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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目前各家媒体和网站信息泛滥，文章多如牛毛，看不过来，让人无所适从，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浏览本心的网站，阅读本网向大家提供和推荐的文章。本网文章的特点在于它的前瞻性和超前性，作为一个观察研究中心，本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超前指出时代演变的趋势，提前指出问题的存在纠正的方法。而一般媒体大多关注于当时的热点，我们关注社会变化的方向和社会潜在的主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大家：盯住大军观察网站，就是盯住中国的脉搏。盯住大军观察，就是盯住了中国的核心问题。下面我们继续发出各方面传来的一些有价值的动态文章。 通过这次四川地震，最使人清醒的是过去多少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价值，假如没有共产党提倡的一个节制私利、照顾公共的意识形态，假如这个社会出现了大量范跑跑式的人物，那么中国也是一个可悲的国家。改革开放许多年来，个人主义的追求使社会思想和道德都有了一定的滑坡。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一下已经被鄙视了的共产主义教育，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看清了这些道德教育的真正价值，哪怕它是伪善的，很难做到的，但也是一种向善的规劝和约束，也比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好得多。另外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每天我们都收到海内外传来的大量文章，我们将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筛选出来，供大家精读。这里也感谢文章的提供者，是你们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了有益的信息。] 反思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 继续关注全球通胀的严峻形势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6月27日 目录 张斌：《PPI走势乐观，中国陷入滞胀可能性很低》 李昌平：《粮价必有“八月革命”或“十月革命”》 张宏良：《外资开始控制中国最要命的战略物资——粮食！》 秦晖：《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 胡星斗：《建议将深圳、阜阳、汶川地震灾区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美国兰德公司最新(共产)中国诊断报告》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奖首次全部颁发给中国公民》 王炼利：《一个审计人员和市场部经理眼中的市场经济》 杨鲁军：《上海发展模式代价巨大，是时候终止了》 张小鼐：《我是补墙派,不是拆墙派----谁说我吃草根饭说精英话？》 刘军宁：《为什么不重视生命？》 贺卫方：《抗议权与意识形态》 时寒冰：《新京报》的堕落令我震惊！——高房价与居住权利“都老掉牙了”吗？ 时寒冰：《既得利益集团这样操纵话语权》 决战：《与时寒冰先生商榷：《新京报》并没有堕落！》 司马南：《拷问普世价值兼述我与南报的分歧----在乌有之乡的演讲》 郎咸平：《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战争与产业战争》 《王益被双规续﹕告状信曾有一尺高》 《中国股灾的幕后黑手：Rothschild家族和国际金融大鳄》 杨芳洲：《中日东海“原则共识”体现了什么原则——四论东海问题对日谈判》 华敏生：《中国应提出并谈判琉球群岛问题》 ---------------------------------------------------------------------------------------------------------------------------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6 23:52: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40 - PPI走势乐观，中国陷入滞胀可能性很低 PPI走势乐观，中国陷入滞胀可能性很低 张斌 Jun 27, 2008 bjzhangbin@gmail.com www.rcif.org.cn Policy Brief No. 08040 进入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以下简称PPI）取代CPI成为判断未来通货膨胀和中国经济走势最受关注的指标。特别是在国际原油、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屡创新高的背景下，大家普遍担心通货膨胀已经从需求扩张拉动型专向进口成本上升推动型。这个判断关系到未来PPI的走势和中国经济是否会面临滞胀的危险，也关系到货币当局政策取向。我们需要对当前PPI变动背后的原因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过去10年经验表明真实货币余额增速与PPI联系密切 较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名义货币余额增速不再适宜反映货币供应变化状况和总需求水平。需要关注真实货币余额增速（比如广义货币增速减去PPI增速），而不是广义货币增速。比较而言，真实货币余额增速变化更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经济运行能够得到的货币支持，是衡量真实经济总需求变化更适宜的指标。下图1当中，1997年1月-2006年初，真实货币余额增速和PPI增速在10年中保持了比较一致的运动趋势。经过比较，真实货币余额对物价水平最突出的影响大概滞后5个季度。如果是按照这个规律，我们可以根据过去5个季度以来的真实货币余额增速判断未来5个季度的PPI增速。 图1真实货币余额增速与PPI价格增速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遗憾的是，近两年内滞后的真实货币余额增速与PPI增速之间的稳定关系遭到破坏，我们也不能按照历史经验简单外推。2006年1月份以后，PPI增速并没有因为真实货币余额增速提高而迅速上升，直到2007年下半年真实货币余额增速从高位回落时PPI增速才开始提高。理解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我们需要暂时抛开以真实货币余额为代表的需求方因素，转向决定PPI背后的供给方因素。 过去10年经验表明石油进口价格变化与PPI同样联系密切 下图2中，虽然原油进口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但是原油进口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PPI价格增速在运动趋势上非常一致，即便在小的波动趋势上吻合的也很好。这张图说明进口石油价格波动主导了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波动，进而对PPI波动有主导性的影响。 图2 原油进口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PPI价格增速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原油进口价格经过作者计算得到 按照宏观经济的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上面两张图为我们理解中国PPI波动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按照第一张图，PPI的波动趋势主要归咎于中国经济的总需求方，应该从真实货币变动余额变动的角度判断未来PPI的走势。考虑到中国的真实货币余额已经开始了非常显著的下降趋势，PPI应该很快就会随之下降。按照第二张图，PPI的波动主要归咎于供给方，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造成了进口原油价格和国内供给方成本的变动，影响了总供给曲线和PPI走势。由于推高PPI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即便在真实货币余额下降趋势下PPI下降也会非常有限。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可能是滞胀并存。 中国总需求与原油价格 我们需要明确究竟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在主导中国的PPI波动。上面两张图已经透露出了一些端倪，把反映中国总需求的真实货币余额变动和中国石油进口价格变动放在一起，我们同样发现二者大的运动趋势至少在2005年以前的十年当中也比较一致。这张图意味着在较长时间内中国的总需求变动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有很显著的决定作用。支持这个判断的其他证据还有：1997-2007年11年当中，中国新增原油消费量占全球新增原油消费31.8%，对全球原油价格变动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在情理当中。 图3 真实货币余额增速与进口石油价格增速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需要注意的是2006年中期-2007年中期，与中国总需求水平上升相伴的是石油价格下降，而中国总需求开始下降以后石油价格不仅不降反而是继续快速上升。这个期间的中国总需求变动与原油价格变动出现了脱钩。对此，从2006-2008期间美国金融市场从盛到衰的剧烈调整为脱钩找到了原因。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前的一年时间里，美国金融市场上欣欣向荣，乐观的投资者青睐的是新兴的次级债而不是陈旧的石油，即便以中国为代表的对原油真实需求增加也没有挽救石油价格的继续下调。2007年的次级债危机改变了一切，金融市场上与真实商品没有密切联系的风险资产都遭大冷遇，新的宠儿是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同期内，即便来自中国的总需求已经开始下降，但远不足以从基本面角度影响原油价格，对原油价格更具决定性影响的是金融市场情绪而不是基本面，中国的总需求波动与国际原油价格继续脱节。 PPI走势乐观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需求增加——全球原油价格上升伴以中国进口原油价格上升——PPI上升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也看到了由于美国金融市场调整——全球原油价格上升——中国PPI上升的供给冲击型价格上涨。这增加了判断未来的PPI走势的困难。从国内总需求的角度看，真实货币余额增速已经明显下降且大大低于历史平均水平，PPI受此影响应该很快回落。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国际石油价格受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是否还会继续。考虑到原油价格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已经经历了非常大的调整，目前的价格远远超过历史高点，从投资组合角度看原油的吸引力已经大大下降；再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走稳和美元止跌回稳，会进一步降低原油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一切都意味着金融市场剧烈调整对原油价格再度产生大幅冲击的可能性很小，原油价格波动会很快回归基本面。对于中国，这意味着外部冲击的根源逐渐消失，PPI走势决定会重新回归中国经济需求方。总的来看，我们有信心对未来PPI走势乐观，中国经济陷入滞胀陷阱的可能性不大。需要警惕的是目前真实货币余额速度增速已经处于历史低位而通胀水平依然严峻，如果货币当局继续加大紧缩力度，可能会在降低通胀的同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考虑此次通胀背后的特殊原因，对待当前的通货膨胀更需要的是耐心，操之过急的货币政策可能让经济陷入不必要的衰退。货币当局在高通胀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既定的名义广义货币增长目标，在保持总体偏紧货币政策基调的同时，不宜继续地将真实货币余额增速保持在过低水平。
