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周立教授又发来他鞭辟入里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就是看问题特别深刻，一眼往到底，由此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当今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重重，如果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找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周立教授、卢映西教授等就是这样的学者，而目前经济圈里一大批主流热门学者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学问与眼光。象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们，总是跟在变化了的形势屁股后面说三道四，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是小学生水平，这些学者所治的都是小学。目前中国的经济界整个地陷在一片混沌之中，从企业到学者，惶惶不可终日。一个过于注重形而下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手忙脚乱。 本文集另外侧重的是对教育领域的关注，当今中国教育腐败和教育荒唐已经越来越突出了，以致香港的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不得不发出“读书无用论”的呐喊。但在南怀谨先生大呼读书无用论的时候，北京的教育界却在加紧搞暑期补习班，大喊读书有用论。后一种做法说穿了，就是为了赚钱，一个中学生一天的辅导课费少则150元，多则几百元。目前，中国的教育界已被高教部为首的既得利益者所绑架，亿万学生家长不得不顺从在他们的垄断淫威下，加入摧残孩子健康的纳贡行列。一天不打破教育垄断，一天不回到正确的改革路线上来，中国的教育不会摆脱邪恶。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真该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了。救救我们可怜的孩子吧。] 极化效应和全球大危机的即将到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18日 目录 周立：《极化效应和全球大危机的即将到来》 姚枝仲：《 CPI低估了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张明：《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及前景》《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的历史性醒悟》 管益忻：《警惕：当前中国企业的十大危机！》 卢锋：《中美经济外部失衡的镜像关系》 周其仁：《PPI不降中小企业更难“过冬”》 周其仁：《松货币不如松物价管制》 谢国忠：《全球房地产价格已难以为继》 宋国青：《何妨“买”人民币升值？》 张伟湘：《热钱是否开始做空中国？》 钮文新：《中国打响资本定价争夺战》 安替：《南奥塞梯战争后的中美俄关系》 方亮：《独联体：“独”愈多 “联”愈少》 夏宛清：《阿塞拜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张昕：《玻利维亚：宪政体系下的再分配政治》 高一飞：《申请游行示威是解决公民个人诉求的有效方式》 高一飞：《中国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及其限制》 范志毅：《幡然醒神：足球改革毁了中国足球》 港媒：《京畿名校鲸吞赞助 教育腐败触目惊心》 《中国高校在道德沉沦中的写真》 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 牛豫星：《打破教育垄断，引进民办教育----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被撤职的一段经历》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改革》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最后自白》 《从南奥冲突看西方媒体发动的舆论战争（兼南战大事记）》 黄轶男：《南奥塞梯战争大事记》 颠地：《旅美轶事：对逃税者掘地三米》 ------------------------------------------------------------------------------------------------------------------------------- 发件人："zhouli" <zhouli@ruc.edu.cn> 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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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效应和全球大危机的即将到来 ——由农业特征谈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的螺旋上升及发展主义的终结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周立 2008年8月18日 zhouli@ruc.edu.cn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翰福音8:21-24 一、财富和贫困的自增强 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之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 资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就形成一套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这套财富生产和消费机制，迎合了人类追逐财富、追求消费满足的欲望，从而对每个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产生了对资本强权的认同。由于几乎每个人都为资本所诱惑，资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强者。逐渐地，这一套机制扩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就演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资本化”。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中国人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说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世界机制，就是强强联合，是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弱者则往往形不成对等的合作，自然也就无法站在与强者公平交易的对等位置上。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是一套世界逻辑。 二、强者恒强的机制 这样一套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有一种“强者恒强”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个机制，可以叫做资源资本化。要知道，神给了人类足够生息繁衍的资源。每个地方的人，都拥有附在自己身上的人力资源，以及多多少少地拥有够用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还有文化资源等等。但是，这些资源放在穷人手上，没有变成财富。比如说，贵州的山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本地人没有将资源资本化的能力，或者意识。资源换不成钱，本地人只能守着这些资源，自给自足，也自娱自乐。本来，这无可厚非，甚至是可羡慕的。但是，人们的贪欲、资本的扩张欲，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于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强强联合，进入到这里，投资开发，水库电站、工厂商店，景点旅游等，森林被砍伐，把这些穷人的资源，变成了富人的财富，资源资本化了，穷人的生存根本，子孙后代的未来，也就岌岌可危了。 资本所有者掌握了资源资本化这样一个工具，就能够使财富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实现了财富的自增强。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等，要么为资本所占有，要么被资本所雇佣。是资本占有各大生产要素，而不是劳动占有资本，不是土地占有资本，不是技术占有资本，不是管理占有资本。是资本把上述要素整合在一起，推动了财富不断的创造，而在财富的分配上，自然也是资本留利占了大头，自然就出现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和劳动留利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这就是我们的发展主义，这就是近400年来人类发展的真相。可以说，整个人类发展，就是一个把资源不断转化为资本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资源资本化是“发展”的本质，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则是“改革”的本质。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积极的改革，应该是主动形成资源资本化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去事前减轻发展的震荡。而大多数改革则是消极的，是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出现了矛盾激化，不得不被动推出措施去缓解或者化解的。缓解或者化解得好，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好的改革，就会坚持下去；缓解或者化解不好，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会有新的改革机制纠错，使得这套发展机制持续运行下去。“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发展主义的永恒三角，内在的驱动机制，就是资源资本化。所以，无论如何改革，体制如何转换，资源资本化的发展逻辑，强者愈强的发展机制，不会改变。改革只不过是给这个庞大的发展机器，加一些润滑油，使得这个大机器更顺畅地运转而已。发展模式和改革模式，这两个轮子一块转，构成了一个现代化机制。不仅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和改革。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有更多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而非华盛顿共识所言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月前，我访谈非洲几个国家的部长，他们羡慕中国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外国资本、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给他们开出的经济药方面前，只能全盘接受。中国政府面临同样的压力，却一直保持了政府的主导权。他们之所以陷入粮食危机、贫困陷阱，是他们被自由市场经济化，已经失去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在这种基本背景下，我们考虑环境的命运，考虑农业的命运，就会比较清楚。相对于资本的强者恒强，环境和农业面临的，是穷人恒穷和弱者恒弱的逻辑。市场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将他们推到了发展的另外一个极端。2005年，我写了两篇关于穷人经济学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穷人恒穷的逻辑》，是偏理论的，阐述了穷人资源被富人资本化，从而导致穷人恒穷的机制。另外一篇，叫做《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我的另类黄山游记》，是由黄山的游历，来实证说明这样一套逻辑的。 三、农业作为弱质部门的的风险特征 不幸的是，农业和环境、穷人、穷国一道，被推到了发展主义的另外一端。我们常说农民是弱者，农村是弱势，农业是弱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农业生产者拥有的生产规模，通常是非常小的。你那一亩三分田，在资本面前，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根本就不会给你发言的机会。资本所有者会形成强大的企业组织，资本所有者会游说政府，在资本和政府这两个强势集团面前，农民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别说谈判了，连上谈判桌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谈判桌都没有。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使得市场机制所崇尚的fair play（鲁迅、毛泽东、王蒙把它叫做费厄泼赖），即公平交易，根本不可能形成。在公平交易不可能形成的情况下，农民就只能乞求被强势集团雇佣，为强势集团服务，同时也就处在受强势集团剥夺的位置上。 农村也是弱势的。相对于城市部门，相对于工业部门，农村同样没有发言权。 农业是一个弱质的农业，我们知道工业品的生产，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天气状况。风调雨顺与否，对工业影响不大，对服务业影响不大，但对农业却影响甚大，因为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农业的产出，更多的取决于耕地规模和天气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是自然界吸收阳光、空气、雨水、养料的一个自然过程，不像工业品和服务那样，完全由人为控制。农业生产的实质，不过是人接受神恩赐的过程，是将太阳能转换为食物能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实际上是由神来决定的，主要不是由人来决定的。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农业至少要比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多面临一项风险——自然风险。此外，我们还知道，在缺乏保护，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农民们又面临着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大的市场风险。而且，农业的自然风险，主要是由追求消费满足的，处于生存经济状态的小农承担的，这和追求利润的企业部门承担的市场风险，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叠加的情况下，农业就变成了一个弱质部门。这是从农业的风险特征角度去谈的。 四、农业作为弱质部门的供求特征 农业命运悲惨的另外一面，可以从市场的供求关系去看待。我们知道，人的肚子容量有限，农业最主要满足的，却又是人的肚子（吃饭）问题，我们的胃每天所消费的粮食是有限的，一日就是三餐，顶多像广州人所讲的三茶两饭。不管怎样，你的肚子一天吃的有限。我们比照一下人们对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容量，就知道肚子有限，对于农业的意义了。因为，人们对于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对于第三产业服务的消费能力，近乎是无限的。就工业品而言，比如说过去有大哥大，一个公司有一台很不错了，很威风。后来可以过渡到有BB机，有手机，过渡到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过渡到一个人甚至可以拥有几个，这是工业品的扩张，在一个小小产品上的体现，可以说，人们对某一类工业品的消费，可以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持续扩张。同时，这种消费还具有非排他性。你拥有手机，并不排斥你去看电影，去买DVD，去开汽车，不排斥你去消费其他的工业品和服务。但是我吃饱了饭，就排斥了我继续吃其他东西，因为我肚子饱了。所以，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本质上来讲可以无限的扩张。服务的消费更加可以无限的扩张。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一个月看一场电影，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现在可以一周看一场，或者一周看几场，我甚至可以一天看几场。