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深圳徐景安先生发来一篇《构建中国新文化》的意见征集文章，请大家看看，发表意见，可直接用电子信箱给他传去。]
文章汇编 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 令人触目惊心的乡镇债务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9月1日 目录 徐景安：《告中国文化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 王淼：《令人触目惊心的乡镇债务》 欧阳君山：《谁是“经济人”？》 何必：《咱制造业信息化的来由》 张朝阳：《中国从来没有仇富》 ------------------------------------------------------------------------------------------- 告中国文化人：构建中国 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 徐景安 2007年9月1日 中国需要创建新文化、新文明，因为老文化、老文明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新矛盾。传统文化中有可继承的精华，但中国能全盘复古吗？传统社会主义不能说没有成功之处，但中国能走回头路吗？要融入现代文明，必须学习西方，但中国能全盘西化吗？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必须创建新文化、新文明，这不是好大喜功、标新立异。说消极一点，是中国无奈的选择；说积极一点，是中国理智的探索。“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诞生出了各个思想文化流派”，“当今的中国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马列主义，新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1）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百家争呜，解放思想，是创造新文化、新文明的前提。但是，对国家、对社会来说，又必须有共同认同的文化主张，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主流价值观。 今天中国在改革问题上产生分歧与迷茫，就是由于缺乏共识。每一种文化主张，都有理由。将各种流派中的合理内核提炼出来，进行整合是重建中国文化所必须的。问题是怎么提炼、如何整合？这就必须讨论、制定标准。没有共同认同的标准，就是吵一万年也形成不了共识。本文就来讨论标准问题。 1，普适性 所谓“普适性”就是符合普遍的共同的完整的人性。所有不承认普遍的共同人性的文化主张，先就自动淘汰出局。以阶级性反对人性，实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找任何一个理由就可以把一个人划入敌对阶级，专制文化自然是落后的理念。人类社会存在普世价值观，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中国所要创建的新文化，一定是所有人可以接受、能够接受、应该接受的先进理念，即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成为新的普世价值观。 人是自私利己的，这是符合普遍的共同人性的。然而这是不完整的人性。认为利己就是利他，人人利己就会带来社会共同利益，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是人性的一个方面的反映。以此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是反映自私人性的一种人学。但把人性归结为利己，否认需要利他；将利己归结为物质追求，而忽视精神，则是片面的人学。 利他是人的本性，利他是完整人性的需要，利他更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这是符合普遍的共同人性的。然而主张无我而利他，否认人的自我，否认人的权利，否认人的物质追求，这同样是片面的人学。 人要爱大家，这也是符合普遍的共同人性的，更是完整人性的需要。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持续。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遵守社会公共规则，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否认人的自我，否认人的权利，否认人的物质追求，也是片面的人学。 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才是普遍的共同的完整的人性。这是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国界，为所有人可以接受、能够接受、应该接受的先进理念，构成中国新文化的价值观。 2，继承性 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这种新价值观是人类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文明宝贵遗产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即以爰父母为中心，爱长辈、爱老师、爱兄弟、爱朋友、爱邻里，以至爱故乡、爱母校、爱祖国、爱自然。不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少糟粕，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抱多大偏见，但是总不能否认人的仁爱精神，否认人要爱他人。 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爱我”，即以自我为中心，倡导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强调个人利益、个人追求、个人成就与之相联系的个人独立性、个人选择性、个人创造力、个人责任感、个人隐私权，等等。不管西方文化中有有多少糟粕，无论对西方文化抱多大偏见，但是总不能否认人的自主精神，否认人要爱自己。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即兼顾集体的、社会的、公共的利益，提倡爱集体、爱祖国、爱人民。不管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生了什么偏差，无论对社会主义抱多大偏见，但是总不能否认人的集体精神，否认人要爱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已有了5000年的历史，西方近现代文化已有500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也有了200年的历史。这三大文化能够延续至今，都有存在的理由，也各有弊端。中国传统文化至善，怎么被西方资本文化所代替？西方资本文化至善，怎么会诞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至善，怎么没有成为主流？各个流派、各个主张，可以有偏爱，但是不应该绝对化，说自己万般好，别人万般差。中国思想界的一些极端人物，往往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灵丹妙药，而把别的流派说成是贻害民众的“毒药”、毫无价值的“垃圾”，或是别有用心的“阴谋”、颠覆国家的“奸计”，或是不值得正视的“空话”、没有学术含量的“废话”。不抛弃这种偏见，把不同学派视为死敌，怎么吸取他人长处？怎么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3，实践性 所有的文化主张，都是为了指导实践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在人类历史上都分别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都暴露了它的片面性。