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家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按:这期文集经济内容比较多,大家可以看出不同人在发表不同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呼吁大家不要悲观,普通百姓已经开始大骂,而还有一些学者从更高的角度在思考问题,这就是本汇编的主题。当前整个世界的经济问题都是个资本主义问题。资本主义还将持续多久?人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资本主义用加速资源枯竭的方法推迟危机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13日

目录

卢映西:《资本主义用加速资源枯竭的方法推迟危机》

周天勇:《深刻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忠言:《性资源的分配不公现象探谜》

李伟:《“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个谎言》

马建明:《外汇储备大长 购买力却大幅缩水》

《中国前5月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净亏损443亿》

定价红色企业家----国企高管巨额期权浮出水面,国企财富尽入谁人囊中?》

鲍彤:《贵州省委书记一篇有普遍意义的讲话》

康新贵:《瓮安事件与制度性损害》

 任玉岭:《现在是整治高房价最佳时机》

权锦虎 田忠国:《改革还是整党?》

文贯中:《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

胡星斗:《墨家的和平主义与民间联合国》

黄卫东:《从寓言故事谈谈我国的外汇储备》

《揭穿误国精英诋毁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谎言》

 何帆:《阴晴越南》

《精英升华:从房价赌局看专家群体声誉危机》

张维迎:《对当前经济 大家不要太悲观》

张维迎:《政府管得越少,企业竞争力越大》

樊纲:《中国的改革,是在向已知的方向转变》

 周其仁:《人民币被低估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周其仁:《不能用“阴谋论”来看待国际热钱》

陈志武:《加速私有化,老百姓的收入才会更多》

陈志武:《历史上的货币发行权并不集中在政府手中

茅于轼:《别人越来越富,我们也容易变富》

茅于轼:《100多年的经验说明 学习西方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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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1 21:52:3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Re: 回复:党爱民请求修改论文

资本主义是用加速资源枯竭的方法推迟危机

----卢映西与仲大军的经济问题对话

南京财经学院教授 卢映西

2008年7月

仲先生:您好!

    收到您对发钱思路的评论,觉得您又一次提出了很好的问题,需要仔细思考才能回答。您提出了资源枯竭的问题,认为目前我国许多资源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担心一旦增大国内需求问题可能会恶化。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如您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中国对外贸易严重顺差,实际上是输出资源换取外国随时可能贬值的纸币,因而是十足的愚蠢之举。那么,如果增加进口我国短缺的资源,将会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尤如以剩余的猪肉换回短缺的牛肉,总比出口猪肉换回一堆花花绿绿的纸片实在。真正需要反对的,是那种所谓“两头在外”的产业。一头进口原料,一头出口成品,利润大头也被外国赚去,留下的只是被污染的环境和血汗工厂中成堆的断手指头。指出其中的荒唐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不过再深入想一下就会明白,这种蠢事能够持续进行的惟一理由就是该产业能提供就业机会。

    但是资源枯竭确实是个问题,只不过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假如全世界的人都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来消费,主要资源马上就会捉襟见肘,这是不需要复杂论证就能明白的浅显道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就是对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不走美国式的高消费高耗能的路子,建设一个节约型的社会行不行?只要还是实行目前的市场经济,答案就是不行。因为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消费总量只要降下来,失业率马上就会还以颜色。失业是怎么回事?简而言之,失业就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多余”的人,这个社会不知道该安排他们去生产什么东西。这就是生产过剩。所以说,资源枯竭和生产过剩都是问题,但它们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明一下。假设有一个灌满10万瓶水的大水池,任何人都可以到水池取水生产瓶装纯净水出售。显然,资源是会枯竭的:总共只有10万瓶水,用完就没了。但是在水越用越少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常常不能及时反映水的稀缺性。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纯净水的售价只取决于生产成本,而这个成本在大水池的水位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直到水用完的那一天,人们才会突然发现,现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一滴水了--按环保人士的说法就是:“地球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的眼泪。”所谓资源枯竭,就是这一个层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市场常常视而不见的,这就是仲先生您目光独到之处。

  在大水池水位不断下降、纯净水天天正常生产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生产过剩。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生产能力总是大于消费能力的。假如社会一天消费100瓶水,则纯净水生产能力常常会更大,比如说是150瓶。为什么生产能力一般总比消费能力大?因为消费能力受三个方面的制约: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显而易见,时间约束是指消费活动是需要耗费时间的,而我们能支配的时间又是有限的,所以消费能力无法突破时间的制约。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有其自然规定性,无法通过人为的措施大幅度扩张,而生产能力却可以因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如分工等)大幅度提高,因此生产过剩现象必然会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显。至于消费能力的收入约束,一方面由于有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的存在,所以人即使有无限的收入,也不可能有无限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低收入者的基本消费需求受制于收入约束,比如有人需要喝水却无钱购买纯净水,这样的问题才是需要我们在经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

  在一个每天有150瓶水产能却只能消费100瓶水的社会中,就业压力已经很明显了。假如为了减缓水资源枯竭的速度,我们提倡节约用水,社会每日用水量减少到50瓶,那就业压力肯定会变得更为严峻。我们看到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刺激消费的,原因就在于人们至今未能解决生产过剩(失业)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过剩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现代的环保主义者认为加速资源枯竭的经济制度不可持续,而资本主义正是因为解决不了生产过剩问题才用加速资源枯竭的方法推迟经济危机的。所以我们看到,环保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真正的环保主义者最终总会向左转,走向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换句话说,生产过剩和资源枯竭虽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但是在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过剩不解决,减缓资源枯竭也就提不上日程。因为资源枯竭是日后的灾难,失业是眼前的危机。

  所以发钱理论不是仅为应付一时的经济萧条而提出的,而是要修补市场经济体制中一直不为人们所知的制度缺陷。按照我提出的模拟金矿理论,现代市场经济的缺陷在于缺少一个独立的行业--货币产业。过去货币以贵金属为本位时,货币产业能够成为剩余生产能力宣泄的出路--让无收入者直接生产货币。如果这一出路足够通畅,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危机。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契机,就在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其后继者找到了产量极高的贵金属矿。否则,哥伦布在世界史的地位可能还不如郑和。

  “模拟金矿”可以安排所有失业者去“淘金”,因而彻底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们才能有效地提倡节约,市场经济也才能真正走上正道,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如同穿上的红舞鞋,只能不停地疯跳,直至衰竭而亡。

  我的论文正在作最后修改,在开头加上您的有关反思资本主义的观点,打算让您作为我“撬动地球”的支点,呵呵。文章改定后,会先发给您批评的。

    卢映西,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zdjun@263.net To: dammos0192@sina.com Cc: x8b8x8@163.com Sent: Sunday, July 06, 2008 8:25 AM Subject: 回复:党爱民请求修改论文

党爱民 卢映西 先生/女士:

    文章已阅,下面是我的想法,分红必须看时候,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资源和能源不足,国内没有那么多资源,发钱可以增大社会需求,满足产能,但资源从哪来? 石油要买,煤炭要采,木材要进口,铁矿石、玉米、大豆等都要进口。大宗矿产品、农产品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但是,中国一旦增大国内需求,马上就引起国际市场物价全面上涨。目前这一波围绕中国需求的全球性涨价,已经使中国损失惨重,进口成本大增。国内的消费能力很难支撑得起,只有经济减速降温。因此,发钱花的思路也需谨慎,有一定限度的。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经济萧条时可以,现在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时候。

    仲大军,

 

 

发件人:"Qunluo Ren" <rqldavid@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1 02:50: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我不理解贵网为何会发表《警惕基督教在农村成为第二个flg》

深刻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官僚勾结外商制造中国的发展危机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周天勇教授

2008年7月10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 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 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 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 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 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 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 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 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 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 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 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 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 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亿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

  【作者介绍: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

 

性资源的分配不公现象探谜

忠言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 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男女都能拥有自己的异性配偶,一部分人无法享受到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

男女性别比失调造成的性资源分配不公

    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社会性资源分配不均,优势男性“多吃多占”现象严重。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董玉整直言,性资源分配不公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性别比严重失衡,大量男性在婚姻问题上“未就业就失业”;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单身男性竞争力差距拉大;在道德层面,存在部分占据优势资源的男性“多吃多占”,“婚姻挤压”现状不容乐观。

    目前,中国有多少终身未婚嫁的男女,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就人口调查的男女性别比例来看,我们20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可能会有超过2500万人面临“婚荒”。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预计,大约在2010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口将大量进入婚恋时期,由婚龄人口性别失衡所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将越来越凸显出来,即使现在鼓励女性胎儿的养育,未来的“婚荒”也会颇为严重。

    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15—29岁青年未婚人口比例为51.54%,15—35岁青年未婚人口比例为38.23%;2005年的相应数据则分别上升为65.89%、45.71%。 10年间上升14个百分点。“婚姻挤压”会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格更高,但同时对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稳定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在性别资源上男多女少所导致的性资源初次分配不公。表现形式是女性择偶空间变大,法则一般是择优录取。当然也有例外,许多未婚男人是择优不得而无奈推迟婚姻,但除独身主义者外,迟早也会走入围城。

人口流动导致性资源分布不平衡

    现代社会,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导致大量人口流动。过去那种以出生地为生活圈和婚姻圈的状况被彻底打破,也导致异地婚姻增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总趋势。但是,这种人口流动并不是按照男女比例计划流动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这就必然导致了男女性别上的比例差异甚至是失衡。如流向能源、重工业城市的农村人口以男性居多,而流向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的城市的人口又以女性居多。如,矿产、建筑等行业吸纳以男性为主的员工,而纺织、组装加工产业则吸纳以女性为主的员工,而他们并不一定在一个城市或地区,这就必然加剧了当地本来就不平衡的性别比问题。

    女性民工集中到某一城市,虽然可能填补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有的甚至出现女性过剩。但这又必然导致她们与当地女性争夺男性配偶的局面,近年来城市离婚案件中,因“外来妹”而引起的喜新厌旧的分手并不在少数。而“外来妹”不断地从自己不发达或偏远的的家乡出走流失,必然导致当地女性绝对数的人为减少。

   而男性民工集中的城市,更加剧了男女性别比的失调。虽然大部分男性民工并不具备在城市永久居留的资本,但少数人会永久留在城市,这也是他们的梦想。这对城市原有男性构成威胁。

    据山东某地对民工的一项调查,在“有无性压抑”一栏里,92%的民工在“有”字后面划上了“√”。民工们都是正常的男人,大部分都是青壮年,需要过正常的性生活。但他们工资不高,有的想找“小姐”,但几百元的工资和养家糊口的压力又不容他们随意潇洒。当然,绝不能排除一些民工找“小姐”发泄或出现同性恋这一事实,而这样又导致了性病、爱滋病的传播和泛滥。中国性学会的一份统计表明,生理障碍、心理障碍、孤僻、抑郁、自闭等症状在民工中的发生率要普遍高于其他人群,如果不能得到有力的疏导和缓释,还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甚至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权利金钱地位差别加剧性资源分配不公

    随着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加剧,社会价值导向含混,社会风气滑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许多人的道德品行也在堕落着。有权的人、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都可以用他们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多吃多占”,他们除了合法的婚姻之内的女人外,更有资本拥有本来应该属于别人的女人。这种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对性资源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并对他人婚姻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文明构成严重威胁。

    被媒体暴光的香港艳照门事件,影星陈冠希利用其明星效应和家族背景,几乎玩遍了香港演艺圈的女星名媛,达数十人之多,令人难于置信。据报道,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位居全国之首,创下当今中国情妇数量之最;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的20个情人,年龄都在16-18之间,勘称是老牛啃嫩草、丁吃卯粮的典范。

    而这种社会性的性资源分配不公又与腐败紧密相连。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1000元。人们说,“难怪深圳楼市频频暴涨,原来如此”。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则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可谓花样百出。

    女人多了,也是难于招架。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迫于情人们的压力,不得不给五位情妇签下保证书,保证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这真是“朱门佳丽怨,路有光棍馋。”

    性资源分配不公当然还有很多表现,本文只对主要的三大因素给予剖析,以期和网友共同探讨交流。性,是社会的缩影。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有欣喜,更有担忧。当前婚姻中爱情的分量在减少,而被附加的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却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男女关系中道德和理性在减少,而性随意、性冲动、性泛滥却在升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又不得不感到迷惘。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个谎言(节选)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伟

2008年7月

(原载《香港传真》No,2008,50,)

    《炎黄春秋》杂志最近发表文章《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打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再满足只是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要整个地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他们断言,当前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使当代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他们号召掀起一场新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就是新资本主义。政府必须承认两极分化的现实,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甚至要政府公开宣布改革就是要向资本主义改革,向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改革。

    此种毫不掩饰的图谋,透视出我国知识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学术分野,已经转变成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场政治斗争。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仅是国内某种政治力量用来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纲领,也是他们用来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他们所向往的新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纲领,是他们打出的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的旗号。

    一、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学者利用革命领袖的著作和文字,任意篡改、曲解甚至伪造,达到诋毁、消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尤其近一二十年,频繁地出现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颇具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议题是,一直有人反复兜售这样一个谎言:建国后,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编造了一种子无虚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把它说成是毛泽东的,欺骗全国人民。

    实际上,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深入研究过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学者,都不会提出这种错误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或各种文件里,至今也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样的提法和概念。只要人们认真阅读那些研究或吹捧”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学术文章,稍加思索和分析,就可以发现,被他们描述的这个理论是个不折不扣的东拼西凑的东西。

    但是,就是这样一批人,自以为比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还懂得新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教训已经过世的毛泽东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这批学人,多数是远离人民群众、远离社会生活、蜗居在大学和研究所、在书本里讨生活或混职称的人,共产党里也不乏这样一批严重脱离实际的不明事理的书生。不要说他们没有革命历史实践,甚至也极其缺乏在当代从事群众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的社会阅历,却把自己仅仅从书本里挑拣来的只言片语当成真理的标准,在那里指点江山,乱开药方。其中的代表人物,要么是混进共产党的理论骗子和当代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是这些人的御用学者和应声虫。

 

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购买力却大幅缩水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马建明

2008年7月10日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7年15282亿美元,增加了8.2倍,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连年大幅增长,年平均增长37.4%;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41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对外贸易顺差增加了10倍,年平均增长40.6%。我国的外汇储备多,增长快,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增长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之一,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多了好,还是少了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外汇储备的实质是什么呢?外汇储备的实质是储备购买力。因为我们储备的外汇最终要变成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商品或服务,要在国际市场交换回来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商品或服务才有意义,我们的外汇储备变成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购买力才有意义,因此可以说外汇储备的实质就是储备购买力。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在变成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购买力时大大缩水,那么我们的外汇储备的意义就大大降低。在现实中外汇储备购买力的增长幅度总是小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幅度,两者增长幅度之间的差别就是外汇储备缩水的程度,两者增长幅度之间的差别越大,说明外汇储备缩水的程度越大。

    石油和铁矿石是我国进口商品中进口额最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从2000年到2008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指数从1增长到了11.1,而石油购买力指数从1增长到了2.4,铁矿石购买力指数从1增长到了2.2,在此期间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幅度与石油购买力的增长幅度、铁矿石购买力的增长幅度之间差别巨大,这说明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大的缩水了。虽然表面上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不断地大幅增长,而外汇储备实际的购买力却在不断的大幅下降。

    从外汇储备的实质是储备购买力看,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而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也相应增长的情况下,那么外汇储备当然是多好;但是在当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大幅增长,而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却在大幅度缩水的情况下,外汇储备越多,增长越快,意味着损失越大,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多了好,还是少了好?已经是一目了然。

1     我国外汇储备指数与石油、铁矿石购买力指数变化图


 

1                        我国外汇储备与石油、铁矿石购买力

外汇储备

亿美元

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美元/

石油购买力

亿桶

进口铁矿石价格

美元/

铁矿石购买力

亿吨

2000

1656

30.37

54.5

26.6

62.3

2001

2122

25.93

81.8

27.1

78.3

2002

2864

26.16

109.5

24.8

115.5

2003

4033

31.06

129.8

32.8

123.0

2004

6099

41.19

148.1

61.0

100.0

2005

8189

56.44

145.1

66.8

122.6

2006

10663

66.00

161.6

63.8

167.1

2007

15282

72.26

211.5

88.2

173.3

20086

18362

140.0

131.2

131.1

140.1

备注:20086月数据为估计数。

 

2                    我国外汇储备指数与石油、铁矿石购买力指数

外汇储备指数

石油购买力指数

铁矿石购买力指数

2000

1.0

1.0

1.0

2001

1.3

1.5

1.3

2002

1.7

2.0

1.9

2003

2.4

2.4

2.0

2004

3.7

2.7

1.6

2005

4.9

2.7

2.0

2006

6.4

3.0

2.7

2007

9.2

3.9

2.8

20086

11.1

2.4

2.2

 

 

经济动态消息

中国前5月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净亏损443亿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7月12日

中国前5月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净亏损443亿

 (六月二十八日电)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由去年同期盈利人民币三百五十二亿元转为净亏损四百四十三亿元。

美智库倡创美中G2模式 主导全球经济体系

 (二十四日电)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登(Fred Bergsten)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应实行微妙而巨大的改变,美国应寻求与中国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实现中美共同领导全球经济体系。

中海油在渤海发现油气

 (七月七日电)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今天宣布,中海油日前在渤海海域一个自营预探井发现油气,平均日产油约可达九百八十桶。

中国股市散户金融资产八个月缩水28%

 (七月七日电)中国大陆股市跌跌不休,股民财富也跟着缩水。最新调查显示,与去年十月股市高峰期相比,中国股民损失已占全部金融资产的28.55%,而有约5.91%的股民已在中国股市中赔掉逾八成财产。

中国电厂设备价格便宜质量堪忧 印度怕怕

 (新德里六日专电)印度商务暨电力事务国务部长拉梅什今天表示,中国大陆提供的发电厂设备是全球最便宜的,但鉴于连续两座中国提供设备兴建的电厂出了问题,因此印度今后必须要确定他们提供的设备质量是最好的,并且要能适应印度特殊环境,例如煤灰成份特多的印度煤炭燃料。

油价上涨 广东工业亏损额增四成

 (香港六日电)受到石油等能源及原材料等上涨影响,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中国大陆广东省工业亏损企业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七,亏损额增加四成,全省亏损工业企业增至两成六。

高盛公司调降四十多家欧洲银行获利预估

 (巴黎四日法新电)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调降四十多家欧洲银行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获利预估。高盛公司警告说,面对长达一年之久的信用危机,一些银行可能必须筹措六百至九百亿欧元来支撑其财务状况。

中俄石油管道谈判收尾 输油量将增加近倍

 (五日电)俄罗斯联邦国会下院副主席、俄罗斯天然气协会主席瓦列里亚泽夫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对斯科沃罗季诺石油管道的谈判,已进入收尾阶段,正商定每年输油进度和价格,这部分结束后将做出动工修建管道决定。

世银研究报告:生质燃料才是粮价飙涨元凶

 (中央社伦敦四日法新电)英国「卫报」今天报导,根据世界银行尚未发表的研究报告,生质燃料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涨百分之七十五。

粮价飙涨 菲通膨率创14年新高

 (马尼拉四日专电)受累于粮食价格不断飙涨,菲律宾六月份通货膨胀率自前一个月的百分之九点五,上升至百分之十一点四,创下一九九四年五月以来的新高。

台湾六月底外汇存底2914亿美元 续创新高

 (台北四日电)中央银行今天公布最新外汇存底统计,截至六月底为止,台湾外汇存底为2914.05亿美元,较五月增加13.35亿美元,续创历史新高,台湾外汇存底仍排名世界第五,次于中国、日本、俄罗斯及印度。

上海宝钢与必和必拓达成铁矿石价格协议

 (四日电)中国大陆上海宝钢集团今天宣布,与世界主要铁矿石生产商必和必拓公司,就二零零八年度粉矿和块矿基准价格达成共识,涨幅与宝钢日前与另一家世界矿业巨头力拓公司达成的相同。

抑制通膨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升

(台北特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日来不断突破新高,走势强劲,短短一个星期左右,接连四次刷新汇率改革以来的新高,北京放手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几乎以小快步的方式走升,显示在面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南海领导人有意优先以汇率手段抑制通膨。

中国大陆股市6月再现资金净流出

(三日电)中国大陆股市跌跌不休,六月份市场资金明显呈现净流出;申万研究所估计,六月底市场存量资金为人民币一兆七千四百六十亿元,比五月份下降一百六十亿元 。

中国规定奥运期间境外个人购汇总额5万美元

 (三日电)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通知,境外个人购汇业务纳入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同时明确规定境外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为等值五万美元,累计期间暂定为北京奥运会及残奥委会期间。

中国三部委连手核查热钱流通渠道

(三日电)国际热钱大举涌进中国大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三部委联合颁布实施「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决定自七月十四日起对出口收结汇实行联网核查管理,追查热钱的流通渠道。

中国股票型基金上半年平均亏损超过35%

 (二日电)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最新披露的数字显示,受股市大幅下挫影响,今年上半年基金普遍亏损,其中股票型基金平均亏损超过35%,亏损程度略好于大盘。

中国大陆股民见面互问「有多惨」

 (台北二日电)中国大陆股市跌跌不休,股民最近见面问候语已经由当初的「赚没赚」到前一段的「惨不惨」,现在更是变成「有多惨」。

中国今夏或缺电一千六百万千瓦

 (台北二日电)中国国家电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今年夏天电力缺口将达到一千六百万千瓦,而长三角地区今年有可能采取限电措施。

罗杰斯对中国地产悲观李嘉诚开始出售物业

 (二日电)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日前在上海表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持悲观态度;高华证券一份报告也指出,房地产下半年可能面临更严峻环境,大摩、李嘉诚等已开始出售所属的一些物业。

与巴菲特共餐 中国经理210万美元得标

 (中央社内布拉斯加州奥玛哈一日美联电)中国一位投资基金经理人为了跟亿万富翁巴菲特共进午餐而同意付出的代价,让巴菲特本人都大感意外。

巴西今年中国货进口量成长73%

(圣保罗一日专电)巴西工商发展部今天指出,今年上半年,巴西进口的中国产品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十三点一,中国货占巴西总进口量的比例,已从去年上半年的百分之九点九提高为今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三。

6月份上海二手屋成交量下降逾三成

 (一日电)新华网报导,六月份上海二手屋市场仍是一片低迷,成交继续萎缩。据中原地产上海公司各门店统计数据,六月上海二手屋市场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不等,成交价格保持平稳有降的趋势,购房者的心态到前为止仍是「将观望进行到底」。

温家宝见莱斯 盼稳定美元汇率

 (三十日电)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莱斯时表示,希望美国尽快渡过次级房贷危机,稳定美元汇率。

1至4月台湾对中国出口依赖度突破3成

 (台北二十九日电)根据经济部国贸局最新两岸贸易情势分析,今年1至4月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总额比去年同期成长20.8%,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21.5%,台湾对中国出口占出口总额逾3成,达30.1%,均比去年同期增加;但台湾在中国进口市占率持续降低,仅9.8%,比去年同期减少0.41个百分点。

中国产煤大省山西 供电不足

(台北二十九日电)中国大陆的产煤大省山西,竟然面临发电用煤奇缺的困境,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已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陈明真: 油价2年内上看200美元 5年300美元

(台北二十九日电)一直专研能源议题的前立委陈明真表示,2006年开始全球前几大油田每日产量几已不再增加,但全世界石油需求量仍不断上扬,他预估「两年内国际油价每桶将上看200美元,五年内上看300美元」。台湾能源政策应依此前提规划。

中国制造成本剧升 珠三角台商寻找出路

 (二十八日电)大陆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张汉文指出,近两年来,规模较小的加工型台资企业面临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瓶颈,很多企业已经没有办法在中国沿海地区生存。

中缅开始筹建跨境天然气输送管道

(二十七日电)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缅甸政府、大宇联合体(由南韩和印度各两家公司组成)签署「缅甸海上A1、A3区块天然气销售和运输谅解备忘录」合约,中缅跨境输气管道工程进入实施阶段。

广东面临三十年来最严重电力荒

(二十六日电)受后续供应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广东正面临30年来最为严重的电荒困扰,全省下半年最大电力缺口将超过650万千瓦。

去年香港百万美元富裕人士增至九万五千人

(二十六日电)美林全球财富管理部香港市场总监陈凯今天表示,去年香港拥有一百万美元资产(不包括自住房屋)的富裕人士增至九万五千人,但增幅由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二减缓至百分之十点二。

中国生物能源产业正在形成

(二十六日电)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金祥日前在第二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生物能源等一批新兴产业正在形成,木薯、甜高粱等非粮原料制燃料乙醇产业化加快,一批生物柴油、秸秆发电项目正在建设,投资快速增长。

中国热钱十三兆六千八百余亿 超越外汇储备

(二十六日电)流入中国的热钱到底有多少﹖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第一季,累计流入中国的热钱多达一兆七千五百四十二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十三兆六千八百二十八亿元),约为二零零八年三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的百分之一百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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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巨额期权浮出水面

----国企财富尽入谁人囊中?定价红色企业家

财经杂志记者 温秀 明叔亮

   编者:随着国有大型企业在海外上市,针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巨额期权问题浮出水面。账面上,他们有的有高达上亿的期权,但是目前,他们大多还停留在账面上的数字。海外投资者对此也疑惑,不给他们兑现,怎么能让他们对企业负责。而另一方面,来自民众的质疑,他们并不是市场选择的,很多来自上级任命,很多企业又是国有垄断企业,业绩的增长真能体现他们的水平么?同时,巨额的期权,会不会引起分配不均带来的各方面反对?与此同时,一些效益较好的企业已经开始行权,一些高管获得了千万以上的回报。(具体人物数字请阅读内文)。

   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熊志军认为,其中一个关键还是薪酬激励机制的标准还是很多企业领导人自己说了算,自己给自己定价。能指望穷的企业家把企业带好?但同时,也要防止在富庙或穷庙中肥了的方丈。数百亿期权与股票增值权行权之潮,迫使决策层在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国企高管用人制度与行政性“限价”间做出选择。

