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由于忙于其他事务,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网页内容,十分抱歉!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中国人开始震惊和反思。最令人震惊的是外汇当局不声不响地购买了3700多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这种海外投资行为曾经找谁商量过?是经过人大会议批准的吗?还是征求过专家的意见?谁都不知道,甚至连新闻媒体都没有报道一则消息,就将这么大一笔钱扔向海外。我们政府的决策怎么能这么不透明?这么轻率?是谁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胆敢如此包办国家重大事务?这四千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损失了怎么办?责任由谁来承担?最近三鹿奶粉事件已经导致国家质检局长等人辞职,难道比这损失更大的海外投资责任者可以逍遥法外吗?中国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了,向社会予以说明情况。各个行业都已经实行了责任制,难道最重大的国家海外投资不需要实行责任制吗?由此问题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制度方面存在多大漏洞!再不纠正就要亡党亡国了。]

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国家主权资金能随便出入国门吗?

中国要追究在美巨大投资失误的责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9月23日

目录

何帆:《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孙立堂:《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 ----兼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李众敏:《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仲大军:《国家主权资金能随便出入国门吗?》

仲大军:《中国是如何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余永定:《中国当前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前瞻》

杨芳洲:《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评中投600亿美元为日本救市 》

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美报﹕《人行缺钱 须财政部注资》

外部报道:《中投公司背后的政治丑闻 》

刘梦熊:《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

党爱民:《两亿农民工击垮美国》

《中国油价实际上是美国的7倍,世界最高!》

黄卫东:《评林毅夫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些错误观点》

芮效俭:《美国次贷危机减轻了中国压力----从中美政治关系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是好事》

Lynn Walsh:《全球经济投机活动的泛滥》

张宏良:《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黄纪苏:《市场社会的样板人——近三十年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杭州 薛正余:《食品安全刻不容缓》

广州 张治金:《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法草案》(公民建议稿)

《邹东涛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绪论中流露的无奈》

叶永烈:《关于《真实的朝鲜》被禁,六十年来好江山,可惜有人不让说》

王希哲:《胡锦涛不可回避毒奶背后的制度问题》

 张五常:《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腐败哪有那么严重》

徐景安:《普世性是衡量文化先进性的标准---评司马南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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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6 15:33:3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65 - 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何帆

Sept. 26, 2008

Hhefancass@gmail.comH

    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再次显示,繁荣和衰退的轮回是资本主义无法逃避的宿命。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尽管经历了网络泡沫的崩溃、“9.11”袭击、安然事件等冲击,但美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大幅度增加。回顾历史,那是全球化高歌前行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化将受到严重挫折,并经历一次巨大的退潮。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美国的金融危机由房地产市场上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为导火索,随后,一张张多米诺骨牌陆续倒掉。一批批对冲基金倒掉了。五大投资银行已经倒掉了三个,剩下的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也做了“变性手术”,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被政府收购。加州等地的大批地方中小银行濒临倒闭。美国国会即将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救市,动用的金额相当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费用总和。尽管坏消息不断传来,但最寒冷的冬天尚未到来。尽管华尔街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美国股票市场仍然只是小幅下调。当次贷危机演变为信贷危机之后,金融体系的瓦解必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冲击。企业的资金压力将更加紧张,最终会引发股市的进一步下挫。当楼市和股市双双跳水之后,居民的财富会大大缩水,消费不得不缩减。当消费出现了下降,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会熄火。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或缓慢增长之后,欧洲、日本会步其后尘,东亚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中国融入全球化恰恰是在过去10多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打开国门,恰逢美国实行低利率的时期,全球金融市场上流动性充裕,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尽管也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得益于国际分工深化,中国的出口却开始不断增长;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曾非常担心“狼来了”,但这次我们的运气又是非常之好,全球经济一片红火,带动了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正是借助良好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的改革才真正唤醒了经济的活力。

    中国从全球化获益良多,如果说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中国很可能就是第二大受益者。引进外资使得国内企业找到了学习和模仿的标杆,缩短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摸索期。出口部门的扩张为上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工作的机会。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但不畏强敌的中国企业正是在和对手的激烈竞争之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受人尊重的新兴全球企业。全球化启迪了我们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中国文化素来有开放的胸襟,沐浴来自四面八方的清新之风,中国人创新和创业的热情熊熊燃烧起来。

    但是,成功之中孕育着危机。由于我们过分追求出口和引进外资,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出独特的“双顺差”格局。我们不仅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还有巨额的资本帐户顺差,结果是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到今天已经将近2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处于进退两难的“人质”地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这些美元资产均有进一步缩水的可能性。中国持有数千亿美元的机构债,这些资产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中国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但由于其他市场萎靡不振,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导致其收益率不断下降,考虑到美国国会救市方案的资金来源还会来自增发国债,国债的收益率还将继续下降,中国的外汇投资面临持续缩水的尴尬局面。一个人均收入排名在100名之后的穷国,却在为一个富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这是我们坚持过去错误的发展模式酿成的苦果。

    美国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必然波及到中国的出口。自从2007年年中到现在,出口部门已经频频告急:进口成本大幅飙升、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展望未来,出口部门的前景将更加黯淡。在艰难的时候,那些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熬过寒冬,并看到更明媚的春天。这将是一个出口部门产业重组的时机,优胜劣汰,我们有信心看到,一批更加强悍的中国的全球性企业将在危机之后破茧而生。但是,还要看到的是,大批的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将哀鸿遍野。要不要救这些企业?关键在于如何去救。海啸即将登陆,因此我们应该让这些企业离开险境,离得越早越好,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一味的坚持过去的发展模式,仍然试图去扶助这些企业,实际是在贻误转型的时机。

    美国金融危机将带来全球化的退潮,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应对。过去,我们对基础设施投资太多,但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我们的制造业发展日新月异,但服务业却沉疴不起;我们的储蓄居高不下,但国内消费却迟迟难以启动;我们长于占领国际市场,却拙于推动国内竞争;种种隐患,在高速增长时期可能被暂时掩盖,在外部环境日益恶化的时候,问题将被醒目的暴露。中国的全球化之旅刚到中途,但我们已经变得比启航的时候更加清醒:太平洋上不太平,全球化的风暴可以使航船倾覆。寻找新的航线,绕过危险的暗礁,才能到达我们光荣的终点。

 

发件人:<mr_sun@sina.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5 23:43: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

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

------ 兼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山东济南  孙立堂

2008年9月26日

    [作者按] 这是笔者前一段时间写的一篇东西,题目是《从许霆事件说起》,因为时间延误了就没有发表,本来以为可以按下不表。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使我又找到了这篇东西,想想还是发表吧,就将题目加了几个字,《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内容没有变化。

    极为可悲的是,《从许霆事件说起》所抨击的对象主要是拥有权力的大大小小官员,可是,《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则涉及到了上十上百万养牛的农民兄弟,这些农民兄弟为了多得一些钱,在牛奶里加上了一种叫三聚氰胺的东西,这就酿成了惊天大祸,造成了无数的、可怜的、无妈妈奶可吃的婴幼儿们的人为病患,使这些家庭里的宠儿们面临死亡的威胁,虽然有的医学专家说这些婴幼儿们不会因此而染上终生的疾病。

    祸患并没有到此为止,三聚氰胺奶粉由河北省迅速的扩展到了周边的省以及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迅速蔓延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祸患到此还没有为止,又从三聚氰胺奶粉扩展到了其他的含有奶类物质的食品,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卖场将许多产自中国的这类食物纷纷下架;祸患也引起了外国政府的注意,欧盟委员会负责健康和消费者保障的官员马德琳说,外国消费者都在观望毒奶粉事件的进展,他也期望中国方面能够有个交待。据中评社香港9月13日电,世界卫生组织正监察事态发展。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所展现出来的主题,与许霆ATM机取款事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们对获取财富途径的辨识”。笔者在文章里写到:“许霆事件的复杂,并不是案情的复杂,是所涉及的道德层面的复杂,折射出来的实际是人们的道德沦丧,是中华民族现时道德沦丧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极为不幸的将笔者的这个观点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证明得淋漓尽致,其直接代价和社会成本以及国际影响也是极为触目惊心。国人们为了能够得到金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在所不惜了,真是可悲可叹!

    笔者呼吁,一是在制度上对涉及国人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物建立逐级独立的、国家级的食品药物检验中心,负责对凡是入人口的东西都要进行独立的检验报告和定期公布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危害人身健康的问题,确保中华民族的健康。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所在,也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二是在思想道德上进行正本清源,花大的力气来解决社会弥漫着的财富道德沦丧问题,正视人们获取财富的正当途径,对“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论断重新进行诠释,在舆论导向上争取彻底的扭转过来,纠正人们在获取财富途径上的极端错误观念。这势必是一项十分浩大、十分漫长的社会工程,因为,人们绝不会对唾手可得的财富轻易撒手,也不会对已经深入人心的观念意识简单扔掉,一定会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转变过程。

    但是,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未知数,可是,如果不能及早地解决这个问题,则一定会继续发生和继续出现比许霆事件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更为严重的事件,这一定也是毫无疑问的!

    2008年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岁月。因年初南方雪灾和五月汶川大地震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美,整个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整个民族表现出来的人心所向,向世界充分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力量,这也许是解决全社会弥漫着的财富道德沦丧问题的力量源泉和人们的道德底线。如何唤起和发挥这份力量,如何守住和提升这根底线则是决策者要运筹帷幄的。

    (作者按写于2008年9月25日神七升空日)

    广州发生的许霆ATM机取款事件,在中国法律和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一起是非分明的案件竟被搅和的面目全非,众说纷纭。这一小案,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们对获取财富途径的辨识。

    依笔者来看,许霆是一个道德上的罪犯,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的存折里并没有这么多钱,他却把不是属于自己的钱,在ATM机上分171笔共计提出17.5万元,并且潜逃多日人不归钱亦不归。但是从法理角度看,许霆使用许霆自己的银行卡片、用许霆自己设定的密码、在许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似乎没有违反法律,也不属于盗窃行为。在许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盗的谁的窃乎。

    ATM机就是银行,这里是银行的不当:银行自己自愿的把钱不当地放在了许霆的账户里,并不是许霆把银行的钱盗窃进了许霆自己的账户里,许霆并没有擅自侵入银行网络系统的行为;这里是银行的不作为:银行没有及时发现并及时纠正银行自己犯下的错误,即使是许霆在银行的一个ATM机上分171笔共计提出17.5万元的巨额资金,时间长达数个小时,银行的昼夜值班保安、银行的强大网络系统、银行的敏锐预警或者警戒系统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在事情发生50多个小时以后银行才终于发现了错误,这充分的证明了银行的极端不作为;这里是银行的错误作为:银行侵犯了许霆的私人财产领地,擅自闯入许霆的公民私人财产领地,将本不属于许霆的款项强制放在了许霆的账户之中。