今天应该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理念。做到了的个人，就会是幸福人生；做到了的家庭，就会是幸福家庭；做到了的国家，就会是幸福国家。 今天中国的思想界涌现了各种流派、各种主张。能否先自问，你的主张能被中国的大多数人接受吗？能拿来治国、治家、治身吗？请你当一个意识形态的主管或顾问，用你的主义来治理，会是什么结果？你说服不了国家采纳，就说服企业、社区、地方试试；要不就在你家里做试验，再不你自己先实践？ 安徽庐江文化教育中心，正在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要求德育老师身体力行，不仅会说，更要能做；对来自全国的学生、家长、老师、企业家进行义务培训；采取入乡、入村、入户的伦理道德教育，把汤池镇建成和谐示范区。我本人就参加了8天的学习，深为他们的高尚人格魅力、真诚动人情感、浅近深刻道理而感动。我也在一个城市、一所大学、一个公司推广、实施我的理念。 中国的思想流派如果真的自信自己的主张，那就去实践一下，试验一下。千万不要讲起概念来头头是道，搬起经典来古今中外，批起时弊来势如破竹，骂起别人来狗血喷头，就不问问自身、联系一下实际，你自己能做到吗？听了你的话人家能去做吗？离开实践，怎么说都行。爱说一厢情愿、不顾实际空话的毛病，中国的文化人应该带头改掉！ 4，现实性 思想文化的特性是预测未来、指导将来。主张是最好、最理想的，实现途径，什么条件，概不考虑。这是浪漫型、空想型。眼下的中国怎么做，看得见的未来怎么做，这是中国思想界更需要研究的，这就要考虑操作性、可行性，也即现实性。 中国的一切思想文化主张得以推行，都要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相衔接。这是中国的最大现实。国外的许多思想流派，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这不奇怪。中国的不少思想流派，就采取回避策略，视中国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其中有言论不自由的限制，也有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原因。 要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必须为政权所接受才能推广，必须为民众所接受才能实行。历史上哪一种主流文化都是如此。你的文化主张，如果不是茶余饭后式的闲谈，那就必须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能够为中国领导层中的杰出开明人士所接受，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衔接。 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改革，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和实现途径，需要修正，但是要用看得的手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要的，具有永恒的意义。马克思被西方视为伟大的思想家，而被中国的思想界所忽视，这种倾向应该改变。 5，平民性 历史上有所谓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学术文化与通俗文化之分，创建中国新文化自然需要各类文化的共同努力。但是，当今中国的思想界过分偏爱贵族文化、精英文化、学术文化，忽视平民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写文章，是给行内人士看的，渊博的知识典故，深奥的逻辑推演，费解的学术概念，反正让大众看不懂。愿意在象牙塔里钻研学问，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但是，中国思想界迫切需要有人将文化通俗化、平民化，介绍给大众，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 于丹的《论语心得》被称为“心灵鸡汤”，而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儒学民平化的成功尝试，然而遭到一些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也许个别词句解读不确，完全可以探讨，但不能判定整本书为“反动”；人家明明是心得，而不是注释，将论语中一部分提炼出来，告诉大家“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怎么会是“毒药”？“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许只需要1万个人真正理解”、“高贵和高雅，是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2），这是儒学十博士写的一本《解“毒”于丹》书中的观点。儒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当中国“有识之士”视为“垃圾”和“粪土”时，农村中也许目不识丁的老人依然在身践力行，忍劳忍怨、辛辛苦苦、快快乐乐地孝敬长辈、仁爱他人、奉献自己！那些会写书、能讲课的儒学专家未必比这些老人真正懂得儒学。说这种话的儒学博士，可以写儒学注释，但对儒学的精髓可以说一窍不通。 通俗地表达，让民众听得懂，只是平民化的第一步。让民众真正理解，化为行为规范，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只是国家提倡、喇叭广播、文件宣讲，而民众不接受，那也是白搭。要使民众接受，就要符合人性道理，真正为民众着想。 6，创新性 要解决中国的老问题、新矛盾，各种文化主张只是继承过去、重复他人是不行的，必须创新。 兼容他人、寻求共识是一种创新。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些代表人努力接受传统文化，就是创新。刘军宁解释：传统是可以演化的、选择的。我们可以多谈里面的一些东西，少谈里面的另外一些东西，再强调、引入一些新东西。（3）基督教曾被皇权利用来加冕，后来不是被用来支持人权？儒学曾被皇权利用来愚民，我们不可以用来弘扬仁爱？小康、和谐、节俭的儒学理念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吗？可是，我们的有些学者就是喜欢哪壶不开提哪户。哪个文化主张的历史都那么圣洁？传统儒学有专制工具的历史，自由主义一直伴随着掠夺和侵略，社会主义更有惨烈的失败。这样说来，人类还有什么文化可继承，没有任何可继承的又怎么创新？ 承认事实、尊重实际也是一种创新。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承认个人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成为发展经济的动力，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个人的权利，理应成为我国的一条基本思想原则。号召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能对每一个人负责呢？弘扬集体主义，为什么一定要以放弃个人利益为前提呢？马克思一直把追求人的自由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有什么理由排斥、反对自由主义呢？ 自由主义的爱自我、儒学传统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互相补充、互相融合，构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就是创建新文化。 7，终极性 任何有价值的文化主张都是对人性的一种终极性思考。宗教文化不仅关注现世，还追求来世，就是终极性的思考。