人，判处无期徒刑10人，死刑3人。 ①: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 蛮横立法者的陷阱 从10年来发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犯罪案件中我们看到，都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立法者通过的法律赋予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神奇的“魔力”，一张空白发票可以根据持有人的想像“变”出人民币。理论上说，虚开一张1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就可以获利17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回报”让任何一个在艰苦谋生的人都无法抑制住自己原始的求生欲望。一个税种的实施要杀这么多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而且这些被法律确定为罪犯的人，并不是传说中的杀人恶魔和十恶不赦的恶棍，他们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从他们身上看不到需要国家机器惩罚他们的迹象。 实际上，是立法者把印钞机发给了，不对，是卖给了每一个纳税人，如果纳税人或会计开多了、开错了，你就马上从一个纳税人变成犯罪嫌疑人了。事实上是谁也分不清这些行为的对与错（包括法官和税官），有些是当事人的一念之差，有些是市场经济的规律造成的，有些是法律的空白，有些是对法律的误解，有些完全是税务干部的任意解释。因为目前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这台打印发票的机器，随时就会从打印机变成作案的工具，概率要比菜刀变成作案工具大得多。因为用打印机打印发票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有很多偶然因素是不可预见的。但严苛的法律不论原因，只要政府没有按时拿到它那一份，就是违法的。所有的不利后果，全由纳税人承担。 “偷税”者的偷税激励 在税制改革之际，专家们均举出增值税在理论上优势，国家领导人相信并为中国吃下了这剂“良药”。在中国肌体内发挥作用之后，不仅仅弊端突出，而且有了嗜血的特性。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集商事凭证和抵税凭证于一身，只要搞到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动辄可以抵扣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的税款，或者获得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的退税，难免会有“不法之徒”铤而走险，严刑峻法都不足以遏制。现在更有大批失业、无业的妇女加入了贩卖发票的队伍，她们带着孩子在车站、市场游走。偷税已不在是一个可以暴富的手段，它们已经沦为了谋生的手段。这种“犯罪”不需太多精心的策划和准备，一切均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开办公司）取得，也不像杀人、放火、抢劫等暴力犯罪那样需要一个普通中国人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和残留的儒家的仁爱之心。而偷税没有具体的受害者，只是抽象的政府，政府的法律和执法队伍并不能庞大到约束每一个普通人的程度。最近几年，政府的形象和腐败分子的形象已经渐渐重叠，即使那些专业的“反腐败”的专家们也屡屡失手，有什么理由要求普通老百姓能区分清楚好坏？！中国老百姓的组成结构很简单，没必要用那些带有西方色彩的标签去标识他们，他们都是计划经济的弃儿和市场经济的孤儿。贩卖发票只是那些不愿去偷盗、抢劫的人的最后选择。在五星级办公楼里的公务员们依然不能容忍税收的点滴流失，因为税收是他们的合法财产。手握重权的中央政府无法接受税款的毫厘损失，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失败，也无能改变自己的错误，所以，国家暴力就成为了最后的选择和武器。我相信这种靠强权来推行的税制，使国家政权有了某些“残暴”的特征。 机器管人的伟大实验，迷信计算机的决策者 “金税工程”二期的国家财政投入为23个亿，再加上各省的地区配套投入，二期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60个亿。在未来5年内，中国税收信息化建设将投资90亿元人民币，开发建设先进的信息化税务管理系统。中国将投资建设更先进的“金税工程”三期。这一工程将分三个阶段实施。金人庆形象地把信息化称为“机器管人”，这比此前的“人管人”更科学，但他强调，信息化建设最高的境界不是技术，而是管理，形成人对机器的有效管理。2010年前，实现纳税人纳税信息和有关部门涉税信息高度共享，通过计算机网络的高效运行，形成自上而下的严密、实时的监控，大幅减少偷骗税案件和税款流失现象，并减少纳税环节，降低纳税成本，方便纳税人依法缴税。” 中国人对人的管理，也是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管理已经远远走到了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前面。是什么理念在支持他们如此行为？让人无法理解。对于中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中国的纳税人出钱请他们来管理中国纳税人。严格来讲，税务机关在国家结构中，它的任务是征收税款、管理税收的，而他们在工作中把管理税收渐渐扩大到管理纳税人的领域来，并有无限膨胀的趋势。他们的管理办法有那么多，它们在管理什么，实际结果来看，它们什么也管不了。他们宣称是管理人的行为，管理交易模式，希望交易的真实性，信息的真实性。信息的真实性对于市场经济是多么重要，真实性是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金税工程”投资巨大的目的是什么？也不外乎纳税人交易信息的真实性。巨额的投入，只为了保证实现这一最简单的目的。中国政府在将巨额的财力投入其中，只是想让自己在技术上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可它们始终未将诚信的本源---人民的意愿，考虑在其中。税务机关把自己设想为一个超然的主体，它有不容置疑的能力，它是一个身怀绝技的管理者，它选择的税务干部都是超人，不会被利益诱惑，更不食人间烟火。而它的对立面---纳税人，全都是潜在的偷税人，他们本性都是贪婪和虚伪的，一不留神就会有欺骗的行为，所以要采取这些严厉的手段和高超的技术进行严密的、实时的监控。税务机关的思想和它的手段是用来对付犯罪分子的。沿着税务局的思路能否走到诚信社会的终点？很遗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诚信是管不出来的。就是税务机关配备上刺刀和警棍也管不出“真实”的信息。这样的局面，让人联想起站在日本人刺刀和机枪前的中国百姓，锋利的军刀能让他们说出自己那仅有的粮食的埋藏地点？腰缠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不应该忘记这些让他们的爷爷刻骨铭心的场景，威逼是得不到人民配合的。 实际上，也可以转换一下思路。如果有可能，税务机关可以考虑把所有的企业会计和办税人员全部收编，发工资，但我相信，他们也管理不出真实的诚信。实施耗资巨大的“金税工程”，而增值税的税收政策的管理权完全由税务总局制定，看一看那些朝令夕改的增值税的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就像掌握在总局手中的魔方一样随心所欲的、不断的变换着颜色，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在不断变换陷阱的地点。它的行为让税收政策变得无法预测。我相信这些制定政策的专家肯定没有亲自缴纳过增值税，身体力行地履行过纳税义务。慢慢地，风险由纳税人扩大到税务机关了，税务干部也开始被定罪、判刑和杀头。 国家暴力并不是有力量的标志 国家暴力并不是有力量的标志，而是缺乏行政能力的体现。纳税人不仅要承担市场经济的风险还要承担政府机关的违法、懒惰、无知、专权所带来的风险。中国纳税人的地位并没有随着宪法的颁布而由封建社会的“草民”上升为共和国的公民。