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时值改革30周年，大家都在总结回顾过去的30年，仲大军先生也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中国经济从自身看，30年间翻了三四番，但从全球GDP占比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中仍然是5%。如此高增长的30年过去了，中国GDP在世界GDP中的规模只提高了一两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这说明尽管中国人民这些年里很辛苦工作，但在国际交换中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地流失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除了中国自身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有问题，另外重要的原因即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规则。如果这些制度和规则都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很难发展起来。 中国的发展案例可以清晰地说明当今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多么苛刻。这么多年里，中国的确是加入了国际社会，但身份就象一个进城的农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对这样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决不可能放弃大肆掠夺的机会，中国一边遭受发达国家掠夺性的交易，一边对本国资源环境进行着破坏性的开发。代价的确很大。发展到头来，仍然免不了穷国和弱国的特色。这就需要中国深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期汇编还发出来自各个不同思想库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很明显地体现出它们的倾向和特点：总是矫枉过正。特别是对历史的评价，批评前30年，总是要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无是处，美化资本主义总是把自由主义说得天花乱坠。这种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看看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社会，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多少问题？这种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放手让权势集团攫取更大的私利。改革30年间，中国改革 出现了两个大方向：第一阶段是大众通过自由竞争 为个人牟福利，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改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大众改革变成了权力集团自利型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惜以牺牲人民大众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不矫正这种权力集团自利型的改革，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下一步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消除已经形成了的腐败集团。] 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矫正权力集团自利型的改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0月20日 目录 仲大军：《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张明：《中国外储管理如何应对次贷危机？》 马耀邦：《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 余永定：《中国经济怎样才能稳定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 庞中英：《中国开始为全球化付出代价》 王中宇：《美国虚拟经济的形成与坍塌》 杨健：《世界经济正在步入第二次大萧条》 严搏非：《評王小强先生的《投機賭博新經濟》 》 陈义鑫：《2004和2007年退税普降与外汇储备和顺差变化的研究》 康新贵：《用什么来扩大内需?》 田忠国：《中国的三大转型与社会主义的重新规制----美国金融危机应对之我见》 Justin Lahart：《反布什的克鲁格曼荣膺诺贝尔》 《国家1至8月向中石化、中石油提供补助531.8亿元，民营油企数十万人失业》 振扬：《医疗改革：还要让我们再等30年》 杜兆勇：《司法的进攻性使我深怀忧虑----回应南都双十社论放开毒奶诉讼确立司法公信》 刘晓铎：《评〈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兼论我国人民公社农民的性质》 刘涛：《新中国的二十七年：1949 —1976〉》 欧阳君山：《谁是贡献最大的人----兼论"官本位"有什么不好》 张萍鑫：《就我不能正常退休、享受法定权利给江西省长的申诉状 》 张小鼐：《“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为改革开放发展而言己见》 于建嵘：《如何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反思云南孟连事件》 高全喜：《世界的中国焦虑，抑或中国的世界焦虑？》 《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102期）： 编者按：《中国改革的政府责任与民意基础》 陈一谘：《中国改革30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 徐贲：《“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 肖洪泳：《政治儒学的穷途末路----辨析蒋庆的〈政治儒学〉 》 向达：《新儒家政治理想批判》 方朝晖：《韩国的去汉字运动与民族文化的断裂》 ------------------------------------------------------------------------------------------------------------------------------
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国还要为制度和体制付出多大代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10月20日 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已经30年，成就很大，问题也很突出。最大的问题是高增长、小GNP。这说明在当今的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下，错误地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和代价非常大。具体上看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 一、高速度，小GNP 评价我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从量与质两个视角考察。从量的角度看，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增长速度奇迹，但以30年的GDP规模变化角度看，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并不大，人均GDP的变化也不突出。 自从世界银行让全球各国引进了一个GDP的统计方法，GNP基本已经不使用了，并且，搞得中国人至今已经不知道自己的GNP到底是多少了。世界银行一个GDP的障眼法，把发展中国家都蒙骗了。 30年来，中国的GDP在世界的GDP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只增长了一倍多，而GNP仍然和从前差不多。尽管从国内的统计看，我国的经济规模早已翻了三四番，但从外部角度看，只翻了一倍半。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我想除了汇率因素，再就是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和我国的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GNP约占全球GNP的2%（更多的说法是5%，本文暂用我国官方的宣传数字），但到了30年后的2007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上升到占全球GDP的5%。而从GNP角度看，我国GNP所占世界规模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约仍然只有2%。这就是说，目前我国GDP的一半是外国投资者的，并不属于本国企业的产出。而我国目前的GNP大约只有GDP的一半。也就是说，以今年24万亿的GDP举例来说，GNP大约只有12万亿元。 30年间前半期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导致了中国GDP规模增长缓慢，大量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交换中廉价流入国外。这不能不是今天需要总结的的重要问题。 1978年中国的GDP是2159亿美元，美国的GDP是22959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6倍。到了2006年，美国的GDP是132446亿美元，中国是26301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降成了中国的5倍。 1978年日本的GDP是9713亿美元，我国是215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2006年日本的GDP是43675亿美元，我国的是263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降到了中国的1.65倍。 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里，我国的GDP增长了12倍。而韩国1978年的GDP是501亿美元，2006年变成了8883亿美元，28年里增长了17.7倍。比我国高得多。 发达国家中增长较快的比如瑞士，1970年时瑞士人均GDP为3449美元，而美国的为5067美元，当年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汇率为1：4.31。但到了2006年，美国人均GDP为44190美元，瑞士人均GDP则增长到51771美元，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汇率变为1：1.25。 这就是当今由于货币币值变动而导致各国GDP状况。中国经济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高速度，小GNP”。高速度发展的经济成果很多不为中国人民所有。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金融经济和货币经济历史阶段，美国依仗世界货币的优势，玩弄印钞游戏，便可轻易地掠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成果。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更多地是惠及了别人。 但是，中国为什么在国家交换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格外昂贵，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原因。 二、决定贸易交换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中国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购买外国的产品？一个外国产品性能好，技术含量高，利用价值大，这是主要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对外部产品的过度迷信和崇拜。譬如穿鞋，一双中国制造的球鞋已经足够好的了，但有人硬要去买外国名牌鞋。一件衣服本国造的质地完全不比外国差，但为了追求时髦，有人愿意花多出几倍的大价钱去购买。一辆本国产的轿车性价比都很好，但有人硬是花几百万元去购买一台外国车。 更加荒谬的是，有的政府采购竟然明令规定非外国货不买。甚至许多工厂放着本国质优价廉的设备不买，非去进口外国制造。这就是中国这些年里的问题。从消费到生产，大进大出的过程中消耗了本国额外多的资源。这种不良消费心理和政府出台的错误的消费政策，都会使一个国家在与外国物质交换过程中代价昂贵，资源大量廉价外流。再加上国内贫富分化，富人大肆消费国外产品，更使中国的进口格外昂贵。 而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必然是这个国家的主导思想出了问题，即完全拜到在西方文化脚下，从灵魂到物质、从社会思潮到政府政策统统被西方文化所折服。精神和思想上的投降和投靠，必然造成一个国家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因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决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收益。它会导致一个国家付出更多的代价换回很少的甚至根本没价值的产品。 这些年里中国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的表现有很多，不仅表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甚至表现在企业资产买卖上。为了让外部文化和机制参与中国的企业，中国政府不惜出台大量廉价出售企业股权、招徕外部投资者的举措。有的企业为了引进外部的“先进”管理，大比例地出让企业股权和产权。这种表现可归纳为文化失败后购买外部文化所付出的代价。 在这一思潮的指引下，我国曾经一度出现疯狂地外资收购潮。连深圳的自来水公司都买给了外国人。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外开放怎能不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和交换过程中损失惨重！并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搞经济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怎么能提高和增加！ 上升到政治学来看，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为制度和体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为西方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在转轨和外向型的发展过程中，右派力量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损失将会越大，成本越高，对这个国家越是不利。因此，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到了适当矫正政治力量的时候了。不从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矫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然代价惨重。这就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为什么要适当向左转的原因。这是从经济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 三、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的特点 当今世界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类经济进入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一个国家产品价格的高低和一个国家的购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其物质成本和真实财富量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力量、消费信心和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前景预期决定着的。在这种时代，商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国的文化价值力、政治价值力、制度价值力以及世界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期。 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产品价格往往是不对等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要拿更多的产品交换发达国家较少的产品。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就象一个农民进城，即使付出再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微薄的。 