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涌出大量文章和举动,所有这些举动都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向左转。但此时的中国,有人 却认为在向右转。这就是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了。本网先发出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引起大家注意。 其中有一篇王向阳写的题目为《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村落解体、乡镇合并、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的文章很值得一看。中国的农村建设很需要新思路了,如果按着陈旧的自由派的老思路走下去,中国农村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正面临着对信仰的重新评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0月31日

目录

张宏良:《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

香港《东方日报》:《金融海啸: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

冰岛来信:《我们正面临着对信仰的重新评价》

菲利普·斯蒂芬斯:《西方霸权即将终结》

 张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放松?》

江涌:《反思中国金融的“定向”改革开放》

左大培:《用外汇储备赎回被卖企业》

左大培:《出售国内企业是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Steve Hargreaves:《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

文昭心:《兰德公司报告:美欲“军事解决”经济危机?》

石行:《中国的贫困状态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黄卫东:《中国应远离金融赌场----谈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特研员:《关于稳定股票市场的政策建议》

杨曾宪:《关于实施“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方案的建议》

刘卫敏:《现行企业养老体制探究----政策能否有公平的底线?》

王向阳:《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村落解体、乡镇合并、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

谢进杰:《全国农民应以县为单位进行分工合作》

项观奇:《中国左派的右倾和软弱》

 项观奇:《批评习近平》

项观奇:《国退民进的实质就是社退资进----中国农村问题的要害在哪里》

项观奇:《评价三十年改革的根本标准是什么?》

(日)友枝龙太郎:《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

郑海泉:《与主流派人物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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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8-10-27 13:19:3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冰岛来信 主题: Fw: 冰岛来信

冰岛来信:我们正面临着对信仰的重新评价

雷克雅未克 布雅尼·布里恩约夫松 (Bjarni Brynjolfsson)

2008年10月17日

亲爱的蒲实: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就像你所知道的,我是《冰岛评论》的编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经在一个汽车杂志做编辑。我到过中国两次,一次是2003年,那一年我去了北京和江西的南昌;还有一次是今年3、4月间,去的广东。我领养了两个中国女儿。冰岛的经济现在的确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它仍然很强壮。我仍然有工作,没有负债,也有一些资产。我会给两个可爱的女儿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现在我应你的要求,讲一讲冰岛的金融故事,还有我的故事。冰岛的银行私有化开始于1998年。短短的5年间,冰岛的三大国有银行就都成了私有银行。那时候,银行被分成一块一块地卖出去,每个有社会保障编号的冰岛公民都可以竞买银行股份。一群大商人买走了大部分的股份,政治因素也发挥了作用,执政党决定谁可以在银行里持大股。在冰岛股市兴起的头几年,购买冰岛公司股票的公民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税收优惠。上世纪90年代的小股东们就很快得到了股票升值的好处,到2004年以后,股票值已经翻了几番。那个时候,银行有5万多名股东,不过现在他们都赔了钱。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在这3家银行都有股份,不过现在都化为乌有。要是一年半以前我出售这些股份,我的投资可以达到15倍的增长。幸运的是,我在危机来临之前卖掉了其中一部分,拿出了一部分资金和利润。我用这笔钱做了很多事情,旅行、为家里添置用品等等。2004年我和妻子去中国接我们领养的小女儿,就是用这笔钱为我们旅途的快乐买单。那时的投资绝对是聪明的。但是我们把本金继续留在股市里,今年还用一部分积蓄追加了投资。我以为经济会有所回升,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却扫荡走所有的钱。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还有其他资产,现在还无债一身轻。这个国家也有很多聪明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出售股份,获利非常丰厚。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冰岛的年轻人,那些刚买了房子的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习惯了什么东西都靠借,他们的成长经历让他们相信,钱就长在树上。他们对什么东西都急不可待,用信贷的方式早早地去买了房子、车子、家具和电器。现在当他们失业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

    我不认为我们的银行有什么特别的错误,也不认为我们的银行经营有什么不正常。它们和西方任何一个地方的银行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做得还更好。比如,我们的3家银行没有房地产业的坏账,这些次级贷款却冲垮了我们的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确扩张得过大了,超过了我们货币――冰岛克朗的能力范围,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监管系统来控制它们。银行系统的衰退显然是我们在各个领域投资的结果。最糟糕的是,我们的银行大股东也是在冰岛拥有大公司的那些资本家,交叉持股是致命的危险。通过操纵资本游戏,那些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已经很稳定的老牌公司就像香蕉一样被买卖。成熟的果肉已经被从内部慢慢吃掉,只剩下被撑起来的香蕉皮。这些曾经强壮的老牌公司被慢慢剥离了资产。

    很多暴发户商人就像蠢蛋一样热衷于香槟鱼子酱的饕餮盛宴,自以为是地享受私人喷气式飞机和游艇的奢侈。他们的薪水高得离谱,普通工人用200到300年都赚不到那么多钱。从前,我们的社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些社会,比如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一样平等。但是这"新发现"的财富却扭曲了所有的事情。突然之间,教师、护士这些以前曾被人们尊重的职业,却成为怪异的"失败者"的职业,只有金融界人士才是天子娇子。曾有一位冰岛作家写道:"他们让中产阶级变为乞丐,让工人阶级变成蠢货。所有的价值从洞隙间被筛走。"

    但是如果要否定资本游戏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也未免显得愚蠢。金融部门是纳税大户,这些钱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社会服务和支付国家外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看到了自己的财富增长。不过现在又蒸发掉不少。

    这个国家的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一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偿还巨额的抵押贷款,只有失去房子。那些贷款买股票的人现在也亏了。没有预见到危机的人、过度贷款消费的人,会成为难民。我们的经济的确过热了,需要时间来给它降温。过去的4年中,2.5万多名外国工人、包括中国人来到冰岛,用勤奋工作与过硬的技术为我们建造了欧洲最大的水坝。这些人现在离开了,冰岛人将取代他们的工作岗位。

    我想我们软弱的媒体也对此负有责任,那些拥有银行的亿万富翁是这些媒体的所有者。记者都在这些资本家的股掌中,提不出正确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打击之后会发生什么。冰岛的所有公司都在利用这个机会缩减规模,是该打扫屋子的时候了。

    但是我所看到的冰岛人却对这次危机表现出克制的坚忍。我们对艰难岁月习以为常,人们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家庭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又重新珍视那些普通的职业。在冰岛,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相互认识。我听到人们议论说,这一次的危机会让我们的社会恢复正常,回到那个更为平等的社会。我也相信会这样,野火烧尽的草原,又会有新的生命生长。我们也许需要2到3年的时间来重建经济、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谈论这几年中那些无节制的奢侈经历,而只讨论正常的生活。

    冰岛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海洋为我们提供了鱼,我们在水、地热能源上也自给自足。我们还曾为中国西安的地热能发展贡献过我们的知识和技术。我们的确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每个人都很勤奋工作、乐于奉献。我只是希望在我们勒紧裤腰带团结起来共渡难关的时候,不会失去我们的独立。我们不打算被出售,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高,社会福利网会帮助那些困难中的人。

    我们正面临着对我们信仰的重新评价。卡尔·马克思曾谈到过虚构的资本主义,资本家之间抛来抛去的债券背后没有真正的价值。这难道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吗?过度的投资应该适可而止了。贪婪打破了平衡,最终控制了我们。我们该去看一看那些勤俭生活的人,那些找到生活平衡的人。

    来自冰岛的问候  布雅尼,

 

西方霸权即将终结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Philip Stephens)

2008-10-27

    责怪贪婪的银行家,责怪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美联储(Fed)管理疏懈,责怪不负责任的房屋业主借了从没打算还的贷款,责怪各国政客与监管者对日益逼近的风暴视若无睹。

    他们都该受到责备。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恶人也应受到责备。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问题。金融系统的灾难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平衡;为西方世界应如何看待新兴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建议和警示。

    直到最近,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蒙受的耻辱还是人们谈论的焦点。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是为过去的自以为是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位仍然保障着欧洲安全的盟友遇到的麻烦,有一两位欧洲政客似乎颇为高兴——其中的原因我仍然不明白。

    幸灾乐祸之后是陷落。坚实而保守的德国是被迫向银行业提供支持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得不向德国选民公开保证,他们的储蓄是安全的。比利时与荷兰为富通(Fortis)纾困。爱尔兰与希腊向银行储户提供全方位担保。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似措施。最惊人的举措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政府决定将英国所有的主要银行部分国有化,为击破信贷冻结的坚冰进行奋力一搏。

    如果说侵蚀全球金融系统的问题抵押证券和不透明的信用互换带有美国制造的标记,那么欧洲银行就是热情的购买者。因此我们应该用西方世界的耻辱来代替美国的耻辱。正如10月初市场所显示的那样,亚洲也未能免受冲击和压力。日本直到最近才从上世纪90年代银行破产的长期阴影中复苏,却再次遭遇全球风暴。中国被迫追随西方央行降息的脚步。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减息。欧美的衰退将放慢亚洲日益崛起的经济体的增长步伐。

    不过,退后一步来看,有两点使这场危机显得独一无二。首先,这场危机极其猛烈。我不确定拿它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比有多大用处。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可以明确的是,要应付过去一年那种强度和广度的冲击与压力,任何政府和央行都没有经验。第二点不同是这场危机的地理分布。西方世界首次成为震源所在。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看来,金融危机向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比如拉丁美洲、亚洲和俄罗斯。

    地震冲击波有时也会拍上西方世界的海岸,通常是需要富裕国家拯救本国那些鲁莽的银行。但是那些危机还在南北之间、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划了一道线。新兴国家陷入困境;西方国家严厉地教导它们必须怎样做才能摆脱困境。教导的形式是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共识:这些令人痛苦的处方包括市场自由化和稳固财政,是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的代价。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触发因素是美国住宅价格的急剧下跌。新兴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不是罪魁。这种角色对调的原因何在?新兴国家已经吃够了西方开出的药。

    10年前,在1997-98年的危机对一些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后,亚洲表示,再也不会容许此类危机重演。在追随变得并非易事后,亚洲不会再毕恭毕敬地追随西方。为了避开IMF破坏性的规则,各国政府将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建立自己的灾难防御系统。这些外汇储备——目前总价值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为欧美的信贷提供了融资。当然,还有其它流动性来源,特别是美联储和能源生产商积累的外汇储备。把不计后果的抵押贷款变成AAA级证券也会出现金融欺诈。但正如一位中国官员那天向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所说的那样:“美国是被亚洲的流动性淹死的。”

    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西方国家道德权威受到侵蚀始于伊拉克战争,现已急剧加速。西方的债务人再也不能指望债权人聆听他们的训诫。这中间隐含着更为广泛的教训。全球经济力量向东方转移,已经成为政治对话中的老生常谈。谈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印度成为地缘政治参与者、巴西和南非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西方人无不带着敬畏之情。然而,富裕国家仍需正确面对这些意义。他们可以想象分享权力,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协议会依照他们开出的条款达成:新兴国家将被纳入——注意,是以西方国家选择的步调——人们熟知的国际论坛和机构。

    欧美外交官们谈到新兴大国成为国际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时,他们的真实意思是,不能允许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挑战现有准则。正是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IMF的投票权份额仍然多于中国;而七大工业国集团(G7)认为自己依旧是重新设计全球金融体系的最佳人选。

    我无意阻止推广西方价值体系——宣扬法治、多元政治和基本人权的优点。也不反对人们断言,对于一切金融风暴,自由市场体系是除了其它所有选择以外的最坏选择。对于主张全球规则——开放的市场需要多国监管——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当前的危机更加有力的证据了。然而,最重要的教训在于,西方国家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秩序将依照它们的模子重新制定。两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毫不费力地行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那个时代即将终结。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7 21:34:30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73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放松?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放松?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Oct. 27, 2008

bjzhangbin@gmail.com

    次级贷款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不仅是美国、欧盟、日本的实体经济持续衰退,比发达国家更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能够抵挡资本抽
逃和外需减缓是更大的问号。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比当初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加凶险。

    出口和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现在已经面临非常显著的下滑。数量众多的出口加工工厂倒闭和随之而来工人失业已经取代了此前的“民工荒”,没有房地产商再把房子捂在手里,新房已经成了烫手山芋,现金为王才是硬道理。商业银行也开始惜贷,连信誉卓著的跨国公司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虽然中国经济前三个季度累计GDP增长率还在高出过去三十年平均水平的9.9%,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糟糕环境下提早行动不失为未雨绸缪。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解决问题。

中国应该继续鼓励出口吗?

    应该继续鼓励出口吗?继续鼓励出口的后果是(1)由于外部需求的下降,维持或者是增加的出口只能通过降价才能实现,而短期内降价部分只能靠出口补贴(而不是技术进步)或者是挤压利润和工资才能实现。中国的贸易条件会因此恶化,中国在用私人和公共部门资源补贴国外消费者。(2)来自国外的报复措施,可能是货币贬值,可能是贸易保护。(3)虽然得到了外汇和经济增长,但是这和中国国民福利改善没有太大关系。(4)让中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继续下去,甚至是进一步恶化。(5)出口工厂的工人可能暂时避免失业,但是如果他们是在那些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未来他们还是要被淘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现在是在20多岁岁失业,以后可能是30多岁失业。年龄的增加会让他们更难学习新的技能和找到新的工作。

中国应该鼓励投资吗?

    应该鼓励投资吗?由于短期内消费一贯地平稳,有必要保持投资增长防止经济过渡下降。房地产是投资里面的大项,而且牵涉行业很广,需要避免房地产投资过度下滑。当前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消费者买房看似补贴了购房者,结果是减缓了房价的下跌,最终受益的是房地产开放商,但是房地产商未必因此就增加新的投资。如果利用政府资金和优惠政策启动廉租房建设,受益的是最需要得到救助的社会底层,而且更直接地拉动经济。

中国的垄断部门能打破吗?

    中国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当前受到行政力量严格管制的产业当中都面临严重的供给不足,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问题在于这些行业对私人部门不开放,行业内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把私人投资挡在门外。如果能尽快推进这些部门的放松管制,出口部门被迫转移出来的资源和劳动力就找到了新家。当中国能够成功地把资源重新配置到这些服务业部门的时候,我们将要看到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在服务于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消费者;更大的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将会大大减轻中国的环境和交通压力。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会让中国人生活的更加健康快乐,更有信心应对老龄化的到来。

 

反思中国金融的“定向”改革开放

——金融欺诈交易、美国次贷危机的启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江涌

2008年10月30日

    一个危机四伏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成为我们千方百计努力靠近、接轨、融入的目标;一群存在严重治理问题、严重缺德的金融机构,却成为我们孜孜以求的学习楷模、合作伙伴、膜拜对象。中国不计代价的“定向”金融改革开放是否进入了误区?