在执政者的眼里，中国的老百姓与旧社会的老百姓一样，只是当政者的财产的提供者，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满足当政者的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要求，否则，要面对的是严酷的惩罚。执政者是纳税人的所有者，如同拥有一群羊一样，似乎这群羊是因继承而来，或是因为武力征服而得到的。纳税人的这种地位也不是老百姓主动选择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世界似乎生来如此，具有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和不可改变性，或许可以称为天意吧。 税制的反思 流了这么多血，掉了这么多头颅，我们不能将这些归纳为个别人的铤而走险了。这些南辕北辙的政策和法律，只能制造混乱和浪费。我希望立法者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有局限性，税务机关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技术手段，不可能占尽时代发展的所有先机，这就如同每天上演的病毒与反病毒软件之间的滑稽戏，是纳税人的反感激发了纳税人发明更高明的偷税技术。 我们可以相信：政府不是一个传说中的制造正确的机器。确实如西方的哲人所言，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怪物，虽然它有时会以人的面孔出现，在历史上，它也曾有过值得炫耀的的资本；但这些并不是它的全部，它有着嗜血的一面，因为它完全是靠人民的血汗供养的，时刻不能放松对它的警惕。它的所有的一切均是由 人民/纳税人 提供的，14亿人的生活不应该只是一个实验对象，中国也不应被当做一个实验室，因为实验就是不用负责任。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22 17:04:2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 法律威信不能承受的代价 高一飞 大法官的权力是巨大的，但这是受到舆论支持的权力，只要人民同意服从法律，他们就力大无穷；而如果人民忽视法律，他们就无能为力。----托克维尔 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北聂树斌案，在沉寂两年后，突然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的出现原因却让人觉得荒唐可笑：一份聂树斌的家人向河北法院苦索2年而一直未得的判决书由神秘人员寄给了聂树斌家人，最高法院才终于受理了申诉。 不管处了什么刑罚，罪犯家属取得判决书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要求。1995年聂树斌历经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处死刑、河北省高院维持原判并复核，直至聂树斌被枪决，聂树斌的家人从未收到过一审及二审判决书，法定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更离奇的是，可能的“真凶”出现的的两年时间里，聂母多次为儿子的案子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均被以没法提供原审判决书为由驳回。 2005年4月，同情张焕枝遭遇的聂庄村民五十余人前来河北高院再次讨要判决书。但河北高院以聂案是1996年前的旧案为由，拒绝提供。高院一位李副院长回答明快坚决：“研究决定，判决书现在不给！”在判决书神秘出现后，河北省法院又拒绝立案，“以前没有判决书，不给立，现在有了判决书，还是不给立，你们到底要怎么样？！”面对河北省法院，张焕枝表现得绝望而无奈。 河北高院拒绝给判决书的理由是96年之前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判决书的明确规定，但是，当时的刑事诉讼法有公开审判原则的规定，公开审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裁判文书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这应当是无条件的。即使是当事人遗失了判决书，也有权要求法院出示原件并复制，这都是公开审判的题中应有之义。河北高院这样解释当年的法律，违背了对法律理解的常情常理，是对当事人权利的明目张胆的肆意践踏，表现了大权在握者面对普通百姓的合法申诉时的横蛮与霸道。 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法院改革中重法院独立轻司法制约的错误司法改革方向带来的恶果，也折射了我国公民司法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状。我们的法官常常抱怨司法不独立、甚至指责媒体和社会进行“舆论审判”，但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不公正案件恰恰不是因为不独立造成，而是因为太独立、没有社会和民众的制约造成。 在聂树斌案中，面对聂树斌年迈母亲和代理此案的著名律师张思之的质疑和申诉，法院的表现是傲慢、冷漠、搪塞、拒绝，给人的是遮遮掩掩和躲躲藏藏的形象。《南方周末》在2005、2006、2007连续三年报道聂树斌案，在舆论对此特别关注、质疑不断、批评如潮的情况下，并没有看到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此案作出必要的正面回应，河北的司法机关保持了若无其事的沉默。 我们可以先不去考虑聂树斌案的真相到底如何，甚至于我也并不否认案情可能存在暂时不便公开的合理原因、存在所谓“真凶”故意“搅局”的情况，但这不应当成为将拒绝、为难当事人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本案中的法官忽视了当事人的合法诉求和整个社会的感受。 网友李奋飞博士说得好，对于聂树斌案，“没有真相也可以有正义”，即程序正义。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真相，任何国家存在永远无法破获的案件都属正常。但是，法律程序却是明确和法定的，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有所谓“程序法定原则”，对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及时纠正。 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时说：“大法官的权力是巨大的，但这是受到舆论支持的权力，只要人民同意服从法律，他们就力大无穷；而如果人民忽视法律，他们就无能为力。”（论美国的民主， 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9页。）河北省法院对? 绦蛘宓乃鸷偷笔氯巳ɡ那崾樱梅赏鸥冻隽思蟮穆桌泶郏阂院螅笳呕乐σ谎墓袼艹渎判牡鼐戎诜ㄔ骸⑾嘈欧桑?/SPAN> 也许最高法院的介入，将给聂树斌一案一个最终的实体公正结果，但如果程序不公正，即使这个迟来的结果是正确的，也会导致人民忽视法律，人民会认为聂树斌案件的最后结果是偶然得来的。所以，我更期待最高法院在以后对聂树斌案的再审程序中，能够坚持公开审判、保护当事人人权，让人民通过一起著名案件的审理程序而增强对我国司法公正的信心。 2007年11月11日，重庆烈士墓。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28 04:51: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析中国“宪政化”三大“死穴” 子明兄：喜见你在"多维网"开博，期待具有实质性的字面交流可以就此开始。今天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所发《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大作中，出乎意外地读到你也持有主张"劳动力全球自由流动"的观点。近十年时间过去了，在竭力主张除"劳动力"之外"一切经济要素必须自由流动"的"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庞大思想阵营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甚至包括必须对十一亿中国人民生存权、劳动权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你那高度合理的主张，可曾得到过半点呼应支持？