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内容侧重于思想，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分歧相当大，为什么大？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已经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主心骨的人思想能不混乱吗？但是，尽管众说纷纭，总有思路清醒而明白的人，仲大军
、盛洪、陈明等先生对“普世价值”现象的分析可谓深刻，一针见血。仲大军和盛洪先生这样的民间学者都是最主张民主、平等、自由的人，都是最强调人权、正义的人，但他
们为什么对普世价值说不？看看他的文章自然就明白什么是深刻什么是浅薄了。] 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遭人烦感的原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6日 目录 仲大军：《“普世价值”遭人烦感的原因》 徐景安：《当今中国的三大流派：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 盛洪：《一些西方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其实不是普适的》 陈明：《抗震救灾 谁的荣誉？----我看“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之争》 吴稼祥：《围绕普世价值爆发的中国“南北战争”》 田忠国：《没有阶级、国别的普世价值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普世价值”之我见》 向东：《多党代议制民主可能导致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国要避免走菲律宾和印度的道路》 亦忱：《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浅议中国劣质文化的制度性根源》 朱一心：《贵州瓮安打砸烧事件的经过》 翟玉忠：《秦晖！住嘴！》 秦晖：《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 吕鹏：《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 《中墨对比：国内金融和传媒界的“国际化精英”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易富贤：《周老虎倒下了，“1.8的生育率”还能挺多久？》 张文木：《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乔续：《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看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2008年健在的开国将领名单》 -------------------------------------------------------------------------------------------------------------------------------- “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烦感的原因 ----在“中国新文化论坛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7月5日 在当前的中国，有一些人大谈普世价值，大打普世价值的牌，这种做法说穿了就是用这些价值来压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压中国社会照搬西方。让中国学习西方国家普遍遵守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原则，让中国吸收和借鉴外国好的东西，这未尝不可，但把这些名词搞绝对化和神圣化了，就有讨 厌之嫌。 在文革期间，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现在看这个真理还皆准吗？现在又有人跳出来，又要搞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请问：这种思维方式与当年的机械教条有什么两样？如果再过一百年回过头来看，今天这套所谓的普世价值又会是什么？ 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普世价值，好象一提普世价值，就有了尚方宝剑，就有了压倒一切的最高权威。这种做法无疑是中国传统的专制遗风。表面上是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实质上又在行思想专制之实。 这种动不动就把某种东西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做法，动不动就爱把自己的喜好硬要强加到别人身的做法，是典型的专制文化和封建迷信的遗产。说马克思主义好，就奉为经典，不得有半点疑义；说西方民主好，又奉为经典，也不许有一点质疑。这些做法都是历史上封建文化的产物，都是不利于中国顺利进入现代代的思维障碍。 看看当前在社会思想文化圈跳得特高的一些人物，身上都有这种特性。他们表面是在学习和崇拜西方先进文化，实质上其骨子眼里仍然摆脱不了封建专制文化熏陶的特性。说到底，这种特性就是贱！是中国封建奴才文化的遗传。 中国人如果永远这样贱，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好那好中国人都要有主心骨，自负不好，但如果没了自尊、自重，丧失了自我，这个国家也是危险的。 “普世价值”容易损伤民族尊严 特别是这些打普世价值牌的人，犯了中国民族自尊心的大忌。把什么好的东西都说成是外国的了，中国什么都不是，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人是难以接受的。中国历史有很多好的东西，那些一味崇外的人 很少认真研究过。如果连一点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都没有，只靠照搬外国，再好的价值可能也没用。如果不摆脱洋奴的心理，再好的价值你也运用不起来。 老徐（徐景安）让我们表态，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说没有，只有相对的价值、阶段性的价值和地域性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各国的、各时代的价值都是不同的，所以价值是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世界历史上有三大宗教，这就是不同的价值体系，各价值体系都是具体的，你硬要从中找出共性也没什么意思。并且，这几大体系历来就是你争我斗，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打了多少年仗？ 即使今天进入全球化的历史时期，一些共同的规则也要逐步建立，只有全球都认同的那一天，你才能说暂时达到了一致，但这种一致永远都是不断变化着的。 各国人民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段寻找达成共识的准则，这些共同的准则是有时间性的，很难用“普世”这一词语来描述。普世这一词语既有地理概念也有时间概念，世既可理解为世界，也可理解为一段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既适用于所有地区又适用于所有时间的价值恐怕很难找到。因此，普世价值一词除了带有理想色彩，就是带有欺骗价值。 所以，现在盲目地动不动就把“普世”两字挂在嘴上的人，除了赶时髦，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到了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价值也是相对的，也不能就绝对说成是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从经济领域看，目前这种损失已经形成了。这都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的恶果。 世界上有普世的经济学吗？有普世的政治学吗？只不过是那些强国硬要打着这个旗号把自己的价值往别人头上套而已。菲律宾和印度这些国家不就是被“普世”的结果吗？中国也被普世一下会成什么样？难道肯定就比不“普世”强？ 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已经明白过来，但是，一些不搞经济工作、不懂经济的文化人，往往是头脑浅薄，看不清思想文化博弈背后巨大的利益争夺，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外部利益的廉价工具，这些人不到吃亏上当的那一天，是不会醒悟的。 人类的一些共同特性不能叫做普世价值 作为人类，的确有着共同的人性，譬如人类都会谈恋爱，都会性交，你能否把这种特性和喜好叫做普世价值？不能！称为价值的东西必须是社会层面的东西。如果仅仅根据人类有共性，就硬要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都存在着普世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 特别是不能把普世价值当作为本国牟利的工具在全球推销。中国今天要认清某些国家推销普世价值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巨大的利益争夺。如果不看到这一层，就会陷入浅薄。 美国不是硬要把它的普世价值搬到伊拉克、搬到阿富汗吗？这种强行实施的结果是什么？上百万人的死亡，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要适当尊重各个 国家各个地区的传统和习惯，要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学习。如果不尊重，那就是霸道，强权，就要遭人烦感和反抗。 中国必须要有中国的价值 目前在中国打普世价值牌的人，他们根本的、让人讨嫌的原因是不打中国牌。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打中国牌，那就容易被人骂作汉奸了。马立诚先生不是被人骂了一通吗？吴稼祥先生是不是也想被骂？我是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中国即使再改，再洗心革面，照样还是中国，还是中国的价值，中国的创造。 我没读过西方民主的书，我也照样热爱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我是靠自己的本能在争取中国的公平、平等、民主、自由和正义的。为什么把自己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往西方的筐里装？都要归到人家的功劳 簿里？这可能是我和普世价值派们的根本分歧。 最后一句话，没有个性、没有创造的民族永远是没出息的。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3 07:38:1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徐景安 这是第七次中国文化重建论坛的开场白。希望你们的发言能引向深入，对目前三大流派发表看法。徐景安 当今中国的三大流派：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8年7月5日下午 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我认为刘利华副教授写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是一篇很价值的文章，她提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以及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为构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也是一个标准。我国思想界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主张及激烈争论。各派都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100年以后再看。利华的这篇文章等于给各派出了两道考试题，你的文化主张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考察是否言之有理？能否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问题？当然，不能期望解决思想分歧，但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 哲学是应该回答现实的。利华的文章提出：能否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还说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而汶川大地震恰恰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以司马南为代表对普世价值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你这里当神圣，他那里当毒品，对立之烈！而范跑跑的行为与言论更引起争议，一边骂无耻，一边夸坦诚，分歧之深！中国的精神分裂、文化分裂、道德分裂可见一斑。 对于这种现象，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好啊，文化多元嘛，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一个社会连什么是善恶都没有基本的起码的共识，是好事吗？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分，正是当今中国的时髦。连这样的共识都没有，中国还怎么改、往哪儿改？所以，我认为明辩善恶、寻求共识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雨墨发来一篇文章批驳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称“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确实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用着中国人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国又用所赚的钱购买美国国债，支撑着美国人的消费，还倒过来辱骂中国人，这种人才不是东西。但大陆中国人的迷失却是事实，没有主流价值观，不知对错，香臭不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再多GDP，中国人再多人民币，也被世界瞧不起。正如利华说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这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
总之，讨论哲学是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陷入纯哲学的概念之争，而是要结合实际。
儒家邮报第70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6月29日邮发，主编：陈明，执行主编：天山明月，投稿及订阅：rujiayoubao@126.com， 一些西方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其实不是普适的（节选） ----在中评网“民族主义：什么定义？谁的定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盛洪 2008年5月21日 两种民族主义定义 现在经常使用的“民族主义”这个词，其实有两个定义，我们经常会把它们混同了。一个定义，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用经济学来严格描述。即认为本民族的效用高于别的民族的效用。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打架，你根本不问是非，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就说中国人对，这就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民族是什么？民族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定义干吗呢？民族主义就是追求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叫民族产品最大化。为了这个目的，既可以采取公正的手段，也可以采取各种不公正的手段，可以用垄断的方法，欺诈的方法，战争的方法，掠夺的方法。只要为本民族利益去做，就是好事。这是比较严格的“民族主义”定义。 还有一个“民族主义”定义，我要特别指出来，经常会混淆视听的，这是一些西方人经常用的一个“民族主义”概念，即凡是批评西方的文化，信仰，制度，政策和行动的主张，甚至包括反抗一些西方国家的扩张、侵略、掠夺和挑衅的主张和行动，就叫作“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没有学理根基的、作为反非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的概念。比如说这次奥运圣火传递事件，不少西方主流媒体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以及海外华人对西方某些人挑衅的反应。 在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说只要是批评西方的或者是反对西方的主张，就是民族主义。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定义是有非常大的迷惑性的。在这里，民族主义是负面的和褊狭的。与民族主义相对的是什么？它是在暗示，你既然反对西方的主张或行动，你既然是褊狭的民族主义，西方的主义一定是与之相对的具有正面意义的主义。有两种相对于民族主义的主义可以去想象。第一是世界主义，就是说西方做的事情是世界主义的，你反对它，所以你就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是个人主义，西方做的事是强调个人人权的，你反对它，你就是民族主义。我觉得这两点都在暗示，但是这种暗示都是不对的，都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发明的，也是西方世界的传统，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直到现在一直在奉行民族主义。只有在美国，在个别时期出现过理想主义，但也从来没有实施过。但是西方世界给人以假象，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动遍及世界，好像就该被认为是世界主义的。另外一点，西方的一些价值，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被认为是普适的，所以也被误以为西方世界是世界主义的。这其实是最大的慌言。为什么呢？因为是否世界主义，并不在于行动遍及世界。如果心怀天下，关心他族如同己族，即使足不出户也是天下主义者；如果足迹遍天下，却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只能是民族主义者。 而且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坏的民族主义。李慎之老先生生前在90年代初就写文章讨论过，把这种民族主义叫做“扩张的、侵略的民族主义”。比如说像干扰奥运圣火传递这件事情，已有媒体披露，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一些机构直接参与了策划和操作，这背后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并非为了世界的利益。这种行为可以被叫作“挑衅的民族主义”。一些西方传媒用民族主义这个词不仅在指责别人，而且在抬高自己。好像这么一指责别人，自己就成了世界主义者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围绕着西藏和奥运圣火传递，一些西方人的主张和行动是不是个人主义的呢？是不是真正关心人权？大家也知道，不少西方媒体对于西藏实际情况过于扭曲的报道，不去关心事件中的受害者的人权，并且用假照片欺骗世人，肯定已经和真正关心的人权相距甚远，所以他们也不是个人主义的。 更进一步，一些西方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其实不是普适的。比如“民主”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共同投票，决定一个决策。