粮价必有“八月革命”或“十月革命” 农业问题专家 李昌平 2008年6月 一.什么都涨疯了，只有粮价不涨
据农科院黄季琨教授数据：2007年7月以来，全国猪肉价格月同比增长幅度平均达71%，食用油为40%，蔬菜为23%，粮食仅为5.3%。另据河北大午集团数据：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什么都涨疯了，只有粮食价格非常稳定。最近几个月，国际大米价格一路飚升，国内大米价格却出现了回落走势。去年7月份以来，由于CPI一直在高位运行，政府面对高CPI压力，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有两个：一是释放库存，压低粮食价格；二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虽然政府压低市场粮价非常成功，但CPI并没有因为粮价下降而回落，反而据高不下（年初计划控制在4.2%，前两个季度实际达到8％左右）。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价格或许根本就是不可预测的。 在粮价稳定，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狂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为了控制CPI，将粮食价格强行控制在底板价位是不科学、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难免有欺负或牺牲农民之嫌，甚至有帮助“嗜血魔鬼”喝数亿农民血之嫌。据湖南等地的调查，现在农民种植水稻几乎无利可图了，笔者很担心，中国农村会再现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使党中央“扩大内需、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决策成为空话。 三. 十月前粮价必出现“惊险一跳”
夏粮马上要上市了，和去年相比，今年“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4—9％。我相信政府和企业一定会和往年一样，心照不宣地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新粮。面对国际粮价远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局势，一些农民也许会惜售，夏粮实际收购价格会有所上浮，但更多农民急于要钱投入下季生产，不得不屈服政府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的价格联盟，不得不依照“保护价”贱卖手中的新粮。 四.如果粮价8月和10月疯狂不可避免，不如现在就提高保护价
假如参与决策的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们认为，8月和10月的粮价疯狂是不可避免的，那就不如现在就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为什么现在提价收购农民新粮比8月和10月“惊险一跳”好呢？ 也许会有人会担心粮价恢复性上涨30％，会使CPI失控。笔者认为这是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第一，粮食收购的保护价上涨30％，不等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和面粉等一定要上涨30％。以稻谷为例，稻谷收购价提高30％后为0.95元/斤，对于的大米价格应该以不超过1.6元/斤为合理，而市场现在的大米均价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第二，即使保护价提高30％，我国的粮价依然还是世界上最低的。第三，现在猪肉价格是18元/公斤，肉粮的转换比率以1：4算（过去没有配方饲料时，4斤稻谷或小麦足够生产出1斤猪肉），对应的稻谷或玉米价格应该不低于4元/公斤，而粮食保护价提高30％的粮价还不到2元/公斤，因此粮食价格上涨30％后，并不必然推高猪肉价格或导致生猪生产下滑。或者说，假如2元/公斤的粮食价格下养猪无利可图，绝对不是粮价高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第四，历史上的几次高通涨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涨率为18％左右，当时的粮价是绝对管制的，通涨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为0.24元/斤，上涨了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涨，通涨率分别达到13.1%、24.1%、17.1%，同样也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是在通涨出现之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涨转向通缩的现象。历史上的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恰恰相反，每次通涨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我国的粮价价格一直都是管制状态，我国不可能出现由粮价过高引起的通胀，粮价上涨引发通胀是主观误判。恰恰想反，过低的粮价加剧了通胀的后果。因为低粮价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以至农村市场萎缩。通胀和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出现，两种严重后果不可避免：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工业产能过剩”；二是城乡发展失调，三农发展严重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不得不采取两项措施应对：一是强化外向经济发展战略——给外资和海外消费者超优惠政策；二是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两项措施实施的结果是：第一，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外向依附型，甚至是“蜡烛型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患上了积极财政政策依赖症。这就为下一次更大危机埋下了祸根。 六.建议温总理去河北大午集团考察
每一次农产品和食品连续大幅涨价，农民得不到涨价的好处，市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政府也伤痕累累。谁得到了涨价的好处呢？面对这一局面，笔者常常想起河北大午集团。
外资开始控制中国最要命的战略物资——粮食！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2008年6月 在世界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下，中国粮食市场十分平稳，就因为粮食市场还控制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中国经济安全和百姓生活安危的最后一个堡垒。可惜，当大家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粮食这个最后堡垒马上就要如同制造业、采矿业、大型商业、金融业那样被攻破了。当看到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的重点已转移到环保和能源领域时，我们就知道美国原有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实现了。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寡头在对华战略上分工十分明确：美国金融寡头主攻中国的制造业、采矿业、大型商业等领域；美国政府主攻中国的金融、电讯和农业等要害部门。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用“控股方式”扩大控制中国的金融业，仅去年一年就从中国银行业获取了上万亿财富；用“控人方式”在逐步控制中国电讯业，仅美国朗讯公司一家就贿赂了包括中国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在内的上千名政府官员和国有公司高管，据说仅3G项目外资就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今年开始对中国粮食发起全面进攻。中国大豆的悲剧将会在整个粮食市场上大规模重演。 记得2001年加入WTO的那几天，手捧美国大使馆散发的中美协议要点（因中国方面保密，和这次一样只能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内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协议中规定中国国有企业要退出大豆贸易？本来两个大国之间的入世协议内容都是很宏观的问题，为什么要从数千万商品中单单把一个大豆开列进来？直到去年豆油为首的植物油价格一声炮响，带领食品价格火箭般窜升时，我们才明白把大豆列为入世协议的战略试探作用，才知道我们完全被那位年轻漂亮的美国女人巴尔舍夫斯基给耍了，但是已经晚了，西方国家已沿着3条道路杀向中国粮食市场。 一是通过掌控中国食品工业反过来控制中国粮食生产，如同当初大豆领域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由于主导中国改革的经济学主流大都是美国鹦鹉，他们已经把中国粮食加工行业私有化为无数中小企业，为外资扫荡中国食品工业创造了兼并条件。二是通过勾结中国买办集团，拉高化肥价格，一方面掠夺农业利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挤垮中国粮食生产，为进口粮食开辟市场条件。据中国农业问题专家李昌平计算，去年以来，在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不过5%的情况下，化肥价格上涨超过120%，涨幅是粮价涨幅的20多倍！国际垄断资本勾结国内买办如此拉高化肥价格，既掠夺了农民绝大部分收入，又为今后食品价格暴涨创造了条件。三是用粮食加工企业的低价收购和进口化肥的高价销售，把农民逼入种粮破产的绝境，然后迫使农民交出土地，用股份合作制的方法实行土地兼并，把中国农业完全控制在外资手中。到那时，粮食价格就如同这些年豆油价格一样，完全被少数外资所控制，想怎么涨就怎么涨，按照中国老百姓的极限收入来定价，以掏空老百姓的口袋为目标，中国老百姓的灾难日子也就降临了。 并且，控制了中国粮食和银行的外资，完全可以用银行破产和粮食减产作为武器，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私人保安，即便是再厉害的民族主义力量上台，也只能对外资俯首贴耳。2006年8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过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就是：“中国大豆被外资垄断，造福美国农民”，如果说，中国大豆被外资垄断仅仅是造福美国农民、贻害中国农民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粮食市场被外资控制后，那将造福的是整个西方世界、贻害的将是全体中国人民。当初苏联那么一个庞然大物都被美国用小小的粮食武器打垮了，那还仅仅是通过苏联社会之外的世界粮食价格变化的间接打击，而对中国这种从里到外的粮食控制，将会完全掐住13亿中国人民的脖子。 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更大的灾难将有可能是基因污染和基因危害。目前中国进口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产品。转基因产品就是把两种不同物种的基因嫁接在一起，造出一种不伦不类的新的物种。外资能改变其它生物的基因，也就能改变人的基因，由此而实现基因控制，制造基因武器和发动基因战争。这个东西最终危害会有多大，谁都不知道，只是世界各国都在纷纷限制。在中国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两家日本跨国公司，格力高集团和麦德龙集团就向日本民众保证，绝不在日本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目前中国食品市场上外来的转基因食品越来越多，许多著名植物油品牌都是转基因产品，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资料警告说，一些国外公司可能钻中国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统一的空子，将中国作为“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在目前中国处处造假、产品管理完全失控的情况下，在目前中国贿赂一个官员就能通行无阻的情况下，各种数不胜数的转基因生物纷纷涌入中国这个“转基因生物试验场”，一旦形成基因污染，各种变异植物、变异生物不断出现，那将是何等恐怖的一个画面！