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汇编发出湖南社科院中国乡村研究发来的一组文章，此院的院长朱有志先生是搞农业研究的，因此湖南长沙出现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此研究中心的领导陈文胜先生经常传来他们的文章，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祝贺他们的辛勤劳动。另外本汇编还发出一些经济动态和思想性文章，内容都很重要
，曲阜师范大学董键教授和退休工人张小鼐先生的文章都很值得一读。通过编辑这些文章，我们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要重视我国的民间智慧！
中国需要有正常的思维。最后发出的是一组《儒家邮报第68期》传来的文章，通过学者们的各种表现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社会的多元化。]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与现代化大农业的出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6月6日 目录 张红宇：《当前农产品供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对策思路》 朱有志 肖卫：《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赵胜忠：《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现状及出路》 孟庆君：《建立现代化大农业体系：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贺雪峰：《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江湖：《让我震惊的梅州农村见闻录》 怅沙：《东莞，一座野蛮的忘恩负义之城》 温铁军：《灾后重建向城市移民是捷径》 徐昌生：《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中国的损失远大于地震》 《货币战争已经打响：越南倒下之后就是中国》 征文：《公民监政 问责政府 铲除腐败 公正公平》 苏占军：《中国应尽快启动问责机制，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董键：《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央行员工：《揭发一个官场腐败和金融卖国的典型》 张昊：《惊人消息：美国银行以2.42元收购中国建设银行60亿H股份----改革纵横谈》 Yaomi：《魔鬼都在细节里----南方周末的问题》 《儒家邮报第68期》： 霍韬晦：《中国推动健康的民族主义有其必要──从藏独分子阻挠奥运圣火说起》 韩星：《北大为什么不能接受捐赠的孔子像》 东海一枭：《小人从儒家及自由派中滚出去！----范美忠：极端私己主义的恶行》 范美忠：《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5·12汶川地震亲历记》 陈赟、海裔、柯小刚、唐文明、赵璕：《儒法关系的共和意义----《资治通鉴》网络读书会纪要之一》 郭齐勇：《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亲互隐”为视角》
------------------------------------------------------------------------------------------------------------------------------ 当前农产品供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对策思路 张红宇 2008-6-5 为深入了解农业灾情和灾后农业生产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判断2008年农产品供给面临的特殊形势，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前不久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组织北京市农业局和河北省农业厅对奶业生产情况、吉林省农委和黑龙江省农委对东北地区“卖粮难”情况、河南省农业厅和四川省农业厅对生猪生产情况、湖北省农业厅对油菜生产情况、湖南省农业厅对水稻生产“双改单”情况、安徽省农委和江西省农业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影响情况开展了系列调研。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一、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出现的新情况
2008年1月10日以来，我国南方等部分地区发生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在这场灾害中，农业遭受重创，特别是蔬菜水果业、油菜产业、畜牧业和渔业损失严重。灾害不仅给当前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后续影响正逐渐显现，加上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和种粮成本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全年农业生产不确定因素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年农产品供给，影响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影响“两防”目标特别是防止明显通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几个突出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农产品供给问题表面看是生产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配置问题。从要素层面看，农业生产发展受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的制约，也受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从调研情况看，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七）农业经营规模偏小。近几年，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客观上要求调整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在农业生产方面，我国户均耕地7.2亩，仅为美国的1／400，规模经营受到土地分散承包的制约。在生猪生产方面，由于农户分散饲养大量减少，规模化养殖尽管已占到40%以上，但并没有完全替代农户散养的规模数量，导致生猪生产大幅波动。与此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滞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普遍不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的带动面还不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育还不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足，也制约了经营规模的扩大。 三、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对策思路
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面临的问题既有发展问题，也有改革问题，必须树立大局意识，统筹兼顾，未雨绸缪，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为实现2008年“两防”目标特别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出贡献。
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研究员、教授、博士生生导师 朱有志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肖 卫 2008-6-5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两个层面论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得出两个结论，并以湖南省新农村建设中“五乡十村”调研案例对结论进行实证。我们认为，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实现“二次飞跃”务必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妥善解决集体中激励监督问题和集体的规模问题。 关键词：集体经济； 二次飞跃； 新农村建设。 引 言 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户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从此，中国掀起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热潮。包干到户以后，小岗村农业发展良好，基本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但却始终未能走向富裕。2006年他们把分到各家的土地收回到村委，重走集体化的道路。村里有土地1800亩，其中1400亩租给了上海大江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剩下的400亩由村里种植葡萄。现在小岗村的农民收入来源有四块：一是“大江”给的每亩500元的地租；二是在养猪场务工的村民每月工资 600元；三是村民参与养猪分红；四是种植葡萄的收入。2006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 小岗村在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中，农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农村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社会化合作的这一农村经营体制的探索过程，给我国的农村改革有何启示呢？ 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理论依据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00多年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道而行，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理论探索的深入。关于集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斯主义与主流经济一些流派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对集体经济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是通过集体劳动来征服自然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最终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和自由[i]。
（1）毛泽东思想中的集体经济论。毛泽东关于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年代，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思想主要是为了组织大规模农民运动和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的需要。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列为的“十四件大事”之一[ii]。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们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克服一家一户单独生产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体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阶段，逐步指明合作社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此外，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论述还包括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如：关于以苏联为戒，总结我国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手工业改造道路；制定合作社条例，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合作社领导机构等。 实现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现代化，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想。他概括了集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人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并强调，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形式，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2007），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近30年，邓小平所说的“两个飞跃”中的第一个飞跃，在全国各地区的农村显现出巨大的力量，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主流经济学方法对集体经济问题的解释。 阿马蒂亚·森（1985）认为，内部的激励问题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如官僚主义管理、平均主义分配、榨取性的外部环境，从而，导致食物的获得权所不同而导致灾难的发生[iv]。森1966年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论证了合作农场中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会高于个体农场的结论。追随森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推断，如果消除了那些外部负激励(anti-incentive)政策，合作社中的劳动激励可能会高于家庭农场。 奥尔森（1971年）把集体利益分为相容性的（inclusive）和排它性的（exclusive）两类，前者是指利益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如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农户向收购商提出更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时；后者的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如在收购定额时，不同的农户之间的农产品产量竞争是排它的。按照博弈的观点，在相容的情况下是正和博弈，排它的情况是零和博弈[v]。相比排它的情况，相容的情况下更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可是，现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理想，在相容的情况下，“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仍然存在。为此，奥尔森设计了“有选择的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种激励强调对集体中成员的“奖罚分明”。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和集体规模较大的问题，所以对“有选择的激励”仍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