这个决策有可能代表一个政治共同体去损害或者是去侵夺另外一个政治共同体。“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是很自然成立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面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发现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他没有说的是，其实西方国家的民主从来就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就是这个逻辑，美国国会通过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法案，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侵害另外一个政治共同体。所以所谓民主和民族主义并不冲突，但就不普适了。“自由”也一样，自由是自由竞争，但规则可以另说，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用优势暴力去战胜别国，掠夺别国，也是一种自由。这种国际规则直到现在都被西方主流暗自承认。所以这些与民族主义相通的民主与自由并不是普适的。真正的有普适意义的“自由”应是和平竞争的自由，真正的有普适意义的“民主”应被限制在不侵犯他国的范围内，和在世界上实行的民主。 所以要注意这种作为反非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的“民族主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弄清楚这种“民族主义”与真正的“民族主义”定义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民族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含义。我曾说过，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结果。在文化上缺乏自信和批判力，盲目追随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而不自知。而非西方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主流的一个批评，就是它的民族主义，即扩张的和侵略的民族主义。 还是要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第三点，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假定你过去有个天下主义传统，你现在还能不能坚持的问题。这些年我思考过，也写了一些文章。我还是想给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跟张宇燕和蒋庆都讨论过，这是一个叫做文明悖论的问题。如果你是天下主义，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如果别人是民族主义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人家抱团，你一盘散沙，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必要抱团，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完蛋。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恰当的选择就是要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别人打到你门口了，打进你的国土了，你还讲天下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这时候的民族主义是对抗扩张的侵略的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李慎之老先生也给起了名字，叫做“反抗的和解放的民族主义”。 我们经常做一个比喻，叫秀才遇见兵，你怎么办？你要先变成兵，这是微妙之处，你要变成兵，但是你又不可能完全忘记秀才的理想。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也变成兵，这个世界都是兵，那么世界就没有好了。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逻辑。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失败的体系，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现在可以承认，我们是要进行民族主义的教育，因为时机不到。但是如果中国某一天真超过美国了，你还像美国这样做，你就是大失败。你不觉得美国是个失败吗？美国的军费，比后面10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是她还觉得不够安全，你说她失败不失败？不仅如此，改进武器的竞赛没有停止，大家在制造核武器，还要制造太空武器，基因武器。这个游戏在继续玩，你以为到原子弹就停止了？不是的。几克基因武器可以杀死几亿人，将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要人类的智慧用在这种邪恶的目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世界已经很危险了，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因为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如此的脆弱，对安全有这样大的担心，这是最大的失败。你说美国人更有安全感？还是中国人更有安全感？我认为是中国人更有安全感。中国为什么不搞导弹防御体系呢？ 我认为全世界的反美情绪是非常广泛的，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美国人并不安全。美国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有利益集团。在美国，利益集团游说国会是合法的。它们有自己的眼前利益。美国为什么要故意制造仇恨呢？这还是刚才说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冲突问题吗？石油利益集团为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去抢了，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利益，没有利益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冲突的。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失败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到现在都没有完结。它没有让人看到一个永久和平的前景。不仅没有和平前景，却有人类毁灭的前景。按照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去玩，肯定是这样的逻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强敌入侵，受到侵略，受到损害，受到剥夺的时候，肯定是要民族主义的。这点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民族主义有一个度，有一个边界。做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我们在反抗和解放的时候，我们肯定全都对。但是一旦我们已经捍卫了我们主权，这个时候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是对外侵略了。这个时候就错了。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边界。 有人说我们太理想主义，我们其实都很现实，对中国近代史中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政治作用，都是高度肯定的。但是我们只是想说，当秀才变成兵以后，如果你的心也变成兵了，那就是很可悲的，你必须有一个秀才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天下主义的理想。中国走向民族主义是不得已的，是为了反抗，并不是真心想这样做。是因为有人侵略我们，拿着核武器威吓我们，我们才用核武器对抗他，这是对的。但是我不认为核武器这件事是道德高尚的，而我们的理想不是要核武器，我们的理想是要消灭核武器。所以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要丢掉了天下主义的理想是非常危险的。而在世界各个文明中，中华文明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和传统，她可能挖掘出来为世界的前途着想。如果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游戏规则是对的，我们无非就是从小国变成大国，当上大国玩大国，再玩帝国游戏，再把美国比下去，那是没有意思的，也很危险。 我们现在承认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和我们的大众，民族主义要有一个边界，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应该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文化主流，要引导中国走向天下主义。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主张。 世界主义与天下主义 我最后做一个比较，就是康德的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有什么区别？康德的世界主义，他的世界永久和平论那套东西，他的世界主义是以西方这样一套权利体系、法律框架的逻辑思路推导出来的。他的基本逻辑，用一句话说，就是打出一个和平来。就是说，通过打，互相冲突的国家之间形成了权利结构的平衡。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是错的。一个大错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其实是不能形成一个民族国家间的均衡的权利体系，为什么？因为民族国家的规模差异跟一个社会中的个人规模差异是不一样的，个人差异不会太大，但是国家间可以差数百倍。而所谓的权利均衡，在人和人的能力、规模差不多的情况下，谁都打不过谁了，可以形成一个权利结构。但在国家间则不同。实际上康德以后两百年，就没有见到打出了一个均衡的权利结构来。当然使用武力这种手段本身就有很大的道德问题。 而天下主义就不太一样了。为什么中国能产生天下主义？是因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基础。中国把家庭的一些基本概念一般化了，如孝。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在家庭中人和人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一个人的效用增加会使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效用也增加，一个人为另一人做了好事自己也会高兴，家庭成员的效用可以互相增进，这样的人的关系和互相独立的人的关系之间有一个区别，就是更容易形成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如果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天下，就能形成天下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个逻辑，是天下主义有比较现实的世界和平方案。互相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就跟丛林是一样的，不是战国，就是帝国，就不能形成最后稳定的均衡。但是如果以一个强大的，有道德自觉的，仁慈的社会体为中心，然后来团结周围的社会体，就有可能成就现实的永久和平的世界。所以朝贡体系除了有它负面的东西，我们还要理解朝贡体系所内含的合理的一面，它所形成国家间的和平局面，要比现在民族国家体系强得多，要好得多。 （本文为2008年5月21日“民族主义：什么定义，谁的定义？”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速记整理，经作者本人校订。）
抗震救灾 谁的荣誉？ ----我看“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之争 首都师范大学 陈明 跟灾害本身一样，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面对苦难表现出的精神、情操、心态和能力，作为国人的共同经验和记忆业已成为中华民族建构的重要精神资源，其意义必将在未来的历史中得到显示和证明。因此，怎么去描述理解它，不仅是一个关于事实的解释问题，同时也具有使自己理论的正当性大幅提升的意义；而它的后面则更多少包含有对未来发展模式和方向之话语权争夺的意味。 一种声音认为，“全亏了‘改革开放’的‘国际接轨’接来了‘普世价值’，中国人才知道了‘尊重生命’，才有了举国一致的抗震救灾”。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和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价值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起作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民族情意结”的体现；它的后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儒家价值观”使然。谁是最适当的解释？ 一家德国媒体用国家运作好、社会表现佳、媒体开放描述其这些日子里对中国的观感。国家运作好是指领导反应迅速、军队冲锋在前、为受难者设立全民哀悼日；社会表现佳是指受灾民众坚忍有序、自强乐观，救灾民众休戚与共、热情相助；媒体开放以及接受境外财务和人力援助则反映出对知情权的尊重、对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对“以人为本”的落实。如果这就是所谓事实，那么不妨将其与前述价值观加以对勘，看是否契合相符。 坊间所谓普世价值一般指自由、平等、博爱等――实际它们不仅不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而且彼此还颇扞格冲突；兹事体大，姑且按下不表。这里的普世价值是指“尊重生命”，依据则可能是设立全民哀悼日和开放国际援助这两种政府行为。确实，这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但尊重生命难道不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谚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又云“人命关天”；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众所周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是传统“仁爱”精神的复活？唐山地震拒绝国际援助，主要问题是“政治挂帅”的文革思维作怪。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适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执政党合法性论述的新形式，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更直接的背景？至于自由，这样一种冰海沉船似的突发事件更需要也更能检验的是道德意识而不是一般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或人权理念。如果要拿范跑跑说事，岂不徒增尴尬？ 因此，普世价值说如果不是完全捕风捉影的话，那也基本属于牵强附会曲为之说。它的问题不只在于将普世价值归于西方，更在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意义的轻忽与蔑视，在于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无知和狂妄。好的愿望如果不存实事求是之心而怀哗众取宠之意，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使各种可能也必要整合的思想价值因此而变得更加针锋相对水火难容。 按照经典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治身份，与作为法律概念的“公民”身份是一种大不相同的东西。如果当年认同“以人为本”，文革就不会斗得那么轰轰烈烈，唐山大地震也就不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不近人情的刻板印象。正因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说在基本前提上就存在困难。它的提出，可能是基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军队也确实也很好地发挥了救灾主力军的作用厥功至伟），基于全国一盘棋的政府机器的高效运转（上上下下也确实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给灾区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巨大支持），即所谓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也许。但如果一定要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那也应该是扬弃了教条主义开始向本土回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如此，也有必要指出，抢险救灾应该不是建设军队建立政府的基本目的，其一般制度功能发挥和社会秩序运转因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况且，即使这一观点可以勉强说明政府机制和行为，那么民间社会以及台、港、澳地区以及广大海外地区表现出的同胞情意呢？灾区人民身上闪现出的那种坚定、自强、乐观、从容的人性光辉呢？血浓于水，文化大于政治。将视野从政治拓展到文化，除开几千年的儒家道家传统的熏染积淀，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解释？ 是的，我赞成李光耀、张五常他们的观点，并且为这一结论是由两位“海外华人”最先论证提出而感慨不已。为什么是儒家？为什么可以是儒家？儒家政治哲学，不关心制度的设计，而关心行政的运作；从被统治者角度坚持“虐我则雠，抚我则后”的朴素经验，从统治者角度要求“博施广济”“为民父母”的“贤人政治”。这是一种“实用理性”。近些年来的政治改革事实上即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悄悄进行。和谐、小康都是儒家概念，其具体内涵表述在《周礼》里面，即“均、富、安、和”――国民党从孙中山开始就将其奉为圭臬。 至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更是农业小共同体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周礼•大司徒》即记载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安排：“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华侨结社洪门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宗旨，可以间接说明这种价值的生命力。儒家的“民胞物与”就是对这种情感和理性、价值和计算交织的行为模式作出的哲学论证。它们的积淀和升华应该就是张五常所谓的“民族情意结”吧。 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于是经济与世界接轨，文化向传统回归，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的关键词。论者注意到，前述“民族情意结”之类的东西在抗震救灾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实现其现代性嬗变，而成为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和催化剂。 突然想到一则谜语。谜面是“日本投降”，谜底是打一历史人物名。亲美者说是“屈原”；亲苏者说是“苏武”；共产党则说是“共工”――是不是跟这里的三家之争颇为相似？虽然我已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标准答案。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是相通的，世界上所有的高尚价值也应该是相通的。或许，“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三者并不像论者想象的那样必然矛盾――丹尼尔•贝尔不是有这样的设计：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理想虽然遥远，但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不妨超越意识形态而以平常心去接近面对。民族复兴的事业需要这种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探讨。 多难兴邦。如果历史的苦难真将以历史的进步做为补偿，我的希望是思想界能够尽快达成这样的共识。
