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各种历史性契机都潜伏存在。在政治方面，如果大陆处理好与台湾的关系，台海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国的团圆和统一将是震惊世界性的大事，中国的形象、地位和国力将得到重大的改观。关于这一点，有多少善良的人们都在关注，下面我们发出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以点明主题。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面形势又不容乐观。国际投机势力从来没有让中国安静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热钱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平稳运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喜与忧并存，惊与险并存！尽管2008年是个多事之秋，但机会与风险并存，祸与福相依。关键看中国领导人如何把握好这些机遇，处理好各种险情。总之，考验中国的时候到了。站起来的可能是中国，趴下去的也可能是中国。中国人民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机遇千载难逢！] 如何弥合国共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 警惕万亿热钱做空中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6月4日 目录 高希均：《两岸关系若快速推动和解 胡马有望获诺贝尔和平奖》 章东生：《如何弥合国共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 蒋经国：《斯大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陈孔立：《台湾民众政治心理与国家认同》 彭培根：《建设部将联合国的〈隔震设计规程〉搁置了八年》 张明：《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 张媛媛：《热钱流入再度活跃 外管局力堵港资回流》 搜房网：《深圳银行房贷坏账或超千亿 巨大次贷危机浮现》 维民：《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 程炼：《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 王有斌：《论货币政策》 王天宝：《如何定义和评价民间知识分子？》 严飞：《捐款减税的香港启示》 易富贤：《盲目崇拜精英学术权威的危害 》 罗格•比哈姆：《印度板块寻找“靠山”将引发地震》 陶短房：《日本开发非洲，抑或非洲开发日本？》 安替：《全球化视角下的软实力和外宣》 田南雁：《从军事角度看中国512大救援》 王晋燕：《“颜色革命”产业化》 王晋燕：《神秘谋士助普京，瓦解“颜色革命”阴谋》 金生叹：《祭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文 》 胡星斗：《我力争做“中派主义者”》 胡星斗：《谨防爱国主义变成害国主义》 耿庆国：《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预测》 胡星斗：《地震局为何沉默不语？》 梁立俊：《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错过了什么？》 康新贵：《多难兴邦：让救济成为福利制度》 徐景安：《对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的建议》 杨芳洲：《内外勾结的“中日友好”对谁有利？》 救灾工兵：《台湾军队是这样地震救灾的》 申华锋：《论实体的核心权利 》 ------------------------------------------------------------------------------------------------------------------------- 两岸关系若快速推动和解 胡马有望获诺贝尔和平奖 ----访高希均教授 李气虹 2008-05-30 《联合早报》
台湾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均教授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台湾总统马英九都认同搁置争议往前看，两岸关系正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改善。他预测，胡锦涛和马英九如果继续照此速度推动两岸政治和解，到2011年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机，都有机会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发件人：<zhangdong1972101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00:40: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回复:回信 如何弥合国共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 ----马英九上台：台海两岸统一的新希望 章东生
马英九先生说：“在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尊宪与行宪比修宪更重要”。反思一百年来中国所走过的路，我认为一百年来中国切切没有尊行这句话。据袁伟时先生考证，民国初建，南北达成议和，孙中山先生交出政权，孙中山先生的高风亮节令中国人敬佩不以，不知为何本来议和条款中国实行总统制，可第二年国民党赢得立法院大选，国民党却要实行总理内阁制，欲图架空袁世凯总统大权，袁世凯性急指使人暗刹了当时国民党实际执行人宋教仁，此乃第一次不尊行刚刚达成的宪法意义的议和。 历史的反思
马先生所说的宪法就是1946年国共谈判时各政治势力共同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参加1946年宪法的的制定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员7人，民主人士5人，宪法是由张君励先生所主笔。从制定宪法的阵容来看包含了中国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应该来说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并为各党派所背书。从宪法的内容来看“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辅以孙中山先生的四权五制内容，总统每届任期6年，只能连任两届。 按宪法自由选举，蒋介石有二大弱点，第一点蒋介石主政近20年，知识界是普遍的换人做的想法。不然胡适不可能公开呼吁，民盟的领导人黄炎培问“国家怎么样跨出治乱循环”，毛泽东高调应到“我们找到了，就是民主”。黄炎培听到毛泽东的一番民主高论，佩服的五体投地，一心追随。同样后来国民党失败除对1946年宪法有深刻认识和认同的人如胡适，张君励出走外，一大批民主人士留下来支持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支持率蛮高的。 第二就是蒋介石是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的代言人，这个阶级虽然有钱但人数不多，那有毛泽东的农民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人多，农民拥有人头数量，知识分子拥有话语权，只要按人头选票计算蒋介石怎能敌过他。在政治战略上国民党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理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派系重多的国民党也委难找到攻击的把柄。 1946年国，共两党已经在开始小规模军事冲突，辅以宣传攻击，两党失去了互信。在一个竞争的两党制下互相攻击是正常不过的是。享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所有实行了绿色革命的国家在政治上都走上了稳定道路，在1950—1960年代所有提出土地改革的政党都在选举中获胜，实行土地改革的政党稳住了政权。 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主要口号还是土地革命，孙中山也是平均地权，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实行了土地改革稳住了政权。毛泽东们你们怎么不等等。等等的毛泽东们肯定能在选举中执政，而不会把一个自己刚刚参加制订的宪法又亲口污蔑成“伪宪法”。难道是国民党能在军事上消灭共产党吗？1936年共产党只剩下两万人马，国民党都无法消灭，何况10年后共产党以发展到100万人马。 军事上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那就是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中国或世界上不同的政治主张要为主义而战。 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加自由主义加中国古老的政治思想，是世界的一个独创。北洋军政府（现代政府与古代政府最大的不同是党派政治，而不是官僚政治）无法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型，不认同《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来推行主义，为中国的长治久安而而规划，而不是以个人的私利来革命，事实证明完全反对这一宪法的民进党在这一宪法的框架下夺得执政权。 共产党的主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毛泽东创造的，只是跟着别人后面起哄哄，与其跟老外瞎起哄不如走自己人的路。后来的所谓毛主义是“农村包围城市战争”这充其量是军事主义不是政治主义，又或者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毛泽东当时就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主张我想追随者早就吓跑了。 处于弱势地位时，国共谈判互相争议的是先民主化还是先军队国家化，1949年国民党三大战役失败后中共处于强势时两党谈判，中共应该不会害怕什么了吧？可这时中共接受苏联的建议谈判前提是惩治43名战犯，这是什么谈判，这是要别人举手投降还要踩上一脚，谁会接受这一接果，直有反抗到底。1949年中国建设民主国家的希望再一次被苏联人所破坏。 中共革命成功为共产主义世界在冷战中赢得了第一回合，成就了毛泽东的伟业但把中国推向了分裂使中国在100年的时间内都无法崛起。以马英九的政治智慧都说“在我这一生恐怕都看不到统一了”，两岸已经分裂快60年了，再加个30年就快100年。这句话招至大陆左派地缘派的一片讨罚。 台湾是中国走向海洋的第一个出口，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第一道防线，两岸不统一，中国就永远长不大，世界领袖的地位就与中国绝缘。堂堂13亿人口，五千年的文化古国，960万平方公里，30年经济执续发展的大国“是可气，熟不可气”。 我们能埋怨谁，埋怨美国，当初美国就是不赞成中国内战，内战一起势必造成美，苏各支持一方，中国有极大的可能分裂为此马歇尔在中国奔波三个月苦口婆心地劝说两党，谁人能听？奇怪的事中共接管政权时美国欲出卖蒋介石与中共建交 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先生”把美国的好意一棍子赶走，1950年又与美国交战，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一个冷战实际上是陆地地缘战略与海洋地缘战略的较量。地缘战略传统上把世界分为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两大板块。陆地地缘就是从“东欧经中亚到中国这一广大地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亚，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新疆；西藏，谁控制了这些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古代成吉思汗从中亚大草原起家，东统一中国，南征服印度；伊朗，西到匈牙利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帝国。 陆地地缘战略的鼻祖麦金德先生就是提炼古代居住在这片草原上的部落历史战略。继承蒙古遗产的俄罗斯，苏联一直尊寻这一地缘战略而动，二战后苏联以经占领了东欧，东部一个缺口就是中国，如果两国再并肩作战那就ok了。
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说“东风压倒西风”，不错与苏联结盟的中国确实稳固了共产主义阵营，让苏联苟延长喘了40年。抗衡陆地地缘战略的就是海洋地缘战略，美国启用海权论的精髓从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围困苏联，两国第一战就是希腊，第二战就是朝鲜。第二阿留申群岛到南中国海形成一个岛链锁住东方，南边就是守住黑海海峡，西边稳住波罗的海出海口。 郭沫若说“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一个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就这样在苏联支持的全民投票下独立了。 中共革命成功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美国只有以海洋地缘战略来对抗陆地地缘战略，出兵台湾海峡，一个统一的伟大中国就这样在苏联的阴谋下生生分成三份。我们畅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尊从1946年宪法，按当时或以后行事，他肯定能选举上台，大陆，台湾，蒙古统一在一个国家下，后来苏联在冷战中战败，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独立了，苏联的东；中西伯利亚现在还是四个蒙古族的边疆行政区我们可以支持他们独立。东；中西伯利亚历史上这一地区就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中国完全可以建成从南中国海到北冰洋的这一广大地缘战略区，如此在东亚美国加上日本还是中国的对手吗？ 俄罗斯归还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中国再加两亿人口也不会愁粮食吧！东西伯利亚丰富的石油还有今天开始争夺的北冰洋中国都有一席之地吧？国共内战不仅让中国分裂近100年而且在地缘战略上恐怕打悼了中国崛起的条件，从衰弱中复苏的俄罗斯会紧紧抓住东；中西伯利亚，中国以经没有机会了。 历史不能重来，只有面对现实才是大政治家的作为。在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能打到全球任何地方，任何启图占领中国的想法都不现实，此时对国家的最大挑战第一还是如何让国家善治，不分裂，如何处理好以经分裂的两岸和恐怕将要分裂的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第二科技革命的扁平化，通过网络你可以和世界任何地方联系，通过网络你可以最快地学到新知识，如何利用新的科技掊职国力是中国第二个挑战。〈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回答记者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是多少，“他说只差三个月”因为通过网络最新的知识三个月后中国马上就可以撑握关键是创造。 台湾是少数几个能跟上现代新科技潮流的地区和国家，施振荣说“台湾停摆，世界电信业停摆”，世界害怕大陆的人力加上台湾的创新。两件事一是民主，一是发展两件都离不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起门来不能发展，关起门来也不能建设民主，民主必须有开放的心态，有包容世界的胸怀才能建设，前苏联对世界持敌意，中国毛时代对世界持敌意，不仅民主无法建设，反而走上彻头彻尾的反民主。 马英九说“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只要我们化戾气为祥和，化敌意为友情，化零和为双赢，中华民族完全可以统一，各族人民完全可以为拥有同一个家园而自豪。 马英九一脸凝重地跨进法院中，许多人为他掬一杯同情之泪，说他完了，同时为民进党不惜一切手段打击对手而愤愤不平，2004年连战们的抗议是他压下的，2006年红衫军的街头政治又是他帮助平息的，如果他和民进党一样耍手段民进党还有今天这样高高在上吗？ 我当时和一个台湾的学者在一起谈起此事，连他都怀疑马英九是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料，搞政治就是耍手段，象他那么老实不被别人玩死才怪。我和他的观点不同，如果搞政治都耍手段那正义何在，政治简单点就是正义的竞争，没有正义支撑的政治是不会长久的，手段可以成就一时但成就不了永久。我们给马先生一点时间也给台湾人民一点时间，我们相信理性的人是大多数，正义的人是大多数，3.22大选民进党的人身攻击，族群分裂的的评语没有起着用，正义；理性终究战胜了手段。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3 22:29:0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斯大林在二战中依仗苏联的军事实力分裂中国领土威逼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蒋经国 核心提示：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本文系蒋经国对１９４５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２５年，我们再加５年，则３０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５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５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５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２０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31 13:35: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理性地客观面对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促成国共两党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基础上推动统一进程和发展，这两篇文章有助于对国共两党的和谈作出最新的一些理解， 台湾民众政治心理与国家认同 厦门大学 陈孔立 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感性的那部分，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缺乏理性指导的心理现象。政治心理没有完整的体系，但又是最复杂的隐态文化，它是相对稳定而不易变动的，因此，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不同的政治制度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其变化也必然带来政治心理的变化，思想文化环境对政治心理亦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环境下，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心理。在这个方面两岸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差异，就无法了解台湾民众真正想法和心态。要了解哪些政治心理因素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对大陆的态度，了解哪些是他们容易去接受的，才能实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目标。不然，就有可能由于导致台湾人民反感的不恰当言语和行动的不断出现，而导致两岸隔阂与矛盾不断加深。本文将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四个方面，结合台湾民众的具体心理进行分析。 一 政治认知：
