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中国科技大学的黄卫东副教授发来一篇另辟蹊径的文章，完全是不按科班经济学套路想出来的一些新方法，尽管这些学者的思考还欠完善，还需要推敲，但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值得赞扬，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最大的问题是被西方理论主宰了头脑，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已经不会思考，只知道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模仿
，结果使经济成果损失惨重。现在经济危机的迹象已经逐渐显示出来，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好事是暴露了主流经济学派的弊端和误国，从而刺激出一个新的中国经济学的诞生。现在一大批中国学者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他们已经放弃了对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的模仿，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新的发展道路。至于文化方面，情形也是如此，
各大派系目前都在较量，本文集下面发出两个派系的文章，一个是《儒家邮报》的一组文章，一个是《公民》电子刊物的一组文章，一个是土鳖，一个海派，不同的传统不同的风格，请大家细看其中的区别。总之，中国自己的魂魄与思想目前都正在经历着磨练，就象第一篇文章《浮生若茶》一样，只有在上下翻滚的沸水中，中国的这壶茶叶才能发出清香。] 岌岌可危的中国主流学派 迎接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诞生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26日 目录 《沉浮浮生若茶》 张宏良：《不要欺人民太甚！——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菲利普•派瑞斯：《基本收入——21世纪的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 黄卫东：《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何清涟：《“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 》 胡星斗：《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与无权阶级的矛盾----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中国》 林安梧：《发展公民儒学，提倡大公有私----伦理道德观的转化》 唐勇：《中国儒学比韩国弱很多----杜维明访谈》 皮介行：《两岸应该共同维护中国钓鱼台领土主权──略论钓鱼台问题》 郑永年：《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王达三：《抵制〈熊猫〉不如火烧〈赤壁〉》 日本时报：《左派儒学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石平：《欧洲垫脚布波兰为何超级反华？》 章立凡：《地震中的改革大厦——三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吴祚来：《我为什么要指责余秋雨？》 张祖桦：《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 王京龙：《独立基督教会在中国公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 --------------------------------------------------------------------------------------------------------------------------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5 13:20: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浮生若茶.? 浮生若茶 磨练
张宏良新作：美国鹦鹉不要欺中国人民太甚！ 不要欺人民太甚！(一) ——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张宏良 2008-7-25 原编者按：这是张宏良先生短暂休憩后的第一篇力作，文章以犀利的笔锋，翔实的数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上“银行没有贱卖”的无耻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揭露了买办集团主导的金融改革欺上瞒下搜刮百姓断送国家财富卖身国际资本的滔天罪孽。在紧扣金融战争最新动态的同时，张先生还对30余年来的倒行逆施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勾勒，痛斥了“卖国三部曲”的前世今生，读来振聋发聩，令人拍案。文章秉承张先生以往的行文风格，虽然篇幅较长，但文风磅礴大气，观点环环相扣，叙事浅入深出，描述生动形象，全文充满正气且极富斗争性，饱含了张先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对人民的拳拳之心，是一柄刺向精英的利剑，是一卷唤醒民众的雄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相信让中国买办精英懂得这个道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全文以此为结束，将打赢这场21世纪新的民族救亡战争的希望寄于中国人民的觉醒，望网友们广为转发、传播。 2008年是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一年。只是最大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把老百姓视如草芥的任意蹂躏欺辱。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士可杀而不可辱”，讲的就是生命和尊严的道理。你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却不可以侮辱他人的尊严。不仅士不可辱，民同样不可辱。对于崇尚天理人伦和生命尊严的中华民族来说，任意蹂躏欺辱的罪恶远远超过杀戮本身，所以《水浒》才把唯一没有杀人的高俅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而把历史的荣誉献给了武松等一生杀人无算的英雄豪杰。其实西方也是这个精神，“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表示宁死也不接受蹂躏欺辱。所以古往今来历代统治集团往往都是欺压人民欺瞒人民，却很少欺辱人民，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突破这个道德底线，不仅对本国人民没有，甚至对侵占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日本只是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没有歌颂南京大屠杀，更没有组织专家学者讨伐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就是底线，这就是连法西斯野兽都没有突破的底线。可是当今中国金融买办雇佣的所谓专家学者却突破了这个底线，居然众口一词地讨伐起了贱卖银行股最大的受害者——中国老百姓，大骂中国老百姓是没有理性的情绪发泄。把主人的财产贱卖掉还大骂主人不应该有疑问，无论是作为现代公仆还是作为旧时奴才，都是悖逆天理丧尽天良的人伦大罪。 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过度宽容和现实中的过度忍让，造成了中国精英集团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其欺压和凌辱，逼其下岗，淫其妻女，掠其财产，卖其银行，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如果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道德沦丧的不良学者的个别行为也就罢了，最近以来为了讨好上面以升官，讨好买办以发财，个别明星学者一直上蹿下跳地叫喊贱卖银行有功论，而今居然上升到召开研讨会的水平，形成买办、学者、媒体的联合轰炸，并且舆论轰炸的内容已不再是贱卖银行有功论，而是直接讨伐银行的主人——中国人民。过去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老百姓已经忍受了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无法忍受的空前劫难，只求给留下一点点做人的尊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给留下一个“完尸”，可是老百姓就这么一点儿可怜的要求都遭到了残酷蹂躏，非要把老百姓碎尸万段不可，一定要逼着老百姓承认贱卖银行是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把十多元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收获！这种行径简直超越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流氓强盗！流氓强盗固然可恨，但是古往今来，哪怕是最邪恶的强盗也没有逼着受害者承认遭受抢劫是最大的收获；哪怕是最变态的流氓也没有逼着受害妇女承认被强暴是最大的快乐（不过据博客中国报道，举办此次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就以射精属于劳动为依据，提出了妓女剥削嫖客的理论。其创新贡献仅次于贱卖银行有功论。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惊人创新理论就是：贱卖银行有功论、乱伦幸福论、妓女剥削嫖客论）。如此丧心病狂地暴虐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可谓是欺民太甚！ 研讨会还是讨伐会？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只是表达了错误观点而已，不要看得太重。这是所有受害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们看得太重，还是对方做得太绝。不错，在一个健康社会里，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观点，哪怕是极端反动的观点，也有表达的权利，只要是真诚的观点，就应该得到尊重。所谓真诚的观点是指发乎于心而非出自于利，更不是西方豢养的美国鹦鹉和买办雇佣的学界走狗。而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恰恰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金融买办操纵的利益表演，与其说是专业研讨会，不如说是放狗咬人的讨伐会。 作为研讨会，应该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研究讨论，特别对外贱卖银行股这类牵扯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又是在业界学界各色人等杂陈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与会者观点如同拷贝般惊人一致，即便是在皇权专制的御前会议上，在一党专政的代表大会上，也从未出现过全体与会人员的观点如同一张光盘上拷贝出来一样，至少在诸如价格高低这类技术性问题上还是应该存在差异的。像目前这种在细节上也没有任何差异的所谓研讨会，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无耻最肮脏最龌龊的一幕。虽然中国学者的堕落已是人所共知的肮脏事实，但是能够堕落到这个程度却超出了历史上所有无耻之徒最大胆的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民养育的一群中国学者，聚在一起呼吁外国人投资中国银行一年赚取10倍的收益率太低，认为把股票以相当于中国投资者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资仍然太高，甚至把锁定外资风险的价值数千亿元的期权分文不取地白送给外资，仍然认为外资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说连白送都不属于贱卖，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属于贱卖？如果连白取都算是承担风险，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没有风险？人，特别是公众人物，怎么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 学者卖论求荣进而卖国求荣，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的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当初投靠日本的汪精卫也只是认为投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没有认为日本侵占中国是一件日本人吃亏中国人沾便宜的伟大改革。特别是在同期同样投资中国银行业的中国股民亏损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作为最高学术机构和最高专业媒体的明星学者，不仅绝口不提中国股民不应遭受的惨烈损失，反倒大肆论证外国人一年10倍的投资收益十分合理，请问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诸位还有没有天良？尽管你们讨好那些买办可以前程似锦，可以荣华富贵，可是你们却丢掉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良知和廉耻。这是连指使你们的主子都不敢公开丢掉的东西，所以才驱使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奴才出来祸害百姓祸害国家。或许你们现在或将来都会恬不知耻地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奉命行事，是主子在借用你们的学术身份，并非是你们的真实想法。不过在此需要提醒诸位，一个人做什么是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决定的，但是怎么做却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做什么反映的是立场问题，怎么做反映的是道德问题。诸位在贱卖银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无耻下流，恐怕连你们的主子都会感到不耻。主子可能会欣赏奴才的效率，却很少会欣赏奴才的卑鄙；所以才有了贵族和奴才、绅士和狗腿子之间的明确分工；贵族和绅士拥有政治立场，奴才和狗腿子拥有卑鄙手段；前者往往立场反动却不卑鄙，后者往往是既卑鄙又反动。所以历朝历代都是奴才比主子更坏，二鬼子比鬼子更邪恶，但是能够邪恶到像银行业改革开放问题研讨会这个程度的，却是空前绝后。 就拿这次贱卖银行股来说，仅仅10多家银行股贱卖一年就流失上万亿财富，如此惊人的财富流失震撼了整个世界，连那些参与掠夺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忍不住感叹中国太惨了，甚至连美国这个最大的操刀手都被中国财富流失的可怕惨境震撼了，于今年4月份出台了新的外资审查法案，成立了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内的外资审查委员会，构筑了强大的金融壁垒，避免中国财富流失的悲剧在美国重演。这次贱卖银行股造成的财富流失有多么可怕，看看中国股市就知道了，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居然莫名其妙地爆发股灾，短短半年股市就跌去一半，大部分股票跌幅超过三分之二，市值损失18万亿，相当于7年全国工资总和（按2006年计），绝大多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哪里去了？全都通过这种贱卖差价落入了外资腰包。面对由财富外流造成的惊人财富浩劫，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还是个人，就会感到震惊和恐惧，可是这些顶着专家学者光环的美国鹦鹉和买办走狗得出的结论却是，外资掠夺越多中国就越富裕。在利益面前中国学者能够堕落到这种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属于社会学上的道德堕落，还是属于生物学上的物种堕落。马克思曾经讲过，动物只能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人能够按照任何尺度创造世界。估计主张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这些专家学者就是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的低等动物，他们自己依靠卖国走上了富裕道路，便认为全国人民都在他们卖国的道路上富了起来，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高扬卖国旗帜。 这个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最为荒诞的地方，在于它把30年来形成的“西门庆立法”这一中国特色推向了极端。既然是讨论银行股是不是贱卖的研讨会，参加者就不能是那些贱卖银行股的人，不能由小偷来评判盗窃是否属于犯罪，不能由流氓来判定什么行为属于强奸，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的基本常识，只要不是已经丧尽天良的人，绝不会违背这个基本常识。可是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半数都是亲自贱卖银行股的人，除了那个刚刚贱卖完银行股就因受贿而被判刑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之外（由这位行长身上就可以看出贱卖银行的都是些什么人），几家大银行的官员都到了，有的银行官员即便未亲自到场，也派了几条首席“黑背”隆重参加（中国老板的格言：企业聘用经济学家权当是养了几条“黑背”。“黑背”是一种狼狗），从而形成了 “西门庆立法”的典型现象。所谓“西门庆立法”，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充当法官，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性质，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司法现象，是所有立法中最荒诞最黑暗最邪恶，也是老百姓最绝望的一种立法现象，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最大司法根源。当今世界立法分为公众立法和精英立法两大类，毛泽东时代属于公众立法；精英立法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武松立法”，即由局外人立法；另一类就是中国形成的“西门庆立法”，即由犯罪当事人立法。由贱卖银行的人来讨论银行是不是属于贱卖，结论如何自是可想而知，只是这样做有些欺民太甚，太欺负中国老百姓，太把中国老百姓不当人了。 即便在《水浒》这个集封建社会司法黑暗之大成的典型环境中，西门庆也只能是通过贿赂法官才能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充当法官；高俅身为国防部长，要陷害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也只能通过其他法官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给林冲定罪。而30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大悲剧，就是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把罪犯和法官直接合二为一了，由当事人自己给自己立法定性。这个银行业研讨会的一些参与者，就是身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人大常委双重职务，中国产业的陷落，中国银行的贱卖，乃至将来弄不好亡国灭种，问题都出在这个双重职务上。银行是做买卖的公司，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这两个职务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必然形成现在这个局面，银行把股份贱卖给外国人，立法机构随之叫好，甚至无论银行做什么，人大常委都会予以肯定，最终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变成了银行的私人保安。可以说，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人大常委驳斥银行贱卖论”的大字标题了。作为达官名流的与会者应该知道，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会议员以国会的名义参与商业银行买卖股票价格的讨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并且肯定会被立案调查；作为国有银行官员和人大常委更应该知道，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国有银行资产的买卖特别是对外买卖，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基本常识。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天天以西方普世价值对抗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专家学者，在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上却绝口不提西方做法，绝口不提西方国家的国有银行是怎样买卖的。粗略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就会发现，恰恰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所有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体失语：一是在买卖中国银行股上发了大财的那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国有银行是怎么买卖的，是不是也是以高于外资10倍的价格卖给本国人民，以相当于本国人民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二是在外国人赚取了10倍投资收益的同时，中国人赔了多少，又是怎么赔的，为什么在中国人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外国人仍然有十多倍的账面收益？其实，只要把这两个问题摆到桌面上，银行股是不是贱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了。 看着这个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讨伐会的内容我就在想，这些人为何非要把老百姓逼上死路不可。中央十七大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他们就同时启动天量的外资圈钱计划和“大小非解禁”的抢钱计划，导致股市暴跌8个月，彻底毁灭了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梦想；中央提出要实现“五有社会”，他们就通过贱卖银行股一年让外资卷走一万多亿，彻底摧毁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他们就通过劫贫济富的办法把老百姓逼上极端，连半条活路都不留；最近党中央总书记公开登陆被称为“左派大本营” 的强国论坛，宣告党中央十分重视网络舆论，全国立刻就掀起了疯狂的删帖运动，故意制造网民对总书记的误解和对立。最近以来这股阴风越来越邪乎，可说是剑剑指向中央，刀刀剁向百姓。在这些人眼里，对共产党卸磨杀驴的时候到了，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已完成了财富抢劫，现在所担心的是老百姓会再次打起共产的旗号对他们实行反抢劫，所以他们下了杀驴的决心。当初他们是借用共产党的旗号抢劫老百姓，现在正好借用老百姓的怒火再消灭共产党，这可谓是超越千古的政治绝杀，无论最终难逃此劫的是共产党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是已经注定的不变赢家。这种赢家地位来自于30年间他们自己制造的政治惯例，就是无论犯下多大罪行，只要往西方国家一跑，事情就算彻底了结。凭借这个人为制造的惯例，他们将亲属财产转移海外，在西方国家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安排好退路以后便开始了对国内老百姓极端疯狂地掠夺和欺辱。这个政治惯例是当初老爷子安排的所有杀着中最为高明的一着，目的是为逃避历史惩罚，让子女后代永远能够过上帝王般的富裕生活。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积极配合这一惯例，对所有反华分子照单全收，特别是对学界和媒体大腕更是关怀有加。所以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才会如此无所顾忌地大肆讨伐老百姓。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你们真的认为中国人民以后会遵循你们制造的这个惯例？你们真的相信西方人民能够接受毁掉了世界最美丽家园的一群罪犯？你们真的以为中国永远都不会像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韩国那样对待叛国者？