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发展的大国战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27日

目录

【经济研究】

杨芳洲：《新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增加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宋泓 柴瑜：《依靠外资与自立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对比分析》

《美证管会拟下令永久禁止放空二房股票》

《巴菲特警告：美债台高筑恐祸延几代子孙》

胡星斗：《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一万元》

【大国战略】

李毅：《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刘禾：《200年前的帝国碰撞如何启示今日中国》

戴文武：《早期对华贸易改变美国：造就首批百万富翁，促进北美独立革命》

【经济理论】

Katja Kipping：《走向基本收入——德国左翼的政治观点》

杨曾宪：《试论雇佣劳动与剥削的非必然关联》

张志峰：《什么是推动中国改革的源动力？》

乔续：《论公有制的普世性》

【国际问题】

于时语：《俄罗斯门罗主义与美“强制和平”的终结》

魏京生：《格鲁吉亚战争和国际格局的变化》

章东生：《普京神话的消失》

【思想文化】

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缘起》

阮大方：《言论自由的尺度反应当政者的自信》

Martin Fletcher ：《中国梦已取代了美国梦》

朱嘉明：《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

帘想：《如果菲尔普斯是一位中国运动员》

韩星：《对2008年奥运开幕式的几点批评》

陈明：《没有深度没有节奏----张艺谋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奥运开幕式》

徐迅雷：《“奥运礼仪”需要向西方看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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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4 03:51:5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新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增加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杨芳洲

2008年8月23日

    2008年8月5日，我国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公布。我们认为，该条例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

一.制定外汇管理条例的指导思想为何缺了最重要的安全原则？

    总则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汇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此乃制定外汇管理条例之指导思想。）总则第十条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此乃外汇管理原则。）

    制定外汇管理条例也是外汇管理事务，而且是第一重要事务，因此更应体现外汇管理的原则，尤其是目前我最致命的薄弱环节——安全原则。而作为此条例指导思想的总则第一条却无此原则，而是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为目的。一般情况下，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种利益。但只有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国际收支平衡才是利益。而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恰恰是因外汇管理一意迎合美国利益，只将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等而不用于对我有利的资源储备进口——此极端无视安全原则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

    第十条显然是在我巨额外汇储备出现严重安全问题（我5000亿美元美国公司垃圾债因两房等即将破产而难逃灭顶之灾）后才加上去的，5000亿美元的惨痛代价才换来这条早该明确的原则，其教训可谓刻骨铭心。尽管这条原则明确的太迟了些，但有此原则总比没有好，不管怎么说，明确此原则总算是一个进步。可惜的是此最重要之安全原则却未能体现在制定外汇管理条例——这个最重要的外汇管理事务的指导思想中。这不仅表现在总则第一条外汇安全或金融安全目的的缺失，而且在整个管理条例中存在着严重的外汇和金融安全漏洞。

    此外汇管理条例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目的，体现的还是去年不顾一切（代价）“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即“严进宽出”的方针。正是此灾难性的外汇管理指导思想导致中投公司等无视安全原则损失惨痛的外汇投资。看来500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仍未能使外汇和金融管理层真正吸取教训，我外汇储备还将继续蒙受更重大的损失。从而对我金融安全形成最严重的威胁。

二.新外汇管理条例巨大的安全隐患

    说明：根据新条例第52条，境内机构包括外资，境内个人包括在华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新外汇管理条例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例如：

    第九条 境内机构（包括外资）、境内个人（包括在华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的外汇收入可以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的条件、期限等，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仅此一条就近乎完全取消外汇管制，只是还有一句活话“（外汇）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的条件、期限等，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似乎还隐约有一些限制，但倘若外汇管理部门对“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判断有误呢？我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套牢于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和公司垃圾债，非大幅贬值即灭顶之灾，不就是外汇管理部门在美元长期贬值乃至崩溃趋势和美国经济危机已十分明朗形势下的“杰作”吗？国家最重要的金融安全仅依赖于这些专以为他人救火为天职而不惜陷祖国于危难的外汇管理者之主观意愿，其前景如何？能不令人担忧乎？！）

    第二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其他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此条可使外资（或中资）银行以对外商业贷款名义短时间汇出大批外汇，其势将如高坝溃决难以阻挡。）

    第二十二条 资本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国家规定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应当在外汇支付前办理批准手续。
依法终止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算、纳税后，属于外方投资者所有的人民币，可以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汇出。（此规定给了外资最宽畅的退出通道。）

    （总之，此条可谓彻底“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只是根据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 而究竟什么需要在外汇登记前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第十七条及整个外汇管理条例都没有说明。因此，第二十二条实际上准许（包括外资和外国人在内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要在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即可将其人民币自由兑成外汇出境。并给予了外资最宽畅的退出通道。）

    第十三条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此条改变了以往外汇收入必须卖给国家的规定。）

    总之，仅以上几条就已将“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拓得很宽很宽，如河流之亚马逊，如人体切开动脉，不仅大量资本外逃，而且短期内投机热钱等国际资本携掠夺我之巨额财富大规模撤离也已不再有任何障碍。

    尽管还有第十一条“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对国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 作为最后一道“安全阀”，而且有此“安全阀”也总比没有好。但因资本流出渠道已拓得太宽太通畅，大大压缩了可容我做出反应的宝贵时间，很可能在我们“意识”到危机降临时，巨额外汇财富就已近告罄。
加之我金融和外汇管理层之爱国心、责任感、业务水平，都非常令人怀疑。他们可在美元长期贬值趋势及黄金长期升值趋势都已十分明朗之时，十年如一日将我外汇储备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甚至垃圾债），并抛售黄金，将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可在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已爆发并将继续恶化发展之时，以5000亿美元巨资为美国救火而不惜陷祖国于危难；怎么就不会在“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多“观察”多“犹豫”多“研究”多“讨论”几天，以继续“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呢？！而目前我就已经面临“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的局面。

    “6月份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仅119亿美元，远远低于前5个月每个月净增加537亿美元的平均水平。……分析表明，6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非正常下降既不是由于贸易顺差的下降，也不是外商直接投资（FDI） 的减少；这是因为6月份的贸易顺差创出上半年的新高，达到213.5亿美元；而FDI也是上半年的次高，仅次于1月份的112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被称之为‘热钱’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出。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热钱净流出190.6亿美元，并且大大超过当月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这一现象在我国最近几年极为罕见。”[注1] 热钱大量流出也从近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降得到印证，国际金融界也普遍预测我国奥运会后将出现金融经济危机。

    更严重的是，我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套牢于美国债券，正遭受惨重损失直至灭顶之灾。资本外逃也已超过5000亿美元，因金融经济命脉正在被国际资本控制，我财富利权外流每年也有数千亿美元之巨，如动脉大出血难以遏止。最后我必因巨额财富为美国危机买单而陷自己于经济崩溃。

    因此，现在外汇管理的当务之急正是应落实“对国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重新严格外汇管制，以防止“国际收支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可能出现严重危机”。而恰恰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却出台了“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的极其危险的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加剧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可见，即使新外汇管理条例有第十一条这个“安全阀”，也将因其掌控在责任感、爱国心和业务水平均存在严重问题的现金融和外汇管理层手中，以及因“资本流出渠道”已被拓得太宽太宽，而形同虚设。

三.外汇安全乃国家经济安全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

    流失外汇之所以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是因其失去的不仅是外汇形式，更会因此而丧失远远超过这些外汇形式的财富内容。由于外币世界范围的流动性，因此只有外汇财富才能很方便地瞬间大量流失到国外去；又由于外汇与国内商品也存在（间接的）等价关系，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累计到一定程度必导致本位币汇率的大幅跌落，从而大大改变外汇与国内商品之间（间接的）的比价，使外币持有者极廉价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资产，因而将再流失其它国内物质财富。所以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并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最终造成的损失也将远远超过那些流失的外汇财富十几倍乃至数十倍。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般都是因外汇出了问题。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外汇问题搞不好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大失血，甚至经济实力彻底崩溃。因此，外汇安全，应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

    而中国的外汇流失，除以上所说流失外汇形式导致的财富流失问题，还有流出外汇本身就是直接流失财富的问题。这是因为：1.我目前腐败的法制环境形成大量非法收入导致巨额资本外逃。2.买办权臣勾结外国势力控制我经济命脉，并频繁制造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造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财富利权外流。因此，届时人民币汇率大跌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外汇安全无疑因我特殊国情而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大得多的战略安全价值。