所谓“政治认知”是人们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在这过程中形成政治认同意识，确定“自我”与“非我”的界限，并形成政治归属感。两岸人民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
因此首先两者的政治认知就是不同的。台湾民众认同其现有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这是其政治心理的基础和前提。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集中体现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主要有两种:一是认同中华民国，二是认同台湾共和国。包括统派在内，基本没有人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网友也不应该去攻击台湾同胞热爱中华民国的行为或者逼迫对方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该嘲笑“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没有人承认”“你们没有祖国”，那样的做法只会造成更多台湾同胞对大陆的反感，转而支持台独。
3、不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理由有两种: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强调中华民国也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过去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现在世界公认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台湾人（中华民国公民）无权自称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不代表台湾。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总之，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只可能认同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共和国，这是业已形成的政治认知，也是他们难以改变的政治心理。由于国家认同涉及国家主权，大陆方面很难让步，同时台湾民众又十分在意这个问题。“泛蓝”民众认为大陆不认同中华民国的存在，使得他们无法面对绿营和台独的攻击；泛绿则认为大陆伤害了台湾主权，矮化台湾，因此对大陆抱有敌意。这将是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关键症结。 二 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是人民对政治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好恶、爱憎、亲疏、信疑等内心体验和感受。台湾民众对过去国民党威权统治感到不满，对现有政治制度表示满意，因此其习惯以现有政治制度作为区分亲疏、好恶的标准，来衡量大陆的制度，产生如下的政治情感。
1、恐共，仇共。国民党长期的反共教育使得在岛内反共思想根深蒂固，“共产党是流氓土匪，要血洗台湾”等宣传。在泛蓝阵营，包括马英九等国民党人士的反共不反中立场很鲜明。新党也把反共和反独一起列入其党纲。在泛绿阵营亦同样。甚至有人认为反共宣传助长了台独的壮大。此外，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也对岛内反共意识起到了强化作用。特别是台湾有亲人朋友在大陆政治运动中受害的民众，反共意识更是强烈。对当代大陆情况的不了解和不熟悉而产生的恐惧感也是原因之一。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民众，出于对“共产政权”的恐惧而把大陆想象成“铁幕下没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
台湾普通民众则比较担心统一会令他们失去已经拥有的各种自由。他们对大陆上新闻、网络管制等现象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尽管台湾民主尚存不少问题，但台湾民众对大陆方面否定台湾民主进步成果则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台湾民主刚刚起步尚不成熟，目前的问题是发展中的必然考验。他们说，你们嘲笑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争斗，但他们是在为选民争取权益。大陆如果轻视台湾民主，则“加深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履行“一国两制”承诺诚意的疑虑。” 因此，要让台湾民众认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张，让两岸保留各自现有政治制度，首先要尊重台湾现有制度和台湾民众的选择。同时，也要说明大陆采取现有政治制度的理由，争取台湾民众尊重大陆现有制度，不强求一致。 三 政治动机
政治动机是激励人们从事政治活动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内在动力。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民众的政治动机主要表现在:要求平等地位；要求保持现有民主权利；要求维持安逸生活的现状；国际空间。
2、要求保持现有民主权利。尽管我方提出一国两制，但台湾民众仍然担心统一后会受到中共管制，使自己“失去好不容易争得的民主和自由”，并且不想“失去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基本权利”。这些心理被绿营和台独人士利用加以夸大宣传，一般民众很难辨别其谬误。 3、维持现状和现有生活。尽管台湾近年来经济势头受挫，但其人均GDP仍有一万多美元，台湾人对此感到骄傲并且满意，生怕被破坏。因此台湾民众在民调中支持“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武”占大多数。 4、要求扩大国际空间，台湾民众认为仅有的20多个邦交国还不断被大陆挖走，使得台湾无法立足国际，没有国际空间，是由于大陆方面的“打压”。他们看到一些人口只有几万的小国能够成为国际组织成员而台湾却不能，因而感到屈辱。也因此马英九在竞选前后着重强调了台湾要尊严与国际空间的问题。 四 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是政治认知。情感和动机组成的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表现为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这种倾向也决定了政治行为的选择。综合前述三个方面，台湾民众基本政治态度为:
认同台湾（或“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赞成西方民主制度，不认同大陆现有制度；要求平等、国际空间，反对大陆打压；反对把台湾视为地方政府，以大欺小；要求维持现状，不赞成尽快统一。除这些外，台湾民众关于两岸的政治态度还表现在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上。
由于担心大陆武力攻台，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始终没有消减，包括统派民众也表示如果大陆真的动武，台湾人只好“抵抗侵略”“保家卫国”。 也因此，近年来大陆方面不断释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善意，得到了岛内相当民众的认可，成为两岸当下的公约数之一。对于大陆同胞来说，在与台湾同胞的交流中，应当提倡善意互动，理性平和，不要以“武力威吓”内容的言辞，为台独分子“助威”。 2、台湾的前途。台湾民众绝大部分认同“台湾前途要由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尽管此与中华民国宪法关于领土、主权的规定违背，但无论是蓝绿都肯定这一点并且一再强调，不然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在选举中落败。当大陆方面说“台湾前途将由13亿大陆人民和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时，就认为这是“以大压小”。他们说，只要有13亿大陆人参加，台湾2300万人的意愿就会被完全否定。他们质问，“为什么台湾前途不能由住在台湾的人来决定，而要由不住在台湾的大陆人来决定？” 结语 台湾民众在政治心理方面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疑虑、担心甚至敌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岸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有是由于岛内政党反共教育或政治操弄所造成。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两岸人民相互理解与善意互动的增加，随着大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台湾民众的政治心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在台湾，青年一代虽然相对欠缺“中国人”意识，但同时也没有受到国共斗争和长期反共教育的影响，他们与共产党没有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不是天生就仇共的。他们没有上一代的“悲情意识”，因而不受蓝绿绑架，没有“本省外省”的区分，不受统独意识形态挟持。这些“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具备可能性和突破性”的青年一代在有机会亲身体验大陆政治生活或者得到更多关于大陆的真实信息后，对于大陆有更多客观的认识，包括对于大陆经济成就的深刻印象，对中国崛起与两岸关系有着更多务实思考。即使民进党的新世代也认为，“去中国化是毫无意义也做不到的，我们应该用健康的心态来看待两岸关系”。总之，抓住台湾年青一代政治心理建构形成时期，加强两岸青少年的互动，可以成为我们今后的一项重点。 对台湾同胞由于特殊历史遭遇而形成的“悲情意识”，以及催生的“台湾认同”，我们应予理解和尊重。胡锦涛主席告诫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尊重、信赖台湾同胞”。要改变台湾同胞的政治心理，任何粗暴的言语与行动，显然都无济于事，只会火上浇油。 台湾的历史与政治现实，造就了“台湾认同”；大陆的历史与政治现实，造就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的民族振兴运动；两岸不同遭遇形成的不同意识，但这两种身份意识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应该互相尊重与包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台湾的一个振兴机遇。要设法让两岸同胞在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形成新的共同记忆，造就新的认知。台湾和大陆的不幸，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相互指责与对抗，我们都要走出过去，走出悲情，共同去创造我们新的未来，把握历史给予我们难得的机遇──去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4 21:21:24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Re: 为四川灾区捐款事 我公司随业主计划捐两百万拟重建一学校 请我校校长顾秉林院士、书记陈希中央纪委委员转呈温家宝总理，报告主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基础隔震结构技术可将八级地震减少40%的能量；变成五级以下地震。 建设部将联合国的《隔震设计规程》搁置了八年 ----弹劾建设部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 彭培根 2008年6月4日 尊敬的家宝总理赐鉴： 您在灾区幸苦啦！向您致崇高和最诚挚的敬意！从台湾的中天电视的报导上，看到您作为真正的“人民的总理”和“平民的总理”的大量图片，令人真诚地感动和敬佩。我将电视画面拍了精选的30张照片，打印装订成册送呈。台湾电视的画面的编辑明显地比大陆的和凤凰卫视都好出很多。 今天主要向您报告的是绝对与四川大地震有关的科技好消息。这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的建筑结构设计隔震高新技术：Foundation Isolator Structure System; 基础隔震结构体系。现在我附呈上2003年的有关这个技术的学术交流通知的复印件一份。请您审阅！从这个通知上，可以看出： 1. 经广州大学周福霖教授的大力推荐，建设部早在2000年已制定了《隔震设计规程》，但是“规程”只是是推荐的法规; 八年了！如果全将这个“规程”改为“规范”（就是要强制执行的法规）。来强制执行，那这次大地震和以后任何地方的地震，都不会像这次汶川这么惨重！附上光盘一张其中有动画；我愿到您办公室演示报告。 2. 2003年的通知上写道：“日本已建成3,000多栋建筑, 现在已有四万多栋（待核实）。 3. 2003年的通知上写道：“大陆上已有600多栋…..”2008年大陆已有1,000多栋（根据台湾的数据；尚未证实）。但是，最荒谬的是，北京除了“地铁复八线的地铁站”外，在三里河的“七部委联合办公大楼”也是用联合国的隔震技术；由国家地震局所属抗震设计研究所设计（周院士指导）；后来这么先进和重要的设计所居然被撤消! 人们要问：为什么八部委联合办公大楼（国家地震局也在里面）；知道这是好东西，自己先建起来，而建设部在2000年已经制订的《隔震设计规程》为什么八年了还在原地踏步？！将来万一北京也不幸来一场大地震，就会有记者问两天前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其它的民房都倒了，只有你们这七部委大楼不倒？！” 4．
还有写到：“有趣的是，台湾至今只有１４栋”；现在台湾（包括正在施工的）已经有240多栋了。 学生 彭培根 敬上 20088年5月19日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 Tel: 6277-0305；6279-4631(秘书);
