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主要发表几篇理论研究性的文章，最重要的是香港学者王绍光教授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出了中国的一个历史的政治参与图系，上至西周，下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今天。通过这样一种历史的比较，可以看出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参与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结果，从而引起人们对现状的清醒认识。张伟林先生的《汇率、通货膨涨率等因素对GDP的影响》一文发来已很长时间了，今天才上网，主要是论述的主题不太清楚，但读者仔细去读也能明白作者的思想。叶劲松先生文章也值得一看，主要是搞清楚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最后发出黄平先生的的一篇文章，从政府官员学者的角度认识一下我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 政治参与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6日 目录 王达三：《北京奥运能使中国更加成熟自信吗？》 《国际热钱欲夺中国粮食定价权，60%大豆炼油厂被外资控制》 《高盛斥巨资养猪，“偷袭”中国农业》 袁勇：《粮价怎么就不能升到3元钱一公斤？》 联合早报：《中国城市里的“新失业群体” 》 于爱群：《生活中的默认值》 资中筠：《不能单以捐赠数目评论企业形象》 叶劲松：《对林毅夫要听其言观其行----主流经济学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挑战霸权：《当代中国主流精英学者是世界历史中最无耻的学者》 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张伟林：《汇率、通货膨涨率等因素对GDP的影响----对〈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文中观点的质疑》 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摘要》 --------------------------------------------------------------------------------------------------------------------------------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5 19:44:4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北京奥运能使中国更加成熟自信吗？『祖国网』2008.08.05.1 北京奥运能使中国更加成熟自信吗？ 大连学者 王达三 提要: 过于注重“外国友人”的感受和传统而忽视国人的感受和自身的传统，表明百余年来国人试图通过融入西方社会来赢得国际尊重的观念根深蒂固，而这种通过“他者承认”来获取“自我承认”的做法，说 到底还是有些不自信。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前几日在回答法国《队报》记者为何不批评 “中国的人权问题”时曾坦率地说：“由于我肩负的职责，我失去了一些言论自由。” 相信不少国人乃至部分在华外国友人对罗格的这番话身同体受：由于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职责所系，人们的生活感到了一些不便，比如严格的安检、机动车限号以及设置奥运专用车道等。但是，“不便”不等于“不快”——顾全大局的基本道理，中国人还是知晓的！ 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即政府依靠自身权威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兑现承诺。这种被学者称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或“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模式体现出良好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因此可以预见北京奥运会将更有序、更安全、更成功。但一些海外媒体认为，由于政府以全职全能的“保姆”角色出场，致使民众对奥运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有所降低，同时也说明中国尚未进入成熟的“现代社会”亦即“民主社会”。 然而，现代奥运会的历史表明，奥运愈来愈难以把政府排除在外，因为日益突出的交通、环境、安全等问题绝非民间社会所能单独的提供和解决，这一点即使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汉城奥运会就采取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雅典奥运会的安保措施也给人们的签证、旅游、出行等带来一些不便。中国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举办奥运会乃中华之盛世、世界之大典，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动员组织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事实上，按照中国已故著名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罗荣渠先生的观点，“权威主义”是现代化序列中后发过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然和有效的模式。 但是，“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也有可能导致政府和民众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不利于激发民间社会的活力和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此而言，北京奥运一方面采用了“权威主义”的举办模式，另一方面也对“权威主义”采取了克制态度和化解措施，比如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方面增加了透明度，给媒体和网络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甚至为游行示威划定了专门区域。这些必将形成宝贵的经验和传统并延续下去，因而有益于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甚至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奥运志愿者，尤其是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冒着烈日排队购买奥运门票，说明民众参与奥运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调查数据还显示，绝大多数国人为中国举办奥运感到自豪并相信北京奥运定能成功——确乎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奥运期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往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刺激/反应”模式，即“内忧外患”时方显“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情怀，比如在今年的 “3•14事件”、汶川震难和谴责CNN不实报道等事件中，国人就表现出可嘉的爱国主义情怀。 但如何在平时保持和体现爱国主义的情怀，似乎还是一个问题。比如，尽管北京市民的文明指数有所提高，但北京街头随地吐痰、乱扔烟头、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笔者认为，与北京新航楼、鸟巢、水立方等气势宏伟的建筑和奥运开幕式、闭幕式等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相比，国人日常的言谈举止更能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所以，奥运期间进一步确立“我以中国为荣，中国以我为荣”的观念和“我即代表中国”的意识，仍然大有必要。特别是，这些观念意识还需要内化于心，变为的自觉的行动，奥运期间如是，奥运会后亦如是，这将是中国发展连绵不绝的内在动力。 “我即代表中国”的意识并不是为了取悦于谁，而是中国文明和社会发展要求如此。王小东看到的那种“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通畅大道”的标语竟然出现在现代中国确乎有些匪夷所思——难道北京奥运仅仅是外国人的奥运会？！前不久有关方面倡导的“八不许”，即不能问外国友人的年龄、婚否、个人生活 、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同样让人有些诧异。西方友人可能对这些话题有些敏感，但外国友人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友人。“八不许”还有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请外国友人吃饭就很有必要了解其宗教信仰，否则请伊斯兰教徒吃猪肉或请印度教徒吃牛肉，就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就曾教导我们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中国还有两句俗话，一是“入乡随俗”，一是“客随主便”，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固然不能说中国的传统优于其他的传统，但至少不同的传统应该和谐共处与平等交流。过于注重“外国友人”的感受和传统而忽视国人的感受和自身的传统，表明百余年来国人试图通过融入西方社会来赢得国际尊重的观念根深蒂固，而这种通过“他者承认”来获取“自我承认”的做法，说到底还是有些不自信。如果说笔者对北京奥运还有点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期待北京奥运能够促使中国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
高盛斥巨资“养猪” “偷袭”中国农业 记者 2008-8-3 “高盛近期斥资2亿～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记者获得这条信息后进而发现，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PE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在多哈小型部长会议再次破裂、各国死保农业底线的今天，高盛以及其他国际投行在中国农业相关产业链领域不断追加投资的行为值得关注。 “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罗杰斯如是说。 “高盛现在正在按照区域来大规模地收购养猪厂。”一位消息人士说，高盛的资本之手正在向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更深处推进。新希望集团副总裁王航同样观察到这一现象。“近两年来，我国的生猪产业正在从‘千家万户养殖’、‘后院养殖’向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演变。”王航告诉记者，目前，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已经迅速占到了全国养殖量的40%，并在以加速度推进。“到明年，规模养殖会超过50% ，这为国际资本的并购进入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 “初步谈成的是德意志银行注资6000万美元，获取养猪厂30%的股份。融资的同时，进一步谋求企业的海外上市。不过，现在因为协议的某些条款及回购风险等 问题，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负责人还没有在意向书上签字。”姜华说，这也让德意志银行担心，日后对其他同类企业的收购价会一路水涨船高。据了解，近年来在天津发展势头很猛的农业产业集团宝迪也在进行大型私募，德意志集团也参与其中，计划注资金额同样达到6000万美元。宝迪集团的计划是在全国建立十大肉食品工业园，与雨润、双汇三分天下。德意志银行如果注资成功，就可以大举进入中国大宗肉食品消费市场。