当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越是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甚至迷信时，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越具有价格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交换成本和贸易成本越大。所以，文化价值力和政治价值力高的国家的产品，在市场上一般都具有格外高的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都是因为缺少文化价值力而成倍得低廉。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少，又价格高。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多，又价格低。在这一出一进的交换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总是过多地付出，而发达国家总是付出得少，收获得多。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地走出这一发展过程，只能继续在国际贸易交换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本。 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现象并不清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历史、制度、文化和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清楚。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盲目地迷信发达国家，自损自己国家的精神文化甚至历史传统，作践自己的祖宗，挖掘自己的祖坟，贬损自己的尊严，使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上完全丧失了自我，在心理上自愿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价格和国际贸易的收益。 更有甚者，发达国家甚至不用通过实物贸易就可以大量赚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只用一个国家信用，就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大笔的借贷。中国将1万多亿美元投入美国国债，就是美国通过国家信用赚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典型。中国在这些年里，不仅在实物经济领域大量廉价地出口着本国资源，在信用领域，资金领域，也在向西方国家输出着大笔的金融资源。中国这种货物贸易和金融贸易的双输出，数量确实惊人！并且历史罕见。真应验了慈禧太后那句话：“倾举国之力以博洋人之欢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能不觉醒吗？那些多年来一直诋毁本国文化、本国传统、本国历史和本国尊严的学者们，你们可曾想到经济上的后果？的确，一个失去自信和自尊的国家，是永远难以富强的。一个把希望建立外人之上的国家，是永远没有出息的。这些学者们没有想到国家、制度、主权、尊严的重要性。这些年里，输得最惨的就是前苏联。由于信仰和信心上的崩溃，整个大国解体了。这种损失岂是用经济和金钱可以衡量的！ 所以，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仅是盯着GDP的发展，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中国如果不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信仰体系，这种国家永远只能是三流或二流的国家。 四、我国的人均GDP水平 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刚果、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 有数据表明1949年以后，我国GDP实质增长率的平均值位于各国前列，但是我国的人均GDP并无多大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946美元，与世界平均值的5197美元相差甚远。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等，即使GDP实质增长率平均值低于中国，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大大高 于中国。而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之期在国际中的位置与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的国家，在经过了50年发展以后，也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例如，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230美元，1993年517美元，2000年946美元，2006年实现了翻三翻，达到2015美元。28年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了8.8倍。 然而1992年到2003年，俄罗斯人均GDP分别为576与2975美元，增长了5.2倍，阿塞拜疆分别为164与880美元，约增长了5.4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169与2064美元，增长12倍，土库曼斯坦分别是264与2347美元，增长9.5倍。 以上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大幅度超出经过2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8.8倍这一事实。 按照这种统计，2005年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认为， 2002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如果以综合年代差来表示，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50至100年左右。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则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100年，与德国等7个国家约为80年，与日本等6个国家约为50年，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约为30年。 中国如果不摆脱过度外部依赖的思维方式，不摆脱当今国际货币体制强加在身上的阴影，中国的发展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的发展案例可以清晰地说明当今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多么苛刻。这么多年里，中国的确是加入了国际社会，但身份就象一个进城的农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对这样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决不可能放弃大肆掠夺的机会，中国一边遭受发达国家掠夺性的交易，一边对本国资源环境进行着破坏性的开发。代价的确很大。发展到头来，仍然免不了穷国和弱国的特色。这就需要中国深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五、中国还要为制度和体制付出多大代价？ 与我国GDP规模较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巨大的实物经济产出。我国目前GDP约占世界的5％，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实物产出分别占世界25％至40％。我国有着庞大的实物经济，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约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单纯追求GDP和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重重，多年发展下来，只是一个廉价的打工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发展模式再也维系不下去了。中国的发展如果继续建立在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金融货币体制上，那么再高的速度，也是为他人在做嫁衣裳。中国今天要利用这次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波和经济危机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方法，在今后走出一条切实发展自己而不是发展别人的道路。 另外，中国在30年的改革中已经为体制的变革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中国必须尽量少得为制度和体制付代价，不能总是左右摇摆，必须尽快走出一条新路，振兴国力 。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0 13:15: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69 - 中国外储管理如何应对次贷危机？ 中国外储管理如何应对次贷危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Oct. 20,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截止2008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1万亿美元。不出意外，中国外汇储备将在2009年第一季度突出2万亿美元大关。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次贷危机肆虐的多事之秋，如何实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是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面临的重要挑战。 我们利用IMF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COFER）数据库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美元资产约占65%，欧元资产约占25%，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约占10%。我们利用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定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料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在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中，中长期国债约占50%，中长期机构债约占35%，股权、企业债与短期债券约占15%。 由于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最为严重，我们假定美元资产最容易遭受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根据上述推测，则2008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国债约为6200亿美元，美国机构债约为4300亿美元，两者合计为1.05万亿美元。 中国在次贷危机上被美国所绑架，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事实上，不论次贷危机如何演进，不论美国政府救市与否，如何救市，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受损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区别仅在于受损程度而已。例如，如果美国政府放任两房破产，则中国外汇储备中4000多亿机构债面临违约，市场价值将会急剧缩水。而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无非意味着两房的信贷风险转移到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市场价值缩水，从而中国外汇储备中的6000多亿国债将面临亏损。次贷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构成了显著冲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自两房被接管、雷曼兄弟破产后，次贷危机进入了新的一轮高潮。美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救市措施。我们可以从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梳理美国政府的救市举措。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资产、负债、资本金（权益）三部分。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在贴现窗口向金融机构提供抵押贷款、对金融机构的新增债务进行担保，这是从负债方入手进行救市。利用财政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这是从资产方入手进行救市。直接用财政资金向金融机构注资，这是从资本金方入手进行救市。目前美国7000亿财政资金的用途已经从购买不良资产向财政直接注资转换，考虑到金融机构普遍具有20倍左右的财务杠杆，注资的效果明显优于购买不良资产，这说明，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信贷市场的持续紧缩以及英国政府的注资行为，使得美国政府迅速抛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开始采取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救市措施。从目前来看，美国与欧洲国家政府已经步入了正确的救市方向。 然而对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而言更加紧迫的问题是，美国如何为财政救市融资？从传统上而言，美国政府有三种方式为财政支出融资。第一种是通过减税增加财政收入，目前来看可能性很低，尤其是考虑到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还附加了15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第二种是美国财政部新发国债，由其他国家投资者购买。第三种方案是财政部新发国债，由央行购买，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通过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应对危机。 从目前来看，美国政府采取第二种方式融资的可能性最大。那么中国央行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美国新发国债，中国央行是否购买？相关决策无非是一个权衡。其一，如果中国央行购买，且美国政府救市措施正确，则金融市场可能在较快市场稳定下来，各方均从中获益；其二，如果中国央行购买，但美国政府救市措施未能发挥作用，危机进一步蔓延，中国外汇储备面临更严重的亏损；其三，如果中国央行不购买，则美国被迫通过大幅提高新发国债收益率的手段来吸引潜在购买者，这将导致中国拥有的存量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大幅贬值。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判断美国政府最新的救市措施能够发挥作用，则在这种情况下，适当购买美国国债或许有助于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潜在损失最小化。然而，目前国内的一种流行观点是，中国不应为次贷危机继续买单，因此不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问题在于，目前中国每个月还有200-300亿美元的新增外汇储备，这部分储备可以用来购买什么资产。当前欧元区金融市场不比美国更好，欧元甚至有相对于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意味着目前欧元资产太贵。日元资产收益率太低。其他币种资产或者规模太小、或者流动性不足。 有观点建议可以用外汇储备购买石油、大宗商品与黄金。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减速，石油与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大幅下滑的空间，目前可能不是最好的买入时机。全球黄金市场的供应有限，即使中国仅投入1000亿美元购买黄金，则黄金价格就可能被炒出天价。 另一种观点建议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股份。然而，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为实体企业，而非金融企业。在次贷危机中，目前除汽车行业面临困境外，其他行业的实体企业并未受到严重冲击，它们是否愿意出售在华企业的股份仍是一个问题。此外，即使对美国金融机构而言，由于在中国的业务可能是全球范围内获益最大的业务类别之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们未必愿意出售。因此，用外汇储备买到的，最终可能是投资收益并不理想的外资企业的股份。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外汇储备购买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过程中向战略投资者出售的股份。例如，目前市场上对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价存在这样一种担忧，即作为建行的战略大股东，美洲银行可能因为需要流动资金而在市场上抛售建行股票，从而严重打压建行股价。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由汇金公司或其他机构出面，与美洲银行等海外股东进行协商，以一个合理价格回购股份。这种建议固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即使从战略投资者手中收购所有中国海外银行的股份，也花费不了几个月的新增外汇储备。这只能从边际上而非整体上改变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 简言之，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大规模，在当前极度恶劣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中国政府很难通过多元化来降低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贬值的风险。既然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就必须改变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长的局面。这意味着我们应尽快地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改为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取消各种优惠性外资外贸政策、取消要素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只有从源头上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国才能最终摆脱反复被美国所“绑架”的命运。