138012.51448(C); 附文： 把建筑像汽车一样放在避震器上 ——专访著名建筑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彭培根教授 本刊记者 彭哲晖 专家简介 彭培根，加籍华人，曾获中国政府授予优秀外国专家的最高奖—“友谊奖”。现为北京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董事长兼总建筑师。清华大学评选国家级精品课已有三年，彭培根已教了22年的“理性建筑”课，是建筑学院四门被评为精品课之一，也是唯一用英语授课的课程。 2008年5月28日，当本刊记者如约走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彭培根教授的家，他早已将一份刚刚呈送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字材料摆放在会客桌上。在这份报告主题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基础隔震结构技术可将八级地震减少40%的能量；五级以下地震”的文件结尾，彭培根表示，“我是这方面非常努力和用心的专业工作人员，此时此刻，我有义务为目前的困境献计献策。我的建议很简单：恳求总理可否指示有关部门，安排周福霖院士以及台湾早期研究隔震技术的有关专家林增吉等来北京，举办‘全国电视地震抗震隔震高新技术讲座’。同时将原地踏步的《隔震设计规程》加以完善和立法，并最大力度地、最快速度地强制执行。” 《隔震设计规程》8年“原地踏步” 彭培根告诉记者，文件中的周福霖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工程抗震研究专家，现任职为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在周福霖院士等一批专家的大力推荐下，早在2000年，中国国家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制定了《隔震设计规程》，但由于“规程”只是推荐性法规，8年过去了，“规程”仍然在“原地踏步”，并没有上升为“规范”。由于缺乏强制力，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只有1，000多栋（根据台湾的数据，未经中国政府官方证实）按照《隔震设计规程》进行减震隔震设计。而在北京这样的国际性城市，除了“地铁复八线的地铁站”外，仅在钓鱼台国宾馆南边新建的“七部委联合办公大楼”采用了隔震技术。据彭培根介绍，该建筑的减震隔震设计，正是在周福霖院士指导下，由中国国家地震局所属抗震设计研究所完成。只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么重要的机构在完成这项设计后不久，不知何故已被撤消。 “中国亟需推广隔震技术” 在建筑界，彭培根素以坦诚直言及以理服人著称，同时，熟知他的人都觉得他做事有些特立独行。而这种精神与性格，使彭培根对许多新事物都热于接受，并富于首创精神。他又是湖南人，因此，由两位作家主动为彭培根正在撰写的有关他的书的名称就叫：“建筑界的彭大将军-彭培根”。2003年，当加拿大籍华人专家陈健志博士和台胞林增吉结构大师等将他与其他专家共同原创的联合国工业组织隔震高新技术——基础隔震结构体系介绍到中国，令他眼前一亮。近年来，彭培根一直关注这项技术在中国的推广与应用。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项技术只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以及新疆等一些地区有所推广。对此，彭培根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有关政府部门的“惰政”。由于政府推广不力，当地震突然来临，许多措手不及的人们就在灾害之中无辜地倒下去了。 彭培根介绍，目前减震防灾有两大思维取向，一是进行耐抗震设计，二是隔震设计。但前者依赖于设计的震区修正、结构系统、近断层效应和建材耐震性质等要素，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后者则通过在建筑物下方铺设橡胶垫等，使建筑物在地震发生时在橡胶垫上滑动，从而以柔克刚地减少地震对建筑物的震动。实验结果显示，采用这一技术可减少6至8倍的地震反应，而成本可能最多增加5%，是目前较为安全、适用、经济的工程抗震技术之一，也是减震防灾的治本之策。这种体系是将建筑物的柱子只做到地面层，然后每根柱底放在一个个的隔震圆形墩子上（见照片 A ）。这种墩子直径在80公分到1.5米左右；后30-50公分。它是由一层钢板一层橡胶（都是3mm左右的厚度）构成的。 “如果把建筑物全寿命及地震时建筑结构的破坏、内部财产的损失、人员伤亡以及建筑物损坏造成的停工停产所带来的损失加起来，该基础隔震体系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十分巨大，是一种极具推广和应用的新技术。”彭培根呼吁说，亡羊补牢，悔之不晚。希望汶川地震的灾难能让中国政府和所有有识之士意识到，在天灾面前，我们并非无所作为。推广和应用减震隔震技术，把整栋建筑像汽车一样放在避震器上，也许，这是我们支援灾区，为灾区重建贡献心力的一条好路径。彭培根在1985年与Macklin Hancock, Karl Stevens 等中外专家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合资建筑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已经与业主赵枫等计划捐献两百万元人民币，拟在都江堰重建一所学校，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联合国的地震隔震科技来做结构体系。 附文： 建筑结构高新隔震体系技术介绍及座谈会 （用此技术以后所有八级地震全都降到五级以下!） 2003年8月11日 我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的副董事长林增吉结构大师，今天（8月11日）从台北到事务所开董事会，晚8点将举行上述座谈会，欢迎同仁们踊跃参加。明天在清華设计院（2:30）还有一场更正规的讲座。座谈主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建筑结构设计-改革重点：地震隔震新技术：Foundation Isolator Structure System;基础隔震结构体系。等于把整栋建筑像汽车一样放在避震器上。主讲人：（1）加籍華人专家陈健志博士。他是原创这个结构体系的最早的专家之一。（2）台北市土木技师（即大陆的工程师）公会（不是“工会”）的林增吉是理事长（大地总工）以及前任理事长詹添全博士。 经廣州大学周福霖教授（院士）的大力推荐，建设部三年前已制定了《隔震设计规程》，“规程”是推荐的法规。这将是未来多地震地区的建筑／结构设计的趋势和必然规范。“规范”就是要强制执行的法规。用这种体系，用这种设计可以将地震的力度减少40%以上，以柔克刚也！结构成本只增加5%。因为这个科研成果是用来救人救建筑物的；所以他们不申请专利权。日本已建成3,000多栋建筑，其中有800多栋是陈博士做为技术指导设计的；66栋是他直接设计的。大陆上已有600多栋是由他们公司或周福霖院士设计的，绝大部份在廣东和福建；新疆已有100多栋。有趣的是，台湾至今只有１４栋。 他们这次来北京主要是北京地铁复八线的地铁站，来指导该1.2km线上两侧的建筑物、地铁站以及该站上的大厦的施工，这是北京首栋隔震结构，周福霖院士是主要设计人。如果要参加清華的讲座，请告诉我；以便统计人数。我在办公室，也可打电话告之(8844-8439; 138012.51448)。 彭培根 董事长兼总建筑师 03/08/11
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zhangyuxuan@gmail.com Jun. 3, 2008 摘要：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在中国A股市场迅速成长之际，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显著上升。本文将热钱定义为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获利的国际资本，获利方式包括套汇、套利和资产价格溢价。本文用多种方法计算了2005-2007年的热钱流入规模，计算结果显示，2005-2007年热钱流入规模分别为2282、2078与3851亿美元，三年热钱累计流入8211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与经常转移；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与贷款，此外热钱还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和境内外商业银行流入中国。最后，我们在附录一回顾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在附录二中探讨了热钱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间接做空中国A股市场的可能性。 关键词：热钱 中国 规模测算 渠道 做空 一、热钱定义的拓展 热钱（Hot Money）也被称为国际游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将热钱定义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热钱（游资）”。在1980年代之前，大规模的国际热钱流动至少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6-1928年，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普遍预期法国法郎将会升值，因此法国就成为当时大批外国资金竞相涌入的目标；第二次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1973年第1季度，当时尼克松政府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而联邦德国为了抑制通胀而不得不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利差的拉大导致热钱从美国流向联邦德国。1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关于热钱的两个传统特征：第一，热钱是短期资本流动；第二，热钱流入的原因是套汇或套利。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演进，关于热钱的定义也有望不断拓展，这突出表现在上述热钱的两个传统特征上。首先，如果国际资本在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长期获利的可能性，因此停留在该国的时间超过一年，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否是热钱？例如，唐旭和梁猛（2007）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未汇回投资收益、累计折旧和外债均具备投机资金的性质，但由于缺乏短期流动性，因此不能算作热钱，他们将这部分国际资本称之为“长线投机资金”；其次，套汇或套利可能并非热钱流入的主要原因，获得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溢价，可能才是热钱追逐的主要目标。如果热钱在2007年进入中国股市，那么将获得利差、人民币升值和资产价格溢价等三重收益，其中利差在3-5%左右，人民币升值收益约10%左右，而当年上证指数上涨了约94%。2 这说明2007年热钱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获得资本市场溢价。 综上所述，我们将热钱定义为通过在一国金融市场上投机获利的国际资本，其投机期限可能超过一年以上，获利方式包括套汇、套利和资产价格溢价。 二、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 迄今为止，尚无被广泛接受的估算热钱流入规模的方法。以下我们将采用几种普遍使用的方法来估算2001年以来热钱流入中国的大致规模，并评价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1、用“错误与遗漏项”估算热钱流入规模 估算热钱规模的最简单方法是看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Errors and Omission），如果该项为负，说明存在资本外逃，如果该项为正，说明存在热钱流入。误差与遗漏项也等于外汇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和。图1显示了用这种方法估算的热钱流入规模，2001年出现49亿美元的热钱流出（资本外逃），2002-2004年分别出现78、184与27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2005-2006年分别出现168与129亿美元的热钱流出。 图1 用错误与遗漏项估算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升值，2005-2007年中国A股市场出现大牛市，从套汇和套取资产价格溢价的意义上而言，2005年和2006年热钱应该大规模涌入。这说明用错误与遗漏项来估算热钱规模的方法存在较大缺陷：其一，该方法假定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流入的资金中没有热钱，从而低估了热钱规模；其二，误差与遗漏项中可能存在真实的统计误差，直接将该项等同于热钱流入可能会高估热钱规模。总体而言，这种方法显著低估了热钱规模。 2、用“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估算热钱流入规模 估算热钱流入规模的最常用方式，是用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与FDI。差额为正表示热钱流入，为负则表示热钱流出。图2显示了用这种方法估算的热钱流入规模，2001-2002年分别出现228和10亿美元的热钱流出；2003-2007年分别出现369、1141、470、5、1172亿美元的热钱流入。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第1季度流入中国的热钱达到851亿美元，增速令人侧目。 同理，2006年是中国A股市场高速成长以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一年，热钱应该大规模涌入，但按这种方法计算的2006年热钱流入规模仅为5亿美元。这说明用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的估算方法也存在严重问题：其一，该方法假定除贸易外的其他经常项目，以及除FDI外的其他金融项目的资金流入全部是热钱，从而高估了热钱规模；其二，该方法假定贸易顺差和FDI中没有任何热钱，从而低估了热钱规模。 对该方法的另外两点批评是：第一，外汇储备资产是由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资产构成的，而外汇储备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额可能反映了欧元与日元对美元升值的收益，而非贸易顺差和FDI带来的资金流入（盛柳刚、赵洪岩，2007）；第二，中国国内缺乏对FDI的统一数据，例如近年来商务部和外管局的FDI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图3）。FDI数据不准确将会导致热钱估算结果失真（张明，2008a）。 图2 用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估算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FDI数据引自商务部，外汇储备增加额数据引自国家外汇管理局。
图3 商务部和外管局的FDI数据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 3、进行了汇率升值收益调整后的热钱规模估算 针对外汇储备增加额可能由汇率升值收益导致的批评，我们对方法2中的热钱流入数据进行了汇率升值收益调整。相应思路如下，我们假定自2005年初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保持不变，即美元资产占70%，欧元资产占20%，日元资产占10%。我们用欧元资产某年年初的存量乘以该年内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即得到该年欧元资产的汇率升值收益。用每年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同年内欧元资产以及日元资产的汇率升值收益，即得到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再用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与FDI，即得到热钱的流入规模。 图4显示了经过汇率升值收益调整后的热钱流入规模，2005年的汇率升值收益为负，因此热钱流入从原来的470亿美元上升到727亿美元；2006与2007年的汇率升值收益为正，热钱流入从原来的5亿与1172亿美元下降到-169亿（热钱流出）与825亿美元。2008年第1季度的汇率升值收益高达462亿美元，因此调整后的该季度热钱流入下降到388亿美元。 图4 经过汇率升值收益调整后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汇率数据来自中国银行。外汇储备增加额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贸易顺差与实际利用FDI数据来自商务部。 注释：在计算每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时，采用了中国银行提供的1月1日欧元、美元对人民币基准汇价以及12月31日的上述数据，折算后求得。 4、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 观察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数据（图2），不难发现一个重要趋势，即从2005年起，我国贸易顺差规模突然上升。2001年至2004年，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为225、226、255和319亿美元；2005年至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为1017、1776与2620亿美元。很难相信，在2004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部门的产业结构或劳动生产率会显著提升，或者外国需求出现显著增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7月人民币启动汇改进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明显升值。因此我们怀疑，自2005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热钱通过虚假贸易流入而推动的。 李东平（2008）认为，只要出口部门产业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那么2005年之后的真实出口额与真实进口额之比，应该与2004年之前大致保持相同水平。他同时假定，2004年之前基本没有虚假贸易。沿着上述思路，他的测算表明，2005年的虚假顺差在595-630亿美元之间；2006年的虚假顺差在1234-1307亿美元之间；2007年的虚假顺差在1940-2055亿美元之间；2005-2007年虚假顺差占名义顺差比率的中值分别为60%、72%和76%。虚假顺差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率均令人吃惊。