    由于银行的不当、银行的不作为和银行的错误作为,直接导致了许霆能够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卡片、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密码、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银行账户多次正常的提款。

    一个银行的客户正常的用自己的银行卡片用自己的银行密码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该客户有权利从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只要这个账户里可以提出款来。反而,银行却要提出符合法律程序的充分证据来证明这些钱的归属。当然,如果银行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当事人将自动误入自己账户的款项还回去就可以了,并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许霆没有做出其他的多余情节。

    许霆事件的复杂,并不是案情的复杂,是所涉及的道德层面的复杂,折射出来的实际是人们的道德沦丧,是中华民族现时道德沦丧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从邓小平先生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访华代表团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以后,中国人经过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的获取,大多数人的财富都与二十年以前大不相同,很多人的财富令人目眩,相当一个数量人群的财富几可敌国。当然,较之二十年以前的生活质量相比,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天地里,尽管城乡还有很多家庭和个人继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极为可惜的是,与此同时,国人在财富成长的同时,很多人在意识上,也从此不再太去计较财富究竟自己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何种手段获取的。

    中国人获取财富的传统理念以往都是口口相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老一辈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教育子女儿孙通常都是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当时也没有其他外来的媒体和信息渠道更没有多媒体和音频视频之类的工具,每天早晚包括饭桌上炕头地头上树荫下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就是不断的唠唠叨叨的在耳朵根前千叮咛万嘱咐,广泛列举并运用古往今来的、左邻右舍的、远近发生的各种正反两个方面的人证物例来充分说理,要求子女学好人,做好事。这种口口相传的教育方式面对面,气氛和谐,针对性强,适应性高,效果很好,子女也容易听得进去,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高。如果子女们做错了什么一定会讨得长辈们的一顿骂甚至是一顿打,一般的要享用笤帚疙瘩或者烧火棍之类的东西,这也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最高形式。当时的社会比较单纯,人们的生活也很清苦,财富的欲望和期望值也很低,心态也平稳,人们对获取财富的途径也有是非明确的界限和约定俗成:君子爱财取自有道,勤劳致富,不贪不义之财,拾金不昧,路不拾遗,诚信做人,保全贞节,讲究仁义廉耻,士不为斗米而折腰,这些朴实的观念深入人心,也深得人心。尽管在二三十年以前中国人实际上没有什么钱财,也非常希望得到钱财,日常生活也非常需要钱财,大多数人们对金钱、对财富是一种纯朴的、和谐的、从容不迫、人人都守得住的社会氛围。实际上,中国人也一直没有更多的获取财富的机会和渠道

    可是,这些年以来,准确的说,自从邓小平先生提出“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论断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仅就获取财富的途径来讲,已经官已不官,民亦不民,官民同污,泾渭也不甚分明了。无论是官是民,只要能获取财富,人们也不再去刻意的计较途径了,这也许是人们道德沦丧的悲剧开始。许霆这个典型的人物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人长大的,虽然许霆的父亲也并不认同许霆的这种ATM机取款行为。

    在国民获得财产的过程中,很多有钱人都会涉及到“第一桶金”的来源难题,还好,许多的商人,在获取了“第一桶金”将钱洗干净以后则选择了正道,即使是一些在集市上曾经造假作弊缺斤少两的市侩小贩在发财之后也有一些人会受到良心的锤炼转而走上正道,演绎着财富的正常线路。

    但是,许多的官员经过“第一桶金”以后品尝到了甜头,体味到权利与金钱的交换竟然如此简单,如此方便而竟一发不可再收,从“第一桶金”到若干桶金。从一个官员的“第一桶金”到若干个官员的“第一桶金”,竞相效尤,以至于到若干个官员的若干桶金。官员们与桶金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赴后继的你倒下去他倒下去我也倒下去,你全家倒下去他全家倒下去我全家也倒下去,止也止不住。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报告指出“2003年至2007年,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近18万件21万人;已被判决有罪12万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万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近1.4万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完善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47人,追缴赃款赃物245亿多元”;“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额34.2亿多元”。这一些血淋淋的数字,代表了很多人、特别是党政军警高级干部的财富不归之路。这里面包括曾经极为显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一窝上海市高级官员与刘金宝、周正毅夫妇、张荣坤的连锁钱权色交易腐败案,以及搅动了半个中国的福建商人赖昌兴对各级各层官员广泛深入的行贿授贿浸淫物欲而酿成的走私腐败大案,只要这类贪得无厌的官员和无孔不入的商人同时存在,就会继续演绎着黑色、灰色、黄色、血色、白色的财富不归路。

    这些年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和法律现象就是,“官员”,准确的说,只要是手中掌管权力的人,不管是什么权利,也不管这个权力有多么大或者有多么多小,“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就有可能把权力换成财富。与此同比,在获取不当财产的发案率中,各级官员较之平民百姓的发案率大幅串升。过去的社会现象一直是,包括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参加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三反、五反、四清、社教、文革、斗私批修、防资反资、防修反修等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无数次运动,在运动的开始阶段或者进行过程中都要揭发出一些人的不当经济行为,那个时候,被揭发出来犯有经济问题的多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包括会计、出纳、售货员、售票员、收款员、食堂会计、仓库保管、供销人员等等一类经常接触财物的人,最大的官员也是这些人的上司,无非是科长副科长之类,处级干部犯有经济错误的就非常罕见。被揭露出来的贪污金额几千元就很多了,超过万元的就绝对属于大要案了。那时绝大多数的各级官员很是清廉,极绝大多数干部是两袖清风,各级官员一直是各级群众的模范和榜样,很少有现在这么多的官员,尤其是大量的高级官员一拨一拨地被揭发出犯有严重的经济错误,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动辄爆发出来的官员腐败案件简直就可以吓死人,计量官员贪腐的单位经常是百万元、千万元、几千万元,甚至是以亿元为单位!这些官员,既有最小的,没有职级的一般公务员,也有大的,党和国家、军队和警察(也包括法官和检察官)中最为高级的官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委员长级别的国家级高官也不罕见,好在我们党的政治局常委还是非常廉洁的一个堡垒,尚无人涉及经济丑案。

    至于正副省部级、正副厅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警察、军队高级将领、企业高官的腐败已经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在把公共权力变成个人财富的道路上,这些人几乎已经没有廉耻和顾及可言。在这些官员中,过去极少出现犯罪的一些领域里的官员犯罪也是层出不穷,国家药监局长,国家统计局长,各级党委政府甚至人大政协的秘书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监察局长,警察局长,海关关长,甚至监狱长。说实在的,现在各级党政军警官员的形象在公众中已经失去了社会公信力,至少大打了折扣。人们甚至对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司令这样的国家省部级高级官员,对公检法司军警这样的国家纪律部队也不敢抱有充分的信心,大家对电视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形象亮鲜的各级官员心里都在犯嘀咕,不晓得这个人什么时候就会被双规,就会爆出贪腐了多少多少巨额资产,包了多少二奶三奶的丑闻出来。看看现在普通百姓对揭发出来的高级官员贪腐案的心理承受程度,就知道大家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已经没有人再会去惋惜,再会去叹息,甚至没有人再会去拍案惊奇了。包括杜世成、陈同海或许还有金人庆等众多的省部级高官巨额连环贪腐以及公用李薇一个情妇(某媒体披露李薇对此并不认同)这样的亘古奇观;包括山东省会城市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竟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面前将情妇连人带车用炸药炸死炸毁这样的绝代艳案;还有近在天子脚下的共和国直辖市-天津市的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竟都长期控制在极度腐败的官员手中这样的荒唐隶治;从2003年到2006年昆明市连续三任规划局长涉嫌收受贿赂而相继倒台;中国高速公路建设速度屡创世界第一,自1997年以来连续有17个省交通厅长因腐败被查处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即使是这一些惊天大案、要案、玄案、艳案,在人们的心中也仅仅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迅速被熨平,很快被遗忘。呜呼。

    著名的《财经》杂志一共出版到208期,这一期就刊载了两个惊天大案,“ 审判陈良宇”和“周良洛地产弊案”,概率之高令人惊叹!这两个案子很多相似之处,一是发案持续时间长带病提拔,陈良宇发案的持续时间从任职上海黄浦区长开始一直被提拔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止长达二十年之久,周良洛则是14载为官,8年受贿,涉案资金达1672万元;二是全家腐满门被斩,陈良宇的妻子黄毅玲儿子陈维力以及弟弟陈良军均涉案受审,周良洛则是夫妻档共同腐败,不同的是,陈良宇夫妇是两案处理,周良洛则与妻子鲁小丹一起站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三号法庭的被告席上;三是团腐群腐合伙贪腐,陈良宇案件被司法公开追究的18个上海滩政经大员均已获罪,而与周良洛案相连接的也有数十位京城政商界猛人,四是深陷权钱交易,陈良宇与周良洛都是空手套白狼聚敛巨额财富的高手,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不费举手之劳,不费一分一毫,仅仅用用人民和国家赋予的公权力,通过开开会、签签字、吃吃饭、打打电话,就极其简单、极其容易的将政府的权力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当然,作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同走过来的人,也不能在事后的多年再去苛求邓小平先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万马齐喑年代里,当时就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前面再冠以“要通过勤劳”或者“要通过创新”或者“要通过合法途径”等等限制性用语,形成一句完美的 “要xxxxxx,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语录,也并不符合现实。那个年代,小平先生也没有允许大家去论证和修订这句话,他的格言是“不争论”,当时国家和人民穷的已经没有争论的时间了。

    毕竟,小平先生关闭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魔鬼瓶,开启了中国人民的财富之门。就像阿里巴巴一样,在巨石宝窟前念着咒语:“芝麻、芝麻、开开门!”宝窟的大门打开了。小平先生高高举起“开放、开放,快致富”的旗帜,登高一呼,神话般的奇迹出现了,就这样,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辉煌财富和发展历史就出现了。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的财神爷。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国家的世界第一执政党,作为世界上一个执政了近一个甲子的政党,不能不尴尬的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面对中国党内、中国政府官员中层出不穷的这股异乎寻常的腐败狂潮,虽然党也在不断的力挽狂澜,不懈的挖出鼹鼠和蠹虫,不断地严格党纪严肃查处。问题是,作为一个成立了近九十年,执政了近六十年,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政党,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原本属于极端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怎么会一下子似乎层层党的组织各级党的干部都变成了贾府门口的石狮子?而腐败的范围如此之广泛,涉及的领域如此之众多,犯案的金额如此之巨大,涉案的官员如此之高级,发案的频率如此之密集。在这个异常严峻的局势面前,如果仅仅从腐败者的个案上,从腐败的个别团伙上去寻求答案是远远不够的,似乎还应该从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上、从人们的观念上来寻求答案。