一个“非典”的原因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到时候，恐怕各种莫名其妙的瘟疫会接踵而来，太可怕了，我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全球四大粮商瞄准中国市场或控制肥料抬粮价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从今年开始，中国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WTO过渡期已结束，跨国公司开始进军中国粮食流通领域。 四大粮商瞄准中国市场 一家隶属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企业，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并在江苏等省准备建立粮食收储企业。这意味着跨国粮商已在实施他们的中国粮食战略布局。有专家担心：“在跨国企业已掌控我国植物油定价权的情况下，如果进一步取得粮食流通的控制权，会使我国失去粮价定价权，给我国粮食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造成被动。”在国际粮价高涨的情况下，中国阻断了国际市场向国内的传导通道，保持了国内粮食价格的稳定。但有关专家提醒：“我国粮食生产对外依存度虽然较低，但我国化肥生产中硫磺与钾肥高度对外依赖，国外有可能通过提高肥料成本，抬高我国粮食价格。” 控制关键的粮食加工环节 一家跨国企业，通过几年的发展，在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居垄断地位，占中国市场份额的60%～70%。“他们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然后他们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就给我国粮食流通带来极大风险。”中国储备粮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对本刊记者说。包克辛说，目前，世界四大粮商都来找中储粮谈。他们一方面建立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一方面开始寻找粮源。中储粮是中国最大的粮食储备企业，是他们合作的首选对象。 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名介绍，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通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它们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是包括大豆等大宗农作物的定价者。近些年，跨国粮商通过掌控世界大豆价格，造成中国油脂加工企业亏损，然后展开大规模并购。目前，中国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国内企业失去了话语权。“在本轮全球粮食涨价潮中，掌握大豆控制权的跨国企业获得巨额利润。”宋廷名说，“跨国粮商的操控也是国内植物油价格暴涨后，国家很难调控的重要原因，应避免在粮食问题上重蹈覆辙。” 黑龙江九三油脂公司总经理田仁礼说，粮食安全的关键在加工流通领域，“跨国公司想用低价粮食冲击生产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掌握了粮食加工流通，就掌握了粮食制成品的定价权，这会影响到我国粮食市场的调控。” 粮食市场调控之忧 受访专家分析，目前，跨国公司掌控中国粮食加工流通的意图已经显露。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经理乔林选认为，跨国粮商不仅有强大的资金优势，而且通过食用油已建立起营销网络，并树立了一系列品牌。他们利用这些优势，与中国粮食加工企业竞争，会有很强的杀伤力。包克辛说，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速，如果不采取措施，3年后局面可能就没法控制。他们会成为中国粮食加工销售的龙头。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这种警惕性，在招商引资中，普遍存在外资优于内资的思想。有的地方政府极易被他们利用，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他们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包克辛说，“即使跨国粮商不与中储粮合作，他们也能找到粮源。现在的地方粮食企业大都经过改制，很多变成了个人承包，很容易被他们收购，或者充当他们获取粮源的工具。” “现在国内没有真正的大企业能与之抗衡。”包克辛说，目前，中储粮作为全国最大的粮源控制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却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华粮集团虽然在全国属于比较大的企业，但实力与跨国公司不能相提并论。多位专家建议，应对跨国粮商的对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其进入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门槛，严格小麦、大米等口粮加工产业的外商准入制度，控制外资进入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应由国家协调，尽快实现央企与央企联合，中央与地方联手，建立粮食加工流通的国家队和大型企业集团。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粮食市场调控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只有储备，没有加工品和销售的控制，这样就会给调控带来风险。” 去年“十一”前，中储粮抛售20万吨食用油储备，市场一点水花都没有，调查发现它们遭到一家跨国企业的大肆收购。“他们买了后存起来也不投放市场，使国家调控失灵。”包克辛说。 化肥价格暴涨挤垮中国农业 中国是化肥消费大国，粮食生产又是化肥高消耗产业。目前除氮肥外，中国的磷肥与钾肥原料都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从去年以来，国内钾肥价格一路猛涨。有关专家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国际钾肥生产巨头掌握了定价话语权，不断抬高价格。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等专家指出，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达1100多万吨，但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0.45%。目前钾肥进口依存度达到70%左右，造成钾肥价格控制非常被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 据山东省农资协会会长袁敦华介绍，复合肥目前占中国农用化肥一半以上的份额，复合肥中钾肥成本最高。现在，因为国外企业控制钾肥价格，每吨达2350元还提不到货，不少国内复合肥生产企业的压力不堪承受。国际钾肥资源和钾肥供应集中于俄罗斯、加拿大和以色列，国际钾肥生产巨头正在通过限产提高售价。由于钾肥资源匮乏，国内钾肥企业的产量只占总需求的30%。自2005年以来，国内钾肥进口不断增加，去年进口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960万吨。 作为生产磷肥主要原料之一的硫磺，去年以来也出现价格暴涨。中国硫磺产能不足，对外依存度同样高达70%。目前国际市场硫磺供应紧张，加拿大、俄罗斯、中东国家今年对中国硫磺供应都将减少。据山东联盟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张德焕介绍，磷肥生产所需要的硫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价格几乎涨了10倍，而硫磺占磷肥成本的1/2，由此大幅度增加了磷肥的成本。
发件人："《国家历史》" <postmaster@xfjiazhang.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7 08:34:2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国家历史》快讯 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秦晖 2008-6-18
我觉得好制度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也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限。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的。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7 08:36:5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设立政治改革特区，试点宪政社会主义——建议将深圳、阜阳、汶川地震灾区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设立政治改革特区，试点宪政社会主义 ——建议将深圳、阜阳、汶川地震灾区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教研室主任 胡星斗 2008-6-27 北京奥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辉煌时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成功和长达20余年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束。 目前，中国又处于何去何从的方向性抉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或第三，对外贸易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也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成就的确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另一方面在国内，改革开放的事业却受到了空前的质疑，据凤凰网对“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将12月18日确立为‘改革开放纪念日’”的看法的调查[注]，截止2008年6月26日晚8点，“同意，改革开放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的网民仅1609人，占总票数4364的36.9%，而反对的却占63.1%。 在国外，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的指责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不断地翻新，奥运火炬被抢，中国人民深感受辱——原来只是我们的巨大市场被人看重但国家却不被人尊重！ 有人借机掀起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反对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炒作西方阴谋论、遏制中国崛起论，致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有逆转的势头。 孰不知，中国目前出现的绝大部分问题如腐败、特权、贫富悬殊、道德堕落、弱势群体、工人农民贫困化、产业低端化、过度外贸依赖、资源环境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公民社会的缺乏、极端民族主义的亢奋等等都源于瘸腿的改革，即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及宪政民主与之相配合；扭曲的经济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统统走进了死胡同！ 