我们用另一种简单方法对2005-2007年的虚假贸易顺差进行了测算。假定2005-2007年各年的贸易顺差增长率等于2004年的贸易顺差增长率，即25%，那么高 图5显示了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2005-2007年的真实贸易顺差分别为399、499和624亿美元，2005-2007年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分别为617、1276和1996亿美元。这一结果位于李东平（2008）计算的虚假贸易区间内，虽然有失于简单，且可能高估了贸易渠道的热钱流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说明热钱流入趋势。 图5 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名义贸易顺差数据来自商务部。 注释：各年真实贸易顺差数据等于2004年名义贸易顺差按照每年25%的增长率计算所得。 5、FDI中隐藏的热钱 唐旭和梁猛（2007）认为，在不考虑外债情况下，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而积累的长线投机资金主要包括未汇回利润与折旧。每年长线投机资金的计算方法为：外资利润+FDI折旧额-收益汇出。由此计算的2003-2005年的长线投机资金分别为476、671与722亿美元。姚枝仲（2008）重点计算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留存收益（未汇回利润），如果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为19%来计算，则2004-2006年外资企业未被统计到的留存利润分别为523、639与758亿美元。 我们用另一种简单方法估算了通过FDI渠道流入的热钱。假定每年的FDI存量等于上一年FDI存量加上本年FDI流入，再假定每年的FDI税后利润加折旧（净现金流入）等于FDI存量的20%。那么由每年FDI的净现金流入减去汇出利润，就等于每年FDI渠道中隐藏的热钱（包括未汇出利润和折旧）。 图6显示了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FDI中隐藏的热钱规模。2005-2007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净现金流入分别为1203、1342与1508亿美元，同期内汇出利润分别为265、372与478亿美元，则FDI中可能隐藏的热钱（未汇出利润与折旧）分别为938、971与1030亿美元。我们的计算结果明显高于唐旭和梁猛（2007）以及姚枝仲（2008）。 由于这种方法假设FDI一旦投入中国后并未撤资，同时假设FDI的留存收益并不用于任何生产性用途，因此显然高估了FDI中隐藏的热钱。 图6 FDI中隐藏的热钱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每年实际利用FDI数据来自商务部，FDI收益汇出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 6、通过外债渠道的热钱流入 唐旭和梁猛（2007）认为，根据外管局的统计，贸易融资在外资企业总外债中占比很小，历年余额均不超过10亿美元。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条件下，外资企业向母公司或国外金融机构以短期融资为主的借债行为，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因此也应将其纳入长期投机资金的计算范围。2003-2005年外资企业每年新增外债分别为105、175与150亿美元。 我们认同唐旭和梁猛（2007）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短期外债投机性较强的观点。但他们的数据中可能同时包含了外资金融机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数据，而我们仅将外商投资企业的每年新增外债视为通过外债渠道的热钱流入。图7显示，2004-2006年通过外债渠道流入我国的热钱分别为67、59与103亿美元。 图7 通过外债渠道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略)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引自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债简表中外商投资企业外资总额的净增加额。 7、总结 我们在表1中加总了通过上述方法计算求得的热钱流入规模。由于用“外汇储备-贸易顺差-FDI”方法的前提是将除FDI之外的其他资本账户流入（包括贸易信贷和外债）都视为热钱，因此在加总时不能再纳入通过外债渠道流入的热钱。加总后的结果表明，2005-2007年流入中国的热钱分别为2282、2078和3851亿美元，三年热钱流入的累计规模为8211亿美元，约占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的54%。即使我们采用的方法存在系统性高估，但毕竟也反映了以下趋势，即自2005年以来，热钱流入的规模是惊人的，我国外汇储备存量的一半左右缺乏实体经济或真实交易的支撑。如果热钱集中外逃，规模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可能在旦夕之间显著缩水。 需要指出，我们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以下因素：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掉期（徐以升，2007）、央行允许商业银行以外汇交存准备金、用特别国债与外汇储备资产进行置换而设立中投公司、汇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外币注资等。之所以不考虑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掉期，是因为货币掉期行为是短期的，用来估算1个月、1个季度甚至1年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可能有效，但它只不过调节了外汇储备增加额在一个较长时间维度内的分布而已，本身并不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最终增加或减少。之所以没有考虑商业银行以外汇交存准备金，注资2000亿美元设立中投公司，是由于央行在这些方面的信息披露并不充分，相关数据较难获得。如果2007年年底的外汇储备余额中已经扣除了中投公司的2000亿美元，那么我们估算的2007年热钱流入规模将会增加2000亿美元，达到5851亿美元。 表1 2005-2007年热钱流入规模的加总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计算。
三、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 当前热钱进入中国的渠道，可以概括为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地下钱庄三大类。 1、经常项目下的热钱流入 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都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 热钱通过货物或服务贸易进入中国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境内外贸企业既可以通过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方式引入热钱；又可以通过预收货款或延迟付款等方式将资金截留在国内；还可以通过编制假合同来虚报贸易出口。目前，“买单出口”已经成为热钱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在国内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买单出口市场，即由中介机构注册多家虚假外贸企业，获得外管局提供的出口收汇与进口付汇的核销单，然后出售给没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与个人。外汇核销单的申领失控与倒卖，造成了大量的虚假贸易以及相应的热钱流入。
将虚假贸易运用到极致的，或许是广东省社科院黎焕友教授对媒体披露的一个真实案例。一家境外公司与境内关联外贸公司签订一项外贸合同，约定外方提前三个月付款。三个月之后，中方以货物生产出现某些特殊原因为由，要求外方谅解并同意延迟三个月交货。再过三个月之后，中方又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要求外方提高购买价格。在中外双方协商两个月后，双方同意以中方支付外方预付款10%为代价中止贸易合同。在上述虚假贸易纠纷中，双方利用国际贸易惯例，将境外资金合法引入境内并成功地滞留8个月，最终还将10%的投资收益免税汇出境外。3
2、资本项目下的热钱流入 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和贷款等均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对FDI采取鼓励与吸引政策，FDI的外汇既可以在银行开立现汇保留，也可以通过银行卖出。这就便利了热钱以FDI名义流入，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借助某些方式投资于中国股票市场及房地产市场。 通过QFII渠道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证券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A股市场的合法渠道。然而，通过购买具有QFII资格的海外金融机构未使用的投资额度，热钱也可通过该渠道流入中国。 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并不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等于投资总额，不足部分可以用外债补足。这种模式被称为“投注差”模式。5 在这种模式下，外债逐渐成为热钱进入中国境内的便捷通道。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外银行提供的贷款；二是国外出口商、国外企业和私人的贷款；三是在华外资银行的贷款。其中第二项是最重要的外债来源。目前中国大陆对国际商业贷款的指标控制不是十分有效，对国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也没有担保限制，因此热钱可以通过外债形式进入中国境内。 3、热钱通过地下钱庄或商业银行流入 热钱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的模式是，先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扣除费用后，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地下钱庄的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一些通过合法渠道无法进出中国国境的需要，例如洗钱和毒品交易引起的资金流动和大额换汇等。正是由于地下钱庄的“灰色”背景，使得一些国际著名机构在是否利用地下钱庄问题上持格外谨慎的态度。目前使用地下钱庄向境内注入资金的，以港台投资者居多。 然而令人警惕的是，某些外资银行甚至内资银行，也开始提供类似于地下钱庄的服务。具体操作程序是，首先，境外投资者将一笔美元存入某外资银行的离岸账户；其次，该外资银行的中国大陆分行以上述美元存款为抵押，为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国内的关联机构提供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贷款。以上两笔关联操作由于隐藏在外资银行庞大的存贷款业务中，很难被甄别出来。而且，由于外资银行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还可以赚取稳定的存贷款利差，因此外资银行提供此类服务的热情很高。鉴于外资银行相对于地下钱庄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很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始选用此种渠道（张明，2008b）。 4、应对策略 掌握了热钱流入中国的途径和渠道，有助于中国政府对症下药地出台更有力的资本管制措施来防范热钱的进一步流入。其一，为防止热钱通过贸易渠道的流入，外管局应加强与海关的合作与数据共享，以更准确地识别虚假贸易，用公平价格来判断是否存在转移定价的情况；同时，外管局应与商务部加强合作来应对“买单出口”现象；其二，地方政府和外管局应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未分配利润和对外负债的资金使用与流向的监管，防止热钱通过FDI渠道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其三，中国政府应加强对地下钱庄的打击，以及对提供类似地下钱庄服务的商业银行的审查与监管，降低热钱通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外渠道的流入；最后同时也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努力维持资本市场的合理估值、加快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的升值幅度、将人民币与美元利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从而削弱热钱流入中国套利、套汇和套取资本溢价的动机。若非如此，仅凭资本项目管制一己之力，要将热钱完全封堵于国门之外，将成为外管局难以承受之重。须知对热钱的治理，堵为下策，疏为上策。 附录一：当前中国资本管制状况 中国的资本项目其实已经相当开放了。早在1996年，人民币就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与商品和服务贸易、职工报酬、投资收益和经常转移相关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自由兑换并出入中国国境。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大量热钱通过贸易渠道进入中国，以及以未汇出投资收益形式滞留在中国国内的原因。而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一直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早在2004年5月外管局副局长马德伦的一次讲话中，在IMF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中国已经有大约50%的项目已基本不受管制或有较少限制，有40%左右的项目受较多管制，而大约10%左右的项目受严格管制。6 最近3年以来，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一直在持续。 从国际收支表的结构来看，资本与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信贷与货币存款等。以下我们分项目概览一下当前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状况。从直接投资来看，中国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相当开放了。除发改委与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中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如稀土开采、航空业等）外，外资均可涉足。除该目录列出的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如证券公司、电解铝等），外资还可以控股甚至独资经营。可以说，除了金融业外，中国政府能够对FDI开放的，基本上也都开放了。而金融业还一直是历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方的主攻方向。而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仍需经过商务部或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只有国务院批准的战略性项目才能购汇。这说明在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对内开放程度已经远超过对外开放程度。 从证券投资来看，中国政府原则上禁止外国居民或机构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以及禁止中国居民或机构对外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然而，QFII和QDII制度为证券投资的双向流动各开了一个小口子。从2003年7月起，中国通过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逐渐放开了境外证券投资基金的流入。截至2008年4月，已有52家海外机构获准作为QFII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总体投资额度为102.95亿美元。而在2007年12月，国务院已经批准将QFII总体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展至300亿美元。 从2006年4月起，商业银行获准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从而正式启动了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机制。截至2007年9月底，QDII规模已经超过QFII。但近期受人民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影响，QDII出现大面积亏损，民生银行旗下的一只QDII基金甚至被迫清盘。2007年8月，外管局宣布，天津滨海新区将首家试点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初期个人可在该地区通过中国银行和中银国际买卖香港证交所公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该业务被命名为“港股直通车”，且投资规模不受居民年度购汇总额限制。“港股直通车”甫一推出并引发如潮争议，最终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加剧了监管当局对于风险的担忧，而暂时被叫停。如果“港股直通车”成行，则中国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基本被放开，而热钱也多了一条可资利用的退出通道。 从信贷来看，外管局目前对于贸易信贷和外债的管制相对较为宽松。从货币存款来看，外管局对于中国居民的购汇和结汇限制正不断放松。