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发出下列文章，以志纪念。] 中国改革30年后的矛盾与分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9月5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改革30年后的矛盾与分化》 胡联合 胡鞍钢：《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 ———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改革完善》郭树清：《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 姚洋：《改革中机会主义严重》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 汪丁丁：《社会过程及其评价》 黄卫东：《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外汇财富消失的危机》 黄卫东：《如何评价不同时代经济：新中国前后三十年比较》 黄卫东：《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田忠国：《自由经济机制原理分析报告》 曾加宁：《龚方雄建言是误国之策》 梅兹尔：《北京奥运给美国的震撼》 《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商务部腐败案，京官变洋买办》 《中国博士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一半做了公务员》 章东生：《对下一步改革的几点设想》 康新贵：《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倒塌房屋的质量调查结果应当予以公布》 施晓渝：《质疑当前的政府挽救中小企业的融资措施》 范桂华：《遭遇购房陷阱，谁应承担责任？公道何在？》 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马丁•沃尔夫：《全球失序与失衡》 秦晖：《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 田广清：《儒学之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 裴宜理：《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与社会稳定》 -------------------------------------------------------------------------------------------------------------------------------- 中国改革30年后的矛盾与分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9月5日 zdjun@263.net 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社会各色人等纷纷撰文总结纪念，各流各派也纷纷举办会议研讨总结。8月最后的两天，天则所纠集中国最右的一批学者齐集北京顺义郊区开了个会，9月6日乌有之乡也将集合一批偏左的学者开个会。中国的改革已经阵势分明，各执一端，已经难以沟通和对话了。 对这种局面我是痛心疾首的，因为我是一个走过来的人，是一个有比较的人。我总是怀念过去那个曾经能够坐到一起的年代。譬如，20年前的1989年，那个时候学界和理论界的人还是都能坐到一起的。1989年4月，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理论精英会议，有400多人出席，我就是在那个会上认识的 曹思源、茅于轼、周其仁、杨帆、石小敏、黎鸣、温元凯、陈锡文等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李克强、李源潮同志也参加了那个会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同志还到会上讲了话。那么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界的学者会聚一堂，那个热闹，那个气氛，与今天的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从那以后，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就开始分化，到了今天已经进行了大分化。如果说改革30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思想理论界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人成为主流，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力，一部分沦落成非主流，但客观地评价起来，在这几派之间，主流派今天应当是比较心虚的，因为中国经济日后发展的结果，可能证明主流派早先的一些主张是有问题的，并已使中国经济遭到了较大的损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谁对谁错，历史总在不断地给人提供答案。下面发出郭树清、胡鞍钢、程恩富等人的文章。郭树清是官员型的学者，写的东西很值得看，胡与程都是学院派的学者，这两个人都是左派，有共同的特色，即都是官家左派，但风格又有不同，程恩富已被誉为海派马列主义，胡鞍钢看来要被誉为牧歌左派，看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种牧歌式的特点，他们和民间那些左派最大的不同是缺少批判性，即使有也仅仅是就资本主义而言。这就是官家左派的特点。 相比较左派学者，本集有篇文章的汪丁丁教授简直应当叫抽派，汪教授的文风历来是云里雾罩得让人看得不知所云，因为他写文章 从来都是以哲学性的思维在思考，所使用的大多是抽象语言，就是没有具象的词汇，梁小民教授就对丁丁教授的风格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真不知道汪先生小时候是否学过中国文学。 这些年来，就是这样的学者在知识圈里叫得响，才有人崇敬，这是中国改革后搞精英崇拜的下场，再差一点就要掉到魏晋玄学的时代了。 中国历来有仕大夫传统，仕大夫传统的核心文化是什么呢？就是等级！不平等，玩玄。他们高雅，富裕，有文化，有才干，所以他们在封建社会里高人一等，要与平民百姓拉开距离，长而久之，中国的封建等级特权文化就这样形成了，这种意识至今深深地渗透在权贵层的骨子眼里，蔑视大众，鄙视大众是毫无奇怪的。今天中国的右派大多由这样一些人所组成。这就是中国右派学者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与平民文化相冲突才怪了。 如果说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现实，已经发展到只能抽象地谈事情的境界了，那 么留在现实中的还有施晓渝、田忠国、黄卫东、章东生这样的小人物，这些人还能说出点老百姓能听得懂的真真实实的话。这就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悲哀，越是现代化，越是非人化，抽象化。今天的中国精英以一堆堆让人眼花缭乱的语言符号，打造出一个个伟大的光环和追星的偶像，蒙唬着平民大众， 抽取着“奖金”，用英文prise来代替这个词比较合适。而那些难以鉴别的小民们也只有匍匐到他们的脚下顶礼膜拜了。 这就是等级社会，已占据高层的精英们拼命打造名、利、禄的光环，下层社会拼命奋斗向这个顶层攀爬，中国改革的30年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目前这样一个宝塔尖形的等级社会已显现雏形。但是，精英文化越是强大，越要遭遇平民文化的激烈对抗。中国今天社会上所有的思想分歧和文化对抗都是由于改革分化而导致的。当中国封建仕大夫文化越向极端发展，具有现代意识的平民大众越反感这种优越和不平等。 至于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矛盾和分化到何种程度，举个例子便可以看出，在8月31日召开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会上，两个著名学者周孝正和韩德强在吃晚饭时因观点严重冲突，坐在饭桌边就差点动手打起来。用韩的话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用语言的问题，而是要用拳头 、肢体语言或决斗来解决。两个学者都挺绅士风度，但在观点上已没有任何调和余地。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右派反攻倒算已经30年了，有些人还嫌不够，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但是，他们也许还没意识到，再骂毛泽东就真要把一批人惹急了。 而天则所开会就很高明，左派人士就根本不请，请得全是气味相投的右派学者，如张五常也被从香港千里迢迢请来了。这样也好，省得打仗了。在这个时候，谁犯得上和谁积气啊！左右两派已经阵营分明了。这个阵势很象30年前的华国锋时代，四人帮和老干部剑拔弩张，当矛盾达到顶点时就发生了政变。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但在今天看中国的这两个派别，谁将是当年的四人帮？谁将被大众和时代淘汰和唾弃？现在还搞不清楚，是张五常、茅予轼等人吗？以后再看分晓吧。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种种迹象使我想起中国的文化根源。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说过一句很值得关注的一句话：“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 意思是薰草与莸草不能同在一个器皿中收藏，尧和桀不能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的类别不同。 《易经》第四十九卦是“革”卦，为什么要革呢？因为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所以革成了自然界更替的规律，“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中国的古代智慧不能不重视。但人类社会毕竟是进步了。容纳不同意见者在一个社会里共同生存，在现代政治学要解决的大课题。如果永远象中国古代政治那样，一帮人革另一帮人的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出路？我认为是有的，关键是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增强基本人权。 譬如开会，就很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前几天，我参加徐景安等召开的“重建中国文化”第八次论坛，晚上吃饭时，老徐对我说，你的说话要注意点了，有人跟他反映说，要是仲大军再那样说，我就不来了。我听后感到愕然。什么人这么不容人？这不是中国传统的“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思维吗？这不是二女同居一室其志不相得，非要把别人赶走或干掉的思想吗？这种专制精神至今仍然严重地流行在当今的中国，连一个小小的民间文化论坛都呈现出这种不宽容状态，要是上升到国家层面，会是什么样？ 所以，你要是理解了中国社会是什么文化，就会明白中国政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今天的中国已经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了分化。如果再不产生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派别自由说话的文化共识，不从基本做起，那么中国的政治高压就是必然的。但是，熏陶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革”的思想，能够轻易地从人们心里消除吗？ 关键是这个社会在物质和财富层面上不要再分化了。有了这物质基础，意识形态的分裂就更厉害了。所以，我还是怀念大同社会。一个相对均等的社会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没有今天社会这么多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的改革需要好好反思。千总结，万总结，只要差距不拉大，就是改革最宝贵的宗旨，这就是我在改革30年之际发出的一点感慨。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仲先生的文章发出后，收到这样一封读者来信，看来中国社会总是有形形色色的卫道者，这些人冒似中立，实则异端，但却打着不偏不倚、客观的幌子，实在是虚伪之极。我们希望你们在骂左派文痞的同时，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痞子？]
发件人："你的样子" <bzh1211@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0 16:30:2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仲大军先生，你好。
先生既想超脱，便不宜过多倾向于某一面。作为大军网站的拥趸者，我希望大军先生及网站编辑能够不偏不倚，客观。
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 ———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改革完善胡联合 胡鞍钢 胡联合(1968--)，男，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稳定与现代化；胡鞍钢(1953--)，男，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发展战略和国情。2 北京 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是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社会制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明显，不但实现了更高的效率，而且实现了更好的公平，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得到了更好的统一和相互促进。 关键词：效率；公平；改革开放；社会制度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一个事关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只要坚持用历史的、长远的、科学的眼光看问题，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不但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实现更好的公平。 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两方面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全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的有机统一。这既可以从理论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世界和我国的历史与实践中得到证明。 一是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科学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制度，是更高的效率与更好的公平之有机统一的社会制度，从而不但可以使物质文化财富更加丰富，而且可以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公平分享。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实际中社会主义往往是在落后的国家先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效率方面还是在公平方面都肯定会存在诸多的不足和欠缺，其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善必然会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特别是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还不可能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地步，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能完美无缺。对于资本主义的不足，人们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公平的缺陷特别是财富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上。这其实是很不够的，因为在效率方面，资本主义的效率也是残缺不全的，主要表现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而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效率并不高。对于资本主义的缺陷，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当中，一些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或者更明确地认为资本主义将灭亡。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毁灭其本身”，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当然，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差异）。1 在美国相当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斯、费尔等人坦承：“关于私有制和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经济理论也并没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成功的结论。”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在经济学神话中，也许没有哪个神话像产权神话这样居于支配地位了。