就在今年4月，韩国刚刚编纂出版了《韩奸大词典》第三卷，按照名单逐个没收后代亲属的所有财产，让所有子孙后代都蒙羞含辱，人前再难抬头。诸位就不为自己子女的将来想一想？既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道就唯独能够漏掉你们？别的暂且不论，就拿通过贱卖银行股转移给外资的这上万亿资产来说，就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千古第一大案，仅此一案就百年难消，所有人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2007年美国龙星公司将1998年韩国危机期间购买的韩国外汇银行股份卖掉，10年赚取了46亿美元，引起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司法机关立案调查，那些当初参与外汇银行买卖的人纷纷落入法网。与10年让外资赚取46亿美元的韩国银行案相比，一年就让外资赚取上万亿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我想参加“讨伐会”的专家学者应该十分清楚。在此，我们只是想提醒诸位，不要太蔑视历史，不要太欺负人民！ 不良学者的流氓观点还是金融买办的殖民化宣言？ 如果这个所谓银行业研讨会仅仅是几个不良学者赚取昧心钱的流氓言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加以理会，30年来中国的不良学者早已堕落成世界上最下流的生物群体，没有任何卑鄙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像贱卖银行有功论这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勾当，原本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可以说已经司空见惯。只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围绕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许多言论乍看上去好像完全是流氓言论，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颠倒黑白的流氓言论不过是表面假象，其本质是推行经济殖民化的卖国主张，把经济殖民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图强加在在中国人民头上。通过下面这个研讨会的一些基本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些中国人已经把中国卖到了何等悲惨的程度！ 其一，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外资不仅有权享有各种超国民待遇，甚至应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利，有权直接占有全国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原话：“仅以入股价格计算，据了解，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外资股东的入股价格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东。四家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改制时，代表国家出资的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中建投以及其他国有发起人股东均以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而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最高的是汇丰银行，当时其以1.76倍市净率入股交行，最低的美国银行入股建行价格也达到1.15倍市净率。这一价格，远远高过国有股东。”单就形式上来说就可看出这些自称的“理性学者”简直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无赖流氓，你是比较入股价格还是比较市净率？如果是比较入股价格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价格，如果是比较市净率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市净率。用市净率比较入股价格，怎么知道美国入股价格是高是低？作为学者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即便是那些市井无赖也不会下作到这个地步！其流氓手段暂且不论，就关于我国银行国家股的价格分析来说，这些人完全是站在汉奸立场上来看问题。所有老股民都知道（经济学家更知道），包括银行在内的我国上市公司最初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目的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简单说，就是国家不想再为国有企业掏钱了，要把为国有企业掏钱的任务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又不想丢掉控股权，便把企业现有资产按照股票面值折算成每股一元，国家并未投入一分钱现金，仍然保留了控股权。由于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归全民所有，再加上又承诺国家股不流通，所以国有资产是每股折算一元，还是每股折算一毛，大家并未在意，反正都是国家的，都是老百姓的，怎么折算都无所谓，所以老百姓仍然高高兴兴地以平均15元的高价购买股票。只是随着后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股落入私人和外资手中，并且从去年起国家股也开始上市流通，把当初一元钱折算的股票和老百姓15元的股票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老百姓才知道上当了，但是已经晚了，绝大部分投资者已经血本无归了。并且今年3月份还把这个过程起了个专业名称：股权分置改革，作为重大成就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老百姓也就只能认命了。 但是，中国老百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金融买办及其雇佣的专家学者，居然以当初国家股未花一分钱为依据，以国家股按照股票面值折算为标准，将中国的银行卖给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卖给外资的最高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最低价格不到1元钱。价格最高的兴业银行卖给外资是2.7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5.98元，98%的中国股民购买价是四、五十元；价格最低的建设银行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98%中国股民的购买价是10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投资建设银行股票，中国投资者亏损数千亿，而美国银行能够从建设银行赚取数千亿元的原因。原本以为贱卖银行股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可能是误入了外资陷阱，看了银行业研讨会才知道这个陷阱不是外资设置的，而是中国金融界和学术界帮助外资设置的。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不过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如果按照国家财政部的入股价格对外出售银行股份的话，等于是要把全国的银行资产都白白送给外资，甚至不仅仅是全国的银行，包括所有国有公司的资产统统都要归外资所有。因为财政部代表全国人民控制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掏一分钱，这是因为财政部本身就是全国人民的，如果那些参股控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也归全国人民所有，莫说是每股价格9毛多，哪怕就算是每股价格只卖9分钱9厘钱，老百姓也绝无异议，也绝不会认为是贱卖。 而现在这些打着学术旗号的买办汉奸，居然要参照财政部控股国有资产的成本对外资转让中国的银行，这是连当初八国联军和后来的日本鬼子都想象不出的强盗逻辑，若非亲眼所见，任谁都不会相信是中国人自己的“无私奉献”。或许一些不太懂得经济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可怕含义，以财政部对本国资产的控股成本作为对外出卖银行的参照价格，这就如同要参照主人的权利占有对方的财产，参照丈夫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妻子，参照父母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孩子一样。如此荒诞的卖国行径甚至完全超越了当年李鸿章最大胆的卖国想象，李鸿章再怎么卖国也没有卖到让八国联军享受和清朝政府相同的待遇。可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毁国的罪恶行为，居然胆大妄为地拿到研讨会上公开宣扬，可见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已经被蔑视到了何等程度！所谓图穷匕现、水落石出，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银行业所谓改革开放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金融资产划归到西方国家腰包里，其中一部分成为金融买办的提成。庞大的中国金融业逐渐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国内金融买办、相关腐败官员和学界美国鹦鹉“四马分肥”的瓜分对象，账面那60万亿金融资产究竟国内还剩多少？恐怕不到彻底清算那一天谁都不知道。 其二，在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上，同样反映出了这些自称不同于老百姓情绪发泄的所谓“理性学者”的流氓本色。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他和流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凭有没有职称，而在于是不是讲道理。我们说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因在于，银行不仅是现代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信息中心，中国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产，中国所有党政机关以及军警部门的活动，都处于银行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一旦落入外资手中，不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银行看作是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纷纷立法禁止外资控股本国银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今年3月中国银监会出台法规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随后中国银监会主席又宣布“外资控股中国银行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之间都可以”，才会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最终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于是金融买办才匆忙召集了一帮不良学者，才有了这个所谓银行业改革开放研讨会。只是这帮所谓理性学者不应该像泼皮牛二那样强耍无赖，把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外资在中国设立银行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淆在一起，借此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这个研讨会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3%，东欧地区占比较高，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其国内银行总资产的58％，占比较低的东亚和大洋洲合计为6%，而我国仅为2.44%” 由此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并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显然这里是用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规模，偷偷替换掉了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规模，这种替换的恶毒之处在于，对于一般不了解金融的中央领导和普通民众，很容易因此形成错觉，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不过才百分之一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笔一挥就成了批示，然后这些金融买办再拿着中央批示镇压百姓的反抗。中国金融领域所谓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如此形成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决策信息定向化”，就是中央重大政策的决策信息，都是由国内买办集团、美国鹦鹉等利益集团单向提供的，这些单向信息完全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的基础上，任何人根据这些单向信息都只能做出单向决策，这是信息时代决策模式的一大特点。信息时代决策的基础是信息，有什么样的信息便会产生什么样的决策，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不惜花大价钱控制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咨询机构，把中国的学术明星打造成为美国鹦鹉，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制造各种决策信息，误导中国高层决策。可以说，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重大决策失误，无不是这种“决策信息定向化”的结果，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获得巨大利益，把中国再次变成了经济上任凭外资掠夺的“国际奶牛”，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比中国人还关心中国改革，多次威胁中国如果放慢改革将会直接损害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以及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系列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学术轰炸，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突然单方面全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策原因，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这些资料，任何决策者哪怕是西天佛祖，也会做出彻底丧失中国银行控股权的金融决策。 就拿眼前外资银行规模大小这件事情来说，为什么外资银行在中国规模不大？道理很简单，因为控股中国银行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在中国创办银行的成本，既然中国已经为外资准备好了现成的银行，外资可以用十分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收购过来，为什么还要自己辛辛苦苦去创办银行？所以国际金融资本的主要方式就是扫荡和控股中国银行，把中国人60年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创办的银行一个一个地全部拿走，而所花费的成本不过是贿赂几个金融买办和收养一批美国鹦鹉。由于暗中收购中国银行已不过瘾，美国国会便于去年做出决议，指使中国银监会制订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大肆收购中国银行。虽然此法案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但是在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最高经济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一致配合下，估计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他们几乎如同拷贝般地一致认为：只要财政部抱紧股份不卖，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就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这无疑如同在说，只要妇女不解开裤腰带，允许强奸妇女的法律就没有任何危害。如此处心积虑地要把自己的国家置于险地，让人很难相信这些时常飞进飞出中南海的学者名流，这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美国鹦鹉，居然都是中国人。 目前中国决策信息定向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党中央所有的信息渠道几乎全被垄断，目前买办集团对党中央的信息封锁几乎超过了当初袁世凯部属对袁世凯的封锁，当初袁世凯的部属为制造民众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假象，居然单独为袁世凯印制一份当时发现量最大的报纸《顺天日报》，诱使袁世凯做出称帝决策。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报送中央的内参上介绍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关注，立刻就被中国最高金融监管部门以泄露内参的罪名密告国家有关部门，对该记者进行残酷打击；一些进步网站相继接到警告，如果胆敢涉及银监会的讨论立刻关闭网站。为了切断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继续向党中央提供单向信息，除党中央直属机关之外的一些相关部门已经联合行动起来，针对中国爱国人士的大规模迫害开始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已经由数月前的理论讨伐变成了付诸实际行动的残酷打击。13亿中国人民都将看到，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竭力散布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如何血腥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连向党中央介绍美国俄罗斯的真实情况都要遭受严厉打击，这个国家已经被外部力量控制到了何等程度！中国再次出现了类似1966年前夕那种状况：一边眼含热泪高呼学习刘少奇，一边随便发表文章攻击毛主席。现在又是如此，那边报刊媒体可以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党中央总书记，这边质疑一个小小银监会都要进行严厉打击。可见所谓右派的民主自由，就是他有对上推翻共产党，对下残害老百姓的自由，你却没有替老百姓说话的自由；他有任意编造谎言的自由，你却没有说出事情真相的自由；他有卖国的自由，你却没有爱国的自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均衡的一场政治战争。在爱国阵营方面，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部分党报党刊，由于受政治纪律的约束，没有任何攻击力，基本处于观望状态；经过30年彻底围剿，左翼进步力量已不再拥有任何一家报刊，街头报摊上的所有非娱乐性报刊，几乎全部被买办控制，在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里，能够把左翼报刊消灭得干干净净，不能不说是中国买办集团的一大历史创举；唯一能够表达民众声音的网络，删贴放贴的控制权也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关闭网站比拍死个蚊子还随便，对舆论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晚清政府和国民党军统。可是在卖国阵营方面，却是阵容空前强大，强大到足以能够颠覆任何强大国家的程度。党报党刊办刊方式的僵化，左翼进步力量没有报刊的空白化，在客观上把整个舆论阵地全都让给了买办集团和美国鹦鹉，使其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真正的自由天地，在自由批判国家精神方面，在自由践踏天理人伦方面，在自由编造政治谎言方面，在自由扼杀民众思想方面，在自由欺辱民众人格方面，在自由出卖国家利益方面，其自由程度远远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正是这种空前的自由给予了他们空前强大的力量，能够把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变成美国的驻华金融代办处，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把中国人民流血流汗建造的银行，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股的银行，并且对任何持有异议的爱国人士进行残酷打击。目前以南方系报刊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以《◇◇春秋》为代表的国内买办势力，以中央党校《◇◇时报》为代表的党内官僚势力，再加上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和财经类报刊，再借助于最高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造势，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卖国信息防火墙，对上完全能够堵塞党中央的信息渠道，对下基本能够堵塞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信息渠道。目前买办力量对中国的信息控制程度，已远甚于东汉、晚唐和明代时期的宦官专政。他们推行和掩盖卖国罪行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动用国家的行政系统对爱国力量进行打击；二是动用以美国鹦鹉为代表的学界力量和传统媒体对党中央进行信息封锁；三是动用黑白两道力量控制和搞乱网络信息，用网管等白道力量封锁扼杀真实信息，用网络流氓等黑道力量编造谎言、混淆是非，进行人身攻击。其目的是一定要把中国经济置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控制之下，以维护买办集团的根本利益。（接下）