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 马耀邦 2008年10月11日 新法家传真编者按：中国最高金融决策者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无奈态度（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如果我们不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资产抵押债券，我们还能买什么呢？"）表明，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认清美元霸权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本质。中国真正摆脱美元霸权的先决条件应是先退出WTO，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重建多边贸易体制！本期发出加拿大投资家，《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作者马耀邦（Ben Mah）的《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一文，当对我们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宣布接管两家政府支持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公司所经手的住房抵押贷款几乎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一半。保尔森表示："只有在房市调整结束后美国经济和市场才会复苏……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房市能否转危为安至关重要。"1 美国政府对这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干预使严重金融危机的幽灵笼罩着美国，因为"它们能够对全球造成严重的破坏并摧毁国际金融体系"。2 近年来，房利美和房地美把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住房抵押贷款债券"。世界各国的央行和金融机构购买了这些债券，因为它们相信这些抵押债券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信用支持。据估计，这两家机构的对外债务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债务的债权人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的中央银行。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最大的投资者，持有4000亿美元的债券。3 近年来，中国同美国形成了一种共生的贸易关系。作为邓小平"开放"政策的结果，数千万中国工人在"血汗工厂"中工作，获得可怜的工资，生产数千亿美元的消费品，出口到美国，换回被称为"美国国债"的东西。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立即采取措施，把利率降低到1％。结果，美国国债的收益变得极其低。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中国的央行和金融机构逐步提高了住房抵押债券在其投资组合中的比重。 房利美和房地美即将倒闭的消息震惊了中国的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因为它们面临着巨额的经济损失。对美国来说，它所面临的形势也不令人艳羡：它每天必须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借入高达25亿美元的资金。美国政府支持的机构的债务只要出现一点差错，都会使投资者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失去信心，从而使美国失去从外国投资者那里进行融资的能力。 自从次债危机以来，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的国有机构和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的私募股权基金进行了巨额的投资，或者购买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大量股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自豪地宣布，这些交易是外国投资者对美国金融体系投出的信任票。不幸的是，事实的结果证明，中国央行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百仕通、花旗和美林等华尔街公司的投资已经损失了一半。2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美国政府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像保尔森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了拯救美国的房市，而是试图维护美国的金融地位和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因为亚洲各国央行和中东产油国蒙受如此规模的经济损失，将会带来后果难以估算的反冲。2 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国央行和外国投资者也陷入了困境，因为如果它们拒绝参与美国财政部以后的救助行为，美元就会贬值，因而它们就会遭受巨额的外汇储备损失。对于美国政府接管这两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中国官员的反应是怜悯。正如中国负责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副总理王岐山所说："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余地把自己的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元化……如果我们不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资产抵押债券，我们还能买什么呢？中国无法避开各种风险。无论怎么做，我们都必然会承受损失。"4 中国高层官员说这样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不承认中国面临的根本的经济和金融问题。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经济福祉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的央行由于向美国政府借债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的原因是美国使用不断贬值的货币——美元——进行还债，而不是它赖帐不还。"5 1971年，尼克松总统放弃了金本位制，因而美元变成了一种不兑现纸币。自此之后，美元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贬值的幅度超过了80％。对日本央行来说，1985年购买的30年期美国国债已经损失了66％的价值。对欧洲各国央行来说，由于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损失将达到一半左右。5因而，"尽管美国官方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是美国通过美元的系统性贬值来不断地赖帐，这可能已经成为事实。"5 由于不负责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美国长期通过让美元贬值来赖掉它的债务。自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放弃金本位制后，美国历届政府既无兴趣保持财政平衡，也不担心贸易赤字。所印刷的美元不仅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而且还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全世界。因此，美国经济变成了一种负债经济。美国政府、消费者和公司都背负了高昂的债务。截至2008年3月，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9.4万亿美元，而且这还不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超过59万亿美元的未来债务。由于救助两家政府支持的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的债务将会增加5.4万亿美元。5 由于贸易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到2008年有望超过7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对外国央行的公债达到2.4万亿美元，并且还有一些数万亿美元的私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背负了如此之多的债务，以至于"每一个（富有的）美国人在过去10多年里从（贫穷的）中国人那里借来了大约4000美元"5 令许多人非常困惑的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国家会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因而不得不对通过货币贬值来拖欠债务？此外，美国的国家债务反映了美国人的巨额债务，因为除了2万亿美元的消费债务外，还有超过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6 要回答美国为何会负债累累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考察美国过去25年来的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则是始于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在1981年入住白宫后，里根总统立即实施针对工人的新自由主义议程，而且税收政策也有利于金融服务业和富人。这项政策引发了美国的阶级斗争，并造成了美国工人的贫困。结果，许多投资资本从生产性的产业经济流入投机性的金融部门。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陷入停滞或下降状态，因而不得不借债来维持仅仅是最低的正常生活标准。 并非凑巧的是，随着美国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赌场经济，金融服务部门成为美国商业中的关键部门。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美国的银行家设计出各种贷款方案，诱使美国人举债消费。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的银行家千方百计推销抵押贷款债券。由于利用了历史性的低利率，美国的银行家积极地降低了传统的贷款标准，把高质量的贷款人和次级的贷款人打包成"抵押贷款债券"。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证券化"。 贷款证券化使华尔街的银行家可以向全球推销这些金融产品。来自中国和中东其他国家的买家大量购买这些抵押贷款债券，为美国的住房交易提供资金，造成美国债务的增加。债务的增长最终导致了随后的住房市场泡沫。住房市场泡沫的形成是美国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所有的泡沫都是信贷吹大的，而且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制造了大量借给几乎任何人用于任何目的的贷款。"7因此，美国经济变成了一种泡沫经济，银行家把钱借给"明显没有偿还能力的借贷者"。7 因此，"泡沫经济使首付家庭、房地产公司和所有公司负债累累，但布什降低高额税级的税收政策却迫使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漩涡。"8结果，美国的许多资金转而用于支付利息，而不是用于消费或产业。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放缓。"到2006年，应偿本息总额增加到超过营业收入或许多家庭承受能力的地步——尤其是在利率突然提高的时候。"8 "实际情况是现有的债务不可能得到偿还。问题绝不限于经济金字塔的底部，而是集中在它的顶部。美国政府自身结果成为世界最大的次级债务人。"8因此，由于累积了过多的美元储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发现，自己持有的大量美元除了购买美国的国债或房利美和房地美推销的高风险的抵押贷款债券外，别无他途。由于去工业化的结果，美国无物可以出售给中国。此外，中国的公司不允许收购美国的企业，因为美国不会允许外国人控制自己的银行、航空公司、石油公司、电信公司、国防工业和科技公司。中国的公司不允许购买美国的海外投资，在优尼科公司收购战中美国政客的反对就是证明。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市场，甚至受到了中国官员张开双臂的欢迎。中国的国有银行贷款给美国的公司，使之能够低价收购中国的企业。此外，中国政府承受不断的压力，被要求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以便让美国的公司能够收购中国的银行。这看起来似乎比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更加恶劣。 美国两家政府支持的企业即将出现的大规模债务违约应该给中国的决策者敲想了警钟。然而，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和许多精英仍然相信，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累积过多的美元储备是惟一可能的结果。 不幸的是，由于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中国不仅由于美元贬值而正在蒙受严重的损失，而且正在把通货膨胀输入到国内，因为只要外汇储备增加一美元，中国的央行就不得不发行等值的人民币，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降低了人民币的价值。这最终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弦易辙，抛弃WTO、知识产权体制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经济，创造国内的需求。中国也可以利用过多的美元，回购在华的美国子公司，把美元送回美国。于是，中国就会避开"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使自己能够把出口收入用于国内的独立发展。 注释： 1.Christie Rebecca and Kopec Dawn,
'Paulson Engineers U.S. Takeover of Fannie, Freddie,' September
7,2008, Bloomberg.
