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在关注当前时态运行的同时，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历史，也十分有趣。下面刊出两篇回忆录的文章，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今后的问题。譬如，俄国今天在家里痛心疾首一个大国的解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看看9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如果当时的苏联人知道后来发生的是这种后果，可能就没有当年那种轻狂与躁动了。朱传是一部海外发表的著作，其中的一些分析和评论纯属揣测和断想，不可信以为真，仅做参考。] 发件人：<aitian1201@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7 17:48:4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周瑞金的回忆及背景资料 苏东剧变与朱镕基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7日 第一篇：1990-1991的中国与苏东变革 王永亮 2004-3-16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四千八百公里,覆盖着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地火”,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五十万吨煤。 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五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一百四十六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 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去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 经过1989年初夏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来。 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要命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 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政党”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七千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的。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一百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二十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二十五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二十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二千六百五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九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六十九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 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的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个悲惨的时刻,他们全都把雅鲁泽尔斯基看做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做得志小人。可是有二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四十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惟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摈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齐奥塞斯库被处决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 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 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 “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中国能救社会主义？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 流行音乐风靡的时代 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 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八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 毛泽东真的被人崇拜？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四十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变成人。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五十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三十六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八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六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六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沈阳,从沈阳赶到鞍山,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新疆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东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两百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三百三十五万人,涉及十四个省市区的五十多个县市,此外还有十二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三十三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事院校和武装警察。 《中流》杂志的一个记者为此欢呼不已,说这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空前成功”。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泽东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甚至在银幕下面也被当成“毛泽东”。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到湖南去寻觅领袖风范,长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热情拥戴,毛的乡亲们迎接他的到来,就像迎接毛泽东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见到李讷,李讷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说那手很像她的父亲。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泽东的。 中国进入物欲横流的年代 东欧国家的政治变幻似乎没有影响那里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让那里发生了变化。外国人成群结队出现在北京的秀水东街和雅宝路的服装市场,上海的南京路和九江路上也有不少,他们被中国人叫做“国际倒爷”,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东欧和苏联,把中国生产的服装弄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倒卖。中国人却对外国服装兴趣大增。第一批进来的外国服装有德国“彪马”T恤衫,每件一百六十元;意大利“迪阿多娜”运动服,每套四百八十元;美国“耐克”运动短裤,六十八元;南朝鲜“宾努”T恤,二百五十元;美国“花花公子”宽松裤,一百五十到三百元;法国“公鸡”背心,九十元;德国“阿迪达斯”网球鞋,四百八十元;鳄鱼牌西装,中外合资的,二千三百元。那时候一个大学副教授的月薪只有一百四十元,机关里的一个处长也是挣这么多。由此可见“名牌”的奢华,可是它的确成了城里人的时髦。在经过三十年“为理想奋斗”和十三年“为财富奋斗”之后,普通中国人大都学会了在贫穷中摆阔气。 7月,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聚集了几十个高级官员,再次活跃起来。党校的上一次活跃是在1978年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转眼十三年,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人声鼎沸依然,不过,不是原来那些人,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公开的名义则叫做“学习班”。学员个个都非等闲之辈。有人拿出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平演变三部曲”———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用一种特有语言概括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过程。厉有为看了这些,当即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你这‘三部曲’给倒过来了。”在三部曲的发明者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会成为一种威胁,所以他把厉有为列为批判帮助的对象。他占了上风,甚至还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到中南海去,在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面前兜售他的“三部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应。这不能怪他不努力或者口才不好,实在是因为发生了更大的事情。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五亿亩,其中五千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四十二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苏共最后的一次失败的努力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被全部切断,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这一天是8月1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福罗斯度假,“后院儿”起火了。这样说,是因为阴谋的策划者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同志,全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让他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他这样说。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来推波助澜。党中央“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 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赫鲁晓夫七十大寿的庆祝会:“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以为自己就要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了,可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局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面发表了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就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对记者们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在大街上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说要把所有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现在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正是这个。不过,他没有做得那么绝,他只是把自己“扫地出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那不是我出卖了党”,他为自己的决定申辩,“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又说,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应该对党的解体负责,“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8月19日那一天,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自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人心又一次提了起来。看到苏共总书记被软禁起来,中国这边就有很多人高兴。一个官员从他的办公室跑到走廊上,一边额手称庆一边对着同事高喊:“干得漂亮!”有些人高兴完了,又颁布最新指示: 注意内外有别,不要喜形于色。 可是,正当这些人拼命忍住不要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莫斯科风云突变,“革命力量”束手就擒,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北京又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党的高级官员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人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在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一位高级干部说,“苏联、东欧原共产党的那种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演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宣部编写的一个小册子说,“这些国家政局的演变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ⅹⅹ教授说,那都是叶利钦搞的鬼,“他不要共产党投他的票,他不在乎那两千万张选票。明目张胆地宣布搞资本主义,狂妄已极。”另一位教授高ⅹⅹ说,没有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与之对抗,“势必要打败仗”。那位《人民日报》社长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大国的悲剧：苏联的解体 1991年最后的四个月里,解散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只剩下一个心愿: 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也许还能把他在《改革的新思维》中所描绘的未来变成现实。“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他这样说。可惜,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也让改革失去了凭据。斯大林的雕像早就被推倒了,现在列宁和共产党其他杰出人物的雕像也纷纷被推倒,马克思的雕像仍幸运地留在莫斯科,不过那上面胡乱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 民众当中支持联盟的人仍然占多数,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这就使问题复杂了。这些人正在国家委员会会议上激烈地争论,最后全都主张把“联盟国家”变成“国家联盟”,只除了苏联总统一个人。“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末代总统说,“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国家?”这问题早就有了答案,这一年秋天,几乎所有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 “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戈尔巴乔夫后来这样回忆那些天的情景。这样的日子一直挨到12月25日,黄昏,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是淡绿色的装饰,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晚上七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体苏联人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 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 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差不多同时,苏联人也终止了“苏联”的称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徐徐升起。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责,等着移交权力,可是俄罗斯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叶利钦却迟迟不来。他决定不再等待,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即交给新的统治者,然后就一心想着回到他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安静一会儿,不料那里来了一帮人,吵着要封总统住宅。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卸任总统幽怨地说,“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他在莫斯科郊外仍然拥有一处别墅,还有两辆“伏尔加”轿车,每月领取六十美元的退休金,他最初希望能有二百人来为他服务并且保卫他的安全,叶利钦给他留下二十人。这些小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个新观念:不是国家离不开总统,事实正相反:总统的一切依赖于国家。 国旗没有了,总统没有了,军队和警察也没有了,这个国家又存在了一天。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消失了。“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会议的宣言指出:“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终结。” 这一天也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纪念日。几万个中国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他的水晶棺前,面对他的遗体表达景仰之情,另外几千人去了湖南省韶山冲,缅怀他的诞生之地。七十多年前,是苏联的革命引导这个人走出那座山坳的,有如他自己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对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似乎早有预感。1965年也即他的革命胜利十六年之后,他有一次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现在,1991年已经过去,1992年即将开始,那些“寻找毛泽东”的人们显然还不知道,这位伟人的内心深处竟有着另外一个精神世界。