   目前我外汇储备虽有一万八千亿美元，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可随意支配）的财富不过是六、七千亿美元账面累计贸易顺差，其余的一万一千亿美元来源不是外债就是外资（超过我对外债权和对外投资的余额部分），而外资中境外投机热钱则又占至少一半。最糟糕的是我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套牢于美国债券，其中约2000亿美元次级债已灰飞烟灭，3700亿美元两房债券也已无买家接盘，很难避免惨重损失；5000亿美元美国政府长期债券难以脱身，任其不断贬值。这些灾难性的美国债券投资损失加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差不多造光了我们的六、七千亿美元账面累计贸易顺差，只是还没有表现在帐面上。

    如无有效的外汇管制，当投机热钱卷着丰厚的盈利一起撤离时（或是由于类似美国次按危机，或是国际金融资本恶意冲击，或是二者结合在一起），约6000亿美元的境外投机热钱将卷走6000亿美元（包括至少2000多亿美元投机获利），正在我股市楼市投机牟利的贪腐非法收入也将跟随外资一并逃出，从而还要再流失至少一两千亿美元。这样，一场大的跨境金融风波就足以卷走我外汇储备七、八千亿美元。而我套牢在美国债券上的万亿美元却动弹不得，若立即兑现，则潜亏立即变成无可挽回的六、七千亿美元的巨额帐面亏损。因此“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后将被一场金融动荡卷走的七、八千亿美元足以流光我除套在万亿美国债券上的其余外汇储备。

    而据说我们有充分流动性的货币形态的外汇资产也就3000多亿美元和欧元现金等，这是中国国际支付能力最后的预备队[注2]。因此，如金融剧烈动荡大量外汇出境，可导致我高达5000亿美元的巨大国际收支缺口。为填补此缺口，我们将不得不变卖（除万亿美国债券和三千亿现金储备以外的）其余五千亿美元非货币形态外汇储备资产，不但其（灾难性外汇投资政策造成的）已有潜亏将成板上钉钉之明亏，而且因急于变现而贱卖造成新的巨额亏损也在所难免。因此，这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巨大国际收支缺口根本无从弥补，人民币汇率将一落千丈，我将因此而发生惨烈的货币金融危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金融和经济全面崩溃。

    何况此“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方针届时导致的巨大外汇供需缺口还远不止5000亿美元，正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张明所说“任何热钱的流入都意味着未来的相应流出。‘宽出’意味着现在流入的热钱在将来可以以低成本流出。‘宽出’具有鼓励热钱流入作用。……考虑到目前中国的M2/GDP比率超过160％，一旦热钱流出引发中国居民竞相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羊群效应’，那么换汇数量将非常惊人，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极端巨大。”[注3]

    即使境外投机热钱不一起集中撤离，我得以暂时避免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打击，但由于我超大规模的财富利权外流和资本外逃形成外汇财富长期失血的洪流，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俄罗斯因财富持续大量外流而导致的经济灾难。

    我们的股市每每总是让外资坐底而获暴利；贪腐非法收入造成资本外逃也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注4]；再有各地各部门招投标歧视国货，进口并不先进的昂贵外国设备（如铁道部）等，财富外流也是天文数字；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其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又至少造成成千亿美元财富外流；加之我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债券的巨额亏损；所有这些财富利权外流至少已达平均每年数千亿美元规模，（如此还能撑几时？） 这些巨额财富流失的累积无疑正使我面临因此而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的严重局面。

    一旦“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即放开外汇管制，我金融安全必面临最严重的困局：或因跨境金融风暴以外汇形式掠尽我财富，造成东南亚式短期财富大失血的至危急症；或因财富利权外流和资本外逃更方便快捷规模更大，而形成俄罗斯式财富长期失血的洪流；或两类大灾难结合在一起……

    我之所以能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而积累了外汇储备。是我国工人忍受着全世界最低的薪酬，使我出口商品有着全世界最低的成本。而之所以形成此全世界最低工薪标准，是因我（被美国误导）经受了10年（1993－2002）经济紧缩的惨痛损失。一大半国内企业因此而倒闭，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以上，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环境和资源破坏更是绝无仅有。
因此我们这点外汇储备就更弥足珍贵，如同大病一场后又失血过半所剩下的最后一点血脉。其中每一个美元都凝结着我民族付出的太大代价，太多血泪。

    造光我全部外汇储备，我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对外开放这唯一一点成果全部尽付东流，等于我93年以来十几亿国民忍受着巨大苦难整整十五年为美国白干，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而如果因造光外汇财富引发金融和经济灾难，则等于我建国60年来以巨大代价和牺牲取得所有经济积累全部无偿奉献给美国等国际资本，我六十年一甲子轮回，又回到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旧中国。所改变的不过是3倍的人口及资源和环境的恶化……

    由于我现在的法制环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单向失血为结果。而在所有控制金融风险的安全阀中，外汇管制无疑是最简单也是最后一道安全闸门。因此，在我未能建立有效的法制环境消除资本外逃及买办卖国导致的财富流失源泉，并能有效防范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时，严格必要的外汇管制，与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对我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况且这也完全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文件中所认同的金融业审慎原则。而在条件不具备时强行与国际金融接轨，则必会走向俄罗斯、拉美、东南亚那样的经济灾难。

四．所谓外汇平衡问题不过是我们迎合美国利益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伪问题

    放开外汇管制“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的理由无非是所谓外汇平衡问题。而这恰恰是因金融和外汇管理层的错误而产生的一个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除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外再很少有积极的使用，尽管这么些年国际市场黄金、石油、有色金属等价格成倍增长，我却并未利用我们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去增加这些涨价趋势早已十分明朗的战略物资储备，以致白白丧失了以低成本建立我们强大的黄金、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储备的最佳时机。相反，在我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迅猛增长时，我们却还在大量廉价出口我们宝贵的资源——稀土、焦碳、黄金、各种珍贵矿产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等，换回我已太多且又不断贬值的美元。

    正因我无积极有效的外汇管理和使用政策，总是买我们不该买且注定要大大贬值的美元资产，总是卖我们不该卖且注定要大大升值的好东西，才不断出现外汇不平衡，产生所谓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造成我近年严重失业形势下的通胀问题。

    如果我们从过去几年将外汇储备积极合理地使用，增加黄金、石油和其它战略物资的储备。难道不是比现在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美元债券和财富外流更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并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吗？如果我们的硬通货储备有一个合理的结构，难道不是比将其主要保持在美国债券形式上更有利于国家安全，更能使其保值增值吗？

    积极有效地使用外汇，外汇怎么能不平衡？人民币又能有什么内部升值压力？外汇管理和使用政策的失误反映了我们的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爱国心和责任感的缺失，也反映出其对黄金、美元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战略资源储备问题毫无基本的职业关心。

    难道我们的外汇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和财富外流而不能用于该用的地方？我们出口越多，贪官和国际资本弄出去的外汇就应该越多？否则就是外汇不平衡？为此就要取消外汇管制让贪官及国际资本多弄出去点钱，以平衡外汇？

    以“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去平衡外汇，其实就是将完全错误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损失和问题用更加错误的政策去“纠正”。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更大的损失和灾难。以此为外汇管理指导思想，说明了掌控国家巨额财富的精英大员们故意混淆外汇财富内容与外汇形式的区别，把应改变的财富形式偷换成不惜损失财富内容，将我外汇财富当作多余的无用物，甚至当作（引起通货膨胀的）“祸水”“血瘤”而弃给他人。

    总之，外汇平衡的关键在于扩大有利于我的进口，减少于我不利的出口。而不是隔开动脉对外淌血，以破坏性“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自杀。

    注释:

    注1：见边绪宝《高度警惕外汇储备增长的非正常下降》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15日全景网络－证券时报）
    注2：见刘军洛《中国外汇储备与中国股市》
    注3：见张明《中国外汇管理思路发生重大转变》
    注4：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4 23:22:3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it&i-iwep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对比研究

依靠外资与自立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对比分析 1

宋泓 songhong@cass.org.cn

August 24, 2008

    内容提要：本文以汽车产业为例，使用战略对比法分析了依靠外资与自立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1)不论与国内投资还是与外国借贷相比，外国直接投资都是一种昂贵的外资形式；2)市场开放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将造成我国的利润流失、就业减少和资源利用率降低。3)当地企业的能力建设和有效学习具有很丰厚的回报。因此，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应该实施以当地企业为主的自立发展模式，并积极创建互动学习机制。