   今年上半年以来,关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问题的争议日趋激烈;而随着近些年“中国概念股”的高涨,海外上市国企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增值效应早已凸显。较之单纯的薪酬机制,股权激励的市场化特征与国企管理体制之间的张力更为巨大。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正在酝酿新的补充规定,试图“从严从紧”,“堵住(期权)漏洞”——除了要求企业为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相应业绩约束,还设定了股权激励收入封顶上限,即国企高管的期权(或股票增值权)收入不得超过授予时年度薪酬总水平的50%。

   这一政策的冲击力可想而知。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历来是国企改革中最为坚硬的堡垒之一,既涉及人事体制与公司治理机制,亦涵盖管理者定价等技术细节,更涉及社会心理与价值体系问题。 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即提出允许经理人持股的原则;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更是肯定了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可参与分配的方式。然而,即使在改革最为前沿的海外上市公司中,高管期权的授予与行权仍然处于亦真亦假的“灰色地带”。与这种模糊政策相对应,现实中不同公司各行其是,激励效果难以评估。

    给“红色企业家”定价,本身就存在着多重约束。在现行人事体制下,行政激励与市场化激励如何兼容统筹?在行业垄断的局面下,管理层的内在价值究竟几何?在公司治理层面,如何确保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恪尽职守、科学定价?凡此种种,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均存在着难以明晰之处;而由于事涉利益分配,又极易引起社会公意的强烈反应。国资委拟出台的严格规范显然是着眼于后者,“防止最坏的后果出现”。

   然而,激励不足与激励过度的危险同样严重。国企改革的历史表明,仅仅依靠限制防范,不仅容易扼杀管理层的积极性,失却激励本意,亦不能真正防止内部人控制下的监守自盗。 专家认为,只有在企业人事体制、破除垄断以及“国退民进”等方面进行配套性改革,充分发挥公司治理在人力资本配置上的作用,才能真正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高度市场化的工具,解决目前“剪不断,理还乱”的期权悖论。

画饼成真

    曾经的“名义期权”近年来已在不同程度落到了实处,一些管理层业已获得了实质性激励。“整天像坐在定时炸弹上。”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纽约交易所代码:CEO,香港交易所代码:00883,下称中海油)一位前任高管,这样描述他在这家中国国有企业任职期间感受到的期权悖论。同样如坐针毡的,是监管国企薪酬分配的官员们。

   期权,原本是企业为了将员工薪酬与公司长期利益挂钩而设定的一种激励手段,主要向经营者提供,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按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企业股份,以从股票升值中获益。 在所有中国境外上市的国企中,这都是一个私底下人人关心、但公开场合又绝对“禁忌”的敏感话题。近年来,随着部分境外上市国企股价不断飙升,高管名下的期权财富与日俱增,相关收益账面价值过亿者也不乏其人。

   以中国移动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941,纽约交易所代码:CHL,下称中移动)为例。中移动股价2007年10月29日冲至历史最高点158.9港元/股,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名下累积的期权市值一度达到1.7399亿港元之巨。 这一数据尽管惊人,却少有人提及。因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海外上市大型国企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徒有其名的。这些企业的负责人由中组部遴选,授予他们的期权似乎不可能真正落入个人名下。

   其实,“名义期权”只是中国驻海外国有企业曾经的事实。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这一壁垒已逐渐被突破,海外上市国企的激励机制不同程度地落到了实处,一些管理层也已获得了实质性激励。 中移动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从1997年推出期权激励计划以来,获得激励的范围已经从最初的董事、高管逐渐扩展至分公司高管和其他雇员。

    历年来,这家公司经理人员总计动用100.6714亿港元认购期权3.5395亿股;以行权时的市价计算,相关收益高达111.2196亿港元。关于已行权部分最终花落谁家,说法不一,但相当一部分落到了个人手中(参见本期“国企行权潮”)。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移动总裁王建宙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中移动的期权激励计划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他还表示,中移动的实践证明,期权对提高员工特别是管理层的积极性“很有好处”。 此外,中移动仍有已经授予但当事人尚未行使的期权5亿股。按5月23日电信重组方案宣布前一日中移动130.20港元/股的价格计算,其市值达651亿港元;按2008年6月18日每股收盘价108.6港元计,其市值达543亿港元;如果按250天平均收盘价104港元/股计算,市值也超过500亿港元。这些期权的授予价在每股20港元-45港元之间,以均价32.5港元/股扣除行权成本后,按目前市价,收益当在380.5亿港元以上。

   与中移动一道,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762,纽约交易所代码:CHU,下称中国联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857,上海交易所代码:601857,下称中石油)、中海油,以及近来重组上市的金融企业,无不设计了类似的股权激励方案。
   这笔规模可观的收益最终如何分配,因制度上的含混而操作各异。而随着股价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灰色地带

    行权或不行权,要看不同公司的政策或个人选择。期权进入中国,历史不过短短十年。期权激励原本盛行于美国。期权之外,还有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以及股票增值权和虚拟股票等激励工具。根据韬睿咨询公司2005年度调查,美国85%的大公司仍使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

   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主要采用了两种股权激励模式,其中香港红筹公司多用股票期权,H股公司则多用股票增值权(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后者允许被激励对象在规定时间内,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股价上升所带来的收益,但不拥有这些股票的所有权、表决权和配股权。

   国企采用期权进行激励,萌芽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其最具力度的政策突破,来自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对国企建立“股权激励与约束”机制给予了明确支持,称国有企业要“实行经营管理者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可以继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仅仅七八年前,国企高管的薪酬仍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数字。2000年中国联通上市之际,时任董事长杨贤足曾向《财经》记者称,公司高管的月薪不足1万元。同期的中石化高管年薪也不足10万元。这样的数字,显然无法取信于海外投资者。然而,为上市而设的股权激励甫一诞生,便处于尴尬境地。“这些期权都是假的,”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的一位经理对《财经》记者回忆说,“这些期权都授予了,也签了协议,但我们又补签了一个协议,承诺‘不主动行使'这笔期权。”

   相对而言,红筹公司的期权因其收益来源于市场抛售,行权更为方便和普遍。事实上,国企高管对此无不心知肚明;在确定海外上市方案时,红筹形式也更具“激励兼容”意味。包括中移动、中国联通在内,在过去数年间均有大量行权(参见本期“国企行权潮”)。其中,中移动前副董事长李平在2000年8月离职前的行权收益达到1.47亿港元。

“紧箍咒”

    业绩考核,授权行权频率,以及收益水平的种种限制,并未令行而禁止。随着近年来国企业绩及股价的一路上涨,股权激励半遮半掩的情形已难以为继。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上市国企试探政策底线;另一方面,也因行权操作中的不透明引发了舆情的不满。监管部门在此情势下试图予以限制。
   2006年1月,国资委出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并规定自当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要求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并规定期权(或股票增值权,下同)授予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期权每两年授予一次,授予后两年内不得行权;授予对象为公司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骨干,预期股权激励收益水平原则上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的40%以内;等等。

   这些规定,直接针对大型境外上市国企从1997年以来陆续出台的股权激励计划,但显然规范实施有难。故在近一年后,国资委仍认为,“目前部分中央企业所出资控股境外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中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有的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未经审核,违规擅自实施;有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够规范,股权授予批次过多、过频,行权限制时间过短,且股权授予数量过大;有的业绩考核不严格,甚至没有业绩考核”。
   2007年10月,国资委再度下发《关于严格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有关事项的通知》。在股权激励计划被有关部门叫停后,中移动没有再进行新的期权授予,但2007年内仍在大规模行权。2007年全年公司行权动用资金16.5914亿港元,如果行权后即抛售,按当时的市价,获得收益约42.3427亿港元。

   2006年3月,国资委“试行办法”开始实施,但国有控股境外上市公司并未严格按新规行事。仍有不少公司继续按照此前制定的激励方案授予期权和行权。这与现有规则明显冲突。 以中海油为例。2006年6月和2007年5月,中海油分两次按照2005年的激励方案,进行了股票期权的授予。其中,2006年6月4日,授予董事和高管8232万股期权,行权价格为5.56港元/股;行权时间是一年禁售期后,分三年匀速行权。

   2007年5月25日,公司董事及高管再次获授8722.2万股股票期权,行权价为7.29港元/股。这与国资委“试行办法”规定的“原则上每两年授予一次”、“股权限制期原则上定为两年,在限制期内不得行权”等规则,均有不符之处。由于令行不止,国资委又于2007年10月再度发文,规范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但实施仍然有难。

    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远投资,就于2008年3月23日,根据其2002年制定的激励办法,以2.95新元/股的价格再次授出2130万股股票期权;其中,670万股股票期权被授予了董事和控股股东。而中远投资2002年制定并一直沿用至今的股权激励办法,设计的期权模式是每年一次授权、主要董事行权的时间限制仅为一年、期权收入在薪酬总收入中占比远超国资委规定的40%。

   对此,中远投资总裁季海生的回应是,国资委是间接大股东,上市公司要遵守上市地法律(参见本期“中远投资‘非典型期权'”)。

三种人

    企业内部人员构成的复杂性,是规范国企期权制度的最大挑战。国资委与财政部均喊叫停,其理由有三。其一,国企高管并非通过“市场化”原则选拔而出,且他们收入已经很高,倚赖的又是国家赋予的垄断资源;行业与行业间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如果再允许其因市场的水涨船高而拿到非业绩创造所带来的高收益,势必招致舆论的质疑,并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二,在企业内部,股权激励计划大多针对企业高管或核心员工,而基层员工收入并没有相应增长,也可能引发内部的不平衡。 其三,由于不同的计划授予年限不同,各层级受益程度不同,同样容易引发内部矛盾。 “凡此种种,都是国资委、财政部在收入分配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

   与此同时,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之后,不少国企高管通过企业改制等契机,通过自定薪酬实现了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的“三级跳”。直到国资委成立后,才开始加以规范和约束,并采取了绩效挂钩的年薪制。但是,这些高管的薪酬亦有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区别。那些名义工资高达数百万元(比如王建宙2007年的名义工资为505万港元,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为471万港元)的高管,实际操作中并未足额取酬,每年的年薪均需国资委批复,一个说法是最高者亦没有超过140万元,超过者视为违规。而相对绩效薪酬,海外上市公司期权的利益安排要复杂得多,国资管理层很难简单控制。事实上,国资委对于海外国企行权规模和资金流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内部人员构成的复杂性,是规范国企期权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当前境外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其企业人员的构成通常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组部选定的“领导班子成员”,他们拥有行政级别,有“商而优则仕”的政治前景。用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的话说,并非市场选拔的经营者,“可能随时会因一纸调令离开。如果业绩优秀的国企负责人缺乏在企业长期任职的稳定预期,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中长期激励的意义究竟何在?”

   国资委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收益失控的措施,正是主要针对这部分人而言。“以中远的情况来解释,就是我们管到魏家福(中远集团总经理)这个级别,包括中远集团管理层的七八个人;季海生如果不是班子成员,不是国资委任命的,就不能直接管,而要由中远集团来承担管理责任。”国资委有关人士解释说。

   以中移动前董事李平为例。李平在调离前行使了自己的期权,此举即在电信圈争议颇大,批评者认为从公开资料看,他的期权收益达上亿港元,已属过度激励。但一位曾与李平共事的电信业内资深人士则抱不平,称李平是留学归来,业内公认能力很强,作为第一批上市公司高管,获得这个激励很公平。

   第二类是从市场中引入的部分高管和专业人才,包括外籍人士。在国资委看来,这属于市场化招聘的结果,国资委的看法是“内外有别”,就按市场化方法做。不过,企业在具体执行时却担心这种区别对待会在内部造成不平衡。中海油股份2006年年报曾显示,该公司有两位外籍董事都获授公司期权,但截至目前只有一人在离任前夕行权,另一人则未显示行权记录。

   第三类人则属在企业内部提拔起来的高管,以中远投资总裁季海生为代表,也包括一些不在国资委管辖序列里的管理层。这一类人的定性最为模糊,“组织任命”和“市场选拔”的成分兼而有之。在国资委叫停境外上市央企股权激励之后,他们的抵触情绪最大,因为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在任上有很好的业绩,应享有市场职业经理人的激励。

资料 国企股权激励相关政策一览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国有企业要“实行经营管理者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可以继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1999年8月,科技部提出,高科技企业可以将净资产增值部分量化给经营者。
   2000年9月,财政部选择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持股和期权制的试点。
   2001年6月29日,证监会转发财政部的通知,对上市公司提取奖励基金表示肯定和支持,并就其会计处理方法予以规范。
   2003年4月,财政部致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中称,“相关法规未完善之前,暂停受理和审批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
   2005年12月3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2006年3月1日,国资委分配局发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8号)。
   2006年9月30日,国资委分配局发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 国资发分配[2006]8号)。
   2008年5月6日,证监会发布《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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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行权潮

财经杂志记者 温秀 明叔亮

    监管部门对于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到底已经授予了多少期权,兑现了多少,并不完全掌握。

中移动“金库”

   2004年11月,一纸调令,王建宙从工作多年的中国联通调至中国移动集团,任总经理、党组书记以及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同年12月,王建宙通过中国移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60万股股票期权,次年再次受到激励;此后两度小规模行权12.5万股,获益334.775万港元。 王建宙目前名义年薪约为505万港元,此外合计持有97万股期权(不含2007年上半年行权的4万股,以及2006年行权的8.5万股),其名义身价,如果以2008年6月18日108.6港元/股的股价计,已逾1.05342亿港元;扣除行权成本,收益也在7380万港元以上。 紧随其后的,是李跃、鲁向东、薛涛海、张晨霜、沙跃家等五位高管及董事,每人持有约78万股期权,以250天的日均价计,市值亦达8000多万港元;扣除行权成本后,有望获益6000万港元。

   与其“身价”相比,王建宙行权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有人比他走得更远。1997年,中移动(当时还是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借上市东风推行了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及行使过程中均不包含业绩约束。1998年3月首次根据该计划授出期权,六位董事获授,同期无人行权。

   1999年,石萃鸣、陈兆滨两位董事于当年4月20日,在卸任后以每股11.10港元的价格行使了全部认股权,当时股票市值为每股15.15港元。其中石萃鸣认购290万股,陈兆滨认购260万股,行权涉及资金6105万港元;同期股票市值8332.5万港元,相关收益约为2227.5万港元。石为更名前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为总经理,1997年仍在任。

   2000年,当时的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平,在8月离任前悉数行使了认股权;总计动用7634万港元,对应同期股份市值为2.234亿港元,期权收益约1.47亿港元。其中,成就其亿万身价的一笔最重要的期权收益,是以11.10港元/股的价格行权240万股。由于行权时的每股市值已经高达58.75港元,这笔期权的总市值更是高达1.41亿港元,实现收益1.1436亿元。李平当时年仅46岁,现担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

   2001年,董事和高管没有行权,但数目不详的雇员进行了行权。行权累计动用资金3.4641亿港元,对应期权市值3.9555亿元,据此计算收益约为4914万港元。

   2002年,中移动未透露姓名人士,以11.10港元的行权价认购210万股股份,涉资2331万港元,当时的股价为28.85港元/股,对应的市值为4798.5万港元;据此计算,其收益为2467.5万港元。

   2003年,中移动没有行权记录。但在2002年6月的股东周年大会上,中移动宣布废止1997年10月通过的旧认股权计划,推出新的认股权计划,计划有效期为十年。很多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在2002年对最初的激励方案进行了修订,这主要是为了满足2001年香港交易所新上市规则的要求。但中移动的新计划却同时扩大了激励范围和力度。

   中移动称,新计划“旨在为本公司提供灵活有效的途径”,以“酬谢及提供福利予本公司……以及附属公司的雇员、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从而激励参与者”。根据新计划,董事会可以自行酌情邀请参与者认购公司认股权,实际执行中覆盖了中移动所有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高层与骨干。且2004年起授予的期权,一年后即可行权40%,随后两年可分别行使30%,比原办法规定的“两年内可行权50%,另50%五年内行权”要方便得多。

   与旧的认股权计划相比,新计划授予范围更广,行权限制期限更短,也未见任何限制和约束条件。这与其说是一种中长期激励计划,不如说是一种短期的可观的“全民福利”。

   公开资料显示,根据新的认股权计划,2004年7月3日和10月28日,中移动有关高管及雇员曾分别以22.85和22.75港元的价格认购两笔期权,行权涉资6.61767亿港元。以当时的股价26港元计,对应股票市值约为7.64亿港元,收益约为1.0246亿港元。

   从2005年起,中移动开始了大规模行权。资料显示,2005年公司共动用32.4556亿港元行权,相关收益约为38.6144亿港元。
   2006年,中移动分六批行权,行权资金约39.9368亿港元,相关收益达26.8064亿港元。
   2007年,行权仍在继续。全年仍然分六次行权,累计行权涉及资金16.5914亿港元,由于股价飙涨,获得收益创记录地达到42.3427亿港元。

“发酵”

   中移动并非孤例。事实上,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行权记录上都颇为大胆。中国联通在2000年6月香港上市时,亦曾公布期权激励计划,最初授予价为发行价15.40港元,2002年后又公布了新的股权激励计划。但联通上市后股价不振,直至2004年才出现行权,近两年行权更为集中。

   2006年,中国联通有数位董事和高管加入行权。其中执行董事兼总裁尚冰行权22万股,即将卸任的董事李建国行权21.2万股,执行董事兼副总裁杨小伟行权20.4万股,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佟吉禄行权22万股,董事兼副总裁李正茂行权10万股,曾多年担任中国联通副总裁的61岁非执行董事吕建国行权29.2万股。

   中国联通2007年年报显示,2007年,共有5130.8万份期权被行使。截至2007年7月31日,根据股份期权激励计划已授出并继续有效的期权共2.3615亿份,相当于年报付印前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已发行股本的约1.73%。

   中国电信自2003年3月开始授予股票增值权,2003年批准授予2 .765亿股份增值权单位,2005年4月又批准了5.6亿股份增值权单位;2006年1月批准了8.373亿股份增值权单位,授予价分别为1.48元、2.78港元和2.85港元。

   由于授予价较低,中国电信上市后虽股价不高,当事人仍然收益不菲。截至2007年12月年,已有2.04亿股份增值权单位被行使,中国电信因此确认的支出费用为6.89亿元人民币。

   中国网通的做法相比之下较有约束。2004年9月上市前,中国网通根据期权计划向九名董事、七名管理层和440名其他管理人员授出了1.58亿股期权,占总股份的2.46%,认购股价为发行价8.40港元/股。2005年12月6日,网通向新收购四省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管理层骨干以及薪酬委员会认定的专业人士,第二次授予期权0.79亿股,行权价为12.45港元/股。

   至2005年,网通已有5700万股期权被行使,平均每股收市价14.46港元,2006年和2007年行权仍在继续。行权者中,包括时任网通董事长的张春江等多位董事和高管。

   从《财经》记者在业内了解的情况看,在电信运营商中,恰如效益最好、成长最快的是中移动,授予期权比例最高、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莫过于中移动,行权最为频繁普遍、收益最大的也是中移动。一位电信业内资深人士称,中移动发放的期权占公司总股比的7%,在股价最高时,相关期权市值已近千亿港元。

   一位与中移动接触较多的上游供应商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据他所知,中移动在2006年国资委叫停后就停止了新的期权授予计划,“以前中国移动‘三级正'以上都有期权。一级正是地方公司的总经理,二级正是部门正职,三级正是高级项目经理。”总体而言,高管授予比例较高,但真正行使的较少。

   期权如何发放,在各公司都是高度机密。中移动发展战略部的一位职员在加入之初就被领导提醒:不要讨论期权问题,“该有期权的时候,领导会找你谈;在没有找你谈之前,你不用关心这个事情,也不能随便打听别人的期权情况。”中移动研究院一位原来在外资公司任职的高层则因到得太晚,已错过了获得期权的机会。

   期权收益如何分配,则更是讳莫如深。多位监管部门人士和一些电信业内资深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证实,部分高管已经实现自己的期权收益,但是每个公司对期权收益的管理办法都有不同:有的公司直接对应于个人,也有公司设立了一个“中央基金账号”,由公司出资行权后纳入“中央基金”,再进行二次分配。

   《财经》记者从监管部门有关人士处获悉,现在监管部门对于这些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究竟已经授予了多少期权、兑现了多少,都仍是未知数。国资委也因此在2007年10月发起了一次“调查摸底”。

蔚为洪流

   金融类企业抢跑行权的也比比皆是。最先实行股票增值权计划的是中国财险。 2003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2328;下称人保)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根据其“高层管理人员股票增值权计划”,所授出的股票增值权五年有效,但首年不能行权,之后每年最多行权25%,初步授出股票增值权的行使价等于IPO价(发行价为1.80港元);授予对象为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部门总经理、省分公司总经理及薪酬委员会确认的其他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雇员。当时的董事会成员有董事长唐运祥,副总裁王毅,财务总监王银成、刘政焕、乔林、丁运州等。

   据2006年人保年报披露,当年末可行权数量为2156.2万股,行权平均价为1.90港元;据此推算,行权涉及的资金大约相当于4000多万港元。据了解,这部分被授予股票增值权的高管已陆续行权。

   2003年12月,中国人寿在香港上市时也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布了类似计划,即以IPO价格(3.95港元)授予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等100人左右股票增值权,锁定期为四年。

   此后,中国人寿逐渐扩大股票增值权计划的参与范围,至省级、地市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优秀保险营销员。中国人寿在2006年曾两次以5.34港元/股和6.89港元/股,分别授予股票增值权407万股和5300万股;对应当前股价,这些核心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享受的股票增值权已价值近12亿港元,增值平均比例高达350%以上。

   在国有上市银行中,交通银行是股权激励计划的领跑者。2005年6月23日,交行在H股挂牌交易,并披露其股票增值权计划:以H股发行价2.50港元/股为授予价,向在职交行高管授予750万股,相当于已发行股份的0.11%。至2007年6月23日,交行的第一批股票增值权到期,其增值幅度高达220%。

   2005年末,建行、中行、招行、工行陆续在H股上市,亦纷纷实施对高管人员的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建行于2007年7月率先将股权激励扩大到全体员工范围,该计划包括高管、中层员工、一般员工三个层次,其中用于员工激励的股份来自股东成员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减持。

   石油类企业则相对保守。中海油曾先后推出四个不同的股份期权计划,但除了外籍高管,行权者寥寥。 据年报披露的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海油高管和雇员累计持有的股份期权数量达到3.03795亿股,其内在价值为23.75亿元人民币。以6月18日收盘价13.34港元/股计算,这批股份的市值约为40.52625亿港元。从2005到2007年,中海油董事和高管除一位退休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柯凯斯在退休前行使了被授予的期权,其他并无行权记录,行权者主要集中在一批数量不详的“其他雇员”之中。

   中海油期权起初授予范围较为集中,且授予批次频繁。从历年的年报统计来看,截至2007年底,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已经先后七次获得股权激励,获授期权数量累计达到1854.1万股,行权价从1.19港元/股到7.29港元/股不等。以中海油6月18日收盘价13.34港元/股计算,对应身价达2.4734亿港元,若行权,收益可达1.6226亿港元。

   中石油也是最早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之一。公司自2000年4月首次公开发行H股即公布了相关计划,主要授予给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允许其在2004年4月之后、2008年4月之前开始行权。

   截至2007年底,中石油高管累计被授予期权8700万股,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被授予3500万期权,除一位独董放弃了授予的187万股期权,其余均未行使。但根据会计准则,期权只要授予,不管当事人是否行使,公司都要将行权价与股价之间的差价作为期权费用计入成本。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石油已累计为此计提14亿元。

 

中远投资“非典型期权”

财经杂志记者 温秀
 

    中远投资一份2002年制定、2004年做过重大修改的期权激励计划,引起公司内外、集团上下的诸多争议。今年5月,中远投资副董事长兼总裁季海生接到上级公司的通知,责令其书面汇报该公司高管期权的相关事宜。一直以“明星企业家”自居的季海生陷入了期权漩涡。

   中远投资的全名为中远投资(新加坡)有限公司(新加坡交易所代码:F83),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下称中远集团)全资子公司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控股53%的上市公司,1993年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从事航运、修船等业务。中远集团为直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的央企。

   此前的4月10日,中远投资一则公告意外地报出2007年的一个巨额订单被撤销的消息,引发了监管层对高管行权时机与业绩操纵的一系列疑问。事实上,在中远投资2007年步步走高的股价背后,以季海生为首的高管一直频频行权,这与国资委收紧行权的现行政策并不相符。

   不惟如此,《财经》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中远投资的期权计划在2004年修订后变得相当激进,来自集团的非执行董事在任职一年后就可以获得期权,而不必再等五年之久;而董事会主席、总裁也同时被取消了授予期权的最高限制等。此外,部分集团高管还享受着来自旗下数家上市公司多重激励。

“顶风行权”

   作为海外上市公司,中远投资早在2002年即确定了针对高管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远投资累计授予董事的股票期权数目达3880万股,行权2890万股。其中,季海生累计被授予的期权总数为500万股,累计行使的期权达到410万股,仍持有的股份为115.5万股,累计已出售的股份应为294.5万股。

   自2006年3月开始,国务院国资委三令五申要求规范国有控股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多数央企均暂停了期权授予与行权计划。中远投资自然也在约束范围之内,然而一年多来,季海生并没有停止授权与行权的脚步。

   中远投资公布的股票期权交易信息显示,季海生于2007年3月7日行权78万股,行权价为1.23新元/股。同年4月13日,季海生再次以1.23新元/股的价格行权12万股。当年累计行权90万股。随后季海生在2007年三次抛售行权,所获颇丰。第一次是6月12日,抛售了60万股,当时股价为3.43新元/股。此后,又于2007年11月7日售出30万股,当时中远投资的股价已高达7.475新元/股。仅仅两天后,他再次以7.472新元/股的价格抛售了4.5万股。

   不惟如此,中远投资于2008年3月23日再次授出股票期权。公告显示,中远投资以2.95新元/股的价格再次授出2130万股股票期权。其中670万股股票期权被授予了董事和控股股东,有效期为授予后的十年。

   根据这一计划,季海生再次被授予90万股期权,居高管之首。此外,有七人被分别具名授予70万股股票期权,有三人各获授30万股。是次,中远集团高管魏家福、李建红和孙月英三人放弃了获授机会。