中国经济怎样才能稳定增长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余永定 2008年10月19日 《21世纪》：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扩散，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日益加大，由此对中国出口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国内对房地产等领域的宏观调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由此，有些人提出要防止总需求过度下降，政策似乎也在转向，例如央行已两次下调利率。针对人们对经济放缓的担忧，您觉得中国经济比较适合的增速应该是多少？ 余永定：中国的经济增速多快比较合适？关于这点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数字是9.8%。但你要看到之所以是9.8% ，这跟2003年以来的超高速经济增长有关，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增速是10.8%，所以把平均值提高了很多。 第二点我要强调，长期以来，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8%左右。例如在2004年，政府领导说要争取当年的经济增速达到7%，当时《广州日报 》就此对我进行了采访，我说中国的经济增速应该是在9%左右，中国需要、而且能够达到这个速度。这就是说直到2003年出现超常高速增长之前，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是在8%左右。在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未来5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率是7.5%，也在8%以下。我以为最近几年的增长是一种超常增长，不能以此为依据，就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跃升到了10%以上，是11%，甚至12%，这是欠妥的。 另外，还有许多单位对这个数字进行过计算，例如国家信息中心的祝宝良。根据他的计算，从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一直是超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2003、2004、2005、2006和2007年分别超过了0.3%、0.2%、0.4%、1.5%和2%，2002年则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当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时，该经济体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当超过时，该经济体存在需求过剩的问题。我想在各式各样的计算中，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权威的。而且从各个方面来看，我觉得这个计算结果跟我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一致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应该在9%左右。从这点出发，很明显，过去5年中国经济处于需求过剩的状态中。既然存在过剩的需求，那这不可避免的会要导致物价的上涨，虽然这有一定的滞后期和上下的变动，但这个上涨的趋势肯定是存在的，除非我们消除这个过度需求的缺口。这也是我直到现在还认为中国应该对通胀保持警惕的一个重要依据。 更何况CPI只是在最近这两个月才开始回落，而PPI依然处于高水平上。我们还没看到PPI回落，它可能会回落，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回落。在2007年7月，CPI同比上涨了5.6%，但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其主要依据就是当时PPI涨幅不到2%。那么现在PPI涨幅已经超过10%了，虽然CPI在往下走，你又凭什么断言这个10%的PPI不会使未来的CPI往上走呢？当然，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突然急剧恶化，人们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急剧恶化，石油价格和许多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大幅度下跌。这些变化当然减少了未来得通胀压力。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这些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重新上升的可能性。对通货膨胀继续保持警惕是完全必要的。总之，通货膨胀压力是减轻了，但并未消除。汽油、煤炭、电力等产品价格的逐步自由化、工资的上涨等等因素都将对未来通货膨胀造成压力。中国的超高M2-GDP比也是一个潜在威胁。 实际上，央行最近的货币政策变化对经济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信号，但是我认为这个信号不一定是妥当的。我个人认为，在上半年经济增速依然超过10%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基本维持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之后再谈怎么调整。 《21世纪》：但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而房地产是内需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的走软的确可能使得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区间。 余永定：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已经在往下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在防止通胀反弹的同时，不要使实际经济增速在向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超调，一下子从10%掉到9%，然后又掉到8%，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过去我们就出现过经济超调的事情，比如在1993年政府为了反通胀对经济进行了急刹车，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措施可能急了点。而且到1997年的时候，政府就应该早点放弃紧缩政策了。因为通胀在1997年上半年就已经大幅下降了，虽然还没达到理想水平。其实在1997年上半年，一些经济学家就提过降息的政策建议，但未被接受。直到1997年10月份才第一次降息，我们认为这时候降息已经晚了。后来关于是否要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又发生了很多争论，那时候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隐性负债太高，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恶化中国的财政状况。当时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刺激了经济增长，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会下降而非上升。后来中央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也觉得晚了一点。这个和我们后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是有关系的。当然，东南亚金融危机可能起的作用更大。 所以政策的前瞻性是非常重要的。从这点上说，我也不是坚持必须等通胀率降到3%之后，才能转变紧缩的货币政策。但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还为时过早。做一些调整是可以的，但货币从紧的大方向不应该变。首先，10%的经济增长还不需要担忧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多年的同时，中国所有的结构性指标都在恶化。我们一直说要进行结构调整，但结果是直到今年以前我们的结构问题是趋于恶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说，要等待更好的时机。实际上，当你在说我要等更好时机的时候，这可能已经是很好的时机了，以后的时机可能是越来越糟。比如现在的时机就比过去糟，但是以后可能更糟糕。如果现在不调整，以后调整的代价可能比现在要大得多。我举一个实例，关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的争论在2003年就出现了，当时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应该和美元脱钩，但现在不是好时机，因为可能人民币一升值，中国可能又通缩了，所以我们要等待更好的时机。结果我们从2003年一直等到2005年年中，汇改之后的动作也非常小，主要原因还是认为时机不好。但从现在来看，当时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由冷开始转为过热，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通胀的压力，这时候升值产生的通缩压力可以抵消通胀的压力。这样一来，即可以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又促进了国际收支平衡。如果当时早作调整，坚决执行“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在2010年实现对外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我们何至于像今天这样被动。 《21世纪》：照您的意思，人民币已经错过最好的升值时间了，那我们现在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呢？ 余永定：我想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错过了升值的最好时机。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做的话，可能连时机都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000亿左右。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现在马上就到2万亿美元了。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我们买了它们近4000亿的债券，如果美国政府不去干预而是任由它们破产，那么我们所买的这几千亿就可能成为废纸一张，这种损失相当于中国数十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了，这是多大的损失？我们现在幸免余难，但根本问题没解决。只不过是我们本来要从悬崖边上掉下去，结果人家拉了一把，我们又回来了，但我们只是喘口气而已。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底会怎么发展？美国到底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根本没底，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积累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现在都处于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缩水是肯定的了，损失也是跑不掉的。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要出现大面积的违约，这是我们要争取的目标。 回过来想，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半天，难道就是为了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在2003年、2004年或2005年采取坚决措施实现贸易平衡，那么局面也不会恶化到像今天这样的状况了。可是现在我们竟然还在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要考虑让人民币贬值，要增加出口退税，增加出口，这是完全荒唐的事情，是绝对错误的事情。如果当时这么做是错的，现在这么做就是错上加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保持出口增长速度，只能是以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为代价，而且你换来了的这些美元所购买的资产现在很不安全，收益率是负的，随时都处于可能违约的险境，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与其花这个力气这么干，为什么不花力气刺激内需，用国内需求来取代外部需求呢？ 另外还要说一点，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增速是8%，但还要担心就业问题，这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有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速一般情况下也就1%、2%，3%就很不错了，但也没听说有特别严重的就业问题。就发展中国家来讲，如果能保持个8%或9%的经济增长，那是不应该有就业问题的。实际上，这是中国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太高、服务业比重太低造成的。假设我们现在担心经济增长乏力的人主要是担心就业，那么我们应对的方式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结构不合理，导致我们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量很低。所以假如我们未来要确保就业，那么就应该重视结构改革，至少不应该低于对经济增速的重视。其实与其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通过拼命促进经济增长来带动就业，倒不如将经济增速放慢一点，改善产业结构来解决就业的问题。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风险问题。现在美国为了救援金融市场而不断增发国债，市场由此担心美国未来的偿付能力，您会担心美国这方面的问题吗？ 余永定：当然会。美国救市需要资金，这将通过发售国债的方式筹集，但发售国债得有人去买。