第二篇: 朱镕基传 高新 何频 2008年5月 序：真正可以挑大梁的人才 「於斯为盛，惟楚有才」，这是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幅对联。自十九世纪以来，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领衔」角色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无湘不成军」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也不说辛亥革命前後的黄兴、蔡锷，单说国共两党之中，不知出了多少喧嚣於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国民党方面，湖南籍的人物相对少一些，不过今日副总统李元簇、法务部部长马英九、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祖籍正是湖南；中共方面则是不胜枚举，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众所周知；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中共十大元帅中占有三席。而日中共最高层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湖南籍政治人物首推朱熔(注：应为左金右容，下均以“熔”代之)基。他虽然在中共十四届也位居李鹏之下，但是没有人怀疑它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中，最具有务实精神和最具经领导能力者，掌握著中国大陆经济事务大权。 早在他仅仅以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地位，被邓小平提名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时，海外即有人夸张地称他是「中国的戈巴契夫」。而在他於一九九二年十月顺利跻身中共「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之後，尤其是在九三年春末夏初以後，因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患「重感冒」以至长期不理朝政，人们对他的政治仕途更是进一步看好。 早在朱熔基主政上海之初，笔者就曾撰文指出，无论他政绩如何，也不论中国往何处发展，朱熔基将在中共最高层扮演关键性角色却是毫无疑问的。jiangzemin在因八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取代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的同时，自称熟知中共高层政治运作内幕者即向笔者透露：邓小平考虑的接班人选绝不止jiangzemin一人，而且下一个也是来自上海。该人还向笔者断言：不出两年，朱熔基就会上调中央工作。果然，此人说了这话后只过了一年七个月，朱熔基进京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随著时间的推移，朱熔基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有关他政治形象、真实政治观点、在中共高层中的派系归属、家庭成员情况及思想、性格等，更是鲜为人知。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希望提供全方位的权威资讯，使有兴趣的读者真正了解朱熔基其人，并了解他过去是如何、及将如何迈向总理之路。 第一章 命运乖违的遗腹子 朱熔基是遗腹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受苦。更不幸的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也仅十年，母亲过世，朱熔基更加无依无靠。幸有好心的伯父视朱熔基如己出，但不幸伯父又中年丧妻……。如果说「鳏、寡、孤、独」是人生之四大不幸的话，那麽朱熔基和他的长辈们的遭遇就占了其中之三。正是这悲惨的家世和因此而给他造成的苦难童年，使得朱熔基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成就了他自强、倔强和宁折不弯的难得性格。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熔基在中共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被与会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他非常爽快地回答大家的提问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受苦人出身，从小家庭生活十分贫困，kao奖学金才完成了中学学业。我从中学时代就非常爱好文学，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即从文学巨匠鲁迅、巴金著作中了解到了上海的一些情况。於是，非常自然地，朱熔基穷苦出身甚至文学爱好都成了他与上海市民亲近的本钱。 朱熔基的这段自我介绍被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如实报导，他那苦难的经历和坦诚质朴的亲民作风，给上海人留下了非常好的笫一印象，不但顺利地以高票当选上海市长，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数上海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两代背父 朱熔基祖上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县安沙乡。当时的朱姓家族在当地仅拥有数亩薄田，还算不上富有，所以也不会惹人注意。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朱氏举家迁居，落脚在今湖南省首府长沙市，从此，开始小有发达。到了朱熔基的曾祖父一辈，已经成了方圆百里内颇有些名望的书香门第。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还是封建政府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纳贤制度，给了朱熔基的祖父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十年寒窗」的苦读代价，使得朱熔基租父在科举应试中顺利中榜，并借此在家乡觅得一录事官职。虽说是一芝麻大的小官，但毕竟开始了朱氏家族世代都没有经历过的吃皇粮、拿薪俸的历史。 朱熔基祖父为官因为敬业有方而受到上峰赏识，官运也就步步见好。他一生中最显赫的一段时期是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做过一任道台。 而到了朱熔基的父亲一代，或许受当时「实业救国」之时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看透了官宦之途的险恶，乾脆彻底淡漠了功名利禄之诱惑，将其志趣转向了自然学科。不幸的是，虽然当时从事自然学科者也不乏有名利双收之成功先例，而朱熔基父亲却天不随人愿，年纪轻轻即卧病不起，还没有来得及给後人创造出经济条件即早早逝去，以至到了朱熔基这一辈不得不一切从「无」开始。朱熔基的父亲名朱希圣，据闻此人少年时代即愤世嫉俗，颇有宏大抱负。青年时代，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中人」。朱希圣本人也是个遗腹子，自幼体弱多病，到了中学时代则已经沈疴不起。当时，朱希圣虽然崇尚科学，但仍不得不按照家长的意志，求学期闲即早早与一位多年前即订下「娃娃亲」的当地女孩子成婚。 成婚以前，朱希圣的父母即已经知道他们的宝贝独子已经染上了肺疾。而在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下，所谓「痨病」的可怕程度，无异於现代人所畏惧的癌症之类，更何况朱氏当时的家境和兵慌马乱的世局，使得朱家既没有条件同时也不敢让朱希圣外出求医。父母成婚为求冲喜於是，朱氏人家在求医不能，求神不灵，求人无助的万般无奈情势下，只能把独生儿于痊愈的希望寄托在刚刚过门的儿媳身上 因为当地自古即有「冲喜」一说，意思是办喜事可以冲走使新郎官致病的「晦气」、「妖气」和「孽气」。 朱熔基父母的成婚时间大概是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左右。婚後不久，新过门媳妇顺利怀了孕。但是，朱氏一家在欢喜之余，却发现媳妇因怀孕而愈发显得红晕的气色与朱希圣那付日渐黄瘦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眼看「冲喜」不但不见效果，新郎官的痛状反而日显严重，朱氏一家也就只有把这一切都看成神的旨意了。结果，没有坚持到孩于出世，朱希圣终因咯血不止气绝。 临终前，朱希圣已经虚弱得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翻身。每每嗑出大口的血块被温良贤淑、无悔无怨的妻于揩净之後，可怜的朱希圣也只能是费力地挣开眼睛，满怀忧郁地望著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长叹不已。朱希圣过世的时候，朱熔基还没有出世。按照当地的说法是「两代背父，後代命大」。但话虽如此，在给朱希圣出殡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他的遗腹子几个月後会顺利生产，另外更不知那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毕竟那还是一个空气里都迷漫著无数封建陋习的守旧年代，朱希圣尸骨末寒的时候，邻里乡亲们在面对新婚盖头揭下没有几个月、即要为丈夫披麻戴孝的朱希圣妻子时，虽也还敷衍一半句稍带悲怜之情的安慰话语，但转过身去就是一阵指指点点，「小寡妇」，「克夫命」之类的难听话，不时地钻进这个可怜女人的耳朵里。 而朱氏人家则是但心，即使朱希圣留下的遗腹子，能够顺利生产而且是个家人盼望已久的男婴，因此 使朱希圣留下香火，但今後孤儿寡母的漫长生活道路中会有多少艰难和酸辛？当时，无论是朱家长辈还是街坊邻里，有谁能料想得到，朱希圣的这个遗腹子虽然前半生磨难重重，日後却跻身於一代主宰整个中国大陆的领袖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今朱希圣在地下难眠的遗腹子到底顺利产下。一看是个男婴，朱家长辈们这才有了笑脸，随给孩子取名「长庚」。据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朱氏家族的长辈们，都希望这个生下来即已经看不到父亲的可怜孩子，能够藉此名字讨个吉祥，从此消灾化难，健康长寿。後来，按照朱家族谱的字辈排列，这个自幼被大人们昵称为「庚伢子」的男孩，才有了「朱熔基」的大名。 六十二年以後，朱熔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三十九对新婚夫妇主持集体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到「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回到住处後，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些青年人高兴的样子，我想起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就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于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在朱熔基出生前后，湖南等地正赶上「闹红」。朱希圣尚还在世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发生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马口事变」。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搞得十分过火，以致乡下的绝大部分有产者和整个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於导致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政治大仇杀。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一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就在朱希圣新婚之喜的前後，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於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助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於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其中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之一就是王震--一九九二年强烈反对朱熔基进政治局的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到十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因为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所以战斗结果是仅仅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於被镇压下去。 据报导，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对朱熔基最没有好印象的一位。朱熔基当上副总理後，他曾经气愤地大叫「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巴契夫」。朱熔基当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後，王震更是义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临终之前，仍然对朱熔基这个「中国的戈巴契夫」，跃升到中共权力的核心层而深感不安。大陆政界人士们取笑说：年轻力壮时候没有把长沙攻打下来，临终之前又没有把朱熔基拉下马来，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於广州的王震被专机运回北京，朱熔基也被安排到机场迎灵。空旷的郊外机场气温要比城里低好几度。一阵冷风吹过，朱熔基下意识地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的北京应该早点转暖了。」 在王震参加长沙暴动差不多时候，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共产党农民军队，在湘南地区发动了所谓「年关起义」，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兵力的进攻。虽然这次的战火没有波及到省城长沙，但「共匪」将再次攻打长沙的消息却日日不绝於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内的全城军民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而仓促之间为朱希圣举行的婚礼，就是在这样一片战乱不妥的恐慌、叹息声中进行的。 朱希圣气绝之前，又赶上了共产党湖南省委奉其中央之命，开始施行「烧杀政策」（此四字出自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提出「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後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到了湖南则具体落实为「焦土战略」。 当时，为了使进攻的敌方无房可住，无路可行，中共湖南省下属的湘南特委，竟提出硬性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县城的决定。决定下达後，由於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加之中共当地领导人的强制推行，终於导致了一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血斗。因为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都是脖子上扎著红带子，所以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中共的农民队伍则全部扎上白带子。 整个湘南地区一时之间，到处都是「红带子」与「白带子」的血战。消息传进省城，更是今人心惊胆寒。当时的朱氏人家虽然已经家境衰微，但毕竟还有间许破房，当然会被列进「有产」的「小资产阶级」。此时，重病中的朱希圣自知将不久於人世，不但为他即将丢下的寡妻与遗腹子的日後经济生活担心。更感叹兵慌马仇的局势。将加倍造成寡妻与遗腹子的生活困窘。後来，中共自己承认这段时间内在湖南搞得太过火，将其归咎於「极左路线」统治的结果。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核心政导领导人之一的朱熔基，早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饱尝中共极「左」路线之苦。 自幼即是个「小共产党」 自朱熔基生下来到他六岁为止，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再次进入过湖南省城，但共产党的根据地井岗山，离长沙也不过数百里之遥，长沙市在中共一九三四年「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之前，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剿共前哨。 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认其农民军队在二十年代末期的烧杀政策「过火」，那麽在一片「剿共」喧嚣下的湖南省城里，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宣传自然会更加「过火」。朱熔基自开始记事起所接受的即是仇共宣传，但是这 仇共宣传在朱熔基身上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他在成人之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例子遍遍皆是，原因颇值得玩味。 一个年轻寡妇的孩子，再加上没有兄长，所以朱熔基自幼即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看不起。被大些的孩子欺负後，朱熔基的母亲自知会遭人白眼，只能把朱熔基揽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尤其是在受了大户人家孩子的欺辱後，朱氏母于更是只能忍气吞声，绝对不敢找上门去给孩于讨个公平。这样几次下来，小小年纪的朱熔基就已经悟出了世间的冷暖炎凉，懂得了不自强就没有活路的道理，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与街坊邻里的孩子们玩耍时，只要是进行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必定是要朱熔基充当「坏人」的角色。同时再加之当时的仇共、丑共宣传的原因，所以孩子们虽然还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怎麽回事，但也都知道共产党是坏人。那麽，朱熔基在儿戏中扮演的「坏人」角色自然就是共产党。 好人抓坏人的游戏自然应该是好人得胜，但朱熔基日益养成的倔强性格，使他绝不愿意甘居人下。这一来，扮演「共匪」的小朱熔基常常是被几个孩子压在地下仍不服输，那怕浑身是土、到处是伤也要坚持著爬起来，凭气势和胆量压倒对方，最终还是会把对方孩子追打得落慌而逃。而被打败的孩子如果「伤势严重」的话，朱熔基的母亲则少不了上门赔罪。几次下来，朱熔基因为扮演「共匪」却又不甘於失败，自然就会招致战败一方的家长们的责骂，但大不了就是骂朱熔基一句「小共产党」或「共崽」，谁也不是当真。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当年常被迫在儿童游戏中，扮装「小共产党」的朱熔基，日後不但真成了共产党，而且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共产党」。
这种家境贫寒加之孤儿寡母势单力孤的幼年生活环境，自然使朱熔基从小就养成仇恨富人的心理，尤其是仇恨为官不仁者。所以，他幼年时代所接受的仇共、丑共约宣传，不但没有在他幼小心灵里，起到反共政策执行者所期望的结果，而且是恰恰相反。朱熔基走上社会後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并积极投身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赤色造反活动，同他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後来，朱熔基有了子女以後，他的下一代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共产党自然成了游戏中的「好人」，国民党成了「坏人」，只是游戏的结果绝不能记「坏人」得胜。每当看到这儿戏的时候，朱熔基都会情不自禁地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在朱熔基的幼年时代里，他那可怜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对战乱的恐惧和一个年轻寡妇不得不时时提防的不怀好意者的侵扰…恶梦般的艰难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与独子相依为命才十个年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即也暴病随夫而去。 临终前，朱熔基母亲把朱熔基托付给了族中长者，朱希圣的大哥朱学方。她涕泪涟涟地央告大伯：无论如何把长庚伢子拉扯成人。朱希圣在世时即与兄弟朱学方手足情深，朱希圣去世後，朱学方一直对朱熔基母子关怀有加，尽可能地对他们母子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朱熔基失去寡母後，朱学方老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孤儿的重担。朱熔基後来回忙起自己童年时代的艰辛生活时，每每都会自然地流露出对朱学方老人养育之恩的没齿难忘。正是因为伯父的知书达礼和伯母的善良敦厚，将不幸失父又丧母的侄儿视如己出，才保证了朱熔基日後能学有所长，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朱学方学的是农业，四八年参加湖南农业机械公司，中共建政後，在湖南蔬菜研究所任农艺师，现已退休，居住在长沙南区。对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情况，他当然是最权威的发言人。朱学方回忆说，他们朱家朱希圣留下的独苗苗庚伢子自幼就聪颖好学。因为自生下起即与寡母相依为命，童年时代又不幸失去母爱。这悲惨的身世使得他少年早熟，且养成了非常难得的处世深沉稳重，待人谦和可亲的性格，今邻里们赞叹不已。朱学方曾回忆说：朱熔基母亲去世之後，便搬到他家住。当时米珠薪贵，朱学方仅kao一个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其艰难程度可以想像。 朱学方自己有一子三女，加上朱熔基，就是五个既要吃好长身体，又要读书长知识的学龄儿童。如果同时供五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话，朱学方夫妇不可能同时负但得起。权衡之後，别无选择，只好按「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办事，集中财力供一侄一子读书。而三个女儿不但中辍了学业，小小年龄就不得不出外找活干以贴补家用，帮助她们的兄弟在艰难的家境中完成学业。 追求第一的个性 伯父母的恩爱和患难相助，寡母归终前含泪的叮托，堂姐妹们的无私无怨，这一切都成了朱熔基发愤苦读、自强好胜的强劲动力。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成绩落在同学的後面。只要有同班同学成绩高出他一次，虽然伯父母和堂姐妹们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怪，但他却要为此自责。而成绩超过所有同学之上，受到师长赞许後，他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朱熔基还没有懂得如何设计自己的将来，对於「知识越多对将来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类的道理也还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多，只是由於特殊的幼年经历和贫寒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小小年纪即已经明白了只有读好书，只有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对得起不但失学在家，而且还要支撑著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身体去作工挣钱的堂姐妹。据说，正因为家境不易，朱熔基在别人还是少不知事的年龄时，即开始设想如何给家里省钱。他早早打听到了公立中学设有奖学金制度，而奖学金只有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极少数学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拼命苦读的原因之一。这一来，又进一步促进他自强好胜、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课之余，朱熔基最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朱学方回忆说，一部《水浒传》，当时还小小年龄的庚伢子，就已经能够背熟其中的许多章回，而且还能够将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绰号，一个个背出给大人听，今街坊邻里个个十分惊讶。直到後来朱熔基做了共产党的大首长，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後，朱学方老人虽然对此没有当众表现出自豪的神色，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忆起朱熔基在他膝下成长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中最为老人乐道的就是朱熔基童年时代的超人的记亿力。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熔基对书之酷爱，近乎痴迷。偶尔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钱，也都全部花在了古旧书摊上。在长沙城里，他知道谁的家里有好书但借不出，谁的家里有好书主人也乐善好施。更知道哪里的书摊要价太高，穷人光顾不起，哪里的书摊因为本来出售的就是趸来的旧书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中英文基础扎实 朱熔基曾先後在长沙崇德中学、广益中学就读。抗日期间由於战乱所迫，不得不离开长沙省城，转学到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八中。抗战胜利之时，已经读高中的朱熔基高兴地回到长沙，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它的夫人後来亦曾在该校读书。朱熔基少年时特别爱好文学并擅长写作，刚刚到上海当「父母官」时，他曾津津乐道地向人大代表们讲过他的这一爱好。在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或聚会时，他也时常开玩笑说自己当官是「误入歧途」，後悔没有和文人们为伍。於是，因为「父母官」的亲民作风而大受感动的文人们，本来怀有的戒心或敬畏感立刻被他这一玩笑冲淡，反过来与他开玩笑说：你虽然没走为文之道，五八年还是和我们这些文人一样成了「右派」。 朱学方老人曾对到访的记者回忆道：读中学的时候，朱熔基的作文功底已经打得很是扎实了，他国文试卷甚至英文试卷经常被老师当成班里或全校的范本加以展览。可见，朱熔基末走文人之道的确是有些遗憾。不过，虽然日後的朱熔基终於没有「为文」而是「从政」，但他自幼打下的扎实的学业功底，对他日後在政坛土大头身手仍是受益不尽。
