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汇编发出一组谈论国家分钱花的文章，这个问题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仲大军先生的建议尤其值得注意，这是继上海刑普先生建议之后，又一个思想理论更加深入和具体的一个方案。按人头发钱，已经成了中国立即可以操作的问题。这期汇编最后有李德林的一篇《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很值得一看。最后是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了重庆市仍然发生着强拆硬行搬迁的房地产事件。]
中国应按人头发放通胀补贴费 “中投公司”不能对境外直接用外汇做金融组合投资的原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3月8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可按人头发放通胀补贴费----给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建议书》 王有斌：《“中投公司”不能对境外直接用外汇做金融组合投资的原因》 卢映西：《消除贫困，也许不难》 仲大军：《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书评 《上海政协委员建议给全国每人发1000元 》 《新加坡向全体公民发红包分享政府盈余》 《香港还富于民逾400亿港元》 崔之元：《设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给全国人民以财产性收入》 于泽远：《人大代表：财政实入9万亿都干什么了？》 余何：《极具震撼：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两份报告》 袁显臣：《鸡西矿职工开始要求清算和分配在企业的财产权利 》 高一飞：《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还要等待什么“时机”》 谢国忠：《如果通胀今年恶化，那么明年经济崩塌或将难免》 谢国忠：《全球熊市，大宗商品是最后的泡沫 》 琴元燮：《粮食危机阴影笼罩全球 韩国却"束手无策"》 《旗帜鲜明地把思想从市场拜物教中解放出来——湖北十堰的见证》 丁立民：《房改之路——发展合作建房与委托建房》 《瞭望》周刊：《全球粮涨中国不慌 》 李德林：《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 袁英：《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重庆江北区溉澜溪----重庆仍在发生强拆强搬事件》 ------------------------------------------------------------------------------------------
中国可按人头发放通胀补贴费 ----给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建议书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3月7日 内容提要：中央政府应当立刻着手考虑采取全民补贴方案。建议国家拿出1.3万亿元来（不管是通过财政发债还是基础货币投放），按每人1000元的数额，均匀地发放给城乡每个社会成员。一年发一次，根据通胀持续的时间长短来作安排。照目前的情况看，估计中国需要连续发放两年。 最近，上海政协委员刑普先生建议：为了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国家要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钱。我完全赞成这一建议，但理由并不是为了分享财政高增长，而是为了弥补全国每个家庭在这波通货膨胀中的损失。 通过向每个家庭按人头平均发钱，比提高银行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调控手段都要好得多，特别是可以保护本国人民利益，抵抗国际热钱炒作。 理由是，这一波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外来货币过多而导致的。为了应对大量涌进中国的国际热钱，中国在人民币不能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只有采取适当的国内通胀的手段来对付国际投机和流动性过剩。然而，通胀必然给本国居民的储蓄资产造成损失。如果只采用提高利息的手段来避免利率损失，在补贴本国人民的同时也补贴了国际投机资金。因此，不如直接将钱按人头费发给全国每个家庭。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一个通胀的时期可以更多地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又同时提高了国内货物和资产的价格，直接起到了人民币升值的作用。 中国目前正在与国际热钱、国际投机资金进行着一场艰巨的经济战。要想击退汹涌而来的国际投机热钱，只有采取人民币适当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两个手段进行应对。但国内通胀会影响一大批中低收入、退休人员、特别是一批下岗失业者的生活。在这一批社会群体得不到工资收入相应上涨的好处以应对通胀的情况下，国家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直接向整个社会成员发放通胀补贴费。 向人民发放通胀补贴费，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是因为钱是中央银行发出去的，政府要向人民负责。凡是一个国家发生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都无非两种原因，一是国家货币量发行过多，二是某种产品出现了供应紧张。就目前我国的通胀性质看，既存在着货币量过多也存在着供求紧张的的因素。 从货币量角度看，凡是新增的货币流入社会，主要进入的是那些有收入能力的强势社会群体手中。并且，越是在通胀之际，强势社会集团越可以从通胀中获益。真正受损的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百姓。通胀给这一社会群体带来的只是财富缩水，金融资产贬值，生活日趋拮据。如果一任通胀继续下去，最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我国社会中那批中低收入、下岗失业、退休以及老少群体。 就目前国家的应对措施看，银行利率连续七次升息，基本上保护的是富人的利益。对广大中低收入社会困难群体没有提到任何保障作用。我国目前银行中的居民储蓄，80%是属于高收入群体所拥有。银行利率升息，所起到的作用是锦上添花。并且，还有相当多的利息是补贴给了国际投机资金。目前这一部分资产至少要有四五万亿元，大约占整个居民储蓄的1/4。 因此，中央政府应当立刻着手考虑采取全民补贴方案。建议国家拿出1.3万亿元来（不管是通过财政发债还是基础货币投放），按每人1000元的数额，均匀地发放给城乡每个社会成员。一年发一次，根据通胀持续的时间长短来作安排。照目前的情况看，估计中国需要连续发放两年。 这样做，比前些日子国家财政发行1.5万亿元国债，购买2000亿美元，供楼继伟的外汇投资公司到国外投资要好得多。 在国际热钱疯狂炒作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几项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既堵不住汹涌而进的国际热钱，又将在国际投机和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遭受惨重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奋起迎战，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手段来捍卫本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保护广大毫无保护能力的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得贫富差距拉大，由于国家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由于资本收入比例过大，中国今天到了向社会低收入群体发钱花的时候了。中国今天向全体国民发钱与新加坡向全体国民分红不一样，这一笔钱不是国家财政红利，而是通过增加税收和增发货币的钱，来调整社会的贫富差距，直接补贴人民。 鉴于生产过剩的临近，鉴于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生产过剩的阶段，发钱花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中国政府要有远见。希望中央政府认真考虑这一意见。
小资料：中国企业盈余占GDP三成，显示分配结构不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7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2001年以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41%，营业盈余占GDP的比例则高达36%，政府财政税收占23%。可见我国的初级分配结构已经很不合理了。
发件人："王有斌" <youbinwang@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6 10:55:5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文件 ,13677068008, “中投公司”不能对境外直接用外汇做金融组合投资的原因 王有斌 2007-10-9 据近日消息，我国国家成立的“中投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主要是面对境外金融组合产品投资为主。此投资方向欠妥，对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弊端，极为不利。原因说起来很简单： 一：我国国家外贸、外汇盈余分析： 我国的外汇盈余实际就是外贸商品流通的盈余；就是金属硬通货币（特殊商品等值）交易盈余。实际就是黄金、白银的国家的金库库存盈余（增加等值额）。 二：“中投公司”金融投资与货币流通的分析： 1、截止2005底全球发行货币总值12.158万亿美元，即实际流通货币12.158万亿美元。我国在2008年奥运前夕外汇盈余总额将最低突破2万亿美元。加上我国现有的流通人民币（货币）14.1万亿元（折合美元在2008年计算，约2万亿美元左右），总计约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发行货币总额的1/3。而且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 2、把外贸、外汇盈余用于国际金融产品投资，可理解为，用国家的金库储备去购买他国的金融衍生品，而且还是二级半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如果“中投公司”直接拿着国家的黄金储备去投资金融组合产品；可分析为用外汇储备（黄金、白银储备）去承担他国纸币增发的风险系数，而且购买他国发行的纸币的有价证券的经过复核的金融产品来承担该国经济、金融发展、衍生风险。 3、依照各国央行发行纸币或流通纸币的常规计算方式，一般是7.5%—14%之间。得出我国外汇储备约2万亿美元储备额（黄金储备），可承担20万亿美元纸币的流通风险。约占世界GDP的40%。以此计算“中投公司”必须保证2万亿美元外汇投资，年利润在80%以上，才能与世界经济发展平均指数的3.2%左右持平。方能保证我国GDP在世界的原增长率不相应降低；不然就会相应降低我国GDP在世界占有率。 通过分析后，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这种投资方向，显然是不可取的。 4、“中投公司”依照第3条中所述：把外贸、外汇盈余直接投资境外组合金融产品，实际就等于我国提供黄金储备给被投资国用于纸币发行与流通，而“中投公司”去购买被投资国的金融衍生品。而且是有风险的，是经过复核的金融产品。 对我们的国家、人民来讲，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中投公司”就必须把外贸、外汇盈余总额先核准为我国国家的黄金储备后（或黄金实物清单）再投资到境外去。 依照我国央行准备金率计算，境外金融组合产品投资，建议“中投公司”境外直投不应超过总额的13%，而且外汇储备投资必须是留下银根后之后，方可做等价（有价证券或纸币）金融组合产品投资。
四：“中投公司”发生的金融组合产品投资，如没有先核准为我国黄金储备额，留住银根。就不能发生投资。不然就会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金融风险，得不偿失。 参考《中投公司必须承担的“三个历史使命与责任”》或《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建议书》中所述，中国经济发展在保持正常的情况下，GDP 总值在2015年达到世界GDP 的18.5%，在2020年达到世界GDP的22.5%。 所以“中投公司”的投资方向应站在国家大局的高度来思考，科学、合理的制定投资方向。并且还要保证外汇投资在保值后的前提下，发生投资盈利的目的。 所以“中投公司”需要科学的金融理论为基础；深思熟虑考虑投资方向；千万不要盲目发生大额资金投资业务，出卖国家、人民原始积累财富；成为罪人变成“卖国贼”！ 我国的外汇改革只可参照新加坡（各国）的模式，不依照新加波（各国）的模式。因为所处国际金融地位，国家发展策略，和所达的国家发展目标均不是相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我国外汇金融改革，是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第一目的的！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618:02:2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致仲大军先生（卢映西）
消除贫困，也许不难 南京财经学院副教授 卢映西 2008年3月6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文章中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贵金属货币多了，照样会引发通胀，当西班牙人从南美洲运来大量金银之后，导致了欧洲物价上涨，金银不值钱了。你看一下世界经济史，会找到这段历史的。第二，适当地印发货币发给社会中的穷人，不会引起多少物价波动，并且能使富人的货币不断贬值。但在一个通胀的年代，如果增加货币量，便会使通胀持续下去。 最好是在维持货币量一定的情况下，把富人的钱通过税收等渠道拿过来，再发给困难群体，投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样才不会引起通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向富人的税收。另外减征企业税和提高劳动工资水平也可以增加社会劳动群体的收入。这种手段能改善和提高在职的劳动群体的收入，但对于老人和学生儿童就要靠社会福利了。 印钞票给社会某些困难群体这样的事，一般都是国家秘密，是不能公开的。钞票都是悄悄地印的，美国实际上也是这样，看看本网“人民币为何泛滥成灾”那篇文章，就知道美国是如何在大量的印钞票了。美国的货币供给速度比我国的还要高。] 一般认为，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可是细究之下就会发现，贫富是相对而言的，贫富差距应该多大才合适，实在不好把握。况且，我们这个世界多几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有什么不好，非要把他们与普通工薪阶层的距离人为地拉近才好吗？我们考察一下目前世界上最为和谐的社会――北欧高福利国家，比如挪威，那里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在挪威，国王吃黄油面包，百姓吃面包黄油；国王拿着滑雪板上山滑雪，百姓上山滑雪拿着滑雪板。”看上去十分平等，可是这只是基本消费水平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国王和一般百姓所拥有的财富差距不大。 实际上，高福利国家中的企业家如果做得好，也能成为巨富，比如在瑞典执掌宜家公司的英瓦尔·坎普拉德家族，就在今年刚出炉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名列第七。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富豪榜的前十名中，印度人就有好几位，而中国人一个都没有。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可是跟国际上一比就知道，我们合法致富的富人实际上还不够富。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要缩小贫富差距，而是要消除贫困。就是说，要像高福利国家已经做到的那样，实现所有人在基本消费水平上的平等，但不必刻意追求财富拥有量上的平等。要知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财富上的差距如果只体现在投资能力的差别上，就不会引起任何社会问题；只有当一部分人的财富拥有量少到连基本消费需求都无法满足时，才是需要认真解决的社会问题。 但是，消除贫困却是人类社会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只是因为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太过肤浅。流行的观点是只有先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消除贫困，可是我们看到即使发达如美国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把一些可能已被人忽略的闪光思想重新发掘出来。 更早一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上个世纪初考察了欧美的情况后这样评论道：“大凡文明进步，个人用体力的时候少，用天然力的时候多，那电力、汽力比起人的体力要快千倍。举一例来说，古代一人耕田，劳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过供数人之食。近世农学发达，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去帮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农工，因他的生产刚够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专注重生产。近代却是两样。农工所生产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余，故此更重商业，要将货物输出别国，好谋利益，这是欧美各国大概一样的。照这样说来，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万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 再往前追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1772－1837）早有名言：“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可见，只要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十分荒诞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总有一部分人发愁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另一部分人则发愁无钱购买必需的消费品。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仅凭常识就应该想到，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荒诞肯定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破解。问题只在于，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最近已经有人公开提出突破常规的想法了。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建议通过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的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这一建议引起了社会舆论的热烈反响。 刑普建议中所发的钱是由财政负担的，他认为只要这笔钱不是由央行增发的钞票，就没有引起货币总量的变化，所以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概率就比较小。