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印度小伙子连看了120个小时电影，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服务的消费，互相之间也很少具有排他性。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扩张能力有限的一个微观基础——每个人在农业需求方面的扩张能力有限。或者更明白一些说，农产品消费面临的是单一消费功能约束，是生理约束，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面临的是多种消费功能约束，是心理约束。前者是一种生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后者则是心理上的消费欲望，近乎是无限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也明确说明：“对食物的欲望是受每个人的胃的狭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对便利品、房屋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似乎没有什么界限和边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相对于工业品和服务，在消费需求这个微观基础上的巨大差异。进一步的，农产品消费能力这个微观基础加总，成为一国，甚至整个人类对食物总消费的有限需求。我们知道，食物是供人类食用的，人类的再生产周期很长，且具有粘性，在短时间内难以出现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有大幅度的增加。 刚才是从需求讲的。我们再从供给上讲。上文提到，农产品的供给，主要是由农地规模、耕作条件、天气变化等自然因素决定，播种和收割在人，叫万物生长的，乃是神（哥林多前书3:7）。人们在农作上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对农产品的产出有影响，但作用有限，短期内也难有大的突破。 供给和需求都相对稳定，这是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当供给和需求大体比较稳定的时候，农业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部门，在稳定中发展。但问题来了，扩张能力有限，是不符合资本本性的。资本的本性，是要扩张的。只有在扩张中，资本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即使是农产品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下，资本也不太愿意进入，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勤劳，成为致富的一项充分条件。可是，当多数国家农产品已经进入过剩经济状态的时候，不仅是资本更加不愿意进入农业，连劳动，也不愿意过多进入农业了。因为勤劳，已不再是致富的充分条件。我曾经访谈过一位农民工，他告诉我，现在人不能赚钱，只有钱才能赚钱。这位在城市与农村的夹缝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农民工，面对他的农民父亲“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家训，用自己的生命阐述了这个劳动难以说话，惟有资本说话的过剩经济时代，对我们既有观念的颠覆。就整个农业领域而言，伴随农产品过剩的，是劳动力过剩，或曰闲置。劳动力的闲置，不仅是生产能力的闲置，同样也是消费能力的闲置。这使得所有处于生产过剩状态下的劳动者，都面临着劳动中断和消费中断威胁，无法和资本所有者形成对等的谈判。于是，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生产过剩条件下，大众本已稀缺的消费能力，愈加稀缺。这又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加剧财富积累的两极化，以及消费满足程度的两极化。少部分人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则囊中羞涩。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产不增收”、“勤劳不致富”的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现象，一再上演了。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言：“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文明时代。 由于资本不喜欢农业这样的难以扩张的特征，又由于我们早已进入了事实上的过剩经济（不管我们把它叫做相对过剩，还是绝对过剩）。如果让资本自由选择，资本大多数投向的不是农业领域，而是工业领域，是第三产业服务领域。因为只有在无限扩张的部门，才能创造不断扩张的财富。农业领域很难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让市场配置农业，肯定会出现农业的相对萎缩，这就是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描述的农业小部门化问题。 五、农业的市场失灵与农业补贴的必然性 认识了农业的风险特征和供求特征这两大规律之后，我们再将话题转到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农业补贴上。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去指责发达国家，说他们在干预农业生产，提供高额补贴。要知道，可能是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因为他们很清楚，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他不能看着让农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继续下去，否则我政府就失灵了。 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农业补贴。很明显，农业是提供生存必需品的部门，农业已经由一个产业性的生产部门，在慢慢转变成为一个提供全社会生存必需品的公共部门。所以，将农业当作一个产业，将农产品当作私人物品，是对全人类生存必需品认识的不足，是对农业多功能性认识的不足，说可怕一点儿，是在挑战全人类、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利。农产品既然不再是私人物品，或至少不再是纯私人物品，就不应该由市场来提供，或至少不应该单纯由市场来提供。在发展中国家，有一批人批驳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比如，有一些言论说，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竞争不过美国、欧洲、日本的农民，是因为他们高补贴，我们没有补贴。政府不仅没有补贴农民，农民反过来在补贴政府。在2004年之前，中国的农民还一直交着农业税！什么时候他不补贴了，我们肯定能竞争过他们。可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永远穿着高补贴这双耐克鞋，我们至今还是光着脚，前些年腿上还绑着沙袋。他们穿着名牌鞋，我们光着脚，绑着沙袋，怎么和他们去进行百米比赛？！将两种，甚至多种耕作性质完全不同的，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农业模式去同台竞争，是人类不顾广大农民死活，同时也最终不顾自己死活的血腥厮杀。将97％的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的小农，与3％的开着联合拖拉机，又从政府手中拿着高额补贴的农场主，拉去同场厮杀，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在这样一套世界体制下，97％的小农，守着本已十分微薄的、还在不断被瓜分的农业利润，已经连自己的生产成本都难以补偿，处在生计都难以维系的境况，我们居然还让他们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参加所谓的自由比武打擂，良知何在？！引用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所以，要认识到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害，认识到当前粮食危机的根源，认识到人类共同把自己，逼上了用食物自杀的绝路。 回到市场失灵的论述，由于农业本身经营的特征，已经决定了发达国家必然要补贴，中国也必然要走向补贴，甚至高补贴。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中国自2004年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从汲取农业，走向了补贴农业。至少领导人意识到了，粮食是本国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有义务让每个国民获得这种生存必需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中国才会愿意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制度，要保护耕地。这已在事实上反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十分巨大。 六、依然落入发展主义逻辑的农业保护 可惜，我们中央政府保护耕地的意愿虽然十分强烈，但保护的能力，却是很弱的。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中央是要保护耕地的，因为中央知道，这是在保护国家公共物品的供给，在保护国家安全，甚至国家主权。但是地方政府却有另外一套行为逻辑:我只是一个地方政府，只在这个地方的任期内干上有限的几年，有什么义务提供国家公共物品呢？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有利用“强者恒强”的机制，把资源资本化，才会有GDP、才会有财政收入，才会有政绩。在中国现有的短任期制度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所遵循的，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逻辑，只是上文我们所言的资源资本化的逻辑，不会愿意提供国家公共物品，甚至连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都不太愿意。 当发达国家普遍意识到农业要保护，中国也意识到农业要保护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图景：政府有意识地促进农业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给。但是在促进的措施上，却重又走向了制度惯性的、强强联合的发展主义逻辑。在欧美发达国家，补贴只会落到商品化农业上。为什么呢？只有商品化农作，才能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去支撑更多的城市人口，才能形成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不会补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会去补贴产业化农场，通过强强联合，去挤垮这些小农场。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协助大资本挤垮小农业，最终使小农场纷纷走向破产兼并的道路。从1930年代到现在，美国的农场60%以上已经破产了，这使得美国的农场数量减少了60%以上，接近70％。在1935年，美国农场数量是681万家。1950年，下降到565万家；2006年，再下降到209万家，目前的农场数量不足1935年的31％，1950年的37％。1935年以来，470多万家农场被破产兼并，而主要农作物耕作面积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兼并主要在商品化作物之间进行的，小农场被不断地挤出商品化作物的生产。中国政府目前在农业上的作为，也近乎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也是在协助大资本挤垮小农。这又是一个强者恒强的资源资本化机制，在中国的体现；又是一个强强联合的机制，在农业领域的体现。 七、我们上升的梯子已经断开了 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他无力自行提供粮食这种国家公共物品。于是，就想吸引资本对农业加大投入。我们又已经知道了，由于农业的风险特征和供求特征这两大基本规律的存在，资本并不愿意投入农业，那怎么办呢？就要采取办法吸引资本。要吸引资本，就要给资本开出优惠的条件。这些优惠的条件，包括了允许资本占用更多农地，去实现机械化，进行大规模标准化、产业化的生产，这样一个生产方式要耗用石油，要耗用化肥、农药，因为仅靠劳动，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生产的，不可能做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使农业劳均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而提高的代价，是消耗能源发展农业，使农业和能源紧密地联系起来。本来，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的传统农业，和能源供给，并无直接联系。但这几十年来，产业化农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粮食产量与石油供应，出现了越来越紧密的相关关系。产业化农业，不仅仅是把当前的太阳能转换为食物能，还另外耗用了大量矿物能（史前的太阳能），将其转换为食物能。有一位农业专家曾说，所谓现代农业，或者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借助土地，把石油转化为粮食。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事实也大体如此。 通过能源的投入，带来粮食的产出，是产业化农业成为主流农业模式后，必然出现的现象。虽然这只是世界上3％的农民所为，97％的农民，仍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关于这一点，可见我2008年的一篇文章《粮食主权、粮食政治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但这3％的农业机械化、石油化和化学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后发国家模仿的对象。这会进一步加深农业和能源，和全球环境变暖之间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石油农业和化学农业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目前在中国，也是大行其道。 但另外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这样的模式能不能持续？如果能源是无限供给的，石油是开采不尽的，生态环境是一直可持续的，这样的农业模式就可以一直往前走下去。可惜，这些基本假设，都不成立。当前，人类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能源紧缺。伴随石油峰值的来临，石油价格的上涨，将会是刚性上涨。本轮石油危机，就不再是前几次那样的短期危机了。与石油危机相伴而生的，就是粮食生产危机。高油价，必然伴随着高粮价。这就带来了机械化、产业化农业生产的危机，也使得现代农业的图景，规模农业的图景，到此为止了。进入现代农业俱乐部的国家，会进一步俱乐部化。而没有进入这个俱乐部的国家，将永远被排斥在外。美国式的现代农业，可能永远会成为一个梦想，更确切的说是幻想，而不再可能是后发国家的现实了。美国梦，将永远是一个梦。因为仅仅依据资源条件，就决定了世界上只可能有一个美国。2007年，有一本书在中国热炒，题目叫《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说的是当今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现在的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后发国家上升的梯子，不仅是被发达国家踢开了。仅仅就能源的可持续供给上，这个梯子自己就已经断开了。 八、逃生的门是窄的 危机已经摆在面前了，我们难道没有逃生之路了吗？ 的确，我们的逃生之路，是非常狭窄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 耶稣基督所言的窄门，是信从天国的福音。而我们若仅就农业模式而言，这个窄门就是逐步恢复，至少是有意识的保留和保护依靠人力和畜力的小农耕作，逐步减少甚至斩断近几十年来才形成的农业对于石油、化肥、农药的依赖。可惜，让这样一部庞大的现代化大机器，停止原有的运作模式，转向对于小农耕作模式的臣服，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门是窄的，在资本主导世界的今天，近乎不可执行。 但从现实可行性上讲，我们又别无选择，只能重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能重新设想靠劳动力，靠畜力作为主要的耕作动力的制度，只能试图重建本地化的、自给自足的食物体系。这可能是惟一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恰亚诺夫和斯科特的理论早已经证明了，这也是更具有生命力的农作模式。