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共政坛生涯中：无论是在经济部门工作期间，还是到上海担任父母官的年代，他为文从不要秘书代劳，时常要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或谈经济，或谈时政的文章，其中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即使不能同意他文章中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朱熔基笔下还是很有些功底的」。 当年，朱熔基对京剧的爱好可能是因为他对於国学的兴趣和钻研所启发，所带动，爱就是爱，喜欢就是喜欢，不过是借此自娱最多娱人。可是，及至几十年後在中共政权内当了「人民的勤务员」後（毛泽东称共产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早年的京剧爱好和稍有训练的功底竟然也成了朱熔基亲民形象的特徵之一。 唱京剧得人心 当有「与民同乐」的机会时，只要众黎民斗胆请首长表演个节目时，朱熔基一般都会不负众望，大大方方地登台献上一曲京剧清唱。与jiangzemin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象著称的朱熔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jiangzemin，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熔基自然、厚道；jiangzemin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於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jiangzemin无形中又去了一分。朱学方曾对人说「朱熔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著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於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著孩子回家。早熟的朱熔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麽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於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熔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著这些。 关於朱熔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熔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熔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熔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熔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末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熔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熔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熔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後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熔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在中共干部中，与朱熔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熔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著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熔基呢！ 第二章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虽然後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熔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熔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熔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後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年」的经历，为他日後成为中共领导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不过朱熔基在追随中共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後，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产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打成「反党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学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笔钱，立刻打发一侄一子赴上海报考大学。「三场」既毕，捷报传来，兄弟双双「中举」。而朱熔基更是一石两鸟，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随即，他於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清华大学生涯 就在朱熔基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用密电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中说：「由於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百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贸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这个「反饥俄，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正是清华大学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罢课示威时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後，清华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区，尤其是清华大学的赤色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华校园被人称为「小解放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清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回忆说：现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时间。当时，整个清华校园里，拥护政府的言论绝对没有市场，热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而朱熔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清华大学，思想观点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倾一边。 在共产党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极力游说和拉拢下，朱熔基进校没有几天即答应要多做一些「进步工作」。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中共学生地下党一样，不惜荒废功课也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但在同他一样重视学习成绩的同学圈里，他算是最热心於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校不久，他即正式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但仅仅是个普通盟员，没有在组织内担任任何职务。 海外的中共人事专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绍朱熔基在大学三年级时，出任过受中共领导的清华大学赤色学生会主席。而中共新华杜九二年十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中，关於朱熔基的部分，仅仅提到了他大学时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内容，并没有介绍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事。 朱熔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绍自己身世时，也仅仅提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即投身学运，亦末提到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中共地下党一般成员 朱熔基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明确指出，当时朱熔基仅仅是个热心赤色学运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一般成员，其地位距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尚有好大一段距离。不过，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朱熔基同志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按照中共的惯例，在计算中共领导人「参加革命」的年份时，不一定按其入党时间开始计算，因为有很多中共老干部早在正式入党之前即已经开始为中共服务。那麽，朱熔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於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他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於朱熔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历中仅仅说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不勇敢」，因为当时中共已经基本取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并正式建国。而强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九四八年的北京还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接受共产党的「红色启蒙」是做好为共产党的事业流血甚至牺牲之准备的。在现在中共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jiangzemin、李鹏、乔石和刘华清都比朱熔基「参加革命」的年代早，而李瑞环和胡锦涛比起朱熔基来则是「革命晚辈」。 如果仔细分析中共十四大以後公布的中央领导人简历的话，就会发现至少jiangzemin和李鹏的俩历中，都强调了他们在正式加入中共之前即已经「参加工作」。江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共，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李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党，但却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参加工作」。事实上，李鹏一九四一年三月，只是刚刚被其养父周恩来从重庆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读书而已。 jiangzemin和李鹏之所以要刻意把自己的「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到入党时间之前，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属於「抗战干部」之列。按照中共政权对干部的资历划分，分别分成「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後」。所以无论是朱熔基还是jiangzemin和李鹏，因为强调了自己在入党前即已经「参加工作」，就等於分别将自己的「革命资历」提前了一个时代。 革命资历的强调 在这种事情上如此认真，可能会被未能深入了解中共政权之种种特征的「局外人」看成是「小题大作」，其实不然。以中共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规定出了种种优厚待遇一事为例，如果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参加工作」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後，叫「离休」，且仍然享受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一百。而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後「参加工作」的，退下来以後则叫「退休」，而「退休」工资最高也只能拿到原工资的百分之九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即大陆的所谓「国家干部职工」在填写档案中的个人简历材料时，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一个明确界限，在这个时期界限之前，只有具备了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才能是「参加工作」(与「参加革命」的说法是同义词)。至於在这个时间界限之後，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已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只要是当了一个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或普通党政干部就算「参加工作」。比如李瑞环的「参加工作」时间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当时他是刚刚扔下锄头换了把斧子，从天津农村进北京当了一个建筑队的木工，其入党时间则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 胡锦涛的简历上则写明是一九六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入党。原因是他刚刚入党时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不算「参加工作」除非你是从工作岗位上进入大学学习的所谓「调干生」。 清华大学虽然是个理工科学府，但由於该校在抗战结束之後至中共和平占领北平之前一直是中共在北平进行地下活动的主要据点，一度有所谓「小解放区」之说，所以当时的在校学生担任中共赤色学运负责人者不是少数，当年参与中共学生运动的经历，自然成了日後活跃於中共政坛的重要资本。清华大学及当时北平其他大学里有朱熔基同样的领导或参加赤色学运经历者，不少都成为日後的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比如已经在中共十四大时下台的中共著名左派、前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现职为第八居全国政协常委）何东昌：在十四大上由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晋升至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现国务院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现职为第八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锡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职为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等。至於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出身於当年北平学生地下党者，更有数百人之多。而当时包括朱熔基在内的这批中共赤色学运分子的领导人中，现在还身居中共政坛高位的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 中共「清华帮」的代表？ 朱熔基进入中共政权的核心层後，海外即有评论称他为中共政权内「清华帮」势力的典型代表。原因是中共高层中，除了上文已经介绍过的清华大学出身者外，还有一大批是中共建政以後陆续从清华毕业步入中共政坛者。因为中共政权从邓小平时代以後开始著力提倡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再加之随著时代的久远，kao「打天下」之功劳权居高位的大批「工农干部」已经辞世或离退，所以如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无论是否真正具备所谓「四化」标准，但仅仅从学历上看，应该说是大都实现了「院校化」了。那麽，如果以他们所毕业的院校划分的话，出身於清华大学者肯定是比出身於其他各校的都多。早在五十年代，清华大学因其在整个大陆的学术地位，再加之当时中共又下令在该校设立了一批与现代国防科技密切相关的「高、精、尖」专业，该校又一度成为中共高干子女云集之地。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曾任中共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之于乔宗淮，和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等一大批「太子党」成员都留在该校入读。加上中共近年来重视提拔技术官僚，使清华大学成为培养当今中共高干最多的学校。与清华大学齐名，以文科为主体的北京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中，反而较少有人出任中共高官。北大的人讽刺说，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循规蹈矩者多，较符合中共选拔人才的标准。北大人则自由开放，不习惯买当权者的帐。大陆民间有现在国务院由「留苏派」和「清华帮」控制的说法。「留苏派」的代表是李鹏，有人也因为jiangzemin去苏联学习过而把他也算做「留苏派」的典型代表，而「清华帮」的代表是朱熔基。 九三年七月初，因为曾有留苏背景的中共国务院国务委员李贵鲜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被免掉，而由主持金融、财政治理整顿工作的朱熔基兼任这一职务，於是海外媒介再次掀起了一场「留苏派」被「清华帮」击败的宣传热。虽然这种划分无疑是过於简单，但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如今云集中共政坛，且有多人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对於朱熔基今後的「政治生态」或许有一种微妙的效应。 清华帮声势浩大 在中共高干中，四、五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除朱熔基和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人员以外，还包括中共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五零毕业放土木系）、前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康仲文（五二年毕业於机械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张万欣（五二年毕业於化工系）、前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肄业）、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王氓（五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五二年毕业於化学系）、滕藤（五一年毕业於化工系）、前中共教育部长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四九年毕业於机械系）等。 六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则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六五年毕业於水利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六七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世忠（六三年毕业於电机工程系）、上海市市长黄菊（六三年毕业於电机系）、前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杜钰洲（六六年毕业於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白大华（六七年毕业於动力机械与农业机械系）、贵州省省长陈士能（六四年毕业於工业化学系）、青海省省长田成平（六八年毕业於土木建筑系）、国内贸易部部长张皓若（化工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六八年毕业，动力系研究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六二年毕业於无线电系）、贵州省副省长张树魁（六四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海军副司今员贺鹏飞（物理系）、武汉市长赵宝江（六六年毕业於建筑专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赵维臣（六二年毕业於机械系）。 七十年代初毕业於清华大学者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中共驻芬兰大使乔宗淮（物理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七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泽彭（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後转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是，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有两名是清华出身，一是姚依林，二是宋平。