中国爆发“南北战争”？ ——围绕普世价值的冲突 吴稼祥 2008年6月 《选择》周刊第190期，2008年6月25日出版 如果有人要编一本《100年感动中国的100个句子》的话，2008年的这句话很有可能入选：“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 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汶川大地震灾区对救援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让全国民众和世界舆论为之动容的一句话。这句话为什么如此震撼人心？就是因为它宣示了一种价值，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不论他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大人还是小孩，白人还是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也无论他或她生活在何种社会制度下，说何种语言，都会共鸣。这种价值就是：关爱生命。这种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别小看“关爱生命”这四个字，它可是用灾区近10万人的生命和全国朝野会聚成海洋的眼泪、热血和奉献换来的。它为中国挣得了国际声誉，成为奥运年最有亮色的一张中国名片。 奇怪的是，有个耐不住寂寞的反气功英雄（编者按：指司马南），刚学会打字，就朝这张名片上吐唾沫，向普世价值发起进攻。如果这只是守不住贞操的寡妇在网络上的搔首弄姿，本不值得关注，但有某两家德高望重的平面媒体也跟着起哄，一篇没有人知道它要说什么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一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不明白他们要干的是什么活。难道是要打一场“两北”（《北日》《北晚》）VS“两南”（《南周》《南都》）价值层面上的“南北战争”？ 人们不能装着不知道，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认同人类共同的价值。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就刊登过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的一段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个观点，在他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里就得到同样的表述。“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说法还不够直接的话，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在“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这就是说，“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个人见解。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共同文明的结晶，否认它的存在，就是否认人作为人的存在。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6 16:35:2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没有阶级、国别的普世价值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普世价值”之我见 田忠国 2008年7月6日星期日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普世价值”问题争论得比较多，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个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但如果深入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民主问题，而是个中国要资本民主还是个平民民主的问题。一方认为，西方国家的历史证明，民主是经过资本民主而来的现代社会，因此，拥有绝对优势的精英应该代替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因为，精英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则认为，资本民主是对平民权利的剥夺，是少数人的普世价值，而多数人的普世价值则是，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 当然，对于资本自由民主主义者来说，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不是普世价值，因为，社会成员的平等权，无法突显资本价值的等级地位，而无法突显资本价值的等级地位，则是对“精英”最大的不公平。人民群众则认为，资本只是为我创造财富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果没有我的参与、创造，资本就是死的，并不能带来创造财富的功能，而资本只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有我参与、创造，所以，资本的拥有者不能有高出我的权利，如果有高出我的自由民主权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 由此看来，现在世界上的普世价值，只是阶级的普世价值，尚不存在没有阶级的普世价值，如此说来，过去所谓没有阶级的普世价值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但问题是，世界上有没有各个社会阶层能够接受的普世价值呢？我以为是有的，但就看精英阶层接不接受了。 精英层接受，社会成员人人平等的拥有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普世的价值观念就形成了，但如果平民百姓只有票选权，票选之后，平民百姓照样任由“精英”宰割，票选的形式只不过成了精英对平民割韭菜的形式，所以，只有票选权加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的形式，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的民主与自由，平民具有和精英同样的民主与自由权利，所谓普世价值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再进一步说，普世价值是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价值观念，如果某个社会阶层接受，但其它社会阶层不接受，甚至坚决反对，就不是普世价值，而国际上的普世价值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说，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全球同此凉热了，普世价值才可能出现。比如，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只允许附合美国利益的民主自由，如果有违于美国利益的民主自由就不是民主自由，相反，还是美国武力干涉的对象，由此可知，美国的民主自由是霸权式的民主自由，是美国的自由侵略的代名词，而不是民主。国际间真正的民主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并在平等对话过程中寻找世界各国的平等利益，而不是相反。 我一直认为，中国不是个要不要普世价值的问题，而是个要什么样的普世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人民民主，因为，人民群众需要的是平等参与、管理、分享政治经济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人民群众的斗争争取来的，并通过斗争、实践，再使人民群众的平等权、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程序化、制度化。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动力是人民群众，那种人民群众是改革最大阻力的论调是错误的，因为人民群众最渴望对他们对国家有利的改革，反对的是对国家对人民有损的改革，由此可知，为谁改革开放的问题确实到了反思的时候了。我个人以为，为多数人的改革和民主自由才是普世价值，比如，全国共有一百个人，有七十个人赞成，并且成为这七十个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才能算普世价值，如果一百个人中，只有不到一个人赞成，那怎么能成为普世价值呢？那个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赞成的普世价值，最多也只能算他个人的普世价值。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5 12:32:4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FW: New civilization 多党代议制民主可能导致挑动群众斗群众 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是普世价值 中国要避免走菲律宾和印度的道路 向东 Email：richardx@telus.net 各位朋友：前段时间，我对一个在七十年代曾经一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而努力并付出过的朋友讲，我们不能只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上，光是呼唤民主，而不去认真研究真正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不是口头上，而是要在现实中)，富强仁义国家的具体而可行的民主形式，我们就可能犯祸国殃民的错误。有目共睹，在很多后发展国家，在照搬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民主之时，就等于开始上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闹剧之日。 现在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还望大家参与，积极发表不同意见，为中国和世界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之路。因为后发展(工业化)国家，如果不保持独立自主的清醒头脑，盲目复制西方国家的各种制度，最后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将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了解一下亚洲与西方国家接轨最彻底的国家菲律宾的现状，还有印度、泰国、印尼等国家，都是推行私有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多党代议制政治制度超过半个世纪的后发展国家，最典型的是菲律宾，先后被西班牙和美国统治，现在菲律宾所实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最美国化的制度，甚至大部分的菲律宾民众，都皈依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罗马天主教83%，基督教新教9%，伊斯兰教只占5%)而现实是，今日的菲律宾民众是亚洲国家中与印度差不多的最穷的民众，菲律宾的社会矛盾尖锐，而且最多人离乡别井，一家人天各一方，西方国家需要什么人力资源，通过猎头公司到菲律宾招聘，报名者众，从家佣、护士到工程师应有尽有，举个例子，长期短缺护士的加拿大最近决定到菲律宾招聘500名护士，菲律宾报名者中包括了有廿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出得起价钱，这就是国际化，市埸化的现实。而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也承认，``在菲律宾，每十个需要治疗的病人中，有七个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但有什么办法呢？菲律宾是一个与国际接轨超过一个世纪，最按市埸规律办事的国家。我接触过很多菲律宾人，感觉中没有一个菲律宾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问他们为什么要离乡别井，回答总是：``政府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巨大，谋生不易，发展更是艰难。”这就是大部分菲律宾民众在自己祖国的处境。在这样的社会，不管是贫是富，都没有安全感，在菲律宾，绑架勒索与保安是两个互为因果的火爆行业。迫不得己，只好漂洋过海，另谋出路。 印度、泰国、印尼等国家的情况，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多讲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已去了解。这里稍微要提一下的是，印度的中上阶层移居西方国家的人特别多，原因不外是与太多的赤贫同胞在一起，一来没有安全感，二来感觉也很不舒服，到处是脏乱的贫民区，即使是富人，如果还有一点良知，也不会有好心情。但很多富有的印度人移居到西方，又抱怨受到种族歧视。因此后进国家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是普世价值 如果认为只要与国际接轨，实行市埸经济与多党代议制民主就可以成为第二个美国，是不切实际。即使是美国，去看看洛杉矶、纽约等所谓国际大都市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也让人心酸。不要忘记，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4，农业用地是中国的三倍，并享用着全世界25%的自然资源，掌握着国际货币的发行权，拥有可以将全世界摧毁三十次的军事力量。资本主义最讲究掌握先机，谁掌握先机，谁就是霸主，它不会让其他人走相同的道路后来居上。既讲竞争，又讲双赢，是自欺欺人。用美国模式，中国如果要达到美国人均国民生产值的50%，就要占用100%的世界资源。单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断言，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是普世价值。因为这个地球没有足够的资源让全世界都变成美国。即使是美国，也有很多贫穷和无家可归的人。 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由、民主、人权。现在有些打着左派旗号的人否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我认为他们是在为左派抹黑。他们不是真正的左派。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明确什么是自由、民主、人权，有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值标准，再判断自由、民主、人权是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东西，以及人类社会是否有可能让她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自由、民主、人权。如果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由、民主、人权。而人类又可以构建出一种社会制度，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民主、人权，那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不是一种普世价值。 先讲什么是自由。马克思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化的历史。怎样理解马克思讲的自由？我想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时，我们要从北京到广州，年轻力壮骑马也要走几个星期，如果到了八十岁，大多数人必然不敢骑马到广州，有了飞机，即使是九十岁，坐飞机四个小时就到广州，这就是有了交通工具以后给人类带来的自由。要自由就要有工具，而要造出飞机，这不是一个人能干的活，从采矿，冶炼，设计，加工到总装，才能造出飞机，有了飞机才有出远门的自由，而造飞机需要很多人的合作。由此推论，自由等於创造，创造需要合作，合作需要纪律和秩序。凡是有利促进创造发明的秩序和法律，都符合人类的自由精神。自由不等於无组织无纪律。看看人类的历史，最有权利最自由的民族，都是最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民族。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不懂得合作就没有自由的道理。一九三七年，只有一亿人口的日本为什么敢侵略欺负人口是它四倍，国土面积是它25倍的中国，就是因为日本看准了中国人不懂得合作。几千年的皇权专制，造就了中国人将权力变成特权的政治文化。而少数人的特权，是靠剥夺多数人应有的权利构成。正是这种剥夺，破坏了合作的基础。合作一定要建立在平等互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否则不可能持久。 清皇朝的灭亡，是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皇室及依附于这个皇室的官僚阶级拒绝放弃特权造成的。清朝倒下了，但几千年皇权专制形成的特权思想还在，为了这个特权，中国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的内战。先是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对决，之后是国民革命军内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决，每次对决的结果，都是更多地代表平民权利的一方取胜。然而这种兵戎相见，武力对决的过程，却给第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正所谓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中国人做了日本的亡国奴，日本人要中国人做什么中国人就要做什么，哪有自由可言，中国的事统统都由日本说了算。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去除这种特权思想，是决定中国人廿一世纪命运的关键。也是中国人能否享有自由的关键。改革三十年，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在中国兴起。这是改革的悲哀，也是改革最大的失败。获得特权者，也没有自由，为了维持这个特权，特权阶级又必须向外国强权屈服。发生在2008年的两个典型事例，一是王歧山作为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向美国承诺进一步对美国金融开放(这种开放是不对等的)，二是由胡锦涛亲自出马，到日本向日本承诺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上属于中国的春晓油气田。胡锦涛不是不和道这两件事损害中国的利益，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但中国当权者贪污腐败的把柄，甚至中国的经济命脉，都已掌握在人家手中，只有唯命事从，任人摆布。 