这个神话认为，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界定产权。做到这一点就能保证效率。----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神话- 因为它使许多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错误地把重点放在产权问题)即私有化问题,上。”这种产权神话和认为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会提高效率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因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且这一点在企业不改变公有性质的情况下就能做到”3。即使是一度鼓吹私有化的有“休克疗法之父”之称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近年来也承认，西方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自以为发现了“资本的秘密”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等人宣扬的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的观点是片面的，很多没有解决产权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却“增长很快”，走了与西方显著不同的“发展之路”；他称“那种仅仅想单独依靠市场力量来管理经济的试图也注定要失败。所有成功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依赖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混合经济等模式“迟早（希望是早一些）将会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上风”。4 二是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取得成功，它不但没有有效地提高效率，而且也未能较好地实现公平。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不到全球人口16%的30余个少数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主要利用殖民剥削和有利的国际制度安排），但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欠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中并未取得多大成就，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有些甚至恶化了。据统计，1960年以来，在全球推行私有化的进程中，与所谓“普遍认为”私有化有助于促进增长的观点相反，40年的“私有化造成的是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增加”（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平均约3.6%下降为90年代平均约1.2%)，同时还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5 立即引起的问题是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6 答案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有形无形的破坏、剥削和支配。这除了其在历史上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和掠夺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之外，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更多地利用垄断企业、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种种“现代的、也更先进、更加理性化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7 事实上，西方“社会不公、精神痛苦以及人类自然资源的浪费，乃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工业迅猛扩张的意外后果，而且，原来崇拜西方工业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怀疑，为了从西方物质财富中分沾微不足道的份额，却要付出同样痛苦的代价，这种做法是否明智”8。即使退一万步说，资本主义制度对美国等少数发达西方国家还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这些“在本土无害或有益的文化因素，如果被分离出来，闯入异国的社会环境后，往往会变得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这正是谚语“彼之甘饴，吾之毒药”所表明的道理。9 “在某些社会与经济条件下运转良好的制度安排，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是极为糟糕的。”10 对美国民主制度赞赏有加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托克维尔也坦承一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须与该国的民情适应，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11 中国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更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条件和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不顾条件和环境的不同而全盘照搬照抄别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其结果必然走向失败。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非西方世界的移植实践表明，它不但在经济上是失败的，效率低下，物质匮乏，民众穷困，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失败的，导致不少国家不是动乱频发，就是暴虐肆行，腐败盛行。在比较社会制度的优劣时，既要看到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差距，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要坚持历史的、客观的、长远的、辩证的全面比较方法，看到少数西方国家的发达是各种国内外因素长期作用形成的，并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而看不到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至今仍然欠发达，甚至经济衰败、社会问题成堆。对于中国而言，近代的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资本主义只会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附庸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三是从中国与美国、印度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效率与公平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优越性。1949年以来，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可以从中国与印度甚至美国的比较中得到证明。当代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总体上比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发达得多；但是，也应看到美国有极好的地理自然环境，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了两百多年，且利用了并仍在继续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包括利用甚至控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极低的价格进行盘剥；挖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为其服务；利用英语等在世界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占据信息主导权，特别是以此影响非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和影响力。虽然如此，仍不妨先将中国与美国作个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2（参见表1），虽然美国自然条件好，人口密度小，人均可耕地面积大，生产力发达，科技教育发达，2004年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20.8%，以占全世界7.19%的面积，只养活占全世界4.2%的人口；而能源消耗占当年全世界能源消耗的21.63%，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的23.96%，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生态代价。"同时，美国经济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仅犯罪问题一项就足可窥见一斑。美国的犯罪率和罪犯率都位居世界前列，犯罪总量和罪犯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据联合国的犯罪调查数据2000年，美国有已定罪的监狱犯人132.1万人，缓刑犯380.8万人，假释犯65.2万人，共计578万余人，罪犯率高达十万分之二千零五十；美国犯罪案件更高得惊人，1999年发案量2367.78万起，每天发案64871起；犯罪率达到十万分之八千五百一十七，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缺乏保障。 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成立短短2( 多年的历史中，在一穷二白、自然条件较差、可耕地面积少和国际环境差的情况下，以占全世界7.17%的国土面积养活了占全世界20.36%的人口，2004年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13.56%，国民总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29%，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只有美国的13.95%和13.37%；并且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单位能量使用产生的GDP与美国相同的水平，人们预期寿命也与美国接近。 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较小，社会秩序好，犯罪率和罪犯率分别只有美国的3.39%和5.67%，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即使仅从经济发展来看，虽然200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4.79%，但假如在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的前提下，假定两国建国时间长短一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现今我国不足美国的1/5）一样，那么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会高于现今的美国人均国民收入。而进一步考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生态因素、违法犯罪等社会因素，计算“绿色国民收入”或“安全国民收入”，那么我国的发展优势将更加显现。 再从经济发展速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总体上高于美国。据英籍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及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计算，1950-2004年，中国、美国的GDP分别增长27.4和5.0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和3.4%，中国与美国的GDP之比由16.47：100上升为77.96：100。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3个百分点，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加速缩小。在比较美国、中国的差距时，希望人们至少也应考虑到建国时间长短、自然条件、人口密度、社会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不公平秩序等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实际上，如将中国、印度这两个起点相似的发展中大国放在一起比较，直接可比性更多一些。比较后，可见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资本主义的印度更有优越性（参见表1）。新中国的成立与印度建国时间大体相当，经济发展水平起点相近（中国略差一些），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但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印度的3/4，两国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到2004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和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已是印度的226%和188.78%，并且在城市化、人口预期寿命、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发展占据优势（但我国在犯罪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相对印度的表现要略差一些）。另据英籍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及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计算，1950-2004年，中国、印度的GDP分别增长27.4倍和10倍，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6.4%和4.5%，中国与印度的GDP之比已由1950年的108：100变为2004年的279：100。这就更显著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突出的优越性，它不但有较高的效率，而且也有较好的公平。 二、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效率与公平状况的改革完善 1978年以来，我国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应该说成绩是全面的。不过，国内外都有一些论调，认为中国只对社会动力机制进行了改革，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的经济效率提高了，而没有对社会平衡机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公平反而下降了。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和现实情况。 实际上，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针对的问题不但有效率较低（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有公平较差（平衡不当）的问题。因为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机会公平”、“成就自赋”、“得其所得”，使人们有追求自己物质文化财富、实现个人发展的公平机会，使其取得的报酬与其本人的贡献（而不是被家庭背景、地区、性别、民族等先赋性因素所限制）相适应，贡献越大，报酬就应越高；贡献越小，报酬就应越低。所以，决不能说改革开放以前相当程度地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是公平的，恰恰相反，这是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公平度较差，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导致人们的动力不足，个人的效率不高，并影响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效率的提高。 在这里，人们也看到效率与公平在消极层面上的统一，即效率低，影响公平的实现；公平度差，反过来又影响效率的提高；两者互相强化，形成效率（低）与公平（差）的恶性循环。所以，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效率与公平状况的双重改革（虽然在形式上开始往往偏重于强调效率的重要性，甚至中间出现过某些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就是开始推进社会效率与公平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会议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 由此开始启动全面的改革。 