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本期文集以袁剑先生的文章为主题目，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既是中国发展跃上一个台阶的标志，也是发展方法和模式即将进行转变的开始
，并且隐性的东西也开始显现。对于中国来说，下一步要转变的主要是对西方主流经济说教的矫正。诺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说，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已经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然而我国这些年里却把这些思想捧若神明，以至走到今天搞得天怨人怒。随着下半年经济形势的明朗，我国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本期文章汇编有些很值得阅读的文章，有些分析很有价值，尽管这些人左中右什么人都有，但这些分析可以使我们从各个角度认识当前中国的问题。 在思想文化方面，这期文章中翟玉忠的《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一文很值得一读，中国当代的文化迷茫、学识浅薄和思想僵固被潜心钻研历史的翟玉忠先生昭然若揭。这篇文章有几个惊人的发现，一是古代的“和为贵”到了今天已经演变成“同为贵”，《左传》中齐景公与国相晏婴的一番对话，揭示了中国今天的问题。二是和并不仅仅指和平、和谐，和最重要的内容是异质均衡共存，用晏子的话说就是“和如羹焉”，和就是做一锅汤，将各色物质融为一体。但是自秦汉以后，专制帝王的思想桎梏已经使先秦哲人的“和为贵”扭曲演变成“同为贵”，在一个同的支配下，所有的人都要步调一致地与一个中心同一起来。这种和，实在是封建专制的产物，今天的中国人要有鉴别力。关键是要造就一个能将各种不同的因素混在一起熬汤的政治制度。自从王权政治衰落之后，我国至今未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制度。] 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隐形航线 ----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18日 目录 张斌：《中国贸易顺差迎来转折点了吗？》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哈伯特.西蒙：《“按人发钱”和单一税制》 何宗松：《QFII终于漏出狰狞的面目》 谢国忠：《双重调整无法阻挡》 舆情：《从郎平现象看精英叛国的可怕性》 翟玉忠：《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王云：《警惕权贵阶层得到最高权力》 田忠国：《我最怕右派中那些变成野兽的人》 《河南漯河的阵痛：三任书记相继落马》 施晓渝：《2008：重磅私企垮掉的季节》 王绍光：《财政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 袁剑: 《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清末全民大炒股：近代中国的三次大股灾》 川岛：《中国国家昌盛，民族工业却在衰亡》 王希哲：《右派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绝望》 王希哲：《中国不可能再出戈尔巴叶利钦式人物》 卡斯 • 桑斯坦：《为什么美国宪法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保障？》 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 谢进杰：《一个广东农民对三农问题的看法》 王云：《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赖洪毅：《民主化后如何防止分裂》 乔续：《欲复兴我中华，必先复兴我中华文化》 《从作家到空军副政委的成长路》 刘亚洲：《大国策》 --------------------------------------------------------------------------------------------------------------------------------
中国贸易顺差迎来转折点了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斌 Aug. 18, 2008 bjzhangbin@gmail.com 次债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工资上涨、新劳动法、信贷成本突增、环保要求提高等等，这一切会让中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吗？如果是按照标准的教科书理论，或者是听听出口企业的抱怨，我们似乎应该据此预测中国贸易顺差会大幅下降。从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事实果真如此。2008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990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1125亿美元，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首次出现负的贸易顺差增长率，是贸易顺差格局的一次转折性变化。 是上面诸多原因造成了罕见的贸易顺差负增长吗？上半年，出口增长率21.8%，进口增长率30.6%，进口的大幅增长是减少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这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受上面提到的诸多因素影响的应该主要是出口，而不是进口。再进一步看，进口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进口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笔者大致估算了一下，如果按照去年同期价格计算，进口今年上半年同样数量的原油要多付出233亿美元，铁矿砂要多付出133亿美元，仅是这两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素造成的进口增加金额合计就达到366亿美元。 如果剔除了原油和铁矿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22%，贸易顺差增长率也不再是负的，而是正的20%。这意味着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恢复平静，中国贸易基本格局可能还会回到我们习惯的轨道上，尽管这个轨道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面数字同时也说明最开始提到的次债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工人工资、新劳工法、信贷成本、环保成本等因素只能很有限程度地解释中国的贸易余额变化。 找到合适的理论 为什么在上述如此众多的不利因素影响下，剔除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的中国贸易顺差还是高居不下？上面提到的诸多流行解释元素不行，用传统教科书中利用国内外需求和汇率变化解释贸易顺差变动也不适用，应该用什么理论理解中国贸易顺差？是不是储蓄减去投资等于贸易顺差这个框架能更好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变化？ 考虑这么一个三口之家。原来妻子和儿子在家务农和整理家务，丈夫打猎，猎物换些钱币买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只留妻子一人在家务农和整理家务，儿子和丈夫一起外出打猎。会发生什么呢？猎物价钱变糟糕，因为市场很小，丈夫加上儿子虽然打了更多猎物，但是买的起猎物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所以猎物价钱难保。还好，即便价钱难保，猎物和钱还是多了。 如果原来丈夫打猎所得就足以应付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儿子和丈夫多挣的钱无非是存起来。把猎人一家组成一个国家。打猎所的猎物等于出口，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等于进口，没有花出去的货币等于外汇储备，妻子务农和家务以及拿钱换来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等于消费，猎物价钱等于贸易条件，我们还会看下面一系列现象：进口不变，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加，消费减少（或者储蓄增加），贸易条件恶化。这些很多都是中国经济近些年的典型特征。 是什么原因让儿子和丈夫一起在外打工呢？从家庭内部评价体系来看，出外打工比在家里务农和干家务更有利。从国家评价体系看，做出口比在家做农业或者是服务业更有利。让出口有利可图的政策又很多：低估的汇率、无所不包的外资优惠政策、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等等；让农业和服务业比较不利的政策也有很多：种类繁多的价格管制价格（比如对大米价格和出口的管制），对行业准入的严格限制（比如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教育等等）。 回顾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市场化发育历程，一个典型的特征是：能够用来出口或者进口替代的制造业产品实现了从商品价格到企业，到行业，再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整体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教育等诸多服务类行业市场改革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自然在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内服务业部门努力发展，在行政垄断的众多服务业部门无所作为。结果自然就是上面猎人家庭的例子。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过去曾有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认为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所以高贸易顺差在所难免。从上面框架来看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不是因为有了高储蓄才有贸易顺差，而是因为创造了贸易顺差，被迫带来了高储蓄。储蓄减去投资等于贸易顺差（Saving-Investment=Net Export）的解释在等式关系上正确，但在理解上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是等式左边决定了右边，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情况可能就是例外，从等式右边解释左边，从高顺差解释高储蓄更有说服力。1 改变中国贸易顺差的三种可能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的贸易顺差转折性变化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贸易条件再度大幅恶化，类似数量的出口和进口，但是因为进口价格大涨，贸易余额出现了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正是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但是过了今年以后，如果没有再度出现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贸易顺差增速再度受到大幅影响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可能是中国未来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会造成真实汇率的大幅升值和贸易顺差转折。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下，出口和进口替代等制造业商品在国际商品套利的作用机制下价格上涨不会太多，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难以参加国际贸易的食品、服务等行业。这会激励资源流出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出口和进口替代都将因此减少，进口也会增多，贸易顺差出现逆转。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坚决地贯彻了预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主动转变资源配置格局减少贸易顺差。问题的关键是收放并举，一方面放松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教育等行业准入和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让私人部门资源能够流入这些部分；另一方面坚持人民币大幅升值、解除对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各种补贴、增加对能源和环境消耗严重产品的出口税收，让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无利可图，自己退出。
上面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当中，第一种情况再度出现的几率不大。第三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它考验宏观当局制定政策的智慧以及对抗利益集团的决心。第二种可能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它可能不仅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还会是一场金融危机。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1 09:25:2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8年7月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企图将市场失灵的过失转变成政府失职的责任。美国政府应该对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房屋问题给予更多的帮助，但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美国的银行普遍对风险处理失当，并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恶果，那些经营这些银行的人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补偿溜掉了。 看来这个世界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友好。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竞赛的失败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仅失去了增长的资本，而且当它们确有增长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那些权势阶层。 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没有通过另一个检验。没人能声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市场在分配资源上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在美国的住房政策上，就存在巨大的资源误配。 为那些无力购买住房的家庭新建的住房，最终因为几百万个家庭被迫离开，而被废弃和空置。即使那些谨慎借贷并维护其房子的模范公民，现在也发现市场将他们房子的价值压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固然，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资有一些短期的好处：一些美国人享受了拥有房子并居住在他们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大房子里的快乐（或许只有几个月），但是，他们和世界经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百万人在失去他们的房子的时候便失去了其一生的积蓄，而且次贷危机使全球经济陷于减速的泥沼。人们对此的预测意见越来越一致：这个低迷时期将持续很长时间并影响深远。 市场也没有为飙升的油价和食品价格做好准备。当然，这两个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的例子，一定意义上，这正说明了问题：自由市场的说辞在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当它为一个特别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被抛弃。 乔治・W・布什政府公开为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服务的程度比以前的政府更为赤裸裸。或许，布什政府的少数几个优点之一就是在说辞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要比罗纳德・里根政府小。在里根所有的自由贸易说辞中，他随意地施加贸易限制措施，包括臭名昭著的对汽车“自愿”出口限制。 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他们被告知要停止对农业进行干预，因而将自己的农业暴露在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具有毁灭性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农民或许可以和美国及欧洲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农民无法和美国以及欧盟的补贴竞争。不出所料，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正在逐渐减少，从而造成食品缺口加大，并最终酿成最近的粮食危机。然而提出这个错误建议的人不必担心要去购买失职保险，因为所有的代价将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承担，特别是穷人。如果测量准确，历史将见证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 简而言之，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尤其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 全球的愤怒情绪是很容易察觉到的。毫不奇怪，投机商人是这些愤怒发泄的主要对象，然而他们辩称：我们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价格发现”――换句话说，发现供应存在短缺。 这是一个多么虚伪的答案。正是由于投机商人的炒作，价格上涨预期促使几千万农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把谷物储存一些待以后再卖掉，这样可以挣更多一点钱。小小的谷粒在全球几千万农民的合力下拉高了市场价格。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企图将市场失灵的过失转变成政府失职的责任。有人说过，美国政府应该对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房屋问题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的银行普遍对风险处理失当，并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恶果，但与此同时，那些经营这些银行的人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补偿溜掉了。 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而且现在看来，显然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0 16:42: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回复：FW: “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 大军中心：首先代我向仲大军老师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文章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另外，感谢你们关注社会分红的话题。