第二，关於民主，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中国人对专制不会陌生，用孔老二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上级有支配下级的绝对权力。 多党代议制显现出很多问题 人类社会需要合作，合作需耍秩序，秩序需要服从，这是一种逻辑关系。问题是，这种服从应该是有条件的，是双向的，如果只有下级服从上级，那处在最上面的顶级服从谁呢？难道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将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讲得震天响。但是，如果他讲一套，做一套，或是判断错误，作出荒谬的决策，导至祸国秧民的后果。面对这种情况，人民应该怎么办？在专制社会，人民除了逆来顺受，就是揭杆起义，武装反抗，这两条道路都很痛苦，代价也很大。能不能有另外的选择呢？有，这就是民主，民主的作用就是要让各级的掌权者接受批评，受到监督和制约，去实践他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一个真诚的立志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应该主动去建立一种制度，主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和制约，这种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应该是强制性的，能有效约束领导人的制度。能够化解矛盾，有利于我们进行社会合作，又能有效监管各级领导人，令到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就叫民主制度。私有制的民主制度是多党代议制，推行了一百多年，显现出很多问题，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监管领导人方面都不够理想。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应该比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拥有更好的民主制度，王力雄提出的递进民主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设想，递进民主制为我们从一党专制转变成一党民主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它特别适合继承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它既能维系中国政治传统特有的向心力，又实践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即权力应产生于由下向上的程序，应该获得民众的认可和随时接受民众的监督。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实践一下，从中探索出一套更加完美的民主制度，中国人只有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去走出一条新路。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变后进为先进。 第三，关于人权，其实人权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权利。凡是叫做人都应该有的权利。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能力与财富上，这里讲的财富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但一个好的制度不应该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是应该缩小这种不平等。什么叫爱，爱体现在强者对弱者的关怀和照顾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这种关怀和照顾扩展到社会，扩展到我们都去上班工作的集体中？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工作集体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家，一个生产劳动的家，构建和谐社会是不是应该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将工作集体，将我们的社会，国家营造出一个大家庭的气氛，团结合作，和谐社会不就自然在这种气氛中成长起来了吗。搞私有化，搞等级制，与和谐社会是南辕北辙。中国从九十年代到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搞一个公投，去问一问我们的人民，让他们去说，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的人权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根据以上的理由，真正的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不就是要体现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吗？ 不能让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没有生命力，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历史己经证明了这一点。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一定有讲得不对或谬误的地方，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5 12:32:4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FW: New civilization 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 ——浅议中国劣质文化的制度性根源 亦忱 草根民主論壇，此文于2007年08月26日做了修改 前言 老朽曾在涂鸦小文《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中说过，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个制度问题：我们在传统的制度路径上究竟还能走多远的问题。”对此，有许多人深表认同，也有不少人加以质疑。其中，网友愤怒的玫瑰以《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为题撰文，认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式问题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玫瑰在文中写道：“再好的制度也是由具体的人来执行。中国之所以落后，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教育的落后，从家庭到学校都只重‘技艺’，不论‘修身’，人权、自由等方面的教育完全是空白。父母从来就没有人格平等、天赋人权的概念，对小孩的评价以是否听话为主要标准，教养出来的孩子连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思考的习惯都没有，怀疑、批判的发散性思维更是欠奉（原文如此——疑为“缺”字之误）。”因为我在文中对易中天不久前在香港的行状提出了异议和批评，玫瑰在文中为易中天抱屈，遂告诉我：“易中天写的《走近顾准》就写得很好”。并说，羰侨靡字刑炖?#8220;讲人权讲自由一样是个高手”。据此，玫瑰反问我：“易中天有机会讲顾准、林昭吗？” 玫瑰网友为了坚信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之所在，向我和众多读者们提出了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在染缸文化里挣扎的人格猥琐的思想侏儒，即使制度设计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您能想象他去坚决捍卫自己的论敌的言论自由吗？您能想象他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人权，不惜走上街头抗议吗？大陆数量庞大的政治冷淡和自私冷漠、只知道经济利益的人群，难道和文化没有关系？” 最后，玫瑰网友得出结论：“最不坏的民主制度以及一切美好的制度安排，没有强大、深厚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教育下的民众的自觉参与，只能是空中楼阁，成为粉饰和谐、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按愤怒的玫瑰在文中不言自明的结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以下，就是我这个没有什么文化不学无术的老朽关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问题一锅烩式的胡说八道，权做引玉之砖。欢迎像愤怒的玫瑰这样的网友给与批评和批判。 一，如何定义文化和制度？ 为了回答愤怒的玫瑰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制度？这两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不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所有争论中国式问题的人，鲜有不陷于郢书夜说式的语言陷阱之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古今中国，由于其语义的笼统性、模糊性，一直是一个无人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即使在欧美社会，古往今来，这也同样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曾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一书中，竟列举了文化的定义达一百六十多种。 据英国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语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与历史上的狭义用法相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写道，“在这个时期（即18世纪）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① 中国学者余达维经过研究和考察，对文化的定义作了以下表述：关于文化的定义问题，“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② 上述余达维所综合阐明的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应当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否则，当下中国人讨论所谓文化问题，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概念作基础，基本上都是在进行聋子之间的对话或争论，不仅达不成共识，而且会陷于毫无意义的口角之争。与对文化的定义如此复杂相比，对制度的定义，则就相对要简单一些。所谓制度，一言以蔽之：是国家政权和各种经济与社会组织，凭借有效的强制力为后盾，而为这种强制力所能约束到的人制定的规则总和。制度的核心功能，是界定人的权力与责任，明确权利与义务；抽象来说，则是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与禁忌的边界。在一般情况下，制度是由所有成文的规章和法律组成，但在皇权专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国的皇帝所发出的任何圣旨乃至片言只语的口谕，都能成为国家制度的补充。 在搞清了文化和制度的定义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制度决定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制度。那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抗拒“皇权专制”国家制度的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都被中国的国家制度给无情地淘汰了。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总体上来说，都是中国传统制度的衍生物。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制度——皇权专制”所锻造的。 二，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 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我认为，其主干是“帝王至尊，以吏为师”，其余的东西全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枝蔓蔓。在我看来，能够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制度，莫过于在中国流毒了2000余年的皇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凡对中国历史稍微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自商鞅奠定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之后，中国的国家制度特性，自秦以降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这2200多年间，是“千载犹行秦法政。”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就曾毫无顾忌地说过，他在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其特点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现在，回过头再看看近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其中，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色彩，又有多少秦始皇主义色彩？这绝对是个可以写十篇博士论文都涵盖不了的宏大课题，显然不是我这个没什么学术造诣的人可以扛得动的题材。然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却可以尝试着从当代中国的制度源头上，去追溯一下，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是如何被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的。 据中国历史记载，公元前359—350年，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才基本上奠定了“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基本制度。与此同时，商鞅还把一个对中华民族影响极为深远的国家制度设计，即，把“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赋予了秦国的朝廷和后来的历代中国朝廷，使之与皇权专制的国家基本制度结伴而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由邓小平逐渐加以改变。所谓“本”，是农业，而“末”则是除农业之外的百业，主要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强本抑末”制度若换成现代语言，便是“以农业为国家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轻商主义’经济制度”。即，国家政权在制度层面强化农业，同时，给商人们和手工业者们设置重重制度性障碍。 公允地说，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中古时代，秦国在实行商鞅所奠定的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制度百余年后，秦始皇率先受益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综合国力”增强，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其它六国，而最终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 当中国历史演进到现代，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华民族在2000多年前所创造的“最先进”的“皇权专制”国家制度，把国家高度统一起来后，坚持这个制度2000多年不动摇，循着这个制度的路径，究竟在历史上创造过什么值得用现代人眼光能加以肯定的社会成就和普世价值呢？我看，除了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四大发明”给了西方近代人以最初的科学技术工具使之能够改变旧世界，以及在唐代之后相对公平与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催生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官制度之外，充斥中国历史典籍的记载，则是中华民族中的坏人、歹徒和野心家、阴谋家，为了争夺那个惟一的龙廷宝座而周期性地陷国家、社会和整个民族于动乱和自相残杀的血泊之中，在广袤的神州土地上血流成河之后，为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的皇宫里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帝王而已。中国的锦绣大好河山，除了每过几百年改变一下姓氏之外，其对中华民族的芸芸众生而言，莫不是在无边的苦海和劫后余生之间轮回。 若是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评价一部2000多年来的中华民族史，从最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兴衰的闹剧史和悲剧史：即，由“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国家的基本制度编制剧本，从商鞅发端，由秦始皇率先登台表演，到汉武帝推至高潮，在唐玄宗手里弄到鼎盛，至康雍乾三帝转盛而衰，直到袁世凯黯然谢幕，其间，究竟浸泡着中华民族的多少血泪，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对中华民族尤为不幸的是，这一中国式的悲剧和闹剧，至袁世凯落幕后，其尾声不仅延及当代，其流韵还将回响在难以预见的将来。 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还是可以粗略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上演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的闹剧和悲剧，是如何由出演中华民族悲剧和闹剧的当然一号主角秦始皇领衔上演的。 史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所谓“制度路径依赖规律”所发生的必然作用，以超强暴力手段实现天下一统的秦王朝，继之以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实乃合乎历史逻辑的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强化之举措，也是建设专制社会之必须。现在看来，虽然秦始皇当时所实行的文化专制确实阻断了中华民族对文化进行多样性的选择，用“皇家垄断”取代了“百家争鸣”，但是，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不难发现，文化专制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无论怎么残酷，也只能局限在意识形态的精神和气质层面，并不会必然导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陷于千年的停滞不前。对此，希特勒当年所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专制，应该可以作为反证。