对你曾经持有的"随着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实现，以国界为藩篱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愈来愈占不住脚了 "之乐观判断，以及"以人为本，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中，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正确设想，你真认为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能够接受容忍吗？汪晖等所以要提出"重构世界图景"，我看就是正确立言设想和构筑必要先决条件的关系。期待你深思熟虑的书面回应。李宪源 析中国“宪政化”三大“死穴” ——复陈子明《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 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个人所知有关陈子明的最早文字，是1976年春中共高层文革派控制的《人民日报》重要文章，专门提到“一个留小平头的家伙……”在“天安门事件”中的特出表现；然后是“西单民主墙”……；然后是在1989年，这位被海外誉为“‘好东西’运动”之“三代元老”的陈子明，又成了《北京日报》某著名事件长篇报道的主角之一。 而我跟此君的思想交往，最早起自他以“王思睿”笔名收录在社科院【《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一书中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以可观文字篇幅，点名评析批判了本人某些主要思想观点和立场。交往的升级，是今年初他以难能可贵的超越“左右藩篱和对立”之姿态，应邀对本人所著因挑战海内外文革“主流话语叙述”而到处碰壁的《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另类文革故事》历史小说，写下了来自中国“自由派阵营”的正面题评。本人所以在此絮叨这些琐事，是因为我至今仍愿相信，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信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不同，曾为个人追求信念付出沉重代价的陈子明，就如王力雄、黄万盛等凤毛麟角之个别例外人士一样，所思所想和鼓吹鼓动的出发点，确是为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眼前利益和长远福祉考虑，而非基于个人私利的谋划和对傍靠当今世界“超级大款”利害得失的精明计算。如果缺此重要前提和必要交代，我写这篇长文，就成毫无针对意义、沟通可能和商讨余地的多余之举。在公开明确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出“特色路线”之外的中共“十七大”闭幕之后，陈子明给我寄来了他的最新大作《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此文在中国左右思想界引起的关注程度，“右”的方面姑且不论，但从“左”端看，“乌有之乡”网站不同寻常地以加注“编者按”的方式，给予主页标题套红首发。针对如此重大动作，而且公开向“新左”、“毛左”呼喊“联合”，我想先谈两点特出感觉，再谈三条 “宪政”路子根本无法解决的三大难点，作为跟陈子明平心静气的切磋谈心和商榷探讨，而非针锋相对开展辩论乃至批判清算斗争之类。 感觉一：陈文所述“专政右派”和“宪政右派”的异同演变，或许并非如作者认定那样，是一个单纯“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线性发展”过程，而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世界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和主客观境遇，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所作“政治两手”交替变换。当全球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段”的阶级矛盾和统治危机，因可通过“资本全球化”进程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边缘”全面转移，允许不思根本推翻资本制度而热衷于在“资本主义鸟笼”中争取更多“自由飞翔”权利的“宪政左派”，不同程度地充当“宪政民主”游戏陪衬，自然更加符合“中心”维护自身政治经济稳定的需要。而一旦“边缘”地区出现大规模社会主义或民族解放运动，有效阻断“中心”掠夺“边缘”经济资源和转移矛盾危机之通道时，西方“宪政民主”国家为应付本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激发的人民反抗，转用法西斯“专政右派”手段强化镇压功能以有效控制局势，不仅是完全可以预计的，更不是陈子明一类或许真诚信奉“宪政仁慈”之类“自由右派”可以阻挡的。 对此，化名“老大难”的美国“多维博客”网右干将，针对作者发文所作点评，直言不讳地点出了陈子明的嫩稚死板：“感觉你看问题静态了一些。老蒋当年是专政右派, 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军阀纷乱+毛匪兴起+日寇入侵，战争年代， 即便民主国家也都实行战时的经济政治特殊政策，也就是铁腕统治；在战后再恢复民主秩序。”诚者如斯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外资产阶级在具有局势控制自信和把握时，没有理由不施“宪政”“仁政”；面临局势失控产生无限恐慌时，更无可能不搞“专制”“暴政”；此类在近两百年资本主义“暴力”与“文明”反复交替使用一再彰显的基本道理，也能在中国十年思想网络左右论战找到大量同类事例。“宪政论衡”、“世纪沙龙”、“关天茶舍”、“凯迪”……等完全由王怡、陈永苗一类“宪政右派”骨干掌控的“自由主义堡垒”，对包括本人在内直接威胁和根本动摇其“思想主导局面”之左派发言横加封杀之极端做法和激烈表现，足见即使是最有礼貌教养和宽容之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集团，在无法操控网络思想辩论局面时，也会毫不犹豫随时使用思想钳制强暴手段的。 我的第二个强烈感觉，是陈子明对“毛主义在现行宪法中继续占据‘指导思想’之正统地位”的现行“专政右派”体制，表现出忧心忡忡的主要理由，就是“既然过去的专政左派可以在‘四个坚持’的旗帜下蜕变为专政右派，现在的专政右派也完全可能在面临国内外政治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用这一简单明白的判断，对照常某类聪明可爱的“左派”同志经常在互联网上忽隐忽现鼓吹积极加入“宪政右派”“推翻一党专制”行列的高论，自然直截了当精明高强多了。 作者或许还有一个忧虑更甚但又不便说出口的深重担忧：如按至今跟中国革命传统“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主义法统”长期“特色”下去，“妾身不明”、无法公然亮出“现代宪政”运作主导力量招牌的中国暴富型资产阶级，就始终无法彻底排除和逃离被大规模剥夺全民所有制企业份额的广大民众，有朝一日会依据同类法统自我组织武装起来清算其“资本原罪”之“达摩利克剑”的致命威胁。 当然了，上述两种感觉，不应妨碍人们结合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内外基本矛盾和难点，对陈子明《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主要观点主张作出的客观冷静评估分析。那么，什么是制约乃至根本威胁中国社会发展成长的基本矛盾和难点呢？对照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和拉美左翼思想界跟西方“新左派”共同创制的“中心——边缘世界资本体系依附理论”，依据大量中间派乃至右派人士所作的事实性观察、分析和评论，站在毛左派的观点立场加以分析归纳，中国今后五十到一百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大致可以列为“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三大危险和已可时常感觉得到的现实逼迫。