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几篇具有不同政治和经济观点的文章，银监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遭到社会许多批评，而何帆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还是坚持开放的原则。可能何帆没到广发行去了解一下，听听被美国花旗买了去的广发行老总们的感触，到美国总部去后，连个文件也不让看。所以这个世界上观点是五花八门的，谁说的正确，必须是真正了解事实的人，但本网还是把各种观点和意见的文章都发表出来，为的是让大家了解各种声音。譬如，吕加平和张博树两位先生在西藏问题上看法，到底按谁的方法办是正确的？需要大家去辩解。
另外，林毅夫教授最近发表文章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20年后将是美国的2.5倍，这一预测将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事实的确是这样，由于人民币一直被低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多年来一直被严重低估。如果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继续升值，那么用不了10年，中国的GDP可以追上美国。多年来，中国人过低地看轻了自己的份量，以致对当前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认识不清。当前全球全球基础物价拼命上涨无不是由中国经济造成的。林教授的展望指出了事情的真相。] 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2.5倍 什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银行需要怎样对外开放？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2日 目录 林毅夫：《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2.5倍》 何帆：《借银监会的酒杯，浇谁的块垒》 韩强：《房地产即将崩盘的迹象浮出水面》 《罢工如鸡瘟，东莞台资工厂劳资冲突频传》 吕加平：《中国中央政府该不该在不设前提下与达赖谈判？》 张博树：《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现在好不代表永远好 》 朱明来：《爱国行动还是民主行动？——五四运动八十九周年祭 》 阎雨：《华夏一统的文化力》 阎雨：《广州模式必然是明日黄花——沿海地区企业倒闭罪责不在劳动法 》 阎雨：《儒学是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石》 --------------------------------------------------------------------------------------------------------------------------------------- 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2.5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2008年5月1日 将在月底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总裁的中国学者林毅夫预测，以日本过去经济发展经验分析与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再加上中国人口是美国五倍，到二零三零年，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将为美国的二点五倍。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繁体中文版五月号，今天刊登中国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所撰「中国独特的新经济现象」专文。尽管全球物价上涨伴随通货紧缩日益严重，但林毅夫在文章中表示，中国经济从一九九八至两年前仍维持百分之七点八的成长率，可见现有的经济理论与模式，难以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说，以经验法则分析，并观察预期寿命、卫生条件，以及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思格尔系数」等指针数据分析，中国当前经济规模与一九六零年代的日本相似，而日本历经近三十年发展，一九八八年人均收入追上美国。 他表示，参酌日本前例，再加上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可望达到美国的一半，且中国人口为美国五倍，届时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二点五倍，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分析往后十年至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林毅夫也乐观预估，纵使波动起伏难免，但大致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仍会保持过去二十五年的成长速度，即每年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的成长率。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蓬勃发展，林毅夫也持正面看法。他说，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本身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又出现许多难以藉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林毅夫为台湾宜兰人，二十七岁于金门服兵役时泅泳投奔中国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攻读经济学博士，学成返回中国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游走中国学界与政界，五月底将到世银就任。
借银监会的酒杯，浇谁的块垒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何帆 Apr. 14, 2008 hefancass@gmail.com Policy Brief No. 08020 www.rcif.org.cn 据说银监会已经放松了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权限制，网上一片抨击之声，纷纷指责银监会卖国。我急忙到银监会的网站上查看个究竟。 事情的起因是，3月27日银监会27日发布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所谓的银行控股股东，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银行2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企业法人。银行控股股东可以控制银行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也有权任免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但是，这个文件中所说的银行控股股东，并非专指境外企业法人。对境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如何取得银行的控股条件，文件中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文件中也谈到，境外金融机构取得境内中资银行的控制权的条件包括：符合住所地国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技术、3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连续3年盈利等。 之所以出台这样一个意见稿，实则因为行业的发展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尽管政府规定了单一外资在中资银行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外资机构持有中国国内银行股权总额不得超过25%。但是这一限制并没有办法阻止外资获得对中资银行实质性的控股权。像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入股深发展，花旗入股广发行，都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控股地位。外资入主这两家银行，在当时并无实际可遵循的案例和规定，也给银监会的监管提出了难题。《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不过是在发现篱笆上出现了较大的缝隙之后，亡羊补牢的做法。按照这一文件，银行控股股东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防止关联机构之间的风险转移；被控股银行不得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机构发放贷款或提供其他授信；而控股股东也应在被控股银行年报中详细披露其组织架构、关联机构、公司治理、财务会计报告等事项。 对这一文件的误解是，既然提到外资拥有25%以上的股权之后可以成为控股股东，这是否意味着对外资的股权限制已经要放开？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文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要放松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股权限制的说法。以后会放宽有关持股的限制吗？也有可能，因为去年年底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透露过，银监会正在调研是否需要调整外资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从意见稿的措辞来看，似乎为以后放松持股比例埋下了伏笔，但至少至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这一变革。 网上的大部分评论其实都不是针对《征求意见稿》本身的内容，而是在激辩金融部门是否需要对外开放，外资控股中国的银行是否暗藏着搞乱中国的“惊天阴谋”。我们需要开放中国的金融部门吗？回顾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可能会对思考金融发展的战略有所启示。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诺迪克在一篇《中国的出口为何如此与众不同》中谈到，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和结构升级。中国的制造品出口种类之繁多，技术之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和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诺迪克特别谈到，中国制造业发展之所以成就不凡，是因为实施了对外开放和国内保护并重的政策，一方面，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逐步消除贸易壁垒，积极引进国外资本，另一方面，中国并不鼓励外资独资企业，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的让外资和内资企业融合起来。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服务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对外开放。 制造业相对来说更容易模仿和学习。一个企业看到竞争对手的新产品，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说白了就是拆开来重新组装，大体上就可以知道别人的产品是如何设计的。我遇到过浙江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看到别人的工厂进口了一台设备，就想去参观，无奈人家门禁甚严，最后，他翻墙头到别人的工厂里面，扒着车间的窗户向里面看，就凭着看了那台设备是什么样子的，回去之后反复摸索，居然自己也研制出了同样的设备。但是，金融行业比制造行业复杂的多。我们不可能到花旗或是高盛的“车间”里面看一眼，回来就能复制出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服务业的发展，更需要引进国外的企业，让中国的企业能够“从干中学”，在和外资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中脱颖而出。