林毅夫（1993）在其代表作中，从激励和监督的内部原因解释了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vi]。主要观点是，1958年以前合作化由国家指导，农户入社自愿的原则得到很好的强调，农户的退社自由得到尊重。1958年夏，中央提出了加速实现农业公社化制度创新，公社成员的资格变成了强制性的。从博弈的观点来看，自愿入社退社的制度结构是重复博弈，任何一个社员可以通过退社这个可以置信的承诺来惩罚偷懒的社员，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并且可以通过这种自由选择对自己更好的境况。然而，当一个合作社是强制的情况下，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了一次性博弈，集体的选择就会走进“囚徒困境”，这种“困境”的结果是合作农场的产值远低于个人生产的加总。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合作社的规模盲目扩大，导致了监督和激励尤其困难，因此合作社长期为这种“囚徒困境”所困扰。 三、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新农村建设中集体经济发展阶段、组织形式、微观机制等进行系统研究。课题组选择湖南省代表性地区的五个乡镇中的十个村庄进行访谈和问卷调研。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问卷300份，回收率97.3％。调查中47％的农户反映有村或自然组集体资产（包括土地、山林、房屋、作坊、水面等）。50.4％的农户回答，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来源，愿意把个人承包的耕地和林地集中一部分作村、组的集体资产；25.2％的农户不同意，24.4％的农户没有明确回答。如果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则有59.3％的农户愿意把个人承包的耕地和林地集中一部分作村、组的集体资产。 案例：梅峰村农村集体经济 基本情况：梅峰村由11个村民小组组成，共295户，总人口1108人，劳动力总数568人；耕地总面积500余亩；集体林地面积1300余亩，占走马街镇林地总面积的1/4，村集体收回荒茶山200余亩。新农村建设期间，创办梅峰烟花，每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利用集体林地改造种牛基地一个，利用荒废茶山改造无公害水果基地一个，占地220亩，总投资50万元，集体水面70余亩承包给村自然小组以供各种观光、垂钓休闲使用。村集体经济总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128人次。2006年修缮村级道路1.5米，总投资31万元，其中政府补贴15万元，剩余部分有集体筹资。 发展势头：梅峰烟花厂自2005年投产以来，产销两旺，每年销售额近两千万，解决了100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工人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每月工资1千元以上。同时，梅峰村农民创收的重要来源还有承包村集体的220亩无公害优质水果示范地、70多亩水面，农户在承包期内，通过一定的合作形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集体经济的带动下，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顺利开展：一是2004年梅峰村修建连乡公路，投资12万，2006年修建村硬化公路1.5公里，总投资30多万元，获得政府拨款15万元。二是由村集体负责改造小学教学设施，投资10元。三是水利灌溉设施的维护，由集体筹资投入1万余元。四是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启动后，村级卫生室建设和村级防预网络基本完善，参与合作村民，特别是大病户的就医困难情况得到明显改善。五是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完善。 发展经验：梅峰村现有的集体经济形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梅峰烟花的股份合作形式。梅峰烟花厂址选择在梅峰山的一个山谷，有力的保障了安全生产需要，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占股份的10％；浏阳烟花厂以生产技术入股，占总股份的30%，剩余股份由村中四个大股东控制，分别由大股东召集村中分散小股东，四大股东负责生产、销售、日常管理、谈判交涉等。这种股份合作形式既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技术，也有效了节约了生产经营和交涉中的交易成本。二是“农户＋基地＋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200多亩无公害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分别以55000元每百亩和48000元每百亩，承包给两个大户，由大户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承包期25年，基地集种植、养殖与培训于一体，种植主要有无公害水果：脐橙、蜜柚、香柑、葡萄等，养殖以安格斯种牛为主，村集体统一负责基地的技术传播和优质品种提供，承包期内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农户分散经营与基地规模生产相结合的经营方式有利于节约技术、良种推广的成本与统一销售的信息成本，有利于不断拓展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便于与加工业衔接，提升农业资源价值与农民的劳动力价值。三是观光、休闲农业的探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向。梅峰村把70余亩水面承包给自然小组经营集养殖、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特色农业，吸引了大量城镇居民前来垂钓、度假、观光，使城镇居民既能饱揽怡人的梅峰风景、又能领略秀丽的田园风光。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下，尊重农民公共选择的集体智慧，完善各种可以产生微观机制创新的宏观政策。不管是公社化运动，还是家庭责任制，在生产效率上的得失，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完善各种微观机制，达到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监督和激励，以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因此，尊重农民集体的智慧和公共选择，让农民自己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合作方式，适应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需要。不管是农户独立经营还是小范围合作。 注释： [1] 本研究是湖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研究院主持的湖南省重大课题《湖南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研究》的部分成果。
发件人：“中国乡村发现” <zgxcfx@vip.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6 07:07:49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请求转发 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现状及出路 黔西县锦星乡党政办公室 赵胜忠 2008-5-28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村级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和依靠力量，近年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锦星乡调研走访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下降，债务繁重，村级组织运转渐趋艰难，成为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 一、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制约了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 （一）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 “村官”难当，“村官”难选。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团结有力的村两委班子，然而，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没钱办事，村干部出差补贴难以兑现，有些村甚至连集体公共开资都要村干部先行垫上而长期难以报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干部从事村级组织工作的信心和积极性，导致一些村干部无心工作，怕办公事、怕当村官，同时，也导致部分农村有识之士丧失竞选村干部的积极性，村级班子的素质能力难以提高。 （二）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受到削弱。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式下，大部分村民通过勤劳灵活先富了起来，而村级集体经济并未获得有效的发展，村集体收不抵支，村级组织的功能和在村民中的威信因此弱化、下降。另外，一些先富起来的“小老板”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得到了部分群众的“拥护”，威信还在村干部之上。 （三）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公益事业难办。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薄弱，用于正常的办公开支尚且不足，对一些村里急需办理且村民反映强烈的公益事业，如村内道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终因没有资金而难以实施，对于上级党政部门安排办理的各项事务，如：非典、禽流感、蓝耳病等疾病防治，粮食直补落实、林权证、土地经营证换发，农业普查、人口信息采集等，更是没有办公经费作支撑，工作难以完成，以至村民怨声载道，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干群关系。 总之，没钱办事已成为农村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基层政权能否得到巩固的突出问题。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农村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是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够，素质不适应。主要表现在村干部大多文化层次较低，思想不够解放，发展集体经济意识淡薄。一些村干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放手发展人体私营经济就行了，忽视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些村干部虽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但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感到一筹莫展，畏难思想严重，迈不开步子，找不到新集体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二是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渠道少，收不抵支。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村各类集资、罚款、摊派，村级集体的主要收入只是靠集体经营的水、电等收费和将集体资源分包到户经营的上交收入，再不就是靠上级资助，发展经济没有好的项目拉动，而一味坐吃山空。从锦星乡2007年农村集体收益构成来看，全乡9个行政村经营的水、电收费共1.5万元，支出设备维修费、工人工资2万元；集体林场、荒山、渔塘、水库发包上交收入2万元，每村平均2200元，而用于公共设施改善维修就在4000元以上；上级拨款21万元，每村平均24000元，全部用于村干部工资和村级办公经费，村上很难取自身投入用于办理公务，更谈不上投入资金发展集体经济了。 三是集体资产管理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很多村集体资产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管好用活的机制。有的村集体茶园、水库等资产长期无人管理，白白闲置在那里，或被承包户、村民长期占用而未能上缴给村集体租金；有的村干部思想素质不高，承包给关系户的集体资产承包费用过低，并且上交不足，有的甚至不交；有的村集体资产管理不到位，毁坏严重，加大了维修资金投入；有的村没有把现有的积累资金管好用活，村里办公支出长期不做账，有的甚至还将资金积累以实物分给村干部或村民，使“活钱”变成了“死物”。 四是村级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工作不到位。部分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村干部素质较低，文化程度不高，年龄结构欠佳，创新意识不够，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方面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思路，不能因地制宜，不能着眼长远，毁坏性开发大。 三、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的出路思考 （一）积极引资兴办集体企业，走强企扶村之路。