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我们将一位台湾学者的文章题目作为本期文集的主题，此文之重要性在于，中国的崛起必须建立在自己的价值文明标准之上。然而中国今天最缺乏的，正是这一价值文明的建立。政府提供不出来，民间也没有拿出来。如果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不管政府还是社会都会取得认识的一致，都可能以最低的改革代价实现这一目标。但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学者没有一个甚至没有一个部门具有这等能量的学识和胆略。无论左还是右，还没有发现一个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中国的思想文化需要高山大河，然而今天只是涓涓细流。看看中国今天的学者界、学术界，没有一个创造体系的学者，没有一个能将东西方精华融为一体的大家，没有一个能使大家认可和信服的学说。这种状况只能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长时期地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国的崛起决不只是仅仅以GDP为标准，真正标志中国崛起的应当是中国思想文明体系和一代思想家的出现。然而，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模糊之中。本集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如张博树和王小强先生的文章，请大家关注。]
中国崛起的危机与转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3月2日 目录 吴琼恩：《中国前途与政权正当性的史观重建与突破----点评曹锦清教授的观点》 田忠国：《目标价值共识是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 张博树：《求同存异，建立广泛的宪政改革共识----评来自不同立场的六篇国是“建言”》 消息：《最新国务院大机构改革方案----传说中的有关大部制的具基本框架》 人行：《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华民：《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当前的通胀压力吗？》 王小强：《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 谢百三：《货币政策稍松动 08年股市将有一波新高潮》 姚枝仲：《FDI留存利润监测急需加强》 小民：《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值多少？----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共济会：《金融市场几十万亿美元的亏损被谁赚走了？》 共济会：《除了按人头发钱，再无他路》 时寒冰：《平安、浦发再融资的惊天内幕》 韩强：《平安再融资是“善意”的吗?》 卢健辉：《投资环境恶劣，东莞或有四千家企业倒闭》 何清涟：《新《劳动合同法》并非迫使港资撤退的罪魁》 梁柏能：《广东农民工的状况》 徐亮：《物价上涨是官僚资本联盟对人民群众的掠夺》 沈经：《医院医生很黄很暴力----也谈医改方案》 葛孚学：《南街村，你为什么要跨掉？》 朱明来：《和为贵——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洪护礼：《学校如何贯彻教育方针》 ------------------------------------------------------------------------------------------
中国崛起的危机与转机 ----点评曹锦清教授的观点： 中国前途与政权正当性的史观重建与突破 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 吴 琼 恩 2008年2月 楔子 大约两个月以前，本社执行编委福蜀涛介绍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曹锦清教授接受访问谈执政党政权合法性：《中国仍需整体感，当代仍需历史观》一文。近日得空方阅读完毕，十分欣赏。这是笔者将近20年来，阅读有关中国前途论述最有理论深度与文化创见的一篇文章，笔者不敢掠美，特先向读者简述要点，再予评论。 曹锦清论述的要点 曹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史观文化的意识，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基础)(括弧内字乃笔者所加，后面同此)，西风东渐，在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迫切需要思考的大问题，而重建史观就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政权正当性的理论依据。 当中国前途徘徊在十字路囗的时候，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的叙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第二种是王朝更替(循环)说；第三种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自由主义叙事。三种观点中，衹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史观，解答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路走来，将往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救国运动，取代了中国国民党，吸引了无数彷徨无告而又苦闷的知识分子跑到延安去，因而取得天下，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中国现在何处的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取得天下，在毛泽东执政将近30年，吾人将如何看待这30年？是肯定还是否定？这就牵涉到当前执政党政权的正当性问题了。 自由主义的叙事，对毛30年的历史不解释。1979年以后，从计画到市场，从公有到私有，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在市场化过程中，权力大面积的腐败，他们认为祇有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宪政民主的后果，会不会引起民粹主义？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会不会引起中国的分裂？这些问题都是右翼新生企业家的忧虑。左翼一般有民族主义关怀，希望政治稳定，民主渐进，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的民主究竟是什么？一直缺乏理论基础。 中共在1987年13大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历史叙事，但默许私有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变成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一理论为当代现实改革服务，政治上是正确的，经济上也有效。但理论所带来的灾难极其深重，所涉及有关各点如下： (1)民营企业家认为中共搞的就是资本主义，难以说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是由共产党来代表。 (2)社会主义既然有初级阶段，逻辑上就还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在1987年以来未见任何官方档案里，出现这个叙事。 (3)如果出现这样的叙事，那现在新生资产阶级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将来怎么办？ (4)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延长100年，不问中级和高级阶段，不再问共产主义，那么你的信仰支柱在哪里？ (5)共产党原来是代表中华民族守护这个民族整体利益的执政党，但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分析单位)是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执政党也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了。 (6)这样一来，中国传统家族、国家(或国族)、天下这三个整体所构成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总整体，分散成为追求个体欲望满足，此诚中国有史以来3000年文化未有之大变局。 (7)共产党没有告诉大家，这些从农村、从家族抛出而来到城市的许许多多个体，今后要往何处去？史观的丧失带来了迷茫，执政党必须义不容辞承担重建整体感和历史感，来实现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以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用正当性比较妥当)。 (8)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承担民族重任，完成中华民族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也就成了共产党当代和未来的天命。这个天命，首先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亚洲大国的地位，这样就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记忆衔接起来了。 (9)中国进入现代化以后，应和西方人走的路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如果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活法，达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三个和谐，一定会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影响。 (10)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当前西方文明的理论资源，缺乏一种历史文化的自信，整个政界和知识界基本上还是跪着，还没有站起来。西方500年的大国崛起是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战争史。中华民族的民族整合或民族认同尚未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生存意义，绝非只为谋求个人物质的生活利益，还有个人以外那个整体感或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意义，凡此绝非西方GDP、人均GDP、人均消费、城市化率、人均寿命、平均教育程度等等几个指标来衡量的过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以中国为标准，把中国当代放到中国历史长河中重新认识。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提供人类新的生存意义。 点评曹锦清的观点 从以上曹锦清的摘要论述中，可见高瞻远瞩的比较文化观，为两岸文化交流20年以来空谷足音的大作。曹教授的观点，与笔者多年来在《海峡评论》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谓知音。笔者将先从组织理论的观点比较中西方文明的异同，最后将从中西哲学在天人关系、身心关系、心物关系、自他关系等四大方面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如何独立创造理论，而有进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一、中国的社会文化组织偏向于「自然系统」(Natural System)，西方的社会文化系统则偏向于「理性系统」(Rational System)。 中国社会原以家族、氏族、国族为中心，基于血缘、地缘等核心背景，形成同乡会、宗亲会等组织，其内在结合的凝聚力奠基于伦理道德的价值规范，较乏理性的形式的法规条文，以控制人的外在行为。于是当个体从家族或宗族的伦理规范中，逃离到城市生活中，他像孤零零的个体，一方面缺乏大家庭的压力，又无当代组织遵守客观法制的精神规范，成为浮游无根的飘零人。由于社会对个体欲望的节制趋弱，又无公民参与政治的轨道，人的主体性遂转变为欲望无限的满足与膨胀，促成社会高度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奢糜浪费成风。 这种「自然系统」的组织，以人的过去血缘和地缘为结合基础，组织前面并非以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作为追求奋斗的凝聚力。因此，这一型态的组织多重情义，而较少疏离或异化(Alienation)的现象，组织成员亦能与整个组织体凝聚成为生命共同体，有利于对抗外族的侵略，形成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由于以组织背后的情缘为基础，而无前面共同的、理性的目标为追寻对象，因而较少西方社会组织遭遇目标与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敌对的紧张气氛，也不易形成西方社会四百年来，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作风。这是自然系统的组织结构的特征与优劣点。 西方社会结构偏向于以共同利益目标作为组织成员凝聚奋斗的方向，并以正式的法规或契约约束成员的外在行为，人员与组织之间较为缺乏内在道义的伦理精神，双方各自在契约的保障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其时间取向为现实的(present-time orientation)，当组织能满足我的利益，我则继续留任，否则我就跳糟，另谋高就。 西方组织这种特性叫做「理性系统」，较缺乏长期的情感道义之凝聚，有如日本终身雇用制那种「Ｚ型理论」所显示的长期时间取向，员工和组织结为一体，而非二元对列之形势。因此，西方社会多对列冲突之现象，而有赖于宪法与法律自外约束的强制力量，以维持社会秩序。然而，也因为如此强调法规的契约精神，容易形成以法律保护自己利益的形式主义，这样一来，个人的权利虽有法律的保障，却未必有道德的压力，有了民主自由的形式保障，内心却未必有伦理责任自动自发而自然发出的道德承担，或公平正义的精神修养。因此，西方组织内部较易出现异化或疏离的问题，而缺乏信任的基础，这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流失，是最近10年来，西方学术界特别重视的问题。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今后如何吸收西方国家的契约精神或客观精神，而与中国传统主观的伦理精神，相互融会贯通，以形成新的中国式管理哲学，并结合中国企业界的管理实务，而综合创造出人类新的组织文化，或管理哲学，则为这一代中国企业家和学者的共同责任。 二、西方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四百年来，人文理性屈从于逻辑理性，其理论建构，偏向于「逻辑理性的优先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偏向于「人文理性的优先性」，把「先于逻辑的」那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把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从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有效的层次，或将「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叫「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的高峰体验，以寓言、说故事、形象比喻的方式，结合抽象的逻辑思维与具体的形象思维，正可弥补西方哲学，把「语词从逻辑定义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或把语言从逻辑法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向，使东方文化与哲学的高明价值，重新为世人所体认。 中国着名科学家，高龄96岁的钱学森说：「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思想往往开始形象思维，从大跨度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达到科学和艺术结合的标准。」(《联合报》，2007年12月9日)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有助于科学创新，并启迪西方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其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反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大率皆从天人对立、心物二元、身心分离、自他不一的假定作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其所发展的理论在中国文化区有多大实用性，深受质疑。因为西方人这种理论建构的假定前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心物一元、身心一体、自他不二的假定完全不同，因而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地区的可行性，亦发生严重的扞格不入现象，可怜近百年中国学者失去文化自信心，跪求西方理论，以期解救苦难的中国，至今仍摔脱不掉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右派的思想，以至于趋时务新，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拖钵效贫儿，不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高明价值，即在于将圣人「大中至正」之道的「默会知识」，重新认识，并以现代人的语言表述出来，以建立适合崇高人性价值的社会科学理论。 中国人的社会科学发展，可以日裔美籍学者Nonaka and Takeuchi在1995年出版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书为例，他们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等四个假定，结合日本知识管理的实务，创造出知识管理具有普遍通性的知识创造理论，而为欧美学术界普遍赞扬，评为1996年的十大企管名着之一。 我们需要向这两位日本学者的独创精神致敬，我们更要向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基本假定，所具有的文化自信心，致以崇高的敬意。中国百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学者们，何时才能停止向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抄袭的坏习惯？何时才能摆脱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殖民地？何时才能以中国人独创的语言来评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与意义？何时才能放弃西方人惯用的GNP、GDP、人均所得、国家竞争力……等等指标衹看重物质生活的价值，而无精神生活的祈向？ 13亿中国人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华夏民族今后将过怎样的有意义生活？我们将建立怎样的未来生活世界？回顾过去，瞻望将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观和整体感，需要重新建立，需要重新教育，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这3000年未有的变局中，如何承担这一转型的天命，实需理论家们，超越马列毛的思想，超越已了无新意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才能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建立超越汉唐盛世、融合中、西、印三种文化为一体的第三波中国文化，开启人类新的文化机运。 版权所有©《海峡评论》杂志社 - 台北市景兴路193号4楼之7(116) ，电话 (02) 86632559 传真 (02) 86632446 电子信箱：sreview@ms47.hinet.net ，20080227 12:31:18 - 0.219496，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7 07:42: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目标价值共识是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 田忠国 2008年2月27日 有人断言，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进了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的死胡同，但我不这样认为。人们之所以产生那种感觉，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的全是价值观念的分裂与冲突，并且互不相让，互不妥胁，其实，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分裂与冲突中，人们早就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目标价值的分裂与冲突。 所谓目标价值，就是为什么人改革和如何改革的问题。 根据个人观察，所谓改革的反对派（回到毛泽东时代），其实反对的不是合理的资本私有化，而是权贵资本对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掠夺，反对的是主流改革派在理论上对权贵资本的支持和“帮肥”（农村人称跟着富人沾光（利）叫帮肥），主流改革派则认为，让权贵利益集团多占点便宜，减轻改革阻力，自己又能获利，这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在后改革派的声讨声中，主流改革派理屈词穷，但又不甘心被人夺去话语霸权，气急之下便拉出一顶大帽子，胡乱的戴到后改革派的头上：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主流改革派便以为占据了理论的高点，但其实他们错了，因为，人民大众虽然不喜欢毛泽东的时代贫穷，更不想回到贫穷状态，但人民大众渴望得到毛泽东时代的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渴望在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加快改革的同时加快科学发展的速度。 主流改革派眼看到手的小鸟又飞了，又有了遭遇清算的风险，于是，有一部分人有点急了，便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条腿在理论上制造共产党非法的根据，继续丑化毛和前三十年（这是共产党不合法的、虚构的理论基础），一条腿在力挺外国资本收购中国企业和银行，促使外国资本势力左、右中国的决策，使继续深化改革难产。同时，以维权的名义煽动一部分人对中共的仇恨。 应对策略：让后改革派继续揭露、批判主流改革派的真正目的和本质，并创造性的创新执政合法性理论，而不是千篇一律，经不起人家反驳，也不是伏迎屈就，同唱西方的民主论，那样只会为他们创造想象的空间。应该理直气壮的拿出中国的民主理论，这是一。第二，要下大力气扼阻外国资本对中国企业的鲸吞，使经济命门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三，对于侵犯民权的官员，出现一个查处一个，公开的查公开的处理，夺取官员乱政失去的民心。第四，让人民公开声讨他们的丑恶嘴脸。第五，保留他们的表达权，剥夺他们的行政权，让人民的精英由孤立的少数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 只要下决心这样搞，目标价值的共识马上就会形成。 目标价值共识形成之时，就是继续深化改革之日。