此二人三十年代都在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里从事学运领导工作，而在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则是姚依林管经济，宋平管党务。 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又有两名为清华出身，朱熔基和胡锦涛，而此二人也是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所以，在中共「文革」前一度被称为「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里有人感慨道：我们学校历来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干部的学校，既有经济方面的专业，更有政治方面的专业，可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怎麽不如清华出来的学生有官运」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一九五一年，朱熔基kao奖学金读完了清华大学，毕业後被分配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这个职务相当於中共政权官吏等级中的副科级。虽说起来不是很高，但比起朱熔基祖父初入官场所担任的录事之职，也还是进了一步，况且这一年朱熔基才二十三岁。一位前中共国务院的干部透露，在东北工作期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都对朱熔基十分欣赏。五二年十一月，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将朱熔基调进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五四年九月，李富春接替高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朱熔基即当上了主任办公室的副处长，实际上是给李富春做秘书工作。 高岗当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物之一，是否有机会「欣赏」基层干部朱熔基，尚待考证。但作李富春的理论助手的说法应是可信，至少两人极为熟稔。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熔基上调进京，与高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李富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从东北地区卸任进京时将朱氏带去的。无论是高岗还是李富春最早看好朱熔基，从中共公开公布的朱氏简历和中共家计委筹组时间、经过来分析，朱熔基应是被这两个人或其中之一指名调进北京的。中共公布的朱氏简历只介绍他在东北工作时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五二年调入国家计委。而中共国家计委正是由高岗和李富春等人主持筹组，於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筹组国家计委的过程中，高岗和李富春分别从东北地区点名调了一批干部进京。 当时，东北是中共的「老解放区」，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其东北人民政府即已经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愿望。如果朱熔基步入中共政坛之初，果真是李富春提出之结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因为朱熔基自当了中共副总理後，无论中共内部还是海外政治评论界，都是把他当成李鹏克星看待的，而李鹏当年发迹的基础也是李富春为其奠定的。 一九四八年，中共决定派出一批经过中共自己的学校，培养一段时间的干部子女和烈士于女到苏联留学。当时，因为李鹏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在东北一家油脂工厂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养父周恩来，不愿意出面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最初拟定的留苏名单上并没有李鹏。但李富春和他的夫人蔡畅，力主将李鹏也送去苏联，这才有了李鹏後来的一段留苏、回国从事水电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等经历。 引蛇出洞的政治手段 李富春同周恩来一样，早在二十年代初留学法国期间，与李鹏的舅父赵世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赵世炎死後，李富春自然也要同周恩来一样，对烈士的後代恩爱有如。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开始，中共政权在毛泽东亲自指引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中共核心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城市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旨在「引蛇山洞」的「反有」运动。 运动一开始的斗争目标，还是针对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人士，所以当时身为中共党员和国家政府机关干部的朱熔基，并没有感到这场运动会对自己有什麽威胁，照样像过去一样，一边为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起草有关经济政策的文件，执笔有关经济理论探讨的文章，一边在一些宏观经济理论问题上固执己见，不时在会议上或同事之间，发表一些反对经济冒进，反对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宏论。 反右斗争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七月二十八日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出一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自此，党内「反右」即告开始。该篇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jian。於是，朱熔基所在的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这篇杜论所定的调子，开始了抓国家机关的党内右派的运动布署，要求人人过关，大搞「深挖」。 同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宣称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三千多人。此时的朱熔基尚还不在这三千人之列。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官方舆论工具不断呼吁为「保持党内纯洁」，「要战胜温情主义」，朱熔基所在的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开始有人「打破情面」了。平时与他意见不和者把他的「白恃才高」、「自以为是」、「目无上级领导」等表现都当成右派罪状罗列出来，而他平时「固执己见」和「好提意见」的行为更是「向党进攻」的最直接表现。也可能是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出於保护朱熔基的目的，把他的主任办公室副处长职务免去，但同时又任命他为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但实际此举意味著他不适合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当时李富春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在劫难逃 形势发展到五七年九月，《人民日报）於十一日以头做头条重要位置再次发表社论说：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于，在性质上没有什麽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这一杜论的号召下，党内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事业单位，都定下了必须完成的抓「右派」指标，谁超产谁光荣。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终於在劫难逃。虽然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检查和大小会的「批判帮助」。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斗争首际上是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五七年六月到五八年四月左右，第二次是五九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两次「反右」运动中，到底整肃了多少无辜，到底有多少人与朱熔基同命相怜？对於这些数字，就是以「拨乱反正」相标榜的邓小平政权，也从来不敢公开对外公布。 由大陆数位青年党史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左」祸》一书，於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华出版杜出版，书中所提供的这方面数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因为书中内容完全是来源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室等单位的原始资料，所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在《中国「左」祸》面世之前，中共公开的有关资料（如九一年公开出版的由廖盖隆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已经正式公布了当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于」帽子的人数总共有五十五万余人，但从未披露当时末被正式戴上帽于，实际上却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被整肃者数字。《中国「左」祸》一书披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才告结束，期间经历了抓党外右派、抓党内右派、抓军内右派和反右倾等几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所谓「引蛇山洞」的「阳谋」开始，整肃的对象绝大部分者是「猖狂向党进攻」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间是五七年下半年。在此後二十年的复查中，陆续被摘帽者人数多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到一九八零年五月的统计，被摘帽者人数达五十四万余人，当时的说法是：剩下的一万人继续甄别。不久，又宣布这一万人中只有九十六人不予平反。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九十六人，总共是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这就是至今为止能够统计到的被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总人数。 荒唐的是，当年负责这场反右斗争的重要主事者之一，现中共首际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至今还在坚持说：关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於扩大化」可是，如果我们用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这个右派总数，除以九十六这个「名符其实的右派」人数，所谓「仅仅是扩大化」，竟一下子「扩大」了五千七百六十倍。 戴帽子右派和未戴帽子右派 关於末被直接戴帽子的党内右派的具体数字，书内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只是说「在党内反右斗争中，广大的普通党员所遭到的迫害和打击在数量上是极其惊人的」。「大批党政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有数十万党员受到各种各样的纪律处分。至於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党员和非党右派一样，遭到拘禁和强制劳动」。 从古中所披露的这些事实看，中共在整个笫一场反右斗争中，党内党外的所有被整肃对象，即在这场反右斗争过程中被拘禁劳改或发配变相劳改的人员（戴帽子右派和不戴帽子的右派），应该说大大超过了外界所披露的最高数字：五十五万。前面所列出的反右斗争中被整肃的人数还不算惊人，更惊人的是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整人数字。 在一九五九年继批判彭德怀之後所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主要是整肃大批中共各级机关干部和各类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後来就连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也捎带其中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总政治部《关於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此後即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过去，中共党史资料中一直是强调中共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应该控制在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但到一九六二年中共进行所谓甄别平反过程中统计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对象，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三百六十五万，占其当时全部党员总数二千六百万的百分之十四强。另外，历时仅仅半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如果加上全国各地农村基层被整肃的人数，大概要在二百六十五万的数字上翻上几翻，因为二百六十五万仅仅是被整肃的党员数字，而农村生产队一级的不脱产干部，相当一批不是党员，而被整肃的农村的富裕中农和上中农，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党员。 《中国「左」祸》一书中透露的反右倾运动时的军中整肃情况，更是第一次被公开曝光。书中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整完彭德怀後，军内直接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类」、「三类」划限整肃的达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总数达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人。中共从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斗争，虽说是在五八年九月宣布结束的，但此时还在继续补划右派，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反右运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另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还发动了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农村「整风整杜」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等等，而紧接著进行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继续。 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从五七年下半年到五九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中共政权的全部整肃对象到底有多少？虽然《中国「左」祸》一书中也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总数，但根据书中内容进行简单相加，应该说超过了一千万人(？)。如果再加上这些被整肃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受株连的家属，数字就更是触目惊心了。由大陆出版杜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部如此大胆，揭露出如此触目为心的残酷事实的中共党史读物，自然会让中共党内的僵化分子恼羞成怒，例如中共总书记jiangzemin对公开出版这样一本著作，即非常气愤，认为其中内容是「全盘丑化共产党」。 关於朱熔基对这本书的态度，有的报导说他比较支持万里的意见，认为书中的内容只要是事实就没有理由查禁。也有报导说因为朱熔基本人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深受其害，现在反而不便在是否查禁这本书的问题上公开表态。搞所谓的「大鸣大放」运动，本来就是毛泽东「引蛇山洞」的所谓「阳谋」，而朱熔基不过是被中共正式承认的五十五万条蛇中的一条小「蛇」。依他当时的副处级职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还不可能注意到他。至於当时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高位的李富春，为什麽没有替他说话则还是一个政治谜团，也许连朱熔基本人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准确答案。 一九五八年四月，朱熔基被中共国务院机关正式宣布戴上了「右派分于」帽子，并由中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据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一位中共离休干部回忆，朱熔基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时，当场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反党，可是被命令为了完成党内右派的「超产指标」，只有服从党的决定，为党当一次「反党右派」。 这位从一九四七年进入大学起，即开始投身中共赤色学生运动的左翼青年，作梦也没有想到入党十年後，竟然成了「反党右派」。据接近朱熔基的人士介绍说，朱熔基自己曾对人讲他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只是因为对当时的国家计划发表过几句不同意见，认为有些不切实际。大陆也有传闻说，当时李富春之所以不能保住朱熔基，是因为朱熔基在「鸣放」过程中，为高岗说过几句公道话，高岗後来在权力斗争中性命末保。 因言获罪後，朱熔基被下放农场劳动数年，据说因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後遗症。一九六二年，他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先是被分配在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员，後来又到计委综合局任工程师。朱熔基的右派问题後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直到九一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仍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说右派出身的朱熔基政治上不可kao。具讽刺意味的是，极力提拔朱熔基的是邓小平，而五十年代具体执行毛泽东反右行动的正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有一个可能今朱熔基本人也无可奈何的现象是，朱熔基虽然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敢於讲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不幸，但中共对外公开宣传的「朱熔基同志简历」却对此事只字不提。 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结束後，中共当局以「新华杜」发的贯常「新闻一律」作法，令全大陆各大传媒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其中「朱熔基同志简历」中这样写道：「朱熔基……一九五二年至五八年，任国家计委燃动局、结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一九五八年至六九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这一来，就把朱熔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掩饰过去了。朱熔基对此未必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也只能作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态。朱熔基步入中共高层後，有人认为邓小平对他当年的所谓「右派」问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朱熔基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小人不计大人仇」才对。 第三章 从副科长级到副部长级 也许是应了天将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那句老话，满怀一腔抱负的朱熔基，欲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大展身手，就必须先经受一番政治风雨的磨难。朱熔基之所以有了在当今中国大陆这个风险无比的政治大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机会和攫取宰相宝座的才能，也是因为这那五年的劳改生活，不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成为他积蓄内在政治势能的一个必要过程。虽然朱熔基在五八年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并遭开除党籍，但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及无数「右倾机会分子」中，朱熔基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不但是毛泽东要搞所谓「阳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助纣为虐。因而，一般从党和政府机关干部中被挖出的右派，无人敢同情、敢给他们讲好话。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因为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把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与所谓「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派」相提并论，正式有了「地、富、反、坏、右」的说法，从此右派分子的社会地位就同「反革命」，甚至各类刑事犯罪分于完全一样了。 五年劳改换回难得人生经历 但不知是因为上面有人暗中保护，还是别的什麽原因，朱熔基只在右派农场劳动了极短一段时间，即被原单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计委业余学校的一个普通教员。在当教员期间，朱熔基充分利用了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同时，既然是当教员，就必须功有自己的文化和理论的不断充实。