    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了几十年以后,整个执政党的队伍、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华民族谋取财富的途径,在思想观念上,在潜意识和公开行为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彻底的变化,只要能搞到钱,似乎人们并不太再去计较这些钱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何种手段获取的,也不再顾及自己所担当的政治角色、社会责任、公众形象和家庭状况,只要自己能先富起来。

    这种精神的堕落、行为的腐朽和道德的沦丧已经蔓延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流行病,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社会现象摆到了整个中华民族面前。虽然党中央也一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民主生活会,八荣八耻教育活动等等,企图遏制我党日趋严重的腐败。非常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我还在网上看到了陈良宇和杜世成分别在上海市委和青岛市委举行的先进性教育总结大会上的报告,他们两个人都在大会上大讲特讲如何保持自己的廉洁如何反对别人的腐败制定了何种规定采取了哪些措施先进性教育活动圆满成功云云,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两个人肯定都曾亲自发动、亲自参与、亲自主持了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民主生活会,八荣八耻等历次活动,从案发的时间和情节看,他们两位都是边领导活动边进行腐败,越活动越腐败。其他的腐败官员肯定也是与此相雷同。由此可见,仅凭这些相对的软性束缚根本抑制不了财富和女色对各级贪腐官员的绝对吸引力。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将其中一个奖项颁发给了青岛的“微尘”,这是一个杜世成担任青岛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发生在青岛感人之甚的故事。我作了一副对联: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观后有感:

上联“青岛普通市民甘做微尘人人都捐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共铸社会大义”;

下联“青岛市委书记任由堕落自己独贪进社会的巨额不义之财犯下众怒罪恶”。

横批“清者虽卑微亦清浊者似高贵亦浊而泾渭分明”。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腐败的历史远远长于我党和我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高发、突发、大发、群发、连发的腐败,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严重的腐蚀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毒化了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顺利执政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党,这样一个老资格的政党,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系统的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机制和体制,在没有反对党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能够阶段性的、自动的从战略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从整个国家的精神健康建设和中华民族的种族健康繁衍上,来回顾和检讨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看看在改革和对外开放二十年以后到底需不需要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前面再加上一点什么。

    (2008年3月27日)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5 08:37:5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it&i-iwep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李众敏

September 25, 2008

lee.zmin@gmail.com

    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联手挽救华尔街金融机构以来,美国政府出手的力度越来越大,最新出台的方案规模达到7000亿美元之巨。受美国刺激经济做法的影响,全球范围内“自由资本主义”被抛弃,越来越多的国家跃跃欲试,决策者们日益热衷于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在 2008年9月初,韩国出台了规模为185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旨在鼓励投资。日本在针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的同时,也在酝酿出台经济刺激方案。中国在出台对中小企业政策融资的支持性政策后,是否将会有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也被热烈讨论。

    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出台背景不同,目地也不同,但是不乏毫无创意的方案。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在历次石油危机中都成功地通过创新度过了难关,并在化解石油危机的负面影响时,将国内的产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这样一个应付外部冲击有丰富经验的经济体,很难想象出台应对外部冲击的经济刺激方案用意何在。当然,作者并不是要分析各国经济方案中的利弊得失,而是要对当前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基本局势有一个判断,依此来判断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的最佳时机和正确的方向。

一、不可熨平的经济周期

首先要问的是:经济周期真的可以被熨平吗?显然不可以。从实践中, 经济周期是不可熨平的,但是经济周期调整的福利影响是可以熨平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经济衰退后刺激经济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在经济衰退前期能够力挽狂澜的先例。从理论上,新的增长理论更倾向于接受“存在即为合理”的哲学,因为经济的衰退意味着结构性调整,也酝酿着新一轮的创新和增长。相反,如果人为熨平经济周期(尽管不可能做到),则反而会伤害经济体自身的生物钟,不利于新增长点的出现,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差别有时难以区分。目前所出现的这场金融海啸到底是偶然出现的高频波动,还是经济体(低频)的周期性调整呢?这是我们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曾经被认为是功臣,却越来越被怀疑是罪人的格林斯潘说过:这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我想他这次显然是说对了。世界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 IT产业带动、全球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增长的黄金时期。在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步伐开始加快,原来人为分割的两大阵营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工资的上升,这一轮增长的效应正出现边际性递减。作者认为,如果没有金融泡沫的影响,这一轮增长本来还可以再延续些时日。遗憾的是,美国出现了金融泡沫。目前公认的泡沫成因包括低利息政策,还有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缺位。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息息相关的一个因素),那就是金融泡沫的需求方。美国是一个高消费、甚至靠借债过日子的国家,从政府到国民都习惯了债台高筑的生活方式。但是美国在债台高筑的同时,仍然过得轻松快活的原因之一,是亚洲国家的高储蓄,亚洲国家的高储蓄所积累起来的高额外汇储备,扩大了对美元资产的需求,成为了美元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有力支撑。美国遇到亚洲,就象懒汉巧遇以施舍为乐的勤快人一样,所以有人问:谁在养活美国?

结果是,泡沫破灭了,债权人和债务人都遇到了麻烦,经济周期性的调整提前开始了。因此,从现象上看,这是金融泡沫的破灭,实质上,只是周
期性调整的前奏。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济刺激方案

经济周期是不可熨平的,但是经济周期调整的福利影响是可以熨平的,只要有财政政策在,我们就可以做到。显然,我们都需要经济刺激方案。目前令人困惑的是,各国试图要熨平的正是经济周期本身,而不是其福利后果。在作者看来,这是严重的误入歧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以美国政府提出的 7000亿应急方案为例,财政部主要想用于收购企业的不良资产,这一方案受到民主党的质疑,我向来对“象驴扯皮”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一次民主党似于切中了要害:要考虑危机中的房贷者,而不只是华尔街。

作者认为,经济刺激方案主要有两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阶段:在危机发生阶段,经济刺激方案主要是针对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的民众,如何将危机给民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减少到最小化是最重要的任务。在这一时期,不应出台全面的刺激计划,相反,应该非常有针对性地将政策倾斜于那些受到严重影响的民众与机构。对于受影响严重的机构,仍然需要进一步划分需要支持的业务与不需要支持的业务,以友邦保险(AI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为例,AIG获得美国政府85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足以挽救 AIG所有的业务,而真正关系民生的业务只是 AIG的保险业务,政府应当力保的只是这部分(比如可以从 AIG分剥成立新的上市公司接管其保险业务),而不是整个AIG。对于危机发生国之外的国家,需要首先澄清危机的传导机制以及对本国的影响,并出台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在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刺激方案的目的有所不同,应该以复苏经济活力为目的,这一时期通常需要针对整个经济体的刺激方案出台。

因此,良好而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如果在不适当的时机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或者是经济刺激方案作用的方向不对,则不但会起不到刺激的作用,反而会恶化财政状况,有损经济体应对未来风险的能力。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判断,目前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出台的刺激方案,只能算是“过度反应”,现在进行任何积极的评论显然为时过早,大风大浪还在后头。

三、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当前这场危机?中国有句成语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发生危机,在地球另外一边的中国却要遭受重大损失。在雷曼兄弟破产案中,中国敞口风险为 6.52亿美元,相对于日本的22亿美元而言,中国的规模还算小,但是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资产暴露在风雨之中?不知道。

在讨论需要采取的措施之前,我们需要先判断中国可能受到的影响。在作者看来,中国可能从三个方面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一是一些金融类企业可能持有美元资产,这些资产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可能受损,对于这些金融机构,在适当的时候政府需要予以支持、注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受到美元资产贬值的直接影响。二是一些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出口企业,受美国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外部需求有所削弱,对这些企业,应当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其将产品内销,及时转型,以减少损失。三是受危机影响,美联储已多次减息,加上危机会驱使一些短期资本流入相对平静的新兴市场国家,这都是造成未来通胀的重要因素,货币当局需要引起重视,在控制通胀的同时,实施有效的资本管制。

在短期内,除了关注以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与领域外,亚洲国家要积极参与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亚洲各国应该有明确的意识,这场危机美国是债务人,而亚洲很多国家都是债权人,处理华尔街的危机不只是债务人的事情。如果美国政府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美元资产加速贬值,或被人为压低价格出售,使亚洲国家的美元资产遭受更大的损失,目前,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走的正是这一路线。亚洲国家相关的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和受危机影响的美国金融机构磋商,将自己所拥有的美元资产转为参股,即使以继续追加、注入一定流动性作为附加条件,都是值得考虑的方案。三菱 UFJ金融集团准备斥资85亿美元收购摩根士丹利20%的股份,就可能是基于这一考虑,也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除了上述受影响较深的行业之外,在短期内,更多的企业与民众并不会直接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在这一阶段并不需要出台普遍受益的经济刺激方案,这样不但起不到缓和危机的作用,反而不利于保持稳健的财政状况,以应付下一步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认为,当前的最佳选择,是在出台针对危机的结构性调整政策之外,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静观危机的发展,并在危机的尾声前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综合方案。

当前的最佳选择,是在出台对危机的结构性调整政策之外,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静观危机的发展,并在危机的尾声前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综合方案。

 

 

 

国家主权资金能随便出入国门吗?

----中国要追究在美巨大投资失误的责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9月23日

    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中国人开始震惊和反思。最令人震惊的是外汇当局不声不响地购买了3700多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 以及将近50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国债,这种海外投资行为曾经找谁商量过?是经过人大会议批准的吗?还是征求过专家的意见?谁都不知道,甚至连新闻媒体都没有报道一丝消息,就将这么大一笔钱扔向海外。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体制问题,必须进行深究。

    从制度上讲,国家外汇储备属于国家主权基金的范畴,它的海外投资,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不能仅仅由某个部门说了算。目前,我国企业间的每一笔购并,产权投资,都要经过国家商务部的审批和批准。难道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就能随随便便地被财政部或外汇管理局拿到国外吗?这种制度风险也太大了!

    从政治文明角度讲,我们政府的决策也不能这么不透明,这么轻率。是谁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胆敢如此包办国家重大事务?这四千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损失了怎么办?责任由谁来承担?最近三鹿奶粉事件已经导致国家质检局长等人辞职,难道比这损失更大的海外投资责任者可以逍遥法外吗?