    今年1月21日晚纽约股市开盘前,美联储紧急宣布降低基准利率75个基点至3.5%,这是18年来美联储最大幅度的单一降息。美联储重拳出击的理由是,1月21日全球主要股指出现大暴跌,而当日美国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休市,为防止股灾在新的交易日延烧至美国,美联储采取了“非常手段”。消息一出,众多经济人士纷纷指责美联储决策草率,举止失措,加剧了市场恐慌气氛。

    1月23日,法国中央银行通报美联储,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违规操作,非法动用了500亿欧元的资金购买股指期货,给银行造成49亿欧元(约合71.4亿美元)的损失。“魔鬼交易员”的丑闻令市场恐慌再度升温。

国际金融体系陷入诚信危机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动荡。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异常强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美国凭借其实力与优势,建立起覆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利用这个体系,确立起自己的经济与金融霸权地位。不过,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获取霸权利益的同时,也相应承担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义务。

    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霸权的收益极其巨大,美国当然不肯放弃,但是又不愿承担相应的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义务,国际金融市场由此越发动荡。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具有严重投机倾向的金融资本(最典型代表就是对冲基金)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决定了美国非但不会去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组合,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为金融资本创造投机获利的条件与便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与象征。上世纪90年代,IMF力推美国人设计的“华盛顿共识”,使诸多因陷入短期资金困境的求援国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由此IMF备受指责。

    进入新世纪,新兴市场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得当,经济形势普遍转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根据摩根士丹利统计,五年前,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总额为1.9万亿美元,仅够防范金融危机之用。而今,相关外汇储备已高达5.4万亿美元。IMF也指出,10年来,发展中国家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几乎翻了两番,2005年达到2.9万亿美元。再者,各国普遍建立起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安排,危急关头,不再有求于IMF与美国。因此,IMF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在降低,处境尴尬,如今累积的对外债权还不到100亿美元,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

    信心与诚信,是金融体系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前提。次贷危机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诚信危机。透视次贷危机,外加刚刚发生的“魔鬼交易员”凯维埃尔的“戏剧性”插曲,贯穿主线即是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从房地产买卖源头数起,贷款机构与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人之间,贷款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评级机构、投资银行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美国金融机构与外国次债购买者之间,充斥着道德风险。此外,凯维埃尔与兴业银行之间,兴业银行高管、董事与股市投资者之间,兴业银行与法国中央银行之间,法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之间,也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道德风险。

    金融体系赖以正常运行的互信前提被严重质疑,金融市场到处弥漫着不信任与信心不足的气氛,次贷危机由此而旷日持久。这显示出国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诚信危机。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秩序又一次陷入危机的重要象征。

“兴业事件”再现西方金融机构治理问题

    事实上,兴业银行早在1月19日就已发现了“魔鬼交易员”的“巨额欺诈交易”,不过为减少损失,兴业银行在向公众披露消息之前已经动手平仓,而又恰逢市场遭遇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重压,从而导致全球股市大跌。

    近十多年来,因操作风险给西方金融机构带来巨额亏损的事件屡屡发生。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新加坡交易员里森因巨额投机,亏损约14亿美元,陷入破产的巴林银行最后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英镑价格收购;1995年9月,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交易员井口俊英私自进行债券交易,给大和银行造成11亿美元损失;1996年6月,日本住友商社交易员滨中泰男在未经任何授权之下,通过瑞银等经纪商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非法进行铜期货交易,给公司造成26亿美元损失;2002年,爱尔兰第一大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在美国分部的交易员鲁斯纳克从事非法外汇交易,使公司蒙受7.5亿美元损失。

    事实表明,美国金融机构中同样存在此类祸害,从事欺诈的不仅是个别“害群之马”,而是涉及金融机构的整个管理团队。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纷纷爆出惊天丑闻,其中华尔街投资银行扮演着极其不光彩的角色。这些投行为争取生意,不惜为上市公司制假贩假,欺骗投资者。2003年4月,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十大投行达成和解协议,收取14亿美元罚金,并勒令其整改。这十大投行分别为:花旗集团索罗门美邦公司,罚款4亿美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和美林投资公司各被罚款2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添惠被罚1.25亿美元;高盛集团被罚1.1亿美元;JP摩根大通、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瑞银华宝各被罚8000万美元;美国银行集团被罚3250万美元。

    所谓“和解”,就是不扩大事态,不暴露更为严重的问题,华尔街投行不用交出大量的内部资料,使中小投资者和集团诉讼律师们无法援引资料和判例,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而这些民事和刑事法律活动对投行来说才是最致命的。“和解”足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投行的沆瀣一气。2005年3月,摩根大通宣布同意世通公司债券投资者的要求,出资20亿美元以赔偿其损失。2006年3月至4月,美国一对冲基金公司试图操控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天然气期货价格,最终使公司损失64亿美元。2007年8月,美国最大人寿保险公司保德信金融集团因欺诈交易被罚6亿美元。

    以上涉及的只是一些典型案例而已,实际代表的只是以美国为标杆的西方金融机构缺乏道德、疏于治理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应对内幕交易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首要任务;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调查和诉讼,是SEC执法中最为重要的方面。1990年,美国SEC起诉了38件内幕交易案件,1991年起诉了36件内幕交易案件。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数量稳定在每年50件左右,如1999年为57件,2003年为56件,2005年为53件。这些事例清楚表明,西方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同样难以适应信息化、电子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严谨的治理神话早就破灭了。

中国成了陷入次贷危机的西方金融机构的“大救星”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出于自身动力,还是来自外在压力,中国的金融开放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一些人甚至执著地认为,惟有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中国的金融体制、体系才能算是实现现代化,才能算是国际化。为了达到完全的“仿真”效果,提出要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体制、机构做参照,而且还要请美国人、美国金融机构来帮中国设计金融改革与开放的道路。

    近年来,有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中国金融机构“走上现代化”、与国际接轨“进入全球化”、“增强国际竞争力”等选择。

    当初有关设计者向政府与大众解释,“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转变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引进外资的股份,不完全是为了资本金,更重要的是要带来一个很好的合作效益和合力效益,这个合力的效益就是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更好地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如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近三个年头了,国人好像没有感受到设计者所竭力展示的几大不可替代的好处:有利于改善中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强化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约束机制;获得先进的产品和技术。相反,国人感觉到的是这些所谓“战略投资”大都是在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

    美国银行得意声称,该行在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2005年,美国银行投资30亿美元获得中国建行8.5%股权及一项以很低价格将持股比例提到至19.9%的选择权。2007年11月,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表示:“从账面上看,我们的潜在获利超过了300亿美元。” 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德意志银行评估,全球金融领域因相关证券投资损失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

    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分析统计,“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十家银行所获得的资产收益就高达10600亿元人民币,若加上在广发行、深发展、华夏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所得约7000亿元,合计达到1.7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取得的。可以估算,西方金融机构在次贷上“投资不慎”所招致的损失,几乎可以在中国的战略投资中抵补。中国“无意中”成了陷入次贷危机的西方金融机构的“大救星”。

 

 

阿里巴巴股价缩水超八成

杭州消失数千“百万富翁”

浙江在线(杭州)

2008-10-21

  华尔街开始看淡电子商务等网络企业:一直被视为具有高度成长性的阳光行业——互联网,如今也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伤痕累累。“以前来我们这里推销的汽车一般都是10万左右的经济型,后来上市后,马上变成了奥迪,而最近推荐比较多的是20万左右的中级车”一位阿里巴巴的员工说。

    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使是一直被视为具有高度成长性的阳光行业——互联网,如今也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伤痕累累:曾经的“港股明星”阿里巴巴的股价和最高值相比,几乎只剩一折多一点;创造奇迹的美股巨人网络,股价则惨遭“腰斩”;而另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互联网企业网龙股价更是只剩下当初的零头了。

    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目前这场由房贷市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了“相隔十万里”的互联网行业,而这一事件目前在杭州的影响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使这个城市少了数千个“百万富翁”。

网络股跌幅惨不忍睹

    回顾一年前诸多科技股上市的风光,眼下这些股票的价格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股价最惨烈者只剩下最高时的近就十分之一。2007年11月6日上市的阿里巴巴,一度成就了中国互联网的市值之最。但上市以来,股价不断下滑,阿里巴巴的股价从上市之初最高的41.8港元跌至昨日收盘时的4.80港元。而创造了网游传奇的巨人网络也未能逃脱市值大幅缩水的命运。巨人的股价从上市初最高的20.46美元下跌至如今的 6.045美元。

    另外,2007年10月9日上市的金山软件的股价也从上市初最高的6.4港元跌至如今的1.81港元。2007年11月2日登陆香港创业板,随后又转至主板的网龙,股价则从最高的19港元跌至如今的3.05港元。进入10月以来,尽管美国终于通过提升至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由于整体市场持续低迷,中国概念股在近几个交易日里屡次全线下跌。空中网、携程网、中华网投资集团、正保远程教育等几家公司股价均创出52周新低。

    上周三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几家央行联手降息,但这对扭转股市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由于投资者担心美国信贷危机恶化将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美国股市在上周五全天震荡剧烈。受此影响,在美国股市跌势的带动下,上周五中国概念股普遍下跌。其中中华网、新浪、携程网跌幅靠前,分别下跌13.53%、5.60%和6.06%。

    在纳斯达克市场上,百度股价由前一周的222.37美元跌至213.75美元;搜狐由前一周的每股55.04美元跌至48.36美元;新浪由每股32.10美元跌至30.69美元;网易由每股20美元跌至18.68美元。

 

 

发件人:"大侠" <avtmotvkd@spring1288.vicp.net>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01:05:4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潘祎的稿子 中国可能借助金融危机产生伟大理论人物吗?

左大培:用外汇储备赎回被卖企业

新财经作者  张程

2008年10月14日

    左大培一直极力反对把中国企业卖给外资,他甚至倡导把卖出去的企业赎回来。大培,姓左,思想也有点"左"。因此,被人冠以很多"左"的名字,诸如"左大棒"、"左琴科夫"等。同时,他也被认为是"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帽子,左大培照单全收,"我就是以左为荣"。作为"左派",左大培一直反对将中国企业卖给外资,尤其是国有企业。"郎顾之争"时,左大培坚定地站在郎咸平一边,并与杨帆、韩德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停止一切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凯雷并购徐工案中,左大培也极力反对徐工贱卖。2008年徐工终于没被卖掉,但大宝、汇源却被外资全额收购。对这些外资收购案他会怎么看?《新财经》记者采访了左大培。

    左大培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两度受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

清理外资,赎回国企

    《新财经》:最近,大宝、汇源都被外资全资收购了,您怎么看?

     左大培:我主要说大宝,大宝卖给外资是一个典型的笑话,中国多的就是钱,少的就是好品牌,居然把叫得这么响的品牌卖给别人,用最缺的品牌去换最不需要的资金。大宝究竟怎么了?缺钱?国家给你,你不想干了可以给其他人干啊!大宝品牌做了那么多年,表明中国人不是做不了品牌。强生收购大宝仅花了23亿元人民币,中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买几千个大宝。

    最近五六年,中国的资金大量外流,却又在拼命地吸引外资,这有什么必要呢?这样对流的结果是,中国赚钱的企业都落到人家手里了,品牌也是人家的了。我不明白大宝为什么一定要卖,难道是某些人想弄点好处?当然,我只是猜测。

    《新财经》:很多企业已经卖了,我们现在能怎么办?

    左大培:中国任何国有企业都不应该卖给外资,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更需要的是清理外资。把卖掉的国内企业赎回来,当时给了多少钱就还多少钱,也不用多给。现在就是要扶持民族品牌,哪怕出点钱。可有些人就是要把钱赔给外资,而不是内资企业。大宝不应该卖掉,国家应该用外汇储备把大宝买回来。

国家应该向企业注资

    《新财经》:国家赎回被外资收购的企业,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别人会不会认为中国在关紧国门?您考虑了这种政策的后果和可能的争议吗?国家会接受吗?

    左大培:国家会不会接受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这样做对国家有好处。

    《新财经》:国家注资国企及收回被外资购买的企业有何好处?

    左大培:具体的好处当然很多。第一,可以解决政府资金过剩问题,解决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外汇储备过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得过高,大量发行债券,这些都会严重影响银行的经营机制。如果有100元钱,把20 元钱放那里做存款准备金,还吸收储蓄干什么?但是,若不采取措施,这些钱就会进股市、炒房地产去了。

    第二,中国要想培育强有力的企业,必须要政府投入资金。现在外汇储备过多,危害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应该投钱给企业。

    本国资金应该用来发展本国企业,这样即便有亏损,但培植了企业的竞争能力、科技能力、管理能力。现在看中国企业做得不好,不是企业不行,而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二十年来没有给企业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所以,导致现在的状况。目前最重要的是把本国企业做好。我们将大量外汇拿去国外投资,有很大的风险,往往变成坏账。与其在外担风险,不如培植本国企业。

国家应重点投资军工和基建

   《新财经》:如何培植本国企业?您能否具体谈谈?

    左大培:可以有很多方式。第一,财政直接投资;第二,财政担保发行债券;第三,财政担保由国有公司发行债券,发行债券所得资金作为公有资本金,投入到企业中。投入方向主要是国有企业,当然也可以投到其他企业,但还是国有股本,包括发行国有债券,然后拿去投资。但是,这些资金必须要做实业投资,搞研发,建立强大的生产、研发能力。绝不能做金融投资。

    《新财经》:您认为这些资金投到哪些行业会比较合适?

    左大培:第一,军工行业。中国现在要提的口号应该是军事技术世界第一,三十年后赶超美国,通过军工使我们的军事实力赶上美国,别人不敢提我就敢提。我们现在具备这个条件,有钱没技术,军工是提高技术的一个最好手段,尤其是国外对我们保密的技术一定要大力发展。

    美国的计算机怎么搞起来的,最初是国防部搞的,互联网也是国防部先办的。宝马的前身是德国的巴伐利亚汽车厂,是"二战"时希特勒研制喷气发动机的基地。中国要有规划地、全面系统地发展军工产业,要赶超美国。现在最大的瓶颈是技术,为什么要搞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不搞不行了。

    第二,投资搞基础设施。这些年过多地发展公路交通,而在铁路、城市地下交通、能源发展等方面却不够。所以,要发展铁路、能源等。更广一点,是整个公用事业,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除了财政资金,还有政府发债券,发债券从长远说有助于股市的稳定,短期可能对金融市场有影响。

我不同意项兵的观点

    《新财经》:项兵曾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民族品牌,我们就出不了IBM、LG或者三星、丰田。我们只会造富,成就不了伟大的商业机构。在全球化的今天谈民族品牌,是非常狭隘的。"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左大培:三星、丰田哪一个不是民族品牌?我不理解这种说法。没有民族品牌哪有世界级商业机构?在国内都做不大,还说要去占领国际市场,这不是笑话吗?他这么说,要么是不懂,要么是他懂,但故意为洋人说话。

    三星这种企业,实际上也是靠政府大力支持发展起来的。我嘲笑项兵这种人,就是因为他不懂产业。当初,韩国政府就禁止外资投资,政府宁愿通过下面的银行去借外国的钱来发展这些企业,也不让外资到本国做企业,三星等韩国企业都是靠政府支持的方式培植起来的。三星、丰田等企业的成长历程,做商学院院长的项兵应该比我更清楚。他这样讲话,我就要问一句,他够不够资格做商学院院长?