实际上，目前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走的也是从财政开支的路子。那么，我们能不能思想再解放一点，探索一条由央行直接向个人增发钞票的路径？ 任何思想解放都意味着对某些思想禁区的突破。要破解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通胀恐惧”，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货币总量的增加是否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 回顾一下贵金属本位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到那时还没有中央银行，货币都是由各贵金属矿以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向社会“发行”的。从去年出版的畅销书《货币战争》所援引的史料来看，那个时代的物价十分稳定。问题是，这么稳定的物价是货币总量稳定的结果吗？当然不是，因为贵金属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产出货币，即社会的货币总量天天都在增加。所以历史的经验表明，货币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引起通货膨胀－－只要货币量是按照贵金属矿的生产方式增加的，物价就能保持稳定。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在纸币时代应用的“模拟金矿”设想就呼之欲出了。这个设想来源于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旧瓶子装满钞票，然后选择适当的深度，把这些旧瓶子埋在废弃的煤矿中，再用垃圾将煤矿填满，择取自由放任的原则，让私人企业再把这些钞票开采出来（通常的办法是通过招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失业问题就解决了。”不过，用先填埋再开挖的方法解决问题，看上去总有点滑稽。我们可以把这个设想改进一下，以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取代那种无聊的挖坑劳动，资金来源则由财政部改为央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所有学校都看成是“模拟金矿”，把学生上学当作是到“模拟金矿”淘金，因此学生也应该像金矿工人一样，每天都能产出货币。不同的是，现在学生的“货币生产”是模拟的，“产品”是央行特别增发的货币。具体操作过程是：学生每上一个月的课，也像一般职工到企业上一个月班一样，可以领到“工资”，只不过这“工资”的来源是央行直接印发的货币。换句话说，央行通过这种方式增发货币，按道理就应该像过去金矿源源不断地生产货币一样，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这个设想，道理上似乎并无不妥，但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可行，尚需实践检验。这样的检验可以从试点开始，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当年我国搞证券市场时，邓小平曾经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我们现在要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的仍然是邓小平这种敢于试验的精神。以这样的精神搞“模拟金矿”试验，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同样不可能犯大错误。 具体的试验步骤可以这样安排：先选取一所大学作试点，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向该大学的学生发“工资”－－资金来源为央行专为这项试验增发的人民币。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半年足够），如果没有观察到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就说明试点成功，可以将试验扩展到更多的大学。如此循序渐进，只要不出现通货膨胀，最终全国高校都会在财务上平稳地过渡到“模拟金矿”。接着，我们可以把这项试验继续扩展到中学、小学。最后，试验可以扩展到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图书馆：任何人只要在图书馆学习一天，就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他发一天的工资。如果这项试验获得成功，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就彻底解决了――顺带还解决了失业问题。 要彻底消除贫困，也许真的不难。
《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书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3月5日 2007年4月，我的电子邮箱里偶然收到了段绍译先生发来的一篇文章——《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在哪里？》。阅后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就将它放到我们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没想到读者如潮，点击量巨大。后来此文被新浪和搜狐网转载，据说也成为点击量最高的精品文章之一。 不久后段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写了一本书――《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结果大受市场欢迎。第一版两万五千册瞬间售罄。段先生也因此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国很多大学、政府组织和企业团体先后邀请他演讲达四十多场次。 在发行第二版时，段先生请我写个书评。那我就坦率地谈谈这本书的特点。 第一，实效性：它是学者加企业家的著作，通篇是实践和理论的比较完美的结合，没有枯燥、抽象的大道理阐述，而是以具体的事例为主：有个人投资理财的经典之言；有致富之路的秘笄-借鸡生蛋的技巧；有创业之旅的传经送宝；有中小企业投资、管理的咨询案例；有规避商业陷阱的揭密；有对社会热点房市、股市的解读。此书通过翔实的数据，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令读者心领神会，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实效性。 第二，平民性：段绍译先生是一个从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成功企业家。尽管他的企业没发展成巨型企业，但在中小企业中是佼佼者。恰恰是这种经历、经验和实践，使他积累和掌握了丰富的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创业故事。如果他是一个象牛根生一样的大企业家，那么他讲的故事可能就不会离百姓这么近，他也写不出这样的好书来。正是由于贴近平民百姓，才使这本书有了极大的读者群。 第三，奇特性：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奇。我可将段绍译誉为“微观层面最具实践经验、最有头脑的成功企业家”。中央电视台二套王利芬的创业节目应当请他去当评委。他在经济活动中最大的特点是稳打稳扎，独辟蹊径，出其不意。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了，他往往能在别人走不通的情况下开创出一条赚钱的新路。这就是奇想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拥有奇想的人是最稀缺的资源。 第四，现实性：此书具有较强的解决民生问题的现实性。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创业的高峰期，就业问题和创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中国社会面前。当前的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宏观经济发展大论，而是段先生的这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平民百姓谋生求富的微观知识和技巧。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仍然心系百姓，这是当前中国企业家最高的精神境界。 我们向段先生致敬！此书获得社会各界的青睐决不是偶然的，是书中倡导的致富理念深入人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人掌握了此书的技巧和思路，那么我国的市场经济就走向成熟了。普通百姓致富之日，也就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之时。
上海政协委员建议给全国每人发1000元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年02月21日 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刑普是上海汽车集团的副总经济师，曾在美国留学，专门学习经济学，之后在华尔街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公司从事过数年专业的经济分析，是一位经济专业人士。 在两会这样的庄重场合，这样一份提案看去有点“out of box(不合常规)”。但是，多位经济学家在看过记者转交的提案后都表示，这是一份以荒诞书写沉重的提案。 在貌似谐谑的背后，隐藏着沉重的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我国GDP增长11%，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增幅高达31%；全年 CPI增长4.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5.4%(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收入 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实际增长9.5%)。 这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在高速增长的CPI面前，人民的实际购买力甚至是下降了。 刑普的提案在上海两会期间提交。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答复是“不立案”，因为“这是全国的问题，不只是上海的问题”。 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今年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1%，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 听闻此消息后，刑普表示，他将寻找途径，将这份提案递交至全国两会。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46619亿元，比2006年增长11.4%。和高速增长的GDP相比，200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更为惊人。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不久前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透露，预计2007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超过5.1万亿元，同比增长31%左右。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国库的充盈：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大关，三年翻一番。 但是，和这组数据的辉煌相比，另一组数据则显得有点寒碜：近五年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五年年均增长6.8%。 也就是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1/3,农民的收入增长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约1/5。 而且，随着2007年初以来CPI的快速上涨，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正在贬值。2007年全年CPI上涨高达4.8% ，2008年1月的CPI数据更高达7.1%，创10年来新高。 以一个中部地区中等城市——安徽芜湖为例，芜湖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和购买力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芜湖市民张鸠妹说，“2002年，我月工资 1853元，丈夫月工资2400元，家庭年收入5万元。当时，猪肉7块/斤，我们住的地区的房价只有2000元/平方。到2007年，我退休后工资 1300元，丈夫加了一次工资后，现在月工资是2600元，家庭年收入还是5万元。但现在的猪肉是15元/斤，房价5000元/平方。我觉得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了。” 可弥补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足 “我建议，可以通过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的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刑普在提案中说。 刑普的提案非常严密。 眼下的经济全局是，虽然央行货币供应政策的调整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改变外资预期人民币升值而大量涌入的趋势。 更实际的困境是：我国在提高人民币利率，而美国等却在大幅降低利率以拯救经济。现实的利差加上预期的汇率升值，促使外币进入中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国内企业因信贷规模的压缩也会出现资金紧张，此时，大量涌入的投机热钱就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场面。 “诸多因素叠加，使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面对当下的情况有点力不从心。”刑普分析。 刑普认为，每人发放1000元的好处，在于改变行政投放中的寻租，防止投放管道上的滴漏，让人民直接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舒缓通货膨胀带来 的民怨；还能迅速刺激国内消费市场；而且，这对每个行业的机会也将是均等的，可以去除行业游说和资本利益集团的偏袒受益；还能够“劫富救穷”，1000元 的边际效益，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低收入者来说，大大高于中产阶级等高收入人群。 每人发放1000元的政策及相应机制也将改变投机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每人发放1000元，实际也是提高了 货币供应，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自然会使汇率的基础发生改变。根本改变汇率预期，将使外国投机者却步。”刑普在提案中总结每人发放1000元的益 处。
新加坡向全体公民发红包分享政府盈余 2008年03月03日 2月15日下午3点半，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在向国会宣读“政府新财政年度预算声明”时宣布，全体新加坡国民都将从政府这里收到一个(新年)红包。 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 具体的分配方案是：大多数国民可获300新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低收入者可获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低收入年长者则可再额外获得200新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 新加坡总人口约450万，18亿新元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 2001年就开始发红包 2006年发的红包最大 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其正式称呼叫“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其实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做法。 此前，2001年，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平静之时，新加坡仍处于经济衰退中。为帮助经济困难的民众渡过难关，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新加坡股票计划”，也就是政府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从此，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就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 其中，2006年发放的“红包”最大，政府共拨出26亿新元(约合人民币130亿元)，以现金的形式发给国民。