   中远投资2007年年报显示,截至当年12月31日,在董事报酬构成中,季海生的股票期权占比为49.48%,总报酬在125万新元到150万新元之间,其报酬的绝对额位居董事会榜首。

   “中远投资是中国(在新加坡上市的)最大的国企之一 ,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执行,否则会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对于“顶风行权”,季海生在电话里如是回应。

   季海生声称,他对国资委的很多规定不够了解,正在等待国内有关部门的意见。但作为在新加坡的上市公司,国资委“仅仅是股东之一,不是百分之百控股”,而中远投资的股权激励计划是股东大会通过的,“按照新加坡的法律,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的权力机构。”在当初的激励方案“没有修改之前,就必须按照之前的去做”。

   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季海生,1975年即进入中远集团工作,此后,季海生在中远集团系统内部各公司任职。2000年以后,季海生开始担任中远投资以及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总裁,自2006年2月14日起担任中远投资副董事长。季为人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与一般“国企干部”长于推脱的形象迥然不同。

激进的修订

   季海生之所以放言无忌,一个重要的支撑来自于中远投资过去五年的业绩表现。公告显示,中远投资税前利润从2003年的1300万新元逐步蹿升到了2007年的4.97亿新元,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ROE)高达41.8%。中远投资从新加坡500家上市公司中的第473位,发展到如今1000家上市公司中的第10名,其股价从2003年初不足0.10新元左右飙升到2007年中的接近8新元,不过今年以来又迅速滑落,目前只有每股3.50新元左右。

   在中远投资业绩和股价爆发性增长之初,2004年4月20日,中远投资即对其期权激励办法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修改。
   首先,删除了关于被授予股份数量的最高限制。此前2002年的方案规定,任何一个被授予者个人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有可以用于激励的股份总额的25%;董事会主席、总裁等高管和董事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全部激励计划的50%;并且每年主席被授予的额度不得超过35万股,总裁不得超过30万股。

   中远投资称,去掉此规则后,薪酬委员会将能够更为灵活地决定应该授予个人的年度期权数量。此举将有利于提高2002年激励方案的激励效果。而在计划修订前,公司根据2002年的方案,已经授予1129.5万股股票期权,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本的1.26%。按照该规定,这一为期十年的激励计划,所授予的股份不得超过授予前公司已发行股本的15%。 其次,中远投资修订了非执行董事被授予期权的工作年限。2002年的方案要求被授予人获得期权前至少为董事会效力五年。公司称,这一规定时间过长,所以,他们决定把最低年限调整为一年。在中远投资获得期权激励的非执行董事,事实上就包括来自集团公司的三位高管。 第三,将独立董事纳入了激励范畴。该公司还表示,考虑到独立董事对公司的特殊贡献,他们决定允许公司可以更灵活地补充董事费用给独立董事。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公司规定,这一股权激励计划由董事会下的薪酬委员会执行,该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在15%的限额内,决定授予雇员的股份数量;决定授予价格及与该计划相关的任何调整;提出对方案任何必要的修改建议。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中必须有两位独立董事,只能有一位来自公司高管,而该委员会主席正是中远投资执行总裁季海生。

   难以判断的是,中远投资的业绩表现与这一次激进的激励方案之间的关系。毕竟,过去的五年也是整个航运业的黄金时代。然而,这一业绩足以令季海生自我标榜:“中远投资在新加坡创造了奇迹,市值从1993年上市时的不到1亿新元变成现在的100多亿新元,新加坡的媒体称我为Super Star(超级明星),因为季海生在这里造就了无数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问题订单

   4月10日,中远投资发布公告称,该公司赢得了价值约2.923亿美元的新订单合同,同时取消了一项价值约2.02亿美元的订单合同。后一订单合同曾于2007年5月向外披露,但被撤销的信息却在一年后才为投资者知晓,且并未透露该定单被确认取消的具体时间。

   更加蹊跷的是,中远投资财务总监Teo Chuan Teck因“个人原因”于今年3月辞职。一位知情者透露,此前中远投资公布的一些订单合同实际只是备忘录(MOU)性质,实际合同减少金额将高达数亿美元。外界担心,还有更多的订单合同可能被取消而未及时公告。4月10日当天,中远投资暴跌15.18%,报收于2.85新元,创该公司七年来的最大跌幅。

   摩根士丹利一份研究报告亦认为,中远投资目前尚未收到前述新造船订单的20%的预付款,因此该合同被取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远投资的“问题订单”引起了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关注。在4月15日中远投资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就汇率风险、订单取消的原因以及客户拖欠定金等问题,向该公司提出正式询问。中远投资董事会做出书面回答,称订单被取消的主要原因是客户未能按照合同要求交纳预付款。值得关注的是,中远投资承认,公司目前仍待收取七艘油船的首付定金,合计约2.8亿美元。这七份订单约占公司造船订单总价值的4%。

  “问题订单每家公司都有,定了合同不一定都执行,这是商业行为。”季海生向《财经》记者表示,“如果要取消,我们需要老实告诉股民。”

四重激励

   中远期权的另一个争议,源自中远集团高管的多重激励安排。比如,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至少在旗下四家境外上市公司持有股票期权或增值权。中远集团副总裁李建红、总会计师孙月英也在多家境外子公司持有期权,并在获得期权与行权上基本与魏家福同进退。

   中远集团旗下拥有六家上市公司,包括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1919,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19,下称中国远洋)、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428,下称中远航运)、中远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517,下称中远国际)、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1199,下称中远太平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039,深圳交易所B股代码:200039)。

   在中远投资,截至2007年12月31日,魏家福累计获授480万股期权,实际行权370万股,仍持有的股份数为190万股。2008年3月23日,中远投资再次授出股票期权。但魏家福、李建红和孙月英三人此次选择放弃了获授机会。2007年底,李建红、孙月英名下的公司股票,分别为130万股和140万股。

   在中远太平洋,魏家福2007年年末拥有股票期权为100万股,年初余额为140万股,年内行权40万股。李建红、孙月英,年初期权数均为130万股,年末时余额均为100万股,行权30万股。

   在中国远洋,2007年,魏家福持有股票增值权从年初的180万股,增加到年末余额为246万股。同时,李建红、孙月英年初均为120万股股票期权,年底这个数据分别增加至163万股和168万股。

   在中远国际,2007年底,魏家福和李建红二人均持有股票期权余额仍为300万股,其中包括行权价为0.57港元/股的180万股和行权价为1.37港元/股的120万股期权。

   魏家福等人在中远集团各境外子公司中所获激励,最终是否都实至名归,尚不得而知。尽管《财经》记者几度联系当事人,魏家福以自己“身在国外,没有时间”为由,未接受采访。

 

国企股权激励的逻辑与现实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清泰

财经杂志

   与其以扭曲“股票期权”来适应传统的用人机制和垄断行业,不如进一步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创造对经营者市场化激励的条件。

   几年前改制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部分实行了股票期权激励,近期已经到了行权期。面对期权持有人可能获得不菲的期权收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产生了一些争议。股票期权激励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是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但这又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新事物,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从公司治理和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方面,为用好这一有效激励工具创造条件。

   首先,薪酬性股票期权是20世纪中期兴起、80年代之后在西方国家大公司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激励方式。很多公司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方式。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理论上解决了职工和经理人持股的问题,为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奠定了基础。

   其次,股票期权对于现阶段中国是一种可选择的激励方式。国家投资企业的经营者既非出资人,又存在信息不对称因素,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公司发展与经营者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机制,则存在不能尽职尽责的道德风险。

   股票期权是与公司价值相联系的远期、存在不确定性的收益,是与经营者努力程度和贡献相关的预期。中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高水平经理人是极为稀缺的资源。但是我们不具备以国际人才市场的“价码”聘用人才的条件。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很多中国企业具有高成长性。此时引入股票期权激励方式,就更具有积极意义:一是股票期权给经营者带上了“金手铐”,使经营者为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与提高股东回报相一致,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克服短期行为、稳定经营者队伍。二是有股票期权的强激励,货币工资即便保持在一个适度的、与其岗位相称的保障性底线,也能获得足够的激励强度。三是股票价值上升,所有股东受益,与此同时,对公司成长有决定作用的经营者从股市(而不是公司)中分享一部分利益,有其合理性。他们分享的是公司“成长的利益”,没有“吃老本”,比较容易被社会接受。

   其三,期权是一种市场化的激励工具,实行期权激励是有条件的。除了法律、税收等政策环境,第一,要有较好的公司治理。激励的主体是投资者、激励的对象是公司的经营团队。所有权到位,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正常关系是一个基础条件。第二是有比较健全的经理和专业人才市场,建立起市场化配置和评价经理人的平台。第三是有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包括完整的相关法律制度和会计准则等基本框架,以及透明程度较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使股票价值能反映公司的基本面。目前,上述基本条件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尚不健全。

   其四,薪酬激励制度的实质是企业人事制度,即人事制度决定激励制度。现行国企高管的人事制度是双轨制,即行政选拔任用与市场化选聘并存,以前者为主。

   行政选拔任用的经营者受到三重激励:一是货币性工资、奖金;二是职务消费、福利和社会保障;三是岗位稳定和职位晋升。能获得行政任命的都是体制内的人员,一旦成为体制内的高管,实际上就得到了某种承诺。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就没有“岗位”和职务的后顾之忧,还可以按年限等规则晋升和调动。

   这里有企业内的职务晋升,更有比照政府公务员级别的晋升;而行政级别具有社会普适额价值,也显得更加珍贵。因此,与市场评价相比,他们更看重的是体制内的评价和激励。

   市场机制配置的经营者受到三个因素的激励:一是承担经营的资产规模的大小和所在行业、企业的发展前景;二是与人才市场价格相比,满意的薪酬水平;三是由投资者的信赖和岗位重要性所表现的自身在人才市场上的价值。这样的经理人没有“铁交椅”、“铁饭碗”的保障,他们的进出、升降都是他们与雇用方按市场原则谈判和选择的结果。因此,职业经理人更看重的是市场评价、激励水平和自身的市场价值。

   其五,近来,大型国企管理层期权行权问题引发的争论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行政任命的经营者在保持原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再叠加一重股票期权的市场化激励,这就产生了矛盾,社会舆论也难以认同。二是垄断行业存在很多非经济因素,是市场很难评价的领域。这类企业股价的涨落与经理层贡献之间具有较弱的相关性,使用基于市场评价的股票期权激励方式,就显得有欠妥当。

   其六,原则上讲,行政配置机制很难使用市场化激励工具。凭着一纸“红头文件”就能获得很高收入,很容易引起社会质疑。企图通过“从严从紧”控制、“期权激励封顶”、设置“业绩约束”等措施,克服行政配置的经理人员和在垄断行业实行股票期权计划出现的矛盾,不仅这种“变了形”的股票期权还有多大激励作用令人怀疑,而且由此可能引发出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国企实施股票期权计划必须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而这两者正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与其以扭曲“股票期权”来适应传统的用人机制和垄断行业,不如进一步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创造对经营者市场化激励的条件,包括股权激励的条件。

   第七,关于“过度激励”。有人担心期权持有人收入过高,因此提出“期权收入封顶”的政策方案。期权收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上要“封顶”,那么下要不要“保底”?

   更重要的是“期权收入封顶”造成一种导向,即股票升值达到“封顶”的限度,经营者就不必再做努力。带来的结果是“公司价值的封顶”、股东收益的封顶。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投资者。

   目前,在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的情况下,以货币资本或实物资本通过高水平的经营运作,获取较高的回报,社会已逐渐接受。例如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房地产商,甚至炒股能手。

   但是,以智力资本、经营管理能力,在创造良好经营业绩的同时获得较高收入,似乎大家还不能接受。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中,职业经理人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资源,正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目前对高水平职业经理人的社会价值还缺乏广泛认同,这是认识落后于形势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这种社会认识才会逐步改变。

   其八,建立股票期权激励机制需要一个试验和探索的过程。期权激励的奥妙在于期权持有人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期权持有者为获取自身利益的努力,将使股东获得更大的利益。

   现在,股东担心经营者期权收入过高,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在正常情况下,股东绝不会担心经理人因期权而“发财”;因为只有期权持有人发财,股东才能发更大的财。

   我们的问题发生在哪里?对于那些有争议的案例,可以研究的是,它的公司治理和行业垄断程度是否适用于市场化评价和激励?期权计划是否得到了股东认同和批准?它是内部人控制“自我激励”的产物吗?如果不是,那么期权授予的总量和分配是否合理?行权价定得是否妥当?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1 11:31: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广义选举......

    学渊评:为我们大家尊敬的鲍彤先生,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说出关键的话来,当然这是他曾经位高的原因。鲍彤先生说:‘别的共和国,政府是民选的。但中国的特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然而,最近情况迅速变化,瓮安县的党政公安一把手最近统统都被免职了,一些奴性知识分子又歌功颂德,说那是共产党为民作主了,我以为恰恰相反,那是瓮安县人民实行了一次成功的‘暴力选举’。其实,在没有民主选举制度以前,‘成王败寇’也可归属为‘广义选举’中的一类形式,于是短则三十年,久则三百年朝代必须更替就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规律。今天共产党还说中国人民没有实行民主选举的资格,那就等于是欢迎一位瓮安张献忠再来领导一次暴力革命了。

贵州省委书记一篇有普遍意义的讲话

鲍彤

    瓮安县最近出了人命,案情离奇,众说纷纭。我也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越听越糊涂。但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先生〔指石宗源〕七月三日的一席话,我听懂了。他的话,被公布出来的虽然只有寥寥几段,但是有重量,有深度,切合实际,对整个中国,有普遍意义。

    中国确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当官当惯了,从官本位出发,敏于思考,一事临头,本能地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不是以民为本,而是倒过来,以民为仇,以民为敌。

    石先生出类拔萃,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从一个弱女子之死所激起的民变,痛切地体察到了官儿们掩盖唯恐不及的黑箱里的深层。他说:“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这些屡屡发生的事情,难道党和国家没有动手处理吗?处理了。怎么处理的?石先生说:“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问题就出在动用警力上。

    动用警力干什么?是保护公民吗?不,是动用警力,镇压公民。也就是说,是镇压本来已经被损害被欺压的公民,镇压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请愿的公民,镇压同仇敌忾替同胞们打抱不平的公民。这些干部,镇压惯了,习以为常,认定这是党和国家教导的应对群体性紧急事件的艺术。警力,成了官家的护院。建国,就建了这么一个国。这种以民为本的领导艺术,同以民为敌有什么不同!

    谁有权力能够“随意”动用警力?当然不是普通的公民,以及民选产生的政府;而是一群干部──由上级党委提名,通过无竞争的手段,用机器成批等额“选举”出来的干部。石先生含蓄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干部,“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别的共和国,政府是民选的。但中国的特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的制度是,连“一些干部”也有权随意动用警力了。可见这个共和国一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

    把维权的公民视为敌人,这种思维和实践,不仅存在于瓮安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中,而且存在于不少其它的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之中,顺流而下,乡党委也有,村支部也有,溯源而上,市委、省委直到中央,陈希同、陈良宇不都是实实在在的样品吗?这些活样品,都是制度造成的。东南西北中,上上下下,虎踞龙盘,这就构成了制造群体性事件的主体。

    石先生痛言中共县委和县政府“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道出了全国各地相当普遍的共同现象,揭示了这部国家机器的本质特色,以我之见,其意义不下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请看我国每年几万件乃至十几万件群体事件的背后,有多少件,不是在土地和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等等等之中,屡屡侵犯了群众的利益,而屡屡爆发的?再看看这些群体事件的结局,又有多少件,不是随意动用警力,而在血泪中平息的?明明是依法维权的公民,一到以民为敌者的眼里,个个成了破坏稳定的因素,犯上作乱的坏人,有国际背景的敌人,总而言之,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敌我矛盾,是需要分化,需要打击的对象。诸如此类的冤假错案,除了党和国家,别人是制造不出来的。

    这类事情牵涉到两位祖师爷,因此必须请他们彻底休息,少管国事。一位是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他随意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此事说来话长。大脑发病,全身扩散,终于流毒全党,为害全民。

    另一位是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他那个“两类矛盾”,蒙蔽了许多人,以为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好东西。全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依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不依法而去依“理论”治国,势必越治越乱。五十年来无数的实例告诉我们,依“理论治国”无非是毛泽东无法无天的借口:他要定你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再违宪犯法,他也无微不至加以保护,例如四人帮;他要定你为敌我矛盾,一切必要而又充分的铁证,都能随心所欲制造出来,包括自己的得力助手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事情,从五十年前的毛泽东,经过十九年前的邓小平,到前年的陈良宇,再到今天的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太多了,太多了。

 

 

发件人:<kxglawyer2005@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0 11:18: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瓮安事件与制度性损害

瓮安事件与制度性损害

康新贵

    摘要:瓮安事件,是一件典型的因制度性损害导致社会公众的不满,在一个偶然事件的影响下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事件。要避免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首先就要从根本上避免制度性损害;其次,发展民间社团,使各类利益团体组织起来,以组织的方式进行对话和协商,使矛盾处于可控制状态中。

    关键词:瓮安事件 群体事件 非社团组织

一、瓮安事件是在一个偶然事件的影响下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事件。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制度性损害是引发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瓮安事件,又是一件典型的因制度性损害导致社会公众的不满,在一个偶然事件的影响下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严肃指出:“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①石书记的话入木三分。被免职的瓮安公安局长申贵荣说:作为公安,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我计算过,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比如2004年,为移民纠纷,我们一年里就出动了好多次。最后造成移民包围了龙潭乡政府。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12月16日,那天差不多有五六十人去砸乡政府。2007年10月以后,县里把移民安置到城里,他们开始建房子。一些移民和开发商私下达成协议,开发商帮助们建房子,不要钱,建好后的房子双方分。

    这个事情,县里的某些部门可能早就知道,他们不管。当有些房子建到五六楼了,这时候才说他们违规,要强制拆除,城里一共涉及两百多户,又让我们去,搞得我们在库区移民中,抬不起头。②

    制度性损害包括制度内容本身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也包括制度的执行不规范和不合理。从全国来看,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包括对政策本身的不满和由于执行上的偏差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使部分群众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策产生不满;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停产、倒闭、被兼并企业的职工在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访甚至闹事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群体冲突。在瓮安事件中,基础性的因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处理方式的不当,更加激化了这种不满。这种侵犯直接导致社会公众的不满,这种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在一个偶然因素的影响下就爆发了。和其他群体事件大致相同,参与事件的大部分人是社会中下层和底层。为什么总是他们?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公正,受到利益损害的总是这些人群。

    瓮安事件的另一个因素是利益受损害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不畅。有效的利益表达通常是通过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进行的,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学者认为:利益集团分为4种类型。(1)非正规的;(2)非社团性的;(3)机构性的;(4)社团性的③。非社团性利益集团的特点也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它是建立在共同意识到的诸如种族、语言、宗教、地区、利益基础上的。非正规的利益集团更多的表现为无组织的暴乱,它或多或少是不满或抗议的自发表现形式。因为缺乏有组织的集团,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人们蓄积着的不满,并会以难以予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很明显,非正规的利益集团,处于无组织状态。通常人们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但有时候无组织的力量要比有组织的力量更为可怕(孙立平、李强、沈原2004)④。因为难以予料其发展的趋势和后果,也没有代表人可以进行谈判协商,政府在无法控制局面时只能采取镇压。大规模的骚乱被镇压,可能会使大众对现存政府产生信任危机,骚乱过后便是社会的沉默和不合作,镇压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它留下的伤痕是难以弥补的。

二、要避免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就要从根本上避免制度性损害。

    制度性损害是引发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避免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就要从根本上避免制度性损害。为什么群体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总是表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职工安置这些方面?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不能单纯的指望靠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和改进工作方法来解决。如果制度内容本身造成了对他们的利益损害,单纯的好的工作方法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农村土地征用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以往的做法根本不足以安置他们今后的生活,这叫他们如何不产生不满情绪?拆迁安置补偿,不足以让他们购买与被拆迁房屋同等价值的房屋,他们如何能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其次,对制度内容的执行,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政府主导性社会,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监督失控的时候很容易形成权贵经济社会。权贵经济综合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弊端,抛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是坏坏组合,是一种对社会发展最为不利的制度,在一个小范围内,更是如此。

    陈良宇、赖昌星、海关走私案等大案不断的发生,都是权贵经济的杰作。权贵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权力与资本的耦合,也就是说很容易形成权力掌握者与资本拥有者相互勾结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什么群体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总是表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职工安置这些方面?因为在这些方面权力与资本的耦合形成的利益最大,对权力掌握者与资本拥有者最为有利,而弱势的社会中下层和底层就只能是利益受损。所以,要避免群体事件的大规模发生,首先应从制度方面着手。其次,发展民间社团,使各类利益团体组织起来,以组织的方式进行对话和协商,使矛盾处于可控制状态中。正式组织好处至少是可以找到领头的人进行谈判,而非社团性的群体在一个偶然的因素影响下积聚起来,如何进行谈判?属于社会中下层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在目前十分的缺乏,农民、个体户等无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工人有一个名存实亡的工会,他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大至国家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小至劳动合同的签订都不可能与强势集团进行抗争和协商,而利益受损使他们愤愤不平,这种不平积累起来,在一个道火索的引导下,就会必然发生群体事件。

    权威媒体2008年6月26日报道:今天上午,包括张广宁在内的广州九位正副市长,以及各区、县级市、街道、镇政府的领导在广州同步“摆摊”接访,数万名市民冒雨排队等候,场面相当火爆。为什么会有数万名?如此至多!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前苏联在有二十万共产党人的时候,领导苏联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有二百万党员的时候打赢卫国战争;有二千万党员的时候,前苏联人民上街高呼“要苏联、不要苏共”。人民的利益不可以损害,一个简单的真理。

参考文献:

1.2、人民网,2008年7月;
3、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上海译文出版社 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 1987年 第199-206页;
4、 A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61页。

作者 康新贵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现在是整治高房价最佳时机

2008-07-11

专访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东方早报记者 罗晟

    任玉岭 1938年10月出生,1960年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曾任国家科委中国星火公司总工程师、北海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九、十届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这次通胀的总根子

  东方早报:我国由去年底开始的通货膨胀,至今已延续半年以上,而且物价仍在逐月上升。你认为这次通货膨胀是由那些原因导致的?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

  任玉岭:正如诸多学者所言,我国这次通货膨胀的产生有国外原因,也有国内原因。国外原因有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英、美、日等国物价上涨的影响,国际石油涨价的影响,越南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外“热钱”向中国流入的影响。而国内原因,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地方上发展欲望过强的影响,投资过大的影响,资源相对紧缺的影响,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的影响,以及房地产价格高升的影响。

  以上诸多影响因素都与这次通货膨胀息息相关。通货膨胀中,有的商品涨价多,有的商品涨价少,我们关注涨价多、涨价快的商品,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仅治标不治本是抑制不了通货膨胀的。

  这次通胀主要原因还是在国内,主要矛盾还在房地产。房地产规模大、范围广,牵扯的行业多。例如钢材的大涨价,这是与房地产的拉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房地产的大发展推动了钢铁等65个行业的大发展。我国钢铁年产能近十年从1亿多吨发展到4亿多吨,国内铁矿石远不能满足,需要国外进口,当世界上大部分出口的铁矿石都流向中国还不能充分满足需要时,自然造成国际上铁矿石价格的迅速上升。铁矿石的涨价和炼铁、炼钢带动的煤、电等的涨价,必然造成钢材涨价,带动一系列机电设备生产和以钢铁为原料的制品涨价,由此引起连锁反应。

  在房地产价格快速飙升的情况下,住房便成了社会的投资品。近三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人们投资购房,往往可以两三年实现收益翻番。这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国内投资购房者,也吸引了国外的大量“热钱”。国内有温州的炒房团、山西的“煤老板”,还有各种各样的有钱人都把买房、卖房、炒房、租房作为以钱赚钱的生财之道。国外也是一样,去年我去沙特时,询问一些人投资中国的方向时,发现他们是投在房产上的。我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考察时,先后给我做翻译和导游的10个人,有9位在中国买了房地产,最多的一个人买了三套。因此,房地产的高通胀是这次通货膨胀的总根子,也可以说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牵引机”和“助推器”。

北海市的教训

  东方早报:你说房地产价格的高升是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但有人认为房地产没有计入CPI,既然没计入,它的价格因素就不会影响CPI的变化,就不会对通货膨胀造成影响。请你对这个问题分析一下。

  任玉岭:这种认识,我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正是这一认识,使人们忽略了这次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关系。很多专家谈通货膨胀的起因时,都把房地产价格高升置之度外。而实际上,房地产价格高升对这次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最全面、最深刻、最严重的。这“三个最”,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于广西北海市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中得出的结论。

  1993年和1994年,北海市的物价上涨高达43%,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市场上钱已经不值钱了,各种商品价格成倍上升。那时北海的通货膨胀虽然是局部的,但它确是由房地产的高增值和巨大的暴利引起的。

  北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但因为地理位置较偏,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十分缓慢。进入1990年代后,北海市充分认识到这块土地上享有的开放政策,便大力推进了土地开发,曾一度建起五个大型经济开发区。后又时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北海的大开发进一步升温,除海南的房地产公司大量转向北海外,全国有30个省的人走进北海进行房地产开发,包括西藏和新疆都在北海建有房地产公司,北海的房地产公司迅速从两家发展到1340家,占到当时全国房地产公司总数2800多家的一半,仅建筑设计院就有143家。北海一时间成了中国最热点的开发城市,人均GDP在1994年升到全国城市排名的第12位。

  那时候,北海同全国一样,房地产的用地都是政府划拨的,政府售出价10万元一亩,到了市场上马上可升到80万甚至200万元,很多房地产商获得了高额利润,各种各样的商用房、住宅楼、别墅区以及一批五星级、四星级饭店迅速开建。全国诸多有名的建筑集团也纷纷云集北海,中房、中建、中铁、中冶等都有1-2个公司在北海运营。

  由于房地产的炒作,住房价格日日高升,企业的暴利大量生成,投资购房购地者逐日增多,很多人以银行为依托,使大量资金流入北海。有一天,因一企业股票上市,就有400多亿资金打入北海交通银行。如此导致物价指数高升至43%,通货膨胀迅速形成。但好景不长,房地产的泡沫于1994年破灭后,造成了北海经济长时间的一蹶不振。这次北部湾被国家定为新的“发展极”后,北海才真正走出上一轮的低谷。十多年的时间,代价十分沉重。

  这次通货膨胀发生于2008年,恰与这两年全国房地产价格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我国房地产价格虽然近十年一直上升,但上升最快、上升幅度最大的时期却是发生在2006年和2007年。

  深圳市2004年房价与居民收入比仅为6.52倍,而2006年一下飙升到15.76倍,2007年又进一步达到20倍以上。上海、北京市中心区的房价与收入比甚至达到了30倍和50倍以上。还有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北京的平均房价才只有5050元/平方米,而2007年全市平均房价竟上升到14000元/平方米。

  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像房地产这样牵扯着众多行业的发展,牵扯着社会的众多需求。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和规模的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煤、电、油运及多种原材料的全面紧张,这就是通货膨胀的起因,通货膨胀的根子就在这个地方。
 

 

发件人:"274883022" <274883022@qq.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3 08:40: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革命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3 00:51: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改革还是整党?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银川市群众艺术馆办公室主任  权锦虎

山东枣庄煤矿 田忠国

2008年7月12日

权锦虎:呼唤政治改革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革命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每一次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的君主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是结构、性能与旧体系几乎没有差别的新的君主专制体系。刘邦和朱元璋这样普通的农民出身的革命家,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后志建立的各自延续了二三百年之久的汉、明王朝在这方面的情况固然无须多说,就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和理论界所公认的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洪秀全,又将怎样呢?他们虽在革别人命的同时,曾经提出了“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等等美好口号,但是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权力在手,他的一切政治设施,又莫不是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历史革命虽多,百姓的厄运从来没有摆脱过,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种推翻旧体制下的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的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

    历史证明:这个过程的每一次形式转换,并没有使社会走向进步,反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和充满血腥的社会浩劫。那么,社会走向进步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是政治改革!只有通过政治改革,社会才能向前发展,根除旧体制的不合理部分,建立新的生产、生活、思想和制约机制,是社会前进的助动器。现在,当我们站在世纪未端,回头遥望中国古代秦皇汉武,铁马干戈的烽火岁月,我们惊奇地发现改革与革命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凡历史上改革人物,以其敏锐的目光,超凡的才能和胆略,锐意改革,变法图强者,那么这个历史时期便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的大一统局面。

改革与革命是一对矛盾

    “革命”一词在我国古籍中可谓历史悠久,不过,它只限于干戈暴力下的朝代更易之义,即“革天命”。《周易.革卦》中所称“汤武革命”,即此之谓也。对于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列宁也作过多次论述。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运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二七卷97—98页)列宁在这里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

    政治改革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具有开明专制性的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不相同、各持己见、各种各样、各种因素、各种利益上的矛盾,导致人们产生了各种不满甚至于敌对情绪,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一旦处理不当,不进行辩论,不进行历史教育,又会引发具有破坏性质的革命,引发动乱,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他让社会倒退,让改革夭折。因此,政治改革必须明辨改革(稳定、渐进)与革命(暴力、急进)的是是非非,处理好改革(稳定、渐进)与革命(暴力、急进)的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改什么?