 

出售国内企业是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左大培

2008年10月

    目前,中国已有相当一批非国有民营企业到境外上市,这些民营企业中有不少高技术企业。有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到境外筹资,表明中国企业目前最急需的是补充资本金。我们之所以反对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并不是否认这些企业需要增加资本金,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目前有显著资金净外流的背景下,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以增加外资流入是一个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一边是国内资金流到国外去获取较低的回报,另一边让外资掌控中国的优质企业而取得高额利润,这对中国是一种财务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外资掌控国内重要企业会阻断中国企业管理和技术团队的成长,这从根本上妨碍了中国民族产业的成长壮大,使中国民族产业丧失发展的活力。

    但是,如果仅仅简单地禁止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禁止外资掌控中国重要产业,不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中国的筹资困境,就确实会使国内企业无法得到有效的资金。国内企业将无力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会放慢。这也是筹资困境使中国企业陷入危机的后果。

     ………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01:02:54 +0800 收 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

    朱学渊评:有人幸灾乐祸看笑话,我却要歌颂泡沫,自从里根政府大规模实行债务经济以来,世界就进入了狂欢的嘉华泡沫年会。中国的繁荣仅仅是靠邓小平‘改革开放’?我以为是分享了美国泡沫;将来中国能够取代美国吗?笑话,中国岂但不可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且只能是美国经济的跟屁虫,不仅中国如此,欧洲、日本、俄罗斯……无一能够例外。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窝囊,唯独除了美国?次要的原因是美国大小恰当的规模,主要的原因则是对创新的鼓励,制度性地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生长结构’的社会制度(中国则是‘循环自灭结构’)。美国可以将世界带入小小困境(还没有饿死人),但必是将它世界带入每一个新高峰。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

America: Still number one

By Steve Hargreaves, CNNMoney.com staff writer

Last Updated: October 29, 2008: 10:38 AM ET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overseas and lo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ean fears the nation will lose its financial superpower status are overblown.

The United States is suffering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nation's reliance on the rest the world to support its rampant spending is increasing and across the nation Americans are losing their jobs.

All this has led many to ask the once-unthinkable question: Is the United States at risk of losing its status as the world's top financial superpower? To be sure, things seem grim.

Declining home values have decimated the banking sector and sparked a freeze-up in credit. Financial products - inv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at allowed the housing bubble to grow so large are now infecting foreign markets.

Nearly 1 million Americans have lost their job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year and a deep recession now seems unavoidable. Plus, the government is borrowing ever more money as it attempts to stem the crisis, adding to a mushrooming national debt. Meanwhile, baby boomers are retiring, drawing huge amounts of money from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threatening to bankrup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th mounting debt and fewer jobs, many Americans feel their country's best days are behind it.

"America is no longer an economic superpower - it is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Romans and the British," one CNNMoney.com reader wrote on our talkback. "This country has no real future and no real leadership."

Many point to the latest credit crisis,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oof.

"The U.S. will lose its superpower status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Germany's finance minister was quoted saying last month as the crisis unfolded.

This crisis will certainly leave its mark on America."Our credibility has been destroyed," said Joseph Stiglitz, a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re will be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U.S." For starters, it'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a U.S. Treasury Secretary can go over to India or China and tell those countries how they should run their banking systems.

Also, more jobs will likely be shed in the U.S., economic growth will slow for several more years, and the amount it costs to borrow money will increase. But economists including Stiglitz are nearly unanimous: The United States won't lose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financial superpower because foreign economies are slowing just as fast as America's, their debt levels are just as high,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too reliant on the U.S. market to achieve significant growth on its own.

"The U.S. will still b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aid Stiglitz. Irene Finel-Honigman, a colleague of Stiglitz's at Columbia, put it more bluntly. "The U.S. remains and will remain the standard bearer in financial markets," said Honigman, an expert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Even in a recession, the U.S. will lead the way out."

It's not just American economists who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the world's financial center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t's overdone to think the credit crunch itself will mark the end for the U.S. 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apital market," said Lex Hoogduin, chief economist with Dutch investment firm Robeco. "It's popular in political or left-leaning circles, but I don't think they will be proven right."

Everything is relative(一切都是相对的……)

Part of the reason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is not because things aren't bad here, but because they're bad - or worse - everywhere else.

Two main things hit consumers in 2008 - high energy prices and falling home values, and both those things happened more or less worldwide. Oil is a global market, and the record prices seen in 2008 happened almost everywhere barring countries like Saudi Arabia and Venezuela that had major gasoline subsidies.

And the U.S. wasn't the only country with deflating home price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saw home values plummet. Some reports indicate China's housing bubble is far worse than that in the U.S., and it's about to pop. Moreover, because many foreign banks were big buyers of U.S. financial products tied to home loans a global recession - not just a U.S. recession - is increasingly likely, wreaking havoc on foreign stock markets.

The Dow has lost nearly 30% over the last two months, but so has London's FTSE, Germany's DAX and Hong's Kong's Hang Seng. Japan's Nikkei is off 40%. "The U.S. will remain number one by default," said Alan Tonelson,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uncil. "Everyone else has major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ir own.

"We all age(大家一样都老年化了,但是……)

The budget deficit and national debt is also a concern for economists,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indeed been growing.
President George Bush ran a deficit of over $400 billion last year, plus some $200 billion more if the wa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re figured in.The national debt - the accumulation of all those years of deficits - is a staggering $10.5 trillion.
This is all only projected to get worse. As the baby boomers retire and draw on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some estimates say the debt could swell to over $50 trillion over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unless those programs are seriously trimmed.

The danger is that at some point the world will decide the U.S. has too much debt and is no longer credit worthy. But that hasn't happened yet. Investors are still buying U.S. debt and making it cheap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borrow money. That's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investors thought the U.S. is on the wane.

And there's good news amid all these daunting debt figures, if only by comparison. First, the birthrate in the U.S. is fairly high by industrialized standards, meaning there'll be more people to pay that big tab. In Europe, plenty of people will be retiring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s well, but there are less workers to replace them when compared to America.

Second, While $10 trillion is no small sum, it's only about 70% of our total yearly economic output, said Jay Bryson, a global economist at Wachovia Corp.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debts that are 100% their yearly economic output, while Japan's debt stands at 150%, said Bryson."Is this the death blow for the U.S. as the world's financial center," he asked, referring to all the country's ills. "Probably not."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互保才是出路)

With China's unbridled economic growth spurt, there's talk that it could one day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at could happen several decades from now, China's fate currently is directly tied to the U.S. If we don't buy, they don't grow. China and other big exporters to the U.S. are laden with dollars - not because its a great investment - but because the U.S. buys so many
foreign goods in dollars, argues J.P. Morgan Senior Economist Jim Glassman.

If they tried to switch to another currency, they'd have to sell those dollars and flood the market. That would kill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and push other currencies up. Exports to the U.S. market would become much more expensive for Americans and because they lack large enough domestic markets it could kill their economy.

"'Whether they like it or not, they are compelled to hold the dollar," said Glassman. "We're enabling their growth anddevelopment." And enabling development overseas, even if that means job losses in the U.S. and manufacturing shifting abroad, is no bad thing, argues Glassman.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 clear link to us, and we're benefiting from it," said Glassman. "Markets are being created, the pie is growing."

None of this means the U.S. will remain number one forever. Countries rarely keep the top spot for more than a few centuries, and we've already had one.But for the next five or 10 years, it seems the American Century is in little danger of ending.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rujiayoubao@vip.163.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6 21:46:43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儒家邮报第78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10月26日

兰德公司报告:美欲“军事解决”经济危机?

文昭心

    据法国媒体爆料,兰德公司已向美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评估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目前经济危机的可行性。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的效果好。美国鹰派主流观点甚至认为,美国要摆脱衰退,目前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军事掠夺。

大衰退加剧美国军事掠夺冲动

    透过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历次的巨大经济危机几乎都与战争相伴相生。迄今为止,现代国家克服经济衰退与危机的手段主要有三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新技术革命带动新一轮经济起飞;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拉动消费与生产、控制资源和交通,并激发民众“走出低谷”的心理潜能。

    采取第一种手段的前提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设施不发达,劳动力质量不差却又价格低廉,政府的控制力较强等等。目前的中国就拥有了类似的前提,因此政府投入与引进外资是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发动机。但是很可惜,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时那样的市场和社会环境了。

   至于新技术革命,那是30至40年才积累爆发一次的事情。美国前些年如火如荼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冷却降温,所谓“新经济”虽说未土崩瓦解也已是元气大伤,经济发展无法找到新的增长亮点。这样美国只剩下了目前的一个选择:军事掠夺!美国军火集团和金融集团向来擅长发战争财。两次世界大战使整个美国都尝到了发战争财的巨大好处。

   兰德公司在向美国防部递交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各大军火集团和部分军方人士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如果美国政府用7000亿美元救市,美国军方正在或将要进行的军火采购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美国政府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必然会得到各大军火集团和部分军方人士极力支持。另外,打仗还是提高国民士气的一大举措,即设法使民众的注意力多放在外来的挑战上,而少放在内部经济的低迷上。

谁将是美国的首选目标?

    布什一直坚称:“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强国”。言下之意,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美国以战争手段应付经济危机,其中也蕴涵着巨大的风险。首先要确保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如万一让对手狠狠反咬一口,譬如说把美国本土上的什么重要目标给端了,那就可能导致华尔街瞬间崩盘。

    或者,原计划的速决战变成了越南式的持久战,社会上逐步让反战厌战的情绪占了上风,那样战争“强心针”就还是无法令经济有效复苏。

    针对美国下一步战争首选目标问题,不少人认为是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力量相对弱的国家。更有媒体指出,美国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全面进攻。美国打伊朗不需要找理由,打了之后再找理由不迟。一旦美国发动全面进攻,伊朗军队很快就会丧失战斗力。俄罗斯和中国根本来不及进行有力的军事援助。

    中国国际战略专家林晓东指出,美国如果通过战争摆脱经济危机,必须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战争中得到使美国经济恢复的大量资金而不是巨额的战争消耗。美国全国储蓄是-1%,资本市场、经济运转全部要靠外部的资金撑着。二是要保证潜在战略对手不能乘机拖垮美国。任何战争都有风险,特别是在对手背后在强大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

   伊朗、朝鲜、巴基斯坦,包括委内瑞拉等国,背后都有俄罗斯或中国。林晓东认为,显然美国打这样的国家不但解决不了资金问题,反而会被潜在对手利用,只能是纯粹地消耗实力。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务国,也是被认为世界上惟一可以独力破坏美国经济的国家。如果美国要通过军事手段摆脱危机的话,中国将是其首选目标。因为,一但与中国直接或间接开战,美国欠下中国的巨额国债就会作废,更可以通过非常手段避免中国对美元的抛售。当前,美国最有可能的做法是通过军事手段逼迫中国以经济代价避免与美国冲突。

中国不得不防

    当巨大的金融海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咆哮而至时,世界各国本能地抛售美元资产,寻找危机避风港实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未减持美国国债,在7月份反而增加了149亿美元,已属仁至义尽了。

    如今美国非但不感恩,反而对台湾出售64亿美元的军火,真的令人联想起“狼”的故事——“狼”还未度过难关,就开始对“东郭先生”呲牙咧嘴了。美国政府在这时候售台武器,主要是逼迫中国按照美国需要的规模和节奏,不是200亿、300亿美元,而是2000亿、3000亿美元地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购买美国为救市而发行的新巨额美元国债。其未能如愿以偿,就开始给中国颜色看看。

    近来,以印度为代表的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不断向中国挑衅,背后支持者就是美国。

    10月9日,美国知名智库“国际战略评估中心”副主任理查德-费舍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制止这种对比持续下去的惟一办法就是通过战争。

   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近日刊文称,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草案。该草案大肆渲染中国军力威胁,建议美国研发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新型武器系统,以遏制和应对中国稳步发展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

    美国现在已经在太平洋部署了6个航母战斗群,目的就是牵制中国。据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有代号为“厄夜丛林”的台海作战方案,美国甚至在阴暗地研究对中国的“瘫痪战”。

中国需要遏制任何对手的力量

    在五角大楼不久前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说:“在崛起的大国之中,中国最有潜力与美国军事竞争和使用破坏性武器,美国如果不采取应对战略,传统的军事优势将在一定时间内消失。”“美国要调整全球军事基地,在关键的战略和战役领域内继续投资,发展持续监视、远程打击、隐身、作战机动能力,以及在战略距离作战的空、海和陆地力量。”

    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两大矛盾:迅速扩展的国家利益和相对落后的保卫手段之间的矛盾;强化维护国家利益手段的迫切性与日益增长的外部制约因素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建设一支与国际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但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在世界范围新军事变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军事领域中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应对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各种分裂祖国统一行径、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海军少将杨毅近日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战略防御力量,要能够遏制任何对手,使他们不敢轻易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和军事侵略!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10:55:5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zaojl" <zaojl@1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柳鲲鹏" <quantum6@163.com>, "figimei" <figimei@hotmail.com> 标题: 资料】中国极度贫困人口2亿,贫困人口超4亿,极度贫富悬殊超印度

中国的贫困状态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石行

    中国极度贫困人口2亿,贫困人口超4亿,极度贫富悬殊超印度。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是;以每天PPP1美元的极度贫困线为标准,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2亿,占全国人口比例15%。在实际生活中,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3.6元人民币!!2007年,每天平均消费不足ppp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数,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日本的基尼指数是0.25,欧洲是0.32,印度是0.33。

    中国民众的工资性收入仅占GDP的11%,在平均工资性收入仅为美联邦的30-100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奢侈品消费位居世界第二。正常国家打工族收入占GDP50%。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这个比例都差不多,只是发达国家总值高,但是占GDP的比例都是差不多的。而中国打工族收入仅占GDP11%。是世界最低的国家,其剥削程度也勇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官府征的税高达GDP35%.是中国打工者收入占GDP的11%的三倍。

    今年官府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而中国官府不仅仅收税,还收费,这些费包括官府垄断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罚款...等等,而且这些收费超过了缴的税,“费大于税”的说法也就是这样来的,也就说今天官府收的各种费将不少于60000亿。60000亿的税收加上超过60000亿的收费,两者加起来中国官府的总收入将超过120000亿。超过日本政府总收入的一倍,而同时中国的GDP总量仅为日本的约一半。

    中国官府的税加费总量超过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超过9230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超过:36923元。而2006年,约9亿农村人口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还不到3600元。换句话说,政府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的全部收入。另外中国没有福利制/度,有的只是负福利制/度,比如人口数量不及1%的有权优势的高干们享受中国80%的“福利”,而真正需要福利的贫穷的农民福利最少,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正福利,通过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就中国这种通过负福利拉大贫富悬殊。

    中国的人均GDP仅有美国的1/20不到,而奢侈品消费却与美国相当。可见中国的贫富悬殊差不多是美国的20左右,近代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贫富悬殊达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另外中国还有3万多亿垄断企业搜刮的民脂民膏上缴给官府的利润。什么是官僚剥削,这就是血的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印度仅为0.33。中国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