香港还富于民逾400亿港元 2008年02月28日 香港特区的财政盈余达到了近五倍于最初目标的创纪录水平，港府也相应提出了多项一次性减税举措，以刺激投资和保持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他将建议一次性宽减截至3月31日的本财政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25,000港元（约合3,200美元），并对企业利得税采取同样幅度的宽减。这主要是受去年实现财政盈余1,156亿港元（约合148亿美元）的推动。 曾俊华还建议宽免2008至2009年度的商业登记费和差饷，除此之外，政府还将调整长期薪俸税结构，以降低大多数纳税人的税负。薪俸税的标准税率将从16%降低到15%，公司利得税的税率也将从17.5%调低到16.5%。 此番减税反映了去年香港经济的良好表现，得益于中国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去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6.3%，失业率也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财政盈余的增幅超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资产市场的良好走势推动来自股票和房地产交易的收入创出历史新高，这也是盈余大幅增长的一个原因。去年股市飙升39%，住宅价格平均上涨了20%以上，成交也非常活跃。在一次性减税成为其预算报告重点内容的同时，曾俊华还要努力缓和对这些新举措可能推动通胀的担忧。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官员所希望的水平。曾俊华的预算报告采取的主要是预防性的姿态，表现了对美国经济衰退、中国内地经济过热和全球保护主义升温的担忧。 曾俊华预计今后五年GDP增速可能放缓至4%-5%的水平。他说，香港目前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双重风险。形势在近期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影响也许延续较长时间。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驻香港经济学家王黔说，总额高达353亿港元的一次性减税将促进香港的消费和投资，这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提供了一些缓冲。 预算还着眼于保持香港的竞争力。通过这些减税举措，香港公司利得税的税率仍将低于竞争对手新加坡。香港在2006年底放弃了征收消费税的计划。 此外，曾俊华还建议免收酒店房租税以及即时免收葡萄酒、啤酒及其他非烈酒酒类饮品的应课税品税，希望以此促进旅游业并将香港发展成为地区性葡萄酒贸易和分销中心。葡萄酒行业的从业者多年来一直在游说政府降低税率，他们表示，免除这一税种将有利于香港成为地区性葡萄酒贸易的中心。 政府还将一次性拨出180亿港元成立研究基金，专供大专院校作学术研究之用。 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驻香港税务主管梅德胜(Rod Houng-Lee)说，香港目前的形势很好，我认为很难做到不还富于民。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tsinghua.edu.cn> 收件人： "xujingan@vip.sohu.com"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8 01:51:3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给人大代表提了一个建议 景安先生及各位师友，我最近给人大代表提了一个建议，供参考，请指正。崔之元 设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 给全国人民以财产性收入 崔之元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2008年03月03日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之元先生也许可以算是最早在中国公开提出系统的社会分红方案的学者——早在2006年，他就提出建议成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按他的设想，这将由166家中央国企的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再将“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如果按2005年的数据测算，即166家中央非金融企业的6000亿元人民币的利润的50％，3000亿，投放到“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如果这3000亿元投资能产生10％的年收益，即300亿；300亿元的50％，即150亿，用于给全国人民社会分红；每人大约10元多一点。其余的150亿，相当于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可由人大批准用于其它社会经济项目（相当于200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总支出中支农支出1671亿的9％）。 这可以产生复利效应，按崔之元先生预测，只要运转顺利，几年以后基金本金就会变成上万亿元。假如，从第二年到第五年每年中央非金融企业能有3000亿元投入永久基金，到第五年后基金本金会增长为15000亿，即使是5％的年收益也能产生750亿，750亿的50％，即375亿元可用于社会分红。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本金会越积累越多，社会分红的数额也会翻番。全国人大每年还可讨论是否根据需要将中央金融企业利润、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收入的一部分注入“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以此实现公民对社会财富的分享。 但这个建议并没有受到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学术界作出回应的并不多，而两会之前这个建议被重提，这就是笔者采访崔之元先生的由来。 郭宇宽 《南风窗》杂志高级记者 郭：您的这个设想灵感来自何方？ 崔: 据我所知，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可能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他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法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追求“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 他的《计划与价格机制》一书的副标题就是 “自由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the liberal-socialist solution)，但遗憾的是该书中译本没把副标题译出来。“自由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上很一致。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 的构想。他写到：“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1938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郭：这样看来，国有资产的收益作为社会分红的来源可能比单纯依靠税收措施更佳？ 崔：对。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郭：你的设计中把国有企业收益拿出来成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有人会问凭什么呀？法理依据何在？ 崔：这些国有企业，它们对于一些自然资源的占用，享有高垄断收益，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这部分垄断收益应造福于全体人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国有企业，过去叫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怎样体现全民所有？比如其中在纽约上市的中石油、中石化向海外个人股股东分红，但中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过分红。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来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这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它可以调动广大人民关心国有资产的积极性，也能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 郭：你认为这样一个基金该如何来管理？否则是不是又会成为一个像过去国有企业那样，名为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全民根本管不着，最后又变成一个管理成本畸高的金融庞然怪物。 崔：我设想的基本构架是中国人民永久基金的经理者的产生应面向市场招聘，选拔真正有高尚职业精神的专业人才，任命必须经过人大专业委员会听证批准。它的运作要向全国人大负责，监管主体决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全国人大。 郭：但与阿拉斯加社会各阶层压力和达至妥协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政府，你认为中国政府能够接受这个建议吗？ 崔：政策建议的可接受性的确是个关键问题。阿拉斯加州长Jay Hammond还曾建议伊拉克建立类似的永久基金。他的朋友，巴西参议员Suplicy说服了巴西籍的联合国派往伊拉克的最高协调员S.V. de Melo， 但后者在2003年8月被炸死了。我不认为阿拉斯加州长Jay Hammond如此天真，真以为布什、切尼等人会同意在伊拉克建立类似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他可能只是以此建议来向国际公众介绍社会分红的实践。但中国政府就不同了。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现在许多评论认为这是指股票、基金、房产等。但国际经验数据表明，股票、基金、房产等财产性收入的分布非常不平等，例如1％的美国人拥有39％的财产性收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高于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我认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句话中的“创造条件”，应包括建立社会分红这类来自公有财产的财产性收入，这是一个平等化因素，能真正落实“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郭：这是从十七大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出发的论述。从政府的具体政策角度，如何看社会分红的可接受性？ 崔：我们可以就业政策和低保政策为例来看社会分红的优越性。“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在这里，“有条件”是指只有“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 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这乍听起来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了接受低报酬工作的积极性。然而，直觉在这里是错误的。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社会分红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再加20元。这好像对失业者一样，失业都领100元。但其实很不同，因为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机会的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有激励去找工作。而在有条件的“失业救济”体制下，只有外面工作机会的收入大于100元时，失业者才会去工作。 社会分红对解决我国当前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难题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在领“低保”的资格审查很严，如有的地方规定领“低保”的女性不能戴项链，或不论男女不能拥有手机。这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则取消领“低保”的资格审查。如果“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运行顺利，我们可以逐步把社会分红额定在低保的数值上（现在北京市是每月380元），从而取消低保。 当然，社会分红不是万能的，但它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精神，应是我国公民权利体系中的经济构成之一。我相信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将会引起人们对“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建议的兴趣。 郭：假如引起重视，未来如何启动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你2006年的设想是将中央国企的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这一比例高于去年国资委和财政部文件的规定。按照目前的规定，你有什么新的设想？ 崔：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会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简称《收益收取办法》）。中央国企从2007年起向中央财政上交部分收益。应交利润的比例，区分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上交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交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这一文件的执行，使我们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根据国资委网站的数据显示，2007年1至11月份，中央国企实现利润总额为9186.6亿元，全年将超过1万亿。如果按上交比例为5％或10％，再减去那些三年内暂不上交利润的企业，一般估计2007年中央国企向中央财政分配的红利在500亿至800亿之间。这一数额是少于我2006年设想的3000亿（2004年6000亿元利润的50％）。根据这一现实的规定，我想我过去的方案可以作如下调整: 如果仍以上交利润的50％作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按2007年上交利润的下限，即500亿元来计算，第一年“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为250亿。 如果“永久信托基金”在市场上的运作能够产生10%的收益，那么第一年底可以获得25亿的收入。这25亿元的收入相对于我国的13亿人口是比较少的。因此我们可以参考英国的做法，先向新生婴儿发放“社会红利”。我国目前每年新生婴儿在1500万至1600万之间。如果这25亿元的收益全部向新生婴儿发放，每个新生婴儿能够获得150元左右。因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是每年递增的，如果2008年中央国企仍能够向中央财政分配至少500亿元，这500亿元的50％添加到“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里，那么“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将会变成500亿元。仍然假定“永久信托基金”能够产生10%的收益，因此第二年底，我们就可以有50亿元向当年的新生婴儿以及上一年出生的婴儿发放。以后各年，以此类推。也就是说，我提出的这个方案结合了阿拉斯加和英国的做法。阿拉斯加是每人每年都享受“社会分红”（阿拉斯加人口基数小，目前是六十几万人，使得每人每年获得基金收益成为可能），英国是每一年当年的新生婴儿享受一次性的250英镑（到7岁时再追加一次性的250英镑）。如果按照我上面的设想，中国的新生婴儿以及以后每年得到的“社会分红”都存入他们的“资本账户”，每年利息再加入本金，复利效应，当他们达到18岁时将是一笔可观的数额，可用于大学教育或其他有益的事业。 郭：英国的“儿童信托基金”，是否在社会分红上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崔：可以这样说，它是对新一代实行社会分红。当然，这涉及“代际间公平”的复杂政治哲学问题。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创建新的公共资产，对下一代和当代同时实行社会分红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如果中央国企的效益进一步提高，并将中央金融企业利润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收入的一部分注入“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社会分红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 郭：如何按照公共资源的收益应该被公众分享的原则，是不是应该还有更多的公共资产呢？ 崔：当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国五个省市正在实验推行美国和欧盟的“排污权交易”。但我们仅仅学习美欧的现行做法，而没有注意到美国国会内一直在争议，却因强大利益集团反对而无法通过的“天空信托基金”(Sky Trust)提案。它的核心思想是，现行排污权交易只是二级市场交易，即没用完的排污权额度可以交易。但排污权额度的初始分配却是免费的。“天空信托基金”提案要求建立排污权交易的一级市场，即排污权额度的初始分配要通过拍卖，拍卖收入归“天空信托基金”，再由该基金参照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方式，对每个美国公民进行等额的年终分红。这本质上是创建了新的公共资产。如果我国能够借鉴“天空信托基金”思路，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将大大扩展，由于中国正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排污权额度将被拍卖给大批国内外企业。
发件人：<> 收件人： <zdjun@263.net>, <panyi_bj@sina.com>, <zhengran6@gmail.com>, <wyzxwyzx@vip.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7 11:40: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人大代表：财政实入9万亿都干什么了？ 人大代表：财政实入9万亿都干什么了？ 北京 于泽远 中国财政部昨天向“两会”代表和委员提交了2007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2008年预算草案报告。报告说，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万 1304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万400亿新元），比前年增长32.4%。但有全国人大代表和知名学者指出，中国的实际财政收入远高于公布的数字，目前的财政预算是“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 来自湖北的人大代表叶青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前天在《新京报》、和讯网等媒体主办的访谈节目中，批评目前由政府主导的预算编制、审查和监督制度有明显缺陷，呼吁官方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推进民主政治，尽快将预算编制、审计和监督的权力移交给人大。 周天勇估计，2007年中国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万亿元，但现在只看到5万亿元，“这9万多亿花到哪儿了？干什么了？” 周天勇说，根据他看到的数字，中国税收是4万9000亿元左右，行政收费大概1万6600多亿元，国土资源部土地出让、矿产权拍卖去年达到1万3000亿元，今年的土地收入大概是1万2000亿元，烟草公司上交2000多亿元的利润，再加上卖彩票的收入，估计全部收入在9万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36%。 很多收入没进预算 但很多收入并没有进入财政预算，包括罚款、收费、土地出让、彩票、矿山拍卖，还有交通一些收费都没有进入预算，都在各部门手里，很多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 以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知名的周天勇说：“政府收这么多钱没有进入预算，这是不合适的。另外这9万多亿花到哪儿了？干什么了？现在只看到5万亿花在哪儿。那么，我们能不能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这次十七大也讲到，要推进人民民主政治，我觉得关键就是要人民控制住预算。” 周天勇指出，财政收入的钱为什么到不了农民那里，关键是因为农民在人大没有说话权力。这是一个制度问题：预算是政府自己编的，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它有就业利益，扩大资源利益，油价在涨，工资也要涨，给政府的钱肯定要多于给农民的钱。只有农民和政府之间能够辩论产生制约，政府才能把预算花在农民身上。 他说，老百姓的钱怎么收、怎么花，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博弈。所有失衡的权力，现在来看都在党和政府的手里。官方“是不是施行人民民主制度，预算就是一个试金石。你想真干就真正改革，不想真干就照顾政府自己部门的利益，我就想坐那个车，吃那个饭，出那个国，这就没有办法了。” 也是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的叶青说，整个预算编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起码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没有编进来，编进来的一部分在花钱的过程中又出现各种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审计是最弱的，是审计模式中最糟糕的一种行政审计模式。“审计放在国务院里，自己审自己，可以公布的问题有一定的限制。” 叶青在2003年“两会”时建议修改审计法，让审计系统归为人大。但他的建议没有被确定为议案，官方答复他说，这个建议涉及到宪法的修改，而要做修改宪法的议案必须得有500个人大代表的签名。 叶青承认，他对预算审计系统改革很悲观，估计10年内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原载《联合早报》