    关键词：跨国公司 依靠外资 自立发展 战略对比分析 汽车产业

一、 引论

    2004 年春节刚过，由汽车产业引发的有关“自主品牌”的讨论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2。其中，涉及到诸如为什么要进行自主开发，建立自主品牌；引进外资有什么好处等等一些深层次问题。这是国内最近几年关于“依靠外资与自主创新”激烈争论的一个反映。一些主要企业的领导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引起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并形成此文。

    1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3063）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JY005）的资助，特此致谢。非常感谢洗国明教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批评建议。

    2 《经济日报》2004 年2 月9 日到4 月初的专栏“加快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上文章和中央电视台2004 年2 月15 日“对话”节目对一汽总裁的访谈。

二、 分析方法

    在理论上分析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时，经济学家经常面临这样一种困惑，即以什么标准或以什么参照系来判断外国公司对当地经济影响的性质。不同的标准是导致理论分歧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边际分析法和比较法存在许多缺陷（Jenkins,1990）。比较理想的和前沿的方法是“战略对比法（strategic counterfactual）”（Lall & Steenten, 1978；Lall,1993）。

    战略对比分析（Strategic Counterfactual Analysis）是指将实际发生的情形和在其他战略安排下，可能发生的情况相对照的一种分析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战略对比分析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第一，企业案例研究。在企业基础上进行的战略对比分析，通常将所关注时期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其他情形”进行对照。第二，总体研究。这种方法需要将所有的经济变量都看成是变动的，并在此背景下研究某一种变化的影响。这属于一般均衡分析。譬如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所进行的各种政策变化模拟，其实质就是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形（Counterfactuals）与基准情形（base line）进行对照分析，从而定量地分析不同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三，产业案例研究。它关注的对象介于企业和总体研究之间。

    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所进行的战略对比研究比较常见，但是，在产业或者企业案例层面上所进行的战略对比分析则是凤毛麟角。国际上，上世纪70 年代Lall & Steenten（1978），Newfarm(1979)都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过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国内，柴瑜（1996），宋泓（1997），以及宋泓，柴瑜（1998）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虽然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过并强调内外资的区别（江小涓，2002），但是比较深入的案例研究仍然比较少见。本文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一。

    本文对外资企业的研究以中国轿车产业中6 家主要合资企业为代表。它们是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神龙汽车和重庆长安铃木。这6 家公司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合资企业，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我国汽车产业中占有支配地位。1998－2001 年间，这六家公司的累计产量占了同期我国汽车产业累计总产量的78.46%。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跨国公司以及国内企业的加入，它们的市场比例也在不断下降。2002－2006 年间，它们的累计产量只占到整个产业的47.79%。总体而言，在1983－2006 期间，这六家合资企业在中国轿车产业生产总量的份额为53.30%。对国内企业的分析则以天津夏利和上海奇瑞为代表。这2 家企业占了从1983 开始到2006 年为止中国轿车累计产量的12.58%。

    战略对比分析中的“实际情况”是指到2006 年为止的情形。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主要以最近9 年（1998-2006）的数据为基础，来对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估计，并以这个估计作为我们战略对比分析的基础。分析中的基本资料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年鉴》（1998－2007 年各期），其他资料来源于更早期的《中国汽车工业年鉴》。表1 汇总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注：中国轿车产业中的第一个合资企业是上海大众。该企业是1984 年合资，1985 年投资。本文之所以选择1983 年作为起点，是因为桑塔纳车型的引进和组装是从1983 年开始的。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1998－2007 年各期。中国轿车产业中的第一个合资企业是上海大众。该企业是1984 年合资，1985 年投资。本文之所以选择1983 年作为起点，是因为桑塔纳车型的引进是从1983 年开始的。

三、分析结果

    第一，金融方面的替代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外国直接投资“一揽子”特征中的金融方面的影响，而将其他方面存而不议。金融方面的影响，相对来讲比较清楚，也比较好计量。但是，这种分析结果却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并给出与其他可供利用的外资方式相比较时优劣好坏的明确判断。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金融方面贡献的讨论基本都集中在外资流入和利润汇出的直接影响方面。基于BOP 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外资从一个国家带走的部分远远大于带入的部分”），这类分析通常得出“FDI 代价高昂”的结论。就FDI对BOP 的直接贡献来讲，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一项投资对社会收入或BOP的“全面”影响来看，这种判断是很有问题的。譬如，就某一特定年份而言，利润汇出大于资本流入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进入一个国家的总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国经济发展总体影响的明确或有价值判断。并且，一笔投资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利润大于投入的事实也不能说明该项目的任何经济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是评估这个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可能的其他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即，从事“战略对比”研究。

    为了分析外国直接投资的金融贡献，通常采取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即假定其他成本和收益的社会值不变，并将实际成本和其他形式资本的使用成本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明确的判断。其他可供选择的资本有两类，一类是外国借贷；一类是从国内其他用途转移而来的资本。前者的成本是外国放贷者所要求的利息；后者的成本是当地资本的机会成本（即：以影子价格来计算的、该资本能够在其他领域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价值）。

    现实中，我们很难选定一个中性的代表性的利息率和利润率。本文中，我们假定替代外国投资的当地资本的机会成本是10%；外国借贷的利率为8%。这个水平和当地资本的实际赢利率以及外国借贷的利息相当。

    本文以跨国公司的投资赢利率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金融方面的代价。我们以外资企业1998--2001 年间的赢利水平（单车工业资金利税率和单车利税率）来推断1998 年之前的情况，并结合2002－2006 年的数据，进而在比较长的时间区段上来估计它们的赢利率。结果发现，到2006 年底为止，这6 家合资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平均为32.00%3；考虑到上缴利税的影响后，工业资金利润率不会低于19.99%4。这个利润率比一般水平(假定为8－10%)要高出一、两倍。

    另外一种比较指标是价值增值的利润率。2002 年，中国全部工业总增加值为31482亿元，全年实现利润5620 亿元，增加值利润率为17.85%。2006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 79752 亿元，实现利润18784 亿元，增加值利润率为23.55％5。与此相对照，1983－2006 年间这6 个汽车合资企业的价值增值利税率合起来平均为73.94%；相应地，价值增值利润率不会低于73.92%*62.47%=46.19%，是全国工业部门总体水平的2－3 倍左右。

    分析跨国公司投资回报率的最好方法是贴现法。跨国公司在最初的投资中，为我们带来了外国投资。这种投资通常是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与本币表示的国内投资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外借贷对待。假定跨国公司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不变，将跨国公司的累计利润在其投资年限中进行贴现，可以估算到不同跨国公司的实际利润率。以这种方法，并根据获得的合资企业实际投资情况的零散资料，来推断各个跨国公司的实际赢利水平。表2 给出了这样的分析结果。

    3 由于合资企业的总投资数据比较零散，并且，考虑到实际使用率问题，本文选择实际使用的资本量——工业资金来测算利润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工业资金是指固定资产净值和当年平均占用的流动资金的合计。由于流动资金通常在一年中要周转几次，因此，工业资金一般要大于实际投资额。

    4 利税总额为全年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和应交增殖税三项之和（《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3年》，第442 页。）。根据“2002 年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470 亿元，其中三资企业实现283 亿元，占全行业的60.3%；2002 年全行业实现利税总额845 亿元，其中三资企业实现453 亿元，占全行业的53.7%。”（《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3 年》，第380 页。）推算，全行业利润应该为利税总额的470/845=55.62%，三资企业应该为283/453=62.47%。

    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2：外资投资回报率的一种估计， 2006 年底，1990 年不变价格

    注：1）本表基本的估计思路是这样的，即：将各个跨国公司的累计利润，按照如上的贴现率在其投产年限中进行贴现，并将贴现值与它们的起始投资进行对比。在贴现值与起始投资最接近的地方，我们可以获得不同跨国公司投资回报率的一个估计。2）初始注册资本或者投资只能作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粗略估计。这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一，作为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报告初始投资时都会高报实际投资金额；其二，在随后的经营中，尤其是中国加入WTO 前后，外资企业都增加了投资规模。综合起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因此，实际的投资规模可能要大于注册资本或者初始投资。3）资料来源：表1。