但是倒退更是没有前途的，特权制度、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正是源于改革开放之前，源于经济与政治的垄断。现在要做的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纠正经济体制改革的偏差，以宪政民主矫正人治与垄断的过失。唯有进一步改革开放、启动名副其实的政治改革、推行宪政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正道，也是中华民族的前途所在。 政治改革可以仿照邓小平在南方“划了几个圈”的做法，循序渐进，逐步推行，不妨将东部的深圳、中部的阜阳、西部的四川地震灾区如汶川、北川、青川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深圳是当年首批经济体制改革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国家创新城市”，其在政府体制方面已经有许多创新尝试，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也非其莫属。 安徽阜阳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城市，其所辖多数地区属于国家重点贫困县区，该市部分官员的腐败也堪称全国之最。如前安徽省副省长、前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阜阳中院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前腐后继”、阜阳颍东区委两任书记、原亳州市委书记、原蒙城县委三任书记、原阜南县委书记、原颍上县委书记、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原副市长等人纷纷落马。该市闻名全国的事件还有：劣质奶粉造成“大头娃娃” 事件；肠道病毒EV71感染事件；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蹊跷死亡事件，等等。可以说，阜阳是中国治理失败的典型。 警惕中国的“阜阳化”，就要从阜阳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 四川地震灾区如汶川、北川、青川百废待兴，甚至面临易地重建。不妨也将之设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借助再造之机，致力于打造崭新政治，树立廉洁政府，加快灾区发展，取信于灾区民众。 总之，我建议在东部、中部、西部及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特殊地区各选择一个或几个城市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进行以宪政社会主义为指针的改革试点。所谓宪政社会主义的改革试点，指在深圳、阜阳、汶川、北川、青川等政治改革特区由全国人大及中央政府授权，进行以下十个方面的改革：
[注]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806/0624_2201_613426.shtml 发件人："晋高平" <jingaopingc@gmail.com> 收件人： "︴ぇ" <adamsyong@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7 08:38:3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美國蘭德公司最新(共產)中國診斷報告;國際奧委會要求中國停止體育與政治相提並論 美国兰德公司最新(共产)中国诊断报告
美国兰德公司对(共产)中国人的评价 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计算机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它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奖首次全部颁发给中国公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7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图)
由左至右分别为：NED董事长Carl Gershman，NED主席Vin Weber，代表Frank Wolf，李柏光，李和平(来源：NED网站）
由左至右分别为：NED主席Vin Weber，NED副主席Richard Gephardt，Annette Lantos, NED董事长Carl Gershman，Annette Lantos, 李和平，王天成，李柏光，肖强（来源：NED网站） 6月17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奖2008年度民主奖（2008 NED Democracy Award）授予李柏光、李和平、陈光诚、张建虹（笔名力虹）、姚福兴、胡石根、滕彪等七位中国公民，分别表彰其在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言论自由、工人权利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也是该奖项首次全部颁发给中国公民。陈光诚、张建虹、姚福兴、胡石根因系狱，滕彪因护照被没收未能出席颁奖典礼。滕彪和陈光诚由李柏光代领奖，张建虹由肖强代领奖，姚福兴和胡石根由王天成代领奖。 当天下午3时至5时，首先在美国国会山举办了关于中国自由民主法治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讨论会，维权律师李柏光、李和平、中国劳工通讯执行主编韩东方、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因特网项目主任肖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创始人王天成、公民力量倡导者杨建利等知名民主人士在会上做了发言。李柏光主要谈到中国政治变革与法治之间不成比例的关系的存在，以及未来如何推动法治进展。李和平主要谈到宪法规定的八大自由在现实中的巨大落差，以及不能落实的原因。下午5时到7时举行了颁奖典礼，美国国会成员Reps. Chris Smith (R-NJ), Adam Schiff (D-CA), Frank Wolf (R-VA),NED董事会副主席Richard Gephardt出席并颁奖。美国国家民主与全球事务次部长Paula Dobriansky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Howard Berman (D-CA)也在会上发表演讲。NED还授予了刚去世不久的美国国会坚定的人权拥护者Tom Lantos (D-CA)民主贡献奖。 李柏光律师表示，此次获奖是奖励更是鼓励，作为一名律师，今后他将继续坚定地履行法律程序，不管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继续以法律为武器教育政府，使其不再重复以前的行为模式，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时积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 李和平律师首先对国际社会对他们所作努力的认可表示感谢，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是极其重视的，中国人民在为这些价值奋斗时并不孤独，因为世界人民与他们站在一起，人权、民主、自由是世界潮流。在6月23日受到布什总统接见时，布什总统对李和平律师获奖答谢词中“All the glory belongs to God”（荣耀归于上帝）一语大加赞赏，李和平律师表示这么说是因为自认为不过做了一些本职工作，都是很平凡的事，不想把荣耀归到自己身上。 在获奖之后，李柏光和李和平律师参加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关于公民社会的研讨会。李和平律师认为，公民社会在行程上需要时间，法治、人权的观念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深入人心、身体力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尊重人权，但其落实时间的早晚、彻底程度取决于中国公民的成熟和公民社会的完善，这需要中国公民自身的努力，他本人对此持乐观态度。 附获奖答谢辞： 让法治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李和平
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出现多位民主奖得主，说明中国的民主还很不完美，需要更多国人的努力和付出，需要国际社会的鼓励和敦促，中国正在转型，我期望中国好运，期望法治的旗帜高扬在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上。
我的一些平凡的本职努力，在可敬的先生、女士们的眼中被看为可贵，把我推举到我景仰至极的仁人志士的行列中，以自由的名义对我嘉奖，我本人诚惶诚恐，深感不配，荣耀归于上帝。
发件人："lianli1208" <lianli120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5 10:16: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我——一个审计人员和市场部经理眼中的市场经济 一个审计人员和市场部经理眼中的市场经济 上海 王炼利 2008年6月26日 一、一名审计工作者眼中的市场经济
我曾经是一名企业专职审计工作者，也是某专业审计单位兼职审计工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持有上海市审计局颁发的建筑安装工程审计岗位证书。为专业审计单位服务，按规矩，每接一个任务都要问一声：“怎么审？”如果回答：“按规矩审”，就认真审；如果回答“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说在审计中要“放一码”了。对于社会审计人员而言，审计中“放一码”
就意味着自己该得的要少得，但也没有办法，这也叫做端人家碗受人家管——同样，审计单位也是少得的，按照“潜规则”，施工单位结算一定要多报些，让审计单位能有“核减油水”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审计，是审“乙方”——审施工单位，有资格请审计单位审计的，是“甲方”——建设单位，“放一码”的实质，是甲方在对乙方“放一码”，即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放一码”，但由审计单位在出面“放”。这种场合，是“甲方”、“乙方”以及“审计单位方”在同一个项目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凡是能够结成“甲方”、“乙方”以及“审计单位方”三位一体的，在此前，也可能结成“甲方”、“乙方”与质量监督部门一方的三位一体、“甲方”、“乙方”与监理一方的三位一体。 自我安慰吧——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些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我知道，二十一世纪仍无实质性改观。 二、一个市场销售部经理眼中的市场经济——不见“官家”就没有了“经济” 二十一世纪初，我曾是某上市公司省级销售市场的市场部经理。从事市场销售工作，要找“卖点”，在各种产品展销市场，最大的卖点是什么？不是产品外观，不是产品质量，不是企业管理水平，而是看谁家有中央领导来企业视察的大幅照片、谁家有中央领导与本企业负责人合影的大幅照片。谁家这类资源多，谁家的卖点就“大”。大幅照片都放在摊位位置最醒目点，就成了中央领导在帮企业招徕顾客。而企业，的确能靠这些大幅照片赢得一些顾客的信任度。 世界各国交易市场上，拿领导人照片当卖点的不会多，这也是市场的中国特色之一。企业要赢得市场，正当方式是靠着抓质量来创品牌，再辅以一定量的广告投入。但我见到的争夺市场份额的方法是相反的：层出不穷的质量问题先放在一边，主要精力放在广告和所谓的“售后服务”上，在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的前提下，“售后服务”成了产品的最后一道必要工序，弥补质量问题的必要工序。这种不把质量放在首位而把广告和所谓的“售后服务”放在首位的企业，并非不能赢得市场，前提是在广告和“售后服务”上有超大投入，要大到正常运作的企业决不可能投入这样的广告费用和售后服务费用，才能有效应。这就只有上市公司才能办得到，上市公司圈钱容易，才具备这样的“开拓市场”实力。到了这一步，这个市场就是少数上市公司与大量非上市公司的不平等竞争了。