发件人： <> 收件人： <zdjun@263.net>, <panyi_bj@sina.com>, <zhengran6@gmail.com>, <wyzxwyzx@vip.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5 15:00:4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极具震撼：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两份报告 极具震撼：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两份报告 余何 2006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极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在4月17日公布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12月1日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一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至1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注：最新汇率10卢布=2.9731人民帀)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 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百年之梦。今年10月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当然，俄罗斯目前的民生福利、经济、国防和科研等国力，才只恢复到原苏联时期的80%左右；但俄罗斯政府目前的做法，已经让人看到了其可以预期的美好前程。 二 第二份报告，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贫困的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过。 （笔者的舅父和舅妈，在广东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前几天我问他俩，养老金每月多少？每人189.94元。我舅父说，他是集体八级工，30年前工资八十多元，现在每月拿189.94元，而一瓶液化气就要90元。） "水涨船高"，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述的承诺。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同时起步于1999年，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的提高却完全不同，犹如天壤之别。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迅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今年5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他们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起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4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也没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他们的希望，何等渺茫。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吧！
发件人："法律观察" <jixiguoqi2008@gmail.com> 收件人： <baichn@em.tsinghua.edu.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4 22:22:05 +0800 优先级：普通 中国工人阶层的真正觉醒 鸡西矿职工开始要求清算和分配在企业的财产权利 国有企业破产法律观察组 把民间百姓扒得光光的，一无所有，这就是国企改革。 2004 年，大型国有企业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在滴道煤矿开始进行整体改制，确定破产。据调查，滴道矿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向国务院申请破产的材料不符合事实，鸡西中级法院的破产裁定也是在无视事实和国家规定情况下做出的,矿方报告中提出的《破产职工安置方案》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宣布完成破产程序后，滴道矿继续生产经营，甚至出煤量比破产前更大。对当了几十年企业主人的13000多名职工是这样处置的： 50岁以上的办理退休手续，每人每月退休金 400元~600 元；45 岁至49岁的每人每月发给2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到 50岁再办理退休手续；45 岁以下的按平均每人2.4万元"买断"工龄，"买断"后的各种保险由职工自己交纳；矿方还以各种借口肆意开除了近 3000名职工，被开除的职工什么钱都没拿到。国家财政拨付给每个职工"买断"工龄的平均钱数为 10万元以上，包括所有被"开除"的职工在内。 现在滴道矿的职工开始酝酿要求清算和落实自己几十年通过劳动在企业中积累的财产份额，即通常所说的"工龄价值" 的行动。职工们认为，国家在政治上从来肯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也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确立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几十年来没有人敢说职工是雇佣劳动者，是打工者。 职工们认为，既然退休后企业还要发给他们退休金，企业改制时要支付给职工"买断"工龄钱，这就说明国家在事实上也承认了职工在企业中有劳动积累。他们退休后领取的全部退休金，或"买断工龄"的钱（不包括企业应该给职工的各种保险福利）实际上是他们在企业中的财产股份加上退休几十年期间的股息总和。 职工们要问，既然现在从上到下都承认职工的工龄是有价值的，那么这"工龄价值"应当如何计算，一些部门又是根据什么武断地决定职工的"工龄价值"，从而单方面决定"买断工龄"的钱数呢？职工们认为现在企业给他们订的退休金、最低生活保障和"买断工龄"的数额是要他们的命，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也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现在全社会都在讲科学发展观、讲公平正义，在确定"买断工龄"的钱数、确定职工的退休金钱数时，也应该讲科学，应该体现公平正义。企业不管怎么改制首先要把账算清楚，企业中的多少财产应该归全体企业职工所有，多少财产应该在全体国民中平等分配。职工们认为公平合理的办法应该是，以全国职工平均退休金数额为基准，结合工龄等因素算出每个职工应该从企业领取的月退休金额，再按职工领取退休金平均年限二十年计算出每个职工应该领取的总退休金数。这个总退休金数就是每个职工在企业中的财产股份加上股份在职工退休二十年期间的股息总和。股息再按全国银行平均存款利息计算，就很容易计算出每个职工退休时在企业中的股份数额，也就是"工龄价值"。如果要"买断"就应该按照这个价钱来买。这个价钱中还不包括企业应该给职工支付的各种保险福利。这样就从经济上确立了职工的主人身份，明确了职工参与企业改制的资格。企业所有职工的股份加起来就是企业中应归全体职工所有的财产份额，除此之外的企业财产就是应归全体国民平等分配的国有资产。滴道矿的职工们通过计算，认为国务院拨给该矿每个职工平均10万元以上的"买断工龄"钱数，与他们应得的"工龄价值"基本接近 职工们认为，他们不是要企业施舍，不是要政府同情，不是要不劳而获，不是要私分国有资产。他们也不是反对改革。他们是要求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是要求在企业改制应该把账算清楚，是要求基于历史事实清算和分配他们的财产积累。 职工们反对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通过"破产"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和职工的资产，把企业职工赶走，或变成为他们打工的奴隶。职工们说苏联改革时，企业的职工和全体苏联人一样，每人还平均分得了一份国有资产。企业亏损的责任不应该由没有决策权的职工承担。政府既然掌握着企业的全部权力，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滴道矿的亏损完全是假亏损，是由矿领导、局领导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造成的。矿领导和局领导在国有煤矿的周围开办大量自己的煤矿，大肆转移国有煤矿的设备、财产、资金，故意把企业搞垮。滴道矿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向中央申请破产成功后，只拿出国家拨付的不到20％的买断安置资金强迫职工们买断走人，高达80%的国家买断资金和企业实际存量财产都被矿领导、局领导和政府官员集体私吞了。现在仍在大量生产的滴道煤矿也变成了他们的私有煤矿。 滴道矿强行实施破产后,很多职工被迫离开了企业。现在职工中的维权代表们正在进行艰苦的联络工作和动员工作。等职工们都回到企业后，他们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按照已经形成的清算和分配方案做出共同决议，再向矿业集团和当地政府提出交涉。他们要用宪法等保障的各项权利，实现公平和正义。 2008年3月1日 滴道矿职工维权法律顾问 袁显臣 13115379263，0467--2470544。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4 13:02: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投稿。前面那个有笔误。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还要等待什么“时机” 高一飞 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一批退休官员和学者，给全国人大、政协等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并随信提交了代拟的“草案” 。（2008 -3-3，《华商报》）。 但是，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是否成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今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称，“目前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认为财产申报立法遭遇三大“拦路虎”：登记实名制未推行、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公开与隐私界限不清。 但是，我个人认为，三大拦路虎其实都是“纸老虎”。 从金融实名制来看，2006年10月31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该法要求我国境内的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这是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将在实践中导致上述制度具体操作执行不力、对银行违背这些规定的追究不严格，还会导致难以发现通过资金外逃、遗产继承和赠与等方法隐瞒财产的问题。但是，任何 法律都不可能等到可以期待严格执法才颁布，我国的宪法、民法、刑法，在执行中都存在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颁布这些法律是多余的。 240多年前，瑞典公民可随时查看各级官员的纳税清单，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在那个时候甚至于没有电脑，所谓“技术手段”的成熟永远都是相对的，以此作为不能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理由，未免太牵强。 至于“公开与隐私”的界限问题，这本来就是财产申报法的主要内容，以此作为否定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理由，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可以说，相关配套制度与财产申报制度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法律之间相互推动与协调实施的关系。至今，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有财产申报法，其立法的成熟经验，可资借鉴，所谓“界限不清”只是因为太多顾忌“中国国情”、迁就现实而已。法律来源于现实，如果法律对现实超越过多，可能引发大量规避法律的行为，但法律又有引领文明、促进立法者完善配套法律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出台财产申报制度不会产生负面效应。在很多法律制度中，存在相互冲突的价值，匆忙出台一个法律制度可能对其他迫切需要实现的价值形成障碍。如，在犯罪形势严峻、侦查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规定所有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都要经过中立的法官的批准（即令状制度）可能导致打击犯罪不力，冲击刑事诉讼的保护人民安全的价值；在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没有底线保障的情况下匆忙出台新闻法，可能会导致以规范新闻媒体行为的名义而将新闻法变成一部主要为限制新闻自由的法，等等。但是，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上，我看不出来到底会存在什么样的负面效应。曾有反腐专家王明高认为“实施财产申报制应慎之又慎，不然有可能引发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风险”，（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公务员法》之辩，http://www.hyczh.gov.cn/content.aspx?contentid=886&columnid=899，来源，中国经营报。）我难以想象的是：这个风险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有风险的话，我认为至多是执法不严、导致法律威信受到损害，导致不幸被抓的贪官们认为“法律面前不平等”，“还有更大的贪官没被抓”而觉得委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人民的要求是：打击腐败，少比无好、多一种途径比少一种途径好、对贪官们疏而有漏比让他们“自由飞翔”要好。从整体上来说，立即实行、逐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只会提高整个中国法律的威信和人民对法律的信心。 那么，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真正障碍在哪里，在立法机构和政府对此没有足够的热情，对人民的期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代表非公职人员、普通民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还太少了，他们没有能够真正反映民意、实现民意。正因为如此，财产申报立法的议案才会在冠冕堂皇又其实又不堪一驳的理由之下被一次又一次的否决了。 2008-3-3，重庆烈士墓。 高一飞 (Yifei Gao)（联系方式只供收信人联系用，请不公布；我已经结束湘潭大学工作，重新回到西南政法大学工作）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
如果通胀今年恶化，那么明年经济崩塌或将难免 谢国忠 【背景】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2.3%。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3.9%。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其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8.2%，二手住宅价格上涨7.4%；房屋租赁价格上涨 2.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1528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19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7.3046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9%。 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报告会上说，“通货膨胀仍然是我们的首要危险，应全力以赴防止通货膨胀。”2008年将坚持2007年底中央确定的从紧货币政策，不会因美国次贷危机深化和国内雨雪冰冻灾害而改变。而央行2月26日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情况通报显示，1月企业商品价格较上月上涨1.1%，较去年同期上涨8.4%。其中，食品类的猪、牛、羊肉价格同比涨幅超过50%。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创下自1997年以的月度新高，同比涨幅达7.1%。 本刊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实现经济“软着陆”仍为时不晚。但如果姑息纵容，通胀形势在2008年恶化，那么到2009年，一场经济崩塌或将难免。 他说，通货膨胀是一个缓慢移动的变量。为了抑制消费者对当前通胀将进一步恶化的预期，金融主管当局必须建立其抗击通胀的信誉。 他开列的“药方”如下： ——尽管通胀在恶化，但推动通胀预期的是资产价格。中国家庭的银行存款达到了20万亿元人民币。而货币主要是用于资产购买，因此，资产价格对货币价值的评估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公众对资产价格涨幅仍将高于工资收入的预期。就这一点而言，政府仍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 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价格拥有全面的控制力。它控制了土地供应，为房地产开发和购房提供融资。最好的政策是增加供给，最快的办法是提高建筑容积率。这方面，现行的监管可能过于严格。中国的城市将会是庞大而拥挤的，旨在于降低人口密度的监管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把容积率提高50%，它将迫使价格预期很快下落。中国当前的土地政策主要是为了打击投机需求和土地的囤积。短期内，增加供给与提高容积率的办法都是有效的，但长期而言，惟一有效的措施是前者。 ——其次，政府必须保护居民银行存款价值不受通胀侵蚀。当前的存款利率明显低于未来两年内可预见的通胀水平。若维持利率不变，存款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政府对其银行存款缩水置之不理，从而引发更高的货币周转率和进一步恶化的通胀局面。目前的存款利率需要提高至未来两年平均预期通胀率之上。 ——中国是否会将汇率作为反通胀的一项工具呢？他表示，对此仍不敢确定。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进口在整体消费中占有的比重很小。货币升值所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直接影响很有限。但升值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与货币供应控制有关。较高的汇率水平将减少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引发的通胀，进而减缓货币供应增长。 ——就短期的流动性控制而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能是现行环境下的最佳政策。存款准备金率能有多高并无限制，它可以达到20%甚至更高。尽管对银行系统来说，其资产中如此大比例的部分存于央行，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他说，当通胀抬升时，选取适当的政策工具将其控制往往并不容易。就通胀上升这一简单事实而言，它证明了此前政策的失败。现在，中国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控制资产价格、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通胀预期，引导通胀逐步回落。