    以上海通用公司为例，它的总投资是15.2 亿美元（我们假定它在投产年1999 年全部投下了这些资金），在1999－2006 年间，该公司获得了263.27 亿元的利润。那么，上海通用公司在这8 年中的投资回报率平均为多少呢？首先，15.2 亿美元的投资换算成人民币并进行缩减后合计为88.11 亿元人民币（1990 年不变价格，下同）；其次，我们在表2 中上海通用公司一行中发现96.25 和76.70 亿元人民币的贴现值最接近起始投资的规模。因此，我们可以推得：通用公司投资回报率在30%－40％之间。

    在这几个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和广州本田的赢利率最高。上海大众公司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合资企业6。该企业一直秉承滚动投资、滚动发展的原则，起始投资的规模很小。但是，即便考虑到这些因素，该公司的年均利润率也不会低于100％7。广州本田公司，按照15.43 亿元的投资规模，其投资回报在100－200%8之间！其次分别为上海通用、一汽大众和重庆铃木。6 个合资企业中，只有神龙富康目前还没有收回投资。平均起来看，6 家合资企业的年利润率在30－40％。

    以国际借贷资本和国内替代投资作为参照来分析，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无疑非常昂贵：它们的回报率是国际借贷利息率的4－5 倍，是国内替代投资机会成本的1－3 倍。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如上的计算中，还没有考虑三资企业对于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车型和管理秘诀等支付的特许费、专利使用费等项费用。因此，从这个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对外借款和国内投资相比，FDI 确实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外资形式。

    6 路吉安，《先行一步――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案例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年7 月第一版，第1－12 页。

    7 投资回报率为100％时的贴现值为17.59 亿元。

    8 在投资回报率为100%和200％时，贴现值分别为23.74 和11.89 亿元。

第二，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以国内企业作参照的（the alternative of local replacement）（这是对“外国性（Foreignness）”的最好衡量）替代方案能够提供对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和非金融方面全部贡献的一个客观而全面估计。本文中，我们用“当地企业可替代程度”复合指标来表示与外资企业相比的当地企业的能力，譬如技术和企业家能力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根据企业实地调查采访来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他方面收集的相关材料来确定样本企业的可替代程度。一般来讲，技术越陈旧或者越容易获得（在没有直接投资时），当地企业家的潜在能力越大，与外国投资者相比，当地企业的可替代程度也越高；技术越是复杂或者越是被垄断性控制，竞争压力越小，则当地企业的替代程度便越低。在一个极端，外国企业将会被完全替代，这时外国直接投资将降格为间接投资，前文金融方面的分析就针对这种情形；而在另一个极端，当地企业可替代程度为零，整个产品都要进口，结果使得整个评价转变成对该产业“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一个可行性分析报告。就我国汽车产业的情形而言，新产品引入越多，产品档次越高，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替代程度则越低。反之则相反。

    由外国所有权（尤其是跨国公司）而引起的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差别有两大类：其一是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其二是有利于当地替代企业的。前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中国汽车产业中，图1 中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优势5），国内企业也具有——从储蓄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供应充分，尤其是对于国家选定作为合资企业的国有企业而言。因为生产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基本上属于进口替代，因此，优势4）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这里，跨国公司的影响或优势主要表现在：

    1）品牌上。由于进入比较早，当时中国的轿车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用的，因此，跨国公司、尤其是大众公司的产品和中国官方用车心理和习惯的结合最终决定了中国公众的汽车消费观念和习惯：三厢、豪华，至少是体面；欧美化，不太关心价格等。中国轿车的家用消费群体中，一个是外企工作人员，他们的消费受所在环境的影响很大；另一个是私人企业老板，这些人经常和官方打交道，因此，受官员汽车消费习惯的左右。这种习惯对中国国内企业自有品牌的建设非常不利。

    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在国内的环境中，从一开始就倡导国产车，限制和排挤跨国公司的品牌以及营销推广会大大消减这些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中国没有塑造出像韩国那样的汽车文化，原因就在这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市场开放以及国内竞争的加剧，促使轿车价格大幅度下降，普通家庭开始成为消费的主力，国内企业的品牌建设才有了发展的空间。

    2）产品开发上。国内企业，只有产品引进，并逐步消化现有产品的能力；而没有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同时，跨国公司转让给国内企业的车型，基本都是些过时或淘汰车型。只是在市场基本开放之后，跨国公司引进的车型才逐渐和国际接轨。

       3）组织和管理能力。这方面的影响更大。虽然，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的股权上，处于平等或者劣势地位，但是，在管理方面却是大权在握。调查中，我们得到的评价是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在管理上基本上是“yes”先生，处于附庸地位。在如上三个方面，国内企业、尤其独立的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在品牌建设以及产品开放上能力提高比较快。我们对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替代程度的衡量，也主要用“自主品牌汽车的数量以及产量比例”指标来表示。分析的结果参见表3。

    表3：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程度－2004-2006 年自主品牌乘用车品牌数以及产量比例

    从表3 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轿车产业中，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程度，最多只能达到1/4。实际上，在我国商用车领域，自主品牌占绝对优势；在乘用车领域，外资品牌仍占有优势，但在交叉型乘用车领域中，国内企业几乎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对于基本型乘用车中的中、高级轿车，知识产权和品牌基本为外方所控制，中方很少有话语权，但近两年已经破茧；在经济型乘用车领域中，由于国家积极扶持以及企业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没有了合资企业，那么，所有这些需求只有通过进口来满足。因此，在目前状态下，合资安排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安排仍将会在中国汽车产业处于重要地位。

    国内企业的这种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轿车产业20 年合资发展的绩效：一方面，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能力提高有限，另一方面，合资企业作为主流经营模式的存在也挤压了其他企业的发展。那么，通过合资形式，这20 多年间我们到底学习了些什么？1）我们基本实现了对合资企业中引进车型的国产化，并建立了初步的零部件供应体系；2）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替代的是现有车型中原来几乎全部进口的车型（而国产化比率正是这种能力的一种反映，还伴随有制造能力和管理水平上的提高）。但是，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产品开发、技术能力、品牌及营销网络）的替代非常有限。

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

    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具有什么独特优势呢？国内企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熟悉当地市场、文化和资源；2）与当地政府更密切的关系；3）经营比较独立，在当地市场的扩展、出口和当地税收支付方面都比较自由，不受其他公司的制约（譬如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时所受到的限制）。4）更适合当地资源结构、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的技术选择，以及对进口的更少依赖等。

    在企业实地调查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如果说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是部分的，不能完全实现的，那么，在没有政策约束的情况下，毫无疑义，跨国公司却完全可以替代国内企业，并且这种态势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逐渐显现：它们首先突破政策的限制，逐步向独资靠拢；其次，突破中国政府只允许建立两家合资企业的数量限制，逐步建立起众多的生产企业和生产点；最后，在控制了品牌、技术和产品开发以及众多专利等优势下，逐步排挤当地企业，构建自己独立的零部件供应体系，在我国市场建立起寡占或垄断地位。这里我们引用雷诺--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2003 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注解：“中国合作伙伴一般在与外国汽车制造商成立的合资公司中持有50%的股份，这是日产汽车这样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市场所付出的代价。外国汽车厂商提供产品以及专门技术，是为了给合资的工厂‘添加价值’。与此相对比，当前中国合作伙伴除了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他还说，这一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也不会长期维持。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1）是产业内的影响，即国内企业被替代。这种替代，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国内其他企业，譬如，天津夏利，被合资企业所替代；其二，合资企业中中方的比例在降低。2）这种影响将超出产业的界限而对全社会的就业和当地资源配置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替代的后果是：利润流失、失业增加和当地资源利用率降低。

    9， 2003 年10 月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在东京车展上发表这种看法。

    利润流失。首先，作为合资企业中的中方，由于资本撤出将会损失现在在合资企业中分享的利润部分，这至少相当于638.89 亿元（1990 年价）10。其次，由于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现在国内企业分享的利润部分也会损失。就两个国内企业的情况来讲，我们将损失131.94*55.62%=82.42 亿元。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还会提高国内现在的利润水平，从而进一步造成更大的利润损失。按照工业资金利税率来推断这种损失，估计为：1）国内企业的工业资金，如果按照跨国公司的利税率来使用，将会创造32%*1065.55=340.98 亿元的利税；2）除去国内企业已经创造的131.94 亿元外，还有209.04 亿元的余留。这相当于209.04*55.62%=116.27 亿元的纯利润。累加起来，1983－2006 年，我国将会损失利润837.58 亿元。