国际热钱欲夺中国粮食定价权 60%大豆炼油厂被外资控制 中国乡村发现 2008-8-1 ▲国际热钱对中国粮食产业的投资兴趣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正在愈演愈烈的全球粮荒给世界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而与此同时，国际热钱在从没有投资前景的楼市与股市退出后，开始加速进军粮食产业。为此，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提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粮食产量最大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对象。对此，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严防国际热钱追逐中国粮食产业。 国际资本觊觎中国农业
据曹建海介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投资基金主要介入商品市场，他们从商品市场购买大量的小麦、玉米和大豆期货。随着粮食危机的升级，购买农田、化肥和
运输工具，已经成为投资者长期投资农业产品的另一个趋势。目前，进入投资者视野的目标已经有位于加拿大、阿根廷等地的农耕地，中国的农耕地、粮库等也
落入了国外投资机构的视野。2007年以来，国内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国家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开始吸引大量的资金投向农业，“三资”开发农业由此成
为社会热点。2008年1月—5月，广东农业领域完成投资20.4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0.1%，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51.4%。 粮价洼地催生投机行为
曹建海说，2008年5月以来，国际市场上1斤大米的价格超过了6元，而同期国内市场还普遍在每斤1.50元左右徘徊，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1/4；除大米外，国内面
粉价格每吨大约5800元，国际市场价每吨接近7000元，相差约20%。毫无疑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粮价的洼地。另据介绍，2008年，国家开始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标准，国标三等白麦的最低收购价已由去年的每吨1440元提高到1540元。但是，由于农民产量提高增加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成本提升增加的支出，国家储备粮食收购面临不少困难。当前我国小麦的绝对价位，不仅大大低于国际麦价，甚至较中国1996年的小麦价格水平尚
有一定差距。 筑牢安全坝成当务之急 那么，热钱是如何进入粮食领域的呢？据曹建海分析，鉴于国内对于外资的吸引政策特别优惠，热钱可以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投资国内粮食和农业领域，实现直接投资和随机退出的长短结合。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进入:进入期货市场购买粮食期货；进入粮食购销、储运业；进入面粉、大米加工业；进入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利用土地股份化和农民破产时机收购农耕地，投资中国农业，然后与上述企业一起整合，择机包装上市；进入金融业，重点从事粮食和农业资源的信托、资产管理业务。
粮价怎么就不能升到3元钱一公斤？ 袁勇 2008-7-30 笔者在乡镇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十多年，近年来，越来越觉得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特别是粮食价格过低，使本来就弱质的产业显得更低效，本来就弱势的农民 显得更无助，心里也一直为农民鸣不平。不久前终于看到有专家在建议提高粮食保护价，但也有人对这种建议持不同意见。 如7月16《农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粮食保护价可以提到3元/公斤吗”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如果将粮食保护价提到3元/公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因增加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支出而影响城市社会稳 定；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严重破产倒闭的危险；会因粮食效益高，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而引发严重的“菜篮子”问题；会因农民重新回乡种粮而 阻碍农业机械化在农村的发展。初看似乎有点道理，但细想还是觉得提高粮食保护价利大于弊，且带来的问题也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一、国家干预下粮食低价的弊端 1、无法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价过低完全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反而会帮助商人、企业以此压低市场价，使其在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依然能在国内低价购入 ，高价销售，那样真正得到保护的不是农民而是商人和企业；在农资价格上涨的时候，国家干预下的粮食保护价的提高幅度还不如农资上涨幅度，这样不但没有 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反而在牺牲他们的利益以维持低粮价，真正受到保护的又是远比农民富裕的城市居民。 2、低粮价保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损害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粮食而言，生产者是9亿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消费者是市民，占少部分，低价损害的 恰好是大多数生产者——农民的利益，这不符合政策应该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有失社会公平。 3、低粮价不利于保证粮食安全。陆学艺指出，近年来国内粮价大大低于国际市场，农民种粮收益锐减，种粮没有积极性，长期看会危及中国的粮食供应。 4、低粮价会拉大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民的贫富差距。粮食的消费特殊性决定了并不会因为降价而增加消费量，也不会增加农民的销售量，更不会增加种粮的 效益。按理说我国人多地少，粮食稀缺，又是人所必需的商品，其价格应该贵才对。可在国家保护价干预下，我国粮价长期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严重制约了农民 致富。长此以往，只会使基层政府和农民都越来越不重视粮食生产而抓结构调整或经济作物，只能使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越来越穷，非种粮农民和粮食 主销区农民越来越富（据河南农业大学有关项目研究显示，我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已从1980年的72.75元扩大到2003年的1991.08元，比 例从1.37倍扩大到1.75倍），由此造成的城乡、区域和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将不断拉大，必使中国农业陷入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 二、提高粮食保护价的理由 1、是促进种粮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和解决粮食安全的最佳途径。农产品价格一直是决定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人多地少，加上政府干 预下形成的低粮价，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始终处于矛盾的对立面：要保证粮食安全，就无法实现农民增收；要实现农民增收，种植经济作物，就会影响粮食安全 。而目前的粮食直补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粮食补贴，而是按农民耕地面积进行的耕地补贴，即使不种粮食，农民一样能拿到粮食补贴，这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解决粮食安全作用并不大。因为，农民通过比较后，在种植什么都能得到粮食补贴的情况下，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是愿意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在国 家财力无法对9亿农民实现高额粮食补贴的情况下，如果将粮食保护价提高到3元/公斤，每亩效益可达到1000——1500元，比以前的效益成几倍的增长，这必将 极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既能促进种粮农民增收，又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统一。 2、能极大促进粮食种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现代农业发展。目前阻碍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人的问题：一是农村留守农民的妇女 化、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二是留守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越来越低，即严重缺乏现代的农民。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粮食的价格太低，效益太差，大量青壮 农民在客观上不得不外出务工挣钱以维持家用，留守农民在主观上又不愿意学习种粮新技术，使得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贡献率都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 。如果提高粮食保护价，一亩粮食有1000元以上的纯收入，农民在利益的刺激下，肯定会重视粮食生产，会想方设法提高单产，自然也会激发对新技术的需求。 这样，不但能极大促进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还能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甚至还可能因产量增加 ，促进我国粮食的出口创汇。在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农业生产资源特别是水资源越来越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靠科技进步来保证我们的粮食安 全，而通过提高粮价来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似乎成了促进科技推广、成果转化的最佳选择。 其实，也只有高价才能体现出我们生存的必需品——粮食的价值，也才会使国家、社会重视粮食这个财富，从而避免国家的决策失误。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粮食价格低于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粮食保护价也是很多国家保证种粮农民利益，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但他们的保护价大多和市场接轨，而不像我国的保护价反而成了限制粮食涨价的障碍。 （来源：三农中国）