自由主义的爱自我、儒学传统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都对人性进行了终极性的思考。人能不爱自己吗？人能不爱他人吗？人能不爱大家吗？人类历史上，这三者是分开的、对立的。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要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但这不是简单的拼图、机械的组装。得有理由、有轴心、有机理。这就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更本源的终极性思考。 这就要研究人性，究竟什么是人性？ 人与动物一样首先求生存，但人又与动物不同，还要求幸福。人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满足、思想的快乐、精神的寄托、人生的意义。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所以，求幸福是共同的普遍的人性。 人要获得幸福，必须愛自己，拥有追求物质与精神的自由和权利。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既没有物质欲望，又没有精神追求，还能存在吗？自由主义是有理由的。人要获得幸福，必须愛他人，才能获得真诚的亲情、爱情、友情，同时也只有奉献他人，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一个不爱他人、也不被人爱的人会幸福吗？传统儒学是有理由的。人要获得幸福，必须愛大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拥有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自然的境界和心境，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一定是幸福的。没有公共道德、公共意识，而被鄙视的人会幸福吗？ 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终极目的。人为了幸福，需要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中国新文化倡导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就是为了人幸福、为了人人幸福、为了普遍幸福。 8，神圣性 挽救人的灵魂，让人进入天堂，而获得永恒的幸福，这是宗教的神圣感。所以，宗教徒往往非常虔诚地向全世界布道。自由、民主、人权，人人有平等追求的权利，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这是自由主义的神圣感。所以，美国可以打着这面旗帜，不惜以战争向全世界推广。人要孝敬父母，懂得仁爱，这是人的根本、人的根基。这是儒学的神圣感。所以，儒学延续2500年，摧而不垮、攻而不倒，现今又活跃起来。要消灭压迫和剝削，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这是社会主义的神圣感。所以，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来实现。 世界能延续至今的文化都具有为世界、为人类的神圣感，才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为之而奋斗，奉献自己的精力、才华、时间以至生命。 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三大难题与困惑，即不平等、不幸福、不持续。人类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没能解决。只有树立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的新的价值观，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幸福、持续。这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宗旨和任务，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这是神圣的事业，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有了神圣感，才能催生先进分子，制服特权，建立“执政为公”、“执政为民”的制度。中国有2500年儒学传统、有60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有30年改革开放的经历，最有条件整合和创建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的新文化。这需要中国文化人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中国当权者的慧眼与魄力。 中国需要制度转型，没错。但往哪里转、怎么转，既需要先进理念指引方向，更需要理念的正义冲破阻力、理念的神圣甘愿奉献、理念的共识集聚力量。理念四分五裂，观念水火不容，制度转型从何谈起？ 制度转型靠权力，理念创新靠文化。创建新文化是中国文化人的责任。 为此，我提出三个建议： 一是完善自己、自圆其说。各个主张、各个流派各有各的道理，优势固然需要强化，弱项也要尽快弥补。你主张自由主义，就得回答如何面对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泛滥造成的恶果？你主张传统文化，就得回答如何实现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科学、民主、人权？你主张社会主义，就得回答怎么让中国大陆、港澳台湾以至全世界的民众都欣新接受？ 二是肯定他人、寻求共识。这就需要学习、肯定、吸收其他主张、流派的合理性，以便逐步形成共识。虚心使人进步，是做人的道理，也是学问进步的秘诀。如果你研究文化，不是为了逞强，而是为了济世，就应该尊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人相轻、相互攻奸，只能起分裂、破坏、离散、误导作用。 三是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如果你对文化的兴趣，不是为了休闲自乐，而是为了影响社会，就必须面对中国的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而伴隨以破坏环境、耗竭资源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以贫富扩大、犯罪严重、道德堕落为标志的人与人关系恶化，以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趋高、信仰迷失为标志的人与自我关系恶化。中国既存在现代文明的缺失，又存在现代文明的弊端。中国既要学习现代文明，又要超越现代文明。 一个药方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综合治理也许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徐景安2007.8.31） 赞成者（总体赞同所提标准与建议，不代表赞同具体论点）： 反对者（总体不赞同所提标准与建议，不是反对具体论点）： 请签实名，并转发有兴趣者，希望听到批评和建议：xujingan@vip.sohu.com 参考文章： 《要不要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注释： 注1：仲大军回复徐景安信 附：支持重建中华新文化 欧阳 君山 按： 日前，徐景安先生提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八大标准分别是： 普适性；继承性； 三项建议分别是： 完善自己，自圆其说； 徐景安 先生是著名文化学者、深圳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新思想文化的重建。 