    失业增加。1）独资之后，原先合资企业中的中方高级主管之职将会有所损失。这是质量很高，但数量有限的工作机会。2）国内企业被替代之后，工作机会将大量减少。这种减少主要是由于国内企业单位资金所创造的就业量要高于合资企业。譬如，1998－2006 年间，2 家国内企业使用804.66 亿元共雇用了103473 人·年，即一个人一年所需要的工业资金数量为77.77 万元；同期，6 家合资企业使用5259.66 亿元雇用了286425人·年，一个人一年所需要的工业资金量为183.63 万元，是国内企业的两倍多。以1998－2006 年间国内企业全部工业资金为基础来推算，外国企业替代国有企业将会带来804.66*10000*(1/77.77-1/183.66)=59654 个人·年的减少，即相当于在这9 年中，每年损失6628 个工作机会。如果将哈飞、吉利、一汽轿车等其他国内企业再考虑进来，那么，这种工作机会的减少会更多。

    当地资源利用率降低。跨国公司替代国内企业之后，对于当地的资源，如当地零部件和配件的采购比例会降低，甚或终止，因为它们的进口倾向比较高。根据中国进出口企业500 强中透露的信息，2000 到2005 年间，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和神龙富康每年净进口与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大体处在15－25％之间。以数据比较全面的2002 年为例，5 家主要的合资企业净进口27 亿美元，均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按照20％的比例来推算，并假定国内企业的进出口持平（实际上它们在最近几年都保持了贸易盈余）11，在替代国内企业之后，单是对奇瑞和夏利两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而言，跨国公司就会多增加（41.1055+43.886）*20.32%=17.27 亿元的净进口，相当于2.09 亿美元。保守估计12，到2007 年为止，替代到国内企业之后，5 家合资企业累计多增加净进口31.35 亿美元。

第四，能力培育、市场开放以及替代过程

    跨国公司优势的逐步侵蚀过程，即是国内企业优势的建立过程。1）这种过程的状态即是国内企业能够对跨国公司替代的程度（这在第二种情形中已经分析过。）；2）这个过程的发展演变即为国内企业的学习和能力建设过程。本部分着重分析这一点。根据以往我们对跨国公司影响下，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的模式选择的研究，国内企业的优势建造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形式：第一，依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采取“一揽子”方式。这时，跨国公司以上几个方面的优势都有机地凝结在一起，整体竞争优势非常强。国内企业很难侵蚀和替代这种能力。第二，采取非“一揽子”方式。这是当地企业提高竞争优势的最佳选择。

    10， 按照6 个合资企业的股权比例，将1928.63 亿元的利税总额进行分割，并按照利税中62.47％属于利润部分而计算得来。总体上，中方合作者分享的利润比例为53.03％，外国跨国公司为46.97％。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其他合资企业中，中方所分享的利润部分。

    11，实际上，国内企业的汽车贸易已经处在贸易盈余状态。譬如，2007 年奇瑞公司的出口则达到了11.98万辆，占当年销售量的39.29％（奇瑞公司网站，“奇瑞公司简介”，http://www.chery.cn/qi_rui_gong_si/gsjs.jsp，2008 年6 月20 日）。

    12， 假定奇瑞和夏利的工业总产值保持在2002 年的水平上。

    譬如，在自立型产业的国内培育阶段，就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某产业的建立提供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跨国公司种类来讲，至少可以有这种几种（宋泓，柴瑜，1999）：(1)技术开发企业；(2)工程企业；(3)生产设备供应公司；(4)国际管理咨询公司；(5)生产性跨国公司，其中又可以分为：作为该行业寡头之一的生产性跨国公司和非寡头的中小跨国公司等。前四类跨国公司属于为当地产业培育提供专门服务的单一职能公司，如技术开发企业主要提供技术、工程企业提供工程设计和服务，生产设备供应公司提供生产设备，国际咨询公司提供经营管理方面的服务等，但是生产性跨国公司却可以同时提供所有这一揽子资源或服务。以技术的提供为例，对技术开发跨国公司而言，技术是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它当然希望卖得越多越好。这与作为购买者，要使用该技术建立自己类似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互补的、一致的。但是这种互补性和一致性会随着发展中国家对该项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的提高而消减。发展中国家会用国内同类技术替代这种购买。同一项技术，生产性跨国公司也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但是对生产性跨国公司而言，这种技术只是其整个生产性资产的一部分，是作为生产工具、生产资本存在的，因此，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资产从根本上讲是和它的利益相冲突、相替代：它是个生产者，该技术是它生产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用该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作为一个生产者存在。尤其是当这个生产性跨国公司还是世界该产业的垄断者或寡头之一时，它还有维持自己既定垄断或寡占均衡的战略考虑，并竭尽可能地限制任何新的生产能力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非寡占位置的少数中小跨国公司，为了冲破该行业既有的寡占局面会暂时转让生产技术或以新型合资形式13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但是，作为生产性跨国公司，这些中小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性质并未改变。生产性跨国公司，在打算退出发展中国家要求进入的某些产业部门时，也会转让它们的生产技术。即便生产性跨国公司提供了技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退出这一生产领域和外部加工安排等情况外）也是以进入当地市场为先决条件。这种进入主要是为了面向当地市场进行生产，这和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一体化自立型产业的追求又直接对立：跨国公司以自己的当地生产活动替代了发展中国家建立该产业，培育当地独立生产企业的努力。并且随着对当地环境的熟悉、生产性跨国公司会逐渐地吞并当地生产企业，使该产业完全“逆民族”化，进而将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模式推到“依附型”的轨道上去。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培育提供工程服务，生产设备，及生产经营、管理方法时的情形，与如上提供技术的情况相类似。

    生产性跨国公司，除了与发展中国家创建充分一体化自立型产业的追求在根本利益上相对立、相冲突外，它们还拥有其他专业性跨国公司不可比拟的讨价还价力量。生产性跨国公司还通过与生产设备供应公司(如在纺织业)、技术开发企业和工程公司(如在石化业)的密切协同关系，控制一个产业的既定生产、技术、甚或设备供应，从而限制外围企业，外部国家的进入；通过与国际贸易公司(日本)、商业购买集团和商业公司的合作，操纵一个产业的国际贸易，排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进入；通过与高技术开发企业的合作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研究开发(如电器，石化业的交叉技术转让)战略联盟控制最新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一体化产业目标的实现；通过生产性跨国公司之间的各种合作来划分市场，确立相互默认的势力范围，共同抵制外部企业的进入。在发展中东道国市场上，它们还依仗其市场力量，通过各种竞争策略吞并当地企业使当地产业逆向转型。

    13， 即少数股权直接投资以及技术引进、交钥匙工程、技术服务等等形式。

    综合如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培育自己的产业时应该尽量多地与专业性跨国公司合作，而尽可能少地与生产性跨国公司打交道。这一点在中国汽车发展中也表现得非常充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最初也想采取这种模式，但是遭到了跨国公司、尤其是日本跨国公司的傲慢抵制。最后，绝大部分企业被迫走上了合资道路，只有天津夏利走技术引进之路。在中国加入WTO 前后几年中，一些当地企业开始进入这个产业，并主要采取与专业性跨国公司合作的形式（国内政策的限制造成的），譬如吉利、奇瑞、哈飞和中华等最初的车型开发。 我们的合资企业主要是国内的国有企业与国外的生产性跨国公司合作建立的，因此，国内的合作方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前文我们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我们的国内企业、尤其是入世前后进入的国内企业，则多采取与专业性跨国公司合作的形式，譬如委托国外专业跨国公司进行产品开发、车型设计以及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合作等，并取得了产品开发、技术水平以及管理水平上的快速提高。

    就中国汽车产业中，国内企业的能力建设来讲，有必要对合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作一些区分。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暗含的假设是：合资企业就等于跨国公司。实际上，这种处理有些偏颇；其中，还有内资企业的成分（至少50%的股权）。这里我们同时关注合资企业中中方和国内企业两种情况。这样有两种学习的速度：1）合资企业中的中方，以及合资企业本身，主要以车型引进以及国产化过程和新产品开发为主；2）新进企业的学习则主要以车型及品牌建设为主。

