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广州的民间学者党爱民和余治国等先生发来重要文章，这些观点和理论刚刚在中国出现，很多被传统观念视为天方夜谈的事情正在被国人接受，但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争夺是很激烈的，下面选出的这些文章分别代表了这些群体的观点。] 中国可将10%的国民产值用来搞大锅饭 中国经济得的是一种严重的“荷兰病”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4月29日 目录 左大培：《中国的外资已经太多了----中国要回购家乐福！》 党爱民：《中国可将10%的国民产值用来搞大锅饭》 余治国：《户籍制度与高涨的房价是社会严重不公平的根源》 余治国：《中国经济得的是一种严重的“荷兰病”》 党爱民：《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 》 党爱民：《妥善化解人民币升值难题》 赵岩：《中国应该给公民退税 》 康新贵：《对中国目前剥削程度的断定》 胡星斗：尽快废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杨帆：《中国崛起的10个阶段》 愤青：《一句话就把老美给憋回去了》 马立诚、雷颐：《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 bQpQYmfo：《看到题就傻眼：美国中学生作业难倒中国老爸》 古德曼：《爱国主义如是说----爱国主义“名言”集萃》 韦森：《改革只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政府----中国经济忧思》 刘军宁：《民主政治造就恭谦的政治家》 老包：《驳北大、清华两位法学家----许霆案：陈兴良、张明楷讲的是歪理而不是法理》 求是客：《改革不停车，我们怎么办？----评《争锋》兼答大人先生们（之一) 》 求是客：《城头变幻大王旗：析王占阳先生的宏论 ——评《争锋》兼答大人先生们（之二） 》 巴今：《当心后人对你拉屎拉尿》 报道：《青岛市在东部打造天逸海湾国际度假城》 中华网：《大陆富豪赴台房产考察团中的贵夫人》 心灵：《中石化将在四川彭洲建80万吨乙烯工程》 ------------------------------------------------------------------------------------------------------------------------------
中国的外资已经太多了 ----中国不是抵不抵制“家乐福”的问题， 而是要以自己的外汇资金回购家乐福的商场！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8年4月30日 草根民主論壇
中国的消费者买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还要让家乐福之类的外国老板在中间扒一层皮，捞一笔转手费。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太傻！可是，就有一批中国的官员前赴后继地为外国老板争利益，以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和手段帮助外资企业在中国抢占市场。在今日之中国，遍地都是家乐福的分店。这大多是官员们“招商引资”的“政绩”，是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所结下的“累累硕果”。这种做法是对中国好，还是在败坏中国，脑筋正常的中国人连这么一点常识都计算不过来吗？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8 22:09:0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三篇文章 中国可将10%的国民产值用来搞大锅饭 ----大锅饭降低科技创新风险，促进科技创新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4/28 dammos0192@sina.com 美国发钱了，新加坡发钱了，香港发钱了，澳门也发钱了。发钱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络绎不绝，激烈地撩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为了全民发钱，我已经呼吁了整整8年，上海政协委员邢普先生在澳门决定发钱以后，再次呼吁每人发1000元。然而，对于邢普的发钱提议，那些专家和经营门，拍拍脑袋就说是“大锅饭抬头”、“要走回头路”，他们不屑一顾。还有的人说什么，200年前就有人说过了。200年前的思想就不能重提了吗？他们奉为圭臬的亚当斯密不也是200多年前的嘛？本文论述大锅饭的必然性及大锅饭的好处，尤其是大锅饭对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 1、大锅饭的多少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 考察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大锅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丰盛的历史。古时候，生产力不发达，但人死了以后，村里的乡亲们无论如何也要挖个坑把他埋掉。这里，一个坟墓是起码的大锅饭。到了后来，人死了以后要用棺材，即使有些人家很穷，买不起棺材，但乡亲们也要搞一张草席，这里，一张草席就是大锅饭。记得在80年代刚开放的时候，你到饭店里去吃饭，米饭要按重量买，你给几两饭的钱，人家就给你几两饭，一点也不会多。到后来，出现这样一些饭店，你只需付菜钱，白饭随便吃。这里白饭就是大锅饭。现在，有些饭店不仅白饭可以随便吃，还提供大锅汤，汤也随便喝。大锅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盛，是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发展的必然产物。 现在一提到大锅饭，有少数人就深恶痛绝，立即会联系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短缺年代。但是，时代进步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锅饭的有无和多少恰恰反应了一个社会的进步。在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很流行大锅饭，他们的大锅饭非常丰盛，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大锅饭。 2、公有企业应该提供大锅饭。
我们有大量的国营企业，控制这国民经济的命脉，从法律上来说，它们是属于我们全体公民所有的。它们本来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份质量很好的大锅饭。 记得著名左派网友老田说“右派是活雷锋”，说虽然大多数右派根本没有享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任何实惠，但他们却拼命支持新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其实，现在看来，大多数左派也是“活雷锋”，他们鼎力支持“国有企业”，可是，他们没有从“国有企业”里捞到半点好处——如果谁捞到好处了，一定是非法捞到的。 国有企业何去何从？我认为，国有企业的任务仍然是提供大锅饭。这个想法，我认为左派网友是能够同意的，而右派网友会反对，他们会认为必然丧失效率。 其实，我们并不能把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划等号。比方说，大锅饭仅提供大米白饭，菜可以自己选，根据各人的收入决定，有钱的可以吃鱼吃肉，没钱的吃罗卜咸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锅饭里除了白饭，还可以有个红烧肉，有个三鲜汤，有钱的人可以吃燕窝鱼翅，没钱的人多吃两片红烧肉也可以，差别仍然是有的。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吃的东西大家就不关心了，富人吃什么穷人也吃什么。“国王上山滑雪带着滑雪板，平民带着滑雪板上山滑雪”。哪里不同呢？看谁打扮的漂亮，看谁的诗写的好，看谁的歌唱的好，仍然会有差别。 只要有差别，就会有激励，就不会损失效率。相反，如果把国有资产全部私有化给少数个人，或者像现在这样被官僚权贵霸占，仍然不会得到右派期望的“效率”。私有化给少数人的结果和现在被官僚霸占着，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 为什么财产被少数人占有就没有效率呢？我以前介绍过一个“早泄”的仿生模型。道理很简单，少数人的欲望满足了，就会停止供应他们掌握的要素，导致资源闲置。有些人还是不理解这个模型，说是资本家会不断赚钱。可是，老百姓不会生产钱，老百姓的钱总有赚干净的时候吧，钱赚完了资源人要闲置下来。 我们的国有企业，可以从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开始，如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在此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逐步扩大公共产品的范围，如住房、家电等。不分红也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是假的，和私有的基本没有区别。 ３、大锅饭有利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一件高风险的投资，科技创新必然对应着大量的失败，对应着大量的风险投入。如果一个人一定要以创新成功的收益来弥补创新的成本，那么，就很少有人敢去冒这个风险。今天，我们之所以缺乏创新，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制度没有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一切以成败论英雄。即使专业的科研单位，虽然养着一帮吃穿不愁的科研人员，但他们仍然面临着评定职称、加工资、计算发表论文数量等一系列约束。 中国的教育，其本意是想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科技精英。但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模式一个科技精英也培养不出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教育扼杀了人的爱好、扼杀了人的自由思维。美国为什么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人家教育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让有志于科技研究的学生沿着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发展。在美国，大多数学生是混混，是笨蛋，对学习不感兴趣，毕业以后只能成为普通劳动者。但是，在１万个学生中，就有那么１－２个学生与众不同，他们照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发展，结果成功了。 为什么一定要尊重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呢？因为科学研究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如果对自己研究领域没有极大的爱好和兴趣，为了出名、为了赚钱去研究，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就算有些人为了出名或赚钱，从事一项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兴趣，他的投入热情程度也会降低。与之相反，如果本身就对这项研究有兴趣、有爱好，那么，令常人痛苦不堪的研究就会变成一件极其轻松愉快的事情，就能够持续下去，就能够投入足够的热情去从事这项工作。持之以恒，取得成果的机会就会很大。 就拿现在的小孩上学来说吧。虽然我明白个人爱好及兴趣对科研创新的重要性，但我不能鼓励我的小孩去充分发挥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凭借爱好和兴趣去发展，虽然出成果的概率变大了，但那仍然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一旦不出成果，就会没饭吃，就无法就业。反之，按部就班，积极应试，将来考个公务员，或者做个官，端上金饭碗，享受“公有制”，虽然也不容易，但比起科技创新来，风险要低很多。就算当不了官，无法享受“公有制”的好处，也能给资本家打工，可以混一碗饭吃。但是，如果社会能够提供一份适当的大锅饭，我就会鼓励小孩创新，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与兴趣。因为有了大锅饭，创新的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即使创新不成功，也有饭吃，也不会饿死。 如果从现在开始，20岁以下的上亿青少年儿童，都能够有大锅饭的生活保障，然后让他们依个人兴趣自由发展，如果出成果的概率是万分之一，也会有１万个人出成果，如果出重大科技成果的概率是１亿分之一，也会有１个人拿到诺贝尔奖。美国3亿人口，拿了几百个诺贝尔奖。由此看来，自由发展出大成果的概率是很高的。如果是千万分之一，那么，中国就会有10个诺贝尔奖！如果是百万分之一，就会有出100个诺贝尔奖！100个诺贝尔奖给人类带来的贡献，远远远远大于几亿人吃大锅饭的投入。这个买卖是很划算的。 总之，如果一个人三餐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整天想着出来成果以后拿奖金、提职称、加工资，我看这个人是没有前途的。大锅饭，能让所以有志于科技创新的人无后顾之忧，大幅降低了科技创新的风险。只有全社会承担创新的风险，才能促进科技创新，才会有机会享受到科技创新的成果。 4、目前可以拿出10-15%的国民产值搞大锅饭。
2007年的GDP近25万亿元，如果拿出10%来搞大锅饭，就会有2.5万亿，平均摊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2000元。这笔钱首先应该从财政超收的部分中提出，不足部分由央行印钞票，直接发给国民。关于按人发钱的好处，我已经讲过太多了，本文按下不表。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9 10:02:0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投稿（中国经济得的是一种严重的“荷兰病”，户籍制度与高涨的房价是社会严重不公平的根源） 户籍制度与高涨的房价是社会严重不公平的根源 余治国 2008年4月28日 这段时间，对于新劳动法，无论是经济学界，抑或企业界，还是普通平民，均是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关于此问题，笔者也曾接受过华盛顿某媒体的专家采访，在此即不赘言。不过笔者关注到，大众媒体或舆论居然持这样一种绝对荒谬的观点：如果人们失业并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工资降低将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于是失业迅速消失。如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失业则不会消失。因此，如果最低工资与福利标准提高，则失业率提高。
实际上，这种观点犯了一个巨大的逻辑错误——即合成谬误。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对于国际贸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削减工资，由于导致所生产商品价格下降，销售将量将增加，因此生产这一商品的就业就要增加。但是，如果所有的工资都削减，所有的价格都下降，所有的货币工资收入也都减少，需求随之和成本一样减少，那就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还会有动机增加雇用工人的数量。这也正是，百年前老福特提高工人工资，反而促使企业迅猛成长的关键原因。
一般来说，能够与媒体接触频繁的，往往是那些权势富裕阶层或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网之人。这种信息的通畅交流与感情上的频繁沟通，正是一种特权的来源。那些底层的贫民、工人往往难以选出代表和领导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因此，对于贫民来说，能够为大众媒体提供资金的正是那些富裕阶层和有广泛交际网的人，于是，媒体不再能够成为贫民的喉舌，更不会寻求满足普通平民的利益。这种缺乏广泛代表性的声音也为资源分配和收入上的极端不公平“贡献”了力量。 与此类似的是，政府与那些权势富裕阶层以及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网之人的关系亦然。按理说，政府是一个代理机构，是全体民众从事社会管理的代理人。可是，当利益集团可以影响政府之时，劣势群体自然地接受了这些劣势之后，这将造成“多者更多，少者更少”的正反馈效应，于是这种优劣态势不仅会继续保持，甚至会逐渐拉大。这种有害的代理机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如各种权利、舆论上的不平等。代理不平等成为制度恶化的主导原因。这种不平等的社会隐含契约，导致社会权力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的严重不公，进一步导致分配的严重不公。这也就是说，健康、教育等社会福利和个人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分配。如，中国农村的基层教育在最近的30年还经历了一种朝向精英主义的激烈倒退。 此时，大多数政府官员、企业家等社会中上层对普通平民在内心将抱以轻蔑之态，自命不凡。如现在的许多大众媒体，无论平面或电视电影，都暗含着这样的隐喻：上流社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和令人向往的；底层社会的一切都是落后和鄙陋的。这意味着，普通平民及其后代将被排斥于流入社会上层的通路之外，劣势群体只能逐渐麻木地屈服于自身的恶劣处境，于是，穷人们对这种社会状态产生的共同意识将进一步强化社会阶层分化的既定态势。穷人无权利、无资源的处境将被社会化、制度化并合法化。 众所周知，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将会导致犯罪和暴力，如广东地区的砍脚党、湖南帮、四川帮等地下社会组织，以及东北的黑社会等。这是因为，那些自认在现存社会状态下将永远贫穷的非理性地追求自利之人，那些身困底层对不平等极敏感的贫民，当预期到从事社会上合法活动获得的收入很少时，会从事高风险的犯罪甚至是颠覆社会正常秩序的活动。实际上，当社会价值观过分宣扬社会上流的生活模式与价值观时，可社会结构固化之时，大规模的反社会活动的频繁发生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这种社会不公平的根源究竟何在呢？ 早在1956年，经济学家蒂布特（Tibout）就已建立起蒂布特模型。