改革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经济这项中心工作，按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下放权力；大力恢复与发展农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确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是强调要解放思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13 可以看出，不但在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中都有涉及效率与公平的各有关主体和客体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如涉及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等的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分配效率与分配公平、政治效率与政治公平等），而且在后三个方面更多的是强调要改革平衡机制，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政治保障问题、思想支持问题，以促进生产与消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不同子系统的平衡有序的协调运行，即“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4。随着改革的初步推进，1980年国家又专门部署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5 在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强调：“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6 从此，全面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等。这些改革是我国平衡机制的重大改善，既提高了政治体制的效率和公平，又促进了其与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协调及这些体制的效率与公平。必须清醒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解决的一些有利于巩固阶级统治的制度建设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制度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压迫绝大多数民众的剥削制度，它从根本上是缺乏长期稳定的群众基础的，但是要客观地承认，它巧妙地通过资产阶级宪政和“民主”形式已经维持了三百多年的较长时间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是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迄今本质上最民主的社会制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但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几十年就解体剧变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揭示了不加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法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善于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治国理政的优秀文明成果，吸取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特别是要使宪法真正有最高权威），发展和改善各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全面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以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意志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17 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领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几乎涉及社会动力机制（效率）与平衡机制（公平）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有：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奖优罚劣；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解散人民公社，在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村民自治；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允许和鼓励个体经营、私营民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共同发展；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放开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经商，并在一些地区改革户籍制度，废除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分类，实行城乡居民统一的户口身份制；实行分税制，规范国家（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的划分与征收；全面实行和不断完善一视同仁的高考制度，扩大招生规模，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开放留学；推动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强化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行城乡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人事改革，实行公务员制度，公开招考选拔领导和管理干部；改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创设并不断完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建设；加强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1982年修订宪法并至今保持总体稳定，逐步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人民参政议政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加强检察院和法院建设，保障其依法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作用；加强军队武警部队和警察等其他人民民主专政力量建设，实行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与所办经商企业脱钩，多次裁减军队员额，加强科技强军建设；实行公职人员收入申报制度，建立健全预防、教育与惩治并举的反腐败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对外开放，改善与各大国、周边和其他各国的关系；等等。 回顾这些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重大改革举措，不难发现，虽然各方面的改革举措实施有先有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最根本的是加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着眼于利用好国际国内各种资源，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障碍，最大限度地增进广大人民和方方面面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确立机会公平与成就自赋的社会流动原则，推动各方面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织，不断提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效率，不断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公平，使效率的提高促进更多更好的公平的实现，使公平的实现促进更多方面效率的更快提高，从而使广大人民都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大潮中去，或直接增加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或为增加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提供有力的政治法治保障、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精神支持，共同致力于创建一个以人为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现代化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政策的实施，一系列统筹经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稳定的惠民、富民、安民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使效率与公平机制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得到了空前显著的加强。完全可以说，“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条宝贵经验。目前，虽然我国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还很多，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一致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毋庸置疑的是，改革使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而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的社会和以前比，不但大大改善了动力机制，使动力更强了、效率更高了，而且大大改善了平衡机制，从宪法和法律上保障了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性，实现了法治基础上的动态有序平衡和更高层次的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这就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为理由，宣称我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程度下降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应当承认，现在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比改革前大，但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打破“吃大锅饭”这种不公平的平均主义后因人们在劳动工作中的贡献有大有小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这部分差距是合理，目前不存在什么问题；另有一部分是因不合理但合法的制度安排（如垄断行业工资一般偏高）形成的差距，这部分差距不合理，需要采取制度改革来依法进行调整；还有一部分是不合法的原因形成的差距（如贪污受贿），这需要加大对非法活动的打击来取缔。因此，对收入与财富差距不能简单地一概说不公平，只能说其中部分不公平。而且，对于非法的收入国家一直在打击，对不合理而合法的差距，也已经在逐步采取办法加以遏制。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自主追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大都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对收入与财富差距的不公平要引起高度重视，但不宜不加分析地说公平度下降了。 其次，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制度提供的公平的发展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各方面都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公平，人们更多地拥有了获取财富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公平机会，很多以前因先天性因素而受限制的制度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经商、自由创业、自由报考公务员、自由留学，等等。同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民整体的物质文化生活大幅提高了，绝对贫困大幅减少。自由公平的机会和绝对穷困的消除，对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和基本价值，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和发展前景。!因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今天社会的总体公平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以前高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平衡机制（公平）没有问题。我国城乡、地区和居民收入的差距、就业、教育、卫生、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确实是公平（平衡机制）出了问题，但不能说都是公平出现的问题，应当说相当程度上是效率不全面的原因造成的。 注释： 1，本部分的数据是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年）、联合国第七次犯罪调查报告（+,,-. / / 000$ 12345$ 367 / -48 / 569:; /<;=;2,+><16=;? / @<5$ -48 或@-5$ -48）和安格斯·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等提供的有关数据资料整理或计算而来的（数据截止!""( 年，犯罪资料为’A#—!""" 年的年度数据，其余为!""( 年数据及此前可获得的最近年份数据）。#参见世界银行《! ""%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A"、’"—’!、’"—’!、’(—’"、’%—’#、B"!—B"# 页。$这还不包括已被逮捕而未被起诉审判定罪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判罪后尚未送监的看守所犯人，两者小计每年还有数十万人。参见+,,-. / / 000$ 12345$ 367 / -48 /569:; / <;=;2,+><16=;? / @<5$ -48C 并尽量使用该联合国报告提供的最近年度数据。 2， !""#$ % % &&&’ ()*+,’ *-. % #+/ % ,-012 % 3242)"!53(-426 % 73,’ #+/ 。3，" 参见世界银行《899: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89—88、;;—<9、=99—=98、=89—=88、=>?—=:9、=::—=:;、@98—@9; 页。4，当然，这是假设在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的前提下的一种最简单的估算。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很多很复杂的（如科技实力、人力资源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在现实的不利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其他科技人才劣势条件下，真正要超过美国，还需要中国人民长期的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 5， =<>9 —=<<; 年的原始数据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899?年）第8><—8:8 页；=<<<—899? 年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899: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 页。=<>9—899? 年的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等数据系作者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6，美国学者希尔顿·A’ 鲁特等人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实行西方式的“自由、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印度的民主不能产生负责任的政治组织或者拥有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相反公共机构被腐蚀，“最终导致受贿和权力的滥用、违法、腐败、非制度化和治理不力”和“市场经济的失败”。引自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希尔顿·A’ 鲁特主编《繁荣的治理之道》，叶娟丽、王鑫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97 年版，第=9、=== 页。详细的论述参见《繁荣的治理之道》第<= B ==> 页。 7， =<>9—=<<; 年的原始数据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8><—8:8 页；=<<<—899? 年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899: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 页。=<>9—899? 年中国、印度经济增长率等数据系作者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而来。’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8<? 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直接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9@ 年版，第= 页。 8，参考文献D 9， = D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CED’吴良健F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8998’C8 D 凯斯F 费尔’经济学原理CED ’郭建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C@ D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转轨问题的几个建议CGD ’孙