    在加入WTO 前的相对封闭条件下，与我们合资的跨国公司引进的车型单一，型号也比较老，处于淘汰状态。譬如，我国轿车中一直是桑塔纳、捷达和富康等“老三样”。这时，合资企业的重心是进行现有产品的国产化。从我国两个最主要车型桑塔纳和捷达的国产化过程来看，单个车型的最初国产化过程需要经过9 年时间：前5 年是组装阶段，国产化率低于40%；第5 年是分水岭，国产化率达到或突破40%。之后的4 年时间，国产化率稳步提升，并在第9 年时达到80%以上。随后5 年，将进一步达到90%以上。

    随着越来越多车型的国产化，国内企业的配套能力的提高，后续车型的国产化速度将大大加快。譬如，1992 年投产的富康车，5 年后，国产化率便达到了60%，又经过两年之后，到1998 年，达到87.17%。1998、99 年新投产的车型，如广州本田雅阁，上海通用别克，在投产1 到2 年后，便突破单纯组装阶段的界限。加入WTO 之后，跨国公司的战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引进车型越来越多，投入速度也基本和国际同步。但是，国产化程度却比较低。这是目前合资企业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表3 中也暗含了合资企业引进车型的情况。新进企业的学习，主要集中在车型的开发上。客观上讲，这些企业的努力，如果没有合资企业早期进行的国产化过程，那么，这种新车型的开发和引进是不可想象的。

      2003 年通过对众多企业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一个企业独立产品开发能力的培育至少得经过两个独立车型的完整开发过程。从国际水平来看，一个车型的开发过程需要24-28 个月时间（这是哈飞工程师的估计。一汽集团的估计是42 个月；而重庆长安的估计是33 个月。），那么，这样估算下来，国内企业至少需要4-5 年时间逐渐建立新产品开发的独立能力。加入WTO 前后新进入的国内企业在最近两三年中（2006－08年）将基本越过这个阶段14。

    假定未来十年中，我国轿车产业以及外资企业的生产都按照每年10％的速度增长15，外资企业以每个汽车获得1.30 万元人民币（1990 年价格）利润继续扩张16，那么，它们带走的利润将高达每年数百亿元。反过来讲，如果国内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渐替代了外资企业的生产，那么，这些利润便可以留在我们国内。表4 显示，我们的能力建设每耽搁一年便要付出200－600 亿元的学费。

    14， 我们欣喜地发现，最近几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懈的努力，国内企业已经在发动机设计、开发以及新车型的开发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5，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我国轿车产业在2002－2006 年，每年以40.86%、跨国公司更是以40.96％的速度扩张。并且，最新的数据显示，2007 年，我国轿车产业增长23％，达到530.97万辆（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汽车行业分析报告，2007 年第四季度，第5－8 页，2008 年2 月出版。）。

    表4：国内企业努力学习的收益：跨国公司在此学习期间带走的利润

    注：努力学习的收益是指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所节省的本来应由跨国公司带走的利润。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7 年》；“中国汽车行业分析报告，2007 年第四季度”，第5－8 页，2008 年2 月出版。

    在没有对跨国公司进行充分替代前，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自强不息的学习和能力建设，我们才可以摆脱这种不利影响。并且，越早摆脱这种影响，越早得到收益。

四、结论和启示

    对中国轿车产业的战略对比分析显示:

    江小涓，2000，“内资不能替代外资--在资金和生产能力都过剩时,为何还要利用外资”，《国际贸易》，2000 年第3 期第4－8 页。

    柴瑜，1996，“外国直接投资对东亚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

    宋泓，1997，“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成长”，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宋泓，柴瑜，1998，“三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 年第一期，第36－39 页。

    宋泓，柴瑜，1999，“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模式和政策选择”，《改革》，1999 年第4 期。

    宋泓，柴瑜，张泰，2004，“市场开放、企业学习及适应能力和产业成长模式转型”，《管理世界》，2004年第8 期。

    Jenkins, R. (1990), ”Comparing Foreign Subsidiaries and Local Firms in LDCs: Theoretical Issu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6, 205-228.

    Lall, Sanjaya (ed.) (1993)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 library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3

    Lall, Sanjaya & Paul Streeten (1978) Foreign investment, transnational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Newfarmer, R.S. (1979), ”Oligopolistic Tactics to Control Markets and the Growth of TNCs inBrazil's Electrical Indust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5, 108-140.

美证管会拟下令永久禁止放空二房股票

多维新闻网

2008年8月20日

    金融危机狂袭华尔街已好几个月，其中美国两大房贷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面临财务危机，更是持续震动金融市场，不过美国证管会以在7月发布紧急措施，下令自7月21日起限制投资人对包括美林、高盛等19支金融股作空，虽然这项禁令近日已於本周到期，但证管会有计画将此一紧急命令予以永久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七月中宣布，取消放空二房等19家金融股的措施，希望此举可以让股市空头没有机会继续打压金融股，从禁止令宣布到8月10号左右，房地美的股价涨幅就达2.6%，房利美则是减少了亏损，跌幅缩小到-5.16%，雷曼兄弟跌幅也缩小到-3.79%，另外从高盛和花旗的跌幅，也可以看的出来这样的措施的确稳定了股市。

    检视两大房贷公司的亏损部份，第二季度，房利美净亏损23亿美元，合每股损失2.54美元；房地美二季报则报告了8.21亿美元的损失。此外，还披露了和次贷债券及其他高风险贷款等相关的28亿美元支出及25亿美元贷款损失准备，这两项均超过第一季度相关支出约一倍左右。房地美CEO Richard Syron则表示，尽管预计到今年房地产市场和经济萎缩将影响全年业绩，但公司仍然维持了良好的资本状况。同时，房地美还宣布，如果获得董事会批准，公司将缩减第三季度股息。

    美国证管会对金融股不准放空的禁令虽然已经到期，多数基金经理人却认为，不论是否继续延续放空禁令，金融股已经来到谷底，部份银行已经积极在打消坏帐，增加资产价值。另外影响金融股的另一关键则是存放款业务，此又与经济景气息息相关，若美国经济下半年可以摆脱通膨阴影，温和成长，相信对银行金融股也有正面助益。若就长远来看，多数金融股股价、本益比、股价净值比等皆都处在历史低点，只要未来美国房市与总体经济环境出现明确改善迹象，金融股应开可以顺利摆脱近日的窘境。

    美国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也在近日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此刻最重要的是向全球投资人保证，美国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并强调，财政部2月份所颁布的振兴经济法案已经有效刺激第2季经济成长，而后也将持续发挥作用。最后十一月是美国的总统大选月，根据过去经验，美国大选当年的下半年，股市收红的机率达85%以上，且平均报酬为5.6%。所以相信从现在开始，为了营造利好的气氛，九月开始应是在股市造势的最好时间。如果您有兴趣加入美股的投资，可选择美国的网路券商，开设美股投资帐户，住在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投资人也可透过网路申请开户，手续简便，不用出国。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2 10:14:2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巴菲特评"我爱美国"纪录片：美债台高筑恐祸延几代子孙

巴菲特警告：美债台高筑恐祸延几代子孙

夏明珠

中华网  2008-08-21

    美国两个亿万富翁警告，假使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减少累计已经达到50多兆美元的联邦政府负债，可能会祸延好几代美国子孙。 在尼克森任内，当过商务部长的彼德森，出资拍摄一部名叫（我爱美国）的纪录片，要把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的问题，推上今年总统大选的台面，今天，片子在全美358家戏院首映，片子结束之后，继续实况播送一项研讨会，包括股神巴菲特在内的多位投资和财金专家，参与讨论，虽然这场电影加研讨的活动，门票比一般的电影贵了将近一倍，依然非常抢手。

    彼德森和巴菲特是同乡，两人政治理念不同，本届美国总统大选，彼德森支持共和党的马侃，巴菲特则认同奥巴马，不过对美国双赤字的问题，他们看法一致， 认为如果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它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后果恐怕会比现在的信贷危机，还要严重。

    二月间，彼德森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他准备投入十亿美元，唤醒美国社会对美国预算以及贸易赤字不断累积、医疗以及社会安全经费不足以及储蓄率过低等问题的危机意识。他说，当代的执政者把美国下一代、甚至于好几代的未来，都抵押出去了。