全球熊市，大宗商品是最后的泡沫 谢国忠 2008-02-29 中国1月通货膨胀率升至7.1%，为11年以来最高，而美国公布的折年通胀率是4.3%，也为16年来高点。同时，美联储对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了0.5个百分点，仅剩1.3%到2%。美国可能已经进入经济衰退。欧盟委员会也把欧元区2008年增长率的预测下调0.4%至1.8%，并将通胀率预测值提高0.5个百分点，至2.6%。美国似乎正在进入所谓的“滞胀”，也就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发生。欧元区也离此不远了。 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投资活动仍十分活跃。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率今年可能会降至6.9%，而去年和2006年分别是7.8%和7.7%。这些国家自2003年来的年均通胀率是3.5%，我相信今年可能超过4.5%，虽然这些国家的货币在升值。它们还没有发生滞胀，但正在往那个方向走。 这些情况，给人的感觉跟上世纪70年代很像：经济疲软，通胀加速，美元下跌，油价猛涨。可能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对此比较深恶痛绝。他们的反对理由是：首先，石油在当今经济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第二，各中央银行已经吸取了应对通胀的经验教训。 我也希望如此，但我不敢放心。今天的央行在制定政策时，经济增长是排在抑制通胀之前的。他们寄望于经济恢复后能有时间来治理通胀。但这就像是一段滑坡，央行们的做法可能会一滑到底，置身险境。经济恢复需要时间，因此央行容忍通胀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会像70年代那样，只有经历一场严重的衰退，通胀方可治愈。就算央行现在比30年前懂得更多，他们还是可能在重蹈覆辙。 的确，为今天的滞胀种下祸根的正是各国央行。五年前，由于担心通货紧缩，央行向金融系统输出了大量流动性。这引发了资产市场的大规模膨胀，反过来刺激了需求。于是，世界经济看起来很完美——高增长、低通胀。但资产泡沫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破灭。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是第一个，信贷市场紧随其后，然后是全球股市，现在轮到了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则是最后一个泡沫。在其他市场中幸存的货币现在涌入商品市场，引发了更大的膨胀。有可能，央行发出的所有超额流动性都会通过商品市场转变为通胀。 今天的种种悲哀都是由于央行放出了过多货币。而它们还在提议，要通过放出更多货币来减缓这种痛苦。这听起来有问题。现代经济学错就错在，它对经济疲软有一种不经大脑的膝跳反应——放松银根。通常，如果经济走弱，通胀会减缓。但现在的循环不一样了：繁荣时，巨量货币为资产通胀火上加油，其通货膨胀效应却延迟了。对于走弱的经济投放更多的钱，只会加剧通胀。 美联储知道，存在着发生那种难以控制的物价——工资螺旋式通胀上升的风险，也正努力通过与市场和公众对话来锚定通胀预期。它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一旦美国经济稳定下来，马上就会提高利率——这就是说，它承诺你的钱会保值。但美元都已经贬值成这样了，谁还敢听美联储的话持有美元呢？这种承诺不足为信。美国经济正为过度支出所累。对需求的刺激放慢了对削减消费和提高储蓄的必需调整的速度。当美国经济稳定下来以后，任何美联储紧缩措施都会把它推回衰退。如果那些美元持有者清楚这点并抛售美元，美国就将真的发生失控的螺旋式通胀。 美国不怕通胀，通胀对美国有利！ 中国现在的境地颇为局促。相比之下，美国的环境更能够承受通货膨胀。全世界其他国家持有价值14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资产，几乎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通过通货膨胀来使纸面资产贬值，对美国经济来说利大于弊。而且，美国的低收入群体负债更多，通胀造成的债务价值下降将令大部分美国人受益。中国则是一个净债权国，拥有着约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的低收入者是净储蓄者。通胀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也降低了他们储蓄的价值。所以，通胀在美国可能从政治角度会受到欢迎，但在中国无疑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中美两国今年都会面临通胀，但两国将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应对。中国将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而美国将放松银根以刺激需求。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人民币显然是升值的资产。而为了避免币值过度高企，中国不得不严厉控制资本流入。 香港则面临巨大困难。香港经济倚赖于资本市场活动，全球熊市将使香港的增长引擎熄火，大陆紧缩的资本控制更令其雪上加霜。同时，输入型通胀又在侵蚀香港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港岛今年面临的衰退风险很高。 大宗商品是最后一个泡沫。越来越多种类的金融资本将涌入这个市场。这一泡沫可能规模空前，并持续至未来两年。当各国央行接受衰退是抗击通胀的必要成本时，这一泡沫就将破裂。这可能会在2009年底或2010年初发生。所以，你仍能享受商品市场的炙手可热。买入黄金、白金或白银吧，只要是有形商品就行。不过别持有太久。
粮食危机阴影笼罩全球 韩国却"束手无策" 朝鲜日报记者 琴元燮 2008.03.04 全世界目前面临着"粮食危机"。粮食生产不足，就连库存也在减少。美国农业部预测说，今年世界粮食产量与消费量相比，将缺少2900万吨，粮食库存率（年末库存量/年消费量）也将下滑到历史最低水平14.6%。再加上，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和阿根廷等粮食生产国正在采取各种出口限制措施。 在全世界，粮食问题正在跃升为最为紧迫的课题，但粮食海外依赖程度较高的韩国却"束手无策"。 韩国不仅面临着日益飙升的粮食价格抬高物价的"农业通胀（agflation）"危机，而且还遇到了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的、4700万餐桌受到威胁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韩国去年的粮食进口与前年相比在金额上虽然增长了34.87%，但数量却减少了2.6%。就是说，即使支付更多的钱，也只能买到更少的粮食。 这标志着，不亚于"石油冲击（oil-shock）"的"粮食冲击（grain-shock）"将会到来。粮食危机并不是只要度过临时的供需不均衡就能得到解决的问题。有必要采取在国内和海外确保农地进一步耕作，或是确保稳定的海外粮食进口来源的根本性对策。但是韩国政府此前一直没有付出这种努力。有人指出，政府实际上未采取任何对策，只是束手无策地观望着国际粮食危机。 ◆粮食安全面临威胁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建议各国将粮食年消费量的18~19%确保为年末库存。就是说，只有确保这种程度的库存，才无需担心粮食安全问题。 但是，韩国主要粮食的库存率（以2007年为准）远低于大米13.7%、小麦11.8%、玉米5.3%、大豆10.6%等FAO的建议水平。另外，在国内消费中，国内生产所占比率（自给率）也只有小麦0.2%、玉米0.8%、大豆13.6%等，几乎大部分依赖于海外进口。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和年表示："如果全球范围的生产不足和各国的出口管制等情况持续下去，有可能会给粮食安全问题造成严重的威胁。" ◆政府官员说"无事可做" 韩国要摆脱粮食危机，就必须在国外购买土地进行耕作，或者确保稳定的进口渠道。目前，为粮食安全问题一步步做好准备的日本，在东南亚、中国、南美等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的农田。这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WSG office To: wsg Sent: 2008年2月29日 12:11Subject: 旗帜鲜明地把思想从市场拜物教中解放出来 ——湖北十堰的见证 2月24日，湖北《长江日报》的报道“湖北十堰公交司机集体停运3天事件调查”，十堰有70万人口，所有的公共汽车停运，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重大的公共事件。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集体停运3日，缘由是“司机”，草民以为，这换一种说法，就叫做“私自罢工”。 “引发车城300多辆公交集体停运的，是一位普通公交车司机的工资条，工资条显示：在扣除各项费用后，这位司机一个月的收入仅剩下11.82元。”，这张工资条真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中国绝对贫困线大约是每月收入不超过100元，这位司机的收入尽然比绝对贫困线还要低差不多10分之9，也算是一大奇观了，而造成这一张工资条“奇观”的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十堰市的公交事业已经彻底私营化了。 “一个人的工资条何以会引发全城的数百名公交司机的集体停运？坊间有分析认为，公交完全私营后员工微薄的工资待遇与苛刻制度形成的双重压力，才是这次全城公交停运的真正原因。”，而这种微薄、这种苛刻到了什么程度呢，司机孙东风，在扣除了各类病事假、超油、欠趟、假币等各项费用外，他的工资条显示，当月他能领到的工资为221.82元，刨去还要扣除的210元事故停车费外，只剩下11.82元。“因为奶奶去世和女儿的生病，12月份我耽误了几天上班，工作了21天，最后只能拿到11块钱，那不等于白干了么？”，这可能是私营企业主敲骨吸髓的顶峰之作之一了吧。 但问题的背景在于，十堰市的公交事业已经“彻底私营化”了，而据经济学界主流们的教诲，市场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私有化，比如目前正在大力鼓吹的土地私有化，私有化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徒们的内心，简直就是一种无以超越的、类似于宗教的境界，“市场拜物教”的核心，就是私有，不私有，“市场化”就不“彻底”，唯私有，“市场化”才达到了无所不能，万物归一的“崇高境界”，但十堰的实践有力地煽了“市场拜物教”一个巴掌，事实是摆着的。《长江日报》报道说，在城市公交改革方面，十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2003年，政府大胆地退出国有资本，把公交交给企业运转。 2003年4月29日，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一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从此，十堰全城的公交业整体易手，被民企老板买断，十堰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变为一家民营企业。在整个中国，全城公交民营化，这是首例。“买断人”是温州老板张朝荣，《南方周末》报道，张朝荣一度因此被选为“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新闻人物”。 目前，他同时担任着十堰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务。“第一个吃螃蟹”、“ 大胆改革”的光环和欢呼声背后，是资本家无法遏制的盈利冲动，在资本家的利润面前，什么公共服务、什么社会责任都是虚的，唯独钞票是实实在在的，当公众利益、社会责任与私人资本产生矛盾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资本的利益，据说资本家曾经提出过车票加价要求，但是在社会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未批准，但资本的利益需要一个吸血的渠管，那自然只能从职工身上去找。改制前后，司机们明显感到的就是收入的降低，其中基本工资一项，就从当时的900元降到了现在的500元一月。 报道说，十堰春节的肉价18元/斤，液化气105元/瓶，一位女职工已经3个月不吃肉了。事实上资本家张朝荣没有什么错，无论你给他套什么光环，他的目的就是赚钱，不赚钱他就等于到十堰来当冤大头，当“活雷锋”。怎么能赚到钱，他就怎么干。问题在于“市场解决一切”，“一私”就灵的思维模式主导了政府的行为。记者提醒人们，2002年12月27日，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规定。但这个“意见”比较“中性”，有意无意模糊了所有制、产权问题。但既然要“加快”，要“市场化”，就有号称“敢吃螃蟹”的好汉。 当年，《经济日报》曾经欢呼道“改革将出现多赢局面：…职工通过持股成了股东，收入有了保障；新的运行机制，有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做大。”，事实粉碎了“市场拜物教”经文带来的幻觉，最后“赢”的，可能只有资本，政府输掉了信用，劳动者输掉了生存保障，民众输掉了社会服务保障。在十堰，这样的问题不止出现了一次，在公交行业，这样的问题不止出现在一个城市，2007年，安徽合肥鉴于民营化的公交5个月连续撞死11人，被迫清退私营资本，重庆公交的私营线路多次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被迫退回原国有体制。
发件人："lmin01" <lmin01@163.com> 收件人： <caojianhai@263.net>, <editor@vip.sohu.com>, <cn_sxj@yahoo.com.cn>, <yixrong@vip.sina.com>, <weiyahua@163.com>, <sunny-9196271@163.com>, <zdjun@263.net>, <yulgbj@163.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6 17:55:05 +0800 优先级：普通 丁立民为胜利油田退休职工，有30年国企工作经验，以及退休十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提出过股市改革、房地产改革、银行改革、国企改革等设想，撰文上百万字。 房改之路——发展合作建房与委托建房 丁立民 2008年3月6日 2003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规范房地产市场，但效果不明显，房价飙升，投机炒房盛行，说明需要开阔思路，才能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的建言是：发展合作建房与委托建房。 总体设想：在大中城市周边的自然村，用合作建房与委托建房的方式，在农民的宅基地上建设新型社区，星罗棋布的社区为购房户、租房户、本村农户提供居住条件。新型社区功能齐全：包括住宅、道路、绿化、给排水，还包括幼儿园、学校、医疗站、餐饮店、小超市等。住宅建设体现基本国策，把两个70%落到实处，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租赁房，节约能源，充分利用太阳能、沼气、地热等。 具体设想如下：由地方政府委托专业机构做好大中城市周边自然村的中、长期建设规划，规划草案向自然村农民公示，修改后报上级人大批准，批准的规划按市场需求分期分步实施，原则是先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因地制宜地推广。 开发自然村这样的新事物，首先要明确土地开发政策，宅基地的所有权仍然归农民集体所有，政府不征用宅基地的土地、不拍卖土地、不收取土地出让金。 宅基地转为商业用地，农户也就成了农村拆迁户，一户农户可购买一套住宅，如何购房须制定细则，经村民大会通过实施，其购房资金计入开发成本，列入非本村农户的购房款中，因此农村拆迁户购房不交房款，仅账面核算，存档待用。住宅所有者都要交纳地产税，不过，政府要将纳税所得的一部分对口使用，向农户支付土地补偿金，比如设20年补偿期，保证农户细水长流地获取土地增值的收益。 开发自然村的主体是建房合作社、建筑商，负责经济适用房、租赁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通常说的廉租房是租赁房的一种，与其他租赁房一样，按市场价格支付租金，不过，廉租房是用政府补贴给低收入家庭的现金，加上受惠家庭自有资金支付租金。 合作建房的设想是，有意愿合作建房的购房户，可按政府的规定成立建房合作社，负责开发经济适用房所需的筹集资金、贷款、签定建筑合同等。建房合作社充当小型开发商的角色，但不以盈利为目的，按建房合作社章程收取会员费以维持正常运转，住宅建成一年后，为合作建房而成立的建房合作社注销。 委托建房是地方政府委托建筑商建租赁房、经济适用房、社区配套设施，换句话说，政府将租赁房、经济适用房、社区配套设施承包给建筑商开发。思路是，无建房合作社建经济适用房时，政府委托建筑商开发，扮演补位的角色；政府委托建筑商建的经济适用房，比照建房合作社定的房价上浮出售；租赁房、社区配套设施为政府所有，建成后委托物业公司经营管理。国家法定建筑商的利润率，监理、规划等机构参与工程验收，工程验收合格，政府兑现优惠政策，如核定企业所得税退税率、拨付“工程合格金”（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企业资质升级，精神奖励；工程不合格则处以罚金、企业资质降级、媒体披露。 为适应合作建房、委托建房的特点，政府应降低市场准入门坎，培育和扶持小型建筑商。改革20多年，我国建筑行业人才济济，降低市场准入门坎可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为后继创业者、就业者提供致富机会。 综合上述，说明开发自然村对购房户、租房户、农村拆迁户、建筑商都有利，对政府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有利，其优点归纳如下： 1、用农民宅基地建高层建筑的住宅，既满足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又保护了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能源。新型社区是城乡一体化的模式之一，各类住户同处一个社区，共建美好家园，并为解决小产权房问题提供借鉴，堪称百年大计。 2、社区住户的服务需求可为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加上宅基地土地增值的收益、务农收益，将使农村拆迁户收入水平提高，分享城镇化改革的成果。不过，农村拆迁户将失去养殖业等收入，但可给远郊农民发展养殖业提供机会，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3、合作建房使供需双方近距离接触，及时反映和调节供求关系，按市场需求开发房地产，较好地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缓解住房难、住房贵的问题。 4、合作建房与委托建房是按市场需求开发房地产，集中国民财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必将实实在在地拉动内需，引导储蓄资金转化为社会大众的住宅，规避投机炒房、炒楼花的风险，还能吸收流动性过剩，协助化解金融风险。 5、住宅所有者交纳地产税，意味着用地产税代替一次收取70年土地出让金，这将有效地推进税制改革，解决地方政府寅吃卯粮、吃子孙饭的问题。 6、合作建房、委托建房是打破开发商垄断住宅市场的切入点，打破垄断可平抑房价，实现住宅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多元化建房将形成有效的竞争。 多元化建房指市场主体多元化，包括合作建房、委托建房、开发商建房、自建房等。现行的两限房、经济租用房仍维持市场主体一元化——开发商垄断建房，与市场主体多元化有质的区别。