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农畜产品、劳动力等资源优势，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投入或城市企业扶持，创办村级集体自主经营、合伙经营、股份合作村集体经营等村级实体经济。增加村级集体收入。如在锦星乡新街村，可利用车站附近村留用地兴建一个交易市场，通过出租摊位获取集体收入；洪湖、东庄村可利用洪家渡库区的水资源发展集体网箱养鱼或出租经营方式取得收益。 （二）加大村干部培训力度，走人才强村之路。通过举办培训班，实施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等方式，逐步增强村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经济意识、市场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深入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工程，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三）发挥自然资源优势，走旅游活村之路。挖掘村域内旅游资源潜力，由村集体单独或吸收资金参股或农民出地参股进行开发，开发后采取集体统一经营或承包经营，以增加集体收入。如新街村可利用绿塘子至四叉路一线田园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白泥村可恢复历史名人丁扬斌先生故居，文阁村可修复文峰塔遗址，东庄村可发展钓鱼休闲为一体的农家山庄。 （四）提供有偿服务，走富民强村之路。村干部熟悉农村政策，掌握农村各种信息技术，对农村情况十分清楚。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中，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机械、病虫害防治技术咨询等服务，或开展联结龙头企事业和农户的中介服务等，适当收取服务费用，增加村集体收入，达到积累村级集体资金与农民富裕双赢的目的。 （五）深入实施党建“1+1”扶贫工程，走帮扶带村之路。县直机关与贫困村结对，一方面出资维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通过为村级组织理思路, 学技术、增智力、办项目、兴产业，变“输血”为“造血”，逐步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如锦星乡庆民村在县民政局的倾情帮扶下，兴办脱毒马铃薯、分葱等党建示范服务基地，仅一年就为该村集体积累资金1万余元。
建立现代化大农业体系：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孟庆君 2008-6-5
2003年初，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3家国际知名投资公司向蒙牛注资2.16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乳业首次获得的海外风险投资。2005年12月，全球乳品巨头新西兰Fonterra集团宣布将投资8.64亿元人民币，以获得行业排名第四的三鹿乳业集团43%的股份。2006年5月，双汇集团将以20.1亿的价格被美国高盛集团控股的香港罗特克斯公司全部收购，美国高盛集团实际上间接持有了双汇发展60.72%的股权。2006年7月，法国达能集团联合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理基金以2.225亿美元，买下中国汇源果汁控股有限公司35%的股权。2007年3月，达能以娃哈哈公司违反协议为名，提出以40亿元的低价收购娃哈哈旗下所有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以上案例表明，外资以“斩首”式的策略收购控制国内农产品及食品龙头企业，已经成为外资介入中国农业的新特点。 一、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农业发展的现状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工作重点是贯彻落实往年的支农、惠农政策，保障主要农产品供需平衡，市场价格稳定。政府最近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结合农作物补贴、减税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 二、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五亿劳动力、九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可能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也就是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某些沿海地区，正是由于人走了，规模经营才开始实现了。 三、规模农业经济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见，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仍然在于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但农业的发展又不能仅限于农业的框架之内。虽然在短期之内，农业的发展仍然要靠工业的反哺，但从长远来看，农业发展是一个需要依托农产品食品深加工、生态养殖、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的系统工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立现代化的高效农业体系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终思路。 四、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关键举措
1、对于规模农业经济的政策及财政支持。例如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副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农业综合开发区，通过银行贷款、税收优惠、招商政策等对现代化温室大棚项目、粮食油脂果蔬深加工项目、乳品肉类养殖等项目进行重点扶持。 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贺雪峰 2008-6-5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关键词：伦理性危机 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 农民价值的类型 文化建设 一、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最近几年在全国农村调查，诧异地发现了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苏北农村“丧事上跳脱衣舞”，我则在河南、辽宁、江苏、安徽、湖南的诸多农村遇到过，只是没有见到跳脱衣舞，而是在丧事上表演欢快歌舞和以搞笑为目的的低俗小品。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在西方帝国主义保护下传教，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几年，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出现了地下基督教的暴炸性传播。在一个村庄调查，问最近一些年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一个老年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在一些农村，子女虐待年老父母不仅是令人发指，而且缺乏理性，更糟糕的是这类现象并非个别而是相当地普遍，以至于老年人说现在年龄大了的人想生活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河南农村向来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理念，现在却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反而让人羡慕。湖北荆门农村，头胎生女儿，隔五年可以再生一胎，有些乡镇竟然有半数头胎生女儿的夫妻放弃生育第二胎。四川绵竹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个70岁的老婆婆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7个子女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这并非孤例，仅我们调查的同一个村民组近年来就发生三例老婆婆嫁给城市退休工人的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些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天反而减少了。河南安阳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竞争建房的高度，现在有的平房已经建到4.5m的高度，不仅经济上浪费，而且已十分不安全。村民见到我们这些外来调查者，以为是县里干部，而强烈要求我们出台限制房高的政策。农民为什么要竞争建房的高度？湖北洪湖农村，农民找各种借口摆酒宴到了荒唐的程度，以致每家小孩的每个周岁都会大摆酒宴收人情钱。湖南农村，有人娶了两个妻子（当然不是都办了合法手续），竟然成为当地农民心目中的榜样，笑穷不笑娼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村庄内部的邻里矛盾，竟然从外面请黑社会来摆平。等等。 二、农民价值的类型
在一个少变动的社会中，人们依据习惯和传统行动，而不必问为什么。而一旦发生了社会的急速变化，则过去那些不必问也事实上很少问的行动依据就会成为问题，在习惯和传统掩藏下面的行动的理由就会显露出来。
一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这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可以叫做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各种宗教所要解决并被宗教自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回答，这对土大夫而言，就是“立功、立德、立言”，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君子而言，就是养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对一般普通人而言，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相对于西方彼岸与此岸世界的划分，中国儒家更多将安身立命的基础，将有限人生的意义，定位于现实世界，中国人相信“未知生，鄢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恰恰是传宗接代，是通过繁衍子孙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的意义。在有些时候，也相信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 第二种生存价值的判断，是他人的外在评价。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会有社会中特有的位置，及由这个位置所产生的适与不适。人是从社会中获得自己位置，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认识和确证自己的。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本能地追求他人的好评，会在乎荣誉和声望，会有羞耻之心。 而荣誉和声望又是与社会分层有关的，一个人特定位置产生的适与不适，关键恰恰是其所在特定位置。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比如地主（经济上的）、士绅（声望上的）、族长（权力或权威上的），老年长者（年龄上的），中国社会要求每个人归于自己的位置，要求爱有差等，尊敬长者，要求三纲五常，都反映出社会中的等级与分层的安排。 在社会分层的序列中，向下流动所产生的感受会十分地负面，而向上流动的感受十分正面。所有人都希望至少可以保持目前的位置，有机会向上流动，做“人上人”，那就是非常愉快和有成就感的事情。向上流动就是获得了过去不能获得的社会好评，向下流动就会失去过去所获得的社会好评。 获得他人的好评有时会与其他价值产生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后，个体在社会性价值的追求中到底会如何行动，就取决于他对名与实，对他人评价和个人其他目标的权衡。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
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新中国建立后被一并摧毁。所有人都是新中国平等的一员，甚至过去文化和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最少的贫下中农，成为了政治领导阶级，成了政权的依赖对象，成了“越穷越革命”的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新中国的这种颠覆，就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性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所有人的都加入到对社会承认的争夺中来，所有人都有了获得他人尊重和个人尊严的可能，所有人都不再愿意被他人歧视（不重视），都要求有脸有面，要求社会承认。因为过去不平等的基础被消灭了，这个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尊敬和承认的社会中，那些积极分子就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成功。也因此，人们远不再安于自己的生活，而在生产、政治、文艺的各个方面，发挥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
