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组内容和观点相近的文章，其重点是在揭示亲西派在这些年里是如何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的行为在前几年还看不太清楚，但到了现在，事实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如果在前两年里，我们的编者按还在含含糊糊地说，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了。中国近些年里的所谓“改革开放”实质上已经是在卖国了。这一倾向如不坚决揭露和制止，人民的损失就更大了。如果说中国的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在改革开放之初和中期还具有进步性，那么到了今天，他们已经走向了极端，已经成了威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险群体。这一点不能不向社会明确说明。他们的经济路线的最大错误是：在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的同时，即在人民币潜在大幅升值的时刻，廉价出卖国家资产产权，使中国的经济资源廉价外流。如果说仅仅是在政治路线上靠拢西方，倒还没有多大危害，但在经济利益方面如此出卖，人民大众便不答应了。]
官僚买办阶级是如何在出卖国家利益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2月25日 目录 周尤清：《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杨芳洲：《统一强化国家意志 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左大培：《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 春节最受欢迎的小品：《大妈炒油记》 欧阳君山：《次贷危机是必然的》 会议纪要：《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 刘国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随心行：《引导人类实践真正究竟的幸福文化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 ------------------------------------------------------------------------------------------ 发件人："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8 09:26: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上海凤凰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二部 周尤清 我们认为中国的30年改革已被利益集团、官僚买办阶级所劫持，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所谓的改革已经背离了国家的宪法和党章，与广大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因而导致了空前绝后的腐败，贫富差别日益加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前国家领导人由于激进的右倾政策而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应该向人民道歉！反省！请你们转达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重新变革的呼声！国家再这样下去，将毁于这批所谓政治精英、垄断精英、知识精英这个铁三角的手中！ 我们希望你们发挥作用， 让胡温听听下面的民情，中国需要变革！人民支持胡温的变革！
发件人："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16 14:46: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统一强化国家意志、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统一强化国家意志 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杨芳洲 2008年2月12日 一．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 任何国家利益的损失最终都要转嫁给国民承受，因此，国家利益乃全体国民之最大最高公共利益，她只能靠具体落实的国家意志去有效维护。国家之所以要有意志，也正是为维护其利益。国家意志体现为强制执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完备的政府机构职能及监督系统，尽责爱国的政府官员等，及所有这些要素环环相扣有机结合。如国家意志的哪一环节出现断裂缺失，不能使其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利益领域，则该方面国家利益必受损失。因此，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她需要有行政组织系统和官员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两方面共同维系。（适当的组织管理形式有助于提升官员的责任感。） 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意志或地方政府意志，因其所维护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同，而常常与国家意志相冲突。因此，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要求，是任何国家军政大权须集中的合理性所在。（即使民主国家，总统和军队统帅也必须是同一人。） 【郑现莉注：我国目前在政治层面面临的主要也是这两个问题：地方政府分权过大，导致基层政府腐败和国家政策执行上的各自为战；在中央一级则是国家权力部门化，本该用于维护国家及全体民众利益的国之利器被小集团所私有化】 二．国家意志在安全和法制方面的缺失造成我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损失 所有的国家利益领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国家安全利益乃国家利益之最集中体现，是最高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失必导致国家总体及各方面利益的更大损失，如人体免疫系统受损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国家实力（包括软实力）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方面国家利益都是国家总体利益之组成部分，因此，也都是国家安全利益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是总体战，它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个方面。 【郑现莉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总体战”就已经成为大国之间国力竞争的基本战略，不仅包括物质层面，如资源的自给自足、完整的产业体系等；也包括国民在精神上与国家总体目标一致性的程度，国民越是高度团结一致、自觉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国家实力的增长从而国民个体的幸福也就越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方面日本最为典型。从这两方面来看，我国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 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已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但恐怖的力量平衡并不能阻止战争由以产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因此各种不流血的战争方式－－冷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全面渗透和破坏）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残酷更加激烈。其中美国以思想文化渗透手段成功分裂瓦解前苏联，及以经济战成功制造了俄罗斯1998年的经济灾难，堪称其运用冷战渗透手段彻底打垮了（不可能在军事上被打败的）超级大国的典范。国家间各种冷战手段从来都是结合一起使用的，因此，国家安全问题早已突破了其传统的军事、外交、情报反谍等领域的局限，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当今几乎任何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不仅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关系到国家实力的消长，而且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会是对手冷战渗透的目标。 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却恰恰在国家最大的安全利益方面缺乏战略家的深谋远虑，陶醉于大国实力虚幻的安全感，既在军事领域掉以轻心，以“二十年和平环境”为前提设计改革开放（却忘了和平要靠战争实力来维护）；也在非军事领域――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安全防范等诸方面全无戒心，对外部渗透、分裂、颠覆、破坏，缺乏防范意识。以至于九十年代以来不仅外患威胁严重，而且各领域遭严重渗透之恶果也日益表面化，如毒瘤烂于内而溃于外。 【郑现莉注：20多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向我国输入诸如“私有化”、“比较优势”等经济学理论为手段，成功地使我国从一个具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转变成了他们的经济附庸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方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人辛辛苦苦在厨房里面忙碌着，只是在餐厅里为西方国家准备好了美餐。也即，我们用几亿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汗和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制造了大量廉价商品供别人享用，换回来的只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甚至连纸都没有，只是电脑中的一串数字而已。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以黄金价格计算美元已贬值了近30倍，使我们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换回来的虚拟财产已大幅缩水。】 对外开放无疑有利于外部渗透，因此防范措施必须相应加强，以适应形势变化。而我却于改革开放之初将国家安全机构从公安部中分离出来，安全部门与社会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安全机构这个层面上。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在“友好”交往掩饰下全方位的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无异于对外部渗透敞开国门。 【郑现莉注：从此意义上看，将俄罗斯带入灾难深渊的叶利钦，所做的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选择了出身于“克格勃”的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市场经济最重要之条件乃法制环境。并非有益于社会之正道才可挣钱，造假币、坑蒙拐骗、贩毒、贪污、贿赂、抢劫等歪门邪道也能发财。唯以法制手段有效堵住一切靠损害社会谋利之途，社会成员才能在其谋利动机驱使下，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以等价交换方式增进社会利益。否则，无法纪维系之商品经济必为灾祸。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建立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础及维系法纪的监督机制，各级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郑现莉注：据估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积制定的法律法规已近10万部，但我们距离一个伸张正义的“法治社会”好像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而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产生靠出卖国家利益而谋利的买办集团。我之腐败为外部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机会，外部渗透则也充分利用了我之腐败，内部腐败与外部渗透因相互强化而加速发展。法制缺失及国家防渗透机制弱化，此改革开放两大先天漏洞之结合，如二蚁穴能溃千里之堤，导致日后最大麻烦――国家各方面被严重渗透，大批官员被外国势力收买而形成买办势力。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买办集团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从而逐渐使改革开放由中国国家意志所主导的进程演变为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所主导的进程。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对我国改革进程的影响也有很多是其直接出面促成的。最近的中美战略对话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方要求我国金融机构对外资开放比例由目前的25％提高到45％，而美方自己的金融机构，却将外资持股比例严格限制10％以下。】 我众多官方学术及政策研究机构早就公开接受来自境外的赞助，正是这些（使其境外“投资者”满意的）大量理论分析研究为我国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着决策意见。我许多高官、学者的亲属也在（境内外）外资机构担任要职或享受外方为其提供的留学和就业等方面种种优惠。这种变相贿赂从未受到官方禁止。 三．经济利益的惨痛损失――财富利权外流如割破动脉难以抑止 在被全面渗透的环境中，我经济领域因国家意志严重缺失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经济安全、尤其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硬实力之消长。如此巨大国家利益领域却如无主田园，任他人损毁攫取。（以下关于我国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在《买办化道路是当前中国的最大威胁》（中篇.中）里有，如看过该文的网友不愿再看可跳过此段，直接看第四部分） 如：银监会2006年1月第2号令自弃经济主权，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致使金融接轨后，我境内有众多独资外国商业银行，但却无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这是我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因此而造成了我与外资的信息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使我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对外已单向透明，无密可保；及史无前例的利权外流――仅我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注1]。 2005年，银监会负责人自弃金融宝贵的一年准备期而提前接轨，使我将在台海危机的关键时刻面临国际金融资本可随时对我金融洗劫的严重局面；现在又自弃银行业开放应相互对等原则，意图再度提高美国等西方银行在我国有银行的股权比例，利其轻松控股。 又如：央行及金融管理部门多年来将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元资产，支撑了美国财政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对我资产造成极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关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冻结，及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不仅买美政府债券，不而且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的次按抵押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我还因此而丧失了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黄金、石油等储备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并产生出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 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上千亿美元投资美国金融组合产品，而且还要包给外国金融机构经营，我之财富很可能被其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 还有：我金融管理层在当前境外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楼市，获利已丰，及美国次按危机将再度爆发，境外投机热钱将趁机大肆作空股市汇市后大规模撤离，将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并导致经济灾难的严重时刻，却推出了方便外国金融资本投机的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并要取消外汇管制，推出股指期货。尤其可怕的是最近又推出了根本无法监管的新金融衍生品――互换，神不知鬼不觉就可造成巨额财富流失[注2]，使我金融及整个经济安全形势危若累卵。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唯一有权进出口黄金的部门――央行，不仅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政府国债，而且还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黄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具有的长期升值趋势早已十分明朗，金价这些年也已狂涨数倍，而央行却将我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我国的600吨黄金储备还是陈云于1973年指示购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黄金储备还低于2003年。[注3] 再有：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但央行及金融管理层却放弃了追逃巨额坏帐的工作，将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注4]，却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现我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已被西方金融资本紧盯不放，很可能成为我今后又一巨大财富流失源泉。） 对于股市，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使国际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后，管理层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健全完善资本市场，而是“为渊趋鱼”，引导资金流向境外（实际上是去支持美元），并且配合国际投机资本再次低位坐底的企图，以政策打压股市。 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海外上市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当初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中石油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见2007-01-16《京华时报》文章《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作者：张艳） 应该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 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发展建设招投标方面，由于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我损失的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利益也十分巨大。 如：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国际市场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 又如：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致使“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之后在美国施压下，2004年“中国大豆采购团”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因此而破产，四大跨国粮商趁机大规模兼并，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加工总量。