不要欺人民太甚！(二) ——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张宏良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接上)并且他们的舆论控制十分有效，制造的反动信息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就拿那个准备用国际垄断资本的法西斯专政代替共产党的《◇◇春秋》来说，最近发行量直线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众的极大悲哀，一帮把老百姓经济上剥夺干净并且正在把老百姓的家园也出卖掉的买办集团，却能够以虚假表象把老百姓感动的热泪盈眶，获得老百姓的真诚支持。在以前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买办集团具有大体相同的家庭结构，就是老子具有无边的权利，儿子具有无边的资本，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而《◇◇春秋》后面那个集团几乎全部都是这种家庭结构。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悲剧命运的另一个方面：当原本的人民公敌反倒成为人民自发推崇的偶像时，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劫难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报应。尽管这种推崇是被蒙蔽的结果，但它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罪恶的蔓延，当罪恶的祸水开始泛滥时，最先被淹没的自然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老百姓经常疑惑老天不长眼的“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其道理就在于此。制造罪恶的人往往不会遭受罪恶的报应，遭受罪恶报应的人往往不知道报应的原因，这就是精英政治给老百姓带来的一大历史灾难。可以说，如果买办集团操纵的这些媒体继续受到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发行量继续直线上升，那么，等待中国老百姓的就不再仅仅是丧失工作丧失福利丧失财产等经济损失，将肯定是血流成河的国破大劫难，到那时，倒卧在血泊中的老百姓将会再次想起“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悲惨要求，即便是其中敢于反叛的佼佼者，恐怕也只能是再次重复怒目苍天饮恨亡的历史结局。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地把国家推向毁灭的买办帮凶和美国鹦鹉，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决策信息化的时代，通过精心编造决策信息把一个国家推向毁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属于言论自由？为什么编造损害某个人、某个单位利益的有害信息属于犯罪，而编造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甚至把整个民族推向毁灭的有害信息就属于言论自由？是谁设计的又是为什么设计的这套司法制度？为什么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勾结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都属于犯罪，唯独在中国属于言论自由？形成这套世界独一无二法律体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究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权贵司法制度的历史延续，还是中国精英集团人为设计的结果？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套允许卖国毁国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司法制度必须废除，如果没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中国的买办汉奸就不可能如此猖狂。正是因为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才会出现同样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合伙抢劫10元钱要四散而逃；合伙抢劫上万亿金钱却敢聚在一起开研讨会！如此违背天道，悖逆天理，丧尽天良，即便能够得逞于一时，老百姓无可奈何，也势必要遭受天谴，难逃历史清算。在此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东方法学理论的三律：自律，他律，天律。意思是说人首先需要自律自我约束；当不能自律时就会有他律即社会的约束；社会也约束不了就会有天律即苍天的约束，就要遭受天谴，天谴就不仅会惩罚一代人，甚至要惩罚数代人。自律是用来约束好人的，他律是用来约束坏人的，天律是用来约束精英集团的。欧洲精英集团之所以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形成和谐社会，是因为欧洲精英集团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过天谴，知道天律的威严，能够自觉遵守天律。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不畏天变，不惧天律，不守天道，就在于从未遭受过天谴，如果中国精英集团也遭受过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那种大规模天谴，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肆无忌惮地做尽伤天害理之事。 其三，研讨会所代表的买办学者和美国鹦鹉最近叫嚣最凶的，就是被贱卖的银行和外资都赚了大钱，唯独不提中国普通投资者亏损得血本无归。按照研讨会的统计，“四家银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年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四家银行共引进了9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协议投资总额达170.64亿美元。”许多对资本市场不熟悉的人或许很难看出这些数字背后的极端无耻和血腥。 首先，研讨会确认了通过贱卖中国四大银行股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贱卖是2006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贱卖是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外资投资银行的资本就从1100多亿增加到8000多亿，一年时间投资增殖约7倍，这是世界证券发行史上从未有过的外资暴利现象。可见，是不是贱卖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良心问题了。至于说在银行资产增加的过程中我国赚的比外资更多，则更是荒谬无耻的说法。银行本来就是我们的银行，现在银行增加的资产被外资拿走了一部分，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这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中国赚钱的结论。这就如同你们家的资产增殖了100万，被强盗劫去了20万，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你们家比强盗赚得还多。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些所谓理性的专家学者为了掩饰卖国，居然无耻到了编造谎言的程度，用国家注资来代替投资。研讨会承认银行股改之初，国家注资6666亿人民币，注资不是投资，投资可以获得股份，注资则完全是无偿的，是政府把本来属于全国人民的财政资金白白送给银行，没有形成哪怕是一股的国家股，何来回报之说？说到此许多人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在银行对外发行股票之前注资？就是为了消除银行坏账，把干干净净的优质资产卖给外国人。注资6千多亿人民币为了引进1千多亿人民币，然后立刻让对方再赚取8千多亿人民币，请问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有过这样荒唐的经济活动吗？除了与洋人分成的腐败因素之外，谁能解释清楚这种匪夷所思的所谓买卖！我经常讲，再过100年人们谈论今天的中国，肯定不会相信现在这一切是真实的，肯定会认为是历史记载错误，单就智商来讲人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怎么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用6千亿去换1千亿，然后再立刻送给对方8千亿。送完后还发动全国学界精英开动全国财经媒体一起高喊：我们赚了！经常有些青年人疑惑不知道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把现在这些所谓鹦鹉学者统计一下，搞一个排行榜，帮助他们名垂青史，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次，外资和银行赚的谁的钱？又是怎么赚的？按照研讨会提供的数字，在不到2年时间里，9家外资公司就从中国四大银行赚取了8千多亿，只是他们声称在外资赚钱的同时，银行也赚了，并且以建设银行为例，“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外资只得到1.5元”。外资是否仅仅拿走了中国银行资产的六分之一暂且不论，在此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外资和银行赚的钱是哪里来的？又是以什么方式赚取的？在外资收益超过7倍，银行市值超过4万亿的同时，中国普通投资者却遭受了极其惨烈的巨大损失，流通市值损失6万亿，平均每个帐户损失15万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在中国股市上投资中国的股票，外资能够赚取7到8倍的收益，中国投资者却亏损累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买办集团冠绝古今的“伟大历史创新”：把股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资，以极高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如建设银行的股票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格超过10元；中国石油的外资购买价格是1.06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6.7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是三、四十元。正是这种巨大的价格差额，才能使美国银行在2年多的时间里从建设银行赚取2千多亿，巴非特一个人就从中国石油上赚取了接近3百亿。而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散户却是亏的惨不忍睹，建设银行股价跌去一大半，中国石油跌幅更是超过70%，对于节衣缩食的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可怕的财富浩劫。 而造成这场财富浩劫的并非是市场因素，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财富浩劫完全是由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制订的悬殊差价造成的。把本国股票以高于外资10多倍的价格卖给本国老百姓，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氓现象。这种悬殊的价格差额完全锁定了外资的风险：当中国投资者开始赚钱的时候，外资至少已经赚了十几倍；当外资开始赔钱的时候，中国投资者已经完全“死光了”，肯定会爆发社会骚乱，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外资绝对没有赔钱的风险。以牺牲数千万股民的利益保障外资的投资收益，这些监管部门到底是中国的国家机关，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驻华办事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老百姓唱不尽的千古悲剧啊，在中国股市中达到了顶端，对于那些48元买入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来说，眼看着美国人1.06元的购买价，怎能不心痛欲裂、肝肠寸断？要知道，中国石油可是中国人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公司啊，现在却是一元多卖给美国人，中国人自己买要花48元！那些丧尽天良的所谓专家学者说什么战略投资者股票有3年锁定期，对于投资中国石油的散户来说，别说是3年，恐怕再锁定13年也出不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散户血泪创作的《中国石油之歌》的凄厉歌声，就会在城镇血色的夜空中飘荡，飘入无数可怜投资者的可怕梦乡，这些朴实勤劳的股民被坑骗的太惨了，中国买办集团不仅毁掉了他们的白天，也毁掉了他们的夜晚。不管你是专家，学者，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良心，你就不会去继续欺辱这些已经被骗得血本无归的诚实投资者，更不会去论证他们的亏损完全是活该。连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吴敬莲先生都忍不住痛斥道：“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至少不能看对方的牌，而中国股市完全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可见，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市场派还是计划派，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没有卖国卖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你就不会为买办勾结外资狂赚中国人的钱而欢呼。 其四，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另一个根据，就是外资给银行带来了所谓先进技术。研讨会报道说：“学者们一致认为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经验，给国有银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治理结构的优化”。看到这段话更让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悲愤难耐，不知道中国学者怎么会无耻到这种程度。首先，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你看做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如何能给你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你可以坚持卖国毁国的极端反动立场，却不可以践踏常识到不要脸的程度！其次，对于四大银行之外的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讲，外资的确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这些注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商业银行，都已经是被外资控股的银行，资产已经不属于中国人了，此时这些银行有没有先进技术对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如同一个人的老婆都被人领走了，她的衣服是否时髦已经没有了意义一样。在贱卖银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损失还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更加可怕的是银行被外资控股后的经济殖民化和政治傀儡化后果，这也是买办帮凶和鹦鹉学者一直回避的问题。 外资参股四大银行一年损失8千亿固然让人痛心，但更加让人痛心和担忧的是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拥有4500亿资产的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控制；市值超过1100亿的深圳发展银行被美国新桥集团以12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深圳发展银行一个季度的利润；市值超过1500亿的北京银行被荷兰人以17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当年北京银行利润的40%；市值近1千亿的华夏银行被德国人以26亿控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华夏银行三个季度的利润。按照中国银监会分散中方股东的股改安排，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被外资控股，落入外资手中。银行落入外资手中不仅会造成重大财富损失，不仅会危害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安全，甚至银行的亿万储户将会成为外资绑架中国政府的人质。 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拿走不到一年，就以经营困难为由迫使广东省政府注资购买其近600亿坏账，也就是让广东省政府代替偿还银行收不回来的600亿欠款，如果广东省政府拒绝偿还，美国花旗银行就会宣布广发行破产，丧失存款的亿万百姓就会造反动乱。这是广东省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可怕后果，只好乖乖为广发行的坏账买单，由于广东省政府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被迫只能卖掉手里国家电网的股份，用来填补广发行的坏账。中国人真是窝囊到家了，白白送掉一个银行还不算，还要再为银行的坏账买单，这就如同领走人家媳妇以后，再以媳妇营养不良为由向丈夫索取营养费，丈夫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房屋支付营养费。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如此欺辱中国人的买卖还从未有过，秦烩、李鸿章、汪精卫几乎都没有干过类似勾当。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像当初英国巴林银行那样，突然宣布因衍生品交易失误丧失了全部资产，从而一起宣布破产怎么办？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都采用广东发展银行的办法，要求中国政府填补全部坏账，否则就让中国所有储户的存款立刻灰飞烟灭，用亿万储户作为绑架中国的人质，造成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国破家亡，中国将怎么办？控股中国银行，可谓是火烧赤壁前的铁索连环；非如此，不能把所有战船一把火烧干净；也非如此，不能把所有中国财富席卷干净。可以说，把中国逼上世界无产者的绝望境地，可能是贱卖银行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可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历史上所有崛起国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富国身份崛起的，有可能中华民族将以世界无产者的身份实现崛起，从而为一体化的世界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 看看下面银行破产的事实，就知道距离国家破产还有多远，中国距离世界无产者的目标还有多远。 银行破产是亡国三部曲的关键步骤 这次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暴出的一个最惊人事实，就是2005年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经破产，据研讨会报道：“参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当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超过了30％，甚至被认为基本已经技术性破产”所谓技术性破产就是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是缺少一个法律程序而已。这是中国金融界和经济学界第一次宣布并且还是一致宣布，2004年至2006年的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陷入破产。这个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自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所谓强国之路，期间连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宣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结果却是不仅国家没有强大起来，到2005年居然把原本没有任何坏账的中国银行业搞得破了产。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一个国家银行业的破产，往往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看看当初俄罗斯金融崩溃和今天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后果，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改革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谎言基础上的，没想到，谎言重复千遍果真变成了现实，27年后中国银行业真的陷入了破产境地，国民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历史真是有意思，东西方两个最优秀的民族在重复谎言方面形成了戏剧性两个极端：当初德国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差点儿把整个欧洲都变成德国版图；而今中国谎言重复千遍，则有可能丧失现有的版图。中国右翼集团与西方国家右翼集团在国家利益上截然相反的奴才秉性，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总是在悲剧的一端徘徊。记得当时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就尖锐指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把工人抛向街头，把债务甩给银行，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加，势必会导致银行破产。针对中国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当时经济学届和金融界以及所有改革精英，也像今天这样倾巢而出破口大骂是极左回潮，是污蔑改革开放，一致认为中国金融状况十分健康。可是仅仅才过去2年时间，为了证明贱卖银行有功论，他们又反其道而行之，众口狂吠地高叫当时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 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又像现在卖银行的逻辑一样，辩解说什么之所以要卖国，是因为今天的国家已经破产，只有卖掉才是国家唯一出路。回顾30年来他们毁国卖国的逻辑始终如此：最初用承包制把好端端的国有企业逼上绝境，然后以国有企业面临破产为由实行私有化，完成了权贵对公有制企业的全面抢劫；又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把银行逼上绝境，再以银行已经破产为由实行外资化，把中国的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当银行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全部财富都会被外资席卷而去，最终再以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为由，把整个国家卖掉，在中国亿万百姓血沃千里的悲惨呼号中，他们及其子女能够安然地享受美国夏威夷的海滩和阳光，或者可以驾车尽享满眼绿色的欧洲风情。总之，与国家和民族利益已经形成生死对立的中国精英集团，是一定要把国家推上亡国道路的，国破家亡是老百姓的逻辑，对他们则恰恰相反，是国破才能家在，亡国才能兴家。虽然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过发展中国家的一大苦恼，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利益上越来越和国际资本相联系，越来越和本国利益相对立，但是像中国精英集团这样丧心病狂地要把国家推向毁灭的现象，却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精英集团与国际垄断资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内在逻辑，在客观上决定了必然会形成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国家破产的亡国三部曲。目前，通过国企破产实现私有化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了；通过银行破产实现外资化的第二步正在实现，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环节。关于国企破产的原因，中国的改革精英一直归咎于计划经济，这虽然是多年来人所共知的历史谎言，但毕竟在时间上还勉强靠得上。可是关于银行破产仍然归咎于计划经济，把数万亿直至十数万亿的银行坏账算在国民收入只有数千亿的计划经济头上，即便对无耻透顶的这些学界精英来说，也是感觉说不过去的。于是把账算到了2004年以前的市场经济头上，算到了上届政府的头上。这一手可谓毒辣之极：先前20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成了国企破产，后来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造成了银行破产，可见，自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以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一直处于破产状态，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行，除了再次普世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历史出路。如此深厚的城府，如此高绝的谋略，是这些学界走狗和美国鹦鹉难以企及的，显然后面另有大师在导演。 宣布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是一个重大政治信号，表明对文革的控诉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和国的控诉，对极左的清算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产党的清算，为下一步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进行舆论准备。在此之前的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坚持宣称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改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始终把清算的底线划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未突破过这条底线。