是的，机械驱动的农作模式，看来更为强大，但是一切断能源供给，马上就会车轮停转，它是非常脆弱的。说大一点儿，整个现代化系统，都是非常脆弱的。2008年中国雪灾、汶川地震、南方水灾等发生后，油、电、粮食、道路、手机信号等任何一条供应链的中断，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已经清楚显现了现代化系统的脆弱。 现实问题是，我们的思维，都已经换成了发展主义的思维，换成了石油农业和化学农业的思维，就很难转回头去欣赏可持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耕作传统，我们甚至会斥之以愚昧落后的字眼儿，世界已经无法走回到这种耕作模式上了。我们也看到，美国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他只能加强石油等能源控制、加强可替代能源研发、加强粮食体系的全球扩张，使得在这场一同奔向死亡的竞赛中，他能挺到最后。他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就产生了路径依赖，只能一路走下去。 甚至连朝鲜这样的后发国家，都难以走回头路了。文佳筠论述过朝鲜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和发展石油农业、化学农业的失败，以及大饥荒的来临。温铁军也去朝鲜做过调查，发现朝鲜已经有两代人没有人力和畜力农作的经验了，农民们已经不会看天时，不会堆肥，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原来依靠苏联建立的一整套现代化农业模式，在1990年苏联解散之后，几乎全部瘫痪。苏联给朝鲜建设的一整套大机械模式，无法运作了，甚至连零部件都无从更换。而且朝鲜没有油气资源，又没有钱去买石油，所以那些大型机械就停在农地边儿，成为一堆废铁。一半以上的农地，没办法进行机械化耕作了。而重回到靠人力劳动、靠畜力耕作的模式，又十分困难。要知道，已经是两代人已经只会用拖拉机，不会靠双手耕作了。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模式转换成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90年代以来，朝鲜农业大幅度减产。仅仅不懂收割、打场等收获损失，就达到了36％，由此，引发了粮食危机，出现了大饥荒。更进一步，伴随粮食主权的丧失，是国家主权的丧失，导致了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听命于他人。你饿着肚子，为了有口饭吃，就得乖乖地参加旷日持久的六方会谈，接受他国开出的条件。不吃嗟来之食，那是中国文人一时的血气和骨气。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没饭吃的时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出让国家主权，可能是无奈，却又十分现实的一种选择。 九、极化效应与全球大危机的即将到来 我们看到，从农业，到能源，到环境，前景都是十分黯淡，因为这套模式，还在极化效应当中。人类要想改变自己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改变自己追逐利润、追逐财富、追逐欲望满足的行为模式，近乎是不可能的。读经济学，读懂了均衡，只是读懂了一半，还需要读懂另外一半——极化效应。否则，你的经济学只能得50分，或者说50分还不到。因为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大方向上，这个世界主要是在极化效应的运作模式当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小银行和大银行、小国和大国、穷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穷人和富人……从总体趋势上，市场是在将这个世界推向两极分化，而非协调均衡。自然，危机和矛盾只会一步步累积，最终走向灭亡，而非进步。仅就农业而言，回到勤劳致富，回到自给自足，回到本地化农业，回到依靠劳动、依靠畜力的可持续生产模式，都已是不可能任务，遑论整个人类行为的改变呢！ 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局部上做一点努力，做一些改良性的行动，使一批先知先觉者，能够及早回转，或许还能有一点儿出路。但就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而言，大机器已经开动了，人类走向危机的程序已经启动了，可能无法停止运转了。所以，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一并爆发，并且螺旋式发展上升，最终又和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消费危机和生态灾难相伴随，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危机。当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个世界在一步步走向虚拟化，走向从依靠实物财富，到依靠虚拟财富，再到依靠纸币、衍生品、信心以至谎言，以维持市场的繁荣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就能看到这个体系已经岌岌可危了。至于会不会酿成类似1930年代的全球性大危机，或者远远超过1930年代的大危机，我们无法左右，只好拭目以待了。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9 17:01: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58 - CPI低估了当前的通货膨胀率 CPI低估了当前的通货膨胀率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姚枝仲 Aug. 20, 2008 yaozhizhong@gmail.com Policy Brief No. 08058 2 www.rcif.org.cn12 日公布的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为6.3%，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相对于年初的最高涨幅，价格增长率已经回落了2.4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形势似乎已经明显好转，物价上涨的趋势也似乎基本得到遏制。11日公布的PPI虽然表明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率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并且价格涨幅高达10.0%，但统计局同时发布的分析文章认为PPI上涨主要是资源价格上涨所致，并且不一定传导至CPI，也不直接影响人民生活。也就说是，PPI快速上涨并不能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在恶化。其实，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来看，用 CPI来表示总体通货膨胀形势可能存在严重偏差，CPI增长率下降不能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已经得到遏制。其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支出在中国的GDP中仅占51%的份额。对于消费支出在GDP 中占80%以上的美国经济来说，用CPI 作为衡量总体通货膨胀的物价指数是很有道理的。但衡量中国的通货膨胀显然不能仅仅关注CPI。就像我们不能仅仅根据食品价格的涨跌来判断居民消费价格的总体变化情况一样，我们显然也不能仅仅根据消费价格指数来判断中国的总体通货膨胀形势。一个更全面的反映通货膨胀的物价指数是 GDP缩减指数。从GDP缩减指数来看，今年二季度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0%，与一季度相比又提高了0.4个百分点，而且已经连续5个季度上升。这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总体通货膨胀形势比CPI所表现出来的要严峻得多。从 GDP缩减指数来看PPI的传导，就可以发现，PPI的传导其实是非常快的。只不过PPI更多的传导到了投资上，而不是消费上。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已经高达11.3%，比一季度提高了3.3个百分点，不仅是连续9个季度上升，而且其价格涨幅在加速上升。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指数仍然在加速上升，工资上升幅度虽然略有回落，但上半年工资涨幅仍然高达17.9%。这就是说，企业的投资成本、劳动成本、原材料成本、燃料和动力成本都在继续快速上升，这也意味着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企业的各种生产成本正在全面上升。生产成本的提高最终总会反映在消费价格上。如果企业成本提高而产品价格不涨，则必然使得一部分企业亏损和不再生产，从而降低市场的有效供给，造成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并最终导致产品价格上升。那种认为消费品市场竞争激烈，成本上升难以引起价格上升的观点是不对的。从逻辑上将，越是竞争充分的行业，其价格与成本越接近，成本的变化越能引起价格的变化。只是其价格变化是以部分企业关门、供给减少这样一种相对残酷的方式来实现的。 当然，成本上升与消费价格上升并不一定是同步的。成本上升之所以没有立即反映在消费价格上，主要是因为生产链上合同的粘性造成。当上游价格变动时，整个生产链的产销合同需要重新谈判和定价。由于以前的合同是有期限的，而且合同的重新谈判也需要时间。同时，在重新谈判过程中，往往需要上下游企业共同承担和消化成本上升的影响。另外，下游企业除了上游价格上升以外，其本身的生产成本（投资和劳动成本）也在提高。因此，成本上升传导到消费价格上升是有一定时间和一定折扣的，但并不是不传导。 成本上升与消费价格上升不同步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可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影响。尤其是，企业在困难的时候更有动力去提高生产率。企业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之一是增加投资，但是，投资价格和投资成本上升减少了企业通过投资来提高生产率的收益，从而也降低了通过投资提高生产率的动力。 由此看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比CPI指数所显示的要严峻得多，在目前阶段，放松紧缩政策是不恰当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成本推动特点，紧缩总需求的政策会导致经济过度收缩，因而需要以一定的通货膨胀来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其一，中国的GDP增长率仍然高达10.4%，虽然可能还会继续下降，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其已经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以下。其二，不管是需求拉动的通胀，还是成本推动的通胀，只要GDP缩减指数的增长率仍在上升（或物价涨幅的加速度为正），就表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任何扩大总需求的政策都只会加剧供求矛盾和通货膨胀，因而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该是继续维持较紧的总需求控制，同时通过财政政策降低企业生3产成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压力，提高企业的有效供给。这才是既维持较高增长率又降低通胀率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指增加政府投资支出这样的总需求政策，而是通过减税和补贴来维持企业生产和增加产品供给的政策。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8 18:59: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57 -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及前景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及前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明 zhangyuxuan@gmail.com Aug. 19, 2008 www.rcif.org.cn 一、全球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恶化，全球外汇储备规模不断上升（图1）。199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约为1.78万亿美元，2007年底上升至6.40万亿美元，增长了2.6倍。全球外汇储备的增长又集中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外汇储备的增长。1999年底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约为1.05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59％），2007年底上升至4.90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77％），增长了3.7倍。相比之下，工业化国家外汇储备同期内仅增长了1.1倍。1 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更加迅猛（图1）。199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0.16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9％），2007年底上升至1.53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24％），增长了8.6倍。2 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外汇储备的飙升主要归因于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自1994年至今，中国经济连续14年出现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尤其是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选择了小幅、稳健、可控的升值策略，吸引大量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套利，这加速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仅2007年一年，中国外汇储备就增长了4619亿美元，与2006年底相比增长了43％。3 如果考虑到央行向中投公司注入外汇资产、央行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用美元缴纳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因素，则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实际增加额超过了6300亿美元。4 1 相关数据引自IMF COFER。 2 相关数据引自外管局网站。 3 同脚注2。 4 张明、徐以升（2008）：撊诰恫馑阒泄鼻暗娜惹婺，Working Paper No. 0814，中国社会科2图1 全球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