两限房实为价格低档的商品房，经济租用房实为价格高档的租赁房，是补贴实物（住宅）的一种形式，在住宅品种上做文章会进一步扭曲房价，改革市场主体一元化为多元化才能消除市场的缺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全球粮涨中国不慌 《瞭望》新闻周刊 2008-02-28 主要依靠自给的中国粮食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性向来很弱，受其影响自然有限 《廉价食品时代终结》——2007年12月7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这样的标题和一片被咬了一角的面包为封面，突出了全球对粮食市场的担心。 2007年，这片面包的价格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上涨50%，在新加坡上涨40%，在拉脱维亚上涨38%。在拉美地区，它成了一件奢侈品，秘鲁计划发放“面包券”，玻利维亚命令接管了部分面包房，以保证穷人能吃上面包。 面包等食品的涨价，源于一路高涨的国际粮食价格。 联合国粮农组织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粮食价格指数2006年上涨9%，“已经令人无法忍受”，而2007年粮价指数上涨了40%。 国家发改委1月17日公布的一份价格报告显示，2007年全年，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大米平均价格同比分别上升58.2%、44.4%、45.9%、6.2%。所有大宗粮食的价格都创下了10年新高。 进入2008年，世界粮食市场至今未见有回调迹象。全球都在关注，这一次粮食上涨周期，是否能够长到足以让一代人忘记由农业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廉价粮食时代。 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形势的变化。十多年来一直保持自给、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解决粮食自给问题“模范生”的印度，2007年从澳大利亚进口了300万吨小麦。2008年初印度宣布，将继续进口小麦，以提高缓冲库存、平抑国内粮价。过去一直对6000万吨粮食储备感到沾沾自喜的印度，现在储备粮仓也快空了。 欧盟曾经是世界粮仓，但从2007年7月开始粮仓空了。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的粮食库存一度只有50万吨。2007年下半年以来，欧盟已从世界各国进口了520万吨粮食，为找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并储备起来，欧盟决定在2008年6月之前，暂时取消粮食进口税。欧洲粮仓乌克兰也空了，2007年，乌克兰的粮食储备降到了4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乌克兰政府决定限制粮食出口。 一些传统的粮食净出口国正在变成粮食进口国。在世界最大的粮仓之一潘帕斯草原，人们一直坚信，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食物：面包、玉米、大豆、牛肉，都是上帝赐给阿根廷人的礼物，从古至今，他们很少为口腹问题发过愁。这一信念正受到现实的冲击。1月18日，阿根廷政府宣布，为保证国内供应，考虑再次提高大豆、玉米、小麦的出口关税。去年11月，阿根廷已经大幅提高了粮食的出口关税，并且对牛肉实行出口数量限制。但是两个月后发现，国内供应仍然紧缺，必须再次调整政策。 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世界小麦库存将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在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连续两年的干旱严重影响了产量，今后该国很可能要从国外进口饲料和粮食。另外，地区粮食出口量居世界第四的欧盟，今年也因大雨不断，影响了粮食生产。 在粮食生产因气候干旱而减产的同时，需求方面出现了新的增长点。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主任尚强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国民收入迅猛增长，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持续改善膳食结构。随着人们饭桌上出现更多肉类、蛋类和奶制品，以谷物为原材料的饲料需求增加。这加剧了原来就有的供不应求，令谷物价格进一步上涨，同时推高了其他食品价格。 生物燃料与人抢粮食 “能源价格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尚强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同2004年相比，石油价格已经上涨了几倍，因此美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生物燃料计划。甚至美国新的能源法案还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必然导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大幅攀升。” 根据2007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签署的新能源法案，到2020年，美国汽车工业必须使汽车油耗比目前降低40%。新能源法案还鼓励大幅增加生物能源的使用量，使其到2022年达到360亿加仑，其中燃料乙醇占1/3以上，另外是生物柴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粮食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世界粮食总产量的提升。美国和欧盟甚至出现了‘休耕’。结果从2004年开始，世界粮食的库存消费比出现下降的趋势。而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则加剧了这种状况。” 尚强民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2005～2006年度，美国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的玉米为4000多万吨，而2007～2008年度已达8000多万吨。“增长惊人啊，如果把这4000多万吨粮食投放到国际市场，那国际粮价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高。”他感慨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其国内消费量的大增就意味着出口量必然要下降。” 尚强民还告诉本刊记者，由于美国从事玉米制乙醇的生物燃料计划，不仅使得玉米价格上扬，也影响到大豆等油料作物的价格。“因为原来许多种植大豆的耕地都用来种植玉米了。这样一来，大豆的产量就下降了。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07～2008年度的大豆产量，比2006～2007年度一下子减少了1641万吨，所以价格上涨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为了减少碳排放量，欧盟计划到2010年使成员国使用生物燃料的车辆比例提高到5.75%。而目前，欧盟已有60%的油菜籽用于生产燃料。 当本刊记者提到刚刚公布的2008年1月份CPI时，尚强民回答道：“实际上，去年一年国际粮价虽然涨幅较大，但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不大。” 根据刚刚公布的1月份CPI数据，国内粮食价格同比上涨了5.7%，油脂价格上涨37.1%。按照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2008年1月份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大米价格分别上升98.2%、24.6%、79.1%、20.2%。两相比较不难看出，相对于国际粮食价格的“高歌猛进”，国内粮价至多只能以“小步快跑”来形容。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少专家认为，这是由于中国谷物的进出口量，对于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而言份额很小，而国内粮食市场供求总体平衡，不可能出现粮食短缺，主要依靠自给的中国粮食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性向来很弱，受其影响自然有限。 此前，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的丁声俊研究员指出，近年来，与全球粮食总产量下降和储备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增长，供求平衡，储备增加，市场供应充裕，粮价也仅是温和性、结构性上升。从2004年到200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分别为46946.9万吨、48402.2万吨、49749.9万吨和50150.0万吨，连续4年稳定增长。 与粮食增产相适应，国家粮食储备连续增加。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数量，占当年全国粮食消费总量的比例超过35%，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粮食安全线。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保持95%以上的高粮食自给率。 他还指出，除大豆以外，中国的谷物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已经成为谷物净出口国。2006年，中国净出口谷物285万吨。2007年1～11月份，净出口770万吨。2007年12月份，中国净出口小麦粉13.35万吨，折合小麦原粮14.83万吨。 “出口多，进口少，说明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国际粮价再高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大不了我们不进口了。”尚强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发件人："永苗陈" <yongmiaochen@gmail.com> 收件人： "杨 春光" <yangcg2000@sohu.com>, "杨 银波" <发送时间：2008-03-06 08:17: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陈永苗:市场经济肯定造成不平绛 市场经济肯定造成不平等 ——改革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笔记 陈永苗 市场经济不会造成不平等么？从市场经济的理念本身来说，否定造成不平等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承认权利平等，但不保证结果平等。也就说，结果不平等，是可以忍受的，在市场经济逻辑下，是正当的。超出市场经济逻辑，就是不正当的。权利平等内在的要求结果平等，并不支持结果不平等，但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容忍。 可是世间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即使把市场经济逻辑当作一种绝对真理，也无法阻止人们超出。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技艺，市场经济逻辑与启蒙运动一样，诉诸于理性的神圣，来说服，平息反对它的激情和渴望，是非常脆弱的。 而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一种乌托邦。只能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召唤和指导。这是以信仰的方式把握，并且“释放”，或试图实现到现实中来。这是一个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已经到来的世界，它与社会主义乌托邦一样，许诺给它的信徒（请注意是信徒，也就是说，只有相信了它，才可能被许诺）带来一个天堂。以信仰的方式“释放”，或试图实现，并没有考虑到与现实的和解，甚至互相排斥。它体现为一个霸道，不顾一切，征服和碾平不平坦的推土机。 亚理士多德 亚理士多德看来，在本性上，经济仅仅是工具性的，一种工具而已。经济就像食物和饮料，即可以理性运用，也可以不理性应用。可以将经济作为实现城邦理性目的（幸福）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也会带来不幸。 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城邦必须在包括经济在内的诸多工具性的价值之间取得平衡。经济只关心其中一个方面：真正幸福所必需的财富数量。城邦目的的高低或者目标规定着财富的适当程度。经济涉及的并不是真正幸福，而是所必需的财富数量。 在从属于理性政治时，财富能得到良好的应用，从而对城邦有所帮助。如果不加以限制，听任对财富的追求过度发展，如果诉诸于公民的非理性欲望，疯狂的追求经济上的优越，进行把等级制度建立在财富之上，那么财富就会彻底腐蚀城邦。 斯密 法权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可能克制住自然意义上不平等，也可能进一步强化。风险是在的，是药毒三分，人的一切好措施，都有毒素。 斯密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卢梭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特别是他在《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论点，斯密的第一篇论文，也就是1755年写给《爱丁堡评论》的作者们的信函说明了这种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应否定不平等和不公正，斯密甚至在《国富论》中大篇幅的揭露这些现象。 斯密承认，所有权的平等，实际上只能强化所有权分配上的不平等。《国富论》中从未忘记强调，一种让其自行其是的经济，可以在个人与普遍利益之间带来某些冲突和失衡。毫无限制的自私主义魔鬼，可能被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所宠爱。他抱怨说，国民政府的宗旨是保障所有制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来对付穷人而建立起来的。他认为，“野蛮的”自由放任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何值得赞美？ 我必须承认，今天的我们，对17世纪的政治神学问题已经无法有感觉，同样对为什么要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同样没感觉。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市场经济，但是已经无法说清楚为什么要。只有渴望，没有办法有清晰的理性。 赫尔曼《欲望与利益》把我们带回到斯密、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中。古典时代的道德统驭欲望，支离破碎，欲望和激情冲决而出，成为现代性的支点。这种支点，比古典道德的稳固而低俗。更政治成熟。 冲决而出的欲望和激情，必须引导。斯密、孟德斯鸠做了这样一种商业马吉亚维利主义，把欲望和激情从宗教和政治中引导到商业和经济中来，这样让宗教归于精神，让政治归于理性。欲望和激情，与死亡焦虑共存，而道德与理性，与灵魂不朽和自我完满同在。 这样在宗教政治与经济之间，搞一个防火墙，古代时代以来的政治理想，例如政治自由，不会被经济、欲望和激情玷污（可以参看博丹的一篇政治经济学文章）。政治上可以平等，在经济上，权利平等，但是结果不平等。而且这种结果不平等，必须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如果超出，那么也必须被遏制。 经济与天主教的争夺战中，以利息争论为枢纽，商业经济逐渐占上风以来，人们正视了了市场经济，并且寄托一种乌托邦理想。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免除个人之间正面冲突的方法和排除社会力量对比中的潜在暴力，也就是内战的因素。这是从希腊的政治理想出发的，这种美好政治和自由理想，也是人类永恒的。冲突与潜在暴力，是不美好的，不自由的，是一种必然性。 那么天主教作为统一性，消弭冲突的功能，被市场经济承受替代或者部分承受替代。人民希望市场能够起这种作用，这时候盈不盈利，经济对于个人欲望的满足，还是很次要的，服务于建设政治社会，也就是作为一个前政治的前提存在。市场被赋予政治和宗教功能，把欲望和激情容纳盘留在前政治中，防止其冲进政治舞台。 这是一种总体性的政治技艺，还有另外一种总体性的政治技艺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了消弭冲突与潜在暴力，霍布斯找来最大的暴力利维坦，具有神性的暴力，这种暴力让你屈服，不仅仅是外在威胁的恐惧，而且是内在的敬畏。敌基督通往基督最近，为了荣耀基督，霍布斯不得不靠近了敌基督。这是从根子里面的消除努力。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人格的，而斯密的市场所确认的“无形之手”是非人格的。必须这么说，这两种方式的背后，有一个立法者，也就是上帝。斯密有一本佚失的神学著作，“无形之手”依赖于立法者上帝。立法者上帝有两种政治影像，当例外紧张状态来临，由不得慢慢悠悠，这时候就显现为利维坦，而当和平状态出现的时候，立法者上帝就呼呼大睡了，留 下一个“无形之手”工作，个人欲望和激情的表达和放纵，同样能达到和谐。只要不出轨，或者形势不紧张不造成出轨，就随便闹。但是一旦要出轨，立法者上帝就醒来了，“无形之手”就消失了。 霍布斯管制欲望和激情，与斯密放纵欲望和激情之间的不同，一个关键点，就是要不要道德教化，尤其是来自政治权力的道德教化。有了“无形之手”，似乎道德教化从政治移到市场，所以才有卢梭让市民社会承担道德教化。 有了“无形之手”，就不需要推翻或者取代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而且可能不再有真正的反抗和革命。这时候，“无形之手”僭越了上帝，形成一个强大的说理机制，例如你在市场经济中失败了，那是你没本事，是你的宿命，你应该认命。它的强大体现为中立性，客观的色彩，模拟了“自然”，利用人对自然的敬畏和恐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并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个世俗化。毛泽东的解放大多数人，变为邓小平的富裕大多数人。毛泽东的意图伦理中，更注重政治自由，暂时搁置了富裕，而邓小平的意图伦理中则相反。世俗化的过程，则是来自政治权力的道德教化的消失，那么“无形之手”就可能实现。 市场经济被寄托希望，促成国家的安定和国家之间的和平，这是古典政治哲学曾经遇到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人类根本没有能力无法取消冲突和暴力，能思考的是超越他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黑格尔 黑格尔并不期待由经济实现政治，回归政治。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市场孕育了阶级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由于某种机制性需要，自然的不平等在扩大，因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穷人处于困境与此相连。 也就是说，穷人处于困境，是政治性后果，是人为的，是出于某种机制性需要。而不是自然的，即使是自然形成的，在人这种动物看来，也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人人平等，才是自然的。结果，即使通过大尺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很容易这些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上。即使没有，但还没有足够的物品，可以用来补偿市场孕育出来的过多的贫困和贱民。 也就是说，市场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制造了更大问题，本来致力于解决贫困和民生，但是却加剧了。斯密说，在市场经济中，富裕了一个人，贫穷了500人。市场不仅没有减少贫困，最终却不得不牺牲贫困并造成贫困。这样的问题，对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或者建立全球性商业帝国，让其他民族和国家，为这个问题买单。还有就是缓和国内的紧张，通过福利措施。 市场经济本身带来各种无法自动恢复的失衡，例如经济大灾难。整个经济服从失衡规律，而这种失衡悖论来源于最贫困人口所达到的贫困现象。这是市场经济逻辑本身的必然后果，还不是因为非市场经济因素造成的。