上市公司能上市，是与非上市公司比更有特权，上市公司身后都站着官家。特权是官家给的。 那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怎么办？有办法。我见识过只有短短几百米路程，大型轮式收割机要用更大型平板车载着前往展示会场的蹊跷事。悄悄一问，原来销售老总就是担心轮式收割机“万一走几步不走了怎么办”？才想出这个 “绝招”。 1999年，从上海参加财富年会后回到美国的杰克•韦尔奇这样对记者说：“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大多像是在演戏。”那么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演戏经济。中国特色的市场上，不怕质量问题会影响销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有着庞大的集团消费群体。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高达三分之一是“集团消费”，集团消费就是公款消费，生产商销售商都想赚公款消费的钱，赚公款消费的钱能赚得很“爽”，那么，“集团消费”消费哪些厂家的产品呢？就看关系了——而不是主要看质量！ 这也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差不多都通过了ISO质量认证，为此，我请教了曾评审过最著名家电企业质量的一位评审组组长，他告诉我，只有10％通过ISO质量认证的企业是真正达到评审指标要求并认真照质量规程办事的，20％能基本符合评审指标要求。其实大家都知道，为数众多的企业其质量认证证书是花钱买来的，不过认证程序是需要“走”的，所以众多企业ISO质量管理体系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文件一套一套的，那都是在认证单位“帮助”下编制的，但是第三层次文件就拿不出像样的了！第三层次文件又叫“可操作性文件”，是诸如工艺管理、检验标准和其他基础管理文件组成，制定这些文件不是靠夸夸其谈能完成的，也是认证单位无法越俎代庖的，所以，如要检验通过质量认证的众多企业真实质量水平，只消当着行家面请他们出示第三层次文件，基本都露馅。 我还知道，一些“吃质量饭”的有头有脸人物还借着质量管理认证运动（把做事情都当成搞运动也是中国特色），做起了专门生意——他们当了需要通过质量认证的企业与质量认证部门的中介人，这中介人可不是白当的，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要的中介费用，可以高达全部认证费用的50％！冲着这50％的中介费，通过质量认证的企业能不遍地开花？ 早在2003年，《21世纪经济报道》就透露了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内容。调查报告显示：原政府官员进入从商队伍后，其开业资本是平均数的1.8倍，销售额是平均数1.8倍，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而拥有的资本达到平均资本2倍以上。走出官场走向市场的原政府官员加上原国有资产管理层人员，这两部分人既是旧体制得益者，又是在中国式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的得益者。旧体制和市场机制的交集是他们财富涌动的源泉！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市场权贵们都去介入，在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小商品市场，权贵们并不介入，权贵不介入，就运转得正常。市场经济本来是对权贵说“不”的，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权贵是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权贵与市场共舞，这种市场就是老百姓的祸害。如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电信市场，等等，都是。 三、一个城市人眼中的乡村市场经济 2006年清明时节，我在山明水秀的浙江上虞市某著名的竹笋之乡逗留。这里产的竹笋形美、味鲜，口感脆嫩，无论水煮油焖，锅一坐火，就清香可闻。清明时节正是掘笋的忙季。天不亮，家家都到自留山上去忙活了，到六、七点，已经将笋从山上挑了下来，到公路边上卖给指定的收购人。收购人将笋称了，就倒进大竹筐，路边有条小溪，流的是清亮的山泉水，哗啦啦地响动。小溪深及膝盖，每当大竹筐里笋放满了，就捆扎了浸到溪水中。这一浸，要浸十个小时。 傍晚时分，几辆大卡车停在公路边上。指定收购人将一筐筐笋从水中起出来，倒在公社时期的打谷场上，打谷场边上堆着一大堆红土，这红土是从别的乡里买来的，土都用筛子筛过，象粉末般又细又松。指定收购人和卡车上的人一起，拿着一条好长的水龙带冲去笋上的浮泥，那笋就象煞了工艺品！枝枝有壮汉的手臂样粗，黄黄的笋壳上极细短的绒毛根根立着，笋根部如嫩玉呈象牙白色，还围有一圈红痣样的芽眼，艳红如玛瑙。浮泥冲去后，开始装筐。装筐时，笋尖都朝着固定一面，第一层笋码好，红土就派用场了——指定收购人一手抓一大把红土，均匀地撒上棕黄色的笋身，两大把还不够撒 ，就再撒上几把，要看上去象“红泥笋”了，再码第二层笋，然后，再大把撒泥………。一筐“加工”完毕，就放到大磅秤上称，称完推上卡车。 我在边上“欣赏”着加工全过程。卡车上人说话了：“你不用看了，我们就是这样卖给你们城里人的。”他想气我呢！我才不气，朝他笑笑，理解啊，理解万岁！ 我问亲戚：“有他们浸水的你们自己不会浸？你们也把浸水的卖给他们！”亲戚说：“我们浸水他们就不肯收了。”我又问：“这样泥呀水的都当笋卖，这些都发生在你们眼皮下，你们村长不管？”亲戚们笑了，彷佛我是外星人：“村长怎么会管这事？村长只管向收购笋的人要钱——到谁的地盘收购，都要付钱。”那么，这些收购笋的又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什么背景？ 从当地报上得知，收购笋的是当地乡镇政府牵头组织的合作社。“合作社在XX镇政府的牵头下，……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品牌，已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各大中城市设立50多个经销点，……”“当天挖掘的竹笋，当天就被合作社就地就近收购，让笋农便利销售并且能卖个好价钱。”值得注意的是《编后话》：“……以往由于广大笋农分散经营，外地贩子趁虚而入，压价收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笋农利益。竹笋合作社的成立，解决了竹笋生产、加工、销售等一系列单家独户办不了的难题。”
这才知道，这些收购者是镇政府牵头的当地人。农民当天挖笋当天卖掉是办到了，但是是否“能卖一个好价钱”？农民说是未必！看来，笋农利益是否受影响就要笋农说了算，而不是官方说了算。而众多城市买笋人的利益因为买的是“拖泥带水笋”而受损，当地政府是否知道？ 我问过亲戚，象这样浸水后再把笋卖出去，农村以前有过吗？他们说：“从老辈人手里就没有听说过。”
“拖泥带水”本身也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一道工序，一个环节，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就真的走到“良心值多少一斤”的地步。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5 08:18: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上海发展模式代价巨大，是时候终止了 祖国网 2008.06.24 上海发展模式代价巨大，是时候终止了 杨鲁军
2008年4月，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陈良宇获罪十八年。但是，清算上海的问题并不应该局限于社保案，更为重要的是对上海这二十年来形成的一整套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这种上海城市发展模式，在全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广泛效仿和推广。现在到了对这种上海模式进行批判的时候了。 基于上海在中国城市发展中所处的极端重要地位，回顾历史，中国及上海领导人对上海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路径选择。上世纪80年代初，围绕上海城市发展方向从政府到学术界曾有一场争论，江泽民在80年代中期任上海市长后，基本效法陈丕显的主张以闵行为上海发展重点。但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经过缜密思考和调查提出，上海应在杭州湾建立新城。当时，于光远依据1980年可比价格，初步测算了上海新城的总投资约需150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意见：就是向东（即浦东）发展，但当时此点并未被中央领导人接受。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浦东并不具备理想的港口条件，而宁波北仑港则更具有成为东方大港的天然条件，因此上海并没有被定位为国际航运中心。直到1989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发浦东一派的意见占上风。在邓小平的亲自拍板下，以1990年4月18日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开发浦东为标志，上海的城市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自此，中国城市发展之“上海模式”，便应运而生。 异地拆建 自从上海定位发展浦东之后，仔细琢磨这些年上海发展历程，却惊讶的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由此形成的上海模式，迄今依然在祸害其他全国很多城市。首先，声东击西，以浦东开发之名行浦西旧城区改造之实。尽管自90年代后，开发浦东已经成为国策，但是，上海历届政府实际上以浦东开发之名行浦西旧城区改造之实。据不完全统计，18年中浦东开发总投资6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并非来源于上海本地资金，而是中央财政及各部委的拨款投资，各省市政府投资以及境外资本注入，上海政府实际投资不足五分之一。但是，相比之下，上海这18年来在浦西总投资额却高达3万亿元，投资额是浦东开发投资额的数十倍。由此可见，上海的开发是醉翁之意不在浦东而在于浦西。究其原因，主要是上海领导干部的浦西情结，对当年老上海十里洋场念念不忘的旧梦。因此，截止到目前为止，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依然在浦西。 其次，城市发展为拆迁方式的错误选择付出了巨大代价。城市发展有几种方式，最经济合理的当属打造新城；其次是存量拆建，即原拆原建；再就是异地拆建，这也是代价最大的一种方式。浦西是老城区，若要开发自然涉及到拆旧建新，拆旧建新首先带来的就是拆迁问题。上海模式中的拆迁解决方式并非原迁原搬，而是异地拆建，即将市中心居民迁至内环甚或中环外环以外的城市边缘地区，运用级差地租理论，在原址建设高档写字楼或公寓来实现土地开发的巨大收益。 80年代，拆迁本意（以上海为例）是拆除生活设施严重不健全的、不适宜居民居住的危旧房屋，是根本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的一种手段。但从90年代起，拆迁的作用出现了异化，其目标转向谋取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甚至连一些有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历史性建筑也纷纷被拆除。 不仅如此，将拆迁房产权私有化后遗症无穷。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已基本消灭了住房私有化，即所有房屋都由国家持有产权，以出租的形式给城市居民使用。从90年代上半叶起，伴随着住宅商品化私有化的浪潮，上海市政府有计划地将大批符合规定的租给居民的公房产权私有化了，其转换形式是原居住者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向政府买下了房屋。却不知，这一公房私有，在上海一是形成一个巨大的食利阶层，并且为今天的拆迁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拆迁房屋原本是政府出租的房屋，政府只需要在异地建造相应的房屋继续供其租用即可，如考虑到地段级差等因素，至多在新租房屋的建筑面积、配套设施及房屋租金等方面给予拆迁户优惠政策。但是，在确定所有拆迁房都是私有产权房的前提下，情况就大不相同。为了拆迁，政府必须以货币或实物形式为被拆迁户提供新的产权房。由此，拆迁成本呈几何级数陡升，这就为房地产价格火箭般上窜埋下巨大隐患。同时，因拆迁当中所存在的房屋评估等诸多问题所引发的冲突也越演愈烈，这使拆迁成为上海年至全国城市发展的亚政治（大规模拆迁导致政群关系急剧恶化）。 