三是人的基础性价值，就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须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问题，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又可以从二个层面来展开讨论，一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基本的生命安全等涉及个体生命能否延续的条件，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人就不能生存下来，也无法繁衍子孙。二是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带有舒适意谓的衣食住行。人追求口腹之欲，希望更加舒适的个人生活，源自人的生物性本能。但人又不止是一个生物性需要所可以满足的，他还是一个社会的人，是一个希望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是一个只要有条件，就会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一个有反思能力和攀比欲望的人。因此，人的生物性需要往往会上升到社会性乃至本体性价值的层面：正是经济上的成功，使个人自我满足，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使个人可以获取社会声望。等等。 三、三类价值的相互关系 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价值的相互关系。在一个常规的稳定的社会中，三类价值的关系大致可以勾勒如下：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阶层，都可以有不同的本体性价值，即有不同的关于有限人生意义的说法。近代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由基督教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化的本体性价值的转型，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化，是一切目标以成功与否来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经济增长，就是货币增加。马克思说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利润，是生产剩余价值，韦伯说资本主义文明是清教理性精神的结果，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人以追求外在的成功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文明被逐步地打破，传统的以对具体人和事为基础的信任，被以货币为代表的抽象物所替代，传统的以有限的需求来决定生产的基础秩序被以不断扩大再生产来创造（刺激）出无限需求，传统的以价值为目标的理性，逐步被工具理性替代，进一步则是工具本身成为目标，赚钱就是目的，过程高于目的，“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人的价值被异化为工具的价值，人的目标变成了物的目标，人的终极意义变成过程就是一切，人们都忙忙碌碌，不知何为。清教为实现被拯救而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的目标消失了，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本身成为宗教。 四、本体性价值的实现形式
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有限的问题，是有限的生命如何可以转化为无限的意义的问题。一旦我们不能找到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一旦我们认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就是所有意义的终结，则我们将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待死亡，对待现在的生活。而一般来讲，有三种赋予有限生命以意义的办法，一是本能地行动，比如象动物一样本地能维系种族的繁衍。二是习惯性地按传统来获取生命意义，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因此这样做，这样做本身就使得本体性价值实现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是传统和文化的奴隶。三是具有明确的终极价值追求。本体性价值被提出来让人直面。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及本体性价值的实现面临威胁时，本体性价值就被从文化的理所当然中凸显出来。 相对说来，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已深深浸入到中国农民的信仰之中，只是中国农民并不只是信佛。佛教精致的转世轮回说，为农民提供了关于来世可能的说法及今世行动的依据。 总的来讲，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种实用主义且混杂的民间信仰，为农民提供了关于灵魂不死，关于来世生活与现世联系，关于现世行动理由，及当下行为的永恒意义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十分混乱矛盾，模糊不清，却足以为人们提供各取所需的关于生命意义的想象。 但是，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并不完全依靠宗教，依靠对来世的想象，而更多来自对祖先的崇拜和子孙延续事业的热情。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被安置在安葬肉身的坟墓及祖先牌位上面。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个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子孙延续的事业中获得了意义。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与中国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就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只有传宗接代、有人延续香火，才不致死后成为孤魂野鬼的实用主义考虑。 传宗接代还往往与一些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结合在一起，其中如养儿防老、天伦之乐及村庄竞争等。不过，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中，传宗接代是基础性的，是不容被其他价值所替代的，即，一方面可以传宗接代，一方面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当然很好。而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则后者就要向前者让路。这是传统中国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则可以休妻的原因之一。当前有人过多关注生育的“防老”和“天伦之乐”等实用功能，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生育本身的宗教意义，或本体性价值的意涵。 第三种具有本体性价值含义的是“气”。中国是农业文明，因其强烈的实用主义，而致在超越性的信仰方面严重不足，人们关心的都是伸手可以触及的具体目标，所谓光宗耀祖，发家致富，子孙兴旺等等。当一般性的本体性价值尤其是传宗接代不成问题时，缺少流动的村庄生活中的社会性竞争，就凸显出来，掩盖了真正的让有限生命以无限意义的本体性价值，而“人活一口气”了。为了争“一口气”，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气”的本质是将社会性价值错置到本体性价值上，因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异态而非常态。 当前中国农村的困境在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虽然仍在，但已大大削弱，且被子女不孝等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反击，生儿育女不再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义务，而是“划不划得来”的功利主义考虑的一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仍在，且实用主义特征一如既往，但中国民间信仰因为受到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冲击，而越来越不足以担负起本体性价值的功能。“人活一口气”本来只是社会性价值被误置为本体性价值，现在因为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气”不足以成为支撑个人长期行动的理由。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农民关于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个人行动的根本意义的说法成为问题。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五、结语 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当前农村出现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出现了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列举的那些光怪陆离、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本体性价值丧失了，人生的根本意义成为问题，因此，一方面是各种对本体性价值的寻求变得格外亢进，典型是地下基督教的疯狂传播，一方面是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亢进，人们变得更加现实，注重短期利益，注重口腹之欲，行事更加缺少原则和底线，坑蒙拐骗、不讲信义、道德伦丧，就具有了存在的道理。也有人说，丧事上跳脱衣舞是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关于喜丧的说法，也符合儒家关于礼的论述，更符合庄子的道的精神。但是且慢，关键不在于丧事上是否跳脱衣舞，而在于跳脱衣舞的依据。当社会中的本体性价值出现危机时，丧事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用来寄托哀思、慎终追远，同时又是阴阳交会、禁忌极多的仪式，被当作了村庄内的社会性竞争手段。辽宁大古村一老人的妻子去世，他反对自己的儿子请歌舞团来表演欢快节目，他儿子说，我们不比别人穷，别人请得起，我们也要请。丧事这样的事关人生根本意义的仪式，竟然完全服务于社会性竞争，而没有最基本的底线。与此相一致，一旦村庄社会性竞争人意义消解，则丧事仪式就会由高度竞争变得毫无内容。在湖北农村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老人因为不堪子女虐待而服毒自杀，他三个儿子一商量，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直接用三轮车将老人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事。显然，丧事上跳脱衣舞不是仪式而是反仪式的，本质上与不举办任何仪式即将死者火化是一个道理，是本体性价值缺失后人们行事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本体性价值危机，是中国农村的最大危机。这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原因，及如何应对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后果，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界的急迫任务。 初稿：2007年8月17日于山东青州, 修定稿：2007年11月3日下午于江西上清镇, 注释： [1]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让我震惊的梅州农村见闻录 江湖已远 2008-6-4
前几日，因一位极好的朋友家中老人不幸过世，我便随他一同返回他老家梅州乡下奔丧。在梅州的所见所闻，皆是客家风情民俗。唯有一些与客家民俗无关的现状，却让我在返深之后，一直无法释怀。
怅 沙 2008-6-4
【昨日上午，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在市会议大厦召开，会议对《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进行了评议和表决。转移低素质劳动力、优化人口结构是报告关注的重点之一。《报告》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5月28日《南方都市报》）】 曾经的制造业名城东莞，今天似乎靠着地理上的优势在三来一补的工业基础上扎稳了的经济马步，在野蛮收刮和压榨完来自内地千千万万外来务工人员血汗之后，终于露出这座城市忘恩负义的野蛮嘴脸，要将之逐出家门了。 东莞，在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之后，猫着广深珠三角等产业结构较完善的城市和地区，谋划着逐出原来那些为这座文化上的孤城奉献了他们若干青春心血的劳动者们，以为引进所谓能更好地服务东莞产业升级的高素质人才誊出地盘来。 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内地的打工者不辞奔波之苦前仆后继的来到东莞，用他们的血泪和汗水为这座制造业名城加分添彩，在此不想去引用那些没有人情味的冷冰冰的数字借以说明问题了，因为那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今天，东莞将抡起这些劳动者们为之铸造的经济大棒，将这些曾经被含情脉脉地冠以“新莞人”的“低素质”群体驱逐出境。 这是一座文化沙漠中忘恩负义的野蛮之城。 改革开放30年来，东莞籍着自身的地理优势，在大量外来工的共同参与下一天24小时开足了各种机器的马力不停的搞加工、搞生产，为了GDP这座城市收留了可怜的农民工、收留了可怜的没别的城市可去的“低素质”人口，这些“低素质”人口才导致今日东莞仍留给世人素质低下、脏乱差的印象。如今东莞意识到自己发达了、强大了、无论是小作坊还是占地上百亩的加工厂都可以停下他们自己早就厌倦轰鸣的机器了、可以大张旗鼓的搞转型搞品牌搞“东莞创造”了，于是东莞市政府、东莞那些素质非常之高的领导们觉着东莞不再需要卖苦力卖血汗的“低素质”劳动者了。然而这些素质非常之高的领导班子却未意识到，直至今日东莞依然是一个没有文化上不了档次的沿海“二线”城市，口袋快让人民币塞暴的东莞依然不过一个投机成功的暴发户而已。在一个城市没有内敛的品格感召智慧之士之前，东莞，你有什么资格遑论那些给你打饱了小工的外来农民兄弟们是“低素质”人口？ 一个城市你可以野蛮、你可以这么无耻的抛弃承担那些为你创造了今天的人们（所谓低素质人口）的生息之责任，但请你不要这么无耻的扯开嗓子喊着貌似革命前伟大的口号抛弃他们。他们是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许真的素质底（括弧先告诉那些貌似高素质的人：贫穷不等于低素质、文盲不等于低素质），东莞，但请不要这么让人心寒地给为这座城市贡献了人生最最宝贵时光的他们打上“低素质”的烙印。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真正高素质的人们并不会为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忘恩负义的“示好”和“东莞式生存发展逻辑”击掌。 因为，这些千千万万的“低素质”劳动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是供出那些高素质人才的父母或兄弟姐妹。鬼知道10年20年转型成功后的东莞会在“倍儿有面子”的时候、再来一个“漂亮的转身”将他们这些功臣弃之不顾呢？对于大量迁徙的外来者来说，东莞永远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站台，歇歇脚转身就走，因为一个没有自身文化和品格的城市、一个曾经忘恩负义的城市，无法给他们归属感，东莞和他们也必将只是为了一种生存上的暂时性互利而已。 如此，东莞永将是一座没有精神传承的貌似很强大的阔爷大款，奠定不起一座城市应有的人文基础。这是其野蛮的成长逻辑和当今浮躁大环境所共同决定的。 身之予者父母，生之养者父母。我们不能下是若干外来工成就了今天的东莞这样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却是没有千千万万来自四面八方的那些农民工、那些被东莞贬为“低素质”的外来务工人员，定不会有今天“傲气十足”的东莞。 东莞，你很野蛮，你的野蛮让人认识了与你强大的经济能力所不相匹配的承担，以及惟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城市本性。