    首先,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以及法与党的关系,应尽快出台《党务法》。党只是一个政治思想派别,不是国家主体。1、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国家管理权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国家变为党的家天下?还是还权于民?2、在中国这块领土上,是执政党—共产党是主体?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体?3、如果执政党是主体?那么国家就律属于党,这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法定的国家体体制界定。4、如果国家是主体?那么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党派都应律属于国家,所有的党派和社会团体都应在国家这最高权力机构下开展自己的党务活动。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中国境内任何党派和组织的载体,更是任何党派(包括执政党—共党在内)天展活动。是党服从国家,而不是国家服从党。

    讲法制就得讲民主,讲民主就得讲相互制约。目前,谁有实实在在的权力或能力制约同级一把手?谁有能力制约或监督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中人民共和国律属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谁是国家的主体?没有明确。我国有一个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建国已五十多年,没有一个《党务活动法》,党在国家中的作用、地位、编制、经费开支,应有法律依据,以法开展党务工作,党务费用应独立纳入国家预算。有了党务活动法,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民主党,就有了行为准则,执政党的制约和监督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反腐问题就前进一大步。所以说,国家颁布出台《党务法》是我国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至今,短短的五十几年内,我们的宪法就有《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七八、八二宪法等版本,几乎每开一次党的会议或每换一任党的领导人就修改一次宪法。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岂能如此改来改去?缺乏严肃性和稳定性。如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就应该根据中国伟大复兴蓝图的要求,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适时制定一部科学的,民主的、具有大国风范的、全面的、系统的、相对稳定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其次,真正引入民主竟争机制。竞争是前进的动力。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初步进入市场化,但不彻底。经济体制已基本进入市场机制,可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党和政府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我们的机构设置,我们的“律制”(干部选派、任免和管理制度,包括人大代表的产生制度),仍然是垄断时期的运作方式。党的权力过大,国家的权力过小。缺乏竞争机制,缺乏有效制约机制。我国现行的干部任免制度和选拔制度,基本上是沿用国共两党争夺国家管理权时,为巩固政权所用一套方法,带有一定成份的封建色彩,上级是干部任免升迁的关键。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得到上级的赏识,与上级保持一致,其次才是工作业绩。因为升职有可能带来经济和荣誉两方面的利益,如果他们从正面上不去,就有可能选择从另一路径突破,于是就有了跑官、要官、买官、虚报浮夸、搞假政绩,大搞形式主义,把工作做在表面上,甚至欺上瞒下,因工资收入与买官经费相差甚远,所以他们不得不非法捞钱,腐败之一,由此而生也。

    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党政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务员,他们首先是中国公民,然后才是受聘于国家和人民的国家事务管理者或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期间,为国家和人民提供管理国家事务的劳务服务,国家公民和纳税人为他们支付劳动报酬(工资和福利)。他们的顾主是人民,而不是上级领导。而现实生活中那些掌权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权力的主体。这是理论与封建习惯思维产生的误区和错位。误区之二:很多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总是习惯于自封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本来老百姓是领导干部的衣食父母,是老百姓为领导干部造福,是老百姓给了他们就业机会,是老百姓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空间,可他们总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是为老百姓在造福。这不仅是本末倒置,而且是严重的封建残余。

    当然,在短时间内把竞争机制引入领导干部的选拔、任免、升迁是很难办到的。但我们的理论研究部门和有关人士应着手研究改革方案,分步试行。

田忠国:整党整风的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价值

    今天在“乌有之乡”网,偶然看到一篇叫“我为整党献计献策”的文章,才知道今年下半年要开始整党了(但不知道是真是假,权且视为真的吧)。

    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的贪官,每年向国外转移数千亿元人民币。数千亿元是什么概念?张宏良先生在有关鲁能集团问题的文章中透露,鲁能的七百亿元人民币,是中国数年的教育经费,那么,向国外转移数千亿元又是什么概念呢?不用说大家也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答案的。平民百姓的感受,国家越来越发展了,有的人钱越来越多了,但他们的日子不是越来越好过了,而是越来越艰难了。由此可知,平民贫穷,在于贪官的贪婪无度,而贪官的贪婪无度,在于他手中的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特别是不受民众制约。事实上,民众不仅仅没有对官员的监督制约权,而且成了地方官员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的群体。有人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日亦加大,所以,中央应该对地方进一步扩大权利。在这种理论的鼓动下,地方官员不是成了人民群众的服务员,而是成了独霸一方的皇帝爷,由此可知,在人民群众没有选择官员的权利前,对地方的扩权,就等于制造新式皇帝。

    中国有些官员与人民为敌,比如说龙永图先生的刁民论,因其曾做共产党的高官,此论一出,人民群众为之哗然,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此类害群之马,如果任其横冲直撞下去,党和共和国的命运如何,我想任何具有基本的历史知识的人都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既为水也,水虽然柔弱,但若汇成汪洋大海,再大的船也大不过大海。有人可能认为,龙永图先生的言论只是个政治问题,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把人民群众主动或被动、或反抗创造的创造性纳入视野,我们将会发现,政治的根本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是个人民权利和经济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经济利益分配是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说龙永图先生的话也是经济问题。

    还有房地产问题,股市问题,金融问题。人们常说买不起房,但为什么买不起房?人们说房价涨幅远远超过了我的收入水平,这是事实,但问题是为什么你的收入水平赶不上房价涨幅?有人认为,这与资本自由有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资本自由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关,也就是说,国家或地方放任资本自由所致。有人说,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让资本自由起来,活起来,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在中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为西方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已经被世界证明了是低效的,失败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事实上,既便在美国,资本也是有限自由的,因为,资本的无限自由,只会导致资本欲望的无限扩张,加之资本的强势地位,由资本欲望的无限扩张,变成资本的自由掠夺,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旦陷入资本自由掠夺的泥淖,带给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从来不是幸福,而是灾难。所以,美国有集体诉讼制,一旦公民感觉到资本自由掠夺了,影响到他们的幸福,人们就可以搞集体诉讼,如果经法庭调查证实(资本方自我举证他没搞资本自由掠夺),他确实搞了资本自由掠夺了,陪审团就罚得资本方倾家荡产,让你永远不敢想资本自由掠夺。但是,在中国,资本的自由掠夺,用曹建海先生的话说,就是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当上人大、政协代表,当上了劳模。而这,也与决策有关。

     再比如,股市掠夺,金融贱卖等等,股市问题,我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性鼓励掠夺上,掠夺民众财富,制造亿万富翁,有人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实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灾难,因为,一个健康而又稳定的股票市场,可预测的股票市场,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事实上,中国股市除了暴跌可以预期外,从来没有任何一股是可以的预测的,而可以知道的,只是有人唱高某一个股时,股民的灾难就来了。因为,唱高者目的就是让股民为股东送钱,为庄家送钱。金融贱卖呢?有人美其名曰叫融入世界,当然,融入世界并没有错,错的是融入世界是为了砸钱,而砸钱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面子,比如说,有经济学家称,过去中国银行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到美国去,人家银行的接待不高,现在都是高管接见了,这就是中国金融界取得的巨大成就。假如一个银行里的清洁工有权把整个中国无代价出让给美国,我想,就不是美国银行的高管接见他了,而是美国总统接见他,并且还可能设国宴向其表示感谢,并授给他美国的最高章。如果这样的人也是中国金融业的功臣,中国就离完全丧失金融主权不远了。而能使中国金融业丧失主权的,就是金融界的高级管理者和参与决策的专家学者,而他们,大多数是党内的权势人物。

    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官员吃喝问题,有官员辟谣说,中国一年没吃三千亿,但吃了多少,没说,而没说的可能是,吃了二千九百九十九块九毛九亿元,差一分不到三千亿,这一分之差,就足可以证明官员们是多么清廉,吃喝问题不应该批评,反而应该得到平民百姓的表扬。这就有点喝你的血还要让你说喝得好之嫌。为什么一年能叫三千亿?除了亲友团沾光外,还有一根本的原因:等级消费。也就是说,你是什么级别就有权消费多少钱一桌的酒菜,不管他是一个人吃还是十个人吃,而不是根据一个人最多的消费能力,比如说,一个吃多少。曾几何时,我的一位朋友是反腐战士,但一次一块吃饭,因为上晚了茅台,我的朋友就差点掀翻了桌子。掀桌子的理由很简单:我的级别不够是怎么的?看不起人。事后,我就对这位反腐战士敬而之了。

    另外,据周天勇先生在“中国经济的危机”一文中透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知,在中国,整党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学意义,还具有巨大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如果中国在各方面有效管理好了,就目前的发展水平看,每年就可以避免近万亿元的财富损失,而且,在民族精神的打造上,在社会风气的净化上,都能起到重大作用。

    但是,中国和世界历史证明,当精英层形成巨大的恶势力集团后,仅靠其内部良知是无法启动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整党整风运动的,或许,这就是毛泽东启动文革的真正原因。由此可知,如果今年下半年真的要搞整党整风,我个人以为,仅靠党内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人民表达,让人民监督,因为,没有人民的表达与监督,其结果可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整了一大圈,任何作用都没有,劳民伤财,没什么本质意义。这样说,潘伟先生一定又会批评我,对这个没有希望的社会抱有太大的不该抱有的希望。当然,我也知道潘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但是,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但我还是希望,用人民对社会利益的诉求,重新激活精英们的良知,重新站到人民群众的立场,并和人民群众一道,共同寻找中国的新未来。当然,精英与人民群众互动的前提是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要想形成价值目标共识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还抱着这个不是希望的希望,是因为我不希望“精英”们接受暴力反抗的教育,因为那样毕竟“教育经费”太过高昂。

    不过,有时候高昂的“教育经费”虽然高昂,但也是必须付出的。俗谚有云,不见棺材不掉泪,大概就是说的“精英”智慧永恒的盲区。


    作者: 权锦虎,男,汉族,1962年出生,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银川市群众艺术馆办公室主任,其作品曾在《朔方》、《宁夏青年报》等报刊被诗评家介绍。诗歌《春天是您给中国留下的一笔遗产》获自治区评奖二等奖。1336958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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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

美国三一学院教授 文贯中

中国经营报记者  徐瑾

2008年7月

     《中国经营报》原编者按:中国城市化成本急剧上升的原因何在?是土地;亿万农民增收压力日益加大的症结何在?是土地;人口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何在?仍旧是土地。在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许多根本性问题都已经集中在土地制度上。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场农村变革尽管极大地释放出农业发展的力量,但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那么,面对更广泛的发展压力,现在应该是进一步突破的时候了。

不完整的城市化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同时也保持了三十年的高增长,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文贯中:从内因来看,我认为中国三十年的增长首先源自对资本、人力和劳动的放松管制;其次民营资本的权利逐渐自主与自由市场逐渐合法化;第三,政府不再着迷于革命,而是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那么高,7%、8%的增长率就差不多了,不一定非要10%以上。今后,政府可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要再将经济增长当做对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法治的途径,保护社会的安定和公共财政的正当运用。如果没有基于法治的安定和必要的公共财政政策,就很难做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从外因来说,中国搞改革开放的环境很好,国际市场的规则是现成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技术也是现成的,连从欧美到东亚的广大而富裕的市场也是现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开放,以较小的代价,就能比较快地发展。

    《中国经营报》:现在看来,改革的经济成绩有目共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力度越来越大,不少问题也暴露出来,你如何看待转型中的这些问题?

    文贯中:中国对WTO的承诺让中国变成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因此,中国不会从全球化的路径退回去,但中国不一定能够再像这三十年来那样去利用全球化。世界实在太小了。当年全世界仅仅是吸收一个日本的出口都发生很大的困难,而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最终可能会有15亿到16亿人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模式,我并不认为世界永远有能力消化中国的巨大出口。中国应该改变目前的模式,通过增加内需拉动增长,这是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服务业应该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但发展服务业的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化要能持续地进行下去,住房成本相对人们的收入必须逐渐下降而不是上升。中国现在发展服务业的制约因素就是高昂的住房造成的城市化成本的急剧上升。可是没有人口的集中,服务业是不可能搞起来的。而发展服务业的好处是,不会导致贸易摩擦,因为服务业的产品主要是非贸易品,大多在国内消费掉了。除了尖端的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业以外,服务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吸收劳动力,能够吸纳大量就业,而且能耗低,不太影响生态。在美国,农业只吸收2%左右的劳动力,制造业的产值尽管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但吸引的劳动力是14%,而且还在逐渐下降,服务业却吸收了84%以上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上升。如果中国服务业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能多吸收几千万剩余劳动力。

    《中国经营报》:中国改革三十年其实也是城市化的三十年,这也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潮,你一直对此保持关注,怎么看城市化对于转型中国的意义呢?

    文贯中:1960年以后,中国走了一条反城市化、反全球化、反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这个错误的方向被纠正,城市化的速度迅速变快,这带有对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失误补课的性质,但仍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产生不少问题。首先,农村中18到25岁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去城市走了一圈,25岁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第二,虽然东南沿海的很多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了,但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对象应该是中西部的农民,由于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这个过程难度会很高;第三,三十年来,由于中国的土地制度的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别是住房成本。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城市化速度?我认为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城市化。任何城市要扩大,新兴城市要崛起,都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政府垄断起来了。这样的后果非常严重,除了城市化的代价越来越高外,政府也越来越忙。而且这样一来,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几乎是无限的。

    城市化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剥夺农村,实现自我现代化。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城市化就没有意义。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

    《中国经营报》:这场城市化背后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民,有人曾说中国问题实际上还是农村问题,顺着这个线索,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土地制度?

    文贯中:农业的特点要求农民主要通过土地规模的扩大才能取得一份平均收入,但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村户口仍在增加,而农业用地因城市化等原因还在缩小。所以即使没有歧视性政策,农民的收入也很难增加。但是,如果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出售土地时就能拿到一笔财富。买进土地的农民可以先把地契押给银行来获得贷款,然后立即偿付给出售土地且已经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民。由于买进土地的农民每年要去还银行的贷款,金融业也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而土地私有化是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

    《中国经营报》:关于土地私有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比如游民,比如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比如城市爆炸,你怎么考虑的呢?有人认为农民应该留在农村,否则我们的乡土生态将完全丧失,你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文贯中:一些人想象中最坏的状况是,农民把土地卖掉后就去赌博、大吃大喝,把卖土地的钱几天就用完。这样的说法好像每个农民都是白痴,都不考虑以后的日子。这种人有,但很少。政府可以做教育,劝告,还可以规定私有化之后的第几年才可以买卖土地等。也有人说城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我不这样看。每个城市的边界由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决定。由于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在扩大,边际效益曲线可以上移,边际成本曲线可以下移,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上一些城市的人口早就达到千万了,在21世纪高科技化的条件下,中国的有些城市搞成2000万、3000万应该不成问题。在某个城市的规模达到均衡点后,在均衡点之外的人口就会到另外的城市去发展了。所以土地总是有的,只要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搞对了,城市化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的。因为东南部的地价实在太高了,支撑不了很多工业,也支撑不了所有的人口发展。

    我对主张把农民留在农村的人的回答是,如果他们向往田园生活,他们不妨自己去试试,但为什么非要整个农民阶级陪他们试验呢?目前的这种土地所有制显然不是出于农民的自愿,这种制度安排也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现在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难道不应该把本来属于农民的财富还给他们吗?城市化通过高度集中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会留给中国更多的乡间,更好的生态。城市里的人则享受集聚效应,分享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中国现代化的成本。
《中国经营报》:你的观点还是希望农民通过土地私有,某种程度上获得进入城市资本。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更为重要,考虑土地私有化的人很少。

    文贯中:户籍制度当然是农民进城定居的很大障碍,但要我选哪一个是更为主要的障碍,我还是选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制度决定城市化的成本。我去过巴黎、伦敦、墨西哥城,开罗等城市,并曾经居住在纽约附近。这些城市都有大面积的贫民窟。那儿的居民很多是非法移民,连国籍都没有。可是因为土地是私有的,使得他们可以先从居住成本很低的贫民窟开始奋斗,慢慢上升,改善自己的境遇。

    最理想的是同时实现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经济自由的前提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现在流动是允许的,但对定居存在很多限制,农民待不下去,很多人就回流。原因到底是户籍制度还是土地制度?我认为如果土地私有了,包括城市郊区的土地,那里的农民肯定会出于自利的目的接纳外来民工。上海以前所有土地都是私有的。1842年外国人进来以后,他们先是购买土地,建设租界。由于战乱,有很多人涌入上海避难。在土地私有制下,几十万、上百万的难民为什么就能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城市外围的农民通过出租密集性的、低成本的住房,帮助他们留在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充满活力,最终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即使现在上海还没有完全恢复这几个中心的地位。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有没有考虑到操作层面的难度呢,土地私有化需要什么条件?我了解,支持你的观点的经济学家不是很多,即使在留美经济学会中。那么土地私有化这个药方可能包治百病吗?

    文贯中:其实很多海归经济学家是支持产权的明晰化的。但有些经济学家回来以后,实行所谓的自我审查,反倒不太敢说话了。现在反而是法学家、政治学家站出来,支持产权的明晰化。如果经济学家继续这样,就会越来越不受到民众的欢迎。但经济学家也不能只说民众想听的话,经济学家应该坚持真理,经济学里可能有些共同的规律,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不管你要听不要听,不管你是谁,经济学家都应该坚持说下去。

    有些不支持我的观点的人,我并不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所以我并不在意。其次,有些人从城里人的角度看问题,觉得能够廉价拿到农民的土地的话,对城市化也不坏。如果他们深思熟虑以后,或者不再有所顾忌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支持我的观点。我希望大家首先从经济理论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讨论土地问题。一味地说土地私有政治上不可能,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过了几年,政府迫于经济规律说可以实行了呢?大家应该意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就是把产权界定清楚。从这点来看,大家没什么理由要反对土地私有。经济学家不应该先考虑政府是否会同意某种经济主张,而是考虑经济规律是否支持这种主张,并把规律性的东西告诉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来决定什么是经济规律。中国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但是否有中国独有的经济规律呢?还是只有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寻找自己的经济规律时,往往受到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例如大跃进、公社化、闭关自守。我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有足够的诚实去告诉政府不能无视世界共有的经济规律。

市场机制是避免饥荒的充分条件

    《中国经营报》: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会出现大规模兼并,可能会出现拉美化趋势,你对此怎么看?东亚国家大规模地补助农民的模式是否可以借鉴呢?
文贯中:拉美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从殖民地时代就形成了宗主国贵族及其后裔天然拥有很多土地。拉美的土地分配极为不均,使大量的无地农民十分贫困、愚昧,很难再跟上现代化,我就很怕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认为不搞土地私有化就会拉美化;我们现在面临急剧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只要土地私有的起点是平等的,每人有块土地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拉美化,而是东亚化。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内地土地改革的时候,也搞了一个土地改革,他们的办法比较温和,给地主的土地比一般农民要稍微多一点,剩下的土地则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被国家赎买,然后卖给无地或少地农民,每个人都有地契。因为有土地作为资产,再加上城市化,农民有利用土地资产获得收入和财富的途径。

    中国内地则很不幸,农民承担了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失误的代价。改革开放前夕大部分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的状态,素质也比较低。政府从2004年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与补助等,但城乡间的基尼系数还在恶化。现在东亚一些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0.3多一点,中国现在都快逼近0.5了,使人十分担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本来是掠夺农民的,但现在也慢慢走到补助农民的路上去了。如果补助一旦长期化,以后再要废除很困难,成千上万的农民会来跟你捣乱,就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为了搞自由贸易区,不得不取消农业补助或保护时所面临的局面一样。所以,我主张要素充分流动,不鼓吹补助这种模式。补助只能是定向的,最好是补助农民的教育。教育能使农民子弟具有很强的人力资本和自信心,今后不需要补助就能留在城市里。当然我不反对少量的补助,把局势先稳定下来,但根本的途径不是补助,而是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这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办法,而且也是从制度上补偿农民从集体化以后蒙受的损害。

    《中国经营报》:灾难从未远离中国,比如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阴影也许会永远遗留在不少中国人的生命中。作为饥荒的亲历者与重要研究者,你的解释与其他研究者有所不同。你曾经谈到公社食堂等制度安排设计,让我想到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饥荒问题的研究,他认为饥荒的产生机制与制度、权利息息相关,你与他的观点有什么异同呢?