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大豆种植面积下降一半。再现了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注5]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这种状况现正在改变，国家已决心自主研制大飞机。） 铁道部自2004年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注6]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当时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日本从未放弃过分裂渗透颠覆瓦解中国的企图，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和环保总局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购品。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林治波《政府采购应该向谁倾斜？》） 国家工业基础因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而遭近乎毁灭性打击 如：骨干国企所支撑的我国工业核心技术系统及其研发能力是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军工基础和工业技术精华。自从2000年底我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后，这些与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就再没有能具体落到实处的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重大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毋庸讳言还有买办官员及其身后的外国意志）。 然后便出现了外资廉价兼并我骨干国企的狂潮，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及研发机构，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对手消灭了。 外商巨头为实现对我产业的垄断，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光[注7]。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半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长六、七万字，读来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以上这些只是举例说明，实际情况远比这些更严重。 由于在经济领域已形成难以遏止的财富外流，即使我们仍坚持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并不再推出股指和汇市期货，从而避免了国际投机资本的金融洗劫，但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并强化久违的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利益，严肃法纪，制止住官员卖国造成的财富持续大量外流，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经济崩溃的厄运。 四．经济利益的严重损失集中反映了我各领域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性恶果 我经济领域国家利益所受重大损失，反映了国家意志缺失的严重程度。如此普遍性的严重恶果，显然不会只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各方面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结果。这其中直接反映出众多大员缺乏对国家最起码的忠诚，及其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冷漠，这显然既有思想文化渗透造成的观念问题，也有利诱威胁收买贿赂等人员渗透问题。但是更严重的是当大量官员卖国时却无上级负责人和机构制止而任其发展，这既有国家机构职能的严重漏洞也有大权在握的高官渎职，除我们工作严重失误外，本应体现我国家意志具体化的机构职能，其严重缺失状态因受益者为冷战敌国，因此不能排除外部政治渗透的原因。 五．意识形态领域国家意志因遭渗透而正在瓦解 我思想文教领域也是遭渗透之重灾区。从大量形形色色奇谈怪论及其文艺作品中可显见其内在目的：即彻底瓦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意识。为此不惜血本深功力图彻底摧毁中华民族根深蒂固之民族自尊心及其道德根基，颠覆我们（崇拜民族英雄憎恶汉奸卖国贼）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改变我大一统之国家民族意识。凡是中国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国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彻底否定。凡是中国及人类所不齿之见利忘义，龌龊卑鄙，叛国卖祖，甚至乱伦、同性恋、换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励之列。总之，是要以汉奸买办下流文化来彻底颠覆中国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 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卑劣之有计划思想文化渗透，正在产生效果。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彻底颠覆，从英雄人格品德正义崇拜蜕变为财富虚名崇拜，演艺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我民族忠奸善恶荣辱是非标准虽还未被彻底颠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乱，汉奸买办言论在公开场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员学者厚颜无耻，以卖国依附洋人为荣，以中国人及其民族精神为耻。以至于胡主席亲自提出八荣八耻以正视听，维护健康价值观。 总之，因我思想文教领域国家具体意志缺失，国家利益（软实力）所受损害十分巨大，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并潜移默化严重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如晚清买办文化毒瘤之阴魂再现，其趋势发展下去当更甚于苏联解体，即使无外敌入侵和经济灾难，也足以导致国家因其民族魂魄瓦解而四分五裂。 六．政治外交等国家最重要领域被渗透最为严重 我政治状况及国家机构之设置总是弊端丛生，不利于我而利于居心叵测之国。在内外环境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我们也长期不能形成党政军真正的一元化领导，以统筹安排平战事宜，并协调落实各方面国家意志。而是政出多门，互相挚肘。有人说这是“民主”形成权力制衡。此言谬矣！此非民主，（因其与民权毫不相干，）而是权贵多头政治。 凡集权体制国家，如无外部势力干预，权贵多头政治一般不能长期维持，三架马车总要趋于一架马车。若集权体制中权贵多头政治得以长期维持，则多为外部势力有意助之，以从中渔利。如晚清太后垂帘，如民国军阀割据，皆徒有“集权”虚名，而无集权实效。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状况，贪官污吏无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显贵，欺主显贵则为结私党而纳奸腐为其羽翼。此种政治结构向为藏污纳垢，腐败养奸之最好温床。此内奸卖国之天堂，他国谋我之乐园，谈何严明法纪？此秦灭六国政治渗透之首计也。（战，则其有内奸弄权，猛将安能立功？和，则有其买办卖国，何暴利不可得？） 因权贵多头政治非集权体制之常态，而是有外力介入之暂时平衡，因而也是一不稳定政治状态，外国势力既需要权贵互相制衡而无法集权肃政安内御外，又要使其内争不止以乘隙利用。挟洋自重之寡头权贵只顾损国媚外以助其内斗，却不虑覆巢无完卵，大厦将倾不思匡扶加固，却都觊觎此危楼中虎皮交椅。如外人玩偶而贻笑天下，效卖国巨奸而遗臭万年。 我今政治体制多核心之弊，最有利于觊觎之国，岂能无外力有意平衡维系？我国经济早由满足内需为主而演变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之廉价商品供应国，所挣外汇也大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甚至垃圾债券）以支撑美元。我之政治现状不仅使最高领袖清除腐败之雄心退为“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之无奈，而且面临外部严峻战争威胁，生死存亡之际，至今仍不能统一思想和步调。大政方针仍沉迷太平世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珍惜和平发展机遇期”，皆无备战气氛。军事斗争似乎也只是军队一家之事，政府部门不仅无“总体战”之起码配合，而且还搞出许多咄咄怪事。 如：许多担负重要军工任务的骨干国企被外资兼并，很多与战争和国家安全重要相关产业核心技术被敌国控制，扼杀最有希望的民族技术产业而将市场和政府采购巨资资助敌国，以及金融和经济部门内外勾结造成严重财富利权外流，甚至不惜造成自己严重经济灾难而以成千亿美元去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等等。 七．当务之急应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强化各方面国家意志 对如此严重之全面渗透恶果，我们无疑应针锋相对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彻底纠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可能等各方面措施见效后再去完善国家意志。不可能等思想文教领域培养出爱国官员，及腐败情况彻底解决后再落实官员的爱国心问题。在目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外有强敌可能军事入侵台海，及对我全面渗透阴谋分裂之强大压力；内有严重腐败导致买办卖国引起财富大量外流，使国家经济安全危若累卵；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对我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严重瓦解及“第五纵队”的分裂破坏活动；此三大危险无论哪一方面不能有效遏制均足以导致亡国，更何况此三大危险并存而互相强化交织发作！ 因此，当务之急是成立高规格之强力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统管各方面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问题，既统一国家意志又将其协调具体落实，形成各领域国家机构的配合支持，而不是向目前这样各自为政，互相拆台挚肘。 当前，中央为解决国家意志缺失问题而正在组建大部委，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光有国家机构的建立还不足以落实国家意志，若这些大部委高官之爱国心或国家安全意识或责任感淡漠，（甚至以外国利益或全球化为其职责，）则即使有国家机构也仍缺其职能（甚至是负面职能）。 正如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所说，“这些人（指金融买办）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注9]（注：摩沙德和哈马斯皆为强力安全机构。） 因各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和利益问题，因此，理应有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关注所有方面。既关注解决国家机构职能存在的硬件问题，也考察并解决官员爱国心的问题。（爱国本来就应是所有公职人员首要的从业条件和标准，凡不忠于国家者均不应担任公职，已担任公职者也应解除其职务。这应是国家对公职人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具体体现。） 国家最高安全机构的常务及各方面负责工作，应由被历史证明对国家绝对忠诚，为国家流过血负过伤，且对国家安全有着职业敏感的军人担任。并应由全国人大以合适的方式进行监督。 当此国家内忧外患形势严峻之时，惟有以国家最高利益之集中表现――国家安全为纲，方可统一挈领并落实加强各方面国家意志，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否则，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则仍是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国家民族则将因其利益丧失殆尽而彻底沉沦。 注1：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郑现莉注：后进国家的崛起有一个必需的政治前提，也即由一个廉洁高效的政治集团，依靠高度集权化的中央政府推行一个连续一贯的国家发展战略。此一命题可以从日本、德国乃至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崛起过程等到佐证。日本、德国都是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原来基于军事分封制的世袭贵族“地方分权”状态，建立了由官僚控制的高度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韩国在1961年通过一场军事政变，解散所有政党、逮捕几千名“专业政客”，由军人掌控各级政权，强力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才有它后来的崛起。 而纵观我国历史，自从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湘军、淮军集团崛起，地方分权体制初步形成。即使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洋务运动，也是在各地政治强人在互相之间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盲目实施的，这也是其相对于明治维新最终落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及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南中国竟实行“东南互保”，与中央政府的作战对象携起手来维持地方秩序。此后满清中央企图实施新政加强中央权力，但一方面以“立宪”招牌为伪装的地方势力早已尾大不掉，另一方面腐败的满清贵族也只会为一己之私运用手中的中央大权，终至将地方势力推向革命一方，清王朝也就随之瓦解。 之后，重新企图建立中央集权者有两人，即袁世凯和蒋介石，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没有经过广泛的底层动员，腐朽的地方割据势力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极为腐朽，表现为其在某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掌握绝对权力之时，他们并没有将之用于底层民生的改善，也没有用于驱逐外来侵略势力，甚至还与之相互勾结。 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崛起的政治前提之人，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广泛底层动员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在逐次小妹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在全社会确立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威；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构成了各级政府官僚的主体，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廉洁、高效的动员体制依然在延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也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意识。此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论是崛起的主观意识，还是具体的运作机制都已具备。所以才有了在短短的不到30年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先进水平并且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一些战略性的失误，困扰中华民族崛起的老问题重新浮出水面。理想主义目标的消退、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底层民众组织化制约机制的缺失，使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支配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开始以自身的利益驱动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腐败无可遏制地漫延，精英集团推动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意志丧失。与此同时，在竞赛式的对外开放中，地方势力上升，中央权威受到损害，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以上这些因素都严重损害了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如此，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如何才能得到维护？殊甚堪忧！】
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8年1月21日 zuodapei@sohu.com 按照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定义，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向私人出售其股票，就是将该企业私有化；而一个原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后如果已经将50％以上的股票出售给了私人，该企业就算是“完成了私有化”。根据这样的标准，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化，因为它将国有银行变成了股份公司并向私人出售其股权。 表面上看，这个“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很“规范”，十分合乎股份企业股票上市的程序：各大国有银行首先招股以形成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再将其股票在股票市场中上市。而有关部门为原各大国有银行招股所规定的充当“战略投资者”的条件，也似乎相当“规范”和“合乎国际惯例”，为有权“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所规定的资金和经营资格标准，似乎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 但就是这样“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却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国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2007年8月19日的文章“中国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对中国各大银行出售股权给外资企业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这个统计所列举的数据，最清楚地说明了私有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将张宏良教授所汇总的数据全部摘引在下边：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我只想给张宏良教授的数字补充一点；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将近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GDP的6％。这也就是说，按张宏良计算的数字，中国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国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最近正在讨论中国政府今后的医疗保健政策。主张“中国医疗保健事业完全市场化”的人反对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他们所提的理由中最能打动中国政府的就是，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太高。可就是这些一提到居民福利就怕政府开支太高的“改革派”，在向外国资本家奉送中国的国有财产时却从来就不怕中国政府有什么损失。