你可以设想一下，美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为10万亿美元，净外债为3万亿美元。2008年初美国家庭的平均负债为5万美元，负债率为100%。为了救市，美国政府要投入的资金恐怕不止1万亿美元。新发的巨额国债谁来买？负债累累的美国家庭？而中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等经济体储蓄很多，是净债权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买？我们已经赔了，还要买吗？如果我们不买，国债的利率势必大大上升，这会带动整个美国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这样一来，美国的经济会严重衰退，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和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大家去买，但新增的国债跟旧国债相比量太大，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对此，我们可以对比股市中的“大小非”解禁，当某支股票的“大小非”解禁时，股票的供给会突然大增，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股价的大跌，这时候谁的损失最大？谁持有股票越多，谁的损失就越大。中国手中的美元资产是巨额的，其后果也可想而知。 美国最后还有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就是美元大幅度贬值和通货膨胀。作为美元资产的持有者，中国还是会损失。所以中国现在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跟美国合作，最好是美国把中国和日本等债权国召集到一起商议，达成一个协议，美国要保证债权国最终可以拿回这笔钱，而债权国也要保证现在不急着拿回这笔钱，给美国时间来进行调整，最后大家能安全解套，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多长时间还很难说。过去我就已经写过，上世纪20年代末英镑可能跟黄金脱钩，把所有持有英镑的国家都给套住了，最后当英国放弃金本位的时候，持有英镑的国家损失惨重，荷兰央行的行长甚至为此自杀。我当时为什么写这个？不就是为了警告这个事情吗？我当时就担心出现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还是出现了，而且比我估计的还要糟。 在当前的困难条件下，中国是否会有机会呢？是否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呢？是否可以亡羊补牢呢？机会应该是有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例如，如果美国人需要向中国借钱，我们是否可以要求美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借人民币给美国人，他们可以用这些人民币购买美元。债务到期后，美国用美元购买人民币还债。这种安排应该说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当然，许多细节需要进一步考虑。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变得更精明一点。 《21世纪》：您之前谈到了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复杂的困境，很多人都希望政府通过阻止本币升值、上调出口退税、放松银根和扩张财政的方式来度过难关。其背后暗含了一个假设，就是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周期下行的问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熨平，似乎忽视了结构性转型的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 余永定：当他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少涉及结构问题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周期问题，潮涨潮落，二是结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许多政策，其目的是解决结构问题的，而非为了熨平经济周期，但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比如解决结构问题的政策，可能从反周期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十分有利的，但我们如果不实行这个政策，可能永远都没法做相关的结构改革，而且经济周期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往往是事后才知道的。举例来说，现在很多人觉得在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采取一些减少外贸依存度的政策，可能会恶化我们的周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因此世界经济的下滑可能是相当长时间的。它可能持续三年、四年、甚至五年，而日本是十几年。至于这场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判断，但影响很大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越来越高。它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长远的，而且可能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口根本将变得非常困难。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想进一步出口，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回过来说，我们在强调宏观调控熨平周期的时候，绝不能忘记经济结构的调整。事实上，我们经济结构在不断恶化。例如，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率的提高，实际上这种模式一般在短期内会造成经济过热，在长期会造成通货收缩。另外，在过去四年中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平均为9.05%， 2007年超过10%。而日本19955年至1998的同口径数据分别为5.77%。其中最高的一年也仅为8.69%。香港平均家庭住房面积是47平方米。中国城市居民还有谁肯购买这样的户型。经济适用房不也是90平方米吗？住宅建设（加地方政府的造成运动）带动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中国可以以房地产业为龙头、为中心带动经济的7 发展吗？正如吴敬琏老师一再强调的，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必须尽快调整。你还可以再看看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能耗问题，再看看我们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举例来说，中国的城乡收入比超过是3：1，但日本是1：1.1，也就是说在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是超过城里人的，就算它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至于搞成这样吧？而且这方面的情况比上世纪80年代还差。这等于说我们谈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结构改革，这结构是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结构问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人们往往习惯于应付眼前，而把未来的事往后拖，但这些问题越往后越难办。其实我个人认为今年以来经济结构已有所好转，例如我们的贸易增速和贸易顺差都有所下降，房地产投资也得到了一定的抑制。去年实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今年开始显现作用了。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成绩，而非问题。经济增速的适当下降是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是我们加强经济结构改革的结果，因为从去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了，货币政策从紧了，结果今年我们发现出口增速下降了，贸易顺差减少了。我们又发现房地产的价格在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也在下降。所有这些都是好现象。现在如果由于出现了一些外部变化，我们就吓住了，反过来否定我们之前进行结构调整的正确性，停止了已在进行中的结构转型，并回到老路上去，这将意味着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前功尽弃。我们这样做可以暂时保持一些经济的增长，暂时解决一点失业，但这为以后的结构调整造成了更大的障碍。 《21世纪》：您承认经济都下行的风险，但更强调要加快结构改革。假如世界经济在未来数年都没有起色，中国的外需受到了很大冲击，那么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局面呢？ 余永定：我自己认为中国仍然握有一个对冲经济下行趋势的有利条件，就是中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没有这个良好的财政状况，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过去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但现在这个已经很难了。因为现在要使用外汇储备要就得把资产卖了变成美元，但现在全球资本市场状况很差，假如我们这时候大笔抛售资产，其价格无疑会大幅跳水，令我们变现的想法很难获得实现，所以这种做法目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很难。外汇储备之所以是外汇储备，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现在它已经既不安全又没有流动性。这也是我为什么去年“建议”把中国的出口产品扔进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由政府给出口企业印钞票的原因。 关于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当外需减少、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我们需要刺激内需。要刺激内需，投资是一个选择，但我们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重心更多的应该放在消费上。另外，即使是增加投资，也要增加那种可以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投资，比如说可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举例来说，我们所的研究人员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给孩子找不到合适的托儿所，现有的一些托儿所费用都太高，动辄五、六千，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些方面增加投资呢？其实在服务业中，我们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而且这个领域所能创造的就业可能也是非常大的。例如老人院，大家都要老的，但中国有什么像样的老人院？这样的投资是可以改善中国的状况，并增加消费需求的。 找刺激内需的点不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它们愿意的是盖楼堂馆所。我9月份在某县级市看到，市府大楼比美国白宫还气派，据说修这个楼花了3亿人民币。我还在某一贫困县看到，招待宾客的宾馆简直是钓鱼台的缩影。全国几乎毫无例外，在许多贫困县你都能找到豪华的楼堂馆所，资源都放在了那样的地方。 《21世纪》：您是怕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借扩张性财政的机会浪费掉宝贵的财政资源，最后搞得该用的时候反倒没有资源可用了？ 余永定：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经济有问题，要准备增加投资，而且各种新鲜招数都出来了，还要大量的引资和建经济开发区。原来我记得国务院批准的经济开发区数量是很有限的，但据说现在已经有几千个了，因为各地都在这么做。我害怕现在就推出扩张性的政策会造成又一次大规模的资源浪费，中国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再折腾几回，咱们就想调都没法调了。所以为了结构调整，我们对投资要有保有压，保什么？保老百姓的民生，保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保第三产业；压什么？压房地产，压高污染、高能耗和严重依赖外需的一些产业。这就是我所谓的结构调整方面的内容。另外，如果经济周期真下滑了，中国的失业率会明显上升，这时候我们就应该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为此做好准备，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候。当然，假如高层认为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那就得推行。 《21世纪》：最近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比较多的担忧，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历经多次波折，但最后也都安然过关，您觉得目前的困难和过去的相比如何，例如和上世纪90年代所遇的困难相比，是更难更复杂了，还是相反？ 余永定：现在的情况更复杂和困难了。原因有三点，一是现在中国经济在规模上比过去大很多。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大很多，特别是中国经济跟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也是过去难以企及的，所以这时候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就比较容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二是我们过去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一种正确的战略当你的经济水平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时就应该改变了。当中国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大量出口没有关系，当中国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的时候，它还以出口为导向，那就有问题了。又如，当中国穷的时候引资是正确的，但当中国资金多的没法用的时候，各级政府还在不顾一切的引资，这就有问题了。中国过去那种以出口导向、大力吸引外资的基本发展战略早就到了应该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只是我们一直拖着没调。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战略都面临着大的调整，而过去主要是战略正确前提下的战术调整，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情。可以说，过去我们宏观调控主要的任务就是熨平经济波动，结构问题还没那么大。现在宏观调控又要熨平周期，又要进行结构调整，而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结果问题的复杂性就大得多了。