和银行业相比，中国的宾馆业对外开放要早的多，相信很多常到国外出差的人都会有感觉，中国的很多宾馆，从硬件和服务都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宾馆。但是，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引进香格里拉，可能现在中国人出差住的还只能是招待所。 当然，在开放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政府对国内的银行有更多的保护和扶植。管理层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了大头，而银行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占了大头，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始终保持着国资控股，对外资的进入控制得非常严格。我们也不否认，外资是逐利的，监管中有任何纰漏和疏忽都可能被外资趁虚而入。外资银行不是活雷锋，没有一个外资银行到中国的使命是帮助中国的金融业有更快的发展。政府需要因势利导，才能避害趋利。对外资进入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在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停留于宏观的方向性指导，而是能深入到整个流程和业务体系，不止步于“准入”或“身份”的认证，而是能随着开放的深入不断的进行动态的调整。 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保持了开放的心态。中国如饥似渴的学习域外的经验，无论这些经验是来自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甚至是韩国、新加坡，我们一概都能兼容并包。这种开放的气度才换得了今天的大国盛世。但是，越进入全球化的深水水域，越让怯懦的人意志动摇，也让无知的人无所适从。浮躁的社会风气，折射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更多的不平等和不满足。缺少了希望和凝聚力，一个民族才会忽然变得狭隘和猜忌。严肃的讨论被情绪的宣泄代替，在很多所谓的争论之中，我们看到的是杯弓蛇影和指桑骂槐：借的是银监会的酒杯，浇的是谁的块垒？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1 11:40:3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房地产即将崩盘的迹象浮出水面 房地产即将崩盘的迹象浮出水面 韩强 （一）热卖的真相：楼盘签约285次撤销285次2008。 根据“网上房地产”显示的信息，截至昨日，帖子中提及的“10大期待楼盘”共签约3237次，合同撤销1201次，撤销率达37%；7个“房价翻番楼盘”共签约5592次，合同撤销2306次，撤销率为41%。按照上述信息，17个楼盘合同撤销率平均达到39.7%。 根据楼盘所处位置，上述17个楼盘中11个为外环以外的楼盘，其共签约3571次，合同撤销1151次，撤销率为32%。而其他6个外环以内的楼盘合同撤销率则达到45%。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网上房地产”提供的信息，位于松江区的沿海丽水馨庭楼盘，截至昨日共签约285次，但合同撤销也为285次。也就是说其合同撤销率达到100％。（《热卖的真相：楼盘签约285次撤销285次2008》2008年4月11日新闻晨报） （二）国内房地产商开始自食囤房囤地恶果。 杨少锋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大部分企业在2007年都是超速扩张，因而导致绝大部分公司资金链都非常紧张。2007年前10个月是中国土地市场最疯狂的10个月，土地楼面价超越周边房价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开发商都卷入到疯狂圈地大潮中，投入了所有资金来圈地。而2008年房地产市场由于银行按揭政策、银根紧缩等政策的调整，重要特征是‘缺钱不缺地’，大肆疯狂圈地的开发商开始处于资金链吃紧的状态中。” 经历了“跑马圈地”和政府一系列宏观调控之后，曾经困扰房地产公司的“地荒”问题转为了“钱荒”。“一旦市场需求出现回落，这些后拿地开发商完全可能降低利润期望值，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市场(甚至低于“天价地”开发商的成本价格)，天价地将很可能成为这些开发商的滑铁卢之战，严重的，可能导致这些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甚至于破产。”杨少锋分析。（《国内房地产商开始自食囤房囤地恶果》2008年4月07日 00:41 中国经济周刊）
13家开发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只有2家为正，11家为负，金融街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从2006年的1.6亿元变为-8.13亿元，招商地产则从-16亿元扩大到-40亿元，北辰实业从上年的8.6亿元突变为-59亿元，金地集团2006年该数据为-15亿元，去年已是-63亿元，保利地产从-40亿元变为-94亿元。（《752亿借款逼宫13家房地产开发商》2008年4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四）46%地产公司突发债务风险 18家公司命悬一线。 地产公司基本都是负债大户，根据统计，两市105家上市地产公司平均资本负债率55.7%，其中最高的是鼎立股份(600614)，其资产负债率高达89.1%，这就相当于这家公司100块钱资产中有89块钱是从外面借来的。在记者取得数据的79家公司中，53家公司资产负债率在50%以上，而低于香港市场安全比例20%以下的只有三家公司，分别是运盛实业、ST东源和科学城，其中科学城资产负债率最低，只有5.32%。 对资产负债率，业界向来认为，地产股超过70%是非常危险的境况，而79家公司中就有19家逾越这一警戒线，包括：鼎立股份、*ST广厦(600052)、天鸿宝业(600376)、莱茵置业(000558)、苏宁环球(000718)、华发股份(600325)等等。但是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即负债中的预付账款其实带有资产性质，不带来实质性财务压力，而华发股份的预收账款翻了约一倍，因而负债率实际上并不高。 如果就具体负债数额来看，万科是当之无愧的“负债大王”，根据年报显示，2007年万科A负债合计达661亿元，这个数字是排名第二保利地产的2.36倍，保利地产2007年的负债合计为280亿元。这个数字同样堪称巨大，因为第三名天鸿宝业负债只有188亿元，整整比第二名少100亿，仅相当于第一名万科的28%。（《46%地产公司突发债务风险 18家公司命悬一线》2008年4月21日《理财周报》） （五）今年房地产业资金缺口可能超过万亿。 近日还有业内人士为全国开发商算了笔账，称由于开发惯性和囤积土地的入市，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去年央行统计的25000亿元的规模至少再增长7000亿元。但是，一是受银根紧缩影响，银行房地产贷款预计将减少2000亿元左右；二是去年10月以后房企股市融资难度大增，加上今年以来股市低迷，房企股市融资全年至少减少1000亿元；三是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约12000亿元，考虑到去年拍出的土地余下的大量出让金需要在今年交齐，这部分资金虽然没有公开数据，但估计至少也需数千亿元。因此，如果没有其他主要融资渠道的话，今年中国整个房地产业的资金缺口至少达到1万亿元。
连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承认，如今许多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紧张。不过他认为这情有可原，因为房地产企业在各地的项目大都从地方银行贷款，资金不容易跨区域调配，只有企业自有资金可以随时调整。（《今年房地产业资金缺口可能超过万亿》2008年04月18日《海证券报》） 9日，上海土地交易中心，临近拍卖时间仍只稀疏坐着几个买家。上海土地首次拍卖遇“冷”，8宗地挂牌拍卖，竟有2宗无人问津。开发商也玩起了“持币观望”。 8日，深圳位于宝安和龙岗曾多次流拍的5宗居住用地再次挂牌出让。在振业地产以两年前的价格水平拿下龙岗一地块后，另外4宗继续流拍。厦门在继上次9地块集体流拍之后进行了第二次拍卖，10地块又有4块流拍，成功交易的思明区黄金地段地块，与年前相同地块比，价格被腰斩。昆明黄金地段两地块拍卖现场竟遭遇无人出价。 “一是开发商确实没钱拿地了，即使有钱，的确也有些不敢了。”何敏称。3月底，北京昌平一地块16亿欲拍卖时，竟由两个开发商的联合体拿下，这与往日地王不可同日而语。
罢工如鸡瘟，东莞台资工厂劳资冲突频传 2008.04.27 台湾中央社
据报导，由于中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广东省东莞地区六千五百家台资企业中超过七成面临经营困难，加上今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珠三角台企劳资冲突频传，台商苦不堪言。
标题新闻 2008年4月
发件人：<jiapin_2@sina.com> 收件人： <jiapin_2@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9 13:53: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17吕加平新文章 中国中央政府该不该在不设前提下与达赖谈判？ 吕加平 2008年4月29日 一 4月25日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接触磋商，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这是自“3•14”拉萨藏独暴乱以来中国官方首次公开宣布同意与被抨击为“分裂祖国”的达赖喇嘛谈判，而在此以前中国政府一再坚持达赖必须停止在西藏的暴力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停止破坏奥运会作为谈判的三个前提条件才能进行谈判。而且，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平巴措在2003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曾特别指出：“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关闭与达赖商谈的大门。至于我们同达赖谈什么，主权问题不容谈，这是铁板钉钉的；人权问题，达赖没有资格谈。达赖主政的时候，西藏人权是个什么样子，大家清楚。要谈，就谈达赖的前途。”但是这次的官方表态却已经不明确强调这些前提就可以谈判了，这种在不设前提下去与达赖接触谈判，是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坚持藏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达赖集团作出的一次带根本性的重大妥协让步。 消息一出，“西藏流亡政府”马上表示欢迎，声称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因为唯有面对面的接触才可能让西藏问题获得解决”。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各国更是大加肯定和赞扬，正在访华的欧盟主席巴罗佐在北京表示“非常高兴”，法国总统萨科齐形容这是“重要的一步”，英国外交大臣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德国外交部“全力欢迎这一步”，日本、新加坡等也都“表示欢迎”，而美国在表示欢迎时还特别形容“这是布什总统鼓励胡锦涛主席所做的事”，也就是这是胡锦涛接受了布什的这个建议才这么去做的。然而这个消息在海外华人和中国国内却是一片哗然，批评和指责之声不断。 二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在1959年发动企图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而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失败后被叛乱头目裹挟的达赖喇嘛率众逃往印度，组织起“西藏流亡政府”，大搞藏独活动，自那时起至今，中央政府始终把他及藏独集团当作分裂国家的叛乱组织和民族敌人，予以严厉打击，从未对其作过认可和让步。而在一个多月前达赖还策划和组织了“3•14”拉萨和藏区藏独大暴乱，西方国家以此为由掀起了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和抵制北京举行奥运会的浪潮。中国当局一开始就指责达赖是拉萨暴乱的主谋，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达赖集团是这起暴乱犯罪事件幕后的策划者、煽动者”。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严厉指责达赖是“披着宗教外衣长期在国外从事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活动的政治逃亡者，这次在拉萨发生的这种暴力犯罪事件暴露了达赖集团的分裂实质。”