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郭树清 国际经济评论 2007. 5-6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提示：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郭树清15年前书的再版序言带有个人亲历的政策回顾，很值得一读。 《国际经济评论》编者按: 以下是郭树清先生为其著作《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而做的再版序言的摘要。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本刊旨在推动学术讨论,特邀了几位经济学界同仁对该序言进行评论,希望能够推动学术界对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引进借鉴宏观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争论的是基本概念和原理。至于应用于中国经济分析，困难就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研究的对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这带来双重危险，要么不注意这种差别，这往往会导致生搬硬套；要么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最后就可能走向任意解释和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同行们事实上很难全面沟通。当然更重要的是，以不完整的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势必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但是日常工作总是脱不开身。 1989年初，我受命负责一个“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研究小组，开始务虚，重点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之后越务越虚，时间愈加宽裕。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产出矩阵，把国民收入的统计数字按新的定义和方法进行整理，与我的同事韩文秀一起写出了《中国GNP的分配和使用》一书。由于时间不再紧张，分析经济运行的文章也可以不慌不忙，深入到基础层面去探讨。三年治理整顿，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但是对改革的思考更有可能全面一些了。1991年秋天，天津人民出版社与北京的几个学者编辑联系，策划了一套“改革————面向新世纪”丛书，并请薛暮桥先生为主编，刘国光、吴敬琏两先生为副主编，给我分配了一个题目，正好使我有机会把前面所说的研究汇总加工，在半年的业余时间里写成本书。
本书的前半部分可称之为实证性规范研究，或规范式的实证研究。本来实证与规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在这里似乎能够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总需求、总供给、消费、储蓄、投资、存货增加、净出口、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需要人们有清晰的理解和把握。然而我的研究发现，不仅中国人的理解千差万别，外国经济学家同样也并不一致，事实上并不存在现成的准确无误且众所公认的概念定义。例如，总需求是否包括存货增加；科技支出及购买软件是属于消费、中间投入，还是属于投资；居民建房和租房对储蓄、消费、投资各有什么影响；教育和培训的费用算什么性质的支出，等等。另外一些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或结论，甚至是称之为公理的东西事实上也存在着分歧。例如，说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似乎强调货币供应过多就会导致物价上涨，这在
80年代的中国经济中很容易找到证明，但是到了
90年代看到了很不同的情景，货币供应增长很快但物价上涨很少。通货膨胀的“货币供应说”与“价格预期说”如同冰火难以相容，但是中国的实践表明，两者都有道理，但也都不是绝对唯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两次大的通货膨胀，主要靠控制信贷与实行保值储蓄予以化解，既证明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重要，也证明了改变人们心理预期的重要，而且还证明了其他更多东西。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价格粘性和供求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困难，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显然，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而且还要探究宏观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参 能够对经济改革进行较系统的再认识并形成文字材料，实际上还得益于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思考。邓小平同志 1992年初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南方视察。在此之前，从1991年10月到 12月，江泽民总书记陆续召开了十多次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有幸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做了三次发言，题目分别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原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一个高效率有特色的新体制就在前面》。（参见《改革攻坚的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97）这些发言稿对于写作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可以说是奠定了一部分内容的基础。所幸的是，十四大召开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改革明确的目标模式，这方面的争论在规模上和性质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以后，尽管不时还有波动和反复，但是越来越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了。 中国的宏观管理之不同于西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不能局限于短期平衡，必须关注中长期变化，而这一领域更靠近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一方面需要分析中国的特殊条件，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参照世界的发展历史；一方面要回顾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要展望未来的增长方式。“只有充分了解和比较国际社会的经验，认真总结中国过去的成败得失，我们才可能去‘设想’”。设想什么呢？“设想一条中国道路”。（参见本书第 7章） 如果说各国在经济体制上存在着较多差异性，那么在经济发展方面则更显著的是共同性或普遍性。也许在某些方面曾经有过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过头做法，然而许多时候，主要的偏向可能在于过度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中国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会完全重复任何外国的经验。我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世界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以及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国不应该重走发达国家所走的三次产业阶段鲜明依次推移的老路，应当是“三业并举”，或者说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平行前进”。换句话说，就是“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阶段融合为一个过程，即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就尽可能地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参见本书第 7章） 这种构想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即使考虑统计低估的因素，迄今为止中国的服务业增长速度也没有明显地超过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也达不到其他国家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工业化时期的比例水平。基本的原因或许有两个，首先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其次是教育的普及远低于潜在可能的速度。因此，重读下面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作者当时太一厢情愿了———“世界上目前处于绝对主导和上升地位的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衡量一国经济水平和潜力的标准越来越倾斜到科技和教育，而不再是资本和物质。中国虽然在资本和物质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但是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综合力量上却并不那么悬殊。特别是考虑到这方面的潜在能量，中国是非常有竞争力和挑战力的。”（参见本书第7章）从理论上说，这样分析和判断似乎并非没有道理，然而从实际上说，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似乎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十几年前最乐观的人也无法想象，今天中国的资本积累规模和物质消耗数量都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最近发表的经合组织（ OECD）的一篇报告估计，目前中国的研发费用已超过日本而名列世界第二。尽管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来做测算总会引起争议，但是中国的投资和科技支出绝对额无疑已达到很大规模而且增长飞速，问题在于真正的创新并不能与之相对应，而且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和企业仍然凤毛麟角。 中国的城市化之落后于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 50多年里工业化的道路非常独特。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家，几乎都会发生投资和建设的混乱现象，越早越如此，但是一般说来，在其他国家，工业首先在城市和矿山兴起，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向郊区或其他低成本的城镇转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从 50年代兴办人民公社时就开始向广大的乡村分散，“大跃进”失败后，为了调整经济，不得不动员大量人口返回农村，而且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实际上经济体系也被分割开来，城市工业是自我服务的，农村工业被允许自成一体。 70年代就已形成“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更如决堤之水，波涛汹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所带来的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冲击既是致命的，又是温和的，没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中国经济改革不可能很快地且持续地见到发展成效，市场经济机制也不可能稳步地不可逆转地取得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安排”，乡镇企业及其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的地方寻求出路。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导致了工业组织在空间上的过度分散，90年代初期大约8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村，直到今天仍然只有 30%左右进入城镇和园区，服务业的市场形成相对延迟，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自然也放慢了步伐。这种过度分散的工业化道路对整个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及内部的结构平衡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在最近十多年里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来。除了当期的资本投入浪费和持续多年的银行贷款坏账之外，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质量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只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就可以看到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容置疑。欧洲和美国用于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府资源居高不下，瑞士政府多年实行着一套严格到僵硬的农田保护政策，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松动。中国如果不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解决食品供应问题，那可能为全球市场带来灾难。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用先进的科学的生产方式来改造农业，使之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者看来，多年来困扰中国各级政府的“三农”问题，其实质无非是工业化国家早已遇到过的城市化问题。离开城市化（特别是人口的非农化），长久地增加农民收入和不断地推进农业现代化都是无法想象的。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推测出的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主题是：多样化和城市化”。所谓多样化，既指农业的产业化，也包括农村各种非农经济的兴起；而城市化在实际过程中循着两个路径，一是农村居民进入现有城镇务工经商，一是乡镇企业高度发展的农村地区事实上在逐步转变为新的城镇地区。但是，与外国不同，与中国历史上也不同，进城的外来人员长期不被城市所接纳，而被称之为“农民工”；经济上早已由非农产业占据统治地位的乡村地区，仍然被当作农村来管理；虽然多年来一直有数量可观的“地”或“县”被改为“市”，但是城镇居民身份与农村居民身份仍然泾渭分明，身份差异最强烈地表现在就业市场、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领域。“二元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缓慢很可能根源于思想上的偏差或恐惧。 50年代的“大跃进”，数千万人涌入城市，之后不得不进行剧烈的调整，这已成为我们头脑中最深刻记忆的一幕。