发件人："boshu Zhang" <zhangboshu@263.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02 20:51: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回复:张博树致意 求同存异，建立广泛的宪政改革共识 ----评来自不同立场的六篇国是“建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博树 2008年3月3日 十七大前后，中国民间思想极其活跃，无论“左的”还是“右的”，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各种国是“建言”竞相提出，异彩纷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种种社会矛盾的扭结和深层交织，令所有有识之士思考，乃至焦灼。笔者也在3个月前发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和两篇“附件”，算是对这场国是大讨论的微薄贡献。在继续撰写各个“分报告”之前，我认真研读了其他人士发表的部分“建言”作品，其中，既有“毛派”人士的作品，也有“自由派”的作品。我深感，这些文章虽然立场、观点各异，却都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秉承独立思考之宗旨，诤言国是，表现出可贵的道德担当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大家的观点、结论存在多少差异、分歧，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很愿意让朋友们分享我的阅读体会。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此机会重申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现行体制内苟延残喘同样没有出路；中国的希望在于坚定而又审慎地推进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无论“左”、“右”都已经认定中国今天社会矛盾的堆积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那么我相信，在坦率沟通、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宪政改革共识，是可能的，也是应该争取的。这种共识应该构成推进中国宪政改革事业的重要的认知基础。 本文将予以评论的六篇文章是：“毛派”作品两篇，包括李成瑞领衔的170名老干部向十七大的“献言书”和毛继东向十七大提交的“副政治报告”；自由派或准自由派作品三篇，含许允仁的“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王力雄的“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和前不久刚刚发表的汪兆钧致胡温的“公开信”；最后一篇是体制内学者周天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这篇文章缺乏独立人格特征，本不足以同其他各文同列，但该文提供了一个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思考政治改革问题的“范本”，有相当代表性，故一并列入研讨范围。 [1] 一 “毛派”主张近年来的活跃，是中国思想领域的一大景观。从宪政自由主义角度看，“毛派”人士鼓吹回到过去，回到文革，乃是一种理论上缺乏反省、实践上也根本行不通的主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下列判断：“毛派”对今日当政者及其政策的批评，的确揭示出共产党执政逻辑演变的不少悖谬之处。直言不讳地进行这种揭露，正是“毛派”人士的一个贡献。 在170人“献言书”中，作者基于传统马列立场，引证了1952年以来中共中央的大量文件，证明共产党不允许“剥削分子”入党是党的一贯方针，也是党的“先锋队”性质所要求的；但十六大却以两个“先锋队”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党变成了“全民党”，实际上是为资本家和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又用“新社会阶层”的说法故意模糊新资本家们的剥削者身份，以便他们“理直气壮”地作为“普通劳动者”入党。“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基本上被打入禁区了。”作者还揭露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为了把“三个代表”和“全民党”主张强加给十六大，用各种手段压制反对意见，宣称不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者不能当选十六大代表，从而构成对中共《党章》的“大践踏”。 在共产党的“先锋队”经典逻辑范畴内，“毛派”人士的上述指控并非没有道理，尽管从笔者主张的批判哲学角度看，这个“先锋队逻辑”本来也是一种历史的虚妄。 [2] 政治上，所谓“阶级专政”不过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外衣，“毛派”人士坚持这个前提，说明他们远没有从党编织的这个意识形态牢笼中解脱出来。他们不理解，过去强调“阶级专政”，是党的统治的需要；今天改为“全民党”，同样是党的统治的需要，因为承认了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党，必须为党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找到新的意识形态根据，淡化、乃至悄悄取代原来的根据。这样一个带有偷天换日特征的意识形态把戏，居然被诚实得可爱的“毛派”人士戳穿了，难道不是一件应该表扬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定上，“毛派”人士不回避，不遮掩，而是直言了当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痼疾，乃至危机，这又是这个群体的可敬之处。比如李成瑞的文章上来就引证大量数字，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指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被压到世界上的最低点”，乃至于“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处于比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还不如的悲惨境地之中”（ 而我们的各级当权者和党的意识形态出于“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至今不敢承认现实生活中大量“剥削”现象的存在）。毛继东本打算在十七大上宣读的“副政治报告”更是干脆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用一句并不耸听的危言来表达，整党党垮，不整党国垮，而国垮党亦必垮。”毛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危机是“综合性的”，表现在多方面：信仰危机，宗旨危机，阶级基础危机，经济基础危机，组织危机，人民基础危机，信誉危机，政权危机，国际关系危机，中央革命性危机，党的现实合法性危机，等等。毛一方面批评中共在“指导思想”方面“因人设旗，因人立言，极不严肃”，另一方面严厉指出现实发展出现了极其严峻的局面，“整个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严重的阶级性蜕变，中高级干部已经严重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干部腐败已经成为不治之症，屡禁不止越禁越重，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当然，把上述问题最终归结为背离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全面复辟”的结果，这个断言凸显了“毛派”人士认知上的混乱。他们不理解，今天的权贵资本猖獗，乃是旧制度（极权政治体制）长出新毒瘤（所谓“坏的市场经济”），两者相互扭结、嫁接的产物；幻想通过“回到毛泽东”来解决今天的问题，说明他们既没有认真反省可怕的过去，也没有搞明白当今问题的症结究竟何以发生。特别应该指出，李文和毛文的共同问题是不敢面对毛泽东时代的罪恶，缺乏对这个制度的深刻反省。比如，他们对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封闭左派网站、打压不同意见大为不满，却从来不曾提起这里继承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的典型作风，从来不曾认识到这恰恰是党专制体制的经典制度表现。如果放在文革那个年代，老左们如此向中央最高当局“叫板”的做法，恐怕枪毙三回也有富余了。李文和毛文中，均不乏对“自由化”的攻击，他们大概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表示毛派人士“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真诚，殊不知恰恰是自由主义强调捍卫人的尊严，强调捍卫每一个公民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包括左派人士坚持“毛泽东主义”主张的权利。毛派人士对“自由化分子”的攻击说明他们缺乏基本的自省和换位思考的明智，他们不明白，当政者同时封杀左派和右派的言论，根据的乃是同一个逻辑；而这又必然意味着，毛派人士用来攻击“自由化”的武器也正在把他们自己置于死地。 从“建言”角度看，毫无疑问，毛派人士的所有倒退主张都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作为“自由派”的一分子，我仍然愿意从毛派人士的作品中尽量解读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李成瑞文章一共提出26条“具体建议”，其中大多数固然相当陈腐，有的甚至极其“反动”（“反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之谓也，譬如李文提出的“废除非公36条”之类），使人感到这些毛派人士似乎仍然生活在中世纪；但我认为，李文中仍有一些建设性的提法，应该给以肯定。比如李文主张“立即建立并严格执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申报和公布本人及子女财产的制度，接受各方监督，以此为突破口，彻底清除各级政权中官商结合的利益群体，清除产生贪污腐败的土壤”。在党内民主方面，李文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直接选举，并实行差额选举。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并应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接受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这些都是积极的建设性“进言”。毛文主张“重建中国共产党”，断言“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救党救国”，在某些方面比李文更“左”，但毛文也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内充分民主的机制”，中央总书记应由中央委员竞选产生。毛继东甚至不赞成“执政党制度”，认为“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制度对人民民主的侵犯和限制甚于民主形式较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文强调“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获得了建国初期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并不因此就有权用法律规定自己必然享有永久领导的特权”。虽然毛继东并不理解民主宪政体制内的政党政治，而是幻想用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来取代“执政党制度”，但毛文对现存体制的批评仍然是犀利的，有些地方甚至触及到了党专制体制的本质。说来奇怪，这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主义重建中国共产党”的毛先生，居然提议应该“允许建立党内公开派别组织”，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之间的正常争论，甚至，在争论无法取得一致时，党内派别组织或党员也“可以分离出去另行组建新工人党”。 大概是毛先生的异端观点迟迟得不到中共高层的认可，才刺激这位左派人士做出如此大胆的政治设计。毛先生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另组工人党”的企图在他试图复兴的“毛泽东主义”国家中是不可能有实现希望的；他的另立新党的设想，以及毛文提出的国家对共产党不应给予经济资助、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政党）的活动经费都应该由自己的党费负担等完全正确的主张，只有通过宪政改革，在未来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才有实现的真正可能。 二 自由派或准自由派的共同特点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的对中共党专制体制的严肃批评；但是，在中国未来走向的设计方面，自由派人士的“建言”又各有不同。 许允仁的文章力主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根据是党的理念和政治哲学中出现了“严重分裂”。许认为，从1921年到1978年，共产党是一个“在精神上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曾“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而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执政党在理智上事实上已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开始了向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自发转变”，甚至已经达到“自觉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核心价值的程度。但党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而试图“在不改变任何旧权威的前提下，悄悄地加上一些新的东西，希望通过虚化前者、实化后者的办法，平稳地实现党的与时俱进的改革”，于是才有了“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类“特色理论”的“产生”。许认为，“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初中期都是合理的和明智的，但是，当整个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之后，它依然无视自己的观念和现实之间的严重脱节，以一种近乎鸵鸟的方式逃避着对自己坚持的政治理念中存在的如此明显的矛盾的反思时，这种做法开始走向严重的荒谬”。由于意识形态与实际政策脱节，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整个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制度性虚伪之中”。 人们可能并不同意许文关于执政党已经实现对自由民主价值观“自觉认同”的判断，不过这并不重要，许文真正想引出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治疗上述制度性虚伪和制度性过敏的办法非常简单，一方面，党只要敢于正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真实历史，将那些自己曾真诚地相信过，但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会给国家、人民，给党自身带来灾难的政治信念，从自己的旗帜上拿下来，那么，党就不需要再大讲特讲连自己也不再相信的空话、假话；另一方面，党只要将自己在近30年的方针政策中包含着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取向提炼出来，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完全可以为自己全部正当必要的政治行为进行合理辩护，而无须陷入只能做、不能说的尴尬境地”。 简言之，许文希望共产党通过修改自己的指导思想，主动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接轨。许允仁与“毛派”人士一样，指出了当政者意识形态的深刻矛盾和言行不一，但开出的“药方”却是截然相反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未来。许认为，共产党只有经过“正名”，“在政治哲学上完成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转型，才可能真正塑造出全体国民和党员对党、以及党主导制定的制度规则的理性认同”。作者甚至苦口婆心地反复论证何以“正名”行为并不意味着对自己过去理念的背叛，也不致带来现实政治的危险；强调勇敢地正视过去，面对未来，恰恰表明了某种政治道德意义上的“高贵”。 我们可以理解许先生的一番苦心，他是希望通过当政者能够接受的、较为平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其实，在我看来，“正名”与否不是最关键的（如果真要谈“正名”的话，我还是主张共产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更妥当些），真正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建立使民主自由原则落到实处的制度框架，这就是多元化、既体现国民主权精神又体现权力制衡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这层意思，许文并没有展开讲，或许作者仍然心有余悸，未敢畅言；或许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事实上，许文的所有建言，皆以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一点为前设。许明确讲，“在正名为自由民主党之后，党并非就成了西方式的议会政党，而是一个不再以消灭私有制建设共产社会，而以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在组织方式上依然在某些方面借鉴列宁的建党原则的政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党依然将是国家的保姆，抚育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像幼儿一样成长。”这似乎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执政者不会主动产生这种“变化”，甘当类似的“保姆”角色，除非民间自由力量对之构成足够的压力，迫使它这样做。所谓宪政转型，恰恰是这些既冲突、又扭合的力量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我以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讨论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共产党“一党独大”现象才是更科学的，因为它很有可能构成中国建设宪政民主体制过程中的某种过渡（当然，也仅仅是可能的过渡形式之一种）。许文没能就此展开更深入的讨论，这是一个遗憾。我们可以批评许允仁作为思想家的某种不彻底，但我要说的还有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一个诚实的思考者对实现中国渐进改革战略的一番良苦用心。 王力雄是老资格的民间反对派人士，他的《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并非为十七大而写，而是稍早些的作品。这里之所以要把这篇文章列入研讨范围，是因为作者作为共产党制度的严厉批评者，却并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搞“递进民主”，并为此提出了一套论证。这套论证不无智慧，却也问题多多，有必要在此做些分析。 王文明确判定中国的“千年专制”已经“到头”，中共的“意识形态自杀症”和“言行不一的机会主义”已经导致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王文又强调一个“乱不起的中国”经不住大折腾，在缺乏多重整合机制的现实面前，现政权仍然是维系社会整合的唯一力量。“只要唯一的政权丧失功能，整个中国就会落入整合真空，失控和崩溃也就会随之发生。”人们期望现政权出现“圣人”，那种“其兴趣不全在权力，而在改变历史”的领导者，但“这需要兼备非凡的勇气和谋略”，此类“圣人”我们又“何以指望能在逆向淘汰人才的中共体制中出现”？“所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一方面要看到最佳途径是当政者自我改革，同时也要看到仅靠当政者自身完不成这种改革。权力能够推动改革进程，但是改革的灵魂――思想体系、深层关怀和体现变革理念的方案，都需要从另外的渠道而来。”这个“另外的渠道”就是“独立思想者”。“独立思想者并非是一个整体，他们可能互无联系，观点相左，甚至针锋相对。但他们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民间思想资源。当政集团无法逾越的局限，只有他们才能突破。由此可以说，独立思想者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独立思想者的另一功能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包括寻找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与路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会放弃终极正义，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善于从‘能够怎样’入手而不浮夸于‘应该怎样’的空谈，却又不把‘能够’仅当成无可奈何的妥协，而是推动‘能够’不断扩大，并在其中埋设下达到‘应该’的脉络。” 王力雄对“独立思想者”的定位极其精彩，不过他本人给出的改革方案却需要慎重对待。王认为“西式民主路未通”，建议在中国推行他自己设计的“递进民主制”。为什么“西式民主路未通”？不是因为价值上不认同，而是认为在中国做不到。王强调中国政治改革面临四个“刚性之局”：“要么彻底专制，要么彻底民主”构成的“大坝僵局”；“民主发作”导致的“政党乱局”；西方民主制自身逻辑决定的“胜负定局”；以及实行“西方民主制”后中共难以避免的“清算结局”。王认为，以上四“局”决定了中共当政者无论如何不会接受“西式民主”，必须另辟蹊径，才有促使当政者自我改革的可能。 王的初衷可以理解，然而，从理论上说，王力雄归纳的这四个“局”却是有问题的。“要么彻底专制，要么彻底民主”是全输全赢的“零－和逻辑”，不是宪政改革所要求的渐进逻辑。王断言“专制与民主之间没有妥协，任何中间状态都只能是暂时”，其实并无学理和事实上的根据。“民主发作”导致“政党乱局”，前提也是假设变革不再有百年时间，而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革“模式和衡量标准都将‘一步到位’，不再允许从低级向高级按步骤演进”。既然“中共与西方民主制之间没有共存可能，也没有转换的逻辑，只有你死我活、谁胜谁负的关系”，则“西式民主”成功之日，中共必将面临大规模的“清算结局”。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王文既低估了民间反对派的成熟和胸襟，也低估了当政者内部发生变化的潜力。“骤然民主化”的假设建立在一个并不正确的学理前提上，那就是认为“西方民主制依赖的机制需要复杂的历史演进形成，而中国不再有复制这种演进的可能，也就不能形成这种机制，因此西方民主制无法真正在中国扎根”。王没有看到，究其源，宪政民主对当今人类的普适性，乃植根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人性的共同性，它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更何况宪政民主有多种实现形式，并非简单的“西式”一词可以概括。当然，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制度转型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但这些都不构成民主制“无法真正在中国扎根”的理由。