“这次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达赖集团罪责难逃”。胡锦涛总书记在4月16日也抨击说：“这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明确表明对达赖喇嘛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之风持强烈反对的鲜明态度，并且还曾表示如果要同达赖谈判，达赖必须放弃分裂中国的西藏独立活动。 可是仅过了不到10天，中国中央政府就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准下突然同意在不设置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同达赖进行谈判，温家宝总理更是在3月30日访问泰国时就呼吁达赖施加他的影响，停止当前西藏出现的暴力活动，而这时负责民族事务的西藏高官也突然下台。这种突然发生的巨大转变是为什么呢？这样做不是等于承认了达赖和其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实体和藏独诉求了吗？在暴乱中那些被藏独凶犯们烧死打死和受伤的无辜者不是白死白伤了吗？那些被藏独暴徒打砸抢烧而破坏了的大量财产不是白损失了吗？ 对于中国政府为什么在4月25日以后会有如此大的立场转变而同意在无先决条件下与达赖进行谈判，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本人以为有多种原因，其中最现实和最紧迫的原因是，不采取如此非常之举就不能确保奥运会的绝对安全和顺利举行，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长远危害。 三 众所周知，在2007年5月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第五次“支援藏人国际大会”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及藏独集团制定了利用支持“西藏独立”来破坏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西藏运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采取能产生公众效应的行动，并使这个抗议活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潮，而在这个“西藏运动”的计划中，就包括有要在西藏制造暴乱事件的内容。到今年3月14日，达赖藏独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果然策划和制造了拉萨和藏区的藏独暴乱事件，并对境外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进行了猖獗的捣乱行动，他们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下公开抢夺火炬，企图将它砸灭踏熄，使火炬传递半途而废，使中国威信扫地，丢尽脸面，难开奥运。 然而，在所有可能破坏北京奥运会的阴谋中，最可怕、最危险、破坏力最强和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在国内发生恐怖爆炸事件了。也就是在奥运会开幕以前和举行之中的这些日子里，境内外恐怖分子图谋在北京和奥运会分赛场所在城市的奥运场馆和人口稠密区以及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制造杀伤力破坏力很大的恐怖爆炸事件。与此同时，在三个月的奥运火炬国内传递过程中，针对火炬传递队伍和欢庆人群制造包括自杀式人体炸弹和汽车炸弹在内的恐怖爆炸袭击，甚至可能在爆炸前先行对火炬手和欢庆人群进行枪击，然后趁现场混乱之机起爆炸弹实施爆炸，甚至以遥控手段进行二次爆炸袭击，从而使恐怖爆炸更具杀伤破坏力和恐怖震撼力。恐怖分子还可以采用一种高科技方式，即在微型油模机上装载数公斤强力炸药，对传递队伍、欢迎人群和奥运场馆及人口密集区实施低空遥控爆炸，从而达到破坏北京奥运会顺利进行的罪恶目的。而这种破坏北京奥运的恐怖爆炸袭击，藏独恐怖分子已经在准备着手实施了。 4月下旬，藏独武装组织“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在印度接受意大利《晚报》记者采访时说：非暴力路线让中国人有机可乘，现在是该改变斗争策略的时候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争取“西藏独立”，藏独抵抗运动可以采取自杀性暴力手段，用自杀式人体炸弹制造严重伤亡事件和恐怖效应。 四 对于藏独武装头目发出要对奥运搞自杀式炸弹爆炸的恐怖袭击的叫嚷和威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立即作出反应认为：“藏青会”的很多所作所为，包括这次次旺仁增的放言，已经暴露出了其向恐怖主义迈进的实质，如果“藏青会”物色和招募到合适的人员，使用自制爆炸物，对这样一个已经符合恐怖主义性质的极端藏独组织而言，是有可能着手实施这种恐怖活动的。其实他们公开以自杀式袭击来威胁，就已经是在企图制造恐怖效应了，而如果在没有安全检查的人口稠密场所，防范难度很大，这也给藏独恐怖分子制造自杀式爆炸带来一些机会。 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可能制造这种恐怖爆炸袭击的，是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支持背景并早在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东突疆独恐怖分子。为了配合藏独，在他们前一阵已经制造了一起意在破坏北京奥运的未遂空难事件，最近又传出他们要搞破坏奥运的自杀式爆炸事件。由此看来，次旺仁增在这个时候突然大肆公开鼓吹藏独分子要制造自杀性爆炸，除藏独分子自己要搞外，也很有可能是想以此威吓来吸引和转移中国反恐注意目标，“声东击西”地掩护疆独实施恐怖爆炸袭击。 对于这种巨大危险，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负责奥运保安的诺布尔4月25日在北京表示，北京奥运会“确实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而且反华组织也可能袭击运动员。他警告说，各国运动员和观赛者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暴力袭击奥运火炬的个人与团体很可能也不会放过奥运会本身。 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同一场合也指出，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做好防范和应对各种安全的充分准备而要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顺利举办，由此也可见防恐怖爆炸工作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五 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促使他们不仅制造了伤亡破坏惨重的藏独暴乱事件，而且还大肆干扰和捣乱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又还企图以制造恐怖爆炸袭击来破坏奥运。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捣乱和破坏奥运会作为对中国进行要挟的压力手段，迫使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达赖集团作出让步，从而使达赖藏独势力在西藏问题上获得能与中国中央政府平等对话和诉求藏独的一席合法地位，这也可以给西方国家在日后插手甚至分裂西藏创造有利条件。 西方国家这种反华行径顿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愤慨，数以万计的国外爱国华人自动挺身而出全力保卫奥运圣火安全传递，国内爱国青年纷纷起来举行反外侮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示威游行抗议活动。然而这种爱国义愤之举的后果之一恰恰又会促使西方国家加强支持藏独暴力抵制和破坏奥运的势头，同时也可能会引发国内因社会不公的一些矛盾而出现的群众性骚动，这就会给恐怖分子制造爆炸袭击提供更便利的实施机会。而在奥运会开幕前和进行中的三个多月内如果因为这个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真的发生这种群众骚动，使恐怖分子趁机制造了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只要这个口子一开，恐怖主义因此得逞而又一次大行其道，不仅必定会吓退许多参赛国和运动员，北京奥运会也就不可能安全举办和取得成功，而且中国社会从此以后也会陷于难以收拾、不得安宁的劣境之中了。 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自从藏独、疆独发出要对奥运实施恐怖爆炸的威胁以后，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和进行期间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让爆炸事件发生，同时也要劝阻住青年人因爱国热忱上街游行而可能引发其他群众性动乱而给恐怖分子可乘之机。 那么中国方面怎样才能做到这两条呢？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美国布什总统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同达赖进行无先决条件下双方谈判的建议，以给予达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有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合法地位，这样一来，由于满足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对支持藏独集团干扰和破坏奥运，以及对支持恐怖分子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就会有所收敛，达赖因其地位得到了中央政府认可也会在对奥运的捣乱破坏上有所收敛，并会与“藏青会”等掌控实权的藏独极端派区别开来。而爱国学生见到当局为防范恐怖爆炸以确保奥运安全向美国、西方和达赖作了如此重大的妥协让步，也会使他们过激的爱国热情理智起来，避免因上街游行集会而给恐怖分子有乘之机，也可以减少引发其他群众性骚动的可能性，这也就会大大减少恐怖分子搞炸弹袭击的机会和条件，公安警方就能集中警力防范和侦破爆炸事件的发生，而不会去与青年学生和骚动群众发生警民冲突而扩大事态造成混乱，从而也就能够做到确保奥运火炬在国内的安全传递和北京奥运会的安全顺利举行。 六 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并不真正希望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奥运会举行期间发生这种恐怖爆炸袭击事件，因为如果发生恐怖爆炸事件而“举一反三”使恐怖活动又大行其道的话，这对保障他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新的奥运会举办国、国际社会和国际奥委会甚至赞助商都是吃不消的。很明显的对照是，四年以后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怎么办？如果中国也用这种方式把奥运体育比赛政治化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加以抵制和破坏又会怎么样？ 可见美国和西方国家支持和鼓动藏独、疆独去搞破坏奥运和搞乱中国的恐怖爆炸袭击，其实也是在做危害自身安全的愚蠢之事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到现在已经有些下不了台了，只得请求中国政府为了彼此共同利益不要以硬相对而促发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更为不利的恐怖爆炸袭击，因此布什总统也就要求中国同达赖谈判，以缓解这种危险。既然布什和西方主要国家都亲自求上门来了，胡锦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顺水推舟给个面子、落个人情友好地答应下来呢？何况同意与达赖接触谈判只还是谈，并没有接受达赖的藏独要求和条件，这种泛泛而谈的接触和谈判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因此胡总书记和中国中央政府在可能会发生恐怖爆炸袭击的关键时刻果断决定接受布什和西方国家的要求而同意在不设前提下去与达赖接触谈判，也是在给他们一个可以退让并能够共同反恐自保的台阶。所以国人对这种能使奥运会安全举行并对整个国家安全甚至世界安全大有益处的妥协让步，不必认为这是投降卖国的大逆不道而大惊小怪、愤慨不已和上纲上线地予以斥责和怒骂。要知道，如果因为不采取如此非常之举而真的发生了恐怖爆炸事件和社会混乱局面使奥运会惨遭劫难继而引起国家大乱，这才是真正最悲惨的和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 联系地址：湖南省邵阳市东风路175号省祁剧院 邮编：422001；电话：0739—5222053 email: jiapin_2@sina.com .)