    新华网上海9月14日电(记者 俞丽虹 )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发给本社记者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未来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可能会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二。安永的研究报告预测,2005年至2008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年增长率将达20%;2009年到2015年年增长率为10%左右;2015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9%。一目了然的数据映衬出这6年“亲民新政”的实际情况。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加入地址本 | 拒收2008-10-27 23:50:3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抄送:标题:paper from 中科大黄卫东

中国应远离金融赌场

----谈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  黄卫东

2008年10月30日

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认识:

    目前对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的认识已逐渐统一,是资本追逐利润产生的泡沫。其核心是金融机构借贷投资给收入低的购买房产者,楼市下降,购房者无法偿还债务导致金融危机。实质上与历史上荷兰的郁金香,国内曾经发生过的兰花热类似,投资一个无实际效益的活动,而且是通过风险巨大的借贷,规模巨大,导致金融市场崩溃是必然发生的。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对购房者来说,本身没有多少影响,原先买不起房,现在房被收回,回到原来状态。受损失的是投机者。与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不同,它对美国日常生活影响较小,不会大致大规模失业,不会导致美国的企业大量倒闭。那种认为美元崩溃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美元早就过量发行,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再增发10万亿美元又如何?就是美元不是通用货币,只能在美国流通,又如何?美国经济就崩溃了,美元就成废纸了?只要美国能够确保自己的基本需求的生产不出现问题,是不会带来美元崩溃的。美国的粮食生产等基本不受金融危机影响。其根本原因是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不会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其他需求是弹性的,可调整的。

    美国应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帮助低收入购房者,增加他们的收入,使他们能按时支付房贷。这种方法可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而且整个支出有限,是最佳方法。但是牵涉较多,布什政府似乎没有这个想法。另一种是大量印钞票,帮助金融机构,使这些金融机构得以生存,但是阻挡了在次贷危机之前脱逃的资本家趁次贷危机之机在美国国内大肆收购吞并金融机构资产的机会。这些资金必然要寻找投机之所。对中国来说这些资金是很危险的热钱。笔者以为,后一种选择才是美国资本家的想法,可以引起国际金融的复杂多变,好在乱中获益。美国本身,从整体上看,是不会有多大损失的,它能很好地掌控整个局势。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很有可能应对错误,而大量损失自己的财富。即使应对正确,由于美元货币发现量增多,很有可能引起美元物价上涨,就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贬值。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美国非必须消费已经降低,已经带来我国实体经济下降,很多对外贸易企业倒闭关门,失业增加,之所以没有形成重大社会问题,是因为这些企业主要劳动者是民工,民工在农村还有一块可以依赖,能够生存的土地。

中国应对原则: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相信,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了解和认识到这一点,你就知道应如何应对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各种金融创新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从历史来看,各种金融活动,包括股市、汇市、楼市投融资、期货等,都是一种变相的赌博场所,其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其对经济的正面作用。其对经济发展的功能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替代。总的来看,这些金融手段的主要作用是资本大额骗取普通老百姓财富的场所。取消中国的所有上述各种金融手段,才是正确的。最近,中国又引进了新的财富流动更快的金融市场,随着我国金融管制的放松,这些赌博场所不仅为中国的资本家,更加可怕的是为外国资本大鳄提供了吸取中国民众财富的赌场。中国的外汇也绝不应进入国外的各种金融赌场。任何一个赌场的老板都有无穷种手段,骗走进入赌场的财富,想从赌场中骗走老板的财富是不切实际的,最终的结果是自己的财富被骗走。因此,我们不应参与救助欧美金融机构,各种炒底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

当前我国对策:

    中国需要清楚自己实际掌握的自由支配的外汇数量,需要了解金融危机条件下,国际货币流动规律,需要防止外汇流动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不能将外汇都投资了,必须保持手里有自由支配的足够数量外汇,以应付金融危机时代更加不可捉摸的外汇流动。国内应从根本上改变支持外资及支持外贸的做法(参见附件)。经济发展必须依据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不能建立一个只是利用中国劳工的企业,一有风吹草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外资企业,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只会引发中国的经济灾难。

    外资企业在中国,实际上成为中国财富流失的场所。此次金融危机,一些外资企业需要资金救助自己在本土的企业,国家应趁机收购,减少外资企业数量。最重要的是收购外资在我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股份。银行是国家财富的管理机构,外资参股银行,意味着国家财富增长中的一部分就属于外资了,而他们对国家的财富增长没有任何贡献。非常赞同仲大军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应使用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投资等外汇回购美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此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金融危机,我们可以低成本地改变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具体说来,应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包括民工的收入,从而为内需增加产品市场,同时使企业转向生产对内的产品。适当紧缩外贸企业资金,压缩外贸企业生存空间,从而减少外贸产品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减少外贸盈余,逐步降低外汇顺差,降低外汇储备。

    现在购买黄金和资源等实物资产,不是一个良好的时机。我们看到各种资源的美元物价都大幅上涨,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阴谋,我们现在购买资源,实际导致的结果就是财富损失。黄金本身如果不作为生产原料而利用,实际和美元一样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其价格实际上受资本大鳄的控制,波动很大。现在黄金价格高达每盎司上千美元,远远高于历史正常水平。现在拿外汇换黄金,财富损失的可能性很大。石油价格同样被炒到历史最高水平,据说我们国家在高价时购买了很多石油。石油价格很可能会回到正常的每桶20-30美元水平。

    当前人民币升值是灾难。国内现在有大量国外游资,通过多种渠道变成人民币进入国内股市楼市,现在国内股市楼市徘徊,而国外发生金融危机,这些游资急需回笼营救自己的老窝。他们希望中国汇率大幅上升,从而在离开中国换回外汇时大赚一笔。人民币升值还将降低产品竞争力,进一步降低出口,使企业倒闭增加,失业增加,从而使国内消费降低,导致经济危机。国家应立法大幅度提高普通老百姓收入,从而使物价上涨,产生人民币贬值的环境,与此同时打压股市和楼市,从而打击外来游资。

    我们应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西方国家所建立的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维护西方利益的体系。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这个体系内,通过各种所谓的市场手段,洗劫了很多国家的财富。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南美洲金融危机等等,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了西方经济体系的骗人本质。我们在第三世界有良好的信誉。我们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我们的进口原料主要来自第三世界。这些都为我们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增加我们的消费能力。我们必须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以增加我们的消费市场。否则我们无法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产品提供市场,我们无法让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使用人民币,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不加大国内市场容量,我们的过剩产品都不能自己消化,而出口到发达国家增加外汇储备实质是自杀行为,自己的发展都成为问题,还如何为第三世界发展提供市场和机会?如果我们转向第三世界,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我们的强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就成为必然。西方国家没有实力阻止这个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中,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被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殖民地。事实上,现在我们正越陷越深(例如引进新的金融市场)。

总结: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掌权者认识不到自己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能力非常大,却控制老百姓的收入,使自己的老百姓无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送给美国人换来并无多少价值的美元白条,美国人不要,自己的生产线就必须停产,经济就面临停滞甚至崩溃,这真是荒谬透顶的经济政策。当权者必须认识到,建平价房屋,实现房地产消费,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从而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消费能力,保持生产和消费平衡,才是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之路。否则,中国经济就必然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出几百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认识到以后,采取的成功经验。

    对正在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如果你认识到西方金融活动是一种赌博,你就能理解其难以捉摸的运行过程,你就能制定出正确的对策。那些怀疑阴谋论的读者,只要想想商战中的商人行为,就会了解,经济活动中的阴谋是无处不在的。美国政府实际上是被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控制的,他们的行为与商人的行为没有多少区别。

    我们的爱国经济学家应反思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西方骗人的理论所迷惑,应从实体上考虑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从虚拟的或货币理论上考虑。呼吁我们的爱国经济学家,从根本上提出应对措施,包括取消股市、汇市、期市等(参见附件论证国家发展所需资金是银行增发的,股市减少了普通老百姓用于消费的资金,阻碍经济发展),立法禁止股市楼市泡沫,杜绝那些骗人的鬼话带来的危机,而不是一次次呼吁股市救市,每一次救市,就意味着一些普通民众的财富又被资本家骗走了,国家经济发展又多了一种危险的因素。

    参考:黄卫东 论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斥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15:58:4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75 -- 建立股票市场稳定基金、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尊敬的先生/女士:今天的财经评论是中心特约研究员(匿名)关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分析。敬请指正。
 

建立股票市场稳定基金、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关于稳定股票市场的政策建议

社科院世经政所特约研究员

Oct. 30, 2008

一、 建立股票市场稳定基金的必要性

    今年以来证券市场持续下跌,迄今已经超过70%,政府的两次重大救市未果,虽然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形势良好,但是由于受到近期国际主要证券金融市场、新兴市场持续下跌;企业效益持续下滑的担忧,10月中下旬以来,股票市场又开始新的一轮下跌。估计从2008年7月到现在,包括基金户数在内的证券帐户,平均每户亏损额超过5万元,损失超过60%。涉及近一亿城镇家庭。

    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但是这些方法均只能在短期取得一定的效果,无法维护投资者的持久信心。证券市场的极大下跌,损害了许多家庭的生活质量,如果进一步下跌,势必使得广大中小投资的整个信心受到重大影响,导致社会突发事件产生,影响社会安定环境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在目前益严峻的国际、国内金融、经济形势下,借鉴各国目前维护股票市场稳定的经验,以及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金融保卫战的经验,建议政府尽快建立股市平准基金,选择合理时机,合适点位,宣布对50只上证综指、深圳综指中的权重股(这些成分股票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有良好业绩支持)进行无条件买入,从而构建一个股市指数稳定的资金长城,传达给投资者政府明确捍卫股市、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信心。维护证券市场的长治久安。

二、股票市场平准基金介入的合理估值点位分析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决定股票市场的走势,经济的周期性走势决定了任何一次股票市场的下跌,都会有一个相对的底部。如果市场陷入恐慌,可能会偏离这个相对的底部,但是仍然会逐渐回到底部附近,待经济基本情况和企业基本面好转后,股市就会走出低迷。因此,此次平准基金干预股市,应该是在这个自然的底部之上,目的就是不要让非理性的因素将指数压低在这个之下,使投资者恐慌,股市最终崩盘。如果选择点位不恰当,托市资金消耗太大,相应的效果就不明显,甚至会使市场重新走向下跌的过程。如果选择相对底部、以及品种股票(大盘蓝筹股)进行干预后,不但能够稳定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还能够获得长期的收益。1998年香港平准基金救市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用静态市盈率(PE)、市净率(PB)指标的纵向比较,结合宏观经济的调整周期,来分析A股市场的相对底部。目前A股市场(10月27日上证指数1723.35)的市盈率为:14.04倍、市净率为:1.99倍。而股市在1000点左右的市盈率为:11.3倍左右、市净率为:1.5倍左右 。

    如果市场跌到1.5倍市净率时,相应上证综指的点位应该在1500点左右。考虑此次经济调整更加剧烈(比1997年、2004年要增加20%的下行空间),我国经济增长超过10%,未来3年至少能维持在8%左右,二者部分对冲,估计市场市盈率应该在10-13倍,市净率应该在1.3-1.5倍左右,极限应该在1倍左右。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下行的极限空间在800-1000点左右,此时托市已经没有意义了。如果要有效防止恐慌性抛售,关键就是保住1500点(正负10%)左右的中值区间,托市才有意义。因此。在1500点以上托市能够具有稳定股市、避免恐慌的作用。因此我们就市场稳定来看,这是平准基金托市的有效点位,安全性较高。

三、股票市场稳定基金重点介入的股票及相对价位分析

    由于我国股市沪强深弱,截至2008年10月27日,上海综合指数总市值11.62万亿元,流通市值2.7157.99万亿元, 深圳综合指数总市值2.09万亿元,流通市值0.99万亿元,上证大盘股对指数和市场权重的影响较大,上证综合指数在投资者中的权威性最强。因此,建议此次平准基金的买入对象就是权重高,业绩未来稳定增长确定性高的股票共50只,考虑两个市场的大小和平衡性,建议选择上证指数权重排名前40只(剔出停牌股票长江电力、云天化,对股票指数贡献度达到71.67%),深证综指权重排名前10只(剔出停牌股票ST盐湖,对股票贡献度达到 15.59%)的股票,选取作为平准基金入市的标底股票。

四、股票市场平准基金的最低资金数量分析

    截至2008年10月27日,上证指数为1723点,上海交易所40只权重股票流通市值为:1.3432万亿元,深圳交易所10只股票流通市值为:1904亿元。50只股票市值共1.536万亿左右。根据以往数据推断流通市值中约有30%左右为基金、保险、社保、中投等机构投资者持有。因此如果在目前的点位托市,假设将目标股流通盘全部买入(假设基金、社保保险全部不卖出),约需要资金1.07万亿左右资金。假设在1500点左右托市,全部将流通盘买入,约需要9300亿资金。在实际操作上,买入流通量的1/3左右,约3000-4000亿元资金就足够护盘,因为目前两市每日总成交在500-600亿元,实际上每日能有效买入的量为成交量的10-20%,连续买入20-30天,控制流通盘的30%左右,加上其他机构投资者的30%左右,整个局势就稳定下来了。

    因此,建议政府宣布成立6000-8000亿的平准基金,并明示在1500点之上对以上50只股票进行完全托市,显示政府维持市场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要求国有控股企业解禁流通股和现已回购在3年之内1500点以下不能减持;基金、社保、保险、中投的资金在1500点以下不能减持、砸盘。这样,就能坚定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确保上证指数在1500点左右能够稳定下来。

    我们估计中国经济最长能在未来5年内重新走入上升通道,那时,股市市净率应当回到1.5-2的稳定区间,则在未来5年后,股市平准基金将会至少获得约20%以上的收益。同时,又能有效保住一个稳定健全的证券市场。

五、股票市场平准基金的来源

    我国政府目前完全有这个财力打赢这场市场保卫战。资金来源应该采用外汇储备基金划拨、财政部特别拨款或者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筹集,建议由中投、证监会和社保基金联合成立专门管理平准基金投资机构,负责操作此项基金。

    大型国有企业由于运营资金比较紧张,为了保持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不建议出资加入此项股市平准基金。

    附件:标的股票清单(略)

 



发件人:"yzx" <yzx1948@qingdaonews.com> 2008-10-30 10:30:1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杨曾宪重要更正,上稿有严重计算错误。请更换此稿。

关于实施“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方案的建议

山东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08年10月29日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把中国股市推进更深深渊,正把中国实体经济拖到悬崖崖边。恢复经济生机,一靠资金链、一靠信心链。眼下,信心无疑黄金一般珍贵。但增强信心,单靠喊话是不行的。“中国经济无恙、全球‘一枝独秀’”,西方这样喊,有它动机,我们也这样跟着喊,无视股市的危险信号,只能贻误宝贵的救市时机,摧毁国人信心!