这是陈子明全力倡导的“宪政旗帜”，一个也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 一、“政治殖民化”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试图引入西方“民主宪政”制度起，基于“东方睡狮”真正苏醒会对世界既定政治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可预后果的现实估算，西方列强插手中国政治、操纵不同地域军阀、财阀、党阀的努力，一刻也未曾放松过。这种努力的结果与成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遭彻底挫败粉碎。而随着对指导人民共和国胜利诞生之基本思路的不断偏移和背离，“消气外交”、竭力“充当负责任国际大家庭成员”、承诺“不改变台海既定（分裂）现状”……等等“取悦友邦”甚于尊重维护本国民意、民心、民利的“半殖民化”政治取向，早已沉渣泛起。试问：中国一旦接纳西方列强盼促已久的“多党竞选”“宪政制度”，怎么确保避免外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党派政治局面重演？根据“个人利益高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自由主义理论经典和思路，怎么有效防治制止中国大小党派和政客们为取得自身发展壮大和竞选胜利，以秘密出卖民族利益为交换筹码向“西方七国”“宪政民主”大哥们积极主动寻求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支持援助？ 在此问题上，不要说陈子明这类或许愿意真心为国家民族利益大义考虑的理性“宪政右派”，至今并无提出任何解决办法和方案对策来，就是已经提出来了，对照被“宪政右派”视为大陆“宪政民主”制度发展楷模的多年台湾实践和现状，又怎么能使国人相信：“方案”的制定者或推行者，不会因为得罪西方列强利益而受到中国党派政治全面排斥、完全被“边缘化”甚至遭受“弹劾”、暗杀之类结果下场？我在《“台湾经验”的核心就是做美国灰孙子》一文中，所引《世界日报》2005年5月10日报道披露重要事实[1]，对西方“政治殖民主义”实际已经控制奉行所谓“宪政制度”之中国台湾省的可悲现状，提供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现实证据和重要参照。以陈子明这样的政治智商和思想勇气，为何就不敢正视面一个极为简单而又明确的事实：作为“台湾经验”重要标志之一的所谓“宪政民主”和“多党竞选”制度，其实际操作过程和必然结果，根本就不是台湾省选民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而是在“民主大选”旗号下，受金权控制之舆论的主导牵引，最终听凭太平洋彼岸的决策者们，挑选最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走狗？ 二、“经济殖民化” 二十一世纪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殖民”，除伊拉克、阿富汗等个别例子，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通常不复采取军队入侵、强设“租界”之类的古旧做法，而是以据说能“造福全人类”的“资本全球化”为名，通过“中心——边缘”之特殊利益结构安排，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命脉，纳入确保“中心”可以廉价掠夺“边缘”经济资源的“全球化”体系中，非常方便地向“第三世界”外部转移自身内部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2]。由陈子明所指责的“专政右派”奉行的“改革开放”路线，在上述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结构中，把以“世界血汗工厂”闻名天下的中国，通过三十余年“超速发展”推进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或无效地影响甚至主导了中国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厚外薄内”企业纳税待遇[3]和企业并购管制方针……，乃至《物权法》之类经济法规制定等？ 从郎咸平之类由西方“科班培养”、骨子里信奉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性右派”，到何新、杨帆这类观点忽左忽右、立场却与“专政右派”紧密联结的非毛派人士，以及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等直接由官方控制的“体制内专家”[4]，均有令人沮丧和痛心疾首的详尽揭露分析乃至抨击呼吁。在此，我也不想重复曾专发陈子明征求批评意见、却至今也没收到正面回应的相关主题拙文《加美面包影碟和中国产品价格之比使人心头滴血》之内容。这篇遭遇《新浪博客》和《强国论坛》一致封杀的文章，专门揭示美加等国怎么通过“全球化分工”每年“杀贫济富”地用中国人民血汗巨额补贴维持本国中低收入阶层相对富裕生活水准的鲜活事例并进行总体分析归纳。我就想就中共高层强调的“自主创新”发展方针，询问一切既愿意看到中国人民富强却又迷信“宪政民主”和“自由经济”神奇功能的思想人士，陈子明所指“专政右派”在仍旧保留由“一党专制”赋予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调节控制机能条件下，并在数年前就意识到中国经济所处 “依附”地位非常不利而决心“自主创新”情况下，都无法有效维护自己民族短期和长远的整体经济利益；对照本文以上评述的“政治殖民化”条件设定，“宪政右派”又有什么切实可行对策，可以有效解除中国不断堕入的“半殖民”经济依附地位、防止中国国民经济完全被殖民化、拉美化的悲惨前景？ 就以本人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亲身经历举例，1989年我在无锡外贸担任外销业务经理时，经常有在无锡本地已大致谈妥的出口生意，外商却会临时从“深圳特区”拉来另一家外贸公司，以“一比八”甚至“一比九”的美元人民币汇率，把非特区必须按“一比五”换汇价格谈成的生意，活生生的抢走。结果呢，供货厂家和外国商家都是原班人马，就因长期被歌颂赞美之“改革开放尖兵”的中途加入，中国人民每换回一个美元必须承受三元人民币的额外损失。这样一种以推进“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为幌子的“对外改革开放”政策，明确站在维护西方进口商经销商利益角度，吃里扒外地强行撤销砸烂中国几十年行之有效的对外经营统一定价制度，对根本缺乏对外营销能力和价格协调机制的生产企业大规模下放对外出口自主经营权，从操作内容到结果，都非常明确地为了世界资本体系“中心”的外部利益，逼迫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内企业（十几年后扩展为“第三世界国家”穷兄弟、苦姐妹之间的）竞相削价、自相残杀；同时通过使用换汇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手段，把国民经济外销依赖度，有意引导至“对外依赖性”极高之日本经济，都远远无法企及的高风险程度……。这些持续至今造成惊心触目之“肥水流入他人田”严重恶果和中华民族“经济大出血”惨状，通过实行必然更为分散“自由”、必然更容易被西方超级跨国公司“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宪政右派”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通过由此制度确保的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调控，难道就可以有效制止扭转？ 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纵有千般毛病、万道缺点，按照“全面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前的做法，实质上就是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整体性经济利益，把全国千千万万分散的、缺乏对外经济合作和贸易交往的大船小舟，联结成为可以跟西方国际经贸老手和跨国资本“航空母舰”有效抗衡的坚强经济实体。