中国银行改制开始于2004年，贱卖银行开始于2005年，外资大规模参股控股中国银行是2006年以后。按照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关于银行贱卖前已经破产的说法，破产是由上届政府留下来的。可是查阅上届政府总理朱溶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却发现，其中不仅没有银行已经破产的迹象，甚至宣称1998到2003那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伟大的5年，经济建设成就超过改革前28年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上届政府宣称2003年之前是中国经济最辉煌的5年，本届政府的所有学者则一致宣称上届政府搞得银行已经破产，究竟是上届政府为掩饰国企私有化改革在说谎欺骗人民，还是本届政府为掩饰贱卖银行在说谎欺骗人民，历史自有判断，不过上届政府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坏账却是无可争议的铁一般事实。按照美国高盛公司等外国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银行的坏账可以概括为两个40%，即坏账约有40%，消除这些坏账需要耗费GDP的40%，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最高30%的坏账率。如果这个数字符合实际，中国银行业确实已到了破产边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坏账是哪里来的的？中国银行业怎么被弄到了破产境地？ 前面提到，银行破产不过是亡国三部曲的第二步，是由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一种致错改革，就是把原本好端端一个事物推向错误，形成改革的必要性；然后再推向一个更大的错误，形成更大的改革必要性；改革本身不断衍生出新的改革需求，由此循环往复，不死不休。于是便有了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和最终朝着国家破产方向发展的亡国三部曲。许多人或许都还记得，最初中国改革的方向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全面恢复前苏联的僵化体制，称之为是拨乱反正，彻底摧毁了当时中国正在探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文化，把国有企业推上了难以发展的根本困境。后来苏联东欧的巨变更加证明了那完全是一条死路。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被推上破产道路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后便开始了增加企业活力的利润承包制改革，利润承包导致了杀鸡取卵的掠夺式经营，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了破产绝境，由此开始了私有化产权改革，进入了全面抢劫的时代。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很快又把银行拖入了破产境地：一是在私有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把债务全部甩给了银行。二是购并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银行。三是国企私有化后往往把工人抛向街头转向房地产开发，所有资金包括推高房产地产的资金全都来自银行。四是在高额回扣的腐败收益刺激下，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资金都来自于银行。朱溶基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十分自豪的基本建设成就，就是这样形成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他们批判的文革高积累时期几乎还翻了一番。五是借银行不良资产升官发财，一方面，银行官员为了降低坏账比率迅速升官，便采取大规模放贷的办法，让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导致不良资产呈几何级数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不良资产发财，国企改革为银行制造不良资产，银行开放向外资赠送不良资产，外资再以巨额回扣返还相关人员，结果是银行大放血，大家都发财。美国摩根公司在中国经营不良资产的利润率超过900%。六是由于政府任命银行官员，政府官员完全把银行当成了提款机，金钱如同决堤洪水般通过各种建设项目渗透进了各级官员和开发商的腰包，重庆巫山县交通局长不过一个科级干部，受贿金额就能相当于全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一个县里像这样的科级干部不下数百人，一个人就能捞取2千多万，全县该是多少？全国又该是多少？全国7百多万党政干部，四千多万一般干部，如此攀比着捞起来，该是何等惊人的天文数字！莫说是会导致中国的银行业破产，如果世界一体化后也保持这种权利结构，恐怕全世界的银行都会破产。 就这样，在九十年代掏空并进而占有国有企业之后，又以相同手段掏空了银行，只是后来占有银行的不再是国内权贵，而是国际金融大亨。金融买办集团为掩盖掏空银行的行为，把中国数代人建立起来的银行随便以不到一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仅是商业公司，甚至主要不是商业公司，同时还是甚至主要是金融管理机关。凭借其金融管理和市场的双重垄断，把中国资源和环境变现形成的巨大财富，把中国老百姓60年奋斗积累的巨大财富，把中国亿万股票和基金投资者投入的巨大财富，迅速转换成为银行资产，让控股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赚取了超越任何冒险家想象的惊人财富。并且控制了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命脉——中国银行业，进而开始了对包括证券、保险、年金等所有行业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扫荡。对于虚拟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来讲，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等于是外资在中国架设了一条庞大无比的财富虹吸管道，无论中国老百姓创造多少财富，都能够在瞬间被全部吸走，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远远超过八国联军和八年抗战的损失总和，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再次反抗，掀起了21世纪新的民族救亡运动。这是继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三次民族救亡运动。 这场斗争的救亡性质，决定了中国民众的矛头并没有指向国内的买办精英，而仅仅是不愿意亡国而已，虽然仅仅如此，却仍然引起了国内买办精英的刻毒仇恨和疯狂打击，他们面对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十分狂妄地宣称：“无论有多少老百姓发泄，都阻挡不住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是的，八十年代初的审判和八十年代末的镇压，造就了中国买办精英极端的狂妄，自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卖国的步伐，只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道理，当人民用现有方式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民族的灾难时，人民就会坚决地转而选择其他方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相信让中国买办精英懂得这个道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雄壮的歌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只是半个世纪以后，那歌声已变成为：保卫环境！保卫资源！保卫产业！保卫金融！才能保住全中国！ 网友评论: 胡温前往山东、广东视察企业，呼吁加大对中小企业资金扶持这一新闻就足以说明银行、金融领域汉奸买办公开对抗中央的嚣张程度。连最高领导人都要亲自到企业视察可见中国金融领域、财政部、银行都被汉奸买办所控制。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再联合统计、审计等部门为其一个个卖国决策提供数据机理论支持达到最终篡党夺权的目的进而瓜分中国财富、血腥奴役中国人民。 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真是血泪控诉啊！
基本收入——21世纪的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 菲利普•范•派瑞斯 成福蕊 译 内容摘要：基本收入（或人头基金）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向其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这种收入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本文概览了基本收入计划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并找出其共同的联系；将基本收入的核心原理整合为一种应对贫穷和失业的策略；考察了普适性的基本收入是否支付得起并且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支付的；讨论了在南方和北方，基本收入的下一步最有希望的计划。 关键词：基本收入；福利国家；最低收入；负所得税；贫穷。 给每个公民一笔适当的、无条件的收入，作为他们其它收入的补充。这个非常简单的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渊源。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人们发明的很多概念中都隐含着它的影子——例如，“区域分红”、“国家红利”、“人头基金”、“公民工资”、“全民利益”和“基本收入”——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实现。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观点突然在美国流行起来，而且居然由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出来，但是不久便被搁置，几乎是被遗忘。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此观点逐渐成为整个欧盟中史无前例并迅速扩展的公共议题。有些人将其视为许多社会痼疾的良药，包括失业和贫穷。另一些人则指责其为疯狂的、有经济缺陷的、反伦理的计划，应尽快遗忘并扔进历史思想的垃圾箱。 为澄清这些争论，我开篇较多地探讨基本收入是什么，不是什么，及其与现有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有何区别。在此基础上，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基本收入最近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为什么会面临较大的阻力，以及最后该如何克服这些阻力。作者坚信基本收入不会被遗忘，更不会被抛弃。基本收入是硕果仅存的、定将影响新世纪理论和现实的几个基本思想之一。 基本收入的内涵和外延 基本收入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向其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这种收入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下面简单剖析一下每个要点。 一项收入 现金支付而不是实物支付。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福利，它具有基本收入的其他一切特征，但是以实物形式支付，例如，采取标准食物组合的方式或某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或者这种福利是以带有限制性用途的专门货币形式提供，例如，食品券或住房补贴；或更广义的，仅能在当期消费，没有任何储蓄的可能性。相反，基本收入是以现金提供的，没有任何消费或投资的用途和时间方面的限制。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现存实物转支（如免费教育或基本健康保险）的补充而非替代。 周期性支付，而非一次性赠与。依据不同的计划，基本收入由一组周期性的购买力构成，如每周、每月、每期、或每年。我们可以再设想一项福利，其具有基本收入的所有其他特征，但是一次性支付的，如在某人成年时。周期性的基本收入和这种基本赠与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我们不能夸大其词。首先，基本赠与可以被投资，产生相等价值的年度或月度收入，直至受益者死亡，这也可以算是一项周期性基本收入。如果放入保险市场，年金的水平将与受益人的预期寿命成反比。例如，女性要比男性的年金低。其次，虽然除转为年金外，基本赠与还可以有其它用途，但如果基本收入的受益者能够对其未来基本收入流进行自由借贷，二者的最终差异将被基本抵消。 由政治共同体支付 从定义中看出，基本收入是由政府从公共资源中支付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一定由国家政府支付。也不一定从再分配的税收中支付。 国家政府，内含或外延。在大多数计划中，基本收入被认为是由国家政府筹集和支付，正如“国家红利”、“全国分红”和“公民工资”等名称所代表的那样。然而，原则上，它也可以由国家内的部分政治组织筹集和支付，如省或社区。实际上，根据定义，唯一的真正引入基本收入的政治体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基本收入还可以被想象为由超国家的政治体支付。欧盟已经提出了几种计划，甚至联合国也提出了一些计划。 再分配。基本收入可以但不一定必须由特定的或指定的方式筹资。它完全可以随着其他的政府支出一样从各种收入来源的公共资金库中筹集。那些支持从特定方式筹资的人大多是考虑某种专门的税收。有人希望从土地税或自然资源税中筹资，有人偏好一种税基非常广泛的专门税收或大大提高增值税。一些考虑全球基本收入的人强调新的税收工具的潜力，如对投机性资本活动所征的托宾税或对信息转让所征的比特税。 分配。然而，再分配税收不一定是筹资的唯一来源。阿拉斯加的分红来自于风险分散化的投资基金的收益，此基金是政府用阿拉斯加的大量油田的租赁收入建立的。同样的，詹姆斯•米德规划的公平、效率的经济中包括从公有生产性资产的收益中的社会分红。最后，还有一系列计划从货币创造方面为基本收入筹资，从梅杰•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运动，到更复杂的（也更适度的）约瑟夫•胡伯的建议。 给所有成员 非公民？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有些人，尤其是喜欢“公民收入”名称的人，将成员设想为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国民或公民。基本收入的权利与全部公民身份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如同法国的哲学家Jean-Marc Ferry的概念一样。然而，大多数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尤其是将其视为反排他性政策的人，不想对基本收入冠以限制性权利从而加深劳动市场的二元化。他们因此倾向于将成员设想为更广义上的，包括所有合法的永久性居民。操作原则可能是对于非居民设定一个最低居住期限，或者可简单的以现在的纳税居民作为提供条件，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 儿童？成员的概念在年龄维度上也是包罗万象的。有人将基本收入限定于成年人中，但往往并列的提出普适性的——即没有经济状况审查的儿童福利计划，福利的水平不一定与儿童的等级有关（正相关或负相关），或与儿童的年龄有关（正相关）。另有人将基本收入设想为一种从出生到死亡的权利，因此看作是儿童福利体系的完全替代品。福利水平必须独立于儿童的家庭状况，尤其是他或她的等级。在某些较慷慨的计划中，有人还希望儿童计划与成年人一样，不考虑年龄，像阿拉斯加分红计划的实际运作一样。但是大多数提出将儿童计划和基本收入机制融合的人依据年龄划分基本收入的等级，最大等级享受者必须在成年或以后。 领退休金者？类似的，一些人将基本收入限于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然后将其视为对个人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的、在较高水平发放的无需缴纳的基本养老金的自然补充，这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存在，如瑞典。然而，大多数计划中，基本收入对老人的发放额度与年轻成年人相同或更高。在所有情况下，老年人的基本收入都可以从公共或私人的养老金计划或者私人储蓄及就业中得到补充。 监狱、医院等机构中的人？即使给“成员”一个最贴切、最广泛的定义，仍然有可能将一些人口排除在基本收入之外。将罪犯拘留入狱对社会造成的成本远远大于给与他们适当水平的基本收入，即使算上他们可能从事的全部生产性劳动。因此，很明显监狱里的人在其监禁期间应该失去他们的基本收入福利，除非监禁是没有确实依据的。但是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就恢复了领取基本收入的权利。这同样适用于其它机构中长期居住的人，如疯人院、养老院等，只要其全部居住成本是直接由共同体支付的，而不是其自己支付的。 以个人为基础
付给每个人。基本收入支付给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像现有的大多数最低收入保障计划那样支付给每个家庭整体或其户主。 没有经济状况审查 不考虑收入。相对于现存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基本收入的最惊人的特点无疑是支付给穷人和富人同样的金额，不管其收入如何。即使最简单的现存计划中，对每种类型的家庭（单身成年，无孩夫妇，一个孩子的单亲家庭，等等）都规定了最低收入水平，要评估家庭来自其它来源的所有收入，家庭只得到总收入与规定的最低收入之间的差额。在这个意义上，现存计划是依据事前评估的受益人的收入，对符合条件者进行事后补偿。而基本收入计划是事先偿付，没有任何收入审查。收入超过规定最低水平的人和收入达不到最低水平的人都得到相同的支付额。在决定一个人应被赋予的基本收入水平时也不考虑任何其它资格：不论是个人的非正式收入，还是他可以从亲戚中得到的权益，还是其财产的价值。为了提供基本收入可能需要较高的平均税率，但是税收和福利体系不再依赖资格进行二分。 没有使富人更富。穷人和富人得到相同的基本收入，不能得出基本收入计划会使富人和穷人都变得更富裕的结论。基本收入需要资金来源。 1． 如果基本收入简单的加入现存的税收和福利体系中，很明显较富的人将不仅为其自己的基本收入支付，而且支付穷人的大部分的基本收入。如果资金是通过累进税筹集，这明显成立。但是在直接税和累退税制下，也同样成立。基本收入对穷人的经济优势，关键条件显然是相对于其人数（不一定是其收入），富人将比穷人贡献更多的资金。 2． 然而，在大多数计划中，基本收入的引入是与取消部分现有福利和税收减免相结合的。如果计划的改革仅仅是将现在集中于穷人的非常有限的非缴费性福利分散给更多的人，那穷人境况明显变差了。但是没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荒谬的计划。在大多数依靠直接税的计划中，基本收入不仅取代了非缴费性收益的低端部分，而且取代了每个纳税人较低收入框架下的税收减免。在适度的基本收入下，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被限制在非常窄的范围内。但是其水平越高，所得税的平均税率越高，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就越多。 同时给与富人，对穷人会更好？因此，给所有的富人和穷人，不意味着富人的境况变好。但是，是否有理由相信给定水平的最低收入比带有经济状况审查的保障性收入对穷人更好？是的，至少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首先，在普及性计划下，穷人的受益比率可能比带有经济状况审查的计划高。穷人中没有被通知但有资格领取其福利的人会减少。其次，作为公民每人收到一份福利没有羞辱感。因为耻辱效应会影响受益人比率，所以这与第一条也间接相关。再次，基本收入计划下的周期性、可靠的收益不受工作的影响，然而在标准经济状况审查计划下很可能受影响。这相当于从一个方面跳出了与传统福利体系密切相关的失业陷阱。 创造了新的工作？经济学家更加关注的是失业陷阱的另一方面，即在没有工作和低收入工作之间没有明显的收入差异。在收入分配的最底端，如果每单位收入都能被失去的一单位福利所抵消，或者抵消得更多，那么即使不是非常懒惰的人也会放弃这种工作，也没有动力去寻找这种工作。因为考虑到额外成本、交通时间或照顾孩子的问题等，一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会接受工作。而且，雇主设计和提供这样的工作通常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希望被解雇的人们不可能成为尽责的、可靠的员工。最低工资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对全职工作提供低于最低保障收入的工资，但对于兼职工作仍然存在。普及性基本收入计划代替经济状况审查的保障性收入计划也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失业陷阱的途径。如果人们收到一种普及性的基本收入，但是对所有不超出最低收入保障的收入份额课以100%的税收，那么失业陷阱与经济状况审查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最低收入水平的税率低于100%，那么下面的结论成立：由于无论工作与否，无论穷富，你都能够获得基本收入的全部额度，那么工作一定会比不工作变得更好。 相当于负所得税？然而要注意的是，失业陷阱的第二个方面似乎也可以通过经济状况审查计划有效的解决，使福利减少的速度小于收入增加的速度。这也被称为负所得税，是一种统一的、可补偿的税收扣除。负所得税的概念最初出现在法国经济学家奥古斯汀•克诺特的作品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简要的提议将其作为削减福利国家的手段；詹姆斯•托宾及其同事更深入地研究将其作为反贫穷手段并同时保持工作激励。在直接税制下，税收可以（但不一定必须）是线性的，没有任何收入被课以100%的重税，负所得税相当于将每个家庭（给定组合）的所得税债务减少一个固定数额，当然如果固定数额超过税收债务就以现金支付福利。假设固定数额的税收减免与基本收入计划的水平相当，人们既没有基本收入，也没有所得税债务，这与得到一定金额的基本收入效果一样。随着收入的上升，福利将降低，正如传统的经济状况审查计划一样。但是在较低的水平时，实际上使得税后转移支付的数额与基本收入的发放数额相等。负所得税的差异仅仅在于税收和福利的净差额。在基本收入计划下，负所得税的税收减免所需资金被收上来又返还回去了。在负所得税计划下，转移支付都是单向的：在盈亏平衡点以下的家庭收到正的支付（负的所得税）；在超过盈亏平衡点的家庭收到负的支付（正的所得税）。 没有工作要求 不考虑当前的工作绩效。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的权利在定义上不受过去工作年限的限制，也不受社会保障计划中所交保险金的限制。但是，早期通常以履行一些苦役为条件。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大大不同于这些形式的与最低就业密切相关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它也不同于那些要求家中至少有一人处于有偿就业状态的工作福利，如美国就业收入税收减免和英国近期的工作家庭税收减免计划。因为突破了失业陷阱，也就是提供一种有工作激励的净福利，基本收入（或负所得税）计划可以被理解和应用为一种工作福利或收益的补充，无条件的特点使其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就业补贴。 不考虑工作意愿。它也有别于传统的往往将权利限定在有工作意愿的范围内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基本收入计划根据权利支付，不需要任何人工伪装，包括家庭主妇，学生，罢工者，和永久流浪者。一些折中性计划，如“参与式收入”，加入了一个广义的社会贡献条件，可以是全职或兼职有偿工作或自我雇佣；教育、培训或积极寻找工作；婴儿护理或照顾老年人；定期在一个被认可的机构志愿工作。条件越广泛，其与基本收入的差别越小。 为何需要基本收入？ 如果不需要经济状况审查，那么重要的是放弃工作审查。将所讨论的后两种无条件情况放在一起——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没有工作审查——可以简单总结出在现有条件下基本收入计划最重要的核心所在。由于经济状况审查与失业陷阱密切相关，取消审查会出现新的低收入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有的可能是污秽的、不体面的和无出路的，是不应被鼓励的。有的工作可能是舒适的、长见识的和有利于自我提升的工作，这即使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也是值得从事的，因为其内在价值或提供了培训。只有受雇者自己有识别工作的能力，但不总是有这样的权利。无工作条件的基本收入赋予弱势群体讨价还价能力，而这是有工作审查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所不能及的。因此，取消工作审查是防止取消经济状况审查后污秽工作扩张的关键工具。 如果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工作审查也不需要。