结束模式？ 可悲的是，90年代以来，这种拆旧建新的上海模式正在被全国各地大中甚至小城市所效仿。如今，随意走进任何一个小县城都到处可见大拆大建的工地和吊车。即使发展有新城，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常常见到很多新城成为“鬼城”。在上海，浦东的完全成熟，也是在最近两三年。可是，却为什么这么多城市都在学上海模式？首先，上海模式容易批。国家政策支持建新区，所以报建新城，报项目，国家迅速批准后就可以马上得到财政拨款。其次，这一模式，很容易推高房价，让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增加收入。 伴随着上海模式流行全国的则是：拆迁矛盾全国化，恶性事件不绝于耳；城市发展费用剧增。无怪乎外国友人来到中国后惊呼，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拆迁之最。上海模式严重后果并不止于这些。考量上海经济构成，传统制造业已基本被掏空，当年的400万产业工人早已不复存在。上海市政府已明确，所谓的现代服务业已作为上海人就业的主要领域。可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上海的服务行业中，有多少是上海人呢？在上海的三万家餐饮企业中，90%以上从业人员并非上海人。大批无业的上海人在工作日热衷于麻将和跳舞。他们的日常收入并不高，却拥有几套产权住房，这些产权住房大部分来源于拆迁。他们每月依靠房租生活，成为列宁当年所形容的寄生型剪息票阶层，这极大地败坏了上海的社会风气。如此下去，这个城市持续发展竞争力将会怎样？ 在上海，住房自有率已经高达80%以上，远远高于西方国家50%的平均水平，上海房价狂飙让上海市民集体发了财。可怜的，是那些尚未被动迁或急待动迁的棚户区居民。他们的拆迁防线也许将转变为租用廉租房，真是“拆不逢时”啊！部分人财富增长是其它人缺乏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这是多么可悲？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也曾经取得辉煌成绩，但是，如今上海城市发展，却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举步维艰，品尝着上海模式的苦酒。是到了在全国终止1989年以来形成的上海模式的时候了！
游客 122.240.76.x 未注册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6-24
13:17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6 08:43: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来自zxn_9999@126.com的邮件 我是补墙派,不是拆墙派 ----谁说我吃草根饭说精英话？ 张小鼐
有网友来问我为什么你吃草根饭说精英话,表示出对我的怀疑.受现代传统影响,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长期生话中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文章甚至有可能带些主流口气的笔迹.要请大家原谅.我不是学者,所谈只得从自身的亲历感受为主,讲真话,个人己见,谨供参考.工人多很现实,大家最关心的是社会安定团结,不要再搞窝里斗,有一个和蔼的环境是主要的,什么事都有办法解决好!中共是与时俱进的党,没有一个这样的党将是我们的灾祸!把这个党改造成现代政党,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幸运和希望!如果把这个党垮掉,后果不堪设想!对几千万党员也是永久的政治伤痛.更要想到,因此会有的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是补墙派,不是拆墙派.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作为人民的一员,每个人都应挑自己的责任.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50@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3 11:20: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89期 为什么不重视生命？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 刘军宁 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极为惨重，死亡加上失踪人数接近10万。在32年前的唐山地震中至少有24万人丧生。为什么这两次相隔32年的地震都造成了如此惨重的伤亡？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如果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都以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为其首要的使命，那么，唐山地震不会死那么多人，这次汶川地震更不会死那么多人。 现行的体制不能有效保护生命权 以这次汶川地震个案来看，国人的生命权在每个环节上都受到了系统性的轻视。先看看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地震预报与公布。这次汶川地震是否有预报以及是否及时公布是社会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有些地方因提前通报这次地震而避免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某省的地震局网站曾事先预报了这次地震，后来该网页奇怪消失了。而且美国先于中国公布了这次地震。可见，中国在地震预报和公布机制上存在中国问题。而每提前一分钟预报和公布地震情况，都可以大大减少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现行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更关心的是政治稳定，而不是生命的安全。条例第六条规定：“不得向社会散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境）外提出地震预测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条例第五章则是规定如何惩罚向社会传播地震信息的人们。这样的条例既不允许由专业部门来及时预告，也不允许专业部门来及时公布震情。把预报和公布的权力交给低效的、以政治为第一考虑的官僚系统，而且特别强调对外界的保密。这样，关系到民众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就被“垄断”了，并完全置民众对自己生命受威胁程度的知情权置之不顾。这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由此造成惨重的损失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次地震最让人伤心的大量的中小学生因劣质校舍丧失生命。在文明社会最优先保护的就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发生地震的川西北是地震多发带。各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关心当地校舍的安全状况。不仅如此，也未见任何措施来检查国内地震带上其他校舍的安全。可见，学生的生命安全在政府的任务清单上长期以来并不处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这也揭示，腐败不仅仅是经济案件，而且常常是性命攸关的。如此之多的校舍倒塌也充分反映了腐败的普遍与弥漫。而且至今未见反腐的通行有效措施。 从这次地震和震后救灾来看，虽然在灾情公布上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公民的知情权来自于公民的生命权。公民与社会有权利知道关于公民生命安全的一切真相，有权利自己亲自了解这些真相，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布这些真相。地震发生当天和五月二十三日，各媒体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不许派记者到现场，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为报道设置了许多禁区。而关于灾情的信息越充分，越利于挽救生命。封锁信息，就是放走救命的机会。
再看看体制对NGO的态度。在这次救灾中，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自愿救援人员据估计有二十万人之多，比军队、武警以及政府人员都多，大大弥补了政府救援的不足，使许多生命得到及时抢救。在地震发生后，民间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来协调民间积极协调数百家民间自发组织的NGO的救援活动。但是，没过多久，政府就迫使这两家民间NGO协调机构停止活动。政府一方面承认救灾主要民众的自救与互救，一方面又不允许民间通过自发结社来参与救援。这对在震后抢救生命与重建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与救命密切相关的结社权，对国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漠视生命的宪法根源 以上列举的每个环节都疏忽生命的现象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汶川地震造成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现行的体制不是为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究其根源，问题恰恰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上。 现行的中国宪法规定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按照中国宪法，中国国家政权是一部专政机器。所谓专政是指暴力专政，即以暴力取得和维护政权，以暴力剥夺和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这个专政不是对动物而言的，而是对人而言的。专政的直接矛头就是对着人的性命。这样的专政体制，不仅不保障人的生命，而且以消灭一些人为已任。这反映了国家在根本性质上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个专政所支撑的国家不是以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是以维持政权、保障江山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人的生命的极端重要性在宪法和法律中继续得不到承认，可以肯定，天灾变成人祸的重大事件过去一再发生，今后还会继续发生。 如果说漠视生命的制度源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的话，那么，不重视生命漠视生命的法律源头则是从现行宪法开始的。在现行宪法里边没有任何关于生命权规定，找不到对人的生命权尊重与保护的字眼。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国家的财产被看成最重要的，并且被大摇大摆地置于人民群众的生命之上。人的生命没在现行宪法中没有位置。如果在最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没有位置，而在不太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被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 国家应以保障生命权为第一使命 在中国的法律当中，不仅不见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而且把人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分成三六九等，对人的价值进行区分，给一些人提供优先的保障。把人民与群众区分开来，把人民与敌对势力和阶级敌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人民生命的价值高于群众的生命价值，群众的生命价值高于阶级敌人、罪犯的生命价值。这纯粹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加以人为差别对待，而且导致在救灾当中变得完全不可行。因为当看到一个人被压在水泥板下，救援人员没法判断这个人的政治面貌，没法知道他是人民群众还是阶级敌人。所以，国家对所有的人要一视同仁，不能根据政治面貌决定人的价值。应该彻底否定宪法和法律中根据人的政治面貌而决定的人的价值。