这样说来，比起大多数长期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于来讲，朱熔基真的是比较幸运。 一九六二年，朱熔基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即结束了教员工作，被召回国家计委机关，在国民经济综合局从事业务工作。因为还属於政治上的「内控人物」，所以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是给了他一个工程师的业务头衔。 「文革」开始後，「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埂、右」）更是成了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阶级斗争对象」，朱熔基也立刻被国家计委机关的「造反派」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好在运动的重点很快就被「伟大领袖」引导到「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方向上，当年将朱熔基打成「右派」的人反而成了「运动对象」。所以，朱熔基仅仅是在少数几次「革命大批判」会议上，给「走资派」们当了当陪衬，没有受到太多的皮肉之苦。不过，因为他在五八年以前，曾经当过计委领导人的秘书，而计委的领导人在「文革」初期，几乎都被打成了所谓「走资派」，所以「造反派」们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庥烦，不时让他交待，曾被他刀笔伺候过的几个计委主任、副主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甚至当年主持把朱熔基划成「右派」的一个计委领导人，此时竟也被罗织出一条包庇「反党右派朱熔基」的罪行。朱熔基没有办法，只好证明那位领导人在反右斗争中从来没有对他表现出「心慈手软」，这当然是朱熔基的心里话，当时也有效地为那位计委领导人开脱了一项「罪名」。到了「文革」中期，轰轰烈烈的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於是，朱熔基被列入首批「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於一九七零年中被下放到农村地区在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再次劳动改造，而且一斡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他喂过猪，放过羊；负责过厕所清粪，也当过伙夫。另外，还学会了插秧、割麦、田间管理等各种农活。 回忆往事，朱熔基感慨良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事情和道理。深深地了解了广大群众的疾苦。 二十四年还是副科长级 到了一九七五年，整个中国大陆虽然政治高压一直末减，但已瘫痪了好多年的机关、学校等还是开始了一定的程度恢复。於是，当年从北京城里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也都陆续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朱熔基在计委已经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却在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後，赶上中共刚刚把在五年前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从新分出，正好需要技术干部。於是他被发落到石油工业部管理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复健後的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为康世恩。康世恩是朱熔基清华大学前辈校友，三十年代曾与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共同组织和参加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不过当时朱熔基与康世恩的地位相距太远，曾世恩也不会想到要重用他这个校友。到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以後，朱熔基开始一段时间，仅仅被安排从事收发的文书工作，倒顶了个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副科级）。 此时的朱熔基，回想起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被任命为计划处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如今二十四年过去了，才又被重新任命为副科级干部，不禁唏嘘长叹了一番「时运不济」。感慨之余，朱熔基仍不改其自强好胜的秉性，坚决不愿将自己的志向，埋没在有用没用的文件堆里。经过一番上下疏通和「到艰苦的基层工作岗位上改造思想」的表白，工程公司的负责人，终於同意让朱熔基调出行政办公室，到基层从事技术工作。 从「文革」结束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时间里，朱熔基以副主任工程师的名义，带领一群青年学徒工钻山沟，涉大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去架设输电线路，安装变电设备。从设计图纸到指挥施工，从拉高压线到埋电线杆，朱熔基工作上「文武」双全，又从来不表现知识分子的架子，所以颇得所在工段上下一致的好评。 当时，朱熔基还属於有严重「政治历史污点」，明确规定只能「内控」使用的人物，所以石油部的下属单位能够给他一个副主任工程师的技术职称，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举措了。使後来的朱熔基感到受益无穷的是，虽说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位置上，一夜间滑落到人世间的最底层。但是他坚信这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生厄运，不过是「虎落平阳」，始终坚信总有出头之日。所以，无论是被「控制使用」阶段还是在下放劳改期间，他一直坚持在业务知识、理论素养方面充实自己，特别是没有中断他所偏好的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学习和研究。 一九七八年才被恢复党籍 一九七八年初，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另起炕灶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急於成立一批新的研究所，当时担任杜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中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自己亲任所长并广为招兵买马。不久，马洪即将朱熔基收编。任命他为研究室主任，此职务是县、团级，即国家机关的处级，而朱熔基在被打「右派」之前的最高职务是副处级。 在此同时，工业经济研究所又从全国各地招进了第一批研究生，如今他们大都在各个重要部门声势显赫。而他们中间最为外界所知的，则是朱嘉明和陈云的长子陈元--现在朱熔基亲自兼任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担任第二副行长。在朱熔基进入社科院工经所的前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中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 同年九月，中共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进行复查，把「错划」为右派的改正过来。因为当时出任中国杜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的胡乔木，对右派平反问题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才使马洪较快地从朱熔基的档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谓「政治历史污点」。按著，又经胡乔木的同意，马洪在工经所主持给朱熔基恢复了中共党籍。 当然，在给朱熔基「平反」的决定中，已经写明他当年是因为「反右斗争扩大化」而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所以恢复党籍後，其党龄也还是从一九四九年入党的那年算起。正式为朱熔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熔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後付之一炬。组织部门负责人对朱熔基说：从现在开始，党还了你的清白之身，你的档案材料里已经不再有任何「历史污点」，你应该感谢党中央政策的英明伟大。朱熔基一言不发地看著那一张张记载著他的「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感慨万千。就是这几张字纸，竟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了他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来，他忍辱负重，甚至当牛作马；二十年来，他从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如今，上面一句话，下面一把火，就算是还了自己的「清白之身」。可是，这二十年的青春该向谁去讨？想到这里，朱熔基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要向共产党讨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亲自驾驭这个党呢？ 马洪封朱熔基 恩重如山 朱熔基同马洪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马洪长朱熔基八岁，参加中共革命的时间却要比朱熔基早十一年。他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参加了中共外围抗日组织牺盟会，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中共根据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中共自己培养出的理论工作者。中共建政之初，马洪奉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是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和东北局副秘书长，同时还担任过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所以，在东北工作期间，朱熔基即是马洪的下级。 高岗和李富春先後进京主持国家计委的组建工作後，马洪与朱熔基同时以支援中央干部的名义进京，马氏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朱氏则任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等职务。主任办公室本来就是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所以这一段时间里，朱氏成了马氏的直接下级，二人工作接触更多，私人关系也日益深远。 「高岗事件」後，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被毛泽东点名，自此则长期不被重用。待朱熔基成右派分子後，两人自然也就惺惺惜惺惺，用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嘲或共勉。马洪在「文革」结束後首先提携朱熔基，其中自然有「同命相怜」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来与高岗关系的原因在其中，就不得而知。後来，马洪因为自己的元老资格，职回升得一度比朱熔基要快，曾先後担任过中国杜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但後来则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终於在正部级的领导职务上原地踏步数年，再没有机会继续升迁了。 待朱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层时，马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他现在的主要职务是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被朱熔基尊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元老级顾问，其门下网罗了大批经济理论界的智囊人物。像被称为「吴市场」的大陆著名「市场派」经济理论专家吴敬涟等，都在他手下任职。另外，当年赵紫阳智囊班子中一批「六四」以後没有受到太重处分者，有一部分也归入了马洪门下。 党内黑手 朱熔基九一年从上海调进中央出任副总理後，当时香港《潮流》杂志上曾载有言忍宽先生的文章，介绍朱熔基一九七八年，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高级研究班进修，但中共所公布的朱熔基简历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笔。经向朱嘉明先生证实，朱熔基确实是在七八年即已经被马洪收编进工业经济研究所。而言忍宽文中所说的朱熔基是在七九年才进入工经所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朱熔基七九年已经到了国家经委。 在工经所的一段时间里，朱熔基似无太多著作，被外界所知的，仅仅是一篇对当时由华国锋主政的中共高层盲目制定的过高而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表示异议的文章。同时，他还提出建议，希望中央政府要尽快 立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贪污、受贿行为严厉惩处。有意思的是，朱熔基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期间，大陆青年经济学家、曾是赵紫阳智囊班子重要成员朱嘉明，一度为朱熔基的助手、秘书。 朱嘉明其人一直是赵紫阳主政时期，被中共高层十分看重的青年经济学家，後来，因为中共政权八九年的「六四」镇压持坚决反对态度，与陈一谘等人起草「三所一会」《关於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大学生绝食的天安门广场公开广播宣传。声明中要求中共「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个「三所一会」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陈锡文）、中国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朱嘉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王军涛和陈子明）。自此，「三所一会」成为所谓的「动乱黑手」，而其中的「三所」因为均有中共高层之背景，故被中共政权中的主杀派李鹏等人指认为「党内黑手」，而这个「党内黑手」的最大後台自然是指赵紫阳。 但是，无论是「党内黑手」还是党外「黑手」当时都已经无法左右形势，就在天安门开枪屠杀的前夜，朱嘉明愤而辞官出国，从此彻底站到了中共现政权的对立面。从一九九零年开始，朱嘉明成为被中共 视为「反动组织」的「民阵」理事长。大陆在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合并组成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後，朱嘉明再次当选理事长。 更有意思的是，朱熔基刚刚进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时候，党籍还没有恢复，而在工经所恢复朱熔基的党支部会上，朱嘉明非常严肃地投下了同意的一票。同朱嘉明一起投票同意恢复朱熔基党籍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陈云长子陈元。从此以後，虽然朱嘉明和朱熔基先後从工经所调出，但直到朱熔基去上海工作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之间关系一直相当亲密。 从国家经委开始步入中共高层 当时，朱熔基和朱嘉明都擅长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同时，两人都自恃才高，也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去上海工作之前，朱熔基最为看好的两个青年经济学家是朱嘉明和娄继伟。接到赴上海工作的正式通知後，朱嘉明感觉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与朱熔基有观点相左之处，故没有随朱熔基赴上海工作，而当时名气还不如朱嘉明的娄继伟则随朱熔基而去。娄继伟到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朱熔基回京高就後，娄继伟仍然是鞍前马後，先是任国务院体政委宏观司司长，不久即升职为朱熔基亲自主持的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官至副部级。 一九七八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共五届全国人大上继任国务院总理，宣布正式恢复国家经委，原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思，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次年，康世恩即调朱熔基进国家经委当燃勤局处长。一年多後，朱熔基升任综合局副局长。不久，即又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按照大陆的职称序列，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大学里的教授或副教授，研究机构里的研究员或副研究员。 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共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前者负责经济工作的执行面，後者负责宏观经济的政策面。中共仿效苏联体制，於一九五二年底为规划《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化》，成立国家计委。两年後又成立国家经委，由薄一波担任第一任主任。国家经委的主要职能是主管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统一负责基本建设、铁路交通、财政金融、内外贸易等经济技术活动中需要组织协调事项。 一九六七年薄一波被撤销职务，国家经委也处於半瘫痪状况，到七零年乾脆被撤消，与国务院工交办公室、全国物价委员会、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一起并入国家计委。不料，在八零年八月，康世恩因涉及「渤海二号」沉没事件，被记大过一次。接著，他又分别於八一年三月和八二年五月先後被免去国家经委主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转任中顾委常委，从此淡出政坛。 好在朱熔基的升迁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八一年三月，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接替了康世恩经委主任职务。袁宝华五、六十年代先後主管过中国的冶金工业和物资管理，任过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六零年还一度担任过国家经委副主任。後任物资部部长，七四年起至八一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升任副部长级职务 袁宝华的经委主任只当了一年两个月，在他任上，朱熔基的副局长职务，原地踏步未动。但据说朱熔基曾被袁宝华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专业干部，故在经委委员会议上，时常对他进行表扬。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中共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於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专利局等八个国务院机构合并，成立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刚刚从安徽省书记任上回到北京的张劲夫，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此举意味著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升格，恢复了五十年代时经委与计委同级的规格。 五月二十六日，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劲夫在会上宣布了新经委组成机构及领导干部人选，朱熔基被宣布为国家经委委员和新设立的技术改造局局长。经委委员的头街并不是每个局长级干部都能够挂上的，从这个时候起，朱熔基算是已经开始在中共政坛上初露头角。 张劲夫历任浙江省财委主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长期担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文革」前虽然一度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过去与朱熔基却无工作上直接的渊源，更谈不上私交。当年朱熔基在国家计委被打成右派时，张劲夫根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过好就好在张劲夫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思想意识比较解放，平时就非常器重其手下有才华的干部。再加之马洪与张劲夫私交甚好，能够在张劲夫那里说得上话，这一切就构成了朱熔基在国家经委继续晋升的良好条件。 一九八三年八月，张劲夫提名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朱熔基登上了经委副主任兼委党组成员（副部级）的宝座，这为他日後步入中共最高层奠定了关键的基础。当时，朱熔基已经五十五岁，而按照前一年中共才发布的《关於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职一般不超过六十岁。」所以，如果朱熔基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晋级到副部长级的话，一旦耗到接近六十岁之龄，即使再有能力，也不会被考虑为「接班人」对象了。 连升四级 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朱熔基以经委副主任名义，会见了出席国际沸腾燃烧应用技术会议的各国与会代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中共国务院部门领导人的身份向国内外人士亮相。八四年四月，朱熔基兼任了中共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第一届副理事长。同年五月，应母校清华大学的盛情之邀，兼任了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同时授给他教授职称。同年九月，张劲夫再任国务委员，但国家经委主任职务并没有交给朱熔基，而是由另一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的副主任吕东接任。好在由於吕东的晋升，朱熔基的副主任排名也依次提前，而党内职务则由党组成员升为党组副书记。 吕东与朱熔基也是老相识，五十年代初期吕曾在东北主管重工业，任过东北工业部副部长。五十年代初同朱熔基前後成为支援中央的干部调入北京，先後任国务院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三机部部长等职。