该定理主要是与税收与公共服务的政府财政问题有关。该定理指出，人们在各自辖区之间充分的流动能力，可以使得各个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从而使得各个地方地方为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而充分竞争，从而提高政府效率。因为，当公共服务和税收的组合令居住者感到不满时，他们即用脚投票，选择到令他们满意之处去。在均衡状态下，人们基于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而分布在不同的社区。每个人都得到其所向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可能再通过流动来改善境况，否则人们就会搬迁走。因此，这一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效率均衡，不再需要有实现效率的政府措施。 当然，这个模型和其他经济学模型一样，需要一定的条件，如：各区域政府活动不产生外部性；社区间的溢出可能导致无效率；人们是完全流动的，每个人都可以毫无代价地搬迁到其公共服务最适合于他的辖区；一个人的就业所在地对其居住地没有任何限制，也不会影响他的收入；人们对于每个地区的公共服务状况和其他情况都了如指掌；存在足够的不同社区，每个人都能找到满足其公共服务所需要的地区；社区具有排他性法规；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不变等。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该国家的政府结构是联邦制度，即国家行政机关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构成，这些政府负责提供公共品，并拥有相当程度的决策权。 蒂布特模型提供了我们思考这种解决社会不公平的一个思路。因为，政府权力的分散化与各个次级政府之间的充分竞争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品。因此，当我们把政府-全体民众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中的政府为全体民众提供的代理行使权力服务看成是一种公共服务或公共品时，蒂布特模型就让我们得出解决前文所述代理机制缺陷的一个重要方法。 该模型的前提条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人们完全流动，搬迁成本很低；就业无限制，收入无影响。当达到这么几个基本的条件后，同时满足政府权力分散化的条件，各地方政府之间将形成充分的竞争关系，因为普通民众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来源，没有人做基础，企业的前进与发展是一种妄想，而企业与民众的收入更是各地政府地方税收的来源，更是官员政绩的基础，于是社会将不会再是民求官，而是官求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代理制度导致的社会严重不公平将不复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顺畅，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可是，首先，中国的户籍制度（全世界唯有中国与印度这两大落后大国有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各地人的流动性，以至有人笑曰，“中国人非居于中国，而为暂居于中国也”。进而，户籍制度又导致了很多高收入行业的就业限制，从而影响收入，比如一地之基层地方公务员迁移到另一地则会不会在当地得到一样的工作职位。其次，高涨的房价使得人们的搬迁极高，又大大限制了流动性。由此可见，户籍制度与高涨之房价乃是社会严重不公平的万恶之源。 与劳动力相对应的资本要素反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倒使得为争取资本流入，各地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对于资本来说充分竞争的环境。这更加剧了政府代理机制恶化的状况。 由此可见，如果户籍制度无法废除，同时住房相对普通平民之收入依然高如天价，那么，在这种人的流动被束缚而资本充分流动的状况下，社会不公平将被逐代复制传递，群体分化现象严重，那些根植于社会深层结构的不平等，如政府立法，土地使用，市场管理等，不但无法消除，反而日趋严重。 与此同时，地区差距更将拉大。这是因为，在全国绝大多数许多落后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山东、陕西、甘肃、内蒙、吉林、广西、贵州、云南、新疆、苏北、粤北、闽西等地，脑力人才和体力人才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大部分有能力的人因为考上大学而流失掉；健康年轻人则成为民工；留下来的人主要是老弱病残。脑力人才中的绝大多数在高昂的房价下被压得抬不起头，成为“新兴”的马克思笔下的被剥削者；而绝大多数的民工则在为城市建设或血汗工厂的艰苦而乏味的体力劳动中度过美好年华；由于户籍制度与房产价格的原因，他们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一旦老病伤残，则不得不返回落后地区，让落后地区变成垃圾收容站。（笔者在此不得不罗嗦一句，中西部内地城市的老龄化现象比沿海城市要严重得多。） 于是，这种阶层与地区差距的恶性循环无法遏止，使得社会阶层流动停滞，财富分配固化，地区隔阂加重，国家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社会严重不公平的状态将持续到整个社会系统无法支撑、国家分裂的彻底崩溃之时。当然，那时，只会是所有人都不愿见到的“千里无人烟，白骨盈于野”之社会革命。从历史来看也是这样：凡是现代资本主义最不成功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就会最为盛行。笔者但愿，今日之中国不会再次陷入推倒重来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二次革命。
余治国: 出生年月：1978年3月, 性别：男, 籍贯：安徽芜湖, 职称：讲师, 电话：0553-5660135, 13855526706, E-mail：yuweiyuwei@sjtu.org ,
中国经济得的是一种严重的“荷兰病” 余治国 2008年4月28日 某“经济学家”说，“本国的食品和能源要是不够的话就从世界其它地方进口”。殊不知，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强调的所谓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在完全理性、完全信息、无交易成本、无知识转移成本与路径依赖条件下的静态比较分析。其他前提条件姑且不论，只要一个条件就可以将这位所谓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击成粉齑——这个命题乃建立在石油价格低廉这一不确定假设的基础之上。其背后的分析范式更是落后时代几十年，乃拾人几十年前之牙慧。无怪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周业安谴责道，“科斯固然伟大，但如果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始终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理论上，又如何令人信服地顶着‘经济学家’的光环呢？看看国内已经出版的那些制度经济学的教材，我实在汗颜，所谓无知者无畏，大致如此。”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靠破坏环境；二靠人海战术，即出口导向的大规模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这种经济带来长达10余年的高额外汇储备（详见www.dajun.com.cn/zouhfyu）。同时，由于长期采用固定汇率制（目前调整为有浮动的管理型汇率制）导致人民币低估，这使得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一些国际投机资本（Hot Money）涌入。 虚增的GDP让国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似乎中国一夜之间崛起为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为增长而增长乃是癌细胞的生存之道。这种高度的甚至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率不过是一种经济癌症。 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结果国内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被称之为“荷兰病”。 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获得的金银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这也是一种荷兰病（详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生活中的博弈论》之“帝国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在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和墨西哥也都产生过类似情况。 1982年，W.M.Corden和J.Peter Neary 给出了“荷兰病”的经济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可分为3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如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服务业以及受到保护而不受进口产品竞争影响的行业等。一切可贸易部门生产的能够用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均是可贸易品，可贸易品的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一切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的非可贸易品则是那些在国内生产而不是用于出口的商品。非贸易品的价格由国内市场的供需条件决定。 在分析“荷兰病”之前，首先要明确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概念。名义汇率就是现实中的货币兑换比率。实际汇率是名义汇率用两国价格水平调整后的汇率，即外国商品与本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反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Pt为可贸易品国际价格水平，Pn为非贸易品国内价格水平。 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当来自较高的出口收入的外汇充盈，产生了外汇剩余。除非中央银行试图将官方汇率维持在原来水平上，否则这一外汇供给的增加将导致货币升值。其次，来自自然资源出口激增的更高收入，也将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额外的收入产生了对经济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更多的要求。当这一需求影响到更多的进口商品时，便会有外汇流出而无通胀，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不受单一国家需求的影响。但非贸易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升。由于非贸易品供给有限，较多的需求会导致更高的非贸易品价格，即国内通胀。这造成实际汇率升值，由此使得其他商品的出口竞争力降低，从而盈利减少。非贸易品价格上升将导致实际汇率下降，即本币升值。 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国内的通胀超过世界通胀，则造成出口利润下降。工资和国内原材料的价格比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得更快，当然这和实际汇率升值是一样的。不过当名义汇率升值时，效果亦然。此时，出口利润降低，出口方生产的出口商品减少。由此减少了出口产业的收入和就业。出口激增的自然资源产业部分的资本与劳动力在出口激增放缓之后很难回流到其他部门。这是因为，制造业中的资产与技术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不可能在一夜间就全面建设成功。结果在出口激增的最后阶段，工资下降，工人们不大愿意回到报酬更低的工作岗位。于是出口激增还导致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性转变或移民迁移。 当代经济学承认，荷兰病可能适用于所有任何形式的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国际资本投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中国依靠大量涌入外资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经济过程，其本质就是“荷兰病”。其中，海量的廉价劳动力与环境破坏的机会成本即相当于经典模型中的自然资源。 从去年年初开始的“民工荒”即标志着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到，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消耗殆尽。早有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30岁，按照这个趋势，数十年后，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将超过40岁。 另一个因素是环境。异常气候的增加，灾害的不断，水资源的严重不足，这些问题愈发严峻。就拿水资源来说，喜马拉雅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中国的主要水源——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此。如果冰川消融的势头得不到遏制，10年后中国全境将可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去年的无锡蓝藻事件与今年遍及南方的大雪灾，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已到了彻底崩溃的临界点。恰恰造成严重污染与生态问题的罪魁元首——中国成了“世界车间”（不是“世界工厂”，工厂与车间有质的差别，这里暂不详谈）。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1）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与教育的困顿，（2）普通平民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日趋下滑，（3）普通平民家庭要为未来未雨绸缪而储蓄，这些因素使得国内需求极为微弱（见“科学时报”12月31日文章，利润极大化与滞胀）。同时，外向型经济使得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并受制于国外需求与他国经济形势。比如最近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造成对需求减弱，比如像海外的市场利润占总利润1/3的知名家电企业美的电器就极易陷入困境之中，至于那些中小企业将更是如此。 当然“荷兰病”并非不可救药，经济学家对荷兰病的研究表明，在在外汇剧增、经济一片繁荣之时，如果国家将这充足的盈余投资于教育、医疗以及科技研发等有效项目上，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或者推动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将会避免“荷兰病”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持续10余年的繁荣之中，中国的政府、企业与民众早都深深沉醉于盛世欢歌之中（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还沉浸于这种盛世情怀之中），谁还去理会就在不远将来的危险。尽管少数有先见之明的有识之士早已预警，但却毫无作用，无法扭转经济演变的趋势。于是，政府、企业与大众都产生了依赖过去成功经验的惯性，改革发生停滞。反过来，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却更为恶化了经济的病症。这种正反馈机制使得经济系统的疾病不断加重直到最后爆发。 于是乎，当一切矛盾都集中于荷兰病病发之日时，中国经济将病来如山倒。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大量增长，外资抽逃日趋严重，通货膨胀飞腾，价格体系崩塌，生态环境崩溃，社会冲突愈加频繁，这时的中国将成为全球工业的垃圾场与经济废墟。 19世纪德国首相俾斯麦说过，“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但愿，我们能从别人及前人的历史中领悟到其中的道理，不要让我的文章一语成谶。