同时，取消经济状况审查后的工作激励使得工作审查变得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工作审查本身就是为了避免供养懒惰人群。基本收入的两项关键无条件逻辑上互相依赖，但是他们作为一项强有力的计划的要素在本质上是相联的。 虽自由但积极。这两种无条件的结合是基本收入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核心。相对于传统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支持基本收入的关键依据在于其广泛共享的思想——社会正义不仅是对收入的权利问题，而且是参与性问题。最有效的兼顾收入和参与性的方法是无论个人行为如何，保持收入转移这种积极福利，使其由强制的非工作状态变为低收入的积极工作状态。可能有人认为工资所得税减免或就业补贴等计划运作得更好，更节约成本或保证低生产率工作的活力并为底层群体提供有酬工作的目标。但是，如果关注点不是使穷人不惜一切代价变得忙碌起来，而是让他们有机会从事有意义的有酬工作，基本收入的无条件特点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优势：它（可持续的）使得弱势群体获得谈判能力，使他们能够识别有吸引力的或有前途的工作和那些污秽的工作。 基本收入和社会正义。前面的讨论已经将社会正义作为人们追求实现真正自由的美好生活的条件。作者在“所有人的真正自由”中提出并论述了这个概念。对基本收入的可替代性原则正义提出的较少，但提出了很多实用正义作为简单的可达到更复杂的理想政策工具的次优。然而，我相信任何将基本收入作为最优的有力证据都必须采取某种“真正自由”（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方式）的概念作为社会正义的分配原则，并将它与某种很强的平等主义原则相结合。我提出“真正自由意志者”这个专门的概念对下列观点有关键作用：我们的真正自由根基实际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这是在我们生存的过程中所收到的各种恩赐的集合，包括使我们每个人拥有自己工作的机会。因此，我们工作中存在大量的就业租金，这可以而且必须（部分地）通过可预测、可持续的所得税收入最大化来解决，其收入用来支付普及性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我提出的模式无疑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基本收入可以达到最优结果，那么它就一定与我的提议非常接近。 基本收入可支付吗？ 一个有待说明的问题。这个非常宽泛的问题本身没有意义，有意义是只有在人们确定了基本收入的水平并规定它将取代哪种现存福利，才能开始转向可支付性问题。因此，基本收入计划是否具有可支付性因不同的计划而异。 因为无工作审查而成本更高？基本收入是对所有人发放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工作，然而传统的保障性最低收入都要经过工作意愿审查。因此，与传统的保障收入相比，更多的穷人会收到基本收入，基本收入计划似乎将耗费更大的成本。但我们稍后将看到，建立基本收入这样的一种机制是昂贵的，但是工作审查机制并不会降低成本。因此，取消工作审查，不是危及基本收入支付能力的原因。 因为收入无条件而更昂贵？ 经济状况审查和普及性计划的等价。基本收入的支付性问题更多来源于其对穷人和富人支付相同的福利的事实。原则上基本收入可以获得与传统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相同的总额和净额收入关系（见原文附录）。如果这种关系是相同的，它意味着对那些对计划作出净贡献的纳税人的成本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也就意味着两种情况下任何收入水平的边际税率都是一样的。 给予富人是经济的。当传统的保障性最低收入在我们财富之内时，基本收入是支付不起的。但是转移支付不是净支出。他们是购买力的重新分配。净贡献者的分配成本和负激励产生的经济成本在任何计划下都可能是一样的。而且，还有管理成本。但是，现代计算机和有效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技术在普及性的事前计划中很可能比在经济状况审查的事后计划中成本低，至少在有效性上。因此，给予所有人比专门给穷人不会更昂贵而可能更便宜。 一个例子。为了使改革预算中性同时保证能够支付每个人的基本收入，我们必须提高较高收入阶层的税率以补偿较低阶层收入税率的下降。虽然每个赚钱者都有最低水平的收入，但不是每人都有较高水平的收入，所以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层级，人数越少。假定将月收入在0-500元之间的平均税率降低20%，需要提高较高收入层级的税率来弥补。但是提高多少？这要看被提高税收的收入层级中有多少纳税人。如果是在500-1000元范围内征收，那么大多数收入还是会受到提高税率的影响，预算平衡可能要求那个范围中的税率提高25%。但是如果在2000-2500欧元范围内，受影响的人会少得多，但是预算平衡可能要求税率提高50%以上。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下面的结论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我们想把最低收入层级的税率大幅度降低，我们必须把较高层级的税率提高很多。
低收入者的过重负担和部分基本收入。在基本收入的计划中有两种方法来应对这种提议。一个是修正线性的甚至是累进的税收体系，使基本收入的净受益者加重负担，如詹姆斯•米德所建议的那样。另一个如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所提出的部分基本收入，这在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有很详细的研究。部分基本收入会比现在给单个人的保障性最低收入少，但是它会接近或超过目前给予一对夫妇的保障性最低收入的一半。它将与保留的带有经济状况审查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相结合。 个人化的魅力。基本收入计划成本问题的另一个直接来源是严格的个人意义而非家庭意义。和别人共享住房、耐用品和一些服务对个人来讲是经济的。但与家庭人数为基础的福利计划必然不鼓励规模经济，而是鼓励了假的独立居住证明，从而导致审查居住条件成为必要之举。基本收入的最大优点正是避免了这个弊端。人们会利用共同居住所产生的一切优势，却不需要任何审查。当然，在短期情况下，充分的个人基础只能得到不充足的基本收入，与根据家庭规模发放收入，二者之间必须取舍。但长期来看，考虑了计划的执行成本，会发现基本收入的优势所在。 往哪个方向走？ 一只眼看远方，一只眼看脚下。 一般性的、没有家庭审查、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意愿审查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在多数欧盟成员国都已存在（包括最近的葡萄牙），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但正如为普选权而战一样，为基本收入而战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不能与基本收入计划完全一致，目前提出三种最有希望的下一步计划，即个人税收减免、家庭为基础的累退所得税和合理的参与收入（详见原文）。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有趣的国家。在南非，自从种族隔离体制以来已经建立了一套综合的非缴费性养老金计划，将福利分配给绝大多数符合年龄区间的南非黑人，无疑构成了非洲大陆上最有力的再分配计划。在此背景下，一个令人吃惊的普及性基本收入运动蓬勃兴起，有来自工会、教会和许多其他组织的支持。另一个国家是巴西，工党的首席议员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引进综合性的负所得税形式的保障性最低收入运动，数不清的家庭收入支持计划和义务教育计划已经在市政一级被引入，许多人已经越来越将今天的试验和需求放在为巴西人民争取最后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的框架内。
在基本收入成为普遍现实的过程中，最艰难而关键的斗争显然是在更长远的方面展开：保证公共管理的效率和问责制，监管移民，合理的选举体制和重构超国家组织的权力。但是在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中，清晰而一致的核心分配制度能够给予这种斗争方向和力量。
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黄卫东 副教授 2008-07-25 huangwd@ustc.edu.cn 摘要：近年来，我国物质财富生产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人均生产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也大大缩小，但人均收入和人均拥有的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同时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其原因值得深思。本文以一个独立小岛为模型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寓言故事形式，进行实物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揭穿主流经济学家贩卖的卖国谬论，系统论证发展国家经济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 1，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增加外贸顺差，是奉送我们的财富，有害国家经济发展；2，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家都没有资金缺乏问题，引进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3，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压低低收入劳动者工艺有害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国家发展经济，应以可持续的国民收入为主要评价数据。4，独立自主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海市蜃楼。5，发展经济，不能以发展GDP为目标，只能通过劳动者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应建立良好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机制，如加强专利保护；6，所有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人力资源是发展经济最宝贵资源，失业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7，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是基础，要时刻保证其安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严重违背了这些原则，这是导致近来经济发展走向困境，人民生活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本文根据上述原则，提出当前应对之策和今后经济发展策略，呼吁尽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一切违背这些原则的政策协议，包括WTO，都应推翻。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物质财富生产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人均生产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也大大缩小，但人均收入和人均拥有的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普通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事情。近年来，我国的经济问题突出，各种危机频繁发生，已严重危及到我们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产生我国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应对之策，已迫在眉睫。这里以一个独立小岛为模型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寓言故事形式，进行实物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阐明目前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以论证发展国家经济应遵循的七大主要原则。进而回答如何发展我国的经济。 原则一：增加外贸顺差，是奉送我们的财富 从寓言故事开始。寓言故事1： 从前有两个小岛，甲岛农业发达，居民辛勤劳动，生产了大量粮食；乙岛每年能够生产不少黄金珠宝，由于甲岛居民相信黄金珠宝价值高，喜欢储存黄金珠宝，每年生产的粮食除自己消费外，就省吃俭用，从乙岛居民手里换来大量黄金珠宝，也不储存粮食备用。乙岛居民喜欢储存粮食，除换来粮食供当年消费，每个居民还储存大量粮食。 后来乙岛居民发现黄金珠宝重量大，不便携带使用，就印刷了一种纸币，说每一元纸币与某重量的黄金是等价的，使甲岛居民相信乙岛货币价值等同于黄金，于是甲岛居民改用粮食换取乙岛货币储存。再后来，由于乙岛发行太多货币，手里没有等量的黄金珠宝兑换，乙岛只好宣布乙岛货币与黄金不能按原定价格兑换，黄金价格浮动。可是甲岛居民思维惯性，还是不断拿自己辛勤生产的粮食换取乙岛的货币，手里的货币越来越多，有一天，甲岛居民手里总共积累一百万万亿元乙岛货币，这样一笔庞大资金，按照巴菲特的寓言故事，似乎甲岛居民可以买下乙岛居民所有的财产，可是现在乙岛上货币贬值非常严重，一百万万亿元最多只相当于乙岛居民所有财产的万分之一。两岛居民的生活仍然如故。 突然有一年，两个岛同时发生大旱灾，粮食颗粒无收，假设乙岛居民手里的粮食只够自己活命需要，再无剩余粮食出售，试问在这三种时期发生这样的大旱，会发生什么情况？ 饥荒时期，历史上发生过一两黄金买不到一斤大米的情况。据说阿拉伯首领哈里发曾被蒙古人关在自己的金银财宝仓库里饿死。如果甲岛和乙岛都只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情况，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作为乙岛居民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换黄金或号称美金的货币。对一个国家来说，虽然道理是相同的，然而当今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容易判断的特殊情况，人们就难以辨别了。 我们向国外销售货物的目的是获得我们需要的物资，在原始社会，人民通过物物直接交换，后来，发展通过黄金和货币进行交换。外币与货币一样，只是货物交易过程中使用的一种工具，如果我们将外汇保留在手里不使用，就不能实现货物交换。外汇本身不能带给我们任何价值。我们国家现有外汇储备1.6万亿美元，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外汇，就相当于送给国外等价的物资，如果还在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就相当于不断送给国外物资。现实中，我们国家的外汇，一种储存在自己的银行或个人手里，相当于我们没有使用它，它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实际价值；一种投资在国外市场，如购买国债，似乎能够保值，甚至还能获得利润，实际只是给国外居民提高生活质量服务，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很难说的，例如近年来美元通货膨胀率是8％，我们主要使用美元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其利率约5％，平均计算每年损失3％，而实际损失由于国外操纵远超过此。在国内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和诸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与其投资国外为外国居民服务，不与留下这些外汇所对应物资用于国内，为改善国内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 不管怎么说，我们获得外汇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将其换成我们需要的物资或技术，例如石油，我们不能拿美元黄金等当饭吃（黄金只有用于生产，实现了产品销售和使用才有实际价值）。外汇是否贬值而损失，是与我们需要购买的物资的国外市场价格相关的，如果我们只用来换取石油，石油价格增长一倍，我们的外汇价值就因为物价上涨一倍而损失一半。我们可以简单估算一个损失数据，我们国家今年需要进口石油约2亿吨，按照去年曾经的价格60美元/桶，约相当于500美元/吨，当时购买2亿吨石油储存下来，只需要1000亿美元，今年价格增长一倍，达到1000美元/吨，这时购买，则需要2000亿美元，因此，我们储存美元代替储存石油，就损失1000亿美元。按照目前白银价格0.5美元/克计算，1000亿美元相当于白银64亿两，远远超过清代历史上我们国家被外国掠夺抢劫的财富。平均说来，由于物价以美元计算是不断上涨的，美元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因此，这些年来，我国储存外汇不可避免是不断损失的。近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外汇方面的损失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据。如果美元崩溃，1.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大部分损失掉。历史上德国马克和蒋该死发行的法币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将这1.6万亿美元所对应的物资（相当于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用于国内建设，停止生产出口创汇产品而转向生产国内需要的产品，如用于环境保护，治理水环境，一方面少消耗能源、矿物，同时减少污染排放，与此同时，国家给向国内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们发工资，代替向为生产出口产品的人发工资。则这10万亿财富会使我们国家的发展必然比今天要好得多。 反之，如果我们向国外销售的物资后，马上换成我们需要的物资，而不是长时间储存外汇，则可以减少国外发生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我们对外销售的产品很多是国外的必需品，生产这些产品的原料如果上涨，其生产成本必然会上涨，我们相应提高价格，同样具有市场竞争力，从而使原料价格上涨所额外付出的支出与销售价格上涨所得抵消。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的观点，曾公开发表文章，说是每获得1亿美元外汇，我们就在国内发行等量的人民币8亿元，它们产生乘数效应，促进了我国的生产。这种观点非常荒谬，假设我们没有获得1亿美元，也在国内发现8亿人民币，在不使用外汇条件下，它们对国内经济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有识之士已逐渐认识到，这些年来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带来的国内人民币发行量扩大，1.6万亿美元的产品送给外国人了，换来印有1.6万亿美元的纸放在自己手里，同时国内增发了10万亿元人们币，而没有任何对应的物资产品，这是引起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道理如此明显，以至国外有专家怀疑我们国家在搞阴谋。“中国人在补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把他们当浑人？还是他们耍我们？” 诸多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为促进出口创汇，多年来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在出口创汇中就损失了中国利益，而产生的外贸顺差更是将中国的财富奉送对手，这种愚蠢的卖国行为让外国人都难以置信。 原则二：吸引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中国不缺资金 去年十七大胡锦涛作报告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然而，政府在执行时，还是围绕招商引资发展GDP。例如，今年（2008）1月28日在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提出：要牢固树立“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的理念。招商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在做的主要事业，为此而制定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相关宣传早已深入人心。 问题是中国缺资金吗？别忘了中国还有2万亿外汇储备，它远远超过了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所吸引的所有外资。即使没有这笔外汇，中国是否就缺资金，是否就需要外资？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分析。 寓言故事2： 从前有两个与世隔绝的小岛A和B，A岛不使用货币，居民自己组织劳动，分享自己的产品，B岛唯一与A岛不同的是，B岛使用货币，通过市场进行经济活动。后来，A岛和B岛都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采用机器生产，只需要一半人来生产原先的所有产品。如何安排另外一半人活动。A岛就自己组织开发生产新产品，供给岛上所有人使用。B岛由于原先的货币发行量与原先的经济活动匹配，B岛没有多余货币，或者说资金，无法投资组织这一半人从事新产品开发和生产。B岛这一半人就失业了。请问B岛该如何解决此困境？ 显然B岛不缺资金，缺少的是管理经济运行的良好机制。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贷给公司投资。现代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是通过货币进行管理的，类似寓言故事中B岛。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其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对每年新增的生产能力，国家必须为这部分新增的生产能力提供货币，从而扩大再生产。日本经济协会理事长金森久雄在 << 日本经济增长讲话 >>( 中译本 84---86 页 ) 中讲到： “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钱得到了充分的供给才得以实现的，……日本银行的货币是供给通货的最主要的渠道 , ……日本银行向民间银行贷放 , 民间银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银行在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额贷款“，日本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钱正是靠这种超额贷款供给的。 ” 他进一步解释说 ： “在实行金本位制时，由于货币的数量受到限制 , 若是经济活动旺盛，则银行自然拮据，不久经济活动的旺盛便告结束，在经济知识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把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都称之为黄金的自动调节机能，并且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不依靠黄金的盲目调节力来支配经济，而由中央银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节通货量了。正因为如此，日本银行对通货管理的重大责任就在于要为适当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通货。”我们从日本发展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发展经济需要资金，是不存在的。实质上，当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从而使国家财富生产能力提高，国家必须增加货币发行量，为这部分生产能力提供市场交换的工具－货币。 既然我们不缺资金，我们引进外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外资投资究竟有什么作用？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3： 从前有二个小岛A和B，A岛上的工厂都是外来资本家投资的，其他人都是打工的，B岛上的工厂都是B岛人自己投资的，但是，两个岛所有工厂的设施，包括各种原料都是来自自身的，来A岛投资的资本家并没有从岛外带来任何生产资料，仅拿来黄金到A岛上换成A岛货币，在A岛上开始利用A岛资源开始建设。假设两岛建设内容相同，资源相同，建设效率相同，建成成功所用时间相同。显然两岛上工人付出的劳动也是相同的。等所有设施完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唯一区别，B岛所有产品归B岛自己，而A岛生产的产品归外来资本家了，A岛资本家只需将产品销售，部分利润作为工资付给工人，其余部分就归自己了。至于A岛外来资本家给A岛带来的金子，还是储存在A岛银行，A岛居民从来没有用过。工厂投产一段时间以后，外来资本家在获得足够的利润以后，又从市场上换回了自己的黄金。