国际第12届“按人发钱”大会于2008年6月20日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按人发钱是21世纪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下面是诺奖得主西蒙狂挺“按人发钱”的文章。若有 译漏，敬请谅解。广州 党爱民， “按人发钱”和单一税制 UBI and the Flat Tax 哈伯特A.西蒙 Herbert A. Simon 党爱民 翻译 I am in strong general agreement with Philippe Van Parijs’s argument for a UBI or "patrimony"–a portion of the product of a society that should be shared by all of those who inhabit that society. To establish such a patrimony is equivalent to recognizing shared ownership of a significant fraction of the resources,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that enable the society to produce what it produces. As the essay makes a very strong case for the UBI and its feasibility, I will limit my comments to just two issues: (1) why a UBI (or patrimony) would be just; and (2) some problems of incentives that such a system poses and that need to be handled effectively. 总的来说，我强烈支持Philippe van Parijs的关于UBI（注：普遍基本收入，就是按人发钱）或“遗产” 的论点——社会的产品的一部分应该由所有那些居住在该社会的人分享。 建立这样的“遗产”就是等于认可资源、自然和知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共享所有权，它使得社会生产它生产的。 因为是随笔，对UBI及其可行性做非常有力的支持。我将限制我的评论到二个问题： (1)为什么UBI (或遗产)是正义的; 并且(2)这个系统要面对的一些激励问题，以及需要它有效地去把握。 Justice When we compare average incomes in rich nations with those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we find enormous differences that are surely not due simply to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s to earn. Laziness is not a principal cause of poverty. A more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ces, in fact the explanation that is universally put forward, is that much greater resources per capita are available to some countries than to others. These differences are not simply a matter of acres of land or tons of coal or iron ore, but, mo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capital that takes primarily the form of stored knowledge (e.g., technology, and especially organizational and governmental skills). 正义 当我们拿富有的国家平均收入与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时，我们发现有巨大的差距，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在赚钱动机上的差异。懒惰不是贫穷的主要起因。 对于这种差距，一个更加振振有词的解释（实际上它被普遍地提及）是：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加巨大的人均可用资源。这些区别并非简单地是土地英亩数、煤炭吨数、或铁矿，更重要的差距是社会资本，它是存放知识（如技术，尤其指组织和政府的技能）的主要形式。 Exactly the same claim can be made about the differences in incomes within any given society. In large part, these differences must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ces in capital ownership, of which the largest part is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in kinship and other privileged social relations. In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justice, therefore, we are assessing the justice of inheritance of such resources along bloodlines. This is a question of value, not of fact. I personally do not see any moral basis for an inalienable right to inherit resources, or to retain all the resources that one has acquired by means of economic or other activities. 在所有特定的社会，关于收入的差距一致要求能够正确地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差距必须归因于资本所有权的差距，其中最大的部分是社会资本，它包括知识、裙带关系和其他特殊社会关系，因此，我们依照血统评价这些资源继承的正义。 这是价值的问题，不是事实问题。 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道德基础支持不可分割的资源继承权利，或者保留全部资源——它已被通过经济或其他活动所取得。 The usual argument for such a righ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wher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re paid their marginal values and where there are no externalities. But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hold to any reasonable degree of approximation in real societies. Access to the social capital–a major source of differences in income, between and within societies–is in large part the product of externalities: membership in a particular society, and interaction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under practices that commonly give preferred access to particular members. 一般认为，这样的权利是根据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在这个假设下，）生产因素被支付给他们的边际价值，并且没有外部性（注：可以理解为对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但这个假定在真正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合理性。 有权使用的社会资本（是在社会上产生收入差距的重要根源）的大部分产生外部性： 特殊社会的会员资格、在实践中与那个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活动（一般提供成功的实践给特殊会员）。 How large are these externalities, which must be regarded as owned jointly by members of the whole society? When we compare the poorest with the richest nations, it is hard to conclude that social capital can produce less than about 90 percent of income in wealthy societies like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Northwestern Europe. On moral grounds, then, we could argue for a flat income tax of 90 percent to return that wealth to its real ow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 flat tax of 70 percent would support all governmental programs (about half the total tax) and allow payment, with the remainder, of a patrimony of about $8,000 per annum per inhabitant, or $25,000 for a family of three. This would generously leave with the original recipients of the income about three times what, according to my rough guess, they had earned. 如此巨大的外部性，必须认为由整体社会的成员联合拥有？ 当我们把最穷与最富有的国家比较时，很难做出社会资本能产生小于90%收入的结论——对美国或西北欧洲而言。 于是，在道德基础我们赞成把90%的单一所得税退回给它真正的所有者。 在美国， 即使70%的单一税将支持所有政府项目(大约总税的一半)和给与支付（？），剩下的，大约每个居民每年$8,000的遗产，或者三口之家每年$25,000。 这将慷慨把大约他们挣到的三倍的收入（根据我粗略的估计）留给原始的接收者处理。 Incentives Economists are always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people must be properly motivated to be productive. If average returns to effort were uniformly reduced by a factor of three, it is not clear why motivation to earn more would be reduced. The behavior of two-income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ggests that the desire for income is related much more to processes of social comparison than to the real wage rate after taxes or the relative desire for goods and leisure. Similar questions may be raised about saving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but in discussing them, private savings should not be dissociated from social saving (either by government or by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exchange themselves), which commonly produces externalities that are not evaluated by the market and appear nowhere in the social accounts. In any event, the questions about incentives to work and save are empirical questions that should be settled by experimentation and observation and not by philosophical debate. 激励经济学家总是迅速地指出，人们必须适当地被刺激是有益的。 如果努力的平均回报通过三要素之一一致地减少，就不清楚为什么将减少赚钱的动机。 在美国，双收入家庭的行为暗示收入的欲望更多的与社会攀比的进程（processes of social comparison）有关，而不是税后真实工资率或对财物和闲暇的相对欲望。 相似的关于储款和资本积累的问题也许被提出，但在谈论他们，私人储蓄不应该与社会储蓄分离(通过政府或社会过程交换它们自己)，它同样产生外部性，这是不能通过市场和并不存在的社会帐目来估值。 无论如何，关于工作和储蓄的激励问题是实证问题，它必须经由实证和观察来解决，而不是经由哲学辩论。 I have focused on a UBI within a single nation. Let me leave aside questions of justice in reallocation of income among nations, and simply observe, as has been observed by many developmental economists, that reallocation can be accomplished at a relatively low cost by the export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tangible resources. It is true that per capita income in wealthy nations might decline with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rom those thereby endowed, but again, these effects of export of know-how need to be evaluated empirically and not simply posited by fiat. Meanwhile, the spread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ith their power to allocate capital throughout the globe, may settle the question, for better or worse, before our empirical inquiries are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record suggests that attempts to keep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within national boundaries are not usually successful for long.我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国家内的UBI。 让我搁置一个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的正义问题，简单地观察，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观察发现，重新分配可以被实现于经由知识出口的低成本，而不是有形的资源。 这是真的，国民平均收入在富裕国家也许随着他们竞争的增加而下降，从而被资助。但是另外，这些技术秘诀出口的效果需要被实证评估，不是简单地由命令假定。同时，跨国公司的蔓延，以他们的力量在全球调拨资本，也许解决问题，是更好或者更坏，在我们实证调查之前就完成了。历史纪录暗示企图保留技术优势在国界之内通常不是常胜之道。 No discussion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should conclude without considering its impact 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population. Sustainability must be a central concern in all question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social policy. Increase in income has, in recent centuries, been the most potent means that has been found for stabilizing populations, but at the cost, alas, of increased energy production, which aggravates the problems of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n our Earth. (Bringing the Third World up to Western energy levels would multiply the carbon dioxide problem by a factor of at least ten!) We must focus on converting income and savings to forms that are more benign in this respect. 关于再分配的讨论不应该结束在不考虑它的对资源保护和人口的冲击的情况下。 可持续性在全国和全球性社会政策的所有问题中必须是一个核心问题。 近百年来，在为稳定的人口被找到了的收入的增量，是最有力的手段，但在能源生产成本的增加，它使在我们的地球上维护生活水平的问题恶化。 (带来由第三世界直到西方的能级水平将增加二氧化碳问题至少十倍!) 我们必须专注于转换收入和储款的方式到更加良性的形式。 Herbert A. Simon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1978, h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西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个人专著《过剩经济学》已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