发件人："boshu Zhang" <zhangboshu@263.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1 19:41: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回复:Re: 回复:Re: 回复:张博树致 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张博树 2008年5月1日 西藏问题，关乎人权、道义，也关乎中国未来。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面对严厉新闻管制下的信息缺位和海内外汹涌的“爱国”狂潮，以清醒、理智的态度正本清源，找到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探寻它的解决途径，是吾辈的责任。于是才有此文的草成。 3月份以来，西藏与奥运搅在一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内短视的政治家沾沾自喜于煽动民族主义的小伎俩，一方面操控国内舆论，用所谓“主流民意”对抗国际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抓紧对藏区的整肃，以期平安度过奥运。殊不知，今天的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重大的危机因素。解决西藏问题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小伎俩则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国。 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尽管当权者不愿意承认，我还是要直言，这个令中共领导人头疼的问题，究其源，实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不用把历史扯得太远。从元至清西藏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是宗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学界有争议，我们可暂且搁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后的西藏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宣告结束。虽然这个协议也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昌都之役解放军重挫藏军，已经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但总的讲，协议内容是温和的，也是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可谓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1954年，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双双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分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问题暴露始于1955年。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从这一年开始加速，并迅速从内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区。这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民主改革”轰轰烈烈。激进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试图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强力打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大力推行集体化，诋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强迫上层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结果引起藏人的不满、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区武装叛乱从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军的强力“平叛”、“会剿”。数以万计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进西藏，这就为1959年的拉萨“叛乱”埋下了种子，也为这样的“叛乱”何以能够发生、乃至何以必然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线索。 后边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拉萨“平叛”胜利标志着中央政府用武力获得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绝对控制权，也标志着西藏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开始。象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是听着“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之类的歌曲、看着《农奴》这样的电影长大的，那时真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农奴”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这些宣传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62年，位列“国家领导人”的班禅喇嘛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痛陈他所看到、听到的藏人经历的种种苦难。由于班禅绝无反对共产党领导之意，而是披肝沥胆向党反映藏区真实情况，所以这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可视为那个年代描述藏民苦难状况的可靠文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关于在藏区开展“阶级斗争”：“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目标”，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往往“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许多无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国外，留下来的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实施“专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结束后，“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但事实却与此相反。除关押上层人士的监狱情况稍好外，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关于宗教民族问题：“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还俗时，“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婚”的现象发生。在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外逃1万，也还有10万，“民主改革”后仅剩7000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指没有宗教的地方）”！ 呜呼！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脸上感到发烧。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内地也有，但在西藏却具有更恶劣的性质，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放大。无论当政者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动机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这样骇人听闻的结果都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由于无知、狂妄、狂热和狂暴造成的罪恶！ 在这种情况下，10数万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吁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西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标志性问题之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更何况，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西藏自然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角力和中、苏、印、美等不同国家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博弈的一个交汇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确曾向西藏流亡人员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乃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当然可以大骂美国佬妄图“分裂中国”，居心叵测，但话说回来，如果共产党自己不在西藏干了那么多蠢事，搞得那么多藏人四处流亡，别人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或者愣往里边插一杠子呢？ 这里还没有说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来，因为它更“红”、更“左”、更极端也更暴虐，自然给西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本文就不再赘述。 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 客观地讲，中共领导人中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尽管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一直负责同班禅联系，对班禅写《七万言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过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迁就、放任班禅”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免职，除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个主要罪名外，“迁就、放任班禅”也是一条罪状。另一名被免职的中共高级官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从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发表了尖锐的意见，李维汉表现得十分冷静、坦诚，他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对严厉指出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传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镜”，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但李维汉的做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 文革结束后，西藏百废待举，民族政策、汉藏关系需要调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刚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走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万里一起飞赴西藏考察，在飞机上胡耀邦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讲“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第三，“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胡耀邦特别强调，“轻视西藏的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说白话。”最后一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争取两年内，藏族干部占到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以上这些，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此即胡耀邦为解决西藏问题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 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当时即受到藏区上下的热烈欢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开明领导人还没有能把西藏发生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检讨、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会上就强调不要算历史细账，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 这反映了胡耀邦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机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无奈。毕竟，当代西藏历史中的众多悲剧是和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和这个党推行的社会政策直接联系的，是这些政策的后果。不从根本上反思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年代西藏问题的新症候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央政府也的确向西藏投入了更多资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等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西藏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党控制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务的总格局依然如故，名为自治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可悲状况依然如故，西藏问题的核心并未真的解决，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市场经济变成权贵经济，内地如此，藏区同样如此。党专制体制和开放政策的结合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包括汉人，也包括那些在党政机构和文化机构任职的藏人。面对经商大潮中内地汉人的蜂拥而入，拉萨等地的普通藏民大有被歧视乃至被边缘化的感觉。更可怕的是无孔不入的宗教控制。从外表看，西藏的宗教生活已经恢复，国家花巨资重修、维护那些标志性的佛教建筑，寺庙里香火旺盛，再也不会发生把《大藏经》拿去沤肥的事情。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事情的表面，问题还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一面却被这种外在的、具有面具特征的东西隐瞒了、遮蔽了。对西藏问题颇有研究的独立学者王力雄曾多次深入藏区考察，他的结论是：西藏并无真正的宗教自由。一方面，政府对登记在册的寺庙宗教活动严加管理，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规定寺庙之外不许宣传宗教；另一方面，对自发的、政府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动则严格取缔，绝不能使之产生影响。在康巴藏区，距离色拉县城不远的喇容山谷有一座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已有藏汉僧众近万人，招致政府的恐慌。当局严令佛学院减小规模，规定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众只能保留400人，4000多男僧众只准保留1000人，1000多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这个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僧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政府于是自己动手，派人强拆僧众居住的房屋，2001年7月10日达到拆房高峰，一天之内拆掉房屋1700多座。“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严格控制宗教的一个更致命的结果是造成藏传佛教传承的可怕断裂。传统西藏宗教本来有一套内部制约系统，比如达赖、班禅虽有“转世”制度，但格鲁派的高僧和寺庙主持却实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实学的喇嘛竞争，获胜者才能成为葛丹寺主持，且是达赖、班禅的当然老师。这个制度几百年延续不坠，保证了藏传佛教纯正教义的代际相传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后这个延续过程被中断。80年代至今，虽然表面上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宗教的核心――通过高僧虔诚的信仰、深入的佛学钻研和教化活动启迪众生――却已经难觅踪影。执政当局对现存僧团领袖实施“逆淘汰”选拔机制，“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当局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则当作‘统战对象’，既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大开绿灯，提供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总之，“今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 正是由于上述一切，尽管西藏过去30年来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普通藏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了提高，但藏人还是不满意，藏区还是“事情”不断，西藏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且不断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今年3月份以来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这个没有中断过的演变过程的最新发展而已。 妖魔化达赖喇嘛愚蠢至极 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刻宣称这是“达赖集团”指使、操纵的结果。4月份奥运圣火传递中出现的冲突，当局又断言是“达赖集团”唆使“藏独分子”所为，目的在破坏奥运，为“西藏独立”张目。用“分裂问题”代替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当权者的统治需要，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事儿。但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达赖喇嘛头上，却体现了中共传统政治逻辑的荒谬无理，也暴露出执政者缺乏长远的战略识见和政治智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政治人物。当年达赖仓皇出逃时才24岁，半个世纪的流亡经历已经使这位藏族智者把佛门的深邃、宽宏和自由民主等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融汇在一起。早在1987年，达赖喇嘛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议”，包括“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以及“就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1988年达赖喇嘛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主张“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等等。 近年来，达赖喇嘛更是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藏区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实现途径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通过与中央政府的真诚对话、谈判解决问题。2002年以来，达赖的特使已经同北京统战部的官员举行过六次会谈，向中共执政当局详细解释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立场，但没有获得北京方面的任何回应。 中共的僵硬姿态从当政者的传统政治立场看很好理解：西藏制度安排早就“大局已定”，还有什么好谈的？认可达赖所说的“自治”将动摇党国根基，更不可能有任何松口。在这个意义上，“会谈”对中共方面只是敷衍，只是作秀，当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这种拖延却给达赖方面带来越来越大的麻烦，因为达赖喇嘛有一个如何向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体和国内信众交代的问题。 海外流亡藏人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其中激进者如近来引起人们关注的“西藏青年会”（藏青会），其政治主张就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差异甚大。这个组织成立于1970年，主要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构成，目前已有数万人规模，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藏青会最初赞成非暴力，但这些年态度发生转变。2007年这个组织召开年会时，它的领导人就表示：达赖喇嘛倡导非暴力没有错，但这么长时间没有结果，“很多人不相信了，这条路走不通”。走不通怎么办？藏青会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包括在藏区酝酿“人民起义运动”。据说已有700多藏人自愿报名，要“不惜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主张”。 达赖本人则明确表示反对任何诉诸暴力的企图和行动，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只能以“辞职”以示心迹。就在几天前，达赖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还谈到，他相信放弃追求西藏独立、争取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区人民的主流民意。对于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表明，他只能劝告藏青会不要走激进道路，但他无法下命令让藏青会闭嘴。 北京可以不完全相信达赖喇嘛的表白，因为消除长期形成的政治敌意需要时间、需要面对面的沟通；但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把对方妖魔化，把达赖说成是“藏独”的总后台，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一定要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这样做的结果，却只能把达赖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当他试图给藏人中的激进势力施加影响时），也把中共自己置于政治上的死角（一副生冷、僵硬的专制者面孔），丢弃了政治谈判中应有的回旋余地。这难道不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么？！ 当然，归根结底，是中共顽固而僵化的传统政治逻辑在作祟，在这个逻辑关系中，没有平等谈判的对手，只有你死我活的敌人；更是当政者的利益逻辑在作祟，根据这个逻辑，西藏“自治”要不得，它将对党国体制构成根本的威胁，也对一大群这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构成威胁。在这样两个逻辑面前，达赖喇嘛的被妖魔化，倒也变得容易理解了。但是，天理何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前途何在？看着近来被精心鼓噪起来的海内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浅薄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狂潮，反观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真正深入骨髓的问题，真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夜不能寐。 在宪政框架内寻求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人权问题。人权灾难仅仅是“果”，而不是“因”。不合理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造成西藏问题的总根源。 事实上，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错误，是百年社会转型中一个巨大的方向性扭曲。它不但给汉民族带来不幸，也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了不幸。如今，人们正在深入反思这段历史。过去发生了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推倒重来，但牢记历史教训、用更科学的态度面对今天、面对未来却是当今一代人的责任。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对特殊文化传统的尊重，必须落实到宪政制度层面，才能真正获得保证。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最近台湾岛上成功完成的第二轮政党轮替，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又一次彰显，同时，也再一次反衬出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很明显，大陆的共产党党专制体制容纳不了台海两岸的统一，也容纳不了西藏的真正自治。只有解构这个体制，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和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和西藏获得高度自治、汉藏人民和谐相处的时代才会到来。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始，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尝试建立民主的政权建构。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也主张“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的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组成”。达赖甚至力倡改变西藏的政教合一传统，哪怕自己成为西藏历史上的“末世达赖”。
藏人已经为实施民主制度做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做同样的准备呢？ 回到眼下，就中央政府而言，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还是有的。这个机会就是真诚地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最近北京已经表示愿意恢复接触，这就很好。即便是姿态性的，也有积极意义。大家都希望会谈产生货真价实的结果，趁达赖喇嘛健在时，建构起汉、藏民族和睦的桥梁。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则“分裂”有可能成为真的、现实的危险。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当然不希望西藏真的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历史究竟向哪个方向走，却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要看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总的说，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联合大于分裂，联合有助于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但联合必须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强扭的瓜不甜。这个简单道理同样适用于政治。 （本文作于2008年4月22～28日，北京）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Alex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bxy4966@163.com>, "jian " <jianyang168@hotmail.com>, <kxglawyer2005@126.com>, <jimli@verizon.net>, <sunnypku@gmail.com>, <zdjun@263.net>,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jack1998168@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30 23:53:5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罗隆基 《新月》论共产主义 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 作者：佚名 时间：2007-11-23 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人权运动」期间，罗隆基作为「人权论战」的主将2，不?