从此以后，两岛居民的区别是，引进外资的A岛今后不仅要生产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商品，还必须为资本家提供商品，如果这个资本家是今天的中国资本家，A岛居民可就可怜了，因为当前中国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太低了，A岛居民再也没有时间从事自己的财富生产，发展自己的经济，存在着永远给外来资本家打工的可能。而B岛居民生产的商品全部归自己，他们可以比A岛居民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大大加快，将A岛远远抛在后面。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一切新增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结论。外来投资不仅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且是有害国家经济发展的，它的唯一效果是使国人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归外来投资者，而外来资本家并没有提供或创造任何财富。毛泽东时代即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与苏联友好，当时中国也没有引进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外来投资。这才是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直到现在，外来投资所占比重也很小。它们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例子。至于那时中国的发展水平为什么与日本差距很大，其原因还在于发展的基础太差（附录2）。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根本不需要资金，实际需要的是资金所代表的物资或技术。也许有读者会说，外来资本家会带来技术。即使外来资本家有技术，我们也应选择购买技术，而不是引进投资。如果外来资本家不卖给我们技术，即使我们引进了投资，仍然得不到技术。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误导中国人民缺资金，为引进外资投资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卖了国家利益，使外资投资在我国的比重越来越大，是我们经济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的引进外资就如寓言故事中B岛，它的唯一作用是今后部分国人在外资企业为外国资本家创造财富。 寓言故事4： 很久很久以后，地球要走向毁灭了，人类必须考虑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于是就派了很多先遣队，到不同星球上去，由于飞船装载量有限，必须准备携带合适的物品，主流经济学家说，最重要的是资金，有了资金，就有了一切，只要把资金带足就一切ok，我相信没有一个读者，在加入先遣队时，会听从经济学家的。 一个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其过程与人类到外星球上发展是类似的。资金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资金的实质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物质。如果国家引来外资，投资建设一个工厂，而这个工厂建设所用的所有物资来源于国内，即使资金完全是由外资企业提供，它们将外汇交给了中国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个投资对中国的作用也是完全负面的，除非该外资企业还未进行活动，就亏本卖给国内企业，换回部分外汇走了。其原因是，中国银行加印钞票贷给国内企业同样能够作此事，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工厂今后产生的财富一个归外来资本家，一个归国人所有。此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加印钞票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外资投资，如果不引进产品或技术，其实际效果也是加印了钞票，两者并无不同。有读者可能认为，国家可以用外资带来的外汇在国外进口产品抑制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真正产生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是起不了作用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了多次物价上涨，我们的外汇起作用了？例如，今年我国物价上涨很快，我们的2万亿美元起作用了吗？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将价值两万亿美元的物资换回2万亿美元储存，而中国银行必须在国内增加发行对应的16万亿人民币，它们没有对应实物在国内。即使是在三十年前，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还很少，经常不够用，我们需要的也是向国外借款，而不是引进外资投资，获得外汇去购买必须的技术或物资。今天，我国已经积聚了近2万亿美元这样一笔庞大的外汇，我们还需要这样做吗？在前章，我们论证了储存外汇，相当于送给美国等价的商品，是我们的极大损失。当前我们自已的外汇都用不掉，还用这种方式获得外汇，这是毫无必要的。何况，现在外资办企业，国内银行还配套贷款，提供优惠政策。 外资工厂在中国办起来以后，其运转可分以下四种典型情况： 1 原料和产品均在国内，其实际效果是外资利用中国市场获得利润，对中国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如果国内不能生产该产品，则原因应是国内生产技术不过关，我们应当采取的办法是自己发展技术或引进技术建立工厂。2 原料和产品均在国外，其实际效果是外资利用中国劳动力获得利润，对中国发展作用是负面的，占用了中国的人力资源，还可能产生环境污染，还不可避免使用国内的能源等资源。虽然通过缴税提供了中国目前过剩难以处理的外汇。3 原料在国内，产品在国外，这是把中国的资源输送到国外，返回中国一些目前不需要的外汇，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最差。4 原料在国外，产品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生产，应坚决采用进口原料，自己生产的方式。如果自己不能生产，也应自己发展技术或引进技术生产。不应引进外资企业，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与自己投资生产相比，外资受益增多了，中国的付出增大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任何情况下，引进外资办工厂等都是对我国发展不利的做法，尤其在我国目前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经济水平阶段。即使工厂里很多机器是国内无法生产的进口产品，也不与自己开办，进口机器，因为外国资本家不是活雷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各种促进外资投资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来投资，使这些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据竞争优势，造成国内企业经营困难。这是非常荒谬的政策，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政策，应立即取缔。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国家应通过严格的环保政策等措施，合法赶走这些投资者。那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原则三：压低工人工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 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5： 从前有二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岛A和B，都是由一个资本家统治。两岛主要区别在于A岛资本家愚蠢而又贪婪，对工人剥削比较厉害，工人工资只能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求，而B岛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比较高，是A岛工资2倍。一段时间以后，A岛和B岛资本家都积累了大量利润投资建设生产电视等高档消费品的工厂（实际情况是工人建好了生产电视的工厂，与利润多少无关），假设两岛都只有一个资本家，产品无法运出岛外，大家可以预料两岛资本家投资生产电视的命运。A 岛资本家必然不能收回投资，因为电视机没有市场，而B 岛资本家必然获得了更多利润，因为工人生产了更多商品，创造了更多财富，虽然部分归工人，而资本家总是获得财富的大部分。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提高工人工资，不仅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也是一件有利于资本家的事情。而压低工人工资，使商品市场萎缩，既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资本家获得利润。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张压低工人工资，鼓吹所谓的低工资比较优势，这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经济逐渐走向困难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美国福特公司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自己的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才使汽车在美国销售量大幅度提高，对比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历史的智慧都忘在脑后。他们不仅没有创造历史的智慧，而且没有学习历史的智慧。 下边这则寓言故事反映的是历史事实。寓言故事6： 从前有一个小岛，小岛上只有一家兄弟几个，由于父母已去世，这弟兄几个分家了。有一年发生大旱，庄稼没有多少收成，大家只好吃余粮。老大余粮充足，还喂养了很多奶牛，每天供应牛奶给一家人，吃不掉的就倒入大海。老小没有多数余粮，只好饿着肚子，实在受不了，就吃草。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老小无法从其他人手里借到粮食，也许是这家人非常自私？ 这里实际是将一国比喻成一岛，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情。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就发生了富人向大海倾倒牛奶，而穷人饿着肚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将一个国家比喻成只有弟兄几个组成的一个小岛，就显得非常荒诞。社会生产了足够的粮食，而老百姓还饿着肚子，原因很清楚，财富分配出了问题。该寓言还说明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市场万能，是误导中国人民。罗斯福上台后，通过公共工程增加工人工资，从而为资本家准备了产品市场，使美国经济发展加速。那以后，西方国家正确地认识到问题所在，从而应对正确，再也没有出现粮食生产丰富却产生饥饿问题。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在荒年，由政府组织搞一些建设活动，使老百姓增加收入。但是，如今我国这样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发展经济，办法之一是扩大已有商品的生产能力，增加商品生产量，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之一，也是多年来，我国提高GDP的主要方法。但是，如果不提高居民收入，或只提高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的产品卖给谁？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停止增产，因而也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商品不属于国内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的商品。因为人们对很多商品的消费是有限度的，当人均消费量达到或接近饱和时，再增加这种商品产量也是无法销售的，会导致商品滞销而无法实现经济增长。）还有一种办法是为国外生产，这是我们国家很长时间内采用的方式，我们在前面论证了为国外生产，换回外汇储存，相当于送给国外等价的商品，是我们的极大损失。 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制定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其理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被消费，才能实现其商品的职能，才能不滞销，才能继续生产而实现经济增长。然而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会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和收入，导致劳动者无足够的收入去消费。这个矛盾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管是外来的资本家，还是国内的资本家，似乎还是马克思描述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并没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环境中进化，在自私自利方面与日本的资本家并无多少区别。当时，日本政府内有识之士决定由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制定政策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收入，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空前举措，后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政策。 日本当时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措施包括： 1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日本大米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从60年到69年，提高了95％，到68年，与美国相比，大米价格是美国的2.7倍。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约上涨30％。此外，通过普及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农民人均粮食产量，这样使农民收入有了很大增加。 2 提高工人工资。确立最低工资，按地区和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成若干集团，每个集团确定同意最低工资，制定每年增加量，使70年平均工资是61年2.7倍，收入差别也很小。同时期通过技术进步，使发展的商品价格与工人工资比较匹配，还配套消费信贷政策，促进了商品销售。十年间，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加16％，大大超过其他国家。 至于投资资金，大企业主要由资本家自己解决，国家采用高折旧政策，减少收税，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即企业新购设备的支出算以前设备折旧，不交税）。国家制定法人累进所得税制，为中小企业留下存在生存空间。政府增发货币通过银行提供贷款支持。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者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工人主体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民工承担，在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以后，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商品在农村无法销售，农村市场始终没有发展，生产能力长期空置，工厂开工率逐年下降。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城市工人也下岗了，使收入情况更加恶化。政府为了增加GDP，确保8％增长率，对策不是增加工资，而是将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需服务推向市场，还不断推高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价格，虽然提高了GDP，却将老百姓手里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政府所得不断扩大，与政府消费相关的产业不断繁荣，而普通百姓生活则逐渐陷入了困境，国家近年来已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了。我们的政府官僚和资本家就像寓言故事中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对这些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我这里也给一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7： 有两个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聊天，其中一个人是远道来旅游的亿万富翁，另一个人是当地渔夫。 富翁问：“每天需要多少时间打鱼？“ 渔夫说：“大约2小时。“ 富翁又问：“那么你一天剩下那么多时间都在干什么？” 渔夫说：“我呀，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我的日子可过的充实又忙碌呢！” 富翁帮他出主意说：“我倒是可以帮你！你应该每天多花一些时间去抓鱼，再买更多的渔船。然后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渔船队。到时候你就不必把鱼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然后你可以自己开一家罐头加工厂。如此你就可以控制整个捕捞、加工和行销的产业链。然后你可以离开这个小渔村，搬到墨西哥城，再搬到洛杉矶，最后到纽约，在那里经营你不断扩大的企业。” 渔夫问：“那要用多少时间呢？” 富翁回答道：“15到20年。” “然后呢？” 富翁说：“到那时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 渔夫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 这则寓言说明了，财富对一个人来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个人消费有限，过多的财富对个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而无限膨胀的财富欲望对社会和个人都是十分有害的。君不见有多少人为财富权力绞尽脑汁，从而损害了自己的身体，损害了自己的精神。 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实质是要将新增生产能力产生的商品销售出去。不提高劳动者收入，生产力进步增加的生产能力及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如果卖不掉，怎么能实现经济发展？因此，与此对应，国家每年必须为新增生产能力提供对应的货币。国家是全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管理者。所谓货币，作为国家来说，是国家管理经济时，提供的一种管理分析工具。从实物管理角度来看，国家根本不存在负债问题。当货币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力增长速率，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当国家确保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同时确保所有居民有生活保障方面的收入，是不会引起1929年经济危机这样的问题或历史上发生的饥荒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只需增加货币发行量，根本用不着发行国债，因为发行国债，实质上是减少了居民手里的购买能力，反而会减小销售能力，使发展停滞。除非产生需要抑制的通货膨胀，可以发行保值国债，减少货币流通量。正确的经济管理方法是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增发人民币。经济学家应通过研究发展一种方法，判断每年需要增发量，例如根据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高于某一指数，就减少货币增发率，低于某一指数，就增加货币增发率。股市和储蓄也有类似减少消费能力的作用。 总之，一切减少居民消费的举措都是有害经济发展的，包括促进储蓄，发展股市和国债等措施。西方国家储蓄率都很低。一些学者鼓吹高储蓄有利经济发展，显然是受西方经济学所谓资本是紧缺资源的误导，其目的是误导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量引入西方投资，从而减缓甚至控制我们的经济。至于西方国家的股市和国债，也很难证明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为所有通过这两种方式筹措的资金，都可由国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通过借贷提供。其中国债，如前所述，可在发行货币过量情况下，减缓物价上涨。取消股市，还消除了股市投机行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低工资增加市场竞争力的卖国谬论，多年来，在这一谬论指导下，我们国家采用压低劳动者收入的方法，实际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缓慢，竞争力下降。最近出台的劳动法，仅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增加了要求，就引来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由于购买力低，国内价格始终低糜，企业无力发展技术，出口商品也是以低价为主。如果国内价格高，很多商品自然就不会出口，顺差自然就会减少（前面我们论证出口顺差对国家有害），能够出口的更多的是高价格高利润商品。国内通信行业是少数从业人员收入高和企业利润高的行业，出口利润也较大，其主要原因是原先技术由西方垄断，利润特别大，我们进入以后，虽有下降，但还保持较高利润，这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基础。而保持高收入和高利润，是我们国家通信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充足的条件下，增加工资，即使产生通货膨胀，也不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在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食品生产方面，基本满足自己的需要。据报道，我国人均年消费肉60公斤，排名世界第八，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由于我国居民在饮食方面以粮食为主，以个人经验来看，基本接近饱和。在住房方面，人均居住面积到2004年已超过24平方米，达到了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些方面继续增长，即使继续增加生产，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或者说国家不宜把人力物力投入到房地产了。例如，新生产的房屋成为炒卖的对象，对全体人民来说，并无使用价值。从国家层面来说，应制定政策限制，例如在贷款方面，禁止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制定税收政策，家庭第二套住房加重收税等，打击炒房活动。 只要保证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人民生活是不会陷入挨饿受冻的地步。维持我国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员，主要包括全部农业从业人员，全部肥料生产人员、建筑从业人员中相当比例，能源生产中少量人员、机械工业生产人员中少量人员、纺织业人员中相当比例，在我国总劳动力中的比例已经很小了。农业从业人员似乎较多，实际情况是农村青壮年基本进城打工，农业生产是由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负责，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青壮年劳力基本没有了。 我国的大部分劳力，除了部分是为国内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科研及工业生产等以外，很大一部分人是为其他国家服务，生产大量产品出口换汇，换回来所谓美金储存在美国人手里，在美元不使用时，这些劳动实际上是损失财富的劳动，应停止这部分无效劳动，由国家负责发给相关工人，包括以前失业在家人员工资，从事有益国内的工作，如植树种草等活动，还减少物资出口，减少环境污染，交通等方面公共支出，其效果仅仅是GDP下降，但国家和人民得益。 