我最初从博客中国上得知徐景安老先生大名，读老人家的文字，如拂清风；思考老人家的思想，倍感亲切。尤其是徐老回归人性来思考大问题，并明确指出，中国当务之急是重建思想文化。当下心仪。 后通过中央社会学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王占阳先生 介绍，对徐老遂有更多了解，并建立起联系。经过一番电邮往来，我更加认识到：徐老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也有深厚的实践经验，对中华哲学的感悟和体验十分到位，并以实际努力推动中华思想文化重建，有仁人志士之风。我十分景仰。 今徐老发布《告 中国文化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 》，我觉得切中当下中国时务之急，亦切中当下中国学界之弊，毫不犹豫表示要 " 顶 " ！早前不久，徐老提议开一次中国新思想文化的大会，我也表示愿效犬马之劳。与徐老一样，我亦深感中国思想界要来一次大的碰撞、重整和澄清！ 列位方家在上，现转呈徐老《告 中国文化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 》，敬请过目，或提意见，或表支持！ 徐老在来信中谦虚地表示：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受到过我一些启发。遂顺发我早些时候的一篇旧文《如何判断一种思想的成熟》，我在这里提出判断一个人学术上是否成熟的七大标准： 徐老提出再补充一条"普适性"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的，在这里也特别表示感谢。
令人触目惊心的乡镇债务 ----重构乡村治理结构才能“砸烂乡村债务雪球” 中国改革报 王 淼 2007-8-30 几年前，农业税还没有取消时，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农村研究学者对我说，现在有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就是一些上级部门越来越不信任基层政府组织，但各种政策的执行又都离不开基层。这就造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总是不那么协调。近日，湖南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胜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小政府中观察中国大问题》，对这种国家与基层之间的疏远进行了更加清楚的描述和分析。 陈文胜写道：“乡镇什么都好说，就是没钱。如义务教育，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全社会都认为很重要，可具体落实需要钱，学校的危房改造要钱，教师工资要钱，但这个钱却要发不出工资的乡镇出。在农民眼里，乡镇就是国家，上面政策是好的，好经却让乡镇那些歪嘴巴和尚念歪了。而乡镇干部认为是上面各个部门向乡镇下达了一个个的硬性指标，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同样一个问题，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陈文胜是一个特别的学者，他当过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的党委书记，而且不是从上向下派挂职的那种，而是从乡镇一般工作人员中成长起来的。他有着相当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于乡镇一级组织的工作实际和难处体会尤其深刻。因此，他最近出版的《乡镇视角下的三农》和《乡村债务的危机管理》（在小政府中观察中国大问题系列）两本书中，对基层的政权组织建设得出了一些与其他研究者迥异的结论。 令人触目惊心的乡镇债务 为了分析取消农业税后湖南农村的乡村债务状况，从2005年10月开始，陈文胜采取实地和问卷两种调查方式对全省129个乡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实地调研的6县31个乡镇债务平均值为1498万元，据此估算，湖南全省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299.6亿元，相当于2004年湖南省GDP比重的5.3%，财政总收入的49.3%。在他调研的某县，负债1亿元以上的乡镇就有5个，其中最高的乡负债达1.7亿元。就全国而言，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全国乡镇债务总额采用中间值法则的话，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估算，全国可能突破1万亿元。 对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显示，其中有54%的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义务教育、公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有25%的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完成税费任务的的缺口；有9%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办乡村企业的贷款；有8%的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乡村的运转支出；有4%的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干部工资欠款。 陈文胜认为，乡村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界定模糊。乡镇政府应该为社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至于何种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明确的界定。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的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在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的基础是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职能，乡村组织只能举债运转。文章提供的数据显示，1994年~2004年湖南省乡镇财政收入在各级地方财政中的比重出现了大幅下滑。如1994年，乡镇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6.91%，而在2004年，乡镇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13.7%。其中虽然有条条管理部门有所增多等合理因素，但财力过快上移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从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上看，乡镇政府以服从上级政府而非辖区内的农民意志为主，社区农民缺乏显示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产品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力。由于上级政府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能完全了解农民的偏好，所以，服从上级意志的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偏离或不能满足农民实际需要的现象就自然无法避免。