发件人："CSR Global" <csrglobal.cn@gmail.com>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4 14:32:0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CSR Global 信息简报第26期，三篇文章！ 中国城市里的“新失业群体” 联合早报 2008-07-30 这是在中国一个逐渐成型、但还没被社会关注到的群体。这群体都是些失业或半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多数就蜗居在城市边缘郊区的农民房，或是城里生 活属于低档次的“城中村”。他们多是来自外地乡镇的毕业生，多没工作，很多人就连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也收不回来，有些每月还能找几百块钱过日子，生活恶劣还能忍受，但前途茫茫，是最大的失落。 北京《格言》杂志编辑李东辉，是一名较幸运的80后，他告诉笔者，其实这群体与社会种种无法协调还有着多样复杂或人身个别因素。但最直接原因是他们都想 流连北京，并对北京存有过多期盼。事实上地方也需要大学生，只不过“留在首都”的意志牵涉到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种种向往，这也是年轻人朝向现代化的必然心态。 一名就在北京处于半失业与失业状态的80后毕业生韩松也告诉笔者，不愿留在地方有其道理，他们大学企业管理系学生只能被安排到省里几家大宾馆当服务员做实习，身为大学生结果干的活是在劳务市场的谋业人员都能做的，心里很难平衡。更何况，在地方上只要有门路有关系，不管学习多烂都能被家里人安排到好待遇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也好，而没有关系的学生就只能跟很多人一起争那仅有的几碗饭，有时还争不到。既然都是窘境，流连北京，机会还多些。 对群体的命运深入反思 他们不是普通的“新游民”，一些关注他们的社会学家把他们称作“新失业群体”，目的是有别于当年国营企业纷纷关闭的大批“下岗工人”。这一批人，与80年代中关村凭科技创业的那一代精力与理想皆饱满的群体也不一样。 2000年的高校大幅度扩招，使得每年毕业生人数激增，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虽说经济转型刺激市场，但用人单位不断抬高选取资历，明明是专科生能做的事要求本科生来做，明明本科生能做的事要求研究生来做。加上多数高校所设置的学科其实没跟上新市场需要，因此这群体所受挫折也就更多。他们目睹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也体验过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尤其当群居一处时，他们更容易在相处中发觉大家的形势并非个案，不免就会对自身群体的命运与境遇进行更深入反思。这些人都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他们也渴望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声音。而这股压抑的力量假如不适当地被外化出来，或许不只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对社会稳定也是一个潜伏忧患。先是大学学科设置偏差，再来是高校为扩招造成教育商业化却对学生在职业应策方面没有完善指导，再加上市场对毕业生种种不公要求，都是这新群体焦虑不安与感到愤懑的背景。 变成新的游民阶层 其实中国在某些措施上也鼓励年轻人创业。如首年免税及申请注册有绿色通道等等，但措施虽有，却效应不大。其中除了学生经济成本问题，不少大学生仍存着应该以其本科择业的传统观念，这就缺乏与新市场呼应的“改行”灵活性，对创业的信心也难以坚持。更何况创业前也需对市场进行实地理解研究，这一段时间及空间同样牵涉解决生活的问题。但如果社会能推出更为积极的创业优惠机制，相信也能稍微缓解问题，因为在一批批年轻人创业后，他们自己先成为新市场一份子，也就能吸纳更多也具有新市场思维的未来毕业生。 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群体。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群体里很多就是所谓“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张教授说，“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不具优势，因此才形成这种焦虑与难堪境地。”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成为一种新的游民阶层，这绝对是个不可忽略的严峻现实。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理群除了以“游民”来形容这个群体，更指出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却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这时候他们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到土地去。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生活中的默认值 中央电视台记者编辑 于爱群 2008-07-30 计算机行业有个术语叫“缺省值”，也叫“默认值”。那是在你没有指定的情况下由系统提供给你的不言而喻的基本配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自来水、抽水马桶、电灯、天然气灶、电话是最早的一批缺省配置。
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还在没有这些配置的时代生活过。当我像我女儿那么大的时候，自来水是定时供应的，每天4个小时，分早晚两次，所以家家户户要用大缸存水。我妈妈每天起早，赶在供水的时候用手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出来。我们全家4口人，两盏25瓦和两盏15瓦的灯管用于日常照明，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是唯一的家用电器。一直到我16岁时，家里才第一次有了电话。至于炉灶，也经历了从蜂窝煤、液化气、煤气到天然气的过程。而我家里帮我照顾孩子的女孩小涵，她在农村的家至今仍然用秸杆烧火做饭取暖，用压井水，也没有抽水马桶。
以前读过一个小故事，一位哲学家，闭门读书，潜心学问。一天来到市场，不禁大吃一惊，说，天哪，这里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纳闷，哲学家为什么会大吃一惊呢？现在明白，那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默认值和这个时代主流的默认值，有太大的差距。就拿洗澡来说。30年前，我爸爸作为援藏医生在西藏工作的两年中，只洗了两次澡，一次是进藏时，一次是出藏时。他说，藏北大部分藏民一辈子只洗两次澡，一次在结婚，一次在死前。
三毛也讲过，撒哈拉沙漠里的居民一年才洗一次澡，每次洗澡都是一次隆重的仪式。在小涵的家乡东北农村，从前只有换季的时候才洗澡。后来每个月到镇上的公共浴室洗一次澡。至于云南的傣族人，他们靠水而居，依水谋生，洗澡是家常便饭。在这些民族的生活中，洗澡是和当地的气候相适应的。洗澡，怎么洗，在哪洗，多长时间洗一次，都是由环境决定的，是由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决定的。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洗澡已经脱离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而成为现代行为方式的某种仪式，某种象征。直到大学毕业，我一直每周洗一次澡，而现在也逐渐习惯了每天洗澡，把它当成了生活必需。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来如此。
不能单以捐赠数目评论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与企业公益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资中筠 2008-08-04 大家也看到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公益事业和公益基金会的书，大家也觉得对中国有一些启发。所以我今天恰好想讲的，第一是，中国跟美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不能够简单的类比。第二是，一个企业的形象不能简单的以它的公益捐赠的数目来评优劣，特别不能以一次性的在某一次的特殊事件里拿捐赠的钱数来评优劣。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除了捐赠，中国企业还有很多责任 中国的企业家不像以前的，刚刚教授问我慈善家，我说慈善家还没产生出来呢，是指的现在的。假如指解放以前民国时期的话，也还有一些，比如像张謇、 卢作孚等等这些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大的慈善家呢？因为我们还没有产生大企业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是刚刚的事情，不管谁发了多大的财没有安全感。美国的企业家财也大、气也粗，而且他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他服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本人从来就没有做过企业，企业家也没给我多少钱要我为他们说话，但是我常常觉得要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说几句话，一直到现在的处境也不见得很有 安全感了。现在在座的可能都已经是成功人士，就是说已经是站住脚的了，但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包括已经稍微大一点的，不一定站住脚，政策一变、形势一变，就不一定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说你现在有多少资产就应该捐出百分之多少来，或者非得大笔的捐，我觉得企业形象不应该拿这个来衡量。
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之下，在做慈善捐赠之前，我觉得中国的企业还有很多责应该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说为推动生产力作出贡献，这个已经做了，而且在改革几十年来，民营企业对发展经济和发展工业是作出贡献的。但是这个之外我觉得是这样，基本的责任还可以有一些，一个当然是保障本单位的员工的基本权益
和福利有很好的保障。第二，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比如像环保，企业本身的导向，不是说谋取一时的暴利，而是对长远的发展有贡献的。 做慈善须避免腐败