至于“专制权力会被‘民主的发作’冲垮，中国社会也会因为‘民主的发作’遭殃”之类断言，更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有害论，需要严肃批评之。事实上，苏东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证明转型并没有如此可怕，地球照样转，日子照样过，天也塌不下来。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力雄对“四局”和“崩溃论”的极度渲染，是为了给他的“递进民主”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提供铺垫。关于颇具苏维埃特征的“递进民主制”，思想界已经有不少评论和批评，本文不再赘述。但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力雄的是，正是因为他对“骤然民主化”之可能后果的富于想像力的种种描述，更坚定了我们理性、稳健地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战略选择。 与学者、作家们的学理式研讨不同，前不久大纪元网站发表安徽省政协常委、企业家汪兆钧致胡温的公开信，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用老百姓都能看懂的语言，大声疾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披肝沥胆，言辞痛切，文章一问世，便赢得海内外一片喝彩。汪坦言，尽管经商之路坎坷，“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想把‘体制’，‘制度’这两个名词放在自己的头脑里，因为这会使我烦闷不堪，我总是用埋头做事驱赶它！然而如今已不能回避，它使我，使几乎全国人民都感到没有出路，这个社会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捆住建设者们的思维和手脚，即使当今执政者鼓励‘经商，挣钱，积累财富’，现实是障碍重重，正路难寻！而在当前改革止步不前的时候，还有人要退回到祸国殃民的老路死路上去，因此我该讲讲话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和权利！而且要直吐胸臆，不要遮遮掩掩，要明确：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必须走民主宪政之路！” 汪文痛陈：“我们的政府失缺什么？它失缺的是：人民对它的支持，人民对它的监督，社会对它制衡的力量！因此它缺少内在的机能，它懒惰、腐朽、表面文章！所以它经常表现为‘领袖口号惊一阵，舆论媒体哄一阵，手忙脚乱过一阵，表现表现就一阵’！ 我们的社会失缺什么？她失缺的是：人权，和公民社会的人权意识！”“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失缺，才会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藏污纳垢！才会在我们大家众目睽睽的视野中出现众多的不公平和荒谬绝伦！才会使我们的社会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重复发生！”对策何在？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开放言论自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使中国人在地球上站稳脚跟，与世界人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思维方式，以使改革顺利进行。这样，那170位老部长、老同志，以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知道：当今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真正改革之路！是中国的希望之路！”“胡、温二位领袖，凭着您们所受的教育，凭着您们的理性和知识，凭着您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良心，您们扪心自问：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一个靠对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封锁，靠对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封锁，靠对人民言论的封锁、压制、打击和控制，才能维持的政权，且不要说这个政权有何合法性可言，其虚弱性和非理性，有什么值得去对它维护的？难道不应当对它进行改造吗？！ 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老百姓愿意姓什么就姓什么，由选票说话！ 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这是当今中国的必由之路！谁为此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反之，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这样的语言，用不着更多解释。汪文的意义不仅在于道出了真相，更在于它出自一位在体制内已有相当“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之口。中国的宪政改革事业，不仅需要民间思想者，而且需要民间行动者。企业家的发言，本身也是一种行动。事实上，就在汪文发表后不久，又有一位安徽籍商人郑存柱致函胡温，要求立即启动以县市级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不但说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在改变以往的形象，更加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而且说明宪政改革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三 同上述几篇“建言”文章一样，周天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也洋洋数万言，看上去颇具系统性、纲领性，但周文最大的不同是这并非一篇彻底的、真正独立思考的作品。 周文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认为这种紧迫性“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人民民主意识的充分觉醒，以及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一定的腐败现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如果在政治上不能适时地推进改革，导致政治改革步骤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或者政治改革措施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使新的正义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赶不上腐败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最终必将使社会主义政治垮台，也将使经济改革本身背离初衷，这绝对不是在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周文又强调政治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动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周把自己的思路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党管军队、干部和新闻，改革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推进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人大及政协——政府——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架构，形成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司法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使各级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公开、透明和受人民制约的公共服务型财政税体制，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三级政府格局；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初步形成公民社会，并更大程度上发挥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通过改革，到2021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明眼人一看即知，从原则上说，这个“思路”不过是体制内御用学者的一番空论而已，因为它根本不敢触动当政者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根高压线。 周一方面承认，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中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在权力结构中，过度集权仍是主要倾向”；另一方面又坚持中国今后还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强调“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这种论证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不但如此，大国治理和现代化进程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毫无疑问，但它与党专制体制的“集中”是两回事，宪政民主体制下同样可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周文的论证则明显把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混为一谈。 不管作者的内心在想什么，此类“论证”的实际功能无非是在为党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寻找理由。 周文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于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但又不像王力雄那样，拿出独属于自己的独立分析。当周文断言“军队必须受执政党控制，也必须为执政党服务，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断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管干部是无须争论的”，断言“党对新闻的领导和控制，是社会和经济体制稳定转型的需要”等等时，我们所听到的，无非是在我们的高校中、在我们的官办研究机关中、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御用文人的老调。可恶的是，这种调子往往夹杂着一些故意的学理上的混淆（比如，强调“执政党对官职进行控制，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就把党专制体制下的干部控制和民主体制内的政党政治和文官制度混为一谈），或者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比如，党对新闻的领导不能动摇，“需要研究的是怎样做到‘管’而又不违背新闻媒体的自身发展规律”云云，鬼才知道党专制体制对新闻的控制怎么可能“不违背新闻媒体的自身发展规律”？！）。 当然，看得出，周先生还是尽量想让自己的报告言之有物；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的确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设性主张。比如，在人大制度的改革方面，周文就提出应该减少人大代表名额，把全国人大代表数量控制在450人左右，，以差额竞选的方式产生人民代表，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当前人大制度中的问题提出的改进之策。但即便在这些领域，周文的不彻底性和自相矛盾依然十分明显。周一方面明确承认，“人大制度存在的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人大的实际地位与法律地位有较大反差。”“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人大在国家法律上的地位是最高的，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大却被置于党之下，处于下级的地位。”这当然是个事实。那么，怎么改？既然问题在于人大的实际地位与法律地位不符，那么逻辑的回答就应该是建立一种制度安排，使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真正落实，使人大所代表的民权高于任何政党（也包括共产党）的党权。但是，周的报告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么？不敢。于是，周文只得又在另一方面“论证”人大“实行党组制，而不实行党团制”的“必要”，核心仍在保证“党对人大的领导”，保证“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贯彻党的意图”。于是，一切都等于没说。一切又都回到原点。问题照样没有任何出路。 周先生的尴尬是所有“拿着共产党的工资”却缺乏独立人格的学者、腐儒们的共同的尴尬。身为体制内学人，周远未摆脱这个制度强加的思想镣铐，又想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又不敢越既定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既不能做真君子，又不愿做真小人，这必然使周文充满矛盾而无法自圆其说。 我一直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缺的不是智商，而是做人的骨气。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多些硬骨头的、敢于在真理和大是大非面前亮明观点的仁人志士，而不是活得那么拘谨，那么萎缩，甚至那么龌龊，我们这个民族本来是应该更有希望的！ 即便从改变知识分子的这种萎缩、龌龊着眼，中国的宪政改革也势在必行！ 至于当政者和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其实，秉承独立主张、力主宪政改革的反对派人士也并非一概反对“党的领导”，关键是要看这种“领导”要把中国引向何方。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报告》的“主报告”中一再强调，由执政党主动倡导并推行的改革，将是代价最小的改革，这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是有利的。问题在于由于“利益”的掣肘，当政者要想发动这样的改革，已经面临着艰险得多的局面。正因为这样，体制内外秉承独立信念、有历史责任感的有识之士才需要发挥“建设性的反对派”作用，形成独立的舆论氛围，促使当权者中的改革派顺应历史潮流，与民间力量一起，完成中国宪政改革的伟业。 这次中共十七大在人事安排方面出现某些新气象，但除了对党内民主化问题做出有限呼应外，十七大政治报告在意识形态方面了无新意，说明中共当政者尚无勇气和魄力推动实质性政治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反对派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而通过交流、批评，在不同的人群中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宪政改革共识，就是这样的工作之一。我希望“毛派”人士更理智地看待昨天，自由派人士更努力地策划明天，体制内学者们更勇敢地面对今天。少些媚骨，多些担当，中国的事情就有希望。 注释： [1] 以上各文的标题全称是：李成瑞等170人：“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毛继东（真名王士吉）：“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重建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彻底击溃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向党的十七大提交的副政治报告”；许允仁：“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就执政党政治哲学的转型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王力雄：“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此文乃作者专著《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引言和第一章）；汪兆钧：“请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呈递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对策和谐社会”；周天勇（主执笔）：“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 [1]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拙作“中国共产党党专制逻辑的28个命题”一文中对第17个命题的阐释。 （本文作于2007年11月1日～12日， 北京）
最新国务院大机构改革方案 ----传说中的有关大部制的具基本框架 一、国务院组成部门 1、办公厅（法制办公室+新闻办公室+外事办+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密局+档案局+值班室+信访局+综合司+行政司+秘书司+电子政务司+国务院应急中心），国务秘书长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工作，领导国务院办公厅。 2、民政部（原民政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 主要职能部门：民族事务司、宗教事务司、行政改革司、基层政权建设与选举事务司、民间组织管理司、退伍军人与优抚安置司、救灾救济司、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 3、外交部（原外交部、外国专家局、侨务办） 4、国防部（原国防部+国防科工委部分职能）。 5、司法部（原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侦察监督、审判监督、公诉职能）。主要职能部门：普法与司法考试司、律师与公证工作指导司、狱政管理司、司法警察司、青少年犯罪预防司、侦察监督司、公诉司、审判监督司。 6、国家人事与监察委员会（原人事部、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实行集体领导制：7名委员，1名主任、3名人事委员、3名监察委员。重要人事任免、监察问题处理由委员会集 体决定。 7、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旅游局、国家物质储备局、烟草局）。主要职能部门：政策研究与法规司、发展改革与规划司、经济运 行司、国民经济综合司、产业政策司、价格司、国外资金利用管理司、中小企业司、工业司、区域发展与农村经济司、物质储备局、亚洲司、西亚与非洲司、欧洲司、美洲大洋洲司、 港澳台司、对外贸易司、国际经贸与世贸组织司、市场体系与商业改革司、市场运行调节司、对外经济合作与援助司、公平贸易局、产业损害调查局、旅游事业管理局。 8、财政部（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直属海关总署、税务总署。 9、农业部（原农业部、林业局、水利部部分职能）。 10、能源部，原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改委能源局、国防科工委核电部分、水利部水电部分、国家石油储备中心、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11、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大主要业务部门：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外汇管理委员会。 12、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13、交通部（原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水运职能、邮政局）。 14、卫生部（原卫生部、国家人口计划与发展委员会)。 15、文化部（原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版权局、文物局、体育总局）。 16、教育科技部（原教育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知识产权局、国防科工委部分职能）。 17、环境与建设部（原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环保总局、海洋局、发改委规划职能、测绘局、水利部部分职能）。 18、国家审计署。 19、国家警察总署（原公安部）。 二、国务院直属机构 1、国家安全局（内设中央情报局） 。 2、国家统计局 。 3、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 4、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总局 。 5、国家工商质量管理总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6、国家地震气象局 。 7、国务院港澳台事务管理局 。 8、国务院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学术性机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 9、国家中央研究院（原科学院、工程院、社科院）下属科学部、社科部、工程技术部 。 10、国家行政学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新华社——转制为国有企业。 三、国务院特设直属机构（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领导） 国家特别调查署（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反贪污贿赂总局）。 国家特别调查署受国务院总理直接领导；并定期对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对重大问题与国务院总理发生原则分歧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 2008-2-25 第一部分 货币信贷概况 2007年，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金融平稳运行。在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长加快的势头有所减缓，但扩张压力仍然较大。 一、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快，年末高位回落 2007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增速比上年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比上年高3.5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O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增速比上年低0.6个百分点。全年累计现金净投放3303亿元，比上年多投放262亿元。 2007年上半年，在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偏多的背景下，M2增速呈现较快上升势头，7月末达到年内最高点后持续高位运行，年末受新股发行出现空档、同业存款下降等多种因素影响明显回落。