QFII终于漏出狰狞的面目 何宗松 2008-08-12 统计数据，从4月份到6月份，QFII净买入总额超过200亿元。据中登公司公布的6月份统计月报显示，两市QFII结算净额为181.26亿元，比5月份增加了45亿元。然而8月1日到8月7日期间QFII云集最多的地方是中金公司旗下的以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为代表的营业部，卖出股票总额超过8亿元。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42a@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15:31: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97期 双重调整无法阻挡 原美国投资公司经济学家 谢国忠 2008年8月 《财经》 中国进入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调整时期，政府的政策无法阻挡这一进程。 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通胀上扬、经济增长放缓和资产价格下跌的阶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是最坏的组合。如今的场景与2003年-2006年间的低通胀、高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繁荣时期，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们忽略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本质，以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未来带来的恶劣后果。所以，滞胀的"罪恶种子"在数年前已经播下。试图使目前的状况出现逆转的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并引发一场更大的危机。最好的策略是接受事实，同时，打击通胀与改善结构性低效并举。 "传统智慧"失效 在过去十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全球资产循环周期（global asset cycle），其核心是出现了全球房地产泡沫（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推动）。虽然当时利率较低，但是全球化暂时抑制了通胀的抬头。其中，最重要的抑制因素是新兴市场国家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和前苏联国家减少的能源需求。然而，诸如奇异抵押产品、资产证券化和全球套利交易等"金融创新"方式，使得货币更容易流入房地产业并在全世界流动。因此，全球化也使得更多的货币流入到房地产业。 "传统智慧"认为，房地产市场受制于地方条件，在一个土地辽阔的大国中，很难出现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更何况出现世界性的房地产泡沫。不幸的是，全球化推翻了"传统智慧"的判断，使得不可能的事变得皆有可能。 由于全球化等因素不再抑制通胀，现在的货币存量变成通胀的源泉。虽然通胀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各国央行仍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他们更关心信贷泡沫破裂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然而，各国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使得大量的资金通过贸易盈余或是资本流入进入中国。这表现为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并且总量庞大。尽管中国央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过剩的流动性还是诱发了股市和房市的泡沫。中国的经历与早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历相似。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相对于其经济总量而言，增长过快并且总量过大时，无一例外，资产泡沫随之出现。 股市泡沫大多已经挤出，资产泡沫也开始减少。与其他经济体相似，中国也正在面临资产价格下跌。下挫的资产价格将抑制经济活动，尤其是房地产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已经超过GDP的10％。2007年，房地产公司在房价最高点买入大量土地。而目前房价正在下跌，部分城市甚至出现销量暴跌。受土地贷款还款和房屋销量下挫双重压力，开发商不得不以极高的利率向地下金融市场贷款。地下金融市场的利率应声上涨，必然对中小企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由于土地销量的减少，地方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基础设施投资。总之，房地产市场流动性不足将影响 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出口部门遭受了货币升值、工资上涨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冲击。事实上，近两年来，它们一直在承受利润缩水的痛苦。而全球信贷危机引发的需求疲软更是令中国的出口部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圳的盐田港报告称，其吞吐量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下滑。这是中国出口部门面临困境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需求可以缓解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却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中国的家庭和政府更青睐财富积累，而不是当前消费。考虑到出口商品附加值占据经济总量逾20％的水平，出口放缓将对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相当大。 出口和房地产业遭遇的难题，表明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将面临的挑战。2009年将比2008年处境更为艰难。随着欧美国家房地产行业更加低迷，全球贸易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将迫使中国提高利率。上升的利率将使房地产业的疲软进一步恶化。三分之一的经济部门很可能在2009年出现零增长。 经济的周期性低迷无法通过刺激性政策出现逆转。房地产部门可能面临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2008年的信贷增长目标为3.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大幅增加信贷供给将使得货币政策脱轨，引发通胀加速上扬。许多人认为，银行应该增加贷款以维持房地产行业的正常运转。但是，这仅仅能增加房地产企业建成的房屋数目，并不会增加市场需求。这只是浪费了大量的资金，推迟了调整的时刻。 房地产部门除了融资问题，相关的债务集中问题也凸现出来。中国私人部门的一个常见标准模式是：一个企业家拥有数家公司。这种资本结构可以通过相互担保，有时甚至是非法现金转移的方式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它们通常需要举债来维持正常运转，维持一种过度负债的状态。在浙江省，地下金融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利率逾20％，很难看到有多少企业能够承担如此高的资本成本。 部分人士认为，正规金融部门应该援助这些正在面临危机的企业王国，以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个观点大错特错。它将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这类债务过度集中的企业，在短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长期而言却具有破坏性。它们发展得越壮大，危害就越大。对它们施予援手，只会让中国未来遭遇更大的麻烦。政府不应该用银行贷款去维持这些企业生存，事实上，它们倒闭得越快越好。此外，政府应该密切监控商人，尤其是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所谓"著名企业家 "。一旦政府被迫实施新一轮的坏账援助冲销计划，最终埋单的还是中国的纳税人。政府有责任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出口部门遭遇的困境也无法通过政策支持来解决。中国的制造业模式是通过价格竞争获得加工贸易（OEM）的市场份额。国有企业改革、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维持低位的工资以及能源价格让这一模式发扬光大。此外，还有工业土地价格低廉，地方政府无视环境成本的原因。现在，所有这些因素都出现了逆转。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增长推升了工资的上涨，受实际负利率推动，原油市场出现了泡沫，低价能源时代一去不返。即便泡沫破裂，能源价格仍将高企，并会随需求的增加进一步走高。 中国制造业部门目前面临的难题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的遭遇颇为相似。低价竞争模式在上升的油价和美国经济疲软的双重打击下不再灵验。日本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一、通过提高科技含量、质量、品牌效应来提升产品的价值链；二、改进增长效率以降低能源需求。这一过程需要花费时间，并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提高运作效率。人为地通过控制价格维持低生产成本只能推延调整的时间。它将导致短缺，并引发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将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革新，别无选择。 结构调整的过程当然是痛苦的，许多企业将会倒闭。事实上，许多出口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它们没有能力更新升级。它们的生存取决于能否找到一个新的低成本生产地，如果不能，等待它们的就是关张。这样的倒闭在短期内会降低就业率，却会为更多高效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这就是市场的规律----优胜劣汰。 制造业企业间的三角债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许多出口企业为了持续经营，不得不拖欠上游供货方的货款，而后者又不得不拖欠其供货方的款项或是以应收账款作抵押向银行借款。由于中国出口2009年将达1.5万亿美元，为应收账款提供支持的营运资本预计也将达到这一规模。该部门结构调整带来的资金财务影响力不容小觑，政府要密切监控这一状况。 除了供给方面，出口部门也需要调整其需求目标。OEM 模式针对的是西方消费者，尤其是美国人。随着次贷泡沫的破裂，来自西方的需求将在数年内变得疲软，不要寄望于美国经济将会快速好转。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可以替代的需求平台，重点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尤其是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举个例子，石油出口国每天进账50亿美元，它们的购买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远远强于美国、日本或是欧洲。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集团）正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初见成效，它们的国际业务蒸蒸日上。这些国家自身没有消化技术的能力，华为和中交集团的即可投产项目（客户不参与总体解决方案的实施过程，只是在工程完工后进行验收，然后拿着"钥匙"打开机房门就可以进行设备运营 ----编者注）满足了他们特殊的要求。 两项调整 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在国内需求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泡沫不会永远持续，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依赖于泡沫的制造。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中国必须要作出两项政策调整。
第一，必须增加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而支持消费。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不断增加的趋势，反映出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出现实质性下跌的趋势。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的储蓄率大约是家庭储蓄率的两倍。政府需要减税，降低国企把持的垄断价格以使得经济再次达到均衡状态。 大城市战略的实质是将数个小城市的城市化资源聚集起来。当前的城市化战略在各处实施。大部分的小城市在城市化的投资需求中生存下来，但它们并不能高效地提供就业，降低雇用成本。因此，当前大量的投资只不过是白白打了水漂。城市化是中国国内需求的推动者，在大城市战略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前，中国的国内需求尚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进入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调整时期，政府的政策无法阻挡这一进程。长期而言，调整将会触底并为下一次的经济繁荣做准备。降低经济下挫带来的冲击当然可以，但是，政府不应该与市场对抗。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能够给出口部门更多的生存空间作出调整，而增加银行贷款将会是一个大错误。通胀的压力已经非常强劲，放宽贷款只能是火上浇油。因此，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应该包括：紧缩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定的汇率政策。 就结构性调整而言，中国应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与品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实行超大城市战略。
从郎平现象看精英叛国的可怕性 ----当精英开始大批背叛国家 舆情 2008-8-16 人才无国界是发达国家吸引落后国家人才的幌子 国际化和全球化是无可非议的，但在这场全球化的过程中，落后国家的人才总是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以很小的代价便掠取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特别一些掌握了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才，如果流失国外，便会对这个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损失。象郎平出国执教，便带有这种性质。 体育比赛有国界的说法甚为流行，但至少国际奥委会认为奥运会是一定有国界的。本届美轮美奂的奥运开幕式，最烦闷人的一幕就是运动员出场，占了将近一半时间。如果国际奥委会认为奥运比赛没有国界，就不需要运动员们以国家为单位举着牌子进场，各人拧着自己的名字一窝蜂涌进来好了，效率又高。不仅奥运比赛有国界，其他各种世界赛都是有国界的。不然，那些什么个乒乓球项目的，有必要针对中国选手修改规则吗？要修改，也应该是针对某个运动员才对，针对某国运动员而不是针对某个运动修改规则，这本身就说明该体育比赛是有国界的。 说回郎平带领美国队到中国参赛的事情。我看到有许多自以为是者无知地表现自己所谓宽大胸怀，不应对郎平说三道四。就像那些人教出来的奥运礼仪小姐，是教了不少她们以美色诱人之道，媒体也是铺天盖地地艳羡她们的美色，难怪外国人都觉得中国女人美丽而中国男人丑陋。只是不知有没有教她们在以美色诱人之后，怎样面对性骚扰的问题。至少在事后的报道中，那位仪礼小姐并没有充满自信地，仪态大方地告诉那位意大利人，接吻并非中国礼仪。其实，礼仪小姐只是工作人员，并没有必要非得象那些明星一样，成为人们的性幻想对象。 为给郎平辩护，有不少人举出了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这次中国男子游泳队实现奥运会奖牌零突破，与之前张琳到澳大利亚接受外籍教练的训练有莫大关系。中国击剑队的外籍教练是法国教练鲍埃尔，在女团体半决赛带领中国队打败了法国队。但说到中国女排，更有力的例子就是日本教练大松博文，中国女排精神，也是受惠于他的启发和训练。 我们恼怒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精英要背叛中国国藉 事实归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却是需要脑筋。像大松博文这样的教练，他们的确是友好的使者，发扬了体育无国界的精神。但是，在这些事实当中，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事实，就是他们都是外籍教练。鲍埃尔来带中国队，但他是效忠于三色旗的，法国人无须对他恼怒，因为，他是法国人。大松博文是日本人民派来的友好使者，日本队输了，也是无须对他恼怒的，因为，他是日本人。但郎平是美国队的外籍教练吗？？国藉不同了。现在的郎平应该是效忠于星条旗的。她是美国人。 当然，指责郎平卖国是不对的。她并没有卖国，所谓各为其主。我们恼怒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精英要背叛中国国藉。象点燃奥运火炬的李宁，也已经不是中国藉人士。为政者的确是要深刻地反思的，想当年，我们那么穷，那么没有国际地位，可是，钱学森，容国团，以及其他人等，他们都能放弃中国国藉而回来拿一个贫穷的中国国藉。强烈对比的是，我们现在天天喊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怎么反倒有那么多有成就的人要放弃中国国藉呢？硬说这些人爱国，是虚伪的。他们之前爱国，但之后，虽然他们也许并没有卖国，要说爱，那也是茶余饭后的闲聊吧，他们毕竟是离弃了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当然，最怕的就是为政者也是兜里揣着个外国国藉，那样，效忠对象已经不同，这问题就更是无法解决了。 还是那句话，我理解郎平，我们或许不应该对她感到不满。因她已是美国人，各为其主而已。顺带说一说，被媒体热炒的“和平大战”这个词儿，仿佛煽情，却是一个坏词。因为，战争、战斗，都是暴力，把和平说成暴力，实在有颠倒黑白之感。这其实只是一场比赛，一场中国队对美国队的体育比赛。国家队对国家队的比赛，不是什么两个人之间的“和平大战”。 体育无国界，但体育比赛有国界。 美国人郎平很风光，中国人聂卫平很郁闷 中美女排之战，胡总也去看了。从“体育不与政治挂钩”的角度去考量，胡总也只是身份特殊些的普通观众罢了。既然如此，咱不妨问个俗问题：胡总希望谁赢？咱不妨揣度一下，胡总也希望中国队赢。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小布什都想当美国男篮的拉拉队队长，胡总作为普通观众就不能希望中国女排赢？ 这就是了，身份特殊的观众希望中国队赢，现场的数万球迷也希望中国队赢，看转播的无数观众大多也希望中国队赢（美国球迷除外），那么，中国队赢了，就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快乐和满足感。否则，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觉得失望和扫兴。 在任何竞技体育中，尤其是国家队对国家队时，我们希望赢，或者说希望自己的优势多一些，都太正常不过了。可是，郎平带领的美国队，就当真让我们失望和扫兴了。所以，我认为聂卫平说“郎平不该去当美国队教练”这话说的就没什么毛病。我个人对郎平执教美国队也欣然不起来。 可问题是，老聂说了这话后，却遭那么多人的炮轰，什么“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全出来了。而中美之战，也被人们赋予很多含义而加以赞美。郎平很风光，老聂很郁闷。为什么呢？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有那么一批人，喝了两天半的洋墨水后，就居高临下地认为自己的境界远在国人之上了，生怕国人不明白体育的精神与宗旨，生怕国人的情绪或一些言论的表达影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形象，影响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早早就准备了一大堆高境界、人性化的真理在那里等着呢。什么“体育无国界”；什么“要尊重运动员的个人选择”；“郎平的辉煌里也有中国元素”等等。这些道理是专门等着教训那些“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的中国人的。所以，即使没有老聂，他们也会找机会跳出来为国人讲上几条普世价值的真理的。呵呵，我觉得这些人挺可爱的。 也许是我古董了一点，在不坏看来，其实聂卫平很传统，他象个厚道的孝子，笃信“娘亲在不远行”；而郎平，则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恋不恋娘家不打紧，孝敬公婆才是正道。今天咱就狭隘一回吧。 首先，中国有一批“海外兵团”，经常用些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像小山智丽。其实，正常的体育交流与人才流动是没有问题的，姚明在美国打NBA就没受什么非议吧。可说实话，海外兵团的人有多少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出去的呢？中国的体制至少目前仍然与国外不同，除了男足等少数改革比较彻底的项目外，大部分项目还都是花国家的经费。培养一个优秀运动员需要多少钱，虽然没有一个具体数字，但相信比培养飞行员啥的也差不到哪去。那么，这些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优秀运动员一旦功成名就，就必须“尊重个人选择”？这究竟是笔什么帐？即使在“充分保障人权”的西方国家，哪个国家或俱乐部会如此慷慨地为别人培养人才？ 其次，说体育无国界，不坏理解，是说体育精神跨国界，都崇尚更高更快更强，而不是说运动员可以没国家（地区）。如果是没有升旗这个仪式的商业比赛，运动员替谁效力都没问题，你打得越好咱越高兴，你挣得越多咱越欢喜——尽管你并不分咱钱。正式的国际比赛至今还没有接受个人参赛的吧？那一个运动员就必须是一个团队中的一分子，团队代表着谁，你便代表着谁。获得奖牌时就必须有一面你所代表的那个团队的旗帜升起。如果有升国旗这个仪式，那就必须得计较一下了。