    股市是经济“晴雨表”,钢铁是敏感“指针”。以鞍钢为例:1-9月每股收益1.14元;每股净资产 8.07元。而10月27日鞍钢A股5.47元,H股2.89港元(折2.5元)!面对如此股价,人们目瞪口呆之余难免疑惑:如果不是经济出了大问题,鞍钢怎么会跌到这份上呢?问题是,不止鞍钢一家,众多蓝筹公司股价,都已惨不忍睹了。

    就像明明阴云密布,却要让人相信天晴日朗一样,面对如此“晴雨表”,要让民众相信中国经济仍是健康的,可能吗?因此,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用“黄金”重塑“信心”;只有用资金链来强化信心链,救市才有效果,才能最终救经济。但我所主张的“救市”,不是救股指。目前中国股市,流通市值约4万亿,大小非却超过1.2万亿股。如此“压顶泰山”不移走,股市怎能涨得动!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救市呢?我的回答是,因为消费市场亟待通过股市往回输血。中国股市之所以“飞流直下四千点”,因为“五龙”在吸水:大小非、新股、增发、交易税红利税和佣金,它们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吸走股民手中的资金,改变了这些资金的性质。

    2007年,仅中间三条“龙”就吸走了1万亿元。加上大小非减持,2006-2008三年间,“五龙”吸走的资金总量超过2万亿元,1亿股民人均2万元。这些钱,恰恰主要来自白领或中产阶级,他们构成车市、楼市等中高消费市场的主体。如果不能让白领们钱袋鼓起来,一切刺激内需的经济对策都难获立竿见影之效。

    特别在出口下滑,大量“外需”转“内需”情况下,靠传统办法刺激经济,是绝不可能短期把消费对GDP贡献率提到50%以上的。因此,必须采取非常规措施。通过股市救市场,就是当下最直截了当的措施——如同美国给每人“派发”1千元一样。

    这样的救市,就不是拿出一点钱去做救市秀,而是要无条件地、大量地向股市投钱。哪怕打了水漂,也要投。投钱就是目的,让巨额资金通过股市迅速流回消费市场,就是目的。这就是“双救市”本质所在——它最终救的是商品市场。

    具体方案是:由上市公司动用公积金和未分利润回购并注销公司股票。这无程序障碍。回购股票注销,总股本缩股,每股净值及红利均增,股东权益均增,国有资产实现增殖。此事只要决策层下大决心,就可立即实施。

    具体办法是:股价大幅跌净的老公司和股价大幅“破发”的2年来新上市公司,皆动用50%左右的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回购本公司股票(含H股)。其它股价超跌公司,也可进行回购。业绩良好公司缺少现金的,可由财政贴息、银行发放2-3年期贷款。回购行动要持续进行,只有当股价回到合理价格(最少应10倍市盈率或接近发行价),或回购资金用完时,才自动终止。

    以鞍钢为例,股本72亿元,1/2公积金为156亿元,1/2未分配利润为83亿元,合计239亿元。A股H股10月27日总市值97亿元,资金相当充裕。初步测算一下,蓝筹公司筹集6000亿回购资金没问题。如更多A股公司参与,可筹集1万亿以上资金。

    为确保救市资金不被“五龙”吸走,应出台非常政策,限定半年内暂停大小非减持、新股发行和扩股融资,并停收红利税。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正当合法,反对没道理。

    救市资金抛出(因部分股价可能很快超出预期价格,资金不能全抛出)后,股指可能上摸3000点又下挫。但这没关系,因为目标已经实现:增强了股民信心;增加了市场流动性:数千亿生产资金撤出股市变成了消费资金。在这非常时期,从股市撤出的资金若有2000亿元即时消费,也是雪中送炭,根据乘数效用也可拉动产生0.8-1万亿元的GDP。

    “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方案,无风险、低成本、见效快、各方共赢。它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积极财政政策,若能尽快实施,则中国股市大幸、股民大幸、企业大幸、国家大幸。眼下,已时不我待。某些乌鸦嘴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乱开药方、延误良机、误国害民的悲剧不应续演了。

    本文是拙文《画虎可成真,画饼难充饥》的缩本。本文欢迎转载。 yzx1948@qingdaonews.com

 

 

发件人: "meidichanghong" <meidichanghong@126.com> 2008-10-27 16:33:00 +0800 收件人: <qg@peopledaily.com.cn>,<info@peopledaily.com.cn>, <rm@peopledaily.com.cn>, <wyzxwyzx@vip.sina.com>, <zdjun@263.net>,<alexzhai3@gmail.com>, <abc1983421@126.com>, <c1998168@hotmail.com>, <kxglawyer2005@126.com>, <staryim@163.com> 抄送: 标题: 转发退休职工对分配不公的呼吁

    当前,退休人员的待遇悬殊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我是广州一家国有企业的管理干部,现转发部分企业职工对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过分悬殊 的呼 吁,希望引起社会重视!不仅如此,国家的社保政策还应该覆盖哪些多年以来承担巨大社会责任的自由职业者!因为,他们自己创业,缴纳社保,同样为社会发展的发展与和谐作出贡献! 广州 刘卫敏,

现行企业养老体制探究

----政策能否有公平的底线?

广州一家国有企业的管理干部  刘卫敏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能有人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吗?”那就让我们看一个现实的例子吧。《南方周末》曾有报道:2007年上海某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企业高工,月退休金2006元,某民主党派机关一个普通司机退休金为2550元。事实上,2006元这一水平仅相当于机关事业单位同等职称人员工资(或退休金)的1/3甚至更少。而那些“强势”机关人员的退休待遇可能更高。华南某市一位高工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7月,该市部分企业副高职称的退休专家养老金约为930元,仅仅相当于当地机关事业单位清洁工工资的一半。进到了不同行业的金子同样是在发光,可社会对他们发光的价值评价却是何等的悬殊。

    这些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了一辈子,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工,不能说不是企业中的“金子”吧,能力不可谓不强,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是老了退休了,养老金对他们做出的价值评判还不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个普通司机或是一个清洁工,这岂能不让人心寒。如果这些高工们当初不是去了企业,而是去了政府机关,哪怕是喝喝茶、看看报,庸庸碌碌混日子,退休之后拿到手的养老金怎么也比现在多,他们的晚年生活水平会比从企业退休要高出许多。

    比较而言,政府机关公务员们的福利待遇则已经步入了“共产主义”,他们的医疗费用几乎都是实报实销。与此相反,在高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退休职工微薄的基本医疗保险,已经难以应付人到老年不可避免的医药费等高额开销,同时,由于养老金的基数偏低,每年据此调整的幅度仅相对于物价上涨,效果如同隔靴搔痒,导致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并且越老越糟。为了避免退休后将面临的骤然贫困,大多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人甚至不愿意离开工作岗位,很多人宁愿拖着年迈之身继续为“保持现有生活水平”去打拼,“退休享清福、儿孙绕膝边”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企业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养老待遇上的差异,使企业退休人员成为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在生活资料大幅上涨的今天,企业退休人员的这点退休金维持日常温饱尚可,一旦生病或出现其他突发事件,那就不是入不敷出的问题,而是倾家荡产的灾难,他们面临的是生存的挑战。这到底是入错行惹的祸,还是现行养老体制本身的问题呢?显然,是养老体制本身存在有失公平的缺陷。

    公务员,本身并不创造税收,企业才是最主要的纳税主体,而国企又是养老资金积累和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但却不是同等受益者。养老体制缺陷诱发的诸多不公平加剧了企业与政府间、新老职工间、国企与民企间的矛盾,让原本已经负重难行的国有企业更加步履蹒跚。

◎运动员兼当裁判,难逃“吃小灶”嫌疑

    1995年,国家率先对企业养老制度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实行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为内容的“统账结合”模式;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则未列入改革范围,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也就是说,机关事业单位仍实行福利性质的养老金制度,而企业则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即“双轨制”。从“福利”、“保险”这样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两套保障程度高低截然不同的养老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企业的劳动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国家财政本身就是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纳税,而企业职工则需要按自己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即所谓的“个人上缴部分”,属于工作年限内劳动者节衣缩食的节余,相当于“自我养老”。目前,按照规定,企业职工需要按照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8%缴纳养老保险。其次,制度执行的结果也不公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要比企业同类退休人员高出很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只与本人退休前工资收入挂钩,其平均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高达80%以上;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水平除取决于本人缴费年限外还取决于本人的个人账户缴费,目标替代率只有58%左右。

    据上海市劳动保障局的初步统计,上海市退休职工每月的养老金平均在1000元左右,最少的每月在700元左右。这样的养老金水平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并不能满足老年人其它方面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企业既需要纳税供养公务员,还需要自己掏钱供养自己,结果把别人养好了,自己却顾不上了,“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第三,制度持续强化的过程更为不公平,“双轨制”持续时间越长,机关事业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差距越大。数据显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费用总额1990年为59.5亿元,到2003年已达到1270亿元,增加了20多倍,年均递增20%,明显高于企业职工养老金增长速度。从1993年到2003年底,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养老金差距由40元左右拉大到600元,而且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不仅如此,机关事业单位连退休人员去世后的丧葬抚恤标准也普遍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如南方某省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的丧葬抚恤标准相差竟达15倍。同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人,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公民,同是在具有“国家性质”的单位工作,只不过社会分工工作岗位不同,死后就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吗?

    南方某市社保局出台了给予企业高级职称退休人员额外补贴的政策,副高级职称每月300元、正高级职称每月500元。但几乎同期,该市对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同类人员也有一次递增,但额度却高达400元和700元。

    这显然有失公平。众所周知,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国家的强大需要有企业的支撑,企业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而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是属于享受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也就是吃国家税收的。企业职工辛辛苦苦一辈子,让企业盈利,为国家纳税,到头来能够领取的养老金却比吃国家税收的人少得多,这样对待作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的企业职工,咋看都不合适。

    2007年海南省人大有一条题为《关于重视和解决机关与企业养老金待遇差别的建议》中提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享受在职工资待遇,并随着现职人员工资调整而调整,水涨船高。而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只及原工资的一半左右,且每次退休金调整,只是象征性的提高一点,不敌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幅度。2007年海南省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退休金为600多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退休金为1500多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仅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40%。退休金差距较大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海南省稳定大局的因素之一。

    造成这些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在于养老金制度制定程序的不公平。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政策的受益者,也就是说,在养老制度改革的游戏里,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政府将企业员工纳入了改革范围,却又像母鸡护小鸡那样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藏在翅膀下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养老改革是对国家和职工都有利的事,为什么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参与改革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策面前也该如此吧,但问题却是政策在制定时就已经“区别对待”了。难怪乎一些企业职工将中国的养老制度戏称为“穷人俱乐部”。

    一般来说,制定政策的人不能是享受政策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基本的公平。克林顿在位时给美国总统提了次薪,但是克林顿自己并不能享受加薪的利益。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倡导或提议加薪的这一届政府是不能直接享受加薪好处的,尤其是美国总统。人民不允许作为国家最大“管家”的总统,为了自身的利益向人民讨薪。因此,即便国会通过了总统加薪法令,但是,执行加薪法案的时间,也只能从下一任总统开始。而我国养老制度的改革,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机关,虽然没有将自身也融入到改革的行列,看似避嫌保持了客观中立,但造成的效果却是实际上的从中受益。难怪一些企业退休人员认为我国政府部门在制定养老政策时是“渔利自肥”,所以有的地方更是出现了企业领导和职工退休前,竞相调入机关事业单位的“大挪移”奇观。

    看看每年上百万人参加的“中国第一考”——公务员考试,了解了政企养老制度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73.6%的人想当公务员,为什么公务员报考中的热门职位突破1比4100大关。据报道,绝大多数考生都说他们报考公务员,就是奔着“工作稳定、待遇稳定、医疗养老有保障”去的。现在大学毕业生中更是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宁到机关做职员,不到企业做骨干!连涉世未深刚毕业的学生都知道企业和政府机关退休待遇是天壤之别,企业职工身在其中又怎会不“冷暖自知”。

    按现有养老保险标准,一位月入4000元的企业职工,60岁退休时,其生活水准只能维持年轻时1/4的水平。2006年,南方某钢铁公司有两位退休干部,是早年企业的创建者,目前的退休金一个是900多元,一个是700多元,看病吃药好多钱报销不了,生活很是艰难。东北地区一些老工业企业的工程师退休金只有五六百元,而且还要负担很多报销不了的医疗费,比如老年人的常见病高血压,医生叮嘱一定要吃“络合喜”,一个月下来四五百元,靠着微薄的退休金根本承受不起。

◎“一国两制”,何时制度能统一?

    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有委员提出,从机关单位退休的处级干部就能拿到2000多元退休金,但从企业退休的级别更高的所谓正局级干部却只能拿到1000多元退休金。连长虹老总倪润峰都说他自己退休也就能拿到1000多元退休金。数据显示,企业领导干部的养老金待遇比机关事业单位同类干部的待遇低4.5倍,比机关事业单位的勤杂工养老金待遇还低,这是世界各国绝对没有的怪事,也难怪一些国企领导干部心态不平衡。

    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部门,国企领导干部和政府机关官员本质上也只不过是分工的不同,他们事实上的频繁相互调任、角色互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国企领导干部做出的贡献并不一定就比政府机关的官员们少,他们管理的企业要在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政府承担就业、福利、稳定等诸多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是国企领导以其非凡的智慧、能力和心血完成的。当他们年老体衰退下工作岗位的时候,退休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一种评价。然而现行的养老制度却用少得可怜的养老金和同政府机关退休待遇的巨大差异否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努力。

    这种制度特别是对于相当于正局、副局待遇的高级国企管理人员非常的不公平。他们都是经组织批准和任命,由于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安排,调离了公务员岗位,并在企业勇挑重担、承担风险。他们有的来到了困难企业为濒临破产企业收拾残局,有的为企业的改革、改制、分流努力工作。他们为社会创造了税收,创造了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勋,到头来退休金还不如机关一个工勤人员。而且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不是能力水平的原因,也不是勤奋努力的结果,更不是个体贡献的差异,而仅仅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公平造成。别人吃着我看着,别人坐着我站着,这样的境遇确实有点惨,在这种情势下,谁能保持一份平和的心境?怎能不心里发堵,嘴发苦?怎能不影响在职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情绪和工作积极性?他们难以理解:明明到企业工作是组织上派我们来的,为什么到退休了待遇却相差如此之大?