同时，多数地方的政府绩效考评不涉及乡村债务，乡村领导的任用、乡镇干部的工资也与乡村债务没有直接的联系，各级政府也就没有足够的压力，而且往往债务数额越大的地方压力越小。 “条条专政”已成为阻碍 农村社会发展的极大障碍 沉重的乡村债务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减少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投入，导致了乡村公共权力机构或组织的瘫痪，引发了农村社会的各种危机。根据陈文胜对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2%的乡镇认为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乡、村的财力无法自行消化。绝大多数的乡村债务都是本级财政收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乡村组织陷入无力摆脱的困境。如果债务这个死结不解开，很多工作都无法开展。 对于解决乡村债务问题，陈文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现实办法，如建立乡村债务约束机制、建立乡村债务专项的偿债基金、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建立乡村债务预警机制等。但在构建治理乡村债务的长效机制方面，陈文胜在书中重点强调了尽快建立乡村公共财政，并对财政包干制进行了批判。文章说，“权力发包人”有权单方制定“游戏规划”：不是按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按施政规划、按领导层意志、按支出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计划，而且其增长幅度通常是层层加码、年年加码、最终财政预算收入计划远远超出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税源的增长。而下级在承包时，无权讨价还价，强化了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差别，简单地理解为区域范围上的比例放大或缩小。这就为上级向下级政府推诿事权提供了便利，为政府相关部门搭车收费和乱收税费提供了便利。便使越是接近基层的政府在政府序列中越是处于弱势地位，使基层政府在增支和减收两方面不断加大而增加运行成本和财政债务。同时，财政承包制还使基层政权表现出唯利是图的取向，会有条件地执行国家政策，有利于完成“承包”任务和自身利益的政策积极推进，否则就消极对待。 对于这种基层的制度困境，在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所长张晓山为《乡村债务的危机管理》作的序中将矛头指向当前的“条条体制”。张晓山认为，由于垂直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在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和管理模式很难转变。目前很多事情是自上而下布置下来，而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垂直系统插到底也是部门利益的需要。对于下面部门来说，没有明确的分税体系，基层的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专项资金、项目等都由上级部门控制，他们也只好跟着上面的指挥棒转。一些地方进行农村综合改革，减人、减事、减支，转换职能，“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但上边一直统下来的垂直体系不变，这些典型经验往往不具有推广性和可复制性。张晓山强调，由于条条专政，各个垂直部门自己立法自己执法，官僚主义严重，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已成为阻碍农村社会发展的极大障碍，也是多年以来无法真正实现乡镇机构精简的主要原因。 到重新定位乡镇政府 职能的时候了 陈文胜指出，造成乡镇债务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与农村的实际不相适应，不改变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债务问题，而乡村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 对于乡镇政府职能的定位，陈文胜首先强调了摆正农民的主体地位问题。他认为，乡镇政府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政府，可以说是农民的政府，制度的安排应该突显农民的参与监督，体现农民对自己政府的问责。没有农民参与的乡镇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成为地方官员的一种作秀，一个政府为应付上级政府的形象工程。只有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变成农民自身的需要，乡镇改革才能够事半功倍。否则，对农民来说，是口惠而实不至，做得再多，群众也不会领情。 在《乡镇视角下的三农》中，陈文胜对乡镇改革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委任的“官权退”，选举的“民权进”。他认为，应该打破行政大锅饭，权力直接下放到乡镇。他说，乡镇政权是整个国家政权的基础，也是当今行政体系在农村承担责任最大的一级政权，中央政府是整个国家权力体制的神经中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因此，改革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应是：确保两头，精简中间。具体做法是：把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重心到共和国“最小政府”乡镇政府，由各级强势权力的“大政府”在上面乡镇政府行使权力。他认为，乡镇的权力越大越好，越有政治个性越好，因为一个小小的乡镇势力再强大，也没有叫板中央的危险性存在。他认为，乡镇一级应该进行直接选举。在他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问卷中，当向上级负责和向群众负责不一致时，如果群众可以决定任免，有87%的人选择了对群众负责。 作为从乡镇走出来的学者，陈文胜的观点未必全面和准确，有些说法也可能有些过激，但作为一位“满怀理想的乡镇政权‘卫道士’”，他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收件人： <tdyjs999@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30 23:09: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欧阳君山：谁是“经济人” 谁是“经济人” 欧阳君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不只是中国，今日世界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或许正是经济学成为全球显学的原因，所以不管一个人是否接触过经济学，但多少应该都知道“经济人”的说法。 “经济人”是什么意思呢？它怎么来的呢？