2007年1月，外管局将境内个人年度购汇总额从以前的2万美元大幅提高至5万美元，同时对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结汇也实行年度总额管理，这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居民用汇需求，实现藏汇于民的目标。有趣的是，由于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加速升值态势，藏汇于民的目标暂时没有实现。据估计，仅2007年中国居民结汇规模就超过千亿美元。 综上所述，中国的资本项目已经相当开放。而在中国证券市场尚未健全、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风险意识仍有待加强、人民币汇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适当的资本项目管制是中国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放松资本管制既不能成为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权宜之计，也不能成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工具。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之时，只能等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彻底完成之日。 附录二：警惕热钱做空中国股市 中国A股市场指数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4月半年时间里，下跌了大约40%。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把本轮A股市场下跌归咎于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巨额增发、红筹股回归等供给面因素，以及政府上调印花税等政策性因素。很少有人把本轮下跌与热钱炒作相联系，其中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向外资全面开放A股市场，只有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获准投资A股，而目前批准的QFII总额不过100亿美元。相对于2007年底中国A股市场32.7万亿人民币的总市值，或者7.6万亿人民币的流通市值，QFII的规模可谓微不足道。 然而我们认为，热钱对中国A股市场的渗透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投资者的想象，出入中国A股市场的热钱规模远高于区区100亿美元。虽然A股市场尚未推出股指期货和做空机制，但是热钱可以利用两地上市企业的A股与H股的股价联动，间接做空中国股市。在07年10月至08年4月的A股市场暴跌中，热钱可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小幅、渐进、稳健的人民币升值策略，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将会持续升值的单边预期，从而吸引了大量热钱的流入。尤其是在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连续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而中国政府为应对总需求过热和通货膨胀而连续加息，导致中美之间息差不断拉大。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10%。也就是说，即使热钱流入中国国境之后不进行任何投资，每年也能获得15%左右的无风险收益率。套汇、套利，以及通过在中国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上投机牟利，成为热钱流入的三大因素。 根据我们的估算，仅在2005年至2007年三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可能超过8200亿美元。规模如此巨大的热钱的很大一部分，自然会流入A股市场。 历次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热钱热衷于从做空股市中牟取惊人利润。于是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A股市场尚未推出做空机制，因此热钱流入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国股市推高，这对中国股市而言是有利的，因此没必要对热钱过度担忧。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和天真，它极大地低估了热钱的牟利动机与操作策略。 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同时在大陆A股市场与香港H股市场上市，而且A股与H股上市的股票份额相对于非流通股而言很小。由于两地上市股票的企业基本面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同一企业的A股和H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价格联动。而热钱恰好可以利用H股市场的做空机制、以及A股与H股的价格联动，来间接做空中国A股市场。例如，热钱可以在中国A股市场上大量购入某两地上市蓝筹的股票，同时在香港H股市场上大量做空该蓝筹股。随后，热钱在A股市场上大量抛售该股票，这首先会引发该蓝筹A股股价下跌，其次很可能导致该蓝筹H股股价下跌（H股下跌幅度一般低于A股）。这种炒作的结果是，热钱在A股市场赔钱，但在H股市场赚钱。其中关键点在于，A股市场上尚未推出保证金制度，而H股市场上实施保证金制度，这就意味着热钱可以在H股市场上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这将保证热钱的H股盈利远高于A股亏损，从而牟取暴利。 我们对热钱上述炒作策略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数据显示，从07年10月以来，在香港H股市场上，与中石油相关的股票期货与衍生产品的卖盘，是H股中除中移动外交易量最大的。无独有偶，市场盛传，某外资机构（瑞银证券？）一直在A股市场上出售中石油股票，而该机构恰好是中石油A股发行的主承销商之一，手中握有大量中石油A股股票。如果把这两个看似独立的事件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判断，在香港做空中石油H股的与在大陆出售中石油A股的，很可能是同一机构。热钱间接做空中国股市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血淋淋的事实。
Abstract: Since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 of RMB in July 2005, during the bull market of Chinese A shares, the scale of hot money entering into China has surged.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scale of hot money entering into China from 2005 to 2007,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 money flow reached 228, 208 and 385 billion USD in 2005, 2006, and 2007 respectively. The channels of hot money entering into China include the current account,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the underground institutions. Finally, we overview the opening process of Chinese capital account, and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hot money shorting the Chinese A share market. Key words: hot money, China, scale
calculations, channels, short 热钱流入再度活跃 外管局力堵港资回流 张媛媛 2008年05月31日
海外热钱与监管层一直在进行着“魔”与“道”的较量。“现在每次从香港汇入内地或从内地汇到香港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美元。在通知下来之前是没有这项要求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某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询问时透露。他所指的“通知”是指，近日深圳的多家银行收到国家外管局和银监会关于要求上报境外尤其是香港居民人民币和外汇存款数据，加强外汇存款的核查工作。
深圳银行房贷坏账或超千亿 巨大次贷危机浮现 搜房网 2008年06月04日
进入2008年5月之后，深圳楼市终于有点看头了，不管是地产人，还是买房者，都对房地产市场有了那么的一点点信心。让大家有信心的首先是因为成交量的稳步回升，进入5月后，深圳房地产市场平均每天的成交量（一手和二手）在300套以上，而且各楼盘前的看楼者也是越来越多，各新开楼盘的成交量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现象让很多人为之开心，但是，却不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在这种假象下面，隐藏着巨大的次贷危机。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 维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组织编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8）—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组织所内专家学者评选出了“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按事件发生时间排序）。 （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二）1979年5月，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三）1979年8月，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四）1983年11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I”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银河一I”巨型计算机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进入世界巨型计算机研制的行列。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先后又两次取得重大突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银河一II”10亿次和“银河一III”百亿次巨型计算机，分别于1992年11月和1997年6月通过国家鉴定。 （五）198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六）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要加快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全面推行厂长 经理 负责制。 （七）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阐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我国国情和邓小平同志的设计，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 （八）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九）1991年6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改革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十）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十一）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办联合印发《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该办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股份制试点的全国性文件。 （十二）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三）199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颁布《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1994年1月，国家推出“分税制”和新税收制度。 （十四）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务院确定100家试点企业。 （十五）199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发布实施。 （十六）1999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三大区域政策形成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十七）1999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八）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 （十九）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主要任务。 （二十）2003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十一）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二十二）2003年10月，“神舟”5号，以及2005年10月“神舟”6号载人飞船相继发射成功，并安全顺利返回地面；2007年10月，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二十三）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等；2007年3月，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二十四）2005年3月，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成为世界第三大个人电脑企业。 （二十五）2005年4月，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3G“中国标准”走向商用,TD—SCDMA核心技术得到较充分检验，核心芯片和商用终端的产业化已步入快车道。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三大国际主流标准之一，是中国电信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电信业对世界移动通信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十六）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二十七）2006年5月，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主体工程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全线浇筑达到海拔185米高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三峡工程全称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于1994年底正式动工，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二十八）2006年7月，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正式通车。 （二十九）2006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要求“十一五”期间单位GDP降耗20%，并明确将节能降耗指标作为对各级领导的重要考核内容。 （三十）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维民）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程炼 2008年6月2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分析越来越不可能将国际经济环境排除在外，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因此显得更为重要。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可以看作封闭体系中宏观经济分析的拓展与补充。