    文贯中:从经济学上来讲,出现饥荒要么跟生产有关系,要么跟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剥夺有关。大饥荒时,中国的城里人不管多穷,他有粮票保证,所以死亡的人特别少;但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大批大批地死亡。粮食征购过重的解释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不成立,但在局部地区成立。1953年和1956年这两年的征购比例,跟1959年是差不多的,但是1953年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粮食是农民自己在掌握;公社时期,所有粮食先要进入公社食堂仓库,还要发动民兵到各家各户搜余粮,搜出来要惩罚,农户的所有粮食要交公,厨房要砸掉,铁锅拿去炼钢,按规矩所有人都要在食堂里面吃,吃还是不吃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取消家庭自己消费的权利。粮食完全控制在公社食堂里面,这又导致饥荒时的贪污与后来的四清,解决的方法还是搞包产到户。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董辅礽跟外国友人交流,我作为翻译在场。他说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农奴制,我很犹豫能不能直翻,他说“你尽管翻译,没事。”外国人第一次听也以为听错了,我又再复述了一次。他觉得一个中国人这样说很令人惊奇,马上记下来。我并不认为中国故意搞农奴制什么的,但从经济上分析到底的话,只能说公社制实质是农奴制,它对人身的各种限制,从水平移动到垂直移动,哪里都有限制。现在我们把这一制度一层层剥开来,大家看到非常严重的异化。

    森认为在民主制度之下,绝对不会发生饥荒这种事情,我认为他这个条件肯定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搞成民主国家,但饿死那么多人的国家很少。如果尊重各个家庭的基本权利的话,粮食就应该分到各家,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我后来总结,市场机制一定要保存。因为即使官僚机构里面有虚假的情报,但只要市场在起作用,市场对价格的反映还在那儿,就能调整供与求的关系。而当时供与求已经被扭曲了,市场都关闭了,不准任何市场交易,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当时一些科学家也乱说,比如有人说现代人类能够利用的光合作用只是潜力的百分之几,如果充分利用,一亩地是可以生产出几十万斤粮食来的。那时有一幅胖小孩坐在稻穗上的宣传照,很有名,成为中国人不诚实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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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和平主义与民间联合国

——在巴拉圭全球和平节峰会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年6月

    墨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生思想家、宗教家,世界上最早的和平主义领袖。墨家哲学、宗教观主张“兼爱”、“天志”(顺应上天让人民安宁富裕的意志)、“明鬼”(相信鬼神对民众、官员的监督),他组成中国最早的宗教团体,自任第一任领袖——钜子;他为和平主义东奔西走,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

    《墨子公输第五十》:公输般为楚国制造了一种叫云梯的攻械器械,将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从鲁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楚都郢,见到了公输般(鲁班)。公输般说:“先生有何见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 我想借你的手杀掉他。”公输般很不高兴。墨子说:“我愿送你十镒黄金。”公输般说:“我奉行仁义,决不杀人。”墨子站起来,对公输般拜了两次,说:“请让我讲 讲义。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了云梯,将用来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牺牲自己所不足的人民,而去争夺自己所过剩的土地,这不能算是明智。宋国无罪而去攻打它,不能算是仁义。明知这些道理却不去谏诤,不能算是忠。谏诤达不到目的,不能算强。你主张仁义,不杀一个人,却去杀宋国众多的人,这不能算明白仁义。”公输般被说服了。墨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停止攻打宋国呢?”公输般说:“不行,我已答应过楚王了。”墨子说:“为 什么不引我见楚王呢?”公输般说:“行”。

    墨子见到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丢下自己华贵的彩车,而邻居有辆破车,他却想去偷;丢下自己的锦绣衣服,而邻居有粗布衣服,他也想去偷;丢下自己的好饭肉食,而邻居有糟糠,他依然想去偷。这是个怎样的人呢?”楚王说:“他一定是得了盗窃病。”墨子说:“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土地,方圆五百里,这就像彩车和破车相比。楚国有个云梦泽,犀牛、糜鹿满地都是,长江、汉水出产鱼鳖鼋鼍,算得上天下最富饶的了,宋国却是连野鸡、野兔、鲫鱼都不出的地方,这就像好饭肉食与糟糠相比。楚国有高大的松树、纹理很细的梓树、楠木和樟树,宋国却连大树都没有,这就像锦绣衣裳与粗布衣服相比。我拿这三件事来说,大王要去攻打宋国,这就与这个有盗窃病的人同类。臣认为大王必伤损‘仁义’而得不到宋国。”楚王说:“说得好!虽然这样,可公输般已为我造好了云梯,必能攻下宋国。”

    楚王于是诏见公输般。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池的样子, 用筷子当守城器械,公输般九次设置巧妙的器械攻城,墨子九次抵挡住。公输般攻城的器械用尽了,墨子守城的方法还有余。公输般屈服了,但说:“我知道对付你的办法了,我不说出来。”墨子也说:“我知道你怎么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问这是什么原因,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掉我,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守城了,可以攻下了。但是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御器械,在宋国城墙上等待着楚兵侵犯呢!虽然可以杀了我,但守御的人是杀不尽的。”楚王说:“讲得好!我不攻打宋国了。”

     鲁阳文君将要攻打郑国,墨子听说后去阻止他,对鲁阳文君说:“现在假使鲁阳四境之内,大城攻打小城,大家族攻打小家族,杀害那里的人民,抢夺那里的牛马、猪狗、布帛、米粮和财物,你将怎么办呢?”鲁阳文君说:“鲁阳四境之内都是我的臣民。现在如果大城攻打小城,大家族攻打小家族,掠夺别人的财物,那么我一定会严厉惩罚他们。”墨子说:“上天兼有整个天下,也像你拥有鲁阳四境一样。现在你举兵攻打郑国,上天对你的惩罚不会降临吗?”鲁阳文君说:“先生为何要阻止我攻伐郑国呢?我攻打郑国是顺应上天的意志啊!郑国人三代都把自己的国君杀了,上天对他加以惩罚,使他们三年五谷收成不了,我将助天惩罚郑国。”墨子说:“郑国人三代把自己的国君杀了,因而上天对郑国人加以惩罚,使他们三年五谷收成不了,上天的惩罚已经足够了。现在你又举兵去攻打郑国,还说攻打郑国是顺应天的意志。这就像这里有个人,他的儿子蛮横凶暴不成才,所以做父亲的就鞭打他,而邻家的长者也举起木棍打他,说:我打他,是顺从他父亲的意志。这岂不是很荒谬吗?” 鲁阳文君只好停止攻打郑国。

    墨子让胜绰去项子牛那里做官,项子牛三次侵犯鲁国的领土,胜绰三次都参与了。墨子听说这件事后,就派高孙子去请求项子牛辞退胜绰,说:“我让胜绰去,是要他制止骄横并且匡正邪僻。现在胜绰俸禄多了就欺骗先生,先生三次侵犯鲁国,胜绰三次都参与了,这是挥鞭策马。我听说,口中讲仁义却不去实行,这是明知故犯。胜绰不是不懂,他是把俸禄看得比仁义还重”。

    现在,全世界都应当学习墨子的精神,完成墨子未竟的和平事业,创立民间联合国,致力于全球和平。

    一、民间联合国宗旨: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界限,团结各大宗教,消弭自私、仇恨与纷争,弘扬人间大爱,促进世界和平

    二、民间联合国战略。民间性:世界的事务应由世界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协商解决,因此,非政府组织、独立名人、代表性人物、民间社会必然成为民间联合国的中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应当通过民间联合国——联合各国的民间人士,制止暴力,提倡以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矛盾。

    组成:成立民间联合国大会、民间联合国理事会、民间联合国常务理事会,民间联合国大会由各国按照人口比例(见民间联合国章程)通过民主遴选的方式选派、组成,以反映民间联合国的民众性;但为了避免人口大国的“霸权”,民间联合国理事会又从民间联合国大会代表中按照一国一人选派、组成理事会;理事会每四年经由民主改选组成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民主决定民间联合国的日常事务,比较重大的决策或者应常务理事会任何成员的要求,决策须经理事会投票通过;重大决策须经民间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民间联合国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均采用一人一票制。另在民间联合国大会之外,设立独立的民间联合国法院。

    建立的步骤:1、 与联合国平等合作、与各国政府沟通,商讨建立民间联合国事宜,希望获得他们在资金、开展活动等方面的支持。同时,积极争取其它的资金来源,确保民间联合国的长期经费的充足。2、 制定民间联合国章程、民间联合国大会及各委员会工作条例、民间联合国法院规则。3、在各国经由民主程序选举产生联合国大会代表。4、正式组成民间联合国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民间联合国法院。

    三、民间联合国实务:

    民间联合国(民间联合国)的宣传口号:大爱缔造和平。Great love creates peace。

民间联合国歌曲:心灵辽阔

没有比心灵更辽阔的时空,
没有比和平更永恒的价值,
没有比大爱更美好的情感,
没有比宽容更高尚的人格。
心灵永恒,和平永恒,
大爱永恒,宽容永恒。

天空辽阔,心灵更辽阔,
时间永恒,和平更永恒,
生命美好,大爱更美好,
人性高尚,宽容更高尚。
心灵永恒,和平永恒,
大爱永恒,宽容永恒。

    四、民间联合国宪章草案。

    第一条 设立民间联合国的宗旨是,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界限,团结各大宗教,消弭自私、仇恨与纷争,弘扬人间大爱,促进世界和平。

    第二条 民间联合国由民间联合国大会、民间联合国法院组成。

    第三条 民间联合国大会由各国按照人口比例通过民主遴选的方式选派、组成,以反映民间联合国的民众性。每四年改选一次。一千万人口以下的国家选派4名或4名以下的代表;一千万至两千万人口的国家选派6名或6名以下的代表;两千万至四千万人口的国家选派8名或8名以下的代表;四千万至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选派10名或10名以下的代表;八千万至一亿四千万人口的国家选派12名或12名以下的代表;一亿四千万至两亿两千万人口的国家选派14名或14名以下的代表;两亿两千万以上人口的国家选派16名或16名以下的代表。民间联合国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大会设主席一人,经由民间联合国理事会提名、由民间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 从民间联合国大会代表中按照一国一人选派、组成理事会,理事会根据需要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每四年经由民主改选产生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是民间联合国的常设机构。另根据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秘书处。

    第五条 民间联合国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理事长即民间联合国秘书长,是民间联合国的法人代表和对外代表,负责主持召开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会议。另设副理事长若干。理事长(秘书长)和副理事长经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六条 常务理事会负责民间联合国的日常事务。比较重大的决策即财政预算、决算草案,总额超过10万美元的项目支出,涉及到所有国家权益的事项,或者应常务理事会任何成员的要求,决策须经理事会投票通过;重大决策即财政预算、决算,总额超过100万美元的项目支出,民间联合国章程的制定、修改,以民间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决议、宣言,须经民间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

    第七条 民间联合国大会下设经济委员会、社会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人权委员会等,各委员会由15人组成,委员会成员由民间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一国在每个委员会中不能超过1名代表。各委员会主席经由选举产生,负责召集和主持会议。

    第八条 民间联合国法院旨在对于进行民间的审判和谴责,它独立于民间联合国大会及其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但15法官由民间联合国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任期6年,一国不能选派超过1名法官。法院院长由法官选举产生。

    第九条 民间联合国理事会选举产生20或21名常务理事会成员,除此之外,常务理事会成员还当然包括民间联合国大会主席、各委员会主席及民间联合国法院院长。常务理事会总人数应为奇数。

    第十条 民间联合国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各委员会,民间联合国法院及法庭审判均采用一人一票制。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以上代表(或法官)出席方有效。

    第十一条 民间联合国的一般事务采行半数或半数以上通过制,特别重大决策即民间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修改,弹劾理事会理事长(秘书长),以民间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决议、宣言,采行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以上票通过制。

    第十二条 民间联合国大会及各委员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民间联合国法院均应根据本宪章制订工作条例或规则。

    第十三条 本宪章自发起国(不少于20国)签署后立即生效。

    2008-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2 17:12: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我写的论证 中国一直在用资源和血汗养着美国 的短文,from 中国科大 黄卫东

从寓言故事谈谈我国的外汇储备

中国科大 黄卫东

    从前有两个岛,甲岛农业发达,居民辛勤劳动,生产了大量粮食;乙岛出产黄金珠宝,每年能够生产不少黄金珠宝,由于甲岛居民相信黄金珠宝价值高,喜欢储存黄金珠宝,每年生产的粮食除自己消费外,就省吃俭用,从乙岛居民手里换来大量黄金珠宝,也不储存粮食备用。乙岛居民喜欢储存粮食,除换来粮食供当年消费,每个居民还储存大量粮食。

    后来乙岛居民发现黄金珠宝重量大,不便携带使用,就印刷了一种货币,说每一元货币与某重量的黄金是等价的,使甲岛居民相信乙岛货币价值等同于黄金,于是甲岛居民改用粮食换取乙岛货币储存。再后来,由于乙岛发行太多货币,手里没有等量的黄金珠宝兑换,乙岛只好宣布乙岛货币与黄金不能按原定价格兑换,黄金价格浮动。可是甲岛居民思维惯性,还是不断拿自己辛勤生产的粮食换取乙岛的货币,手里的货币越来越多,有一天,甲岛居民手里总共积累一百万万亿元乙岛货币,这样一笔庞大资金,按照巴菲特的寓言故事,似乎甲岛居民可以买下乙岛居民所有的财产,可是现在乙岛上货币贬值非常严重,一百万万亿元最多只相当于乙岛居民所有财产的万分之一。两岛居民的生活仍然如故。

    突然有一年,两个岛同时发生大旱灾,粮食颗粒无收,假设乙岛居民手里的粮食只够自己活命需要,再无剩余粮食出售,试问在这三种时期发生这样的大旱,会发生什么情况?

    历史上发生过一两黄金买不到一斤大米的情况。据说阿拉伯首领哈里发曾被蒙古人关在金银财宝仓库里饿死。如果甲岛和乙岛都只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情况,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作为乙岛居民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换黄金或号称美金的货币。对一个国家来说,虽然道理是相同的,然而当今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容易判断的特殊情况,人们就难以辨别了。

    我们向国外销售货物的目的是获得我们需要的物资,外币只是一种工具,是我们实现货物交换的工具,如果我们将外汇保留在手里不使用,外汇本身不能带给我们任何价值。我们国家现有外汇储备1.6万亿美元,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外汇,就相当于送给国外等价的物资,如果还在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就相当于不断送给国外物资。现实中,我们国家的外汇,一种储存在自己的银行或个人手里,相当于我们没有使用它,它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实际价值;一种投资在国外市场,如购买国债,似乎能够保值,甚至还能获得利润,实际只是给国外居民提高生活质量服务,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很难说的,例如近年来美元通货膨胀率是8%,我们主要使用美元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其利率约5%,平均计算每年损失3%,而实际损失由于国外操纵远超过此。在国内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和诸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与其投资国外为外国居民服务,不与留下这些外汇所对应物资用于国内,为改善国内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不管怎么说,我们获得外汇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将其换成我们需要的物资或技术,例如石油,我们不能拿美元黄金等当饭吃(黄金只有用于生产,实现了产品销售和使用才有实际价值)。

    外汇是否贬值而损失,是与我们需要购买的物资的国外市场价格相关的,如果我们只用来换取石油,石油价格增长一倍,我们的外汇价值就因为物价上涨一倍而损失一半。我们可以简单估算一个损失数据,我们国家今年需要进口石油约2亿吨,按照去年曾经的价格60美元/桶,约相当于500美元/吨,当时购买2亿吨石油储存下来,只需要1000亿美元,今年价格增长一倍,达到1000美元/吨,这时购买,则需要2000亿美元,因此,我们储存美元代替储存石油,就损失1000亿美元。按照目前白银价格0.5美元/克计算,1000亿美元相当于白银64亿两,远远超过历史上我们国家被外国掠夺抢劫的财富。平均说来,由于物价以美元计算是不断上涨的,美元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因此,这些年来,我国储存外汇不可避免是不断损失的。近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外汇方面的损失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据。如果美元崩溃,1.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大部分损失掉。历史上德国马克和蒋该死发行的法币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将这1.6万亿美元所对应的物资(相当于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用于国内建设,或不生产这些产品而转向生产国内需要的产品,如用于环境保护,治理水环境,一方面少消耗能源、矿物,同时减少污染排放,与此同时,国家给向国内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们发工资,代替向为生产出口产品的人发工资。则这10万亿财富会使我们国家的发展必然比今天要好得多。

    反之,如果我们向国外销售的物资后,马上换成我们需要的物资,而不是长时间储存外汇,则可以减少这种损失。我们对外销售的产品很多是国外的必需品,生产这些产品的原料如果上涨,其生产成本必然会上涨,我们相应提高价格,同样具有市场竞争力,从而使原料价格上涨所额外付出的支出与销售价格上涨所得抵消。

    网上有一种观点,说是每获得1亿美元外汇,我们就在国内发行等量的人民币8亿元,它们产生乘数效应,促进了我国的生产。这种观点非常荒谬,假设我们没有获得1亿美元,也在国内发现8亿人民币,在不使用外汇条件下,它们对国内经济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有识之士已逐渐认识到,这些年来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带来的国内人民币发行量扩大,1.6万亿美元的产品送给外国人了,换来印有1.6万亿美元的纸放在自己手里,同时国内增发了10万亿元人们币,而没有任何对应的物资产品,这是引起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道理如此明显,以至国外有专家怀疑我们国家在搞阴谋。“中国人在补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把他们当浑人?还是他们耍我们?”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5/38056.html)

    建议国家一方面减少外贸,从而减少外汇产生量,将人民的工作转向解决国内的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等;在国家粮食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能力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在保护好金融国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经济崩溃的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应停止引进外资,还清外债,选择适当时机使用现有外汇,逐步减少外汇储备。国内居民也不应储存美元等外币。同时应向国外大力推进人民币的使用,一国货币的价值是与其实物生产能力相关的,我们国家实物生产力早已成为世界第一,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是必然的。

    针对近期外币大量涌入国内,对物价上涨引起的效应,建议原则上禁止外币单纯进入中国,主要措施如下:大额外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包括在国内进行货物贸易,进入国内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国外投资必须以实物形式,国内银行禁止提供贷款。禁止使用外币担保。取消各种促进出口的措施,改为增加出口税;降低各种外币存款利率。

   由于国内生产效率及生产能力提高,产品生产量不断增大,必须不断提高国内居民的工资水平,才能实现销售和生产的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这是我国人民币发行量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0 09:18: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揭穿误国精英诋毁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谎言 2008.07.09 祖国网

揭穿误国精英诋毁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谎言

狗屁理论

    首先我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应该反思,但不能先把自己假设成为废物或失败者,然后再反思。我们有的误国精英智囊们经常撒谎,自欺欺人又蒙蔽视听!

一、谎言1:中国被游牧民族打败是因为文化太软弱

  现在有群智囊精英有个论调: 中国为什么老被北方少数民族打败?文化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和佛教)太软弱,太软弱。所以老挨打。宋朝为什么被蒙古统治呢?文化问题。中国文化是酱缸,不值钱。 由此,这些智囊精英得出了一个宏论:佛教文化的软弱性造成了中国人屡次挨打的历史,儒家文化阉割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这样说对吗?我告诉你,这个叫做狗屁理论。其实,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很多大的民族,都被蛮族统治过,大概情况如下:

  英国: 恐怖丹麦时代(被丹麦人占领东北) 丹麦王朝(丹麦人统治) 威廉王朝(诺曼人统治)

  西班牙: 西歌特王国(西歌特人统治) 摩尔人时代(长达700年,穆斯林摩尔人统治)

  印度: 贵霜王朝(大月氏人统治) 德里苏丹(分奴隶王朝,以及卡尔基,图拉格,赛义德,罗第五个朝代,被突厥人统治) 莫卧尔王朝(突厥化蒙古人统治) 。

  中国: 北魏(鲜卑人统治北方) 金(女真人统治北方) 元(蒙古人统治) 清(满族统治)。

  罗马: 西罗马公元476年被蛮族消灭。7世纪,阿拉伯人夺走中东,北恰? 10世纪,保加利亚占领罗马。 1453年,东罗马被突厥消灭。

   法国:墨洛温王朝(法兰克人统治) 加洛林王朝(法兰克人统治) 加洛林王朝被马扎尔,丹麦攻灭。

  这些民族被打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劣根性而是少数民族处于偏僻的地理位置,一旦大国腐败则容易趁虚而入,而当时的火器又未普及,因生产力的约束而造成了大国败于少数民族之手的结局,而各个国家的应对手段极其相似:

  中国,修万里长城,交纳岁币,和亲,剿灭匈奴,西突厥。 罗马,修千里长城,交纳黄金,和亲,剿灭汪达尔。英国,加固百里长城,交纳丹麦金,和亲和出血友病。印度亦修百里长城,烽火台三十几个,又和儒家文化何干?

  我先谈三个大家熟悉的,和游牧民族,蛮族有关的名字的由来:诺曼底、直布罗陀、泰姬陵。如果我告诉你,西班牙曾经被蛮族统治过1000多年,并受穆斯林文化影响700年,很多人恐怕都要吃惊。不过,事实确实如此。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歌特人征服西班牙。于409年蛮族建立的政权,一统治就是300年。 到了公元710年,西班牙出了‘奸细’,一位王为了争夺权利,引狼入室,请北非的摩尔人来帮助自己夺权。摩尔人派出的军队是7000人,征服西班牙的时间是7年,统治西班牙的时间是700年,直到1492年,才被西班牙光复者推翻。西班牙有一座石头山,是当年摩尔人登陆的地方,这就是现在的‘直布罗陀’。这是西班牙文化软弱的证明吗?

  很少有人知道,英国曾经被丹麦人征服过,被海盗征服过。公元827年,英国统一,爱伯格建立了蛮族政权——威塞克斯王朝。这时候,丹麦人兴起,屡次骚扰英国,迫使英国割让东北,交纳丹麦金(类似于中国的岁币)。后来,丹麦王克努特吞并英国,挪威,建立了强大的丹麦王朝。

  公元1066年,在法国的威廉,率领7000人,击败英国军队,乱箭射死国王哈罗德,建立了第二个蛮族政权:诺曼王朝。历史上称之为:诺曼征服。大家都知道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诺曼底’就是“北方来的人’。他们的另一个名字叫维京海盗。海盗打到法国,法国人划河为界,与他们订了城下之盟,将海盗头子罗龙封为诺曼底公爵,把西部一大块地封给他,以后这地区就叫诺曼底。这是他们文化软弱的表现吗?

    不少人认为,蒙古人并没有征服印度,其实不然,蒙古人征服过印度,并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泰姬陵。公元前187年,大月氏人——就是被班超斩杀使节的那个民族,征服了印度,建立了贵霜王朝。公元1206年,突厥兴盛,在印度建立了政权,连续出现了五个相互更替的王朝,史称德里苏丹。公元1512年,跛子铁木尔的五世孙——巴布尔攻下印度,建立了蒙古人的政权:莫卧尔王朝。泰姬陵,就是他的后代萨杰罕修建的。这是印度文化软弱的表现吗?

  我从《剑桥历史》上,抄了个伟大国家的历史——罗马的历史,写个大概,罗马帝国被游牧民族,蛮族大打五次,灭亡两次,看看智囊们的言论,是否也要祸及罗马文化的问题,说她也是酱缸?或谈罗马民性的劣根性? 罗马从传说中的公元756年4月建国,到被土耳其(游牧民族)攻灭,也2000年.灭东罗马的,西罗马的,都是蛮族。

  金字塔,尼罗河,以及基督的诞生地耶路撒冷,原先被罗马人统治了六,七百年,后来阿拉伯人兴起,夺去了这些土地。在2005年的今天,全在阿拉伯人的手中。那些贬低中国文化的人,你们不读历史没关系,看看世界地图总不费劲吧?

  363年,朱里亚努斯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负伤,归途中去世。375年,爆发费尔姆起义,西哥特人的大规模起义。皇帝瓦伦斯即死于起义(被西哥特人堵在茅屋里活活烧死) 410年,西哥特人(游牧民族)攻陷罗马城,罗马帝国迁都拉文那。427年,为平息匈奴,罗马答应年上贡黄金350磅。 455年,汪达尔国王(游牧民族):盖撒里克派战舰从北非进攻意大利,不久,攻陷罗马城。汪达尔人在罗马大掠十五天而去(此外,汪达尔人还横扫70多座罗马城市,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强迫罗马人签定了城下之盟。) 后数年,西歌特人阿拉力克攻入罗马新都拉文那,皇帝霍挪里阿被俘,后被杀 。476年9月,日耳曼人雇佣兵首领奥多雅克,废黜了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罗慕路。西罗马帝国灭亡。

    罗马怎么会被游牧族日耳曼人灭亡呢?文~~~~~化问题?罗马文化太软弱?还是基督教宣扬打左脸给右脸?宣扬勿弄刀剑?智囊们待考吧。罗马所承受的屈辱,我说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屈辱还有:高卢人围困罗马,罗马首脑被迫躲藏在山上,至夜,高卢人进攻,几只鹅叫了起来,罗马人方才惊醒,击退高卢人的进攻。

    公元前217年,非洲蛮族迦太基人兴起,在第2次布匿战争中大败罗马人,大将汉尼拔一战杀15000人,此战役被称为“罗马噩梦”。公元374年,匈奴进攻罗马,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城下,罗马人被迫把巴尔干的大部分土地割让给匈奴人,此外,还需年上贡黄金2100磅。罗马查士丁尼皇帝,为争夺黄金般的丝绸,向波斯帝国发动了战争,其结果是:罗马战败,541年被迫和谈,每年进贡波斯帝国21000磅黄金。

  568年,蛮族伦巴第重新夺取被罗马大将贝利撒留收复的罗马城。公元893年,小国保加利亚的大公西蒙即位,打败了罗马帝国,相继征服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自称‘恺撒’,迫使罗马纳贡。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君士坦丁堡,在罗马领土上建立起拉丁帝国,只剩下三小国继承罗马的国统,1282年,罗马方才复国。等等。

  公元636年,阿拉伯人来了。这可是致命的大打击,罗马的尼罗河,耶路撒冷,中东北非大片领土逐渐永久性的失去了。阿拉伯大将卡立德,率领24000名战士,大破罗马皇帝希拉克略统辖的20万大军,可谓真正的以一当十。罗马皇帝的弟弟也在战役中丧命。此后,阿拉伯人迅速扩张:公元638年,占基督诞生地耶路撒冷,这好比永远夺去了中国的孔庙!公元645年,占领利比亚。公元642年,占领恺撒大帝时期就开始经营的埃及,尼罗河亦永远属于他人。公元661年,帝国建立,定都大马士革!

   那么,灭东罗马的是谁?突厥人。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蓬勃兴起,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率20万大军,猛攻东罗马帝国,罗马的丧钟敲响了。5月29日,罗马皇帝被杀,千秋帝国灭亡,土耳其人大掠三天后,给罗马带来第2次嘲讽——上一次是阿拉伯人夺取了耶路撒冷,这次则是把圣索非亚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

  智囊精英们,你们承认这些历史吗? 这些少数民族入侵大国有便利条件,即所在地域偏僻。如蒙古人在草原,汪达尔走沙漠,丹麦穿海洋,西歌特钻森林,一旦大国腐朽,则趁虚而入。再加上生产力的局限,火器的匮乏,使大国割除隐患成为巨大的困难。其实,那些智囊们也爱思考,可惜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废喽。百家争鸣时代,伟大的哲学家墨子曾尖锐的提出社会上 ‘蛤蟆吵坑’的问题,更伟大的哲学家孟子同样尖锐的指责一类人,说他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迷迷糊糊,却想唤醒别人)

  给智囊们写个评论吧:东西历史两部经,一头特重一头轻。满腹哲理成豆饼,(豆饼是喂猪的饲料,不是画饼)不如回头补高中。智囊?甚囊!