他们怎么就不能算算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多少国有资产损失，这些损失的资金又可以为多少中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 为这样的“银行改革”辩护的人会说，张宏良那样的算法根据的仅仅是银行股票一时的市场价格，而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因此根据一时的股票市场价格计算的出售股权损失是不可靠的。对这种辩护的最好反驳，是对比被出售的股权的售价与它代表的对利润的要求权。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常识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基本因素是股票对应的未来利润分红的资本化，其计算方法是：这种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股票价格，大体等于该股票的利润分红除以无风险资产的利息率。而就是按照这样的基本因素计算，张宏良所提到的那些向外资“出售”国有股权的行为也已经将大量中国人民的财富白白奉送给了外国资本。 根据上边援引的张宏良所搜集到的数据和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计算出，在张宏良所列出的对那13个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出售”中，总共有11个银行的10－20％的股权被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外资大企业，其中个别银行被“出售”给外资企业的股权份额还可能超过了20％。 根据前些日子报道的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推算，2007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应当接近3千亿元人民币。张宏良所谈到的那11家银行，肯定占中国这14家上市银行利润的绝大部分。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如果按外资占股1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3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23％，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300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6千亿元；而如果按外资占股2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6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46％，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6百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1万2千亿元人民币！ 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够说明，向外资出售中国原国有银行股权的售价肯定过低，由此将中国的各大银行的一大部分利润无偿地奉送给了外资，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和收入的实实在在的损失。 问题还在于，按照中国现行的公司法，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资金只能算作被它们“收购”的银行的财产。如果真是那样运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由向外资“出售”银行中就得不到任何财务上的好处，向外资“出售”银行连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没有增加！ 如果中国的这些银行真在资金的运营上面临着什么国内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向外资出售一部分股权可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可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银行现在流动性过剩、资产过剩，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名义GDP都过高，造成了直接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市场高度不稳定，需要减少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吸引外资”来增加银行系统的负债和资产，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只会增加流动性的过剩，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价格不稳定的压力。 就中国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造成了使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就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储备，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从这方面看也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 还有一个为向外资企业“出售”国有银行股权辩护的理由：中国的各大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需要补充资本金”。其实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下，向原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办法很简单：要各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再由政府将财政部发行公债所获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注入各大银行作为政府控制的股本。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的前提下使中国的所有银行都具有足够的资本金。 总之一句话，在21初的经济环境下，对中国的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那些资金；不仅如此，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本来已经过多的外汇储备，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操控了这场“银行改革”的人其实也清楚这些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他们在金融系统内部散布的为这场“改革”辩护的最主要理由是，这样“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就是为了换得一个好机制”。 这种“引进外资持股可以换得好机制”的说法，更是地地道道的欺骗。这些搞“银行改革”的人所说的所谓“好机制”，是一种保证银行贷款质量、将坏账压到最低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可能靠让外资持股来获得，已经被事实所证明。最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导致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许多黑幕曝光。权威方面的检控揭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发放了许多必然造成坏账的“异常贷款”，并且将这些“异常贷款”通过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转嫁给了银行外的投资者；美国花旗银行更已经由于次级贷款所造成的亏损而更换了其CEO。这样的美国银行连自己的坏账都控制不住，自己都制造了那么多的坏账，它们持股中国的银行又怎么可能使中国的银行不发生坏账？让自己的机制都不好的美国银行通过持有中国的银行股权来给中国的银行造成一个好机制，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既然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为什么某些人还这样执着地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越是理性的人越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只能求助于爱国者们气愤之余所喜欢使用的词语——“卖国”：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就是为了要卖国！其实，更理智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连“卖国”的资格都够不上了，只能叫“叛国”。“卖国”者是在作买卖，作买卖就要讲价钱。卖国也得讲个价钱，象这样连个价钱都不讲，10元钱的东西以1元钱“卖”出去，那就连卖国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叫做叛国。 对那些在网络上声讨“爱国贼”的汉奸们来说，“卖国”、“叛国”都是一份光荣，当然不会是什么可怕的罪名。不过，对于能够参与上述银行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卖国”和“叛国”大概都还是一个主观上不能接受的罪名。我在这里当然需要交代政策：在中国政府这样的等级式组织中，任何执行政策的人都是无罪的，他们执行的是别人下令要他们实行的“银行改革”政策，当然不需要承担“卖国”和“叛国”这样的罪名。就是那些提出和下令别人执行这样的政策的人，有一些也是由于认识上有错误，从而至少没有主观上故意要“卖国”和“叛国”。由于没有主观故意，这后一种人也不能算是有叛国罪，而只能说，他们非主观故意的行为，起了一种叛国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要实行这样一种叛国的政策，非要进行这样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不管始作俑者为谁，看来他们的动机都可以用高尚全身边的高参杨启先的一句话来概括。有人私下告诉我，那位以“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旗手自居的前高官高尚全身边有一位同样作过官的高参杨启先，此公曾经为这些“改革家”们谋划了极其高明的“战略部署”：要想“改革”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国有银行；将国有银行都“改革”掉之后，国有企业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依靠，就没法再不被“改革”掉。 据我所知，高尚全和他的同道杨启先口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杨启先的这一番出谋划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家”们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实行那种“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就是为了实现杨启先所指明的那种“战略部署”：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银行。 根据我的记忆，高尚全的这位高参杨启先曾经在某个公开场合表态，坚决支持由国有企业领导或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这极少数人将国有企业资产据为己有的私有化改革。他为这样的少数人掠夺国有财产辩护的理由是，这些财产“反正没有给外国人”。从他当时的这种说法看，似乎杨启先这样的人起码还有一点爱国主义，还不想将中国人的财产送给外国人。可是今天，在杨启先的“高招”指使下进行的银行改革却表明，为了打赢“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他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不惜将中国人民的财产、中国的银行股权送给外资和外国人，不惜走上叛国的道路。 总结这场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卖”给外资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我们只需要用、也只能用一句话：这是那些铁了心坚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出的叛国行为。坚持并推动这样的“银行改革”的那少数几个人，顽固并执着地坚持他们的私有化理念，为此不惜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走上叛国的道路。 看来在今日之中国，是否反对私有化的理念已经不仅关系到是否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关系到是否爱国、是否容忍叛国行为。那些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最后可能会不惜叛国。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家经济安全中心主任 江涌 2007年12月25日 jiangyongwd@263.net 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学习与贯彻十七大精神。文章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强调，“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曾副总理的文章清楚表明：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其中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逐渐旁落，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遭遇挑战 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集中体现在一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上。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民素质和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尚处于成长期，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而政府进行有效调控与治理的前提是独立自主决策，自主决策也是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必然要求。因此，自主决策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正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不仅使中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1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文章，介绍了著名学者威尔?赫顿的新著——《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般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非凡的经济成就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赫顿新著阐明，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之上的。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非凡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使当今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十七大报告对挑战与风险做了全面陈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与深化，各类利益集团逐渐生成，利益集团通过各类代言人与代理人对相关政府与人大部门的渗透，对政府的决策乃至国家的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开放，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改革开放成效的衡量标准明确，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如今，我们的开放早已偏离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开放政策与进程不是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动力，而是解决一个又一个摩擦的境外压力，或是在利益集团影响与诱导下被动开放。正因如此，新开放政策带来的实践效果越来越背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力的初衷，开放收益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开放成本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身上。这表明我们正在丧失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对外开放主动权受到侵蚀 随着利益多元化，中国境内的利益集团也形形色色。但由于天然基础不同，成长条件制约，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强的超强，弱的过弱。当今，最为突出的有三大利益集团，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包括其在华的各类代言与代理人；二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垄断集团；三是在房地产、信息业等领域迅速成长的民营利益集团。在本人看来，国有垄断集团与民营利益集团的博弈是兄弟之争，利益分配依旧在家中进行。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则不然，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好看的GDP，却拿走了关键的利润，留下的是资源与环境灾难。很清楚，他们是有利争抢而有难决不同当的过客。在西方国家，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境内活动都有明确的法律限定。但在中国，相关制约与监管长期缺失，导致境外利益集团已经与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团体与个人的利益紧密交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概括起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掌握话语权。跨国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使其成为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或通过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高级职员做咨询师，或通过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影响我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后者则投桃报李，为跨国资本积极代言。如“以境内经济代替民族经济”(即凡是在中国境内的都是中国经济)、“以外资企业接管民族企业可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等早已被拉美国家证明为十分荒唐的观点在中国却大行其道。近年来，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使中国的巨额财富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使得国企逐步沦为外企并购的对象。 二是直接游说。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恰当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强力公关。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老总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我国家与政府领导人，进行政策游说，中国很多政策与规定因此而被突破；即便不能成功游说，但与高层近距离接触，最次也可作炫耀的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花旗银行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请出了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某大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最终花旗不仅名义持有广发20 ％的股份(实际已经控股)，而且还赢得广发的经营管理权。 三是进行诱导。近年来，随着国内党政干部出国(境)学习培训热潮的兴起，跨国资本纷纷展开活动，竞相出资出力，使相关党政干部进入本国学习培训，以图在中国的政治明星中培育亲善本国的政治力量。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为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赞助数百万美元，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学者与官员的，由此他们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还可借机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美国正是通过香港新世界组织内地高官赴美培训而积极开展政策引导、思想渗透工作，“港股直通车”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兜售给中国的。 