    因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必须行动起来, 紧急研讨国家主权基金立法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问题,并向社会说明情况。各个行业都已经实行了责任制,难道最重大的国家海外投资不需要实行责任制吗? 这个问题已经看出我国制度方面存在多大漏洞!再不纠正就要亡党亡国了。

 

中国是如何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在徐州与福州论坛上的讲话摘要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9月11日至20日

(待刊)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4 22:14: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64 - 中国当前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前瞻

中国当前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前瞻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2008年9月25日

yuyong@public.bta.net.cn

一、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 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机)、Fuel 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 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二、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这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

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1年以上。2007年(甚至此前)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减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三、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不要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

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忧。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那么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
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放缓与油价、食品价格高涨导致通货膨胀的两难抉择,但是,它们无不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例如,欧盟预测委员会预测欧元区2008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将由去年的2.6%下降到今年的1.7%,而2009年会进一步减速到1.5%,但是面对通货膨胀,欧央行仍加息25基点至4.25%;2008 年年初到7月8日已经有24个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其中22个国家实行加息政策。金砖四国中巴西已加息100基点、俄罗斯加息50基点、印度6月内第二次加息并累计紧缩达到75基点,金砖四国外印尼也累计加息75 基点。

在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也存在尽量使用市场手段的问题。除目前最经常使用的货币工具之外,应该加速利息率市场化的步伐,尽快实现由控制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率转到控制银行间短期拆借市场利息率。通过改变银行信贷成本,间接影响商业银行行为。信贷管制将导致金融资产配置的低效率,从长远来看,不利于通货膨胀的治理。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地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但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存在许多漏洞,在一段时间内,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投机资本的流入。可以说,缓慢升值加资本管制诸多漏洞是造成中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重要原因。

公众对所谓的“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颇有微词。这是出于对通货膨胀和升值之间关系的误解。货币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学的常识。正是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导致通货收缩,才促使许多人在2003-2004年强烈反对升值。当前的通货膨胀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经济过热引起的。升值降低石油、大豆、铁矿石等重要大宗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抑制了通胀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通货膨胀是错误的。唯一可以讨论的是:升值预期导致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并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在结构性双顺差不断累积,同时又要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下,升值是迟早的事。升值拖延的时间越长,汇率对基本面的背离就越大,未来的升值幅度就越大。对汇率的控制,可以影响汇率预期于一时,但不可能消除升值预期。与其说升值预期是由于升值所至,不如说是双顺差所致。第二,如果升值速度足够快,升值并不会导致热钱的流入。理论上说,在一次性升值情况下,热钱根本没有机会流入。第三,在现实中,并不能笼统说热钱流入是升值预期引起的。2004年-2005年大量热钱流入的目标是房地产市场投机受益,没有投机资本会为3%的升值预期而流入中国。2006年-2007年初热钱流入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股市。第四,即便升值预期会导致吸引大量热钱,只要增强资本管制就可以抑制热钱的流入。现在有了外管局、海关和商务部的共同努力,相信热钱的流入将得到较好的抑制。

当初确定人民币升值的初衷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加快非贸易部门的发展等,而不是抑制通膨胀。因而,人民币升值的方针,不应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升值并未屈从美国压力,而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以低汇率维持出口势头实际上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补贴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美元贬值、美国通货膨胀加剧、美国资产贬值且风险急剧上升的情况下,继续追求外贸顺差的实质是保护局部利益牺牲总体利益。中国应该利用升值的机会,推动“三个转变”。应该看到升值给中国出口业带来的困难,但更应该看到,升值正在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变化。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我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不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5.财政政策应在稳定经济、促进机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由于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部经济体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势将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这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用于帮助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采取减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举措。值此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贸易条件严重恶化的时候,通过增加税收政策刺激出口,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是不好的。贸易顺差意味着用实际资源换取越来越不值钱的美元资产、或干脆为美国缴纳铸币税。中国与其继续出口廉价商品,换回美元,还不如由财政部出钱把企业无法在海外销售的产品(衬衫、鞋子等等)统统买下,无偿送给汶川地震的灾民。尽管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超过10%,就业形势依然良好的时候,出台以抑制经济减速的目标的财政刺激方案似乎还为时过早。

6. 抑制通胀的同时,应进一步调整相对价格

物价管制可以暂时抑制通货膨胀。但物价管制扭曲了价格信号,造成资源配置的恶化。这种方法不能减少需求,却会减少供给,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形势的恶化。对汽油价格、电力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一系列重要产品的价格管制,尽管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最终结果必然是供给的减少和通货膨胀的恶化。价格管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恶化的国际经验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前不久提高汽油价格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政府应该进一步解除对油价、电价、水价等重要能源价格的管制,用市场手段而不是计划手段配置资源。要发挥升值在中国相对价格调整中的作用。中国石油短缺,需要进口。但由于中国油价过低,中石油却大量出口。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要适当提高国内油价,而且还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石油出口积极性的下降,从而增加国内的石油供应。又如,在合理汇率水平下,中国钢铁出口的数量是不会像今天这样巨大的。当然,为了不使相对价格的调整导致通货膨胀的恶化,当一些价格上升时,必须有另一些价格下降。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反过来说,只要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价格管制的放松应该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严重恶化。对于在相对价格调整中受损的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政府应该也可以通过财政加以适当补贴。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中国必须坚持把遏制通货膨胀放在首位。中国应该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此同时,放松对汽油、电力、粮食等产品的物价管制,实行相对价格的调整,改善资源配置,从而增加供给。中国应该继续人民币升值的方针,不仅仅是对美元的升值,而且应该是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为了保证升值的自主性和渐进性,中国必须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对在经济调整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低收入人群实行补偿,帮助转型中的企业顺利实现转型。值此世界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之际,中国应该对自己的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但是,实现“三个转变”的工作不能放松,“双防”的政策不应改变。

 

 

 

 

发件人:"晓陆 "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2 00:51:2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

----评中投600亿美元为日本救市

杨芳洲

2008年9月21

据《每日经济新闻》92日头条报道“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投目前正与日本有关银行讨论开设交易户口的细节,积极办理与日本证券公司相关的结算手续,以争取在今年内对日本企业作股权投资。中投表示,将拿出2000亿美元资产的1/3用于海外投资,包括投资日本等海外市场,涉资总额600~700亿美元。 日本分析人士指出,中投公司投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资源和环境技术关联性强的企业。并且认为,中投投资日本企业并不是要获得其经营权,而是单纯的财务投资。[1]

中投公司成立虽不长,但不仅从未干过一件好事,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却前所未有。公司还未正式成立,其负责人楼继伟就急着造光(2000亿美元)全部家当购买美国垃圾金融资产。第一笔30亿美元投资美国黑石,不仅无投票权知情权和董事席位,高价购入,现已亏去近半,而且黑石立刻用我入股资金兼并我骨干国企。此后中投又伙同央行等共买进5000多亿美元美国公司机构垃圾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去年美国次按危机爆发后买进,当时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于去年713日匆忙赶到北京求援解套,仅一周后,21日《经济观察报》就登出了楼继伟等1000多亿美元金融投资组合,并且还是选秀外包给外国投资机构运作。一年后,我现持有的美国公司机构垃圾债竟增至5000多亿美元,正面临灭顶之灾。这么明显的牺牲自己巨大的国家利益去为华尔街救火,只能说明楼继伟等太爱美国太不爱中国了。

中投公司的灾难性外国证券投资现在仍未停手,以巨资给美国救火还嫌不过瘾,现又拟以六、七百亿美元为跌跌不休的日本股市救火。美其名曰“抄底”,实则为资金严重缺乏面临危机的日本送钱,日本金融大臣对此感激不尽 [2] 。而此时中国的股市已跌去三分之二,可见中投楼继伟不仅爱美国,而且爱日本,就是不爱中国。

应该指出的是,日元也是长期看跌的弱势货币,其原因是日本故意采取长期低利率政策而使日元成为专用于国际投资(投机)的世界货币,从而尽享变相发行世界货币的巨大经济利益,以及弱势日元带来的出口利益。因此也同美元一样,蓄积了长期贬值的动能,其过量发行程度虽不及美元,日本经济也比美国经济扎实,却仍不能改变其长期贬值趋势。尤其美国经济危机的发展必严重殃及日本经济和过量发行的日元,因此投资日元资产也是逆大势而为,凶多吉少。何况弱势日元符合日本利益(次世界货币的发行利益和出口利益),日本有意对其维持;更何况美国及西方的经济危机目前还在继续发展,远未见底。日本政府若以巨资拯救其危机,则原本就已过量发行的日元将更过量,大增其恶性通胀危险。(所以日本政府的危机救助计划很保守,可见中国以巨资相救不仅是雪中送炭,更是输血救命。)日本人比美国人更精于算计,我们与其打交道何时占过便宜?日本股市又完全在日本政府和财团控制之下,以日本民族主义之狭隘强烈如何肯让我占便宜?因此,我为其救火只能被套在那儿为日本经济白做贡献。虽分散了单一投资美元资产的风险,但仍是不安全的危险投资,其下场未必就比投资美元资产强多少。

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将严重影响日本经济,而且也必将殃及欧洲经济,因此,对西方国家金融产品投资不仅是高风险投资,而且都是逆大势而为的危险投资!我国银行海外投资理财产品(QDII)亏损面超过95%就是证明[3]

不论做何生意,顺势而为方能盈利,逆势而为早晚赔个底掉。在当今国际游资(尤其是美元)大量充斥全球的情况下,资源产品是供不应求,而美元、日元等资产是供大于求,这是最基本的供求大势。(其根源是美元、日元等过量发行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而当前资源产品价格回落和美元又走强,不过是一时的技术性回调,与美国为维持美元地位而不得不采取阶段性强势美元政策有关,这只能是阶段性的,暂时的,而非大势。若将此当大势操作,小资金进出灵活也最多全身而退;而大资金逆势而为则必遭重创。

因此,对美、日等西方金融资产,只应(择机)作空,决不能作多。目的是逐渐减少美元、日元金融资产,并在此过程中盈利。而对资源型产品却只应(择机)作多,既增加战略资源储备又盈利。但决不能作空,否则将如前两年期铜一样被逼空。

而中投楼继伟所确定的以西方金融产品为主的外汇经营方针却是一个完全逆势而为的方针,犯了商家大忌。其否决了价格必然长期看涨而我又十分短缺的战略资源,却偏要全力增加供大于求必然贬值的美元、日元等资产。即使这些资产不是“毒垃圾”,我们的钱也不是被用来兼并我国企,仅将美元、日元等金融资产作为主要投资目标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因此,先抛开楼继伟等爱国心和责任感的问题不谈,仅其经营方针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就至少说明此人缺乏最起码的市场判断和经营能力。

而中投的上级领导将此专司逆势而为之投资方向确定为中投职能,则无异于构建一专以对外淌血流失财富为己任的灾难制造机器。加之此机器有爱美、日而不爱中国之妖魂,难怪中投干不出一件好事而只干大坏事。

新公布的《外汇管理条例》总则第十条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为何该条例墨迹未干,中投就敢公然违抗?拒不反省投资美国垃圾金融资产的惨痛教训,仍不顾起码的安全性要求继续冒险投巨资于危机中的西方金融证券?有人说这第十条“隐含地界定了中投公司所持外汇的‘非储备’特性”[4]

若此人说错了,不是这么回事,新《条例》第十条对中投适用,则即使还没有造成损失,也应对其违反安全原则从事高危巨额投资严肃惩处。

若此人没说错,真是这么回事,则新《条例》制定者也忒阴险了,明明知道外汇管理、经营应“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却居然绞尽脑汁玩弄文字游戏,千方百计欲束其安全原则于无用之高阁,置我巨额外汇储备于灾难之险境,则新《条例》制定者是明知故犯,有意破坏,性质恶劣,应受法律严厉追究!