二、谎言2:因为中国文化导致汉奸多

  有一种流行的谣言:中国就是汉奸多。这话流行大江南北,有人身在南方,却听到来自我们北方的汉奸多,反之亦然,不少人深信不疑。这些人由此又推论出:中国文化太软弱,这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应该否定传统文化。从历史上来说,内奸多是民族虚无者,在他们心目中,民族文化,民族尊严往往空虚若无。如1528年,骑士王法兰西斯被的国皇帝俘虏,签定《马德里条约》,割让土地,并许诺大笔赎金。如百年战争中,法王于1420年被迫签定和约,割让罗亚尔河以北。法国主教索雄审判贞德,并处之以火刑。如普法战争,法国战败,1870年拿破伦三世被俘,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再败,贝当将军挺身而出的卖国。这是法奸的虚无表现。

  再如英王艾尔特雷德,向丹麦交纳丹麦金,其国家于1013年被丹麦征服,他获外号‘愚笨王’。如丹麦人入侵英国,奸佞歌德温大献殷勤,亲自舍身和亲,迎娶丹麦公主,父亲卖国,子篡位,最后都被杀。如1119年,约翰王为寻求法国支持,签定《古勒条约》,使法国有了借口,趁机夺回了很多领土。再比如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第二,为了感谢庇护过他的法国国王,把重要的商业港口敦刻尔克出卖给法国。这是英奸的虚无表现。

  内奸就是个虚无主义,由此我常在想:那些论证中国文化生产汉奸,借此否定传统文化的人,本身别不就是‘汉奸’吧。你拿‘汉奸多’来否定中国文化,人家巴不得中国出现虚无主义的汉奸呢。这个空穴来风的自虐言论的确遍布很广。‘中国汉奸多,这是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具备汉奸们的文化虚无色彩。他们往往爱拿抗日战争说事。然而,稍有头脑的人就会有所疑问:东方文化软弱,何以尊孔礼佛的日本人却如此凶狠?中国汉奸多,何以因抗战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国确是个穷国,卑鄙者穷急生疯,最好的办法是咒骂祖宗,骂死人永远无风险。且造谣不需要根据,与其一样心理脆弱者自然而然的应和!

  真相是:抗战不是国耻,是国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若无美国参战,中国或许还要打8年,但若无中国参战,美国恐怕也要抗战8年,按照罗斯福的说法:“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会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中国若无关键作用,倘或真是个汉奸倍出的窝囊民族,人家能把常任理事国的位子白给我们吗?那些自卑狂的脑子和良心呢?

  中国伪军数量确是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所谓‘一队鬼子,两队伪军’的说法即来源于此。但是,我们究竟想过没有,其他国家呢?比如:法国呢?法国降兵119万,仅充当告密者的妇女就多达120万,北非的法国伪军就多达20万,另外还有纳粹私生子2万。
  法国的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此比率,中国当爆出降兵1190万,女汉奸1200万,私生子20万,若华北平原就有200万伪军,则中国早被催垮了!
  如今犹太人是个有血性的民族,但在二战期间表现并不好。犹奸组织叫“犹太人自治会”下属一群犹太人,来帮助屠杀犹太人以谋求活命。想不到吧!若纳粹亲自组织杀人,审判,焚烧,告密,至少要动用10几万人,于是,犹太人百人一组,千人一区,万人一营,组长,区长,营长,全被赋予殴打,看管,杀害同胞的权利。600万人被害,若按此比率推断,则中国要爆出至少400万人,为日本看管并枪杀中国民众,我们民族早如犹太人一样被杀至将尽了!
  苏联军队伟大,但也有500万人被俘,仅归顺纳粹的俄罗斯民族解放军就10几万人;小国捷克斯洛伐克,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40个师服务于纳粹。小国荷兰,人不过1000多万,降兵40万,荷兰一家报纸统计:4%是抗暴英雄, 4%是“荷奸”,比利时人900万,降兵50万!中国汉奸多,难道还要我们创造伪军1600万的记录吗?别忘了,小国奥地利,卖国贼们把150 万官兵改编为35个德军,几乎占当时人口的1/4,世界就中国汉奸多,真是无耻谎言!

  还有人说:中国仗着人多,所以打的好。 现代战争讲的是子弹,炮弹,炸弹,用的是飞机,坦克,大炮,人多能顶子弹硬?为了抗战,中国人挖地道,造土枪,用石头做地雷,组织儿童抗战。巴黎陷落了,重庆在战斗,奥斯陆陷落了,延安在战斗,华沙陷落了,长沙在战斗。欧洲是个工业发达的地区,中国何其衰弱贫瘠。那些欧洲的盟国们四散逃命了,和纳粹德国国力相当的法国投降了,而中国仍在战斗!

    附以蒋纬国总主编的《抗战御侮》资料。让那些自卑分子看看,他们心目中孬种的中华民族抗战有多么艰难。这段文字,转引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第五卷,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937年7月前日中国力比率(日前中后)
  工业产值 4.4:1
  陆军人数1.2:1(中国包括.三个师)
  空军飞机数8.6:1
   海军舰艇吨位32.2:1
   其余:日本汽车产量9500辆,造舰能力52422吨,坦克330辆,飞机1580架,大口径炮744门。中国皆为0。
  同月日中陆军实力比较(单位日本为师团中国为师,日前中后)
  人数21945:11000
  步骑马枪9476:3800
  掷弹筒576:243
  轻机枪541:274
  重机枪104:54
  野山榴弹炮64:16
  团营炮44:30
  战车(坦克)24:0
  一些挖文化劣根性的人,因中国民众被屠杀,便斥之为奴性,劣根性,甚至猪狗。然而,这是场多么艰难,力量多么悬殊的一次战争啊!日本法西斯文学会鼓吹以儒教为精神武器,中国军队则秉承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

三、谎言3:中国人(内讧)窝里反是民族文化劣根性

  马路上、澡堂子里、公共厕所里、麦当劳里、有空闲的单位里经常传出这样一句话:“中华民族是个内斗的民族,从古代就窝里反,这是‘传统文化’造成的。五代十国,南北朝,春秋战国,烛影斧声,玄武门兵变都是实例,这是祖传的毛病。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传病毒,这是传统文化造成的,中国人想改变这个毛病,就要否定传统文化。”

  不巧,前两天我看资料,也看到《河殇》远志明先生在(神州)里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中国人2500年来的窝里反,自相残杀,自虐已经够了,上帝的爱和宽恕,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出路。因此,中国需要信仰基督教才能团结起来。

 《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台湾的柏杨先生,大骂中国人窝里反是祖传的劣根性,他也喜欢列举历史来证实:窝里反是祖传的,如赵匡胤的死,如玄武门之变,如五代十国的八姓十二君... 柏杨先生说:“窝里反这是中国人最在行的、也是最可怖的祖传毛病......”他老婆张氏也和一位神甫谈关于中国文化,得到的答复也是"彻底否定儒家."——又一个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如此说来。

    如果以前看了这些消息,我眼睛总是发亮,若按照这些人员说的,中国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来个全盘西化,信仰了基督教,或许真的有希望了?当我阅读了英国等国的历史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说的话乃是最真的“真理”啊。史曰英国:

  蛮族入侵,英国开始七国大战。丹麦人不断骚扰英国,英国进入恐怖丹麦时代。阿尔佛雷德大帝割让东北给丹麦,并交纳丹麦金。歌德温卖国.丹麦人入主英国.他的儿子篡位,演出了劝进的闹剧。威廉王小时候多次遭到谋害和暗杀,多亏其母保护才得以保全。诺曼人登陆,征服英国,击毙国王哈罗德。短斗篷王亨利一世与兄长科索斯大战,将兄长击败并终身囚禁。亨利二世刺杀大主教贝克特,教皇震怒,扬言要施以绝罚。亨利赤身裸体请罪。狮心查理谋害父亲篡位,后来他两次被活捉,让人当商品买来卖去.穆斯林把他释放了,他又被人活捉,并卖给了神圣罗马帝国。弟弟割地王约翰企图谋害兄长,后亦在内乱中被杀。亨利三世和蒙德福特伯爵内战。被伯爵活捉,其子长腿爱德华逃窜。长腿爱德华整顿力量,和蒙德福特伯爵再战.反杀伯爵和各路叛逆。同性恋爱德华沉迷男色,并要求册教皇封奸佞为红衣主教。奸臣加佛斯顿被大臣处决。同性恋爱德华杀叛乱首领托马斯。同性恋爱德华被老婆和奸夫墨帝墨推翻,肛门里插以火棍毙命。其子爱德华杀其母奸妇墨帝墨。亨利六世因受百年战争刺激成了神经病。老臣约克趁机谋反,企图‘七擒七纵‘,抓国王而不杀,结果纵了国王两回,第三次他反被擒,须臾头悬国门。 约克的儿子爱德华谋反成功,大杀王室宗亲。爱德华的老臣沃里克,弟弟克拉伦斯谋反,全被杀死.弟弟被扔进酒桶当“酒糟”。爱德华的小弟弟,残疾人理查杀侄欺嫂,篡取王位.两个侄子被闷死,尸骨百年后才被发掘。都铎起兵杀残疾人理查。亨利八世以莫须有的罪名,连续杀害皇后求后嗣。格蕾在位9天被废除,并被囚伦敦塔后遭杀害,年16岁,史称9日女王。血腥玛丽囚禁妹妹伊丽莎白.并.新教徒。伊丽莎白即位,反杀苏格兰女王玛丽......

  看罢,觉得眼前发黑,又翻看法国历史,只看几行就身上发冷,史曰墨洛温王朝:第一次分裂:梅斯国;奥尔良国;巴黎国;斯瓦松国。第二次分裂:奥斯特拉西亚国;巴黎国;勃艮地国;斯瓦松国。第三次分裂:奥斯特拉西亚国;纽斯特里亚和勃艮地国。第四次分裂:奥斯特拉西亚国;纽斯特里亚国。第五次分裂......敢情!原来是这样啊...

  窝里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好;中国五十年代人帮人,不好;中国六十年代人整人,同理,好;中国人团结无比,不好。韩国的叛徒比中国汉奸比率还高,这和什么儒家文化,基督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土著文化全无关系。凭借古代窝里反的历史,来否定中国文化,则全人类的文化也将被全面否定,一个不剩!

  我听说,阿根廷60年里爆发了10次政变,如阿卢布兰,吉多,翁加尼亚,拉努塞,魏地拉,里克,这些政变高手纷纷出笼,窝里反达到极限。又如哥伦比亚,1830年后的70年,内战27次,大规模骚乱10次,这些可都是基督文明的国家,照此说来,原来窝里反是基督文化的劣根性?再看如今,韩国, 日本团结,新加坡稳定,中国也比他们团结,干脆让这些基督教国家学我们的儒家,佛教,祖先祭祀算了.我若如此说,岂不荒唐,岂不是文化歧视和文化压迫?窝里反是问题,分久必和,和久必分,决定着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团结或分裂,统一或内斗,这不是什么儒家、基督、伊斯兰、佛教、印度教文化所决定的必然特征!

 如德国可以800年内乱,无休止的窝里反,现在也可以无比团结,全在当代者的努力和诸侯内战何干?如今我们中华民族要凝聚,也要靠我们的努力,和玄武门政变等何干? 哼!你们这些个所谓的国家精英智囊都是文化骗子 ,除了引进莎朗-斯通、克比克这样的“洋垃圾”,就是欺骗自己又愚昧国人,其心可诛!这篇文章大部分内容是我从网上搜索到的觉得很有道理,而且有理有据,揭露了那些误国精英们的真面目。就整理了一下,支持的网友就顶一下,欢迎进行讨论!

 

阴晴越南1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July 8, 2008

Hhefancass@gmail.comH

www.rcif.org.cn

     今年4月刚刚履新的越南中央银行副行长Neguyen Van Bihn6月30日在河内召开的“国际新兴市场论坛”上谈到,最近两年外资大量流入越南,尤其是2007年越南加入WTO之后,外资流入更加汹涌,这使得越南的货币供给急剧增加,信贷随之扩张,并带来了失控的通货膨胀。然而,就在当日的《越南新闻》上,我们读到,胡志明市刚刚和马来西亚的一家房地产商签订协议。该公司计划投资35亿美元,在胡志明市建设占地880公顷的越南国际大学城。

    Dinh Van An是我在国际会议上经常见面的老朋友了,他是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的院长。我问他:“越南有没有爆发货币危机的风险?”他摇摇头:“没有”。“越南有没有爆发银行危机的风险?”他摇摇头:“没有”。“越南的通货膨胀会不会继续上涨?”他还是摇摇头:“已经开始下降了。”

    我在河内见到的大部分越南官员、以及当地的基金经理、企业家似乎都赞成这种乐观的判断。有趣的是,他们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经验的崇拜。在他们看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正是中国成功的经验。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我看到一片越南的开发区。和我们在中国到处可见的开发区一样,越南的开发区里,排列着一座座巨大、崭新但空空落落的标准厂房。

    五月底以来,越南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动荡。从年初开始,越南的股市跌幅达到60%以上,在河内、胡志明市的一些高价住宅价格下跌50-60%。越南盾贬值,很多越南人开始疯狂购买美元、黄金以保值。曾经被誉为“增长明星”的越南,一下子成了人人侧目的“病菌携带者”,大家都在担心:越南会爆发金融危机吗?如果越南爆发金融危机,会拖累其他的东亚经济体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越南的局势似乎正在平息。坏消息并没有来。股市已经从6月中旬的谷底缓慢的上涨了。根据最新的数据,5月份越南的CPI环比上涨了3.92%,但6月份 CPI环比上涨2.14%,较5月份略有回落。但是导致次级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粮食价格仍然在加速上涨。5月粮食价格上涨了2.19%,6月上涨了4.29%。最近,越南政府将越南盾的汇率波动幅度提高到了2%,而汇率大体保持稳定。

    很多分析家将越南的情况和1997年泰国的情况做对比,但这其实并不恰当。越南的局势非常类似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遇到的情况。尽管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对越南的通货膨胀有非常大的压力,但从国内经济来看,越南面临的问题是典型的经济过热。

    越南似乎并不满足于在东南亚国家中位居经济增长的榜首,甚至有想要超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雄心,政府的一个口号就是“赶印超中”。从2006年开始,越南开始加速经济增长。根据中国银行提供的一份报告,越南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遵循传统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其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高达43%。越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固定资本投资,2007年固定资本形成较2006年增长23%。实际投资较2006年增长29%,其中外资投资增幅高达97%,占总投资的比例为25%。2 从2003年开始,每年流入的FDI都和当年的GDP规模相当。

    伴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越南央行并没有完全冲销新增的外汇储备,这使得货币供给急剧增长。越南关于货币增长和信贷扩张的历史数据并不及时。我的朋友Rodney Jones以前是索罗斯基金会的分析师,根据他的分析,2003年越南M1和M2占GDP的比例分别是40%和60%,到2007年6月已经分别达到83%和102%。越南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大部分货币是以现金或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的,其M1/M2的比例大约为80%左右,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仅为35%。由于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比例过高,会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的恶化。

    随着货币急剧增发,信贷的扩张速度也非常惊人。2003年信贷占GDP的比例为40%,到2007年已经增加到75%,尽管和很多东亚经济体相比这一比例并非高得离奇,但对越南来说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根据越南计划和投资部部长Vo Hong Phuc透露的数字,2007年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为46%,银行信贷增长速度为53%,说明越南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调控措施,越南经济正在超着恶性通货膨胀迅速下滑。

    1986-1988年间,越南曾经经历过400%的恶性通货膨胀,直到1996年,通货膨胀率才被控制到一位数的水平。简单的讲,越南当前的困境在于:为了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依赖高速的投资增长。为了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就要越来越依赖外资的流入。外资的流入带来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的被动扩张。事实上,外资大量流入的部门是房地产。3 银行信贷扩张的主要去处是地产和股市。这引发了楼市和股市的泡沫。货币增长过快导致通货膨胀,这才是越南当前面临的问题的真正根源。尽管国际石油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倍受指责,而且其对越南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容忽视,但这一因素仍然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木头”。越南既是大米出口国,又是能源净出口国,因此其受到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

    令我们担心的不是越南马上就要爆发金融危机的坏消息,而是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越南采取的措施卓有成效的好消息。越南政府仍然不愿意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遏制通货膨胀。依赖外资流入的思路没有丝毫改变。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不断涌入。今年上半年协议外商直接投资已经高达316亿美元,是2007年全年的3.7倍。如果货币供给的水龙头没有关上,通货膨胀的泛滥怎么会中止呢?

    过快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掩盖越南增长模式中的很多深层矛盾。除了依赖外资,增加投资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政府出钱,这使得越南的财政赤字不断恶化。2007年越南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5%左右。越南的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因此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有大量的重复建设。据说为了保持地方政府间的平衡,越南的领导人一次要同时审批10个不同的项目。比如在胡志明、Dong Nai、 Bihn Dnong、Ba Ria Vung Tan等城市均有建设海港的计划,这些工程已经占到全国就业增长的50%。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投资估计高达400亿美元。大量的投资是靠国有企业执行,大型的国有企业不归任何政府部门控制,而是可以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汇报。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而且开始大量的借外债。目前,国有企业占GDP的份额大约在40%左右,但是其获得的信贷占到总额的60%,所借的外债占总额的70%。尽管最近越南政府宣布将减少10%的财政支出,但是如果投资饥渴症没有根治,同时又缺乏硬预算约束,越南的财政赤字只会继续扩大。

    2008年1-5月份越南的贸易赤字为144亿美元,比去年全年的124亿美元还要多,占GDP的16%。从当前情况来看,越南的贸易赤字将继续存在。尽管其上半年的出口增长速度为27.2%,仍然是东南亚国家中最高的,但是进口的增长速度更快,今年进口的增长速度至少会在40%以上,由此将带来贸易赤字的进一步恶化。

    和大部分当地官员的访谈表明,越南政府对全球经济的放缓以及未来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变数似乎缺乏足够的重视。受到次级贷款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已经放缓。最新的数据表明,美国的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不容乐观,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东亚经济不仅没有和美国经济“脱轨”,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反而在增强。越南的出口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已经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我们预期在下半年,越南的出口增长前景可能更加黯淡,而这会使得其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估计2008年越南的贸易逆差将占其GDP的40%左右,而在2006年这一比例还仅仅为8%,这样快的贸易账户恶化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少见的。

    按照大部分越南官员的说法,只要引进的外资是长期性的直接投资,就不会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首先,外商对越南的忠诚度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外资对越南的投资热情很快就会下降。其次,外商直接投资也是要求回报的,而且其要求的回报率是比直接对外借款的利率更高的。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做为一个部门创造不出来足够的贸易盈余,或者新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放缓,那么就没有足够的外汇满足外资的利润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也有带来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4 再次,决定外资流入规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在于资金供给方。由于全球利率水平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全球金融市场上流动性过剩,才带来了资本流入新兴市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次级贷款风波逐渐平息,而通货膨胀压力抬头,美联储下半年可能会改变政策取向,从减息周期转入加息周期。美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往往是引发危机的时刻。从二战后历次金融危机的历史来看,大部分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元汇率由贬值转为升值,或美国利率政策从降息周期转为加息周期,或在原有的较高利率基础上进一步加息的时候。美联储停止降息甚至加息可能导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向美国本土回流,美元走强也会使得外债负担较重的金融机构和国家承受更大的还债压力。越南将遇到的真正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怀疑,越南政府已经对未来的风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使没有资金大规模撤出,越南也很可能会很快遇到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越南当前的情况又非常类似1981-1982年的智利或1994-1995年的墨西哥。

    越南计划与投资部部长Vo Hong Phuc介绍了越南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增长速度,缩减政府支出,鼓励出口,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等。这些政策似乎稳定了越南当前的经济局势,但是,这只是因为暂时的好运气,实际上,这些政策组合中的药方没有一个是可以治本的。

    为了控制银行信贷,越南的中央银行在2008年1月就已经提高了利率,5月19日再次提高利率,基准利率从8.75%提高到12%,但尽管如此,实际利率仍然为负。越南的中央银行还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从10%提高到12%,并强制商业银行购买大约为13亿美元的国库券以收紧流动性。然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当前局势下,越南不宜再大幅度提高利率,因为利率的急剧上升会导致股市和房市的崩盘,从而给宏观调控带来更棘手的难题。如果大幅度提高利率,很多越南的银行和企业会立即陷入破产困境。因此,在提高利率的同时,越南政府还为银行提供短期的流动性支持。这反映出越南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处于投鼠忌器的尴尬局面。如果流动性支持的规模很大,有限的提供利率政策将更加难以生效。

    在汇率问题上,越南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由于通货膨胀抬头,越南盾的实际汇率在过去12个月已经升值了15%,如果从2003年算起,已经升值了35%。从理论上讲,升值有助于缓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国内通货膨胀的恶化、国际市场上油价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攀升都如同脱缰的野马,事实上,有限的升值很可能不会起到实质性的效果。

    没有果断的措施,越南的通货膨胀将处于失控局面。严重的通货膨胀将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而且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会下降,从而导致消费减少。。即使越南政府非常不情愿看到增长速度放缓,但是严重通货膨胀的后果一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熄火。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从去年年底,越南的实际GDP增长率已经出现了滑坡。而且,如果通货膨胀长期居高不下,将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工人将要求工资提高。据官方统计,08年一季度就发生了300次左右的罢工,大多都是要求企业提高待遇。于是,最后的结果是物价和工资互相推高,螺旋型上升。

    如果越南政府仍然迟疑不决,潜在的风险将进一步扩大,外部环境也将进一步恶化,危机可能在更大规模上爆发。尽管对周边的东亚经济不会带来传染效应,而且就其本身的经济规模来说,越南经济危机也不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但是,对越南经济来说,这将是一场沉重的灾难。

1, 作者在2008629日至72日在越南河内参加国际会议,并利用这次机会对越南中央银行、越南计划与投资部、越南投资与发展银行,以及若干本地基金、企业进行了访谈。此文是在此次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报告。

2, 中国银行,《越南的未来以及未来的“越南”:对越南金融动荡的分析和预测》,2008年6月17日。

3, 2008年前4个月,FDI总量的87%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4, 参见:姚枝仲、何帆,2004,《FDI会引起国际收支危机吗》,《经济研究》,第11期。

 

从房价赌局看专家群体声誉危机

 

    正如当事者本人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这次徐滇庆教授与牛刀打赌已经娱乐化了,那么,娱乐化背后是什么?我认为专家群体社会声誉恶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专家群体声誉随着其话语权的上升而恶化,才使得不少人对许多专家言论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也正由于专家群体声誉恶化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公众才往往以类似里约热内卢人过狂欢节的心情对待知名学者的失误,以至于这次深圳房价打赌风波当事双方似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娱乐明星。

    在漫天的评论之中,不乏指责徐教授被无良房地产商收买之声。徐教授在深圳房价走势上判断失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相信徐教授不至于被开发商收买而蓄意发表违心之论换取利益,不少诛心之论未免有背离事实之嫌。从自己的见闻乃至亲身经历来看,我也相信,不少关于专家群体的负面传闻纯属子虚乌有。笔者从去年开始关注达能与宗庆后之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整理资料以及走访相关方面人员之后,陆续写了几篇评论文章。由于文中对宗庆后多有指责,引来的反应有好评也有指责、辱骂,典型的指责是质问笔者是不是法国人、收受了达能多少“稿费”。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心中无私,就没有必要对捕风捉影的辱骂太过在意;但是,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专家群体的话语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利,既然行使公共权利,那就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并通过种种制度设计和自律挽回这个群体的声誉。

    专家群体社会声誉危机祸根在于,他们拥有的话语权与其它一切公共权利一样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必然会有商业利益集团试图收买这种公共权利来实现、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既然如此,如何防范?首要的当然是相应的制度设计。对于涉及法定评审环节的金钱交易,应当明确定性为贿赂行为,并规定评审专家选择中必须奉行的回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无良专家毫不吝啬地给豆腐渣工程奉上种种美誉。对于政府政策性研究机构,应当明确规定其不得接受外资资助从事关于中国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研究课题。各类研究项目成果发表时都必须注明研究资助来源,以便读者判断其中立、客观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

    要遏制学术腐败,挽回专家群体声誉,仅仅依靠制度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倡导道义和自律。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政法来诱导,用刑罚来整顿,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诱导,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我们曾过分拔高道德作用,近20年来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道德嘲弄有加,对法律则追捧不已,法学跃居与经济学比肩的中国社会两大“显学”。但我们应当认识到道德缺失所存在的危险,正如亨廷顿在其名作《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说的那样:“在一个腐败风气普遍的社会里,通过严厉的反对腐败行为的法律,只不过为腐败行为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已。”

论精英们的自我升华

    先说几句网易的评论频道,现在精英们大概也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广大网友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们曾幻想过的万众景仰的启蒙导师终究是一场幻梦。精英们在国内已经失去了一些原来牢牢把持的舆论阵地,笑蜀,长平相继离开他们曾在那里风光无限的天涯论坛,他们不再试图与网友做直接接触,但又不甘心完全放弃网络这一重要阵地,所以,众多精英不约而同---此处或许有误,自由派也未必真的自由---选择了同一个目标:网易评论频道。在那里,网友和文章的发表者不再是地位近乎平等的关系,编辑删起不同意见来肆无忌惮。因此成了长平,鄢烈山等人在国内网络上最后的据点。

    网易的评论频道有个栏目叫做经典重读,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登柏杨,6月24日该栏目登出的文章是柏杨的“《春秋》责备贤者”。标题下面还着重引出文中的几句话: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其实柏杨该文中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作为小标题也很合适,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前段时间长平不是写了一篇题为“柏杨辞世如一声长叹”的文章吗,以前咋没见他夸过柏杨?在众多长篇累牍纪念柏杨的文章中,把柏杨自己极具先见之明的这句话着重标出,我觉得这样更具有后现代主义无厘头精神。网易编辑们见不及此,就知道学白岩松板着个脸做沉重状,实在让人看不起。

    先不说“《春秋》责备贤者”这篇文章算不算经典,依在下愚见,无论真经典还是假经典,能够被重读,主要还是得有现实意义。在当前南方系诸人被网友猛烈抨击,自由派名声接近谷底的时候,强调春秋责备贤者起到了为他们鼓劲打气的作用,网易做了个“今之贤者”的帽子送给自由派的先生们,和他们暗通款曲,自由派欣然接受,把自己受网友抨击意淫成贤者试练。此一回合的良性互动之后,估计网易下期的经典重读就要重读孟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嘛,继续捧呗,用精英的话说,这叫双赢。在这里草民小声问一句:你们双赢了,谁双输?