2007年企业活期存款增加较多，M1增速比上年明显加快，全年维持高位运行态势，年末M1增速比M2增速高4.3个百分点,反映出银行体系资金的流动性不断增强。 二、金融机构存款平稳增长，活期化趋势明显 2007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下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0.1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速比上年低0.7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5.3万亿元，同比多增3356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1%，比年初增加5.4万亿元，同比多增4599亿元；外汇存款余额1599亿美元，同比下降0.9%。 从人民币存款的部门分布看，居民户存款增加明显放缓，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加较多。居民户存款增加明显放缓主要是因为居民户金融资产选择趋于多元化，存款意愿下降；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加较多主要是因为企业利润上升及市场筹资较多，资金较为充裕。与资本市场活跃、通胀预期上升相适应，居民和企业存款继续呈现活期化态势。2007年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17.6万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比上年低7.8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1万亿元，同比少增9598亿元，其中定期存款同比少增8974亿元；非金融性公司人民币存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增速比上年高5.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3.5万亿元，同比多增9637亿元，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同比多增6035亿元。2007年末，财政存款余额1.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6633亿元，同比多增3714亿元。 三、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偏快，居民户贷款增加较多 2007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增速比上年高1.9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3.9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26.2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增速比上年高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3.6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4482亿元。全年人民币贷款投放继续呈现前多后少、逐季减少的格局，一至四季度分别新增贷款1.4万亿元、1.1万亿元、8178亿元和2721亿元。外汇贷款余额2198亿美元，同比增长30.2%，比年初增加511亿美元，同比多增327亿美元。 从人民币贷款的部门投向上看，居民户贷款增速明显快于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2007年居民户贷款增加1.2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30.4%，增速比上年高9.3个百分点，同比多增5466亿元。居民户贷款中，消费性贷款比年初增加8686亿元，其中80%以上是住房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比年初增加3111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2.5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3.1%，增速比上年低0.8个百分点，同比少增983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3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441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7万亿元。分机构看，2007年各类金融机构贷款普遍多增。 人民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2007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人民币中长期贷款比年初增加2.4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7983.6亿元,投向房地产业3337.5亿元，投向制造业1794.9亿元，分别占新增中长期贷款的33.2%、13.9%和7.5%。 四、扣除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因素后，基础货币增长平稳 2007年末，基础货币余额10.2万亿元，同比增长30.5%。比年初增加2.37万亿元，同比多增1.03万亿元。基础货币同比增长较多，主要是由于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计5.5个百分点，因为按照现行统计口径，法定存款准备金计入基础货币，而中央银行票据不计入基础货币。如果2007年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所冻结的流动性改由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基础货币增速将低于5%。2007年末货币乘数(广义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为3.97，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点。2007年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3.5%，比上年末低1.3个百分点。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2.0%，股份制商业银行为3.7%，农村信用社为8.9%。 五、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趋于上行 2007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持续走高。第四季度1年(含)以内、1—3年(含)、3—5年(含)和5年以上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7.93%、8.07%、7.62%和7.35%，比上季度分别提高0.43、0.27、0.19和0.19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分别提高1.07、1.03、0.83和0.7个百分点。商业银行1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5%，比第三季度上升0.1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上升0.74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发放的全部贷款中，下浮利率贷款占比较第三季度下降0.52个百分点，基准利率贷款占比较第三季度上升1.04个百分点，上浮利率贷款占比较第三季度下降0.52个百分点。 2007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同业存款利率总体上升。其中，活期存款利率持续小幅上升，定期存款利率经过二、三季度的上升后，年末有所下降。第四季度，金融机构同业活期存款占比为91.85%，加权平均利率为1.51%，比上季度提高0.06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提高0.13个百分点；定期存款占比为8.15%，加权平均利率为2.9%，比上季度降低0.24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提高0.61个百分点。 单笔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逐季上升。第四季度，61个月期协议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5.60%，比上季度上升0.32个百分点；37个月期协议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5.59%，比上季度上升0.44个百分点。 境内外币贷款、大额存款(300万美元以上)的利率水平小幅波动。 六、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 2007年以来，外汇市场供求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升。2007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7.3046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90%；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中间价为1欧元兑10.6669元人民币，比上年末贬值3.75%；人民币对日元汇率中间价100日元兑6.4064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2.44%。汇改以来至2007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3.31%，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6.12%，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4.04%。 第二部分 货币政策操作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采取综合措施，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引导信贷结构优化，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快外汇管理政策调整，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一、采取综合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加大力度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 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一是加大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力度。20071 自2007年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 7年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4.07万亿元。年末中央银行票据余额为3.4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600亿元。二是适时开展正回购操作。200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灵活掌握正回购操作期限和规模，缓解商业银行春节前的支付清算压力；特别国债发行后，逐步加大以特别国债为工具的正回购操作力度，全年共开展正回购操作1.27万亿元，年末余额6200亿元，比年初增加5600亿元。三是重启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为缓解中央银行票据集中到期投放流动性的压力，于1月末重启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较为深度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四是市场化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与定向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相结合。五次对部分贷款增长较快、且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5550亿元，既有效收回了流动性，也对信贷增长较快的机构起到警示作用。五是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度上行，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上行，发挥市场利率调节资金供求关系的作用。2007年以来，3个月期、1年期和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分别上升90、126和155个基点。
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当前的通胀压力吗？ 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长 华民 教授 2008年02月27日 中国仍然有理由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只要政策得当，完全有可能实现无严重通胀的经济增长。那么，就应借鉴国际经验、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政策组合来达到稳定经济的调控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在财经类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几乎清一色地呼吁或者主张应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来遏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那么这样的调整思路及其政策建议是否可行呢？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来澄清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再来讨论具体的政策问题或许更加有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理论上来讲，广义的货币政策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时通常并不是那么有效，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管使用利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还是使用汇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都会因为存在外部效应而导致政策的有效性被外来的冲击所抵消，这在金融一体化、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为突出。 因为金融开放，当一个国家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伴随着国内利率的上升，从而导致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息差扩大时，尽管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却会因为境外套利资金的流入而趋于增加，从而抵消了商业银行信贷紧缩的效应。 假如宏观管理当局不是选择利率政策，而是选择汇率政策来对国内不断增长的通胀趋势加以遏制，那么其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从外汇的利率平价来分析，本币升值必定会导致本币的利率上涨，以至在汇率与利率双双上涨的情况下，反而会诱致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套利，从而导致更多的基础货币供给。 如果再进一步对中国的实际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以下这些事实：第一，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结构性的，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在整个物价上涨中占了很大的权重；第二，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带有非常明显的成本推动的性质，比如新的劳动法规的推出、工资的上涨、以及地价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等，都导致了全社会物价指数的上涨压力；第三，当由于贸易顺差和大量境外投机资本大量流入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不能被金融市场所吸收时，也给已经趋于上扬的物价带来了更大的上涨压力。 很显然，由以上这些原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压力并非源于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而是根源于结构失衡与成本推动，这里所说的结构失衡，既包括内部经济的结构失衡，也包括中国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结构失衡。前者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农民务工收入与务农（包括从事副业生产）收入的结构性失衡，后者主要是指内部经济存在失业、外部经济存在国际收支入超并存的结构性失衡。 事实可以证明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结构性的、而非是需求拉动型的。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将突破5万亿元大关，预计要比2006年增长33.5%；从2003年至2007年3月末，各级财政存款由5126.9亿元增加到14004.8亿元，增长了173.6%，企业存款增长了59.5%，而同期居民存款只增长了66.4%，其增长幅度略高于企业存款的增长幅度，但却要大大低于政府存款增加的幅度；再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3.5%上升到2006年的18.8%，而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则从76.5%下降到71.3%；截至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甚至都没有超过50%。所有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能用需求拉动来加以解释的。既然如此，试图用汇率升值的政策措施来遏制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是徒劳的，因为本币升值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以达到出清过剩需求之目的，但是，当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供给过剩、供给成本快速上涨，从而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来平衡过剩供给的时候，采取本币升值的做法岂不是南辕北辙、把调整的方向做反了呢？ 如果以上的分析和结论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遏制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呢？从学理上讲，假如存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那么应当是采取那些旨在紧缩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好；但是，当我们面临的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改善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的政策组合可能更为有效。 由于今天的中国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失业，所以很难说中国今天的实际产出已经超过了潜在的产出，特别是自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国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瓶颈是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加以平衡的。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仍然有理由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只要政策得当，完全有可能实现无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才是得当的呢？借鉴国际经验、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政策组合来达到稳定经济的调控目标： 第一，是要尽可能地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来降低劳动成本，为此就要继续适时地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便鼓励人们在就业与闲暇之间做出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理性选择，此外还需要积极地鼓励民工进城来增加城市工业发展的劳动可得性；第二，千万不要让工资跟着物价走，这样不仅不能遏制住通货膨胀压力，反而可能因为工资指数化而造成经济滞胀；第三，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只要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能提高劳动工资，为此，政府就不要直接参与工资的决定，而是应当通过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来提高国民的劳动生产率，以保证有效率支持的工资增长；第四，需要采取切实而又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借以降低劳务与商务成本，为此需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变地方政府以土地收益为主的财政结构为依靠税收征收与发行地方市政建设债为主的财政结构；第五，加快结构调整的速度，降低对于高价能源的依赖，为此就需要放松对于能源价格的管制，与此同时对任何愿意采用新型低价能源和节能技术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补贴。 采取以上这样的政策组合，不仅能够遏制目前由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就业，进而创造更多的内需来平衡困扰中国已久的内外经济失衡。总之，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劳动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 ----本文为作者新作《投机赌博新经济》之第五章 香港中信泰富研究所所长 王小强 2007年 著 wangxq@citicpacific.com 曾几何时，墨西哥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开放的市场，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乐园。90年代初，国际清算银行评估「墨西哥的对外赤字与宏观、微观经济基础，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都是健康的。」1 墨西哥被普遍视为「第三世界新兴市场中的样板」。「很多观察家误认为，墨西哥不久就可以跻身发达国家行列。」2 在美国获得的利率与在墨西哥获得利率存在着差别。因此，在1994年有可能在纽约以5～6％的利率借钱，而投资于墨西哥获得的利率则达到了12～14％。在1990～1993年间，流入墨西哥的投资达到了910亿美元，是所有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是证券投资，而且这其中的大部分投资于墨西哥的股票市场，启动了股票价格的飞涨。在三年时间中，以美元计算的墨西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了436％。3 1993年，海外投资者购买了墨西哥50％的股票和25％的政府债券。「投入证券和货币市场的投机性投资已占当年外资流入总额的一半以上。」美国投资墨西哥45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两百亿。墨西哥股票价格暴涨63％。4 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生效，美国政府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所向披靡，墨西哥农牧业横遭摧残。5 接着，恰帕斯洲农民起义，题目不是饿饭，是要求「分享繁荣」，不患寡而患不均。接着，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遇刺身亡。接着，美国提高利率，促使部分外资回流。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墨西哥政府贬值比索，外资加剧抽逃。「索罗斯等投机者又趁火打劫，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卖比索」。墨西哥政府耗尽几百亿美元外汇储备，拦不住外资抛空、股市崩盘、货币贬值，「龙舌酒效应」蔓延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6 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娼盛（追涨），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杀跌），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当代所有「新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攻击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意味着任何不稳定因素 — 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 — 都可能事后在一国的货币上反映出来。」7 金融危机防不胜防。 表～6：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1975～1997年 危机类别 发生国 危机次数 平均直接损失占GDP比重（％） 平均间接损失占GDP比重（％）