灾后重建向城市移民是捷径 人民大学农村学院院长 温铁军 2008-6-5 汶川地震受灾地区的恢复重建工作已经逐渐展开，而对于受灾的农村地区如何重建、重建工作怎样展开等一系列问题成为这几天报端的热议话题。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有“温三农”之称的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 灾害对中国经济有正面影响
这次采访记者以一个“地震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这一常规性的提问开始，却招来了温铁军对问题的不认同。他表示这次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主要为山区，并不是农业主产区，受灾严重的四个县基本农田面积人均不到一亩。另外对于灾民的食品需求，四川省内的储备粮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对受灾地区的供给，灾区农业即使绝产，对于全国粮食安全不会从根本上构成威胁。所以，此次地震对我国农业影响并没有人们料想的那样严重。这一点也可以从受灾地区周边的几个城市的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没有明显上涨得以印证。 低成本重建最简单的方法是向城市移民
对于灾区的重建工作，温铁军给出了自己的“独家秘方”。他表示，推进灾后重建有一个非常低成本的简便可行的方法，就是让灾区那些打工者所在的各个城市接纳这些已经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的灾区农民劳动力，让他们直接落户所在城市，“零门槛”地享受当地的城镇居民待遇。温铁军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加重，他表示，大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已经获得了农民工大量的剩余价值，却从来没有给予农民工应得的报酬！这次既然全世界华人都“万众一心”了，那些发达地区就应该作些为国分忧的实事，出于起码的人道主义责任让灾区出来务工的农民“零门槛”转为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户口。 灾区重建工作应该交给当地农民做决策
虽然国家发改委称大约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灾后重建的总体规划，但作为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温铁军却给出了不寻常的观点。他表示，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中，农村、农民一直是以社区群体为存在方式。这在大灾之时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何况，这次灾后重建有一个现成的可借鉴经验，就是国务院扶贫办开展多年、行之有效的“整村推进”模式。在谈灾后重建问题时，温铁军反复强调，灾后重建的第一原则只能是执政党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为此，就应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尊重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创造精神；而国家和外部社会团体只需要提供重建项目的投入和技术支持。
发件人："byxcs668" <byxcs66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1 11:24: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新稿《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 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 徐昌生 2008-6-11 1、中国人曾经对计划经济憧憬无限 中国人对计划经济的伤痛是刻骨铭心的！曾几何时，全国上下满腔热忱地投身计划经济，大家都对它的实施充满着无限的期望：没有失业，没有竞争， 人人丰衣足食，终身免费医疗，所有产品既丰富充盈满足需要，又恰到好处没有浪费，总之，前景一片光明。然而，社会的发展并非如决策者所想象的一厢情愿，当时的情形就是物资极度匮乏，百姓民不聊生。面对这种情况，决策者总认为这是人们的私心在作怪，贪欲没抑制，所以阶级斗争长年累月，狠斗私心连绵不绝，但是中国人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国民经济几临崩溃。 痛定思痛，一代伟人邓小平终于拨开迷雾，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并非缘于人们的私念贪欲，恰恰是制度错乱，于是，拨乱反正，确立了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让人们去自行生产，让市场去择优汰劣，结果，短短三十年，百姓生活稳步提高，成绩举世瞩目。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市场经济功不可没。然而，尽管市场经济在中国成绩巨大，尽管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写进宪法，但是，许多人却并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仍是阴魂不散随处可见。以人们十分熟稔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言，里面就隐藏着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它和当年我们想用计划经济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过剩的思维如出一辙。 2、计划经济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更多问题 计划经济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之间天然不合，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无可避免，结果势必会造成产品过剩的局面。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然后按照社会的需要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初看上去，这种思维无懈可击，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产品过剩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产品短缺的问题却又冒了出来，而且它对社会的伤害比产品过剩还过犹不及。环视世界，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没能走出过物资匮乏的困境。 一项经过人类理性思考的策略，何以在推行的过程中屡撞南墙？那是因为大千世界纷繁复杂，谁也无法预料世界的瞬息万变，更不存在有人能够制订出一个周密无间的万能计划，于是根据计划生产出来的东西总有一部分太多而另一部分太少。当然，人们往往对计划经济中的物资太少记忆犹新，比如，涉及到百姓生活的粮油食品总是不够；而对计划经济中的产品超量积压并不知情，比如，那时全国的胶鞋（俗称解放鞋）在仓库里已堆积了几亿双。 市场经济解决产品过剩靠的是价格引导，如果出现涨价，则说明社会对此项产品的需求旺盛应当加紧生产；如果出现跌价，则说明社会对此项产品已经供过于求应当减少生产。但在市场经济中易如反掌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中却难似登天。因为，在计划经济中的价格是靠官员们制订的，既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需求，又不允许轻易变动。再退一步说，即使是制订了正确的计划，要执行到位也无比困难，因为商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生产者无利可图哪有积极性？所以，那时基层的官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做农民的思想工作，迫使他们将饲养的家畜家禽廉价卖给国家。 计划经济给我们的教训可谓深刻，原以为它可以使我们不会失业，但却使我们陷入贫困；原以为它可以使我们没有浪费，但却使我们陷入极度匮乏。当我们在发展的过程暴露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总有人想制订一个滴水不漏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完美无缺，结果，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问题解决了，更严重的问题接踵而至，眼前的计划生育就陷入了类似的窘境。 3、计划生育带来的新问题不容忽视 三十年前，整个中国尚在计划经济的笼罩之下，举凡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物资没有不缺的，于是有人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简单的理论根据就是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多一个人出生就得多分出一份，生得越多，人均占有量就越少，社会就会愈加贫穷，因此，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当然，他们也搬出了反右时期知识分子的良知代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作为依据。 所谓计划生育中的计划，其实就是偌大的国家简单地规定一个家庭只生一个，无论你是穷人富人还是天才弱智。由于我们国家动用行政干预手段，强制性推行这项政策持续三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的确明显下降，可以说得上是成绩斐然。但是，在人口增速急剧下降的同时，新的问题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近几年新增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已经达到了117/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比例是不超过107/100。根据这一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未来不远的时候，中国将有至少10%以上的适婚男性无法拥有正常的婚姻与家庭，届时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乐观。 二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据多家权威机构预测，如果中国继续维持现行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至多到204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40%，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其实，现在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常驻人口中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初露端倪，有的家庭已经不堪重负。 三是人口素质提高并不理想。现在的人口素质与三十年前相比当然提高了许多，但这不是计划生育的功劳，而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因为是市场经济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假如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素质的整体水平应当比现在还高，理由是家庭里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竞争意识更为强烈，心智成熟更为顺畅。何况，还有一个普遍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里，老二比老大更聪明的现象更为普遍。 四是家庭抗风险能力极度脆弱。一个人的幸福，不仅要看他的眼前，更要着眼他的未来，所以更多的中国人喜欢生男而不是生女（在只能生育一个的前提下），喜欢生两个而不是生一个，因为，一般来说，男性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有更大的保障，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更加安全保险。这个理由在5•12的汶川大地震中得到了验证，那些421结构的家庭里骤然丧子是何等地痛彻心扉！就象我们当初抱着良好的愿望实行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实现了人口数量下降的目标，但却带来更多更大的社会问题。 4、不实行计划生育是否会导致人口泛滥成灾