    汶川地震后长平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请体谅民众的地震谣言”,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对于在此次地震中传播信息的人们,其中包括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以及为我提供信息的陌生人,如果不能被"明白无误和令人信服地"证明怀有恶意,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便发生以讹传讹,也请予以体谅”。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确看出精英们的逻辑:谣言即使造成严重后果,但如果无法被证明是怀有恶意,也不能被定罪。可是以现在科技来看,如何能深入一个人的思维深处,看看他是否怀有恶意呢?如果无法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那么,你责备传播谣言的人就是“春秋责备贤者”一文所说的“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造谣者不但无罪,反倒做实了“贤者”之名。众议滔滔令“今之贤者”们无言以对,他们却自欺欺人的认为这是“不屑责备流氓不入流下三滥”。

    所谓春秋责备贤者,按我的理解大约包含了3层意思:其一,贤者们是注定要名留青史,也就是春秋的。其二,只有执笔春秋的人才有资格评论贤者。其三,即使春秋责备了贤者,那也是对于贤者们的高标准严要求,如果按照普通人的标准,贤者们并无可多指责之处。

    自己一定会青史留名,精英们对此是一向深信不疑的,在锵锵三人行的一期节目,窦文涛不就是称赞南都前主编程益中是“会在将来中国新闻史留名的人物”吗?这种自信表面上就是对将来之中国必将是精英的世界的自信,实际上是对本阵营操纵舆论的能力,以及翻案能力的自信。但我要说的是,人民正在觉醒,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翻案绝不仅仅是自由派的专利。毛主席被泼脏水泼了三十年,反而愈发的深入人心,民间毛泽东热方兴未艾就是明证。青史留名难道留的只有美名?

    自由派认为只有执笔春秋的人才有资格评论“今之贤者“。南方系的“诸贤”素以时评家自居,其所发表议论的对象均处在今时今世,艳照问世,神六上天,五花八门的事情他们都要插一杠子,唧唧歪歪。其文中歪曲事实,夹带私货,无所不用其极。长平声称造谣有理,朱学勤称地震为天谴。就是这样的人物,却荒谬的认定对他们自己的评价需留待将来史笔,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殷鉴不远,现世有报。一代人办一代的事情,打扫卫生除四害这种小事哪还用的着劳烦后人?

    在“春秋责备贤者”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精英们不遗余力的为古往今来一切他们认为被委屈的“贤者”翻案,最终目的就是要重写春秋,变“土匪史观”为“绅士史观”,以期与“普世价值”更加的水乳交融,彻底阉割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据说自由派多半是基督徒,近年其宣传重点也着重于“无论如何不能使用暴力”,“爱一切人甚至你的敌人”等伪善理论麻痹人民,布什还接见过圣余杰。基督不是说人家打你左脸的时候,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吗?你们为什么不照办?网友批评你们的时候,不但不返躬自省,还把自己拔高到“贤者”的高度俯视众生。自由派放不下恨,他们恨毛主席,恨毛主席的信徒恨的牙根发痒。他们也做不到爱,他们是一群范美忠,爱的只有自己。最后,他们也忘记了耶稣基督的一句斗争名言,这句话连我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很欣赏,那就是:只要你拿起刀,必有人死于刀下。

 

 

发件人:"周克成" <zhoukecheng@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1 19:45: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专题:茅于轼、樊纲、陈志武、周其仁、张维迎共论经济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www.ChinaEconomist.org 参与了报道。以下为张维迎教授答记者问。

对当前经济 大家不要太悲观

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  张维迎

July 10, 2008

    主持人:今天虽然谈改革,也要谈发展稳定。请张维迎教授解读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的功能和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关系,在未来可预见的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张维迎:陈志武教授讲到非常重要的观点,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就是在政府和民间的配置,我在农村的时候,只有不到10%的土地提供40%的口粮,同样的地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谁在做,谁手里控制。在政府控制资源的情况下,你的效率很难提高,目前的状态,特别是84年的状态,83年就开始政府在价格,所谓黑市价格,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市场,黑市价格和官价相差很大,石油、煤炭,一吨官价是600块钱,黑市价格是1200左右,相差一倍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价格不合理,但是一直没有敢去调,没敢去调的重要原因就是担心通货膨胀,担心财政受不了,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在1984年4月份完成了一篇文章,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用双轨制的方式来解决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双轨制到95年全面推行,不是原来没有,原来是不承认,我们很多改革东西,政治的东西让它合法化的问题,在84年之前,黑市是不承认,政府发的文件都是怎么整顿市场秩序,怎么打击倒买倒卖的人,到了85年元月后,接受双轨制之后,都开始合法化了。

    整个过程来看,这步走了之后,通货膨胀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出现剧烈的增长。麻烦就是双轨制带来的腐败问题,有一些有权的人只要拿到一个指标,它不用它,但是卖了以后,可以挣大钱。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中国提出价格改革要闯关,当时总理赵紫阳,88年我不在,邓小平也是同意价格改革必须闯关,所谓闯关就是一次性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全国的抢购恐慌,就导致了那时候一台旧电视机都可以卖好贵,比新电视都贵。这样闯关就没法进行,但是这个事情为之后的六四政治事件埋下祸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价格改革大部分领域完成了,要素市场没有真正完成,要素市场是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了,但是现在政府开始走回头路,通过新的法律,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很多限制,合同的限制,工资的限制,解雇的限制等等,这个实际上有走回头路,对未来的发展不太好。

    重要的资源是石油、电力,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没有放开。看政府走的历史,还是应该逐步实行市场化。市场化之后,通货膨胀能不能控制住,很大程度依赖于政府控制货币的力度,我们现在有一种想法,有通货膨胀,所以要求工资必须跟着通货膨胀涨,这导致工资和通货膨胀恶性循环,不太同意有些地方规定,今年工资必须涨12%以上,劳动生产率没有涨12%以上只涨了5%,要工资涨12%以上,再加上其他社会福利涨的话,没有其他问题,通货膨胀率还在7%以上,这还叫什么通货膨胀。

    西方70年代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必须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控制工资的增长,不能控制工资的增长,别想控制通货膨胀。这些经验,无论从美国、英国的经验还是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都是值得学的。任何东西,只要真正放开它,它的价格不会那么涨。你看中国在现在真正有竞争程度高的,就不会涨,但是像石油就是国际价格问题,现在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市场,刚才你提到这点,不要求所有动不动遇到问题,都归结为市场导致,就反思市场,限制市场,这样结果问题越来越严重,可以坦率地讲,如果这次国家再不调整石油价格的话,下一步麻烦就更大了,早调比晚调好,采取积极的步骤,可能是为防范下一步经济实现大的问题重要的措施。

   现在经济的热点很多,我不研究热点问题,我研究是长期性的问题,至少三年以内不会解决的问题,才值得经济学家去研究,太短的问题,我不认为研究起来有多大的意义。同时大家不要太悲观,刚才谈30年的改革,原来在体改委的时候,老的常务副主任安治文讲了一句话,年年都有难办的事,也都有麻烦,不是只有2008年才有麻烦,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哪一年没有麻烦,到1993年麻烦大多了,我们老主人讲过一句话,也是用来给我们鼓舞信心,安慰我们,他讲了一句话,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谢谢大家!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政府管得越少,企业竞争力越大

张维迎

July 10, 2008

    要建立市场,要开放,要有竞争力,还应该让更多的政府行为约束起来,让政府管得更少一点,企业家对未来更有把握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竞争力就会更大一点。

   企业代表:尊敬的张院长您好,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国际化、市场化进程越来越深入,比较简略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做一下建议,分析和展望。

    张维迎:我要讲一点,十年前我们在跟外国学者谈中国企业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没底,现在我们谈到很多中国企业的时候,对它的充满信心,中国经济30年的变革发展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伴随着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的成长,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来讲,除了大的国企比较大,一般民营企业相对规模比较小,技术的积累不如人家,但是有一点,有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有一部分企业因为它捕捉市场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中国的企业麻烦有太多的时间花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而外国的企业主要集中于在做企业自己的事情,他忙市场,忙技术性,忙产品性,这和中国的企业很不一样的。刚才听几位谈的,如果政府管得少一点,那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好企业自己的事,这时候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可以大大地提高。

    还要强调一点,在去年的青年论坛上讲过,因为我们的体制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日程安排不确定的话,企业家的日程安排就不能确定,因为我们所有的日程不是谁先定了谁有优先权而是谁官大谁有优先权,假如我是做企业的,我和我的客户有约在7月12号要谈一个合同,在7月11号的时候,政府某一个部门突然通知我,比如国资委通知我去开会,我必须得去开会,这我得跟客户的约取消掉了,而国资委的日程也谈定不了,他有更上层的领导人,如果到11号通知我去开会,我跟客户的约会取消了,11号晚会中央某一个领导又通知,12号到这里开会,企业的领导的约会又取消掉。

    中国上层领导人安排不能确定,所有的企业领导人安排不能确定。这个给企业家多花费多少的时间。再打一个比方,你跟我约好明天早上来见我,但是你不告诉我你几点来,尽管你来只占我半小时的时间,但是我要等着你可能一上午都没事干。这是中国企业目前在时间分配上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总的回到一个,要建一个市场,要开放,要有竞争力,还应该让更多的政府行为约束起来,让政府管得更少一点,企业家对未来更有把握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竞争力就会更大一点。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中国的改革,是在向已知的方向转变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樊纲先生的演讲。

    主持人:接下来请樊纲先生有感而发了。

    从整个全过程来讲,人们知道要转成一个什么东西,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进化等等,这个不叫转轨。这是转轨经济学的特点。

    樊纲:谢谢,刚才张教授说79年的时候研究358,87年是三年、五年、八年,现在弄不好30年、50年、80年,也是358,中国如果能够有80年的时间,经济能够不断发展,体制不断成熟,不断发展,能够有80年达到相对完整的健康运行的市场体制,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体制,成为世界的强国,人均收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错的前景,别看这80年,这也是别人走过200年走过的路,我们即使有80年,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何况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今天我想回顾一下这30年我都做了什么?都研究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现实的关系。从78年到88年,这十年我在上学,88年以后,开始工作,开始写文章,开始研究,一开始的注意力是所有制问题,是产权关系问题,是国有企业应该民营化的问题,张教授提到公有制公关理论大纲,为什么把“公有制”这个词放上去,当时把宏观经济的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而我们那本书是把宏观经济问题归结为公有制,是因为你搞了这个制度,必然会产生后面的一系列经济现象。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讨论了大量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制,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问题,为什么要民营化等等。90年代初又开始鼓吹发展民营经济,产权规范化等等,在92年初期大家都谈公有制改革的时候,觉得国有企业改革根本要走条路,当时改不动怎么办?要创造条件,发展民营企业。后来事实也证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条件。后来也讨论政府改革等等,但是没有把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做下去,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做更多的东西,后来发表一些东西都是以前发表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讲讲也讲腻了,觉得国有企业必须改,民营化、私有化这些东西是理论上成熟的,被所有人论证过的东西,觉得谈着没意思了。

    我们当时在想,中国的改革能对经济理论有哪些贡献?真正做点新的贡献,不是老在那里谈老问题,当然了老问题也需要谈,因为老问题很多人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把已有的思想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决策者都能够知道,也确实需要谈。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中国经济学者能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哪些新的贡献。在转轨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我们身处其中,可能对改革,对经济学理论将来有所贡献,从9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有关改革的问题,当时叫论改革过程,讨论改革当中的利益冲突,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改革当中的利益冲突,旧制度下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等等一些开始,后来学术性的文章从那个时候多数在转轨经济学领域。

    最近向大家报道,改革30年了,得写一篇文章,还是在这个领域里做一些思考,比如说可以在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问题上,可能能做出点贡献的,比如说跟胡永泰一起发表的文章叫循序渐进和平行推荐的问题,还有在北大期刊上发表的过渡性杂种的东西,分析乡镇企业过渡进程的问题,想分析的问题是各个制度各个环节各个构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一个制度下,推进改革,如何使制度的各个构件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和保持互相依存的关系。这里大有文章可做,不仅是改革制度的思考和研究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考,具体到改革的问题上,你是不是出现瓶颈,在某一个阶段,改革的重大瓶颈在什么地方,如何来消除这个瓶颈,可以使整个体系的制度,体系的效率得到改进,而且使整个改革得到推进,相反你一个瓶颈不动的话,会使各个领域的改革很难推动下去。

     你要防止出现冒进的情况,其他领域改革都需要时间,这个时候某个领域改革出现过超前,也会出现混乱,会出现问题。比如最近越南也在闹事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当其他制度都没有改的时候,冒进搞了资本市场的开放,结果导致大量金融混乱,你的体系承受不了这样的风险。类似这样的问题来反思中国的问题,大模型上推出一个结论,现在中国的瓶颈就是政府体制改革,让我说现在的瓶颈确实是政府体制改革,计划经济的残余,张教授说的权力的问题,这些不改,我们其他很多领域改不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每次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有新的体会,在这个时候比较明朗起来的问题,究竟什么叫转轨,究竟有没有转轨经济学,有没有特殊的问题叫转轨,制度经济学从来是研究制度变迁的,从中世纪的制度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诺思都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历史数据的研究,有没有东西跟制度变迁不一样,叫制度转轨。仔细分析我们和中欧和苏联和东欧的情况,把它一般化,我们仔细想一想。转轨在现实当中特指20世纪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它的特点在于人类第一次从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个已知的已经存在的制度转变,历史上的制度变迁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根据条件的变化捕捉新的机会,一点点往前走,这次的转轨都知道,知道朝什么方向转轨。当时东欧苏联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回到欧洲去,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从来不知道要往哪儿走,改革初期讨论最激烈的是目标模式,讨论半天都是反复修改,反正不是向市场经济,一开始都是加点商品经济要素诸如此类。

    如果把改革整个改革串起来看,其实中国一样,也是在向已知的东西转变,这一开始比较模糊的已知的东西,后来是逐步逐步清晰的已知的东西。你就想想到后面每走一步,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决策者,一个基本的决策方式就是把各国的模式拿来看看,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人家的法律,人家的规则拿来先看看,转轨另一特征在旧制度既得利益关系约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约束着,走不太多,就变通一个说法,打一个折扣往前走,再往下走又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再往下走。从整个全过程来讲,人们知道要转成一个什么东西,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进化等等,这个不叫转轨。这是转轨经济学的特点。

    回过头再想邓小平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是知道的,邓小平大概知道要过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模糊河的对岸,怎么过不知道,怎么过恰恰是转轨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我们不去论证为什么以前那个不好,为什么这个好,这说实话叫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研究,转轨经济学是知道有一个彼岸,知道要走过去,研究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这叫转轨经济学。

    这30年都在研究这些事情,实践当中都在逐步实践这个转轨,如果我们理论更清楚一点,理论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不仅对现在的改革在概念上有所指导,我相信这些因素的发展,包括刚才说各个制度相互关系的发展,要建立一个心制度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所面对的利益冲突,这些东西也许会对现代经济理论,再把制度要素带进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的时候,可能会添加点新的东西,这不见得是我们能够完成的,希望我们更多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思考。在这里,我也是给大家传递这么一个想法,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有希望能够做出点新问题。谢谢大家!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人民币被低估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www.ChinaEconomist.org 参与了报道。以下为周其仁教授的演讲。

    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不要试图到个别的商品里找到原因,你去找猪,猪说是因为饲料贵了,你去找饲料,饲料说化肥贵了,你去找化肥,化肥说石油贵了,人工贵了。你找世界上,世界说中国进口石油最多,是你们把石油价格拉起来。这一圈找,把我们都会找丢。

    主持人:我们继续讲通货膨胀,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工资的问题,涉及到柴米油盐的问题,我们物价上涨特别是CPI的支持,四分之三左右来自于粮价,而能源的价格上涨据某些权威机构解读又是由于生化原料的价格上涨,这样的话,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画面当中,希望嘉宾解读一下,在下半年当中,我们的价格是否能有适当的回落还是发生像越南那一幕惨不忍睹通胀达到20%以上,假如政府的干预力度大,通货膨胀到滞胀。

    周其仁:我是来拿书的,现在变成什么都能谈的。通货膨胀清楚地指出什么在涨,通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不是指任何一个货物,不是指猪,也不是指粮,也不是指石油。所以通货膨胀这个词,多数中文词翻译成英文都不大容易翻好,但是通货膨胀是一个例外,也许跟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吃过这个东西的苦头有关系。因为我们有蒋委员长那个时候通货膨胀,很离谱,每月CPI增长超过50%到70%,北大有一个老教授季羡林,我去看过他,他跟我讲他过去的故事,说他当学生的时候是蛮好的,很少一点钱就过得不错,等他读书出来以后,当了教授就惨了,就赶上蒋委员长拉票子,每月领到工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跑步买粮食,跑得慢跟跑得快粮价是不一样。也许是这段经历使我们对通货膨胀有了解。

    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说概念翻得好,因为直接讲到问题的根本,多数人讨论通货膨胀,大家干差到物价,看到猪肉涨了,粮食涨了,工资涨了,粮价涨了,多数人讨论通货膨胀是从物价的角度,这个词告诉我们从货币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因为现在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而是个别水平,个别商品价格在变动,专家们做了加权处理以后,发现2007年以来是物价总水平的在上涨已经达到了8%,现在回落到7%。

     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流通中的货币,就要问这个货币从何而来,现在货币都是法律不可兑现货币,我们货币不是经营,不是以经营为储备的票子,我们不能拿人民币到央行去换黄金的,换不了,我们货币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都是同样的性质。就是有政府信用在发的票子,没有实物储备,没有商品储备,就是国家的信誉在储备,乱发,国家政府就要垮台。

    如果说物价总水平上涨是通货问题,通货是政府控制的,通货是政府在发,所以这件事情跟刚才的题目有关系的,市场经济的这种类型当中,政府到底起什么作用,其实政府除了好好地保护产权,帮助履行合约,非常重要的就是把货币环境搞对头,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在很多时间内,政府要好好管好货币,是非常有难度的。

    第一,发货币是很隐蔽的通货膨胀税,偷税会引起反感。通货膨胀刚开始多发一点钱,谁也不知道,所有人像刚刚喝酒一样的感觉,好极了,因为票子一多,公司就赚钱,公司帐面就好看,投资价值就提高,投资者就愿意放钱,投资者觉得自己本事好大,我的很多学生都给人指导怎么投资股市。最开心就是政府,因为我们税收是按现值收的,只要整个货币偏多,税收就会涨得很快,所以通货膨胀早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引起警惕,就像弗里德曼是货币的大师,他有一个比喻,通货膨胀刚起来是喝酒的感觉,刚开始喝的时候,票子多了,累计到一定时候,一定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他得诺贝尔奖的货币的成果最主要的一个命题就是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不要试图到个别的商品里找到原因,你去找猪,猪说是因为饲料贵了,你去找饲料,饲料说化肥贵了,你去找化肥,化肥说石油贵了,人工贵了。你找世界上,世界说中国进口石油最多,是你们把石油价格拉起来。这一圈找,把我们都会找丢。

    不好意思可能媒体很喜欢这样找,因为这样可以占据大量的版面,卖掉很多报纸。那样永远找不出大头,你说哪个东西没有成本,所以农业部长最生气听见说CPI上涨就是因为食品上涨,生产食品的那些生产资料不在CPI里,化肥长的这两年,可比农产品涨得快多了。农业部长就很生气,等于赖在我头上,农业连续四年丰收,怎么能说这一拨通货膨胀是食品推动的,像这样的争论永远会吵下去。

    回到中文这个词真是有贡献,到通货率找原因,检查一下中国通货的发行记录,看五年、七年,我们GDP增长当然创造了世界的记录,去年调整以后,达到12%,但是查一查广义货币发行的增长率,22%、21%、18%、19%,2004年发现过热,几次做决定把广义货币增长率控制在16%,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年做到过。上个月,广义货币的增长量是18%,这件事情是不能谦虚的,由于这个,由于这个,这都是粗发的原因,染耳病恰巧猪有瘟疫,促发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一定会同时有别的东西价格下落,只有在货币偏多的情况下才会变成蔓延之势,肉涨、粮涨,奶涨,人工涨。这两个问题首先从基本概念上分清楚。

    货币是政府控制的,那政府这几年控制货币为什么控制不到位。以我30年的经验来看,今天超发货币的根据跟过去几年有差别的,改革前中国是农民国家,税收机制不发达,生产效率低,计划体制,所以要搞重化工业,要搞国防工业,基本的办法是超发票子,计划经济主管领导人讲话出问题就在这里,超发票子就是搞建设。就是央行发票子,财政扩大开支,最后人民银行爆炸,最后从票子里弹掉。

    第二是80年以后开始改革,包括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一步,原来是低价系统,工资也低,所以物价也很低,当你释放价格,反映供求的时候,这个物价要上涨,上涨会刺激农民多种粮食,城里人怎么办,城里人工资还没有涨。团结工会怎么来,就是食品上涨闹出来的,88年闯关,邓小平发了狠话,没有闯关,没有办法就是补贴,80年代以后财政赤字很大一块就是补价格。财政没有办法从税收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发票子解决。

    第三个是93年一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底层,但是约束机制没有下去,基层的商业银行乱发贷款,倒过来逼中央银行扩大货币发行。这是引发朱?基93年调控的,因为CPI达到24%。

    最近五年仔细查,这四个原因一个都没有,政府没有财政动机增发票子,政府也没有用增发票子来调整物价改革,现在也没有基层银行倒逼中央银行发票子,查来查去什么原因?就是汇率机制,在汇率机制上的改革滞后,本来94年汇改确定有管理的浮动的市场为基础的汇率,让汇率反映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率,反映我们的进口、出口对不同货币的需求,到底需要多少美元,到底需要人民币,这也是市场来定。

    93年汇改完了以后,先把人民币狠狠贬了一下,大概我们在1:8.27水平上,不巧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周围国家货币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中国人民币不要跟着贬值,今天可以讲这个话,其实人民币先狠狠贬了一下,人家叫我们不贬,我们说我们不贬,中国树立大国形象就是从经济上看这就是重要的。不贬就由原来有管理的,有浮动的市场汇率变成盯住汇率。从94年、95一直到2005年持续十年没有变。CCER有一个研究这方面的经济学家叫宋国青,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十年不动汇率,宪法改了好几次”。

    汇率是一个灵敏的相对价格,那这个事情好处就是刺激中国的外需,因为汇率已经促进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换句话说,生产率提高以后,对美国交换筹码提高了。四亿几件万就可以换一架飞机,但是汇率是未经宣布的固定汇率,我们还是用五亿件衬衫去换一架飞机。汇率一定会大,大了以后,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多,人家买你的东西大大超过卖给你的东西,在中国很多年没有外汇的情况下,有顺差,要外汇结余好事情,现在好事情把中国害了,因为事情过了一定的量,因为所有的外汇进了中国不能在中国花美元,要有中国银行把美元收进来,把人民币放出去,放多少,有人把汇率定的,一美元进来8.26几人民币出去,这就是我们市场货币偏多的根据。

    央行做了大量的对冲操作,发了央票,试图把过量的流动性收回,现在看来不可能完全收干净,收不干净的货币就是这拨通货膨胀的基础,加上偶发因素。所以我们以为是2007年以后才有通胀,这只不过我们用CPI来度量通货膨胀,2007年以前如果我们在做认真观察经济生活的人,早就发现我们的价格货币太多流动性泛滥的征兆,比如房地产过热什么意思,股市从一千多点到六千多点,普洱茶怎么能卖这么贵,哪个投资不疯长,这里每个商品都有个别原因,加到一起就是货币偏多。只不过2007年开始,这种累计的过量货币开始冲进消费者领域,加上马耳病,一加上就引起公众和决策者的关注。通货膨胀从根上解决,根本的问题是走向中等发展中国家,有一件事情,企业、公众、舆论、政府要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在货币问题上要有自我约束的技能。

    (本稿未经作者审阅,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

 

不能用“阴谋论”来看待国际热钱

周其仁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www.ChinaEconomist.org 参与了报道。以下为周其仁教授答记者问。

    人家来炒你,因为你里面有失衡给人家提供机会,这个事情,你可以闭起眼睛说阴谋,全世界都是阴谋,你把本事练强一点,就不怕阴谋,你没本事,他好意也是阴谋,因为你受不了。

    香港财经文摘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其仁教授。现在热钱在国际上由于越南金融危机爆发,热钱又引发了大家的注意,据相关数字显示,是中国从2008年1月份到5月份,平均每月涌入中国热钱的数量达到30亿左右,但是现在在中国,中国股市被套牢,中国楼市又现在在降价,涌入中国大批的热线现在到底钱漂在哪,不知道周其仁教授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周其仁:热钱是蛮细致的事,到底怎么定义,怎么计算,怎么估量,这是有困难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关心这个事,担心量很大的钱进来,到时候要跑,如果大量流出,又会变成发展中国家的灾难,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下学习各种经验教训,防止中国出此类问题,但是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到底热钱怎么定义,最高估计是17000亿美元,差不多是外汇储备的量,这个要专业分工,不同的机构要独立估计,来开放、辩论讨论,不能一下子变成大家就认为这就是事实了。

    热钱的困难是同一个行为,外国的钱进来,到底是短期炒一把就走还是一直就留下来,这在钱本身上看不出来,我的看法是像热钱这个问题,我们把重点不是完全不要放在那个方向,重点不要放在那个方向,不要防热钱,既不要让它进来,也不要让它出去。所有的活动都有其他派生的代价,因为你对要素的流动,钱流动不光是钱,有信息在流动,对资源配置有其他代价,我们不能看一个事情,因为经济或者好多事情的利弊是互相连在一起的,还有执行成本的问题。

    今天中国这么大的GDP,70%的进出口,无数涉外贸易公司,对所有的帐户进行严格的监管,本身监管层要考虑,更重要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把我们自己的宏观环境搞得比较对,因为所有人家来炒你,因为你里面有失衡给人家提供机会,这个事情,你可以闭起眼睛说阴谋,全世界都是阴谋,你把本事练强一点,就不怕阴谋,你没本事,他好意也是阴谋,因为你受不了 。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座很多学经济,学金融,还是要把本事,第一,知识层面不能欠缺,第二,制度层面慢慢建起来,社会的舆论,公众的心理慢慢适应,发展中起来没有一条平路可走,中间一定有波,有浪,这个东西与其说人家太坏,不如把自己的本事练强,把自己的体制和宏观环境搞得健康一点,这是我们可为的地方。坐下来想想他变好人是很难的,他没阴谋,他什么时候没阴谋,他没阴谋可能是更大的阴谋。 (本稿未经作者审阅,正式修订版请关注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将随时更新)

 

政府在货币问题上绝对不能放纵自己

周其仁

    投资者报:想问一下周其仁教授,2007年下半年,我国开始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会不会造成我国经济的减速,请您预计一下今年全年的GDP大概在什么样的区间。环球财经:补充一下这个记者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针对通货膨胀,我们下半年,您认为我们国家会出台哪些政策,对行业有哪些影响?