用市场经济的理想美好，本身并不能回避这些残酷的现实。造成一个收入不平等而导致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这是没有出路的。 而目前找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出路”的出路，例如福利措施，又与市场经济的理想冲突。强制富人维持穷人的生活，例如英国的济贫法，穷人得到援助，就陷入从社会中排斥出去，重新回到过去的依附地位的可能性。 因为市场经济的理想是，只有依靠本人的独立劳动才吃生存者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不劳动者不得食。市场经济本身是从物质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从而排除出去，而补救措施，则是从精神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也同样排除出去。这是双贫困。 对于福利措施而言，存在着一个宗教大法官的问题，那就是面包和自由的矛盾。幸福之后才有德行，温饱之后才有礼节。但是给与穷人幸福和温饱，并不一定带来德行和礼节，而且还可能造成消费主义。除非部分放弃市场经济理想本身蕴涵着人的自由和解放价值，容忍消费主义，并放弃道德高压另外寻找出路，才可能所有改观。 但是市场经济理想，一旦要进入政治，存在“信仰的推土机”问题，那么放弃道德高压另外寻找出路的可能性，就被严厉地打断。如果面包和自由的矛盾，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应该说，福利措施与法治宪政的配合，可以从中呈现出路的可能性，或者本身就是那条出路。 从市场经济的理想、展开和二十世纪的殖民或者福利补救，从头反思，应该说市场经济的理想是美好的，甚至其政治效果，也要比社会主义的筹划要好，尤其在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说（所以马克思的筹划，依赖于整个世界共同体）。但是如此并不能妨碍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内在紧张和内在冲突，并且为之寻找出路。而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划分敌我，制造冲突，美化市场经济，妖魔化社会主义，并无助于寻找出路。 市场乌托邦还比不上社会主义乌托邦，因为它太世俗了，把这个天堂放在一些太近和太容易的接近的地方。这样民众容易看到，容易对其提出立刻实现的要求，没有足够的后退机制，来躲闪民众的索要。那么一旦时间一长，过了民众忍耐期限，市场乌托邦就被判了死刑。越加物质和世俗，持久性越短，越加精神和超验，持久性越长。只有足够遥远和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的时候，而且处于人民灵魂深处时，乌托邦才会长久的保持人民对它燃烧的的热情，例如基督教的福音天堂。 资本主义胜利之后，旋即被社会主义占上风，并且一度击败，而且最后吸纳了社会主义。我可以清楚地做出判断，就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而言，文革与改革的争战，如果没有新的因素加入，改革会输得内裤都没了。尽管文革赢了以后，中国陷入法西斯主义灾难，死得更惨。 回归政治性 取消经济与政治的分割，反映了对社会的一种新设想，在这种设想中，私人与公共的差距，缩小为社会规模问题：私人事务成为公共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政学放大为经济学，把国家当作一个家庭。 斯密认为，市场是一种政治和社会观念，正因为如此，它才有经济内涵。市场观念不过是当他不言自明地把经济看作政治的体现时，所具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市场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经济的。他是政治哲学家，并不是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不过是立宪科学的一个小部门。他甚至不把自己的《国富论》看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定义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 正是通过与政治结合，经济学才能科学。也就是只有政治经济学奠基下来，后面才有经济科学。李斯特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它以国民性作为起点，讲授一个特定国家如何能够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并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来保存和改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学被理解为经济的政治学，它是一种政治技艺。 如果离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就是可疑的。西斯蒙梯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反思了：经济世界是人与人对抗和分裂的场所，而并非和谐的场所。 在他看来，一切祸根都来源于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渐被看作一种脱离其他门类的知识。他认为，应该从这个原则出发，也就是财富增长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它所拥有的，为所有人提供幸福的手段。要经济学回归到原位，看作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必须依赖于回归到政治。 西斯蒙梯说，我们观察的政府，应该保护弱者对付强者，捍卫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成为所有人的经常性但又稳定性利益的代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6 09:58:1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转发：一篇离奇的网文 去年1月《财经》文章《谁的鲁能》，首次详细报道了鲁能集团产生、演变及最终控股权转让的全过程。让2006年5月隐秘完成私有化的鲁能集团在2008年2月4日正式宣告取消，重回国有资本控制。一年后的《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却没有《谁的鲁能》般幸运。2008年2月28日晚，《证券市场周刊》送印厂印刷截止日期，不过，拖了三个月的封面文章《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被枪毙。还好，还有网络，还有博客。2008-03-03 |文章作者李德林在其博客上公布了《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部分原稿。李德林在手记中认为，太平洋证券上市牵涉到了一位刚刚当上副市长的前证监会副主席，副市长的行政级别是副部长级别，权贵在离开证监会之前，可能涉嫌巨大利益的违规，被李斥为“权贵的肮脏交易”。面对稿件被毙的命运，李德林“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哭泣，这是资本市场的悲哀，也是新闻人的悲哀。”现转载李德林在其博客上披露的《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部分文章，据称，还有“还有部分内容敏感，以后公布”。 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 李德林 《证券市场周刊》 2007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悄然登陆A股市场，拉开了在上交所股票公开交易股票的大幕。这是一家注册资本15亿元的券商，挂牌首日股票涨幅就达到了424％。人们也许会惊叹太平洋证券上市所产生的巨大财富效应，也许会从发布于央视的庆贺广告中不断熟悉太平洋证券的名字。但是，更多的人未必清楚太平洋证券此时已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证券市场造富模式，成为中国第一家没有经过证监会批准，尤其是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直接上市的公司。 太平洋证券独特的上市之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其完整的标准化程序是否已广而告之？中国20多万家类似的公众化公司是否都有权力申请上市交易其股票？中国证监会现有组织结构中，哪个部门负责这类公司上市的审核工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其上市模式，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还是与现行法律的博弈？ 如果太平洋证券上市的模式不是一个制度安排，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家公司直接挂牌上交所，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寻租游戏诞生了。 上市完美三级跳 增资、换股、上市，太平洋证券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三级跳。从公司成立到向证监会提出上市申请，太平洋证券的年龄还不足3岁，其中前两年连续亏损。按说没有三年的连续赢利，上市几乎就是白日做梦。然而，现在太平洋证券就这样在交易所挂牌交易了，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费解的事情。 回首看看太平洋证券的演变过程：太平洋证券成立于2004年1月6日，是云南省政府为了托管问题券商“云南证券”而专门成立的。公开资料现示，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肖建华，这个15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才子，借助对外经贸信托的央企控股招牌，通过控股太平洋证券的股东泰安泰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泰安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黑龙江世纪华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了太平洋证券60％以上的权益。 太平洋证券在明天系的控制下，进行着艰难的发展。“太平洋证券成立之后没有任何历史包袱，但是很快‘明天系’资本玩家的真面目就显露出来，在证监会大力整顿券商自营以及委托理财的情况下，太平洋证券却进入二级市场冒险，导致2004年以及2005年巨亏，到了2006年股市行情的好转，太平洋证券才逐渐摆脱困局，甚至靠炒股票赚钱。”知情人士透露，明天系一直看好爱使股份，之前一直举拍保住第一大股东地位，从2005年开始持有爱使股份1855万股，直到2006年年底。在华夏银行上的投资使得明天系对上市金融公司的投资情有独钟，尤其是深发展的股改更是让明天系倾巢而出，远东证券、恒泰证券以及太平洋证券三家嫡系券商联袂出击，持有深发展5195万股，其中太平洋证券持有3013万股。 尽管太平洋证券并不承认自己的明天系烙印，但无论是买入爱使股份还是深发展，太平洋证券都跟明天系旗下公司步调一致。在现有的太平洋证券股东中，明天系控股的泰山祥盛、华嵘投资合计持有16.67％，而明天系的盟友对外经贸信托以及中能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也合计持有16.67％。知情人士透露，在目前的太平洋证券中，明天系能影响到决策权的股权比例在33％以上。2004年亏损1623万元的太平洋证券到了2005年更是巨亏2亿元，离证监会当初的规范类券商的标准都相去甚远，更没有任何上市的希望。 太平洋证券不仅仅出手明天系下面的公司，还在二级市场上进出四环生物、青山纸业、鲁银投资一类的老庄股。2006年初，证监会对太平洋证券的经营开始了关注，尤其“明天系”的控制权问题，“明天系”不得不出让太平洋证券的股权。付出代价并不可怕，如果能上市将整体市值做大，即使出让部分股权，价值上也不吃亏。于是，“明天系”开始了太平洋证券的战略性转移，通过转让股权谋划上市。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引进新股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该股东的进入一定能够有助于推动太平洋的上市进程。 此时，上市公司云大科技（600181）深陷泥潭，步履艰难，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在云南国资方面拯救云大科技的行动中，太平洋证券不失时机的出现了。于是，双方就太平洋证券借道云大科技上市一事，开始进行了秘密谈判。2006年6月，泰安泰山投资控股的股权转让给普华投资有限公司；当年8月，泰安市泰山华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11月，华嵘投资将其所持有的太平洋证券2852万元股权转让给云南崇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崇文）。至此，华信六合成为太平洋证券的大股东，而华信六合的自然人股东涂建因持有华信六合28％的股权间接成为太平洋证券的实际控制人。 回头再看太平洋证券股东变化的蹊跷之处。云南崇文企业这家规模不大，注册资金二百万，第一次取得明天系手上2852万元之后，很快又掏出4000万参加太平洋证券的增资扩股，总共动用了6800多万资金购买以及增资太平洋证券，实力不可小视。2006年11月，太平洋证券通过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由6.65亿元增至13.98亿元，同时将太平洋证券进行股份化改制。在增资扩股的过程中，作为云南省国资委全资控股的云南国资公司免费取得云大科技股权之后，并没有拿出任何现金参与拯救这家有着上万名流通股东的上市公司，却在这个时候拿出了5000万元现金参与了太平洋证券的增资扩股。与此同时，有着上市公司闽福发、大华银行背景的大华大陆也参与了太平洋证券的增资扩股。 2006年11月，这家从成立开始连续两年亏损的券商真真切切地开始了上市之旅。经过与云南国资主导的云大科技重组领导小组的合意，太平洋证券很快就拥有了《云大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暨太平洋证券重组上市组合操作方案》。期间，云南省政府特意出具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请求支持的函》（云政函[2006]113号），由当时的云南省副省长李新华亲自提交证监会，并带领相关人员到北京汇报工作。在云南省政府的这份公函中，提出了太平洋证券定向增资、参与云大科技股权分置改革、重组上市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方案。 从文字上看，云大科技要股改了。在2006到2007年中国股市的股改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许多面临退市威胁的ST类公司，都通过股改及重组获得了生机，或者改头换面，或者东山再起，如果太平洋证券能够重组云大科技，那无疑是云大科技的再生之机。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2007年3月28日，太平洋证券通过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规范类券商的评审。随后，太平洋证券向北京冠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天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湛江涌银置业有限公司等四家新股东（简称四股东）定向增资1.02亿元，定向增资的股东所增股份将部分用于与云大科技股东换股。至此，太平洋证券股本增至15亿股。根据2007年4月14日云大科技的股改方案透露，四股东增发获得的股权将部分用于同云大科技的全体股东进行换股，云大科技非流通股每8股换成1股太平洋证券的股份，流通股每4股换成1股太平洋证券的股份，即换股比例分别为8：1和4：1。 云大科技的股改，除了换股，再也没有任何关于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案。这就是云大科技的股改或者重组吗?太平洋证券的四股东跟云大科技的股东们进行换股有没有使云大科技起死回生呢？这里有必要再来看看云南省政府的初衷，其在发送证监会请求支持的函件中，明确强调的是云大科技的股改、重组上市等重大问题，但是，2007年4月14日云大科技公布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唯一核心内容却是云大科技的股东集体用其持有的云大科技股权，跟太平洋证券增发过程中获得股权的上述四家股东进行换股，云大科技的流通股东并没有从非流通股东手中获得对价。那么云大科技的流通股东在股改过程中到底获得了什么了呢？作为拥有证监会核准保荐资格的安信证券保荐人陈若愚的解释是，云大科技的股改方案核心是向云大科技的股东们差别支付换股权，也就是云大科技的股东们获得跟上述四股东进行股权交换的权利。那么上述四个支付者不是云大科技的股东，为什么要支付换股权呢？ “股改应该是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股改对价，或者为了股改重组，股东集体缩股向新进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支付对价，降低重组方的重组成本，达到保留上市公司壳资源的目的。云大科技的股改既没有支付对价，也没有对上市公司本身进行重组，相反的是云大科技的股东跟太平洋证券的股东借着股改的名义进行利益交换之后，云大科技彻底退市了。” 证监会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一名委员觉得不可思议，“上市公司股东跟非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换股权那是股东私有财产的一种交易，这种权利是个体行为，怎么可能作为一种股改对价来支付呢？云大科技的股改跟太平洋证券公司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太平洋证券的上市是个值得追究的问题。” 再来看看2007年5月30日云大科技股改的股东大会的情况，云大科技2.8万多股东投票表决了云大科技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律师在股东大会现场证明，云大科技的股改是独立进行的，跟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太平洋证券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陈若愚所说的换股在事后也证明，上述四家公司并不是借壳，而太平洋证券也并没有借用云大科技的壳资源进行上市。太平洋证券的董事会秘书林荣环在云大科技的股改路演中也反复强调，太平洋证券上市不是借壳，是自己申请上市。很显然，云大科技的股改跟太平洋证券上市毫无关系。 那太平洋上市干吗要扯上云大科技换股呢？保荐机构安信证券、法律顾问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保荐意见书》以及《法律意见书》是这样解释的：两家公司的股东换股后，原本20个股东的太平洋证券股东人数达到28975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司为公众化公司，公众化公司可以进行公开的股权转让流通等交易。于是，太平洋证券就这么被交换上市了。这听起来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要不是《证券市场周刊》提出异意（详见本刊2007年5月12日《明天系券商借壳内幕》），太平洋证券原定于6月就挂牌交易了。但短暂的推迟并没有妨碍太平洋的上市计划，也不足以引起其游戏方式的变化。2007年12月27日，太平洋证券终于发布了上市公告书，并于次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实现了挂牌上市的战略目的。 谁批准上市交易 谁批准了太平洋证券上市？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拷问。如果说太平洋证券没有借壳云大科技，没有重组云大科技，就成了上市公司，那他是怎么通过上市的市场准入程序的呢？如果没有准入审批，任何公司都是不可能存身于资本市场的。 翻遍太平洋证券的公开资料以及证监会的官方网站，就是找不到有关太平洋证券上市审批的信息资料，换句话说，就是不见“准生证”。从云大科技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看，排除了太平洋证券借壳云大科技上市的可能，由于没有详细的资料公布，很难判断太平洋证券到底是IPO还是通过新的上市模式上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太平洋证券上市发行并没有经过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等上市交易审核机构的审核。