体育无国界，但运动团队有，运动员有。赛场上的旗帜不能乱升，因为那代表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这种时候，一名体育人为谁效力就得分分清楚了。 第三，所谓“充分尊重个人选择”，是西方“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价值观的演绎。东方文化中，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提倡克己奉公，以为了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而敢于牺牲个人利益为美德。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这依旧是我们当今社会的基本形态。在个人的事业选择方面，凡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位、组织里，依然遵循“尊重个人意见，服从上级安排”这一原则。那么，搞体育的可以例外吗？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稍不如意就远走他乡？是中国没有体育事业吗？还是这个事业的空间不够大？恐怕都不是。以“个人利益”为诱饵，私有形态与公有形态的竞技其实早已开始了。——当然，有关部门在优秀运动员的安置问题上不周全不妥也是我们应当检讨的。而因为各种原因确实有必要移民的运动员也不在此列，这些人的个人选择应该得到尊重。 宽容啊大度啊，说起来容易。即使过去很多年了，可一回想起当年小山智丽（何智丽）那副握着拳头喊“哟西”“叭嘎”的丑态还是让我感到就恶心。总批评别人狭隘的人士不是要尊重人权吗？那么，我想吐，你总不能让我憋着吧？请先生们告诉我，我吐哪儿合适？ 郎平坚持用英语回答国语提问网上骂声一片 郎平执教美国队没错，但她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令人不齿。中国也请了很多外籍教练，有几个放弃了本国国籍。回到北京面对故乡人竟然一口洋话实乃忘本之人，汉奸不汉奸的难说，说她背叛祖宗应该不冤枉她。郎平，你别再羞辱中国人了 。 珍妮是谁？郎平是也？就那个得了几个世界冠军，号称唤醒了全体中国人爱国心的排球女将。她现在在哪里？美国。在美国多久了？快20年了。留学吗？ 她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但好象20年就学会了英文。她爱国吗？不知道。据她说她是很爱国。但没听说她给国家交过税，也没听说她给中国哪个地方捐过钱。她会回来吗？也不知道，反正她有绿卡。 吃着别人给的好东西还骂别人。嘴里说爱他的出生地，却没看见为家乡做点什么。什么人啦。 中国体育队伍中有洋教练，没错，其缘由就不在此多述。抗战中也有帮助八路军的日本人，难道说八路军的将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先退役，再加入日军打八路军（当然日本人给他的好处是大大的）？现在看看多年前《中国青年报》连载的“郎平日记”日记真是恶心！郎平顶多算是美国英雄，尔等捧郎的中国人还没有发誓效忠美国吧？自豪个鸟！ 郎平，赢的是美金，输的是13亿人的民族魂 昔日赫赫有名的女排名将郎平,怦然跪倒在美国佬的美金下(若不是为了钱,为何去美国执教)，成为美国女排主帅，率领美国女排,一举打败中国女排,面对这样的事实,不免让人心寒.同样执教,不来中国执教而去了美国执教,试问你的爱国之心何在?说不上是“卖国求荣”，但也可谓是为了钱，你可以不惜放弃中国女排，跳槽到美国女排！这样的举动本身就足够让人悲愤！你是大牌主帅，不就是嫌中国给你的钱少了？祖国白白栽培出你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是帮美国栽培了你。 通过郎平可以看出人才自由流动的利弊 中国女排兵败郎平执教的美国队，表面上看是输给了美国，但若深入分析，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女排输给的不是美国队，而是站在美国队背后的郎平。有人认为，郎平是中国的叛徒，这话虽然尖刻了点，但也不无道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体育无国界，球员如何选择是球员的自由，说郎平是中国的叛徒的，是民族主义者，中国要融入世界就不能让民族主义者存在。如果按照资本的逐利机制来说，这话也对。 但问题是，资本逐利机制有一个重大原则，就是谁投资，谁受益，并且，投资主权不容侵犯，反之，就会受到资本运作规则的惩罚，而有时候这个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如果对违背资本运作规则的人不惩罚呢，国际上一般认为，有出卖出资者利益之嫌。我们再反过头来看，郎平的成长过程是谁出资的。 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所有运动员，在其成为正式运动员之后，都是由国家包吃包住包穿的，并且，多多少少还有工资，当然，时代不同，队与队不同，工资的多少也不一样。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工资的。训练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再继续分析，我们会发现，国家的钱是全国人民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全国人民用血汗钱培养了郎平。 至此，我们发现：一、持资本逐利机制观点的朋友，犯了一个资本运作规则的根本性错误：违背资本运作规则。二、由于这个错误的产生，导致了出卖出资人利益的错误观点。三、由此可知，双方争论的问题不是个民族主义问题，而是个资本运作规则的问题，也就是谁出资谁受益的出资原则问题。综上所述，我们还可以发现对于卖国和不卖国的争论，其实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搞清楚资本运作规则的原则问题：谁出资谁受益和出资者的出资主权不容侵犯。 我们的领导者不知道这个国际资本规则和资本的根本原则，经常让国外资本占尽便宜，外国政要对我们的官员表扬有加，也就成了必然的事了。试想，谁不表扬给自己白送利益的对手呢？如果美国总统小布什白送给我大批的财富，我也一定会表扬他：总统先生，你真聪明，美国人民选举你当官，是美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09:31: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编者按："和"的精神是中国阴阳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是（阴阳）偶对体的异质均衡共存；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用小学生造句的方法将之解释为"和平"、"和谐"、"和为贵"，这样作不仅达不到传递中华文明人文精神的效果，还会混淆全世界的视听。我们不相信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不想把"和"的真义告诉全世界，但除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向世界说什么了——对"和"的误读为中国人文科学的体制性危机敲响了警钟！中国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再确立，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建，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迫在眉睫！ 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翟玉忠 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是：现场出现一个巨大的"活字印刷"版，"活字印刷"版中间出现的三个硕大的"和"字。此前，奥运火炬在北京的传递路线也呈"和"字。可以说，北京奥运会在努力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核心理念"和" 的人文精神。但在解释什么是"和"时，竟然将之解释为"和平"和"和谐"之意，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和"的精神是中国阴阳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古典伦理及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没有"和"的意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用小学生造句的方法将之解释为"和平"、"和谐"，这样做不仅达不到传递中华文明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效果，还会混淆全世界的视听。 那么"和"的真义是什么呢？ 简单说"和"就是（阴阳）偶对体的异质均衡共存。举例说吧，当西方人第一次走进中国的佛教寺院的时候，他们常常为自己看到的景象感到大惑不解：佛家寺院中怎么会供着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太上老君？就在不久前，一位来京看奥运比赛的美国大学生还带着这样的疑问问我；要知道，在美国，基督教的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同一屋顶下礼拜祈祷是不可思议的，难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以来就不断责怪中国人"逢庙就烧香"。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宗教战争精神基因——和！ 再比如，当上个世纪初西方政党制度引入时人们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政党"，因为一个人有时同时入此党和彼党，中国传统的参与制政治中不可能出现截然对立的西式党派，直到二十一世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仍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种现象令一些全盘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美国政客愤怒不已，声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不自由！要中国自由化、民主化。 在西方的思维模式中，A与非A的共存和互相转化违背基本的逻辑定律，但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中，自由与非自由，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共存才是正常的状态，这叫——和！ 今天，美国想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称霸世界，这几乎是美国政治家的共识，并美其名曰"世界领袖"。但美国缺乏基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资源在经济上衣养天下，在政治上一平宇内。他们只知道敌对双方均势下产生的"和平"，却不知人类自然本质的状态就是"和"。冷战结束后，为了掠夺石油资源，美国和北约不断侵入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最终导致奥运会一开始美国武装支持的格鲁吉亚就与俄罗斯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是对奥林匹克休战传统的历史嘲弄。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中的资源掠夺和战略均势不会产生"真正的世界和平"和"真正的世界和谐"，只有中国人那种宏大的整体观，天下观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经济范式才会产生"真正的世界和平"和"真正世界和谐"，具有这种思想资源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榜样，这也是——和！（中国古典政治主张"外事武而义"，感兴趣的朋友可参阅翟玉忠，《外事武而义——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878） 中华原典对"和"思想的阐述 最早从哲学上完整论述"和"思想当是《老子》一书，《老子·四十二章》精当地地阐明了"和"的内涵，上面说： "道"是独一无二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产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成为一种调匀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便产生出万物。万物皆有阴而有阳，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成为和谐的整体。 （原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五十五章》将"和"的状态看成是生命的最高状态，一如反朴归真的婴儿。达到至和的状态，就是明白了宇宙运行的大"道"。如果违背"和"的原则，贪欲过度就会带来灾难性结果。上面说： 含"德"浓厚的人，比得上初生的婴儿。毒虫不去刺伤他，猛兽不去伤害他，凶鸟不去搏击他。他筋骨柔弱，拳头却握得很牢固。他还不懂得男女交合，但小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精气充足的缘故。他整天号哭，但声音却不会沙哑，这是他身体谐和的缘故。认识到谐和的道理叫"常"，认识到"常"叫做"明"。纵欲贪生叫做灾殃，欲望支配精气叫做逞强。过分强壮就会趋于衰老，这叫做不合于"道"，不合于"道"，很快就会死亡。 （原文：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shà），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下道，不道早已。） 在哲学上，"和"具有阴阳平衡的意义。《淮南子·氾论训》的作者除了更详尽地解释了"和"的哲学内涵，还指出"和"代表着宇宙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反映到政治领域，认为行政不可走向极端。作者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是齐简公过于懦弱亡国，一是郑国子阳过于刚猛被杀。上面说：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实现了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 （原文：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郑国子产临死前要子大叔以严治国，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就认为子产懂得宽猛相济，为政以和的道理。孔子还像当时的知识分子常作的那样，引用了许多《诗经》中的话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那样的政治是"和之至"。孔子的治政主张和《淮南子·氾论训》的作者是一致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郑国的子产有病，对子大叔说："我死以后，您必定执政。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莫如严厉。火势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懦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很多人就死在水中。所以宽大不容易。"子产病了几个月就死去了。子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却奉行宽大政策。郑国盗贼很多，聚集在芦苇塘里。大叔后悔，说："我早点听从他老人家的话，就不至于到这一步。"发动徒兵攻打藏在芦苇丛生的湖泽里的盗贼，全部杀死他们，盗贼稍稍收敛了一些。孔子说："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馒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伤害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节严厉，用严厉调节宽大，因此政事调和。《诗》说，'百姓已经很辛劳，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赐恩给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这是实施宽大。'不要放纵随声附和的人，以约束不良之人。应当制止侵夺残暴的人，他们从来不怕法度'，这是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边远，柔服近邦，用来安定我国王'，这是用和平来安定国家。又说，'不争强不急躁，不刚猛不柔弱。施政平和宽裕，各种福禄都聚集'，这是和协的顶点。" （原文：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东汉荀悦（148~209）在《申鉴·杂言上》将"和"的概念细化，提出"和羹"、"和声"、"和言"、"和行"，"和"的思想被延伸到从养生到治国的各个方面。荀悦警告说，没有反对的言论会有亡国的危险。文中说： 君子食用调和的羹汤以安定气性，听和谐的声乐以平定心志，采纳平和的言论以治理政务，遵从适度的行动以稳定德性。酸咸甘苦不同，却能用以调制出鲜美的味道，这叫做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却能用以协奏出动听的音乐，这叫做和声；褒贬损益不同，却能用以琢磨出恰如其分的言辞，这叫做和言；趋舍动静不同，却能用以培养出规范的行为，这叫做和行。有人说："正是由于让别人的言论不能违背我的意志，才导致了亡国的危险。"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晏子说："用清水调剂清水谁会吃它呢？琴瑟老弹一个声音谁会听它呢？"《诗经》里也说："有着调和的羹汤，已经告诫厨工把味道调得匀净。神灵来享而无所指责，上下也都没有争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则几于丧国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 ） 荀悦生活的东汉末年，儒家谶纬经学将中华文明从峰巅推入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潮。可以说，荀悦阐述"和"的思想是对中华文明黄金时代余晖呼唤，因为早在西周时期 "和"的思想就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之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领域。 "和"与中国古典政治理论 在以秦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政治中，"和"的思想强调不同观点、不同阶层的共存，认为只有不同的"和"才能使国家健康发展，如果只有简单的"同"，就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西方的"人民民主"，也不是西方的"君主专制"，而是主张整个社会的"和"，愚贤共治，百姓均平，具体包括参与制政治，以法治国，虚君实臣等等。 老子是周王室的史官，他的思想代表着王官学的精华。但老子并没有"发明""和"的思想，因为"和"的思想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尚书·尧典》开篇就高度赞扬尧能"协和万邦"，这与当代美国式的"世界领袖"完全不同，也不是西方传统战略中的均势状态，而是在一个政治实体独大条件下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上面说： 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也就相递变化友好和睦起来。（原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逸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左传》引今《逸周书》之文还直接称"书"。由于《逸周书》被儒家编定的《五经》之外，所以长期以来被世人忽视。事实上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名著《史通》中仍坚持认为《逸周书》有些篇章是历代帝王的正史，《五经》的另外记载，所谓"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史通·六家第一》）。现代考古学研究表明，《逸周书》尽管不完全合乎儒家思想，但它是同《尚书》一样是极重要的古代文献。 中国古典政治反对一个社会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以及一个阶级垄断公共权力，无论这个阶级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逸周书》的作者主张以法处理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理顺了，社会就能实现"和"。上面说： 上天生下民众就给他们制定了法度。量度大的与小的，就能确定大小适中的，称量轻的与重的，就能确定轻重适中的，弄清本末两端，就能确定正中间。确定适中的标准才能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直到补损到恰当为止。排列爵次，以明确尊卑贵贱。辨明等级以安定民众。