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次汶川地震凸现三项权力极端重要性：生命权、知情权、结社权。没有这三项权力的保障就人的生命就没有保障。要想类似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造成重大生命伤亡的事件不再发生，首先就应该把对生命权的保障写入宪法，把对生命权的敬重、对知情权与结社权的落实，贯穿到所有的法律、政策之中！
抗议权与意识形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2008年6月 最近这些年，在我国的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例如厦门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抗议一家政府批准一家化工企业在市区建厂。一些地方的失土农民到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还有某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管理制度的不满。虽然在中国法律中，在未经公安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游行示威属于违法，宪法里也没有罢工权，不过，那些变相的游行以及实际的罢工却难以绳之以法，这多少是由于“法不责众”的原因。
但是，在涉及到国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些根本观念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却没有多少变化，那就是，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或者“冷战”思维作出解读。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如果民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政府决策的损害，那样的感觉并不是真实的；相反，所谓损害其实恰好是为了你的根本利益。 不过，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这种政治哲学已经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了。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 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改变某些相沿已久的观念，没有民主的过程，没有选举、协商、辩论、听证以及抗议等具体环节，那种民主的标榜完全是一种空话。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 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 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政治与民众关系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尤其是在我们这里，经济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元，但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还是没有改变，于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依旧是那种慈父兼命令的形态。于是，最高领导层根本不会承认决策错误，他们是“一贯正确的”；对政府的公开抗议就只能采取某种暗渡陈仓的方式，维权过程中也多采取某些最大限度自我保护的策略，例如揭露地方官员而美言最高领导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也常常是遭受压制甚至严厉的惩罚。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 歌德曾经对于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们提出告诫：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页21）。
不过，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文化以及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新京报》的堕落令我震惊！ ——高房价与居住权利“都老掉牙了”吗？ 时寒冰 2008年6月25日 “取缔开发商”似乎又让一些媒体人士和一些媒体受到了“伤害”。6月25日，《新京报》刊发了北京“媒体从业者”冯海宁先生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取缔开发商”的气话不必再说》。该文在开头指出：“‘中国房价高得离谱’与‘居住权是基本人权之一’，这两个问题都老掉牙了，笔者本文想重点谈谈‘取缔开发商’这个老话题，同时也想就几个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与时寒冰先生商榷。” “中国房价高得离谱”与“居住权是基本人权之一”，这两个问题“都老掉牙了”吗？都真正被解决了吗？中国高房价远离民众购买力，累积泡沫，推升通胀，恶化民生，是老掉牙的话题，还是现在就面对的现实问题？ “居住权是基本人权之一”是《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内容。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住房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是各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面对中国目前住房领域中的重重问题，面对中国目前住房保障严重不足的问题，请问，这些尚未解决的现实问题怎么就“都老掉牙了”？ 《新京报》以如此漠视和嘲弄的口吻，对待人的基本权利，与其自我标榜的办报理念相距千里，令人难以理解。然后，作者指出：“笔者本文想重点谈谈‘取缔开发商’这个老话题，同时也想就几个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与时寒冰先生商榷。”但是，纵观全文，《新京报》此文的所谓商榷就是提出一大堆问题，如此“商榷”不如说“质问”更恰当。 现在，我就《新京报》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新京报》的“一问”是：“如何取缔开发商以及由谁来取消开发商？有一点是肯定的，开发商这个群体不是行政指令形成的，而是市场自然发育的。那么要问的问题是，由市场来取消呢还是由行政命令来取消呢？在积极推进市场化的今天，这个问题显然很荒唐。实际上，‘开发商’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准确的应分为‘地产商’和‘房产商’。众所周知，在现行体制下，垄断着土地供应的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地产商’，如何轻易就能取消‘地产商’呢？即使说‘房产商’可以取消，请告诉公众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 我的回答是：开发商是所谓住房市场化改革或者政府转嫁住房保障责任之下诞生的一种畸形儿。如何取消呢？我们假设一下，假如不允许家庭主妇做饭，都必须到饭店吃饭，那么，饭店就会大幅度提价，牟取暴利。再假设，政府宣布自由恋爱不合法，必须通过婚姻介绍所介绍的结合才算合法夫妻，那么，婚姻介绍就具有了垄断性，它们就可以肆意提高介绍费用，而且，你还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而允许自由恋爱，婚介所就面临着自由恋爱的竞争，从经济学上来看，竞争或替代性会导致价格的下降。婚介所正是如此。 而现在，城市居民自建房、合作建房在事实上是被禁止的，由于没有自建房、合作建房与开发商竞争，形成了开发商的垄断。如果允许自建房或合作建房——这当然是一种市场化的机制，就可以压缩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空间，可以压缩其暴利。同时，政府加大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也可以压缩开发商的暴利。在这两种情况下，开发商虽然还存在，但其垄断性、其暴利因素则被压缩，促使其发生质变，它这时已经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开发商，这实际上不是达到了取缔的效果吗？农村的居住问题政府没有花钱就解决得很好，而且农村的人均收入比城市居民少得多（2007年国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40元，城市是农村人均收入的三倍多），为什么农村的住房问题解决得比城市还好？就是由于自建房的作用。 《新京报》这篇文章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刻意强调“地产商”和“房产商”的区分，把取消“地产商”等同于取消政府，为批评者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一家自我标榜具有批评精神的媒体，施展如此卑劣的伎俩扼杀多元化的声音实在是堕落得可耻。我要说的是，政府垄断土地也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应该取消掉这种不合理的特权、不合理的做法，而不是取消政府！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而且，政府土地储备中心的存在本身就值得商榷。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用土地，而土地储备中心是先储备土地，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因为储备这个土地可能是卖给开发商，也可能是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但是《宪法》很明确规定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没有这个前提就可能违背宪法。面对这种不合理的做法，作为媒体，应该溜须拍马维护它，还是应该指出问题，推动改进？建议《新京报》回头看看自己立起来的那个巨大的牌坊！ 《新京报》的“二问”是：“谁来取代开发商的职能？的确，规划、设计、资金等房地产开发必需的东西，开发商一个都不具备，是一个整合性的群体，但这个整合工作总要有人来执行。如果说，按照时寒冰的提议，让建筑企业直接参与房产开发，那么建筑企业不就是开发商吗？可以说，目前全国的大部分建筑企业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楼市不是依然很暴利很混乱吗？或者说，取缔开发商后，由国家统一出图纸，找工程队盖房，分配住房，意味着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是一种历史倒退。” 我的回答是：我们先弄清楚开发商是做什么的。在我国房地产产业链条上，规划由有关部门做，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住房由建筑单位建造，开发商扮演只是“中间人”角色。而且，从资金来源上来看，许多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寥寥无几，主要通过让建筑企业垫资建房——向建筑企业转嫁风险和成本，预售房——向购房者转嫁风险和成本，直接贷款或假按揭——向银行转嫁风险和成本等方式，来维持经营。开发商是一群典型的皮包商、食利阶层和寄生虫。 那么，谁来取代开发商的职能？第一，我们自己来当自己的开发商。既然开发商只是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却攫取了巨额利润，我们自己当自己的开发商不是很好吗？应该认识到，无数家庭主妇自己做饭对餐馆构成了天然竞争，自由恋爱对婚介所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我们为什么不通过允许自建房、合作建房来与开发商竞争，以降低房价，并且使房屋质量更有保障？政府对居民合作建房等方式给予政策支持，以防止某些利益集团垄断市场，损害公众利益。以合作建房为例，西班牙的合作建房占到住宅建设总量的25％，挪威占到20％，德国占到30.9％，瑞典占到40%。