然而，在太平洋证券上市公告中公布的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中却明确指出，太平洋证券申请上市符合《公司法》以及《股权分布补充通知》的要求，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后，可以向上证所申请股票上市。 在太平洋证券的上市公告中，还披露了云大科技股东大会以及太平洋证券股东大会所通过的换股决议，即同意云大科技的股东与太平洋证券的股东进行换股。应该说，在太平洋还没有挂牌交易之前，其股权尚处于一种非流通状态，太平洋证券的非流动性股东变更是否需要经过证监会的批复呢？按照《证券法》以及上述的监管意见，太平洋的股东换股应该证监会进行审批。遗憾的是记者也没有找到证监会关于云大科技股东换股成太平洋证券股东的批复，对于太平洋证券来说，属于重大的股东变更，应该上报证监会机构部进行批复。 云大科技的股东换股成太平洋证券之后，太平洋证券的股东人数从20人一举上升到两万多人，成为公众化公司。从太平洋证券上市后的新的证券代码可以看出，太平洋证券的上市跟云大科技没有关系，不属于借云大科技之壳上市。证券代码是上市公司通过证监会审核后，在上交所选定的一个代码，这个代码标志着上市公司可以在交易所交易，具有流通权，股东可以相互自由转让。那么有了新代码的太平洋证券是否属于新股发行呢？ 如果不是借壳上市，那么2006年11月签署“云大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暨太平洋证券重组上市组合操作方案协议”的太平洋证券就应该适用《证券法》第50条的规定，或者按照新《证券法》之规定执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是：“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已公开发行”。这就是说，申请股票上市的前提，是股票在经核准后已公开发行。那么，核准的条件又是什么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的发行人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是：“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而太平洋证券2004至2006年净利润则依次为－1623.40、－20051.26、13192.19万元。显然，过去三年中只有一年盈利、累计盈利－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达不到公开发行股票的标准。 太平洋证券的业绩注定其不具备IPO的资格，那么太平洋证券上市是否还有特殊的模式呢？太平洋证券上市的唯一批复就是证监会机构部的81号文，这个文中对股票总数以及股东人数作出了非常详尽的约定，这个时候虽然是股份公司，但是股东人数低于200人，太平洋证券依然属于非公众化公司。随后，太平洋证券再由非公众化公司转向公众化公司的过程中，按照公司公众化的要求，那就是公开发行了股票。我国新《证券法》第10条所界定的证券公开发行包括下列几种情形：(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2)向累计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那么太平洋证券的公众化是怎么形成的呢？通过四家股东跟云大科技的股东进行换股，太平洋其他的股东为四家提供换股的股东进行补偿，也就是说太平洋证券通过换股的方式使股东人数超越了200人的公众化底线。 太平洋证券这种公众化到底是不是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呢？太平洋证券的股东同云大科技的股东换股形成的公众化，是否需要经过证监会批准呢？新《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又据《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经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据此规定，太平证券股东跟云大科技股东的换股必须经过证监会的审核同意方可实施。非常遗憾的是，记者没有查询到证监会有关批准换股的文件。基于太平洋证券上市公开的现有材料，太平洋证券从证监会批复20家股东持有的权益全部转化成为股份的过程明显不属于公开发行。那么在接下来太平洋证券股东将其手中持有的太平洋证券股份跟云大科技股东持有的云大科技股份进行交换的过程是否属于公开发行的话，是不是太平洋证券就具有上市交易的资格呢？ “事实上，太平洋是对云大科技股东进行了定向非公开换股，而不是非公开发行，也不是向特定的对象发行。所谓发行股票，一定是公司增加股份。太平洋证券通过换股，只不过带来了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后果，对于太平洋证券总股本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不能定义为非公开向特定对象发行。”一位证券律师认为，“太平洋证券股东跟云大科技股东之间的这种非流动性股权与流动性股权的交换，实际上已触及了流通权的产生根据问题。对于云大科技的股东以及太平洋证券的股东们来说，他们是没有权利决定股权的流通性的。在云大科技与太平洋证券这两种不同法律主体的股权的交换问题上，能否交换、怎样交换，需要证监会来进行审核批准。” “公众公司并不等同于上市公司。”上述律师认为，云大科技股权的流通性是证监会通过行政审批程序赋予这个公司的，这种流通性不会因为股东的变更而转移。也就是说，云大科技的股东转换成太平洋证券的股东，并不能使太平洋证券的股票直接拥有流通性。证监会发审委一名委员告诉记者，太平洋证券股东人数超越了200人，这种公司按照证监会新成立的机构二部的要求，凡是股东人数超过200人，未经证监会批准的公司要想上市，必须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将股东人数整合到200人以内，证监会方可按照上市程序进行审批，太平洋证券这种通过换股后人数超越200人的公众化公司要想上市的第一步就是要整合股东人数，以达到证监会的监管要求。 而上述律师认为，从法律意义上说，由于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太平洋证券即使通过换股使其已成为公众公司，无论其怎样整合200人以上的超额股东，也不能直接得出其已上市发行的结果来，这种公众公司的股票如果要上市的话，依然应该按照公开发行股票的程序进行上市审核，必须满足上市公司需要具备的资格和条件。太平洋证券是否具备了呢？根据《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资格以及条件的规定：（1）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2）、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3）、开业时间在3年以上，最近3年连续盈利；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而设立的，或者本法实施后新组建成立，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连续计算；（4）、股票面质达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得不于1000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5%以上等条件。 该律师指出：“太平洋证券股份化以及增资扩股、换股、上市是多个法律行为，每个行为都有其特定的条件和法律后果，需要分别遵循不同的法律程序。增资扩股不等于上市发行，股份化也不是上市发行；太平洋证券的股东同云大科技的股东换股，只是股东之间的股权交易行为，也不是公司的公开发行股票行为。将这三种行为再怎么组合，都不能组合出太平洋证券直接上市的后果来。即使证监会批准了太平洋与云大科技股东之间的换股，使太平洋证券成为合法的公众化公司，太平洋证券要想上市，也必须按照上市程序通过审核，也起码应该满足三年连续盈利的基本要求。”该律师质疑，对于云大科技来说，上市资格已经终止，壳资源消失了，不是借壳也不是IPO就直接上市的太平洋证券，按照目前的状态看，太平洋证券的上市，是否意味着其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上市模式呢？太平洋证券突如其来的上市到底是什么上市模式呢？ 离奇的上市批文 证监会办公厅的一纸批复决定了太平洋证券的上市之路。 太平洋证券的上市是新模式吗？回首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企业上市之路，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在现行法律公示的模式下遵照相同的规则进入资本市场的。作为制度安排，如果需要有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上市通道，这种安排至少也应该是预先公示的，对所有人都是公平适用的，而不应当是少数人在密室里把玩的东西。再好的制度和规则，如果只是少数人秘密掌控的“专利”，难免不会成为寻租的工具。如果未经公示并成为一体遵行的规则，那它压根就不成其为好的制度。这是记者在向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部长杨晓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刘莘教授、中兆律师所李江律师探究有关行政法规则时，所得到的近乎一致的说法。记者随后查阅了证监会官方网站上公开的相关规定，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上市创新的文件，也未见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关于股票发行管理新规的发布。这也就是说，太平洋证券的上市尚没有属于新模式的制度安排。 太平洋证券上市过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获得的仅仅是证监会办公厅下发的“证监办函[2007]275号”《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有关问题的批复》。杨小军教授认为，对于批准股份公司上市这种赋予当事人特定权利和资格的重大事项，现行法律已经规定了相应的行政许可程序，并把实施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的权力，赋予了中国证监会。那也就是说，只有中国证监会才具有核准企业上市发行股票的权力。从行政程序的角度来说，涉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只能由有权机关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并按照法定要求予以公开。证监会办公厅并不是证券上市许可的法定行政主体，根本就不具有实施相关行政行为的权力。 中国政法大学刘苹教授指出，行政机关因为实施行政行为需要正式行文的时候，其行文主体只能是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如果说证监会实施行政行为对外行文，法定行文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那么，证监会办公厅作为行文主体下发275号文件，行使证监会所享有的行政审批权力，怎么讲都是不符合现行行政程序有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求的。 证监会办公厅的这个函具体的内容就是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换股并重组上市有关问题的请示》，证监会办公厅是否有权利对这一请示代表证监会通过函的形式进行批复呢？1998年12月31日，中国证监会“证办〔1998〕43号”《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启用新的发文字号的通知》中称，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三定方案”，为适应证监会机构、职能调整后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发文管理，从1999年1月1日起统一启用新的发文字号：一、证监会对外正式行文，一律采用会发文代字和办公厅发文代字，取消原来的部室发文。如各部室工作需要，可以本部室名义，就某些具体事项印发不含政策性和业务指导性内容的便函；二、我会发文代字暂设14个：证监发、证监函、证监发行字、证监市场字、证监机构字、证监公司字、证监基金字、证监期货字、证监稽查字、证监法律字、证监会计字、证监政研字、证监国合字、证监人教字。证监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以及针对证券期货市场全局性问题作出的重要决定，印发会领导讲话，发布规章等，使用“证监发”；与我会平级或不相隶属的机关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等，用“证监函”；涉及本会某项业务内容的发文，按业务内容与发文代字相统一的原则，用“证监××字”；三、办公厅发文代字有2个：证监办发、证监办函。主要用于不宜使用“证监发”、“证监函”，但又无法界定具体业务归属的对外发文。 法律之外的上市 “如果说证监会办公厅在太平洋证券上市的问题上代行了证监会的职权，已经从行政程序上暴露了太平洋证券上市程序的瑕疵的话，那么，在这种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背后，是不是有更为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呢？从证监会办公厅这份文字不多但概念不少的文件中，真看不出太平洋证券的上市发行适用了何种法律程序。”这是在通海高科欺诈发行案件中担任过辩护人、在海南凯立因上市审批未获通过而状告证监会案件中担任代理人的李江律师所疑惑的问题。李江指出，在相关文件中，前后出现过太平洋证券的“增发”、“换股”、“重组”、云大科技“股改”，太平洋证券的“组合上市”等概念。其实，每个概念都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每个行为都有其特定的主体、条件及法律含义。这些行为怎么组合？组合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组合就是太平洋证券借壳云大科技，那就用不着搞得这么复杂隐晦，如果说不是借壳上市，那么，按照现行法律关于上市的规定，把这里所说的一个又一个的行为怎么组合也组合不出太平洋证券直接上市的结果来。 是不是换股就能换出个上市公司呢？在太平洋证券的上市进程中，云大科技的股东被置换进入了太平洋证券，太平洋证券的四家股东用部分持有太平洋证券的股份同云大科技的股东们按照流通股东4股换1股太平洋证券的做法进行交换，非流通股东8股换1股太平洋证券的股份。云大科技股东置换成太平洋证券的股东，比重不足5％。换股之后，太平洋证券是否具有天然的流通性呢？ “云大科技当初的上市流通权是经过证监会审核获得的，这种核准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许可，是赋予公司的一种权能和资格，这种资格不会因为股东的变更而发生转移。”李江认为，云大科技作为上市公司，在其法人资格存续期间，其通过证监会行政审批而获得的上市流通权一直伴随着法人的存在而存在。如果退市，即意味着公司在证券市场上存续能力的丧失，此时，上市资格绝不是股东们可以随意叫卖的资产。 证监会发审委的一名委员指出，公开的内容还包括财务报表、法律意见书、独立审计报告、内控审计报告、非经常性损益审计报告、纳税说明等，证监会发行部还要公布发行审核委员的名单，如果是重组还要公布重组审核的审核委员名单以及重组事项。 就目前公开的材料来看，太平洋证券除了公布了上市报告书，其中包括法律意见书以及审计报告，但是内控审计报告并不完整详细，非经常性损益审计也没有公布，其纳税情况也没有单独出具审计报告。由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丽牵头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只是说明太平洋证券公司已经连续经营三年，但是，对于法律所要求的连续赢利这一基本条件，《法律意见书》并未述及，更没有指出太平洋证券三年中连续两年亏损，且三年合并利润依然为亏损的事实。不知这样的表述是出于什么考虑，也不知道《法律意见书》是如何得出太平洋证券上市发行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结论的。 此外，在增资扩股的过程中，太平洋证券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玺盟置业2004年的负债率为95.93%、2005年为85.74％、2006年为87.05％；中储股份2004年的负债率为52.35％、2005年为50.05％、2006年为64.71％。依据《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证券公司的股东资格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直接或间接持有证券公司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或有负债总额达到净资产百分之五十的不得成为证券公司持股5%及以上的股东。德恒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在《法律意见书》中指出这个违法事实。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如果说太平洋证券的增资扩股在法律上存在问题，那么他上市的法律主体资格也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谁在权力寻租 太平洋证券的上市到底是新模式还是新游戏？ 事实并非如此，记者调查了解到，2006年底云南省政府向证监会提交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请求支持的函》之后，在2007年4月底，太平洋证券将《云大科技股改与太平洋证券定向增发、换股并重组上市组合操作相关示意》的请示上报证监会。记者得到的消息显示，证监会很快将这个请示直接推到了上交所.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上交所只得将这个问题以请示的方式推向证监会，证监会又将问题推向云南省政府。这期间，一直负责云大科技重组的云南省副省长李新华调任中石油副总，云南省政府只得再次向证监会提出请示，证监会内部无法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只得以证监会办公厅的名义向交易所发布批复函件。 “公司到交易所挂牌上市，从成立新股发审委以来，都是证监会发行部的发审委公开审核，上市公司发行审核委员会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经过专门的审核委员在审核会议上审核表决通过之后，将审核结果在证监会的官方网站进行公布，然后将审核结果发送交易所，交易所按照交易程序办理具体的交易事宜。”一名交易所官员觉得上交所的这次行为非常奇怪，居然拿到证监会办公厅的一个文件就批准太平洋证券上市。“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公司上市需要按照法律程序来审核的，从来没有办公厅发文这个规矩，办公厅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主要职能就是联络、传达文件、档案管理等功能，上交所怎么能听任证监会办公厅的呢？” “是不是有了证监会的81号文以及证监会办公厅的文件，太平洋证券就能上市呢？”针对记者的疑问，这名交易所官员给出的答复与前面所述几位行政法专业人士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这位官员强调，云大科技的股改是云大科技的事情，即使云大科技的股东们愿意跟太平洋证券的股东进行换股，并不能就说明太平洋证券就能直接上市了，太平洋证券的上市事实上跟云大科技的股改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云大科技的股东大会都已经表决通过云大科技彻底退市，连三板都不上的决议，这证明云大科技的股东们已经自行放弃了股票的流通权，交换成太平洋证券的股权之后，依然没有流通权。云大科技的股东跟太平洋证券的股东换股应该是太平洋证券股东的重组过程，这个重组让太平洋证券公众化，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个股东之间的交换公众化公司就能直接上市。 “太平洋证券上市时，媒体全部用借壳一词来描述此次操作，实际上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此次重组和借壳毫无关系，云大科技已退市，太平洋借云大股改之机，避人耳目，偷梁换柱，股改被利益集团利用偷运私货。”上述交易所官员认为，上交所仅仅依据证监会办公厅一纸不能在证监会官方网站公开的函件让太平洋证券上市，既不是借壳上市，也不是IPO发行上市，但是这种借着一个即将退市的上市公司的股改机会，将借壳概念偷换，实在不知道这是证监会的一大创举还是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