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权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剥夺，中华民族的科学创造性和经济上的开拓能力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窒息，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商鞅所奠定的“强本抑末”坏制度，在秦始皇当国时，加以了超越极限的固化和强化：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开创了在和平时期凭借国家暴力大面积剥夺国民私有财产，并同时限制中华民族最具发展潜力的成员其人身自由的恶劣先例。 秦始皇所开创的这个恶劣先例，流毒极为深远：中国人自秦代以降，在帝王眼中，从来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可言，中国的帝王们不仅随时可以剥夺国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对国民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生杀予夺的无边权力。以统一天下后的秦王朝为例：秦始皇凭借超强的国家暴力完成兼并六国的壮举后，即把全国的商贾富户和所谓“豪强地主”，悉数剥夺其财产，尽迁于咸阳而加以奴役和管制，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吏为地方行政长官并集文化传播者和管理者职能为一身的“麻袋装土豆式”的匀质化贫困社会。 正是在秦王朝极度放任暴力的治国措施作用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便由秦始皇一举而塑造成型：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便成了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最大祸害是，对当朝皇帝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除了逆来顺受之外，除非这个帝王寿终正寝，便只能由另外一个握有更强暴力手段的人加以推翻，而代之以另一个家天下。 秦始皇死后，虽然短命的秦王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汉承秦制，其“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轻商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得以全盘承袭，并未随着秦朝的灭亡加以方向性的更改。只不过，在汉初文帝和景帝当国时，汉朝廷从秦的灭亡中汲取了部分教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实行“郡国并存”的一国两制这一有利于地方诸侯分权管理社会的国家制度，同时，以“无为而治”的道家治国理念治理满目疮痍的国家，用“轻徭薄赋”的政策给了广大农民以休养生息。从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社会，史称“文景之治”。 然而，汉承秦制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和“强本抑末”的制度功能，虽然可以一时处于休眠状态，但它在适当的时候被再次激活，乃是历史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 至汉武帝当国时，武帝在景帝削藩成功的基础上，为了筹措对匈奴进行战争所必须的巨额军费开支，拓展财政收入来源，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更是在政策取向上，朝“重农轻商”的方向急剧演化：以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所谓征收“算缗”与“告缗”的掠夺性税收政策，不仅把天下富商巨贾乃至中等富裕人家的致富渠道堵死，而且，还把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掠夺一空，以此聚敛了巨额钱财得以展开对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文景时代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官权主导下的自然经济状态，彻底取代了工商业者自由发展下的经济状态，传统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便第一次夭折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暴力摧残之下。 汉武帝死后，那些被朝廷伤害得奄奄一息的工商界名门望族，在宣帝的辅政大臣霍光卵翼之下，曾结伙提请朝廷改变歧视工商者的政策。为此，霍光搞了一次著名的反对盐铁专卖的大辩论。虽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挑战朝廷获利产业垄断性经营政策的尝试，在霍光的支持下，一度以废止均输，废除盐铁专营而载入史册，但是，那些被汉武帝当年剥夺了财产的工商业者们，不仅没有获得朝廷大面积的平反和补偿，而且依然是处于随时可以被朝廷乃至地方官镇压和剥夺的社会底层。 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屈辱经历，武帝朝规定的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其后代不能入仕做官的歧视性政策，给中国历代商贾阶层带来的消极影响，历两千年而不消散，自唐及宋，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商人们受到朝廷和政府的歧视，其社会地位低下的景况，并无根本意义上的改观。 当代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都是制度的产物，社会制度永远比任何单个的人都要强大。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性震荡频频发生，然而，国家制度的惯性却导致旧制度在新王朝被反复克隆和回归，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的文化品格，”在此种“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塑造下，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品格。 三，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永远不会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在皇权专制的传统中国社会，为何会历2000多年而不衰，要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逐渐加以改变呢？为什么我敢说，在“皇权专制”下，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呢？那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下，能够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对此，我们从西方逐渐兴起的比较史学中，可以看到一个可供比较的事例。 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的杰弗逊总统，其经济主张与大搞“强本抑末”的汉武帝、桑弘羊几乎如出一辙，在西方搞比较史学的学者眼中，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据阅读过《盐铁论》英译本的人说，如果拿它与杰弗逊与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泰斗级人物汉密尔顿关于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较，会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几乎完全相同，其社会理念，也一脉相承：桑弘羊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就是杰弗逊的观点和立场。虽然中国2000多年前的桑弘羊当时看重的是遏制匈奴的国防经济，而美国200多年前的杰佛逊偏重的是新大陆的社会道德，但他们为国家政权干预经济所找的理由，其最核心的出发点，都是所谓基于“公共利益”。他们所主张的“重农轻商”的概念与政策，无论是2000多年前或200多年前，其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调控，才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历史上的汉朝廷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之所以在贯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会大易其趣，其对社会的伤害和影响会有天壤之别，最关键的原因是，美国是一个以“五月花号公约”所奠定的“主权在民”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美国总统不像中国的帝王那样拥有乾纲独断的专制权力。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把“强本抑末”的国家政策，一以贯之地坚持2000多年不变，是主张这一政策的官员身后，有一架无坚不摧的皇权专制的暴政绞肉机。中国的国家政权，不仅可以强制执行诸如“重农抑商”政策，它甚至可以“焚书坑儒”，可以“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可以搞任何它想搞的诸如东汉末年的“党锢”运动。 我们考察中国历史，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权力结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结构是典型的金宇塔架构，而完全没有半点如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平坦”结构。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无论你是生活在古代或者是生活近代，你都被社会制度定格在金字塔的某个层级之中。在这个金字塔内的每个层级之间，安排着环环相扣的直属关系。尽管在唐代之后，因为相对比较公平的科举制度，专制王朝确实能够筛选出比较优秀的人进入官吏队伍，但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各级官员，迄今一直是按照“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下级服从上级，全国听命于朝廷皇帝或中央政府，从而，组成了极有行政效率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运行机制。
这一“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清乾隆时代和毛泽东当国时，可以说臻于极致：从英国的玛嘎尔尼使华和美国的基辛格、尼克松首次来中国的事件中，任谁都可以看到，哪怕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居于承德避暑山庄偏远的行宫或中南海书房里乃至游泳池边，只要其愿意，不仅能够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人和事加以随心所欲的安排和摆布，而且，竟然会精准到连来访者走哪条路，乃至吃什么和睡在何处，都不偏离其设想的情景于一丝半毫。 四，现代文化为何会在美国兴起和大获成功？ 参照中国历史上“强本抑末”制度大获成功，我们再来看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其原因只有一个：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商鞅和桑弘羊背后所架设的中华牌皇权专制的国家专政机器。 杰弗逊的不幸和美国人民的幸运是，杰弗逊和美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是一个按“主权在民”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三权鼎立”的国家制度。杰弗逊只有一个可怜的联邦政府作为支点，而美国人民则拥有可以把杰弗逊赶下总统宝座的选票。杰弗逊的政策主张站立不稳，不完全是他的政策主张不适合美国国情，而是美国人民用选票否决了他的政策取向。杰弗逊总统因为说服不了支持他采取“重农轻商”政策的国会议员和广大人民，又无权搞有美国特色的“民主专政”，所以，他最终败下阵来，便没有了任何悬念。 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在短短的200多年内，促使美国经济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导致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会风靡全球，其最核心的原因是，全得益于美国人在建国时对国家制度所作的“主权在民”的历史性抉择。 一部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只有在“主权在民”的国家制度环境中，人民才会拥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才会有言论自由，才会有新闻自由，才会有合法赚任何钱的自由。人民才会以发家致富为中心任务和人生追求，而不是在各级政府的强迫下，必须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追求目标。看看简短的美国历史，当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制度对国民追逐合法的经济利益放任不管，美国人做什么合法的产业来钱就可以去干什么，则资产阶级想不在美国兴起都难了，资本主义社会想不在全球大获全胜那就会是真正的怪事了。说句不一定妥当的话，如果现代人类文化不是由美国的资产阶级来主导，则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类，会依然在漫漫的专制社会长夜中忍受无边无际的煎熬。 换过一个角度看，若是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和政策取向，像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在北美大陆能大行其道，那美国的农民恐怕现在就不是占3亿美国人的3%，而一定是像中国一样占70%。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获成功，马克思虽然没有进行过总结和论述，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却足以佐证美国前进的方向，就是马克思所坚信的历史前进的正确反向。 在马克思看来，“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当年为了给资本主义社会安上一个社会主义的笼头，使之不让资产阶级这匹野马在恶性膨胀中把无产阶级当作草料吞噬掉，遂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殊不知，美国的无产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居然会成为所谓中产阶级，而和资产阶级勾肩搭背乃至同床共枕。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在西欧活动，他没有去过美国，更没有详细考察过中国社会，他所预言的“历史必然趋势”，之所以会在欧美发生，较之于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国家制度设计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如果马克思在中国看到朝廷、官府的权力强大到“秦皇汉武”那样的水准，他究竟会不会说出这个“必然趋势”，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至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欧美的劳动者许多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可以做到和谐共处，并共享发达的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那种马克思所设想的劳资争斗你死我活的情形已成历史陈迹，则是马克思做梦都难以想见的。 从美国的成功，来对照中国的落后，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传统中国社会实行了2000多年的“强本抑末”经济制度，其最核心的功能，既是“抑豪强，倡农耕”，更是防止“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架设的绞架：当资产阶级成长到绞索能够到其脖子的高度时，国家的暴力机器则毫不犹豫地绞死这个阶级。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安排，它所起到的最核心的历史作用，除了维持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匀质的贫困社会2000多年不变外，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扼杀于萌芽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离开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所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 无论是谁，只要心平静气地回顾一部古代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应该都能够看到，在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压榨之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像近代欧美诸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作为所谓“资产阶级萌芽”最好的境况，也只能作为朝廷的附庸和官府的跟班，而在权贵们的颐使气指下分专制社会的荣耀一杯羹。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阶层，其没有任何独立的文化品格和政治品格，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传统的中国社会因此也就永远不会自动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性结论。而资产阶级所引领的现代文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近代，中国一些无良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要拧着脖子说，“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萌芽会像近代欧美社会一样，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他们如果不是出于无知，那就绝对是因为无耻。 五，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展望和中国人重塑文化品格的预期 大陆中国进行了快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创举，它从根本上开始扭转中国社会演进的方向，并为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提供了可以遐想的前景。 根据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最早是政府给予农民种田的自由；城市的体制改革是最早放开“水果和水产品”的自由流通，给城里的那些无业游民以自由经商的自由。其结果是，中国农民在没有人教他种田和监督他种田的情况下，国家的粮食连年大丰收而导致农民卖粮难；城市则在放开水果和水产品自由流通后，只过了短短的几年时间，老百姓就由吃烂水果和臭鱼虾，而变成随时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和鲜活的水产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曾以“两水奔流”为题，专门介绍了这一流通领域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成就。 