鍪欠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共革命。罗隆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是其人权理论体系一个重要内容，与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等内容一起统制于其人权理论体系。罗隆基提倡人权，反对党治，不仅仅局限于对国民党而言；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故也必须反对。由于中共革命的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所以，罗隆基分别在1930年3月《新月》3卷1期上撰写了〈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和在1931年7月《新月》3卷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两篇长文，其意在指正马克思主义学说诸端不足之处，目的在于否定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
一 罗隆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 罗隆基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一文，从理论上入手，对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学说提出批驳。
二 罗隆基对中国共产问题的疑虑 如果说罗隆基这篇〈论共产主义〉文章旨在从理论上寻找避免共产主义实现的突破口的话，那么他的〈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就是为解决共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法。他之所以反对中共革命，在他看来，中共革命是为了共产，「侵犯人权」，与他的人权理论不相符合。罗隆基反共产的言论间接地起到了?
竦撤垂卜拦渤瞿被叩淖饔谩?/SPAN> 三 中共方面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的声讨 罗隆基这些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反对中共革命的言论，自然也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评与反击。巧合的是，国民党政府当局说罗隆基「人言反动」、「共产嫌疑」，而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评论，也认为罗隆基是「反动」。中共中央文委成员彭康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一文中，批驳罗隆基的人权观点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又因经济的生产关系分成为阶级的社会，因此，人属于社会，便是他属于那个阶级。没有抽象的人，也就没有甚么抽象的人权。人性、人权这些抽象的名字，都是「资产阶级的幌子」。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不可调和性之产物，它的作用是某一阶级用来压迫别一阶级的工具，执行压迫阶级的命令的机关」，它的功用不在保护「人权这个抽象的东西」。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律不是保障人权，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的所有关系。法律不是保障人权，而是保障资产阶级的阶级权。」简单地说，「所谓人权这一类的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要求……是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主要口号」，罗隆基提出的「35」条人权内容，「是在现在的混合政权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想完全获得政权时的对现统治阶级的抗议和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欺骗」。「人权运动」者提出对国民私有财产的保障，当然是在替资产阶级说话。他们要求制定宪法来保障人权，只是「徒劳无功」的事。广大工农群众要的是「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权利，为要得到和维持这利益和权利，他们要更进一步的夺取政权」。「《新月》先生」与工农群众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力争人权，而后者则是要获得政权。从这一点上看，「人权运动者也是反动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原来人权运动者们也和他们所称为反动的现统治阶级是一伙的」，「人权运动应该是政权运动」，而不仅仅是「宪法运动」8。 中共中央文委负责人朱镜我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中，把「新月派的立场」概括为「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他认为，这种思想「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却只提出造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的幻想，实现的方法也只是「自觉的努力，不断的改革」。因而，自由主义在中国已完全失却了革命性，其目的只在于「给国民党中央的青年份子一个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倾向的机会」。自由主义者「虽也相对地反对现在的党国统治，然而这与张宗昌、吴佩孚等旧军阀之反对党国，在实质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异，而在作用上，却演着更深刻的反动的角色。」9 1931年11月10日，原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一文，该文代表中共对罗隆基人权理论及其「人权派」最基本的态度。瞿秋白认为，「人权运动者」从1929年起，就搭出了「反对政府派」的架子，但他们反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原因，「是为着国民党不会反共，是为着国民党反共还不彻底，是为着国民党快要不能够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人权派」表面上的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并不是反对甚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罗隆基因此而被捕过，胡适也受过国民党政府的「警诫」。瞿秋白指责罗隆基的所谓人权，最主要的用处是在消灭共产，罗隆基及其「人权派」只不过是「热闹的反革命大竞赛」中的一面新鲜旗帜而已。瞿秋白还批驳了罗隆基「共祸」蔓延是国民党联俄容共的结果的说法，指斥孙文把民生主义说成共产主义，「这正是孙文的老奸巨猾」，这两「主义」之间「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瞿秋 白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冒充着模仿俄国，这只是他们利用民众羡慕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得到解放的心理，所以抢着说，我们国民党也学俄国办法，这是他们欺骗民众的方法，而共产党绝对不主张以党治国。「苏维埃政府是劳动人民选举出来的，绝对没有党的机关指定政府的事；至于罗隆基说国民党帮助共产党的实际工作，更是不实之词。」「共产党的党员，在俄国不但没有任何的特权，而且多负很多的义务。」「多加一重党给他的责任」，每一个党员都为着全人类的利益而工作，无产阶级是为着全人类的利益而斗争。相反，国民党的党员，「在中国却是老爷，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资本家? ...... 显然，瞿秋白这种对罗隆基及其「人权派」的评价，受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激情有余客观不足，失之片面和武断！但他这个定性结论，却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成为左右对罗隆基人权理论评价的权威结论。 四 如何看待罗隆基的反共立场
罗隆基上述两篇质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文章，其逻辑路径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落脚点在于反对中国共产党
革命，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其要旨则在于向国民党兜售其人权理论主张，故在他〈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中，给人以条陈的色彩。我们应如何看待罗隆基这一立场？
任何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都是取决于他的立场。由于罗隆基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与共产主义理论不同，所以他的立场不同，治国的主张也不一。罗隆基留学英美，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影响，形成了他一整套关于人权理论的政治主张，这使他看问题总站在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立场上，这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在政治上反对党治、独裁，主?
欧ㄖ危炊杂酶锩侄谓饩鲋泄侍猓Ｍ煤推健⒏牧嫉姆椒ɡ词迪肿约旱恼卫硐耄敌信访朗降?/SPAN>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共则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打倒帝国主义和?饨?势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罗隆基赞同保存私有制度，要求人民拥有财政管理权，国家收支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用渐进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经济的进步；而中共则主张土地革命，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思想上，罗隆基反对思想专制，崇尚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并把其视为做人和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用他的话来讲，即言论的本身是「绝对不受法律的限制」；而中共则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
文化，来否定超阶级的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毫无疑问，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两者本性不一，政见各异，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罗隆基从自己的人权理论立场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持有异议，这是其思想逻辑的必然。
注释 1 此文是笔者博士论文《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部分。 现在好不代表永远好 Friday 现在好不代表永远好。所以，身为主管要好好用心地对待每一个人，因为你不晓得何时会与他有交集，毕竟地球是圆的。我靠在我的大办公桌，端着热奶茶，看着办公室外头的夜景。 川流不息的车灯，让我想起我的 BMW — 在我失业的第3个月卖掉的爱驹。是的，我也曾失业过数月，即使我现位列年薪 7 位数的外商高阶主管。 在我寻觅新枝而四处面试时，遇到不少鲜事，其中一位态度甚差的人资主管，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她首先让我等了近 30分，姿态颇高，面谈时也不太看人，肢体语言轻率，其间接了 6 次手机，每次大概讲了至少 2 分钟，包括朋友家人，”会带 XX 菜回家”云云，丝毫不觉不妥。 最后，她告诉我：「你的履历很完整，(看着履历表)，阿!你是 xx 座的，这种人工作认真，你有工作狂的倾向吧。」 我一直记得这个”怪怪”的 interview。 而今天就像连续剧情节般，我面试到她。 一进来，我就认出她来。我更好奇将她履历看的更仔细些，在余光中我察觉到她似乎也对我有印象。事实上，她的履历稳定度不高，每个工作平均约1.5年，现在也是处于待业状态。我问她离职原因，回答是个人因素。我告诉她，这个职务英文须听说写流利，她点头说知道。 〈我注意到她履历表上写着英文流利。 Good!，我说「因你并无任何外商履历，以下我们皆以英文面谈。」 她脸上掠过一丝不安...... 让我讶异的是，所有对话几乎是答非所问，且回答不超过3句。 如: Could you tell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career’and“job”? I all like them. Excuse me? Oh! It 's ok ! Excuse me? Oh! It 's ok ! 她越来越焦虑，我也是人，虽然涌起几分复仇的快感，但很快被悲哀取代。 台语俗谚说得好：摇摆没有落魄得久，拢是相遇得到的。 我很快结束了面试，而她在起身时，还因撞到差点跌倒，几乎”狼狈”地走出my office. 我突然想起很多人们，那些也曾遭受”庄孝维般的面试”故事，真的，不少待业中的网友们能力只缺伯乐；也不少人只是尸位素餐而已。人生很像海浪，时高时低，涨潮时固然身价水涨船高；退潮时也刚好检视许久不见的抬下斑驳。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失业危险，每个人也都有他的潜力与运气。 谢谢老天爷上了我一课，仅此与大家分享。
一杯鲜奶 思考 一个穷苦学生，为了付学费，挨家挨户地推销货品。 到了晚上，发现自己的肚子很饿，而口袋里只剩下一个小钱。 然而当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打开门时，他却失去了勇气。 他没敢讨饭，却只要求一杯水喝。 女孩看出来他饥饿的样子，于是给他端出一大杯鲜奶来。 他不慌不忙地将它喝下。而且问说，『应付多少钱？』 而她的答复却是：「你不欠我一分钱。母亲告诉我们，不要为善事要求回报。」 于是他说：「那么我只有由衷地谢谢了」 当郝武德‧凯礼离开时，不但觉得自己的身体强壮了不少，而且对天主与对人的信心也增强了起来。他原来已经陷入绝境，准备放弃一切的。 数年后，那个年轻女孩病情危急。当地医生都已束手无策。 家人终于将她送进大都市，以便请专家来检查她罕见的病情。他们请到了郝武德‧凯礼医生来诊断。当他听说，病人是某某城的人时，他的眼中充满了奇特的光辉。他立刻穿上医生服装，走向医院大厅，进了她的病房。医生一眼就认出了她。他立刻回到诊断室，并且下定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她的性命。从那天起，他特别观察她的病情。 经过一次漫长的奋斗之后，终于让她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最后，批价室将出院的账单送到医生手中，请他签字。医生看了账单一眼，然后在账单边缘上写了几个字，就将账单转送到她的病房里。她不敢打开账单，因为她确定，需要她一辈子才能还清这笔医药费。但最后她还是打开看了，而且账单边缘上的一些东西，特别引起她的注目。 她看到了这么一句话：「一杯鲜奶已足以付清全部的医药费！」 签署人：郝武德‧凯礼医生。 眼中泛滥着泪水，她心中高兴地祈祷着：「天主啊！感谢您，感谢您的慈爱，藉由众人的心和手，不断地在传播着。」 （如今你可从两件事中，任选一件：