作为中国特色的企业责任，就是不要参与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责任不在企业，主要责任在政府，在官和名之间，在权与钱之间，权当然是占主导地位
了，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有良知的、健康的、有现代化意识得企业来讲的话，尽量的避免做这些事情，尽量的避免回应寻租的行为。当然我觉得作为中小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能够要求目前情况下说他百分之百的干干净净，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也有这个现实感。但是我觉得作为真正的已经发达的企业，而且已经相当成功的，应该尽量的为净化社会作出贡献，为引领好的风气作出贡献。
对林毅夫要听其言观其行 ----主流经济学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叶劲松 2008年8月 7月22日，星岛环球网以《中国贫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临新挑战》为题，讲述了林毅夫教授对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些批评观点，但对林教授，我们认为最好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对当今一些中国学者“小骂大帮忙”的现象，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林毅夫受西方赏识而被聘任为世界银行副行长，他和其他精英一样，按照西方资本意愿，许多年一直极力推动我国向国际资本主义接轨，搞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造成我国贫富悬殊状况。林毅夫称我国的贫富悬殊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现象之一”，其实，出现这种状况，这里面就有林毅夫、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重大功劳”。 但是，林毅夫关于“共产党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下似乎不会出现“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还能“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并将缩小贫富悬殊状况的说法，甚至经不起他们主流经济学家经常宣扬的理论观点的批驳。 主流经济学家常说，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理论观点的出现，是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榨表现出的资本的贪婪、残酷是掩盖不了的，为此，资本豢养的经济学家就只能对其进行无害化的、“合理”的解释。因此，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过是资产阶级学者对资产阶级对劳工的剥削、压榨等损害他人利益的贪婪、自私行为，进行淡化、粉饰处理的说法。但是，即使不从资本对劳动剥削、压榨的真实阶级关系出发，而是从主流经济学家也经常念在口上的、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粉饰性说法出发来分析，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的主要、强势的市场主体——企业（实质是资本），在其与弱势的市场主体——劳工的关系上，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必将使“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也必将使资本为主的富人的收入增长高于穷人，从而加剧劳动与资本间的贫富悬殊。 另外，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编的一些书中，也可见到有关市场经济将造成贫富悬殊这样的论述。例如在吴敬琏（他可是因为极力鼓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而闻名）主编的一部工具书就讲道；“在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通过市场体系难以实现社会认为的公平。……由于市场经济决定的个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而且对于那些缺乏挣取收入能力的人以及找不到工作机会的人，市场体系也不能提供支持或者维持他们的生存。这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称之为市场失效，认为需要政府干预，采取措施来减轻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以及对不能维持生活的人给予一定的接济，以防止社会的动乱。”（吴敬琏、张卓元主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百科全书》第17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则表现在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宏观调节，设法减轻或者消除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带来的由收入不均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大量失业和过度的通货膨胀，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上书的第57页） 吴敬琏主编的1993年出版的书中,白纸黑字写着市场经济“难以实现社会认为的公平”，并且会造成个人收入“很大的不均等”，造成“贫富悬殊”。对此，应该“政府干预”、“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来“减轻”这种贫富悬殊。而历史实践也告诉我们，我国在精英们搞的市场经济改革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当时的贫富悬殊远比现在小。 而林毅夫的讲话中，举不出有关经济统计数据或事例来支持自己的市场经济能够缩小贫富悬殊的观点；甚至不能用简单道理说明,市场经济为何能缩小贫富悬殊。一个严谨的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应有大量论据来给予支持，这本是常识，但林先生却作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林毅夫只是提出一些不能用论据、论证来自圆其说的的观点。 其实，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迫（现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只可能在市场经济下运作），损害劳工利益，使资本聚集巨额财富，产生了劳动和资本间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因此，不仅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有严重的贫富悬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也有严重的贫富悬殊。可以证明这点的统计数据比比皆是，我们可以略举一些。 1992年3月，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从1978年到1989 年的几年间，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了77%，占家庭总数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却下降了9%，占家庭总数20%的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在美国总共6600万个家庭中，在这几年里有2460万个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没有分享到美国经济发展成果，反而情况恶化了。在这几年里，美国家庭纳税后的总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净增了7,400亿美圆，其中96%被收入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亿美圆的60%。市场经济下，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是这样几乎全被以资本家为主的富人所占用。 1995年4月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为纽约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报告，援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指出，占美国全部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比例：70年代中期是20%，1989年激增到39%，1992年更增加到42%。沃尔夫的报告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对此，在谈到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那只“无形的手”给“社会带来好处”时，沃尔夫教授说：“竞争那只无形的手不是友善的手，不是仁慈的手，”“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减轻‘那只手的打击’，因此按照比例，它们的贫困程度不那么严重，过分富裕也少了些。” 1996年3月29日，美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报道，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罗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说，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快。在美国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占人口10%的美国穷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国一般人（这中间包括大量的“中产阶级”）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就股票资产而言，全美国77%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掌握在占人口5%的最富有家庭手中，而占人口80%的中、下层家庭只拥有上述资产的1.8%。 2007年10月14日， 星岛环球网一名为《国税局：贫富差再加剧 高收入者收入创新高》的文章写道：“根据美国国税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美国人2005年的收入所得占据全国总收入的两成多，创下一战以来的历史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显示，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21.2%，……同时，美国人口中的一半属于低收入，这一群体却变得更穷。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12.8%，这比2004年的13.4%有所降低，也低于2000年的13%。” 