对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所蕴含政治学意义，若用我的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只要政府的行政权力退出什么以前被它管得奄奄一息的领域，则那个领域立马就生机盎然。这正好印证了美国人当年所说的名言：“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所谓30年的改革成就，若换成2000多年前的说法，应该叫做“无为而治”。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中国文化的再造，其实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是否有个美好远景，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既往的制度路径而另辟蹊径。 虽然2000多年来，由中华民族组成的农耕大国，其不间断的5000年文明史，实属举世无双，但是，古代中国以千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停滞，也是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相提并论的。如今，历史的脚步前进到了世界日益“变平坦”的21世纪，中国人要在同西方文明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其制度的改弦更张，其劣质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上加以重建，乃是历史的必然。除非被坏制度彻底毒害的中华民族自甘被现代文明所淘汰，我实在不忍心去设想，那些开眼看世界的现代中国政治精英们，会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说正在造就一个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指斥，因为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而凸显了现代中国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为此，有些中国人希望再次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希望中国的社会制度朝既往路径回归的思潮，虽然都打着社会公正的旗号，但他们无一不是从骨子里希望中国回到现代版的“皇权专制”社会。如果由这样的制度改革主张来改革中国现存制度，则中国复辟旧制度，无疑是老马识途，一日千里。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是一个从2000年专制社会中孕育出的怪胎，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天不足，其所作所为与欧美的资产阶级相比，确实令人看了感到绝望，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搞现代化，无不是由这个国家中的城市资产阶级带头搞起来的。欧美先行一步，日本“脱亚入欧”步其后尘，就连亚洲的“四条小龙”也概莫能外。在中国，若要再次埋葬“资产阶级萌芽”，秦始皇、汉武帝早就给这个民族做过光辉的榜样，只要依样画瓢就是了。只是，当这个民族把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而出生的资产阶级连同其出生的污血一起倒掉，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则必然再次踏上“以吏为师”之路，其前景如何不言自明。在中国社会，是把资产家改造成有良心和富有人道关怀的人容易，还是把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改造成自愿受制于人民的人容易？我想，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答错吧。 我的一位读者在读过我所写的《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后，在文后留言说：“中国的问题远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就算美国人完全接受中国文化，也不会出现大多数‘中国式的问题’。原因是美国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生存空间狭窄’问题。比如美国的公交车不如中国拥挤，美国人找工作没有在中国难，等等。还用句话说：中国人身上的毛病并非是由于中国文化所产生的，而是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生存环境相关的。”此人居然由此而得出结论：是“生存空间问题消灭了民间的自治能力，于是需要一种超越社会的控制力量——皇权被抬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对此，我认为，这位先生是纯属倒果为因。众所周知，就生存空间的压力而言，只要拿出可供比较的指标，当今世界会有哪个国家的生存空间压力会大过日本？然而，因为日本在国家制度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全盘西化”了（所谓日本的“全盘西化”有点言过其实，应该说是有日本特色的西化），日本不仅极好地化解了所谓生存空间的压力，而且，其生存空间的优良程度远远胜于生存空间压力小于日本的中国。再说，所谓中国的生存空间压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就拿中国的人口压力来说，也只是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才日益凸显，而这正是实行政治垄断和文化专制的当局放任错误的人口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之一。 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神州之地大物博，以中华民族之人才济济，而一度被西方世界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其主要原因恰恰是坏制度使然，绝对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低劣的民族。近代，那些脱离神州制度环境的中国人，无论是被西方人作为“猪仔”贩运去美洲大陆，还是作为知识精英负笈远行，他们在新大陆上都取得了令世界人民刮目相看的成就。这难道还不能够充分证明，任何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首先都是制度的产物，然后才是由文化所造就的吗？ 如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虽然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如果现代中国在基本的国家制度层面不摆脱既往的路径依赖，其30年改革开放成果被毁于一旦，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中国的朝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缺乏成例。然而，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是绝对不会允许富起来的人群成为挑战皇权专制的资产阶级，即使商人们富可敌国，家财远超国库所有，朝廷想消灭尾大不掉的商贾阶级，帝王们只要动动小指头就够了。这是因为，所谓专制社会，也就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不会允许独裁者之外的力量来分享国家权力的社会。任何对专制者、独裁者构成现实威胁乃至潜在威胁的异己力量，都在专制者、独裁者必须加以剿灭的范围之内。用宋太祖赵匡胤的话来说，就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结束语 所谓中国式问题，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中国人的文化品格被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乃不争之论。我认为，现代中国若不在国家制度的革新上改弦更张，那么，中国将永远不会有什么先进文化对外输出，只能输出张艺谋式的中国文化垃圾和李安式的中国文化猎奇，中华民族将永远只能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攻势而居于守势。 我在此预言，随着21世纪的世界正在按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正在变得日益平坦”，由金字塔结构搭建的中国传统社会，必然会在西方所掌握和推行的铲平世界的力量面前坍塌，这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坍塌，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若是由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民族英雄引领下主动地拆解和实施，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远胜于外来力量的压垮。这也正是我在一年前，忠告当今中华民族的精英们，要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教训的立意之所在。 伟大的、有着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你将何去何从？路，其实就在当今每个中国人的脚下。
①②余达维《文化定义&S226;文化表现形式&S226;文化生产》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whdywhbxxswhsc.htm
2， 愤怒的玫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5&id=21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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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ai@nankai.edu.cn> 贵州瓮安打砸烧事件的经过 《亚洲周刊》 朱一心 六月二十八日，贵州瓮安因一名中学生的死亡，爆发大型骚乱，警员遭围攻，警局遭破坏。事件虽已平息，但根源未除，地方利益分配不公、官员枉法、干群关系紧张、政府无公信力等问题依然存在。 李树芬之死，包括同天尸检报告已完成，接着又爆出公安局派人抢尸体、强行下葬，以及李树芬叔叔被打伤的消息，同学和家长的质疑演变成愤怒，逐渐积压至临界点。虽然事件信息太多，没法完全寻出真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民众不信任政府，当地政府没有公信力，所有传闻无论真假均显示官民矛盾如汽球不断膨胀扩大。 李树芬死亡事件发展至廿八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充满气的汽球终于爆发，先是李树芬的亲友及同学，以及她的亲属任教学校的学生、同学和家长，形成约千人的请愿队伍，到县政府大楼请愿，要求交代李树芬之死，但县政府却把他们推到公安局。生气的群众，直冲往公安局，其它学校学生闻讯赶至，这时已有一些不良分子加入，及至公安局门口，人数估计达数千，警方估计约三千，把公安局团团围住，而街上也聚集数千围观者。 公安局开始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警员维持秩序，一位省政府的内部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当时警员与群众形成对抗，暴乱一触即发。人群前排站着李树芬亲友以及部分学生，与警员发生推拉挤撞，当一些学生被踩伤和撞到时，后面跟着学生请愿的家长被激怒，马上冲上前围攻警员，双方以肢体碰撞，怒火中烧，估计一些帮会分子和闲杂人员在旁搧风点火、乘乱打砸，场中学生吶喊助威，一场骚乱正式拉开帷幕。 群众开始时是砸公安局的玻璃窗，向门口的警员掷石和扔矿泉水瓶，但很快就情绪高涨，演变成火烧门口，警员走进局里躲避，接着滋事分子燃烧汽油在街上烧警车，数百警员又匆匆从公安楼走回街上，因为大楼上已充满烟雾；如此大型的骚乱是警方始料不及的，恐怕也是瓮安县政府第一次，据消息人士搜集现场数据表示，当时群情汹涌，警方无法控制，惟有鸣枪，并及时向当地消防武警及黔南州政府增援。 这时，群众已冲击入公安大楼，警员退到三楼，群众冲击至三楼楼梯口才折返街上。估计现场烧毁十多辆政府车，由于聚集群众达数千人，消防武警想驶进来增援，也被群众围着难于驶进。不过，该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事情恶化，消防武警增援前已决定紧急时采取弃车撤退措施，所以网上有「消防员怕了老百姓，民不畏死」的帖子，是现场实况。当局立即紧急增援县武警二千人，同时通知县电视台单位，为防骚乱失控，黔南州亦实时派出二百武警赶来现场。但黔南州武警进城并不顺利，瓮安县已不是说进就进，一些群众已在大路拦截警车；省府内部人士说，该批武警是七时半赶到现场，因了解群众与警察对抗的心态，进城武警决定不带枪枝，只配备防暴装备，然而，无枪械进城仍平息不了民愤，开进来的武警车被重重围堵，进退两难，最后不得不弃车往城外跑。 瓮安县当天大概给群众占领了七个小时。群众在公安局门前示威焚烧打砸后，又转向市委市政府大楼、电讯大楼行进，一路焚烧政府车辆。 事态确实严重，黔南州当晚深夜十二时再派出第二队武警增援，先由武警装甲防暴车开路，由于该支武警不同于当地警员的恶劣形象，凌晨时份，许多居民开始互相劝喻息事宁人，气氛逐渐松懈，群众开始散去，但他表示，那些学生家长及李树芬的亲人朋友仍集结在公安局门外请愿，直至深夜仍没散去。 这一夜，群情逐渐平静下来，县政府却在电视上发布「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通告，地方政府将事件定性为「恶性暴乱」，本来已恢复平静的瓮安，老百姓又再被政府激起怨愤，不久，瓮安实施治安戒严，他说，本来黔南州武警及增援的抗暴警察已认为事件平复下来，但当地县政府半夜却自己行动，单方面出动当地警员突然往县政府大楼驱散李树芬亲属等请愿群众，在驱散的过程中，一些居民与警方对峙受伤。 虽然实施了治安戒严，但县政府把这次行为定性为恶性暴乱，再次为官民伏下冲突的导火线。「实际上，瓮安县的一些政府和公安人员和黑社会勾结的说法，是有所依据，他们长期欺压居民，人民对官警及帮会之间的利害关系，早已埋下仇恨。」这位省府份内部人士的这番话，倒有不少左证，记者随便问一些当地人，很快就说出官员和公安欺负人民的事件，最多问题就是矿山贪污、地下赌场、以及包庇亲人胡作妄为等问题。 六月廿九日下午，居民气愤难平，大量居民重新集结在县政府大楼外，但这次不是要求县政府调查李树芬案，而是?烈要求省委领导人对昨天的集会性质进行平反，集结的人群表示，若不受理，会到贵阳省政府请愿，并到北京上访。当天，据在西门河经营商店的老板向亚洲周刊说，死者浮尸的西门河新桥一带，每天都集结许多居民，有围观者，亦有轮流护尸的群?和家属。老板说，这里的官员贪污太普遍，大家已看不过眼，他用手机拍下集会图片，并向记者展示。图片质素虽然很差，但仍可看到群众集结。 省府内部人士说，由于瓮安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高度集中居住的地区，少数民族至今仍是家族聚居，一个孩子受伤，就会整个家族声援，不管个人意见如何，仍会声讨政府。因此，贵州省委已认为事态严重，于廿九日已派出调查小组，前往瓮安县展开调查。而中央官员亦已于七月二日下午扺达瓮安，了解相关事件。 截稿前，骚乱虽已平息，但当地警员及县外增援的武警仍守在瓮安各个大小通道，只有防暴警员收了队，但他们随时候命。七月二日截稿前的瓮安县城，仍不准外人进入，公事必须有公司证明或登记，本地出租车亦不可随便接载外来乘客，也不欢迎媒体采访。记者有时只能偷偷进入采访，进城全赖抄小路，像老鼠躲猫般躲过武警耳目。 记者从车上观察，整座县城气氛严肃，中学已普遍放假，大小通道口必有三至四名武警驻守，而街上亦有大批街坊纠察巡逻。县公安大楼所在地及对面的广场，驻守的武警就更多了，全城仍然在戒严状态，不少店铺关门，从各方面形势来看，六二八事件的民?骚乱抗议，针对的主要还是地方政府，而非国家政权，跟西藏及新疆的事件有别，虽然性质不同却同样充满风险，那位省府内部人士呈交的报告，也指出六二八瓮安县事件，李树芬之死只是引爆点，核心情绪是地方利益分配不公、官员枉法，该事件让瓮安民愤出现井喷爆发。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7 11:52: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秦晖！住嘴！ 编者按：1840年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内在压力使中国本土学术全面西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就连秦晖这样鼓吹自由主义的清华大学教授，在谈论中国本土学术时竟然缺乏基本的理性和常识。面对西学迷信产生的无知、甚至无耻，任何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具有独立学术人格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认识到，除了京戏这样的"文化副业"，太多的所谓"国学学者"只满足于在中国古典文明中找到亚里士多德和自由民主的模糊倒影，而中国古典学术本身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中国新法家明确反对对待中国本土学术的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 秦晖！住嘴！ 翟玉忠 最近，一位编辑朋友寄来2008年5月10日秦晖在《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出版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题目是《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我满怀兴趣的看了，看完后，怒不可遏。 一个识汉字的中国学者，有幸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堂上，怎么能这样信口雌黄！误导公众！良心何在！我只有一句话——秦晖！住嘴！ 冷静下来，还是决定写点东西。依法表达言论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作此文的目的不是为睹上秦晖到处胡念"自由主义经"的嘴，而是让公众明白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法家究竟是什么？ 法家政治中没有性恶论 秦晖认为法家和西方都讲性恶论，但法家依性恶论设计制度是为了制约老百姓，防止百姓侵害皇权，而西方依性恶论设计制度是为了限制皇权，保障民权。 西方文化传统中有性恶论，中国当然就应该有，法家是也，这就是秦晖的逻辑！请问，秦晖先生，法家什么时候讲性恶论了，从《逸周书》到《韩非子》，中国古典政治不都是讲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吗？西方有的东西，中国就要有，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中国就不准有黄河——西方有奴隶社会，中国就要有奴隶社会，西方有性恶论，中国也要有性恶论，哪有这个道理！难道您就是这样作学问，然后在大学里教自己的学生吗？ 在人情论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符合本土特点的政治法律体系。《韩非子》中将因人趋利避害之性而行赏罚称为"二柄"，认为代表国家整体的最高领袖依法赏罚是正常政治秩序的保证，假如赏罚的权力被人任意使用，就会造成人治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两千多年前《韩非子•二柄第七》中说： 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而现在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奖赏。假如君主不是让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原文：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十七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建立在人情论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高度赞美，因为中华法系不仅因人避害用以惩恶，还因人趋利而奖善，而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以及中国西化的法律体系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完整的奖善制度。