1.你可将它传扬出去或传播一些积极的信息, 2.或者你根本不去理会它，就像你无动于衷一样。） 爱国行动还是民主行动？ ——五四运动八十九周年祭 朱明来 近几年，五一长假淹没了五四，今年五一长假取消，五四再次浮出，值网上为抵制家乐福争论不休，有感而发。 奥运火炬在法国受阻，网上抵制家乐福与理性爱国两大观点针尖对麦芒，热闹非凡，大有盖过思想解放的讨论。这时主流媒体出来表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乍一听好象务实平和，细一想，怎么与历史上某些反民主论调一脉相承、藕断丝连。 3．18惨案，12．9运动，爱国学生游行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卖国政府、御用文人攻击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该关心的”， 直至武力镇压，结果日寇侵华，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学生再也做不好自己的事情，只有拿枪抗日。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广大学生和民众群情激愤，上街示威游行，政府说，“把爱国行动贯彻在做好本职工作”，不久，2001年4月1日，中国战机被撞机毁人亡。 现在，西方反华势力纵容藏独，破坏奥运火炬接力，主流媒体又新瓶装旧酒，“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窃担心，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又不知会发生什么不测事件。 其实，抵制家乐福和呼吁理性爱国只是爱国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法国纵容藏独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没有政府支持，民众自发抵制家乐福，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爱国行动；学者呼吁理性爱国也“理有可论”，一言不合老拳相向，是性格不成熟，别人（国）只是一个不够友好的姿态或暗中操纵但尚未明目张胆撕破脸皮，国家也没到生死存亡阶段，就歇斯底里、大打出手则是政治不成熟、爱国欠理性。但别人（国）对自己（祖国）不够友好，难道听之任之？冷静不等于冷淡，理性不等于没血性、不作为，否则敌对势力反认为你软弱可欺。 但究其质，无论是抵制还是反对抵制，都是民主行动。在现代民主社会，无论在朝在野，为公为私，均可过问国政，关心时事，参与行动，是公民应有的基本民主权力。商业抵制是一种民主权力，反抵制同样也是一种民主权力。抵制和反抵制，都是公民之间的意见分歧，一般情况下上不了“爱国”和“卖国”的高度。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论（以下称“做论”），逻辑上虽然没有反对抵制家乐福，但感情倾向却十分突出，表面上是要人脚踏实地，从自身做起；实际是要人“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国家瓦上霜”。这与现代民主意识格格不入，是十足的反民主意识。 几千年的封建文明，铸就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政治个性，实则与世界大势相背离。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世界潮流即民主政治。它既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奋斗目标，也是近现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以后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其他政治团体，都是将民主的大旗举得高高以之吸引号召民众。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关键突出五四运动的民主精神。 前几年五一长假，淹没了五四，也淹没了五四的民主精神。表现在当今就是将抵制家乐福和反对抵制家乐福这样的民主行动拔高为爱国行动，要么无知要么别有用心。 反对民众的民主行动，其反面依据是“口实论”和“利用论”。“口实论”担心民众的民主行动会给反华势力留下口实，“利用论”担心群众的民主行动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引起社会动乱失控。 事实上，不是民众的爱国行动给西方留下口实，而是我们的民主欠缺给西方留下口实（西方反华多发轫于此，西方制裁中国既有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有民主价值观念追求）；不是民众的民主行动被动乱分子利用（不要总以自己的弱智来度量中国民众的明达），恰恰是当权者的不作为和对民主的打压，使西方反华势力看清了中国某些当权者欺软怕硬的反民主本质而被其利用绑架。我们总是担心自己的民主行动被人利用而失控，为何民主国家就没有如此担心？有人说中国没有民主实践和民主基础，但你总不开启民主实践，民众怎么构建民主基础？总怕孩子摔倒了，不让他自己跑，结果他可能永远不会跑。 不愿开启民主实践实质是害怕失去炙手可热的特权垄断，民众自发起来进行爱国民主的行动，主流媒体不好明反对又不愿失去话语权，只得老调重谈“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爱国”。细细切分一下，当今哪些阶层会赞同“做好自己的事情并非最好的爱国”论调？ 首先是汉奸买办，因为汉奸买办与帝国主义、外商是利益共同体，他们最怕抵制洋货，那会断其财路——汉奸买办一向与外敌相勾结，所以他们反对抵制洋货尤其强烈。其次是贪官污吏，他们最爱用“做论”来诱导群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害怕人民起来爱国更怕群众民主监督，因为城门失火祸及池鱼，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腐，诱导公民只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有时公民就是只做好自己的事情也会危及其贪腐。郴州市桂阳县公安局副局长赵德忠“做好自己的事情”——侦查反贪案件，危及个人财产近7千万的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曾锦春，竟被曾利用职权双规，对贪官来说，“做论”最好完善成“做好自己的家务事才是最好的爱国”，否则，贪官也会随时有现形的可能。俗话说，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外部侵略是因为内部软弱，内部软弱是因为自身贪腐，自身贪腐是因为缺乏民主监督。爱国的外火蔓延极容易演化成反贪的内火，反腐的潮流必然会激发民主意识的爆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就是五四运动乃至一切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强音。 更多的是平庸政客，他们最爱用“做论”误导群众。一怕出事影响自身前程，二怕草根英杰起来“越位”做出成绩抢其风头显其无能。他们总是说国家大事甚至单位大事是领导们考虑的，不是你等小民应该考虑的，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问题是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在其位的，不善谋其政，甚至尸位素餐不谋其政甚或破坏其政。宪法既然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有游行、结社的自由，民众到家乐福门前宣示爱国姿态又有何不可？为何华侨在国外举着红旗游行保护火炬是爱国行动，而国内民众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这岂不是只许华侨国外游行，不许民众国内爱国的强盗逻辑？总推说民民智未开，不便推行民主体制，当民众民主意识觉醒自觉行使民主权力时，又要群众甘做小民，做好本职工作，这便是我们某些平庸领导的双重标准和矛盾逻辑！ 现行干部，多为干部子女或技术官僚，干部子女多承祖上福荫，既未经先辈的战争洗礼，又少在基层锻炼（即便挂职锻炼也是镀金作秀），少知民间疾苦，多半乘坐直升飞机（不是已经出现80后的厅级干部吗？）；技术官僚多为业务精英，不一定是政治精英，却往往是政治侏儒，怯弱平庸。为何现行领导多平庸？关键是现在官员非民选，考试虽比世袭和任命好，但考试难选出高素质官员，状元会考试，历史上有几个状元政绩突出？民选的官员不一定是好官，但民选的官员绝非庸官？ 还有一部分看客。坚持“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可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数千年前的曹刿尚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商人弦高以牛犒师，拯救祖国，二十一世纪的公民，却抱残守缺，坚持“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只能是自我作践甘当奴才。伟人曾说：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我的一个教师朋友，就是这样一个有强烈民主意识的公民，为回报母校，造福桑梓，曾孤身进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办公室，向其面呈创意建议，获得武汉大学主要领导赏赉，并欲破格录之读研，还主动赴其家乡考察，未想到地方政府出尔反尔，食言怠慢武大一行，致使好事变坏，读研泡汤，某些官民却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攻击该老师不务正业”，与“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真可谓殊途同归。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是一种管理学思想，绝不能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现代民主政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公民参与公众事务是其应有权利，正如这次的抵制行动和反抵制活动，都是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希望通过这次抵制活动，人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民主。但中国的民主实践，从来是步履维艰，本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不小心就被贴上辱骂友邦或制造动乱的标签，杜重远先生曾经因为《闲话皇帝》，而被国民政府逮捕，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度被当局镇压，结果民众只好对之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但愿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
昔日的五一长假增加了旅游收入，却放掉了五四精神；如今五一长假取消，五四节日重新复出，希望复出的不仅是节日，更重要的是五四的民主精神。
发件人："雨 阎" <newsyanyu@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wfba818@wfbaworld.com>, <tmyanning@126.com>, <luerzhang@163.com>, <liaowangzhe1@126.com>, <pulaom@163.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9 23:33: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广州模式”必然是明日黄花 两篇小文,供批判,并请雅正. 文祈 阎雨 敬上 华夏一统的文化力 阎雨 北京大学人本管理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大学廖凯原楼3层328室 （100871） EL: 82628969 13001078788 scholaryanyu@126.com 一、 什么是历史前行的推力，是人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除了尚存的几处遗迹任人凭吊外，早己荡然无存。后世建立的政体或文明与他们已经毫无关联。古印度文明，因雅利安人的入侵，出现史前文明上的文化断层。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形成影响深远的印度文化圈（全盛时几乎大半个亚洲，后世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但诸多学术传承不够完整。至于国体的传承，更是支离破碎，除了短暂的大范围统一（如孔雀王朝），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以至于后来，印度学者为了了解本国的文化学术及政体必须要到周边诸国历史记载上寻找。再加上伊斯兰文化的长期统治，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国体上，传承上的完整性无从谈起。 中国是人类所有文明古国中，自起源始，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文化与国体完整传承，世界的唯一国度。中国文化，在完整传承过程中，不断自我发展完善，形成强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涵盖东亚、东南亚（如越南）广袤的中国文化圈。在国体上，中国经历风云变幻无数，甚至几近亡国，但屡次的有惊无险，把外来势力与文化消融，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文脉不断，总是能把外力消入无形，融于无声，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有学者所说的文化力。 文化力是同政治力、经济力相对应提出的一个专用概念，是指一种持续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力是软实力，比起军事、资源、经济等硬实力看似柔弱如水，而关键非常之期即可凝水结成冰，坚硬如铁。 二、
“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因子。“和合文化”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与社会和谐,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强调“天人共存、人我共存”，以宽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扬着丰富的天道与人间和谐融洽观念，对于消解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冲突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不同的看待和处理，使其结果永远只有两个：生存发展和衰退消亡。丧失生命力者衰退消亡，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藏品文存；适合社会需求，迎合社会发展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者生存发展。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被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故步自封，拒绝进步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自然只能裹足不前，不前就是倒退，就是落伍，如同逆水行舟。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国途悲壮和命途多舛？“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举世无双，以前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往往是批判，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到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了，查找原因，查到了文化上，认为是文化在作祟，于是文化就成了替罪羊，从新文化运动到破四旧，中国文化都成了“吃人的文化”，文字简化不够，甚至还要中国文字的拉丁化，灭掉中国文字。这都是我们认识的偏差。 四、 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打通社会文化的理性,世界民族文化的理性,才能够拥有文化的资源,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是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历来重视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营养。要着眼于中华文化的长远发展，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积极同世界各种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华文化不仅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而且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 要创新当下的文化，大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创新，文化就难以传承，更难以繁荣发展。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时代变革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的进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文化的现代化。 文明的发现和文化的拓展对我们民族同样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台海危机的关键问题是台湾本土人民的认同感差。文化的复兴，能唤起我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依感，促发我们的民族自信，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以华夏民族为荣，我们的台海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一个认知的意义在于恢复了民族自信，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动力、框架、路线。有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谐社会才真正成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末。 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五、 新经济表现为人才经济、注意力经济和创造力经济这样三个形态，而这三种形态的经济所共通的地方，在于给人或物，以及人的活动增添魅力，而能够增添这种魅力的就是文化力。文化要有生命力，必须要与现实社会结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文化才能发扬光大，文化不能关在书房里高，而应该在社会中流转应用，要与整治结合、经济结合、生活结合。 文化产业化就是比较好的方式，既保留了文化的精髓又增添了文化的活力，还能让文化成为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源，可谓一举多的。文化产业必须有学术的支持，北大为此专门成立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基地同时也设在了北大，为此北京大学为文化产业的研究设立多个课题并取得取得一定成绩。