二、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 由于中国外管局并未披露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我们只能利用其他国家披露的相关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IMF的摴俜酵饣愦⒈副抑止钩蓴（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数据库提供了138个国家（包括27个工业化国家与106个发展中国家）汇总后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虽然COFER数据库中未包括中国这一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是一种遗憾，但COFER中包含的外汇储备规模毕竟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64％（2007年）。5 同时，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投资并未表现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央行迥然相异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妨用COFER披露的币种结构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潜在币种结构。 进入21世纪之后，IMF COFER数据库中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发生的主要变化包括：第一，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99年的71％降至2007年的64％；第二，欧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逐渐上升，从1999年的18％升至2007年的26％；第三，英镑取代日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中第三重要的币种，2007年英镑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为5％，而日元资产比重为3％（图2）。6 上述结构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该时期内，欧元和英镑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美元和日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导致各国央行主动或被动地实施了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调整。 图2 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调整更加积极。从 1999年底至2007年底，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比重由69％降至61％，欧元资产比重由19％升值28％。俄罗斯、伊朗等国更是将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由美元转换为欧元，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欧元在全球储备与交易货币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同期内工业化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由73％降至69％，欧元资产比重由23％升至33％。7我们认为，近年来随着美元有效汇率的下跌，中国外管局主要是在外汇储备增量上降低了美元资产比重，在外汇储备存量上的减持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国央行的币种多元化行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央行相比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可以用 COFER数据库中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截至2007年底，我们估计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约占65％，欧元资产约占25％，其他10％包括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三、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 由于中国外管局并未披露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我们只能从投资东道国披露的相关数据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作为中国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投资东道国，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reasury International Capital System，TIC）定期公布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明细资料。最近一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产组合如表1所示。 表1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产构成（截至2007年6月30日） 单位：10亿美元
尽管美国财政部公布的资产组合数据中并未区分外国官方投资者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但是由于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中国居民对美国证券的投资只能通过 QDII，规模相当有限。因此中国国内的美国证券持有者主要包括外管局，以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我们假定中国官方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资产组合是相似的，同时假定外管局在其他国家投资的资产结构与在美国的投资类似，因此可以从上述资料中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从表1中的相关数据推断，截至2007年底，在中国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资产5 是长期国债（约占储备规模的50％）和长期机构债（约占储备规模的40％），股权、长期企业债和短期债券的比重非常有限（仅占储备规模的10％左右）。 中国外汇投资的资产结构与发达国家以及石油输出国相比存在重大差异：第一，在其他国家的外汇投资中，股权投资占有相当比重。例如日本占18％，英国占46％，加拿大占73％，中东石油输出国占45％；第二，在其他国家（除日本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外）的外汇投资中，长期企业债的比重显著高于长期国债与长期机构债的比重。例如，英国的长期企业债占外汇投资的规模为44％，而长期国债与机构债占外汇投资的规模为8％；加拿大的相关数据分别为18％与5％。 四、对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的评价 在上述对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与资产结构进行粗略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的评价如下：首先，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依然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首要目标。这主要表现为在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中，传统上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国债和机构债占90％左右； 其次，美元资产在中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过高。无论是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2007年为19.1％）还是从对美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来看（2007年为7.3%），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65%的比例都过高了。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依然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凸现了中国政府进行外汇储备币种多元化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减持美元资产必然会造成美元汇率下跌，从而影响到外汇储备中存量美元资产的价值。 再次，近年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大幅贬值，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遭受严重损失。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65％以美元计价，那么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必然造成以贸易加权的一篮子货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显著下降。例如，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突破了1.8万亿美元，假定其中美元资产占65％，那么一旦美元对人民币贬值10％，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将缩水1170亿美元，相当于抹杀了3.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第四，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资产除了面临汇率风险外，还面临美国国债、机构债信用等级调降、市场价值缩水的风险。2008年7月，美国两家房地产巨头房利美、房地美陷入危机，需要募集750亿美元资本金以避免资不抵债风险。6 如果美国政府不对其进行救援，则房利美、房地美发行的机构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如果美国政府为两家机构买单，则信用风险最终为美国政府所承担，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无论出现哪种局面，对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中国央行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最后，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日益凸现，中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的压力。中国外汇储备的 90％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收益率不超过5％，而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1.2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外国在华FDI企业的平均收益率超过22％。8 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如何积极管理外汇储备，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成为当务之急。五、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前景 如何进一步地通过币种多元化与资产多元化来分散投资风险，以及通过更多地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率资产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是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面临的严峻挑战。 从币种多元化角度出发，如何在不对美元市场汇率造成显著冲击的前提下，逐渐降低美元资产比重，提高欧元及其他货币资产比重，将成为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的中长期目标。这意味着对美元资产的减持必然是渐进的，更多地依然通过增量减持的方式进行。在美元汇率走强的背景下减持美元资产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冲击较小，但是这可能会造成短期亏损。 从资产多元化角度出发，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逐渐提高股权、企业债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适度降低国债、机构债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散风险。 考虑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因此，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依然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外汇管理当局应该将外汇资产分为两类进行管理，一类依然投资于低风险低收益金融产品，另一类则实施更加急进的多元化投资策略。 中投公司（CIC）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在积极管理外汇储备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中投公司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实施比外管局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中投公司已经进行了多笔金融股权投资（表2）。目前中投公司的投资组合偏重于美国金融股权，受次贷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影响，当前中投公司股权投资的市场价值不容乐观，例如对黑石的股权投资迄今为止账面价值缩水了40％左右。
在中投公司的竞争压力下，外管局从 2007年年底开始，也明显加大了对发达国家资源型企业及金融股权的投资力度。2007年12月，外管局通过自己在香港的子公司华安投资，投资了三家澳大利亚商业银行不到1％的少数股权，总投资金额为1.76亿美元。2008年4月，外管局购买了法国道达尔公司（欧洲第三大石油公司）1.6%的股权，投资金额为28亿美元。同月，外管局以10亿英镑购买了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最大的公司）接近1％的股权。据媒体披露，外管局正在与美国私募股权基金TPG商谈合作投资事宜。9我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外管局、中投公司、社保基金、国开行等主权投资机构加大对外股权投资的力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高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率。这一趋势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断增强。当然，中国政府也需要形成一套对外投资的综合战略，上述主权机构的海外投资应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而不至于在某些项目上陷入无谓竞争。 最后必须指出，由于次贷危机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外汇储备投资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率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中国外汇管理机构的投资业绩，我们应该用客观公正的基准去评价，而不应该仅因为收益率下降就去责怪管理当局。事实上，如果不能从源头上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长，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整体投资收益率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尽快调整出口导向和引资导向的外贸外资政策，尽快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以改善国际收支失衡，降低外汇储备累积速度，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平衡增长。 9 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成。 8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9 09:23: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的历史性醒悟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的历史性醒悟 强国社区 2008年8月 “自主创新是国家强大的根本：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的新领悟”。今日新浪财经转载了《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从2005年“徐工凯雷合资案”以来，徐工集团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最近，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徐工真要找合作伙伴，我们不找老外了，我们找中国人，要控股。” 两年前，还是这个王民，多么执着于管理层买断（MBO)和与美国凯雷的合资，多么热衷于与卡特彼勒的合作。但与卡特彼勒的合作得到了什么，已经有答案了。这次地震救援，更给了徐工人更多的启示！ 徐工集团已经醒悟了，王民已经醒悟了。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能从“外资迷雾”当中醒悟过来：依靠国际资本，是不可能做大做强中国经济的。