我们首先可能就是想到亚当·斯密，这是自然的，因为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但不幸的是，斯密的大作《国富论》中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之前而且是《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也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 按学界的共识，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穆勒在1836年写了一篇叫《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的文章，被视为“经济人”的最初出典，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 按穆勒对“经济人”的科学界定，可认为不外乎三点：自利、理性和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也是我们通常一提到“经济人”就会自然想起的基本内涵，尤其是对物质财富自私自利印象深刻，也多少会生起怀疑来：人怎么就如此狭隘偏执呢？ 事实上，软肋最初就被人踢上了，当穆勒对“经济人”进行正当性论证时，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就针锋相对提出批评，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考虑和提供的“政治—经济人”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而把人的高尚情感看作是对所谓理论体系的干扰，这是对人大大的亵渎——可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亵渎论”。 “亵渎论”是西方经济史上对“经济人”假设最主要的批判，后来者的批判或许感情更强烈，分析更细致，但总体上应该没超出凯里的亵渎论。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学派是如此，就是今天对“经济人”的批判也是如此。马克·卢茨是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仍然是——或许也只能是——老调重弹，称“经济人”假说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只注重人的“低级”需要的满足 ,而忽视了人更高层次的追求。 哪里有批评，哪里就有反弹,支持者们毫不犹豫地为“经济人”假设进行辩护——这构成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比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就一再申辩:“经济人”仅仅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种抽象,其运用范围也严格地限于经济市场领域；经济学家也没有假装这一抽象适用于对“非追求财富行为进行解释”。可把这一辩护称之为“局限论”，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有意无意地认为，对“经济人”假设的“局限论”辩护是强有力的！ 如果说“局限论“的辩护也强有力的话，那根本就毋需对“经济人”进行批评了，因为穆勒在界定“经济人”时就强调：“经济人”只是一种简单化抽象，没有人事实上认为人就是“经济人”，但在科学研究上是必要的。 可问题是在于：即便是科学上必要的假设，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更好呢？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远离荒唐一些呢？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接近现实一些呢？我们为什么要以亵渎人来成全什么科学呢？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也包括在一阵阵的批评声中，“经济人”假设得到了相当的完善。这尤其表现在对追求财富最大化大大地放松了约束，被替之以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这里面的效用或利益可以是政治的，可以道德的，可以是制度的，可以是文化的，而不再单纯是财富效用或物质利益最大化。 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看一看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从“经济人”角度对产权变迁的透视，看一看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就能够扎扎实实地感觉到，“经济人”的确今非昔比，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点已被大大弱化，“经济人”的分析能力大大拓展，经济学的帝国大厦蔚为壮观。 对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弱化直接导致了对人性自利的修正，实际上，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人性自利有了全新的描述，这就是把自利表述为“偏好函数最大化”，从而超越一般的自私和利他。至于偏好的具体内容,完全不作特别的规定,可根据所需分析的特定对象具体解释。甚至可根据需要把个人利益的概念拓展到对他人福利的关心, 从而对利他主义行为也进行游刃有余的分析，以至“经济人”研究权威学者杨春学先生宣称：即使是在利他主义的分析领域,我们也无需以“道德人”来取代“经济人”! 正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做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局限论”事实上已经远远被超越，凯恩斯那样的对“经济人”的辩护已经显得小儿科，“亵渎论”的批判可以说已经失效，因为“经济人”已经不低级了，都已经能够分析利他主义了。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不应该视而不见！ 反观批评甚至否定“经济人”假设的阵营，从穆勒以后的一百多年来，事实上仍停留在“亵渎论”的阶段，虽然也提出过种种概念，社会人、管理人、道德人乃至历史人，但都没有像“经济人”这样明确地定义过，更没有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样建立理论体系。这就注定了否定的无效与批评的不济，不破固然不立，不立也就不破，没有建设性的新东西登台，老东西是不会自动离开的——毛主席说得好，扫帚不去，灰尘怎会自动跑开？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更应该胸中有数！ 留下来的当然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踌躇满志，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经济人”都会存在它的难题；另一方面，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英国当代经济学家肯·宾默尔就说了,“它（指“经济人”假设）唯一的优点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如果凯里还在世的话，岂不七窍冒烟？ 真的就没有比“经济人”更好的替代？仍然回到“经济人”所假设的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尽管这一点已被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乃至更广泛的“偏好函数最大化”所替代，乃至通过实际运用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但在宽广化的同时也带来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缺乏逻辑一致性：一下子把人当社会人，一下子把人当道德人，一下子把人历史人，一下子提倡人人为自己，一下子利他主义，一下子认为人追求财富最大化，一下子认为人存在非物质动机……五彩缤纷，精神分裂，各说各话，这样的“经济人”究竟是什么“人”？ 