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 Social Dividend based on Overproduction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Aimin Dang (Guangzhou Qiuxin Economics Institute) [内容摘要] 目前，各国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但其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本文认为，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通过货币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充分拓展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还可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s distribute money to the citizens worldwide, but the sources of fund are still limited. This paper thinks, the social dividend with overproduction as the material basis can not only fully expand the fund source for social dividend, but thoroughly resolv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over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through monetary system reforms, to gradually realiz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关键词] 社会分红，生产过剩，货币制度改革，社会主义 [Keyword] Social dividend, overproduction, monetary system reform, socialism [JEL code] P11，P21，E58 1．前言 2008年1月，中国上海市的一名政协委员邢普先生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研究向全国每人发1000元以抵御物价上涨。这份提案被媒体报道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几乎全国各大报纸及网站都报道了此事，同时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成了2008年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 早在2004年，中国就有学者（党爱民等，2004)提出了“按人发钱”的改革建议,这也就是本文第三节要进一步论述的内容。中国学者崔之元（2006）依照Meade（1938a，1938b，1993）的理论提出了设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构想。还有学者（蔡恒进，2008）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这几位学者是中国最早提出这类改革建议的人，因此，一些媒体专门采访了他们。 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GDP为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3万亿，比上年增长30%，占GDP的比例为20.8%。有学者 指出，如果加上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财政收入会达到9万亿，约占全部国民产出的36%(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本文引述他在一次媒体访谈中的发言。。2008年一月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CPI是7.1%，其中有5.9%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有0.9%由住房价格上涨引起，只有0.3%是由其他商品引起的。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2005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0.8%。因此，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写入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内容，并提出要致力于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针对邢普的提案，一部分评论指出，按人发钱的建议初听起来有点离奇，但细想一下还是好的，是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最直接办法。支持者还援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等地的事例为证。不过，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建议根本不可行，他们认为采取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或减税的办法更好。 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发钱。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发钱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支持发钱的人还认为，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他们还认为，公共产品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 2．发钱的理论基础及具体事例 目前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究其理论基础，不外乎以下两种。第一个理论是基于财政收入或财政盈余，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西方发达国家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可以看成是发钱的一种。另外，如果财政收入有盈余，还可以通过减税或直接发钱，让社会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钱的做法大概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2007年新加坡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将分两次在2008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本国居民，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香港政府于2008年2月27日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封面特地选了温暖的橙色。在财政盈余取得超预期的1156亿港元时，香港政府向全体市民发钱合计超过1500亿港元，其宗旨是“藏富于民、支持弱势、促进长远发展”，具体用于减税、补贴、基建、医疗等。 3月1日，香港财政官员在解释其思路时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他认为公共财政首先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分配与社会目标，以人为本，“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于2001年对1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地域振兴券”。 第二个理论基础是Meade(1938a,1938b,1993) 提出的“社会分红”，它的来源并不仅仅是税收，还包括公有企业的利润和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在Meade看来，社会分红是公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来源，而且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分红是全体公民都有，且一样多，与失业无关。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1978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能从政府那里收到一张支票，它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田贮备的收入。 英国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 据崔之元（2006）介绍，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欧洲推动社会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喜欢把社会分红叫做“基本收入”。 中国仍然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属于全民所有。然而，这些资产的收益权一直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国民(中国的国有企业从2007年起，根据行业的不同，上缴5-10%的利润给中央财政)。 我们知道，一项产权的价值，是和它的收益密切相关的。没有收益权的产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假的。 3. 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 3.1 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来源 本文要论述的社会分红，其资金来源与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两项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资金来源不仅包括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这项社会分红的设想着眼于生产过剩的现实，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 众所周知，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生产过剩。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生产过剩的情形可以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产能过剩；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可以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等生产要素的过剩。目前三种过剩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过剩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因此，本文仍然将他们泛称为生产过剩(虽然中国目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导致CPI偏高，但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绝大多数工业制造品仍然面临需求不足)。 3.2 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 当纸币与金属脱钩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信用货币。只要市场交换关系存在一天，纸币就会流通一天，政府根本不需要赎回，也没有能力赎回。这就是说，纸币体系演化到今天，几乎可以脱离政府而独立运转。虽然政府应该像维护社会稳定一样维护纸币体系的信用，但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无限赎回的方式来维护。有些政权垮台以后，它发行的纸币仍然在流通。新政权建立以后，一般仍要用新的纸币兑换旧的纸币，纸币体系仍然得以延续。 货币名目观认为，纸币的信用基础并不在其介质本身，而在于使用它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与好处。我们知道，纸币的使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节省储藏费用和折旧费用，这是它在社会商品化交换关系中涌现出来的初级功能，而促进分工、提高劳动效率，是它涌现出来的更高级的功能。纸币的信用，是在市场交换这个高级层次上的一种从无到有的涌现。社会分工越专业、越深化，则越有必要进行交换，于是纸币的信用基础就越牢固。也就是说，纸币的信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强化。同时，纸币体系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形成良性反馈。因此，本文认为，真正维持纸币信用的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仅仅限于黄金、外汇储备以及政府持有的资产。一个社会拥有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它的财富产出能力也越高，于是，它的货币的信用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纸币的信用，就完全摆脱了固有的、狭隘的以政府信用为保障的观念，极大地拓宽了货币的信用基础。目前实际的货币体系，也正是依据这个非常宽大的信用基础而运行。换句话说，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信用，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庞大的货币体系。 3.3 现行货币制度的两难 目前的纸币，是由国家垄断发行的。纸币的增加，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增加，这一点与金属货币的发行截然不同。金属货币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任何机构或个人负债的增加。 在现代企业惯用的“成本加利润”的定价原则下，如果企业要实现全部利润，必然要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应，这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持续增长。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描述，就是生产剩余价值与实现剩余价值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压低工资为生产剩余价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低工资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使得剩余价值无法顺利实现。 以负债的形式发行纸币，这种制度安排虽然有效地约束了政府可能滥发纸币、聚敛财富的行为，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两难命题：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府负债增加，反之，如果政府不能持续大规模负债，必然阻碍经济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批评政府垄断印钞的制度，认为它会加剧经济波动：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市场不需要货币，但政府大量供应货币，聚敛财富，造成通货膨胀；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市场需要货币，政府却要赚钱，消极供应货币。 政府一方面垄断着印钞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愿使财政赤字无限膨胀，政府为了分散风险，避免信用过度集中，普遍选择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制度。如果贷款给企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互相竞争，一部分企业赚另一部分企业的钱，部分企业的盈利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企业的亏损。亏损企业破产倒闭以后，就形成了银行坏账。如果贷款给家庭，这些贷款绝大多数通过消费转化成企业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家庭的债务负担，同时也形成商业银行坏账或隐性坏账。我们经常听到的“房奴”、“卡奴”这类词语，就反应了这个社会现实。家庭债务的持续增长是以资产泡沫的持续膨胀为前提的，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则债务链条断裂，就会爆发危机。Kotz（2007）较早前预言，以扩大家庭债务负担的方式维持资本主义运行的办法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似乎验证了这个预言。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追求对外贸易顺差，也就是把国内的过剩产品卖到国外，换来外汇。这个办法虽然有效地解决了货币的来源问题，同时也克服了给国内企业或个人贷款带来的诸多缺点，但却损失了巨额的实物财富，同时也把债务负担转嫁到了国外。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给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增加了债务负担（如“次贷危机”的爆发），而中国却损失了实物财富，导致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污染加重，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赢家。 国内贷款导致银行坏账，加重家庭和企业债务负担；贸易输出导致财富流失，还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和谐。由此可见，尽管纸币本身是极其廉价的一种货币，但它背后的社会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3.4货币制度改革的构想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创造这样一种货币，它既像纸币一样廉价，又像金属货币一样没有任何负债方，没有任何社会代价。这需要货币制度的彻底改革。 前面已经提及，货币体系演化到今天，纸币的信用是由全体国民、以全社会的生产力为基础通过市场机制共同维护的。因此，全体国民自然而然就应当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力。既然政府不能、且不愿为经济发展而负债，那么，就应当把这项权力归还给社会、归还给人民。我们不可能鼓励政府以其掌握的货币发行权来聚敛社会财富，从而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货币来源的问题。要实现这个愿望，就迫切需要改革货币制度。 在货币配给制下，中央银行是代替国民发行货币。因此，发行货币并不增加中央银行的债务。货币制度的这种改革，使得货币的债务关系由政府对公众的负债转化为公众对公众的负债。由于全体国民的负债额都相等，且不必偿还，也没有道德上的瑕疵，于是便可以看作没有负债——如同金属货币一样。