另一个痛苦的印象来自国外，南美、非洲和东南亚大城市中的贫民窟，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重复这种错误。但是，对于这两种悲剧情景产生的原因我们很少深究，实际上，现时的中国已有许多条件来避免这种可能，如果政策主动，情况就更会有本质的不同。（参见附录4、附录 5）国际比较发现，所有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是即使在英国，如果考虑当时的技术水平，改善的速度也非常之快，德国、美国震荡要小得多，日本、韩国速度更快，代价更小。此外，中国人在文化传统上就更不倾向于盲目流动。最近一些年来，城市化在政策上的认可程度日渐提高，但是战略尚有待清晰，法律和规划尤其需要加强，改变城镇化的自发盲目状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除了大的产业结构问题之外，仅就工业或制造业本身来看， 90年代初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一是基础工业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这个问题在价格、税收改革之后逐步得到解决，到了本世纪初，人们甚至开始担心重化工业是否已经过度。二是加工工业的升级缓慢，就是说产业链条短，低端集聚过多，附加值不够高。三是工业的布局过度倾斜在沿海地区，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普遍可见的区域梯次转移，在中国很难看到，而且相反的趋势，即所谓“孔雀东南飞”现象倒是比比皆是。后两个问题紧密相联，死死缠绕在一起，直到最近两年才看到好转的势头。从 1999年开始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推动“中部崛起”方针，中央政府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意愿非常强烈，实际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但是产业升级和转移远不如预期，市场的推动力明显不足。究其根源，仍然在于体制，要素市场化的步伐受到拖延，而且主要因为一直以来实行的一部分政策，特别是所谓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市场参数，从地价、工资，直到税收和汇率。（参见附录 5）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转变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基础和根本的意义。障碍在于，有人担心沿海地区产业空洞化，有人担心外商直接投资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有许多人担心就业机会要减少。其实，正是为了扩大就业，才应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地域如此辽阔，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后，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大量的服务业就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中西部可以在新的起点上接续许多转移出来的产业，当地的就业条件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全国总的就业岗位会绝对地增加。而且，当产业结构真正依照市场发生变化，经济的地区均衡状况会日益好转，人口持续向东南沿海的迁徙会放慢步伐，一些特大城市的超载问题才有望缓解。
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割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在带来严重的社会道义问题之前，首先是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可能达到的水平。然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国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水平的停滞和就业保障的缺乏，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那些言之凿凿的论据其实大都似是而非。一是所谓“原始积累论”，套用工业革命时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起飞国家的情形，强调资本的极端稀缺性，显然与中国连续多年资本净流出的状况有天壤之别；二是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论”，违反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资源都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更是有限的，而且供求均衡取决于价格水平，在“民工荒”的呼叫声中这种理论已经听不到多少动静了；三是所谓“劳动力市场弹性说”，把劳动者区分为城镇的和农村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固定的和临时的，同工不同酬，只能增加摩擦和风险，降低工作效率，这种“弹性”决不是经济生机和活力所需要的；四是所谓“有利于城乡双向流动说”，实质是期望城市和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旦经济波动有人失业，他们能自动返回老家，然而没有看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五是所谓“保持竞争力理论”，现代经济竞争靠的是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如果把市场优势长期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注定会走向衰败；六是所谓“保护农民理论”，认为如果进城务工者的待遇好过在家务农者，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农业基础，岂不知农业产业化之所以步履蹒 与劳动力市场统一密切相关，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建设，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在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原有的现收现付体制在财政上难以为继，而且造成严重的低效率；二是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没有被纳入任何保障体系。与城市化进程人为拖延不无相互关联作用的是，坚持排斥农民进入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而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农民的承包土地可以成为其最好的社会保障。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会发现，此说难以成立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1）土地是农民家庭的生产资料，如果用来养老或医疗，那就得出卖；（2）土地在法律上并不是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的；（3）国家垄断非农用地的一级市场，农民并不能得到大部分土地出让收益；（4）土地有级差，不同条件不同地段的土地出让价格可能有天壤之别；（5）农民从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得到的现金收入可能储蓄也可能消费，但两者都不属于社会保障；（6）任何国家，特别是工业化有所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无视公民缺乏最基本保障的事实，否则经济社会稳定就难以维持，换言之，政府要对所有农村居民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这是不容讨论的既定前提。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还比较年轻，又不存在高福利国家那样的负担，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相对说来更容易解决。首先必须确立起预筹积累的模式，不能重复欧洲的“大锅饭”制度，但是不应搞成自由分散的基金运作；其次，必须保持开放形态，把进城的农民以及没有进城的农民逐步纳入基本保障体系。疑问马上产生：哪来那么多钱呢？谁会为过去没有积累的中老年职工以及农民提供积累呢？因此，结论似乎只能是，新体制要么不能转动，要么只能“空转”。我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沉迷于一个所谓的“一石三鸟”的幻想：把一定数量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使预筹积累模式立即运转起来，可以为每一个人算账到每一年每一月，不需要所谓划分老人、中人、新人的过渡办法；使国有企业立即改变“所有者缺位”状况，而且可以通过市场更顺利更平稳地调整产权结构；使农村人口城市化持续平稳，避免土地用途转变收益被各级政府挪作它用，甚至也可避免补偿给农民的资金被农民自己挥霍一空。这种思路的要害在于把存量资源盘活并与增量资源相统筹，使新机制完全彻底地运行起来（参见附录3）。幻想如果不能变成现实，那就只能是幻想。我自然期待着它能变成现实。遵循类似思路的贵州住房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可能更增加了理由去期待。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研究起草经济改革总体规划时，就把教育和文化与科技一道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这与其说是富有前瞻性，还不如说是稍微有点历史感。因为当时我们这样做，与后来所说的“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与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平行前进，而且互相促进。然而，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曾经最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国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强调经济、科技，但是不太愿意提及教育和文化，可能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前者是创造价值的，而后者则是消耗资源的。毫无疑问，科技创新能力之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教育落后问题。 我关心并参与了有关教育的许多争论，而且基本上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要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想象不出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说法。举几个例子，首先，“教育是消费部门，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先把生产搞上去，先挣钱才能说花钱”，但是，根据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无论就国家整体，还是居民家庭自己来说，第二，都是最高的；“中国提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脱离实际，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标更是空想”，但是，欧洲主要国家立法实行义务教育的时候，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时的中国高不了多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行强制基础教育时，经济发展一概低于我们80年代的水平，中国教育相对于经济水平实际上早已落后了；“学校和学第三，生质量最重要，数量不重要”“教育越发达，..第四，就业就会越困难”..第五，社会越不稳定”并“大学生越多，..类似的说法，不是市井闲言，而是足以左右政策的流行观点。文化问题上的争论就更加激烈了，10年前提出文化的经济意义这个命题本身就足以令一些朋友寝食难安，在鼓励科技创新许多年之后，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听到“创意产业”这个说法，然而成百成千年之前，文化含量就如同科技含量一样决定着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更古老的时候，在结绳计数和作画叙事的年代，文化和科技本身就无法分开。 1997年在研究启动国内需求时，我曾花了许多笔墨于非工业及非传统的经济部门。 2001年写了一篇《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个决定性因素》（参见附录4），列举了六个最要紧的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文化，三是投融资体制，四是城市化，五是社会组织，六是公务员队伍。之后，在分析未来改革的挑战时，内容更加有所拓展，然而，不论多么宽泛，则一概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且自认为一定是非常密切。 2004年春季我获得了一次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参加了为期两月的经济研究班，重点学习了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听取了专家教授的讲座报告，与有关部门及在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市县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根据要求，学习结束时，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特殊问题》的论文（见附录5），分析了最主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及体制政策原因，除了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之外，还探讨了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等等颇具现实紧迫性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形，在中国讨论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结果常常取决于计量方法，也就是收支核算或成本比较。我不得不经常进入这个自己极不擅长的领域。例如，为什么不能取消城乡的二元制度安排，为什么不能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不能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国家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经费，为什么不能提供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答案都是一个：国家还穷，这是基本国情。在一个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国家，储蓄率高达40%的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双位数增加的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些事情，世界上就不会有其他条件更好的国家，实际上解决了类似问题的国家大都是在它们处于更低发展水平的时候做到这些的。更重要的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不解决上述问题，现在每年的实际损失要大得多，而且未来的代价更会翻上几番。我们通常不这样去考察问题，然而，既然是算账，当然应当考虑到各种机会成本，只要足够全面，利弊得失就会非常清楚。 1995年，在研究“九五”计划时，曾经提议要把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进行考虑和安排，然而由于要控制通胀率和投资规模，地铁规划和投资很快被宣布为冻结类项目。在许多人看来，地铁是发达国家奢侈的交通工具，发展中国家绝对不应模仿。事实上，在伦敦和纽约建设地铁网时，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几百美元，而且地铁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在1995年时的上海、北京、广州，每年由于交通堵塞所造成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就已经达到几百亿元人民币。 今天，在这三个城市同时建设的轨道交通线路分别都有五条左右，每个城市都有数十个车站在同时施工。全国则另有十几个城市忙于这类投资和规划。我们确实在每个方面都创造着世界纪录。前面提到的许多事情并不需要政府包揽全部支出，一些需要纳入财政预算的事业，今天的政府资源应该说已经绰绰有余。以义务教育为例，根据权威部门测算，每年需要2500亿元，而财政收入去年已突破3万亿元，当年新增为5000多亿元，今年新增预计更多，全部收入有可能接近4万亿元。当然，政府预算永远是越多越好，而且很可能会越多越不敷分配，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大概都是一样的。 还有许多重要而且也有意思的问题，都拿来讨论，可能需要再写一本书。如果做一个总结，谈一谈研究上述问题的共同感想，我想可能有这么几点：（1）特殊性和共同性都很重要，但是不能说哪一个更重要，因为无论强调哪一方面，过了头都会成为偏见，而偏见据说比无知离真理更远；（2）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外国的历史也可以是中国的镜子，经常需要照一照，否则我们不知道会把自己涂抹成什么样子，能源、交通、土地、规划、环境，我们经常在重复别人的错误；（3）经济学家必须会算账，而且要会算大帐，在小农经济影响深重的国家，可能尤其需要防止“拣芝麻丢西瓜”的事情；（4）知道存量与增量的区别和联系，许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设计之所以失误，不是因为原则立场不对，而是因为把存量和增量混为一谈；（5）在向学问家请教的同时，也要向最普通的劳动者学习，他们往往懂得另一些最深刻的道理。 1999年贵州农民就告诉我，由于每人只有一亩多地，他们每年只有十几天用于种田，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副业；2005年我回我的出生地，内蒙古一个国定贫困旗（县）的村庄，惊奇地发现，两所学校空无一人，其中一所还是几年前刚建的漂亮楼房，据说孩子们都跟着父母进城了； 2006年“五一”，在密云山区看到一个养鸡专业户，他们一年收入的绝大部分（大约两万元左右）用于支持二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最重要的信息是，他们认为那样做非常划算。 经济学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学问，造诣高深者和初出茅庐者经常处在同一起点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理论，与此同时，大量习以为常的知识，不时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 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 程恩富 2008年9月04日