    巴菲特也说，美国正在把家产一点一点败光，几年前他就开始警告，贸易赤字不断扩增，除了将逼得美元贬值之外还会衍生其他一大堆问题。

发件人："祖国网每日推荐"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22:56: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祖国网』先与祖宗“接轨”如何

中国企业破产潮一定会出现

谢国忠

    在去年股市疯狂涨到6000点的时候，他冷言相向，认为A股的合理估值在2500点上下，以至于被多头叫做“乌鸦嘴”，他就是谢国忠。你可以认为他观点过激，或是理想主义，但却不能对他的观点置若罔闻。因为，过去的经验证明，他的大部分预测都是正确的。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状况、经济改革的瓶颈、下一轮经济的走向，他会怎么看呢？

通胀时代债券市场不保险

    理财一周报：最近中国政府减持了3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此前您也建议政府减持美国债券。您认为这次减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国忠：美国国债市场最终是会回落的，现在是中国逐渐淡出的很好的时机。现在美元债券市场是有特殊力量在支持，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不好，很多资金没有出路，纷纷涌到债券市场。现在美国通胀指数非常不好，除非你觉得通胀会有好转，不然的话这种靠资金链支撑的市场是靠不住的。除了减持美国国债之外，中国还需要缩短每个基金的平均期限，抛什么买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基金平均期限要缩短。
　　
    理财一周报：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038亿美元。中国是否应当继续减持美元债券？您认为减持到多少比较合适？

    谢国忠：最近的减持数额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小的。我觉得尽量一步步来吧，先把投资从长线的退到中线，中线的退到短线，短线的在美国股市见底的时候转成美国股票，主要是指数基金。我们已经进入通胀时代，债券市场已经不保险了。等到美国股市见底时投资美股是更好的一种配置，因为公司后面是有资产的，资产是抗通胀的。
　　
    理财一周报：您的建议是投资美股，但有投行人士分析，就未来的趋势看，欧元、日元、澳元、加元已经见顶，卖掉的美元资产不太可能去购买以上货币，而是应该把撤离债市的资金用于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建立股市平准基金或者投资到香港或者其他亚洲市场。您觉得中国政府会这么做吗？

    谢国忠：那不可能，这么说是对外汇储备不懂。外汇储备是货币政策管理引起的结果。政府不希望外汇增长太快才进行储备的。如果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的话就是扩大货币，就等于是在印钞票。之所以会有外汇储备，是因为一个央行既不想让汇率升值，又不想让货币增加太快，最重要的是不想让汇率升值，所以它就买美元，发当地的货币。
　　
    理财一周报：您刚才提到投资美国股市，您认为合适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
　　
     谢国忠：美国股市现在还不便宜，它现在市净率在两倍左右，熊市一般是要跌到1.5倍的。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股市还曾经跌破过1倍。现在美国的金融股倒是很便宜，但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现在美国金融业的资金数字、盈利都靠不住，所以它的PE（市盈率）、PB（市净率）也都是靠不住的。我觉得 投资美股的话可能明年下半年会有机会。

中国企业破产潮一定会出现

    理财一周报：既然上述投行讲法您不同意，那您是否认同中国货币政策年底会放松的说法？

    谢国忠：中国货币政策放松的话就是从36000亿元的贷款放宽到40000亿元吧。但我认为这种放松空间是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就已经放好了。政策制定者在宣布政策的时候总是宣布得比能够接受的少一点。然后等大家都跟你吵架的时候再多放一点，回到你想要的位置。不过，信贷放松这也是救不了经济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买地就买了30000亿元，这个规模的怎么能够呢？

    其实中国的货币根本不紧，货币每月以16%～18%的速度在增加，全世界你去看看，哪个国家有这么松？货币政策的紧，是相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的疯狂。
开放商原来疯狂买土地是为了上市，到股市里面去圈钱，现在股市行情差了，没有钱就到银行借钱，银行也没有钱了，就到黑市里面去借。黑市现在利息涨得非常高，超过20%。
　　
    理财一周报：现在大家对经济放缓比较担忧，您认为经济放缓会带来哪些影响？
　　
    谢国忠：现在主要是出口在放慢，我估计未来12个月，出口有可能都会下降。出口对GDP的拉动在5%左右，2003年到现在每年出口都是以20%的增速在增加。房地产的问题也和出口有关系，出口出现了问题，热钱就会退，房地产资金链就出现了问题。房地产对GDP的拉动又是2%～3%，出口和房地产加在一起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明显放缓是肯定的了。现在每个季度都是0.5个百分点的下降，我估计，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就将明显低于10%。据我观察，现在房地产开发还没放缓，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增长30%左右。不过，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没钱了，下半年应该不会这么猛了。

    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在泡沫中生存，一旦经济退潮很多企业都活不下去。我去过很多地方，见到很多这样的企业。中国企业的破产潮一定会出现。但经济调整是必然发生的，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不增值的，本身就是经济的负担。这种调整都是必然的，瘦身是应该的，不瘦身的话，经济是跑不动的。

    理财一周报：调整是必然的，但是也有政策效率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轮宏观调整中淘汰的都是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政府需要出面救助牺牲较大的中小企业。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谢国忠：中国很多中小企业都是救不活的。它们中有很多本来就不会做生意，都是依靠砍价、欺诈工人、欺诈银行、欺诈供应商生存。除了价格竞争砍价之外，它们就没有其他的经营方式。这种企业从长远来说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

    只有在经济调整过程中把低效率、不该生存的企业泡沫挤掉，好的企业才会生长出来。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不会做生意还占着地不走，然后拉政府的关系，拉银行的关系，在政治上施压存活。这使得很多好的企业失去了生长机会。中国企业如果不更新换代的话，经济是不能往上走的。

    理财一周报：那么现在政府说要出资救中小企业，您是不是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谢国忠：中小企业借款都很小，但是很多企业实际上都是救不活的。浙江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去看了一下，很多企业是因为它玩房地产才出了问题，主业没有做好就更不要说了。这种情况政府还要去救，怎么救得活？亏空可大了。

    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应该是不让这些企业逃走，有些企业钱都转到国外去了，你根本逮不到。我们十几年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事，人都逃走了，债就没主了。

    理财一周报：那政府还要去救，您认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国忠：这些企业和当地政府都是属于共同利益集团的。

贸易转向石油新富国是经济起飞必要条件

    理财一周报：出口在放缓，国际环境也充满不确定性，刺激经济是不是主要靠拉动内需？

    谢国忠：中国政府现在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把地方财政搞活，地方财政主要靠土地拉动，现在因为资金链出现问题，有很多退地，当地政府的钱回笼不回来。中国这几年财政都是向中央政府倾斜的，这种时候，中央要把财政多分配给地方。地方财政搞活了，经济就先活起来了，这解决的是一个流通性问题。
　　
    第二，当需求不足时就要刺激经济了。1998年我们是靠造公路拉动经济，这次我们要造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地铁，污水处理系统、饮用水，铁路等，这些方面是不会浪费的。另外，政府要启动就是要重组瘦身，就像1998年那样，加快国企改革，公房出售，增加效益。税收要改革，金融体系也要改革。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赚钱全部靠政策，今后利率要竞争，汇率现在没有升值压力了，赶快浮动，为下一轮起飞做准备。改革需要很大的勇气，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面临很大困难了，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混过去就算了，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理财一周报：您刚才提到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靠政策盈利，能具体谈谈这个吗？

    谢国忠：中国金融实际上是个负增值的行业，利润增加全部靠政策，是拖经济后退的一个行业。比如，银行息差是政府规定的，股市也都是政府在操纵的。企业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也都是政府定的，中介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股市有很多地方要改，首先股市上市必须登记制，然后券商要开放，我们现在全部是国企在做券商，国企连银行都做不好，还做得好券商吗？中 国的情况就相当于华尔街上的投行全是国企，就是这个概念。银行利息要开放，不能让银行像印钞票一样赚钱。汇率也要继续开放，现在没有增值压力了，是实施浮动汇率改革的好时机。改革一定要有压力，压力大才会改，现在既得利益者太多了。
　　
    理财一周报：现在国内外的经济都在放缓，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是不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谢国忠：中国都是有压力才会有明显的改革，这要看明年的压力有多大了。
　　
    理财一周报：奥运后能源价格调整是不是会继续进行？