四是直接施压。全球化并没有模糊国家的经济边界，跨国资本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有着越来越多的交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清晰地代表着母国的经济扩张力与控制力。当东道国难以满足跨国资本利益时，跨国资本便会通过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施加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资本市场巨大发展空间潜藏着丰厚的获利机会。本来，中国已经按照“入世” 承诺的开放要求向跨国金融资本开放了金融市场，而且一些开放已经超出了承诺范围。但是，跨国金融资本求利心切，近年来不断通过母国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由此，一些西方国家借机生事，制造一系列摩擦。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早就被明眼人笑谈为“战术训话”，说什么对话重点着眼于两国长期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经济问题，那只是中方的一厢情愿。来日无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尔森财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中国争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经贸摩擦只是“敲门砖”而已。 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而且还积极介入中国法制化进程，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包括不当利益)法定化。 2005年7月，在中国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通过代言机构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该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资本甚至还直接参与我法律起草。某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迅即就直销立法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反复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直销市场正式开放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占了10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主动权受侵蚀的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决策受到了严重侵蚀，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外贸与金融领域的纷乱状况)日益令人堪忧。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旁落，战术与战略的误导，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一系列恶果。 迷信外贸“拉动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代价进行出口与创汇，实际换回的是人家印刷的纸张。如今货币电子化，换回的只是些电子符号。一方面，外汇储备倚重美元，而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等受制于人。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存差数万亿，但由于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即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从而长期给予各种优惠以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流动性严重过剩，国民经济严重扭曲，金融泡沫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迷信“以市场换技术”的偏方，迷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理念，满足引进“适用”技术，放弃自主研发，最终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技术、高新技术没换来，但市场丢了，原有技术与研究团队没了，“运十”飞机、汽车行业等悲剧一再发生，自主创新之路异常艰难曲折。 自轻自暴自弃，迷信“外来和尚念好经”，迷信人家所标榜的独立、公正与科学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证监会颁布一纸文书，要求上市公司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由此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占领并控制了我国审计高端市场。同样是在提高我们管理经验的口号下，某部不仅认同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零售企业主导中国大城市的商业零售，而且还坐视这些外资企业向中小城市进军。 政府的声誉、公信力因此不断受损。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的法人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花旗、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落空，这严重损伤了中国政府的威信。此轮宏观调控之所以成效不彰(说白了就是失败)，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调控作用的对象可以获取与依赖境外资源，因此可以无视乃至蔑视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调控政策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已经无多大科学性可言。如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摩根士丹利与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的报告比我们相关监管机构的报告更有影响力，金融大鳄罗杰斯的讲话甚至比我们政府总理的讲话更能调动投资者的情绪。 中国正在陷入增长快速、发展迟缓、矛盾凸显的困境。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创造了骄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国家综合力量有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但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人们的幸福指数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治理能力的同比例增长。这些不仅没有同比例增长，态势反而在不断恶化。在靓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与控制比例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急速上升、资源环境迅速恶化、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牺牲严重以及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不和谐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势必会落入境外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代理人已在拉美造成的“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中。因此，“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这是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必然选择，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 导致世界性的、可能持续数年的多种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和气候无关，和耕地面积无关，也和粮食生产水平无关。
再发一篇与江涌观点相左的文章： 同一屋檐下：摘掉有色眼镜看外资 《国际商报》记者 李高超 胡鹏 2008-1-28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开放程度最高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上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与此同时，关于外资的作用、跨国公司的地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撰文指出，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话语权，影响中国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而且还利用各方人脉，进行政府强力公关，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法定化。通过这样的推论，有人惊呼：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情况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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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是必然的 欧阳君山 2008年2月 我们必须认识到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唯有从这一点来反思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次贷危机的学费或许才算没白交，仅仅指责华尔街和中央银行们是远远不够的。——题记 按：当前，次贷危机幽灵徘徊，引全球舆论竞折腰。然而，太多的分析被繁杂的数据的数据所迷，被偏狭的理论所困，不能够透过现象直视本质，没有光。本文秉承《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一贯思想和风格，再一次击穿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壁垒，提出次贷危机来源于市场经济固有的非均衡特性——贫富分化，消费不足！信贷消费企图弥补不足，但市场经济非均衡特性的大势难挡，所以它只能是我们这个已经“断烈”的社会“藕断丝连”的那一根稻草，崩断是不可避免的——次贷危机就正是稻草的崩断！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真正要化解和防止次贷危机，必须回到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层面。 [主要理念] 一个经济体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于消费，因为只有消费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外贸，抑或是央行注资，都是为了民生，为了消费，消费构成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经济体是不是能够持续前行。根据对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核算，消费对GDP的贡献第一次超过投资，尽管只有0.1%，但却被认为是“拐点悄然来临”。 信贷消费抓住了根本。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它也构成一种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在形式上具有防止社会“断裂”的作用。作为历经几百年市场风雨洗礼的经济体，欧美社会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信贷消费，绝非偶然，而是欧美经济体寻找平衡的自发需要。另一方面，信贷消费也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提供了泄洪口和赢利渠道。 信贷消费的确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的崩断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和创新都不能挽救这一点，有时候反而会使崩断更快发生。这不是信贷消费自身决定的，而是我们这个称之为市场经济的游戏决定的。信贷消费虽然是从金字塔尖抛向塔底的救命稻草，但稻草太脆弱，它根本不可能缓和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它实质上只是我们这个已经“断裂”的社会“藕断丝连”的一个具体标志。更何况信贷消费也承载着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赢取利润的压力，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运行，这里面的压力肯定又重新传导回起点，稻草的崩断更是不可避免。一言以蔽之，信贷消费只是临时性借来消费能力，它不是真正提供消费能力。 不搞信贷扩张，经济没有动力；一搞信贷扩张，危机难以避免。这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的现实，本质上，它是个没有均衡点的玩命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曾说，资本主义天生要扩张。另一位西方大思想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哈耶克更是作过详细的论证，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信贷消费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向空间扩张趋向饱和的时候向时间深处的扩张，与其说它反映着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这个游戏的强劲，不如说它代表着资本主义这个游戏的末途。 狂欢之后就是幻灭。“国际大嘴巴”乔治·索罗斯就次贷危机放话说：“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房产繁荣之后的泡沫破裂，它根本上是为期60年、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的确道出了事实和真相!索罗斯在过去不久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并爆言美元面临崩溃的命运。逻辑与事实双双表明，这并非危言耸听！ 2007年2月，全美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布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3月，新世纪金融宣布无力偿还债务，被纽约证交所终止交易；4月，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正式浮出水面。 2007年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旗下两只基金,传出因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亏损的消息。7月，标普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8月，为防止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动荡,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罕见地联手注资，欧洲央行在8月9日的注资规模超过“9·11”之后第二天690亿欧元的单日注资，美联储更是从8月9日起连续4次注资“救市”，金额总共高达710亿美元。 但危机并没有过去，2008年1月21日，全球股市“自由落体运动”，伦敦富时100指数收于5578点，重挫5.5%；法兰克福Xetra DAX指数收于6790点，重挫7.2%；巴黎CAC40指数收于4744点，重挫6.8%；东京日经指数收于13325点，重挫3.86%；韩国首尔综合指数收于1683点，重挫2.95%；香港恒生指数跌穿24000点，收于23818点，重挫5.49%；印度Sensex指数收于17605点，重挫7.41%。A股市场周一创半年来最大跌幅，重挫5.14%，沪综指午后连续跌破5100点、5000点、4900点三大心理点位。分析人士惊呼：“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开始！” 次贷的来龙去脉 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次贷危机让人感到压抑，相当一部分分析家认为，次贷危机标志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衰退。如果美国经济衰退，毫无疑问，世界经济要受连累。“美国之外没有市场”的说法显然已经过时，但“美国经济打喷嚏，世界经济就感冒”的说法并不怎么夸张。 次贷危机为什么能够拖住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腿呢？可能得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次贷的来龙去脉。2007年7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部长阿方索·杰克逊在北京向中国方面推销美国按揭证券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就任时，布什总统曾让我减少美国的无房人口比例。目前，美国拥有自己房产的人已经达到了70％，但这和北欧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瑞典，个人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了88.5％。”这个话正是位于华盛顿第七大街的HUD的宗旨，它的主页上鲜明写着：“帮助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成为房屋拥有者，是全国性的首要任务，尤其是那些首次买房者和少数族裔。” HUD怎么样实现自己的宗旨呢？这就是中国人如今也耳熟能详的按揭贷款，当年那个相当流行的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不同的买房与住房故事即来自此。HUD通过由政府出面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贷款保险，使低收入者的购房首付从房价的20％降到3％。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低收入者的购房能力，资料显示，自1934年以来，HUD至少已经为3400万私人住房提供了贷款保险。相当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一点，美国的私人住房拥有率提高近30个百分点。 钱从哪里来呢？上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就开设12家“联邦家庭贷款银行”，负责发行专门债券，筹集资金，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借给全国数千个私人银行，然后由这一些私人银行再向个人发放房屋贷款，如今的规模已达到每年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低息资金。这对对买房者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商业银行如何能保证持续并且充沛的贷款发放呢？联邦政府于是又成立“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即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房地美”（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即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由国会给特许，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从银行购买房屋抵押贷款，打包后变成债券出售，从而实现资金迅速回流。 抵押贷款证券化，原不是坏事，就像别的资产证券化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好事，要不然也不会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大大提高美国的私人住房拥有率。可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什么演变成次贷危机呢？主流舆论认为原因是在于欧美信用过于泛滥，金融衍生过度，金融创新过度。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旗帜鲜明地反复表示，次贷危机标志信贷泡沫的破灭，并把矛头直指中央银行们和华尔街，乃至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本人。 