当时经委内部也有人传说，朱熔基能够当上经委副主任，还是因为吕东从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八五年到八七年，朱熔基在数名经委副主任中排名一次次kao前，此间，受中共称之为「红色资本家」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先生的邀请，兼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董。 一九九二年十月，因为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所以被人们评论为「连升三级」。实际上，因为他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间还隔著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三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大上党内职务是「连升四级」。不过，他在九二年的行政职务，即已经从正省级升到国务院副总理，要照中共的干部级别来评定的话，他在十四大上也只是升了一级。中共的干部序列排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规定，中央党、政、军「五大班子」的五个正职领导人（即党中央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加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为一级；政治局委员及五大班子副职拼为二级，以下类推。但不论朱熔基在十四大上升了几级，反正是十四大以後，海外再次掀起了一股「朱熔基热」，许多报刊都预测他将在九三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人大上接替总理职务。因为李鹏在十四大上仍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仍是第二，於是海外报刊便臆测李鹏的行政职务，可能改为国家主席甚至政协主席。 邓小平秘书之迷 同时，为了证明朱熔基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性，海外报刊亦不断刊登出朱熔基种种政治背景的内幕消息，其中最具爆炸性的，莫过於朱熔基曾经当邓小平秘台的报导。九二年十二月出刊的香港《开放》杂志中披露说：朱熔基为什麽会在短短十年内从一个司局级官员，快速晋身中央决策高层？一位曾多次采访过朱熔基，据说还有一定私交的记者，道出其中原委是「朱熔基早年曾给邓小平当过秘书」。消息说：「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过程中，由於邓小平要全面了解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热以及采取紧缩措施後的情况，便将当时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熔基调去当秘书，负责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这时朱熔基还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可说是有实践，有理论，见解颇受邓小平欣赏。当了半年多秘书，他回到国家经委，在技术改造局局长任上过渡了一下，即被提升为经委副主任，具备了後来当上海市长的资格。」 这则消息当时被刊登出来以後，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时隔半年，香港《经济日报》又将此消息稍作修改再次「披露」，这次引起其他传媒的热切反应。因为此时正好李鹏久病不愈，这样的消息自然可以为朱熔基将被「扶正」做新闻注脚，一时间，美国、台湾的华文媒介及各国的一些西文媒介纷纷转载。这则消息，虽然一时难以断定其核心内容是否符合事实，但消息中却有几个细节是错误的。无论朱熔基是否在八二年给邓小平当过秘书，他当时至少不是消息中所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长、教授」。朱熔基应聘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是在一九八四年，此时他早已经是经委副主任了。再者，上述消息中所说的「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治理、整顿」这个说法，在中共建政史上第一次面世，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全称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在此之前，中共虽然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有过政策上的时松时紧，但八二年中共并没有针对所谓「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采取过什麽「紧缩政策」。 首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一九七五年，朱熔基曾感慨自己虽然从五一年大学毕业即担任了副科级职务，但二十四年以後，仍要从这个起点上从新开始。可是，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就从副科级跃进到了副部级。套用中共地方干部序列比较的话，则相当於五年时间从一个副乡长升至副省长。这个升迁速度的确是够快了，而之所以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个人能力、客观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外，擅长宏观经济理论，也是朱熔基职务上升的重要前提。朱熔基在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上徘徊较久，前後达四年半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却给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验。多年来，中国大陆货仓里积压著不少货品，朱熔基在经委工作时，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一篇大文章，一度很重视清仓和考核工作，以改善企业营利、提高经济效益。 在一九八七年初，朱熔基曾对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钢材的情况作了一次清库调查。他发现，一九八六年底全国钢材比前一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周转期达六点三个月。超储二百万吨，超储资金十亿元人民币。一九八七年第一季库存又增加一百九十万吨。他当时认为：一方面钢材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猛涨，一方面库存又大量增加，这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现象乃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生产单位为索取额外好处，不按品种、合同交货，而不少用户单位并不按需要，乱买乱进，储贷待涨。 朱熔基怒斥：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中共的刊物为此宣传说：朱熔基的工作细致，还在於他要求各主管部门找出超储积压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安排好清仓工作和其他工作（包括运输、市场、企业经营的配合），一举改善积压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的文章，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首度专访朱熔基。这篇报道给朱熔基一次以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同公众陈述他的经济观点的机会。到他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文中所陈述的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熔基对付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的大概思路，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九一年一到国务院工作，就坚持设立生产办公室（後改为经贸委）的原因。 一九九一年，外界评论大都认为，朱熔基当了副总理以後坚持要设立一个由自己亲自挂帅主持的生产办，就是为了向李鹏通过邹家华所控制的国家计委分权，即纯粹是出於政治斗争，或者说权力斗争的需要。 晋升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事实上，朱熔基坚持设立生产办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简单。如果仅仅是出於权力斗争的需要的话，那麽在中共十四大上朱熔基已经在党内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务院则取代了原来姚依林的地位，且手中分管的权力机构，也比当年的姚依林揽在手里的还多，为什麽还要在保留生产办建制的基础上，将其扩大成经贸委呢？ 八七年十月，朱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中选，但所得选票数较低，在一百一十名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中，他名列九十一。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熔基虽然在国家经委机关很有影响力，但在全国基本上没有什麽知名度。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朱熔基不久会主政上海，更没有想到他会被人认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导致四年後朱熔基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八八年四月在中共七届人大上，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随即著手对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撤消原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统一发挥此两委功能的新的国家计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撤消国家经委的决定，在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即已确定，而且也不可能是李鹏一个人的主意。 根据当时的设想，撤消经委，将其职、责、权归於计委，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以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中共政权的权力运作规程，政府机构的重大变动，从来都是先要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後在党的某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对这些政府机构的变动及新任领导人的人选，进行「投票表决」。 在决定国家经委撤销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中共政治局事先已经决定经委主任吕东「退居二线」，所以让他在十三大上，只「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而经委的其它几个副主任，则根据其年龄及工作能力分别被安排到其它部门或地方工作。 大概是从一九八七年六月左右开始，朱熔基已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张劲夫问他是否愿意到香港出任港澳工委主任许家屯的副手（仍是副部级），朱熔基表示非常乐意。於是，张劲夫向许家屯推荐：「朱熔基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张、许二人商量好，由许家屯向中央要人，张劲夫向中央推荐。但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没有消息，许家屯这才知道朱熔基已经另谋高就了。 在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期间，赵紫阳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已经约见朱熔基正式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时任上海市委记芮杏文进中央书记处工作，时任上海市长兼市委副书记jiangzemin将改任市委书记。因此，中央决定调朱熔基去上海，接替jiangzemin的市委副书记职务，待上海市人大召开时再正式接替jiangzemin的市长职务。 第四章 是赵紫阳亲信还是陈云知己 经委撤销，其机构归入计委，而计委副主任编制，早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决没有朱熔基等几个原经委副主任插足的位置。更何况中共国务院机构设立，只要计委和经委并存期间，两家的矛盾就从来没有中止过一天，所以计委收编了经委後，即使副主任的职务还有空缺，也不会允许像朱熔基这样的原经委主要负责人：到计委去抢别人嘴里的馒头。 至於由上级安排朱熔基升官，进计委当正主任则更没有可能。当时中共国务院的委级机构，在干部组织架构上大都比各部高「半格」，而计委更是国务院所有「超部级机构」中的老大，几乎是国务院有什麽名称的部或总局机构，计委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司或局的设置，所以计委的人，一向认为他们的司和局，就可以给国务院的部或总局下令，故自称他们的机构为「小国务院」。 正因为如此，计委的第一把手在那个时代及在此之前，向来都由国务院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兼任，十三大时更将兼任计委主任姚依林的党内职位，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所以，从副部级直接跳升副总理级，对当时的朱熔基来讲根本没丝毫可能。他自己无论有多麽强烈的政治野心，当时还没有敢觊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位置。 赵紫阳向上海「掺砂子」 撤了经委，又进不了计委，下一步的出路在什麽地方？朱熔基自己著急，中共组织部门也在为他著想。因为他当时毕竟还没有到离休年龄，按照中共的惯例，即是一个各方面表现平庸的副部级干部，也要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何况当时即使是不喜欢朱熔基的人，也不敢闭著眼睛给他一个「工作能力平平」的评价。关於当年中共高层为什麽看中了朱熔基，决定由他接任上海市长的职务，海外有各种猜测，中共内部及上海方面也有各有不同的说法。 一位对朱熔基比较熟悉的大陆经济理论界人士说：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朱熔基与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之前，早就强烈地感到上海市是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说话，最没有人要听的地方。无论是哪项工作，赵紫阳亲自或派人插进一手，总会被莫名其妙抵挡回去。所以，在上海安排自己亲信，安排自己感觉得力的干部向上海「掺砂子」，是赵紫阳蓄谋已久的事情。
待赵紫阳取代胡耀邦出任党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组织问题上比过去有了一定自主权以後，就立刻开始付诸实施这件事情了。当时上海的干部情况是，原上海市委吉记芮杏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任职後的一个月，中央调时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jiangzemin任市长。jiangzemin的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有党内元老人物李先念的得力推荐，再加上jiangzemin本人有过一段上海工作经历，和他对工业管理在行（因为上海的经济布局是以工业为主）等因素。 jiangzemin其人由於处事油滑，除了与邓、陈两派政治老人都保持著良好的关系以外，还奉行了一条上不得罪中央改革和保守的两派在位领导人，中不开罪以陈国栋为首的上海地方元老，下不得罪从上海市党政机关到区县一级的大批基层官僚的为政方针。所以两年下来，他在上海的政绩虽然不显山不显水，但日子比芮杏文好过得多。 而芮杏文虽然不如jiangzemin在上海的日子好过，但由於他具有较鲜明的改革意识，颇受赵紫阳的赏识。所以赵紫阳权衡再三，还是在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决定让芮杏文回到北京，到中央工作，把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让给jiangzemin。 既然赵紫阳做出如此牺牲，上海方面无论陈国栋等元老，还是jiangzemin等人，自然也没有理由反对中央派干部接任上海市长职务。赵紫阳在同朱熔基谈了相互之间对改变上海市工作局面的看法之後，赵终於认定朱熔基既能够解决上海的经济困境，同时也能适应当地的复杂政治环境。 投石问路 持这种说法的还举出具体例证说：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经多次派朱熔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名义，以研究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造为借口，到上海从事调研。其实当时的这种安排，就要朱熔基在上海「投石问路」。决定作出後，中共高层将朱熔基列入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赵紫阳即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约朱熔基正式谈话。
赵紫阳对他表示，今天的改革政策决定了中央已经不能完全用过去计划经济的老办法，用行政措施给上海的振兴提供方便，中央所能做的就是马上给上海以财政包干的政策。朱熔基恰恰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明白，只要得到了财政包干的承诺，他这一任市长的自主权，就要比过去历任市长的自主权大得多。 提名朱熔基去上海工作，能够顺利在中共高层获得通过的另一个可能背景是，当时刚刚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主要负责省部一级干部考察与提升工作的宋平，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动作用。当朱熔基的政治行情日益看好後，海外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他评价成政治上的开明派和经济上的改革派。那麽，宋平其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经济上的僵化派，又是早已事实证明了的。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前的很多政论文章，都把宋平和姚依林，并列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坚决反对提拔朱熔基的两大障碍人物。 其实中共内部的派系划分和权力争斗，还不似许名海外政治评论家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比如海外大都把在中共十四大上，跃升为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评论成政治上十分开明的青年干部，但无论胡锦涛是否真如外人评价得那样开明，他成为「接班人」的确是宋平极力举荐的。而且宋平在举荐胡氏的时候，真正是不遗余力，比如宋平曾专门为胡锦涛与中央系统的「太于党」成员们之间的既往矛盾，同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一一解释，以消除「误解」。 宋平其人虽然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三七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但他与朱熔基同出於一所学校，又是先後在这所学校里参加了中共的赤色学生运动，这是朱熔基能够被宋平看好的笫一个因素。 宋平与朱熔基的历史渊源 此外，宋平与朱熔基的私人关系，虽然暂时无从可考，但工作关系，则可以一直追溯到朱熔基刚刚参加工作的五十年代初。当时，宋平曾同朱熔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先是供职於中共中央东北局，後来国家计委成立後，宋平，马洪和朱熔基一同被调进北京共事於一个机关。所以，对於朱熔基这样出身计委的懂业务的干部，宋平应该说有天然的好感。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即宋平和马洪五十年代初在中共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都是计委委员，而作为计委主任办公室负责人的朱熔基，自然与他们两人都有工作上的密切接触。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马洪因为高岗的原因，在反右斗争之前已经倒台，而宋平则在计委工作一年多以後调往国务院劳动部任副部长，回到计委任副主任时是一九五八年，朱熔基已经成了右派。所以马洪和宋平两人，在把朱熔基打成右派的问题上，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朱熔基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也没有什麽积怨。 虽然，宋平的僵化和保守在大陆，是人所共知的。远至他在甘肃省主政期间，就曾对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和四川搞的「那一套」颇为反感，。以至甘肃省落实农民包产到户政策的速度，远远落後於许多省份。甚至於在政治观点上，宋平更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白由化的急先锋，尤其在「六四」以後，对於成立「反对和平演变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十分热衷。但是，朱熔基在政治上，即使真的是像海外媒介所评价的那样开明，起码在一九八七年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宋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考察朱熔基，在政治问题上，只能以朱熔基青年时代热心赤色学运和被打成右派之後对党的忠诚，仍然「坚定不移」为主查依据。而朱熔基在右派的问题上，确实经常把「母亲错打了孩于，孩于怎能恨母亲」这样的比喻挂在嘴边上，自然会今宋平十分感动。 朱熔基去上海是否是宋平提名（或宋平与其他人共同提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是谁最先动议派朱熔基去上海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离不开如下几项说词：朱熔基是既有经济理论，又有经济管理经验。尤其当时上海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朱熔基在国家经委任职期间主抓的就是这项工作，已经总结出确实能够以道理服人的企业改造办法，只等待实践机会。朱熔基担任地方领导人最大的欠缺是不懂农业，但去上海这样的工业区恰好又能让他扬长避短……。 多的不举，仅这几条理由足以证明朱熔基是上海行政领导人的难得人选，无论宋平也好，还是其他什麽人也好，找不出什麽具体的道理，来反对朱熔基到上海任职。 没有派系问题 朱熔基九一年被调进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有政治经验的人，立刻意味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让一个党内职务仅仅是党中央候补委员的人，突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中共建政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因为当时任命的另一名副总理邹家华排名在前，所以人们因此臆测说，这是陈云一派与邓小平一派进人事平衡的结果。这一分析其实是没有什麽道理的。