这平抑了房价，维护了民生。中国广大农村允许自建房，也很好地解决了住房问题，城市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或许，《新京报》下次会再质问，自建房会导致混乱。现在，我干脆提前回答吧。自建房会乱吗？只要政府规划做好，就可以做到有条不紊。我们可以看看德国的做法。我在《自建房不会导致房市混乱》一文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自建房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关键在于政府的规划。比如，在德国，法律规定对土地的使用必须作出详细规划，一旦规划获得通过就产生了法律效力。政府的规划做得比较详细并且非常长久。土地用途一旦定性，就不能轻易改变。比如，一个地块是专门用作住宅的，规定的容积率只能用于造低矮的小楼，就不能擅自建造高楼。土地价格是规定好的。而且，这个小楼应该造成什么样子，政府都有一个框架式的规定，精确到房顶的颜色。比如：屋顶是深色，坡度为40度，屋檐不超过50厘米等等，甚至连所植树的类型都明确规划好，比如要种大型树冠的树木还是中型树冠的树木等等，非常详细。有这种规划，是自己建造还是请建筑商建造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政府监管到位，自建房又怎么会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呢？ 规划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我们目前的政府规划缺少长远考虑，常常不断推倒重来，以至于在国际规划评比中我国常常处于垫底的位置。如果准许自建房，就会促使政府不得不在规划时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减少由于推倒重来所造成的混乱和巨大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准许人人都有建房的权力其实也是促使政府提升规划水平的一个契机。 第二，政府来当开发商——这不作为主体，而作为“公众自己来当自己的开发商”的补充。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由它来整合规划、设计、建筑等多方的资源，为民众建房，是它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三，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请问《新京报》，这算得上是“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是一种历史倒退”吗？难道宣布自由恋爱非法，都必须靠婚介所介绍成婚才是历史的进步吗？才是市场经济吗？我们不妨看看《上海证券报》介绍的新加坡的情况：新加坡的地少人多，如果住房供应完全交给市场，房价将变成天价，而实际上新加坡的房价相对比较稳定，这成为新加坡保持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根基，关键就在于，其住房供应结构中，商品房占比非常小。新加坡政府规定，占住户总数3%的富人由开发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让金，入住后收取高额物业税，而对占住户总数80%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由政府控制户型和房价的房屋，对15%的困难户供应由政府补贴的房屋。由于保障性住房占比大，开发商不能通过垄断形成定价权，房价走势平稳。
《新京报》以扣帽子的方式来扼杀不同声音，试图维护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对政府的错误做法谄媚，如此奴才作风难道是一家标榜有批评精神的媒体所为吗？ 第一，我们可以花很少钱，住质量更好的房子。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博士生导师王长德在“两会”期间指出：“一般地区，商品房每平方米的建筑造价不会超过1000元人民币。”深圳市人大代表郑学定指出：“据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向我透露，即使是较高档的楼盘，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充其量为1500元，可见地价和开发房的高额利润是房价高的主因。” 为了弄清房屋建筑成本，我先后询问了多位开发商，得出的结论是：高档楼盘，哪怕是售价在每平方米两万、三万以上的楼盘（带电梯），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也很难超过1400元，而一般的非高层建筑，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在千元以下。如果政府允许自建房、合作建房，政府只要提供土地，或者，由民众适当承担些税费，不需要政府花一分钱，民众自己就可以出资建房，解决好住房问题。一套80平方米的高品质的商品房，13万元足够了，而这个费用很多家庭是能够承担得起的。至于那些低收入者，政府应该也必须为他们提供廉租房，承担社会保障责任。这样，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自己建房或合作建房，不会像开发商那样偷工减料，质量更有保障。 第二，取消开发商，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开发商的自由资金很少，很大一部分源于银行贷款，这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如果没有这个多余的掠夺者，老百姓不需要太多银行贷款，就能很好地建设优质的住房，银行根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因被开发商绑架而战战兢兢。甚至，有开发商说要死银行先死，对银行进行恫吓与威胁，并迫使银行帮助开发商说话，游说决策层出台对开发商有利的政策。取消开发商，就可以消除这种地产恐怖主义。 第三，取消开发商，可以把一个民族解救出来。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被住房问题死死地绑架。许多年轻人从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为住房问题犯愁，而他们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啊！住房成为一个沉重的枷锁。买到住房的人，为了按揭日夜操劳，压力重重，沦为房奴一族。没有买到房的人，为不断攀升的房价忧心忡忡。住房这一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或者一个工具，竟然变成了许多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许多人沦为住房的奴隶。这一目标绑架并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而且，开发商这一不付出实质性劳动的群体，不断占据富豪排行榜的前列，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它告诉人们：通过掠夺，通过压榨，不劳而获也能成为成功人士，这起到了引领人们走向投机的作用，必然助长投机热。试问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把房地产业这一可能伤及民生的行业作为国家的支柱？ 第四，取消开发商，有利于民族建筑业的发展。我国建筑企业长期遭受开发商的剥削。据社科院的曹建海博士研究，在整个房地产链条中，开发商攫取了其中90%的利润，而包括建筑企业、设计单位在内的环节，只占了整个利润中的10%。这严重制约了建筑企业的发展。当然，也有个别开发商拥有建筑公司，但是，其利润来源于其作为开发商的角色而不是建筑商的角色。 取消开发商，有利于建筑业的发展。中国建筑业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1980年4月，邓小平在《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现在却为了开发商这一寄生虫群体，压缩建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200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的20个行业中，建筑行业排名第五，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4%的份额，领先于采矿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14个行业。建筑行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38.2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10134亿元，年均增长17%。建筑施工行业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左右，占全部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12.4%。建筑施工行业每年为国家创造3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收入———这是寄生在建筑业上的房地产业所不能相比的。
而且，相对于建筑商，开发商对建筑知识的了解和对建筑质量的重视程度要弱得多，建筑商直接为不拖欠其工程款的自建房或合作建房者服务，更有动力提高房屋质量，而房地产领域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能从此得到根除。 我要对《新京报》说的是，关注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绝不是什么“都老掉牙了”的问题；中国高房价中包含的巨大泡沫也隐藏着重重危机，也绝不是“都老掉牙了”的问题；解决住房问题，避免住房这一民生问题的恶化，维护居住这项基本权利，也绝不是“都老掉牙了”的问题。正视这些现实问题并推动问题的解决，是有责任感的媒体的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从绝对值上来看，我国房价也已经非常高了。美国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该国新屋销售中间价创下近40年来最大跌幅，新房（独栋，相当于中国的别墅）销售中间价为每套22.76万美元，这种精装修的面积大都在20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折合成人民币单价也不过每平方米8000元左右。而2007年我国新住宅（相当于美国的公寓）销售的平均价格为3655元/平方米。如果考虑到我国的房价是毛胚房，质量和品质低于美国，且不包含土地所有权（我们只有70年使用权），再考虑到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0倍，我们高房价问题还是“都老掉牙了”的问题吗？ 像狗一样对既得利益集团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摇尾乞怜，维护其利益，媒体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广告与赞助，媒体从业人员或许能够得到一系列好处，但是，充当强势利益集团的二奶或者奴才，是要以出卖新闻人的职业道德与良知为代价的！ 在中国媒体中，《新京报》曾经被人寄予厚望，它高高举起的巨大无比的牌坊像萤火虫的屁股一样闪烁于神州大地，被同业人员一度视为楷模，我希望它不是走向堕落，而是以实际行动证明它竖立起来的牌坊是货真价实的。 后记：上午八点多接受央视采访，随后看到这篇文章，因此牺牲午饭时间，写下此文，因愤怒手有点颤抖，可能有错字，恳请各位指出。言辞有激烈处，希望同行谅解，并愿意继续交流。我深知得罪媒体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无所畏惧。 写于2008年6月25日中午
（网友评语：新京报是由南都报出资与光明日报合办的，配合着南都人的政治北伐，意图非常明显。）
与时寒冰先生商榷：《新京报》并没有堕落！ 决战
时寒冰先生撰文说《新京报》堕落的令人吃惊，完全是胡说八道！《新京报》非但没有堕落！还一直进步着！当然，我的这篇文章也建立在瞎猜之上，正如我不看秦晖却批评秦晖、不看吴思却批判吴思、不看南都却批评南都、不看猫眼却批评猫眼、金庸的中国通史还没开写我就批评其内容一样，我一份《新京报》也没买过，没看过，但照样开批。但，令人气愤的是，尽管我喜欢瞎猜，但每次都猜对了，都批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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