三是过去没有那么强势的利益集团，但现在已经有了。因为我们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利益集团，而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个集团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反映在公共政策层面。这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不但反映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而且反映在不同政府部门的不同立场上。某些政府部门明显是在更多的听某些利益集团的声音，这是绝对要制止的。
美国虚拟经济的形成与坍塌 王中宇 当年，主流经济学家们鼓吹过一个“补课”论，主张中国的发展跳不过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事实上大量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自80年代初开始“转轨”，这一过程在1994年到1998年间基本完成，1998年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迥异于1994年前的系统（见王中宇《宏观调控：向左走？向右走？》科学时报2008年9月2日 2版）。 如果假设我们的“补课”始于1998年，到如今我们上课10年，大体相当于“高一”的程度。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体验，据此可得出远比当年真切的客观认识。此时，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深入认识这个工商文明中的主流经济体系。当一个系统平稳运行时，很难认识它的内在机制，倒是它遇到扰动、危机的时期，其行为更易于显示出它真实的内涵。 “监管不力”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大量的文章都将这次风波归咎于“监管不力”，这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在“主流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不是产能，而是需求。美国的GDP统计从需求角度将GDP分解为：个人消费、私人国内投资、出口、进口、政府消费与投资等部分，其中，进口挤占了国内市场，因而降低GDP。 图一显示了美国GDP增长的构成，由于数据波动很大，对每一组数据，用多项式拟合出趋势线，以便观察长期走势。 图一：美国真实GDP年增量构成（按2000年不变价计） 数据显示：个人消费对美国GDP的增长一直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而美国经济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与之对比，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住房对个人消费影响很大，它会带动一系列商品与服务需求。所以，那些炒外汇的人必须要关注每月公布的美国房地产销售数据。 统计上广义货币M2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是M1(现钞、信用卡及活期存款),它主要用于购买商品与服务，M2中其他部分是各种存款，它们追逐的是利润，图二表明，在美国广义货币M2中，M1的份额持续下降，说明购买商品的货币相对于追逐利润的货币持续下降。（图二：美国 M1/M2） 事实上，美国的货币构成已经从广义货币M2扩张到M5,根据美联储发布的统计数据，早在1979年1月M5的体量已经是M2的183.8%，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币都需要投资机会以追逐利润。由此凯恩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 改变导致两类货币失衡的机制，势必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经济体系”的性质，而如果不做这样的改变，一个逻辑上的选择是为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货币。当年的罗斯福就是这样应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不过是事后为罗斯福政策提供的理论解释。 然而，向不足的有效需求额外注入的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同样会逐渐转化为追逐利润的货币。为了维持系统运转，只能持续进行这种注入。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另一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图三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均以1959年一季度值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国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增加到4.90，而广义货币M2增加到26.58。这种失衡在70年代就将美国拖入了滞胀。 图三：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失衡 在滞胀肆虐的1973年，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问世。这个模型的思路在于，利用可得的数据，用可计算的数学模型估算某个金融产品（如股票、期货等）的合理价位。金融市场的交易涉及巨大的利益，而交易的基础是对价格的判断。于是大量的数学研究投入了这个领域，所用的工具越来越深奥，包括偏微分方程、概率统计、随机过程、鞅论、测度论、流形、分形等。数学模型与计算机的结合，使操盘手可以迅速对价位做出判断，从而确定自己的交易策略。 这样的技术背景为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市场面对的是收益与风险，不同人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财大气粗者有能力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博，而升斗小民根本赌不起。于是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供财大气粗者选用。理论上，选用衍生工具的一方是厌恶风险，希望稳定者，他们通常是生产一线的企业，而另一方是能承受风险，而追逐暴利者，索洛斯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于是衍生工具市场的宏观功能就是：将风险转移给有能力承受者。从系统全局看，这是又一个聪明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为避险而进入这个市场的客户远少于追逐暴利者。原因很简单，这个经济体系制造着越来越多的、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货币，这些货币又越来越多地积累在极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和对暴利的渴望远非常人可以想象。于是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成了他们的赌场。 渐渐地，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子系统分化为两层，其底层提供传统的清算、支付、存储等功能，它服务于实体经济；其高层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标准理论称：它在承担“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的职能，而实际上大多数交易是逐利资金拥有者间的对赌。对国家的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的底层性命攸关，一旦清算、支付、存储业务中断，实体经济必然停摆。而金融系统的上层不过是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赌场而已。有钱人之间瓜分利润、争夺资本的争斗从来就是鲜血淋漓的，这种赌场为疯狂的多余资金提供了娱乐场所，使有钱人之间的争斗演化为文质彬彬的电子游戏，并由一大批高学历者来操作，华尔街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之一。 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裂，股价跌去一半，并出现了大量债券违约，但没有一家大型银行倒闭。美国金融系统表现得很有弹性。究其原因，这种双层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生存于实体经济中，并为虚拟经济提供利润。而拥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人，生存于虚拟经济中，他们在这里瓜分实体经济祭献的利润，并相互争夺已有的资本存量。如果将实体经济视为船，虚拟经济就是船上开设的赌场，赌局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一条底线：不能将船搞沉了。 由此观之，创造虚拟经济的华尔街对“主流经济”的贡献应与凯恩斯相当---为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主流经济”而言，凯恩斯与华尔街的贡献价值几何？不妨从与之竞争的对立体系观察。70年代末，一批老共产党员看到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其社会甚至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富裕，于是纷纷带领自己的国家“转轨”、“接轨”，力图“融入”之。 现在华尔街背负着恶名，然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华尔街，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货币会造成什么局面？请回想一下，70年代美国的M2与真实GDP间的失衡远不如1995年之后严重，而那时出现了持续十多年的滞胀。相反，1995年之后整整十年，M2的增幅远远高于真实GDP，而美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平稳运行。 回到图一，可以发现自2000年2季度，个人消费增量达到峰值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增量持续下滑，这意味着拉动美国经济的主动力在减弱，出口增量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美国国内产能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从趋势线看，一两年内出口将替代个人消费成为GDP增长的第一动力。至于私人国内投资的增量，1998年2季度就达到峰值，此后大趋势是下滑，2007年1季度后竟出现了负增长。这一变化意味深长。 首先，靠刺激个人消费维持国内繁荣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90年代的网络泡沫让美国快速透支了这个经济体系的可调控空间，这次房贷危机证实了这一点。美国长盛不衰的信念，其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美国人的好日子在世纪之交就迈进了“亢龙有悔”的阶段。其次，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将愈来愈依赖海外。这表明，美国将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由于其经济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与资源，仍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将更加难于琢磨。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大国会甘于衰落，它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它将变为一个日益危险的伙伴。 孔老夫子早就告诫我们：“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那些企图将中国经济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说教与势力，国人应该警惕。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机制被我们视为效仿的榜样，而今这个机制暴露出了其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是否还应“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向那万丈深渊扑去？图四与图三相似，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中国的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 图四：中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 对比图三与图四，可看出：美国以1959年为基年，49年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9倍，而广义货币M2增长为基年的26.57倍；与之对比，中国以1990年为基年，16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7倍，而M2增长为基年的22.6倍。由此估算，美国平均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而中国为10%，是美国速度的2.8倍。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在我们这里的作用比在美国强烈得多。美国在战后靠凯恩斯主义和“虚拟经济”走了半个世纪。我们以相当于美国2。8倍的速度追赶，还剩多少可供回旋的时间？ 这不是杞人忧天，80年代初，当时的农研中心分析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后指出：中国无法效仿美国的“house+car”模式。而事实上的政策选择导致了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飞速膨胀，致使我国在金融、能源、环境、社会安定等方面几无回旋余地。然而至今未看到对当初产业政策选择的认真反思，一个缺乏反思能力的社会又会走向何方？ 对中、美两国统计数据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注：文中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和美联储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2008-10-7）