邹家华在提升副总理之前行政职务已经是国务委员，党内职务也比朱熔基高，那麽两人双双成为副总理後，把邹家华排在朱熔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熔基排在邹家华之前，必须要先把朱熔基的党内职务提到邹家华之上才行。 一位曾经长期在中共高层供职，最近才从中共高层圈淡出的人士，根据他对朱熔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层组织运作的常识判斯说：朱熔基能够升迁到今天这一步，除了许多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层中哪一派也不是。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领导才能已经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这个领导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方真正表现出来的，而当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条件与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更显得「对口」。 陈云其人是否对朱熔基看好也是一个海外媒介讨论过的问题。事实上，像上海市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如果没有陈云吐口，尤其是如果陈云反对的话，即使朱熔基真的当过邓小平秘书也是通不过的。著名大陆政治评论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国》撰文指出：「邓小乎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末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於邓小平的无意的疏意，而是由於陈云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时，专家学者中就有人提议开放上海为大特区，并认为其意义将大大超过那四个特区，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当时陈云及其控制下的计委、经委对那四个小特区都处处设卡，横加刁难，开放上海特区一事只得作罢。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陈云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上一海代表前来中央出席会议的一位副市长谈了一个上午，阐明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要他在会上带头讲一讲。谈毕，这位上海副市长向陈国栋通电话汇报了胡耀邦的意见。 陈云操纵上海 陈国栋冷冷地说了七个字「上海不为天下先」，这位副市长只好在会上闷声不响，因为陈国栋的背後就是陈云。陈云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会议，都躲在上海冷眼观察呢。会议的最後一天，邓小平讲话，还叮嘱姚依林向缺席到会的陈云通报一下。邓小平也未必知道陈云不出席会议，照样在同会议斗法呢！中共高层中一位因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白由化」而遭到贬黜的开明派人士，在私下里谈及中共高层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时说：当初开放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完全是邓小平硬顶著陈云等人的反对声浪，强制推行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开放上海的条件。 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陈云又是从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几乎年年要去上海，处心积虑地在上海培植他的亲信，陈国栋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上海当权的吴邦国、黄菊等人，都是陈国栋在上海主政时提拔起来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陈国栋还担任著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保持著他的政治影响力。 阮铭先生认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热心於改革开放路线，他们总想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中间派的政治特色。从历史上看，上海派从来就没有偏向过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总是躲在中问。如果要说有所偏向的话，无宁说是中间偏陈。这也是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其实，阮铭先生的这番评论甚至已经被朱熔基认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以前，曾经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上海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 一位原来参与过上海如何改革争论的大陆经济学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国》杂志上撰文说：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於上海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徵。同时也来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据北京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前往上海，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若干结论。其中包括：上海的产业结构是落後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产业品种俱全的区域，没有形成自身的重点产业，技术密集形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广业的服务业）落後於加工工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严重滞後於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能源产业相当薄弱，与此同时，上海众多的中小企业技术落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紧迫。总之，上海现存的产业结构是难以支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高效益的经济发展的。至少从上海的产业构造上看，上海在衰落之中。 上海走到十字路口 针对上述情况，改革派提出「上海产业改造论」，其含意包括：第一，开展大面积的技术改造：第二，进行一部分产业转移，即把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上海自身的产业升级：第二，推动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第四，加强能源工业的建设。然而，这针对上海工业衰落的「改造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因为上海从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成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上海的财政上交始终名列前茅。对上海的产业实行大规模的改造，势必引起原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动摇，特别是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因而，上海产业的改造在改革初期，基本上处於停顿状态。 大概在一九八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叫沈峻波的学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的二个第一和十个倒数第一》的长篇文章，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上海的发展问题是，在获得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的第一的同时，在居民主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这篇文章在上海和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中隐含著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上海发展模式的批评，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背後所付出的代价，更触发了人们思考和正视上海全面衰落的问题。文章发表後不久，北京的「计划派」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关人员，即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判，《解放日报）被迫检讨，支持沈峻波的意见没有了。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必然要遭到无情惩罚，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工交企业普遍呈现增长率和效益下降的现象，挖掘潜力的种种作法已径回天无力。 不仅如此，上海在过去三十余年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的欠帐期已经到头，改善住房、交通、「菜篮子」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终於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照原样走下去，或者全面进行产业改造，并偿还多年的人民生活「欠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几次到上海重复强调关於上海发展新模式的看法，其中，赵紫阳提出，要给上海「换气」的机会。赵紫阳比喻，就像游泳需要「换气」一样，上海要振兴，首先要有足够的「换气」时间，要给上海以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多一些的财政流程。然而，赵紫阳的一系列主张，在上海并不能得到有力贯彻，特别是陈国栋当市委书记的时代，当时上海老百姓有句话：「国栋不动」。究其原因，「计划派」视上海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地，任何最终引起体制变革的措施都是要抵制的。 南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上海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特别是在金融、商业、甚至加工工业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已经完全丧失。虽然说起来上海仍还算是整个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上海的最大变化莫过於已经由远东的经济中心，演变为南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特殊的城市从中共建国之始，就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特殊的政治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邓小平时代。 五十年代，被武装斗争的全线胜利和建政初期经济建设的高速恢复成绩，冲昏头的毛泽东等一批农民领导人突发奇想，修正了他们一直奉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繁荣阶段的中国这样的落後国家，取得跨阶段的直线成功。於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上海这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最为集中的地方。这种利用专政手段，对资产所有者进行强制性的无偿剥夺，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斗争。再往後，由於当时上海市主要领导人：在中共上层两派矛盾力量斗争时，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使得上海成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毛泽东和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其在全党和全国老百姓中的威信，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刘少奇一伙。从此，虽然来自上海的「四人帮」已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中占据要津，但上海始终是与北京并列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驾崩时，上海政治力量居然已经发展到可以组建强大的「第二武装」的地步。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後，上海作为南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就像北方的北戴河成为中共高层的「夏日离宫」一样，上海几乎成为其「冬都」。每年冬季，掌握中共实权的元老级人物几乎都要到上海避寒，无论是改革派的邓小平、杨尚昆，还是保守派的陈云和李先念，这就决定了上海市党政军领导班子，逐渐形成了为两派都能接受的特色。凡是能够在上海立足的市一级领导人，都必须具备两头不得罪，两头都要讨好的本领，无论他们本人内心到底对经济改革问题持什麽态度。那麽，由此说来，当初朱熔基被派往上海时，他在陈云眼里的印象至少用「不坏」二字概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如果不是至少被陈云认可的干部，也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尤其是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担任党或政府的一把手。已经被证明的消息是：在朱熔基被宣布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他还在国外访问，回国後立即被陈云在上海召见，并要他搭乘自己的专机一同去北京上任。此间，陈云非常友好地向朱熔基表示：你当上海市长我是非常支持的，你到中央工作我也很高兴。按著，又送给朱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几句话。 两头讨好是上海领导人的特色 一位大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评价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共高层及经济理论界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抗争持续了十几年，到中共十四大上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的抗争中，「计划派」中又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市场派」中方分成激进派和稳进派。其实从朱熔基的经济思想来看，至少他在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属於「市场派」，而是属於「计划派」中的开明派。如果这种分析正确的话，那麽朱熔基後来被提名担任上海市市长，能够被中共高层改革和保守两派人物双双接受，就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 至於为什麽已经内定朱熔基出任上海市长，在中共十三天上，却仅仅给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一位出席中共十三天的干部透露说：自中共著名左派理论家邓力群，在十三大上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之後，外界纷纷猜测其他几位落选者是谁。八八年四月以後，人们看到朱熔基当了上海市长，就误以为他也是十三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的落选者之一。 持这种分析者的根据是，按照惯例，中共的直辖市政府第一把手，不应该仅仅安排成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因为十三大上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见中共高层对三个直辖市领导人员有著特别的重视。但事实上，中共高层确实是在十三大之前，仅把朱熔基安排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中。 至於中共仅仅安排朱熔基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真正原因，前述这位人士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当时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朱熔基并没有进一步提携的想法。根据他的年龄，从八八年当一届市长到九三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换届时，正好六十五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规定中的部级领导的年龄上限。所以，既然只担任一届上海市政府第一把手，其党内职务安排成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都关系不大。结果，因为当时这一安排，导致四年後朱熔基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从九一年四月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这一年半时间里，朱熔基自然要因其行政职务的重要，列席一些政治局会议，但因为仅仅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朱熔基表现得十分尴尬。 仅具中央候补委员身份 关於大陆三个直辖市的党政领导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到底重要到什麽地步，在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在中共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自认他的出头，并不是因为天津市地位的重要，而是因为他本人在诸如邓小平等人的眼里，是一个可以再次委以更高职务的重要人选。但是，因为中共高层的复杂政治矛盾，所以当时也不好让李瑞环在中央的地位显得过於突兀，这才有人出主意，乾脆让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统统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 据说：李瑞环曾私下对人讲，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jiangzemin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完全是沾了自己的光。朱熔基调上海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在位於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带的国务院高干宿舍区里，与著名的钓鱼台宾馆只隔一条马路。当时，朱熔基虽然也有一辆专车，但每当与进出钓鱼台的国宾车队遭遇时，他的专车也只能和出租汽车、公共汽市、大卡车等同样被一脸霉气的交通警察截住，司机如果稍有不慎，以致停驶不及的话，还免不了要被警察喝斥一顿。这是因为在北京，国务院的正副部长都还不够大。交通警察只买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的帐，到了这一级地位的车子，不但牌号特殊，而且就有警笛装置了。 每当遇到这一时刻，朱熔基都会感慨万千。十三大之前，每当遇到像王兆国、郝建秀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宾车队里时，朱熔基自然就更不服气。王兆国一九六二年才考人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而在这十一年前，朱熔基就已经有资格代表共产党政府到这所大学去训话了。至於郝建秀，朱熔基以国家计委副处长的身份，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时，这个刚刚从青岛进北京的挡埤女工，还没有资格到场听讲，因为当时郝氏仅仅是这所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的一个「调干生」。而中共十三大以後，朱熔基虽然跻身於中央候补委员序列，但当他看到李铁映（十三天上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的人，居然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夹在国宾车队里耀武扬威时，心中自然更加愤愤不平。 当年朱熔基奉调进京当国家计委处级干部时，李铁映只是一个鼻涕还没擦净的中学生。朱熔基到中学里给学生们演讲，讲述自己在「解放前」，如何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时，李铁映和他的小伙伴们，还得先行一个礼，再问一声叔叔好！临去上海之前的一个傍晚，朱熔基约一个私交甚好的部下晚餐。饭後他们从家里出去散步，绕过钓鱼台国宾馆，漫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畔，眺望北京西郊的大片田园景色。可能是因为农田和菜地，令朱熔基回想起在右派农场劳改的情景，他不禁感慨万千。 人比人气死人 「我眼看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朱熔基长叹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倒霉的二十年，可以多干多少事情呵。这次紫阳同志让我到上海去，和年轻干部的「外放」可不是一个性质。到上海干一届市长，五年下来，六十五岁了。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所以，今生今世有机会真正为党和国家干点事情，为中国老百姓做点好事，只有这五年的机会了。可惜这上海一行，既是我放手干事情的事业起点，但也是终点。」朱熔基的这位部下虽然连连点头称是，但他心里相信朱熔基未必甘心将上海之行，当成自己事业成就的终点。 这位当年的部下评价朱熔基说：朱熔基身材高大，南人北相。平时给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性格同形象一样粗犷。但是，这个人既是聪明透顶，同时也城府极深。他当年去上海时就已经作好了回北京的准备，当然後来的形势发展，使得他的晋升计划加快了步伐。但即使形势只是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九一年时他没有被中途调进国务院，那麽在九二年的十三大上进入政治局，九三年初的八届人大上当国务院副总理仍是有可能的。虽然朱熔基在九三年初就六十四岁半了，但到了副总理以上这一级，这个年龄还不算老。 既然邓小平那一代已经在现职领导岗位上一个不留，那麽中共领导层总要有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冒过风险的人，组成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除了「自己的子弟自己放心」之外，中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中，像乔石、朱熔基、陈希同等kao红色学潮起家的共产党干部，从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上讲，也要比胡锦涛这一代人可kao，至少实际控制著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陈云等政治老人是这样想。 