世界500强是靠不住的。已经有阿根廷、菲律宾等无数的前车之鉴了！ 徐重总经理张玉纯告诉记者，他这次参加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看到的挖掘机产品多是外国品牌，他说，与外国大牌产品相比，我国挖掘机生产水平仍处于低档次、低量的阶段，自主投资生产势在必行。徐重另一位相关负责人感慨地说，“我们和卡特彼勒合作生产挖掘机，人家很警惕，初期还给我们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培训，后期就没有什么动作了。我们不仅没有获得卡特彼勒的技术，基本的投资收益也没有得到。” 王民也同样表示：“现在看来，这种合作没什么意思。”因为当年的“市场换技术”非但没有让徐工集团取得国际高端挖掘机的制造技术，反而阻断了其在该领域发展。（《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表示重组不再找外国人》2008年7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实践证明：当年的“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得到核心技术，而徐工的觉悟，来自这次参加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这充分证明实践出真知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要搞核心技术还是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实际上并不排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这就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今年6月，徐工集团生产的80台装载机自上海港运出，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获得的最大单笔出口订单之一。与以往不同的是，它的出口目的地不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而是新兴的国际市场经济体伊朗。王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主打的品牌是起重机、压路机、装载机。徐工有自己的发展路程，分三步：第一步，产品走出去，包括服务、备件走出去，要建设代理商、销售网络。第二步，研发要走出去，就是人要走出去，要建立国外研发机构；第三步，企业走出去。国际市场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很大的蛋糕，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也有很大的陷阱，但我们还是持谨慎的积极态度，继续前行。”
发件人："祖国网每日推荐"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8 23:46: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祖国网』统一、崛起与复兴是民族愿望，和平还是战争都要实现 警惕：当前中国企业的十大危机！ 经济学家 管益忻 我刚刚从一个行业领导型企业归来，即使在这样一个优秀企业中，亦正在拉响第五次危机警报。 从全国，宏观面看，当前正在步入“寒冬”的中国企业面前，起码存在有以下十种危机。 第一种，一味迷恋于产品运作，有可能将被（并购者）一枪毙命的危机。近日来，面对英特布鲁大事扩张，在啤酒行业领域的已占领中国半壁江山的危急格局，青啤老板金志国警告道：不要光看到前面产品运作热热闹闹，而不见身后资本运作大潮，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不留神，它就可能将你一枪毙命，一下子就完蛋！强生收购大宝，宝洁收购熊猫，联合利华收购京华茶庄，都或明显或阴霾地反映出这方面一些症候。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动向。 第二种，单就雇（主）雇（员）差别而立法的《劳动合同法》，引发危机。现在不是首先看企业同客户之间交易中的“矛盾”而是片面强调雇主雇员利益差别——而进行的《劳动合同法》立法，这就失去了基本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在诸多问题上更加引发了劳资关系双方的摩擦和矛盾。现在，福建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有1/3中小企业倒闭，虽说其中原因很多，但这同《劳动合同法》之立法不当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三种，“模式”差异化危机。原先说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而现在已是“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模式”。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他们不做模式，整天迷恋于自己的产品差异化，最高也就是品牌的差异化。而这二个差异化，由于其同质化进度加快，一个新品（牌）出来，不久就同质化了，就失去竞争力了。这就迫切要求模式的差异化。好几年前，张瑞敏就说过，他不但要当一个好船长，同时还要当一个造船厂的好厂长。现在大多数较好企业，就是，觉得我能够把这个船驾驶到对岸就行了，根本不去想航行在大海上的船，还要同时不断地再造，它根本不想流程再造。这是一个极大的、非常可怕的危险。 第四种，根本忽略“唯客”，大搞“唯利”的危机。他们不是以“消”制营，而是固守以销制营。现在是“营销”大泛滥，渠道为王，营销万能论。人们似乎从来也不去想一想到底是“营消”万能还是“营销”万能。我专写过一篇博文，强调“不是‘唯利’是图而是‘唯客’是尊”。当然，一般的人可能会说：管老师，你不是唯利是图，你大概是唯“义”是图吧！这儿并不是要笼统讲“唯义”，这也并不解决问题，你办企业当然还是得挣钱的。问题仅仅在于，重点必须在唯客是尊上，单讲唯利是图，不讲唯客是尊，这是又一大危机。 第五种，（派生指标）核心竞争力危机。可以说，90%以上的企业，它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利润最大化。这似乎也没有错。人们大多也都这么讲，然而，照我的观念来说，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第一识别密码乃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美誉度等，至于利润、销售收入等那只能是派生指标。一般的说说，人们也许不会公开反对。但是，骨子里边照样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这是非常严重的危机。核心竞争力识别指标弄不准的话，那还不是大危机吗？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大的危机！ 第六种，就是90%领航企业作房地产忽略主业，形成片面搞起“新地产主义”危机。这个“新地产主义”之运作，搞不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包括相当一些经典企业都搞了什么“计划”，什么“工程”，多少亿美元啊！现在的形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至于说到所谓的利益集团的瞎忽悠！政府公开批评了他们，一再搞涨价的小动作，整个房地产价格形势中，就是深圳一家有点往下跌，人们马上要政府出来救市。政府现在不能出来救市，救市等于救了他们了。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的90%资金弄到房地产行业中来的情况下，作为占91%的制造业企业资金能不困难吗？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企业家是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但毕竟这是一个危机啊！ 第七种，对奥运期望值太高的后奥运危机。这儿只是一处打预防针式的说法，你的宝不能全压在奥运上，现在对于后奥运的趋势究竟怎么样，这是个大问题。胡锦涛同志讲了一句：“不要对奥运期望值太高！”不要对奥运的经济、社会发展期望值太高，这个话讲得太正确了，现在要给大家打这个预防针。你想借奥运增收20亿美元，你别到时候可能连10亿美元也得不到，亏大了！ 第八种，紧盯“硬实力”不懂得“软实力”已处主导地位的危机。这特别表现在咱们同跨国公司怎么较量方面。我们主要靠什么？主要较量软实力还是较量硬实力，是以硬实力较量为主还是软实力较量为主。软实力较量当中又是以人文软实力为主还是科技软实力为主。这些问号都是很重要的。我自认为，海尔是更加突出以人文和模式较量为主的。海信和华为不同，则是以技术软实力更突出一些。这两种模式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不同企业中究竟为主导，这是需要明确的，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哪一种，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可以轻易变来变去的，现在看来，比较好的是联想。联想好像两边都跨着。 第九种，职业忠诚危机。现在是职工跳槽成风的时期。跳几次槽工资即可翻一番，一部分人就投这个机。而在有些领域，如家电行业，已出现了一些“三、八店”，三月开张，八月垮台。现在，其实好多咨询公司也是这样子，开张不到一年就分伙了，这当然，也使员工难有忠诚度，没有什么诚信，结果内部诚信度日低，在这种情况下，若仅仅强调企业忠诚度，是不行的，必须同时大树职业忠诚合员工形成以顾客为目标的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的忠诚度，使员工忠诚文化提高到一个全新的视野上来，才有可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第十种，责任危机。诚信实际上就是一个责任问题，一个又一个的事实表明，现在这个责任很可能弄成一个这样的局面，就是行政责任抓得很紧，而市场责任抓得很松，这是一个危险。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市场责任太差，而市场责任危机。这是很可怕的。行政责任他不执行上边可以尅他，甚至可以把他的党委书记拿掉，把他的总经理拿掉。市场责任没有人来抓！这个危险也日益严重。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这一次，联想进入500强，确实大家热烈拥护、十分赞同，甚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对同时进入的那几个中字头的企业，人们就有些很不以为然了。不过，公平地说，这里边也包含着一种危机，你说他们该怎么做？有不少时候老板们也很恼火的，许多事儿明明不对，但是，这是党、政命令，或要你按着“党性”来作而不是按市场办！让人十分难做！
中美经济外部失衡的镜像关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卢锋 2008年08月14日 上海商报 人均收入仅有2000美元的中国，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最大规模融资，无疑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极为新奇和重大的经济现象。 过去不到半个世纪里，美国经历了三次引起广泛关注和政策调整的外部不平衡。最近一次就在眼前——2006年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超过6%。与此同时，中国成为美国单个最大贸易顺差国，中美两国各自的外部不平衡一定程度上构成互补对称的镜像关系。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其外部不平衡现象提出“可持续论”与“不可持续论”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在金融体系方面，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提供多样化金融工具，资本市场广泛且深厚。因而其他国家净储蓄资金流入美国具有经济合理性。 可持续论有其道理，而且至今在美国财经决策层中居支配地位。不过，从这次“次贷危机”可以看出，可持续论者过于乐观了。对于目前仍在深化发展的次贷危机，分析人士通常从金融监管必要性、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分散风险功能两面性等角度讨论。然而我认为，次贷危机与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也有重要关系。深入理解次贷危机可以发现这样的因果链条：“外部失衡——流动性过剩——房价虚高——过量消费——放贷过度——次贷危机”。 从危机发生深层根源看，外部不平衡和次贷都与美国金融能力相对优势有关，是同一条“好事变坏事”树藤上的两颗果实；从次贷危机爆发影响看，美国在调整外部失衡时不仅面临通胀和衰退双重压力，还面临金融体系动荡问题，使美国经济前景面临更多复杂性和更大不确定性。我用一个比方来解释次贷危机与外部失衡之间的深刻关联：有人认为，美国人体质好，可以多吃人参鹿茸；外国人体质差，只能吃五谷杂粮。而次贷危机的教训正是——人参吃得太多会上火。 作为美国外部不平衡的主要镜像国，中国近年经济景气增长也伴随外部不平衡快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虽然从产品内分工和加工贸易角度看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近年来几何级数式的激增显然也同样难以持续。去年以来新一轮通胀，把近年来“汇率偏低、顺差偏高、货币偏多、增长偏快”的宏观运行模式失衡性进一步明显呈现出来，也把中国外部不平衡的不可持续性更清晰显现出来。随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调整和力度加大，中国经济正在对多年累积失衡进行修正。但调整确实带来了经济收缩的阵痛，特别是给外需产能最为集中的部分沿海省份带来较大压力，引起眼下关于“保控”优先度的讨论。 中国政策调整可以出的“牌”比美国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建立比较灵活的汇率调节机制，搞对汇率这一开放经济最重要相对价格，不仅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全球经济增长也有可识别的积极影响。
PPI不降中小企业更难“过冬”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2008年8月 怎么看待当前我国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首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在我看来，中小企业的第一困难是需求即外需的困难。企业如果没有订单，什么也没有用。不能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给无订单的企业贷款是害银行。 中小企业的市场需求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和美国经济的走势有关。美国经济形势走软，使其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应对这种需求的变化唯一的药方是帮中小企业开辟市场，美国市场不行可以打开中欧国家、俄罗斯等国的市场。过去就是太依赖美国市场了。美国经济或许两三年会好转，但是中小企业等不起。找不到订单，政府就要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产业转移，要加快调整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当市场需求收缩，或有结构转移的时候，只能因势利导帮助其转变。 第二就是企业的成本顶得太凶。其一就是通货膨胀。中小企业面临着人工、原材料、能源价格飞涨的压力。如果不把价格上涨的压力压住，如果没有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把PPI降下来，中小企业的日子还会很难过。其二就是制度层面，是在税收方面的成本压力。中小企业有单子但是没法做，因为成本的上涨把利润顶没了。在这个时候要把企业的税收降下来，降低成本。 比如说房地产过去高税费，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可为其降税费，房地产商降房价，国内可以接得上口的需求就上来了，高房价就不会持续。最近我看浙江省政府做得很好，看中小企业不行了，就给其减税。 资金不是制约中小企业的关键问题。第三才是资金的困难。现在中小企业得到的贷款靠的是上下游信用。要扩大民间金融的开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融资渠道。不要把资金的困难放到中小企业困难的第一位。如果没有订单就给钱是害它，然后害银行。要区别有订单和没订单的企业，采取对口的办法。
松货币不如松物价管制 周其仁 2008-8-13 7月份宏观数据在稍有些出乎市场意料的情况下“出炉”了。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于市场预期回落到6.3%，但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却从6月份的8.8%一路飙升到10%，达到12年来新高。CPI与PPI倒挂开始成为中国目前通货膨胀演变的新趋势，这将使得中下游企业利润进一步挤压。