目前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招商引资，为中外资本家服务，忘记了政府的基本职能。由于站在资本家一边压迫剥削老百姓，导致民怨沸腾，国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这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出现的根本错误所致，也是政府人员的见识大大落后于时代，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造成的。国家应尽快更改现有政策，加快胡温执政以来推行的社会保证制度的建设，将社会保障尽快覆盖全体国民，提高社会保障质量。 国家应转变观念，以人均收入及收入方差为地方政府工作评估标准，制定最低人均收入增长率，不断提高人均收入，减小人均收入方差。人均收入方差代表了人民的收入差别，相当于西方的基尼系数。尽快改变目前的工资制度，大幅度提高普通工人最低工资，压低资本家和管理人员收入，减小收入差距。只有低收入劳动者增加的工资才是用于消费的，高收入劳动者增加收入，只会增加投资。在生活资料充足的条件下，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是解决我国目前生产能力过大，市场容量较小的唯一途径，不仅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而且会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给工人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是自私的，都要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降低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国家应该学习日本，强制资本家提高劳动者工资。 当前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者工资，从而提高物价，是促使出口企业转变为对内销售的良好措施，这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风险的良好对策之一。我国国内物价过低，是导致企业重视出口的主要原因。通过大幅度提高收入从而提高物价，人民币也无需升值，还可打击境内的热钱。有网友提出上述观点，我们论证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已接近国内消费饱和地步。增加收入，不会导致基本生活用品产生过分上涨，其他消费品上涨并不会影响普通老百姓生活。 寓言故事8： 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一伙来自地球以外高度发展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上的一个小岛A，在这个岛上建立了基地，雇佣了大批岛民，从此，A岛上的人们就过上了幸福生活：外星人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各类生活用品，还为他们建起了宽敞的房屋等，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一切都很充足。而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每天到外星人基地内为外星人开几小时机器，其他时间都用来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B岛居民听说以后，非常艳羡，就组织人员上A岛学习，发现要学会在B岛上自己复制这一切非常困难（外星人无意在B岛上复制），但是，B岛居民还是开始了自己复制之路。由于那时B岛生产力水平非常低，B岛居民每天忙碌于生产基本生活必需品，能用来开展此项复制活动的人力资源非常缺乏，因此，B岛居民就组织了军队，击败了C岛，每年从C岛无偿获得了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大量物资作为赔款。从此，就能腾出大量人手开始了复制A岛之路。从发展教育开始，开矿山，冶炼钢铁，生产机器，建立生产线，等等，终于，有一天复制了一个水平较低的A岛，此后，又不断改进，很多年以后，B岛居民也过上了类似A岛居民的幸福生活。 在抵抗B岛侵略失败很多年以后，C岛居民反抗B岛成功，在一位领导人率领下，也独立地开始了复制A岛之路。但是，他们没有侵略抢劫其他地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C岛居民需要完成的工作较多，生活也比较艰苦。首先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增加人力资源，包括大规模修建水库，改造田地，建立工厂生产化肥，改进作物品种等，同时发展教育，开矿山，冶炼钢铁，生产机器，建立生产线等等。虽然C岛进展也很快，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初具规模和水平了，生活水平也开始改善，但与B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老百姓不能理解，更不愿意继续这艰苦生活。终于有一天，一直以来率领C岛发展经济的领导人逝世了，人们就主张改弦易辙。从此以后，C岛就走上了引进之路，抛弃了自己发展的初级玩意，一切都从B岛引进，这使C岛很快生产了丰富的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非常快。然而，这一切是有很多条件的。首先对B岛的要求有求必应，资源分配必须服从B岛安排，质量好的归B岛，还有了所谓共同开放C岛资源的名堂；生产什么也必须听从B岛安排，C岛居民每天劳碌，除获得自已所需的生活资料外，还必须为B岛居民生产，所生产的8亿件衣服也只能换一台机器。由于地球上还有很多其他岛也希望为B岛生产，这样的机会还必须时刻珍惜。如果B岛不要C岛生产的产品，就意味着C岛居民的末日到了。因此，我们就看到，B岛的老百姓到了C岛就有了很多特殊待遇。对B岛在C岛居民中发展自已的代理人，到输送武器武装分裂C岛也只是抗议和装可怜以求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和B岛的怜悯。 然而，终于有一天，地球上化石燃料没有了，C岛上依赖化石燃料的各种机器无法运转，更为严重的是，依赖化石燃料的化肥产量大幅度降低，粮食生产也随之大幅度下降，C岛居民又陷入了饥饿困苦的生活之中。对于B岛居民来说，他们早有准备，由于人力资源充足，预先发展了可再生能源，如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等，多年来，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实现了平滑过度，期间生活水平虽有下降，但影响不大。至于A岛，有一天，外星人走了，A岛居民无法玩转这些机器，他们又回到原始社会去了。 A岛故事与历史上发生的事很相似。二战时，美军曾利用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中转，空投了很多物资，其中一些物资被这个小岛居民拣到了，二战结束以后，小岛居民还在盼望着天上的神鸟下蛋。这里的B岛和C岛暗指日本和中国。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没有了独立自主，所谓的经济发展是海市蜃楼。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引进外资投资、贸易自由化，放弃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使我国的经济命脉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然而，从现实来看，这些年来，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忘记颠覆统治中国，奴役世界的工作。这二十年来，发生了无数次遏制中国的事件；也发生了无数次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战争。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事实却是一个在历史上消灭了原土地上所有几千万原居民，还从非洲掠夺几千万人为奴隶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军事开支占世界一半以上，豢养着世界上最多杀人武器的军队，还叫嚣朝鲜、古巴这样一个军事实力连其百分之一都不到，领土还被其占领的小国对其产生威胁；是地球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以及人均排放最多的国家，却对影响全球人类命运的温室效应无动于衷，拒绝作任何承诺。抬高石油价格，一方面打击中国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深知美国所有玉米用来生产酒精，不考虑生产过程中的能量消耗，也只能替代美国汽车燃料总量的12％（J. Hill et 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energetic costs and benefits fo biodiesel and ethanol biofuels,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Vol.103, No.30, 11206-11210），解决不了燃料替代问题，却趁机发展玉米酒精，人为抬高全球粮食价格，控制第三世界国家，攻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粮食生产和安全。几年来，我们的大豆生产在美国低价倾销作用下和国内卖国势力的配合下，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近来，美国大幅度抬高大豆价格，减少供应，造成我国食品价格大幅度增加，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 长期以来，国内汉奸精英拼命鼓吹美国的自由人权，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忘记这些威胁。然而，美国及其支持者要想证明它对其他国家人民人权、自由和民主方面的真正的关怀，只需要美国同意自由迁徙；同意技术转移。美国推行美元霸权，用几种纸就换回了大量商品，通过美元不断贬值，事实上是在向全球征税，享受全世界的劳动果实。同意迁移，是让其他国家人民也享受这种果实。目前美国的技术水平，在全球实施，足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问题，使全球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转移技术，特别是粮食生产相关技术，并不影响美国经济，只是使美国控制剥削小国的能力下降。事实上，美国从来不无缘无故，而是因为自身的目的，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少量技术，从来不关心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国家老百姓的悲惨命运。美国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通过全球分工，让发展中国家成为打工仔，象中美洲国家海地一样，只能生产某些下游产品，从而在经济上无法独立，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指望它领导全球，决定人类未来命运，必将使占全球人口多数的第三世界的老百姓走向死亡。把中国的命运交给它们，中国的最终命运也只有毁灭。在当今世界，中国，也只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必须起来，做好准备，领导全球发展中国家，对抗和改变这种命运。 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很多年来，我国经济变成了以发展GDP为目的，以出口还汇为导向，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在GDP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老百姓收入有不增反降的趋势，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近两年来，很多老百姓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胡温执政以来，重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回到了经济发展应有的轨道。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首先我们必须发展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包括增加我国产品的生产能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第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独立自主，首先要求产品的市场在国内，它是我国人民需要的产品；其次，它的生产技术，包括原料生产技术及储存、运输、使用等方面技术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对影响民生的产品及其相关技术，尤其重要。违反这一点，必然使中国人民遭受损失。我国目前很多政策都偏离违背这一点，这是我国经济近年来遭受重大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继续目前的路线，我国的经济在几年内必将遭受比东南亚金融风暴还要严重的打击，陷入困境，严重的会发生大面积饥荒。但是，如果我们改弦易辙，我们就能够战胜困难。 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且听下回分解。 原则五：发展经济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发展GDP 这是网上流传的关于GDP的寓言故事9： 说两个经济学家在公园散步，看到路边有一坨屎。其中一个经济学家对另一个说：如果你吃了这坨屎我就给你一百万。另一个人把屎吃了，拿到了一百万。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又发现一坨屎。刚才吃屎的经济学家越想越觉得不舒服，于是对另一个说说：如果你吃了这坨屎我就给你一百万。于是刚才那个叫他吃屎的经济学家吃了，也拿到了一百万。之后这个经济学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说：我们俩无缘无故的各吃了一坨屎，真窝囊！另外一个想了想，说：不对，我们吃屎的同时还创造了200万的GDP！ 也许有人说这种活动应该不计入GDP，但是我们国家当前统计的GDP，有大量这种经济活动。例如，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用一个小事例告诉大家我们统计的GDP是什么东西：比方，驾车出行，不幸出了车祸。人受伤要看医生，要花医疗费，车坏了要修理，要花修理费。修理店，医院的收入增加了。于是，GDP也跟着增加了。而实际上，却是人力、物力的消耗。这则寓言故事说明GDP并不反映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最近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的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这些年来，被精英们给忽悠成了GDP。地方政府以发展GDP为主要考核标准，从而带来了严重问题。 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GDP代表了中国境内的产值，但是，它并一定代表其中创造的财富都是中国人的。外国投资的工厂，其产品虽然是中国人创造的，所有权却不属于中国人。显然用GDP是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财富的积累，从而也不能代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诸多学者讨论了使用GDP代表国家经济的缺点。 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建立和改进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发展经济的目的之一是生产足够的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人民对未来却越来越担心。人民担心金融大额会卷走中国人民的财富，人民币升值担心，贬值也担心，担心石油短缺，担心粮食短缺，担心付不起教育费用，担心付不起住房。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完全是中国人控制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不完全是中国人建立的，我们离开了外国人的工厂，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问题，我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察我们建设、运行和改善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只有具备建设和运行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我们才能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系统，经济发展才能不受外界控制；只有具备改善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才能改进生产系统的效率，从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享受生活；有更多的时间发展新产品，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有更多时间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如石油短缺问题。高生产效率，才能用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外贸交易获得国内缺少的原料，如石油等。因此，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建立和改进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日本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具体体现就是日本的生产产品的效率高。1962年，每一个日本工人大约可以生产钢铁 100吨，英国工人为400吨，但到了1974年，日本在钢铁方面的生产效率是英国的2到3倍。1976年，在日本滚珠轴承工厂里，一个工人的标准生产量大约是英国主要制造商RHP的工人的2.5倍。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以汽车行业为例，按每个职工每年生产的汽车数量计算，1990年劳动生产率仅为0.35辆，1998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0.83辆。从企业个体角度来比较，1996年我国几个较大的汽车企业人均年产量为3辆左右，而同期日本的11个汽车公司这一指标为39.9辆／人。1998年上汽集团每人年均生产3.67辆，一汽集团为2.57辆，天汽集团为2.67辆。从这些数字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汽车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日本的巨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发展GDP，国家将目标从发展生产力转向了发展GDP，从而采用了很多错误方法，主要包括努力扩大出口，从而增加GDP，导致外贸顺差不断扩大，使我们的财富损失严重；吸引外资投资，增加生产能力，从而增加GDP，但在外资控制的工厂，我们创造的财富不属于我们，我们事实上引来外资使我们的劳动成为为他人作嫁衣，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损害严重；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我们还放弃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原则，结果使我国的经济系统受外界制约严重，如此下去，我们的核心产业被国外控制越来越严重，被敌对势力引向崩溃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此外，压低劳动者工资，降低产品成本，促进出口，却抑制了内需，使外贸顺差不断扩大，财富损失不断加大，严重妨害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动下，还不顾一切将教育、医疗和住房推向市场，使中国人民重新背上了三座大山。这一切，淘空了中国人民多年来积累的财富，使中国经济走向了困境。 综上所述，我们再也不能将发展目标订在GDP上，必须将发展经济的目的转到发展生产力上。发展经济，不仅包括产品生产量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提高建立和改进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 原则六：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失业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在寓言故事3中。 我们论证了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与资本无关。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失业效应。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故事10： 从前有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一大家人，他们自己组织劳动，分享自己的产品，后来，他们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采用机器生产，只需要一半人就能生产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产品了，另外一半人就不需要从事以前的工作了。我们是让这一半人失业，还是另作安排。对于一个小岛来说，还是有很多事情的，比如，如果这个小岛是太平洋上的岛，则会担心地球温室效应带来海平面增高，淹没小岛。作为小岛的主人，应该安排人员采取对策。例如，安排人员在岛上沿海岸线筑堤。 寓言故事中小岛得到了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有富余人员需要安排。如果将我们国家比作这个小岛，同样由于技术进步，使生产效率提高，多出人员。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例如，我们的水污染治理工作，我们的替代能源开发工作，我们的城市基础建设，我们的国土整治工作，这些都需要安排人员去做。人们经常担心的是我们国家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或者说资金。然而，我们分析，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物资，而不是资金，我们进行水污染治理，需要生产资料建设设施，我们进行技术开发，需要设备材料。这一切追本溯源，都是由不同原料在人民的劳动下产生的，最终是原材料用量需要增加，如果我们需要的原材料来自国外，我们就需要安排人员去生产国外有需求的产品，以换回我们需要的原材料。如果原材料来自国内，我们就增加原材料生产力度。如果我们安排得当，失业人员应该很少。总之，我们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是否组织好人力资源，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腾出人手去完成我们还未完成的基础建设工作，去加快技术开发工作。正如我们在寓言故事3中所论证的，我们的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结论。我们要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员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失业率较高，势必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政府的主要职责就在于组织好所有人员，降低失业率。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将西方经济理论引入中国，鼓吹夸大资本的作用，抹杀劳动者的作用，一些人还暗示失业人员是负担，通过混淆黑白，谋取私利。这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安排一部分人去生产我们目前生活所必须的商品和服务，当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这部分人员数量必然下降。发达国家创造了一个词汇，叫创造需求，历史上演绎了很多故事，这样又安排了一部分人的工作，生产一些新产品。然而，在很多发达国家，就业人员最多的是从事教育，科研人员，从事教育的人员主要作用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从事科研的人员也不直接从事商品的生产和针对个人的服务，而是从事技术开发或相关工作，主要作用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国家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失业率现象的存在，是政府管理工作水平低下的表示。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失业人员工作。在商品经济时代，单纯依靠市场，是不可能实现正确的工作分配的。政府必须介入。