原表注：危机平均直接损失是指危机发生后直到GDP 增长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段时间内，GDP 实际水平与无危机时预测的GDP 水平之差；危机平均间接损失是指危机平均直接损失加上其它可能的产出损失。 表～6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75～1997年，世界各国发生金融危机289 起，平均每年13 起。工业化国家73 起，新兴市场国家216 起。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最近发生了货币危机，这些危机很明显与迅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有关。」8 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大型危机连年不断。9 1989～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解体，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0～2001年美国股市崩盘，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机，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是最后一块没有被金融危机洗劫过的处女地。 就全球金融不稳这一具体问题来讲，罗伯特·鲁宾1998年提出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之后，引发了一场短暂而严肃的创造性思考浪潮。但随着1999～2000年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实现快速而强劲的复苏，这股国际金融制度改革浪潮逐渐偃旗息鼓了。10 5.1 金融危机在劫难逃？ 1994年，弗里德曼引述凯恩斯：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蔽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11 1993年伊始，中国保持引进外资世界第二，持续14年时间。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经济体制上，还有哪块儿没有和国际惯例接轨？国际国内，心知肚明。金融市场买卖货币，人民币的国内价格 — 利率，国际价格 — 汇率，至今尚未市场调节。期货市场先开后关，衍生工具未及发育。与日益庞大的物质生产和进出口总量相比，货币经济的发展潜力极大。 于是，推进银行混业经营，国际期货走出国门，12 对外开放金融业务，合资、外资企业国内上市，开放基金邀请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合伙，外资证券合资进入股市，13 外资银行织网布点，14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创新股价指数、指数期货，A股、B股并轨水到渠成，外汇期货、利率期货、期权交易、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顺理成章，成为国际国内业界内外翘首以待的殷切期盼。金融自由化改革开放人心所向，金融市场繁荣娼盛的大幕已经揭开！ 大洋网报道，央行日前公布的《2006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透露，将采取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额度和发展期货市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等方式，逐步扩大境外参与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 央行的报告指出，将逐步扩大境外参与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 央行表示，将逐步增加QFII 额度；增加外资可参与交易的市场品种，放宽境外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格限制；建立期货市场QFII 额度；发展黄金期货期权衍生品，吸收外资银行参与交易黄金市场，并逐步放开黄金进出口限制；为境外参与者利用境内市场筹集资金提供更大便利，允许募集资金购汇汇出。 央行也表示，将允许国内企业利用境外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扩大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发放范围；增加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数量与额度；允许境外期货机构通过与境内期货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开展境内期货业务；允许境外期货公司在香港等地设立经营机构，开展境外期货业务；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投资境外金融市场的规模、品种等限制。 央行说，支持中国公司以「A＋H」的方式在境内外同时发行上市，也支持H股境内发行A股以及红筹股在境内上市；推动其它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标价债券及其它证券产品；推动境内基金、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研究基金公司到境外募集资金投资于境内市场。15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货币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金融风暴的危险与日俱增。「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种『富贵病』，贫穷的地方只发生短缺和饥荒，从不发生金融危机。」16 而且「最近大部分的繁荣和泡沫破裂现象都发生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道德风险都处于较好水平的国家。」17 金融风暴卷钱，必需资产金融化。早在「1992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与GDP之比为326，日本为392；同期（1991年）中国台湾为250，韩国为436.4，中国大陆竟也高达232。」18 有了这点子基础，2006年，上海交易所认股证成交2439亿美元，世界第一。19 2006年头11个月，大陆有限几个商品期货品种，交易额超过19万亿人民币。20 2007年4月，沪深股市市值超过香港。21 要盒儿钱的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祖国分裂。西方政治学有说法，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达到人均多少多少美元的富裕程度，反而进入社会动乱多发期。22 越是持续高速发展，GDP越来越多，贫富分化、腐败蔓延越来越严重，自然招惹外资「大进大出」来回搅和。一般来说，外资抛空足以动摇金融市场，山雨欲来了。23 值得对比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亚洲国家，都是两亿人口。一个低速发达国家，一个高速发展中国家。前者的经济实力比后者强大多多，十年时间四次萧条，虽然当面说「不」底气不足了，照旧能够借着说「是」狐假虎威。两相比较，印度尼西亚惨不忍睹了。金融风暴青萍之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蛮横干预，改革这个，开放那个，三弄两弄，全面经济危机。热带雨林，地广人稀，忽然让市场调节得没米下锅了。本来严重的两极分化，燃烧成扑不灭的干柴烈火。社会动乱龙腾虎跃，政权颠覆人仰马翻。创造经济奇迹的苏哈托，32年政绩一笔勾销。子女搞腐败，能不能躲过判刑法办，程序尚未走完，祖国分裂了。24 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当机立断外汇管制，下场比邻居好不到哪儿去。马来西亚的华人，遭一趟印度尼西亚干过多次的洗劫强奸，恐怕在劫难逃。 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让金融大鳄馋涎欲滴的「饼」越做越大。经过30年利益驱动的改革开放，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越来越清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公共利益越来越模糊。天天报道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心急火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25 整天吵嚷大赦特赦化公为私的「原罪」，银行坏账自然积重难返。1999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银行坏账1.8万亿元。戴相龙如释重负：「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2001年9月，两年时间不到，四家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1.8万亿，占全部贷款的26.62％，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26 再过不到两年，「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2003年6月末，境内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11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合计2.54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19.6％。」27 这是官方统计。民间老外估计，「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占整个国有银行总贷款的40％。」28 2006年，四家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海内外成功上市，剥离的剥离，拨备的拨备，不良贷款比率压至9.3％。29 谁知安永会计师楼不认账，硬说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2002年4800亿美元，2005年9110亿美元，比外汇储备还多。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3580亿美元，「差不多是官方公布数字的三倍。」30 据此，2000年，索罗斯斩钉截铁：「要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的话，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已经崩溃了。」31 要是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崩溃的话，谁敢担保不会顺着金融危机 → 经济危机 → 社会动乱 → 政权颠覆 → 祖国分裂的轨迹，一路蹰蹓下去？ 1997年中国之所以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实行严格而全面的资本管制，国际游资没有自由进出中国的渠道，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躲过那一劫！就目前我国的经济现状来看，我国当期存在的问题、缺陷并不比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少，甚至会更多。32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满世界搜刮好几遍了。南美已经是第三趟了，俄罗斯未能幸免，连美帝最亲密的战友 — 英国，和西欧北约一道，让泰国中央银行合伙索罗斯大洗了一把。环顾左邻右舍，祖国大陆硕果仅存。人民币低估坚挺，GDP年增长8～10％，银行坏账20～40％。旧账未了，新账又生。万事俱备，只欠资本项目可兑换一个东风了。为此，亚洲金融风暴如火如荼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合香港召开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发表《临时委员会关于修改国际货币基金协议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说明》，正式「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一个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管理。」33 勿庸置疑，投机赌博新经济一定施展浑身解术，用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廉价产品制造的贸易顺差说事，形成比强迫日本更强迫的内外压力，奋力猛推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 果然，2003年，吃了大亏的日本率先发难，「提请其它国家与日本一道通过一项协议，强行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国家签订《广场协议》强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样。」34 从此，七大工业国领袖、美国总统（包括前总统福特、老布什），政府高官（包括退休高官基辛格），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大藏省以及高盛、美林、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等巨大机构，异口同声，众口一词，要求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经济学家，多维媒体，国际组织，国会议员，齐心协力，内外夹攻，大会小会，座谈采访，口诛笔伐，墙倒众人推…… 真正实在的压力，透过经济规律无情体现。随着GDP增长、出口增加、贸易顺差猛增，大陆的外汇储备，2004年猛增两千亿美元；35 2005年超过日本，世界第一；2006年破一万亿美元，人类金融史无前例。36 人民币硬挺着不升值，升值压力持续增加，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人民币升值少许，客观验证必然升值的趋势，吸引更多热钱接踵而至，鼓励进出口企业「结汇不过夜」，刺激老百姓用美元换人民币，进一步强化升值压力。37 麦金农心明眼亮：「促使私人美元资产转为人民币资产的压力已经存在，以后还会加重。」38 2001年，大陆居民储蓄7.4万亿人民币，居民外汇存款876亿美元。2005年，居民储蓄14.1万亿人民币，居民外汇存款726亿美元。39 四年时间，人民币储蓄翻一番，外汇存款减150亿美元（再次证明金融危机不是索罗斯制造的）。然而，像股票牛市一样，人民币持续升值，或快或慢，早晚超过谁也说不清楚的「阈值」，「追涨」追成所谓「汇率超调」，市场预期转而担心人民币贬值，投机热钱撤出 — 抛售人民币「杀跌」，贬值预期势必反方向自我实现。40 关于建立浮动目标区的荒谬构想，被包括欧洲汇率机制在内的惨痛教训彻底摧毁。41 逻辑上，人民币汇率只有放开了市场调节，才能恰如其分。2007年，加入WTO开放金融的庄严承诺生效，对冲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多，很难指望投机热钱自动离去。42 一边刻意强调人民币跟一篮子货币挂钩，一边刻意解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多少多少，不解决问题。43 一边不断扩大开放外资热钱进场下注，拉高股市，一边不断告诫散户百姓警惕股市过热，不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鲍尔森强烈要求人民币短期升值、中期自由兑换，44绝非虚言恫吓，饱含一定能实现的逻辑力量。全球经济一体化，一方面，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消费品生产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大多数出口，是发达国家转移出来，通过在中国的外资或合资企业出口回去的产品。另一方面，除了大飞机，高科技产品一律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生产要素市场调节全球配置，产品贸易不按市场原则办事，中国的贸易顺差命中注定。45这样不对称的生产～贸易格局不改变，招商引资，引来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资本只让大进不让大出，等于欢迎作多「追涨」、不许抛空「杀跌」。这时候下注人民币升值，只赢不输，成了中国政府制度保证的无风险投资。所以，只要人民币开始升值，必然鼓励更多外资、内资购买人民币资产，包括「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46 A股、H股和房地产高烧不退，47 香港居民在香港用港币换人民币，48 持续升值正在持续自我实现。直到最终放开资本项目，具备了「杀跌」机制，「追涨」的势头才有贬值风险的反方向约束。49 原材料、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受制于人，是因；内外资本大进大出，横冲直撞，是果。在这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季节，问题不过是深谐个中玄机的高盛前总裁，提出的这个「中期」，会来得有多快？ — 2008年奥运会。 2005年，祖国大陆两万亿美元GDP，股市「全流通」才四千亿美金。50 一个国有股减持，撑得直翻白眼。不用着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索罗斯的金字招牌往上海滩一竖，再有老虎基金、美洲豹基金等等抢滩登陆，必然众多商业银行颠前跑后张罗贷款，必然众多基金散户发扬光大《子夜》里的全套功夫，不择手段打探消息，奋不顾身舍命跟进。参照美国当年十万亿美元GDP支撑20万亿股市的比例，大陆35万亿人民币存款余额，51 足够燃烧一场空前绝后的火爆。2006年，祖国A股飞升184％的速度证明，52 大中华完全可以像小日本当年，经历一段买股就赚钱、买楼就升值的疯狂。有了「追涨」必有「杀跌」。到了普遍担心牛市不会无止境猛冲的时候，豺狼虎豹基金就要抛空卷钱了。有意思的是，和本·拉登用美国飞机撞美国大楼一样，索罗斯打英镑，是从英国银行借来英镑猛抛，打泰铢是从泰国银行借来泰铢猛抛。不同之处是本·拉登撞了大楼不认账，索罗斯绅士风度多多，每次都要欠账还钱，或者用股市上赢的多得没处放的泰铢，或者从市场上买些大大贬值的英镑。墨西哥的例子说明，用最可怕的话来描写，当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资本的动物本性敞开胸怀的时候，它们与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当流动资金充斥着全球金融体系，到处寻找最高回报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发现国内弥漫着能够引发急速的繁荣的外国「游资」— 或者当外国资金决定离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的时候，突然出现信用短缺。53 5.2 防范金融风险？ 从1993年房地产一火爆就降温开始，大陆当局持续打击非法集资，54断然停止国际期货，压缩整顿国内期货，压缩整顿投资信托，合并城市信用社，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清查国有银行「账外账」，银行、证券、信托、保险脱钩，分业立法监管，严禁银行资金入市炒股，……。关闭中农信、海发行，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枪毙沈太福、邓斌，法办朱小华、王雪冰、刘金宝，55 中国政府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大潮，展开艰苦卓绝的奋勇搏斗，抑制各种金融投机丧心病狂，阻挡各类金融市场内外勾结。 与国际接轨情真意切，哪里来的如许执拗，坚持不懈逆潮流而动？货币经济新来乍到，理论前途看不清楚。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应当不是什么先见之明，更可能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基因的现代表现 — 重物质产业发展，抑投机赌博之商。56 不管怎么说，持续反潮流的客观效果正面。新世纪之初，世界经济一派萧条；唯独大陆内热中烧，「世界工厂」一枝独秀。 亚洲金融风暴横扫亚洲，大陆当局提出「防范金融风险」。严格地说，金融就是风险，如何防范？货币经济的投资回报，投入～产出与成本没关系，与风险相匹配。风险越高，赔率越高。赢得越多，是因为承担的风险越大。所以，经济学家鼓吹金融深化，说有多少多少好处，原理上，是在强调有多大多大风险。这是下注押宝的天经地义。只有戒赌，才能防范赌博输钱。亚洲金融风暴，马来西亚恢复外汇管制，关闭赌场不玩了，是一种防范。57 广东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 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关闭八百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刀阔斧砍出一条防火道，阻止支付危机顺着香港、广东向大陆腹地燎原，是一种防范。58 香港政府见义勇为，挺身入市。不是看跌抛空吗，你抛多少，我接多少。