    周其仁:你真得认为我知道?

    环球财经:我真得不认为你知道,因为经济学家是开药方,所以给大家开药方。

    周其仁:我就不是开药方的经济学家,所以里面有一些误解,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去说,什么下半年政府会做什么。刚才没听维迎讲吗,约会时间都不一定,重要的事情怎么会那么早约出。

    第一位提问,去年以来开始从紧,刚才也讲到这个意思,我们从紧的路上走,看到CPI上来,CPI上来社会后果很严重,会增加社会的紧张。所谓从紧,GDP增长是12%,货币会发16%、18%、20%,所以你说现在到底是不是从紧的政策。就像任何人运动高速的时候,要变速度就会有很难受,因为这么大的经济从前几年超发货币的速度降下来,一定有一些难受,为什么说2008年比较难,两头都要顾,CPI上去也受不了,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也受不了,所以经济活动经常会所谓叫左右为难,要在这里找平衡点很困难。

    我只能讲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货币问题上绝对不能放纵自己,靠超发货币带来的高速增长,既不是健康的,也不能持久。要靠什么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货币要把得严,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其中包括各位谈到经济生活当中政府的服务、税收的负重,尤其是公共服务,公共财政,这里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如果办事办得更顺一点,批、审这些精力少花一点,刚才张维迎讲到,企业家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拿来跟政府打交道,搞关系,把这个通过改革减下来,中国经济速度可以不要再超发很多货币情况下,也有很高的增长,这是应该争取的目标,至于下半年到底回落怎么样,要观察,每个月很好地看CPI。

    那么多钱进来,到哪里去了,这是很好的问题,也很好看。上个月广义货币M2突然回到18%。钱是很灵敏的东西,往哪里走,小涉及到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公司的投资,大就会涉及到对国民经济整个走势的观察,像这样的问题,现在都是一个月一个月看,你的货币供应量情况下怎么样,有一个滞后,大概可以看,当然总的说来大概增长速度由于几方面的压力,会有所回调,这是趋势。但是能不能在10左右或者到10以内,这都要仔细看,我在做预测方面,从来就不大行,至于推断政府下半年出台什么政策,我希望你告诉我比较好。 (本稿未经作者审阅,正式修订版请关注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将随时更新)

 

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July 10, 2008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改革,这里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的国家政府,包括党。政策往哪里走,对底下做的事情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就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主持人:非常感谢樊纲教授关于中国30年当中经济的转型理论的提纲携领的分析。下面请周其仁先生就中国这30年始于农村,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思路做一点评。

    周其仁:我以为新书发布会是拿一本书就可以回去看,没想到还要开会讨论。要是主持人刚才继续让茅老师和樊纲讲下去,很快就会出一本书,说明3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会觉得有很多话要讲。我们当年下乡以后,回到学校上学,听说农村发生了变化,不是太相信,因为我们在农村已经呆了有十年,城市去农村的,比维迎还差一点,维迎就是农村出来的,他对农村的理解就是超过我,我在城市生活,又去农村看,有一个反差。十年干了很多无用的劳动,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不太相信我们呆过的农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概78年听说安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太相信,同时另外一面也有点比较激动,因为农村好像不会变化,在给定的条件下,就像自然现象一样,农村就是很穷很穷,当时听说有变化是有一点激动,就利用暑期到安徽做了调查,当然有一个条件也是得到当时杜润生,他是不大在乎年轻人,不大在乎级别,不大在乎你从哪里来,只要有好的观察,有好的看法,他就愿意听。这就是我们卷进去的过程。

    卷进去以后就发现像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当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卷进去做了很多调查以后,我有一个看法到今天还是坚持,就是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他解决的办法已经在这个社会里头。问题里分散的,自发的,想解决困难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国家政策的方向,这是不同的。

    你说30年前农民什么问题?农民穷,可是农产品非常地缺,30年前中国农产品的困难程度是离谱的,一张张票城市居民有几十种之多,过年一户人家有一两还是二两芝麻,一张票到固定的地方去买,农产品不够,农民很穷,这社会不是不需要农产品,可是没有供给,你供给就可以增加收入,这是并存的现象。
你说这样的难题能不能解决,在乡下呆过就知道,我在农村观察过就知道,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干活一塌糊涂,教育我们下乡的年轻怎么少用点力气,不被看出来。同样的农民回到自己的自由地,行为完全不一样,自由地大一点,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划到一户户去种,承包多户。发生过多次。查来查来包产到户是1956年就在浙江永嘉县就搞了,后来所谓农村改革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早就有了,所以你要晓得不管今天在北京讲中国有什么问题,首先感到这个问题的还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你说农民穷农民知不知道,农产品买不到,城里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只要知道都会做出反映,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差别,自发的反映得不到承认,是不被社会承认,这个差别好大。56年第一个永嘉组织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是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回去当农民,一直当1979年,我认识这个人,叫李云河,就是增产支持,等到风向一变,就把人打下去。所以中国农村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就在社会里,无论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现实又不断地冒出来。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改革,这里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的国家政府,包括党。政策往哪里走,对底下做的事情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就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这件事情30年前发生很大的变化,代价是非常大的。你说为什么30年前开始对这个事情承认,以前就是不承认,这里就是制度经济学讲到的,一个制度发生变化,一定是原来的体系维护成本非常高,越转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这些人要有足够的数量,最后一条重要,要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个体系转不下去,然后他就开始有变的东西,愿意承认,所以这点上,30年后始终认为邓小平的贡献蛮大,如果没有这个人,中国这么大国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大一点的“北朝鲜”,也许有点差,差不到哪儿去。我是到边防听北韩的一些情况,很容易懂的。吃不饱饭,大游行,人民往外跑,抓回去。就是这么一个体制,这条路一旦走进去,是很难出来。

    所以要有一个条件的人物对过去体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时愿意用他的政治权威,为适合生产力发展新的关系给它合法化的地位。当年所谓若干个一号文件倒过来看,一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这个包产到户被打压,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国家机器的,教育干部,说服他们这么走是对的,最困难就是这条路,因为过去那套东西会不但形成既得利益,还会性的一套意识形态,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运算方式,认为只有这么走,才是对,其他是不能想的,不能碰的,不能试的,这是30年前中国发生变革很重要的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者、研究者、调查者的工作,因为制度发生变化,除了原有的体制,成本要足够地高,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变化的体制的成本要足够地低,怎么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可以说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自己的社会里到底有什么,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当年包括我们在座很多在内,机缘巧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点工作,其实不是说决定什么政策方向,就是降低了社会信息成本,他知道好多事情可以做的,做了也不会危害你原来想象的东西。

    最早是安徽傻子瓜子,最早调查就是农研室组织调查,到底雇了多少工人,炒出来多少瓜子,交了多少税,再看他这里生产形态,是不是真得把你这个社会就颠覆掉,当年很离谱的,炒瓜子的事情最后报给邓小平了,没有他那句话,搞不成那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正规法律,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在,凡是遇到困难,总有人想办法突破困难,因为中国每个普通人,每个家庭天然就有改善生活的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就会推动他行动,这是不要去引进,但是自发的做法怎么能持久,怎么能被承认,这个是需要社会很多不同层面共同做工作。

    我想30年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是把这个层面打通了,底层的实践,高层的做决策,中间的做研究,做反映情况,这个层面打通了,中国的颜面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今天同样面临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如果没有对30年前了解,你会觉得今天的问题也会大得不得了,一会大家也会讨论,有些问题会觉得难得不得了。你看普遍的腐败,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怎么解决,但是我相信跟30年前一样,自发地努力,国家的权威政策运用得方向,还有把底层上层打通,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我们分散的利益合成一个改善这个国家的伟大的力量。

    (本稿未经作者审阅,正式修订版请关注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将随时更新)
 

 

加速私有化,老百姓的收入才会更多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www.ChinaEconomist.org 参与了报道。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的演讲。

    当一个国家的四分之三的产权掌握在国家的手里而不是在民间手里,我们平时说到的消费预算的约束条件里,在中国的民间消费预算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产性财富增值的内容。

    主持人:接下来请陈志武先生,可能你有准备好了关于这本书本身的阐明,但是我特别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大师能就中国改革的思路,就中国的思想解放阐述各自的观点。

    陈志武:既然说到思想解放,今天就把大家解放一下,就讲思想解放的问题。当然思想解放的问题是目前很热闹的话题,另外一些热门的话题就是通货膨胀,今天的主题之一,还有一个是当油价上涨,所有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另外跟这个热门相关的一本书,大家把油价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看成是西方国家的阴谋,这是热门话题。

    今天我想讲一个很冷门的话题,也是按照刚才樊纲先生讲的是一个老的话题就是私有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土地是不是要私有化,为什么到今天除了体制改革是一个瓶颈,进一步的私有化也是同样重要的瓶颈口的问题,之所以是冷门的话题,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谈了那么多年私有化,国有企业怎么样,为什么要民营化、私有化,到今天,经济增长已经非常快,为什么还要说私有化,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或者大家关心的热门转型的话题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型,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重化工业转移到产业结构上更多偏重于轻化工业或者服务业。

    张教授也讲到以前在政府里的权力和地位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在过去30年,正在转变成为根据私人财产所延伸出来的权力,在我看来很多转型最后的关键就跟现在的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不是能够平分地中国老百姓个人的身上。这是一个老话题,所以我就少说一点。

    让我看,为什么我会觉得到目前尽管这是很冷的话题,但实际上对下一步的改革可能非常关键。第一,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是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以前说国有企业,企业之所以改革,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在资本的使用效率上,资源的使用效率很低,人们带来的投资回报,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都是对的。

    到了今天随着中国的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工业生产产能已经非常过剩的前提之下,在进一步把这么多把75%、78%的中国社会的资源,资产性财富继续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24%左右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手里。最近我们看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据说今年在30%到50%左右的速度,去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长这么快,一个是收入,再一个配置越来越往债主的手里转移,另一方面在资产性财富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里,四分之一掌握在民间手里,这个很容易带来经济学上讲的消费预算模型,消费预算模型里通常说在私有制的经济下,可以花费钱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增长渠道,还有一个是资产升值的渠道,当一个国家的四分之三的产权掌握在国家的手里而不是在民间手里,我们平时说到的消费预算的约束条件里,在中国的民间消费预算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产性财富增值的内容。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些年,目前收入增加很多,同时资产性财富或者土地国有资产都升值很多,但是这些升值和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里,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手里,这种收入和财富增长,那么高比重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下,这些收入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决策者,四分之三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当国家主要的生产性资源和收入掌握在债主手里,由此所产生的需求结构,这个需求结构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农业之间的配置关系,在需求结构上会非常偏重工业性,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债主来花的时候,一点不奇怪,花的对象主要从事更新的投资,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方面,这些投资对过去30年的贡献很大,因为今天主要高速公路,主要交通运输网络,在过去30年的必要性是很高的,但是到今天工业产能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的时候,进一步由国家来掌握主要消费决策和投资权利以后,只会进一步把中国的资源往工业上作为重点,而不是根本性的消费。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资源,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那个资源主要由政府控制,收入由政府来控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经济对工业化投资的需求会更高,消费需求相对更低,比如说苏联,对过去中国几十年的经济都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更多是偏重重化工业,会忽视掉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相比之下,这些财产掌握在老百姓手里,收入老百姓支付,最后老百姓花钱的时候,更多是与自己的生活有关,对轻工业和服务业带来的需求更多。今天因为国有制的结构,安排之下,中国只能依靠出口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内需,因为国有制和国家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使得民间的需求不可能掌握太快,对中国13亿人民每个人分同样的财产权以这种方式可以把财富增值还回到中国老百姓消费预算的公式里,这样让我们每天花的钱除了工资的收入可以更多增加财富增值的内容,由此带来的内需的增长,根本上让中国经济接下来几年更好对付目前全球经济出现的衰退的苗头,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带来挑战的时候,产生的内需增长会根本上帮助或者加快中国的经济在出口和内需之间根本性的转型。

    第二产业结构上,也因为私有化的改革,可以带来很大的变化,以前总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资源依赖性,这样以来,只要中国的经济一增长,对全球的油价和其他方方面面的资源价格都会带来很大的上涨压力,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通过私有化能够发生根本的转型,从现在重化工业转型到更轻的工业,也会对资源消耗程度和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荷都会有所减轻。

    另外一方面,当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拥有财产的时候,过去在推物权法,对私人财产保护,为什么应该要得到应该有的保护,在社会上得到的支持不是太高,通过私有化,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些基本的财产,这样可以在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老百姓中间,大家都有更多的财产。这个基数可以一夜之间可以扩大很多。

    以前任何人讲到俄罗斯的或者东欧的改革做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看俄罗斯不是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方面当然是大的话题,我要强调的一点,当年俄罗斯又没有股票交易的经验,又没有股市交易的监管架构,另一方面更没有开放式基金内部的经验,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有了18年的股票交易跟监管方面的经验,当然控制非常不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相对于当年的东欧国家来说。我85年国防科大毕业留校,工作了不到一年,那一年,每个月工资要拿出来一部分买国库券,在8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要做私有化、票据或者股份的形式,给大家分,很多中国人可能拿过来以后,马上就把这些有价证券随便扔了,换酒喝,但是今天,一方面中国股市泡沫这么高,把出租司机和任何人都卷到股市,另一方面的好处是今天给大家发国有化基金股份的时候,不但不像当年俄罗斯和东欧,也不像当年80年代的中国,大家把有价证券不会当成废纸,更何况到今天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一个多亿基金帐户,操作一个多亿的基金帐户和操作13个亿人口为基础的私有化基金的票据的层面,本质从操纵层面难度差别不是太大。大家都把俄罗斯和东欧的私有化失败或者是不成功归结到人均一份的状态,我个人觉得那只是当时做法的工具,一个手段,但是它本质的问题更多是在其他方面。大家不要把公式转到很多,那只是一个工具。

    说到货币战争这本书,去年暑假的时候,在国内没有意识到货币战争这个书对中国的毒害这么深,有那么多人会非常认同这个书,一月份来到国内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超市门口有很多货币战争这个书,最近在上海讲课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到这个书,我想毒害怎么这么深。整个货币战争的视角跟原来西方跨国公司,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从上而下的,就像任何一个社会有没有穷人,有没有富人,从上往下看,都有,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几个划分,不去做建设性的了解。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历史上的货币发行权并不集中在政府手中

陈志武

July 10, 2008

    在历史上,不仅在中国,在其他的国家,大家去看一下,比如说纸币是在宋朝中国已经发明了,在一千年以前,中国本土可能到最近几十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货币,更没有把货币发行权集中在政府手中。

    主持人:非常感谢周教授,言简意赅总结了中国这些年从物价上涨到汇率政策本身的演变,它的扭曲过程的来龙去脉。接下来进入本次活动最后一个环节,嘉宾和在座互动。

    提问:我想问一下陈志武教授,听您说来说去,有两字没说,但是我听出来就是分红或者叫分股,就是国家直接发给四分之三的国家已经拥有四分之三的钱,如果想从投资性消费拉动社会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设13亿,每人花一万块钱就搞定了。我非常高兴会有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全国人民无条件彻底享受了一次改革开放30 年的红利,分红叫分股更好了。我的问题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政府体制和党的权力的来源决定了它怎么能够自动把政府自己兜里的钱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把钱送给你们,这件事怎么改革。美国确实这么做,美国不久前还每家发了1500元的增税票,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算一算,我们有多少亿的余额,全发给老百姓的人,活着的人一登记一下,全发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把自己国家多的钱从与民争利的立场变成给民分利,还钱于民。

    陈志武:谢谢。我讲的意思包括你说的,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直接分红,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给老百姓,然后把多余的财政盈余分给老百姓,通过退税的形式。今年两会之前,期间上海一个人民代表就提出这个想法,除了这个以外,资产增值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除了财产吸收,除了红利这部分以外,特别是在资产整体增值的时候,更重要是资产增值本身也应该掌握在老百姓家家里手里,至于如何实行这块,最后如果有全国人大体系,全国政协体系,慢慢有更多的人去对,又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他们对政府的方方面面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利,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就像我跟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交流,有的人从市长、省长等等被划到人大体系,他们去了以后跟我说,原来没想到人大还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利,有一些朋友就得出一个结论,原来这个体制,宪政改革不需要做更多的事,就把已经在书里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那些东西真正运作起来就可以,宪政改革就走了一万里路已经走了六七千公里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许就从书上到实际这么简单的一步了。谢谢!

    我顺便补充一下刚才周教授讲到的关于货币的问题,我一直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历史上,不仅在中国,在其他的国家,大家去看一下,比如说纸币是在宋朝中国已经发明了,在一千年以前,中国本土可能到最近几十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货币,更没有把货币发行权集中在政府,集中在皇帝或者国家的手里,在美国也是在非常近代才开始出现土地的货币,欧洲国家也是这样,要我看来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该是在现在宪政民主制度能够对政府权利的行使具备真正可靠可操作的体系建立之前,每个社会都自发演变出一些应对的机制,就是货币的发行权,基本上不能由皇帝和国王垄断,因为他垄断以后,最后会带来更多的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货币制度的发展,从民间慢慢归结到政府权利手里,跟宪政制度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特别是近代的发展是连着非常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通货膨胀通货,中国人对这个词翻译很好,而且通货的问题原来恰恰因为货币发行权一直掌握在民间,因为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山东各个县都有自己的纸币,还有银钱和铜钱比较,各个县都不一样。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调整石油、电力价格 是为理顺价格开了个开头

樊纲

2008年7月9日,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www.ChinaEconomist.org 参与了报道。以下为樊纲先生的演讲。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原因,马上要进行下一个观点。今天的会议不仅是谈中国改革30年,还有2008经济热点问题的权威点评,有四个话题:通货膨胀、资本市场、政府改制、企业生存。接下来请专家谈一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最关键的措施是什么?有人说大部分商品涨价了,大部分人的工资没有涨,这是否会带来政治家所关心的社会的稳定问题,有请樊纲教授。

    樊纲:我一开始不知道今天的会本来说的发布会,变成大的研讨会了,不仅研讨改革问题、学术问题还要研讨现实问题,觉得很恐怖。这几个问题我讲一个观点。大家可以注意到最近调整了原油价格,调整了电力价格,电力价格已经多年没有调了,这次开始调。这反映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改了那么多,但是要素价格很多还没有改,从制度还没有改。80年代搞了产品价格,92年取消了粮票,很多产品价格开始开放了,很多要素的价格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方式。

    这次暴露出来的能源、电力的价格。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要素价格,比如劳动工资、利率等等,现在有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国有资产在定价机制中有很多扭曲的东西,这些扭曲,这些价格,茅老师最早研究价格对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价格的问题不解决,价格机制不旅顺,这些扭曲永远会存在,而且会导致短缺,会导致通货膨胀,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在一定原因上也是因为我们过去人为地压低了这些资源价格,使得我们对那些东西的需求特别大,我们自己消费那些东西的约束就特别小,然后就导致了供求关系一定的失衡。

    越压制,这个矛盾越突出,加上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前段时间已经出现油荒,北京市高速公路上,那些加油都排不上队,很多电厂都不愿意发电,越发电越亏,很多南方用电高峰没有到,已经开始出现电荒,因为价格管制导致的问题,又在重现出现。所以我说我们下一步包括要整治这些问题,包括整治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是旅顺价格,在旅顺价格初期,也许有某些价格涨得特别多一点,这可能加大了压力,但是从长远看,这是缓解通货膨胀,解决供求失衡,使我们整个金融的情况在发展当中越来越好的措施。

    我个人希望这次应该是开了一个开头,应该是好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要到奥运会以后要怎么样,我个人感觉疏了一口气的感觉,终于开始做这个事情,既然做了,就要做下去,不仅理顺价格,而且改革各种价格制度,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能推进一步。所以还是讲改革的问题,也是现实的热点问题,希望大家在现实的热点问题当中看到改革的问题,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未来福利的增长,未来效率的改进,未来经济的平稳均衡的长远好处。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别人越来越富,我们也容易变富

茅于轼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www.ChinaEconomist.org 参与了报道。以下为茅于轼先生答记者问。

    别人变富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处?我希望大家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一个题目,正面的,反面的,好好想想,把它想通了,对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身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香港财经文摘记者: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茅于轼教授,别人如果有钱了,对我有好处,可以沾光。但是6月份布什公开指责现在的粮价上涨是由于印度需求大量增加,所以才引起国际性粮价上涨,而前一段时间金融师表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像中印这种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像美国那种发达国家,他的居民不能像美国居民那样过那种生活,走他们的路,这样会造成地球能源供应不足,使地球不堪重负。像布什、赖斯这种观点,会不会跟您所提的兼容性有冲突呢?不知道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茅于轼:我先回答您的问题。首先我同意周其仁的意见,如果货币控制住的话,物价水平不会变,粮食涨价,是不是消费粮食的人吃亏,生产粮食的人占便宜呢?从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从长期看,价格反映稀缺性,如果一个商品稀缺了,他必须得涨价,他不涨价就糟了,他涨价让大家谨慎地使用,节约它,用别的不稀缺的东西来代替它 。

    这个问题是有特别大的重要性,别人赚钱对我是好是坏,如果别人钱多,对我是坏事,或者说我所以穷就是你富了,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贫富总是有的,不管是哪个社会就有,我所以穷,是因为你剥削我,把我剥削穷了,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我的穷是希望能够变成富,因为别人越来越富,我也可能变得富了。这是截然两种不同的看法,这对人类历史的发展,由于这个看法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今天的时间太短了,这个问题只能这样讲,我希望大家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说一个题目,正面的,反面的,好好想想,把它想通了,对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身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再说一句,一个人赚钱靠别人,另一个人赚钱说我在孤岛上能赚到钱,没有这个事,他赚钱靠别人,而这个别人也赚钱,你不可能做一个买卖,你赚钱把别人亏了,没有一个傻子,我是一个赚钱的人,你也是一个赚钱的人,你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跟你是一样的人,你能赚,我也能赚,正因为你赚钱我才能赚钱。对我们制度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100多年的经验说明 学习西方利大于弊

原北京天则所所长 茅于轼

July 10, 2008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是很顺利的过程,很复杂的过程,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认为我们改革所有的毛病都是向西方学来的,当然这个话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向西方学习所得和所失来比较,我认为所得大大超过所失。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天则经济研究学理事长茅于轼先生上台演讲、樊纲先生、周其仁先生和陈志武先生分别在嘉宾席就坐,就改革30年发表他们的见解。今天的四个话题已经说过了,首先就这本书从各自的角度做一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有请茅先生。

    茅于轼:各位来宾,谢谢大家光临,我下面还是谈谈30年改革的回顾。30年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半辈子,很长的时间。我看这段时间要看得全面一点,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眼光来回顾它,也就是说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这30年。我们也可以从解放开始,那就是60年或者从民国开始那就是一百年,我觉得更恰当的坐标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因为那个转折点是标志着中国认识到自己落后,开始要向外国学习,追求现代化,1840年到现在160多年,我有幸亲眼看到后面的一半,这160年是非常曲折的过程,首先我们承不承认中国是落后的,请问中国落后是有很大的转折,因为从来不以为中国是天下第一的,后面我们发现打不过英国人,发现外国人有很精良的技术,承认自己落后很痛苦,很勉强,经过反复的斗争,大家看历史知道,清朝的大官不认为中国不行,要承认自己不行,向外国学习,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承认向外国学习。

    第二个问题下来,学哪个国家?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的主要学习榜样是日本,因为日本接受现代化的思想比较早,而且他们离中国很近,现在大家到美国去十几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到美国去,坐船要坐两个月,到日本去两天就到了,不管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我们的目标是对着日本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靠着日本的帮助,孙中山一碰个事就逃到日本去,黄兴这些人都在日本活动。我们学它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名词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清末明初的时候主要学日本。后来胡适提倡向欧美学习,可是这段时间并不长,等我们解放之后,就学了苏联,政治上学苏联一党专制,经济上学苏联计划经济,这个榜样学错了,所以苏联自己也垮台了。垮台之后,苏联自己改革了,混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中国经过了文革之后,开始要寻找一条路,华国锋上台之后,中国派了很多人到外国去学,头一个学罗马尼亚,第二个学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是最失败的典型,那个时候当成我们的榜样。

    我们不想去学习西方,因为西方是帝国主义要走向死亡的,我们是它的掘墓人,怎么会向它学习呢?就拿社会主义阵营里搞得好一点的,比如说东德、捷克,我们觉得它太西方化,要学东方化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到真正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地大家认为需要向西方学习。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是很顺利的过程,很复杂的过程,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认为我们改革所有的毛病都是向西方学来的,当然这个话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向西方学习所得和所失来比较,我认为所得大大超过所失。拿我们的技术毫无疑问绝对是学西方的。在制度上我们有多少学习方的呢?可以说成功的方面都是从西方学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学西方的,秦始皇、西太后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是进口的,环境保护是进口的,不是我们国家搞出来的。股票市场、证监会、银行,这都是进口的,我们得到很大的方便,节省了很多时间,节省了学习的成本。我们一步跨上去了,这叫后发优势。当然我们说学习方有很多毛病,西方克服了这个毛病,我们没有克服,我们犯得比它更多,所以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在主流的思想方面,要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

    过去一百多年,国际形势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冷战以后,它的变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小了,在民国的时候,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最大的任务是救亡,就是不要做亡国奴,救亡的任务超过一切,民族、建设都不在话下,最要紧的是救亡。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我感觉整个国际环境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是更多的国家由老百姓来作主了,而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是没有仇恨的,中国人跟美国人跟日本人,老百姓没有仇恨,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制造出来的,不是老百姓心里有什么问题,是有些人在里面挑拨起来,也有些人从中得到好处,他要扩张军队,他要获取权力,他制造一些矛盾,实际上国家的安全,问题跟50年前、100年前,现在不是大问题,这个环境变化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环境变化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多重要。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讲了十分钟了,谢谢大家! (稿件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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