西方国家政府主导的工作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在军事上的投入，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是美国政府计划的结果。在我们国家，由于普通百姓收入过低，产品无法销售，导致商品消费市场萎缩，企业生产无法实现，人民生活改善和提高也就成了空谈。这是失业率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是一种资源，如果国家不利用，让人员失业，就是国家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产生很多问题：由于失业，必然导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必然导致社会消费下降，从而导致生产下降。大量失业人员长期存在，还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将毛泽东时代归结为老百姓懒惰，然后声称维持一定的失业率，会提高生产效率，是一种误导。毛泽东时代生产力水平低，还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毛泽东时代所完成的工作量是中国几千年所未能完成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大规模粮田建设，这一切都是在工业批量化生产未完成，机械化生产量还较小情况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的。使得我国能够养活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也打下了后毛泽东时代粮食增产的基础。我们通过实物分析，论证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比当时日本快（附录1），比改革开放发展速度快（附录4）。当然人口增长是有限度的，与一国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关，如果人口过多，超过了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则会出现饥荒和失去独立自主（日本必须依附大国，粮食供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日本来说，中国无法替代美国，因为中国无足够的余粮供应日本）。 尽可能多地安排人员从事技术开发方面工作，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才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在生活资料生产得到保障，供应充足的条件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日本就是一个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但是通过发展技术，经济却处于世界前列。 原则七：促进技术进步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工作 想象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人口保持稳定，如果技术水平也保持稳定，也没有发现新资源，每个人的产出必然保持稳定，从而总产出也保持稳定，也就是说在人口和技术稳定情况下，经济不可能增长。我们前面分析过，外来投资有害经济发展。因此，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国家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如何组织人力，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以较快增长。因为发展中的落后国家可以节省很多研究技术的投入，只要集中训练人员，让他们尽可能学到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技术，应用到生产系统中，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快的增长。当然发达国家是不会让你学习他们的最好技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技术。但是，在发达国家，有很多技术己经公开，如专利技术，在专利保护期满以后，就可以免费使用，也有一些专利技术，虽然在美国的保护期没有满，但是在中国没有申请专利保护，我们也可以免费使用。通过学习先进技术，我们在技术上有较快的进步，从而带动经济较快增长。等到这些公开技术利用得差不多了，你还可以购买一些技术，等到跟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相差不多的时候，一方面最好的技术发达国家是要保密的，绝对不卖给你。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学习的技术了。这时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发展技术。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以发展GDP为目的，鼓吹比较优势和贸易自由化战略，忽视发展自己的技术，实质上是让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国际经济的底层，老老实实打工。 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促进机制。毛泽东时代和现代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intel公司的计算机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这是非常惊人的技术进步速度。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科技进步速度也是惊人的，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制成功，仅用了两年多时间，比西方快得多。直到现在很多西方人还很怀疑，中国的核弹技术是否来自了西方。证明当时我国科技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但那时科技人员稀缺，难以应用到民用方面，普通老百姓感受不到。笔者硕士毕业后，1992年曾在家乡最大的工厂短期工作过一段时间，其技术人员匮乏现象非常严重，厂里仅有一个从事技术的大学毕业生很快离开了，工厂里另一个能够独立从事产品检验的中专生（经过培训）也很快走了。那已经是1992年了。但是，当时国家重点发展领域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如育种方面，其成果惠及全人类。我们最近评选的新四大发明，全是毛泽东时代成果。现在还有一些企业和单位延续毛泽东时代方法，例如河南南街村，深圳华为公司还保留非常多的毛泽东时代管理方式，包括鞍钢宪法。 西方社会主要通过专利制度和专利保护，使技术研发成果得到利用所带来的效益被企业垄断，从而使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开发，这一政策促进了技术进步。我国现在实现市场经济，也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是专利保护做得很差，使得企业搞新产品开发，技术革新，死得更快。因为市场仿冒非常严重，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对仿冒活动打击不力，往往造成企业研发投入难以收回，更不用说获取垄断利润。如何保护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确保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获得效益，从而保护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积极性，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此外，我国在专利方面，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需要另行讨论。目前我国的科研，主要以科研院所和学校为主，这种科研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象是在岸上学游泳，在做篮球练习，而不是在赛场比赛，在练习打靶，与战场上的实战差距很大，这与毛泽东时代的技术开发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近几年来，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提倡产学研结合，但由于没有良好机制保障企业从中受益，实际效果较差。 如何发展一套好的机制，推进我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仍然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借鉴毛泽东时代做法和国外专利制度，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深圳华为公司所从事的通信领域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他企业不易仿冒，企业内部管理借鉴毛泽东时代方法，可以说是一个较好的成功例子。目前华为公司已进入到与国外公司相互竞争的技术水平了。 如何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关系到我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期待我国的有识之士能够多加讨论，为推进我国企业的科技进步献计献策。此外，我们在技术研发方面存在很多错误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关于技术开发难度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走出国门，发现西方发展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许多人就拜倒在西方人脚下，一切都认为西方的好，就差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圆了。在技术方面更是如此。毛泽东时代长期发展工业基础，在改善人民生活的轻工业方面才开始起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与国外相差较大。加深了我国技术落后的印象，再加上主流媒体刻意否认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夸大技术开发难度，造成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技术开发难度大的印象。毛泽东时代的技术积累也被放弃，从全力引进技术到引进外资，使我们国家的经济走上了依附发展的路线，拉美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下去，我国只能成为西方经济体系中底层，经济再也无法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再也无法提高。 在技术上，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建国以来，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发展了两弹一星，飞机上天，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合成处于世界前列。改革开放以来，连国产小汽车也发展不起来，难度小汽车比飞机上天，人类太空旅行还困难？长期以来，我国人民，特别是政府人员错误的指导思想才是真正原因。以笔者曾经从事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为例，主要技术是利用微生物氧化城市污水中有机污染物。由于微生物活性受污染物性质影响，性能变化很大，技术上通常需要保险系数达到20－100以上，相当于处理系统体积比理论上体积要大20－100倍以上，相应投资也同比例增长。通常国外多选用较大保险系数，国内为减小投资，多选用较小保险系数，实际建造时，我国大多选用国外所谓先进技术，认为外国先进技术比较可靠。然而，美国环保局曾调查美国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率仅在70％。西方国家发展的很多城市污水处理技术，第一个大规模的工厂通常都是在中国投产的，包括一些不适宜建大规模厂的技术，中国成了这些技术的大试试验厂。 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很清楚了，人们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理论已很好建立起来，人们也许还需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理论建立模型，以全面反映研究对象的性质，从而指导技术发展。但是，过去那种瞎子摸象的情况再也不存在了，技术发展，很多情况下，需要我们不断实践。即使是引进技术，我们也需要不断实践，以消化吸收和改进技术，否则，我们还会很快落后。借口技术上与国外相差较大，就停止发展自己的技术。这种方式只会使我们彻底落后。发展自己的技术，一时落后并不要紧，日本人战后开发小汽车时，第一次试车没跑多远，发动机就脱落。技术是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的。一些人认为采用自己的技术生产成本较高，市场没有竞争力。然而，西方国家的成本也是通过不断发展来降低的。我国的火箭发射数量不及欧美日，但可靠性高，发射成本是世界上最低的，为什么就认为我们在汽车等其他方面就做不到？ 关于技术研发投入 产品开发，需要经历原理实验、小试、中试和生产规模实验，很多人感觉科研经费数量很大，我国经济上有困难。事实是，科研实际消耗的物资材料是很少的，需要使用各种仪器设备，这些仪器设备往往生产复杂，批量很小。从货币价值来看，价值很大，实际是消耗了很多人力，消耗的物质资料很少，不像工业化生产，原料消耗非常大。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实物，而不是空虚的资金，而实物也是由人创造的，最终来源还是人力。科研更多的是支付给科研人员的工资。它们在我国今天劳动者收入持续多年停滞的情况下，实际上起到了增加消费支出的作用。从物质消耗来看，每个劳动者维持生存消耗的资源相差不大，国家是否通过市场机制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发工资，他们都会消耗我们的社会资源，如果他们失业，等于社会资源单纯减少。今后，即使增加劳动者收入达到商品市场供需平衡，这种开支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它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在生活资料供应充足的条件下，剩余人员应不遗余力用于生产力发展，进行科研活动就是一种直接的发展生产力活动。近年来，我国高度教育大发展，大批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人力资源丰富，另一方面大量工作需要人做，却没有人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专利保护不力，企业无法从技术研发中获得利润，因而不愿在技术方面投入。国家应破除技术研发投入大的观念，尽快从严执行专利保护政策，使企业能够从技术研发中获利，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技术的积极性。 八、中国应如何应对当前危机 本文是从实物生产和消费来分析国家经济发展的。读者可以将国家模拟简化为只有一家人生活的独立小岛，不需要货币，分析如何发展小岛经济，来理解我们得到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重大原则，主要包括： 1，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促进外贸顺差，都是奉送我们的财富，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2，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家都没有资金缺乏问题，引进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3，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是发展国家经济的必要条件；压低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有害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国家发展经济，应以可持续的国民收入为评价标准。 4， 独立自主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海市蜃楼。 5，发展经济，不能以发展GDP为目标，只能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其关键是建立良好的促进机制； 6，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人力资源是发展经济最宝贵资源，失业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7，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是基础，要时刻保证其安全。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就能理解本文所提出的对策，以应对目前我国遭遇的问题。在基本生活资料生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对策将能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受大的影响，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虽然GDP会大幅度下降，由于多年来我国经济偏离了正确轨道，这是回到正常轨道必须付出的代价： 1 应对金融大鳄炒作 （1）股市，我们认为股市用于筹集资金进行投资的作用，实质上减少了消费，不利经济发展。也许在调节投资方向上有一定作用。应取消股市，即使不取消股市，也应大幅度提高股市交易税率等措施，减少和抑制股市上的投机活动。 （2）汇市，建议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内销，抬高内销物价，从而减少出口，使货币贬值，从而降低多年来积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取消各种促进出口的措施，改为增加出口税；取消和降低各种外币存款利率。停止引进外资，还清外债，选择适当时机使用现有外汇，逐步减少外汇储备。将外资企业逐步收归国有。 （3）期货：本身是不需要的，虽然长期合约是需要的，市场信息是需要的，应重新设计，使其没有赌博功能。 （4）楼市：商品时代，抬高商品价格是发展商品的最佳手段，近年来，住房价格一路高升，使住房建筑面积大幅度增加，已经超过人均24平米，达到或接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国内居民收入低，导致空房率，更多购房者并不使用，而是作为一种投机行为。应制定政策限制打击炒房活动，例如在贷款方面，禁止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制定税收政策，家庭第二套住房加重收税等。学习新加坡，对房地产转让征收100%的资本利得税。 总的说来，一切金融活动，本身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我们论证国家发展需要的资金不能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应由国家增加货币发行量，这种方式只能减少居民消费能力，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现在我们国家的金融活动，很多成了赌博场所，成了国外金融大鳄吞噬我国财富的场所，国家应充分利用政权的威力，不要被各种蛊惑人心的理论迷惑，制定应对政策打击炒作。由于外资进来之后需要汇出利润等必须到指定银行换汇，换汇审批和换汇价格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扼住外资出逃喉咙。这些金融资金目的是偷袭中国财富，搞乱中国金融市场，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控制，由于外来投资有害经济发展，我们也不要担心他们因此而停止投资。卖国精英拼命鼓吹市场万能，目的是让中国人民放弃使用政权，放弃使用维护自己利益和财富的权利，好让金融大鳄在中国横行，席卷中国财富（参见附件3）。 2 应对当前通货膨胀和石油涨价 当前通货膨胀的两大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和石油涨价。我国积累的贸易顺差1.6万亿美元，相当于我们将价值1.6万亿财富送给了美国人，美国人给我们印着1.6万亿美元字样的一堆纸，但是我们的银行向拿着这些纸的资本家兑换了等价的人民币，这笔钱有11万亿元之多。它并没有对应的财富在国内市场，相当于多印了这样一笔大钱。我们全国老百姓一年的收入，也不到十万亿，对比可知，这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降低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就在于降低顺差，要鼓励我们国家的企业购买技术；要制定政策，合法地赶走外资企业，从而让它们带走美元，将人民币还回银行，退出流通。 石油价格高涨，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2007年初，石油价格不到60美元/桶，现在高于120美元，我国石油消耗量约4亿吨，相当于支出增加2000亿美元。石油是工业的命脉，它使大部分工业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因此，为抵消其影响，房地产发展速度应大幅降低，与其相关的能源、钢铁、水泥等行业下降，降低能耗。我们分析房地产业已成为无效劳动，国家不应投入过多人力物力发展房地产。国内石油提价，降低个人交通方面的石油消费。提高粮食价格以抵消石油涨价对粮食生产的作用。 国家应尽快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特别是失业保障，以应当危机来临，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在危机来临以后，切实保障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由于我国的主要生活资料生产系统生产能力充足，能够保障我国的基本供应，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有足够的资源，不会引起经济系统崩溃，是维护社会稳定，度过经济危机的唯一对策。 3 粮食安全保障 在大豆生产方面，前几年，美国通过补贴向我国倾销，使国内种植面积锐减，产量大幅度下降，今年，国产大豆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一小半，而美国大幅度提高大豆价格，减少供应，使豆饼供应减少，带来整个粮食供应不足，价格升高，使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在大豆消费方面大幅度增加支出。大豆涨价和供应减少可能是我国近来食品涨价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的粮食生产也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国家的命运就完全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因此，国家应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应大幅度提高粮价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种植补贴，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带来的粮食生产下降，确保粮食安全。通过关税等控制粮食出口和今后类似美国低价大豆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只要维护了粮食生产，中国就能保证社会稳定。其他资源，如石油，虽自给率较低，但需求有一定调整空间。 4，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分析与应对之策： 我国外汇资产的影响与对策 我们在国内生产商品卖到国外，目的是换回我们需要的商品，现在变成美元，实际上是损失了商品。虽然以后外汇可以买到商品，但是，国外市场我们需要的商品涨价，我们的外汇就损失。由于国外通货膨胀，我国的外汇资产贬值在所难免。一些投资美国风险较大的金融市场的资产可能损失光，我们也没有办法。至于投进更多外汇，那是要增加损失。美国的金融市场本来就是一个赌博场所，美国的金融家通过这个场所来席卷财富的。美国政府实际上被美国金融家控制。到今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知是愚蠢，还是卖国，还想拿中国的外汇给美国人救市，是要把中国的更多外汇通过这个赌博场所送给美国人，所有国人，应共同声讨。因为中国外汇所代表的财富是国人创造的，它送给美国人了，损失是由全体国人承担的。因为，外汇是企业拿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换来的，在中国银行按汇率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在国内流通，中国银行管理这笔外汇。我们应等待危机来临，市场萎缩，原材料价格下降，我们可以利用外汇在国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而使我们的外汇价值增加。 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国内经济在高外汇储备下，运行超过一年了，所以损失部分外汇对国内经济的直接影响应不是很大。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