格林斯潘英雄本色，坦率承认自己任职期间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可能助长了美国房价泡沫，但似乎于心亦有不甘焉，在2007年12月12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的专门文章中，格林斯潘笔锋一转，认为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扩张，正是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 的确，在美国次贷中存在信用泛滥的现象，没有首付，乃至借款人财务信息也没有，甚至有的贷款申请书发展到恳求借款人就自己的收入撒谎的地步——所谓的“撒谎人贷款”(liar loans)。手头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据纽约大学鲁里埃尔·鲁比尼教授的文章，情况十分不乐观，“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无力偿还他们的按揭贷款，其中不仅仅包括次级贷款”，“不仅仅是60%的次级抵押贷款可能会破产，还有大量的接近优先级和优先级贷款也可能面临破产问题”。 如果诸如“撒谎人贷款”之类的信用泛滥只属于个案，抑或比例较少，应该不算什么问题，瑕不掩瑜，可现在的形势却是大多数。在某种程度上，这大大降低了谢国忠先生那样的批评的力度，对次贷危机的主流分析和观点也显得捉襟见袖。极端一点讲就是，如果大伙一个个都不能讲信用，我们是不是得重新定义信用，或是对相关问题进行新思考？ 消费不足就是贫富悬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妨回到理论基本面来进行一些思考。假设有一个经济体，像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一样，是属于所谓市场经济型；也像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一样，是贫富分化的。这似乎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必然，不管美国如何标榜环境上公平公正，但一个基本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有关数据显示，美国1%的最富裕阶层占有全国40%的财富。 可以简单地把这个经济体分成三种成分：少数的富裕阶层、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和政府机构（可简化为中央银行）。这里面当然会有流动性，会有富裕阶层的人往下掉，乃至落入普通民众；也会有极其稀罕的普通民众一举成功，跃入富裕阶层之列。但由于现代社会资本对劳动的优势地位，金字塔尖与塔底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处于基本固化状态。有关数据显示，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70.4%仍然处于最低收入人群；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59.1%仍然处于最高收入人群。事实上，如果焦点对准最高层的那一部分——比如1%甚至也可到期10%——富裕阶层，可以肯定地发现，这一部分动静更少，几乎没有流动性。 这个经济体要如何往前走呢？一般而言，存在四种动力：消费、投资、外贸和中央银行注资。根据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央行每年都要投放一定的货币，但一般不会超常注资，要不然就可能赞成流动性过剩，甚至导致通货膨胀。外贸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最典型的就是当年欧洲的殖民运动，曾极大地改善欧洲的经济和民生。但外贸受国际关系的制约，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梦想永远靠外贸来驱动前进或缓解危机。 投资也能够驱动前进，而且具有双重性质，建设期从需求的一方构成总产出，建成后又从供给的一方构成总产出。从2001年开始，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中，投资的贡献都一马当先。相应地，也是从2001年开始，投资高位增长，特别是2003年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保持在25%以上的高位（2006年略有回调）。 但一个经济体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于消费，因为只有消费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外贸，抑或是央行注资，都是为了民生，为了消费，消费构成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经济体是不是能够持续前行。根据对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核算，消费对GDP的贡献第一次超过投资，尽管只有0.1%，但却被认为是“拐点悄然来临”。 不幸的是，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所谓市场经济却与消费不足如影随形，甩都甩不开。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市场经济必定导致贫富分化，并且也必定固化和拉大贫富分化。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战后五十多年的历史也近似证明这一点。2007年度的美国国税局数据显示，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2005年全部国民收入的21.2%，大大高于2004年的19%，并超过2000年20.8%的历史最高纪录，为二战以来最高。 经济数据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实质，消费不足与贫富悬殊实质上是“同出而异名”的关系，消费不足是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贫富悬殊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说法。这里面的道理就是：富人虽然有钱消费，但人数极其有限，而且人身也有限，所以消费也就有限，更何况还存在边际消费递减。虽然也可以大搞畸形乃至变态消费，但最后也是有限的，也边际递减，这就决定了富裕阶层的总消费有限。普通民众虽然消费欲望高强，而且群体庞大，但缺乏消费能力，没有银子，总消费受限。 富裕阶层总消费有限，普通民众总消费受限，合起来自然就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自然导致经济危机，从所谓市场经济几百年的经济运行看，经济危机几乎都是消费不足所引发的。一方面是产能过剩，一方面却是消费不足，马克思曾为这一点而痛心疾首，并进而断言：资本主义必定自掘坟墓！ 信贷消费之“藕断丝连” 怎么办？可以央行注资，可以刺激投资，可以强化外贸，但如果不传导至消费并使消费得以增长，就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妨直接在消费上动手，可普通民众没有现成的消费能力怎么办？搞个期货，让普通民众出租或出卖自己的未来，不就成了吗？这就是信贷消费！ 从这一意义上讲，信贷消费抓住了根本。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它也构成一种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在形式上具有防止社会“断裂”的作用。作为历经几百年市场风雨洗礼的经济体，欧美社会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信贷消费，绝非偶然，而是欧美经济体寻找平衡的自发需要。另一方面，信贷消费也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提供了泄洪口和赢利渠道。 信贷消费的确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的崩断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和创新都不能挽救这一点，有时候反而会使崩断更快发生。这不是信贷消费自身决定的，而是我们这个称之为市场经济的游戏决定的。信贷消费虽然是从金字塔尖抛向塔底的救命稻草，但稻草太脆弱，它根本不可能缓和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它实质上只是我们这个已经“断裂”的社会“藕断丝连”的一个具体标志。更何况信贷消费也承载着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赢取利润的压力，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运行，这里面的压力肯定又重新传导回起点，稻草的崩断更是不可避免。一言以蔽之，信贷消费只是临时性借来消费能力，它不是真正提供消费能力。 不搞信贷扩张，经济没有动力；一搞信贷扩张，危机难以避免。这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的现实，本质上，它是个没有均衡点的玩命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曾说，资本主义天生要扩张。另一位西方大思想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哈耶克更是作过详细的论证，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信贷消费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向空间扩张趋向饱和的时候向时间深处的扩张，与其说它反映着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这个游戏的强劲，不如说它代表着资本主义这个游戏的末途。 警惕美元崩溃 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也具有必然性。任意一个经济体都是需要消费驱动的，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总体，亦不例外。那世界经济的消费驱动在哪里呢？美国正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这正是美国消费率高达83.7%（远高于世界平均消费率的76%，中国在2006年的消费率只有35.7%）的重要原因。美国本身的消费压力，再加上世界经济的消费压力，美联储能不低息吗？信贷扩张能不放肆吗？美国政府和人民能不负债消费吗？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经济形势需要美国政府和人民在赤字上跳舞！ 这当然也不是免费的，狂欢之后就是幻灭。“国际大嘴巴”乔治·索罗斯就次贷危机放话说：“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房产繁荣之后的泡沫破裂，它根本上是为期60年、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的确道出了事实和真相!索罗斯在过去不久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并爆言美元面临崩溃的命运。逻辑与事实双双表明，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够遏止当前的不良趋势，美元的崩溃的确难以避免。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这需要其他重要相关国家的一些配合。 为防止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大，2008年2月上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约150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方案，年收入7万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将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额；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则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额。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扶贫济困的法子，大方向无疑是对的。更广义地说，央行乃至整个政府机构都必须更多地站在普通民众的一边，才可能使经济体的运行趋于平衡。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唯有从这一点来反思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次贷危机的学费或许才算没白交，仅仅指责华尔街和中央银行们是远远不够的。
发件人：<xujingan@vip.sohu.com> 收件人： "学者" <zdjun@263.net>, "发送时间：2008-02-18 07:53:1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会议纪要 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 创建中国新文化（深圳）论坛会议纪要 第一期 2008年2月1日 2008年2月1日在世贸广场B座6楼会所举办了“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研讨会。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秦群力、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义才、深圳市市场学会会长倪振良、原深圳律师协会会长徐建、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萧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及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中国商报、深圳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亚洲周刊等30多人参加了会议。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提供了《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当排头兵》的论文，并作了主讲发言。本次会议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承办。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响应汪洋书记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我们今天讨论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设想不是开一次会，而是开一系列的会，有一个人主讲，大家来讨论。今天是我主讲，我把大概的思路说一说，也请张思平副市长讲一讲。今天为什么再次提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新理念，实现新转折。大概30年一个转折。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1949年革命成功，用了近30年时间，这是革命为本位。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30年是以政治为本位。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30年，政府以发展为首位，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实行物质为本位。2007年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解放思想，汪洋书记來到广东号召解放思想。这意味着后30年开启新的转折。 这是什么样的新转折呢？我认为是物本位向人本位过渡。这就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新的目标，走一条新的道路。以人为本的口号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对以人为本的解释还是老的，所谓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和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区别，也就产生不了新的理念、新的政策、新的措施。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人既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要保护生态和环境。 前30年的物本位，为向人本位的转折创造了条件。当年小平同志说，以经济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是针对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我国GDP是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位，深圳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了。这就有条件转折了。 前30年的改革带来的问题，也要求新转折。我概括为三大关系的恶化：一是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深圳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水的污染也更严重了。二是人和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扩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三是人和自我关系恶化。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可是对这个数据，人们不关心，也不了解。我们关心的是GDP、创汇、投资、招商。我国最严重的病不是肿瘤和心脏病，而是精神障碍，有1600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为了发展，与自然过不去，与别人过不去，与自己也过不去。这就要反思，我们发展是为什么？ 深圳在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中，当了排头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理念创新，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股票市场、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等，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排头兵。深圳如果还是沿着发展第一、GDP为目标的路走下去，三大关系恶化的问题能解决吗？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能推进吗？深圳没有新思路，不走新道路，就当不了排头兵。 解放思想，就是理念革命：第一就是真正以人为本位，尊重人，关怀人；第二以人为本位就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第三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非科学发展观是以物为本。第四建设全面小康，我认为有五大本质特征：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深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用全面小康的五大标准看，深圳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相比，经济上要差一些，但其他方面相同于或优越于西方现代化。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全面小康就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汪洋书记提出要有世界眼光，我认为深圳不仅要与首尔、新加坡比，还要在世界现代化的总格局来考虑。现代化没有解决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引起反全球化运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要20个地球，西方式的现代化不能持续。西方式的现代化也没有使人幸福，幸福指数成了热门，全世界的专家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问题。英国人越来越焦虑，美国的历史学家写了本书，答案是没有找到幸福。一个国际组织对26个发达国家做调查，人感觉愉快的时间越来越短。总之以物质为本位、以GDP为目标、以消费为时尚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我国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将具有世界意义。 深圳当排头兵是什么概念，不只是在中国当排头兵，要给世界当排头兵。我们要解决世界现代化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像我口气大了一点。其实，我们要走新路，是不得不走，我国人口多、资源少，这是唯一的选择。当年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我将上述理念，又作了新的概括。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三大思潮：第一是西方文明，第二是传统文明，第三回到改革开放前。这三种观点水火不容，互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推进改革？