在物价管制下，PPI不传导到CPI将只是名义上的，它会减少产品供应量，表现为另一种通胀：隐性通胀，现在中国的隐性通胀压力较大。 价格管制歪曲价格信号 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跳升到10%的高位，这是1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但同时，居民消费价格(CPI)却回落到6.3%的低位。我们该如何认识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PPI到CPI的传导机制？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有些成本涨了，多大程度可以转嫁到最终产品上来，让消费者买这个单？这取决于市场上的竞争状况。如果产品和产品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完全可能PPI涨了但最终产品不涨，而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少，你就有能力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CPI主要反映消费品供应情况，那么看这个产品市场的竞争情况和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市场竞争情况，分析这两个市场的相对竞争程度，就分析出所谓传导。但在我们目前的价格管制下，这个分析有些困难。因为即使你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你可以涨价，消费者也买，但有管制，涨价就是违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说PPI不会传导到CPI。 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目前的通胀压力？上面提到的PPI不传导到CPI的情况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它会在数量上减少供应量。因为你想，如果成本上升，但又不能提价，企业利润就会一再挤压，他还会从事这个生产吗？最后表现为另一种通胀：隐性通胀，也就是价格没动，但供应量没有了。中国现在存在着隐性通胀的压力，这从煤电油运的紧张可以观察出。所以说，应该从哪里看中国的通胀压力？我认为应坚持从货币角度去分析物价总水平。 如果市场中有过量的货币存在，我们就需要很好地认识、探索货币的漫游规律。中国的货币存量还是很大，广义货币总的存量与年度GDP的比例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虽然这不是说一下子就发作，但这个力量总是在经济里面，当这个量移动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所以，仅仅分析CPI是没有办法认清通货膨胀，还是要看货币总量。 与其松货币，不如松物价管制 货币不能松，即使不说继续从紧，也不要轻易就松。尤其现在PPI还涨的这么快，企业成本压力很高，市场不会有信心。如果迫于各种短期压力松货币，后果有可能是通胀压力继续增加，并因为通胀指数的反复而进一步强化公众的通胀预期。前面我强调，价格管制条件下的CPI并不能真实反映通胀，所以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物价总水平已经稳定下降了。 这并不是说要增长，而是说不能高度依赖通过增发货币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不健康。从可以选择的角度说，为了健康的增长，与其松货币，还不如松物价管制。把年初宣布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松下来，比如把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做局部的甚至全部取消。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一旦发现CPI冲上来以后，就对物价进行管制。这是很容易产生的一种反应方式，把物价冻结以后看上去物价就不涨了，但实际上通胀压力转变了形式，价格没上扬，但供应下来了。还是前面那句话，CPI不能全面反映通胀压力。比如你现在看到CPI是下来了，但PPI没有下来，再往上走，有可能是过量货币漫游的规律正在变动，也有可能是因为管制的不对称压力造成的。 我们要争取更高的增长，但是不要通过松货币来促进增长。因为我们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应该用灵活的结构政策来促增长。我在浙江看过一些好的苗头，一看市场不行了，地方政府也很紧张，大家就一起出力，政府减点税，退点税给企业，而企业减少一点利，比如有一些房地产公司，把价格降下来，这样的话跟国内的需求就比较咬合。这样主动调整的公司不会死，也不用担心银行坏账。
那么松物价管制，具体来说有什么好处？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去访问蒙牛公司，蒙牛的业绩是蛮好的，但是它的股价却往下掉。蒙牛公司也觉得冤枉。为什么？因为蒙牛的牛奶是在物价干预范围内的，投资者会看，饲料也涨了，人工也涨了，运输成本也涨了，但就是你的产品价格不动，那投资人会想这个公司的利润靠不住，这说明价格管制会让人们对一些好的公司也没有信心。 仅加贷款，不能解决中小企业“寒冬” 环境成本增加了，企业没法干了。中小企业的困境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松一些货币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呢？中小企业的困难要分析。我认为第一位的困难是订单，现在的大问题是欧美市场的体量在下降，反映到中国的中小企业这里，就是市场单子减少。单子没有了，或减少了，给他贷款也都没多大用。中小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完全依赖于市场需求存在。当市场需求收缩，或有结构转移的时候，只能因势利导帮助转变。第二位的困难，是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这个压力不降下来，有订单也做不了。所以，把通货膨胀压下来从根本上也是帮中小企业的。PPI上涨10%，有单子的中小企业也没办法活。第三位才是资金困难。客观的看，什么样的中小企业应该给它融资支持呢？就是市场没问题，成本还能控制住的，这种公司给它资金是帮忙。否则还不是害了人家？ 当市场需求收缩，要因势利导。除了资金的支持，还有哪些政策可以做的？最根本就是要把国内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如刚才讲的政府让出一块税，公司让出一块利，特别是大幅度紧缩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税负，增加居民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中国应该要努力做到在外部情况不好的时候，争取独善其身。中国有条件，因为国内市场潜力大，结构调整的余地很大。总之，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可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全球房地产价格已难以为继 谢国忠 2008年08月15日 《环球企业家》杂志 末日启示录：处在金字塔顶端，受物价杠杆作用支撑的全球房地产价格已经难以为继，不过，现在卖出还不太晚。 房利美和房地美碰到了麻烦，这两个总共持有或者担保了5.4万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的“半官方”借款人，已经将美国过去十年“信用即财富”的生活方式的脆弱暴露无遗。他们用自己半政府性质的信用评级为那些声称能够降低金融风险的可疑金融创新产品提供担保。而当政府的钱开始撤离，它们就不再是华尔街眼中的阔佬，杠杆作用形成的泡沫无处可藏，接下来的就是一场大破灭。 杠杆比例的上升推动着所有资产的价格都上涨，香港、伦敦、孟买或者纽约，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成为经济繁荣的肇因，而这种繁荣又使得其它资产价格上涨。一位香港企业家告诉我：财富带来财富——那些在股市致富的人购买房产，在楼市挣钱的人则投资股票，诸如此类的美丽童话循环往复。然而，并不存在免费的午餐，所有这一切的动力只不过是来自于如金字塔般的债务叠加游戏。 这座金字塔的墙砖就是金融创新产品，持续上升的资产价格在过去几年似乎证明了这种金融创新的正确性，而实际上，这种上涨的趋势应该归功于人们对于金融创新产品的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下对于风险资产需求的旺盛。而如今一些迹象已经证明，上涨已经难以为继。撤离沉船的巨大愿望使得投资者们的信心丧失，下降曲线可能会比上升时更加陡峭。 上涨的油价是萧条的加速器，资金正在重新分配：从那些泡沫最多的城市逃向石油输出国，而资金的逃离则彻底抽掉了泡沫里的空气。为了阻止衰退趋势，各国的央行纷纷发行货币，但更多的货币进一步推高油价，抵消掉了央行的努力。此外，高油价将减缓经济发展并压低投资者信心，央行们正在进行的与资产价格下降的斗争注定失败，它们能得到的只有滞涨。通胀将持续经年，而央行们现在等于在自掘坟墓。 现在，投资者应该售出已从高杠杆效应中获益的所有资产。房地产在除了石油输出国之外的世界任何地方都已经是熊市。 第三，中国大陆进入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但通胀却持续走高。特别是广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低迷，它的出口型经济在成本上升和海外需求下降面前将被严重挫伤。澳门赌业最近的颓势显示了广东人的缺钱将给它的邻居带来什么影响。同时，通胀意味着广东将更多的控制香港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香港不会从广东获得更多资金、反而会向它输送。
在这三者的影响下，香港明年的地产业可能会迎来最坏的年份。在目前的泡沫中，主流地产市场的通胀尚未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这是因为1997年到2003年的巨大房地产衰退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缓慢，阻止了主流房地产市场在本轮泡沫中的爬高。但是“豪宅”市场却受到了追捧，为了抵抗负的真实利率，太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就快失去工作了——在过去的两年使用了最大的杠杆率来投资房地产，一些知名的房地产项目现在的价格已经是2003年的三倍。
宋国青：何妨“买”人民币升值？ 《财经》实习记者 王悦威 2008-8-4 7月27日公布的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纪要中，首次未提“从紧货币政策”，只是强调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7月25日，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在这次会议上，宏观调控政策延续了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宏观政策基调的微妙变化——即由此前强调严控通胀是首要任务，转而强调后半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也要将控制通胀“放到突出位置”。 “哪怕花1万亿美元买一个均衡汇率也是好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建议，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的方法：按照过去几年企业出口额的预计汇率变化情况，以及因为汇率变化引起的出口价格变化情况，一次性补贴出口企业。 目前关于汇率问题分歧较大，宋国青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危害实在太大”。人民币升值确实给某些出口企业带来很大压力，对此，他表示认同，但是，他指出，减慢升值对总体经济的危害太大，与其不升值，不如用补偿的办法“买”升值。 他认为，即使某些企业蒙受一些损失，人民币仍要坚持升值。同时，宏观政策仅需微调，过大调整效果反而不好。不过，他承认，“买平衡”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做到下不为例，因为以后的其他政策调整如果按照同样逻辑，则将面临更多问题。 他同时强调，这里讨论的是相对利害关系，其逻辑是“与其这样，不如那样”，并不是必须补贴。他提出，在政策上确实可以考虑作一些变通调整，比如说考虑对外向型企业给予免三年增值税等一次性补偿，同时，汇率政策要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放手实施调整改革。 在谈到宏观调控时，宋国青指出，“当前宏观调控不到位的风险有所减轻，而调控过度的风险则有所增加。”两方面风险总体上还算均衡，因此目前政策还是比较合适的。未来两年的宏观政策应该做到四个方面：“管住货币，调整比价，大幅减税，坚持升值”。下一步宏观调控可能仅需做一些微调，如果调整幅度过大，反而会有不好的效果。
他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直接由货币数量推动的。只有稳定的通胀率才能稳定公众的预期，合适的政策是对总需求实行坚决而比较温和的控制，“坚决”是说坚决将通胀率压下来，尽可能减少反复；“温和”则是说通胀率的下降速度可以慢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减税，首先是增值税。”他表示，减税是目前应该采取的政策之一，其目的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
理财周报记者 张伟湘 2008年08月18日 中国央行的公开资料为资金外流提供了佐证。数据显示，我国今年6月外储增量相比前5个月放缓至119亿美元，7月的增量则进一步减少至56亿美元。具体而言，我国7月的货币供应量仅增长16.35％。7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4.64万亿元，同比增长16.35％，增幅比去年底低0.39％，比上月底低1.02％；不论是外储增量减缓，还是M2增幅下降，都隐约指向一个事实：资金外流。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观点是，如果将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目前其资本外流速度大约是每周20亿美元。 热钱做空链条浮出水面
如果联系国内的B股和H股，也许这种资金外流的链条将更加清晰。香港信诚证券投资部经理刘兆祥认为，8月前后A股的大跌可能与海外资金的抛售有关，导火索则是最近出台的外汇规定，取消了强制结汇的新政策似乎令外资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热钱连环计
中国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分析师认为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非美货币和新兴市场股市一起下跌，并不是简单的现象。其中，资金向输出国回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究竟这种回流会对中国股市造成什么影响，还很难判断。
中国打响资本定价争夺战 ——转变国人对经济的“不良预期”刻不容缓 钮文新 2008年08月18日 《中国经济周刊》 华尔街控制中国资本定价权的战役由此拉开了序幕？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注意到，奥运前夕，各种反华势力组成大合唱，各展其能地攻击中国，这很容易被认为是“破坏奥运”，但殊不知，这更可能是“项庄舞剑”。正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是即可以破坏奥运，又可以当做政治烟幕；“暗”打压国人信心，破解“股市维稳”，构建最有利于“热钱”购买的股市“负泡沫”状态。
华尔街大投行的“研究报告”想表达什么
在香港，华尔街的大投行们的行为一如既往，一面大肆唱空、做空H股，一面在内地变换多种腔调唱空中国经济前景。他们所用的工具是“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之所以会对“热钱”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这些大投行通常就是“热钱”的投资顾问。
两个月前，他们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企业效益恶化，所以H股的价值应相应下降；此后“研究报告”又说，恶性通胀在中国难以避免，它会大增企业经营成本，所以应当卖出股票；当中国上市公司中期业绩报告和半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现在又改变了腔调，说PPI上升、CPI下降会进一步吞噬企业利润，如此等等。