在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体能够同外界进行要素、商品及货币的交换，从而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可能和封闭状态下有所不同，这就构成了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商品及货币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流动所受的限制对某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做出评价，进而决定它是否适用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开放”与“封闭”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自己看作地球村的居民，那么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封闭”条件下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很难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处理，因为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要素和商品流通的障碍、货币与行政体系的分割乃至生产技术和偏好的差异。根据这一思路，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是区域经济之间的异质性，或者说它的产生并非由于封闭经济的扩展，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收缩。上述两种视角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而言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范式的演化。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流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在这一信奉价格机制的理论范式中，各国价格水平的灵活调整和贵金属货币的自由流动足以保证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种自我调节理论的一个先驱是大卫·休谟（Hume,1752），他提出了著名的价格－贵金属货币－流动机制：贸易顺差（逆差）导致贵金属货币流入（流出），进而促使国内物价上升（下降），贸易条件改善（恶化），最终恢复外部平衡。虽然这种无摩擦的国际经济理论显然过于理想化，但是它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一直居主导地位，而国际间的贵金属货币流动也相应地成为外部平衡关注的焦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金本位制解体，各国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改善国际收支。在这种情况下，休谟的自动调整机制显然失效了。另一方面，“凯恩斯革命”则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中凯恩斯并未涉及开放经济的分析。在新的经济理论尚未被人们所了解的情况下，集中探讨封闭经济中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优策略，但这种做法是有代价的：当后来的经济学家应用凯恩斯模型进行开放经济分析时，他们通常都采用了一个简便途径———直接在其中添加国际交易部分———而不是对模型进行系统的改造以考察国际贸易和收支对于其中行为关系的影响（Kenen，1985）。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身更倾向于是一系列思想的集合而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添砖加瓦”式的改进也就成为了后继者发展这一理论时很自然的一种方式。 二、弗莱明 蒙代尔模型 以Metzler（1942）在《Econometrica》发表的论文“国际贸易中的非充分就业均衡”为标志，Alexan鄄der、Laursen、Machlup、Metzler、Meade、Robinson等人开始将凯恩斯理论框架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而工资与物价刚性和非充分就业均衡则成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无限供给弹性条件下的货币贬值效应（马歇尔－勒纳条件）和“乘数效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拓展（吸收方法）。不过在这些早期研究当中，原来在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货币因素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Fleming（1962）为深入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引入了国际资本流动以考察不同的汇率体制对于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Mundell（1960、1961a、1961b、1962、1963）也在一系列论文中独立地改进了Meade的工作，强调货币部门的作用并考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动态效应。 Fleming和Mundell的工作被总结为Fleming－Mundell模型并成为之后数十年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标准框架。Fleming－Mundell模型是凯恩斯理论在开放经济领域的映射，它具有典型的凯恩斯式特征：工资与价格存在刚性并且产出由总需求决定；但另一方面，它又部分地复活了大卫·休谟的思想：它重新引入了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且再次将国际资本流动放到分析框架的中心位置。根据Fleming－Mundell模型，在固定汇率体制下，增加（减少）货币供给所导致的国内利率下降（上升）会推动国际资本流出（流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卖出（买入）本国货币并购买（卖出）外国资产，于是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进行相反的货币市场操作，这就抵消了最初的货币政策；而在浮动汇率体制下，财政扩张（收缩）将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下降），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流出），这一过程中的货币市场操作使得本国货币升值（贬值），相应的净出口下降（上升）则抵消了最初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在Fleming－Mundell模型的极端情形———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小国开放经济———当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体制下完全失效。上述分析的一个直接政策含义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针对内外平衡之间可能的冲突，Mundell提出了“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将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从而确保每一目标和对其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政策工具相配合。 Fleming－Mundell模型由于其简单和直观而受到了广泛的青睐，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并没有使它避免人们的批评。总体上看，对于Fleming－Mundell模型的批评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模型本身的一些特定假设（例如把国际资本流动速度设定为国内外利率差的函数）的批评；另一部分实际上则是对其母体———凯恩斯理论———批评的衍生物。 三、动态宏观分析的兴起 除了对现有模型的改进，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变革的核心动力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更替。自1970年代以来，运用代表性当事人的跨期最优决策来重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同样反映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当中。早在1960年代末，Bardhan（1967），Hamada（1969）和Bruno（1970）等就尝试过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开放经济，而在1980年代，Buiter（1981）、Obstfeld（1982）、Sachs（1981）、SvenssonandRazin（1983）等运用跨期最优决策框架对经常项目的动态进行了分析。这类研究的背景除了宏观经济理论范式的变化之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它使得如何对外部冲击做出最优动态反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无论经典的货币数量模型或凯恩斯模型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能给出有效的分析（ObstfeldandRogoff，1995a）。在经常项目的跨期模型中，开放经济内的居民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跨期交易来平滑其消费和投资路径，因而外部利率和其他参数的变化就会影响其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与经常项目的跨期优化分析紧密相联的另一类研究是国际经济周期模型。1990年代，Backus，KehoeandKydland（1992、1994）将KydlandandPrescott（1982）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推广到了开放经济情形。他们的模型与经常项目的跨期模型非常相似，只是其中加入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典型特征———代表性当事人的收入－闲暇替代———并且在研究目标上更关注技术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 无论是经常项目的跨期优化分析或者国际经济周期模型都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打开了新的视角，它们所给出的很多结果是传统的凯恩斯分析框架所无法获得的。但同时它们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正如很多批评者所提出的，这类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长期模型，它们不适用于分析汇率变动等短期问题。因此，这类模型还远不足以替代Fleming－Mundell式的凯恩斯模型而成为新一代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框架。或许它们的重要性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用以说明需要在哪些地方引入新的假设。与此同时，这些建立在严格微观基础上的探索也在研究方法上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的推出做了准备。 四、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Obstfeld和Rogoff的经典论文（ObstfeldandRogoff，1995b）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给出了一个新的基础框架，它被称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ewopeneconomymacroeconomics）。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完全可以看作新凯恩斯理论在开放经济情形中的拓展，它的模型也具有后者的所有特征：基于跨期最优化决策的动态一般均衡、垄断竞争的生产者、工资与价格的名义刚性和随机冲击。在和开放经济相关的设定上，模型假设有两个国家，它们各自生产一系列不可完全替代的消费品当中的某些种类，世界贸易市场是无摩擦的，存在一个自由的世界资本市场，因此模型中的商品遵循一价定律并且具有统一的世界利率水平。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新凯恩斯结构决定了其中的货币是非中性的。永久性的正向货币冲击会提高国内的产出与消费水平，改善贸易条件，降低实际利率，但是汇率的超调现象则消失了。通过基于代表性当事人效用函数的严格福利分析可以看到，货币扩张提高了两国的福利水平。不难发现，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Fleming－Mundell－Dornbusch模型分析的结论，但是也有一些区别，尤其是两个国家都从本国货币扩张中同等受益这一结果和以往的直觉大不相同，这也体现出了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 继ObstfeldandRogoff（1995b）之后，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拓展。综合来看，这些改进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实际上是针对新凯恩斯框架母体的改进，如价格刚性设定上的变动、不确定性的引入、偏好和生产技术的改变等等；另一部分则是针对模型的开放经济特性，如引入不同市场的价格歧视、改变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等等。很显然，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与新凯恩斯理论体系本身的推进密切相关的。同时，它也受到了与对新凯恩斯体系的批评类似的指责，如过分重视分析的严格性而忽略了它的现实性，某些结论对模型的参数设定过于敏感等。此外，与理论研究上的繁荣相比，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实证仍显得非常有限。在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能否成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新一代的基础框架，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个极富希望的方向。 五、对未来的展望 正如Obstfeld（2001）所指出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通过两条途径不断向前发展：一是主流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最新技术与研究范式在开放条件下的运用；二是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开放经济中经典问题的深入研究。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主线。在未来，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前进的动力仍会来自于理论和经验这两个方面。对于前者，我们已经看到随机网络分析等最新技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对于后者，欧元区的启动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区域不对称性再次成为热点。面对着日益活跃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我们相信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在未来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发件人："王有斌" <youbinwang@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2 07:38:3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老师，您好 论货币政策 王有斌 2008-05-15 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主要是人民币区域内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衰退；害怕外汇贬（升）值和热钱进出。所谓的风险实际就是原材料相对上涨；带动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工资待遇上涨。带动人民币区域内的大范围流通商品的物价调整而已。这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必走的程序过程。建议不需要怕；没必要太多的自我恐慌；因为全球范围内的物价都在调整。 但是人民银行多次、过快调整存款基准金率；用抑制人民币货币流通单一政策，来实现人民币区域流通商品基价稳定；宏观控制人民币区域的经济过热目的；是不科学的。因为存款基准金率调整的太快，太高；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犹如拔苗助长；人为的增加金融基准金率调整速度；会得到严厉的自然规律惩罚。产生不可预测的，严重的经济滞后后果。此情况在上个世纪曾在多个国家多次发生过；曾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被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生活困难。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衰退。 中国的经济总量（财富）是比较大；但是人均经济（财富）还非常低。中国经济发展过热和人民币区域内的通货膨胀是中国人民急待努力攫取财富的自然心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运行助发现象之一。