安定好朝廷内外，以成就君命；安定好公卿庶民，以便政令顺行。政令在朝廷内制定。制定人有来自近处，更有来自远处的。远处与近处的人才全都到来，政令最终才能完善周密。补不足损有余全在于分次精微，分次精微又全在于君王英明。因此，英明的君王就重视精微而又遵循分次原则。区分了等级，民众就知道和睦；知道了和睦就会知道欢乐,知道了欢乐也会知道识哀伤；知道了欢乐哀伤就知道怎样做一个最明白的人，在朝庭内外分辨好人与恶人。（《逸周书·度训解第一》原文：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自迩弥兴自远，远迩备极终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内外以知人） 《逸周书·允文解第七》中还指出"和"的政策应用到天下，就会实现天下的统一。所谓"人知不弃，爱守正户，上下和协，靡敌不下……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意为：[敌国的]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这与《尚书·尧典》天下观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据《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载，周文王临终前为太子发（周武王）讲述治国之道，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德"，核心是让各阶层百姓各安其业。这里的社会分层是农、工、商社会横向的分层，不是上面《逸周书·度训解第一》引文中的社会纵向分层，二者都主张不同阶层的均平——"和"。他说： ……鱼类都养在水里，鸟兽归入山林。孤寡困苦的人，都靠它为生。山林得以长成林木，工匠得以制成器物。百业得以均其利益，商贾得以流通货物，百工不失掉职业，农夫不失掉农时，这叫做和德。（原文：是鱼鳖归其泉，鸟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和之至"在先哲心目中变成一种理想政治状态。与老子一样，同为周史官的周太史史伯亦强调"和"的思想，并第一次对"和"与"同"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释。在他看来，"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同"是相同事物的机械结合，这两种方式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太史史伯看来，只有"和"才能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同"只是导致腐败和社会黑暗。《国语·郑语》中记载了前771年"犬戎之乱"中被杀的周宣王弟郑桓公姬友与史伯的一段对话，当时郑桓公入周为司徒，看到周王朝的衰败，向太史史伯提出了"周朝将会衰败吗？"这一严肃问题，史伯回答说： 差不多一定要衰败了。《尚书·泰誓》上说："老百姓所向往的，上天必定会遵从。"现在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有德行的人，喜欢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讨厌贤明正直的人，亲近愚顽鄙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采纳与自己相同的错误说法。其实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富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用尽了之后就完了。所以先王把土、金、木、水、火相配合，而生成万物。因此调配五种滋味以适合人的口味，强健四肢来保卫身体，调和六种音律使它动听悦耳，端正七窍来为心服务，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使人完整，设置九脏以树立纯正的德行，合成十种等级来训导百官。于是产生了千种品位，具备了上万方法，计算成亿的事物，经营万亿的财物，取得万兆的收入，采取无数的行动。所以君王拥有九州辽阔的土地，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用忠信来教化和使用他们，使他们协和安乐如一家人。这样的话，就是和谐的顶点了。于是先王从异姓的家族中聘娶王后，向四方各地求取财货，选择敢于直谏的人来做官吏，处理众多的事情，努力做到和谐而不是同一。只是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就不成其为美味，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进行衡量比较。周幽王却要抛弃这种和谐的法则，而专门喜欢同一。上天夺取了他的聪明，要想不衰败，可能吗？" （原文：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子在阐述"和"的思想时，，认为"和"是不同事物这间的互补，互补机制的特点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晏子以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范畴来论述为政之道，十分精辟，说明"和而不同"是当时思想家的共识。值得关注的是，晏子的论述与上面《逸周书•度训解第一》中的相关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真是绵延久远！《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齐景公打猎回来，只有梁丘据追随其后，于是景公认为只有梁丘据与自己"和"，以下是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 齐景公说："惟有据与我和协啊！"晏子回答说："据也只不过相同而已，哪里说得上和协？"齐景公说："和协跟相同不一样吗？"晏子回答说："不一样。和协好像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禾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喝汤，内心平静。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所认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臣下指出它的不行的而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备。国君所认为不行而其中有行的，臣下指出它的行的部分而去掉它的不行，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肯违背礼仪，百姓没有争夺之心。所以《诗》说：'有着调和的羹汤，已经告诫厨工把味道调得匀净。神灵来享而无所指责，上下也都没有争竞。'先王调匀五味、谐和五声，是用来平静他的内心，完成政事的。声音也像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出入、疏密互相调节的。君子听了，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行就和协。所以《诗》说'德音没有缺失'。现在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据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据也认为不行。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能吃它呢？如同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去听它呢？不应该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原文：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惟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先秦法家还进一步将以"道家为内术，以法家为外术"的中国古典政治与"和"的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以法治国，"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就能达到虚君臣实的无为而治，也就是"和之至"。《慎子·君人》篇论证说： 君主治理国家，如果舍弃法制而实行人治，那么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会由君主个人的喜怒爱好来决定。这样受到的奖赏即使恰当。但受到奖赏的人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受到惩罚即使也得当，但受惩罚的人都期望无休止地减轻罪行。君主如果舍弃法制而以私人的意愿来裁定赏罚的轻重，那么就会造成相同的功劳而受到不同的奖赏，相同的罪过却受到不同的惩罚，这样怨恨就由此产生了。因此，分马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用抓阄的办法，并不是说用抽签、抓阄的办法比人的智慧高明多少，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杂念，堵塞怨恨。所以说，君主治理国家要任用法制，而不要仅凭个人的主观意愿去做。一切事情都依着法制来决断，君主依法治理国家，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相应的奖赏和处罚，而不把幻想寄托在君主的私人爱好上，因此人们心里就不会产生怨恨，全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 （原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编者按：君权政治与民权政治大不相同,中国今天着重要探讨民权政治下的政治科学！）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不主张圣人独治，主张"与众共治"认为最高领袖（君）、行政人员（臣）、人民有如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与现代系统论认为社会不是个人加和形成的简单机械，而是一个内部分层的复杂巨系统相似。不过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古籍大量论述的民本思想是西方民主的"萌芽"，因为民主的多数决机制只有在原子论和机械论盛行的西方世界才会出现，民主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通过投票公民自由意志的加和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社会整体不是个体的线性叠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此意义上，民主思想的哲学基础上很难站住脚的，它更不具有普世性特点。 就象中国古典政治认为三权分立那样的部门监督不会实现有效的监督一下，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家也认为民众容易受情绪会的影响，进而脱离理性。诚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一书所指出的，被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在大众的群聚之中，随着集会人数的剧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断下降。在一场群众运动中，人群的智力特别是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线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讲、精巧的暗示、耸人听闻的流言、强有力但是却缺乏逻辑分析的语言能够占据上风——这与运动参与者的素质无关。《尹文子》认为只有法度礼乐才能节制民众的上述特性，他说： 圣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感容易变动。便制作乐来加以调和，制作礼来加以节制。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礼乐能够在天下通行。礼乐在天下通行，那么个人的私欲就逐渐被废止。个人的私欲被废止．而无论遇到贤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样。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国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国家就遭到混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愚笨，而不取决于礼乐的完备。 （《尹文子·大道上》原文：圣王知人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系于贤愚，不系于礼乐。）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乐成》的作者更是明确反对多数代表真理的观点，认为对于民意，不可不加以认真研究体会。如果民众反对就停止，那是很危险的，历史上许多人都是力排众议成就大功的。 （原文：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讻讻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讻讻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止善，贤主以之讻讻也立功。）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还根据人情易动的特点，要求最高领袖作人民的道德典范，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西方政治则根据这一特点，用资本的力量操纵大众媒体，进而控制民众，这是极度危险的，我们绝对不能盲目加以学习。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的"共治"本质上是众人参与的政治，但与西方民主政治完全不同，在秦汉时代，参政者是指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当时的社会按一个人为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源，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提出的"不官无爵"，将因功获得的爵位作为取官的唯一途径。《尹文子·大道上》论述"共治"思想时说： 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从，这叫独善；自己做事精巧让人不能跟着学，这叫独巧。这两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自己行善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让众人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能工巧匠倕的可贵之处，不在他个人做事精巧，而在他能与众人共同做事精巧。 （原文：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 当代中国非对抗性的参与制民主是中国古典政治"共治"思想的延续。我们学习西方，因革损益传统政治是对的，但如果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时不如人，就要革命，盲目引入西方政治，结果名不副实，这样弄不好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今天的所谓"民主"不民主、所谓"法治"不法治，所谓"自由"不自由，其弊甚大！智者不可不识！ 儒家将"和"的思想伦理化 孔子及其弟子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的思想伦理化了，"和"的思想也因此成为中华礼仪文明的核心概念。孔子就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语出《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的弟子有若（公元前518-？）进一步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他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 （《论语·学而篇第一》原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值得指出的是，先秦儒家 "和为贵"伦理思想在后世蜕化为唯唯诺诺的“同为贵”，所有的不同意（政）见都成了异端，在宋明理学兴起后这变得极为明显。不幸的是，“同为贵”的思想至今还被许多国人遵奉不违，它与孔子讲的“和而不同”简直是南辕北辙！ 除了将"和"解释为"和平"和"和谐"，这次北京奥运会还将"和"诠释为"和为贵"，但在现代许多国人的潜意识里，"和为贵"不过是"同为贵"翻版。 在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侯，中国的奥运健儿们拿了一块又一块金牌，令人振奋！"东亚病夫"的耻辱已经远去了，但我们的人文科学仍然是病态的——我们不相信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不想把"和"的真义告诉全世界，但除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向世界说什么了——对"和"的误读为中国人文科学的体制性危机敲响了警钟！中国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再确立，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建，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迫在眉睫！ 笔者有时想，如果这次奥运会开幕试将"道"字展现在"活字印刷"的中间，奥运会的组织者们不会将之解释为"道路"，或者"真理"或"正义"什么的吧，真希望这种现象在未来永远不会发生。因为"道"的的概念比西方文明的正义更具有普世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为了阐释老子的对人类文明的关切及其积极的入世精神，提出了"道家式责任感"这一概念，道家式责任感具有价值的中立性或道德的超越性。他解释说： "道法自然"的名句说明道家的终极关切与其它所有宗教、哲学之追求的不同。道法自然以自然的和谐、自然的秩序为最高价值或中心价值，这就超越了其它各种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原则。各种价值目标，如道德、仁义、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神圣等等，在不同的思想理论或文化体系中都有最高的意义。这些价值都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发挥维持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最高价值又可能成为引起冲突、制造冲突、激化冲突的旗帜和口号。不同种族、地域、国家有不同的神圣原则，各方就可能在神圣的旗号下发起毫无神圣意义的战争。任何正确、正义、神圣的口号都可能成为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借口。即使是真诚地推行某种正义原则，即使开始并没有制造冲突的动机，但因为有可能将自己所崇奉的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无条件地推行，并强制全社会甚至全人类接受，这就必然造成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是战争。老子之人文自然的原则将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和谐与自然的秩序放在最高地位，这就杜绝了无条件推行某种最高原则或神圣价值而造成社会动荡的借口。而人文自然的原则本身将社会的自然和谐当作最高价值，因而它本身无法成为制造冲突的口号。所以，老子的人文自然的概念作为最高价值，就和其它各种价值有重要不同，是最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的价值标准。这种以人类社会和谐、甚至宇宙和谐为目标的价值观念体现了老子哲学对人类整体的责任感，而不是对某一群体和某一文化的责任感。这种超越性和中立性可以通向最高的包容性和整体性。（刘笑敢，《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月，第125-126页） 在西方世界，在人间正义与信仰自由的旗帜下，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向野蛮屠杀的战场，失去宇宙大道的正义和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因为战争在正义与自由的口号下总是变为肆无忌惮的掠夺——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就是在正义与自由的旗帜下进行吗——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反思的时候了，是我们关注中国古典政治学所论述的战争原则的时刻了——那是建立在"道"基础上的义战理论！ 无论是"和"还是"道"，国人真正理解这些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走。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师法英美、师法德意、师法苏俄、再到师法英美……现在又有人主张学习俄罗斯了——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学习西方文明，谁强大就学习谁。城头变幻大王旗，老师不断变化，于是乎，学到今天，国人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在世界文明国家中的位置以及自己的方向！ 西方文艺复兴是对自身古老文明的发掘与再造，由是产生了近代工业文明。西方人也曾经羡慕中国，但却不曾"师法中国"，将中国的一切制度都照搬过去。那么国人是不是也要像西方人一样，发掘与再造本土学术，恢复旧物，为人类开拓一个崭新的境界呢？只有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才能踏着更坚实的脚步走向世界和未来——愿本文有助于国人认识自我…… 支持我们！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新法家（中文版：http://www.xinfajia.net 英文版：http://www.xinfajia.net/english/）的全部资金来自个人捐赠，我们的资金主要用于研究经费、日常办公开支、各类会议开支等；为了监督每一笔资金，请您务必将捐款数额及汇出日期告诉我们，每年12月31日前我们将向所有捐赠者提交年度财务报告。新法家银行帐号： 中国银行长城卡： 4563 5101 0085 5080 069，中国建设银行龙卡：4367 4200 1085 0351 685，开户名称：翟玉忠，联系电话：13683537539;13801309232，电子邮件：xinfajia@xinfajia.net，联系人：徐光宇 翟玉忠。