发件人："Pang Zhongying" <pang_zhongying@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30 14:51: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拉鲁什研讨？ 中国开始为全球化付出代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庞中英 2008-10-09 奥运后的北京，本来应该更加国际化，但是，除了首都国际机场，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大学校园，外国人的身影比以往似乎少多了。在有着英文报站名的公交汽车和地铁上，其实，真正需要英文服务的旅客不多。 前几年，中国不少官方经济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一个赢家，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许多直接和间接好处。这是前所未有的积极局面。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的演变进程。但是，仅仅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显然是片面和天真之见。如今，中国正在遭到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冲击。 与全球化关系在逆转 以下两件大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正在逆转。这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重挑战。第一，从中国“出口”到世界的、以劳工和环境为代价的“中国制造”商品，正在受到世界各地这样或者那样的检验、质疑和抵制。 中国转型了30年，结果成为了“世界工厂”。今天，无论在世界哪个市场上，都可以轻易发现大量的中国货。当然，这些“中国制造”的中国特性并不多，因为它们的品牌大都是美、欧、日、韩以及港台跨国公司商标。 这些年来，“中国制造”的问题日益暴露，其质量和安全性受到的批评最多。最近的奶制品和与奶制品相关的食品危机，只不过是这个危机的最新故事而已。 上个月在德国柏林开会，会议主持人正好在我旁边，她拿起桌子上的一个开瓶器打开饮料，没有想到，这个开瓶器不争气，非但没有打开饮料，反而断裂了，差点伤了这位女士。她向我指一指，这是个“中国制造”产品，但却是外国商标。我的表情比较复杂，不便说任何话。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前辈”和“师长”、“（在）中国制造”货物的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在苏联解体将近20年后，终于也遭遇大的麻烦。从去年以来，伤及下层民众的美国金融问题逐步暴露。如今，以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破产、风险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为标志，令人吃惊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像冷战刚结束时有的美国学者说你的那样，是完美的和典范的，而是存在大问题的。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人天真地崇拜、认真地学习、勤奋地模仿“美国模式”，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模式的内在问题。 海外利益遇到巨大风险 一个基本事实和趋势是，美国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受其金融问题连带，进入一场严重的衰退已经毫无疑问。不管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在乎不在乎“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安全性，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将继续下降。这使已经因为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劳工和环境（生态）成本上升的“中国制造”行业雪上加霜。 最近这几年，中国遭遇的全球化风险越来越多。不少“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已经品尝了全球化苦涩的味道，体验了全球化的阴暗面。比如，中国一些国企在美国的购并行为遇到美国政治家和利益集团的抵制。他们仅仅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就轻易地拒绝了这些中国公司更进一步美国市场。 再比如，中国一些开拓第三世界市场的公司和个人，不得不面对当地的政局动荡、武装冲突、海盗、绑架等风险，以及以西方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的指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组织和个人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公司在苏丹的投资和经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不管中国如何反驳，他们也不让这两件事情脱钩。 随着中美两国利益更加相互交织，美国布什政府就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该术语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许多中国官员和学者一时难以准确理解其含义，忽略或者不情愿看到“stake”中的风险意涵。在只重利益、不问风险的盲目意识驱动下，中国把这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术语片面地翻译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 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重创中国在美国的证券投资，中国开始为华尔街主导的全球化付出惨重代价。不仅如此，中国还有更多的海外利益实际上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中国人有必要重新思考全球化。
发件人："jian yang" <jianyang168@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yinxin@dgyx.cn>,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snoopyny1@yahoo.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jianyang168@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2 14:14:1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世界经济正在步入第二次大萧条,股市“黑十月”。各国的股市都很可能在今后的3年之内从其高位上下跌70%-90%。具体情况就让历史来见证吧。 世界经济正在步入第二次大萧条 杨健 写于2008年10月12日 纽约 10月12日电 全球信贷市场紧缩，加上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尽失，环球股市经历“黑色一周”。香港大公报综合消息称：当中包括23个已发展市场的大摩MSCI环球指数在过去短短一周累跌两成，是自197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一周跌幅，全球市值一周蒸发超过6万多亿美元(约50万亿人民币)。随着市场寄予厚望的G7在峰会上未有具体方案，证券界人士忧虑环球股市仍持续受压。 美股单周急挫18%。报道称，金融海啸的威力进一步显现，环球多个股市先后现股灾。回顾过去一星期，伦敦富时100指数与日本日经225指数便分别累跌21%及24%，至于大摩MSCI全球指数一周跌幅亦达两成，创下自1970年有纪录以来最大一周跌幅，全球市值亦于短短一星期内蒸发6万亿美元，环球股市同步经历“黑色一周”。
日本股市从1989年的12月25号的38916点到2003年4月21号的7699点，之间花了13年，而且是在周边经济强力发展之时,尤其日本经济复苏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其股市才延迟了13年时间，直到2003美国科技股泡沫崩溃后见底反弹。
发件人："Shirley Shek"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0 11:58:38 +0800 收件人： <info@strongwind.com.hk> 抄送： <sales@strongwind.com.hk> 标题： 大風之友 -- 上海季風書店嚴博非評《投機賭博新經濟》 評王小强先生的《投機賭博新經濟》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严搏非 2008-10-15 电影《罗生门》是这样开始的：黑夜、大雨；一扇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门内走出一位老者，这位老者看着黑夜，喃喃地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电影叙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被杀，有四个人都同时看到了，但他们每个人的叙述却都不一样。老人说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如果翻译成哲学的语言，就是：客观性消失了！这句话极为准确地描述了现代性发展到二十世纪后期及其现在的文化的和价值的危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竟也解释了这三周来震惊世界的华尔街危机。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中虽然没有这样的直接表述，但通篇讲的就是这几个字：客观性消失了，只需加上前缀，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营的客观性消失了”。 最近几日，一直在读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随着华尔街的危机越来越深，书，也终于越读越薄。这本去年五月就出版了的书，可能是目前唯一确切地预言了全球金融大崩溃的著作。不过，小强的书不好读，没完没了的材料一层层地堆上来，让你找不到分析和结论；嘻笑怒骂的行文，读起来又尽是瘆人的寒意。读完了，感觉上比读黑格尔还累。 就象哥伦布竖鸡蛋，真竖起来了，也简单明白。小强这本书的意思，当然比我前面讲的要复杂一些，里面还包括了一整套的经济学逻辑。他的推论是这样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元不再与黄金相联系，而各国的货币也不再以固定汇率与美元相联系，从而，金融的国际管制就不存在了。货币从此成了无成本的印刷品，原来与物质生产有着确定性联系的货币生产消失了，它突然变成了可独立交易的商品，市场经济出现了一块庞大的货币经济。而这块货币经济的规模，到9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实体经济的62倍！但此时的金融市场已成为赌场，由于货币只是在与货币交易，它不再是社会生产的真实需求反映，再多的货币也可以在瞬间消化的干干净净。于是，社会生产对资金需求的信号完全被赌博的过程掩盖，原来依赖于货币供应的宏观调控，突然变得杯水车薪、毫无意义了。客观性消失了，市场均衡的对象不见了，资本主义体系在经历了1929年的大危机以后，第一次遇到这种极度不确定的情况，而且，“我们还完全不了解它们之间（真实经济和投机经济）是如何互动的。”这意味着市场机制中的“看不见的手”的失效，市场经济将不再存在均衡，而一旦保持市场均衡的机制不再存在，小强预言，全球经济则将再次被历史上发生过的经济危机所摧毁。
这场震惊世界的金融大崩溃还在继续延伸着，不知道还有多少国家会破产，而拯救的方法却仍然是那“战无不胜”的凯恩斯主义，只是面对这种全无确定性的“投机赌博新经济”，凯恩斯的法则还能灵验吗？即使灵验，那些导致金融工具无限生长的正当性该怎么办？因为它来源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无限的利润是正当的，而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和基石。