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混乱，不要说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也不要说不合符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就是连最基本的形式逻辑的关都过不了，乃任何严肃的科学所不允许——而这恰恰是“经济人之父”当初严格界定“经济人”的用意所在：穆勒津津乐道的不就是科学的必要吗？绕了一大圈，经济学给了自己一记耳光——不亦惑乎！ 但，重要的还不是理论上的批判，而是在工业文明下，在资本主义文化下，最原始、最狭义和最肤浅的“经济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成天惦记就是那一点点的银子；这一点可借用电视片《大国崛起》在讲到英国崛起时提到的一句新教徒名言来表示：“弄钱乃人生要事。” ——这才是真正的“经济人”，也正是今日人类的巨大悲哀：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勤劳勇敢，乃至我们的全部人生，都赔在那一点点的银子上，而且搭上了一个原本美丽的地球！
发件人：<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28 15:47: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的稿子 咱制造业信息化的来由 何必 中国国际装备制业博览会是一个为国际装备制造业提供集产品展示、贸易订货、学术研讨、投资洽谈和技术合作为一体的国际盛会。继三度组织美国展团后，美国使馆商务处今年九月即将再次组织多家美国知名企业亮相沈阳国际会展中心。他们将会为中国的用户和合作伙伴带来广泛的产品、技术与服务。主要包括：工程机械、输变电设备、建筑机械、专用汽车及大型机械设备；各种泵、阀门等流体机械、压缩机、风机、电机、变压器、互感器等通用设备；航空航天、电站电力、石化、冶金、环保、重矿、输变电等专用设备；数控机床、金属切削机床、压力成型机床和机床附件及配件；机器人、自动化控制、电子应用系统、仪器仪表及装备制造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等。（2007年8月28日中国贸易新闻网） 你知道这样的标题为“第六届中国国际装备制业博览会美国展团日9月5日至8日举行”的信息是哪里发布的吗？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这则信息的后面，还清清楚楚附上了领事馆商务处联系人的姓名、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地址。 看见了吧，美国政府驻华机构直截了当大张旗鼓地为美国企业鸣锣开道，连用什么美国商会或者行业联合会的名义都懒得使了。这也应该表现出，美国政府在推动对华贸易、特别是将制造业的产品、技术、设备、乃至全行业向中国输出上的亲历亲为，名正言顺地打出政府的旗号、甚至动用政府派出机构的硬件设施，直眉瞪眼为美国企业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而鞍前马后。 这次美国展团日的内容可谓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涉及到了几乎装备制造业的全行业的各个领域。 让中国人很熟悉的是，国际资本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觊觎、瞄准、垂涎欲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在该领域的大举进攻催城拔寨也如火如荼。其中，米国人更是捷足先登，在中国国内一派言必及美国的殖民情结之下，以单边主义姿态和人类卫道士的面孔，在华夏大地风卷残云无孔不入，采取了对中国企业格杀勿论的方式，利用消灭排头兵的手段，完成着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歼灭战。最著名的就是凯雷收购徐工事件，让中国人脊背凉爽，蓦然回首，发现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只不过是装备制造业的全行业凋零破败惨不忍睹，能够提得起来的企业几乎全部被以美国为首的外资吞并。 现如今的中国，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所有行业，都面临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进退维谷的局面：生存还是死亡是个问题，转换到现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语境来说，就是卖还是不卖，这是个问题。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残局是，无论卖还是不卖，都会让人左右为难。卖了，有把像装备制造业这样关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导权拱手相让丧权辱国的嫌疑；不卖，则将被国内利益集团把玩戏弄乃至中饱私囊。也就是说，无论怎么着，反正是个死，剩下的选择似乎只是到底哪种死法更简单。 而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本身，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面对国际上风起云涌的后工业化时代方兴未艾的信息化浪潮，中国却连工业化的半壁江山还没有攻克，如果按照传统方式亦步亦趋循规蹈矩完成工业化，那么将失去信息化时代的基本资格，使得中国永远要跟在发达国家的屁股后面玩儿命地追随，拾人牙慧，按照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信息化社会的先发国家所组成的富人俱乐部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踯躅蹒跚。不得以，中国在此也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来促进信息化”的并举路线。 说得轻巧不是？可这这两化到底能够如何互相带动和促进呢？最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意义的地界儿，应该是制造业本身的信息化了吧。可中国的制造业信息化状况又是如何呢？去年6月26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近日《IT经理世界》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CIO领导力项目组联合公布《中国行业信息化作用》报告，通过一年的调查研究，对我国9大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电子与通信制造业、重型制造行业、金融行业、零售与流通行业、物流与航空行业、医疗行业、政府、电信行业）的信息化作用状况作了说明。通过调查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行业信息化的建设重点和发展路径有所不同，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的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内部系统和数据的高度集成，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多种电子网络渠道部署和使用。航空和物流行业的信息化建设重点是提高业务系统效率和管理信息的智能化（如电子商务、CRM系统、决策支持平台），通过数据集成优势来科学地调配实物资源。零售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有些企业重点在建立ERP系统上，以实现业务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四流合一”；有些则在ERP基础上开发商业智能系统，实现决策支持。