2008年7月23日，星岛环球网刊载了名为《美国人收入差距扩大 最富人群升至70年高点》的文章，文章写道，“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根据美国国税局最新发布的数据，……1%最富有美国人2006年在全美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2%，高于2005年时的21.2%。” 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的数据表明，因为资本将其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以“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形态出现的美国大资本家庭成员收入，其收入增长远高于劳工大众收入增长（并且在许多时间里，很多劳工大众实际收入是负增长），导致大资本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劳工大众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小。美国约3亿人口，2005年，300万“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美国人口中的一半属于低收入这一群体”（这一群体占美国人口一半，约1.5亿人）的总收入的1.65倍。在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连资产阶级办的星岛环球网也说“贫富差再加剧”。 林毅夫极力鼓吹用市场经济来缓解贫富悬殊，林毅夫说，“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做到了吗？市场经济分明将加剧贫富悬殊，他却说他将用市场经济缩小贫富悬殊，明明是要将劳动人民推向更深的贫富悬殊深渊，他却做出他是将民众救出深渊的样子。分明是婊子，硬要立牌坊。 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要消灭贫富悬殊，必须消灭产生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这样才能消灭剥削和被剥削，才能为消灭贫富悬殊，建立和谐社会打下基础。相反，企图在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情况下消灭贫富悬殊，不是幼稚，就是欺骗。
林毅夫，西方主子欣赏他，委以重任，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忽悠，引以为荣，同时蒙蔽国民，以为中国不得了了，联合国、世行这些组织都由中国人执掌，多么骄傲的事情！
链接资料 林毅夫反对贫富不均愈演愈烈的经济发展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7-22
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令各国商家垂涎。国际品牌从必胜客到劳斯莱斯无不愈来愈仰赖中国市场来带动成长——中国零售销售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1.4%。卡地亚珠宝和万宝龙墨水笔的厂商Richemont上周才表示，其季度销售强于预期，是拜中国大陆和香港需求强劲之赐。路透社报道，但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虽然富豪数目日益增加，2005年时中国仍有2.04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所得如此悬殊，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及政治难题之一，这也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论文颇值得一读。 危及社会稳定
林毅夫称，企业或许因政府着重“效率”而财源滚滚，但这不过是因为政府给予庇护，令它们免于面对市场竞争，且可获得国家巨额的补贴。“然而这些获利基本上是一种财富转移，势必会导致社会不稳”。
当代中国精英学者是世界历史中最无耻的学者 挑战霸权 2008年8月 中国当代精英学者大多是依靠说谎造谣投机政治捞取政治利益和财富利益的奸贼，他们现在造谣说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不敢说真话。我看是他们现在敢说假话。怎么证明他们说的是假话呢？就是因为现在是话语权被右派专制的时代，媒体被右派专制了，说的全是官屁。出版社被右派专制了，出版的全是右派编造的谎言。凭什么说他们是专制呢？因为没有一个跟他们的说法相反的争论言论可以出版。所有媒体全是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方面的声音，没有争论的声音。没有争论的声音只能证明他们是依靠强权专制编造谎言的，所有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出版物报刊杂志全是造谣诽谤。如果你们是真理就不会害怕争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是你们的专制证明你们是依靠权势制造谎言欺骗人民。 当代精英学者是特权阶级的御用造谣专家，特权阶级连网络论坛都给专制了，网络也成了特权阶级编造谎言的舆论工具了。他们不会钻研学术，他们只会用编造的事实做学术论据。他们的学习方法是奴才式的，他们首先在精神上成了权威的奴才，然后再用背诵乞讨来权威思想，他们对权威思想只会背诵解释，不会在实践中检验总结那些权威思想，他们是精神的奴才思想的乞丐。他们的学习就是到处找权威去乞讨思想，不是找古代圣人就是找外国洋权威，反正他们的学习方法就是背诵权威圣人的思想，谁背诵的多解释的好就是教授大师著名精英了。尤其那些会用洋语言背诵洋思想的洋奴才更是垃圾，他们说中国人全部应该用美国人的大脑思考一切问题，这种洋奴才被美国人洗脑了洗的连灵魂都成了奴才，他们那些洋奴才学者恨不得把自己的遗传基因也移植成美国人的。
没有独立、自主、自强、自尊精神的人就是奴才，连思考问题都要用美国人的脑袋了，连自己的中国人的脑袋都鄙视了，想换脑袋了，这还是人吗？他们只有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人性没进化好，进化成奴才性了，还不如进化成猪。他们就欠骂，我从来不骂人，只骂不是人。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5 09:26: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 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王绍光 2008年第 4期 (第 23卷)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4 2008(Vol. 23) 法律与政治 摘 要: 政治参与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不单单是政治权利的体现,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民国、1949 —1977年、1978 —1990年等四个不同阶段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以及不同群体在参与影响力上的差别看 ,以影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为解释变量,以古观今,全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参与危机。一方面社会上存在要求参与的压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希望回应参与危机。在两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形式。 关键词: 政治文化; 社会结构; 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 100084) 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 一、古 代 在原始社会里,民众似乎有参与的权利。《诗经》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里的“先民”据说是上古之君,把这句话译为白话就是:古之人君决策前,一定会征求庶民的意见。这就意味着,“最古之世,人民之得以参与政事者也”。① 但在传统阶级社会 ,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需求并不高,他们对公共性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在古代中国,有两样东西形成了利益表达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一是传统社会结构。利益表达的前提是承认民众个人或群体利益是正当的, 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和”。② 为了实现“和”的理想,可以有两种做法。① 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370 页。② 钱穆《 :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27 —31 页。一种做法是让初始不合拍的各种利益得到表达 , 让它们在相互碰撞中整合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另一个做法是压抑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是后一种做法,它是一种整体本位的文化,这里的“整体”相对于个人是家庭,相对于家庭是家族,相对于家族是地方,相对于地方是国家,个人只是这些外延不断扩大的整体中的一分子。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甚至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同理,小群体的利益应当服从大群体利益,并为大群体利益作出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被称之为义务本位的文化, 而不是权利本位的文化,它强调的是人们应尽的义务, 而不是应该享受的权利。① 在这种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里,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② 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庶人不议”的主张。也许有些人会举出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者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成分。不错,孟子贵民,认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都应该考虑人心之向背。但是,孟子虽然重视民意和舆情,我们翻遍一部《孟子》也找不到关于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只言片语。大概孟老夫子认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体会足矣。萧公权对孟子的评价十分到位: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 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与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③ 黄宗羲比孟子晚生近两千年 ,是清初民本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黄梨州还参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贵民”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变法建议,涉及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让地方势力和宰相来制衡君权,民众的参与并不在其视野之内。