    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不利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队伍的稳定,也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国家制定的政策和制度会对国民的行为起到很强的指引作用。针对养老金出人意料之外的差距,也让在企业工作的人们“悟然清醒”,也就难怪很多国企领导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而是想着如何打通关系“跳槽”到政府机关享受丰厚的退休待遇或是以权谋私在退休前给自己攒一笔养老金。

    有一个没有逃过“59现象”的国企贪官,在他的忏悔书里是这样讲述他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我一直想当个好领导,也是一直这么做的,直到快退休了,一次去市里开会,遇到我以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同事,他比我级别低,退休后能拿到的退休金却是我的几倍,而且医疗基本上100%报销。而我只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养老金,还只能在医疗保险范围里报销医疗费,我有糖尿病,很多药都是自费的,我的心里就一直堵着,想我也辛辛苦苦为国家奋斗了一辈子,太不公平了……为了找平衡,我开始捞钱,为了退休后能过得好一点……”

    养老制度“一国两制”带来的不公平,国企和政府机关之间看似不起眼的养老制度差异,事实上成为国企人才缺失和领导干部腐败的强烈动因。如果不尽快实现“两岸”制度统一,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就业压力、养老压力和医疗负担的不断增加,必然由此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寅吃卯粮,新老职工均生怨

    按照国家目前推行的企业养老模式,企业职工的养老由企业养老、个人养老和家庭养老三部分组成。虽然“养儿防老”是国人朴素的心理传统。然而,在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已经压得人们气喘吁吁、举步维艰的时候,“421家庭”,即父母4人、夫妻2人、小孩1人的倒金字塔结构的家庭,成为社会主流,希冀子女养老越来越不现实,依靠养老金养老逐渐成为国民无奈的共识。

    中国养老保险基金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社会统筹满足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养老模式,个人账户满足提高效率与收益的部分基金积累的养老模式。将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两种养老模式结合是中国的独创。

    问题是:在统账结合养老制度实施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养老、退休是由单位和国家包下来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他们享受当时国家养老的福利社会保障政策;新制度推出后,面临转轨的尴尬局面,“老人”无帐户更无资金积累,“中人”个人帐户上资金严重不足(个人帐户建立之前的工作年限,仅仅是视作个人缴费的年限而没有资金累积),这些人的养老金又必须从新体系中领取,这就形成了养老基金的隐性负债。

    这项隐性债务原则上应当由国家承担,由国家财政部负责解决。然而,国家却将其转嫁给资金相对匮乏的社会保障具体执行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由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就把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在职职工肩上——动用新缴纳的部分基金来支付过去的隐性债务,将“新人”帐户的资金在实际运作中现付给了现在的老人。也就是说,本应作为未来养老金积累的个人账户资金却发放给已退休职工,帐户实际上是个“空帐”。

    从目前全国各地的养老金收支情况看,许多地区动用了全部个人账户资金,最终导致所有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使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蜕变成名义上的基金制,即实际上的现收现付制。而且这种“空账运行”的情况一直收不抵支,且年度赤字规模持续扩大。2003年养老金当期支付缺口全国已扩大到500多亿元,个人账户的空账已达到4800亿元。据测算,到2033年老龄化高峰期,当期支付缺口将达到4400多亿元,空账14万亿元。现在中国养老金缺口已达2.5万亿,未来30年缺口将高达60多万亿。

    与此同时,养老压力逐年增加。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60以上的人口比例,亚洲平均为6.8%,我国为8.9%。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达18%,届时全世界将有四分之一的老人集中在中国。这种资金上的巨大缺口使得目前确定的“统账结合”的养老模式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养老金将面临更严峻的隐性债务危机和当期支付的财务危机。

    除此之外,最不可容忍的就是养老金监管体制的薄弱。企业和职工辛辛苦苦挣了钱交了养老保险,最后却成为贪官硕鼠口中的饕餮大餐。陈良宇绝不是个案,广州市就曾有9亿元养老金被挪用,目前只追回了1.46亿的案例。这些非法滥用的违法行为使得养老金的空洞愈演愈烈。

    这难免让现在的在职职工担心——等自己老了退休了,从哪里出钱来养活自己。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国家财政来弥补亏空,然而,如此之大的亏空缺口单靠财政来弥补又谈何容易。现在来看,政府主要寄希望于推迟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和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两项。但显而易见,这两个方法都是以牺牲企业职工利益为前提的,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只能延缓矛盾来临的时间。并且,这样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和职工负担,使本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环境更加恶劣,实质上是把本应由政府解决的矛盾转嫁到企业及其职工身上,这必然引发更大的矛盾。

     而且,目前国家已经提高上缴养老金的社会统筹比例来缓解资金压力了。我国养老帐户的资金来源于企业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和企业缴纳部分,缴纳的标准是按照企业职工本人上年一度月平均工资数(最低数为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最高数为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300%),个人缴纳8%,企业缴纳22%。2005年以前,个人缴费的全部和单位缴费的3%计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单位缴纳的19%划转入社会统筹;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单位缴费不再划入职工个人账户。很显然,新办法对企业职工而言更为不利,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养老金制度更加雪上加霜——新政策下个人账户缴存比率的减少,会使“中人”和“新人”未来的养老金缩水。

    新职工养了老职工,自己却没人养,难免心中有担忧、有怨气。而老职工又由于当时的养老金发放办法造成的数额偏低、增长缓慢而心中不满。于是新老职工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团结和社会稳定。

◎被迫行善,国企兼职福利院

    如果我们把国企养老金的负担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当中去对比,就会看到国企是养老统筹的主要贡献者,其负担远高于民企等其它企业,这就形成国企与其它企业竞争条件上的不公平。多年来,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的稽查非常严格,但是对民营企业的监督却力度不大。2006年底,全国企业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436亿元,这些欠缴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民营、私营企业。某市约500家民营企业,参保的民营企业仅有10家左右。2006年末全国民营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仅为48%,民营企业保险缴费比例不到国有企业的一半。而且民营企业多用少报工资总额、少报职工总数的方法来降低企业应当负担的上缴费用。少缴、欠缴,甚至不缴成为非国有企业缴纳养老保险中的突出问题。

    由于国有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大大高于非国有企业,并且严格依照职工的工资总额按比例执行,不像民营企业故意压低职工工资基数,少缴、欠缴甚至不缴,因此用于社会统筹的养老资金来源绝大部分来自于国有企业。理论上来说,企业及其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越多,职工退休后得到的退休金应该越多。但是,由于养老保险的计算办法和国家的政策条件,差距并不是很明显,国有企业多缴的资金并不能为本企业职工直接带来相应比例的直接利益,而是被“社会统筹”严重稀释,被那些少缴、欠缴,甚至不缴的非国有企业职工“利益共享”了。可以说,他们吃的“饺子”,大部分都是 “国企的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不仅如此,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养老费用的负荷逐年增大,目前,企业退休人员达4000多万,并以每年300万人左右的速度快速增加,国家每年为此新增养老金支出近500亿元。同时,由于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和高速通货膨胀的影响,国家不得不连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目前企业月人均养老金首次超过1000元。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必然有人要为此买单,国家需要用于社会统筹的养老资金越来越多,而目前养老基金空帐运行的现状是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区)连养老保险的确保发放都面临困难,国家财政如果不予补贴,必然要求提高目前能够收缴的养老资金的社会统筹力度,买单的还是企业和企业的在职职工。

    从新政策规定企业统筹中的一部分不再划入职工个人账户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家的养老政策走势并不打算用财政来弥补资金缺口。如果再提高养老保险的上缴比例,将进一步增加企业和职工负担。而如果国家对民营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稽查力度仍不大幅提高的话,这部分负担的绝大部分又将落到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肩上。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竞争激烈,民营企业的人员精简、负担轻,而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在竞争中本来就处于劣势,养老保险改革又走在了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在国企冗员未完全分流的情况下推行养老保险改革,再加上国有企业分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统筹责任和压力,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虽处在同一个市场环境却不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越来越重的养老压力使得国有企业,尤其是人员众多的老国企不堪重负、举步维艰。

    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就业领域的收入水平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政策的制定不从理念和方式上找问题,不从“斩腰齐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不顾及一般的公平底线决定问题,那么,劳动者只是因为所处社会组织的不同,在养老金方面的负担和待遇就不同,则势必进一步加剧因养老收入差距拉大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养老制度的决策偏差跟我们“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相违背的,它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与和谐,造成社会矛盾,更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不只是一句口号,更需要政府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谋划全局,更需要有着以“公平、平等”为基础的制度作为保障,更需要得到最广大人民由衷的认同与支持。为其如此,则和谐社会成矣!

退休老人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废除退休金双轨制以示公正

    退休老人群体的分配不公已达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以及参加社会养老统筹的自由职业者被压到了社会最底层,而党政机关干部以及事业单位(国家财政)的退休人员、尤其是原政府官员的收入却是同资质企业退休人员的2~3倍,这在标榜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体制内,严重地分裂了退休老人群体,成了社会不和谐的突出问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非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或社会转型的因素,它完全是执政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婪地进行“自肥式分配”的产物。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退休者都是政府领导下公有体制内的劳动者,他们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领取只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微薄工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初步繁荣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职工们努力工作,换取延期支付的退休、养老、医疗、住房等等补贴,在那个时期,无论你是国家机关干部(包括各级官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直接从事生产建设的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大家在物质利益分配上基本上是公平的,主要是根据年功(工龄)和能力(如学历、工作贡献)所综合评定出来的工资级别进行分配,不像现在所执行的完全是按权分配。那时的官员并无分配上的特权,资深工作人员(如高级别的工程师和技工)的工资超出本部门领导者工资的现象并不罕见,这种分配原则体现了共产党追求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的理想。这三部分人员在退休后的待遇也基本上是平衡的,不论你曾在哪个岗位工作,具有相同资历的退休者的收入差距都十分有限(即使有差距也没有现在如此悬殊)。

改革导致利益越来越向权力倾斜

    二十多年改革的后果,就是用物质手段来收买各级官员的忠诚。于是,体制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便开始向有权者及其群体倾斜,一个拜权主义的特权社会从此迅速起跑。近年来,政府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务员,应征者有如过江之鲫,几乎到了千里挑一的程度,形成“拜权”社会的风向标,然而,与拜权社会形影相随的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拜金社会!

    为了在分配上向权力倾斜,政府提出“高薪养廉”的理论,认为提高了的待遇,官员们就不会贪了。执政者几乎完全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基本清廉的原因所在,所以,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向官员们许诺,要在他的任内连续三次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他们的收入翻番。但只提高了两次后,执政者便已陷入四面楚歌了,这是不顾国情、孤立地提升官员收入而遭致民众强烈反弹的必然结果。朱镕基先生毕竟是一个体察民情、清廉而睿智的人,他住手了,没有敢调第三次,将其推给了下一届政府,而他自己则激流勇退了。

    党政机关的退休人员之所以大大优于为社会贡献财富的企业退休人员,主要得益于他们没有进入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继续在原工作单位从政府的金库里领取退休金,因此,他们能充分享受到现职公务员大幅度提高工资所带来的好处,能保持原有职、级的优势。而进入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的企业退休人员,虽然规避了企业倒闭而失去退休金的风险,但却再也无从享受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企业大幅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与已退休者无关,尽管你曾为这家企业付出过劳动,留下了成果,但无论你是退休的厂党委书记、总经理这样的企业高官,还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样的技术骨干,都再也见不到企业一分钱的回报,退休者与所服务的企业完全割断了关系,原有的职、级变得毫无意义,处于一种任凭政府社保部门官员摆布的孤立无援境地。因为党、政机关都是吃国家财政的官员,在那里根本就找不到企业退休人员的代言人,因此,这一极其不公平的问题任其延续了近十年,而且愈演愈烈,到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

    2006年11月20日的《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杨眉以《老干部称退休待遇悬殊 工程师退休金不如清洁工》为题进行报道,其中有一段: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退休前是某公司的总工程师、经理,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工龄近40年,他退休后的月收入是1008元;其妻子,原为农村妇女,后受惠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靠丈夫的地位而进城,安排在环卫局当工人,后又转正并提前退休,工龄只有12年,但她退休的月收入却是每月1300元左右。

  工龄40年的高级工程师丈夫,退休金却不及做清洁工、且工龄仅有12年的妻子,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因为丈夫是从企业退休的,而妻子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

    报道还对不同部门的退休金做了一个比较:在企业退休的干部,每月的退休金为900元左右,而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退休的,每月退休金3000元左右,仅退休金差距就达3倍以上;除此之外,在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的,每年还要增发一个半月到三个半月的退休金。

    党政机关的退休人员退休金的提升幅度一次可高达一、两千元,少的也有三、四百元,而企业退休人员的调整幅度最高也就一、两百元,少时则只有二、三十元,真可谓天壤之别!别看企业职工调得少,升得慢,政府给职工涨这点钱时必定在事前事后大加宣传,所有媒体齐上阵,一定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党和政府对企业退休人员的“恩赐”和“关怀”。而党政机关公务员的退休者大幅度提高退休金时则秘而不宣,个个窃窃私喜。

    由此可见,当执政者丧失了信仰和理想、权力又得不到监督时会产生多么令人吃惊的贪婪。贪腐有如钱币的两面:如果将有权者私下接收贿赂、非法贪污和挪用公款看成是贪腐钱币的反面,那么,特权阶层假公权力之名,进行集体的、合法的“监守自分”则是贪腐钱币的正面。他们往自己的腰包里装国库的钱时是那样的痛快淋漓,而给他们的主人涨几个小钱时却显得如此吝啬!

    事实上,剋民者往往并不律己!当今的执政者动辄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我们的公仆却很特殊,他们掌控着主人的钱袋子,不管主人同不同意,可以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并直接从主人的钱袋子中把钱拿走。大家听说过有哪家的仆人可以这样做吗?

    关键问题:公务员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否能够让公民满意?公务员的收入参照什么行业的标准?将公务员工资和外企高管比,是否合适?(人家是瓷器饭碗,而你是铁饭碗,退休后你的退休金远高于人家,你享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以及惠及全家的医疗保险,其他行业没有)。如果政府的公共产品不能够满足公民的需要,公务员继续加工资是否合理?最后,公务员的收入只能够参照某个行业标准,而不能够参照所有行业的优势!将所有优势行业收入标准套入公务员队伍!

    在一个法治国家,公务员的权和利都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如果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那将是天大的笑话。人民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公务员的待遇当然要由人民制订,也就是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要经过议会的批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规矩,即使政府提出给公务员涨工资的议案获得议会通过,提出议案的那届政府却无权执行和享受,必须等下一届政府才能实施,这叫“利益回避制”,避免了公务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也避免了公务员不干正事,天天琢磨给自己涨工资的现象。因为琢磨了半天,自己一分钱也得不到,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国会议员。研究美国宪政的人都知道,如果美国国会议员要涨工资,法律上也有一个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在美国,当官的要想涨工资,首先要经过代表人民的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在美国成立217年的历史上,美国总统只有过5次加薪,平均加薪间隔为43年6个月。反观我们中国,“有权就有一切”,官员想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与民主体制国家的差距何其大也!