发行一种如同金属货币一样没有负债方的纸币，便可以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彻底打破政府负债的桎梏，克服现行货币制度的缺陷，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货币配给制的实施，使得宏观经济这个非平衡的系统演化成了一个“货币耗散系统”：由全体国民不断地、公平地“生产”货币，企业以利润的形式不断吸收货币，同时释放过剩产能，这些被吸收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资料显示，全世界的货币中只有3-5%参与实物及劳务的交易，其余部分都滞留在虚拟经济中。 凡一切过剩，都可以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有过剩的要素，就不要说我们没有钱，就不须为没钱而愁眉苦脸；只要我们有过剩的要素，就可以印钱，只要平均分发，体现公平原则，就没有道德瑕疵。 3.5货币配给制的优点 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或曰货币配给制），是一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财富分配制度，它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具有很多优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既为生产过剩找到了出路，同时也为社会分红找到了更加宽广的资金来源。这项制度是依据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发钱的数量，可以充分消化社会上已有的生产能力，解决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生产过剩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解决了生产过剩，就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高，社会分红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成份也就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基本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大家减少劳动，则生产过剩少，分红也少，于是工资占全部收入的比重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反之，如果大家都积极劳动，则生产过剩多，分红也多，于是工资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下降，大家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享受闲暇上。 8、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不仅可以包含公有企业的剩余，还可以包含私有企业的剩余。这项措施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收益权落实到国民身上，而且还可以让私人企业的剩余温和地转化为社会财富，被全社会共享。对于私有企业而言，虽然它的所有权掌握在私人手里，但部分收益权已经转移到全体国民手中，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私有企业的私有性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 9、改善国际贸易秩序。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可以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于是，国际贸易的目的就会转化为互惠互利，而不是输出生产过剩、转嫁危机。 4.结论 建立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不仅能够使得公有企业的收益权落实到每个公民的身上，而且可以弱化私有企业的私有性质，使得一切社会剩余全部转化为社会福利，从而彻底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货币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克服了现行货币体系的诸多弊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障碍，从而有利于尽早实现社会主义。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掌握了极其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却苦于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财富分配制度，于是，生产过剩与贫穷匮乏结伴而生。更重要的是，财富分配制度的落后，反过来限制了财富的创造。 “按人发钱”观点已经被中国人熟知，网络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表示坚决支持，有少数人激烈反对和嘲笑，但这些反对意见仅仅是出于直觉，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不过，支持者认为，虽然目前看不到有任何缺陷，但也不排除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对于新思想保持谨慎态度是应该的，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我们对此理论进行大胆试验的借口。中国可以用此方法扩大内需，美国可以用此方法减轻家庭债务。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种货币，而且是按人头发放，则离全球社会主义就不远了。
妥善化解人民币升值难题 党爱民 2008年4月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美两国经济带来了“双输”的局面，在美国一方爆发了债务危机，在中国一方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本文认为传统手段几乎无法有效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本文建议使用增加工人工资及“通胀加补贴”两项措施，妥善化解人民币升值难题。 关键字：通货膨胀 人民币升值 物价上涨 1．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调控措施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暴发后，为了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危机，美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下猛药，手段之多令世人目不暇接。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立即给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大量注资，接着又不断降息，到后来又提出为个人和小企业提供退税，支持扩大消费和投资，通过了总额14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美国时间3月18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再度下调75个基点至2.25%。这一调整与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一致。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美联储连续第6次降息。美联储在声明中暗示，未来仍有降息空间。 3月19日，美国联邦住屋企业督察局( 简称OFHEO)又表示，放宽对抵押贷款金融服务业巨头房利美和房贷美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的资本储备要求——从30%降至20%，并允许其可立即向抵押贷款证券市场注入总计高达2000亿美元的资金。 与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政府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困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的物价上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了应付流动性过剩，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至今共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15.5%，同时也使用了加息的措施，2007年6次加息使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提高到目前的4.14%。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于2008年4月10日升破7元大关。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调控措施，起因于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美国担心经济衰退，中国担心经济过热；美国流动性不足，中国流动性过剩。 2．困境的根源 出现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经济状况，其根源与中美两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有直接关系。从美国那边来看，就是美元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导致美国流动性不足，加剧美国家庭债务负担，最后引发“次贷危机”；从中国这边来看，美元符号滚滚而来，实物财富滔滔而去，不仅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同时还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中美贸易的这种状况，没有赢家，这是一种“双输”的结局。 为什么一个人GDP只有2700多美元的国家，要把自己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换来哪些账面上的资产呢？当中国人举国上下期盼小康的时候，或许我们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小康拱手送给了外国人。 从经济理论上来讲，我们在对外贸易上严重地受到重商主义理论的误导，错误地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把国际贸易的目的由互惠互利转化成了赚取美元。从分配上来讲，就是长期错误地坚持所谓的“低工资优势”，人为压低国内工人工资，使工资不能与劳动产出率同步增长，因此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就只有单纯依靠出口这一条途径了。从观念上来讲，中国人长期以来奉行勤俭节约的传统，认为财富来自积累。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注重投资，轻视消费。这样的后果是需求结构严重畸形发展。过分重视投资的行为，就好比种庄稼，不管一块地打1千斤还是两千斤，除了紧巴巴地流一点养命的口粮，其余的全部“种”到地里去了。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生产的目的，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几年的发展是不科学的，没有坚持以人为本。 最近，普通民众普遍关心国内物价上涨的问题。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产品的上涨。2008年一月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CPI是7.1%，其中有5.9%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有0.9%由住房价格上涨引起，只有0.3%是由其他商品引起的。国内粮价的上涨，其外部原因是美元贬值引起的国际粮价上涨，而内部原因是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只留少量老少人员支撑农业，导致粮食产量增加有限（虽然统计数字仍然显示粮食产量增加），原来卖粮的变成了买粮的。农业问题仍然与过度出口有关，因为打工挣钱多，大家不愿务农。虽然我们给全世界生产工业用品，但仍然要自己解决自己的口粮。 3．各种无济于事的办法 3.1加息是不能选择的办法。 因为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汇占款，而外汇占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投机热钱，这部分投机资金的收益分两部分，就是人民币升值与利差。从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度“破八”，到如今“破七”，一共历时23个月。自2005年7月21日晚中国央行宣布汇改，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到8.11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到13.8%。 每年大约6.5%的升值收益，再加上中美两国大约2%的利差的收益，保守的收益在8.5%以上。如果中国继续加息，则收益进一步提高，这会极大地刺激投机资金进入中国。于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加息导致高收益，高收益导致高投机，高投机导致流动性过剩，再加息，再泛滥。。。尽管中国最近没有采取加息的办法，但美国的减息措施，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中国的宏观调控失去的主动权，处于两难的境地。 3.2慢速升值无济于事 人民币升值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美两国国家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因为这种不平衡使美国爆发债务危机，使中国面临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双方没有赢家。因此，如果放慢升值速度，仍然不能解决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3快速升值，短期冲击难以承受 今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创下三十一个历史新高，升值超过4.3%，幅度前所未有。如果照此速度升值下去，有人估计今年大概要升值10-15%。这么高的升值收益，必将进一步诱发投机资金涌入。国际上普遍承认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汇率。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与美国相比实在是太低，于是造成物价偏低，这种差距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弥合的。目前我们无法估计人民币对美元究竟应该在何价位才会停止升值。因为美元在不断贬值，如果人民币升值速度赶不上美元贬值速度，或者速度大致相等，则人民币升值是一项无法短期完成的任务。 3.4一步到位的办法很危险 这是危险性很大的办法。2003年我在强国论坛做访谈时有人问我，说每年3-5%的升值办法是否可取？我的回答是不可取，甚至是一种最坏的办法。因为一旦投机者预期到人民币升值成为一种趋势，则被人家投机是难以避免的。那时，进入国内的投机资金并不多，如果一步到位，然后盯住美元，则损失不是很大。现在恐怕已经失去了一次到位的机会。 如果现在一步到位，假设是1：5，当初人家进来的时候是一个美元换8元人民币，或7元人民币，假设平均7.5元人民币，现在升值到5元，投机资金撤出的时候就会用7.5元人民币买1.5美元。据潘平（2008）估计，“大约有上万亿美元境外投机资金隐现抽逃危机”，这意味着中国会因此直接损失外汇约5000亿美元！这可能直接引发第二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果这个估计属实，则中国连本带利要减少1.5万亿的外汇，现在引以自豪的外汇家底就会所剩无几！这种由国际投机带来的风险，无论采取任何升值步骤，都无法妥善化解。因此，本文作者强烈建议人民不升值。 另一个重要危险就是，一步到位的升值办法，会导致出口急剧减少，如果没有与之规模相当的内需填补空缺，则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严重冲击，难以迅速消化。一步到位，还可能直接冲击正常的贸易秩序，使有些合同无法兑现，给微观经济实体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因此，热钱的撤出，会给经济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有些甚至目前难以预见得到。 3.5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卡自己脖子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边筑堤坝，美国那边放水，源头管不住，筑坝是无济于事的。虽然我不同意有些人认为美国故意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争的看法。但是，资本趋利如水，中国的东西便宜，来中国赚钱容易，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无法承受的美元。这种紧缩的办法只能是对内紧缩，卡自己的脖子，对外无效。对内紧缩的政策，可能导致国内企业破产萎缩，境外资本大规模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4．比较妥善的办法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美国要解决债务危机，中国要解决流动性过剩以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办法，必须通盘考虑，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4.1 提高工资，扩大内需。 中美经济存在的问题的根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价值严重低估，从而使得中国的东西便宜。提高工资，可以扩大内需，从而以内需替代外需，逐步实现贸易基本平衡。 