借鉴美国 “信心指数”，改变国人“市场预期” 刻不容缓 我们为何如此重视、甚至警惕某些华尔街投行的“研究报告”？因为这些“研究报告”是实现“热钱愿望”的工具。这些“研究报告”，不仅摧毁国人对股市的“预期”、或说“信心”，更严重的是，它恶化了国人对中国宏观经济看法，恶化了国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不仅仅是管理经济数据，而更重要的是“管理人心”，尤其是国人对“市场的预期”或对“市场的信心”。所谓“市场预期”，其实就是国人对未来经济的看法。看法乐观，人们才敢于投资、敢于消费，企业才有活力，经济才会积极向上，才会良性循环；看法悲观，人们会拒绝投资、拒绝消费，企业就会收缩战线（所谓“过冬”），经济就会走向低迷，而且恶性循环。 遗憾的是，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使我们的某些宏观管理者依然保持着“管数不管预期”的习惯：他们两眼紧盯宏观经济数据，高了就压，低了就捧，而忽视“人心管理”，甚至无视民众对于未来经济的看法、预期和信心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最大软肋，其结果必然是：措施手段被动、滞后，并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笔者最近对美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美国的管理者向来是一只眼看“数据”，另一只眼盯“人心”。各种各样的、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信心指数”，在宏观决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人心”、对“市场预期”的高度重视，才使美国股市在如此一轮经济灾难面前显得十分有度，才使得美国实业企业没有受到华尔街的过度拖累，才使得美国经济很有可能躲过一场衰退的劫难。 反观中国，我们好端端的经济势头，却仅仅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就显得如此底气不足——股票狂跌、消费萎缩、企业准备“过冬”等等。这一系列现象都说明：我们的国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生了恶性预期。这是最可怕、最危险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使经济发生恶性循环。因此，尽一切努力转变国人对中国经济的不良预期，刻不容缓。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 某些国际大投行的有恃无恐，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他们只需配合国际反华势力尽情制造“政治麻烦”，尽情“扰乱人心”就足够了。而喧闹的背后，就是他们的真正意图——控制中国资本市场。鉴于股市下跌乃是直接摧毁市场信心最为有效的工具，我们无法回避这个沉重又现实的担忧：现在对股价暴跌的任何漠视都将可能酿成大祸。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8 17:54:4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Anti's Blog] 纵横周刊200831期《南奥塞梯战争后的中美俄关系》 Editorial 纵论 南奥塞梯战争后的中美俄关系 研究员 安替 anti@fawjournal.net 2008年8月19日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8 年No.31（总122） 2008年8月18日 8月8日，全世界都在目睹两场世界级的战争，一场发生在北京，中国和美国领衔诸国，以奥林匹克为赛场，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名义，展开以国力、体制、商业、技术以及民众素质为背景的全面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中美两国各有得失，但毫无疑问，奥运报道强化并且坐实了1年以来西方媒体对中美关系的脸谱化描述：中国被视作美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对手。当天，布什总统一家人，为美国新驻华大使馆开馆，这个美国最大的驻外使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应了美国对中国的判断。 另一场发生在格鲁吉亚北部的事实独立州南奥塞梯，格鲁吉亚人迎战（或者说招来）俄罗斯的猛烈炮火，美军训练下的格军，在占领（或者说侵入）南奥塞梯不出12小时，就被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俄罗斯击溃，并且自己的城市被俄军占领。北约和美国立刻开始协调，先是欧盟轮值主席法国的萨科齐居中签下第一份不清不楚的停火协议，后是美国国务卿赖斯再要求双方签下更强硬些的协议，然而何时俄罗斯真正撤出格鲁吉亚领土，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这场以格鲁吉亚亲美总统冒进、俄罗斯总统级总理普京过度反应的战争背后，分明是美俄关系战略重大转移的演示——普京的俄罗斯，越来越更像是美国的敌人。 理解南奥塞梯战争当然可以从事实和战略两个层面去看。不过，布什和赖斯在外交政策上信奉新保守主义，重视战略胜于重视形式。理解新保守，一定要知道他们战略上的布局和对公众表达可以差距很大，里根战略上是要避免大政府对自由的毒害，因此用政府负债的方面逼迫政府减员，但他却用"减税反而能增加税收"的"巫术经济学"说服民众支持；他希望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却编出星球大战计划让美国人也上当；布什打伊拉克是既定的对不听话的邪恶政权杀鸡骇猴，但却让鲍威尔搞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因此，当赖斯指责俄罗斯竟然侵入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大家也不能当真，这个主权原则，最早在国际上抛弃的也是美国。 事实上，无论格鲁吉亚总统是自己头脑发热冒进，还是在美国和北约的暗示下走出这步，美国和北约大概都会见猎心喜。格鲁吉亚立刻宣布退出独联体，乌克兰等国也会跟着这么做，而美国波兰立刻签署导弹安置协议，以前浑浊不清的俄欧边界，再次清晰起来。而因为石油而强大的俄罗斯，也在普京的带领下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以大欺小的实力和意志。虽然欧盟好些国家还因石油和天然气受到俄罗斯的勒索，但美国和美国为首的北约，却非常乐意划出清晰的"你和我"的边界，在军事上有了继续在欧洲主要是新欧洲存在和扩张的必要。 在观看奥运和观察南奥塞梯的同时，再想想因"Made in
China"和威权而造成的"中国威胁论"，却是那么表面——俄罗斯的这个，才是真刀真枪地对西方社会的威胁。中国人往往不理解的是，美国媒体和政客为什么放着军事第二大国俄罗斯不提，近年只提中国威胁？一个主要原因是，虽然俄罗斯因为石油收益而经济崛起，但除此之外，基本可以被世界市场忽视，而中国制造却无处不入，对西方普通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威胁感，而西方媒体和政客，当然会投民所好，很便宜地谈及中国威胁。但正如Zakaria所说，中国的威胁，是学习美国游戏规则的竞争。相反，俄罗斯才并不在乎西方的游戏规则，普京希望是一雪1990年代"没有俄罗斯的国际政治"的耻辱，重振俄罗斯大国理想，这个理想，是为了打破现有规则，而不是为了遵循规则。 中国的命运，一直就是和俄美两国有关。国共内战，本质上是苏美代理人战争；朝鲜战争，等于是替苏联出头；尼克松恢复中美关系，是为了对付苏联；1984年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其实是配合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延续。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国家共处一个地球，中国必须甘居第三，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和俄罗斯做和平邻居，才能有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 俄美两强相争，作为第三者的中国，要恪守自己和平的角色，继续融入而不是抵制国际社会，继续贯彻而不是反对民主价值。我们曾经用自己的牺牲，成为了世界和平的五大缔造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做一个民主和正常的大国，而不是站到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才能保证更长期的和平和安全。
独联体：“独”愈多 “联”愈少 研究员 方亮 fangl@fawjournal.net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8 年No.31（总122） 2008年8月18日 格总统萨卡什维利于8 月12 日在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退出独联体。14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决议，废除了格与加入独联体有关的一揽子协定，分别是1991 年12月8 日的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决议；1993 年1 月22 日独联体成员国章程；1993 年9 月24 日独联体经济关系协定。至此，格退出独联体的国内法律程序已经走完，剩下的只是独联体机构中的技术细节。一直"独"多"联"少的独联体再一次走到了门槛上。 俄罗斯将冷战后首次国外干涉的目标选在了同为独联体成员国的格鲁吉亚身上，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震荡整个后苏联空间。尽管各成员国对南奥塞梯问题的表态都十分谨慎，但细微之处已见变化。 哈萨克斯坦认为，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格"收复失地"的目的无可厚非，但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令人接受。此番表态具有明显的"各打五十大板"之意。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独联体中与俄关系密切的国家之一，更是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上台后首个出访的国家。但作为中亚老大，抑制俄罗斯的"独大"倾向一直是哈对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东西方平衡外交"中，与美国的合作成了平衡俄罗斯影响的重要手段。哈石油通过美国主持建设的巴杰管线输往欧洲，两国军事合作也在俄罗斯眼皮底下展开，再加上哈美公司之间大量的合作项目，在格鲁吉亚问题上阿斯塔纳不会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偏向之意。 独联体中与俄罗斯关系最近的白俄罗斯在整个冲突中没有做出任何表态。俄驻白大使苏里科夫却首先沉不住气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苏里科夫批评道："我清楚白俄罗斯的宪法不允许国家向国外派出军队，但是连口头上的支持都没有，这实在不能让人接受，要知道在白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中俄罗斯总是提供各种必要的援助。 苏里科夫的话没有得到白政府的直接回应，但是第二天，总统卢卡申科就命令外长马尔德诺夫采取措施密切与欧盟和美国的联系。 白改善同西方关系的计划早已有之，不过在苏里可夫的言论之后立即对其进行强调显示了白高层对苏氏言论的不满，也体现出对俄罗斯处理南奥塞梯冲突方式的无法认同。与俄关系最好的哈白两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可想而知。南奥冲突发生后，独联体没有举行哪怕一次会议，更没有针对问题的统一对策。独联体的松散状态不但没有摆脱反倒有日益加强的迹象。在俄罗斯不久前公布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独联体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显然克里姆林宫对这个"文明离婚"产物的现状了然于胸。 格鲁吉亚的退出是独联体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如果俄罗斯继续"伤害"其他国家，不排除会有国家步格鲁吉亚的后尘。
阿塞拜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研究员 夏宛清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8 年No.31（总122） 2008年8月18日 俄罗斯侵入格鲁吉亚也给巴库带来了经济阴影。一些官员私下担心，阿塞拜疆的能源独立可能朝不保夕。 格鲁吉亚当前所面临的领土危机，显然得到了东邻阿塞拜疆公众的巨大同情，但阿塞拜疆政府谨言慎行，不愿触怒俄罗斯。巴库现在关心的是格鲁吉亚两个分离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会否因为这次俄格战争而在莫斯科支持下走向正式决裂，因为阿塞拜疆也想收回自己的分裂领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莫斯科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争夺这一地区时一向站在后者一方。 说来也怪，在南高加索三国中，主要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与宗教同源的俄罗斯关系很差，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与宗教同源的伊朗关系不佳，而主要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却与宗教迥异的俄罗斯和伊朗关系良好，不能不说宗教因素在这里远不如现实的地缘政治因素重要。 有趣的是，尽管南高加索三国彼此之间或与区外大国战事频频，这几年三国却同时坐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经济增速领先全球。尤其阿塞拜疆，靠着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大发横财，其总统也于5 年前顺利完成了父子间的权力转移（今年11 月将面临新一轮总统大选）。小阿利耶夫这次专门去北京出席奥运开幕式，也有为阿塞拜疆争取2016 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公关的意图。 但是目前的大好形势却可能被俄留在格境内的装甲部队所破坏。有迹象表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将正式从格鲁吉亚分离，甚至可能并入俄罗斯。从巴库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可怕的发展。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扎尔·易卜拉欣多次发言赞成维持现状。不过，在领土问题之外，阿政府对地区局势不予置评，尤其是对格鲁吉亚派兵进入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的行动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的过度反应，巴库一声不吭，只是重复国际社会关于在格实现停火的呼吁。 作为独联体当中立场一贯温和的成员，巴库无意寻求改变目前欧安组织中由俄罗斯担任共同主席、专责监督卡拉巴赫和平进程的“明斯克小组”的结构。但考虑到格俄冲突所引发的国际影响，巴库还是被动卷入了与格鲁吉亚相关事态，如宣布接纳和安置从格逃难的数百名外国人。 政府谨小慎微的同时，反对派领导人已在大胆地谴责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在过去几天里，各公共团体、青年组织和个人都参加了在俄驻巴库使馆门外的集会，声援格鲁吉亚，要求俄军撤出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最大反对党之一的穆萨瓦特党领导人声称，“格鲁吉亚受惩罚是因其加入北约的愿望和它的民主选择”；该党领导人还呼吁美国和北约迅速采取行动支持格鲁吉亚。 俄罗斯侵入格鲁吉亚也给巴库带来了经济阴影。一些官员私下担心，阿塞拜疆的能源独立可能朝不保夕。目前，经由格鲁吉亚港口巴统和Kulevi 将阿塞拜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到土耳其和欧洲市场的生意已被叫停。英国BP 石油公司表示，该线路没有遭到破坏，但其恢复运行要等到“格鲁吉亚局势正常化”。 另外，早在格俄8 月8 日大打出手前，通过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陆上油管的石油输送，就已因土耳其一个压缩机站的爆炸而暂停运营。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 也宣布，它已暂停将石油交付格鲁吉亚。显然，阿塞拜疆未来的油气生产将受到此轮战事的影响：跨境管道运输中断是近忧，里海油气重新选择出口方向则是远虑。