政府的信息化则强调实现跨部门的协同办公和便民服务，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直通车”。 总体看来，我国行业信息化作用的差异有4个方面原因：（1）从行业成熟度看，我国的一些行业（特别是服务业）与重型工业制造行业相比，比较年轻，仍处于市场的高增长期（如电信、金融等行业）。企业的高速成长、产业格局的形成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变化对信息化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其信息化的不确定因素增加。（2）从行业的竞争态势看，高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外在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如消费品制造行业），企业要凭借自身管理体系的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对信息化有较高的内在需求。（3）从行业发展所依存的战略资源看，可把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行业（多集中在服务业，如金融、物流、零售等行业）对信息系统、网络平台和信息资源的依赖度相当高，信息化平台已经成为企业的命脉。（4）从行业集中度看，集中度高的行业环境中，领先企业规模较大、管理控制体系比较完善，对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比较成熟，否则企业将无法解决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实时运营和高效管理问题。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龙军生和潘小龙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国电力、银行、石化、电信行业的集中度大大高于美国，而肉制品、糖业、零售业和烟草业的行业集中度则较低。 就此编辑部点评道：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应与其产业地位相吻合。对服务业来说，中国加入WTO后服务业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特别是金融、电信、航空等原来相对垄断的行业，如何快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确保企业资产的价值、获得国内外投资者的信任，需要企业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转型。而那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如零售、医院、政府等）在一些行业发展及突发事件的压力下，也将信息化建设提上日程。实践证明越是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高、高动态性和信息密集型的行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和作用程度应该越高。随着未来中国产业格局进一步整合，行业龙头企业、领先组织的信息化标杆作用将更加突出。 这算是一叶知秋了？在我看来，情况未必如此。 目前中国经济当中，制造业当仁不让，整个中国社会都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津津乐道，浑然不晓这实际上是在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廉价甚至无偿为全世界打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很多都在呼吁取消国内的户籍制度，但是对类似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签证制度的存在却没有半点异议，对国际上流行的户籍制度视若无睹。于是，国内民工可以进行事实上的自由迁徙（姑且抛开各个城市针对农民工在就业、子女就学、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不谈），但在国际间却不得不安平乐土，在自己的国家内为全世界卖命，实现着资源和要素的跨国流动而最活跃的劳动力却根本无法实现联合国人权宪章中人有自由迁徙权利的规定，只能在中国将凑合着成就中国成为国际民工。 如此匪夷所思的喧嚣当中，制造业平步青云获得了格外的恩宠，国资委也对制造业给于了特别关照。与此同时服务业的衰败也就在所难免了。毕竟，除了外包方式，国外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具有技术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障碍。 而直观的感觉是，从国内的情况看，制造业所在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势力范围，恰好是与行政权力与民间力量的分布格局形成了同步进退的效应。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的兴盛，与行政权力的扩充相呼应；而中国第三产业的衰败，与中国民间力量的节节败退成为难兄难弟。与产业经济中第二与第三地带此消彼涨一样，行政权力与民间力量也存在着如是划分的走势。 从整个制造业信息化的现状看，还是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作为其中的企业，依然拘泥于得过且过朝三暮四的运营方式当中，信息化并没有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更多的则被看作为市场竞争的手段，甚至单纯沦为家贼难防理念下防范不测的权宜之计。 这样，中国的信息化也就很明白无误地向我们展现了，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际，咱到底能够怎么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李宪源 Sent: Thursday, August 30, 2007 6:03 AM Subject: (瑞星提示-此邮件可能是垃圾邮件)张朝阳笑蜀言论对照 张朝阳这类靠自身本事而非掠夺全民资产的大资本家，怎么说得都是中国穷人想说话，并且使茅某、笑蜀类掠夺致富阶级帮闲走狗们心里发堵的大实话？！ 务请大家记着这位红色资本家在当今资产阶级白色思想恐怖中说过的这些话。等有朝一日中国人民重新当家作主后，是否能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我看至少具有候选资格。"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张朝阳在福布斯论坛上发表关于中国人仇富的演讲 发表于：2003-12-11 10:40:03 中国从来没有仇富 中国的富人都在喊中国人有强烈的仇富情节。而我却认为中国不仅不 要那么谁在叫中国人仇富？为什么要说中国人仇富？为什么中国人好 说中国人仇富的一般都是那些现行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直接受益人！ 中国人表面上看好象是仇富实际上不是仇富。中国人是在仇恶！但是 现在人们最怕什么？不是怕死，而是怕穷。穷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 当然仇穷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同样是有车族，很多路不让1.1升以 现在中国仇穷仇的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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