我们的理论界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提高工资以后会降低企业利润，从而减少投资，减少就业，从而减少内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权威期刊上有大量的实证文献表明，增加工资可以扩大内需，从而扩大就业，比较有影响的权威文献有bils（1995），solon et al（1994），Shin and solon （2007）。这些观点在最近10年已经成了西方理论界的共识，但我们有些人仍然在坚持这种错误观点。党爱民等（2004）也曾经就此问题出版过专著，强调提高工资，调整分配，“增加劳动所得份额”。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2007年的17大报告中已经写入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为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大多数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4.2通货膨胀加补贴的办法。 早在2000年，党爱民等人就在网上就提出用“按人发钱”办法来吸收生产过剩，从而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2004年，这些观点写入著作出版（党爱民等，2004），但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很多人当笑话看待。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先生提出了《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邢普先生的提案先后被各种媒体报道，很多人参与讨论，虽然仍有少数人持反对意见，但大多数人表示赞成。武汉大学教授蔡恒进等（2008）于今年初提出了给全国人民平均发钱，以分享人民币升值红利的构想。 如果中国果真面临着本文3.4节中所述的5000亿美元的净损失，那么，为了避免这些损失，我们就可以发行3.5万亿的人民币对冲这项损失，全国每人可以发大约2700元。 对于全民按人发钱，我们不回避会引起通货膨胀的看法，但是，由于这种通货膨胀是由全民一致的补贴引起的，因此，这是一种良性的通胀。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虽然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但绝大多数工业制造品仍然面临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用全民补贴的办法，把国内企业的剩余产能转化为社会福利，要好过输出到国外。这部分过剩产能如果国内无法吸收，必然要到国际上被人家吸收。发钱，至少可以做到肉烂在自己家的锅底。 美元在贬值，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在升值，如果中国国内的产品不涨价，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不贬值，那么，人民对美元的升值就会遥遥无期，永远不可能完成，由此带来的“双输”困境就不会有所改观。美元贬值以后，资产泡沫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抵押物就“值钱”了，这可以降低美国家庭的实际债务负担，从而缓解甚至化解债务危机。美元与抵押资产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现行货币制度下的必然规律。因此，美元贬值是长期趋势。 以贬值降低实际债务负担的办法，其实等同于发钱。因此，应对人民币升值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发钱对发钱、以贬值对贬值”。这或许是妥善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根本办法。 贬值的好处在于不必直接调整汇率（从而避免5000亿的净损失），而是通过调整物价，尤其是提高工人的工资来实现。保持汇率不变的好处是可以抑制投机。把投机的这部分钱管住了，5000亿的净损失避免了，则人民币升值难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如果提高工人工资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有困难、有阻力，就使用按人平均发钱的办法。按人平均发钱，可以看作是宏观调控的第四杠杆。 按人头平均发钱，还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问题。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对货币的需求必然增加，在目前的货币制度下，货币是以负债的形式发行的，货币增加必然对应着负债增加。如果要压缩负债，必然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虽然大量出口可以解决负债发行货币的问题，但它的代价是损失实物财富。按人平均发钱，所有人的负债一律相等，也无须赎回，因此可以看作没有负债。 按人头平均发钱的办法，不仅可以妥善化解人民币升值难题，还可以消化产能过剩，消除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这一基本矛盾，从而彻底解放生产力，为全社会造福，使生产的目的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来。 5．结论 人民币升值问题起源于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内部原因是我们的物价太低，物价太低是因为工资太低。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工资，理顺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内部均衡。如果短期内增加工资有困难，可以使用按人头平均发放补贴的办法，扩大内需，减少出口，从而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抑制国际投机资金流入中国。 本文分析认为，面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几乎无能为力。因此，本文建议使用宏观调控的“第四杠杆”。 参考文献
中国应该给公民退税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赵岩 2008年4月28日 中国政府甫一宣布调降印花税，上证指数应声大涨4.15%，深成指大涨5.45%，70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当通货膨胀蚕食国人存款，目前除股市国内仍缺少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印花税可以给股市注入生气，却不能解决中国国民经济最迫切的命题之一：拉动内需。 人民币升值为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设立了一个高门槛，现实迫使中国经济要尽快实现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消费目前对中国GDP的贡献仅有51%，美国则约为68%。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次贷冲击后拉动内需也是首要命题，在降息等举措外，布什政府迅速推出向国民退税600美元的政策，而中国则只能在利率和汇率上打转转，颇有“治一经，损一经”的困境。在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总量和增幅都跨大步的背景下，是时候完善和调整税制了。而税发挥作用不仅是通过“收”，更是通过“退”。中国和美国一样，“收”都不妨相对粗放，但美国“退”的精耕细作，值得借鉴。 用广告能够最好的说明。4月是美国报税截止月。电视中频繁播放的两则广告，一则是在洗漱间里，一个黑眼圈爆炸头的男士面对镜子突然惊声尖叫，让观众下意识地认定见鬼了，而当镜头定格，大家恍然大悟，竟然是映入镜子的灯箱广告提示报税截止日期快到了。 另一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士在车站候车，吸引了不少男士的目光，其中一位勇敢地搭讪，“估计（车来的）时间快到了。”孰料平平无奇一句话，竟令淑女变身河东狮，对男士咆哮曰，“我知道（报税截至）时间快到了，你不要逼我了！”男士错讹的表情旁打出一行字“报税截至日转瞬即至。” 居住在纽约的华裔咨询师张扬对此深有感触，“表格我填了47页，真有要见鬼的感觉……去年退了1万多美元。” 报税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有国税局漏扣的，要自己补缴；有应该享受的各项退税优惠，要自行申报。细密的规定，带来大量的计算和表格工作。规则精细到什么地步呢？ 姚毅是持有绿卡的中国公民，他的父母到美国探亲，通常会住够183天，“因为住够183天，政府就视为我多养了两口人吃饭，可以因此申报2000美元左右的退税，相当于飞机票就免费了。” 温迪是加州的自由职业护士，也自己销售保健品，“我房租的一半，电话汽油费的一部分都可以申请退税，因为我被算为小自营业者。”她热衷于参加各种培训，自我提高和进步，而美国从房地产投资，到电脑课程的培训，都是受政策鼓励的国民自我提升的商业技能培训，可申请全额退税。其实这相当于国税局的税收，被转移支付给了培训机构。 首次报税的中国留学生张磊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从宾州搬家到加州也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搬家退税，“感觉像美国为国民提供的报销。” 总体而言，税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的作用，可谓衣食住行无所不涉。退税不但可以有效地对残疾，教育，受灾等实现补贴，也可以有效地引导和鼓励创业和消费等。因此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税收往往都是政府的常用处方。次贷之后，美国参众两院2月通过向可调整毛收入（adjusted gross incomes）7.5万美元以下的个人提供600美元退税，夫妇俩人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可获得1200美元，每位儿童获得300美元。低收入人群，包括依靠社会福利的退休人士和不交收入税的伤残老兵，将收到300美元的退税。 退税的作用，可以体现于数据中。美国2007年最后两个季度的消费者支出（Consumer Spending）增幅依次递减为2.8%和2.5%，2008年第一季度锐减为0.5%。而退税政策推出后，消费者作出了积极反应，令市场预计第二季度消费者支出增幅将回升到1%。 中国提出共建和谐社会，“和”之一词就源自儒家。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但中国的现实是，低靡不振的内需，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制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欠缺和滞后。 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11.9%，财政总收入三倍于经济增速，累计增长32.4%。其中，税收收入仍为主要来源，而2007年5月30财政部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率从1‰调整为3‰，就使国家财政增收2000多亿元；增幅为1017.4%。是时候把税“收”的粗放经营，结合以“退”的精耕细作了。而美国以外，西方已经在退税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当富裕的中国政府面对不振的内需，参照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推出退税正当其时。
对中国目前剥削程度的断定 ——对剥削的界定、分析、制约 律师 康新贵 2008年4月30日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摘要：中国目前的剥削程度有多大？通过几个指标是可以衡量出来的。譬如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比例看，资本远远大于劳动，这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比例。中国为什么出现这样高的剥削程度？主要是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有关。所以，是否存在剥削，关键是看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关键是看有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有没有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有没有劳动者组织起来的权利，劳动者有没有与强势集团进行政治协商和讨价还价的机会。 关键词：剥削 利益分配 私有制 公有制 改良与革命 一、私有制是否有合理性?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产生剥削的源头，是产生种种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万恶之源，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劳动力创造的超过自身价值以外的部分，归全民所有，由全民支配，就没有了剥削，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中国建国后的实践证明，即使实行了公有制，也仍然会有剥削的现象。封建特权等级文化的残余，仍然会造成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单纯的公有制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一是计划的紊乱和低效率，加上过多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并且，即使消灭了私有制的剥削，却仍然存在着权力剥削的现象。在公有制下，生产资料属全民所有，但全体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些资产，需要代理人——组成政府行使管理职权的大小官僚们来具体管理，劳动者阶级所让渡给官僚们行使的权力，原本应当按照劳动者阶级的意愿来行使，但在具体的运做过程中，却被严重的异化，成为劳动者阶级的对立面，尽管这些官僚中有像周恩来、焦裕录等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者，他们也未能从整体上改变官僚们的权力异化。 事实上，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苏联人民上街高呼“要苏联、不要苏共”时，这种权力的异化，权力剥削已走到了极端的尽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就无法再实现，这与马克思要建立公有制社会的初衷完全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苏共或者用武力镇压人民而强迫其服从统治，或者下台，而采用前者手段，则共产党有无存在的必要？社会主义有无存在的必要？ 因此，公有制和私有制合理不合理，关键看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极权政治统治之下，哪一种所有制都很难有合理性。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再次进行了经济制度改革。公有制被放弃，私有制卷土重来。但中国的这次私有制，仍然存在着甚至比公有制还严重的弊端，这是因为在实行私有化的同时，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特权专制下的私有制，其最大的恶果是剥削现象再次严重的出现。 二、私有制下的剥削问题。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由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② 既然在目前私有制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自然产生了生产资料是否也产生剩余价值和对剩余价值进行分配的问题。在一个具体的企业中，需要投入的生产要素有生产资料资本和人力资本二大类。投资就要获得收益，尤其是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如果盈利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无关，亏损要由其承担，这就不合理了，显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 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在利益分配上各自总是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是永恒存在的。然而资本天然的贪婪性和扩张性，以及在现代社会生产资料依然稀缺的属性，决定了拥有生产资料的的人——资本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资本家用这种极高的社会地位迫使雇佣工人“自愿”的以极低的价格出卖劳动力，使利益分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从而产生剥削。中国目前大量的“血汗工厂”、山西“黑砖窑”等等，是典型的剥削，需要被否定。 三、如何衡量利益分配是否合理？ 如何进行公平的利益分配？应当达到如下的标准：超额收益=收入总额—原材料等物料成本—折旧费用—生产资料折算成货币后存放在银行所产生的利息—雇佣工人（包括管理人员等）最低生存工资收入—各种税费（不含所得税）—其他成本。 利益的分配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二种。从绝对标准的角度分析，在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情况下，资本家获得的利益应当包括三部分： 一是已经投入的生产资料的折旧费用。如一台机器设备，购价和安置费用为10万元，假定按10年进行折旧（折旧年限由国家规定），每年的折旧费用为1万元，这1万元计入生产成本，归资本家所有，属于收回投资成本； 二是资本家至少应当获得其投入的生产资料折算成货币后，存放在银行所产生的利息。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投资失败，投资人要承担损失，如果盈利，投资人就至少应当获得生产资料折算成货币后，存放在银行所产生的利息，否则投资人就没有必要冒风险进行投资。这两部分收入是投资人在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情况下应当获得的最低收入，否则即不合理也不公正。 三是对超额收益的分配，资本家往往通过独占超额收益而对工人进行剥削。 其次，对企业的超额收益，雇佣工人也理所当然的应当参与分配。从相对标准来说，在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情况下： 资本家应当获得的利益=折旧费用+生产资料折算成货币后存放在银行所产生的利息+分配的超额收益 雇佣工人应当获得的利益=雇佣工人（包括管理人员等）最低生存工资收入+分配的超额收益。 四、律师事务所的分配是比较公平合理的 这种超额收益的分配，仅从分配机制来说，中国目前律师事务所的分配是比较公平合理的。投资人投资办律师所，购买房屋或租赁房屋、购买办公设施等作为生产资料的投入，受聘律师则投入自己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等）和知识资本。