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 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路是什么？ 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我们主张，以中外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创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一）思想源泉：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 （二）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 （三）学术渊源：古今中外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
广义地说，沿用式的继承、批判式的发展和否定式的摈弃等，均呈现出某种学术渊源联系。狭义地理解，也可将学术渊源界定为一种学术与另一种学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来源关系。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只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地位和渊源关系，而盲目排斥其他；或者反过来，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品的学术作用。
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等国际贸易理论，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并未主要沿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也曾被视为学术前沿和最新工具。这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用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是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旧程式的。
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其中，我认为有以下10个关节点： ——借鉴现代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理论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权利时，必定要涉及到中外法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尤其是有关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决策制度的问题。
——借鉴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中关于社会阶层及其分化理论，人的交往理论，社会发展的综合动力理论，财富和收入分配及贫富分化理论等，对理论经济学深入阐发阶级、交换和交易、经济制度变迁以及国民财富，不无学术意义。
——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存在美与丑的现象，也有股市这类“野兽之美”的状态。“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来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度和学术品位。
——借鉴现代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其经济活动和演化过程仍有与生物相似的一面，呈现为一定的仿生性。按照恩格斯的提示，在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制度之前，人类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凭借现代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理论经济学可以充分发掘“利己人”、“利他人”、“自由人
”、“市场人”和“计划人”等经济行为特征，从而更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规律。 日渐成型的三大改革理论流派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就与问题都是明显的，对于下一步如何发展和改革，不同的中国学者有着差别较大的思路，从而日渐形成了三大改革理论流派。在我看来，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各种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可以供决策层科学选择或综合采用，也可由国内外公众自由评说。
“海派经济学”等许多学者主张，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也就是说：1、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2、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主张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3、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提出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4、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主张处理好多方位开放并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等关系。 还有一批学者以西方资产阶级保守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导向，以美国为发展楷模，主张走俄罗斯激进改革道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或卖或送给私人。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的范围，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4、保护即落后的完全开放观，主张中国的一切产业都无需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改革中机会主义严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姚洋 2008年9月04日 关于如何看待国有资产流失，我这里主要想通过自己的调查谈谈国有资产到底如何产生，如何治理。国企本身的资产流失，我们现在老讲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我们好象忽略掉国企本身资产的严重流失，国企本身资产流失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一是腐败现象，老百姓所了解的国企资产流失主要是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与高管有关的腐败现象是资产转移，褚石健出事更多不是他本身贪污了多少而是他的妻子、女儿转移了很多资产。 以上几方面的国有资产流失都没有银行坏帐大，现在官同统计银行坏帐25000亿，少说其中有80%都是国有企业欠下来的。对社会来说前面那种左口袋倒在右口袋，资产还在社会中，第二种情况大部分钱等于是灭失掉了，所以这25000亿的银行坏帐需要平头老百姓在未来的几十年间要还的，四个资产公司处理坏帐，基本是以低于帐面价格的 20%甚至更低的价格卖出去，所以80%都要我们来负担，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很多人事实上并未将其作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很多情况下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都在公共口袋转好象跟平常老百姓没有关系。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坏帐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属于政绩工程。许多国有企业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有些干脆别经营，一经营就亏损，所以只好关门，一关门设备就闲置下来。 另外国企效率极低，我自己在国企做了两年，在西安电力制造公司，现在是187家中央管的直属巨型企业之一，3万多人，十几个厂子十几个研究所，我在变压器厂工作两年。我刚去的时候是3个人，两后年我走的时候已变成了八个人，我们那个办公室已坐不下了。我在班组里还工作了半年，我们那个班组十二个人，经常上班的有七、八个人但从来没有听说耽误工作。所以国企的低效实在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国企经理没有什么权威性，十几年前我们的厂长都快累死了，他没办法开除人，甚至开除一个员工会搞得满城风雨。 在这方面我很同意周其仁老师的说法，国企改革能否成功不能看国外，中国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要么就是使得国企经理根本不是经理，不过是政府指来指去的兵而已，政府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要不就可能是飞扬跋扈，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来约束他。整个的政治架构并不允许我们向管理雷诺来管，雷诺一旦亏损了，可能总理就丢官了。之所以187家国企还可以赚钱，张维迎教授告诉我一个数据，前十家国企所创造的利润是十几万家国企总利润的一半。187家中央管的国企占的利润是全国国立的60%，剩下无数的国企创造的利润只有40%。 为什么所有利润集中在少数几家国企中呢？因为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赚取的不是效率而是垄断的租金。所以99年我到顺德调查，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敢做第一次吃螃蟹的人？92 年邓小平南巡后他们第一次开始了国企的改制，当然还有很多国企的改制他说再不改国有资产就流光了，当时也在讨论。98、99年也是国企的大讨论，但很快给压下去了，国有资产流失也是当时提出来。他说我们的改制其实是止血工程，否则血就哗哗地流，只有改了才不会再流了，这是国企资产流失。 改制中也当然存在资产流失，一是资产低估，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掏评估人，企业出钱评估当然传统低估资产。第二是MBO的空手套白狼，但有投资者愿意给他投钱买公司，再由他转手把企业卖出去，从中获利。 成都一个很年轻的经理，当时他占的股份很低，我说你为什么不增加股份搞MBO，他说我要搞的话到手赚2000万，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不愿意，我出生于工人家庭，我不愿意欺骗我的这些职工。当然这是好人，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企业家都像他这么好。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资产打折。 这里最大的原因是人员安置问题，地方政府不愿意背人员的包袱，你雇的人越多打的折越多。有的地方打折甚至可以打到四折。这样搞下去就会造成新买家增加谈判地位，因为你让我雇这么多的工人，我就会要求你必须打折。地方政府往往因为在改制过程中赚不到钱也不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我们没看到哪些城市从口袋掏钱改制，都是由单个企业就地解决。另外是增加内部人信息机制，我们老说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是因为政府给了他这个优势，我们调查重庆南岸区首先是剥离人员，将净资产拿出来拍卖，拍卖有两个好处，一是发现真实的价格，二是有利于资产的重组。有了公开的拍卖要求新的买家回聘一定的人员，剩下未被雇佣的职工进了再就业中心，这部分的担子就落在政府身上。 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板子大部分要打在地方政府屁股上。因为他们不负责的态度才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这样说地方政府可能不高兴，我想加一句，中央政府机会主义倾向非常严重，中央政府为什么只管187大型企业？好象是抓大放小，为什么你只抓赚钱的企业？上行下效，你到河北，河北把秦皇岛所有的企业都下方了，单单一个秦皇岛港务局没有下放，因为这是一个稳赚的企业。 四川成都陈华区原来没有国营企业，一改制下方了20多家国有企业，区长和经贸委主任说如果把这32家企业都改制完他们要1.2亿。对省和中央来说1.2亿是小意思，但对一个去的财政来说是天文数字，所以财政收入是层层上收，我听说山东一个地方税已收到了2007年，如果大家看一下GDP的增长速度，税收的增长速度差1倍，税收增长速度只有GDP 增长速度的一半，从93年开始已维持了十年。事权下压，税收上提，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造成当前国有资产流失的最重要的原因。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顺义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消息 2008年 9月 4日 2008年8月30日，31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文学会共同举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化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展开讨论，回顾了市场化改革的得失经验，展望了我们今后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与会学者汇聚了我国经济学界、法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知识精英，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都在会上有精彩发言。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09月03日发出文章：《正确判断改革的现状与趋势》，内容如下： 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奥运会结束之后，不论是高层、还是学界，注意力迅速转回国内，着手认真地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 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长期关注、甚至参与各个领域改革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秦晖、周其仁、樊刚、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因而，这个会议是观察学界未来关注点的风向标。与会者一致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制度变化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性，由此导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财富与政府财政收入以较高速度增长。与会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增长奇迹。 专程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这种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这个看法过于乐观。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其根源不完全是周期性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 如果视野超出经济领域，不是只看财富，而是观察社会、政治领域，则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而繁难。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广泛的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尚不够完整。 