两百多年前伏尔泰写道： 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译音）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他来到这个旅行者的省份，把钱包交给了知府，不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251页） 在同一书中，伏尔泰也和与他同时代的魁奈一样，抨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社会是专制社会的论断，他认为孟德斯鸠只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表面现象，伏尔泰说： 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249页） 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将专制君主分为合法的专制君主和为所欲为（不合法）的专制君主，前者是指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后者指篡夺专制权力的统治者，执政不论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他认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页） 法家"弱民"不是"强迫所有人都作恶" 孟德斯鸠还能根据社会表面现象作出自己的判断，而甲午战争以后太多中国学者只能根据西方人贬低中国的观点作判断了，人云亦云似乎代表了学术上的"政治正确"。到了秦晖那里，法家政治不再是成就中国千年辉煌的伟大制度，却成了"强迫所有人都作恶"的制度。首先是皇权绝对专制，没有任何制约。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的政治哲学基础是趋利避害的人情论，皇帝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他自己也是普通的人，也趋利避害，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治理的好。如果我们把权力比作筷子，筷子插进喉咙可以致死，为什么秦晖还用筷子吃饭呢？就是因为秦晖也是人（黄皮白瓤"香蕉人"），也要遵守趋利避害的人情论。 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只要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社会就会治理的好，如果等待尧舜那样的贤者圣人出现再去治理国家，那么千年也遇不到一个，而像桀纣那样随意破坏法制的人，也是千年遇不到一个的，所以法治只需要中等水平的人就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反复强调中主抱法处势而治的政治思想：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原文：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韩非子•难势第四十》原文：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我们不是说建立在人情论基础上的中国古典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秦国、西汉长期都是法治社会，还是出了秦二世、汉元帝这样的"将筷子插进喉咙"的最高领袖，秦二世更改了秦律，在督责之术指导下使秦法成了暴法；汉元帝将儒家德治引入，结果真如他父亲汉宣帝所预言的那样汉家逐步败亡了。 笔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就是，在取消落后的政治世袭制的同时，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国家最高领袖的有效制衡，很难想象美国总统会像秦二世、汉元帝那样随意更改国家的根本法律制度；但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有不足，就是他们的权力制衡是建立在一个阶层之内，而不是像中国古典政治一样建立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平衡之上。这应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医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主张动态平衡（阴阳平衡）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阶层垄断政权，无论是"民主"和"君主"，都是危险的，西周初年的政治思想家将之总结为"敬德保民"，并指出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从整体角度来论述君与民的关系。 一位华盛顿的政客曾私下对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说，总统年年换，我们这些人却是铁打的营盘——资本垄断政治权力，这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 为了实现不同阶层的平衡，法家提出了"弱民"主张。秦晖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是"学术愤青"。他甚至解释说："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我们怀疑，秦晖是否读过法家关于弱民问题的论述，否则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教授不应该这样胡说八道。 法家"弱民"是使社会所有阶层都依法行事，防止任何一个阶层垄断国家政权（公元前81年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所谓"绝兼并"是也），真正实现"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的社会功勋制，按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资源。《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对这个问题论述甚详，上面说：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原文：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商君书》的作者还认为，农民、商人、官吏各个阶层要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是寄生于社会或绑架整个社会。正是中国古典政治百姓均平的思想，使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像现代西方国家一样陷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军事工业集团和商业金融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垄断过国家政权。上面说： 法家政治中的萧何是"好人"还是"坏人" 秦晖举出的法家弱民政策"逼良为娼"的案例是萧何自晦一事。事情发生时西汉初年，大汉政权尚不稳固，百废待兴。萧何自晦事实上是明哲保身之举，其自晦的手段，就是秦晖所说的作"恶"是用低价、赊借等手段买百姓的田，在当时的阶层制衡体制下，政治纠错能力比纠正美国总统小布什误导公众进行打伊拉克并不慢。 丞相干了坏事，百姓告发；皇帝决策，官员纠正；丞相职责一方面对皇帝负责，一方面治理百官。其中国家最高领袖、官员（包括卫尉和相国）、百姓之间的制衡关系在其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真实的历史远远不是秦晖所描述的情况。为正视听，我们不防引述《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记载： 汉十二年（前195）的秋天，黥布反叛，高祖亲自率军征讨他，多次派人来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萧相国因为皇上在军中，就在后方安抚勉励百姓，把自己的家财全都捐助军队，和讨伐陈豨时一样。有一个门客劝告萧相国说："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位居相国，功劳数第一，还能够再加功吗？您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至今十多年了，民众都亲附您，您还是那么勤勉地做事，与百姓关系和谐，受到爱戴。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震撼关中。如今您何不多买田地，采取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声誉？这样，皇上的心才会安定。"于是萧相国听从了他的计谋，高祖才非常高兴。高祖征罢黥布军队回来，民众拦路上书，说相国低价强买百姓田地房屋数量极多。高祖回到京城，相国进见。高祖笑着说："你这个相国竟是这样'利民'！"高祖把民众的上书都交给相国，说："你自己向百姓们谢罪吧。"相国趁这个机会为民众请求说："长安一带土地狭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已经废弃荒芜，希望让百姓们进去耕种打粮，留下禾秆作为禽兽的饲料。"高祖大怒说："相国你大量地接受了商人的财物，然后就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于是就把相国交给廷尉，用镣铐拘禁了他。几天以后，一个姓王的卫尉侍奉高祖时，上前问道："相国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陛下把他拘禁得如此严酷？"高祖说："我听说李斯辅佐秦始皇时，有了成绩归于主上，出了差错自己承担。如今相国大量地收受奸商钱财而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苑林，以此向民众讨好，所以把他铐起来治罪。"王卫尉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如果有利于百姓而为他们请求，这确是宰相分内的事，陛下怎么怀疑相国收受商人钱财呢！况且陛下抗拒楚军数年，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又亲自带兵前往平叛，当时相国留守关中，他只动一动脚，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盘就不归陛下所有了。相国不趁着这个时机为己谋利，现在却贪图商人的钱财吗？再说秦始皇正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天下，李斯分担过错，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为什么怀疑宰相到如此浅薄的地步！"高祖听后不太高兴。当天，高祖派人持节赦免释放了相国。（原文：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 话说回来，假如法家真是"强迫所有人都作恶"的制度，那么实行齐法家核心黄老之术的西汉可能没有谁比萧何干的坏事更多。秦晖可能是这样作梦的，但数千年来，上至皇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对萧何充满了敬仰，千年祭奠不衰。明朝中期湖南官吏刘威曾写下《谒萧何墓》一诗云："半世悠悠刀笔场，偶持文墨事高皇。入关独解收秦籍，略地先能绝楚粮。指示功勋高一代，定来法律胜三章。临终更笃曹参代，万古忠心日月光。" 中国未来必须建立在中国历史的根基之上，我们不能忘记那样为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他们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在此，让我们穿越悠悠千载红尘，遥祭依秦律制定汉律的萧何，是他奠定了强汉的国魂——将中华法系和中华文明推向了历史的峰巅！
读罢秦晖的文章，到处都是千年历史积累的谎言和迷信西方产生的无知。事实上在汉以前，秦汉法家制度为世人所称赞，今天我们读《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等典籍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的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是法家制度实现了社会大治，路不拾遗，而不是如秦晖所说强迫所有人作恶。汉代儒家为了垄断中国古典学术才刻意攻击法家及其他诸子百家，秦晖只不过拾儒家的牙慧而已！
附文： 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 秦晖
这本书我很认真地看了，朱先生从法家着手分析（中国的人心），我觉得是很对的。因为中国儒家的东西虽然被说得很厉害，但是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其实我觉得虚伪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我们说什么虚伪呢？说儒家虚伪？其实我觉得所谓虚伪无非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其说是跟文化有关系，（不如说）就是跟敢不敢讲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我们看到神权专制的时代，基督教也是很虚伪的。1949年以后，我们感到很多无神论者也是很虚伪的。老实说，如果有一种环境是使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不管是什么文化下，人都会变得很虚伪。如果有正常的、基本言论自由的社会，虚伪当然可以减少一些，但是这只是"虚伪"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会，仍然有虚伪的一面，因为不管是人，就连动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们总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要更好，就连孔雀都还会开屏，所以虚伪有时候也变为一种权利，隐私权，我们就假定真实的东西有权利不让人知道，我们有权利让人知道好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叫做虚伪，而且这种虚伪到底在哪种文化中最发达，也的确很难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妆、整容，本来你没那么漂亮，要搞得那么漂亮，本来没有那么高尚，你要让人觉得你那么高尚，这某种意义上都是虚伪。 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虚伪有两种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刚才讲到"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家知道，肚子并不是思维的器官，实际上是一脑子男盗女娼，但是这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的男盗女娼，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老实说，如果不好的想法仅仅是存在于脑子里头，我觉得，第一别人是没法知道的，因为脑子里的东西谁知道呢，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脑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谁也不知道，根本是没法度量的东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念头的话，那么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个问题不光是念头的问题，而是行为了。这个行为，真正的一个社会很糟糕的现象，是很多人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倒不是说他脑子里头想不想的问题。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有些人，实际上内心不见得就有那么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只能做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会提供"为善"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那么善，但是也必须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社会，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圣洁，也很难说。有一些人，比如我们说民主制度下其实人们也是很虚伪的，政客整天讲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活或者真实想法，比如有人说克林顿就是个伪君子，或者谁谁谁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觉得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依靠一种保障民权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限。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的。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那么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基督教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最可怕的虚伪还不是这样一种虚伪，而是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何家栋先生提到的，叫"为恶"，有一种制度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社会要防止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我觉得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是一种最明显的带有这种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这个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男盗女娼。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相比，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要自私的时候，是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制约，比如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下，首先要假定保证民权的，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的人，尤其是制约皇上，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些人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是有可能作恶的。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是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的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法家不一样的，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样一种东西也是制约，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为了防止对皇权的一种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恰恰就认为，如果这样就坏了，他说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也不图我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那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上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自以为清廉一世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是历代不觉得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法家有这样一种假设，你不是这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什么？