目前利益的分配大体有二种，一是按比例分配，律师按收费的75%左右提成，律师所留25%左右，各自承担各自的税费等支出；二是律师个人向律师所交纳固定的费用，如一年1—2万元等，剩余部分全部归律师个人。如一个律师一年的收费总额为10万元，按比例提成，律师个人分得7.5万元，律师所分得2.5万元，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税费，办公费用，包括律师所的后勤、办公人员工资等全部由律师所承担，律师所向律师提供办公场所和相应的后勤服务。如果按固定费用交纳2万元，则律师所得为8万元，其余同上。如此分配比例，仅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公平合理的，这也是由于对律师所来说，生产资料——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的提供是次要的生产要素，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律师个人的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因此律师个人获得了较高的分配比例。 五、被迫接受低工资则表明存在剥削。 在市场经济中，工人应当有自由结社的自由，通过自己的组织集体进行讨价还价或者采取更为激烈的方式——罢工，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前不久法国行业工会举行大罢工，之后意大利的工会组织也组织罢工维护工人的利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深圳市政协委员、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也认为市场机制下罢工是正常的，可惜这样的工会干部、政府官员实在是稀缺。中国工会目前的现状从整体上说是名存实亡，在大部分中小私营企业中名也不存。工会如何能代表工人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协商最低生存工资的数额和对超额利益的分配？没有经过讨价还价而由资本家单方面决定的工资数额如何能算是工人“自愿”的接受？没有真实自愿的接受，当然就是剥削，应当予以否定。 六、中国的劳动者阶级没有被有效的组织起来 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④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⑤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⑥ 中国的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之所以接受如此极低的工资收入，与西欧、北欧不同，中国的劳动者阶级没有被有效的组织起来，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代言人为他们争取权利。这种表面上的接受是一种极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是被迫而非自愿，它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一个理性的社会应当允许他们组织起来讨价还价而解决矛盾，当这种积怨不能被解决而矛盾激化时，一个微小的震荡将会使其以一种不可控制的方式爆发，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混乱中则无法进行政治协商和讨价还价，只有打倒或被打倒。 国家有两个基本职能，一是对外安全，一是对内安全。对外安全就是抵御外寇，对内安全就是建设福利社会，缓和阶级矛盾。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对福利社会的共识远未形成。右翼学者否定福利社会，认为高福利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他们无视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也无视社会的真正安全与民主，无视阶级矛盾的激化，他们用强权维护稳定。而左翼中的相当一部分坚持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应当以公有制为主，问题自然得到解决。如此，在理论上形不成，社会实践就无从谈起。 就中国目前现状，完全消灭剥削不现实，但必须限制剥削、减少剥削。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大幅度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所占的比例，逐步达到与北欧国家接近的水平，目前劳动所得与资方所得的比例至少应调整到1比1，逐步调整到3比1左右。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很少有低于1比1的。而要实现这个较为公平的比例，就首先要允许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与强势阶级进行政治协商和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各方都能基本接受的妥协意见。 参考文献： 1. 美国 弗兰克•戈布尔(Frank Goble)著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 译者 吕明 陈红雯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作者 康新贵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致信给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回复 2008-04-27 11:48 发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日 期： 2008-04-27 11:48 关于打破金融垄断、尽快废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建议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融资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2008年4月27日 国有金融垄断荼毒中国久矣！其弊端显而易见，导致金融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融资渠道而发育不良，新农村建设由于没有资金来源而陷入失败等等，只不过由于垄断的巨额利益，此体制几乎永远难以改变。 国有金融效率低下，腐败猖獗，浪费了中国巨额的资本财富。据《时代信报》2004年11月25日报道：按照标准普尔评级机构的报告，中国大陆银行约有40%的贷款已成坏账；据《亚太经济时报》报道：2003年以来，仅不到两年时间，4万亿银行贷款中有1万亿可能已经变成呆坏账；另据报道，2002年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2.19%，这还是在冲消了巨额坏账之后；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比例高达44%，另一说法为56%；而世界上一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只有1~6%，2000年，世界前20大银行坏账率为3.27%，花旗银行为2.7%；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资本利润率12.34%，花旗银行等高达20~38.8%，而中国往往1%不到。 近两三年，中国国有银行进行了股权分散化、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治理结构等改革，采取了剥离数万亿坏账，使用财政资金、外汇储备充实资本金等措施，使得银行的坏账率和资本利润率皆有所改善，但我们的改革仍然是只予洋人、不予家奴，只对外资开放金融业，对内资歧视严重，民营企业也很难获得发展的资金。 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国有体制的官本位、一把手说了算等等，导致国有银行严重的腐败。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前行长刘金宝贪贿2300多万,每年社交费上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组成，经他手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仅在广东一省银行界，贪贿额千万元以上的大案就有：余振东，广东开平中国银行行长，贪贿4.85亿元；中行广东分行前行长黄某，贪贿1900万元；交行深圳前行长余某，贪贿1680万元；广东韶关发展银行前行长官某，贪贿2176万元；广东增城市发展银行前行长林某，贪贿1170万；广东南海市中行信贷员谢某，贪贿5025万；广东湛江中行前行长范某，贪贿3210万；广东顺德中行前行长何某，贪贿1332万，等等；至于贪贿数百万的案子，不计其数。广东佛山一企业主累计骗贷74亿元；据《深圳商报》2006年10月24日报道，中国汽车消费贷款呆坏账超过千亿元，主要原因是内外勾结，某一个人就骗取254笔消费贷款，共计1.3亿元。 据报道，中国国有银行90%的资金贷给了国有单位，民营企业30年来仅4%的发展资金是由银行提供的；我国的企业债券也不发达，仅批准了少数的国有企业可以发行债券；民间资本一方面在中国举足轻重，目前工业总产值的2/3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受到严重的歧视，这也算是另一个中国特色吧。 由于中国几乎没有中小民营银行（在某些地方有个别民营银行试点，试点了许多年，估计要永远试下去，不推广），因此，导致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难以发展壮大，改革开放30年来了，我国竟然还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只有缺乏竞争力的垄断国企跻身其中，这是中国的悲哀；垄断国企晋身500的越多，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因为垄断国企效率低下、占用了大量的资源，挤压了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也没有农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是官办的，茅于轼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搞了小额信贷项目，一直没有合法的身份，甚至社科院小额信贷的最初资金是贫穷的孟加拉的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给的5万美元低息贷款；中国农村可谓是正规金融的真空，目前连农村信用社也大量地从农村退出；而且，即使不退出，官办的金融机构是无法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农业经济学上有所谓的“梁启超不可能定理”，即以国家农贷不可能挤出民间的高息信贷，国有不可能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一方面官僚机构无法解决贷款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只要听说是“公家的钱”，纷纷贷而不还。 解决中国中小企业和农村融资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中小银行、农民银行、企业债券、创业板市场，允许多渠道融资，加强法治与监管。 2004年，美国有中小私人银行超过7000家，它们服务于社区与个人，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先天的信息优势；欧元区也有上万家中小私人银行，有的国家对中小金融机构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固定资产税，允许将分红列入成本，给予利率补贴，对存贷款利率、资本充足率实行优惠。 而中国由于支持国有垄断、扼杀民营金融机构，因此导致地下金融泛滥，这些钱庄、标会虽然不合法但却合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一些地方70%的资金来源于地下钱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了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测算，认为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亿元~8300亿元之间。20个省地下金融规模与正规金融规模相较比例接近三成（28.7％）。 从上可见，国有金融垄断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垄断导致了腐败，导致了金融低效率，使得中小企业难以做大做强，新农村建设最终会失败。 因此，张星水律师、杜兆勇先生与我曾经在2003年提出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今天，我再次要求尽快废止国务院第247号令，同时改革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利用现代化技术加强金融监管，疏导而不是堵塞民间金融，扩大私人银行试点，将规范的地下钱庄合法化，发展企业债券、创业板市场，进一步发展股份制银行、股份合作性质的企业，允许企业在一定条件下自主集资融资。 2008-4-26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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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杨帆女士的扯蛋文章
杨帆女士的观点，充满了小资的狂热，满清的流毒（国家主义）以及思维逻辑上的混乱，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标本。 中国崛起的10个阶段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在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国家战略论坛暨2007“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贡献奖颁奖典礼上的讲演 2008年4月19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南厅 大家好！ 我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战略》，由于最近股市爆跌，很多人不仅对股市丧失了信心，对中国经济发展也丧失了信心。连续出了很多问题。 昨天晚上我很生气。有一个朋友从成都打电话说中国经济不行了，美国经济不好中国也跟着一起完了。我把他骂了一顿，胡说八道什么？ 今天我是带着一股气来的，重新再说中国崛起十个阶段。 【评论】这个开场是哪跟哪啊，乱，美国股市没怎么跌，还在涨。将中国股市暴跌归结到美国身上是宣传用语，是温宝宝的扯蛋。实际上美国比中国健康的多。 这是德国人写的《白银时代》，描述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曾经是第一强国和自由贸易中心，当时David Crichton先生提到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恰恰在那次中国有重大失误。 耗尽了巨大国力，但没有过好望角，中国人一直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世界观发生错误。相反西方很小的船，哥伦布特别是麦哲伦，有天才假设，假设地球是圆的。所以他能够向一个方向一直走到底， 假设，是人的思想，有没有天才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天才的假设？ 我们不能总是总结历史。 【评论】太监郑和下西洋是篡位的北京皇帝为了找那个失踪的南京皇帝，怕自己皇位不保。实际上，喜马拉雅和中亚沙漠不利于中国的向外交流，而中东和欧洲在这点上是有优势的。这不是天才的假设的问题。 我们对未来有正确假设特别关键。 中国衰败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一次开始的。真正衰败是1840年以后打一仗败一仗，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以后有六次边界冲突，打了一圈我们全部胜利。 【评论】真正衰败是奴隶制的满清趁明之危机，打乱了中原的科技经济文化的进步。满清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和奴隶制的复合体，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中国人可是一点也不陌生。
中国崛起，战争胜利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第三条是人口的膨胀，人口的膨胀与经济增长完全正相关。有人说四亿人口已经够了，1840年中国四亿人，到1949年中国四亿五千万，中国一百年人口没有增长，这在经济学上叫存量，没有增量是不行的。中国28年计划经济人口增加四亿，到现在又28年过去又增加4亿，未来到2019年又增加四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增长，同时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到什么时候结束非常清楚，2019年。那个时候老龄化，就走到发达国家模式，再没有高速增长。得靠技术进步。是国家稳定强大、社会主义民生政策造成人口大增。 我们可以很清楚算出来中国经济的潜力，按每年增长10%计算，七年翻一倍，1949年以来已经增长120倍，到2006年底20万亿人民币，有把握地说年增10% ，2013年中国经济40万亿GDP，这已成定局。再滞胀，经济再滑坡，出口再出不去，10% 成定局。有人说台湾打仗怎么办呢？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笑）。 【评论】中国这几年的GDP两位数的数字增长，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经济增长，实际上，gdp数目增加的7%属于货币的过量投放，属于通货膨胀，另外部分，有很多是廉价出卖矿产资源和透支人力资源的结果。“1949年以来已经增长120倍”，这个GDP数字增长，并没有带来足够的内需，为什么？ 中国现在有4亿人日收入不到1美元，占世界贫困人口的一半。可中国人口仅仅是世界人口的1/6啊， 是中国人懒吗？ 是中国资源贫瘠吗？ 这说明中国的统计数据和宣传是很有问题的。 杨帆女士作为专业研究货币和经济的“叫兽”，如此吹嘘是很无耻的。 2006-----2013年还有100%