也只有依靠“政治经济自由派”们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号“专政左派”反“经济殖民”体制，才能使中国大批主要出口商品大类在对外成交过程中，能够迫使“货比三家”、四处询价的海外商家，纵然走遍中国每一个国家级或地方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最后也不得不按照最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和最能合理补偿中国产品人力物力消耗的统一价格，无奈成交。 政治，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试问在把可以有效维护扩展中国经济利益的政治结构和力量，分拆成无数必须寻求外国势力庇护支撑以求生存和竞选得胜机会的大小政党，能把在摧毁大部全民所有制经济体系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关系的私有企业，集结改造为可以跟“西方工业七国”实行利益抗衡的强大经济联合体吗？被中共老一辈政治家判定“天生软弱”、习惯于对内强暴剥削压迫、对外卑躬屈膝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以他们新生后代这二十余年的出色表演，其生性脾气可曾有丝毫改变？我曾说过：中国之所以最终必定会回到新毛主义的“左派专政”道路上去，中国人民之所以终归要造中国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其根本原因，是由中国资产阶级对外软弱、依附、投降、对内穷凶极恶剥削压迫之内倨外恭本性所决定的。如果中国资产阶级能像德、日同类那样，对外强硬坚决，敢用破釜沉舟方式，不惜血本拚死一战挣来“马歇尔计划”和战后“日本重建计划”所确保的利益均沾地位，对内则比英美资产阶级更多关注本国底层劳动人民生存底线，什么“新毛主义”、毛左派、老左派、新左派，在“人间正道私有化”想法成为数十年中共主流媒介宣传中心和占据各级官员大脑中枢神经的中国，就很难重新出现。更不可能导致使茅于轼、高华之辈心惊胆颤的毛已被“广大中下层民众……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价值符号”的事实认定和“怀念毛泽东是当前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 之政治判断[5]！陈子明在论述“建立宪政联合阵线”文章中，强调宪政左右两派“不能放松对于专政左派的历史罪恶和理论基础的清算，并时刻警惕其卷土重来的图谋” 的“忆苦思甜”号召，显然带有“治标不治本”的性质。这当然不能责怪陈子明说话不得要领，而只能承认客观条件使然，世界大局使然。 处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经济“边缘”位置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之所以无法学习模仿“中心”资本家同行们“以我为主、统制天下”的经济主体观念和利益冲动，一是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边缘”体系规则分明的既定奖罚规则所严格限定，二是“中心”对“边缘”长期设定推行的“文化殖民”政策持续发挥“经济效益”的客观体现。著名“毛派”人士老田在评论何新时，对类似情形曾做过这样一段概括力很强的简要分析： “何新算是比较真诚地关心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人，也是对番邦意识形态言说具有警惕性的人。但是他所指望的东西不足以实现他所真诚指望的目标，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精英阶层没有能力在全球建立优势地位，从外部汲取资源并同时把内部矛盾转嫁出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实现内部矛盾缓和，在管理上以建设和维护认同感为中心，调动人力物力资源达成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目标。剩下的一条路从慈嬉太后到蒋介石都尝试过，把少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结果使得中国成为旧/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里的 资源流出地区，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精英阶层必然地要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都没有出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何新是真的关心中国未来的，不是那种我极力抨击的精英主义者，但是他的视野受到很大的遮蔽。”[6] 在此，如把“何新”改成“陈子明”，把何主张的“新国家主义”，替换成在表面上提倡“劳资博弈”、但就本质而言完全服务于（实际全面掌控经济资源、舆论工具和军队警察监狱镇压手段之）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宪政右派”制度，似乎纹丝不差、高度适用。 三、“文化殖民化” 好像特意为我论证“宪政右派”无法解决这一最后难题之观点提供雄辩论据，作为殖民化倾向很强之台湾文化影艺界代表李安导演的《色戒》最近在中国的高调“出笼”，加上以国内“自由派”思想“宣传重镇”《南方都市报》所代表主流媒介对腐朽殖民文化恬不知耻的一片叫好声和辩护声，凸显朝思暮想“自由宪政制度”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必然臣服于现代殖民主义“中心”制定的秩序规则要求，而且在文化层次上，更能积极主动“投怀送抱”，自觉维护服从“中心”对“边缘”实施“思想文化征服”之需要。王小东在《就电影“色·戒”答纽约时报记者问》中，悲痛激愤地责问美国记者其实更是责问每一个具有起码思想良知和民族自尊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想问问美国或英国的读者，如果美国或英国有这样一个女英雄——我知道英国有，但不清楚美国的情况——在和纳粹德国作战时，为了完成任务而英勇牺牲，而今天，好莱坞拍了一部片子，说这位女英雄被纳粹军官强奸得叫了床，于是便出卖了自己和自己的同志，而主流媒体，比如说你们《纽约时报》，却是一片叫好声，美国或英国的公众会怎么想，怎么反映？他们也只是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欣赏电影中的色情镜头，或冷漠无声，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如果是这样，我会认为美国人或英国人很下贱，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懂得什么是忠，什么是奸，不懂得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劣，不知道感恩。所以，我在乌有之乡的发言中曾说到，我今天到这里来，是来尽作为一个人，一个人类中的一员的责任，我尽得很不够，今天来多少尽一点，我也要告诉这个世界，在中国，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下贱，在中国，不那么下贱的人还没有死绝！我也想以此告慰一点英雄在天之灵，安慰一点英雄在地之眷属：在中国还有人认你们，有人感你们的恩。” 我不知道王小东在发出这番怒问时，有没有意识到美国主流媒体和公众就同类话题的反应与中国媒体及其受众之所以天差地别，乃是“中心”和“边缘”统治精英各自受既定国际经济结构规定的主从角色内在要求，必然作出不同反应的自然表现？哪一天，如果代表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势力，真能出人意外彻底改变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与“边缘”的主次位置，你要那时的《南方都市报》不弹《纽约时报》今天的强势爱国高调，彼时的《纽约时报》执意不发《南方都市报》今天的弱势奴才腔调，我看非常之难！ 我要离开新毛派自我定位，转为“宪政右派”角度思考谋划，如果陈子明确实不欲步中国台湾省“蓝、绿两党”后尘甘愿充当“美国灰孙子”，并且将来能在中国“宪政自由”派中占据思想上风和牢固掌握国家大权，上述“换位”图谋并非属于绝对无法实施操作的“天方夜谭”。