也正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初步发育的市场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门过度卷入经济活动中，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商业纠纷转化为官民冲突。“双轨制”使得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大规模进行“寻租”，腐败现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会蔓延。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形成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其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扎实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正是这些现象，曾经引发了2004年到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分化”“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虑的辩解，也没有使公众释怀。 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国的富裕与三十年前的贫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国还需要那些制度变革。学者们普遍相信，惟有通过进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够完善市场，进而使中国社会继续良性转型的进程。 学者们提出的策略包括，减少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权力；严格限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当公司，不能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给公众以更畅通的财政民主参与渠道。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人权同样也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与会学者都同意吴敬琏的说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改革，完善宪政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完善市场制度;要实现社会繁荣，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满足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却必须依靠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 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
吴敬琏间谍案祸起龚方雄“刺激经济方案”？ 媒体文章 2008-09-02
“吴敬琏教授被捕了！”8月29日，一条惊人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流传。消息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已被带离调查。 8月30日，周六。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家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人文学会一同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的研讨会准时召开。吴敬琏、茅于轼、江平、张五常、张维迎等知名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只能容纳30多人的会议室被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只能站着听。满头银发的吴敬琏第一个发言，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等，并继续肯定市场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会后，吴敬琏立刻被一群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记者追问其间谍案一事时，他神态平静，微露笑意。“我4天前在外地开会就得知了这个谣言，觉得莫名其妙，回去一问家人，说是十多天前就有了这方面的谣言，一直没有理会，没想到越演越烈。”他对媒体表示，当前正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当口，对传谣者的动机，“很有疑惑”。他觉得谣言传播的过程也值得研究，到底是什么人在传谣。 谣言起于“刺激经济方案”？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3至198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年至今，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末因力挺市场经济而被起了“吴市场”的绰号……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为何会与“间谍门”谣传拉上干系？ 记者了解到，此事不仅吴敬琏教授几天前就有耳闻，北京多家媒体的记者在近10天来，也都听到了这个传言。8月29日下午，吴敬琏涉嫌间谍案谣言传出后，又有谣言传出，说此事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师龚方雄发表的“刺激经济方案”有关。 8月20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的研究报告爆出中央政府“将出资2000~4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的猛料。此事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当天沪指一扫连日低迷，大涨将近180点。但随后，该报告被斥为无依据，股市迅速打回原形，被业界普遍认为外资投行趁此机会出货。 传言称，龚方雄的消息是吴敬琏透露出去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接近吴敬琏的人士称，这种联想非常荒谬，是别有用心的人蓄意捏造的，目的就是想给一些人士头上泼污水。曾在8月30日的研讨会后专访了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张剑荆也表示，龚方雄的观点，与吴敬琏一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必然联系。”
社会过程及其评价 ----为天则会议---改革三十年的评价问题撰写 北京大学教授 汪丁丁 2008-09-01 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98768011.html 摘要：社会对它自身演变的评价，长期而言，决定了它自身的演变。最早定义了这样一个主动过程的经济学家，是奈特（Frank Knight），他的思想影响了阿罗（Kenneth Arrow）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阿罗系统地批评并颠覆了公共政策的“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合理性。布坎南则确立了数量远大于帕累托改善之可能性的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之间的政治对话理论。最后，可以视为对布坎南政治对话理论的支持，森（Amartya Sen）提出的一个命题表明，在社会成员对诸如“自由”、“效率”、“民主”这类理想或“美好社会”（good society）诉求的指引下，社会在特定信息结构的制约之内对自身演变的任何评价，或者是不能自洽的，或者在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的集合上无差异。将上述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演变，根据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特征可推测，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将改变多数中国人对各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且，以不很高的概率，可能逐渐降低物质利益在价值排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物质利益在人群之内的不平衡分布可推测，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并且由于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耗竭，在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集合上的不同价值排序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引言：关于人类社会 社会生活或生命的群性，与生命的个性相对而言，成为人类的两大特征。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的每一个体的生活可分类为：（1）情感生活。这一生活的“生理-心理”基础是人类在物种演化的哺乳动物阶段形成于脑内的“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s）。脑科学的当代研究（来自不同学派的报告）的最令人信服的一项共识是，人类的情感生活与理性生活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因病患所致的情感障碍将显著地降低行为主体的理性程度。也就是说，情感是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并且根据一般哺乳动物远低于人类的理性程度，我们推测，理性不是情感的基础和前提；（2）个体生活或“私域”（private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是生命“体”边界之内的主动过程，即亚里士多德（拉丁文本）谈及“动物”（anima）时使用的这一语词的另一涵义——“灵魂”。有灵魂的过程，从奈特的思想体系之内推断，可称为“主动过程”。就动物而言，主动过程意味着关于生命的常见的“三层次”定义——每一生命体必须有身体的“边界”、边界内部复制自身的过程、以及边界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能量交换过程；（3）群体生活或“公域”（public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尚未令人信服地澄清。一种可称为“套套逻辑”的演化论的解释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之所以演化为“社会的”，是因为使它们在与其它物种的竞争中得以生存的策略之一是个体之间的“合作”。对这一假说的实证支持是晚近发表的一部分演化心理学、胚胎脑科学和关于人类情感的脑科学研究报告，其中，人类脑容量增长在大约50万年前的停滞和此后人类大脑的前额叶占大脑比重的迅速增长，以及前额叶在社会认知与情感协调方面的主导性功能，可用来支持人类大脑的社会交往决定论。 哺乳动物之外的动物也可以有社会性，典型地，动物学家们特别关注白蚁、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性。非哺乳动物的社会交往及其可达范围，依赖于它们使用的可称为“语言”的各类信号的性质。与哺乳动物不同，非哺乳动物的脑，缺少“情感中枢”。因此，我推测，它们的社会认知行为唯一地由它们的“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能力及其性质决定。根据动物行为学及脑的胚胎学原理，我们不难推测，社会性昆虫类的语义记忆能力是遗传决定的，并且在后天发生的特定情境内习得语言的具体内容。也因此，这些昆虫社会，与原始人类社会一样，被纳入涂尔干所谓“机械团契”，与现代人类社会所表现的“有机团契”形成对照。但根据关于昆虫分工和人类分工的比较研究以及语言和情感的记忆理论，我推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机团契，并非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是由于社会情感的发展。许多迹象表明，有一种被辛格（Tania Singer）在最近发表的一份脑科学报告中命名为“共享的神经元网络”的脑内信号系统，可视为普通灵长目脑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在更高阶段演化的产物。这一共享式的神经元网络束，应是人类在范围远超血亲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能力的“生理-心理-语言”基础。与此同样具有启发性的一项脑科学事实是，在迄今为止被人类研究过的各物种当中，似乎只有人类和数目有限的“会唱歌的鸟类”（singing birds）的脑，有“场景记忆”能力。后者完全不同于“语义记忆”，因为它使行为主体有了关于“时间”或“历史”的感觉。 综上所述，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推测，“情感生活”、“场景记忆”、“社会交往”，这三类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甚至不可分离的联系。正是这一目前尚未澄清的联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物理-生理-心理”的基础。并且也是在这一联系的基础上，才可能在人类个体的心理世界里形成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1930年代提出并成为社会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理之一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 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韦伯认为这些社会及其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可有三类——传统型、法理型、奇理斯玛型。与此相对照，奈特认为人类社会可分为下列三类：基于习俗的，基于威权的，和基于共识的。这一分类导致阿罗在建构“社会选择”理论时，将“不可能性”定理的现实背景限制在“共识社会”（consensus society）的集体行动的范围内。在其余两类社会里，由于“习俗”和“威权”的内在和外在特征，集体偏好不是如同外部强加的就是独裁的。 二．社会过程
就我的阅读所及，奈特是最早阐述“社会主动过程”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哲学家。他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长篇论文“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以及1944年和1946年他在同一杂志发表的另外两篇论文，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演化学说。 三．重要性的感受、政治表达、社会过程