发件人："王?云"?<wang9yun@yahoo.com.cn> 收件人： "仲大军"?<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5 13:23: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致大军中心：我国国内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 警惕权贵阶层得到最高权力 ----我国国内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 王云 中国最大的外部威胁豪无疑问是来自由台湾问题引起的霸权干涉，内部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已出现权力市场化的现象，权钱交易泛滥成灾，有权即有钱，到致严重的腐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个庞大的权贵阶层已经兴起，他们充斥党政军企各个部门。权贵阶层对金钱的疯狂掠夺，是造成我国贫富悬殊和其它众多社会问题的原因。权贵的兴起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继续发展扩大，他们必将寻求更大的政治影响，以充分保护其利益，任由其继续发展，必将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带来致命的后果。 幸运的是，我们目前还处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阶层还没有获得最高权力。不幸的是，他们得到了大部分的基层权力和部分高层权力，他们已经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他们必将努力去获取最高权力，而且，当基层权力出现普遍的权贵化后，或者当他们掌握了高层的关键权力，他们必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中国后全能主义的特色，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极强，与四小龙中的台湾、韩国的威权时期相比，中国的政府更集权、更专断、更腐败，产生更低的法治、更低的人权、更低的政治多元化、更多的新闻自由限制、更多的公民社会活动限制。即便台湾、韩国也还需要斗争，还要产生一个有远见和有行动能力的能够让人民更多分享民主的领导者，也才能够实现成功的社会转型。中国几乎可说是零斗争，何况在这么多方面都不如威权时期的台湾、韩国，更不要说与过去的新加坡、香港比了，这些方面都不利于民主发展。在这样的土壤上最容易产生毒草，认为中国会象台湾、韩国那样过渡到民主化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此，如果权贵阶导得到了最高权力，那将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权贵阶层将会寻求对社会更强的控制以保护其利益，社会越不稳定就越加强控制，越控制就越腐败越不稳定，就再加强控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直到有一天实在撑不住时就象印尼那样轰然倒塌，而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应当清楚，我国在民主发展上很多方面都是不利的，权贵阶层已经在主导社会，民间民主活动的能量与权贵阶层努力获取最高权力的能量究竟谁更强，谁将会跑在前面？如果不清楚彼此的实力，如果还是这样仅仅满足于论坛活动，究竟谁将先输？ 无论我们的左右派，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权贵阶层，这是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左右派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可是，我们现在已开始有了不好的现象，左右派却互相攻击起来。求同存异，团结起来攻击权贵势力，这才是学者们的首要目的。“鹬蚌相争，鱼翁得利” 。我们与强大的权贵势力比起来实在太弱小了，绝不能为一点分岐就进行攻击，乱戴帽子。权贵阶层有共同的利益，他们的内聚力很强，他们可以共同对付左右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拼命努力去得到最高权力。正如秦晖教授所说，中国既不是左派得势，也不是右派得势。我们左右派的分岐在哪里呢？只不过左派更强调福利，右派更强调自由，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啊！茅于轼教授曾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尽管我知识有限，实在无法相信这是一个为权贵张目的学者，上岗上线去攻击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不应该。权贵阶层看到这样的现象，睡梦中都会笑的，他们会笑这些学者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们有那么好的精力去互相攻击，为什么不去努力跟权贵斗争啊！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请你们睁大眼睛再看一看现实啊！外部是“台独”分子拼命要去实现“台独” ，而美国为配合“台独”已经发动了金融战，内部是权贵势力拼命要得到全部权力。我们究竟还能过几天？
发件人："田忠国" <tzg1688@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16:59: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我最怕右派中那些已经成为野兽的人 ----中国能不能走回头路？ 田忠国 2008年8月16日星期六 这些天，人们探讨了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比较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能不能走回头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同是一个问题，但有不同的角度，比方说，改革几十年了，社会不是越来越公平正义了，而是越来越不公平正义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公平正义就是追求的奋斗目标上来说，也就是从追求公平正义的角度上来说，应该走回头路，而且，这个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进步了，但如果从追求资本自由掠夺的角度上说，就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了回头路，追求公平正义了，资本就不能自由掠夺了。 再比方说，改革开放前的前三十年，人民群众享有充分民主权利，享有对官员的监督权、罢免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连表达权都没有了，任何有一定权力的领导人，听到任何不顺耳的话，都有权把人送进监狱，如果从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权、监督权、罢免官员权的角度说，应该走回头路，并且，这个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前进了，但如果从维护官员的专制权的角度说，就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回头路官员就失去专制权了。 再比方说，官员腐败，危及到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如果从维护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上说，应该走回头路，杜绝腐败，走回头路不仅不是倒退，而且前进了，但如果从维护腐败的角度说，就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回头就意味着大多数想贪污腐败的官员就不能腐败了。 再比如说，1949年前的等级制，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并且消灭了三十年，三十年后，等级制又蓬蓬勃勃的长起来了，如果从消灭等级制的角度说，应该走回头路，并且，这个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前进了，如果从维护等级制的角度说，不能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没有等级制给主流精英带来的掠夺特权了。 由此可知，回头也好，前进与倒退也罢，这只是角度问题。角度不同、结论不同，做出的选择也不同。再比如说，人民群众认为，毛泽东一生中为中国人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给了他们做人的权利，从精神上第一次站起来了，第二件文革，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了他们自由民主的权利，虽然现在回头看当时有点乱，但那不是毛泽东的责任，而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用毛泽东给他们的自由民主权。但主流精英认为，毛泽东解放后就开始犯大错误，到文革就是罪恶了。 我理解主流精英。如果从主流精英的角度说，毛泽东耽误了他们三十来年做官发财的时间，或者说虽然有官当，但没有得到当官的好处，白跟毛泽东干了那么多年。毛泽东没错误或者没有罪，那就怪了。 不过，主流精英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们处在平民百姓的位置，毛泽东给了你们的权利被人剥夺得净光光，你们会怎么想呢？我记得主流精英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的，我的老乡这句话说得漂亮极了，比我说得所有的话都漂亮，但不能光说说就精英了啊。如果光说说就可以精英，就可以享受什么教授、正厅待遇之类，农村的老头不是更应该享受那个待遇了么？因为，他们不仅会说，还会严格按照说的做。比方说两个农村正吵架，一个突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想想有道理，马上就不吵了，还会向对方道歉。你们说，他们该享受什么级别？厅级？还是部级？ 再比如说，你们的治国策差不多都众口一词，把人培养成自私的动物，国家就发展了，就现代化了，反之，比如说毛泽东提倡的大公无私，就是专制，就是独裁，就是罪恶之源。但平民百姓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虽然他们也有欲望，虽然他们不能大公无私，但大公无私像一面镜子，放在面前经常常照照自己，以妨自己滑进兽的行列。若以平民百姓的角度看，以培育自私为核心的改革，可以走回头路，再不走回头路中国就没有人了（精英），并且，这种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前进了。但若从主流精英的角度说，中国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全部变成兽，因此，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野兽应该努力。” 说来说去，前进或倒退，绝路或出路，还是个角度问题。角度问题不解决，真正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其实，人们怕左派、或怕右派，但是我不怕，因为我是老百姓，还因为，左派只要心里装着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和自由民主权利；右派只要心里装着国家和民众利益，老百姓虽然得益少点，自由民主权利更为少点，但总比一点没有好。因为两边的利益我都能沾上了，所以我不怕。
但事实上我很怕，怕右派，当然不是怕右派中的有良知者，而是怕右派中已经成为野兽者。因为野兽是会吃人的，你不得罪他他也会吃人，这是野兽的本性，没办法不怕。 【地方政治研究】
河南漯河的阵痛：三任书记相继落马 记者 被誉为“中国食品名城”的河南省漯河市正在遭遇一场政府信任危机——三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无论是官场还是坊间，都在议论这个话题。作为唯一的内陆特区，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1991年到2006年)，漯河分别由三任市委书记主政，他们是王有杰(1991-1995)、程三昌(1995-1999)、刘炳旺(1999-2006)。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下，“一把手”对一城、一地的发展举足轻重，甚至一个城市“性格”的形成也与“一把手”有关。现在，三个“一把手”相继落马：王有杰被判死缓，程三昌携带一亿元资金外逃新西兰，刘炳旺涉嫌受贿被双规。漯河这个年轻的城市承受了太多的磨难，阵痛后的漯河正在全民招商，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城市。 漯河最热的新闻 港商朱兴志与临颍县原县委书记王国华“有过几次交往”，“向我征求过几次意见”。1963年1月出生的王国华，曾任漯河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下派临颍县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其“一步一个脚印”的进步，与漯河市原市委书记刘炳旺的提携“分不开”，直至升任许昌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官至副厅。 “今年3月，王国华被河南省纪委双规。临颍县许多县级领导被叫走谈话，有的十几天后才回来。”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为了立功和争取宽大处理，王国华供出了刘炳旺。”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刘炳旺落马成了漯河最热的新闻，无论在官场还是坊间，这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大家都说能出个一二三来。“2006年11月15日，已经60岁的刘炳旺被免去漯河市委书记职务，保留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常委一职。按规定，厅级干部60岁退休，但刘炳旺还想‘再干两年’，2007年5月24日，河南省政府聘任刘炳旺为参事。”漯河市一位官员介绍说，“刘炳旺住在郑州的家里，省里的活动他几乎不参加，但对漯河的事情倒很关注，漯河每有重大活动，都少不了刘炳旺的身影。有时，这个原市委书记还到漯河的工厂、机关参观、指导工作，甚至到一些村庄‘检查指导工作’，漯河当地报纸上也经常出现他的新闻。” 今年5月7日，刘炳旺在郑州的家里被河南省纪委和河南省国家安全厅的人带走，并当场宣布对其实施双规。“在他家里搜出了2000多万元的存款，但户名都是其老婆和女儿的。随即，省纪委办案组进驻漯河，为了不影响漯河的大局，办案人员一般是周六、周日把涉案人员带走谈话，只要如实交代问题，一般周一会让他们回来上班。有的领导干部被多次叫去谈话。” 据一位接近办案组的人士介绍，由于刘炳旺涉案主要是“买官卖官”，所以牵涉人员较多。“刘炳旺的前任书记是程三昌，外号叫程卖光，几乎把漯河的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了，程三昌在卖国企中收受贿赂。与程三昌不同，刘炳旺走的是另一条路子：调整干部。” 漯河市行政区划原有三县一区，因为是内陆特区，刘炳旺便在区划上做文章。200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漯河市进行区划调整，由三县一区调整为两县三区，并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这样等于一下子多出两个县区的编制。“光县级干部的位子就多出几十个。那时，县级干部调整频繁，有个县级干部为了保住位子，把家里的沙发都卖了。” “刘炳旺喜欢动干部是出了名的。他刚当市委书记不久，就想调整双汇集团的领导班子。双汇是漯河的名片，许多人不知道漯河，但知道双汇。当时双汇集团为了对付刘炳旺，就组织了民选，产生了民选的董事长。”一位知情人介绍说，“刘炳旺的弟弟在漯河搞房地产，刘炳旺在土地上给了很多关照。” 5月10日，因涉嫌受贿，刘炳旺被逮捕。“我原来对刘炳旺的印象非常好，因为有一次开会，他在会上讲：我们的领导干部，你有车坐，吃饭可以报销，住房有公家给，你还要贪污受贿干什么？他平时也不招摇，没想到他也会出事。”漯河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可能是刘炳旺太善于伪装了。” “刘炳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收钱不办事，收小钱不办事。”知情人说，“而他的领导能力却很差，在三任落马的书记中，论能力数他最差，外号‘刘草包’，有人编顺口溜说，宁要程卖光，不要刘草包。漯河变化不大，发展缓慢，主要是刘炳旺的原因。目前，漯河不叫特区了，发展还不如周边城市快。” 程三昌外逃后遗症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程三昌在新西兰被当地警方抓获，中方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让程三昌回国受审。对此，这位检察官表示“消息不准”，“虽然有红色通缉令，但其他国家是否执行，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关，包括是否签署引渡条约，是否有司法协助协议。” 程三昌跑到新西兰后成了当地大款，在奥克兰市瑞克大街购有一栋四层豪华别墅，过上了豪华舒适的生活，而漯河却要为程三昌外逃买单。程三昌主政期间，一口气卖掉了全市90%以上的国有企业，其中仅他一人经手的就有27家，绰号“程卖光”。东窗事发，程三昌在国企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有媒体记者跟踪调查了经程三昌之手卖掉的漯河市制药厂、市第二针织厂、威士达皮鞋厂三家国企，发现了很多猫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程三昌撇开公开竞价的阳光政策，与不法奸商暗中勾结，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职工利益屡屡受到侵害。一些国有企业表面上卖给外商了，实际上外商并没有出钱，而是把企业折腾一番，能变现钱的都变现了。最后，政府不得不把卖了的企业再买回来。 程三昌隐藏得很深。在他主政漯河期间“大刀阔斧”倡导改革之时，他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而程三昌自己也不避讳，甚至公开他的“致富秘诀”。他潜逃新西兰后开始“著书立说”，披露当年在出售国有资产中，如何与不法奸商暗中勾结、中饱私囊，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种种内幕。 程三昌潜逃后，河南省有关部门曾专门派干部赴新西兰找程，劝其回国处理有关问题，程说，“最好不要回去”。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程三昌外逃后漯河出现了大规模的上访。那些被遗忘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老百姓，为了要回自己失去的资源和权利，为使自己的生存条件不致进一步恶化而竭力抗争，他们主要的抗争手段就是上访。 程三昌外逃后，漯河不得不慢慢咀嚼“狂飙改革”的苦果。有人开始对“内陆特区”进行反思：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那些简单的、一刀切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它不但无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反而会扼杀既有的改革成果，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震荡。