    计划经济时期,党和政府将全国看成一盘棋,不存在劳动者失业和企业破产问题,只有单位、企业的合并,人员的调动或重新安排,劳动者到哪儿都能退休,都有部门管。那时叫退休金,在哪儿退休就由哪儿发,根本就没有社会养老金一说,国家从来就没有考虑建立什么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更没有用于职工养老的储备基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既然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就必须放弃包揽一切的超级主人的角色。因此,在1980年代,政府将国营企业的经营权和利润分配权下放给企业官员(其中许多缺乏市场经济意识、甚至缺乏责任心),要求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只保留形式上的所有权,所以改称国有企业。

    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竞争,必然出现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国有亏损企业、甚至破产倒闭的企业,这些企业的退休职工,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将面临无收入的生活绝境。政府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未能事先采取对策,等到问题成了堆,困苦的退休老人不断地上访求助,这才被迫于1993年左右建立起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以缓解领不到退休金的企业退休人员所面临的困境。这样的背景就决定了该体系的社会救助性质,政府为了使企业退休人员与退休前的待遇脱钩,还特意摒弃了原有的退休金名称,而改称养老金。养老也者,即保障个人基本生活而已,明确告知企业退休者不应有“非分”的奢望。

    然而,此时的政府仍不肯划拨国家的财政收入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偿还对那些已退休者的欠账,因为他们过去所创造的财富完全被国家拿走了,那里面是应当含有养老保险金的。按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规定,参与保险的每个人都要建立个人账户,按月累计记入由所在企业和本人所交纳的养老保险费,而对建立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前退休的老人而言,却无人替他们补交过去的欠费,名义上他们有几十年的工龄,但他们的个人账都是空的,而政府又推卸责任,不愿为他们填实。

    现在,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是用企业为在职员工和员工们为自己上缴的养老保险费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即退休老人领的是在岗职工未来应领的钱,这是典型的“寅吃卯粮”。因此,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个没有储备、非常艰难而又脆弱的系统,所以,进入到这个系统的退休者必然很苦。

    制订政策的官员们,他们最了解实情,绝不会犯傻,自投到“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这一苦涩的罗网中!所以他们以种种借口游离于系统之外。譬如说:单位向社保系统所交的养老保险费也是国库的钱,无非是国家把钱从左边的口袋装进右边的口袋而已,实无必要。因此,他们就可继续保持着吃皇粮的特权,而且仍然叫退休金,以便延续在职时的所有权益。这种理由根本不通,实质上,掌权者是以公权力某大私。

    于是,吃国家财政而领取退休金者与生产物质财富而领取养老金者从此分道扬镳,形成上下两重天,成为利益分配上极不公平的两大集团。我们可以用坐公共汽车来比喻这件事:原来公有体制内所有的退休者都坐在车上,但人越来越多,车辆的马力不够,不堪重负。于是,司机(政府)便将不吃皇粮的人赶下了车,令他们步行,而且还调侃他们,说车下的空气好,有利于健康(意即你们从此再也不愁领不到退休金了,多好呀!)。因此,同在公有体制内工作过的战友们,退休后则分裂为“坐车”集团和“步行”集团。

    然而,近几年,情况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坐车”集团也开始分化,一分为三:离休人员(即所谓的“老革命”)阶层、政府机关退休人员阶层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阶层,他们之间也在拉开距离。离休人员异军突起,待遇最高,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则在吃皇粮的特权体系中逐步被边缘化。前者所体现的是弱势的国家领导人的心态,希望以此来堵住一些资深望重的“老革命”的那张无遮拦地议政、干政的嘴,用最好的待遇让他们保持沉默,以便现领导人平静地按自己的意愿治理国家。后者所反映的是政府甩包袱、减轻财政负担的动机,企图让退休官员们独享吃皇粮的好处。

    这里,还须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 — 社会保障部根本无权对退休人员进行随心所欲的第二次分配。道理很简单,退休金政策并不是他们定的,每个退休者的退休金都是由所在单位按政府另订的政策计算出来的。我们假设该政策体现了按劳分配精神,基本上反映了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么,退休人员的初始退休金便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任何人都无权打乱各阶层退休人员在初始退休金上的比例关系,否则,便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上点纲,便是违宪。社会保障部是政府下设的一个服务部门,它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根据每年国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科学地确定每年退休金的调整率(%),向社会进行公布,退休者个人都能根据这一百分数算出自己应得的退休金,无须社保部门越俎代庖,那该要节省多少人力!至于因过去没有这样做而造成的困难,这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历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数据都有档案可查,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然而,纵观这些年来,社保部门每年胡乱出台一些没有规律、前后没有关联的、长官“拍脑袋”的政策:早期的是给退休金低的多涨,高的少涨,超出某一标准的不涨,具体就是按退休的年度划段,搞起了绝对平均主义;后来引入了工龄指数,工龄长的多涨,工龄短的少涨,还附加了一些照顾性的规定。这反映出社保部门的低能和滥用职权,因为他们只懂加法,连百分比都不会。总之,社保部门没有权力规定给谁涨或不给谁涨,给谁多涨或给谁少涨,也无须制订什么特别照顾条款,除了大家都按同一比例上调外,其他政策都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这些年所出台的调整养老金的具体政策都是非法的!全社会退休者的分配权决不能落到一个小小的政府服务部门的手中,不能让社保部门的官员在所有企业退休者的头上作威作福,希望中央政府尽快收回他们手中的二次分配权,减少人为制造的矛盾。

    我们有两个疑问:(1)假使政府真想缩小差距,实现公平,那就应当首先声明,在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期间内,冻结党政干部退休人员的的退休金。政府做得到吗?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声明,谁能相信政府的诚意呢?如果让企业职工向前迈了一小步,但党政干部退休者却又向前跨进一大步,那么,这样的许诺还有何意义呢?

    (2)这个过程为何要持续三年?当今国库充裕,党政干部退休人员提升退休金基本上都是一次到位的,上升幅度有的达一、两千元,近乎疯狂的程度,为何还要歧视性地对待企业退休人员?

    绝大多数的企业退休者除了需自费的医药费用外,他们基本上是社会上的低消费群体,以现有的养老金水平,日常生活大致无忧,比起那些低收入、低保人群来,已经觉得很满足。现在的不满,完全是党政机关干部当权者以权谋私的自肥式分配所刺激出来的!

    建国之后,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就一直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在经济上,也制造了两次大的社会分裂:第一次是为了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决定牺牲农民兄弟,让他们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低价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但却享受不到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1958年后,更以户籍制度将农村与城市截然割裂开来,建立起了一个分裂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使农村和农民长期处于落后和贫穷的状态,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

    第二次是为了扭转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实行改革开放,重回解放前的资本主义道路,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培育出国内的新兴资产阶级。只有由竞争性的市场主导,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在此种背景下,政府顾不得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和在那里为国家工作的广大工人阶级了,将他们扔进了市场这个大海。于是,懒散而缺乏竞争力的中、小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突然间,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兄弟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他们独自吞下了改革开放的苦果,而他们所养活的“公仆”们却没有遭遇到任何风险,顶多从这个庙换到那个庙。

    严格讲,当前退休老人群体的分裂是第二次社会分裂的延续,不过,此次分裂包含着更深刻的危机。在政府人员编制中,所谓的“国家干部”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统称,即凡是由政府的人事部门和党的组织部门统一分配(或就地提拔)到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统称干部,均属吃国家财政的国家编制。在这庞大的国家干部队伍中,国有企业的干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中有党和政府任命的企业领导人,有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同为国家干部,大家原来都是平等的,待遇相差十分有限。然而,现在退休后却有了天壤之别,虽说企业干部为落难的工人阶级陪绑,义不容辞,但他们与其他吃国家财政的干部毕竟是同根所生,现在政府用权力硬行将其撕开,置企业干部于不顾,当然会使他们有一番别样的疼痛。可以说,这次干部层的分裂已达政权的核心部位,谁能想象下一次的分裂将在何处发生?

    我们的政府不能老玩“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把戏,既然想将政权千秋万代延续下去,那还要靠广大的民众支持和拥护,只收买官心是远不够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让全民共同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我们的政府如何落实?

    最后,我们向政府呼吁:(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统一标准,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还有一个问题:人大常委会的干部也是公务员,给公务员加工资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
(2) 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也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交纳养老保险费。不能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特权。(3) 鉴于目前原公有体制内的社会分配十分混乱,中央政府有责任组织专门机构进行研究,通盘考虑,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方案: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分配制度进行规范、统筹;另外,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过低的问题,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自费参加了社会养老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许多政策甚至可以推倒重来,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各方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呼声,注重科学性,避免前述人治因素和长官意志的干扰。

 

 

发件人:"半月大哥" <chnzz@163.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1 08:55:0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回复: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

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

-----村落解体、乡镇合并、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

王向阳

2008年10月31日

前 言

    必须明确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农业产业转换即农业由单一性的经济结构向组合化、高级化转换,农村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回避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这就是所谓“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土地的使用流转办法不能完全适应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分散的小规模的耕地承包经营方式,在口粮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缺乏非农业就业出路的时期,是有利于农民精耕细作和提高耕地产出效率的。但当进入商品农业和农业劳动力大量异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时期,这种分散的和小规模的耕地承包经营状态则十分不利于耕地的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和耕地生产率的提高。

    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土地承包经营方式,使农业生产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困难。一是农民和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高,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得不到加强;二是耕地保护的难度很大;三是对耕地进行掠夺式经营的情况比较普遍地存在,过度用化肥代替劳动投入导致地力下降和土地板结;四是农业补贴政策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农业增加的实际产出之间难以形成应有的比例关系;五是农业技术推广困难,使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难以迈出大的步伐。

    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新修订的《纲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从保障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出发,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围绕规划目标,《纲要》明确了土地利用的主要任务:一是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补充耕地的法定义务,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提高农用地综合利用效益。二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引导城镇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提高基础设施用地效率,重点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的控制。

    河南、黑龙江、吉林三省耕地总量约占全国的21%,人口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5%。如果这三个中国粮仓尽快实现改革,土地的集约化产业化有利于粮食的稳定高产,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就有了根本保障。

    本文的建议可以简要概括为:乡镇合并、村庄解体、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

    在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尽快掀起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圈地运动,消灭村落,完全撤销村级建制,农民走进卫星城。整合乡镇建制,每个农业大县可以保留几个乡镇,经改扩建为县级市下辖的卫星城。农村耕地、宅基地实现集中,走集约化耕种之路,大型现代化农庄企业展现雏形。

    中国乡村问题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从粱漱溟、晏阳初到温铁军,直至最近河南25岁的小伙子“跟我回中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尤其是“跟我回中原”对河南的村落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针对河南农村现状在国内率先提出来村庄合并的理论,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看到后给以肯定认为值得探索。本方案较之更激进,或者说更彻底。农村改革试点先行,尤其是中国三大粮仓河南、黑龙江、吉林要尽快试点。对于试点地区,要么不动,动则必胜。

    当前村庄合并的进程

    中国近期正在广大农村推动的村庄合并,村庄合并将是又一重大改革。村庄合并将实现资金、资源、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最终达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村变社区,农民成市民。 

    基层政府推行乡村合并

    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近一时期正在探索村庄合并,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不久前中国对于乡镇实行合并之后的又一农村重大变革。据悉,目前,在浙江、山东、江苏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基层政府正着力推行乡村合并,大大减少了行政村乃至乡镇的数量,精简政府架构已取得较好效果。著名“三农”研究专家高以诺指出,伴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转变成城市居民的人数日益众多,已造成一些村庄,包括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呈现“空心化”急增的趋势。另外,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个村庄拥有资源量的不同,强村与弱村之间也形成了较大差距。“大村庄制”的实行,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治理,更好地建设农村社区,为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

    村民自治渐趋社区化管理

    实行村庄合并的“大村庄制”,对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起好步”、“开好头”的重要作用。村庄合并,既可以使村一级的干部班子职位以及人数大量精简,还可节省大量开支,减轻民众和国家负担。而其真正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令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

探讨当前试行“村庄合并”即“大村庄”制所存在的问题

    一、走进城市是农民的最终梦想,但此城市不是大村庄。人群的流动一般遵循趋利避害原则。让农民走进城市的最好办法不是民主协商,开会表决。而是要摸清他们的心理,对症下药。(1) 对18岁以上48岁以下:他们可以说是新农村新农民的代表(48岁也就是改革开放时候恰好18岁这一代人,所以这个年龄段有特殊意义),这部分人口对城市的亲和力最大,城市文明对他们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过,对于进入离家乡不超过2公里的大村庄恐怕不是他们的梦想所在。他们离开土地的代价是取得城市生活的入门券。他们的最大梦想就是放弃土地和宅基地,进入早就服务多年非常熟悉的城市取得市民资格,享受廉租房和低保体系。当然还有一大部分人可以进入大型现代化企业农庄里服务,成为农业工人,他们的留置条件是每人可以按月领到口粮。

    (2)60岁以上和18岁以下的采取社会集中保障的方式解除后顾之忧。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要吃饭生存医疗和接受教育。所以对进入何处他们的选择意义不大。60岁以上的进入养老院,养老院经费来自政府财政补贴和原有土地宅基地出让后的收益。18岁以下的农村子女每人可以按月取得固定的口粮。学龄儿童获得免费教育,并由政府提供免费午餐。

    (3)48岁到60岁之间的人可以按月领取口粮。经过一定的培训后他们可以获准进入卫星城居民社区服务,取得一定的报酬,维持正常生活。

    二、小片试验、集中推广、节约资源、杜绝浪费。选择某个农业大市,或者几个大市的若干个县区开始,不留余地,全面推行,充分利用农民的从众心理。让农民听话的最好办法就是首先是好事,心理上不抵触;其次就是没有别的参照,要让大家看到试点之内四周的村庄没有能够脱离于改革范围之外,所以心理上不依赖。这样集中整合,看似大动干戈、浪费资源,实质上会避免人为制造一些的村不村,镇不镇的一些怪胎,节约大量社会资源,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流失。

    三、村庄合并实施难度不低于让农民直接进入卫星城。目前某些省份推行的村庄合并多采用政府推广的方式,农民很难满意。但如果采取靠农民自愿结合的合作社方式,整合的时间效率都会很低,而且不会取得大的成果。既然都由政府推行,不如一步到位。

    四、村庄合并改革的不彻底,不利于土地的集中。如果土地不能实现大幅度的集中,那么真正的农业集约化生产就不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是我们曾经追逐多年的宏大目标,只有大资本的及时介入,现代化机械的日益普及才有实现的可能,而现在正是土地集约化开发的绝好时机。

    五、不利于大范围推广集约化农业。仅仅村庄合并而不是向卫星城集中的弊端还在于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示范效应,更不利于在国内主要农产区的大规模推广复制。现有的土地上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已经破坏殆尽,目前农村基本是靠天吃饭。如果我们仅仅在于整合几个有限的村庄,那么我们的土地集约化,上万亩的大块土地从何而来?如果没有足够大的面积,那么单纯为小块土地而建设完整配套的滴灌或者灌溉水利系统就不够经济,也不利于控制成本,更不利于农业整体生产水平的提升。

    六、不利于推行现代化行政管理。村不村,乡不乡的大村庄,原有的村落组织没有彻底消散,还要保留村长同时副村长必然增多,加大村级财政支出。行政管理上无法按城市社区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等工作阻力依然强大。

    所谓卫星城的定义

    主要农业大县(建议国家将实施新农村改革后的县,全部改为市建制)周围的一些交通便利,基础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乡镇,经过改造扩大建设形成的新城区。卫星城建设规模、人口等指标高于一般乡镇低于县级市,其组成居民主要是吸纳新农村改革乡镇撤并、村庄合并迁入的农村村民。