也许有人疑问：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极度膨胀，有限的资源怎么足够无穷增长的人口来均分？ 及至学习了经济学，方知上述实验用来类比人类的生育原是荒诞无稽！人类何以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类有思想理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人是理性的，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事先判别，而不是如老鼠只知生育而不顾后果。延用前面的实验，当我们感觉到食物供应越来越困难时，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的时，人类将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而对自己的生育行为做出适当调整。 回顾中国人口的增长历史，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里人口从4亿变成了10亿，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政策密切相关。在那个时候，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生产，土地属于集体，工具归属大家，上学可以拖欠学费，缺钱可以到生产队预借（有长钱户与短钱户之分）；城里也不例外，人口越多，分发的物资票证就越多，分配的房子也越大，甚至你的工资也会因为家庭人口众多得到增加。总之，谁家的人口越多，谁占大家的便宜就越多，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在变相鼓励多生育。 但是，今非昔比，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尽管还不完善），工资需要自己在职场打拚，教育需要自己掏钱买单，房子更要穷尽半生精力才能完成按揭，计划经济时期因为人口多而得到的好处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即使现在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人们也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而进行权衡利弊：有的人可能侧重眼前，只生一个就罢了；有的人侧重于未来，儿女双全才罢手；有的人对未来特别充满信心，做丁克夫妻也未尝不可。不管怎么说，人类断不至于象笼中老鼠，每个人都会变成毫无节制的生育机器。 现在的媒体在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时，往往会强调这么多年来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口，它的前提是假定每个家庭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监督下，一定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比例进行生育。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百姓正如笼中的老鼠。 5、百姓的自主生育会妨碍他人富裕和国家富强吗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非常流行：人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人口适度最合适。这种观点当然说不上错误，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它既没有说明适度的数量，也没有说明如何才能达到适度。 有许多人口学家或者社会学家都对中国最适宜居住的人数做过预测，有的说16亿，有的说20亿，众说纷纭。这些预测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其准确性值得怀疑，因为人类的科技在未来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飞跃，谁也无法知道。就象1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他认为粮食供应将成为全世界的大难题，但是，中国在20世纪出了一个袁隆平，就使他的担忧迎刃而解。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个宜居数值实际上就如计划经济中计划一样，它是动态变化的，我们现在的一切所谓科学的预测最终都可能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面目全非。 退一步说，中国即使阶段性地存在一个最适宜居住的人数，是动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强令一家只生一个），还是由市场自由调节（家庭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决定）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前文已经说过，人为地控制人口数量所带来的弊病已经显现，继续执行下去，问题严重性将会日甚一日；放开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由百姓自行决定生多少个孩子，也不会导致人口泛滥成灾。那么，让千千万万个家庭自主生育，人口的数量能不能自动配置到最优状态呢？笔者认为，只要坚持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人们的自主生育行为不仅能够使全社会的人口数量自动配置到最优状态，而且能够促进国家的富裕强大。 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是追求自身一生的的幸福。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生养多少人口使自己最幸福，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当然，这种幸福有可能并不体现在现阶段而是体现在未来，或者并不体现在物质上而是体现在精神上，所以他们宁愿苦点也要多养几个孩子。同样，也有人对幸福的理解独立另类，所以他们也可能少要或者不要孩子。千千万万个幸福的家庭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难道不是幸福的？ 当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对自己未来的幸福决策错误，比如有些穷人养了多个孩子贫困劳累一生，或者白领阶层没有生育孩子导致老年孤寂凄苦，但旁人并不能因此而提前剥夺其自主生育的权力。就象有人抵押贷款去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倾家荡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提前剥夺其从事经营的权力。 也许还会有人提出疑问，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多生孩子，会不会妨碍别人的家庭幸福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一个人要养活他的孩子，必须要用自己的专业劳动成果去与他人进行交换，才能换回一家人的生活所需。而经济学认为，平等自愿的交易恰恰会促进双方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平等自愿的交换，既好了自己也好了别人，或者说至少是一方不受损另一方却受益，否则别人就不会与你交换，这在经济学上叫帕累托改进。世界上每天发生无数次平等自愿的交易，也就产生了无数次的帕累托改进，结果人类社会因此不断发展稳步前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的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而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恰恰就是平等竞争自由选择，因此，政府无论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还是为了百姓富裕，要做的不是强制每个家庭都生一胎，而是深化对现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很多人对计划生育政策是持疑问态度的，至少他们认为这对自己不利，但他们又觉得这样做肯定对国家有利，因此，他们不敢把不同意见摆上桌面。其实，如果一项制度，几乎使所有的家庭都不幸福，却能够使国家更加强大，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制度是否真的存在？即使存在，这样的国家强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三十年，传统的理论宣传日积月累，使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很少有人想过，计划生育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在人口生产问题上的翻版与延续；更少有人相信，百姓的自主生育居然还会有利于他人和国家！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中国的损失远大于地震 佚名 2008-6-5
没有人会想到，美国次贷危机的接盘手竟是省吃俭用的中国人。向巴菲特学习，到全球去投资有价值的公司，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节衣缩食救援遭受地震大灾的四川，捐款总数已超过300亿元。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5000亿到1万亿元。可是恐怕没人会想到，这个数字还比不上中国给美国次贷危机买单的数额。
货币战争已经打响：越南倒下之后就是中国 佚名 2008-6-6 越南倒下了，幕后的黑手即将伸向中国 从2008年开始，越南股市从去年的超过1000点，跌到了5月30日的414点，跌幅超过了一半。越南通胀率水平已进入了不可接受的地步，越南盾大幅贬值，越南居民抢兑美元，越南银行拒绝兑换，他们就抢购黄金！胡志明市的房价也出现暴跌，银行坏账已不可避免。摩根士丹利认为，放贷标准不严格，可能导致越南出现银行业危机。伴随越南经济乱象的是，越南社会已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 越共书记农德孟突访北京，将越南经济的危机状况暴露于世人面前，并请求中国拉他们一把。对于这么位邻国，其实不拉也罢。但是该国经济危机现象，我们不得不产生警觉。今年，我国的股市也下跌近一半；深圳的房价已腰斩，广州的跌幅也不少，现在全国的房屋空置率大增，房价大幅下跌趋势已是明显。；我国的出口也在下滑，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的利润出现大幅下降！ 从越南目前的经济危机可看到，是美元贬值及石油价格上升点到该国经济的两个死穴。而我国此时也正受到这两个问题困扰，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重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并看清美国的祸心！ 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与我国石油价格是倒挂的！而石油价格上涨，获利最大的是美国，因为世界上几个主要的石油公司都是美国的。所以油价上涨，美国通过卖石油就可以获得暴利。 然而，我国政府为抑制通胀，采用的是限制石油价格上涨政策，因而我国的石油价格与世界油价严重倒挂！为保证企业的生产运作，我国政府还通过补贴来弥补石油企业的部分损失，并由此惠及其他企业。此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石油衍生制品，如塑料制品、化纤制品等等，是按国内石油原料价格生产的！说得不好听，我国政府现在同时还给美国的消费者提供补贴！中国的经济正在大量失血！！！ 今年发生的这么多事件，任何一件放在往年都是非同一般的，不影响经济是不可能的，为何不显现，众所周知。几天前，上海已出现油荒；而香港的油价已是是内地油价的一倍多，香港的货车现在都开到深圳加油……股市上有个专有名字叫“补跌”，那么，现有经济所遭遇的危机，是否也存在“补跌”？ 越南的危机对我国影响不大，但击溃越南的力量正在向我国积聚，因为他们已从越南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不难想象，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应对更为猛烈地攻击。如果我们现在再果断采取应对措施，那么我们有可能要支付更高的学费！ 在此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前段时间国际炒家想抬高粮价，并从中大赚一笔，一些国家因此而发生了内乱。但令人欣喜的是，国际高企的粮价并没有在中国兴起风浪，为何？因为我们有充足的储备！ 如今，我国油价上涨压力已近极限，众所周知油价上涨，必然导致物价全面上涨，如控制不好，必将陷入通胀的恶性循环！值此特别时期，如何应对可能的经济危机？每一位国民都应肩负起使命，个人在此抛砖引玉，以其大家共献良策： 1、目前煤、电等能源的使用已近极限，并且短期内格局难以改变。所以，我们要发动全民从节能方面出发。呼吁“爱国节能”！如少开私家车出行，少用一次性塑料杯、餐盒、塑料袋等，少用甚至不用外国进品产品等等，打一场现代意义的“人民战争”！——或许这是打胜与美国经济战争的法宝！ 一人节约一度电，不是什么大事，但十三亿人节约的汇集一起，就是相当大的数了。 2、提高石油及其制品的价格，减少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倒挂，同时增加对弱势群体（包括农民）进行补贴。许多人可能因此受损失，但是我们可减少更大的损失，特别是国家经济不会再失血。而且一旦我们在这场经济战争中取胜，相信所有国人睡着都会笑起来。 3、增大从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进口石油（不要用美元结算！），尽可能减少从美国控制的企业进口石油。与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家政府进行谈判，寻求支持，以共同对抗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 4、减少进口的商品使用，尤其是减少从美国、曰本及欧洲进口商品。 5、增大出口，现在越南倒了（这对我们是好事），原来从我国转移过去生产的产品，现在又要回到我国生产了，所以我们要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并扩大国际市场占有。 6、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因为美元贬值太快，并且一旦我们打胜了，美元也不值钱了，减持甚至不持，那样我们就可放手一搏！ 7、增大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提倡节约，必要时用粮食等农产品与其它国家换石油及工业原料（一定不能用美元结算！）。 8、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及利用，尤其是研发石油的可替代能源。
这些建议虽然比较粗糙，希望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天佑中国！中国必胜！打垮美国发起的这场经济战争！一旦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需求大量减少，石油的价格就可能会崩盘，届时，我们就可休闲地站在一旁向美元挥手说：再见了……
发件人："zheng wen" <wenzezhengfu6@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6 20:37: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问责政府,你准备怎样发声?(征集稿) 公民监政 问责政府 铲除腐败 公正公平 征文 关于这次大地震中属于人祸原因的全部问责, 我们准备将所有问责之声全部汇集在一起, 形成民意问责的巨大浪涛,切实高效敦促政府解决问题，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政府再不触犯类似低级错误。在此次问责中，你愿意公布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吗？敬请将你的问责整理成100字左右的文字，连同这些信息回复给我们，我们将一起向全球公开发布。6月15日截止。问责未必大而全，只要切中要害，发声即可，要的就是你本人发声的效果！所以建议长文改短，尽量短小精悍，感谢配合！