替作多的解套，令抛空的血本无归，也算是一种防范。59 问题是「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财富效应」主导景气循环，投机热钱哄得股市繁荣，才有需求刺激供给，经济才能发展。这时候，谁对资本实行这管制那征税，外商投资不来，内商离家出走。譬如，香港当局庄家下场，把叫板的赌客打得鼻青脸肿，夺路而逃的逃，铩羽而归的归，金融中心成功防范了金融风险，赌场人去楼空，赌博生意清淡得几年喘不上气来。60 多亏日后祖国帮忙，又是Cepa又是「自由行」，香港股市回暖，庄家股票从容脱手，否则，特区政府岂不成了最后套牢的冤大头？ 所有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金融自由化，谈不上「防范金融风险」。没听说过有美国经济学家，表扬美国的银行制度健全，监管得力。相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弗里德曼开始，从来对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嗤之以鼻，以揭露、批判、调侃、讥讽监管当局的无能为能事。80年代，美国金融自由化先行，「垃圾债券」尘土飞扬，年利息为常规债券1.5～2 倍，一眨眼功夫，发出两千多亿美元。1990年灰飞烟灭，110 家银行倒闭。61 一场闹剧还没谢幕，更大规模的住宅储贷粉墨登场。存款叫入股，回报称分红。62 胡作非为的最后，1100 家银行和储贷机构破产，给纳税人留下一笔五千亿美元、35年还清的孽债。63 管不住的企业金融个案，更是摩肩接踵，目不暇接。所罗门兄弟、64 长期资本管理、安然～安达信、65 美林、德勤、毕马威……，一个赛一个的庞然大物，乌烟瘴气里，透出金权勾结的层层黑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立案调查的虚假账目，1991年40 起，1998年75 起，2000年107 起，45％涉及美国最大500 家企业。66 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一点不比中纪委清闲。虽然也是自杀的自杀，判刑的判刑，比起大多数升官发财的玩主，到底凤毛麟角。巨大利益趋使人们前赴后继。「野火烧不尽」的道理，放之四海皆准。「垃圾证券之王」— 迈克·米尔肯，一头被法院判刑坐牢，一头被业界和经济学家推崇为敢吃螃蟹的开拓者，「华尔街的英雄」，67「伟大的金融创新者」，「本世纪伟大的银行家之一」。68 像大陆把房地产泡沫破裂归罪朱镕基宏观调控一样，「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储贷协会（S&L）的崩溃可以归因于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为反通货膨胀）突然提高利率」。69「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输掉了整整45亿美元，几乎将华尔街整个拖入深渊」。15个月以后，1999年12月，发起人约翰·麦利威瑟又筹到1.5亿美元，「重新扬帆远航了。」70 曾几何时，长期资本管理11 位合伙人中，有戴维·马林斯，当过主管国内金融事务的财长助理、美联储副主席，「一度曾被认为是艾伦·格林斯潘的接班人。」71 有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默顿，「一位在金融界举足轻重、被许多业内学者视为天才的权威级学者；一位为华尔街培养了包括艾里克·罗森菲尔德在内的好几代交易员的泰斗级人物。」72 有马尔隆·斯科尔斯教授，因为股票期权定价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名扬天下。73 两教授为公司制定科学运作程序，1997年10月双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8月闯大祸。74 临近嘴啃泥之前，二位诺贝尔奖得主光彩照人，信誓旦旦： 这个小团体……试图将最好的金融理论与最好的金融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合理的投资机会，我们的模型能够很轻松地找出那些定价过高或者过低的交易品种。然后，我们就会对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如一些市场因素，进行对冲，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75 面对这些金融界官方监管、民间运作、学术研究的顶级人物和顶级「财技」，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加强监管，实在不知所云。76 再说祖国大陆东方专制多么腐败，论个案，迄今为止，还真举不出一例超过美国民主加廉政的大案要案哩。 利用复杂的定价模型来选择设计衍生工具的交易，实际上是用高杠杆比率对价格的波动下注。……更多的价格变化倾向于集中在对数正态分布所预测的极端附近。原因在于一个选美比赛的累积效应可以导致极端价格波动大量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驱动今天的交易程序的数学模型倾向于不正确地为资产定价。……当大家分享并传递对市场的某一看法时，累积的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每个人都想卖出。在这种情况下，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仅是一个幻觉而已。77?? 固然，加强监管，是实践中惟一可以安慰人心的事情。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完善赌场秩序，有助赌博生意。倘若标榜监管可以抑制投机，自欺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欺人是言不由衷、别有用心。更何况，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金融创新」本来就是「绕过监管」的同义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才是真实写照。鼓励金融创新、提倡加强监管，属于同时推销矛和盾的当代翻版。78 我们所观察到的许多创新的出现，恰恰就是为了绕过管制性限制的障碍。管制者总是被抛在后面，而且也正是这样。79 由于许多衍生工具诞生的目的就是规避管制，有关信息规则改进的速度自然无法与衍生工具的更新速度同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朝倾覆、安然沦亡等事件表明，衍生工具对资产质量的影响不仅外部非专家投资者难以明白，甚至专家型内部人也无法充分了解。80 所以，不是普通百姓，是格林斯潘，用哲学对话方式自问自答，完善监管，加强防范，从逻辑出发点上就自相矛盾，站不住脚。因为归根结蒂，所谓「道德风险」的含义是，监管越完善，风险防范越周全，越发鼓励人们更加勇于冒险。 监管当局是否有专门知识和资源提供有意义的监督，并对分散在全球市场上表现活跃的巨型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风险活动，进行精确的评估。如果答案是否（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这样），我们应该让市场参与者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监督这些活动？这样做会不会使市场参与者本身减少遵守市场纪律的动机呢？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投资最分散的机构，如果接受监管机构的协调管理的一纸声明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与全国安全网有关的有效支持吗？它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来源 — 道德风险吗？81 促使过去的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道德风险。也就是说，在确定风险程度的有关方面，从所冒的风险中得到好处但又不承担风险的全部费用出现时刺激措施被扭曲的现象。冒利率风险和货币风险、过度举债经营、脆弱的金融系统和银行间融资，全都由于有一个安全网而受到鼓励。人们期望国家货币当局或国际金融机构会来解救衰弱的金融系统和不健全的投资。这种期望显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过分地冒风险。82 美国之特殊，只是尚未发生货币形态的金融危机。不是因为索罗斯爱国，不忍下手，是因为美元市场规模庞大。从日本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朴实厚重的制造业生产体系，成为挺过长期萧条的脊梁。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惨遭荼毒的南韩倔强复苏，打赢了索罗斯的香港萎靡不振。物质生产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产业纵深，发挥了实打实的基础作用。如今中国13亿人口，GDP世界第四，人民币在周边局部作硬通货状，83 外汇储备上万亿美元。就算索罗斯现在来生事，不致于像泰铢一样不堪一击。倘若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金融博奕中，学着日本屡战屡败，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所以，防范货币形态的金融风险，归根结底两条路。眼下是「小货币」之路，与其遭人洗劫一场再外汇管制，不如现在就学马哈蒂尔，念「挺字经」，宁愿承受经济制裁，84 人民币无论如何不可兑换，对赌博的国际惯例说「不」。85 即便制裁的结果还是股市、楼市鬼哭狼嚎，毕竟肉烂在锅里，不致于「开放」得中国政府失去控制。留得青山在，将来走欧元一样的「大货币」之路，竭尽全力壮大支撑人民币的经济规模。不是不断有人计算，祖国持续高速发展下去，再过多少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86 倘若真能熬到那个时候，些许豺狼虎豹基金，就拱不翻咱们了。 世界银行农业专家原来以为中国不会养牛，改革开放以后，大陆肉牛大发展。小牛分散到农户饲养，两三年后长大了骨架，养成「架子牛」，收购回来统一圈养，集中各类精饲料，胡吃海塞，「催肥」3～4个月，膘肥体胖之后，送屠宰场掠脂斡肉。对牛而言，尽量拖延出栏时间，是本能的消极防御。真正绝路逢生的可能，是充分利用拖延的有限时间，拿催肥的精饲料狼吞虎咽，在最短的时间里突飞猛进，壮大成齐天大圣亦奈何不得的牛魔王。 5.3 西部大开发 如何能够持续成长壮大？—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大陆经济增长，上亿民工就业，在严重失衡的比例上，直接依赖东南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依赖外商投资。1991年，邓英淘提出强烈质疑，这条路不可能成为民族振兴的快捷方式。87 不错，日本战后奇迹般发展，循出口导向模式走出来。接着，「四小龙」紧随其后。接着，「五小虎」尾随而来。88 接着，大陆东部沿海跻身其间。89 亚洲金融风暴过去，龙虎们顺着惯性，往这条道上冲得更猛了。2000年，整个亚洲GDP的增长，五分之二靠出口美国IT设备。90 一条窄路上肩摩毂击，蜂屯蚁聚十几亿人口，再什么「雁型结构」地排队，焉能不塞车？ 2005年，大陆GDP 22257亿美元，进出口14221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4％。91 比例之高是出口导向日本（20.66％）和全球化美国（21.28％）的三倍多。92 2001～2004年，外资企业出口占大陆出口总额的50.1％、52.2％、55.5％和57.8％。93 跨国公司从日用消费品到机械、电子、冶金、能源、化工，尽情整合祖国产业。原料、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诸多领域，蜕变成资本调度、研究开发和产业组织核心在外（外商）的外向依赖型经济。2006年，进口铁矿三亿多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总量的46.6％。」94 2005年，出口69亿双鞋、5.4亿台电扇、1.5亿台DVD。95 13亿人口的共产党大国，对外依赖到如此不可持续的程度，难以为继。2003年以来，石油、原材料价格暴涨，不仅欧美、而且发展中国家纷纷制裁中国出口产品。96「两头在外」，两头受气。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弦更张到西部资源开发上来。资源开发型重工业和城市化建设大发展，足以持续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减少进出口依赖；足以把四处游荡的部分民工组织起来，到广袤西部成家立业，安居乐业，缓解贫富分化。大跨度的水资源调配、全方位的国土整治、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全面调整人口和生产力布局，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广阔纵深的新空间，堪称「再造一个中国」的千秋大业。97「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千古不易。 「两头在外」不可持续的核心问题，是不能自主发展 — 受制于人。启动内需的核心问题，是两极分化 — 工农大众没有足够收入购买严重过剩的物质产品。一头是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不增加收入的农民、被拖欠血汗工资的民工、煤矿爆炸的冤魂，多数「弱势群体」被「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压得喘不过气；一头有少数贪官奸商，醉生梦死腐败蔓延。此时此刻，顺应时代潮流，屈从国际压力，加快金融自由化，与投机赌博接轨，只能加快两极分化，加剧内需不足、生产过剩，丧失宏观调控的自主能力，招致金融风暴的巨大灾难。历史已经并且继续证明，无论列强发达得多么让人欣羡，资本主义等于帝国主义，所以不能救中国。98必须下决心抑制「金融深化」，减缓两级分化，为西部长周期、大规模资源开发保持稳定的价格环境，把改革成「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再改革成劳动生产和收入消费的主力！这不仅在可持续发展意义上属于「没有选择的选择」，99 同时具有让多数人共同富裕的政治意义。 5.4 东部大串联？ 理论上，迅速壮大的另一个成长方向是，东部大串联。 二战结束以后，有美苏争霸挤压，从德法煤钢联营开始，欧洲坚持从事艰难曲折的大串联。世纪之交，从欧洲联系汇率机制的废墟上，振翅扑腾出欧元，与美元分庭抗礼。欧元12个成员国，人口3.04亿，2000年GDP略逊美国，超过日本，使用统一货币的第二大经济体。加上申请加入欧盟的东欧、中欧国家，欧盟总人口可望逼近五亿，GDP可望越过美国。100 还有14个非洲国家使用汇率与欧元挂钩的非洲法郎，巴尔干诸国几乎以马克为流通货币，另有30～40个国家参照欧元制订本国汇率。「欧元之父」蒙代尔心满意足：欧元已经迫使我们改变了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看法。每个国家都让自己的货币浮动并且自己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货币联合的世界，它将被美元区、欧元区和日元区所支配。在最近的将来，世界将更少地依赖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将得到不同的分配。这种变化将在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方面产生全新的更有意义的想法。欧元无疑是改革的催化剂。101 欧元各国贫富不均，102 语言不通，103 文化各异。车不同轨，书不同文，度量衡不统一，硬把最要害的货币强扭在一起，发行「没有政府的货币」，104 一只世间没有的凤凰。一方面令人对欧元的前途捏把汗，一方面说明货币联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单一欧洲货币计划尤其在德国引起了许多极大的担心：『硬马克』将由于软欧元而被牺牲在欧洲统一的祭坛上。」105 可是，二战后崛起的日元、马克，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鸟兽散，双双撂倒在「新经济」的祭坛。创巨痛深的教训证明，美元霸权主导的金融改革开放，是「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国化」。106 克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交待得清楚：「我国最好的出路不是憎恨全球化，而是要努力形成全球化，以使它为美国服务」。107 置身于这个「为美国服务」的「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国化」，单打独斗只有被动挨揍的份儿，但求自保而不可得，别无选择，不得不连手一搏。 按理，「大中华」应当比欧盟更有希望。不说相当于世界七强两倍的总人口，不说五千年文化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深根厚基，108 只说2004年，中国1.9万亿美元GDP，俨俨然，第四大经济实体。如果加上现有主权范围内的香港、澳门、台湾，GDP总额2.5万亿美元。109 全球贸易中，大陆出口占5.8％，进口占5.5％，分别为世界第四和第三；如果加上台湾、香港、新加坡的进出口（剔除转口部分），进出口额均为世界第二。110 2006年2月，大陆外汇储备8537亿美元；如果加上香港（1257亿）、台湾（2570亿）、新加坡（1202亿），外汇储备1.36万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全球外汇储备（4.17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111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大陆经济的地区作用凸显。1991～2005年，大陆与东盟的贸易额，从89亿美元激升到1300亿，15年增加15 倍。112 1999～2004年，亚洲区内贸易年均增长15％（亚美和亚欧之间贸易年均增长6％）。2004年，亚洲区内贸易占亚洲贸易总额的55％，远高于对北美贸易的18％和对欧贸易的15％。113 大陆从这些周边国家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1980～2001年，从6.2％激升至40.9％。「整体上，目前小型东亚经济体对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中国越来越成为小型东亚经济体的增长引擎。中国迅速融入东亚生产体系，使小型东亚经济体减少了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工业化经济体直接出口的依赖。在东亚对美国、欧洲的直接出口中，中国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114 如果考虑到香港、台湾在东南亚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和贸易，考虑到新加坡的华人经济，考虑到2500万海外华人在东南亚4500亿美元的经济实力，115 千方百计遏制中国，早就是全球一体化的自觉行动了。换言之，有了经济合作基础上货币联盟的巨大利益，中日、中韩、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与英法、德法之间从百年战争打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宿怨相比，并不一定更加不可协调。116 所以，车同轨、书同文的华夏子孙经济实力越发展壮大，列强深入插手的分裂势力和分裂倾向越发展壮大。新世纪以来，「大中华」地区经济越来越热，政治越来越冷；经济越合，政治越分。不是说全球一体化吗？违反经济走向的政经分裂，成为东亚板块的既定格局。 出于充分的理由，一些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小国总是高度重视货币的稳定性。当国内价格水平和经济的大部分都严重遭受外来影响时，大幅度的汇率波动更加令人担忧。117 亚洲金融风暴肆虐，各国汇率抵抗不住，不得不放任浮动。除了马来西亚重新外汇管制，其它国家和地区虽然多对短期资本流动施加种种技术性限制措施，体制上既没有办法完善监管，也没有办法防范风险。「在那些贸易额占GDP比率越高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损害将越大。」118而「小国通过自己的行动是无法应付更重要的货币之间所产生的不稳定的」。119 金融风暴过后，分散小国经济复苏，国际金融秩序没有任何改善，监督管理制度没有任何进步，「许多东亚国家不愿意自由浮动。它们渴望能重新得到某种程度的汇率稳定。」各国政策无可选择，重新回归钉住美元的传统。120 而「对于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而言，钉住汇率制和汇率带制度都将是脆弱的和易引发危机的。」121「东亚货币体系仍然不稳定，容易出现问题。」122 事实上，复苏的亚洲继续处于「亚洲第二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威胁。123「只要国际资本供应的结构性问题存在，如活跃的资本流动以及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汇率波动，东亚国家仍会像以前一样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脆弱不堪。」124 一旦「面对显著的利率差别和不确定的汇率，『游资』流就会再次发生，像1997～1998年时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那样，再度发生过度借款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和货币崩溃的循环。」125 汇率的不稳定是当今世界繁荣的一个主要威胁。汇率的不稳定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以及实际债务、税收负担、利率和工资率嬗变。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稳定它们的货币之前，它们将不能够彻底恢复信心。126亚洲各国严重依赖外商投资和出口，「大多数经济体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在危机后明显加剧。」127 如何稳定货币、稳定汇率，成为压倒一切的课题。「在当今世界，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一个持久的消除汇率不稳定的方法就是减少货币种类。……货币一体化通过取消各国货币实现了欧洲内部货币稳定。」128 饱尝金融危机的苦难，货币联盟成为时代潮流。129 可惜，欧洲的时代潮流不等于亚洲的时代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鼓励欧洲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建立欧洲支付同盟。欧洲支付同盟最终成为欧洲迈向货币联盟的第一步。与此相反，在20 世纪90年代，美国却对亚洲成立区域性货币基金持强烈怀疑态度。」130 亚洲金融风暴，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紧急倡议成立600～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任何基金的成立，都会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出现紧急状态时所能发挥的主导作用。」131 副国务卿塔尔博特顾全大局：「美国无法信服『亚洲货币基金』能让本地区国家在金融危机时可支付需要的经援；我们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的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了亚太地区的疆界。」接着，日本在七国财长会议再提「亚洲货币基金」。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和正在全力以赴欧元的德国。德意志财长言之凿凿：「如果亚洲地区建立这样的基金，无疑会破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132 什么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一场接一场的金融危机，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美元独霸，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比「亚洲货币基金」走得更远的欧元，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欧元首先降低美元对欧洲的影响。欧元一经面市，按货币转换度量的欧盟国家出口占GDP的比例，从35％一下子降成13.6％。133 2005年，欧洲债券市场4.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4.2万亿美元）。