增长已成定局，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应该是60到65万亿。70年经济高速增长是由于国家的强大和人口的膨胀所造成的。 第四个崛起是计划经济28年实现工业化积累， 人均寿命从36岁到68岁，工农业比重从1：9到7：3，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工技术基础，在这个期间老百姓是很穷的，这是由于我们没有采取对外掠夺的方式，是内部积累， 作为工业化原始积累速度最快，效益很好，道德上我们是站得住脚的。 【评论】“道德上我们是站得住脚的”，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中国实行了全世界都没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和不合理的工农剪刀差。其中，由于以杨尚昆薄一波邓刘为代表的留苏派的“亩产万斤”的胡闹，出现了3000万的非正常死亡（主要和河南、安徽、四川，饿死也不让百姓去外地乞讨），内部掠夺也是掠夺，不见得比对外掠夺要有道德。 中国有世界第一稀有金属资源，世界第二的煤炭资源，世界第一的人力资源，从1950年从民众那里没收的500吨以上的黄金和之后60年开采的6000吨以上的黄金，这些资源属于全民所有。 第五个崛起，改革开放。
我们已经说很多了，实现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市场化，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已在改变世界格局。 第六个崛起，财富爆发与有效使用。这源于1998年我们成功抵抗亚洲金融危机。 现在形势比那时更严峻。 这次是美国出金融危机，上次是亚洲出事。亚洲出事的时候，我当时说人民币坚决不能贬值，亚洲各国都贬了，我们坚决不贬。 在香港托市7000点，最后把规矩改了，投机资本不来了。大家可以想想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是不是在1998年以后呢？我们的GDP、高速公路、房地产高潮，经济繁荣是1998年以后。 当时1700亿美圆外汇说太少，现在17000亿，十倍，谁能想到？ 如果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不发挥国家优势、政治优势，敢于托香港股市， 在亚洲起稳定作用，我们哪有现在的发展？ 在有重大危机来的时候国家必须起稳定作用。 【评论】汇率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关键还是国内的财富分配体系和物价体系的混乱，是一个标准的阶级问题。当然，现在中国的加速买办殖民化，汇率已经成了一种货币战争的工具，这比鸦片战争还要阴险。杨帆女士虽然研究了几十年的汇率问题，却是乱扯蛋。 这次美国出事，中国怎么办呢？ 政府举棋不定。
应坚决吸取1998年经验，把它看作是中国启动内需、保持稳定的机遇。
虽然风险很大。我们多年来想实行的国家战略现在可以实施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经济不行了，它行的时候，我们总是依靠出口，依靠美国，现在好了，美国也靠不住。
（笑） 净出口下不去，内需就上不来，政府应果断救市。先把印花税减一半，暂停大小非减持和企业融资。
（鼓掌）不要拿什么“市场经济规律”吓唬人，有投机资本在控制中石油，制造崩盘是明显的，应该把中石油先停了牌，然后缩小它在指数中的比重。
政府这个时候不出来救市，还在等什么呢？（热烈鼓掌）
2005年以来人民币加速升值，国际资本大量进入中国，造成股市和房地产特大高潮，这是财富总爆发，我认为能够延续到人民币至少升到1：6，甚至更高，到2013年。我认为不成问题，中国有这样的潜力。关键是政府有没有果断的措施保持稳定。
这样的财富爆发，为什么我看着比较乐观呢？这是中国人民奋斗170年，从1840年开始算起，不仅仅是市场经济30年成果，这个潜力我看的比较大。你仅仅把它归为市场经济，调整周期就到了，股市涨六倍，房价上涨三倍，当然应该很大调整。现在调整应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但是绝不会影响长期发展，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还有潜力。只不过涨的太快了，调整一下还是有潜力的。 这种财富爆发要把它利用起来，实际上我们是我们奋斗170年，中国的财富爆发只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我们要把它转移到几个方面去。第一，技术升级。 国防加创业板，财政加速折旧，使技术企业在15年之内要有大规模的升级，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彻底的失败。现在还有15年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利用财富大爆发要把它转过去。第二，环境保护。第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这么几个方面把现在的财富爆发转移到中国长期竞争力方面去，这是财富的爆发与有效的使用。 这是调水图。中国根本问题是水循环， 三线调水风险很大，现在有非常好的机遇就是海水淡化。
水价要大幅度上升的。 北方没有水。 上游多修水坝，下游多挖湖，在陆地上泛滥的水，储存到湖泊里面。
如果南方发大水把水调到北方，或者相反，这也是启动内需。内需启动起来是非常大的。 我们不依靠向美国出口（鼓掌） 清华的李稻葵和这个杨帆，都是以要识别穷人为借口反对按人头发钱的政策。这是技术性作恶，是一种借口。
如果按照这个办法，就要花费几百万人去搞这一套，这个社会成本非常的高。为什么自行车取消了砸钢证？ 也是成本过高。
实际上，现在调查城市贫困户也是对穷人的人格的侮辱，什么买限价房，不能有手机，不能有新冰箱，不能有汽车，这叫什么社会救济？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仇视民众的反人类和反社会心理。 我们怎么利用一次财富爆发。
中国出口比较贵了、进口比较便宜了，这是国际财富向国内转移，内需一方比出口一方获得更多的利润，暗含着劳动比资本获得更多利益。
我们可以廉价进口国际的资源、技术和设备。 人民币升值利益绝对大于害处。
中国一定有一个特别好的技术进步的政策，在这十年到十五年之内要把我们的技术搞上去。中国的教育已经成功了，就差一个科技进步政策了。
为什么？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中国的教育在国家投入极少、社会赞助都少的情况下，三十年已经成功，是依靠家庭投资。中国人完全可以很自豪的把自己三十年的家计支出列出，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父亲、母亲是怎么拿出最大的资源，教育我们的孩子！（鼓掌） 政府和国家做的不够，但是家庭早已经把它完成，就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
From: "WSG" <wangshaoguang@cuhk.edu.hk>Date:
2008-04-22 20:44:40Subject: 一句话就把老美憋回去了To: <"Undisclosed-Recipient:;"@ruc.edu.cn> 一句话就把老美憋回去了 愤青 2008-04-22 我们每天抬头不见底头见，非常熟悉，是那种可以随便聊天的朋友。其实只要你在美国待的时间足够长，就能知道西方文化是包装文化，这是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如果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虚伪”，他们可以用非常优雅的词汇把自己的丑恶本意包装起来。这种文化习惯恐怕也是他们的文字决定的，拼音文字和汉字在表达上有截然不同的方式，拼音文字的单字往往没有字面含义，字的本意是隐藏在后面的，这叫“赋予”的含义，不象汉字汉语词汇，所有内容都放在脸上，在常用的三五千汉字的字义上玩排列组合。
(以下文章摘自《选择》周刊 第181期，2008年4月23日出版) 历史的拐点与改革命运 ----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 马立诚 雷颐 2008年4月28日 马立诚（退休前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当前的历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 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
马立诚：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探索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好奇心。 雷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的。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畲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雷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雷颐：妥协的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政府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颐：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我在《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雷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你刚才也说，恐怕不只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看到题就傻眼：美国中学生作业难倒中国老爸 bQpQYmfo 2008年4月 我是一个“痛恨”中国现行教育的父亲，有一个正在这种教育中备受折磨的女儿。往日我从女儿嘴里听到的最多的口头禅是“吐了，我要吐了”。“问什么啦？”“背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哪?”有时候，女儿也让我拿着那些语文或历史课的“标准答案”帮她背。这是一些什么“标准答案”哪，通常女儿还没背完，我已经受不了了，也想吐，还伴着万丈怒火——那真是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想到千千万万中学生脑子里，塞满这些不经思考只为通过考试然后便弃之如敝屣的“标准答案”，内心便生出莫名的恐惧———靠“背功”，能培养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一代新人吗？！ 今年9月，在女儿刚开始上高三的时候，有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我当然知道，在高考之年脱离中国教育是一个极大的冒险———以女儿的成绩，考上国内一个不错的大学还是可以的；可去美国，骤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英语教育体系，命运难以逆料。反复权衡之后，我说明种种利弊，让女儿自己选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走”。 决心“走”，我和女儿其实各怀鬼胎，女儿是为了“减负”，说美国学生多轻松呀；而我是为了让女儿能得到所谓“创造性教育”的训练。尽管我以往读过不少关于美国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心向往之，但那“创造性”到底是什么模样，怎么出来的，如果不浸润其中，仍是隔靴搔痒，实际上不可能有真切的体会。我万万没有想到，美国教育的“创造性”，竟会使我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老爸一度寝食难安。 女儿到美国第四天，便进入波士顿一所最好的公立中学。首先让我诧异的，是女儿说不清她上了几年级。原来，这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除了课任老师之外，还有一个“指导老师”，负责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提出每门课进入哪一个年级学习的建议。结果，女儿的英文、化学在12年级，数学和美国历史在11年级，法语在9年级———每一门课，女儿都在不同的同学们之间“游荡”，她确实搞不清自己是几年级的。 我原来认为，女儿在美国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只要语言过关，理科课程有国内的底子，可以“后来者居上”。没学过的课中，最容易的应该是美国历史，“区区200年历史有多少东西呢？”我在给女儿的电子邮件中，甚至只用了短短几千字就把美国历史的脉络讲了一遍。“就这么点东西，横趟。”结果，让我大跌眼镜的，恰恰是这门“最容易”的美国历史。仅仅十几天过去，女儿就发来“紧急求援”邮件，一连十几个惊叹号。女儿从未学过美国历史，一下进入11年级，两眼一摸黑是可以想见的，把一本英文的美国历史读一遍至少也要个把月呀。我这个老爸，先当两个月的“拐棍儿”自是义不容辞。可是一看美国老师留的作业，我就傻了———这是中学生的作业吗？ “公民权利”研究论文的要求：
面对这个作业，我深感惭愧。说起来，我对美国历史算得上熟悉，至少读过几十本名家专著，多位美国重头总统的大部头传记，全部总统的列传，还有难以计数的文章。可是，这个中学生的寻常作业却让我“晕菜”了。什么叫“黑色美国”呀？这时我才体会到，研究必须阅读，而阅读并不等于研究，研究必须写作。以往在阅读时，哪里会想这些问题呢———其中两个人我甚至毫无印象！ 为了帮女儿适应这种学习，老爸必须应付这个挑战。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研究”美国历史。幸亏关于美国的藏书甚丰，于是疯狂阅读，书房里摆满了一本本夹着许多纸条的美国历史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国读本》这类的原始文献，外加网络搜索。等这四个黑人领袖的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时，我开始仔细对比他们的观点和实践，行文时材料取舍颇费踌躇，反复推敲观点，从早上一直写到深夜。此时，女儿在大洋彼岸竟一次借了10本书，也在疯狂阅读。后来，女儿说“部分”采用了我的观点，但结构对她很有启发：“原来论文是这么写啊。”我们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美国老师的“判决”。这对我们父女俩都是第一次！
老师的评语下来了：“哇！极好的努力的结果和论文。你的关于这几个人的联系展开得非常好，准确而且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好样的评分：A。
这两个作业，让我重读了一遍《林肯传》和《南北战争史》，捎带把菲律宾史也过了一遍。按中国的标准，我认为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会感到费劲儿。女儿吃得消吗？会不会望而生畏？ 女儿在邮件里说：“这个菲律宾问题是属于我们学的‘帝国主义和进步主义’一章内的一个问题。我们历史也有教科书，但老师上课从来都不讲，都是让自己回家看。他上课有时给我们放录像，讲的东西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作业就是给我们好多材料去读，然后回答问题或找重点，还通过让我们做一些有意思的作业来记住知识。比如自己编单词填词游戏，划时间线，和同伴一起完成地图、海报之类。工作量特别大，但有兴趣。” 女儿不仅没有在美国教育中“减负”，而且经常一夜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次竟只睡了一个小时———因为遇到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作业。正当女儿的“求援”邮件开始稀疏的时候（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不大需要“老爸拐棍”），突然又接到一个“鸡毛邮件”。看到美国学校里竟有这样的作业，我愣了半天——制作你的家谱：写出从高祖父母至你的全部男女亲属的姓名和生卒年份。 这个作业不仅让我也让我的朋友们大为感叹，这是在培养“寻根”意识呀，别忘了祖宗！别忘了“你从哪里来”！我又一次惭愧：因为两岁时便离开了我的祖父，直至他去世再没见过，我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无法完成这个作业……无奈，我们全家开始“总动员”，依据一份不够完整的家谱，开始“作业”。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家谱记男不记女，家族的女性稍早一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以××氏记之，到嫁出去就“消失”了。而且，没有生卒年份，只有男性姓名。幸亏女儿的爷爷健在，80老翁凭记忆一个个推算出是咸丰多少年、道光多少年、光绪多少年什么的，奶奶则抱着一本中西2000年对照历找出公元年份。最后，由女儿的二叔总其成。当我看到这份密密麻麻姓名的家谱时，一种家族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当我把这份作业传到美国后，女儿大为兴奋，竟说要再还原为中国朝代纪年，“我要用中国文化镇老师和同学一下。”因为她还要解释什么是中国纪年以及为什么中国传统“记男不记女”。所有这些，都要画在一张大纸板上。为此女儿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同学们的作业摆在班里，互相观摩，惊叹声此起彼伏。老师走到我女儿身边，拿起这份特殊的作业说：“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份。”然后开始结结巴巴地念那些拗口的中国名字……女儿这个乐呀！ “历史”就说到这儿吧，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作业，没有需要“背功”的时候，更没有“标准答案”。你获得什么等级的评分，全看你搜集材料的功夫和有没有独特又言之有据的观点———你不必担心“对”还是“错”。英文（语文）课有没有这样的创造性？我让女儿发给我几篇英文写作的题目以及老师的评语。 女儿回复说：这个学期的英文课是文学。我们老师新开辟了一个领域，研究美国黑人文学。要读很多美国黑人的作品，还要写论文。我们上学期学的是兴趣写作，有以下题目：