就是在前天的3月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合作，联合举办了“中国首届黄河文化产业发展论坛”，我是论坛的具体负责人。4月6日我们和山东省政府在国务院新闻版新闻发布厅联合启动了黄河文化传播工程，全面推进黄河文化产业战略。 六、 下边我谈点管理文化。我是研究管理学的，我们教管理的，研究管理的所用的理论、方法、工具和模型全部是西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高校所有的管理体系都是从西方泊来的，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学。在学校和社会上讲管理的课程，我经常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型在中国不实用，不解决企业的现实问题。中国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矛盾却越来越多，影响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强，其表现在：劳资矛盾加大，企业文化缺失，管理模式机械，资源消耗严重，发展环保对立，核心竞争力疲软，组织生态恶化……这一切都说明西方的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中国企业的发展，再不能把西方的管理当成灵丹妙药了，中国的管理必须另寻出路。 为什么科学十足的西方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呐？西方管理的政治背景是民主宪政的，讲究的是自由、平等，而中国的政治是中央集权，讲究的一统和权威。西方管理的经济基础是一元制的市场经济，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中国的经济是城乡二元经济，推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经济特色模式。西方管理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文化，信奉上帝万能，而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杂合文化，不信上帝存在，信奉权力万能。作为实践的社会科学必须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上，社会核心元素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所以西方的管理不可能在中国长久成功。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农耕文明的代表，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天然地排斥贸易和流通，而追求稳定和小富即安。中国很重视家庭，因为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小农经济，同时还是消费单位，衣食住行都有家庭提供，所以中国有家国天下之说，也就说家庭稳定了，社会和国家也就平安无虞，治家齐国平天下嘛！ 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也要求人民安分守己，各尽本分，并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加以维护这种关系和状态。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用于管理有先天的不足。所以中国既没有管理学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那么我们有建立自己管理学文化基础吗？ 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涵盖一切的功能并最终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间发展，实践性越来越弱，逐步行而上为心学，而管理却要求行而下，要求身体力行；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抽象，很难量化，这也有悖于管理上精确和具体；要创立中国自己管理学需要通识现代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中国管理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国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的学科，这样的人才我们还不具备。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兵家以及各种形式的百家都是强调经验型的农耕文化的一个角度，缺乏实证和科学性，均难以担当企业管理的重责。但中国的管理学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寻找出路，其原因是我们别无选择。而今西方管理理论开始逐步显示出“人本化”的倾向，无论是所谓的“管理人”思想，还是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而诞生的种种管理方法，都呈现了西方管理思想向人本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其理论实质在于，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去展开一切管理活动。这一趋向与东方人本管理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是实现了向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这将是中国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学者认为将人看作是主体人，提出了管理主体是人，并明确“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观点，并以此作为管理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石。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就是一位致力于从中国深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现代管理思想的人。“我们生长的东方，并不是一个管理思想贫瘠的土地。身处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底蕴和丰富历史内涵国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该考虑如何一方面开掘我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时，体现东方文化的特点，进而形成整合东西方思想的新的管理文化。”苏东水教授说。 21世纪管理学的发展主题将是科学主义理性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管理的深化，其中社会学方法论以及人类社会存在客观性的关注无疑成为管理学的巨大推动力，从泰罗制到文化管理，管理学就在这种理性管理中不断震荡发展，其深层内因反映了经济学理性和社会学非理性两种观念的对立，中国非理性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重视自我修养和内心世界的平衡，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和社会稳定，强调情感，潜意识和感觉，追求人人为社会做贡献的价值关系，行为准则。 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优势。
（2008年4月6日 中国新郑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论文）
“广州模式”必然是明日黄花 ——沿海地区企业倒闭罪责不在《劳动法 》 阎雨 一、 中国的经济而今成为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的《新闻周刊》曾这样写道：“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展成果，这几年政府的宣传非常高调，中央电视台放的两个片子————《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洋洋自得。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国际背景，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国际产品周期产业链条转移、比较优势和经济全球化。 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以美国为例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发现，美国经济发达、技术先进，人均收入高，但劳动成本也高，其既有产品创新的强烈动机，同时也面临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一特点就决定了美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在本国进行创新而在国际化生产。但究竟何时在国内生产、何时出口以及何时何地国外生产，这就决定于产品的周期。 他将产品周期从该产品进入市场时起划分为三个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1966年他提出了国际产品周期理论。他认为，产品成长阶段，由于产品的国内需求弹性很低，企业在此阶段的定位是国内创新、国内生产和对外出口； 进入成熟产品阶段后，随着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有了某些标准化的因素，而此时模仿者（潜在的竞争对手）也开始出现。当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高于进口市场的预期平均生产成本时，美国企业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后，企业优先考虑的是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和产品换代，原产品的成本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考虑的唯一因素。因而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选择成本最低的地点，使企业的战略性调整转向其它国家。 中国继“亚洲四小龙”后正好迎合了这样一个时期，于是，各类资源成本低廉，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充沛的中国自然而然就成了发达国家的加工厂。第二，比较优势。在工业经济时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国与跟进国往往呈现交替追赶的态过程，这一过程中，跟进国可以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发挥比较优势，而创造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赶超。 中国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中国有比较优势。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廉价高效的劳动力、低廉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比较优势就意味着中国在某些环节上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链条的价值，价值链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价值活动，一部分是差额，参与到产业价值的活动中获得差额。这是一个动因。 第三，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两个要件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现在基本上很难说哪一个银行就是哪个国家的银行，因为各类国际背景金融机构和组织相互参股，互联网更是延伸到了全球的大部分角落和社区，而今这两个要件都具备了，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成本大大降低，经济全球化本质就是要求生产要素自由配置和资源由低效率区向高效率区流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被配在低端的加工链条中，所以中国成了世界的制造中心。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经济奇迹之道——经济的基本规律。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链条，这里面有必然的规律。当然这三个动因并不只对于中国，当然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这样的机遇，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因素，都与之擦肩而过，中国紧扼住了历史的机遇。 中国为什么会抓住？因为中国“文革”结束了，这是一个历史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840年就开始了，为什么？中国就被迫开始面向工业化。虽然我们工业化程度比较低，但是也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培养大量的技术工人。我们为什么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非洲人民没有把握住呢？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二、 2007年我们曾经在股市市场创造过世界经济的奇迹，去年沪深两市加上中国香港超过日本，市面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8月份中国铝业市值超过全球最大的两家铝业公司的总合；8月份深圳万科市值超过美国最大的四家房地产公司市值的总合；去年10月16号，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大公司里面中国占四个，跟美国一样。当时全民振奋，全民炒股，这个奇迹不过很快就灰飞烟灭了，我们股市半年内从6140点狂跌到3500多点，最低到3114点。 以中石油为例，上市当天涨到48块多，昨天收盘是17.7元，最低的是16.19元。 泡沫毕竟是泡沫，制造不等于创造。 我们经济的发展还是没有摆脱我们是通过消耗自然资源来获得发展，我们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造成全球资源紧张，现在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中国在世界上买什么东西什么贵，卖什么东西什么便宜。在这种模式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肯定不持续。2006年我国的GDP占全球GDP的5.5%，但我们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48%，玻璃的33%，化肥的30%。同时，我们能源利用效率低，中国火电煤耗每千瓦时379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67克，冶钢煤耗（吨）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高95千克。电解铝电耗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高980千瓦时，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一倍以上。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20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 2006年，英国《独立报》记者查理斯•沃克在报道中称：中国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整个欧洲排放的还要多。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经济背景，中国制造已经过时了。