不管“文统”、“武统”，首先一举荡平“台独势力”、“悍然”终结祖国台海分裂局面，乃是对比德、意、日发动“二次大战”名正言顺一百倍、投入、风险小于一百倍的必要之举。然后就是仿效西方“文化殖民”和“思想渗透”高招，严格遵循“现代民主规则”，在新加坡人民和华裔政治家中巧妙策动云造举行“全国公投”“民主”决定新加坡是否应该加入“大中华圈”经济政治联邦之可能。想想马克思所论“一份资本赢利一份决断勇气”的有关论述，“三地合一”打造世界最大经济实体和“新世界警察”所必需的相应军事实力，这将会给满足与世俱来的、与当今美国资本并无两致的中国资本之贪婪本性，攫取“新中心”理所当然向“新边缘”攫取巨大垄断性收益和超额利润，提供多么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啊！在那种崭新国际利益分配结构关系中，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党”党棍啦，扯起“宪政左派”旗号的投机分子和“底层维权活动家”啦，各类“黄色工会、农会”的大小喽啰们啦，均有足够资金来源可以把他们个个养得脑满肠肥，按世界最强大的中华资本财团心意，“忠实代表”广大底层工农利益，实行“现代宪政”体制下司空见惯的“劳资博弈”、“良性互动”…… 问题是，陈子明倘若真想代表中国新生资本家集团中最胆大妄为人士的上述想法，舍身忘死投身中国“宪政”政治，在尚未取得“宪政右派”阵营思想上风和国家实际权力之前，会否成为“自由派著名向导”焦国标领路之“美国解放军”在北京城的首号抓捕目标？或荣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杀“黑名单”呢？王怡、余杰一类“宪政右派”骨干新秀，对“白宫召见令”和陈子明老前辈传达的“开会通知”，哪个会更被看重、更符合这两位“自由宪政派青年领袖”实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呢？ 陈子明文章中最为引人注目和饶有兴趣的说法，是“据笔者所知……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也正在考虑……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的安排。如果这类预泄风声的“考虑”，属于堂堂正正之举，我想作者一定不惮于公开这类“毛派”、“文革派”人士的真实身份来历吧？如果这一要求殊难满足落实，其实只要中国“宪政右派”真能公布克服消解上述“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之“三大死穴”的具体方案和可行性办法，我李宪源完全可以带头公开宣布站到“宪政大旗”之下，喜气洋洋地成为或许能在毛派阵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首席“联合对象”！当然了，那时我就不复再是“毛派”，而只能实事求是地以“毛派叛徒”身份，公开宣传表述本人不得不再次转变的依据理由——就像我以前毅然决然成为“民间走资派”叛徒之后，十余年如一日积极主动宣传本人不得不转变为坚定毛左派的理由一样。无容置喙，我这个“叛徒”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就是敢于理直气壮地跟所叛变阵营的任何昔日同道战友，或促膝谈心、或正面辩论交锋到底，从不心虚、畏缩、怯场、退让…… 注释： [1] 《世界日报》2005年5月10日头版头条报道《扁李决裂，扁：别把我当儿子》，作出了最为耐人寻味最能使人豁然开朗的雄辩解答。报道言凿字确地披露：“陈水扁也首度透露‘四不一没有’的政坛秘辛，他说，如果美国公开不要他当选总统，他选得上吗？选上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两千他在大选前答应了美国提出的‘三不’……”。
发件人："jiang sai" <fuxing1968@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22 14:33: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蒋铁刚投稿 从“十七大”看中国的未来 蒋铁刚 2007年11月 问：“十七大”开完了，有什么样的整体印象和感觉？ 答：我最看重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十七大”报告开头便讲“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国在由盛而衰后又由衰而盛的转折点，而且是世界由单极化到多极化的转折点，同时还是近500年来整个东西方关系的转折点。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无论执政党还是国家，都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难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的国家在体制层面上还没有步入“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还存在着现代化过程“断裂”的危险。一个拥有七千多万成员的大党，在执政了将近60年的时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什么最重要？当然是精神状态最重要，也就是说，还是不是蕴藏着一股“气”，还能不能“担当”，还有没有一往无前的气概、活力和斗志。 问：那你的评价呢？ 答：我觉得对执政党勇于探索的精神应该给予肯定。有观察家评论说，“十七大”报告充斥着“激情的语言”，这应该视作是执政党心态的真实反映。实际上，自胡温主政伊始，就非常注意执政党的精神状态问题。胡锦涛在象征意味极浓的西柏坡之行中重提“两个务必”，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呼吁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温家宝在去辽宁视察时强调“对人民要有真挚的大爱”，“只有对国家、对人民爱得深，才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才会对国家、人民有献身精神”，以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诗作《仰望星空》，都能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澎湃的激情。 问：不过，国内外许多人普遍关心的还是高层人事方面的变动，特别是海外媒体，各显神通，很早就摆起了擂台，纷纷猜测“谁上谁下”、“几上几下”，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 答：这虽然不是一个正面的现象，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确实难以避免。事有凑巧，在“十七大”闭幕前后，在北京的中国剧院上演了大型情境合唱剧《红孩子》，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了老电影《红孩子》，里面的一首《共产儿童团歌》唱到“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听起来别有一番意味。实际上，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和变动，向来都是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之间平衡的产物，说到底就是轮流坐庄的圈内循环，至于是不是具有“红孩子”之类的表面符号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这不等于说，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不存在问题，比如说，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十三大”的时候是5个，十三届四中全会、“十四大”的时候是7个，到“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就变成了9个，甚至包括了一个没有具体党政职务的“不管部部长”。