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爱自己，自由、民主、人权的实质，就是允许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爱他人，首先愛对自己有恩的人，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以至爱故乡、爱母校、爱祖国，再爱其他人。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就是爱大家。马克思看到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两极分化，主张用看得见的手，来维护公共利益，建立理想社会，这就是爱大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这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三爱有什么意义呢？以三爱作为共识，就可以推进改革。爱自己，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爱他人，就是孝敬父母、奉献他人；爱大家，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平分配。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和落实。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实现了平等、幸福、持续，也就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民众修身、齐家的理念，也可作为治党、治国的理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讲，这三爱就可以叫响世界。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一个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能为大家所接受，老百姓接受、年轻人接受、港澳台同胞接受。两岸统一的障碍首先就是理念问题，人家害怕你的理念。美国布什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人权，我们向全世界推广什么理念呢？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广。共产党是靠理念起家的，当年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就是为先进的理念所吸引。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被嘲笑的马克思主义，一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争论不休，其实很简单，大家向往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愿意移民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因为他们的公共福利好，这就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偷渡十分严重，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偷逃的人少了，而且台湾、香港的居民回来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了。 我在北京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开了三次会。今天又在深圳开，这都是为了解放思想，创立新理念、树立新目标、实现新转折。解放思想要做什么？就是要制度创新，推进改革。 第一，要建立劳动产权制度。建立公有制是为了消灭剥削，但传统的公有制并没有消灭剥削。国有制是国家把剩余价值拿走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以国家为名剥削员工。而国有资产流失，流到少数人口袋里，是少数人剥削了工人。按要素分配，土地是要素、资金是要素、人力也是要素，所以劳动也可以有产权。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资产的一部分，折为股份按工龄送给每一位员工。 张思平：我们搞的员工持股，是按工龄进行经济补偿，再支付股本金。 徐景安：第二，赋予工会谈判工资的权利。政府应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提出增加工资的指导意见，由工会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协商。由于职工与农民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使得劳动在与资本、权力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社会要实现利益均衡，必须由权力、资本、劳动三方博弈。党代表人民利益，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不能替代制度安排。 张思平：在共产党领导下，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徐景安：第三，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制度。从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政府的开支太大了，重要原因是不透明，无人监督。土地收益，没有纳入预算，问题更严重。为什么老百姓对改革不满意、对政府不满意，就是这方面出现了大问题。 张思平：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不是政府的透明度，而是人大的监督。 徐景安：不透明，人大就没有办法监督。行政开支涨了10%，就要解释为什么涨这么多，用到哪里去了。把这个公布于众，人大、老百姓就能监督了。没有魄力、没有气度，这项改革是很难的。第四、制订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深圳应该在“民生净福利指标”基础上，制定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住房、环保等进一步具体化。只是规定教育支出增加，是不够的，可用于盖教育局大楼。要解决学生上学，尤其是农民工子弟上学。不能因为农民工没有户口，上学就要多交钱。深圳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张思平：深圳市政府要破除地方狭隘主义观念。 徐景安： 第五、鼓励成立非政府组织。一个正义的社会，首先要做到各社会主体都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社会就无正义可言。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尤其以公益为目的的，要放开。这实际上是第三次分配，鼓励人们拿出钱来做公益事业。改革从经济领域进入社会领域。 第六、发动民众搞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从政策到体制、从经济到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从观念到习惯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全面参与。只是投资、上项目，是实现不了循环经济的。第七、实现公共决策民主。人们总在议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来自两个，一是竞选民主，由民众选举；二是协商民主，公共决策由民众参与。我国政治改革可以从协商民主起步，即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和程序让公众参于公共决策。建议政府各部门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政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 第八、试行党内差额选举。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是眼睛朝上、向上负责，一人独大、无人制约。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党内民主起步。经过考核，提两个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讲，然后进行选举，选上的是书记，没选上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就负责监督书记。实行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变党管干部、组织考察的现行体制，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候选人就必须一个眼睛朝上、一个眼睛朝下，既对上负责、又向下负责，并由纪委书记监督书记，就从制度上改变了一人独大、无人制约的状况。这项改革，深圳可从镇委书记的选举开始，然后到区委书记。中央认可后，可以推行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总书记。 第九，建立情感护理网络。在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在工作、生活、学习、恋爱、婚姻中，人们会遇到矛盾、冲突、困难、挫折，自然会发生情感困惑、情绪波动、精神痛苦。这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时候。汽车坏了要维修，人的精神、情感出了问题怎么维护？一是去精神病医院，二是找心理医生，三是情感困惑的排解。为此，我建议设立广泛的情感护理网络，当民众精神、情感发生困惑时，能及时得到倾诉、排解。根据我的建议，浙江省金华市、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相继建立了情感交流中心，取得了初步成效。深圳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做这件事。世界500强企业，其中80%的企业都开始关注员工的精神情感。所以企业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唱歌、跳舞，而应该体现在对员工的精神情感的关怀上。 第十，推进文化改革。如今文化立省、文化强市，成了时髦口号。就捉摸什文化最赚钱，什么产业能增加GDP。在物本位的时代，文化也物化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念，我们要讨论的是树立什么理念，才能立、才能强？今天，要实行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深圳还要当排头兵，也是要靠理念。一是创新，二是人本，三是和谐，四是幸福。 第十一，推进教育改革。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和思维的能力，是教育的目的和功能。而我国现行教育怡怡不重视做人的教育，也不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教给学生的是为应付考试、今后无用、必将遗忘的公式方程、解题技巧、标准答案、概念原理一类的死知识。虽然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却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由是高考指挥捧不改变，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进。然而，深圳就涌现出了不少素质教育搞得好的学校。改革的办法是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老师提拔当校长，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校长提拔当教育局长。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会千方百计摸索、推进改革，而没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总在为不改革找理由。 第十二，指标体系的改革。以人本为价值理念，平等、幸福、持续为三大要求，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为五大目标，制定新的指标体系。 思平副市长分管交通，春运很忙，感谢他来参加会，下面请他讲。 张思平：景安同志是深圳市老的体改委主任，也是我的前任，93年离开的。景安对国家的改革、深圳的改革都做过贡献，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特别值得尊重的是，景安同志退下来以后还仍然关注着改革、关注着深圳的前途、关注着深圳的命运，出了好多主意、写了好多文章。他的文章我基本上都看过，一直跟踪着他的思想。 刚才景安同志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是响应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解放思想的号召，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相信，会为我们深圳下一步的改革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的省委书记、新的市委书记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各个方面也都在进一步探讨解放思想。不过还停在第一阶段，停在表态，论证必要性、重要性，回忆我们过去的辉煌。真正要解放思想，就要研究措施、体制问题，需要政府工作、企业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需要全市人民解放思想。景安发表精彩的演讲，组织各个方面的专家来讨论，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会把大家的好思想、好建议用来推动改革。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是说每一项改革都能够推出去，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还要有改革的策略、改革的步骤。景安同志的改革建议很好，先突破一点，逐渐推进。汪洋同志提出要当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景安同志说要当世界的排头兵。这是解放思想。希望你们的论坛提出好的思想、好的建议。但是我也真诚地希望，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按照十七大报告的总原则，在汪洋书记、刘玉浦书记的号召下去做。谢谢大家。（掌声……） 徐景安：现在自由发言吧。 徐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以“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为题发起讨论很有必要，难能可贵的是今天张思平副市长也能亲临会议听取各方意见。 深圳在前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做了排头兵，在今后的三十年要保住排头兵的地位，就要在思想创新、政体改革上下功夫。 在思想改革方面，三十年的改革经历了“社与资”的争论。而今“公与私”的争论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障碍，至今谈起私有制，私有财产保护还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宪法也回避私有制，将我国所有制定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刑法上也给予不同保护，同样数额的贪污，侵害的是公有企业可处死刑，侵害的是非公有制企业最多判刑十五年。由于传统公有制中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内涵已说不清楚，非公有制的外延就更说不清楚，造成执法的混乱。我认为，我国的所有制应表述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一人为私，二人为公。” 即两人组成公司的按份共有是公有，二人组成家庭共同共有也是公有。除了个人所有即私有外，其它经济形式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都是公有，不过是大公小公而已。以此为基点，使全社会各种类型的企业得以同等法律保护。 在政体改革方面，深圳更应走在前头，深圳从七九年建市到九0年才设人大政协不是疏忽，这是当时的市委领导有意而为之。记得八六年初，我时任市司法局付局长，有次向梁湘书记汇报工作，他说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圳可以搞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 我就不想让设人大政协，把深圳搞得和内地一样，你是搞法律的，应该在这方面想一想。” 这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原以为特区的领导只在经济建设上有创新，没想到对政体改革也有独到的见解。 1988年9月，当时中央提出经改、政改同步进行。市委主要领导给我下达任务，“深圳政体改革要先走一步，给全国闯条路子，你们司法局和法制局各搞一套政改方案，可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的政体形式，尽快搞好方案报市委。” 我接到任务后，就组织了十多位法律界人仕和律师，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参照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上下议院、台湾的五权宪法、香港的行政主导，结合我国人代会体制，我亲自执笔，写了一个总督加立法会的政体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首肯，准备由市委研究后报中央。但没想到五天之后，香港明报以“深圳实行一国三制，不设人大”为题全文发表了这个方案。这使市领导很恼火，将我狠批一顿。下令追查泄密人，但无果而终。后来中央就要求深圳不要搞改革了，立刻成立人大政协筹备组。于九0年深圳成立了人大政协，完全形成了跟内地一样的政体架构。五年后，我才知道，是法制报的一位副总编（香港明报的地下记者）窃取了这份改革方案。这场政改虽然夭折，但反映了深圳市委两代领导在政体改革上的思考和诉求。 在深圳现状下，我认为可以做如下的政改尝试：一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可试行在区委书记的选举中，上下结合推出两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当选的做书记，落选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不参加常委，直接对党员代表大会负责。以形成党内民主选举及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机制。二是立法机构的改革。可将市人大代表按地域组别分配，竞选产生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由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及一百多个行业工会按功能组别推荐委员。深圳市地方立法先由政协通过，再交由人大表决通过。为提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法律素质，建议给每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配备一位律师做法律顾问。 三是司法及反贪机构的改革。为创建和谐社会避免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可在法院设立“调解中心”，动员社会工青妇、律师、公证等各种力量调解社会矛盾。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真实合法，就可到法院审查盖章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为提高司法及反贪部门的抗腐能力，应学习香港政府，不惜给廉署人员四倍于公务员的工资，及法官千万以上的退休金的作法，拿出更多的财政资源给纪检会、反贪局、法官以高工资、高福利、高退休待遇，使他们不会为二斗米折腰，激励他们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只有他们不贪了，全社会才能不贪。 深圳市民来自全国各地，最具改革精神和民主政治诉求，深圳市五千律师民选、竞选会长，一万多字的章程已成为民主先行典范。在深圳律协能成功的事，在深圳也能取得成功。我相信在市委领导下，深圳的思想解放、政体改革会再次取得全国瞩目的成绩。 杨利川：我与景安兄在80年代的时候经常见面，二十多年后他仍保持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值得钦佩。我想谈一下什么叫解放思想，当年解放思想是从冲破两个凡是开始的，现在解放思想是冲破理论禁区，自由地思想，充分地探索。解放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捍卫市场经济、推进宪政民主”。 深圳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全面地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将生态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深圳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生态的失衡、资源的短缺、环境的危机。要把生态指标作为其他一切指标的否决线。构建公民社会，从管制性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变。 第一建立移民制度，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对于劳务工问题、户籍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社保问题都涉及到市民的管理问题。移民制度在国外有很多的经验，作为深圳特区来讲，应建立一套完善的移民制度，比如说居住年限，投资纳税，专业技能，还有福利、人道方面的考虑，使深圳的市民阶层、群体能够形成稳定的有责任的群体。 第二提升人民代表从政论策的能力。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60%以上都是党政机关干部，这没有代表性。