邱吉尔有句名言：“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这个制造业重地最近几年却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而在国际市场上，随着人民币升值和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珠三角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又受到严峻挑战。 中国的产品向其他地方转移，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大家看一看，现在很多工厂搬走了，包括中国民族产业的工厂搬到东南亚去了。为什么？劳动力更便宜，政策资源更充沛，资源的成本更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是国际产品周期转移的链条。以广州为代表的粗放型经济结构已必然成为明日黄花， 珠三角危机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那就是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面临的危机就不单纯是生产危机，而是生存危机。很多人把企业的倒闭归咎于新出台的《劳动法》，认为人力成本的增加逼走逼破了制造加工型企业，这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原来那种血汗工厂，靠简单的剥削劳动力，把劳动力看成低成本的资源，而不是变成资本的话，那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新的《劳动法》不出台怎么证明我们经济的发展，如何让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 立法目的，在进一步保障员工利益的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地区的梯级转移和企业的优胜劣汰。中国在第二个链条和第三个链条之间必然要面临选择，就是中国由制造毅然的走向创造。在这种情况下，探讨广州的发展模式特别有价值，广州的模式也是一种必然，必然由消耗型的生产走向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模式肯定要由广州制造到广州创造，广州创造我们准备好了吗？ 创造的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会越来越高，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成本增加。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企业提高品牌意识、加大研发投入，也需要地方政府升级产业配套，更关键的人力观念的转变！ 三、 当前世界发展，全球经济呈现两大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使各国经济高度融合的同时，竞争也就更加激烈；二是工业经济正在向知识经济转变。无论是国际产品周期的推动，还是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出现，都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以劳动力为载体的人力资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它是由投资产生可以获利的资本，它是凝结在人身上的人力，与载体不可分离。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提出：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属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第三，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上述特点一无所知，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热门非常的“激励”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我的回答，都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然。 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缺陷是收益长期以存在平均化形式单一、收益较低和凝固化的严重缺陷。此缺陷造成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背离和人力资本价格与人力资本实际价值的背离。其后果是：一方面对人力资本评价的扭曲使人力资本价格不能作为生产中的价格信号引导人力资本的投资与配置，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配制；另一方面否认了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贡献，抑制了经营者和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导致人力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制约企业了的发展。 从资源角度理解人力，人力被视为成本，因此“节能降耗”成了企业主首要考虑的问题。从资本的角度考虑，人力是一种可实现较大的增值的资本，在人力上的花费就自然而就成了投资行为 。这样就是经济之术，微观层面解决的是技术。借势取道，术业专攻才是经国治世之本！ 其实，对中国真正最危险的还不是发展模式，而是改革阻力——中国现在正在生成利益条块儿化的利益集团。改革的结果两个出路，一个是现代政治文明下的民主法制体制，这是众望所归，但是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我们面临权贵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出现端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权贵资本主义都行同虚设，因为他们的利益获得与经济的发展模式无关，而只与分配模式有关，这是最可怕的。 （2008年3月29日在广州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儒学是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石 阎雨 2008年4月 很荣幸受邀参加中国民族企业软实力打造专家论坛，虽然子贡学院地处楚天大地偏僻一隅，但今天到来者皆鸿学大儒，我是带着惶恐之心来聆听教诲的。子贡是儒商的鼻祖，但近现代商业管理和经营的研究首先发轫于西方，他们建立了与经济学分门别类的商学院。管理学是从经济学中划出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侧重研究和关注人在经济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学发源、成长、成熟于西方，其经济基础是工业大生产，其思想基础是古典经济，现代经济学，其文化基础是西方哲学与基督教文明。 中国的管理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并在中国推广和普及，中国的管理学者几乎很少有原创性的著作与理论，绝大部分都在注解西学经典和观念，所以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大师。这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体制及企业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有关，没有这样的基础，建立一门学科可谓天方夜谈，这怪不得学者们，但他们的确也没有去独立思考，特别是主动放弃了探索一门学科建立的思想基础。一句话，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学，既缺乏经济基础，也没有社会和政治基础，但我们有文化基础，深厚精博！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管理学被认为是完全的西学，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管理体系几乎全盘西化。管理学的全盘西化的结果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建立了管理体系（思想、方法、评估、控制），这是管理学科学性的一面，作为一门学科，它是跨国界、跨文化、跨经济的，具有普遍性，缺点是劳资、政企、、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企业与消费者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对立，同时企业周期却越来越短。这是管理艺术性的一面，管理必须为实践服务，实践不畅的重要原因是国情不同、文化不同、经济间等量关系不同，比如一个数据模型必须建立等量关系正确、采集数据基本真实在两个前提之上，而中国这两点与西方的模型无法匹配。因此，西方管理思想和模式并不是中国企业的灵丹妙药和万能钥匙。
对此，中国学者与企业家都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管理之路。有些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他们的理由是管理学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中国既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也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管理学。这一观点看似有理，实则不然。管理学研究的核心是组织，组织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组织存在是因为有目标，目标实现的唯一手段就是管理，
从这一点看，任何国家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管理体系，中国更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管理学。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文化，儒家能否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文化？这个我们有自信，关键是如何提炼和怎样提炼。现在中国的一些尝试都是失败的，比如中国式管理，古典式管理等，失败原因往往是他们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缺乏兼容并包的精神，把管理学搞成了心学与玄学，甚至是厚黑学。现在我们正在组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研究所，希望在座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能融入进来，让我们共同求索。 （2008 -1-18在中国民族企业打造软实力专家论坛上的发言）
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2.5倍 林毅夫 2008年5月1日 将在月底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总裁的中国学者林毅夫预测，以日本过去经济发展经验分析与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再加上中国人口是美国五倍，到二零三零年，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将为美国的二点五倍。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繁体中文版五月号，今天刊登中国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所撰「中国独特的新经济现象」专文。尽管全球物价上涨伴随通货紧缩日益严重，但林毅夫在文章中表示，中国经济从一九九八至两年前仍维持百分之七点八的成长率，可见现有的经济理论与模式，难以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说，以经验法则分析，并观察预期寿命、卫生条件，以及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思格尔系数」等指针数据分析，中国当前经济规模与一九六零年代的日本相似，而日本历经近三十年发展，一九八八年人均收入追上美国。 他表示，参酌日本前例，再加上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可望达到美国的一半，且中国人口为美国五倍，届时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二点五倍，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分析往后十年至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林毅夫也乐观预估，纵使波动起伏难免，但大致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仍会保持过去二十五年的成长速度，即每年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的成长率。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蓬勃发展，林毅夫也持正面看法。他说，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本身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又出现许多难以藉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林毅夫为台湾宜兰人，二十七岁于金门服兵役时泅泳投奔中国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攻读经济学博士，学成返回中国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游走中国学界与政界，五月底将到世银就任。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创立于一九二二年，由「美国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发行。创刊八十余年，许多著名的管理趋势大师，如彼得杜拉克、麦克波特、大前研一等，常以该刊物为媒介，发表创见性文章。
对抗高物价 东莞想发红包给市民 中共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在物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他受到澳门的启发，想要发给东莞市民「临时生活补贴」。 金融危机削弱对手 三中国银行跻身世界前四大 (巴黎三十日法新电) 波士顿顾问公司今天公布一项研究说，由于西方国家银行市值遭遇全球金融危机而减少，至二零零七年底为止，三家中国银行的公司市值跻身世界四大银行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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