134 从长期来看，坚挺的欧元可能给欧洲人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政治实力??—??如果他们的内在利益在利用这种实力上实现协调，就会一直如此??—??不论是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援助俄罗斯和中欧各国上，还是与中东石油生产国谈判中。135 为了这番壮丽前景，欧盟各国曾经团结奋斗货币联盟，在上下2.25％的空间，对第三国货币（美元）实行联合浮动。136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天下太平。「1990年7月，八个欧盟成员国完全取消了资本管制。」137 替大规模投机性冲击，打开最后一道闸门。138 东、西德统一，两家马克一比一兑换，为市场调节提供可乘之机。流言蜚语风起云涌，各国汇率连续遭受拳打脚踢。动荡到1992年9月，芬兰马克大幅度贬值，狼狈出局，自由浮动。接着，9月16日，英格兰银行投入269亿美元救市，利率激升到15％。一个星期时间里，意大利耗尽四百亿马克外汇储备（另外德国援助240亿马克）。欧共体十几家财长彻夜开会，无力回天，英镑、里拉大幅度贬值，仓皇逃出汇率机制，英国财务大臣引咎辞职。139 接着，市场调节「宜将剩勇追穷寇」。「为了支撑法郎汇价，法兰西银行一天内动用510亿法郎进行强力干预。」较量到年底，市场调节越战越勇，瑞典克朗大幅度贬值，放任浮动。1993年1月，爱尔兰镑被迫贬值20％。2月，丹麦克郎惨遭群殴。5月，虽然有各国连手帮忙，西班牙比萨和葡萄牙埃斯库大幅度贬值，退出汇率机制。7月，市场调节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总攻法郎。22～29日七天时间，法兰西银行外汇储备从1030亿法郎支出成负28亿。140「法国只是依靠非常决然的干预才逃过这场劫难。」141「1992～1993年欧洲外汇危机期间，法兰西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携手投入了三千亿美元用来保护欧洲货币体系」。142 苦苦挣扎到7月底，各国政府集体缴械投降，把汇率浮动空间扩大到「毫无意义」的15％。143 劫后余生的德国经济部长，哀叹欧洲统一货币被画上了「休止符」。144 不曾想，新、旧世纪交接，连汇率联系机制都保不住，四散而逃、惊魂未定的欧元，还是变成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145 欧洲走向融合，包括使用共同货币的主要推动力其实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146 欧洲统一货币的一项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货币同盟的建立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政治过程。147 新世纪初，美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按美元结算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5％。美元的「国际化率」为三，这叫「美元霸权」不说了。欧洲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7％，按欧元结算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8％。欧元的「国际化率」为1.7。148 亚洲的GDP占全球的35％。2002年，东亚十个经济体50％的贸易在区内进行，对美国的进出口只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23.1％和14.4％。149 大部分却用美元结算。150 出口最多的日本，90年代中期，出口的40％、进口的20％按日元结算。151日本出口45％去亚洲，一半按日元结算，48％以美元成交。日本从亚洲进口，25％按日元结算，75％按美元付账。152 难怪石原慎太郎愤愤不平：就算是法西斯恶贯满盈，希特勒才是罪魁祸首，偏偏轮上搭便车的日本挨原子弹，而且不止一颗？153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东亚各国外汇储备猛增。1999年，东亚十个经济体外汇储备近九千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一半；2003年1.7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58％。「这期间东亚地区外汇储备增量占全球外汇储备增量的70％。」154「国际储备积累的一个重大缺点在于其较高的财政成本，这是因为国家将高收益的国内资产变换成了低收益的外国资产。」显而易见，「从简单的成本效益计算的角度看，东亚各经济体需要建立某种储备库机制」。155 一旦储备使用相对集中，不仅分散国家局部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加，而且在「国际金融秩序」发言的嗓门大大增加。156 为此，10＋1、＋3 的会议一趟又一趟，汇率体制和货币合作成为龙虎们热烈切磋的中心议题。157 2005年，东亚各国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协议勉强凑到315亿美元，相当于各国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1.5％。明摆着的事实是，「目前亚洲还不存在一个为抵制投机活动而提供无限资金支持的集体承诺。」158谁能够说得清楚，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分散双边货币回购协议，到规模足够阻吓投机冲击的货币联盟，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跛鳖千里，「国际金融体系似乎比十年之前离找到一个长期解决方案更远了。」159 东亚仍然没有达到像欧盟各国那样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它也没有亲近到具有必要的政治凝聚力在成员国之间强制推行必要的财政约束条件，如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模式中那样，以便引进一种类似于欧元那样的区域性独立货币。160 东盟（ASEAN）仍在继续争取建立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关税同盟了；政治联盟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亚洲各国政府仍然在主权问题上不做丝毫让步，而且也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在亚洲，缺乏一个类似巴黎～波恩轴心的北京～东京轴心来推动这一进程。亚洲还缺乏一系列的协议以达成可靠的货币承诺。Xie和Yam（1999）提出，如果日本放弃与美国的安保协议，而建立一个亚洲安全体系，那么上述局面才有可能改变。但很明显，这在近期是不可能实现的。161 5.5 逆水行舟 在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利用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机会开始了公开的进攻。他的基本观点是，「美元体系」给美国提供了「过度特权」。使美国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筹措资金，因为与其它国家不同，它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导致储备的损失，而能不受限制地用美元结清。解决办法将是返回金本位制度，他的语言引人入胜。戴高乐说，是「在一种不给任何一个国家特别待遇的无可争议的基础上」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了。162 13亿人口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再说「和平发展」，客观上，是对世界现有经济（市场）和资源（能源、原材料）配置格局的严峻挑战。遏制中国的国际秩序们，处心积虑西部不开发，东部快分裂。西部不开发，重化工产业无从新生，缺乏广阔天地安营扎寨。东部资源日益枯竭，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东部快分裂，东南亚几千万海外华人，接连不断在家门口惨遭暴力洗劫。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南海、东海，神圣不可侵犯的领海、领空，地图上画的全是虚线。台湾分裂势力挟洋自重。经济上想方设法抗拒大陆无法抗拒的魅力，往东南亚「南进」上千亿美元投资；163 政治上、军事上投靠美国、日本，一门心思把宝岛当成敌对国家独立出去。即便回归祖国十年的香港，港币等于美元。164 香港经济捉襟见肘，祖国大陆频施援手，QDII「走出去」投资，165 QFII回大陆圈钱，166 官方民间齐声喊，呼悠境外人民币业务，从人民币存款（理由是人民币回流）开始滚雪球，167 人民币掉期申引利率、168 人民币期货、169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自由行」、170 H股A股套戥机制、171「深港资金流动自由化」、172……一个「畅想」启发另一个「畅想」，一个「规划」激励又一个「规划」！173 到底什么是「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说白了，就是法外施恩，规避、绕开管制，体外循环的合法黑市 — 大陆违法、香港合法。香港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大鳄龙盘虎踞。人民币与港币越来越可兑换，令人不能不担心，替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挤开一道后门。174 香港市场调节出来的人民币价格，不仅足够成为人民币理应继续升值（或贬值）的证据，而且在边际意义上，直接主导「里通外国」的资本调度。175 香港、大陆「一国两制」，贸易、加工「前店后厂」，房地产、股市、金融、服务千丝万缕，金融中心「融合」腹地。立足如此密切往来，直观上很难想象，金融风暴黑云压城，马哈蒂尔断然实行外汇管制，西方各国严厉指责，新加坡见财起意，趁机大办「林吉特」离岸交易中心？176 设立人民币期货可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并在出事时彻底破坏香港在国家的形象与地位，以及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当香港成功建立一个具足够交易量的人民币期货市场，在市场普遍相信人民币大幅偏低的情况下，人民币远汇或期货的炒卖，将实时把人民币的现汇价迅速拉上至市场认为不再偏低的水平，如此大幅的升值将对中国及香港经济造成实时及严重的破坏。 一旦中国经济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出现金融风暴，香港的经济不会受到严重损害吗？香港人在面对国家时能抬得起头吗？……因此，无论从短期破坏及长期风险角度，在应否设立人民币期货的问题上，港交所高层是不应只着眼于港交所的利益，也没有权利选择连我们香港人也可能不喜欢的路向。177 格林斯潘严肃指出：「为应对货币政策的限制，金融业务转移到离岸金融中心。这种做法是严重的问题。」178 为什么严重？70年代，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有伦敦离岸经营不受美联储控制的「欧洲美元」火上浇油。179 80年代，日元不得不放弃外汇管制，有新加坡、香港离岸经营不受日本央行控制的「亚洲日元」雪上加霜。 记得1971年吧？那时候，三千亿美元储蓄在远离美国海岸的国际银行体系之中，……造成了一笔自治式的货币供给，而这些钱的创造，大半是在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控制之外。……直到1987年，以欧元交易的银行可以贷出存款的100％，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一样。没有现金储备的要求，……有将近20年时间，这三千亿美元一直飞舞在银行与银行之间，一再反复被贷出去。欧洲的福特公司发行公司债时，就藉用这些无国界的美元。福特汽车、IBM、通用汽车、奔驰汽车、飞利浦、联合利华（Unilever）、埃克森石油、英国荷兰壳牌石油，以及其它国际企业需要现金时，几乎都这样做。各国政府也一直向这些基金借钱。荷兰和法国都发行以欧元为面额的债。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连前苏联都一样。世界银行在欧元市场借钱，诸如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向世界银行贷款的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大家相信，原来的三千亿美元现在已经价值1.5 兆美元，甚至两兆美元。180 更深一层的战略问题是，「毫无疑问，日元会与人民币争夺主导亚洲货币事务的主导权。」181 2002年，石原慎太郎撰〈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倡导建立「大东亚共円圈」。182日本依托强大的出口贸易、海外投资和政府援助，在东南亚苦心经营日元区域性国际化，反复提倡日元主导亚洲货币联盟。183 东亚各国政府，着实领教金融风暴的厉害。实施「治疗性」外汇管制的马哈蒂尔，一再疾呼建立亚洲货币体系。184 换言之，东部大串联，不能重复欧洲从贸易起步的老路。倘若没有货币机制的保护伞，自由贸易搞得再红火，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制造加工，进口出口，繁荣娼盛，不过是在替豺狼虎豹基金洗劫积攒财富。「亚洲第二次金融危机」随叫随到，惊弓之鸟杯弓蛇影。遇不上如意郎君，只好傍大款。日元盟主不理想，总比「13 不靠」活得踏实。185 逻辑上，货币联盟是亚洲各国唯一的解决方案。倘若港币（与美元挂钩）拖累人民币自外于这个历史进程，中国在最要害的货币主权方面，经济外交固步自封，先不说阿根廷傍美元的惨痛教训，新台币一定会就事说事，大叫大嚷着分道扬镳。关于这个前景，李登辉从逻辑理解到问题症结，到战略取向，表达得一清二楚： 现在，钱不再是抽象的计价单位。在今天，钱本身就像物品一样，成了交易的对象。如果为了稳定汇率，由中央银行介入市场，只会助长外汇的投机操作，不论抛售多少美元，恐怕还是杯水车薪，无法稳定汇率。 自由经济是以金融资本的自由移动为基础，但是资金分短期和长期，如果所有资金的移动都不受管制而自由放任，则短期资金将频繁地杀进杀出，影响金融的安定。当前亚洲各国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汇率，以获取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长期投资。 亚洲的当务之急就是汇率的稳定。亚洲国家大多还是开发中国家，因此都需要实质的投资，如果汇率不稳定，则易沦为投机客获取暴利的市场，不利于长期投资的进行。因此，稳定汇率是吸引长期投资的必要因素。……港元与美元连动，是中国的隐忧。 日本与台湾不妨合力促成亚洲货币。……未来或许可以由日本和台湾来协助东盟各国，并共同思考亚洲货币单位成立的可能性。虽然这个理想要耗费许多的时间和心力才能促成，但大家应该先凝聚共识，找出稳定汇率之道。如果汇率能够稳定，亚洲各国才能顺利进行国内经济的调整。186 货币联盟意义上的东部大串联，符合经济规律，政治上尚属乌托邦式空想。因为「外部势力（美国）并不支持这项行动。」10＋1、＋3 的核心是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在很多经济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而只有这两个国家才有能力领导亚洲各国实现货币和金融一体化。」187 欧洲货币联盟，说一千道一万，取决于德国、法国两家世仇捐弃前嫌。假如忽然有一天，饱经金融危机蹂躏的日本与饱受金融危机威胁的中国，终于握手言欢，东北亚、东南亚诸位龙虎弹冠相庆，「亚洲人之亚洲」得以画饼充饥？— 还有问题。 日本的人均收入几乎和美国持平，技术水平也很接近。这两个国家之间有着高度的资本流动性。但是日本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不强 — 高储蓄率导致了相对于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这两个经济体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它们在通货膨胀率方面获得了一致性。通货膨胀在美国和日本事实上通过各种手段已经被消除。然而，在经常项目盈余下，日本在海外拥有庞大的资产。它在海外净资产接近一万亿美元。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在1.2万亿美元左右，因此这两者可以相互抵消。 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非常具有互补性。它们适合成立一个货币联盟。这也许是难以置信的，但是这两大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互补的。美国的军事地位很强大，能够提供保护伞。日本仅凭自身力量不能在亚洲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如果美国和日本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话，亚洲的货币问题将得到解决。如果这两国国家使用共同货币的话，你们会看到一个GDP达到14万亿美元的货币区，它大概占到世界GDP的45％。……如果两国组建这种货币联盟的话，就没有必要继续追随欧元的脚步了，因为欧洲的货币合作充满了政治含义，它们是为了实现单一货币而放弃国别货币。188 1999年，大陆热卖畅销书《制高点》，新自由主义大气磅礡，一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画卷：各国政府从汽车、橡胶、钢铁、煤炭、铁路、通讯等等一个又一个产业张皇退出。「有人可能认为警察和监狱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事实上，警察机关已在从容不迫地私有化」。189 2006年，世界流行《世界是平的》，全景展现地球村每一个角落平等竞争的清新图象：印度的英语小姐，为跨国公司的跨国客户排忧解难！「目前大约有24.5万位印度员工专门负责接听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服电话，或是打电话推销信用卡、行动电话，或是催缴账单。……美国人拨了1～800～help的号码，以为接电话的人就在几条街外，而不是几个海洋之外。」190?? 凡畅销书，当然不能泄漏国家机密 — 军工是否减少了政府干预。191靠「稀缺」「理性」吃饭的经济学家，一定闭口不谈《非理性繁荣》的赌博新经济，货币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生死攸关的命门。 表～7：亨廷顿引用的传统「制高点」—「西方的权力」 1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2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资料来源：Jeffery R. Barnett：“Exclusion 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5～76页）。 美国是惟一能够管制国际银行运作的国家，无论这些银行是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这主要是因为买卖双方、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商人和银行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偏好，愿意以美元而不是以其它货币进行交易。美元比日圆、德国马克、甚至瑞士法郎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尽管以上三种货币以实际购买力计算比美元稳定得多。甚至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或欧共体的埃居这样的货币混合体或「一篮子」货币相比，美元也更受到青睐。没有一种货币像美元一样如此便利或如此普遍地被接受。如前面指出的，对美元的偏好，经历了波动的外汇市场的两种极端情形，即在美元客观上太疲软或美元客观上太强劲（即在国民经济内以相对购买力来计算）的年代，对美元的偏好仍没有得到改变。192 凭什么世界人民爱美元？因为美国科技进步、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国家安全。支撑美元的，不单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背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工产业。2001年，五角大楼把新一代战机的生产订单交给洛克希德。20年时间，美、英军方订货3002 架，另外销售盟军三千架。按三千万美元一架「裸机」算下来，两千亿美元的买卖，不仅是人类军火史、恐怕也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大的一笔制造业生意。193 除了波音参加过竞标，还有谁有资格公平竞争？— 不可战胜的战机，194是美元不可战胜的保镖。「随着超级大国地位而来的则是投资者眼中的安全港以及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195 这个「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构造出新经济的「国际大循环」： 劳动密集型低科技消费品生产转移亚洲，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消费品，改善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美国集中的高科技军工化制造业产品不卖亚洲（特别是中国），形成亚洲的贸易顺差和美元收入；亚洲各国用高额回报招商引资，挣点血汗工资，换回不断贬值（或因本币升值）的廉价美国政府债券，196 资助扶持美国政府用财政赤字扶持美国军工，帮忙壮大美国在军事、货币、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方面称霸世界的能力；亚洲各国越是分崩离析，越是招商引资，越是贸易顺差，越是不敢怒不敢言，连新增美元收入少买点美国债券，都得小心美国眼色。 离开一只隐蔽的拳头，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永远起不了作用 — 如果没有制造F～15 战斗机的麦道公司，麦当劳也红火不了。而使用硅谷技术拥有安全世界环境的那只隐藏着的拳头，叫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197 我们只用很少的纸币（美元）去交换亚洲地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 — 美国太平洋舰队。198 不幸的残酷事实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真正的高科技，从来都是军事工业。包括今天科技进步的标识 — 计算器、互联网、大哥大、大屏幕等等，都是从军工发展出来的。发展高科技，本应是发展军工的同义语。军工是所有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什么是军工？武器装备制造，必须是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材料、燃料、电子、通讯、化工、医药等诸多产业集成。因为这个浅显道理，一穷二白的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准备打仗的计划经济，国务院八个机械工业部，除了一机部和八机部（农业机械），六个部的大事，国防科工委说了算。 改革开放以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学界媒体透过「财技」万花筒望出去，阳光沐浴的泡沫五彩缤纷，中关村一帮玩「.com」的个体户，成了时髦追捧的「高科技」。因为在中关村，每个月造就60个新的百万富翁。经济学家信誓旦旦，必须培育两千万个百万富翁，奠基新经济的社会中坚，祖国才能现代化。199 一时间，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得拜托这种批量孵化「知本家」的鸡窝了。不争气的是，匆忙间气吹起来的富翁，嘴尖皮厚腹中空。要么占便宜没够，一猛子往监狱里冲，拦都拦不住；要么吃亏难受，分赃不均，龌龊内哄。真有些聪明伶俐、进退有矩的，不久的将来，也挡不住豺狼虎豹基金一手指头。中国文化讲究悖入悖出，投机取巧的赌徒，再怎么高明下注，很难侥幸变身民族英雄。胡雪岩左右逢源，到底当不成左宗堂。索罗斯满世界赢那么多钱，回家乡撒那么多钱办基金会、办大学、办扶贫、办救济，在一个人人向钱看的小小匈牙利，至今没有混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头面人物。