其次代表的名额应该更多的从地区的人口中产生，而不应该强调界别、党派。在法律上应该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代表在深圳的居住年限，这涉及到对深圳的责任问题。应该鼓励代表公开竞选，代表应该逐渐的职业化、经常化，要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秘书、代表要有日常工作。我找不到人民代表，我想当也没有竞选制度。公开独立的民主选举是不是从某些职位入手，比如从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入手，在某一些职位上先放开。 第三我认为深圳应该率先完善村民组织法，这是在十几年前就推出的政治改革举措，但很多细节没有具体规定，比如贿选、帮派、上级操控怎么处理，选举中出现问题应该向哪里投诉。现在这样只能给民主抹黑。 第四有步骤、有层次的加大地区自治，自治应该是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比如从社区、街道，再到市。第五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尤其是公益组织，如环保、扶贫，还有包括我们这样文化、学术、思想、论坛的组织。 徐景安：吴海宁是社会活动家，曾经参加过竞选。 吴海宁：我是深圳双海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南山区民营企业家商会的副会长，南山狮子会创会会长。我在2003年参加了深圳市人大代表的选举，我是贴海报竞选人大代表的，当时媒体报道非常多。我看了最近见诸报端的许多关于思想解放的社论，号召大学习、大讨论，我没有经历过1957年，我们这次思想解放有没有底线？ 我想思想解放的前提就是新闻自由，如果新闻舆论不能自由，思想解放从何而谈？ 我想讲一下党派合作问题，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民主党派和中共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可我觉得民主党派在中国的地位挺尴尬。中共能不能解除对民主党派发展的限制？我们每年发展不能超过3%或5%，在深圳十年时间也就发展了几百名党员，有很多人想要参加民主党派，但是要共产党批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八个民主党派的监督非常有限，共产党向民主党派只是通报，没有完整的制度让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前进行有效的监督。现有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用民主党派进行有效的监督，比如说共产党的书记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可不可以民主党派的一把手对共产党的一把手进行监督？ 我还想提三个微观的问题。深圳能否实现人大代表真正的普选，我亲身参加了2003年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当时我是作为我们社区推荐正式的候选人，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个内定的候选人，我是被绑的对象，我感觉如果不做任何工作的话，很可能输得很惨。我不甘心组织安排，在小区内自费制作并张贴了几十张海报，也没有很过份的东西。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理念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我说如果当选人大代表的话，我会建立吴海宁人民代表办公室，我会为社区服务，我会接受大家监督。我的海报贴出去半年，组织、党派出面让我把它取掉，我坚决不干。内地有一个副市长对我说，你要是在我那个地方早把你抓起来了，很庆幸我在深圳。这场竞选风云影响很大。后来全国人大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吸纳了深圳的实践。以前人大代表候选人是党委有关部门协商出来的，选举法修改后，就有了初选。我们不能靠等，要靠我们的努力去突破。如果这个不敢碰、那个也不敢碰，思想解放有什么意义？比如南山区，可以放几个居委会、选区出来，让选民去竞选，出不了乱子，影响不了大局。深圳的多党合作也完全可以走一条新路。深圳是经济特区，完全可以变成政治特区。去年人大议案60%都没有实行，如果有党派监督的话，那就会好得多。 应放开对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组织的限制。有很多年没有放开注册校友会了，现在没有什么标准，就是不批。民间组织不应该限制，民间组织对政府是帮助政府做事情，我们狮子会做了大量慈善的工作，比如说民工滞留，昨天我们狮子会的成员就在那里做义工。我老家是福田龙岩的，想成立龙岩商会就不批，到省里面也不批，整个福建省在广东只能设一个商会。前两天我参加狮子会的活动，民间管理局的负责人看到我的名片就说，你上面有几个都是违规的，一个异地组织在深圳设立商会是违法的；你南山狮子会，称分会也是不合法的，连分会都不能叫。之前叫南山服务队，前一段时间把我们降格了，叫做南山服务组，叫做0012组、0013组。很多企业家想做事不给你平台，建分会不给你组织。 山西省太原市有民间组织1500家，深圳只有500家，我们连太原都不如。政府有事就找我们商会，我们搞了一次大型的拍卖会，当场筹款73万，全部给了南山慈善会。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总商会、统战部我们都支持、拥护，怎么就不行呢？我想深圳在将来、在中国的地位一定是靠改革创新，当时蛇口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能否再杀出一条血路来？ 徐景安：我回答一下解放思想的底线问题，官方是不会回答的。解放思想不应该有底线，有底线就不是解放思想。但实际上有没有底线呢？解放思想是干什么？是搞改革，不是干革命。改革就是改良，就是要说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搞改革，这就有底线，怎么可能没有底线呢？你是企业家，发动员工解放思想，员工说把你的钱都给我们算了，这行吗？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改革，这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改革，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讲话就要考虑党的接受能力。 我写了如何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人发贴子给我，说我讲的都是废话，解放思想就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他说得很简单，也很过瘾，也很彻底，也很深刻，但能做到吗？解放思想不是为了过口瘾，而是要实地做。这就不那么简单，前提就是党也能接受。改革符合党的长远利益，党能够很好地领导下去，这对党有好处，对人民也有好处。发生大动荡，出现大混战，对党不利，百姓更受苦。假设今天我们有人讲话非常放肆、非常出格，一报道出去，解放思想就马上停止。这好吗？我们讲话怎么能没有底线呢？“六四”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要打倒邓小平，尽管这是极个别人的行为，但性质就不同了。当时的中国，你打倒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打倒邓小平！可是，有的人总是走极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改革既要有勇气、胆略，还得讲艺术、策略。不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只要是一个聪明人、理性人，都应该明白解放思想是有底线的。 袁中印：本人的名字因为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所以父亲给起了这个名字。景安同志讲了很多，他的文章我都很认真地拜读过，从很多理念上我是和他完全一致，其实他是比较智慧、比较聪明地加以包装，讲出了我想说的话。 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由此兴起了共产主义运动。这个理论最基础的道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每 一家一户都是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社会化生产必须大规模才有效益。100多年前已经开始发行股票，原来意义的症结已经被股份化解决了。就像我们射击，子弹出口的时候偏出一毫米，射出去之后就偏差很多。 刚才景安同志讲了，30年来的改革主要解决物质问题，现在要解决一下精神问题，关心人的精神。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应该允许宗教关心人的精神，西方社会就是这样。 徐景安：现在不是允许不允许，实际上基督教在中国大量传播。 袁中印：我和很多信教的朋友交流过，教友对我讲上帝怎么造人，我静静地听他们讲。后来我就问他们，你知道谁造的上帝吗？我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是人造的上帝，用来关心人的灵魂、关心人的情感。现在都市人竞争这么激烈、生活这么紧张，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员工，都需要精神安抚。党以前很会做思想工作，很会做群众工作，到家家户户去做，到炕头上动员人家当兵，这是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现在不一样了，党不会做思想工作了，也没有人做了，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就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因为现在党有权了。 徐景安：现在共产党做思想工作找不到对象，开会发文件，就没有下文了，而老百姓有困惑却找不到渠道。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情感护理，有精神病到精神病医院，心理有病看心理医生，13亿人情感困惑找谁呢？这就需要情感护理。当一个人有困惑的时候，也就是情感护理的时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比如我找不到工作，或者和老婆吵架，我很痛苦，就需要找地方倾诉、排解。我在浙江省金华市设立了情感护理中心，有一个人要杀人、要报复，打了一个电话，经过劝说，杀人的动机消除了。这样避免了两起恶性事件。我把这个概念又推广到企业，作为企业文化推广。我现在是深圳农产品公司情感互动中心顾问，我先培训情感护理志愿者，让员工和员工之间互动。情感护理，也可换一概念就是做思想工作。现在不兴这个词了，谁做谁的思想工作啊？那就情感互动，有什么想法，互动一下，倾诉一下。 魏达志：我想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就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通过思想大解放，达到大发展的目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一下，可以用三个字，就是“市场化”。如果说“市场化”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魂、纲、核心内容，那么未来30年要以什么为纲、为魂、为核心内容呢？那就是“国际化”。现在我们可以用国际化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平衡进行衡量、观察、推进。 从2006年的12月11日开始，中国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国门已经洞开。是主观愿望也好、客观被迫也好，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运作，而且必须积极地运用你的权利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这样，我们就应该用国际化的眼光来剖析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就剖析一下有关城市定位的问题。 什么是创新城市？我们可以通过纵向的历史眼光、历史维度来寻找城市创新的主体，我们再通过横向的国际化视野来探讨用什么样的方法创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经历过四次革命，或者是四次文明的推进，第一次是工具革命，当人类和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会用石头攻击，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到了农业革命时代，人类的衣、食、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包括四大发明在内是在作坊里完成的，农业革命的创新行为是作坊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内燃机、蒸汽机，最大的特点是把人类的体能放大，跑得更快、拉得更多，工业革命是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相结合的行为。科技革命来临之后，人类智能放大，比如说卫星、互联网，把人类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科技文明的创新方式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行为、作坊的行为，也不某个组织的行为，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行为。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它的创新主体是社会。 认识到这个创新主体之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理论去衡量、去评价，看出有很多薄弱环节，比如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非常薄弱，深圳没有象样的高校群，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这个城市就非常强。对照一下香港，香港有八所是政府投资的大学，香港的大学教授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工资，而香港却没有好的产业创新体系，这恰恰是两个城市在创新体系上可以互补的，“深港创新圈”双方一拍即合。 我们怎么去创新，看看世界上的大国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方法与规则的：比如说美国，美国创新体系非常完备，美国人不在乎炸掉两栋大楼，美国的高校院所源源不断地给予企业技术支持，美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扩散这一套体系非常完备，这是支撑美国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日本过去叫做“模仿创新”，把全世界的汽车拿过来一拆，找到最好的地方再把它制造出来就是日本的东西。模仿创新是属于工业文明范畴的东西，90年代初，日本的制造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京的地价和美国一样，但工业文明的泡沫很快就破灭了，科技文明的曙光来临。日本以工业文明对抗科技文明失败很惨，但是日本人的综合国力、日本人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很快明白这种创新方式不行，所以日本人在21世纪提出要“科技立国”，想在若干个领域站到世界的前沿，比如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等等。俄罗斯是一个科技大国，俄罗斯的市场机制不如中国好。俄罗斯的推进方式是一种非市场性的国家行为，是用政策推进的。 德国企业不但做技术研究，而且做基础研究。芬兰非常注重科技教育。印度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对内保护和对外保护。韩国非常注重风险投资。新加坡非常注重教育、科技和企业相结合。深圳要建立国家创新型城市，就要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实力和特色，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较劲，否则你凭什么叫板？ 深圳冠以国际化的名字，其实并没有国际化的眼光，别看那么多的官员、企业家到国外去，带过来的大多是感性的东西，是没有经过认真研究、科学分析、判断剖析的东西。深圳有多少学者能够拿出对北美、南美、欧洲、世界各个方面有份量的学术论著，有多少人能够在像样的国际会议上和人家对话，没有，我们相差太远。平时不注重培育城市的研究机构、研究人才，接到人家的邀请函你都去不了。人家出机票请你去谈欧美的问题、欧盟的问题，你懂吗？ 你要叫板别人，一是要解放思想，再就是要有一个符合解放思想的战略部署，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把步子走好、走扎实。 徐景安：达志说到了创新，胡锦涛同志也号召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可我们国家最缺乏创新的制度、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创新这个问题就可以专门开一个研讨会。 倪振良：徐景安会长组织这次“深圳如何继续当好派头兵”的讨论，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在座的都是深圳以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识有为的专家、学者、成功人士。此时此地，不由使我联想到30年前，在南京进行的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研讨会，《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王强华参加了会议，并约请到会的胡福明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几经报社及相关方面修改，于五月下旬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全国各报纷纷转载，很快引发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小平与耀邦等领导的支持、组织下，推倒了“两个凡是”，带来了建国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将全党全国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伟大转折时期，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成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试验场。又是在深圳特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徐景安同志从国家体改委调到深圳，担任了深圳体改办主任，组织了一系列开拓性的体改工作，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真知灼见。因之，由徐景安会长担任这次论坛的主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深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后连续二十多年来，中国的GDP以两位数增长，开创了五百年来世界诸大国崛起的奇迹；如今，广东经济发展总量已超过了台湾，而深圳又独领风骚。然而，在发展途中又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徐会长敏锐地列举了出来，又组织了这样的论坛，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理念，旨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其意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均不可估量。 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曾为全国创造了两百多项全国之最，现在我们在深圳举办第二次解放思想的论坛，正在向全国辐射，已在北京、武汉等地举办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又一创举，是利国利民、益人心智的创举。 我们的论题，当然要付之实践，首先要与当地的中心工作相结合。这次我从北京飞抵鹏城，主持了一个落实深圳市政府2008年1号文件精神的《总部经济战略大讲堂》，总部经济说的是“人文经济政治活动中高智能大规模集化聚合”，我们这样的理论沙龙论坛，正是高智能人才的集化聚合，引发头脑风暴，产生智灵的奇葩，照亮人生与社会，祝这样的论坛越办越好！ 徐景安：大家都期待着第二轮的改革，问题是怎么启动？人们认识不同，各有各的说法，大多数对现状不满。从网上可以看到大量是批判的、不满的、发泄的、骂人的，反映了对改革期待的焦虑和对改革预期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共识来启动改革。我做个比喻，假如你是胡锦涛，你想改革怎么办？有人说西方文明好，西方文明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西方文明能作为改革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传统文化好，传统文化确有宝贵的东西，但传统文化能成为党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好，我们还能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吗？有人写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又置中国共产党何地、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地？思想界思潮多是好事，但应该说也比较混乱。我原来是研究改革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闯入了思想界、文化界。我把500年的西方文明概括为爱自己，5000年的中华文明概括为爱他人，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概括为爱大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个人、家庭、单位做到一定幸福，国家做到一定和谐。