本来新《条例》第十条就是在我巨额外汇储备出现严重安全问题(我5000亿美元美国公司机构垃圾债因两房等即将破产而难逃灭顶之灾)后才加上去的,5000亿美元的惨痛代价才换来这条早该明确的原则,其教训已足够刻骨铭心。

现此代价巨大的第十条居然又遭如此践踏,足见我外汇安全处于何等险境!我曾在评论新《外汇管理条例》的文章中说“尽管这条原则明确的太迟了些,但有此原则总比没有好,不管怎么说,明确此原则总算是一个进步。可惜的是此最重要之安全原则却未能体现在制定外汇管理条例—这个最重要的外汇管理事务的指导思想中。这不仅表现在总则第一条外汇安全或金融安全目的的缺失,而且在整个管理条例中存在着严重的外汇和金融安全漏洞。”[5] 现在看来,就是在这第十条本身也被设置了“严重的外汇和金融安全漏洞”。

既便如此,根据漏洞严重的新《条例》第十条也足以对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条例》的执法者严肃惩处。就在《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投公司拟600亿美元投资日本的同一篇文章中,还有关于外汇管理局巨额外汇投资的消息:

“就在中投窥伺日本市场的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计划投资25亿美元入股美国基金公司知名基金——德州太平洋集团(TPG)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该集团是为深发展的外资股东——新桥投资的大股东,联想前首席财务官马雪征是其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和合伙人。据悉,TPG是将于下月宣布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规模达200亿美元,外汇局已承诺投资25亿美元。”

外汇管理局以25亿美元投资高风险的美国私募收购基金,不仅风险巨大,而且可能再重演黑石以我资金兼并我骨干国企一幕。外汇管理局此举既严重危害我金融安全,也严重危害我产业安全。

此外,央行及所属外汇管理局90亿英镑(160亿美元)投资英国股票 [6],也是高危投资,美国经济危机引发的西方全面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发展,日本、英国等股市也远未见底,现在去投资无异于自填虎口——白送。

外汇管理局无疑严重违反了刚刚发布的《外汇管理条例》第十条的安全性原则。且执法犯法,罪加一等!

我们看到,不管新《条例》第十条有无漏洞,都不能阻止掌控我巨额外汇的大员们继续进行灾难性的胳膊肘外拐投资,甚至连其执法者都没把它当回事。它之所以被写入新《条例》也许本来就是掩人耳目的摆设。

关于外汇安全

关于外汇安全的重要性,我已经说过很多了,这里再予以强调:由于外币世界范围的流动性,因此只有外汇财富才能很方便地瞬间大量流失到国外去;又由于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必导致本位币汇率的大幅跌落,从而大大改变外汇与国内商品之间(间接的)的比价,使外币持有者极廉价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资产,因而将再流失其它国内物质财富。所以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并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最终造成的损失也将远远超过那些流失的外汇财富十几倍乃至数十倍。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般都是因外汇出了问题。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因此,外汇安全,应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

而中国的外汇流失,除流失外汇形式导致的财富流失问题,还有更严重的财富直接流失问题。这是因为:1.我目前腐败的法制环境形成大量贪腐收入导致巨额资本外逃。2.买办权奸卖国造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财富利权外流。因此,届时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因此,外汇安全无疑因我特殊国情而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大得多的战略安全价值。

而掌控国家如此巨额财富的精英大员们却故意混淆外汇储备的财富内容与外汇形式的区别,把应改变的财富形式偷换成不惜损失财富内容,将我外汇财富当作多余的无用物,甚至当作(引起通货膨胀的)“祸水”“血瘤”而弃给他人。新《外汇管理条例》正是以此“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平衡外汇”主旨体现其毁我利他之阴险目的。

尤其中投公司,绝非仅损失外汇形式,而是直接损失巨额外汇财富。兼有损失外汇形式及其财富内容双重危害。其以巨额资金对美、日等送礼输血,带给其免于因危机而彻底崩溃之巨大经济和战略利益,却造成我足以引起日后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的巨大国力损失。我短期内丧巨资如急性大出血,而美、日则及时得我大量输血起死还阳,因此我必为他人灾难垫背而先垮,无偿救其出水火而陷自己于苦难。美国和日本即使发生经济灾难,因其法制健全,政治经济制度完善高效,及科技发达家底雄厚,至多几年就可恢复。而我法纪废弛,政治腐败,经济体制扭曲,效率低下,资源耗尽,环境恶化,内部矛盾极端尖锐,且又被外国控制了金融和经济命脉,财富利权外流滔滔不绝,若发生经济灾难,必天下大乱国家分裂,数十年难有翻身之日。

(此等不惜置祖国于死地之罪恶,或许正是欠下大量卖国孽债之内奸惧怕有朝一日遭人民清算而图谋彻底消灭债权人(祖国)之毒计。)

为何要平衡外汇?

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是解决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问题。但此真正应该实现之目的却被偷换成了“平衡外汇”,手段和目的颠倒了。购买外国金融证券固然可减少外汇,但其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吗?根本不能!

只有将外汇用于扩大进口,才能减少顺差,及顺差产生的外汇占款和通胀因素;减少顺差造成的货币兑换市场上外汇相对于人民币供大于求的部分,即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如果将外汇用于国外金融投资,外汇虽然减少了,但央行买进这些外汇时放出的外汇占款却仍在,无进口商品去吸收这些外汇占款,如何减少通胀因素?自己将外汇投资于国外金融市场,无人因此买外汇卖人民币,又如何能抵消市场上外汇相对于人民币的供大于求部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恰恰就是不能积极使用外汇储备扩大有利于我的资源产品进口,以及不能减少不利于我的资源产品出口,即不能以有利于我的方式缩小外贸顺差造成的。因此,所谓外汇平衡问题不过就是我们迎合美国利益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伪问题因此,以境外金融投资的方式平衡外汇,只是在减少和消灭外汇,而对平衡外汇应实现的目的——解决外汇占款通胀因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却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管理层及其制定的新《外汇管理条例》以“平衡外汇”为宗旨而“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其用心之险恶。

中投公司到底有什么用?

中投公司楼继伟唯一政绩是以最快速度最大规模给洋人送钱,这一点古今中外无人能比,连李中堂李大人都难望其项背。中投还未正式成立,2000亿美元就快造光了,效率如此之高!对此中投筹备组内部也颇有微辞,如此经营模式国家要中投公司干什么?外汇管理局外汇投资中心不也干的这些事吗?[7]

长期以来,正是央行将外汇占款(人民币)对应的外汇财富借给美国人,这部分外汇形式的财富就没法变成产品形式的财富去吸收对应的外汇占款,其通胀因素也因此而生。(因此,不是外汇占款产生了通胀因素,而是将外汇投资境外金融证券产才生出通胀因素。)对此央行不是改变外汇使用方法,将外汇变成(对抑制通胀意义重大的)基础资源产品去吸收外汇占款,而是以央票对冲收回这些外汇占款。等于央行不顾自己国家的发展需要,将资金严重匮乏的中国国内的钱收集起来,借给资本雄厚的美国人,央行为此向国内付出央票利息,再收进投资美国债券的利息。但美元长期贬值,美国债券利息不够抵偿美元贬值的损失,央行却还要对国内付出人民币利息。长此以往,不仅中国人民承受着资本外流造成的基础投资严重不足,失业严重,及被外资廉价兼并民族产业经济命脉的巨大痛苦,央行自己也不能承受其逆大势而为的低效率(负效率)造成的严重亏损。

应指出的是:央行的对冲操作根本不能消除投资美国债券产生的通胀因素。以央票收回的人民币都是有主儿的钱,央行不能将其没收,而只能是借,为此还须还本付息。当最初几年无还本负担而只需付息时,通胀因素不是消除了而是延迟推后了。待既要付息又要还本时,却因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商品去吸收这些还本付息款,对冲操作便暴露出其荒谬。央行的亏损也因还本付息负担越积越多而更加严重。现央行因投资巨额美国债券亏得仅剩32亿美元(即约22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已不够抵消亏损。 因此须财政部注资。[8]

但央行及管理层不仅仍不改变外汇使用方法,以利国利民利自己(的部门),反而处心积虑继续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既定方针,于是中投公司应运而生。只是这个中投公司没钱,于是就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借款给中投,中投再以此借款金额向央行买进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美国等西方金融证券。于是既有了卖人民币买外汇的主儿(代央行)对西方金融证券投资,替央行背了2000亿美元贬值的损失和1.55万亿元人民币还本付息的负担,也将央行已对冲过的1.55万亿元人民币再次对冲收回,紧缩了1.55万亿元人民币(2000亿美元的外汇占款)。

央行则既转嫁了美元贬值损失及对冲操作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又能加倍为美国利益服务— 一方面继续以巨额外汇为美国输血,支持其岌岌可危的美元和美国经济;另一方面则实现了美国一贯诱导我实行的利他损我之货币紧缩政策。(只有紧缩货币,才能消除我社会利润空间,造成普遍萧条,既可使我国内大量储蓄因无投资机会而继续流往美国支持美元(为渊驱鱼),又可人为制造经济波动以利其剪我羊毛。)

由管理层协调的央行、财政部、中投这三方配合运作,将投资美国债券与紧缩货币结合了起来,美国因此而获双重巨大利益。我则因此而获双重巨大灾难。以运作外汇储备为名发行1.55万亿巨额国债搞二次对冲,吞噬了我几乎二十年的国债建设资金,(1.55万亿元相当于10年国债建设资金,此外还要白白赔上每年1500多亿元的利息负担,又是10年国债建设资金。) 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如此浪费和低效率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

而且二次对冲将巨额资金用于制造经济衰退还将产生3倍负乘数作用(-4.65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并大大恶化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而大量失业人口继续起着压低出口商品工资成本,为外国贡献经济价值的作用。我国内大量储蓄也因无投资机会而继续流往美国支持美元。(美国次按危机爆发后,央行和中投反而大大加快为华尔街输血速度,使我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灭顶之灾。)我经济命脉因企业普遍经营困境正面临廉价被外资控制的厄运。(我股市暴跌三分之二并继续下跌,已显见内外勾结欲使外资全面控制我经济命脉,为西方列强转嫁经济危机,消灭祖国债权人之阴险意图。)

(世间竟有如此吃里扒外“金融技术”!利益全归他人,灾难全留祖国。且其用心之险恶,构思之巧妙,配合之默契,妄为之胆大,无耻之独有,足以令全世界为之瞠目!)