2004和2007年退税普降与外汇储备和顺差变化的研究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 陈义鑫 2008年10月19日 内容提要：货币实在已太多，但外汇储备尚在增加，基础货币增加投放还在进行，这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将持续性困难的根本问题。本人刚完成的《破解冷热钱 改革价外税》的研究，主要是从退税对企业、税收和外汇的关联性影响，及冷热钱的生产原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文则主要是想通过对04和07年退税普降后，退税下降对外汇储备和顺差错综复杂影响后已有实践的数据分析，试图揭示我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已迫在眉睫的原因，以便千万不要错过紧急谋求对策避免爆发的最佳时机。 关键词：外汇储备 退税下降 流动性过剩 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 紧缩货币是我国近一年来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而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又主要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基础货币投放过多的原因。根据免抵退的原理和我国实践的数据，退税与外汇储备和顺差的变化有如下特点。 外汇储备增加与退税下降的强度有关。2004年1月1日开始退税率平均下降三个百分点，外汇储备从2003年的4032.51亿美元增加到了2004年的6099.32亿美元，净增了2066.81亿美元；2007年从7月1日开始退税率平均下降了八个百分点，外汇储备从2006年的10663.44亿美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5282.49亿美元，净增了4619.05亿美元，而且2007年外汇储备和增加的金额，是经过从04-06年递增率51.25%、34.26%、30.22%依次逐年下降后产生的数据。 顺差的增加又与退税影响的产品结构相关。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出现了增值率高的产品出口价格只要退税下降都只会上涨，而增值率低的产品价格却又越来越便宜的现象，即一部分产品出口价格只会上涨，一部分又只会下降，是根据顺差研究退税对不同产品下调的实际结果的主要理论依据，而依据退税变化后顺差就相应变化的数据，是分析研究退税下降对不同产品影响实践的学习结果。 2004年退税虽是普遍下降，但像钢材等增值率高的产品退税下降后出口就量价齐增，05和06年退税继续下降的主要是“两高一资”产品，顺差不是下降而是还在增加。04-07年当年的顺差绝对值从319.5亿、1018.8亿、1774.7亿到2622亿美元不断增加。退税下降顺差不减反升，实质体现了价格与退税变化的关系，说明顺差是被调整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的结果。退税下降，出口价格提高，但受出口合同的约束和价格的提高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因此，退税普降前半年的顺差往往是一种前期的延续，后半年才会发生改变，所以顺差猛增数据反映在下一年就比较容易理解。04年退税下降，顺差从319.5亿美元一下就增加到05年的1018.8亿美元，05年的顺差是04年的3.19倍，而后则增长相对平稳。 2007年是下半年退税普降，因此下半年顺差还是维持原来快速增长的势头，顺差达到了2622亿美元，比上年净增了847.3亿，但08年上半年顺差是990.3亿美元，平均每月只有165.05亿，这说明退税普降，出口价越来越便宜的产品增加了，这还可用98-04年退税率维持98年的稳定水平，随出口量增价降顺差逐年下降的情况证明。而08年7-9月顺差又依次是252.8亿、286.9亿、293亿美元逐渐增加，难道是出口形势好转了吗？但据有关报道今年1-8月出口额虽然同比增长22.4%，但从量上是没有或已负增长，这与今年出口增长主要由与钢铁相关的机电和化工等产品涨价拉动是吻合的。因此我国顺差的增减主要决定于退税的变化，顺差已连续增长几年。
退税普降当年外汇储备猛增、物价上涨及多退税额变化的客观现象都说明外汇储备的变化与退税下降有关。 退税下降的强度决定了可增加外汇储备的总量，而退税下降影响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和下降的比例，又决定了热钱和冷钱的差额，即外汇储备的增加额。 2004年退税普降，当年外汇储备增加额就从03年的1168.44亿猛增到了2066.81亿美元，增长了76.89%，热钱从913.14亿猛增到了1747.31亿美元，增长了91.35%；07年退税普降从7月开始只有半年，就从06年的2474.72猛增到了4619.05亿美元，增长了86.65%，热钱从逐年下降到700.02亿而逆转增加到了1997.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85.28%，其中特别值得思考的是热钱是在快速下降时又突然增加的。退税率调整，实际上就是税收依据新的退税率，按当年的外汇收入对银行和出口商与原来退税率不同的分配结果，即银行多留出口商多退。因为，一是退税额的计算要以已成交的收汇为依据，刚执行的退税率不仅不会影响本期的价格，而还要有出口合同执行完毕和磨合提价的时间是推后的。二是会计的出口退税核算要等收汇后，再等国税和外管核实后才能结汇，因此，反映外汇储备变化对应的出口额实际上又是提前2-6个的出口数据，这与退税下降影响外汇储备猛增在当年和顺差增加又体现在下一年的规律是一致的。 这不仅与我在《破解冷热钱改革价外税》的计算完全相同，还可从所得税增加来源于利润的增长，来看热钱对银行来说就是不知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利润，是新退税率对银行的分配结果。为什么07年和08年上半年热钱的大增会带来银行对财政所得税收入的贡献率突然增加？为什么7、8月开始热钱减少银行所得税又同样开始发生减少？因07年下半年仅广东出口企业就倒闭上万家，08年上半年全国倒闭企业6.7万家，银行的利润反而增加除了来自热钱别无他途！不然的话难道热钱是专为到我国旅游一次所以要通过增加我国的所得税而有所补偿？外汇数据、计算结果和增所得税的三合一说明的是退税下降的作用在当年，是新税收分配制度按执行的时间开始，是以退税率为计量依据的具体分配结果。最终体现的是外汇储备的变化就是退税调整的作用。 退税下降是外汇储备增加过猛、货币增量过快的根本原因，不仅从数据，我们还可从为什么企业和老百姓这十多年来感受到物价上涨的主要是04和07年后？这说明是退税刚下降时是货币增加快于商品增加的结果；为什么04年涨价较快就过去了，而07年至今假如不是全球金融问题我国还将继续执行货币紧缩的政策？因06年前新增的钱一部分变成商品廉价出口流失了，另一部分则是跑到房地产去了；06年房价受到国家严控后又主要跑到股市去了；2007年股市的泡沫受国家提高印花税等多种政策的打压，接着再加上07年退税又大幅度下降新增的货币，也就只剩下加快人民币升值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条路了。04和07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能通过廉价商品稀释的货币少了，而通过“两高一资”及相关产品提价直接流失的货币多了，造成了一方面是钱实在是增加太快太多，另一方面又是广大中小企业因资金困难而倒闭。 外汇储备变化的根源在退税下降，我们不仅可从当年外汇储备猛增的数据和物价上涨明显感觉，还可以从会计核算的规律与04年和07年数据对应趋势和因果相同看出来。退税下降当年热钱多，04年达到了1747.31亿元，是外汇储备增加与顺差的差额大的结果，但为什么从顺差绝对额看， 05年比04年增加了699.3亿，出口额也增加了1686.3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增加额05年比04年却只增加了22.59亿？其中计税要从新的退税率实行之日开始，而退税下降价格提高有一断磨合的时间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由会计制度决定的。按会计制度规定，不得退税额可转增销售成本，等于是当年的销售收入减少，而进项税不变，因此，增值税下降，不得退增值税额减少，计算结果表明不得退增值税越少，外汇储备增加越多；第二年退税率不变，价格已提高，其他条件不变，增值税就会增加，不得退增值税也会增多，因此外汇储备又会减少，正是这一增一减才形成了退税普降当年热钱猛增，第二年是顺差猛增、外汇储备增加额又缩小的现象。 从07和08年外汇储备和顺差数据也可以看到退税下降影响的缩影。由于07年7月普降前的4月份，就已对主要生产冷钱的“两高一资”产品先行退税率下降，因此与7月普降逐增的外汇相互抵消的结果，下半年外汇储备增加比较平稳，但08年上半年外汇储备会计核算，实际上主要是07年下半年才收汇审查核销的出口额，所以热钱08年上半年就达到了1815.49亿美元。从媒体报道6月热钱已外逃，而7月外汇储备增加又达到了503亿美元，以及会计核算的规律和今年二月春节南方冰冻灾害的特殊影响，可以判断6月外汇储备变化的情况是会计核算主要是二月的出口额的结果；从有关报道9月流出的热钱为145亿美元，以此类推实际对比的还是5月的出口额，再从下半年来国际贸易状况的不断恶化，7-9月我国的外贸顺差不减反增，也正是“热钱加速流出”的反映。从9月流出的热钱为145亿美元对应的是5月的出口额和7月就已发生银行所得税锐减的现象判断，谋求对策已迫在眉睫，一旦等到发现外汇储备不再增加时，也就是一夜之间外资逃离，我国重演亚洲金融危机时。 退税下降与外汇储备和顺差变化的规律并非偶然，还可从退税下调当年出口多退税下降，第二年多退税又会同样猛增来证明。
从上表可以看到04年多退税只有430亿，05年多退税却又猛增到了983亿；而07年多退税额虽有831亿，但08年一季度又与05年一样猛增，多退税额一个季度就达到了331亿。而最重要的是退税率越低，多退的税就越多。 上述现象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顺差的根源是价格的变化，价格的高低又取决于退税的多少；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又是依据退税率进行税收分配的结果，退税率越低，外汇储备增加越快，货币增加越多，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必然是贫富分化更严重！退税率越低，财政对出口退税补贴越多，发展对出口依赖性就越大、外贸依存度越高，内需不足更严重！总之，国际贸易只要实行了间接税（增值税）就不能不退税，但又不能多退，也不能少退。 “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应对全球复杂的金融局势指明了方向，我认为释疑更有利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既然把退税率当作宏观调控的工具，那我们是把退税下降作为增加出口企业成本还是以提高出口价格为目标的呢？假如退税下降的作用主要是可以增加企业的出口成本抑制出口，那为什么退税率降低了17%，企业仍能出口不受影响？一个企业的利润有17%吗？假如退税下降是为了减少顺差，减少国际贸易摩擦，那岂不又与出口有退税，才会同一产品比内销便宜，那么退税下降价格提高，顺差不是又越来越大了吗？按理出口价格越高，国际贸易竞争力越小，能起到抑制出口的作用，但为什么我国钢材退税下降甚至取消后，出口价格是提高了，铁矿石和海运费也涨了，美国的钢铁却不是我国的竞争对手了？总之，为什么数次退税下降或零退税，出口企业不会倒闭，而控制货币流动量M2增长还在17%-18%高位出口企业就开始纷纷倒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当前的全球金融风波是百年一遇，但是，自从全球美元纸币本位制以来、从未间断的金融风波都源自来无影去无踪的热钱和冷钱的造孽更是史无前例！我们虽然看到了热钱=外汇储备增加额-顺差-FDI，冷钱=顺差-外汇储备增加额-FDI，却至今还不知道国际贸易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而这两个公式正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 外汇储备增加、房市和股市泡沫、本币升值及冷钱出现，是七十年代纸币制替代黄金制以来所有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奏，而我们继他国之后尚既不知道热钱的来源，又不知道冷钱的去向，既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房市和股市泡沫、人民币升值后又开始出现了冷钱，凭什么科学依据就我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呢？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又在哪里？美国历来是我国市场经济崇拜的老师，怎么突然从去年次贷危机开始我们都变成是美国的老师了呢？难道是我们的老师开始犯老年智呆症了不成？从其所有措施和结果正好和我们相反看事情并非如此。 美国是纸币制替代黄金制以来所有金融危机的赢家。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出口大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2001年正当中国外汇储备开始猛增时，美国就在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从6.5%的高利率降到了1%；04年1月中国开始下降退税，美国却从2004年6月起开始低利率政策的逆转，到05年6月在一年时间经过连续13次联邦基金利率又从1%提高到了4.25%； 06年我国是大幅度多次降低钢铁等高增值率产品的退税，而美国是在2006年8月又一次性将利率上升到了5.25%。这到底完全是一种历史性的巧合，还是一种运用货币利率有针对性的高端战略战术？其间，美国发生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钢铁等经济实体倒闭，失业率在增加，按常规在此情况下理应降息，而美国却一次性加快提息，难道美国不知道升息会增加房贷的成本爆发危机？因此，2007年初发生的次贷危机到底是一种深思远谋的预案？还是美国的一时金融监管失控？ 2007年美国乘次贷危机又进行快速大幅度的降息，借贸易顺差一方面施压人民币加快升值，另一方面除增加国际贸易摩擦外，又把反倾销升级到“两反”增加了反补贴内容，诱导了我国07年7月一次性退税下降47%，造成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状况。 退税率是美国诱导世界货币膨胀发动货币战争，迫使他国自愿将财富送上门，美国又心安理得满面笑容收取的法宝。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和曾有过一程繁荣辉煌、而后就一厥不起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实行了价外税的增值税制度和都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黄金兑换货币制时，每当少数人过多的拥有黄金，使货币的流通发生问题时，自然就会爆发我们过去常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有让黄金回流恢复正常才会回到下一个循环。美元是当今世界尚无可替代的货币，而可以流通的美元却越来越少，正是这种因果关系才会造成对美元的需求直至渴望，美元又会重新升值，最近借世界金融危机，美国一声号令，全世界史无前例的整齐救市就是再好不过的说明。那种美元贬值时以为是美国大量印刷美元的结论，是不值一驳的，因按贬值就是印钱的逻辑，那么现在美元升值是不是就该美元收回来呢？ 中国因全世界最多的美元拥有者而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所绑架，目前我国仍在每月以数百亿的外汇储备增加，买美国国债就有为美国的负债买单的嫌疑，不买，不仅没有更好可买的资产，而且央行对冲新投放的货币成本也会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如果不能从国际上主要的美元拥有国得到帮助，那么美国就真正开始可以大量的印刷钞票，这样一方面我国近两万亿外汇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