难怪萧公权感叹道:“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州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④传统社会结构对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影响同样深远。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蜂巢,由无数个蜂室组成。在这里,我们不去细究作为其基本构件,每个蜂室到底是村落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社区。⑤ 无论其基本单位是什么,每个蜂室是一个带有强烈内聚性的经济体。它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产、运输、交易和信贷体系。除此之外,每个蜂室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人们的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都在其中形成,人们的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在其中发生,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和权力关系也在其中展开。基层共同体的居民对区域内部状况相当了解,并具有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但他们对区域外的世界却十分陌生,并充满疑虑。 在这种蜂窝状结构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切身利益主要与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小共同体相关,他们的视野往往局限在那个小小的蜂室之内,而对整个蜂巢不甚了了,所谓“天高皇帝远”是也。每个基层共同体的成员主要由农民构成,但也有乡绅、工匠、商贾和僧侣,其中乡绅是国家机器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商贾则沟通此蜂室与彼蜂室之间的有限的经济往来。正是这些不是农民的人维系着各个蜂室与整个蜂巢的关系。⑥ 在蜂窝状结构下,即使赋予农民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这种权利。更何况传统政治文化根本不允许他们享有这种权利。① 社会结构对参与的影响也许在传统文化被摧毁后会表现得更显著。 ① 近30 年来国内外都有人试图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儒学与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不矛盾。如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 《: 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琪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年。但他们的论证往往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 经典中抽取只言片语,且忽略了儒学对人们行为的实际影响。Chenyang Li. Confucian Value and Democrat2 ic Value , The J ournal of V alue Inqui ry , 1997 , 31 : pp. 183 —193 ; Robert Weatherley. Harmony , Hierarchy and Duty Based Morality : The Confucian Antipathy Towards Rights , J ournal of Asian Paci f ic Communication , 2002 , 12 :2 , pp. 245 —267. ② Lucian W. Pye.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 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 , China Quarterl y , 1991 , 127 : pp. 443 —466. ③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87 页。 ④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560 页。 ⑤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有人认为是村落,有人认为是基层市场社区。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5 期。 ⑥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 ructure in Rural China , Part 1 , 2 , 3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64 —1965 , 24 , (1 —3) ;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Peasant 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 An Open and Shut Case , Com2 parati ve S tudies in S ociet y and History , 1971 , 13 , (3)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在中国古代,只有那些传统政治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约束不了的阶层才得以较多地表达其意见。这首先是指知识精英———士大夫。早在周武王伐商纣时,就有伯夷、叔齐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秦汉以下,政治上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更是被国家揽于彀中。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阶级,士大夫有一些特殊的力量来制衡皇权。② 于是“, 在政府里,由臣下来批评君上,有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③ 士大夫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一方面是因为儒家传统期待他们在君主荒淫无道时站出来说话, 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士大夫这个阶层在蜂窝状社会结构里地位特殊,具有双重角色,游走在蜂室与蜂巢之间,能进能退。⑤ 工匠和商人也比一般农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出现都市化的趋势。规模日益扩大的城镇与传统的蜂室不太一样,其内聚性没有农村社区那么强。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财富的累积, 人口的膨胀,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和工匠性的职能团体。缙绅阶层虽然不屑参与这些团体, 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团体在城镇中的影响力。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和地方性的, 从未成为独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镇没有西欧那种城市自治权,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抑商文化的作用,这些团体甚至还需仰仗缙绅担任与地方政府交涉的媒介,根本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所谓“市民社会”。⑥ 二、民 国 清末民初,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松动,尤其传统文化对大众参与的敌视受到撼动。但辛亥革命主要还是一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要等到“五四”前后,社会革命还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引入了一整套西式政治体制,如总统、国会、政党、选举等。看上去热热闹闹,但政治参与的范围只是稍稍扩大了一些,从只允许士绅参与,扩展至包括一些都市新精英(如商人、新学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等) 。以1913 —1914年的国会选举为例,由于存在财产、税负和教育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只有10. 5 %的人口成为合法的登记选民。⑦ 当时选民由各省自报,这个数字很可能有较大的浮报和滥报成分。⑧ 在新精英中,商人的角色值得注意。这里说的商人,不是分散在农村的老式商贩,而是集中在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 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不再受传统蜂窝状结构束缚,其成员牵涉的利益关系更加广泛复杂,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域或特定行业,他们的视野也相应比传统精英要宽广得多。随着工商业在清末民初的发展,这个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商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这种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社会团体, 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崭新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① ① 在中国古代,农民的参与只有在动乱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如从陈胜、吴广到黄巾、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不过“这种力量暴起暴落,有破坏性的冲击,却不能构成制度性的制衡”。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32 页。 ②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第30 —32 页。一个例子是,士大夫往往可以利用“清议”来评论政治和政策。Mary Backus Rankin. “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 : 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82 , XL I , (3) : pp . 453 —484. ③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41 —45 页。 ④ William T. de 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 in Chinese Thought and I nsti tutions , ed. , by John K.Fairbank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7. ⑤ Merle Goldman. China?s I ntel lectuals : A dvise and Dissent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⑥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第28 —29 页。 ⑦ Peng2yuan Cha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The Parliament of 1913 —1914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78 , XXXVII , (2) : pp. 293 —313. ⑧ 熊秋良《: 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 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1 期(总第156 期) 。根据张玉法的研究,在1899 —1909 年间中国就出现过265 个商业社团。不过,早期社团一般都很脆弱、短命,稍纵即逝。② 辛亥革命为商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1912 年,全国仅有57家商会, ③但到1915 年, 商会总数已经增长到1 242 家。④ 在清末民初中央政治权威衰落的背景下,以商会为中心,商人们广泛参加了抵货运动和其他政治活动,并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⑤ 其后在20 年代初期,工商业者逐渐摆脱了“在商言商”的旧习,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运动和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多次主动发起请愿、抗议等政治运动,敦促国会制定宪法,要求监督国家和地方财政,要求废督裁兵,直到自行组织具有立法机关性质的“国是会议”和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民治委员会”。到20 年代中期,甚至还有人提出成立“商人政府”的主张。⑥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便着手对商人团体及其他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企图把它们纳入训政体制,加以控制。此后,虽然商人阶层也曾偶尔主动参与政治,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府的附庸。只是到了1947 —1949 年间,当国民党政府陷入风雨飘摇时,商会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才再一次爆发出来。⑦ 不过,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蜂窝状结构的效力在乡下和小城镇依然很大,那里的商人们在政治上未必如此投入。⑧ 同一时期,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也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在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展开了一轮大规模的结社运动。在1920 —1923 年间,成百上千个青年团体、学会、文学俱乐部和互助合作社等在各大城市出现,大中学生和教授在结社中尤为积极。⑨ 青年学生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派豪情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早期学生运动到“五四运动”, 从“五卅”时期的大规模卷入,到抗战前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战胜利后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青年学生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偶尔也走上街头,但他们更多地采取办刊撰稿和组党的方式来影响时政。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1896 年) ,到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898 年)和《新民丛报》(1902 年) ,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1916 年) ,到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1919 年) ,到丁文江倡办《努力周报》(1922 年) ,到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1932 年) ,再到储安平创办《观察》(1946 年) ,都是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办报办杂志来参与和影响社会变革的例证。这些刊物几乎每个都代表着一股风潮、一个时代,对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过极大的冲击。lu 除了办刊办报外,有些知识分子还直接投身政治,组建起自己的党派。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就出现过一个组党热潮,据张玉法考证,民初国会选举时,竟有大小600 余个政团参加。当然,它们大多数是昙花一现,不久就销声匿迹了。lv二三十年代,又陆续出现一些政党和代政党色彩的团体,如中国致公党(1925 年) 、中国农工民主党(1930 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 年) 、国家社会党(1934 年) 、中国青年党(1934 年) 、全国各界救国会(1936 年) 。 ① 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 ② 张玉法《: 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年,第90 —148 页。 ③ 朱英《: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55 页。 ④ 《民国八年中国年鉴》(民国八年版之影印版) ,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 年,第117 页。 ⑤ 马小泉《: 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 天津社会科学》1997 年第4 期;杨振姣《: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烟台大学学报》2003 年第16 卷第1 期。 ⑥ 朱英《: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5 期。 ⑦ 魏文享《: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 —1947》《, 开放时代》2004 年第5 期。 ⑧ 冯筱才《: 1911 —1927 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 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6 期。 ⑨ 王世刚、李修松《: 中国社团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58 、372 页。 10，20 世纪20 年代,胡适就曾说过“, 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年10 月9 日,参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321 —322 页) 。 11， 张玉法《: 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第33 页。抗战期间出现了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 , 抗战胜利后,又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年)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 、九三学社(1946 年)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 年) 。这些党派有的依附国民党,有的支持共产党,还有的高举“第三势力”的旗帜。① 不管其纲领如何,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在传统社会,读书人就比其他阶层束缚少。到20 世纪上半叶,经过外来思想的撞击,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如果说商人参与的主要是地方政治,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则试图为中国向何处去寻找答案。 19 世纪40 年代中国出现近代工业。从那以后,新兴的工人阶级便开始在中国历史舞台崭露头角。据估算, 到1919 年前后, 全国当时有约260 万产业工人和1 800 —2 000 万手工业作坊工人、小型店铺职工和城镇苦力,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都市里。②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工人们虽然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斗争方式不仅没有摆脱传统蜂窝状结构的影响,反倒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强烈影响。这与中国工人队伍的来源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在城市里是背井离乡、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为了在陌生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护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往往集中在某个行业。因此有近代上海“广州木匠、宁波铜匠、盐城人力车夫”及“哈尔滨之理发者,皆为鄂人,北平之挑水夫,尽为鲁籍”的现象。在各地的码头搬运工、车船脚夫、城镇挑夫等苦力行业中,更是普遍存在不同籍贯的人各划地界、把持行市的情况“, 非其本帮,绝难羼入”。③ 即使必须与外地人在同一个行业共事,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也往往与同乡结成帮会,乡谊给他们一种归属感、亲近感和依赖感。如20 年代初在汉口铁路工人中,便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按照邓中夏的说法,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帮别人争夺工作的组织”。④ 换句话说,移民们在城市中复制了他们熟悉的蜂窝状结构。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曾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农村的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移民们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一种“传统”对“现代”的包围。