评语：你做了个非常好的作业，Stephanie（女儿的英文名）。你的诗展示了你过去的很多努力和想法。你的英文每天都有出色的进步，祝你在第二学期幸运！还有，请记住，任何时候你感觉需要聊天，我都会很愿意倾听的。这都是一些多么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题目呀！而老师的评语，会怎样激发女儿的写作热情！ 与女儿一无所知的美国历史课不同，女儿只要求我写一下以“没有人知道”为开头的这首诗，因为前面的诗已经让她“脑仁儿都裂开了”。结果，我和朋友一起诌出的“诗”，女儿竟没看上，只起到一点启发作用：“看了你的，我自己就有词儿了。” 女儿说：“我的英文老师特别特别好，我很多事都跟他说，我们俩的两次长谈，我都差点哭出来。其实已经哭了，但没让眼泪流下来。”我的眼睛也发热———在国内，直至上高三，女儿竟从没有一次与老师长谈的愿望和机会…… 有人会说：“你这算什么？给女儿做作业，这不是越俎代庖吗？”问题也许没有这么简单。我想，父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孩子的“学习伴侣”，可以互相讨论，可以指导孩子阅读，告诉他从哪里可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可是，所有这些在国内教育中是“奢想”，孩子从来没有与我讨论过任何学习问题，因为只要狂背“标准答案”就足以应付考试。我也主动看过几次作文的题目，那些题目平庸且缺乏想象力，令我顿失“参与”热情，逃之夭夭。 女儿赴美只有短短3个月，变化很大。通过电子邮件，我开始领教什么是创造性教育，这比我看过的任何一本书都来得真切。“求援”邮件好久没有了，可我这个老爸，竟开始希望能接到这样的“求援”———这种“研究”，真是令人着迷的游戏！
爱国主义如是说 ----爱国主义“名言”集萃：智者的思考是愚者的明灯 古德曼 2008年4月28日 1.集中体现于政府的公权力，是决定社会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了，它是最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策源地和总闸门，社会的“技术中心”和“能量中心”；同时，……公权天性是恶棍，要公权能够低耗高效不作孽，只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国民对自己的政府采用最严格的高标准，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爱国，就得严格要求政府和官员。 ——黎明 2.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托马斯.潘恩 3.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 ――涅克拉索夫 4.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 5.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张思之 6.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安卜罗斯.皮尔斯 7.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 8.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列宁 9.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 ——勃特兰.罗素 10.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 ——乔治.简.纳森 11.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乔治.肖伯纳 12.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 ——阿瑟.舒本华 13.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亨利.大卫.梭罗 14.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 ——埃里克.弗罗姆 15.爱国是窃国者的通行证，汉奸是爱国者的墓志铭。——明白人 16.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17.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秦晖 18.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庄子 19.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卢梭
改革只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政府 ----中国经济忧思 韦森 2008年4月 最近，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估计，2007年中国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6%以上。另外，2007年财政部还发行了两万多亿元国债。因此，在2008年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这些数字实际说明，在近些年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急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强大。譬如，在“文革”发生后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多都在三分之一以下。 政府控制了这近乎天文数字的钱，就得花。如何花？这方面问题更大。在目前中国税收法定的宪政民主政制还未建立，所以政府如何花钱，还不能有效地为纳税人所直接选出来的代表，切实审议并最终投票批准之前，宏观决策者可以依靠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用这天文数字的钱去修高架、建机场、造码头、修建高速铁路，搞一些超大型项目，等等。也正是在这种政府财政体制下，近几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在支持“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支出，并全部减免了农业税。但是，相对于31.4%的财政收入年增速和政府财政支出中花在其他方面的钱来说，政府花在上述这些方面的钱，并没有增加多少，有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甚至还在减少。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各级政府在一些公共事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资，非常必要，这也是相关建设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机。尽管如此，一些政府部门实际上还是觉得有很大一部分钱没地方花。这就出现了一些部委从每年8月开始，就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地方花钱的现象和问题。这种财政体制和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财政预算制度安排中，政府公务开支占整个财政预算支出的27%以上，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比例才占百分之十几。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不能说这是目前诸多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至少可以认为，我们有一个大手大脚花纳税人钱的政府。政府控制着全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政府本身又直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和参与者——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转型期的特殊安排密切关联。 在这样的社会格局和态势中，政府还要继续增加税收，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就值得人们深思了。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往往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而依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高浪费、高资源消耗和低效率。因而，政府应该考虑把钱留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谋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以提升生产效率、更新设备、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竞争力，有更强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才是一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之道。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再对企业增税，无异于“杀鸡取卵”。另一方面，在通胀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增加与家庭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税收和税种，无疑又会进一步遏制消费和内需。我们必须警醒的是，一些微利的中小企业究竟还有多少发展和生存空间？如果这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生力军”纷纷关门、倒闭或撤离的话，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另外，从目前的实际财政支出构成来看，那些由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大都是资源消耗型的。这势必导致资源高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维系，并在实际上部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最终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因此，总体而言，2008年三倍于GDP增速的政府财税收入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其负面影响不小，且还在不断暴露中。政府财税的超高速增长和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不但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势头和质量，而且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社会财富向一些与权力有密切关联的人加速积聚，等等。其中所潜含的危险性，我们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面对这样的格局，最需要做和最当做的改革措施，就是通过宪法和行政法规，来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钱，怎么收、收多少、如何花，都应该由人大代表具体讨论决定，而不是每年投票通过一个整体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就完事。
民主政治造就恭谦的政治家 刘军宁 2008年4月 牵动两岸的台湾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许多目光都投到了大选之后的台湾内务和两岸关系的政策走向上。而我更多地把这次选举看成是，以两岸三地民众为听众的一堂真实而难得的公民教育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竞选双方的政治家在选举落幕时表达的对这次选举的心情与态度。这种心情与态度，就是政治家应该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 马英九在选举中取得大胜，按照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他应该是最牛的政治家，他的心情应该是终于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然而，他在发表胜选感言时偏偏表示:他要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他还正面承认他的对手党民进党对台湾民主的贡献，赞扬他的对手谢长廷拥有“政治人物应有的风范”，并表示执政后准备将民进党的部分政见纳入考量，而不是像王朝循环中新朝对前朝那样要全面干净彻底地消灭其残余势力，消除其残余影响。 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并且长期一党独大的老牌政党，是现代威权体制在中国的始作俑者。然而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在胜选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保证，国民党绝对不会再“一党独大”，并愿意接受台湾人最严格的监督。胜利之后是庆功的时候，吴先生却在第一时间表示，国民党会谦虚面对民众，要检讨自己，感恩于选民的嘱托与期待。传统上，取得政权意味独占江山，这是在分赃争夺战中取得莫大的胜利。而吴先生更把选举结果看成选民更换了嘱托，看成要挑起重担。理应，胜选者就是未来的领导者，然而吴先生表示，“我们向上苍祈祷，保佑台湾与民众，希望上苍领导我们，越过越好。”作为信奉天道自由主义的人，我格外欣赏吴先生的话。这也说明，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仍然可以找到超验价值的涓涓细流。 落选的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先生，不是像传统的政权争夺战中那样负隅顽抗、诋毁对手，而是坦然承认选举结果并恭喜获胜的马英九和萧万长，并号召民进党的支持者接受选举结果不要抗争。这种争夺双方互相称赞对方的情形,是中国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有的只是言词上往死里骂，在行动上往绝里杀。为什么这对立的双方，当事的三位政治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出恭谦的态度，没有傲慢，没有怨恨？是什么把政治家们都改造成这样？答曰:是民主政治。从人类的文明上看，宪政民主的最大功劳就是完成了对政治家的驯化，把桀骜不逊、不可一世的政治强人改造成谦卑、感恩的政治家。不允许对手存在的政治，不是文明的政治；不愿夸奖对手的政治家不是体面的政治家。所以，他们都是文明、体面的政治家。 民主政治下，政治家必须谦卑，因为对权力有约束；必须感恩，因为选票有力量。正像一位网友写到的，为了选民手中的这一张选票，“政治家们不得不走到民众中间，阐明政纲见解。为了这一张选票，政治家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接一个质疑和问题，力求民众满意。为了这一张选票，政治家们不得不四处扫街拜票。昔日高高在上，威仪四方的官老爷们，原来跟街头的商贩们并无二异。只不过，他们兜售的是政治，如果民众不喜欢，他们就失去了市场，甚至得去喝西北风。”所以，权力不受约束、选票没有价值的地方，就没有谦卑感恩的政治家，只有高高在上的霸主。 马英九等新型政治家在大中华的出现是台湾民主政治的逻辑产物。在民主政治下，做政治家是他们自愿的选择。既然选择了政治家作为自己的志业，就应该忍民众的辱，负公务的重，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限制自己，而不是限制老百姓。政治家对老百姓，最大的美德就是委曲求全。只有弯曲自己，才能成全万民。
在民主政治下，理想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上不与民争高低；在道德上不与民争是非；经济上不与民争货利。政治家越是感恩谦卑、忍辱负重，给无辜民众造成的伤害就越少。政治家和官员的腰杆是弯的，民众的腰杆才能直起来。所以，在民主政治下，感恩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顺应了道；谦卑的执政者有福了，因为他们光大了德！
驳北大、清华两位法学家 ----许霆案：陈兴良、张明楷讲的是歪理而不是法理 老包 2008年4月26日 对许霆案影响最大的是2008年4月1日在人民法院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的《许霆案的法理分析》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的《许霆案的定罪与量刑》两篇文章。两位刑法学大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论证许霆重审判决的正确性。我却大大的不以为然，我十分认真地对大家说，陈、张二教授讲的是歪理而不是法理，是在个案上误导国人，任此风气蔓延，将把我国的法治引向歧途。两位教授论证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时，公然违背法律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则，不运用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进行犯罪构成要件分析，而是采用类比法、排除法、自创犯罪定义等适用刑法时不应当采用的方法给公民定罪。 一、关于陈兴良教授的《许霆案的法理分析》 陈教授首先采用类比的办法反驳三种许霆无罪说，然后采用排除法推论出许霆有罪。最后，为了排除侵占罪的适用，他运用日本学者有关盗窃罪理论论证许霆的行为是“秘密”的，应当归入盗窃罪。 1、陈教授反驳三种许霆无罪说时的类推谬误：一是针对银行过错说，即以银行的过错否定许霆行为的有罪性。陈教授说：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但款项仍然在取款机里，不能认为银行丧失了对款项的占有。正如同我出门忘记关门，使小偷利用大门洞开之机而窃取财物的行为同样构成盗窃一样，我的疏忽不能成为小偷无罪的理由。 多么绝妙的类比。直接就将许霆的行为与小偷挂上了钩。凭陈教授的法学功底，会不知道小偷的行为和许霆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吗？其实教授应该比我们更明白，不管教授家的门关没关，他人未经授权都无权进入。但是，许霆是银行的债权人，根据合同的约定，许霆是有权使用自动柜员机的。并且，小偷窃取客观上有“取”的行为，而许霆“取款”不是他自己在“取”，这里的“取款”二字仅仅是日常习惯的称谓，在法律上许霆只是在向银行催债，款项是银行基于合同之债履行给付义务而交付给许霆的。许霆没有“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