管理层对外则宣称:(发特别国债运作外汇储备投资美国金融)减轻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果真如此吗?自己内部倒倒账,左手倒右手,固然可造成央行卖出2000亿美元并收回1.55万亿元人民币,但对市场供求却不产生任何影响。市场上卖外汇的该卖多少还卖多少,该兑换走多少人民币还照样换走多少。以此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岂非自欺欺人!?

至于央行二次对冲收回1.55万亿元人民币,与没有中投时一次对冲一样,央行不能剥夺持币者的所有权,收回只能是借入,即使将其冻结也还须还本付息,但这2000亿美元因投资西方金融证券却不会带来任何进口商品去吸收1.55万亿人民币还本付息的金额,因此根本不能消除这2000亿美元因投资境外金融证券而产生的通胀因素。

要将此1.55万亿元人民币缩回去冻结起来就要有人承担损失。过去承担这个损失的是央行,现在则是中投。(反正它命中注定就是个赔钱机器。)央行转嫁给中投1.55万亿人民币的利息负担,及2000亿美元贬值的损失,加在一起不算还本负担每年还有至少10%的利息负担。即中投每年盈利必须超过10%才能不亏损。

可是中投却以其投资美国垃圾债券之巨额亏损(亏给美国人)拯救美国经济,造成我永久性巨额财富损失。我亏损掉的巨额财富连同其每年的利息收入永远都回不来了,(免了美国人占我巨财还本付息之责,) 而央行紧缩掉的人民币却是借国内的钱,还要还本付息。因此这巨大损失无疑将通过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分摊给每个中国人。

中投之所以成为专司自毁家财之超级对外输血机,正如前文所述,是其(专买西方金融资产)逆大势而为的外汇经营宗旨,及为履行此宗旨的人事安排——以楼继伟等爱美、日而不爱中国之精英为其舵主所致。

纯粹是买办卖国的需要才建立的中投,是我中华民族一巨大财富失血口,只要此机构存在一天,中华民族的财富就会通过其源源不断输送给美、日等西方国际资本,直至淌尽最后一滴血。中投必须立即关闭!

国家战略资源价值储备是维护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巨额外汇储备如何管理使用的问题,实际上可更进一步概括为国家财富储备的形式变化及其管理使用问题。外汇储备作为国家财富储备的一种形式,保值、增值、并兼顾流动性,应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

缺乏财富储藏功能的世界货币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本应具有世界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但它不争气,偏偏有长期贬值趋势。这是世界货币发行国尽占其发行利益后的必然宿命。其货币只有在该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情况下才能流向世界,执行世界货币的功能,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得到发行世界货币的经济利益(占有他国商品劳务)。但其每一个因国际收支逆差而流向世界的货币,最后都会构成货币市场上供大于求的部分,从而都是其贬值趋势的动力,否定着其作为(能升不能降的)世界储藏手段职能。进而也否定着其自身世界货币的性质。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也是如此。(这说明一个基本原理:世界货币的功能及其普遍的人类利益与一国独自发行的货币功能及其特殊国家利益互相排斥。世界货币只能是世界利益,而不应是哪一国的私利。

美元长期贬值大势难以逆转,因而动摇了其地位(即人们的持有信心),其贬值趋势也更快更明朗,其世界货币地位也因此就愈加动摇……地位动摇和贬值趋势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显露出美元的过量发行。近十年来,美国以大量金融创新产品去吸收其过量发行的美元,却也因此创造出更多的债务货币,由于西方金融一体化而引起西方金融衍生品和债务货币日益泛滥,日元也成了专用于国际投资投机的(次)世界货币。

国际游资(美元日元等国际货币)和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充斥全球,资源产品因此(相对于充斥的游资)供不应求,形成全球性通货膨胀。随着虚幻的金融衍生泡沫破灭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必将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金融资产也将比其货币更严重贬值。因一时的流动性紧张和阶段性强势美元政策导致的资源产品价格回落,不过是一时的技术性回调。这就是当今最基本的经济供求大势。因此,国家的财富储备如保持在不断贬值的美元、日元,甚至更危险的西方金融资产上,则与其财富储备的性质绝对冲突。

财富储备的各种形式

1.各种国际货币

目前,美元世界货币的性质只是还保持在其国际流通手段的功能上,因此我们的外汇储备(美元、日元及各种国际货币)也只需保持满足国际支付能力所需要的流动性并能应付紧急事件就足够了。其余的外汇储备应及时利用其国际流通手段的功能转变为财富储备最适合的形式。

2.一般财富的价值储备

这是指纯粹世界财富,世界范围的一般价值物储备。由于美元迟早必丧失其世界货币地位,又无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充当世界货币,黄金,还有白银,必重返世界货币宝座,成为世界一般财富的代表。其世界流通手段和财富储藏手段功能的巨大需求将使其升值空间十分巨大,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积极储备完全符合国家财富储备性质的要求。金、银等也有其它具体使用价值的用途,其储备也要考虑这方面需要。

3.兼有具体使用价值和特殊时期一般价值物角色的战略资源财富储备

    这主要是指大宗基础产品储备,如:粮、棉、食用油、布、各种必需的矿产品、金属产品(钢材、铜、铝、铅、锌等)、燃料产品(石油天然气产品、煤)、焦碳、木材等等。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由于使用的广泛,其初级产品的原材料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及商品整体的物价水平,因此可称之为战略资源。

由于这些大宗基础物资是社会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一般都不太敏感。相反这些需求弹性较差的大宗基础产品,其价格对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状况的变动却有着很灵敏的反应。这些基础的东西供给一紧张,价格马上就涨[注:9]甚至超过其具体使用价值的意义而具有一般价值物保值增值并能与任何商品直接交换的性质,即代替货币执行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像粮食、牲畜、布匹、金属等,每逢饥荒和战乱,就经常排挤货币而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宗必需物资并未彻底退出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因此其既是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作为特殊时期最具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贸易),而与那些“国际”货币材料一同成为古时国家的战略资源和价值储备。也理应成为我当代战略资源和价值储备。

这些大宗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将全面抬高商品生产成本,并对全部商品的经营利润和供给状况产生抑制作用,进而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而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充足储备对维护社会安定,及对抑制全面通货膨胀则具有长期积极的影响。

除大宗基础产品外,一些重要的稀缺工业原料如稀土、稀有金属和矿产品等也是既有重要的具体使用价值,也会在其极为紧缺时充当一般价值物(其价格也会因此而暴涨)。美国、日本、韩国等对此有深刻认识,因此廉价从我国大量进口了够用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稀土和其它稀有资源进行大规模储备。大有搬空我稀有资源而尽为其所有之势。我却为一时蝇头小钱失去了可长期发展的巨大资源财富。

不论是作为纯价值物的金银储备,还是兼有具体使用价值和特殊时期一般价值物的资源财富储备,除我国不产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用花外汇进口的。但国家若不对其积极储备进行保护,则很可能导致我珍贵的资源被廉价出口换回不断贬值且我早已过多的外汇,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出口我们宝贵的(且不断升值的)稀土、黄金,及严重污染环境的焦碳等产品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资源损失及财富价值损失都十分巨大,因此而扩大的外贸顺差也对宏观经济很不利。对其积极储备既可保住资源和财富价值,也可以于我有利的方式缩小外贸顺差。

    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储备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国家战略价值储备对支持国计民生,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抑制通货膨胀,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各项事业稳定发展,具有极为巨大的意义。

春秋时管仲治理的齐国之所以雄霸天下,善于经营管理各种重要战略资源(包括货币材料)储备是一重要原因。齐国吐出的都是自己储备充裕而市场紧缺价格高涨之物资(包括钱币),吞进的都是自己储备偏少而市场充裕价格低廉之物资(包括钱币)。而且积极以生产支持储备,以储备平衡波动促进生产。在与他国的贸易中,齐国的战略储备也同样是在各种战略物资及各种“国际”货币之间进行有利于己的比例变换。这样国家的战略储备经营总是在平衡市场供需调节物价的过程中获大利,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也越来越雄厚,社会产品(尤其是战略储备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顺畅高效,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增长极具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了齐国经济的成本,齐国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以我当前国力,无疑是可决定市场价格的大庄家。因此,将外汇储备的经营并入国家统一的战略价值储备通盘筹划。认清供求大势,根据国家各方面的需要和变化选择有利时机调整各类财富形式(外汇、金银、资源财富)的储备比例,将主要储备总是保持在其价格长期趋势必涨的财富形式上。

对西方金融资产,只(择机)作空,不作多,所持空头仓单盈利时可平一部分仓,但决不开仓作多。目的是逐渐减少美元、日元等西方金融资产,并在此过程中盈利。

而对资源型产品却只应(择机)作多,在仓单盈利较大时可平仓,接现货与多头平仓相结合,既增加战略资源储备又盈利。但决不能作空,否则将如前两年期铜一样被逼空。如此运作,完全可做到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既实现价值储备的安全快速增值,也充分满足我以低成本大量获取各方面资源的需要。

再结合各种重要资源财富的周转利用和生产流通,以储备平衡供需,以强大的国家储备能力支持生产(尤其生产周期长的农业),以发展生产支持储备。定能将通货膨胀彻底消灭于无形之中。

应成立国家储备委员会

但国家统一的战略价值储备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协调一致,并能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适应并主导市场化瞬息多变的形势。

这是整个国家的大生意,需要有一个权限很大能协调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统一迅速采取行动的政府机构。但原国家储备局权限太小,只有储备仓库的经营和管理职能,因此不能胜任国家战略价值储备的要求。因此,还需成立一个新的其权限在国家各大部委之上的机构——国家储备委员会。

由于国家价值储备的经营管理事关重大战略利益,因此其应属国家最高机密。再者,为避免我巨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造成我自抬买价,自杀卖价,有些具体运作方式也需隐蔽秘密,分散进行。因此国家储备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也必须与此相适应。