诸如“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表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代表了足够多的重要社会成员关于最具重要性的问题的感受，从而成为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的“政治表达”。在韦伯看来，群体行动使社会成其为社会，“政治”则是群体行动的社会理论概括。在韦伯“政治社会学”视角下，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政治的维度，并且任何政治活动都是社会的。 四．价值排序、情感生活与美好人生 关于每一社会成员可能具有的价值排序，我提出一种主要受了海勒（Agnes Heller）思想的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美好人生”（good life）嵌入在三维度的空间内。第一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先天禀赋”获得后天发展机会及被实现的（materialized）可能性，第二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political life）关于“正义”的感受，第三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情感生活的深度（emotional involvement）。类似地但有重要差异的，是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描述的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三维想象：物质维度刻画社会成员对物质利益的诉求，精神维度刻画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维度刻画权威的正当性资源的类型或谱系。 每一社会成员都追求自己想象中的美好人生，这一追求在不同文化之内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尽管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及不同的表达。每一社会成员在先天禀赋获得了发展之后，关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可有十分不同的想象从而导致生活理想及生活意义的演化。 每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教育”，它的外在特征便是受教育的权利——当这一重要性在社会主动过程中获得共识之后。不过，正规教育可能“失败”，恰如中国目前的状况。失败的教育可能压制了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发展。于是，正规学校之外的各种生活经历，包括家庭教育和在职培训，就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机会。 教育之外，对先天禀赋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卫生”，它维护和延续劳动能力和享受幸福的能力。依赖于不同社会可能达成的关于卫生之重要性的共识，卫生可以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也可以主要表现为私人卫生或公共努力与私人努力的混合。 与幸福感有直接关系的，是美好人生的情感维度。许多关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正比或反比关系的研究表明——例如罗贾思（Mariano Rojas）2007年关于西方人幸福感与精神诉求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和浙江省2006年关于“老年”人口和“老老年”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涂尔干担忧的因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有的个人主义及物质利益追求对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正是导致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反向变动的因素之一。 不仅在培根和边沁的著作里，而且在当代脑科学研究报告中，我们知道，人类情感大致可分为若干层次。首先是三种“原初情感”（primary feelings）——幸福、恐惧、悲哀。其次是许多“次生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希望、怜悯、羞愧、嫉妒、内疚、仇恨……，还有或许层次更高且更细腻的情感——惆怅、无奈、爱恨交加、悲喜掺半、百感交集……。至少就人类的脑结构而言，三种原初情感分别源自三个不同的脑区，几十种次生情感则接受来自不同脑区的信号并由此形成远比原初情感复杂微妙的次生情感。 已知的人类情感，多数是负面的，少数是正面的。可名的情感——不是“无以名之”的情感，通常由许多因素联合作用而生，并且在不同情境内可分解为不同因素的组合。如前述，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种。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是“外缘系统”，它的解剖位置在大脑之外，它只接受理性中枢（大脑）的调节但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在脑的各项功能当中，只有“理性”是一种可将具体感受抽象为普遍规则的能力。与此相比，一般动物和植物只生活在具体情境内，它们的情感离开了它们生活的具体情境就可发生障碍——“精神症状”。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人类行为不能也不应完全地理性化。因为人类情感与哺乳动物情感一样，离开了本土社会就可发生障碍。 在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下，一个“美好社会”（good society）其实是它的社会成员寻求更好的社会选择（也称为“社会集结”）从而使每一社会成员实现美好人生的过程。 五．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过程评价 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之中——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则意味着权力正当性的基础由威权的和习俗的向理性共识的过渡。 在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内，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价值诉求沿着韦伯三维空间的精神维度有了显著的改变。相应地，伦理和行为规范也有了显著改变。传统价值瓦解的过程，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一种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诉求重合，随后是价值诉求的幻灭。至“文化革命”结束时，产生了普遍的“精神虚无”或“价值真空”。此时，这也正是“虚无”的含义，如果不“对外开放”就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诉求。因此，至少在中国“开放”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韦伯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演变为物质利益导向的，或“效率”导向的。但此时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已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那些尚可坚持“中体西用”立场的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因为“中体”早已被半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新价值诉求遮蔽。并且这一新价值诉求来自西方，它很难避免“幻灭”的结局。 当社会行动主要是物质利益导向的时候，经济效率及其价值倾向于被高估。这一“同义反复”命题的论证，需要回顾前述关于“社会行动”的韦伯和奈特的学说，即社会行动之可能，完全取决于政治领袖们是否能够找到足以动员达成变革共识的政治表达。或许是偶然，提出了这一政治表达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高估了物质利益的价值，那些倾向于低估物质利益的价值的政治领袖们则由于个人品质不足或错失了机遇而未能在不同方向上发动一场社会变革。 只要不是“革命”，任何社会变革，从来只是“自上而下”的，只是由于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新的重要性达成了某种足以发动变革的共识，虽然，这一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来自下层的“非重要”社会成员的支持，或直接就是非重要社会成员对旧体制普遍抵制的结果。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事实判断，它可以导致但并不等价于“精英主义”的政治态度。 随时间的延续和纵向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重要成员的群体构成和重要成员能够达成共识的价值排序都会改变。假如我们将政治领袖们竞相获取的正当性资源视为一种“社会资本”，那么，借助于贝克尔（Gary Becker）和墨菲（Kevin Murphy）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这些正当性资源对领袖人物们提出的政治表达的影响类似于“时尚”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当关于某一价值诉求的社会资本积累至某一阈值时，这些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可在极短时间内提出具有相似价值诉求的政治表达，从而导致相应的价值诉求在社会过程中成为主导性的并进一步外化为法律和政策，例如“三个代表”和后来的“和谐社会”等政治表达对法律和政策的重大影响。 六．价值排序的冲突与政治生活 不同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和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之改善程度，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内，有显著差异。由这些差异导致的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成员价值排序中的差异，或更一般而言，不同社会成员在海勒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差异，可以显著到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即在公共领域内，引发冲突的程度。 在诸多的公共事务中，公平和效率，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有显著差异并导致了“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的不同的政策思路。 关于“公平”和“效率”存在十分不同的定义，并由此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的效率是静态的，基于一般均衡存在性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或者，当一般均衡模型偏离现实很远时，（弱的）帕累托改善被认为是效率的增加。这一思想表现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是所谓（弱的）“帕累托条件”——就可想象的社会状态A和B而言，若没有社会成员认为A比B差，并且至少一位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由社会过程得到的社会偏好将选择A，也就是说，在作为社会选择的结果的社会价值排序内，A比B的位置高。 在公共事务的争论中，人们对“公平”的理解远比对“效率”的理解有更大差异。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日常运用中，汉语“公平”这一语词既有英文“fairness”（公正）的涵义又有英文“equality”（平等）的涵义。由于与“正义”概念的密切联系，我们可将人们的“公平”观念分解在两维度之间——“程序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后者涉及每一特定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满足，前者涉及在一切逻辑可能的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以及其它正义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我认为，可以表达为它们在上列两维度的投影的差异。 同时，或许主要由于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民主”和“自由”——姑且不论它们在中国和在西方的表达之间的差异，在公共领域内或在公共事务的每一特定情境内孰先孰后，成为参与社会过程的社会成员们的另一主要议题。 在关于自由的许多定义中，可能容纳于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的，如前述（第三节），是基于个人偏好的被允许程度的“自由”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当社会过程允许一切逻辑可能的个人偏好时，社会是自由的。多数社会成员很可能根据逻辑学以外的诸如康德道德分析这样的理由，不允许某些类型的个人偏好。例如自杀和杀人的偏好，在公共领域内通常不予考虑。假如我们相信逻辑可能的世界包含了现实可能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社会选择理论家定义的自由是最广义的自由。
与关于自由的理解相比，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有较小差异。因为，所谓“一人一票”，在给定的群体之内首先意味着对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对一部分人的尊重。其次，与对正义的理解类似，人们对民主（即“对每一个人的尊重”）的理解可以分解为两维度——“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前者无视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后者则依赖于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在梅（Kenneth
May）、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内定义的“民主”，是最广义的程序民主——任意两位社会成员在集结过程中的编号被互换不会影响社会选择的结果，这被称为社会选择的“匿名性”（anonymity）。 上述的森的命题意味着，此处不能讨论技术性假设——独立性和拟传递性——的现实世界涵义，首先，理性共识基础上的社会偏好，只要它是充分地顾及效率、民主和自由的，它就不能判定任何两个帕累托不可比状态之间的优劣。这样的不可判定被称为“无决断性”，它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僵局”。走出僵局的途径，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布坎南鼓吹的“政治对话”。其次，森的命题所要求的每一社会成员的偏好的传递性和完备性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理性（传递性，逻辑无矛盾，决断性）和每一个人可利用的信息的充分性（完备性，关于任何两个可选状态的信息不缺乏到无法选择的程度），这是社会成员能够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 七．结语 关于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森的命题，是阿罗《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第四章关于“拟序”概念与“补偿原则”的论述的扩展。在那一章里，借助于西多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关于“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可能相交的观点，阿罗指出了“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逻辑错误——这一判据可导致社会选择的非理性或无决断性（僵局）。 但是，在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下，我们运用“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最初动机仍是正确的。这一判据意味着，我们相信基于补偿原则的“谈判”过程可能导致理性共识。只不过，由于逻辑错误，这一判据所要求的谈判过程，很可能是以利益冲突为前提的政治对话，旨在走出僵局。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处境。 围绕教育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而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论争和在更广泛领域内发生的对“三十年改革”的不同评价，意味着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间实施“补偿原则”的谈判，正从经济的转变为政治的。 我们中国人为缓解政治冲突而参与的政治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我们到想象中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对话参与者的想象，但他们能够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不必定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谐。 网友评论： 我认同丁丁老师的最后一句，西方的不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但是西方的是要去经历的。
毛主席从建国到逝世一共是27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初步建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雏形。期间的国内外反动派的干扰破坏全世界都知道。不用提醒你了吧。你们用了30年的时间侵吞改毛老人家那点微薄的家底，个个吃得肥头大耳，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还要时刻防备无产阶级的东山再起。可见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永远是侏儒。去学学谢国忠吧，多少讲点子人话。
大家都是爱国的，爱的方式爱的心理也许有不同，然而爱国最终的体现是中国的发展和文明。中国发展的结在哪儿呢，不就是个“垄断”造成的吗。可以说垄断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中国民主和文明
的进程就是让13亿中国人都明白什么让我们的发展举步维艰。 闭门造车。无法对话，因为我没空、也懒得去弄懂这些西人术语的意思，也不知道那些绕来绕去的空话，到底让人类知道了生还是不生......也不想去想象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 —— 我只想活着时，读读南怀瑾老师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站》，据他老人家说：2008年9月1日，北极首次变成孤岛！ 文字堕落，始于人心滥情。
不敢苟同。西方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经历？这才是文明唯一论的霸权！........我期盼的是，象汪老师这样的学者们，能够给我们华夏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主席从建国到逝世一共是27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初步建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雏形。期间的国内外反动派的干扰破坏全世界都知道。不用提醒你了吧。你们用了30年的时间侵吞改毛老人家那点微薄的家底，个个吃得肥头大耳，也没弄出个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