决不是单一控制人民币（货币）流通那么简单。经济过热，可以用的技术、方法比较多。这里就不一论述了。下面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自然现象、规律例证： 例如：欠发达地区的货币流通量就极少；农村的货币流通量也极少；照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来说，物价相对应该就很低；物价相对应该就很稳定。但是只要在欠发达地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针对发达（区域）城市来说；欠发达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物价不低也不稳定（不包括农村自有农副产品）；这就是一个自然现象；最好的佐证。我想表达的就是，人民银行只不过照搬了西方金融哲学，没有勤加思考；才会有控制货币流通就可以达到人民币区域内经济（物价）运行稳定之说；应该严厉批评。因为没有过多的思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刚发展起步的国家的因素。 例：参考《中国国家就金融币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制）的机遇与风险扼制》中的第三条、第四条所述。 三、集中资本依靠国家政治制度。转移外向型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回避升值风险。 1．通过人民币币制改革（汇率浮动制）在增加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借助国家外汇储备，支持外向型企业的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产业科技含量而在世界贸易中提升竞争力。从而达到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减轻外向型企业成本提升的压力。 2 ．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外向型企业；通过国家、地方政府联动，把沿海产业转入内地，从而达到通过人民币升值时，以内地低成本劳动资源来减轻外向型企业成本增加的压力。并通过国家提供金融渠道，地方政府出具优惠条件，企业承担风险，三方联动：大力把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企业迁入内地。既加速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又减轻了人民币升值时带动成本增加的压力，又能加速地方政府的执政透明度，最重要的是国家达到了产业转换的目的。更加稳定了政府经济驾驭能力及执行能力"。 四、通过拉动内需：牵动进口贸易从而带动出口贸易的增长。 1．拉动内需：均衡中国人民个人人民币持有率，必然导致购买力的激增，购买力的增长拉动内需，也必然带动进口贸易的激增。在个人人民币持有率均衡的同时，将进一步向内需产品，"质"的转变；这样更助于内需产品，"质"的飞跃。从而达到促进产业更新换代，使产业推陈出新，加速产业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投入与发展。从而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科学、合理达到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目的；加速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完成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历史使命。 2．增加进出口贸易：人均人民币持有率将转换为产品购买力即生活易耗品的购买力；与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购买力；和旅游服务产品的购买力。从而导致进口贸易额猛增，来缓和国内购买力的增长压力，从而加速中国内地产业的历史性裂变发展，加速旅游服务产业的跳跃性发展，加速旅游服务业在国民GDP总量的百分比提升，以趋向于经济发展平衡"。 "通过人民币币制改革（汇率浮动制）设立人民币在银行间的中间体系（中转体系）；合理平衡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各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的存贷比例以求达到均衡发展。有效提升人民币使用率（流通率），分担币制改革风险。合理通过银行中间体系的完善。配套国家产业政策，在国内推动币制改革，均衡中国人民个人人民币持有率。 约有70%的GDP在东部沿海省、市产生，国民生产总值则以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格局，人民币几乎都在东部沿海省、市。利用我国先进的政治制度，以银行（合作社）信贷模式，均衡人民币个人持有率，能有效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有效加速农村医疗改革，减缓贫富差距，加速城市化进程，三农改革及补贴。能有效拉动中央与地方感情：缓解中央财政支付矛盾，有效建立和谐社会，缓和社会矛盾，缓和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生活贫富加剧。能有效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并能在合理,科学利用人民币的同时，也能有效降低银行不良资产占有率，加速不良资产社会分化"。 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一个法定货币流通区域的经济平稳增长；决不是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就能完全有效调控的。有效的货币政策是行之有效控制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但是不能神话，不能照搬。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教育，环境，发展，科技，工农业生产力都不一样。采取科学的货币政策关系到国家的民生大计。方式、方法；速度、程度都要全盘、细致的思考；多方的听取意见；多次论证，务必求实。方能合理周详。
发件人：<souhun@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5 05:51: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读仲先生《中国边缘知识分子》后的疑惑 如何定义和评价民间知识分子？ 王天宝 仲先生您好： 我读了您的文章《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问题与命运》，所以产生了一些疑惑，想请教您解答。我不知道仲先生是如何定义“民间学者”这个边缘知识分子群体的，我其实觉得只要不吃财政饭的，而且做学问有一定成就的，就属于民间学者。仲先生批评民间学者不入世，我替他们解释几句。 第一，民间学者真正清高的是极少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要有途径进入体制内，谁不“勇于任事、挺身入局”？无论民间学者水平高低，他们不是清高弃世，而是没有进入体制的途径机会。当年毛泽东刚毕业时，如果有途径进入体制内，而不是靠师生关系北漂失败，不一定有今天的中国。 第二，所谓真正的清高，大部分不过是待价而沽，如同三国郭嘉分析刘表，他对曹操说，不用担心刘表，刘表是虚才，刘备在他手下，“用高恐不能制，用低则不为所用”，所以应该放心大胆的去伐辽东，刘表不会趁机捣蛋，攻击曹操老窝；所谓真正清高的，都是刘备这种情况，有点真才实学，你给他一个虚衔低位，他觉得还不如不干，即使临时干着，也总想着跳槽；刘备在三国人物当中，是跳槽最多的，比“三姓家奴”吕布还多的多。 第三，那些从“家门”到“校门”到“所门”的，正是体制内圈养的学院派学者，而非“民间学者”。民间学者为了吃饭生计，百分之百经历过“农兵工商”等各种社会实践，不然他怎么生存？不在体制内，不吃财政饭，所以是“民间学者”。 在民间，知道民间疾苦，而且颇有学力的，才可以称作是民间学者。如同张文木所说“学问居高而职务位下的学者，最易感受到大地的呼息”。所以，民间不但产“民间学者”，还产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人，全都曾经是不了解体制而隔靴挠痒的边缘知识分子。仲先生推崇罗小明先生的文章，我把我自己类似观点的文章发给仲先生，请指教。
附录一： 探索更有效的“人民监督”体系 王天宝 2008年2月24日 昆明媒体公布市内各级领导联系电话之后，某报记者采访深圳市民，他们大多赞同此举，认为“有利于政府接受人民监督”，并且“建议深圳市领导仿效此举，市长许宗衡也能公布自己的办公电话”。我对昆明市的这种做法是持有“观望”态度的。包括最近报道的云南省政府尊重新闻媒体“监督”的“每日要情汇报制度”，我都持有观望态度——因为云南和昆明的这些行动，实质上只是在形式上打开了一道“市民向行政领导”进行呼吁、进言的渠道，至于行政领导怎样处置这些市民与媒体的反映，是无法预料、无法考核的。 记者拨打深圳市长热线和6区区长热线的情况，就完全符合我上面的描述，这些热线刚开通时热闹几天，后来的功能，逐渐变成只是记录市民的电话反映，并向主管部门反馈。昆明市公布各级领导电话这种“人民沟通政府”的形式，极大可能仍然走“市长热线”的老路。深圳在回顾蛇口精神、解放思想过程之中，需要探索更有效、更长效的“市民与政府沟通”制度。 对于简单模仿昆明做法，我持有怀疑态度。原因一是“昆明做法最多只像当年蛇口袁庚，缺乏长效的民主、法治根基，不能持续长久”。深圳所探索的“市民与政府沟通”制度实质是综合的政治民主体制改革，应该综合体现在政协、人大、政府、党委、纪委和司法体系当中，比如政协和人大都是市民的民意代表机构，要通过立法来赋予它们问责政府过失的权力，市民通过领导电话只是个体性的反映问题，并不对行政领导有什么实质约束，但通过政协和人大来反映，就可以形成对政府的实质问责和制约。 从近日报道的龙岗区政协会议来看，深圳市离这种成熟的长效机制，只有一步之遥。与其它省区的人大、政协会议相比，广东省尤其是深圳市，已经在理念上认同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是作为“民众代表”出现的，所以才设计出自由发言的制度，引起代表们抢“麦”；而其它省市，还大多把代表们当作会议的“受众”，认为他们来，只是来“听课”的，自然不可能设计合理的议事规则。 深圳市只要遵循这种民权原则，对现有机构进行合法合理的制度创新和流程改造，很快就会跨越这关键的最后“一步”，实现一个各个群体都可以合理表达、合理协商的“民主、和谐”机制，更大程度协商、缓解、协调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党内有党内民主，人民有人民民主”，实现更大的社会进步。只有有坚实的地基，才可能有高耸入云的建筑。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那些做法，恰恰如同当年蛇口的袁庚，可能会一时有效，但终究会昙花一现不能长久，他们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民主的、民选的、合理权力分工的完整制度体系，而深圳市所要探索的，就是这么一种体系。 我对简单模仿昆明做法持有怀疑的第二个原因是：“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来看，深圳与昆明的差异，也足以使深圳使用更方便更有效的‘市民与政府’沟通方式”。 深圳不同于昆明，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平均年龄、市民沟通偏好等等方面来看，这两个城市是迥然不同的。也许公布领导电话，对昆明市民来说，是一个最适合的沟通方式；但对于深圳来说，显然可以用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的方式，比如“互联网”。互联网与领导电话相比，沟通成本更低，反映信息更充分，反映问题更全面，更能图文并茂，互动程度更高，不受时间限制，而且反映过后，有案可查。可以说两者根本不是同一级别的沟通手段，凭借现有的互联网技术，完全可以轻松实现各种沟通需求，唯一的真正障碍是“不能解放思想”。 比如说要实现昆明那种市民电话反馈，只需要建立一个特定的论坛式“政务大厅”，就能轻松实现包括市民反映意见、代表参政议政、政府答复市民，甚至是各种代表选举等等各种功能，无非是在技术上控制是否需要实名注册、需要身份证而已，都很容易实现。如果真正意图互动沟通，深圳更适合互联网。总之，深圳不能简单模仿昆明，深圳要探索更有效、更持久的民意沟通机制。
捐款减税的香港启示 研究员 严飞 fei.yan@fawjournal.net 纵横周刊 2008年 No.20（总111）， 2008年6月2日 慈善的根本目的不仅只在于帮助一方人，而是应该鼓励更多人加入在慈善助人的行列之中。地震面前，举国同殇，也激发起香港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国家认同。身处香港各个角落的香港人，纷纷向祖国伸出援助之手。震后翌日，香港政府就以官方名义捐出3.5亿港币，而在接下来的短短两周之内，香港民间又募得超过10亿港币的赈灾捐款，大大超越了1991年华东水灾时逾6亿港币的赈灾捐款总额。这一数字不仅是历年来香港民间为内地天灾筹款最多的一次，而且也让香港位列于大陆以外最多捐款国家和地区的榜首。港人踊跃出钱赈灾，这其中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例如香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根脉相连的纽带情结，但香港在制度上所订立起的一套高效完善、操作透明的捐款减税政策，相信应该是最值得内地效仿与深思的所在。 根据香港的税务条例，每一位香港居民只要于该财政年度的慈善捐款总额达至港币一百元的最低下限标准，便可以凭藉捐款收据从应纳税所得中申请扣减税项。该政策自实施以后，可抵扣的捐款金额已经于2003-04年度由过去占应评税收入或利润的10%大幅提升至25%。而为了进一步鼓励香港人更慷慨地向慈善团体捐款，香港政府又再度于今年2月底刚刚公布的2008-09财政预算案中，将慈善捐款扣税上限提升至35%之多，港政也因而会少收约8000万港元的财政收入。 是次四川大地震发生之时，正逢全港居民陆续开始申报 2007-08年度的个人所得税款。所以既有的捐款减税政策以及新预算案中慈善捐款免税额的提升，相信都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普通香港人的捐款热情。另一方面，所有慈善机构、慈善信托、银行和非营利组织在接受捐款时，都会在显要位置以粗体字清楚标注捐款减税措施、流程以及所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例如妥善保存捐款凭证），以提醒捐款人实现自身的权益。 当前内地虽然早已颁布了类似的捐款减税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二款，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它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目前可抵扣的捐款金额上限为应纳税所得额的30%。但现实的操作环节却十分薄弱，操作细则缺乏，结果导致真正成功实行的案例少之又少，以至于连知道有此政策的人事实上都凤毛麟角。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内地税收制度的繁复体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捐款减税的贯彻与施行。根据媒体报道，一次成功的慈善捐款减税需要经过多达10道手续。以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 500元为例，捐款之后需收到受捐助慈善团体的有效捐赠收据，随后需将收据送至民政部的财务处，由他们计算应予减免的抵扣税额，再由企业修改本月工资扣税额，修改向税务部门提交的“税务明细申报表”，填报 “税收缴款书”一式四份并报至银行，等银行回单后重新做账，最后于下月恢复原工资明细。这些手续必须全部执行完毕后，才可以减免相应的税款。只要其中任何一道手续拖延，都会阻碍捐款减税的顺利抵扣。 此外，国家和法律认可的接受社会慈善捐款的机构太少，这也成为阻碍捐款减税政策施行的一大制约因素。目前在内地，只有“向老年活动机构、教育事业的捐赠；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向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用于公益性、救济性的捐赠 ”，才能够获取捐款额的发票，而向上述以外所有非营利机构和单位的捐款均不被认可，无法享受税收减免待遇。 而反观香港，作为香港居民，所要做的仅仅只是在报税表上填妥相应的空格，其余都会由税务局按照每一年财政预算案中所订立出的新的免税额、税阶、税率以及慈善捐款扣除上限标准，“一站式”地负责清算及扣减，毋须再由个人费心。换句话说，政府在此所扮演的完全是服务式的职能角色，目的乃是为了给予全港市民最大的便利，而非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威权管理者姿态面对民众。而对于可获免税的慈善团体名单，香港税务局也用一份长达671页的文件一一清楚定明。这里面既包括了在香港成立的慈善团体，海外慈善团体的香港机构，也包括像民政事政局局长法团这样将捐款作慈善用途的政府部门。
此外，香港居民在申报捐款减税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及时夹附捐款收据，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自觉如实填写慈善捐助总额。但是所有相关收据都必须保存7年，以便税务部门每年的抽检。如若有人在报税中存在蓄意的欺骗，根据香港《税务条例》，可判处罚款5万港元并监禁