国家储备委员会的职能应是广义的国家战略价值储备,而不是狭义的部门储备。应既有自己经营管理的仓储系统,及国内外市场的商贸机构;也可通过调节储备物关税及相关环节税的变化控制进出口,自己则在国内收购或出售;或自己不进不出,而仅以政策变化调节社会储备;还可委托各部委、各地方、各企业、部队等代储代销代购。既可储备现货,也可利用期货期权储备期货资源。还可结合具体储备目标搞生产性经营、增强其产量产能。并以强大的国家储备能力支持国内生产(尤其农业生产),平衡供需波动。

总之,储备方式应灵活多样,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公开与隐蔽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需要隐蔽则隐蔽,需要公开则公开;需要分散则分散,需要集中则集中。

储备委员会控制的是储备物种类、及具体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状况,及为此而采取各种进销周转措施。储备委员会应负责对全国战略价值储备状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估(不论其是否自己直接经营)。为此,国家储备委员会除自身的经营权外,还应有以下权力:

1.    迅速调整关税的权力,以调控储备物进出口。

2.    决定外汇储备及外汇政策的权力。

3.    由于战略价值储备物都是人民币对应的物质财富,因此对这些财富所对应的人民币的供应——即货币政策有发言权。

4.    协调各部委、各地区、各单位、执行落实国家储备任务的权力。

5.    迅速协调落实交通、铁路、外运等运输能力的权力。

6.    及时得到财政支持拨款的权力。

7.    监督、检查、评估全国一切相关单位执行国家储备任务状况的权力。

8. 投资经营储备物生产的权力。

总之,是代表国家意志支配巨额财富的进、销、存、周转、流通、生产、利用的一切权力。因此,这只能是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国家储备委员会。其主管应是国家经济主管。

由于管理国家战略价值储备的储备委员会事关巨大战略利益,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之一,并拥有巨大权力。因此其领导核心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是以国家利益为天职而对其效忠尽责的真正爱国者。

储备委员会必须有铁的纪律,对背叛国家利益的内部人员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惩处。

储备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受国家(经济)安全机构和人大以各种有效适用方式进行的监督。

 

当前国家最缺乏最需要建立的职能机构是经济安全委员会。(或国家安全机构建立经济安全职能。)这是针对当前我国因买办卖国经济安全方面国家意志严重缺失而言。然后就是应建立专司国家战略价值储备的国家储备委员会,针对我国家价值储备职能的严重缺陷。

并非有了相应的国家机构就一定会有相关的国家职能。象央行、银监会等也都是国家的重要部门,但因其掌控在买办内奸手中,所维护者非我国家意志和利益,而是他人意志和利益。如果国家储备委员会也掌控在买办内奸手中,与当今中投和外汇管理局又能有何不同?如我们前些时偏偏要在石油价格最高的140多美元/桶时以建立储备为名大量进货以接国际金融资本的出货,而此前在长达数年之久市场价格较低时却不去建立储备。若如此经营,即使有了国家储备委员会又谈何价值储备?还不是一样为他人送钱。

而像中投公司这样的机构,其负责人卖国应受法纪惩处自不待言。其机构成立宗旨就严重违背国家利益,专司逆势而为淌我宝贵财富血液毁我利他,此乃我国家肌体中毒瘤,应立即切除!

 注释:

1:见92日《每日经济新闻》(NBD.com.cn)头条《中投600余亿美元抄底海外 首次进入日本》(记者马骏骎 发自上海)

2:“如果中投公司投资于日本,将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情,在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今年访问日本期间,日本金融大臣渡边喜美(Yoshimi Watanabe)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而日本则相形见绌。”——20080902日《21世纪经济报道》《日本金融大臣感激中投瞄准日本资源、环保股份?》记者 谭璐 香港报道

3:见《新京报》20080909日 苏曼丽文章《九成半银行系QDII亏损 部分产品亏损接近60%》

4:见鲁政委《<外汇管理条例>评述》《金融时报》2008825

5:见杨芳洲《新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增加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6:见200898日《参考消息》第8版《英报称中国“偷偷进军”英股市》【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97日报道】题:据披露,中国银行持有价值90亿英镑的英国公司股票。

7:“目前在筹备组内关于投资方向仍有不同认识,有成员认为,这一方式和方向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外汇投资中心的操作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采用这种模式投资,成立汇投公司意义不大。” ――见20070721日《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利明文章《外汇投资公司方向初定 以保值为首要目的》。

8:见200896日香港《明报》专讯《美报:人行缺钱 须财政部注资》“《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在过去7年疯狂地买入约值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以及两房按揭抵押债券,在人民币升值之下,有关投资大幅缩水,令中国人民银行仅仅32亿美元(即约22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已不够抵消亏损。 因此须财政部注资。”  http://www.mingpaonews.com/

9:大宗必需品需求弹性越小——即需求曲线越陡,其供给的松紧余缺状况变化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大,越灵敏。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9 09:09: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交行董事长: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交行董事长 蒋超良

2008-09-18

    此前市场曾就外资参股国内金融企业的股权比例上限事宜议论纷纷。交通银行(601328)董事长蒋超良近日在某杂志上撰文指出,对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股权的比例不应进一步放开,以保持国家对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绝对控制力。

    据相关规定,目前单一银行的外资持股占比不得超过25%,单个外资持有内地银行股权比例不得超过20%。

金融开放存在不对等

    在这篇题为 《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文章中,蒋超良指出,中资金融机构的“走出去”远比“引进外资”要困难得多。他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都有严格的控制。比如,与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大量入股中国银行(601988)业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新加坡至今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如果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中,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

     与此类似,虽然英国的汇丰等金融机构大量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并在中国内地广泛设立分支机构,但交行、建行在伦敦设代表处十多年,英国监管当局一直以母国监管不力为借口不允许在其境内设立分行。德国监管部门要求外资银行在该国分行的管理层中必须有一名德国人,这名德国人具有业务签字权,有向监管部门直接报告权。

    蒋超良称,考虑到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都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我国今后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方面也应该更加严格。

须绝对控制重点国有金融企业

    蒋超良指出,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本国对金融资产及金融资源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他举例说,截至2007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利用外资余额为823.2亿美元,其中,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220.7亿美元。外资金融机构还通过分支机构的设立,与国内金融企业展开直接竞争,客户数量和业务规模均实现快速增长。

    他称,目前,汇丰银行在内地有53家分支机构,花旗集团有23家,东亚银行有40家,渣打银行38家,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由2003年的4159亿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末的1252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2003年的1.5%上升至2007年末的2.4%。这对我国如何保障金融业安全与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保持国家对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绝对控制力,今后对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股权的比例不应进一步放宽,需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平衡。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老革命" <capitel@sina.com>发送时间:2008-09-06 23:40: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合众国际社】消息人士称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身无分文 【《凤凰周刊》】:周小川将被火线撤职 【纽约时报】:中国央行资本仅剩32亿美元

美报﹕人行缺钱 须财政部注资

来源:《明报》

2008年9月6日

    【明报专讯】中国坐拥过万亿美元的外匯储备,但原来央行很穷。《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在过去7年疯狂地买入约值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以及两房按揭抵押债券,在人民币升值之下,有关投资大幅缩水,令中国人民银行仅仅32亿美元(即约22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已不够抵消亏损。

    报道指中国未有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告,增加人行资本,人行今时今日要面对注资的需要。最快捷的方法当然是印钞票,但会令通胀急升,报道引述三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人行开始与中国财政部商讨办法,如何增加资本。

    有人行专家指出,其中一个做法可能是,不再让人民币升值。但这可能增加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因弱人民币会增加中国出口竞争力,扩大美国贸赤。而且人行是内地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政府机构,而财政部则倾向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会削弱出口竞争力。

    两个政府机构一向不咬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部主管Eswar Prasad亦指出,若人行接受由财政部注资,将贬低人行独立性。他表示,曾反覆提醒北京注意持有庞大美债,会令中国在人民币升值或美国加息时受损,因当利率上升,债价会下跌。 上周内地《凤凰周刊》报道,人行行长周小川可能会在短期内调职,未知有关消息与外匯储备出现庞大帐面损失是否有关。

传周小川短期调职

    《纽约时报》又指人行已经由去年冬天开始,买入小量海外股票,但仍持有大量债券。财政部一向主张投资海外股票,去年旗下拥有2000亿美元资金的中国投资公司,开始其海外投资,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入股百仕通。但投资百仕通至今帐面值已蒸发43%。

    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人行资金短絀不会对经济造成威胁,财政部可以将其他政府机构的债券注入人行以增加其资本。但人行的情况已引起不满。有人士指出,约 1.8万亿美元外储中,一万亿美元是美债,可以购买200艘每艘价值5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无异於向美国海军赠送200艘母舰。

    人行正面对不少压力,要求减存款準备金率,以鼓励经济增长。更有美国的中国央行专家指出,持有庞大美债令中国人厌恶到一个地步,以致不少中国官员相信,内地颇受争议的《货币战争》这本书所指的;「美国明知国库债券会跌,故意引诱中国大量购买」是真实的。

【纽约时报】:中国央行资本仅剩32亿美元 http://www.nytimes.com/2008/09/05/business/worldbusiness/05yuan.html?bl&ex=1220760000&en=911c9604f792c501&ei=5087%0A
 

 

中投公司背后的政治丑闻 
 

    根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权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总经理高西庆目前正在美国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简称“摩根”)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摩根中国区主席孙炜女士在美国私下接触,商讨中投投入巨资拯救处于华尔街风暴漩涡之中的摩根。摩根目前正面临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或美林投资银行被收购的危险境地。

    在过去的两年多中,中投公司作为掌管中国国家外汇资金的机构,由于判断失误或外界所称利益输送,在首次出手投资30亿美元于黑石集团(又称百仕通集团)时就失利,所投资金目前已经缩水一半,在中国国内外舆论哗然。中投投资于黑石,当时就是由摩根士丹利和迎娶了中国跳水冠军伏明霞并因诚信问题而黯然下台的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等牵线搭桥。此后,中投公司又入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获取后者9.9%的被动股份,市场人士分析,当时摩根就在看跌,吃惊为何中投逆市而行,不料目前那笔投资又损失近半。

    中投公司如果再入资摩根士丹利,不会是小数,至少是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否则是杯水车薪。中投公司于摩根私下谈判追加投资的消息,在华尔街和国际金融市场引起轩然大波,不知是否得到中国政府授权。人们不理解,美国政府决定不救助任何投资银行,任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贱卖,美国国内投资者避之犹不及,中东和东南亚的主权基金都远远观望,不知为何单单中投公司和中国方面会逆市而上,超出投资逻辑和一般常识。

    人们认为,有几条理由决定中国和中国的公司在此时此刻不宜入资救助摩根士丹利乃至美国金融机构:

    一、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贱卖,证明了不顾自有资金实力善于冒险获利的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已经失败。仅存的摩根和高盛,除了其自身可能存在的巨大隐患外,必然会步其后尘,价值下降。