    谢国忠：如果能源的价格全部掉下来的话，中国的压力又减轻了。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的货币这么松，印了这么多钞票，能源的价格
怎么可能掉下来呢？不太可能的。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已经破产了，所以才会疯狂印钞票。

    理财一周报：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下一轮经济增长应该是靠亚洲国家的相互贸易实现。能具体阐述这个观点吗？
　　
    谢国忠：中国没有贸易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美国现在没钱了，钱跑到哪里去了呢？都跑到出口能源产品、石油的国家去了。现在这些国家的钱多得用不完，所以贸易要想办法赚它们的钱。这个转型做好了，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不过，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是上面提到的金融改革、企业瘦身等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

    理财一周报：在您的观察中，现在有没有向这些方面转型的苗头？
　　
    谢国忠：现在做得比较成功的比如华为、中交（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都在这些国家开拓了市场。机械设备行业也有一些，基本上都是朝那个方向走。不过，我们的传统出口行业还没有转过来，比如轻纺、电子等行业。以前我们跟美国人做生意，设计等核心领域都是美国人在做，中国就相当只有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企业的大脑、心脏都是在其他地方。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需要你去做品牌、做销售、做设计，这对于很多习惯了做加工的企业来说改变是不切合实际的。企业转型说到底是人的转型，人要变的话是难上加难。满足新需求需要新的企业。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5 18:34: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一万元;设立教育节或新教师节时机已经成熟

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一万元

胡星斗

2008-8-25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一直低迷，居民消费率只有38%，而发达国家在70~80%，也就是说中国的居民消费还有30-40%近10万亿的上升空间。如果政府能够在启动内需、减轻赋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多做工作，那么可以预计奥运后中国经济即使短暂下滑，从长期来看也还会出现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

    目前中国是国富民穷，预计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6-7万亿元，比上一年又增长30~40%，外汇储备高达1.8万亿美元，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没有办法花掉，只能任凭美元贬值，中国每年因此遭受的外汇损失在5百亿美元以上。所以，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藏富于民，启动居民消费，谋求内需型共富型的长期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为此，我建议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利于民。

一、提高个税免征额标准至一万元。

    上世纪80年代初，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40-50元，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800元，差不多是工资的二十倍，那时的个税免征额是合理的，调动了人们的劳动 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快三十年过去了，人民的名义收入提高了四五十倍，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却只提高了一倍半，即自2006年1月1日起，从800元调整到了1600元，自 2008年3月1日起，从1600元提高到了2000元。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个税总额的10%。因此，中国的个税制度非但没有起到抑富济贫的 作用，反而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而按照人均收入的增长状况，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或家庭综合所得税的起征点应当一步到位、定为一万元左右才算合理，这也与年收入超过12万的高收入申报制度相符合。如此，在几年之内可以避免修改所得税法。税收制度必须遵守确定性原则，法律也应当具有前瞻性和权威性，不能把法律看作儿戏，频繁变动与修改，现在为了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几乎是一两年一修法。

    所以，法律应当预留操作的空间，在个税问题上必须让利于民，鼓励创富，为新一轮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目前，中国个税仅占全国总税收的7%，个税征少了，对全国的财政影响不大，何况我们一年的财政增长就达30~40%，因此，个税起征点虽然提高了，但全国的财政收入仍然会高速增长。而且，个税的关键是加强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如果这方面工作做好了，以后个税占全国总税收的比例还会上升。

二、个税起征点应当避免全国“一刀切”。

    假如不能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那就必须尽快实行因地（省区市）因时浮动个税起征点制度。各地的物价水平、消费水平不一样，因此，应当允许各地个税起征点浮动，浮动的范围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审批。在联邦制的国家，如美国各州就有权自己制定所得税税率，根据本州情况确定扣除项目，很好地解决了地区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收入差别问题，确保了收入差别下的纵向公平。

三、个税起征点还应当根据消费价格指数CPI、通货膨胀率或平均工资额进行及时的调整。

    全国人大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当避免出现“费用扣除额XXXX元”等具体数字，而应当授权国务院适时调整起征点，避免频繁修改法律。在许多发达国家，个税起征点几乎每年都要调整，这样来显示公平，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不受影响。中国也应当建立个税起征点与CPI、通货膨胀率或平均工资的联动机制，让个税起征点自动调整。

四、改变纳税主体。

    过去我国实行的是以个人为纳税主体的所得税制度，以后要改变为以家庭为纳税主体，或者让纳税人选择是以个人为主体还是以家庭为主体进行纳税。以个人为纳税主体、不管家庭成员的状况，有的家庭人口多、收入少、负担重，也要缴纳很多的税，导致了很大的税收不公平。未来中国应当尽快采纳家庭综合所得税制度，这种制度比较公平、人性化。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单身申报、户主申报、夫妻单独申报、夫妻联合申报、丧偶家庭申报五种申报方式，根据纳税人不同的申报方式、家庭状况、经济负担，计算出不一样的起征点；而且，他们还有各种专项扣除，扣除之后的部分才纳税。如在美国，人口赡养费用、保险支出、部分医疗支出、购买自住房抵押贷款的还款额、投资失败的利息支出、慈善捐赠、购书及培训学习费用、搬家费用等都可以先刨去，然后缴税。这种缴税方式体现了人道与公平，所以，没有人抱怨税收不公，也很少有偷漏税的情况发生。

五、建立纳税人终生税号制度。

    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身份证电子信息系统或国民信息系统，身份证号作为国民唯一的身份认证号码，同时也是纳税人的终生税号或社会保障号。个人和家庭的全部信息包括信用记录、守法记录、纳税记录、慈善记录、就业状况、收入状况、不动产登记、股票登记、以及养老、医疗、低保等资料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及税号数据库中。

    目前中国之所以还没有采纳家庭综合所得税制度，主要原因就是纳税人终生税号系统没有建立起来，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能力薄弱，无法掌握纳税人的全部情况。

六、进行税率改革。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就是按收入来源分类课征，如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并按应纳税额减征百分之三十；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而工薪阶层收入来源单一，都是工资条上的死收入，征税比例却可能超过20%，富人收入来源比较多，很多收入不透明，即使征税，股息、红利等的税率也仅20%，这种税制是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

    所以，应当降低工资、薪金所得的前几档税率而提高后几档税率，同时提高经营所得、红利所得等的税收。或者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后，减少税档，提高税率。

    通过以上六点，从源头上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藏富于民、让利于民、启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可以由此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同时极大地激发居民缴税的热情，逐渐形成集税收咨询、申报、中介代理、金融服务、理财服务于一体的家庭报税产业（美国有数百万人为此服务），使得居民纳税简易方便，纳税人心情舒畅。

发件人："Yi Li" <dr.liyi@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5 15:59: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序）

李 毅 博士

2008年8月28日

    提要：本文从国际社会学的角度，粗略探讨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的某些方面，挂一漏万，抛砖引玉。今日世界，美国第一。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第一是常态。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超过中国。 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保持至今。2005年，中国总产值世界第四。2008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五年左右，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此后二、三十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第一。果如此，则几千年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而1865年之后这一百多年中国不是第一的历史，只不过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变态。何去何从，就看中国人今后几十年怎么干。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人要自主创新，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要自力更生，建立世界军事强国。要敢打国际货币战争，建立世界金融强国。要建立政治强国，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要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建立和谐社会。要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要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要准备在2020年代解决台湾问题。物竞天择。谋事在人。人定胜天。

一． 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今日世界，美国第一，这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世界第一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中国生产总值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一直是人类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科技教育的高峰、人类文明的灯塔。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一、两百年的蒙古帝国，都是昙花一现。直到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才超过中国。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才超过中国，之后英国做了三十几年世界第一。直到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才超过英国，美国迄今做了一百年多一点世界第一。

    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国百年国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49年之后，以朝鲜战争和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重新站立起来了。六十年来，中国顽强奋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5年，中国总产值成为世界第四。2008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再有五年左右时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后，再有二、三十年时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之后有可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如果中国总产值能够如期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那么，后代人回过头来看，几千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1865之后这一百多年，就只不过是几千年中国第一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变态。我们现在正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转折点。人类社会能不能从变态转回常态，人类社会历史能不能成为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就看今后几十年中国人怎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