3年。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3 14:15: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汶川大地震将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场文艺复兴 盲目崇拜精英学术权威的危害 ----汶川大地震将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场文艺复兴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这次汶川大地震，多位"非主流"学者早已预测到，但是不能为主流地震专家和国家地震局认可，导致严重损失。汶川地震之后又有人用“国际权威标准”，指出不能预测地震的才是科学，能预测地震的是伪科学，对非主流地震学家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 地震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主流学者用"先进"的理论不能预测地震，难道就不能让非主流学者用土方法预测地震？难道只有用复杂的理论发在国际权威杂志上才能反映出水平？近年国家其实在地质学上投入不少，很多“牛人”在国际权威期间发表不少“牛文”，但是他们发表的文章对防治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用处。 英国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当年工业革命能够发生在英国，一种重要原因是英国的民间科技创新（也就是被现在中国很多人嘲笑的“民科”）： 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效率。 1764年-1767年，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纺纱效率。 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 1779年，童工出身的纺织工人克隆普敦又结合两种纺纱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后被改良成自动棉纺纱机。 1785年，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又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并且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工厂。随后其他纺织机器相继发明，实现了纺织行业的机械化生产。 1769年，仪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根据前人的成果，成功发明了单向蒸汽机。 1782年，又制造出双向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人类进入了崭新的蒸汽机时代。 1814年，33岁的穷矿工史蒂芬逊(8岁给人放牛，14岁当矿工，到17岁时还是一位文盲)发明蒸汽机车。 如果像中国现在这样用“权威”标准来衡量科技创新的话，英国这些“低素质”的、品德也不算高尚的工人的民间创新成果不可能被认可的，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 古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是希腊、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由于文艺复兴，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高度繁荣，涌现出来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在现在主流权威学者眼里，也只是上不了台面的“民间学者”），但是自从秦始皇之后，中国思想界长期遭受打压，形成了学术爬蚤心态，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两千多年前的思想繁荣（中国思想界缺乏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 温家宝总理感叹，中国怎么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忧虑中国缺乏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官方给的思想“玻璃罩”只有这么高；民间又喜欢打“出头鸟”（人无完人，用放大镜总能找出缺陷），能够容忍演艺界上亿元的收入、官员上亿的贪污，却不能容忍创新过程中的任何闪失和“浪费”。最后都变成了没有菱角、四平八稳的谦谦君子，哪里还能做出像样的创新？ 这次地震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再压制学术了！而这次抗震救灾受到国际国内高度评价，让中国政府尝到了“信息公开”的甜头。希望这次大地震能够给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带来一场文艺复兴（互联网为这种文艺复兴带来了契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家计生委对学术的压制远远超过国家地震局，国家计生委是挟持“基本国策”、本着“不争论”，动用全国的力量（国家地震局还难以做到这一点）来压制学术。不利于计生委的研究不但不能得到资助，文章也得不到发表。杨晓升先生的《只有1个孩子：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在人民大会堂获报告文学奖，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硬是从新华书店将此书给撤下来。我尝试在中国大陆出版《大国空巢》简体版，一些社会贤达也希望能够在大陆出版，一些出版社也有兴趣，但是回信说在国家计生委不可能让《大国空巢》在大陆出版。国家地震局否认收到学者的预测报告；我在《大国空巢》没有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经将手稿给了国家计生委（也给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如果依照权威的人口学理论，我的一些方法是不入流的。但是主流人口学家（比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人口预测全部落空，而这几年我的预测却一次次不幸言中。我的一些“自制的土方法”虽然可能得不出非常精确的结论，但是也不至于得出"现在有1.8的生育率"、"现在人口总量有13.2亿"、"降低生育率是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老年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中国最适人口是7亿"之类荒谬的结论出来。 我在2004年就提出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但是300多位主流人口学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说继续现行的人口政策，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预计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人到1000万人之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6年 3月 21日在政府网答网友问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这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总人口到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人口学家在1980年预测中国人口将会达到40亿，非常荒谬的结论！）， 并且生育率反弹的势能很大，人口政策松不得，中央因此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各地政府根据《决定》从严实行计划生育，引发了广西博白等恶性事件。 2005年我根据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预测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只有600多万；国家计生委预计每年增加1167万（生育率1.8）；而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预测，近年每年需要增加1300多万。后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修正”后的数据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2007年只增加681万，与我的预测相近，而与国家计生委的相距甚远。 其实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据还有水分，比如他们公布：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分别增加884万、826万、774万、761万、768万，平均每年增加802万。但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这五年出生6846万，死亡4143万，平均每年只增加540万。就是说公布的每年增加802万比客观调查的540万多出48.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分别为692万、681万，扣除同样48.5%的水分后，那么实际上这两年每年只增加460万人口。由于国家统计局每年死亡人口数据有上百万的漏报，意味着近年每年人口增量不到400万，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中国人口连13亿都难以达到（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2005年的13.07亿人口有至少4000多万水分），不可能达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认为的14.4亿，更不可能达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位人口专家公认的15亿（还没有看到战略组的人口学家出面否定这个结论）。 我在写《大国空巢》的时候，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当时只公布了分五年的年龄人口，没有公布生育率（需要很多指标）和相关详细资料。我根据0-4岁人口这一个数据，结合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用35年年龄别生育率推算出生育率为1.326（《大国空巢》15章）以否定国家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的说法。最近发现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详细数据，包括生育率资料。该数据显示生育率为1.3326。与我以前的推算几乎完全一致。我认为我的1.326其实是偏高，我同样认为国家统计局的1.3326也偏高，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2左右（甚至更低）。 比如，为了给小孩制作一件玩具，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制作人员水平也很高（都是人口学科班出身），每一道工艺都非常精美（可以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但是组装完成之后发现不是玩具，而是一门大炮，小孩用来玩是要死人的！我到山上砍了棵小树，用砍柴刀削了个陀螺，虽然粗燥，但是却是真正的玩具。 中央提出要"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由于生育率不能稳定，中央的人口目标一场次落空（“九五”、“十五”规划的人口目标都已经落空，“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我坚信，2010年中国人口不会达到13亿，甚至很可能只有12.5亿左右，不可能达到“十一五”规划制定的13.6亿、“九五”规划制定的14亿目标。这次地震造成数万人的损失；人口政策每延误一年，将造成数百万人口的损失。错误的地震理论损失数万人命，错误的人口理论损失上亿人命！现在是以人为本，计生委隐瞒上亿人口，动摇的是国本！ 国家地震局还只是“水平”问题，“误杀”了数万人命，犯了“过失杀人罪”；国家计生委却是明知自己是错误的，但是胆大包天，敢于将每年增加人口400多万“修正”成1000多万以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犯了“故意杀人罪”。今后中国人口数据一旦能够准确公布出来，将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上亿人口对不上数！ 国家统计局为国家计生委背了十多年的黑锅，国家统计局客观调查数据显示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妇女生育率只有1.3左右，但是每次都被国家计生委的质疑，搞得国家统计局都心虚，每次都要痛苦地在国家计生委资助的人口学家们的“指导下”将调查出来的1.3左右的生育率“向上”修正（其实考虑到人口重报，以及从伊朗、越南等地情况看，中国1.3的生育率还有水分，应该“向下”修正才是，中国生育率只有1.1的可信度远远比生育率为1.4要大）。目前每年增加460万，国家统计局痛苦地“修正”多48.5%后变成690万（耗费巨大的原始调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已经算是够胆大的了；但是还达不到国家计生委的“需求”，依照国家计生委1.8的生育率的说法，需要将年增人口乘以2.5倍（1167万）。 人口数据是无法长期隐瞒的，何况涉及到上亿人命，隐瞒数据的人今后肯定是会受到追究的，国家统计局何必给国家计生委当替罪羊。如其这样一次次胆战心惊地“修正”数据（容易引起心理障碍的！），还不如尽早采纳真实数据。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小资料： 印度板块寻找“靠山”将引发地震 2003年4月09日 新华网 2003年 美国科学家罗格•比哈姆的预警: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罗格•比哈姆称，他收集了中国最近公布的文献，根据最近翻译出的西藏地震资料历史记录比哈姆认为，1505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中部的一次大地震比以前想象的震级要大得多，这次地震可能夷平了沿印度和西藏交界处600公里的地带，估计这次地震至少为8.2级。 比哈姆说，这次地震可能破坏了地表层，并可能导致约９米深的断层滑移。自那以后，印度板块每世纪向北亚推移1.8米，如此推算，这一断层积累了9米的受压位移。比哈姆在一次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年会上说，这一地区可能快到发生另一次大地震的时候了。 1975年法国地震学者保罗和美国同行莫尔纳创立了板块"研磨"理论 地质研究发现，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本是完全分离的两个板块，大约4千万年以前，这两个板块发生碰撞，从此，印度就在不停地" 研磨"它的亚洲邻居。这一板块"研磨"现象尽管十分缓慢，但其力量却十分惊人，不仅造就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而且不断使地壳起皱、变形，因而时不时带来破坏性极强的地震。它的"神力" 覆盖从喜马拉雅到西伯利亚、从咸海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带。有人把它比喻为一座巨无霸式的天然推土机，一年却只"作业"数厘米。这就是印度次大陆乃至我国北方和中亚地区地震不断的根源所在。 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地震活动在像印度次大陆这样远离已知的地震"冲突区"的地方仍如此活跃。直至1975年，法国地震学者保罗和他的美国同行莫尔纳创立了板块"研磨"理论之后，这一疑团才得以解开。他们通过卫星照片发现，次大陆"内部" 的地震和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的灾变性摩擦有直接联系，这种摩擦已在整个亚洲"刻"下了6条断层线。
日本开发非洲，抑或非洲开发日本？ 研究员 陶短房 taoduanfang@fawjournal.net 纵横周刊(FAR & WIDE JOURNAL) 2008 年No.20（总111） 2008年6月2日 Editorial 纵论 5月28日在日本横滨开幕的第四届日本—非洲开发大会，日本可谓拿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态度，给与会的52个非洲国家元首或代表奉以重礼。所谓"重礼"，一是礼节：日本一反以往对非洲受援国的俯视态度，对非洲来宾们表现出谦卑和恭谨，不论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诸如"日非战略伙伴关系"、"21世纪是非洲大发展世纪"等暖洋洋的话语不绝于耳，竭力营造一副互通有无、平等相待的氛围；二是礼物：未来5年向非洲提供建设道路等日元低息贷款40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增加到约20亿美元，此外还将提供粮食、环保、水资源开发等资金和技术援助。当然，最大的手笔是"非政府开发援助"（APD），这项日本对非洲最大宗的援助项目，自2003-2007年每年支出达5.8亿欧元。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大会开幕式上许诺，自2007-2012年这项援助将翻番，达到每年11.6亿欧元。 俗话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虽然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会上疾呼"不求回报"、"期待长线效益"，但在当前自身财政开支已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此大事铺张，日本当然不可能真的不求回报。 普遍的看法，日本对非洲如此奉以重礼是和中国、印度等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力、尤其能源和原材料。这当然并非空穴来风：日本是岛国，需要大量资源输入，不可能不对资源丰富的非洲有想法；而继2006年11月中非峰会、 2007年 12月欧非峰会、2008年 4月印非峰会而召开这届日非开发大会，也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但也应看到，作为老牌经济大国的日本，战后几十年早已建立了完善的资源输入渠道，无需像新兴国家那样心急火燎地全球探寻，且日非开发大会始于1993年，本届已是第四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才是类似峰会的缔造者。不仅如此，和普通人想象的相反，日本在非洲的投入一直不少，上世纪 90年代中援助额曾高居世界第一，今天也居第五，仅次于美、德、法、英，远高于中国。日本政府当然想借助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