农民走进卫星城的可行性分析

    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已经比较严重。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43.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49%、22%、29%,就业结构还只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

    目前农村青壮年大多出外务工,与土地基本脱离。而农业的机械化已经广泛采用。从播种到收割,都是机械化。而目前农业的经营方式,依旧是承包到户,小块自主经营。这样的小型井田制方式适合温饱期的中国农村。但是目前经济发展的程度,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对农民的作用已经很小了,传统农业的市场价值已经不大。而合并村庄走向卫星城之后,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由集体引进资本组织大规模企业化生产。这个集体,指的是新建设的卫星城。这样的好处是,大型机械使用的效率提高,农民可以不参与农业生产,有更多的精力去务工。而他们的农业收益却不会减少。土地收归集体之后,农业收益可以根据人口平分。他们的利益没有减少。这和目前的中心城市占用农田不同,中心城市的建设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而这种模式的农村城镇化,却增加了土地,而且能保证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不会减少,或者减少的程度很小。

    从源头彻底解除当前县乡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对湖北襄阳县、河南鄢陵县和江西泰和县三个中部地区典型农业县进行了案例剖析。从调查来看,公共财政面临严重的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县乡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只能勉强保证工资的发放。第二,预算内资金缺口大,预算外收入膨胀。由于县乡政府没有立法权,弥补财政缺口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附加等预算外渠道筹集资金。第三,县乡财政负债严重,基层财政风险不断加大。第四,县乡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县乡政府除了争取中央专项资金外,对农业几乎没有投入。

    报告提出:县乡政府普遍面临的公共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归纳起来为四个方面。首先,基层政府财政危机直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是向农民过度征税。二是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各种开支的需要,地方政府借各种名义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从而使得农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三乱”膨胀,使农民非税收负担急剧增长。其次,乡镇政府过度抽取和挤占村庄一级财力,导致村一级难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对乡镇政府来讲,弥补财政预算缺口的普遍的做法是挤占乡统筹资金,甚至挪用村提留款。在所调查的三个县,都存在动用乡统筹资金弥补财政预算缺口的做法。在财政困难的乡,甚至直接用村提留来弥补财政缺口。第三,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受到严重影响。确保基层政权的稳定,一要保工资发放,二要保正常运转,这两个要求达不到,基层政权稳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调查发现,由于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标准偏低,不但确保不了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需要,一些财政困难乡的领导还常为电费、电话费、交通费等公用经费发愁。由于县乡预算收入偏低,上级补助又满足不了需要,为了保工资,近几年拨付的公用经费逐年减少。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面临的公共财政危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可能导致乡村公共权力机构或组织的瘫痪。第四,财政危机向农民的转嫁,使基层政府与农民处于利益尖锐对立的状态,已成为影响农村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撤并了大量的乡镇,解体了现有的村落,从根本上解除了原有的庞大多级的管理模式,大量的冗员被裁撤,机构被撤销合并,那么我们的行政管理成本就有了大幅度下降的可能。

    让农民彻底走向城市,解除沿海地区城市季节性用工荒

    村庄合并后,在外务工的青年农忙时节不必回来,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一个农民工回来收庄稼,他损失的费用有,一个月的工资,来往的费用。如果是省内,估计有1000左右,省外,则有1500左右。按照目前河南每年有1974万的农民工这个数据计算。河南用此方案转化3000万农民成为城镇居民,这3000万人每年有100万原先需要在农忙时节回家收庄稼,使用此方案后,这个损失就可以避免了。按照100万人来计算,就可以每年为农民节约10亿-15亿。节约就是增收。当然,随之而来的全球中国独有的春运,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聚集人气 创造市场

    新城镇的建设,使得原先市场价值不高的农区小镇变成规模较大的卫星城,等于人为创造了市场,会使得当地的市场价值放大。人口聚集可以催生新的产业。比如零售连锁,总是选择人口聚集的地区,如果聚集的程度高,餐饮,百货都会因此而兴起。投资者才会去投资。而这些吸引来的产业,丰富了群众物资生活,也自然为政府增加了公共税收。这些就是聚集的好处。同时,人群的聚集,能够给第三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进卫星城的新市民在选择做大型集约化农业工人的选择之外,又多了一种从事其他服务业的机会。

    彻底解决当前农村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

    现有农村目前有大量的空心村存在。很多家庭都是老人孩子在家,随着精壮劳力的外出,乡村自治能力降低,加上基层政权的日益薄弱出现管理真空导致治安水平下降,因为国家的权力退出,村落自然生长出来的往往是消极的秩序,比如宗族势力恶性膨胀控制乡村政权,或是村落秩序黑社会化或灰化。案事件发生率增加,治安恶化,群众生活安全感较低。而现有的公安派出所由于警力有限而管理村落过多无法实施有效治安防控,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一旦组织农民进入卫星城后,沿用城市成熟的治安管理模式,这些棘手问题迎刃而解。

    扩大需求 拉动内需

    新农村卫星城的建设,就产生了建筑业的兴起,农民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就业机会。建筑业的振兴就会刺激建筑材料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进步。

    使用此方案后,目前的村村通因为原有村庄的消失而减少费用。如果按照6个村实现村村通,政府和农民需要投资10万来计算。如果我们这样新的城镇1万人的规模,那么3000万人就可以成为3000个小城镇,从而减少1万5千个村庄的村村通费用,计算起来就是15个亿的费用。这样因规模化而节约的费用,还有很多。集约后的城镇,使得农民房产价值增大。特别是临路的门面房。而这些在合并之前是没有的。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利于技术培训 为新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对于卫星城的新市民来说,就业机会主要有三点:到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从事务工,成为集约化大农庄的企业工人,在卫星城从事服务业。而这三种就业机会都离不开基本的职业技术培训。

    新的较大规模的卫星城出现,使得国家的一些产业培训有了更高的效率。现在农民获得培训,虽然政府是免费的,但是多在县城举办。如果把农民集中到新的城镇里,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培训机会。

    人口聚集 加快卫星城的飞速发展

    人口的聚集,可以加快一个地方的文明发展速度。这也是城市和农村的传统区别。城镇化也是先进文化和新的成活方式能普及的基础。现在的农村不是过年的时候,冷冷清清,很多农民在农村生活时间很短。所以,建设新城镇,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收入和生活质量上,改变农民。合村之后,大学生下乡才会有基础。按照目前的现状,如果大学生去无产业,无基础的普通村落,无疑是没有作用的。而新的卫星城的建设,这些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和生活过的人,才会加快这些地方的文明走向更高层次,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在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速度也会加快。比如建设较高标准的医院,就因为人口的聚集而有了更多可能。即使是民营医院,也愿意来投资,这对农民的医疗改善是有好处的。现在农村大都是设置简单的小诊所,医疗水平,服务水平较低。

    依靠教育培养未来蓝领大军 从根本上提高城市人口素质

    城市化运动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开始,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还要从农民下一代着手,如何把农民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是一个关乎城市未来、中国未来的大问题。而农村孩子是教育关键,为中国未来提供优秀的蓝领工人,比大学生、博士更重要。现有城市治安恶化与庞大流动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素质较低人群有因果关系。

    如果能够把广袤中国土地上的农村人口作为中国未来蓝领技术工人的主要源泉的话,那么卫星城的职业教育将成为中国未来蓝领工人的摇篮。国家有能力对新农村改革地方的职业教育实施彻底免费,甚至应该为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提供校服和免费午餐。要让卫星城的农村孩子知道:只要能够拿到正规的职业教育合格证,也就意味着得到了城市生活的入场券。

    卫星城建设后,教育设施的配置使用就更加合理。除了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外,义务教育资源的利用也会更加合理,可以从失业大学生中择优选聘充实基层教师队伍,中小学义务教育现状会显著改善。

    村庄解体面临的主要人群

    原有乡村不但是生产集合点也是宗族的象征性聚集点,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原有的宗族纽带已经彻底松散,加上现有的现在的空心村里只剩下大量空置的房子,老人和孩子。不管你怎么合并,已经在城市打工多年并能有稳固的收入的新农民已经习惯大城市生活,不会留恋于小城镇,如果借此机会正式获得进入大城市成为大城市居民的机遇,他们肯定不会错过。目前呆在农村的主要还是老弱病少,这些人的生活怎么解决?是否完全依赖政府的供给,换句话说,他们的土地和宅基地被政府拿走集约开发后的补偿是什么?事实上,离开土地的农民和城市里享受低保的居民有何区别?他们为何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低保待遇呢?

    土地合并后归属权

    村庄合并后大量耕地走向集中,从而农村会出现万亩良田。这些土地归属于谁?怎么利用开发?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利于解除农民后顾之忧,他们的生存保障和未来收益将成大问题。限于当前的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农民土地和宅基地集中后,其所有权应该归属农民进驻的卫星城所有。

    村落解体整合后的土地如何利用

    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间,除非有一天人们可以从海洋里生产出粮食和必要的生存物资,土地的生产功能必须坚持。原有的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必须继续执行。那么这些土地交付给什么人管理和开发呢?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建议:集约开发,引进资本,对外租赁,发展大型现代化企业农庄经济。凡参与开发的企业必须缴纳的足额的保证金和当年的租金。保证金保证不侵占可耕地,不改变土地用途,按每亩2000元的标准征收;租金可以参考大生产农业收益平均计算。

    签订长期土地合同后,土地开发单位可以从银行取得一定比例的信贷支持,用于原有村庄拆迁土地平整、以及引水灌溉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巨额的土地押金用于农民卫星城的建设。逐年的土地租赁收入上缴县财政后用于卫星城农民的低保和医疗教育费用。

    有规划的建设新型卫星城

    村庄解体的目的是尽可能节约土地,城镇化程度提高,不是为了人为制造几个介乎乡镇和村庄之间的东西。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对于那些极少数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山区等特殊地理条件,人口不多,乡镇数量不大的县域,完全可以直接改扩建为市。所有农业居民直接进城成为城镇居民,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并享有低保和免费医疗教育。(二)、对于那些人口庞大,乡镇数量较大,地理位置较好的县域则从现有交通便利、基础相对较好而且接近县城的原有乡镇遴选出若干乡镇改扩建为县级市管辖下的新型卫星城。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县城下面都有一些发展较好,城市化程度较高,市场经济相对比较成熟,交通便利,甚至通了铁路和高速公路的乡镇。这些乡镇经过改扩建,完全可以容纳乡下农民的进驻,进而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基本原则是:卫星城的人口和城建规模不超过县级市为宜;每县建设卫星城的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5个;人数大致均等,位置相对优越。

    村落消失后的家园

    乡村牧歌式的生活从此将成为诗歌里的一种记忆,那么我们的根如何保留?我们最后的纪念地如何保留?我的建议是每个村落完成合并整合后,建立村落纪念碑。纪念碑上将铭刻村落名称,搬迁前原有居民姓名,搬迁原因,以志纪念。纪念碑可以供后人寻根,访祖,找到童年的家园。

    卫星城建设的可能性

    根据国土资源部曾经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2004年的1.41亩进一步减少到1.4亩,加上人均宅基地面积,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2亩。当然各地会有所不同。但土地紧缺的程度已经非常危险。卫星城建设事关中国落后地区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变,同时也可作为提升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一项特大型文明工程,中国政府应该积极争取获得世界银行贷款支持。如果集中后的土地按每亩2000元保证金和每年500元租金的收益,每位农民可以获得将近4000元的收入。加上政府住房每年每人500元补贴,连续补助20年,按每家4口人计算就是补贴4万元,加上每人4000元的土地收益补助共有5.6万元,足以买到合适的住房。卫星城房地产开发仅为吸收新市民入住,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其产权在规定年期内不得转让、出租、抵押。

    农民住得起的卫星城楼房

    卫星城建设用地可以享受城市经适房政策,土地免费使用,另外,农村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集约化农业大开发,获得的保证金和租赁费可以做房屋建设的启动资金。应该不存在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并且按照目前农村4口之家来计算,每人每年补贴500,一户一年就是2000元,而补贴20年,则是4万。如果物价上涨,建议这个补偿逐年可以提高点。这个补偿,是在保证农民进入卫星城后按月领到一份口粮的前提下的补偿。而农民自建新房,本身同样需要费用。按照这个补贴标准,河南转移3000万农民,需要政府承担3000亿。但是分摊起来,每年150亿,国家是有能力解决的。

    建议在落后地区试点,就是目前这些地方的农村有高价值的房产不多,农民放弃目前住房选择入住楼房,是有需求的。而且国家等于给每个家庭补贴4万。

    农民进入卫星城后的待遇

    按年龄划分:60岁以上的人:进入养老院,安享晚年,养老院经费依赖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民土地收益。18岁以上到48岁以下的人:原有在大城市务工并继续愿意留在大城市务工的由所在当地卫星城管理部门发放脱籍证明,不再享受新农村改革后的住宅和别的待遇,由所在城市凭借脱籍证明给予市民待遇,可以享有经适房、廉租房。继续愿意留在卫星城的按月发放口粮,接受职业辅导培训,直至愿意参加农区企业化大生产,成为农区大企业的企业工人;或者愿意到市级以上城市工作定居为止。48岁到60岁之间的人:按月发放口粮。经过一定的培训后从事卫星城的社区服务工作,安保、清洁等,也可以成为大型农业企业员工。

    农民进城后的社区管理

    要认真考虑卫星城社区的管辖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不超出半熟人社会的、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进行居民自治的边界内。争取保留原有的熟人社会,原则上还是按照原有村属和临近村庄范畴集中社区安置,原有的某某村可以命名为某某新村,情感风俗的有限怀念,也有利于行政管理。

    新产生的社区管理不再依赖原有的管理体制,选聘大学生进入社区服务,大学生就业与社区管理相结合。

    村落撤离后大农区的管理

    农区的监管由卫星城政府机构实施,主要监测土地承包商对土地的保护和开发,环境保护,协调林地矛盾。

    农业村落消失的得与失

    一个比较容易得出的结论是,“村庄合并”既节省了土地、减少了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又优化了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还减少了村干部管理层级、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特别是在卫星城居住模式下,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将会急剧下降。也有人指出,“村庄合并”不能简单地搞地域关系上的“拉郎配”,最起码应当征求村民意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48%)的村担心进行了村庄改造,农民家家户户都欠债。有34%的村担心违背农民意愿,搞片面的村庄撤并。

  “跟我回中原”在“提案”中分析说,“如果6个村庄的人口相当,那么在一个村庄的土地基础上,就接纳了另外5个村庄的人口,从而也节省了大量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这对河南省来说意义重大。” 我国面临人多地少的国情,土地资源紧张日益突出,而一些村庄在建设中土地浪费严重,村庄不断向外扩展,有的甚至占用农田,但腾出的旧房子却不拆除。村民集中盖楼房,能节约大量土地。

  “节约的这些土地到底是谁的土地?是否给予农民合理的赔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出这样的疑问。刘认为,如果强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通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的方式,无偿收回农民的宅基地,这就意味着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侵犯。

  此外,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