所以我希望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理念鼓吹出去，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徐健：5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徐景安：这个口号不完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是不承认、不允许爱自己。希望我们这个讨论会能够成为第二轮改革的动员令、第二轮改革的冲锋号、第二轮改革的启蒙课。我想把讨论会持续地开下去，大家有好的发言报给我，再围绕你的发言来讨论。我想以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题进行讨论，形成新的解放浪潮。我觉得这个理念可以为党所接受、为民众所接受。 徐景安：不少人提出要搞宪政，不允许任何党派超越法律，用意很好、方向也对。前提是要制订一部至高无上的宪法。然而，我们把传统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写入了宪法，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违宪、护宪、修宪，怎么搞宪政呢？说来说去，我们现在没有共识，制定宪法的理念前提没有。西方的宪政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我们要制定社会主义宪法，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中、改革中。宪政是个好东西，说说可以，现在无从下手。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我们把它改掉了。宪法还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现在民营、外资已经超过了50%，又是违宪。所以，左派以宪法为依据，说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 杨利川：我们的宪法，很多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真正的法律术语，所以往往解释不清楚。 徐健：法律永远是滞后的。世界上有两个法系，一个是判例法、一个是成文法。中国、日本、法国是成文法，英国是判例法。判例法非常灵活，法官根据社会正义，判出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立法。香港现在判大陆女人到香港生孩子就是香港公民，本来基本法没有这一条。我国是成文法，没有法律规定，即使犯了罪也都不能判。现在实际上已经冲破了，搞得大陆法系不像大陆法系。 徐景安：中国想改革的人很多，出主意的人也不少，但是怎么从现实的情况出发步步推进，确实既需胆量，也需艺术。当年小平同志就是有胆识，他敢说经济为中心，难道他不要政治吗？他说要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不要争论，干了再说，这都是伟人的气魄。但是他很艺术。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面旗，就是艺术。如果当时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对文化大革命反思，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政局就稳不住，这怎么进行改革？要理解小平同志为什么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搞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堵住反对改革开放人的嘴。这个双轨运行到今天，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怎么解释四项基本原则呢？还要不要坚持呢？我认为只有一条不能坚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行动，这与法治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社会主义可以创新，共产党领导可以改善。所以我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我说的马克思主义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强，我说的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美，我说的党的领导比过去的党的领导好。 呙中校：徐老师谈到思想解放的底线问题，首先要解放自己，南方都市报前两天写社论，说不要自己审查自己。汪洋书记到刘玉浦书记都提到思想解放，广东、深圳怎么做排头兵的问题，为全国探路。下一步会在全国定一个大致的范围、目标，来一个全国性的大讨论，这是我的一些浅见。 徐景安：市场化、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承认西方文明的爱自己，改革开放承认经济领域爱自己，可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可以发财致富，还受到了鼓励。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呢？民主化就是在制度上保障每个人爱自己的权利。 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我们承认不承认爱自己，允不允许爱自己，保障不保障爱自己？你要生存，你要工作，你打算出国留学，还是到哪个单位工作，这都是自己的需要。我很爱自己，我希望我的研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我的余生就很有意义，自己就心情愉悦、快乐、高兴，这也是爱自己。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爱自己的，爱自己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温床，要斗私批修，还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可是再怎么斗、怎么批，农民自留地的产量还是比集体大田的产量高。可以说过去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不允许爱自己。现在人们的积极性多高啊，粮食问题很快解决了。什么原因呢？你可以爱自己了。在物质领域、经济领域允许你爱自己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不允许，我们只能说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说为人民币服务，事实上都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干一套，说一套就是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爱自己，社会政治领域就缺失保障爱自己的制度安排。爱自己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也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不承认爱自己是一个人的权利，就必然发生异化，侵犯、损害民众的利益。可以按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随便抓你，剥夺你的自由、你的生命，这是一再发生的惨痛教训。所以，西方文明爱自己的理念、保障人权的理念是必须接受的，否则就融入不了现代文明，更不够格搞社会主义。 人还要爱大家，爱集体、爱母校、爱故乡、爱祖国、爱自然。在承认人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和集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不能以集体至上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人的道德是一步步提升的。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提倡，但不要否认人首先是爱自己，是爱自己基础上的自愿提升、自愿升华。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是会爱集体、爱人民的。这当然需要引导、教育、鼓励。这样一个顺序符合人性，是不能颠倒的，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 杨利川：任何地方都有公共权利，我们以前以抽象的集体、抽象的国家来否定个人，而个人和个人之间又没有形成公共的契约，也缺乏自治的能力来管理我们的公共事务。 徐景安：有人问我这三条之间有矛盾怎么处理？它们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凭什么非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统一于人性追求，人要追求幸福。人与动物的共同点都是要生存，不同点在于动物吃饱了，就没有其他的要求，而人要追求幸福，这是人的本性。幸福有三个来源：第一来自物质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比如说我买了套别墅，能看到大海，就有幸福感。财富带来幸福是肯定的，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求财富呢？第二来自情感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友谊、爱情、尊重、信任等等都会带来幸福感。王蒙写文章说，当了部长之后说的话有人听，要求的事有人办，幸福感油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求权力。然而，这种幸福感有表面与真实、短暂与持久之分。贪官、昏官，也会前呼后拥，但背后遭人唾骂；好官、清官，造福人民，才真正受人爱戴。第三来自精神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这就是实现永恒。人都是要死的，人怎么才能永恒呢？我做好事，将来上天国，这就是宗教精神。把孩子拉扯大，我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这就是母爱精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这就是雷锋倡导的奉献精神。有人跳河，我把你救上来了，虽然我死了，但我的生命在你身上得到延续，这是牺牲精神。一个人实现了永恒，就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幸福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实现了永恒，马克思、孔子的思想现在还在传播，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永远让人记得，是不是永恒啊？对于凡人来说，一个生命的存在能给他人带来幸福、快乐、愉悦，这个人就实现了永恒，就是最幸福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永恒，一个工人可以永恒，一个农民可以永恒，一个售货员也可以永恒，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张秉贵的雕像就树在那里。我为什么这么热情地推广我的理念，我也是为了永恒。我的理念推广出去，对社会有益、对国家有益，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多么愉快的事情。财富的幸福是暂时的，钱不能带到棺材里去。权力的幸福也是暂时的，不当官就不幸福了。今天能推动我国的第二轮改革，就是伟大的，就是实现永恒。反过来，当了一个官，明明可以利用权力来推进改革，却出于种种理由阻挠改革，不想改革，也许保官了、升官了，这个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天底下，永恒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讲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道理，可以给每个工人谈、农民谈、企业家谈，也可以给总书记谈、市委书记谈。 这就连想到第二轮改革的动力问题。第一轮改革来自利益的追求。国家经济崩溃，老百姓想要富起来，中央一号召就风起云涌。改革开放，对百姓有利，对当官的更有利。运行至今，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均。民众有调整利益的要求，呼唤第二轮改革。但上面缺乏改革的动力，调整利益就会损害既得利益，这个矛盾怎么解开呢？我的看法是，一定要启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党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的一致性，不去解决这个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对民众不利、对国家不利、对共产党也不利。我希望党的领导人能意识到，启动第二轮改革，真正有利于长治久安，也就是为了长远利益，放弃眼前利益。这种动力来自于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民主力量、理智力量，然后上下结合来推动改革。要求中央马上解放思想、启动改革是不可能的，我们深圳可以先搞起来，然后推动社会，指导全国。改革要有下面的动力，一定要有上面的动力。这就要启发那些不满足于当官，而追求永恒的人来推进改革。五年找不到，找十年，十年找不到，找二十年。第二轮改革的动力不仅仅来自利益，更来自永恒。难，就难在这里。 萧今：首先谢谢徐景安先生的邀请，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最早到深圳是80年夏天，从火车站坐汽车到蛇口的路非常差，到处都是仙人掌、蜗牛。我正式调到蛇口工业区是84年初，之后我一直在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做管理培训。蛇口经常组织这样的研讨会。蛇口工业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在袁庚先生的领导下闯出了一条路。86年秋我就出国了。 当时已经听到国外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听到国外有政治选举，在蛇口工业区就搞选举。现在看当时学这些措施是一知半解，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后来我到美国，美国的选举是纳税人把税交给国家，他们有权利选举自己的议员，议员和政府一起来管理国家。蛇口是在企业里面搞选举。国外的企业是公司董事会下的经理任命制。87年我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登到蛇口通讯报上，说明社会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不同。当时蛇口在改革和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经验，比如职工被外资企业解雇后，蛇口工业区建立了劳动市场，培训中心开办对职工的各种培训，便于他们跳槽和选择新的工作。 到了西方之后，理解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有很明确的概念，教育和学术是在宗教和政府分立的中间地带，政府不干预、宗教也不干预，能够完全自由地思考和培养学生。9.11之后，美国的很多学校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早上起来要唱歌："UndertheGod..."大意是我们在神的指引下，要把手搭在胸前。有一个非基督教的家长说，我不是基督教的，就告诉法院去了，最后告赢了。学校不可以要求全体孩子做某一个宗教主导的仪式。即使是教会的学校也不能在课堂上宣讲教会的教义。美国一直是在政府和宗教分开的中间地带去搞学术。 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叫苏珊写了一本书《二十世纪中国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2007年又有一本书 《把民主留在自己的港口：香港和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第一本书的概要是，中国改革首先从教育开始，制度上废除科举（1905-1907）。中国被西方打得头破血流，马上学习洋务，学君主立宪制，从强兵富国开始，实行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抗日救国、保家卫国一直到现在的科技兴国。从清朝、民国到现在，一直是为国家利益。中国人被洋人打得失去面子，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挽回面子。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来没有解剖自己的体。这个体我想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生、云南大学的马健雄教授的话，他在云南拉祜族做了十年的调查，他用拉祜族的语言说：你们汉人的社会上有天子、下有官吏，最后才是老百姓，中国社会是上下立体的。当我们借鉴西方东西的时候，中国体内的价值就接受不了，马上又"到东方去！"，找出中华文化里的价值来巩固我们的体。一旦国内发生危机，我们又向西方借鉴，买洋枪洋炮。文化大革命政治极端化后，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又摆到另一个极端。中国现代化就这样摆来摆去，出现了价值观的冲突，使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平衡。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认识西方科学民主后面的体是什么，与中国要结合的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反思考虑的。 我们所有的课本，包括大学的课本里面，一直强调强兵富国和科教兴国，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在哪里？自爱、自尊、自立在哪里？家庭的位置在哪里？集体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教育体系，如果画一张图，老师站在前面，所有的位置都是面对老师，整整齐齐地坐着，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面对老师，老师代表国家。听完16年的课之后，思想就有了一个标准。但我观察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比较开放的教育方式。小学教室里面就是一张张小桌子，三五个学生围在一起，一组一组的，面对面讨论，形成了小集体。他们交流的模式是互相之间的，不是一对一的，不是所有学生面对权威的教师，而是每个人都要聆听另外同学的讲话。到了中学的时候位置可以换来换去，老师讲课可以在课堂中间走来走去。到了大学的时候，特别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圆桌会议，每个人有十几分钟的讨论。从小十几年、二十几年养成了互相尊重、互相聆听，用不同的信息资源来做判断，独立思考。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学校里，老师要求小学生一天看三本书，20个小孩就是60本书了，一个小孩一年就是五、六百本书，这种书是不规定的，有科技方面的、传记方面的，小孩的思维和读书的资源是不受限制的，从小一直到了大学，图书馆是他们知识的来源。他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慢慢就养成了独立思考和创造性。 前不久中国有一个诗人，谈到国内的作者也好、学者也好、作家也好，出版社会删掉内容。你往上报的话，就会限定题目。为了书的出版，作者、学者就要考虑用词，做自我审查。每个中国人通过这样几十年的教育到现在，心里面已经发展到自我恐惧、自我审查、自我压抑。如果我们要改革，就要考虑从一个性格的养成开始，从日常的生活开始，学会尊重、聆听和接受家人、朋友、社区的居民。 西方的企业发展有职工的参与，包括像日本的质量圈等。随着媒体的扩大和网络的利用，是否我们的讨论能够让不同的群体参与。我们现在的许多重大事情的讨论，弱势相关群体是缺位的，要让他们逐渐的参与进来。我对企业作过调查，深圳有70多个企业，上海有60多个，重庆50多个企业，还有中国6个大省的12个县，调查了3万多个职工，发现中国企业管理的大部分仍然是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我建议，大家在自己的组织里、企业里采用参与式管理，这在西方已相当成熟。在亲人中、朋友中、学者聚会中，应该鼓励聆听和参与。中国企业家的阿拉善项目，就从基层开始，由村民参与讨论，从草原撤出来之后如何发展生产，自立等于参与。香港曙光球队NGO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树立自尊、自立，自己谋生。 我在美国最大的感受是很多讨论会有女性在的时候，或者有其他不同国家来的人群时，他们都会问你，小姐这个问题你们中国是什么样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第三世界的学生都有机会向美国学者介绍情况。但是回到中国这个社会里，仍然是男性的霸权话语。现在国外的历史和社会学界都在反思，整个历史、整个政策、大部分的故事、大部分的著作都是男性写的。女性进入这个社会，要学会和男性对话的话语，包括语气、用词，如果不能被男性接受就会被排斥。西方有很多大公司、公共机构有40%的女性进入管理和决策层面。但开会到最重要的时候就会停止，大家都到洗手间去，大部分的男性在洗手间里就把投票意向定好了。那篇评论说决策是在洗手间里面决定的。妇女是弱势群体，工人农民也是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重大场合是缺位的。应该把尊重各个社会群体、把民主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方式，学会去理解和聆听，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每个人的意见。 关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的建议，可以向香港学习一下。我在香港已经定居15年了，我搞人力资源这一块，香港的公共财政投入到教育里面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