1、郭永丰(0755-29217638)的问责：一、地震前为何没有预报？专家预报与震前症兆为何不被重视？这种罪责谁来承担？政府应给问责者怎样一个满意答复？二、为何倒塌的大多数是教学楼？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豆腐渣工程？这种责任应由谁承担？怎么承担？政府给死难学生家属怎样一个满意答复？今后这类豆腐渣工程如何从根本上杜绝？三、政府所主导的募捐，普通百姓应该怎样监督？红十字会和慈善基金会等能否公布详细收入和来源，以及支出项目的全部明细表？有关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应给民众怎样一个满意交代？ 通过萤屏看到地震灾区一遍废墟，滿目苍夷，惨绝人寰令人无不悲恸。虽然中央政府以最快速度举全国之力组织抗震救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地震灾区现埸指挥，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亲临地震灾区视察。但思痛之余,不禁让人要问，如此特大地震，不可能事先没有任何先兆，为什么地震部门事先没能准确预测和提前预报。难道真的仅是天灾，没有人祸？其实汶川地震之前巳有传言，当地政府曾经当作谣言追查，并在四川省政府网上发布平息地震误传事件的公告。还有2006年《灾害学》一篇论文《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推算出2008年川滇地区将有一场6-7级的强烈地震，并建议政府及早做好抗灾准备。也有科学家从地质研究中得出了地震在即的结论，作出过正确的预报。事实说明，国家地震局负有失职渎职之责。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据报道灾区校舍倒塌之普遍，师生伤亡之惨重令人触目惊心，校舍建筑质量为什么如此之差，甚至有的学校倒塌的混凝土中连钢筋都没有。负责建校的拨款和规划验收的教育部门难道没有责任吗？为了告慰地震不幸遇难亡灵，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我们不仅要降旗致哀，还应问责在这次地震灾害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国家地震局和国家教育部。 鉴于这种世间罕有的有权而无责的体制严重缺陷，向全国人民、全球华人及现政府呼吁如下：请全体公民立即启动全民公投，全国人大立即进行违宪审查和追究。请海内外媒体公开揭露不预报的真像。请司法机构立即启动僻谣的真像，起诉四川省政府的不作为和渎职罪。起诉四川省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学校等其它公共设施中的豆腐渣工程中的不作为和渎职罪。剥夺人民对大灾害的知情权违宪、是犯罪。 一、衡量一国的体制是否是良好的，是专制还是民主国体，唯一的标准--是否主权在民。是否主权在民也是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所有症结都是剥夺了人民的选举权上，人大代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合部是内、任命和暗箱操作。这本身是违宪，非法，与其说是人民要问责不如说人民要审判。没有人能够长期地以虚假的面具面对世人，世人最终会发现并能够辨明真相，而不会始终被虚假所迷惑。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对政府或党派或机构的违宪事件行使审查权，立即实行司法独立，司法只能且只对法律负责，法庭只服从于司法程序，无上级机构和个人服从领导的隶属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现政府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预案来防灾。只有文字拼湊的用于应负表面文章的东西。5。12大地震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临时抓瞎，没有任何预警灾害一旦发生的必要的物资储略，安置灾民的措施，很多灾民因救治不及时或没有预案，根本就没有总结过去地震中已发生的疾病，导至灾民的不治身亡。 三、面对自然灾害，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预防、预测、预报、知情，学术自由，可以公开发表，预报由专家机构通过。政府的职责是防灾减灾，协助、派出专家指导民众，无权以任何理由阻止、掩盖预测，立《自然灾害防预法》。 四、用独立于执政党之外司法程序公开审理掩盖真像的各级政府。而非把政府责任仅归于个人犯罪，不得以某个官员或某部门作替罪羊。由媒体公开自由报道揭露事实真象，被采访机构或当事人不得拒绝、不得以任何理由掩盖。开放公共档案。立《公开信息法》。 6、朱合益(13391899102)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四川地震一发生，中国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人们写下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是，赈灾过程刚刚开始，就不断有关于腐败的消息传出来，让人们在为地震死者悲痛之余，对这些腐败因素产生莫大的忿恨。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乘"国难"的机会来谋一己之私利呢？记得一位海外媒体人写道：国难当头，还请官员高抬贵手，少贪一次吧。
中国官场腐败之盛行已经有年。各种反贪运动不断，但贪污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这次也不例外。大凡在中国内部没有人会相信贪官们这次因为数以万计的人民生命的损失而会良心发现，会"高抬贵手"。因此，有关方面近日召开抗震救灾物资监管工作会议，中共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严厉声明："发国难财，天理难容"，强调要严惩贪污截留挪用。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央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计划通过制定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抗震救灾。
10、耿介(0354--4851010)的问责：人死不能复生，问题是这些死者为什么会死呢？就是七分人祸造成的，地震前不发预警，就是地震后比美国还晚报了16分钟，地震后又不在72小时内积极组织救援，一个民间组织在36小时内能进入灾区，而拥有国内最先进的交通
具的人却要在40小时后才进入。中小学生惨死近2万，这该毁了多少家庭，而这些家长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一次次被拒绝。总之一句话，在中国没有人权，如果经过这次地震还不还人权，不还政于民，只由几个把头操纵，中国是不会有很大希望
.因为这些年把人都 引向一切为了钱，向钱看。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从上到下荡然无存。真是养这些官员不如养些蛤蟆，不如养些狗，养些老鹰。 12、瞿辉（15821102595）的问责：世界地质学家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四川的大地震 而且国家地震局的负责人也早以承认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那么为何在地震发生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 在偏远的学校 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学生们居然在上课 试问政府这该做何解释？再请问 地震发生后公众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忏悔和道歉 没有处理失职失察的有关部位负责人的过失或者说是犯罪 光靠中共高层在灾区的"慰问"是可以掩盖已经造成数万人已经死亡的铁一般的事实吗？ 请问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
你们当初成立的时候是靠摆地摊开始做起的么？如果我印象中没有搞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属于政府管理的性质
工作人员的费用政府没有发放么？10%的日常费用和开销费用为什么要算在捐助者头上
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么？把好心人的热情奉献当做自己赚钱的工具！！太黑了吧！！！现在有了3天哀悼日 我建议再设立忏悔日 至于谁需要忏悔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吧？ 问责之二: 四川西部处于地震断裂带,早就应该划分为国家地震重点防御区,为什么那里的居民一直没有得到警告,也没有接受任何逃生训练?水泥预制版是造成地震大量伤亡的最大杀手,这在唐山地震中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国家地震局为什么充耳不闻,为何不在地震高发区发布?检查指导地震易发区的房屋建设和地震逃生教育是国家地震局的主要职责,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履行职责了吗?在负责任的国家，与汶川大震截然不同的是：秘鲁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仅510人；发生在几百万人的城市-美国西雅图的6.8级大地震死亡仅一人，而且还是死于受地震惊吓、心脏病发作，只有25人受伤，没有一栋楼房倒塌。以美国为例,地震管理部门根据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划分了不同的地震行政管理区,民众去地震带买房创业都可以得到清晰的提示,并可到地震管理部门索取相关地区更详细的资料,生活在地震带的居民还定期收到地震局的警示邮件。 国家地震局长应不应该辞职! 问责之三：在汶川大地震之初，地产巨头万科集团只是捐献200万元"略表心意"，后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谴责、攻击之下羞得无地自容，无奈只好"慷慨"捐出一个亿用于救灾事业。面对全国上下的救灾狂潮，为何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如此缺失？是谁成就了万科的辉煌事业？万科的强势、王者形象的塑造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吹捧和帮忙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吗？ 14，曹飞云: 国家地震局若同虚设，地震局预测研究所70多人去北京门头沟双龙峡畅游。 (1）地震发生时国家地震局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局长竟然还在国外考察，地震发生30多个小时后，作为地震预测权威机构的国家地震局预测研究所依然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其官方网站的首条竟然是"享受山水 放松心情"，说的是：全所70多人去北京门头沟双龙峡畅游，" 在科研、学习之暇，放松心情、开阔视野，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一天的游程，大家玩得很开心"。该网站其他的内容也竟然是："团结战斗的集体跳绳队" 、"让女人更美丽--我所举办三八妇女节插花艺术讲座"……，讲述的竟然是所职工高枕无忧的悠闲生活。 (2）房屋全倒塌成一堆瓦硕、全然不设任何抗震标准。地震后的图片显示，乡村大量倒塌的房屋都是用木头或石头搭建的，而且有很多是依山坡而建，没有丝毫抗地震风险的能力。如果有地震局的示警和指导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已经建成的下列建筑物、构筑物，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一）属于重大建设工程的建筑物、构筑物；（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物、构筑物；（三）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四）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建筑物、构筑物。依据法律规定负责实施的职能部门是建设局和地震局，此时这两个部门都干什么去了，假设他们尽了职责，这次地震可以少死多少人？！ 事后发现，在地震中真正的杀手是预制板结构的建筑，唐山大地震大多数生命就是被这类建筑夺取的，四川大地震再次重复了这个悲剧。美国在一次地震后发现了这个问题，事后下令三年中全部拆除，而中国76年唐山地震后，这类建筑仍被作为住宅的主选结构继续建造到90年代初期。尽管是在作为地震高发地段，这一行为依然没有制止，并延续至今。 （3）震区民众惊慌失措、没有受到任何震前教育。负责震前教育是地震局的主要职能之一，我们发现从2006年-2008年国家地震局仅是用于下属5个所的基础建设就从中央财政获取了2.544亿，国家每年花那么多的钱给地震局，地震局都用来干什么了？我们从地震局的网站发现，地震局的主要活动除了在各大宾馆召开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培训班（鬼都知道在中国召开的这些会议和培训班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举办乒乓球赛、春游、跳绳、插花等各种娱乐活动。假设地震局把钱花在刀刃上，把搞那些分赃式的娱乐活动的精力用于抗震减灾的教育，无辜的民众在地震发生时又怎么会这样大批大批的死去？ 在负责任的国家，与汶川大震截然不同的是：由于事前进行了抗震宣传、加固了房屋等建筑，秘鲁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仅510人；发生在几百万人的城市-美国西雅图的6.8级大地震死亡仅一人，而且还是死于受地震惊吓、心脏病发作，只有25人受伤，没有一栋楼房倒塌。以美国为例,地震管理部门根据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划分了不同的地震行政管理区,民众去地震带买房创业都可以得到清晰的提示,并可到地震管理部门索取相关地区更详细的资料,生活在地震带的居民还定期收到地震局的警示邮件。反思中国，生活在地震带的人有谁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地震带？抗震标准有谁去严格执行了？又有谁得到相关的抗震教育？ 汶川大震与其说是震灾，不如说是政灾，行政不作为、贪腐泛滥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地震本身。在举国哀悼之日，我们更应反思：高高在上的官僚是否与民众愈行愈远？我们的政体是否已病入膏肓？再来一次大地震民众依然是乖乖受死？震灾虽去，政灾未除；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呜呼哀哉！ 15，公民监政，铲除腐败，公正公平，共建和谐！没有公民联合就没有腐败被彻底清除。 公民不联合，正义就没有力量。公民不团结，就不能对邪恶势力造成强大威慑。清除腐败实际就是与邪恶势力做斗争。公民不联合不团结，单靠个体的公民反腐败，效果不只等于零，甚至还适得其反，个体公民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官相维、官黑沆瀣一气的邪恶势力所灭口。所以，公民要求公平正义，彻底清除腐败，唯有走向联合才是唯一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自己权利不易被邪恶势力随意侵害，也同时保证同道者不为邪恶势力轻易所灭口。 联系信箱：minjianjianzheng@gmail.com， http://www.gmjz.org/bbs/index.php，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74a@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16:04: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87期 中国应尽快启动问责机制 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苏占军 汶川地震了，震碎了很多房子，注意是震碎，而不是震倒；但也有很多屹立不倒的。房子被破坏的罪魁祸首肯定是地震，但遭受地震，房子是否就变成豆腐渣，是否应该有那么多的人被填埋其中，官方和民间的说法不一；比如，教育部门对房子质量的解释，至少学生家长就不干。抗震救灾还在紧张进行，学生家长们便不顾一切集合起来，举着孩子的镜框上街、上访，弄得当地市委书记在大街上下跪阻拦、哀求，甚至一连跪了四回。以前碰到这种情况警察、武警就能解决问题，根本不用劳书记大驾，但这次失效了。 在地震研究、监测、预报方面，人们也颇有微词。临震预报谁也没有能力做出，但中期预报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局的专家如是说。既然如此，国内、外有无汶川地区要发生地震的研究成果及监测成果？