还有，政坛黑马的问题，越级提升的问题，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资格和任期时间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这说明执政党在自身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问：除了人事，人们还普遍关心民主化的问题，盼望“十七大”能够有所突破，结果还是没有。 答：中共“十七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单列一节，也说了不少的漂亮话。比如，从决心上说“坚定不移”，从认识层次上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从承诺上说“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等等。话说出去了，就不会放空炮，就肯定会有后续的一系列的跟进措施。但是，无论怎么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措施的实行，都只是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换句话说，这种民主只能是“小民主”，是“鸟笼民主”，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民主。 问：如果只搞这样的民主，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答：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十七大”报告讲“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们就拿党内民主来说吧。这次召开“十七大”，有400多人参加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推荐，新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差额比例都超过了８％，把“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做法正式写入党章，等等，这些都是进步。要说这些进步有多大意思，也不是；但要说一点意思也没有，也不符合事实。比如，400多人的推荐虽然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谁上谁下最后还是由上面来定，但得推荐票多的人，提名的时候就显得名正言顺；得推荐票少的人，提名的时候就底气不足，甚至都不好意思摆到桌面上去说了，这不就是作用吗？差额选举也是如此，可以起到“圈内民意测验”的作用，如果在测验中通不过，即便上面有人“力挺”也没用，“十三大”时就出现过一位“内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落选而泡汤的事。还有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的制度，名义上是“接受监督”，虽然在“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命令下，这种监督通常会流于形式，但也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可能，就像党史上“七千人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情况那样。 问：国际上有民主化的压力，国内有民主化的诉求，当然要多少做些事情了，如果一点都不变，连交待都交待不了。 答：这里确实有一个值得不值得的考虑。比如这次“十七大”修改党章加上了一条，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用以解决“一次性代表”的问题。这样一来，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是有事干了，问题是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还有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好歹“十七大”报告还只是提在一些县（市、区）试行，如果放到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都实行，说句难听点的话，那可真是“劳民伤财”。据说在浙江台州市的椒江区，搞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快20年了，从1980年代后期就开始搞了。我觉得保持这样的试点速度就挺好，用不着再扩大、再往上走了。 问：为什么就不能冲破“鸟笼”，搞“大民主”呢？是认识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答：记得2000年3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一位丹麦记者提出的多少年之后，中国可以把直接的民主选举从基层扩展到县、省甚至全国时说：“我当然希望越快越好”。当时是满堂喝彩！虽然朱镕基是随口而答，捡着好听的话说说而已，是不能当真的，但至少说明对民主绝对不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实际上不只是朱镕基，执政党对民主问题的客观认识，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观察。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大陆具有广泛影响的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凤凰卫视在口头上都是公开认同和呼吁“大民主”的，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大陆的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中后期正式“浮出水面”之后，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被“摁”下去，而是基本上可以进行自由的研究和传播；还有学界那几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在官办的高校和研究单位供职，拿的是国家发放给他们的薪水，这个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换句话说，中国走到今天，无论朝野，主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启蒙”的问题，不再是“文艺复兴”的问题，不再是民主到底好不好、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变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实质性问题：从在朝者来说，就是利益的问题；从在野者来说，就是“行动”的问题，就是“实践自由”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力量的问题。举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上个世纪初叶，清王朝在宪政宣传铺天盖地、国会请愿运动此起彼伏、革命党人蠢蠢欲动的时代背景下，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责任内阁，还是满洲皇族占多数的“皇族内阁”。转念一想，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如果光延揽外人入阁，把宝贵的位子统统让给外人，难道要让自己亲近和信任的满洲皇族和贵族大佬们都去喝西北风不成？ 问：说到新加坡，它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外界就攻击新加坡不民主。人民行动党就反驳，这不是人民行动党的问题，而是反对党的问题，难道要让我主动扶持出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来与自己竞争政权，那才叫民主？ 答：所以说啊，有些事情等是等不来的。在民主化方面“十七大”是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预期，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什么变化，就是再过5年、10年，到“十八大”、“十九大”的时候肯定还会是这样的结果。