玻利维亚：宪政体系下的再分配政治 研究员 张昕 zx@fawjournal.net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8 年No.31（总122） 2008年8月18日 莫拉莱斯在全民公决中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玻利维亚社会的基本冲突已经能够为民主宪政制度所吸纳。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在8 月10 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获得超过67％的高额支持率，因为超过了2005 年总统大选中自己54％的得票率从而继续得以留任总统。本次全民公决84％的超高选民参选率意味着这位拉丁美洲目前左翼政治中的领军人物再一次通过获得选民直接支持的形式获得了改革玻利维亚的合法性。 但同时，莫拉莱斯希望通过全民公决达到全面削弱地方政治中反对自己的政治势力的愿望在本次全民公决中没有达到。在和对总统、副总统的罢免投票同时进行的对玻利维亚全国9 个省中8 名省长的罢免问题的投票中，两名反对莫拉莱斯的州长被罢免，日后将由总统任命的新州长所替代；而玻利维亚东部四名反对党的州长在各州的罢免投票中都得以留任，其中玻利维亚最富裕省份圣塔克鲁兹州长鲁本?科斯塔斯（Rubén Costas）在本州更获得64％的支持票，几乎与莫拉莱斯的全国支持率持平。正因为在各自的地方有如此支持， 科斯塔斯和其他东部三州的州长在投票结束之后继续对莫拉莱斯政策的全面批评，尤其强调各自的独立主张。 莫拉莱斯2006 年初上台执政后，兑现自己当初的竞选诺言，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国有化玻利维亚天然气公司的前提下，开始大规模在社会阶层和地域两个层面同时开始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 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上述玻利维亚东部四个所谓"半月"低地省份恰恰是玻利维亚能源集中地和经济富裕地区，而这种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分布又和玻利维亚人口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地域分布的重合，这使得莫拉莱斯在成为西部省份中印地安族后裔和中低收入阶层的英雄的同时，也再不断疏远白人后裔居多的东部富裕省份，并不断刺激着后者的独立倾向。双方在莫拉莱斯2006 年上台以后对于莫拉莱斯提出的新宪法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和投票机制等基本问题一直意见冲突严重，双方的支持者已经发生多处街头冲突，显示出宪政体制在社会基本矛盾两极化的前提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本次全民公决在出现选民高额出席率的同时能避免大规模的街头冲突已经难能可贵，但是莫拉莱斯的胜利在为自己赢得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坚定了东部省份的独立愿望 —— 因为在现有宪政框架下，这些省份自认为赢得的利益不可能再得到保护。民主宪政能否吸纳玻利维亚国内在阶级、种族、地区三个层面的同时展开的暴风骤雨似的冲突斗争、 莫拉莱斯式的左翼政治能否不危及玻利维亚的国家完整：对这些问题本次全民公决仅仅意味着下一轮激烈斗争的开始。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8 23:27:1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投稿 申请游行示威是解决公民个人诉求的有效方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高一飞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8月18日就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称，８月份以来，北京市主管机关共接待申请集会游行示威77起149人次。其中，境内人员提出申请的74起146人。现已提出的申请大多数是要求解决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福利待遇等具体问题的。依据《集会游行示威法》第10条、《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第11条的规定，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与有关机关或单位进行协商。目前，已有74起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人通过有关主管机关或单位与他们的协商，解决了具体问题，因而自行撤回了申请。 公安部负责人提供的数字表明，境内人员提出申请的74起146人提出的申请大多数是要求解决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福利待遇等具体问题。可见，在申请游行示威的公民中，大多数不是反对政府、反对某一项抽象的法律、政策，而只是要求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这些具体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之下都会存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是非根本性的矛盾，是前进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矛盾。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社会整体上是和谐的，因为人民对政府、对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整体上是拥护和认同的。 这一事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公民行使申请游行示威权利的神奇力量。可想而知，奥运会期间在北京申请游行示威者，一般都是因为遇到了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而申请游行示威之后，无一例外，全部 “74起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人通过有关主管机关或单位与他们的协商，解决了具体问题，因而自行撤回了申请。”在极短时间内协商并解决了具体问题，并自行撤回了申请，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公民行使民权利的时候，能够通情达理、遵纪守法；另一方面也表明，有关政府部门重视人权与民生，对于公民诉求能够依法、高效地予以解决。 申请游行示威是公民表达诉求的合法、正当的方式。过去，有些公民因为某些具体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在政府机关门口长期滞留，形成了所谓“上访村”，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有的被迫以“跳楼”、“自杀”的方式，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去引起人们的重视，引发社会慌忙、浪费了警力和其他社会资源；有的以杀害公安干警、国家干部的极端方式威胁政府、危害社会。依照我国法律，以上这些方式，都是不正当、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方式。而申请游行示威，则是我国宪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的公民的正当权利。而一旦提请游行示威，就能引起有关部门的特别重视，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就能够通过协商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依法、合理解决。 开设游行示威专区是公民实现政治权利的现实机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游行示威权利、《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游行示威申请提出后具体问题提出通过具体协商来解决、开辟游行示威地点，这三者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它表明，在我国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既需立法保障，也要有实现机制，公民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申请游行示威并促成协商解决，是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有效办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奥运期间在北京开设游行专区这样的重大举措，74起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人共146人的问题也许还是得不到解决，他们还在上访之路上艰难奔走，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的重大人权举措，让他们结束了漫长的 上访路。开辟游行示威专区，是北京奥运会带给中国人民的又一笔文明财富，北京开辟游行示威专区的做法，值得各地效法。 2008-8-18.重庆烈士墓。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9 14:10:4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没保荐好，以此为准 中国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及其限制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高一飞 2008-7-26 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在新闻发布会说，北京已经设置了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的地点。另据中新网消息，设置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地点的公园有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这些都离市区和赛区比较近。 其实，我国宪法上早就有关于集会游行示威权利规定，而于1989年实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则对这一权利的保障和限制作了具体的规定。 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性质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经社文权利公约》），都对集会自由做出了宣告或者规定。《宣言》第20条宣告：“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所谓持有主张、发表意见自由（第19条）、和平集会（第21条）的权利又统称为表达权。 表达权之说，较早出现于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演讲。他提出：“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这四大自由是：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表达自由）。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良心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游行示威也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是表达权的一部分。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前十条修正案于1789年9月25日提出，1791年12月15日批准，被称为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或剥夺人民言论及出版之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其中的“和平集会”就包括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 我国十七大报告在谈“扩大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问题时，提出了一些新名词。报告中讲道：“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使人们得以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造成一定的公开声势，从而产生比较广泛的政治影响。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表达。《牛津法律大词典》认为言论和表达自由是主要的公民权利之一，其含义是指公民在任何问题上均有以口头、书面、出版、广播或其他方法表达意见或看法的自由。 由于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的通常形式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中国人民发明以特有的智慧发明了“散步”、“打酱油”等表达方式，这些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示威方式，归属上应当归入言论自由。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焚烧国旗和戴黑纱悼念行为，对此，布伦南大法官在1989年对著名的约翰逊焚烧国旗一案的判决中说清楚了这一行为的性质：约翰逊焚烧国旗是一种行为，却是一种表达行为，属于象征性言论，旨在传达一种特定的信息，它带有足够的交流成分，应该成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对象。 外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主要内容----以美国为例 虽然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但是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之后，该法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州法律，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将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的“平等保护”及适法程序等规定通过Gitow v. N. Y.（1925）及DelJonge v. Oregon（1937）两案的判决，使第一修正案被解释成适用于各州，并约束地方政府的规定不得违背联邦宪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有关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涉及游行示威的判例很多。内容可分为四类：1、游行许可证的核发；2、法院对禁止游行令（Injunction）的核发；3、游行时使用的喧话器或扩音器的管制；4、游行时间、地点及方式等 （一）游行许可证的核发。在一九五○年代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几均采支持地方政府所订应行登记的立场，一九五○年代以后，只对户外集会、示威、游行要求有许可证。法院可以根据地方治安机关或政府机构基于公共安全及秩序或以未登记为由而请求法院核发命令，禁止游行。曾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黑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抗议白人种族歧视及争取黑人的宪法民权而领导群众在birmingham市街游行，既未获事先许可，也不服从后来法院签发的“禁止游行令”。其领导者Walker被地方法院批准逮捕，Walker不服上诉，经联邦最高法院以五对四票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Walker v. Birmingham, 1967.）历史评价与法院的裁判是恰恰相反的，但这也不能说明当时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 （三）对游行时宗教团体或政治团体使用的扩音卡车的管制。联邦最高法院对使用扩音器作政治或宗教宣传没有定论，需视个案内容而定。 （四）示威游行的地点、方式。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充分机会对示威游行在街道以外的地点及方式作进一步裁决。通过判决认为，就地点而言，以下地点的示威被认为是允许的：1、在州政府大厦前的示威。（Edwards v. S.Carolina, 1963.）2、在图书馆示威（Brown v. Louisiana, 1966），在学校附近示威。（Police Department of the City of Chicago v. Mosley ,1972）3、在法院前的示威（Cox v. Louisiana, 1965, No.49。） 在大街交通要道的示威（Cox v. Louisiana, No.24, 1965）要视情况而定。 以下的地点则是禁止游行示威的：1、在监狱前的示威游行（Adderley v.
Florida, 1966.）2、在军事基地的示威（Greer v. Spock, 1976.）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历程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这个规定很抽象，而且，任何国家对游行示威不可能没有限制，所以制定一部游行示威法，对这一权利进行保障与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早在我国法制初创时期的197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就为起草这部法律做过不少的工作。1982年新宪法公布后，由公安部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先后数易其稿。1985年9月草拟出《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条例草案》，这个草案经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修改为《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