而且，任何一个内地城市的改革，都离不开内地整个大环境的思想解放程度、制度完善程度、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 王有杰在秦城监狱练书法 王有杰是漯河这个内陆特区第一任“一把手”。1992年7月18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在漯河市试办我省内陆特区的通知》，希望漯河市委、市政府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摸索出一条内陆特区加快经济发展的路子。当时漯河喊出的口号是：“苦战三五载，漯河变珠海”。漯河上上下下被动员起来了，人人都被要求吸引外资，引资成了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市委、市政府发文规定，最高可以按引进外资总额的10%奖励引资人。当时的《漯河日报》也更名为《漯河内陆特区报》，王有杰亲自题写报名。 从政之余，王有杰“笔耕不辍”，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2005年4月11日，王有杰在河南省博物院举行了个人书法作品展，并出版《王有杰书法集》。据全国书法家协会评估，王有杰的字市场价是每平方尺2000元。因为创办内陆特区，王有杰官升一级，升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后调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去年1月2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湖北荆州市中院认定王有杰受贿634.48万元，并有89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其死缓，王没有上诉，一审生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 王有杰当漯河市委书记时，程三昌是市长；程三昌接任书记后，刘炳旺是市长。三人“接力”担任漯河市“一把手”。有一次，漯河市召开反腐败工作会议，刘炳旺曾以王有杰、程三昌为例，告诫漯河市官员“引以为戒”。 王有杰死缓判决生效后，经漯河市委研究决定，取消“漯河内陆特区报”称谓，恢复“漯河日报”。“一方面，《漯河内陆特区报》报名是王有杰题写的；另一方面，漯河这个特区‘不特’了。”漯河市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说，“省里现在也不给漯河特殊政策了，大家都一样。取消内陆特区这个报名，就意味着漯河作为内陆特区的时代结束了。” 在秦城监狱，王有杰常要人给他带宣纸写字。“做官时每天仅半小时练书法，而狱中每天可腾出四五个小时，因此‘字现在大有长进，肯定比以前值钱’。”王有杰的律师这样说。 漯河再开发 “现在漯河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漯河连续三任市委书记都成了腐败分子？而且腐败行为都与漯河有关，延续十几年。这对漯河的负面影响太大了。”漯河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有的影响已经表现出来，有的可能要慢慢显现。” 这位官员认为，影响涉及漯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包括社会风气。他反问记者说，“为什么这些年漯河发展缓慢？现在连一家五星级宾馆都没有，还赶不上广东的一个乡镇。” 漯河市因市中有两条河流穿过而闻名。漯河市“沙澧河”。发展是硬道理。漯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是，有两条河横贯漯河市区，一条叫沙河，一条叫澧河，这两条河在漯河市内相汇，当地人称做“双汇”，这就是“双汇”地名的由来。两条河双汇之后，改称沙澧河。漯河因水而生，水是漯河的灵魂。沙澧河穿城而过，钟灵毓秀，风物独绝，漯河的当权者选择了这样一个发展思路：开发沙澧河，带动房地产。 “目前，沙澧河两岸31公里的拆迁已经完毕，到处都是拆迁后残留的废墟。”漯河一位开发商介绍说，“政府要在沙澧河两岸开发房地产，正在招商引资。”7月5日，记者在沙澧河两岸看到，原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到处都弥漫着拆迁留下的味道，个别地方已经有开发商在建造商品房了。2003年底，漯河当地村民因对拆迁不满，与城建人员发生纠纷，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卧轨事件”，致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帮助群众躲避火车的警察。漯河沙澧河开发指挥部却在当地报纸上发布新闻说，两个月完成了31公里的拆迁任务，而且未出现一例上访事件，概括为一句话“和谐拆迁”。 “沙澧河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是政府支付的，花了20多个亿。”一位知情人说，“这些资金来源于政府转让了双汇集团的国有股，转让给美国一家公司了。20个亿花完了，成果就是沙澧河两岸30公里的一片平地，政府要做漯河市最大的开发商。” 因此，摆在漯河市党政领导面前的最大任务就是招商。“今年8月底在漯河召开的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主题也是招商——食品搭台，经济唱戏。”漯河一位官员介绍说，“目前，漯河正在开展‘招商引资百日大会战’，并把招商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招商目标是150亿元。” 在当地报纸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报道：市长祁金立说，实施招商引资“百日会战”是落实市委思想大解放决策的重要举措，各县区、各部门、各企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招商引资作为当前全市经济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班子成员都要投入到招商引资中去。现任市委书记靳克文说：今年，我们经过努力，把中原食品节升格为中国食品博览会，这为开展大招商提供了良好载体。各县区、各单位都要争分夺秒抓招商、引项目。 “漯河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破土动工，这是谢连章副市长亲自招来的。”漯河一位官员介绍说，“投资方是浙江赐富集团，董事长叫赵张夫。”“我原来就认识赵张夫，这次只是牵线搭桥。我是跟随市委书记、市长招商，把浙江赐富化纤集团引进漯河的。”谢连章告诉记者说。 “漯河市政府又把迎宾馆给卖了。”6月29日，电话那头一位自称老汪的人告诉记者，“光迎宾馆的这块土地就价值一亿多元，现在让政府5500万元卖给一个浙江人了，而且什么时候付钱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政府想让这个浙江人在这里盖五星级酒店，等酒店正式营业了，浙江人再分三年支付5500万元土地款。”
【企业经济】 2008：重磅私企垮掉的季节 ----浙金乌董事长张政建不堪高利贷催债避难海外 施晓渝 编辑 2008年 7月 21日 曾是义乌明星企业的金乌集团，随着董事长张政建的突然失踪，以及众多情绪激动的借贷人，聚集在义乌市区的金乌集团总部上门讨债，让该公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该公司员工介绍，此前因为许久未领到工资，他们已经与公司发生过冲突。他们中不少都有近3个月未领到工资，有的时间可能更长。 同时，金乌集团的危机，让大陈镇政府也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域。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现在许多借贷人试图迫使政府出面，解决借贷纠纷。“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什么，目前为止镇政府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动作。不过具体情况，还要看事情接下去的发展。”昨日，义乌大陈镇镇长吴朝晖告诉早报记者。 曾一人拿下迪拜500商铺 “金乌集团”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该公司主要从事袜业、服装加工、纺织原材料批发、现代农业开发、酒店服务业等，共有14家子公司。其中包括“浙江娇丽袜业”、“义乌万盛化纤”、“金华江南农庄”、“深圳狄加贸易”、“义乌山图贸易酒店”等10家在国内的子公司，以及在阿联酋设立的阿联酋金乌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贸易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装饰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餐饮有限公司等4家海外子公司。 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董事长张政建1967年出生在大陈镇金山村，父母是农民，在姐弟三人中他排行老三。上世纪80年代，初中毕业不久的张政建就只身来到河南省安阳小商品市场经商，而后又前往河北石家庄经销袜子生意。 1991年，他回到义乌，在当地市场中租了店面从事袜业批发生意。随后，他在1994年办起了浙江娇丽袜业有限公司。1998年，张政建以浙江娇丽袜业和制衣有限公司为基础，组成了浙江金乌集团有限公司。不过，真正让他在义乌商圈广为人知的是，2004年，他一人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一举拿下了中国在迪拜的最大商贸城——“龙城”的500间商铺。而后，他又转回义乌为这些商铺招商，使“新光饰品”等义乌及其周边地区的几十个知名品牌借此打入中东市场。 集资规模或达20亿元 随着，张政建的知名度提高，他多次获得省部级和国家级荣誉，“金乌集团”也是省政府被命名的“诚信单位”。同时，该公司也在网站上称公司成立至今以捐赠千万元用于慈善事业，其中最大手笔为2003年一次性捐给义乌慈善总会500万元。“2007中国慈善排行榜-企业榜榜单”显示，该企业年度捐赠120万元，位列年度企业慈善榜的179位。 “这次(张政建失踪)的真正发端是因为他所欠的银行款还不上，银行要拍卖公司资产进行偿还。”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很多人早在3个月前，都知道张政建的资金链已经出现问题，但他在当地知名度很高，还有此前一直按约付息，积累很高的诚信度，为此并未多加催还。直到有几个“会头”知道银行的拍卖后，就赶紧跟张政建联系，要求他尽快归还借款。起初还能联系上，不过十多天前与张政建的联系失去的，但是张政建何时离开义乌、逃亡那里他不知情。 该人士介绍，仅仅大陈镇就有不少“会头”，这些“会头”的资金多是远远高于银行利率向一般公众募集。张政建是从当地几个“会头”那里拿的钱，目前不少“会头”因受此事牵连，多已无法向被募集者偿付他们承诺的利息。“张政建的集资规模，或在20亿上下。” 可能在香港或马来西亚 但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现在张政建的手机其实还能打通，就是一般情况他不会接。而他实际离开公司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可能在1个月左右。他现在可能在中国香港或者是马来西亚等地，但肯定不在内地。早报记者发现在“义乌稠州论坛”的“法律维权”版块看到的一个帖子，似乎也能证明张政建离开公司时间应在1个月左右。因为，早在6月19日就有自称金乌集团员工的网友发贴求援：“金乌集团倒闭拖欠员工工资怎么办？我们已经3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都没拿到，现在公司一点的被变卖，老板也找不到。请问我该如何讨回我的工资？” 今年6月19日，早报记者在义乌采访时，就有民间借贷人士忧虑地表示：今年有两笔失败的投资：一笔是借钱给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笔是借钱给金乌集团。昨日，当早报记者再次联系这名借贷人时，他说，借给张政建的钱还有几十万元没有收回，不过张的手机还打得通。 资金危机蔓延 在当地，民营企业主为了躲避债务，被迫采取 “主动失踪”的方式，这已经不是一两起，最近一年来，就有数起类似的事件：2007年8月，义乌招牌餐饮店“一帆餐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世南一家突然失踪，传当事人炒股巨亏，欠债约3亿元。2007年11月，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创始人叶荣兴突然下落不明，传欠债近5亿元。保兴汽车的案件已经立案将近半年，但叶荣兴还未找到。昨天下午，保兴企业一名员工还致电早报记者称，公司的厂房将于23日拍卖，叶荣兴拖欠的12万元工资不知道找谁讨要。 浙江经济学界的部分专家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资金紧张只是个别现象和少数企业，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增长势头好及受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仍将获得快速发展。但从公开的报道看，在浙江义乌等地，往年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只是个案，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一状况已从个案发展到行业，甚至仍在继续恶化。 在通常情况下，选择民间借贷的主要是房地产企业以及扩张型企业。一名企业界人士这样评价说，“只要这个企业这两年在搞房地产，它的资金链肯定有问题。” 多名法律界和企业界人士还表示，如果今年下半年银行信贷继续从紧，资金链断裂的企业将更多。 利率飙升的风险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浙江温州、金华等地民资非常充裕。据温州银监局统计，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已从前年的500余亿元的规模发展到今年的600余亿元。金华市下属的义乌，据非官方的说法，也有数百亿元的民间借贷规模。银行信贷紧缩，民间借贷利息水平飚升，吸引了更多的“快钱”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投资。事实上，民间利率飚升，是银行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风险加大的双重结果，它不仅意味着借款人收益增加，而且风险也在加大。 在义乌，一些游走在“灰色领域”的寄售行已经察觉到这一点，现在不提供抵押物不会放款，而且抵押物必须经过他们认可的评估价格。上述向保兴汽车、金乌集团借款的人士称，目前不但无法按时获得利息，而且面临本金都无法收回的局面。而这些借出来的钱，也是从各方筹措过来的，一旦有了资金窟窿，受影响的将是这笔资金后面的数个甚至数十个家庭。 更危险的是，有的家庭为了获得高利息收益，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然后将银行贷款再借出去。一旦借款无法收回，银行和家庭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另据财经网昨日报道，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甚至包括公务人员和法律界人士。无法排除的是，这些公务人员或法律界人士，可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联系，甚至可能是监管者。 地方政府求解 不可否认的是，为了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风险高等问题，浙江当地正在努力求解。浙江方面近日发布消息称，今年9月份，该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营业，并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有评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可将地下钱庄逐渐引入合法监管，并向正规的金融机构过渡，并可为民营企业提供至少50亿元的贷款规模。但浙江全国抢先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仍存在“只贷不存”的问题，依然无法替代民间借贷市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在目前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市场无法萎缩，更无法禁绝。 刘根山与“丑闻季” 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继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企业——飞跃集团传出破产申请的新闻后，近期又一个知名企业倒掉，有“公路大王”之称的上海茂盛集团董事长刘根山因挪用公司注册金及涉嫌骗贷而被警方羁押。 刘根山事件的真相到现在还被云雾缠绕。这位在长三角地区拥有多条高速公路投资项目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了资金链危机，从现在呈现出来的事实看，他被警方拘押的导火线是涉嫌抽逃绍兴市甬金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此外，还有骗贷、贿赂地方官员等多个问题。 资料显示，刘根山又是一个激进主义的牺牲者，仅在2002年一年中，茂盛集团先后以独资、合资的形式成立了多家以公路为名的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就单单注册资金一项来计算，就将近100亿元。在2004年的那一轮宏观调控中，他将一块地产项目出售给了国营的上海建工集团，套现数亿元资金而逃过一劫。2005年6月以后，刘根山再度提速投资公路建设，甚至还构想出了一个“路生路”的资本运作模式。自去年下半年的信贷紧缩之后，扩张中的茂盛显然发生了资金上的危机，于是，挪用、骗贷便成了刘根山自救的险棋。 刘根山式的危机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每当宏观调控到来的时候——它出现的周期在四到五年左右，从事重化工业、基础设施产业以及金融业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出现资金链问题，它们一定是首先被调控和被抛弃的对象。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情况下，“短贷长投”、“民间非法高息融资”、“用毒药化解毒药”(德隆唐万新的检讨之语)便成了惟一的选择。一个可以预见的、可怕的景象是，如果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内，针对民营企业的紧缩信贷政策没有改变，将可能出现继2004年春夏之后的又一个此起彼伏的“丑闻季”。 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即便是一直稳坐产业上游的国营垄断资本集团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的“好日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拜坚决的垄断政策之赐，二则是靠了“中国制造”和地产业的原材料渴求，而在这两个领域内，民营资本是最主要的力量。如果邱继宝、刘根山式的危机一再爆发，再加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地产崩盘，那么，下游需求萎缩，上游的利润空间就会迅速缩小。国营企业当然不会去冒险“骗贷”或者去借民间高息，它们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从而形成一个全民埋单的局面。 在当今的经济界，对下半年的信贷政策变动存在两种判断。一种认为，局面很可能在9月底才会真正明朗。8月份最好的选择也许是，看奥运会，想办法渡过一个酷热的夏季。到了秋天，天气应该就会凉快起来。另一种则认为，9月之后，中央政策进行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已经很小，所以本年度内信贷放松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如果，第二种判断成为事实，刘根山式的丑闻将络绎于道。 这真是一个难熬的、两难的夏季。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2 09:19: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王绍光 没有透明就没有民主 财政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王绍光 2008年8月 编者按：关于政府豪华办公楼新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为什么政府会建豪华办公楼？怎么这么容易就能建？这与我们的监督机制与财务机制有何关系，请听王绍光的专访。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