无论是朱熔基，还是jiangzemin、李鹏等人，为什麽都对自己对外公开的简历中关於「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那样看重？原来在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考察时限。在此之前参加中共工作的自然意味著为「打江山」出过力、流过血和汗，所以就有可kao、可信的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 按照朱熔基当年部下的评价，显然朱熔基是在到上海的同时，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前途的下一步。当然，朱熔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到上海工作才一年多时间，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学潮事件而，并此招致「六四」镇压事件。无论朱熔基内心对「六四」镇压和被镇压者双方持什麽样的态度，无论大陆及海外对於朱熔基在此问题上的评价，是否全面和符合事实（更多的事实目前并没有被外界全部知晓），无论中共高层，尤其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的邓小平，在「六四」的问题上如何看待朱熔基的表现……，我们都必须承认，「六四」事件给朱熔基提前晋升中共权力核心层，提供了一个机会。 掌握晋升权力核心机会 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天上安排上海市委书记jiangzemin，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他有接任更高职务的可能，而是因为他是北京市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从赵紫阳的角度考虑，所有迹象都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他几乎没有可能会在八九年就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就是在胡耀邦患病但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李鹏到日本访问，在回答他与赵紫阳的关系问题时，还拍著胸信誓旦日一地保证合作愉快。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jiangzemin到中央工作，当然也就没有朱熔基以党政大权一把抓的前提，在上海大展拳脚的机会。再往下分析，也就几乎没有他九一年就离开上海，到国务院工作的可能。当然，如果没有「六四」，凭朱熔基的能力、在上海的工作起色、与中共各元老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条件，待任满一届上海市长後，再於九二底进入中央政治局，九三年初进入国务院仍是可能的事。可是，继续推演这个假设的话，没有「六四」，也就没有李鹏的声名狼籍和人人喊杀，也就没有他在九三年春的人大「选举」中丢失几百张选票的恶果，甚至也就没有他九三年四月开始的「重感冒」久治不愈（从心理压力自然导致疾病的角度来看）。那麽，自然也就没有从九三年四月以後开始的，朱熔基面对宰相宝座，态势咄咄逼人的局面。 一位中共国务院的官员分析说：朱熔基将来能否在共产党转型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就要看邓小平是否能够把对朱熔基的强力支持，坚持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待邓小平死的那一天，只要朱熔基还留在台上，就有好戏看。因为「六四」事件，给朱熔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在於一旦邓小平去世，一旦中共政权需要凭藉平反「六四」来苟延政权的寿命，即使是对朱熔基反感加妒嫉的一批中共高级干部，也必须拥戴朱熔基，也必须同意由朱熔基来取代任何一个有「六四」血债，或在「六四」後的政治清查等问题上：手段毒辣的中共领导人（不仅仅是李鹏）。
「六四」事件发生以後，jiangzemin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把百废待兴的上海留给了朱熔基。形势又发展了三年多以後，朱熔基再次取得了同jiangzemin面对面起坐的资格。那麽时光再过去三年、五年以後呢？一位中共高级干部说：「六四」以前，江、朱二人面和心不和，各自都在挖空心思，竞相攀比，看谁在中共元老那里最会争宠，看谁在上海百姓面前最会作秀，看谁在上下左右更能够八面玲珑。本来，人人都觉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对手，谁知「六四」枪声一响，「小江」竟一下把「阿朱」远远甩住了後面。可是，政治斗争绝不能仅看一时之高下，官场角斗更不能只论半场之输赢，「阿朱」的好戏还应该还在後头。
第五章 从经济危机的风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 朱熔基接受到上海市政府「挑一届大梁」的重任後，曾经公开表示：「振兴上海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齐」。同时，朱熔基也看到，上海的经济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不上则下的地步，不容许再有一届无所事事的平庸领导人混五年日子了。所以，他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後一次改革时机，撤底落後於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我自己决不甘於作这个罪人，党和国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罪人。朱熔基还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在实践中实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後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因为在上海的工作中干出了让邓小平这样的经济思想开明的中共元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改革政绩，因而使自己以振兴上海的功臣身份，跻身於中共最高权力阶层。 一九八八年三月，朱熔基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之前，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熔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後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麽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都已经明白，朱熔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低姿态高效率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萤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朱熔基还是非常谦虚地表示：「我到上海工作刚两个月，因此我不是回答上海问题的最佳人选，如果我有答不出或答错的地方，记者朋友们原谅。」 台湾《人权论坛》杂志杜社长周幼非，在提问时，误以为朱熔基是上海市副市长，朱熔基满面笑容地纠正说：首先我要向周先生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不是上海市副市长，而是国务院派往上海协助jiangzemin同志抓经济工作的。如果在下一届，也即在四月份举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行使了「决定」权之後，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後，大陆的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杷称此种现象为「选举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於各级人民代表来说，无异於一个寺里的和尚集体开荤、一个庙里的尼姑人人放荡一般的不可思议。 朱熔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设想不能「当选」的可能。但是，这样的谦虚态度却一定要有，不只是表演给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更是表演给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市广大群众看。旱已经深谙中共为官之道的朱熔基，心里比谁都明白，kao中央组织部门的「建议」，虽然能够顺利「当选」为上海市长，但却不能保证当好上海市长，当好上海市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百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们的认同。朱熔基更利用这个在全世界新闻记者和观众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提前进行了他当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
他透露说：尽管上海的困难现在并没有走到谷底，但转折点已到，很快就要上升了，中央给了我们很好的方针，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同时又给了我们政策，自行财政包干及扩大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中央还给了上海很大优惠，给上海让了利。对上海让利，是要增加中央赤字的，这说明中央对上海的极大关怀和支持。让的利估计三年可达几十个亿，因此上海已完全具备条件振兴自己的经济。对於上海人民来说，当前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以改革来总揽全局，上海人民正在克服三种思想情绪：老大自居情绪、埋怨委屈情绪、固步自封情绪。克服了这三种情绪後，我相信，上海重振雄风的日于就快来到了。 「内秀」被充分表现之後，朱熔基还忘不了在「外秀」上也下一番功夫，因为场里还有大量的西方及港台记者对他寄予浓厚的兴趣。所以，他趁机为自己将要在上海全面主持的经济工作，大做了一番商业投资广告。他说：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些采访全国人大会议的外国和港澳台记者朋友们能帮助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上海正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吸引外资。中央和国务院已要求上海吸引外资一百到二百亿美元，目前仅十八亿，还要增加十倍。我们决心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个图章来处理外商投资，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我们非常热情地希望外国的企业家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到上海来投资。 他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说，如果这个措施得以实施，上海的投资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外资到上海来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他说：「我们一定说到做到！」朱熔基的这一番表现，立刻被上海各主要新闻媒介迅速向上海市民传播。三月三十一日的上海《文汇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报导，「出席人大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朱熔基对中外记者说：只要解放思想以改革总揽全局，上海重振雄风的一页就将揭开。」 事後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长期以来只是个表决机器，各地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熔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都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由国务院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荣膺上海市市长拉了选票。 这位记者又评论说：通过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诚，虽然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作秀的本领。 这位记者又评价说：朱熔基的精明，还表现在作秀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留番「後手」。而这个留後手的办法，就是讲足他在未来工作中将遇到的重重困难。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将来工作没有起色，也容易被人谅解，工作只要稍有起色，则又反衬出他的劳苦功高。 讲足困难为将来的功劳作铺垫 朱熔基在全国人大会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地强调上海工作的困难。他说，上海工业发展速度近几年不仅低於广东省，而且是全国倒数第一，这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过去一直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模范执行区」。因此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海就越来越不适应，上海主要是加工工业城市，原材料过左百分之八十kao国家计划调拨，现在不行了，国家调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而且原材料价格普遍小涨，因此发展速度就上不去，财政也就不断「滑坡」，这是主要的客观原因。另外一点，上海过去的财政是跟中央财政一起吃大锅饭，为了支持全国，支持兄弟省市，建国以来上海共上缴财政四千亿，确实影响了上海自己的发展。 朱熔基在为上海人发出上述牢骚时，毫无疑间能够沉刻得到上海百姓、包括上海市各级党政干部的强烈共呜。但是，朱熔基在这样的场合，并不敢说出上海当时从全国老大变成全国倒数第一的真正原因，只敢用一句「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隐去他内心的苦衷。实际上，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上海当时的落後，完全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保守派元老，一直将上海做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与改革大趋势，进行垂死抗争的结果。 经济形势是如此，政治形势则更加险恶。自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上海存在著以芮杏文（市委书记）为首的「市委派」和以jiangzemin为首的「政府派」，两派剑拔弩张，争斗十分激烈。由於争斗双方都不愿向对方低头，中共高层只好采取拆散其中一派的作法，於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调芮杏文到中央工作。 但十三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一下来，原先地位低於芮杏文的jiangzemin，成了政治局委员，芮杏文则只是个比政治局委员低半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自然很不服气。但据传说，就是这种安排也是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为了摆平关系，忍痛牺牲亲信鲍彤的结果，他把原先内定安排鲍彤出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让给了芮杏文。 十三届一中全会开过後，jiangzemin立刻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而原属於芮杏文旗下的原「市委派」的干将们，一夜之闲即倾巢倒向jiangzemin一边，效忠电话和效忠信接二连三，使得jiangzemin一时志得意满，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如此恶劣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形势，使得朱熔基还没有正式上任即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信任危机」。 危机四伏 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熔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熔基与jiangzemin等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熔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上海市民才知道中央给他们派了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较精明一点的上海人则会透过芮杏文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jiangzemin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等事，理解到朱熔基是中央派来接替jiangzemin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说上，当jiangzemin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熔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jiangzemin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刺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熔基，面对此情此景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干部会议结束後，朱熔基心情自然不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来上海前对上海的困难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现在越来越感到任务艰巨」。不过虽然心里叫苦，在公众面前，他还是强调「既然来了，就要鞠躬尽瘁，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 八八年四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朱熔基在正式选举之前，又多次利用代表小组讨论的机会给自己造势。他说：来上海两个多月，加深了对上海的认识。上海是全国科技、文化、教育、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能人多，主意也不少。按著，他又对上届政府进行了非常高的评价，称上届政府「为下届政府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开拓了方向」，他的这些表白，自然使jiangzemin等人感觉十分舒服。然後，他又应代表的要求，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自幼的苦孩子出身及五八年因言获罪打成右派，後来又下放劳改的患难经历讲出後，引起与会者一片唏嘘。尤其是他大胆地把自己一九五七年因言获罪，因而招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精神和肉体磨难的经历讲出来以後，「新市长是个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传开。由於中共在四十多年里，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场比一场过火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整个大陆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老右派」的出身，反而自然使朱熔基得分不少。 朱熔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後，与他有过多次接触的上海某大报记者感慨地评价说：朱熔基是我接触过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懂得琢磨民众心理的。他是共产党的高官，骨子里可能还是对共产党政权有著相当的感情，但是他却懂得去迎合民众对共产党的逆反心理。刚到上海时，朱熔基知道自己在上海没有背景，为了服众，不得不在一些场合里，强调自己是赵紫阳同志派到上海帮助jiangzemin同志主抓经济工作的。但在人大会议的场合，他却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选的姿态。 抓经济也抓民心 在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与会者提出，过去，我们投了某一个候选人的票以後，还没有见过这人是什麽样子，关於候选人的一切情况，只能依据大会印发的一点文字资料。这次人大会应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让市国家机关领导的候选人与代表直接见面，各自向代表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这个建议一提出，首先得到了朱熔基的响应。而且在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他也主动表示说，「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我就好比嫁到上海来的「媳妇」，代表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 四月二十五日，身著驼色西服、系著红黑相间领带的朱熔基面对八百多名市人民代表，发表了坦率、务实、充满、自信的竞选演说。本来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候选人、市长和副市长候选人及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高级检察院长的候选人，各自的施政演说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以内，最长不超过十五分钟，结果，朱熔基讲了一百一十分钟。 朱熔基一登台，其开场白即赢得满堂喝彩。整个会场上因为他的演说内容，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非常活跃。而与其他人大代表一同听讲的jiangzemin等人，明知朱熔基如此表演，会使他们的形象在比较之下大大减色，但也只能强装笑脸，不时地附和一下众人的掌声。有在场记者观察说：「前任市长jiangzemin，在朱熔基的演说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众人一鼓掌，他也赶快拍手，动作老是比别人慢半拍。」显然，jiangzemin此时的心里是非常不受用的。 按著，朱熔基以非常谦逊的口吻，要求会议主持人同意他延长时间，而平时最讨厌听取领导人长篇宏论的人大代表们，竟然以掌声欢迎他延长演说时间。 朱熔基在竞选演说中还提出了七条施政措施，包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官员要廉洁奉公，要从小事作起，制止吃喝收礼之歪风…把上海市政府置於人大常委会和市民的监督之下，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