与民主化问题相比，对“十七大”报告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一个是民生问题，还有一个是反腐败问题。这三件事是执政党现在就有条件做，并且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的事。这三件事处理好了，不但有利于执政党自身，而且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从而实现执政党和国家的“双赢”。 问：怎么讲？ 答：“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涵盖了先前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并将其作为“高举”的“旗帜”，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重建基本成型。改革开放后中国走的这条路怎么称呼，今后还要往哪里走，综合一下官方和民间的说法，有很多，这就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称呼从实质内容上来说都差不多，但相对而言，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好。因为如果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今后还有与初级阶段的政策措施存在很大差异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没有了。如果叫新民主主义，那意味着中国现在搞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还有，新民主主义之后呢，还要不要再进入社会主义？这些都是问题。如果叫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行，因为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一直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范畴，另外这样的叫法，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也要改一下名字呢？引发社会的无谓震荡，没有必要。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能排除日后有一天，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划上等号的可能性，但那肯定是发生在危机的时候，发生在共产党想甩掉历史包袱、洗心革面、重新开始的时候。 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也可以做多种理解，如果硬抠字眼，真正的、没有任何歧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算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所梦想和实践的社会主义，那可真是“中国特色”，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明显的差异，带有很强的浪漫色彩。 答：中国共产党是靠理论起家的政党，所以一直到今天，党的领导人还是非常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好像自己不提出新的说法，自己的新说法不写入党章，就看不出自己的贡献，这个领导就当的不称职，就说不过去。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帽子出来后，就更加没有必要。我觉得“十五大”的时候，如果当时不是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而是就简称为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而更好。看一下“十七大”修改后的党章，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又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又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三个提法并存，叠床架屋，真是犯不上。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推进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后，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主要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发明多少“新词”、发明多少“新提法”，而是要重点考虑怎么才能让理论完整，怎么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造成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因为不完整、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就根本不会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其理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举个简单的例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含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非常明显得把“民主法治”这个“政治建设”的内容又纳入到“社会建设”之中了，逻辑衔接出现了岔口。还有措辞上的问题，头里叫“和谐社会”，后面又来了个“和谐相处”，同一个“和谐”字眼，用后面的去解释前面的，这样做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行，但最起码不够完美。既然我们有一个“环境友好型”的说法，为什么就不能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修改为“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问：尤其是用不着的一些“新提法”，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修改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人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因为没有学过发展经济学的人，根本就搞不清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区别。作为一项政策，还是越通俗、越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最好。况且我们已经有了社会建设、统筹兼顾之类的说法，这种修改就更加没有必要了。 答：如果说新一届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是沿袭了执政党的一贯做法，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的被动应付的话，那在民生问题上则是完全超越了执政策略的层次，推进的速度算是比较快了，有时甚至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拿过去五年的农村政策变化来说，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反复重申“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锁定“三农”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