    二、无论是中投单独相对控股还是中投拿钱由第三方控股,入资摩根士丹利,将会使中投和中国成为摩根士未来的廉价钱柜。因为无论是出于面子还是避免无休止的贬值,中国方面都不得不持续救助。在八十年代,日本人就上过美国人的当。

    三、美国政商界一定会借助美国的外资法,一如当初反对中海油在美投资无功而返一样,反对中国拥有在摩根与其投资额相符的控制权,结果就会是,中国买单,美国人经营和得利。

    四、中投或者中国其它公司,如果高调逆市投入巨资,挽救走下坡路的摩根士丹利,并且借水与她人救火,会在国际上产生出中国投资能力低下的商业尺度,长期消极影响中国对外投资个案的估价标准。

    五、中国如果隔岸救火,不仅强化中国老百姓目前脑子里关于美国人用中国人钱养活的思想,并且永远把中国政府绑扎在必须全力救国内市的战车上,酿成重大和长期的政治隐患。正如最近似乎是在提醒中国政府不要在美国救市的纽约时报重头文章所指出,“中国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一万亿投入了美国的各类证券中。按照一艘航空母舰价值50亿美元而计算,一万亿美元可以购买200艘航空母舰。中国政府把国家储蓄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每年仅有美元3%收益率的资产中,在计入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后,不仅不是收益,而是10%左右的年亏损。”

    六、中国如果入资,将会使得中国失去在国际事务中运用任何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灵活主动权,并使得中国政府被国际金融和经济界戴上政府干预主义的标签。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华尔街一向都不加思索就开始夸大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斯蒂格利茨在文章最后不无感叹地写道,“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些人,都把他们的才智用在了如何逃避条规和标准的管束上,而这些条规本是为了确保经济效率和银行系统的安全而设计的。不幸的是,这些人做得太成功了,而我们所有人,包括屋主、普通工人、投资人和纳税人,却在为他们付出代价”。

    实际上,如果中投公司或中国入资摩根士丹利,最大的直接得益者将是摩根士丹利的管理层,包括麦晋恒和孙炜等。实际上在上次中投公司投入50亿美元在摩根士丹利之前,华尔街日报已经报道说,摩根士丹利董事会已经准备作出更换首席执行官,让麦晋桁下课的决定。如果中投公司入资,麦晋桁和孙炜等将是华尔街的英雄,其得利将难以估计。此外,摩根士丹利的美国股东也会得益,而这些股东中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正在梦寐以求能够解套。

    估计主张中投公司入资的观点,会说中投公司先前投资于摩根士丹利的50亿美元已经缩水近半,如果不再补仓,就会血本无归。这可能就是摩根士丹利高层甚或是美国政府某些想借中国之水救美国起火者所压逼中投和胁迫中国的借口之一。那么,连美国政府和美国私营机构,甚至投资者都不救雷曼兄弟和美林,宁愿断臂求存,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失败了的独立性投资银行经营模式,再去追加投资,无异于被绑上债务战车。此外,主张入资的观点可能还会说目前资产便宜,正是投资良机。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扫便宜货?为什么美国人自己在鼓励人民持有现金?为什么美国政府在教育人民此次危机将会是持久性的?

    在中投对美国目前的两次重大投资中,都有摩根士丹利的影子。中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界广泛知悉的消息是,摩根士丹利高层与中投和中国金融界决策人士之间关系非凡,还有说法指出他(她)们之间利益输送,难以揣测,更有传言这种关系是中美金融买办和经济间谍的核心秘密。众所周知,在投资界和投资银行界,所有的资金流动都是有成本和费用的,换言之,每笔投资都是有手续费和好处费的,总是有人在领取,一般至少在1-3%之间。

    嫁给美国人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炜女士当年与高西庆在美国留学时就是私友,后来在香港短暂工作于香港监管部门与包括梁锦松和梁定邦在内的香港人士建立了友谊。孙炜女士后来投奔在摩根士丹利总裁麦晋桁麾下,以至于麦氏转战到哪里就将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孙炜女士带领到哪里,成为国际投行界的佳话。摩根士丹利能够在中国业务中攻城掠地,与这些深层关系密不可分。

    麦晋桁也不简单,当年主持建立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合资的中金公司,该公司目前由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任首席执行官,由朱镕基的秘书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李剑阁当董事长,每年均有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些中国金融界的大腕还都事业家庭有成,名利双收。高西庆两次结婚生有三个孩子,其中有在美国生活的。孙炜也是三个混血孩子的母亲。李剑阁的孩子由梁定邦早年托美国人资助毕业于美国著名寄宿学校和名牌大学,发展于国际金融界。国内外有舆论说,想比于国内贪官动辄因为几百万元人民币坐牢枪毙,这些游弋于国际巨大投资业务中的金融巨子,举手顿足之间,就囊入数亿美元,且不为人所知。

    更有观点指出,中国金融界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呼风唤雨,内外勾结,一荣俱荣,左右着中国的政局,成为不只是胡锦涛的班子,乃至是下届中国领导层的巨大隐患。
 

刘梦熊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

 

    近期,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撰写《我为人民鼓与呼》一文,在香港三家媒体以整版篇幅发表,引发震撼,各界关注。刘梦熊疾言厉色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麼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3763亿美元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產,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犹如闹市中引爆炸弹,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金融乃至经济界强烈反响。不过都是在高层经济圈内,大陆平面主流媒体完全回避和沉默,网站也大量删除评论帖。详细情况是这样:——

    次贷危机下,美国的两家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行将崩盘破产,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 。国际经济界称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

    国家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惊人增长三倍,高达到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去年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前夜,中国仍然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究竟是谁拥有在这样疯狂地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权利,如痴呆一样疯狂购买美国债券?

    同样是亚洲大国的印度,外汇储备也很可观,但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万美元而已,人家是意思意思,中国的3763亿竟然是印度的一万六千倍,差不多是三万亿港币。这样投进美国“两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国际公认的原则是,外汇储备公认的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但中国财金当局却将外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资于美国“两房”,这相当于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和东南亚楼市崩溃,还闹出「负资产」,业主和银行一齐遭殃,说明房屋按揭本身风险很大,其衍生债券更是危险品。

    不能只集中在一个菜篮里,这是金融投资常识性的金科玉律。外匯储备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稳健至上,比重分散,结构多元。可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受握重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败家子一般的官员,个个还都是硕士、博士学位!

    就冲这点,中国民众还有什么脸面去嘲笑印度!叫人家阿三,自己都快成阿大了。到底是谁祸害中国如此吃亏,不,是重创,而成为世界笑柄!

    我一贯就对什么莺歌燕舞的盛大晚会、开幕式不以为然,花钱给人看的东西,值得那样好面子搞成空前绝后的拔高?看清楚自己的弱点、忧患,早早修复自己可能被对手抓住而致命的死穴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这件金融丑闻的暴露,实质上对中国经济重创之巨,对国民信心和精神打击之大,简直可以抵消大批我们自己宣传的其他成就光环。这决不是一般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重大失误!不能用失误的概念,而是直接叫做中了“杀招”!它的背后是应该是严重的渎职+ 战略间谍的性质!

    中国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那些“主张对内狂引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大赚贱卖的银行原始股;对外大力推出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向海外慷慨派送十倍于融资的分红”的经济专家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底细和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多端:有的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境外利益集团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和影响为境外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于是中国的经济专家和经济官员们他们当中有不少靠着暴利集团贿赂、靠着境外集团资助做研究报告,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为国内外的利益集团鸣锣开道呼号、充当掮客买办,多年来实际也真正影响了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决策。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4 18:16: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党爱民,投稿

两亿农民工击垮美国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9-24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纵深发展,这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深入认识这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我希望借助我提出的“货币耗尽理论”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机制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货币耗尽理论

  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它的流动是持续的。1块钱,老板拿它去买皮鞋,鞋匠再拿去买面包,面包师傅拿它去小麦,农民拿它去买化肥,如此往复一圈后,又回到了老板的手里。而且,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经济足够自由,这种循环是完全可以持续的,会达到非常完美的一般均衡状态。由此,他们还提出了货币中性论。
  而在我看来,以上这些理论是极其错误的,或者说只能适用于经济极其短缺的年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其本质是有效需求约束下的、生产过剩的经济,一切经济的目的,由原来的满足消费转移到了赚钱这个最核心的目的上来了。赚钱,才是当今资本主义的灵魂,社会的一切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都是围绕着赚钱这个基本目的。
  货币耗尽理论是这样的。如果每生产一件商品,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得到30%,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得到70%,再假设资本家集团的饱和需求(消费加投资)为2000亿元,那么,这个社会的总需求就是:
     Qd=2000÷30%=6666.67(亿元)  ----(0)
  社会总产品会在(0)式所示的生产规模下出清,没有过剩。本文所述理论的前提是需求约束,而不是供给约束!
  现在,我们再假设在(0)式的均衡水平上,突然施加一个需求冲击——国家增加投资(或消费)100元的货币,那么,整个经济除了要生产(0)式所示的6666.67亿元的商品以外,还要多生产一些,会出现以下一系列反应:
  第一期,资本家生产100元的商品,政府得到100元的商品;资本家得到30元的货币利润;工人得到70元的工资。
  第二期,资本家为工人生产70元的商品,工人得到70元的商品,同时还得到49元工资;资本家得到21元的货币利润。
  第三期,资本家为工人生产49元的商品,工人得到49元的商品,同时还得到34.3元工资;资本家得到14.7元的货币利润。
  第四期,资本家为工人生产34.3元的商品,工人得到34.3元的商品,同时还得到24元工资;资本家得到10.3元的货币利润。
  如此循环往复,最后资本家会从工人手里赚走全部货币,变成他自己的利润,政府刺激经济的全部效应就到此结束,整个系统又回到原来的均衡规模,也就是(0)式所示的产量水平。以上过程是一个衰减的过程,每一期生产的规模在不断缩小,可以写成以下等比数列:
     100,70,49,34.3,…   ―――(1)
  以上等比数列的求和很简单,就是:
     100÷30%=333.33   ―――――(2)
  其中100元是政府得到的投资品(或消费品),233.33元是工资以工资购买的消费品,资本家得到了100元的货币。
  如果有一笔货币,是以对外出口的形式进入经济系统的,效果也同上一样。
  “货币耗尽理论”指出,同样一笔货币,如果在工人工资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会生产出更多的社会福利,货币耗尽的速度会减慢,政府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会提高;反之亦然。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较高,一般在60%以上,因此,这些国家富裕;而我国工资占GDP的份额仅仅为10%,因此,两极分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都不明显,过早陷入需求不足的困境,唯一出路就是对外寻求转移过剩。

二、全球化

  基于货币耗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