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所谓的坏人也不能做坏事，好人就可以做更好的事。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就会做坏事了，好人也必须做坏事。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到好多，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挺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于是刘邦就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萧何如何如何廉洁，如何如何勤政等等。刘邦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就伪恶了一把，马上反其道而行之，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其实制度最糟糕的一种虚伪是强迫人作恶的虚伪，你就是不想作恶，他也强迫你作恶。而且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没有真正的界限一样，伪恶和真恶也没有真正的界限，一个人原来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没有良心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说这叫做违心的事情，但做惯了就把作恶习以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东西，要说虚伪也非常虚伪，并不见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这种虚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我们中国，老实说，所谓儒家的虚伪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反映在行为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虚伪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因此我觉得朱建军先生分析中国人心，从法家入手是很对的。 我在这里要讲一讲，老实说到底什么东西叫做文化，这是我非常怀疑的一件事情。我们通常讲的所谓文化，和我们所谓的民族性真有关系吗？老实说我是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有同等选择权力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中国人喜欢吃中餐，西方人喜欢吃西餐，这一点人们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有时候就不尽然，我们往往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就是能否选择和选择什么，我觉得选择什么的确是文化，但是能否选择，你就不能说是文化了。而且在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差别可言，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有一次提到一个事，我觉得说得很精彩。陈独秀反对严酷的父权，于是当时有比较保守的人就骂陈独秀，说你在那里毁灭我们的传统文化，说中国人是讲孝道，是讲百善孝为先，但是你陈独秀在提倡仇父，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当时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精彩，陈独秀说我当时是认为孝是很好的东西，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都是很好的美德，我从来不反对这个东西。他说我只反对那种不合理的用父权剥夺子女和媳妇正当的权利，我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和所谓的孝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假定中国人只是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尽孝，如果没有这种威胁就忤逆不孝了，那么你能说这个人真的是孝子吗？中国人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孩子，你还能说中国真的有孝文化吗？但假如中国不是这样的，人们从内心愿意孝敬父亲，不是被迫的，那么那种严酷的父权怎么有必要维持呢？没有这种父权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父权，孝文化就受到威胁？这里头有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谈孝文化的时候，通常都假定了中国人内心就是要孝的，不是受到什么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孝和父权是没有关系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把父权看成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似乎父权没有了，就完蛋了。我们应该说，中国人好就好在没有父权也是可以尽孝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文化为理由——这个中国文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来为不合理的父权辩护，在这里我没有讲父权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可以讲这个父权是很好的，是应该有的，但是这和文化没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候也是应该限制的。但是限制选择权主要是一种对自由辩解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含义，不是文化上的含义。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文化差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选择什么的区别，什么东西是能否选择的区别，如果我们弄不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把一些非常恶劣的制度当做是我们的文化在那里宣扬，同时我们把真正的文化倒是给颠覆了。因为老实说，任何一种文化要发扬光大，前提就是人们要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包括中餐都不可能发展，包括皇帝让你只能吃这样一种东西，不能吃另外一种东西，规定你只能吃面，不能吃米饭，如果这样的话，中餐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能发展起来的前提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基础。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5 11:33:1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 编者按：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市场本身的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干预，这是二十世纪兴起的系统论给人类的最大启迪之一。面对二十一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恣意扩张，以及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不断重弹"不是竞争性制度与自我调节市场要对我们今天的病症负责，该负责的是对这个制度和市场的干涉"的老调，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吕鹏先生的这篇文章令人深思，它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回归他的本体——公民社会——社会大于市场！无疑，没有受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污染"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会成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本文原题为《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重访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 吕鹏 "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 以进步、理性和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为掩护，正在使市场意识形态的复辟正当化。"虽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生命的晚年不止一次地提出上述忧心忡忡的警告(Bourdieu & Grass ，2000) ，但大多数为市场神话欢呼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由市场的恣意扩张曾经给人类带来的悲剧。的确，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为有人宣称"历史终结"并将一切社会保护的主张扔进垃圾堆提供了口实，可是，只要我们稍稍注意到这个所谓"共产主义之后" (post communist) 的世界仍然陷于苦难之中，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日益步入"单向运动"的世界是否是人类文明的惟一选择。在这个时候，重访卡尔博兰尼61 年前在《巨变》中提出的警告，尤其是其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重运动 以往文献对《巨变》的援引，大多将焦点聚集在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嵌入"和"再分配市场"概念、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论题上， 而该书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却往往被忽视或简化了(Hannes ，1999) 。事实上，"双重运动"不仅是博兰尼分析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与自由主义者论争的核心武器。在《巨变》初版的1944 年，世界经济体制陷入瘫痪、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法西斯主义盛行，"我们熟知之人类文明"似乎已经崩溃。如何解释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形成了两套不同的认识。 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社会没有彻底地贯彻"自由市场"的原则。这一判断并非没有"事实依据"：纵观19 世纪以来的经济史，从制定关税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到罢工破坏了劳动力的价格机制，"自我调节市场"① 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受到社会保护运动的抵制并动摇其存在的根基。因此，"如果不是那些反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保护政策，自由主义会不负所望；并不是竞争性制度与自我调节市场要对我们今天的病症负责，该负责的是对这个制度和市场的干涉"；而化解人类危机的惟一办法，就是进一步坚定地迈向自我调节市场。博兰尼的论证也同样是从上述"社会事实"出发——他并将之命名为市场经济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 ，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结论相反，他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那个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为何对同一"社会事实"会出现两个因果截然颠倒的解释？这直接涉及如何去认识市场② 本身的运作逻辑和生成机制。 支配"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是"图利"(gain) ，即一种采用理性手段以获得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动机。博兰尼与多数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分歧。但当后者宣称"图利"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而自我调节市场的兴起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张、自我调节的自生自发过程时，分歧出现了。在博兰尼看来，这根本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本来面貌，因为自我调节市场不仅是一个直到19 世纪才出现的新近的偶然的历史存在，而且它的产生是一个在外力作用下的"制度化的过程"的结果而与任何的"自然法则"无关。 博兰尼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观点。"在人类动机中，没有特殊的经济动机"，虽然早在石器时代晚期市场(marketplace) 就已普遍出现，但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农业帝国，人类都是在互惠(reciprocity) 、再分配(redistribution) 和家计(householding) 这三种非经济的动机中的一种或若干种的混和推动下来组织经济生活的。只是到了19世纪，情况才发生了转变：图利取代了前三者成为经济生活的支配原则，亦即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支配经济体的运转。这一转变虽然只是个不到两百年的新现象，但在博兰尼看来，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因为此前的历史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嵌入(embedness) 和纠缠(enmeshed) 于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而此后却意味着市场脱出(disembedness) 了社会的制约：不仅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经济领域出现了，而且它要将这一原则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以前是市场(market) 附属于社会的逻辑，现在则是社会臣属于市场——这就是"巨变"或"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的真正含义。 可是，从这个巨变开始的第一天起，一个相反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就一刻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会出现社会的保护运动？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人、农民、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构成了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合谋"，各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主张以及议会通过的各种社会立法都是这一合谋的表现。博兰尼认为这一解释不仅歪曲了事实，而且颠倒了因果。事实上，虽然各类社会运动在表面上以农民、工人、工会运动者为主力，但不能完全用各阶级的片面利益及意识形态间的斗争来解释之。自由市场必须通过将本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商品化来建构自身，而它们的商品化却会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构成威胁：人本身成为商品，不仅使人从亲属、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夺出来，更使人在文化上被剥夺从而被机器主宰；土地成为商品，则是把人和土地相分离从而破坏了人居住的自然环境并使失地小农成为流离失所的乡村贫民；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正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则粉碎了人类的生存环境(habitation) ，对社会整体的利益构成了挑战，所以社会保护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的一种纯粹基于自求生存的人类天性的本能反应，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连"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支持一个"反自由放任的社会立法"的原因。总之，自我调节市场的建立是人为的，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却是"自然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推动对社会的威胁是"因"，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则是为了抵制前者而产生的"果"，这样，博兰尼将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关系的观点从头到脚倒置过来。 二、作为另一场巨变的社会主义 可见，博兰尼关于"双重运动"的第一层含义就在于，只要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占据支配地位一天，社会的自我保护或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任何一个建立不在外力干涉下运转的自我调节市场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从表面上看，在这一点上，博兰尼与同时代的呼唤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对社会进行保护的学者——以凯恩斯为代表——站在了同一阵营，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恰恰证明了通过在市场与国家间建立某种平衡的所谓"双重运动"( Hettne ，1994) ，那个19 世纪以来所建立的文明似乎总是能够在崩溃之后重新存活。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将博兰尼视为一个干涉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社会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