如果有，地震局分析、上报了吗？报告了，是谁决定不发布地震中期预报的，动机又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地震发生当天晚上，四川省政府网站上关于成功平息地震谣言的网页还挂着呢，但后来却没了。 地震发生的当天，国务院立即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温总担任总指挥长。而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已经成立了“国务院看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的办公室设在地震局。1996年，国务院为这个指挥部配齐了人马，总指挥长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担任。地震发生后，原先的机构没派上用场，因为它起不了顶点儿作用，还得温总亲自挂帅出马，原来的总指挥长回良玉，这次成了副总指挥长。 地震是自然现象，无法避免。但地震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把房子盖得结实一些，以便地震时不至于研成粉末，人可以多逃出一些来；可以发布中期预报，要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灾；地震发生后，相应机构和应急预案应当立即启动、发挥作用，而不应该临时再组建一套人马、现想办法。我觉得上面几点都是大问题，值得好好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其实核心问题就一个：对地震这一突发事件，政府部门有无失职，是否应该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次不调查、不处理、不追究，下次再发生地震怎么办，还死这么多人？难道中国人的命永远如此低贱？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里面就有人大特别问题调查制度。这是跟外国学的。现行宪法仍有这项制度。《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第一款）。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也都有这个规定。可惜，建国以来，这项制度一直躺在宪法里睡觉，至少在全国人大这一层面还没用动用过。并不是说这项制度不好，缺乏操作性，也不是说没有值得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去关注、去调查的事儿，而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历来就没有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习惯和传统，出了大事儿，往往习惯于和稀泥，反正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记了。而不以法律作为解决手段，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个“汶川地震”的。 这次汶川地震给人民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太过惨重了，绝不能放过。放过这个，人大就是瞎子，就是摆设，就是渎职，就是犯罪。但我也注意到，此次地震之后呼吁设立哀悼日、降半旗的人多，而呼吁人大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的人少，至今我没发现过。没有人起来呼吁，没有人来关注，人大自然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如果同意我的观点的话，都行动起来，一起呼吁人大对此次地震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现在已经开了个好头：哀悼日、降国旗的建议国家不是采纳了吗？如果专家、学者、大腕们以及数不清的网友们也如呼吁哀悼日、降国旗那样一起为启动汶川地震特别问题调查程序鼓与呼，国家是不会漠视的，毕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人民的权力机构，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地方。 让我们都站出来齐声呼吁、呐喊吧！我在这里先开个头，放把火。（如果基本同意本人观点，不用打招呼，本文可任意转载、修改，署自己的名都没关系） 附：特别问题调查相关规定
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02:02: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寄稿：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曲阜师范大学 董键 一 今年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30周年，官方一方面准备庆祝改革的胜利，一方面又号召解放思想，个中的复杂心理可见一斑。有什么复杂？就是：自己要说自己的好，不能否定自己；同时也意识到当前问题多多，“危机”一词时不时地挂在领导人的嘴边。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就是：简单的开放、私有化和市场化并不能真正解除中国社会的危机，急需为中国这条“大船”找到新航路。原来说改革开放前老百姓普遍吃不饱，威胁到政权的存在和国家的稳定，现在都吃出病了，要减肥了，产品过剩了，按说危机该过去了，但事实上并不能按直线进行推论，因为现在的危机换了一副面孔，那就是：财富的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显。 当然，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问题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比如“自由派”对第一个危机的说法是：“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强了”，因此，紧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让不同阶层和利益地位的人到议会里去博弈，这样可以防止国民在大街上用拳头搏斗。对于第二个危机，“自由派”开出的药方是继续市场化，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人们的消费需求，最近实行的在商场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袋的做法就是一种表现。“左派”的看法则与此不同，他们认为，财富分配失衡是实行市场经济或者说搞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政权倒向了资本一方，是一种制度剥削使然，解决的办法是从制度上重建公有制经济，将政权和经济权利夺回来，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没有什么文质彬彬的口头博弈问题。“左派”对资源环境危机的观点，也跟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认为，市场社会是个消费无度的社会，是不可能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让人们有共同的意识和理性，采取共同的行动，才能约束个人的自发行为，才能在地球还能养活已有的人口极限到来以前胜利解决这一矛盾。 那么，官方是个什么态度？官方对第一危机的解决办法是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加大财政转移力度，工业反哺农业，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或者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同时，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用生产更多财富的办法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官方应对第二个危机的办法是提高环保的标准，实行更严厉的行政和法律措施，同时，大力促进产业升级，即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其目标，一是生产更环保的产品，二是提高单位资源的经济产出，在经济总量上继续提高。按照已经制定的总目标，中国要基本实行工业化，而且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然后继续向着发达国家的目标挺进。当然，这些雄心的底气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找到了快速致富的道路，今后还要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运作和功能，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和创造财富的功能。没有高度的经济发展，一切困难的解决都没有了资金和手段。“发展是硬道理”。 坊间的争论是一个方面，政府的政策是另一个方面，二者有着微妙的联系。当然，起作用的还是政府的决定，它目前是更靠近“自由派”的主张，把“左派”的呼声仅仅当作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 以上就是中国当下的“问题与主义”的概况。 二 其实，抛开“主义”不说，中国当下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现在，无论“自由派”还是“左派”，大家摆不上台面的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权由谁来掌握。双方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只是嘴上不敢明说，怕被“和谐”了，只能私下里嘀咕，比如偷偷摸摸开个“西山会议”。这一件事已经表明，中国的执政党已经是谁也不代表，只代表它自己了，这正是“三个代表”的微妙之处。这种“非常的状态”，使得中国的政治更加有“特色”，也更加充满了变数。由于“左”“右”都跟共产党有距离，所谓“共产党在中国越来越成功”的论调不过是自我麻醉罢了。现在，共产党还继续扩大它的队伍，企图靠人多势众来站住脚，似乎没有想到“尾大不掉”带来的麻烦，靠给一帮人输送利益来维持统治，必然更加挤占或者剥夺其他民众或者组织的利益，就好像把四肢的血都抽出来供应心脏运转一样。党的最高领导层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没有采取其他对策，仅靠个人魅力来树立党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就好像这次四川地震，温总理和胡主席临阵视察和指挥，然而，茫茫大川，灾民遍地，领导的温暖又能惠及几人？在热烈的宣传背后，灾民很快就意识到，苦日子还得自己捱，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前面说到的是坊间的意识形态，其实，官方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认识与“自由派”的主张有微妙的联系，但根本上不是一回事，“左派”更是把“初级阶段论”当成了欺骗的幌子。在官方的理论界，对于人类社会的“阶段论”有一些讨论，但基本上没有离开“五段论”太远。说来也奇怪，现代科学研究很深入了，从来没有听说给什么生物的发展史划分阶段的，比如给蟾蜍也来个“五段论”或“八段论”的划分，最后说蟾蜍会过渡到世界大同，就好像动画片上经常逗小孩们玩的那种。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里，阶段划分不是根据人的生理变化或者道德演进，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据说它能决定社会的制度是实行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制。这是很有争议性的。先不说不同的民族的经历不同，所实行的制度千差万别，单就说“生产力的水平”如何规定也是个问题。如果说，人类经历了那么多的历程，都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原因，则这里的问题可就多了去了，还不如不提出这个问题更好，因为，人们完全可以问：历史上那么多的罪恶，也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吗？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的爱心和道德水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如果是否定的，人类的进步或者进化又表现在哪里呢？人类的前途究竟是什么？历史不能给人们确切的回答。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目的跟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有些相似，是说过去实行的制度“超越了阶段”，因此要退回去，从初级阶段重新开始，而且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初级阶段有多长，就说“我国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政策都要按照初级阶段的国情来制定。这就不是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了，而是用一种理论为政策辩护。按照科学理论的惯常做法，理论应该给出确切的结论，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而官方却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还是理论上出了差错。既然不能预测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时间表，甚至都不能确定各个阶段划分的标志，那么，说“现在处于初级阶段”的根据又在哪里呢？无非是说：中国反正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才刚开始几十年，不是初级还是什么级呢？如果这样讲，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有的阶段划分的说法都值得怀疑。 我倒是倾向于“无阶段论”，而且不主张“信奉主义跟社会性质挂钩”。这样，什么逻辑矛盾都不存在了。 “阶段论”不仅困扰着理论界，而且也给了人类一种宿命感，好像人类的轨迹事先就被生产力水平决定好了似的，而这个生产力水平的出现显然具有偶然性，那就是人类自己发明了科学，掌握了巨大的自然力量，在地球的生命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样说来，人类的命运其实是自己创造的，同时也决定了地球上其他生命形式的前途。凡是真正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和技术发展的特征的人都知道，科学上能发现什么是非常偶然的，这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也是偶然，而且还要再加一层偶然，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所以，如果任凭科技这种盲目性，人类的前途其实是很不确定的，人们将会被花样翻新的科技成果所吸引，盲目地追逐新奇的科技玩意儿，生命的意义反而忽略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由于科技被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