如果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还谈何民主？没有预算就没有民主。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预算更是个好东西。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是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必须有预算，反过来说没有预算就不透明，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解决的方法从理念上来讲非常清楚，但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要有一本账 举报豪华办公楼成为网络热点，公众反映强烈，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安。楼堂馆所是个老大难问题，但近年来为什么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反对盖楼堂馆所，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调控也往往把矛头对准政府建设的楼堂馆所。近年来之所以出现地方政府热衷盖楼堂馆所的现象，财政状况的改善是很大的背景之一。政府真有钱，以前想盖也盖不了。 我们远处不看，你到北京长安街看看，许多政府机关的大楼都变样了。地方干部到北京来开会，然后就省城盖，省城盖完以后就基层盖。这里面也有一个示范效应。为什么政府首先拿纳税人的钱去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而不是致力于改善公众的看病难、上学难等更为急迫的民生问题？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政府在花钱上受到的制约不够。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我 们的财政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所能支配的钱的来源非常多，虽然来自于财政预算内的钱现在受到的监督比前些年更严格了，但是正规财政体制以外的那笔钱规模比 较大，体外循环的钱比较多，受到的限制比较少。据我观察，盖得最早的应该是财政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财政局就开始盖大楼，因为财政局 管财政，“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另有一些政府部门在“皇粮”之外还可以靠收费来维持运转，后来那些收费多的单位也开始盖楼。这些年来媒体披露的一些交通部 门、公安部门盖豪华大楼、豪华别墅等现象，也都是因为收费多的缘故。虽然现在开始实行收支两条线，但是贯彻的还是非常不彻底。所以说要限制政府权力。 除了道德上的谴责、情感上的义愤之外，还得做一些具体的分析，然后寻找解决思路。现在一些人认为，只要政府官员实行民主选举，把政府约束住，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事实上没那么简单。解决的方法从理念上来讲非常清楚，但贯彻起来非常困难。理念上两条：第一个财政要统一，政府 不要有几本账，要有一本账，集中到一个口；第二个预算要监督。现在大家强调预算要监督、要限制权力，但是依我看，没有财政统一作为基础，进行预算监督是不 可能实现的。如果预算很乱，有很多本账，监督起来成本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 我讲的财政统一，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都包括，横向上每一个层级政府的财政，凡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拿到的钱，每一个横截面上都要统到一本账；另一方面全国的财政也要有一本账，因为没有这样一本账的话，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中国有很多本账，中央可以控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内甚至预算外一部分，知道它们有多少钱，但是对它们的土地收益未必那么清楚。 土地出让收益成为了市长的“零花钱”，成了他们无须其他手续就可以直接动用的预算外资金。有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益已是地方 政府的第二财政来源，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30％-60％。所以要进行有效的预算监督，横向和纵向都要财政统一。统一不是说把钱统到一个人的手里，而是要统到一本账里，这本账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看，而是全国人民都能看，尤其是各级人大代表都要看。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财政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实现黄仁宇早年所说的“数字化管理”？ 这个说法太粗糙了，分到很多本账也可以是数字管理。地方政府搞两本账、三本账，这本 账给谁看、不给谁看，他是数字化管理，但是全国就乱套了。我现在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说只要把财政统一了就行了——显然是不行的，财政统一但没有受到监 督的话，还可能出现滥权的问题；另一种倾向说，只要监督建立起来，只要有人监督执政党，事情就可以解决——事实上财政不统一的话，监督也将落空。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每个国家都要经过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历史进程。一个国家要成为预算国家，必须经过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两个过程，虽然路径不一样。 预算是个好东西 预算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税收国家这个概念不是跟预算国家对立的，而是与“领主国家”相对而言的。税收国家就
是说国王的钱来自于税收，而不是说来自于封建领主的贡献。中国比较早地出现了税收国家，秦汉基本上具备了税收国家的形态。西方出现税收国家比较晚，像英国
可能要到十六、十七世纪。领主国家不可能出现预算，因为各是各的账，而且可能没有账。有的时候国王比领主还要穷，他不直接面对农民，因为农民是领主管的，
他们向领主提供服务，提供劳役、提供税收，领主再向国王做点贡献。因此可以说，出现税收国家是出现预算国家的前提条件，没有税收的国家是不大可能做预算的。
美国的清教徒是从英国出来的，他们反对王权，到了新大陆以后，他们仍然对王权的财政 支出非常敏感。后来也是因为国王和总督不愿意接受监督，才激发了美国革命。所以在美国，监督原则很早就存在了。但是美国开始时的财政非常不统一。美国政府 分为联邦、州、地方三级，地方包括县、城镇。今天地方一级在税收和支出上占小头，大概不超过25％，但是二十世纪以前美国地方的税收和支出占50％。监督 是有的，但是没有统一，监督也是很分散的监督。在市议会那一级里面有一些委员会来监督，结果监督变成掌权的了，而且他们本身不受监督，再加上这些委员会的 成员自己都有特殊的利益，所以也非常腐败。腐败到什么程度？比今天的一些转型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当时有一本小说《民主》，里面有一个老人说了一句话：“我七十多岁了，跑遍了全世界，走了这么多国家，没有见过一个比美国更腐败的国家。” 美国的预算运动是从地方兴起的。最早是纽约的一批人士呼吁进行市政改革。他们的理由非常简 单：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是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必须有预算，反过来说没有预算就不透明，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怎么使政府的运转变得透明起来呢？ 就是预算。可最早做市政改革的人都不知道如何搞预算，恰好其中一个人的老师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凡勃伦。凡勃伦告诉学生说有个东西叫预算，然后他们就开始设 法了解预算制度的细节，了解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结果得出结论——“预算是个好东西”，于是开始推广，先在纽约市选了四个部门进行部门预算。当时马寅 初先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写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纽约市财政的。 因为纽约市的预算搞得很成功，节省了大笔资金，于是热心人士开办了预算展览。第一年参观的人 很少，但让公众逐渐认识到了预算与他们的福祉息息相关。以后，预算展览越办规模越大，参观的人成倍增加，这对各地政府形成了压力，纷纷跑到纽约来学习预 算，逐渐演变成了全国性的预算运动。 美国中央层面呢？从老罗斯福开始，总统把权力从国会慢慢地收过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财政统一的前提。 后来在纽约进行改革的那些人，逐渐搬到华盛顿，开始鼓吹或者参与制订预算改革方案。加上后任总统的努力，到1921年美国通过了划时代的《会计与预算 法》，正式在美国联邦层级建立了预算。结论是“预算是个好东西”，这让我想到俞可平先生的一篇文章——《民主是好东西》，预算与民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还谈何民主？没有预算就没有民主。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预算更是个好东西。 预算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因为预算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不要空讲民主、自由这些抽象的大 词。民主、自由都体现在预算改革里面。几年前，财政部门的朋友让我编过一本书，名叫《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就是讲美国的预算运动过程，在那本书里我特别 强调刚才提到的那句话：一个没有预算的政府是不透明的政府，一个不透明的政府不可能是民主的政府。 预算外是怎样变大的 解放初，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的需要，国家将财政高度统一起来。但是当时也出现了一个预算外的口子。一个财政不能管得太死，有一些小钱管得太死会有很多麻烦，所以要开一点预算外的口子。全世界都有预算外资金，只是规模很小，相当于预算内财政收支的1％-2％。解放初我们的预算外资金也是很小。 毛泽东实际上很不喜欢高度集权的体制。到今天为止，中国有三次放权。第一次是1957—1958年大规模地放权，要求在几十天的时间内把各部委分下去，甚至把统计局解散，国家计委作用减小，从大计委变成小计委。这都是毛泽东要求的。后来大跃进出现了那么大的乱子，不只是最高领导人头脑发热，在财政分权以后，所有的地方领导都发热，是制度基础使得发热成为现实，结果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到1960年、1961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把很多权力收回来了，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到1964年全国情况已相当繁荣了。到1965年，毛主席又不满意了，他说要搞“虚君共和”，意思就是要分权、放权，但是他没来得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70年，文革早期的动荡告一段落，毛泽东又开始大规模的分权，包括铁路、民航都要分权——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他把铁路、民航都下放到地方去了，大的汽车制造厂都下放到各省了。这两次分权，导致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大。我印象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预算外已经相当于预算 内30％左右。改革开放后前十几年的改革思路就叫“分权让利”。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分权，一个是各级政府向企业分权，还有一个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叫“分 灶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于是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大，到1990年前后，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几乎与预算内资金的规模并驾齐驱，在有些省市，预算外甚至超 过预算内。1990年代初的时候，税收出了问题，中国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准“领主国家”。每年年底财政会议上，中央跟地方谈，有些省份是按收入比例向中央上 交，有些省份是定额上交。不过谈成以后，两方面都不认真履行合约。如中央有时候说，我钱不够了，某某省应借给我多少钱，其他省应该借我多少钱，但钱到手后，是不打算还的。 1993年中央决定实行分税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分税制就是把税分成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以前是算混账，地方不管钱 从何来，给中央上交一定数额或比例就行了。现在是分税了，有些税是中央的，全部归中央，地方一分钱不能拿；有些税是归地方的，中央一分钱不能拿。中央不用 再每年与各省一对一谈判，税收面向全国，所以是恢复了“税收国家”。 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朱杌下去谈判，谈判过程非常艰苦。这个谈判过程是研究中国政治的极好个案。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分税制最初的设计有很多问题，受到了一些人士的批评，但是他们不知道，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是两码事。 分税制的效果如何呢？ 恢复“税收国家”的一个结果，就是财政状况的改善。 1994年刚刚改革的时候，因为有惯性，不可能一下子改过来，1995、1996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最低，大概达到10％左右。但是此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慢慢提高，政府整体的汲财能力加强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大大提高。 但是它的问题还在于不统一，预算缺乏监督。以前预算外资金基本不受各级人大的监督，现在叫大 财政，大口径的财政收入和大口径的财政支出，把预算外也包括了进去。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东西，比预算外还预算外，就是“体制外”，即名目繁多的收费——所谓 三乱（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是其代表。后来出台了很多政策，把收费项目砍了很多，实现了收支两条线。但是这两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不在预算内，也不在预算外，所以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在很多地方几乎占到地方财政收支的50％、60％，甚至70％。这是一些地方政府乱搞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 这是寅吃卯粮，子孙的钱今天用。按照潜力来说，那些土地应该卖更多的钱，结果现在往 往一任政府就给它卖掉了，花掉了，今后再没有地方可卖。所以，当前要进行预算监督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这个钱统一起来——不管你是预算外还是体制外，都要 逐渐地融到财政的大盘子里面，做成一本账。 中国的道路有多长 中国何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预算国家呢？我当然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可是理性告诉我，这个过程会非常长。经常有人对我讲，这个过程为什么不能快一些？我就跟他举清华大学的例子。 在清华大学，各个学院的 状况是非常不均衡的。有的学院每个教员的办公室有二三十平米，有的学院教员只有一个办公桌。各院系教员的收入水平更是参差不齐。这在国外或者香港是难以想 象的。那么能否用一纸命令把清华各个院系的办公条件、收入水平拉齐呢？短期内不可能。如果想改变一个清华大学都这样，你可以想象改变一个国家有多难。我曾经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清华能改了，中国改革希望就比较大。但是我也并不悲观，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正在向着目标迈进。比如说现在预算外资金也纳入了监督框 架，就是大进步。在部门预算的推进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基层政府部门——如乡镇一级——我估计问题更多一点。 有了预算以后，用什么样的方法监督？也是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理论上当然是各级人大来监督，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大代表看不懂预算报告。怎么看预算、怎么监督预算是需要学习的。预算本身也有矛盾性：预算不详细，不可能监督；预算太详细，动辄几千页长，也不可能监督。说要人大代表把全国的预算全看一遍，不可能，太复杂。人民监督现在也做了一些努力，在基层和上层都有一些努力。比如浙江和黑龙江正在试点的参与型预算，非常有意思，值得更多的人关注。 西方很多国家的普通公民也很难真正直接参与到整个预算的过程。现在我们往往觉得促进 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批评，比如有很多人讲，美国进步时代出现变化很重要是因为有一个“扒粪运动”。事实上，“扒粪者”们的文章大量集中出现在1902年到 1906年期间。不错，他们对制造改革舆论、唤醒和动员民众、推动美国的社会改革起了一定作用，但民众对“扒粪者”的支持在1912年左右逐渐消失了。从 历史来看，“扒粪运动”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预算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很小。 批评是重要的，建设也很重要。当时还有另外一批人，叫做改革者。 批评是有用的，但又是不够的。与“扒粪者”不同，改革者不仅批评现状，还能拿出替代方案，他们不是不要政府，而是希望让政府变得公开、透明、有效。 我把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利益相关者，就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和他们的代表，应该参 与影响他们利益的那些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大范围叫人民，人民就不一定完全是利益相关的人，有些时候他与具体的决策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某地预算里面说建 一个垃圾处理厂，对于住在垃圾处理厂附近的人是利益攸关的，但与其他城市的人就没什么关系。但是总体来讲，人民是主权的所在，他只要愿意参与就应该有权参 与。两类人中，最重要的是利益相关者，他们是否享有参与权至关重要。但参与的原则放大以后，那就不仅仅是在政府的预算里，包括国企改革等等，所有的利益相 关者都应该能够参与，参与影响他们利益的决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伴随着各种理论争论、政策争论以及思想争论。有这样的争论不是坏事 而是好事，这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毕竟中国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自身需要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回顾、反思和总结。在今天来说，预算改革 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突破口。它的展开和许多改革措施一样，需要参与式的改革。 我同意胡鞍钢的说法：“中国的改革需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7 04:23: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New bcivilization 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南京 袁剑 2008年8月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 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国家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畸高的资本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产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