⑤ 在这一背景下,工人运动受到帮会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中国早期的罢工绝大多数是由帮会发起和领导的,突破行会帮口界限的罢工是例外,而不是常例。⑥ 虽然乡谊有利于同籍工人内部的团结,使基于区域文化认同的工人组织有较强生命力; ⑦但与此同时,与帮会混杂在一起的工人组织往往追求狭隘的利益,并因此相互冲突,甚至械斗,很容易被雇主、买办、当局和军阀所利用,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如何,由于帮会的影响巨大,所有政治势力都希望利用帮会来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如此, ⑧日伪政权如此, ①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① Edmund S. K. Fung. The Alternative of Loyal Opposition :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and Chinese Democracy , 1937 —1949 ,Modern China , 1991 , 17 , (2) : pp. 260 —289 ; Edmund S. K. Fung.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Minor Parties and Groups in Republican China , Modern China , 1994 , 20 , (4) : pp. 478 —508. ② 王永玺《: 中国工会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第6 页。 ③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期,第48 页。 ④ 蔡少卿、刘平《: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学术研究》2000 年第3 期,第74 页。 ⑤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 10 —15. ⑥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期,第49 页。 ⑦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⑧ 参见王永玺《 : 浅析行帮、会党与中国工会运动》《,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 年第14 卷第3 期;顾健娣、林齐模《: 杜月笙和上海工运》《,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21 卷第1 期;张辰《: 战后上海主要产业和工运概况》《, 档案与史学》2002 年第3 —5 期。1920 年代中期,为了获得广泛政治支持,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都花了大量力气组建工会和农会。到1927 年两党决裂前后,中国已经建立了700 个工会,拥有两百万会员。参见刘健清《: 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43 页。国共分裂后,两党分别控制自己的工人组织。据南京政府中央工商部1928 年调查,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有1 117 个,177 万余会员。参见瑷Z :《历史上国民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会》《, 工会博览》2004 年第7 期,第41 页。在经过长期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一套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包括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采取“红心白皮”的方式开展工会工作;开办工人学校、俱乐部,与工人沟通感情,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等。共产党早期的工运领袖,如李立三、刘少奇、李启汉、包惠僧、陈潭秋、苏兆征、林祥谦、汪寿华、张维桢等就是这样身体力行打开工运局面的。只有通过这些迂回的方式,共产党才得以逐步将一些受帮会控制的工人组织改造为新型工会,获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② 如果忽视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纯而又纯的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③ 1922 —1923 年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5 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史实都说明,只有妥善处理好与帮会的关系,才能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在这些成功的、跨越帮口的总罢工中,政党的作用是胶合剂,把散落的“蜂室”聚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来自政党的动员,单靠“自为”的工人阶级,也难以发动起有效的工人运动。在政治参与上,农民更容易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影响。虽然在晚清新政时期中国已出现自称“农会”的组织,但它们都是商办或绅办的职业团体,并为这些精英所把持, 与普通农民无关。④ 1921 年9 月底爆发在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农民运动,虽然只存在了不到3 个月,却拉开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⑤ 次年6 月,彭湃在广东海丰组织了“六人农会”,并于1923 年元旦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衙前和海丰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减租、争端、互救问题,仍局限于其所处的村落之中。⑥农民运动的高潮是在国共合作形成后才出现的。如图1 所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广东。从1924 年12 月到1926 年5 月,广东的农会会员由18 万猛增至62 万,其后又上升到83 万,会员人数几乎占全国同期农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不过,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的精力北移,土豪劣绅马上有了反扑的可乘之机,加之广东国民政府首脑李济深迅速右转,压制农民运动,广东很快丧失了在全国农运的中心地位。⑦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湖南。本来湖南农民运动远远落后于广东,1926 年4 月,全省才有农会会员38 000 人。1926 年7 月、8 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形势急转直下。到1926 年12 月举行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农会已拥有130 余万会员。此后,农会会员人数快速膨胀,到1927 年4 月底,湖南全省农会会员达到518 万余人,几乎占全国农会会员的一半。⑧ ① 参见黄美真《: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 历史研究》1994 年第4 期。 ② 参见房晓军、胡长青《: 论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23 卷。 ③ 参见田素文《: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新特征》《, 山东师大学报》1994 年第2 期;周建超《: 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城市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3 期;张军《: 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求索》2005年第1 期;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 t rike : The Pol i tics of Chinese L abor , Chapter 2. ④ 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各省设立农会史料》《, 历史档案》1998 年第2 期;常书红、王先明《: 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 社会科学研究》1999 年第2 期;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 ⑤ 丁晓强《: 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1 期;陈晓蓉《: 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 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11 期。 ⑥ 殷丽萍《: 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性质新论》《,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 年第1 期。 ⑦ 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心再认识》《,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5 期;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两个全国农民运动中心成因对比研究》《,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5 期;肖飞《: 论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 ⑧ 范忠程《 :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5 期;吴忠华《: 大革命时期湖南成为全国农运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辽宁师专学报》2004 年第4 期。
北伐军进入湖北后 ,农民运动出现了第三个高峰。此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湖北农运发展较慢。1925 年12 月省农协成立时,会员不过区区2 000 人左右。然而,随着北伐军的到来,农会会员很快在1926 年9 月增加到287 000 人。1927年3 月,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迎来了湖北农运的鼎盛期;2 个月后农会会员人数已高达250 余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在1927 年5 月的马日事变和7 月的武汉分共后,一片腥风血雨顿时吞噬了一度蓬勃的湖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