200 中华民族希图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从「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走出来，在经济发展层面，归根结底，要靠花钱买不来的军工产业强大起来，要靠能够支撑军工的机械制造、电子、通讯、材料、燃料、化工等基础产业全面振兴。所以，东部大串联能够走多远，走多快，取决于西部大开发的前进步伐。李世民指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201 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此之谓也。一夜暴富的「知本家」孵化得越多，社会风气越败坏，越忙着替先富起来盖豪宅（房地产），真正的高科技（军工）越发展不起来，中华民族从「制高点」上蹰蹓下来的距离越远。 …………………… 大侠评语： 王小强也算是危言耸听了，或者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自从赵紫阳失势后，体改所寿终正寝。陈一谘被通缉，其他人也如鸟兽散。很年轻就志得意满（30多岁就成为副所长）的王小强也远涉重洋到国外留学。后来又到了香港，却还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念念不忘，每每发出着落落寡合的声音。 198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生着群体性的溃败、瓦解与沦落。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们的崛起，昭示着中国经济学界的无耻堕落。 而在类似股份制、市场化、卖光论、冰棍论、靓女先嫁论……等等乌七八糟花枝招展的巧夺天工论调的叫嚣之下，中国经济经历了最为惨烈的巧取豪夺。官产学铁三角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知识（“专家学者”）为掠夺国有资产以及国民财富寻找着各式各样的理论依据，权力（贪官污吏）则乐得凭借着如此借口而对中国进行九死一生的外科手术，资本（及其“所有者”资本家、企业家）则将其资源与权力进行交易和勾兑，三者联合上演了一出史无前例而让人胆战心惊的血腥屠戮，并以此为改革开放的进程做着历史性和决定性的贡献。 在如此背景下，王小强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人应该从中得到警醒的所作所为，就显得形单影只孤掌难鸣，甚至被中国内地的右派们感觉多此一举甚至节外生枝。从王小强嬉笑怒骂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出火急火燎时不我待。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些都是可能的吗？ 所有经济学领域里的政策建议，都必须在中国的的确确拥有一个具有责任心和道义感的领导阶层的前提之下。但是，这是可以企及或者祈盼的吗？现如今，从上到下，呈现着“全民腐败”，所有中国人概莫能外。有自称为“温和的右派”者在其分析当中描述，即使在最高层，所有人都进行着个人利益的谋算，在如此集体当中，“算盘打的震天响”，没有一个人可以铁肩担道义，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触及到他们无时无刻不抹在嘴上用以油嘴滑舌地圆润着官方语境的八股八卦的所谓“国家前途”、“民族利益”、“伟大复兴”等等自欺欺人的说辞里面涉及概念的实质。 这不也是赌博？击鼓传花是不是赌博？我身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算不算赌博？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统治路径是不是赌博？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所以，王小强的提议都应该是国内媒体号称的“理性、建设性”了。不过，面对中国的现实，其可操作性几乎不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有什么理性建设性，远远不如咱这等失败主义悲观主义看空唱衰的乌鸦嘴来得快活。
货币政策稍松动 08年股市将有一波新高潮 上海复但大学经济系教授 谢百三 2008年02月27日 2007年，A股市场依托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屡创历史纪录。从首登3000点关口，到创下6124点的历史新高，上证综指在八个月中翻了一番。截至2007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深股市总市值已超过32万亿元。A股全年IPO融资总额达4470亿元，成为07年全球融资之冠。同年，也是中国股市振荡的一年，5月30日，印花税从1%提高到3%，政策出台后，市场出现急速下挫，沪深两市连续四日触及跌停板个股，高达700多家。500多支个股跌幅超过30%。牛市的迅速发展，也考验着管理层对市场的认识和监管能力。 此外，沪深两市07年全年交易额突破50万亿元，股民数量从7800万户跃升至1亿3800万户。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也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认为，2007年一年，政府收到的印花税达到了2005亿，相当于前16年的总和，几乎每天就是一两个大型国营企业一年的税收。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股市成为流动性过剩分流的地方。如果没有中国股市，那么物价现在早就是10%以上了通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把股市还是保持一个缓缓向上的慢游的一个态势，这样对中国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了。 谢百三还表示，中国货币政策一紧再紧，再加上大小非纷纷解禁，给鼠年股市带来很大的压力。但只要过严过紧的货币政策稍有松动，08年中国股市将有望迎来一波新的高潮。(沈岚 郭宝春) 凤凰卫视
From: 温铁军 To: tjnrenet@mx.cei.gov.cn Sent: Wednesday, February 27, 2008 1:26 PMSubject: 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值多少？《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月14日 FDI留存利润监测急需加强 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研究室 姚枝仲 很多人担心在华外国直接投资（FDI）企业的利润回流，认为这会引起未来的国际收支逆差甚至国际收支危机。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真正值得担心的问题，是未被统计到的FDI留存利润。目前来看，这部分未被统计到的留存利润不仅当期数额巨大，而且逐年累积，最终可能形成一个数额特别巨大的存量数，对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产生潜在的冲击。 要准确地计算FDI留存利润中未被统计的部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仍然有比较合理的方法进行粗略的估算。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有外国直接投资收益项目，但这大大低估了外资企业的真实收益。根据这个数据，以及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FDI累计存量数据计算，发现FDI在中国的收益率仅为5％，这一收益率仅相当于购买美国国债这一无风险资产的收益水平。由于FDI的存量数据是由商务部、财政部等六个部门联合检查计算，并且大大低于历年在华FDI净额的累计数，相对来说并没有多少高估的成分，而收益率的低估反映了投资收益的低估。 FDI的投资收益率可以达到多少？我们可以将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作为FDI在中国真实投资收益率的一个估计。在统计上，可以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来近似替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工业统计数据，在2004年至2006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高达19％。按照这一收益率，2004年至2006年FDI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分别为697亿美元、849亿美元和1050亿美元，远远高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174亿美元、210亿美元和292亿美元。 应该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FDI利润回流数据相对来说比较真实，这是因为被统计到的外资企业净利润已经完成了税收缴纳义务，不再具有因为需要避税而逃避管制的动机。在国际收支管理上，利润汇出是归在经常项目，而经常项目早已经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利润回流不会受到任何管制。因此外资企业如果希望将部分利润汇出，完全可以在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汇出，而没有必要通过其他渠道流出。
From: "WSG" <wangshaoguang@cuhk.edu.hk>Date: 2008-02-27 09:50:30Subject: 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值多少？To: <"Undisclosed-Recipient:;"@ruc.edu.cn> 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值多少？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小民 2008-02-26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贷款者。 找阿牛贷款公司吧！”“首付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想想看，两年后你肯定已经找到工作或者被提升为经理了，到时候还怕付不起！”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你替他们担心两年后的债务？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市民会告诉你，演电影的都能当上州长，两年后说不定我还能竞选总统呢。） 阿牛贷款公司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可是钱都贷出去了，能不能收回来呢？公司的董事长----阿牛先生，那也是熟读美国经济史的人物，不可能不知道房地产市场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这笔收益看来不能独吞，要找个合伙人分担风险才行。于是阿牛找到美国经济界的带头大哥----投行。这些家伙可都是名字响当当的主儿（美林、高盛、摩根），他们每天做什么呢？就是吃饱了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找来诺贝尔经济学家，找来哈佛教授，用上最新的经济数据模型，一番鼓捣之后，弄出几份分析报告，从而评价一下某某股票是否值得买进，某某国家的股市已经有泡沫了，一群在风险评估市场里面骗吃骗喝的主儿。 你说他们看到这里面有风险没？用脚都看得到！可是有利润啊，那还犹豫什么，接手搞吧！于是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以数据模型、老三样评估之后，重新包装一下，就弄出了新产品---- CDO（注：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务抵押债券），说穿了就是债券，通过发行和销售这个CDO债券，让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 光这样卖，风险太高还是没人买啊，假设原来的债券风险等级是6，属于中等偏高。于是投行把它分成高级和普通CDO两个部分，发生债务危机时，高级CDO享有优先赔付的权利。这样两部分的风险等级分别变成了4和8，总风险不变，但是前者就属于中低风险债券了，凭投行三寸不烂“金”舌，当然卖了个满堂彩！可是剩下的风险等级8的高风险债券怎么办呢？ 于是投行找到了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又是什么人，那可是在全世界金融界买空卖多、呼风唤雨的角色，过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这点风险小意思！于是凭借着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找利率最低的银行借来钱，然后大举买入这部分普通CDO债券，2006年以前，日本央行贷款利率仅为1.5%；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 12%，所以光靠利息差对冲基金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样一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2001年末，美国的房地产一路飙升，短短几年就翻了一倍多，这样一来就如同阿牛贷款公司开头的广告一样，根本不会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就算没钱还，把房子一卖还可以赚一笔钱。结果是从贷款买房的人，到阿牛贷款公司，到各大投行，到各个银行，到对冲基金人人都赚钱，但是投行却不太高兴了！当初是觉得普通CDO风险太高，才扔给对冲基金的，没想到这帮家伙比自己赚的还多，净值一个劲地涨，早知道自己留着玩了，于是投行也开始买入对冲基金，打算分一杯羹了。这就好像“老黑”家里有馊了的饭菜，正巧看见隔壁邻居那只讨厌的小花狗，本来打算毒它一把，没想到小花狗吃了不但没事，反而还越长越壮了，“老黑”这下可蒙了，难道馊了的饭菜营养更好，于是自己也开始吃了！ 这下又把对冲基金乐坏了，他们是什么人，手里有1块钱，就能想办法借10块钱来玩的土匪啊，现在拿着抢手的CDO还能老实？于是他们又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10倍的贷款，然后继续追着投行买普通CDO。嘿，当初可是签了协议，这些CDO都归我们的！！！投行心里那个不爽啊，除了继续闷声买对冲基金之外，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新产品，就叫CDS（注：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交换）好了，华尔街就是这些天才产品的温床：不是都觉得原来的CDO风险高吗，那我投保好了，每年从CDO里面拿出一部分钱作为保金，白送给保险公司，但是将来出了风险，大家一起承担。 保险公司想，不错啊，眼下CDO这么赚钱，一分钱都不用出就分利润，这不是每年白送钱给我们吗？干了！对冲基金想，不错啊，已经赚了几年了，以后风险越来越大，光是分一部分利润出去，就有保险公司承担一半风险，干了！ 于是再次皆大欢喜，CDS也卖火了！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聪明”的华尔街人又想出了基于CDS的创新产品！我们假设CDS已经为我们带来了 50亿元的收益，现在我新发行一个“三毛”基金，这个 基金是专门投资买入CDS的，显然这个建立在之前一系列产品之上的基金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我把之前已经赚的50亿元投入作为保证金，如果这个基金发生亏损，那么先用这50亿元垫付，只有这50亿元亏完了，你投资的本金才会开始亏损，而在这之前你是可以提前赎回的，首发规模500亿元。天哪，还有比这个还爽的基金吗？1元面值买入的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评级机构看到这个天才设想，简直是毫不犹豫：给予AAA评级！ 结果这个“三毛”可卖疯了，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虽然首发规模是原定的500亿元，可是后续发行了多少亿，简直已经无法估算了，但是保证金50亿元却没有变。如果现有规模5000亿元，那保证金就只能保证在基金净值不低于0.99元时，你不会亏钱了。 当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风光了整整五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因为房价下跌，优惠贷款利率的时限到了之后，先是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然后阿牛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花旗、摩根相继发布巨额亏损报告，同时投资对冲基金的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发件人："" <> 收件人： ", <zaojl@163.net>, <zdjun@263.net>, <panyi_bj@sina.com>, <zhengran6@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7 20:06: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金融市场近一年几十万亿美元的亏损被谁赚走了？ 金融市场几十万亿美元的亏损被谁赚走了？ 共济会 欧美的金融游戏，和中国的股市有些不同，绝大部分属于类似期货的对赌游戏，有赔就有赚。近一年来，全球金融市场因次贷和其他金融业务，可见的亏损已经到了几十万亿美元，这些钱并不是简单的自动消失。 货币从央行或者其他货币投放机构里被创造出来，不会简单的化为空气。中青报的这个文章也有些基本错误，这显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而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象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马克思在几百年前所提到的这个共济会，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Free and Accepted Masons"组织，该组织成员人数如今在600万以上。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和黑奴贸易主要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运作的，英国王室，前首相布莱尔，美国的实权人物都有其成员。该组织的香港会员人数很少，在2000人左右，但却几乎掌控了香港的法律宗教金融政治教育贸易地产等。 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他也不会改变这个结论（“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唯一需要更新的是，共济会团体这个组织又有新的演进。只是我们尚不知晓他们的把戏，但可以百分百肯定是，这个已经演进几百年后的组织在中国大陆有十分强大的势力，不是冠军也是亚军。新闻封锁，指鹿为马和禁止人民结社的专制体制，是非常适合共济会这样的阴谋组织发展壮大的土壤。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打诳语，其用词和语气是非常直白的，非常明确的，而且是定位唯一的，打诳语的是打着他旗号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作为犹太人为什么不搞犹太的民族主义？作为德国人为什么不搞德国式的爱国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如果试图用民族主义(所谓的全球华人的“伟大复兴”)或者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思路去迎战这个全球性的金融诈骗，对付所谓的“货币战争”、汇率战争、金融战争，只能是走到“复兴社”“中统”“军统”“满清八旗子弟”“东厂西厂”的老路上去。
除了按人头发钱，再无他路 共济会 昨天大致计算了一下中国的金融形势和货币问题，结论如下： 1。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市场存量过剩导致的物价2年内涨3-8倍的压力。2。中国的几十万亿人民币资产里的99%掌握在0.1%人手里。3。物价2年内涨3-8倍， 13亿国民里大部分将无力承受这个生活压力。没有救济，将饿死1000万人以上。4。若想避免这个结果，除了按国民人头发钱，再无他路。总体上讲， 中国出产的物品还是够13亿人生存的， 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物价会滞后货币的发行量2年左右，也就是今明两年，物价整体上涨3倍以上，绝大多数生存在“温加饱“ 线上的大众就面临生存的危机。 三代搞的下岗运动，就导致许多工人饿死病死在家里，许多人半年吃不到肉。这次恐怕是更厉害。进一次医院要300元，下一次馆子要100元，自己做饭成本要30元。这样的生活成本，至少饿死1000万人。 空投物品根本来不合适，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给全部国民按照身份证自动在银行里存1000-5000元，至少可以让人生存下去。大部分人的存款根本无法在急剧通货膨胀下生存半年。 几千元，对富人，就是一天的日常消费，却能让大部分国民多生存3个月到半年。 现在温加饱的政策，是提高利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提高利息，会让有钱人的人民币存款更多，鼓励无成本热钱套利。提高存款准备金，是把大量的钱全放到国库里。 这会导致大多数人得不到低息贷款，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资金加剧集中在极少数手里。如果这个政策继续执行2年，那么，99.999%的资金将集中在0.0001%的人的手里。 不要以为你的房子值钱，可以养活你，甚至所谓“靠房养老”，房子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是会大跌的。看一下10年前南美时，物价飞涨，房子没人要，有钱人争相把房子卖掉，但没人愿意买。 按人头发钱，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办法。美国，新加坡，香港，日本，欧洲都在这么做，中国的统治者如果不想出现上千万人的饿死，也只能这样做。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海外热钱洗劫中国，导致中国因国库空虚而导致的公务员警察抢银行的行为出现。
平安、浦发再融资的惊天内幕 时寒冰 2008年2月28日 中国平安与浦发银行的再融资计划，引发A股市场大跌，导致A股数万亿元市值灰飞烟灭，无数投资者欲哭无泪。 但是，这两个公司在再融资方面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决。2月28日，浦发银行公布了不超过8亿股的融资方案，再融资360亿，与之前传出的400亿基本接近，使得27日刚刚步入反弹的股市再次回落，痛苦地寻找方向。中国平安与浦发银行的巨额再融资，似乎已成为A股前进中的两只拦路虎。
在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充到300亿美元、在国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等待建仓良机的情况下，那些有外资背景的上市公司的离谱的再融资计划，在客观上导致了对中国股市直接而沉重的打压效果，已经威胁到了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国家经济安全。 税务部门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再融资事件，鉴于其复杂而深厚的背景，司法部门、国家安全部门也应该介入进行深入调查。首先，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剖析这一问题。 巨额再融资计划的结果有二： 其一，再融资计划被否，但之前对股市的重创已经在客观上为QFII及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巨额热钱低价建仓创造了条件，这等于以中国股民数亿元的资金损失为QFII及热钱创造机会，无异于对中国民众财富的掠夺和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 对于浦发银行而言，根据浦发银行与花旗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第二补充协议》，花旗承诺将继续增持浦发银行股份至19.9%，如果股价下跌，对花旗增持股份是否更为有利？这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