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现在发出一组带有左倾思想的文章,应当说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思想体系是世界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的精神产物,是人类理想追求的高度精神境界,但与现实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矛盾。要追求精神,就要影响财富的创造。这就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钟爱他的经济理想,而扬弃了他的政治主张----大众民主。马克思不仅在经济上要搞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要搞民主制和选举制。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搞了经济上的公有制,而忽略了政治上的民主文明和选举文明,结果使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低效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既放弃了经济理想,更缺乏政治民主,在极度地物质追求之下,不能不使社会陷入分化与失衡状态。因此,先进的经济制度和落后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不能不导致人民对进步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的一再追求。当然,在这场追求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目标和冲突。一段时期以来,“民粹主义”成了知识界蔑称大众的代名词。现在,随着陈永苗的发问,突然使人们意识到民粹主义的必要性,它至少是抑制权贵专横的重要力量。]
中国真的不需要民粹(民权)主义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2月24日 目录 陈永苗:《诬蔑民权为民粹——少数政改派的投名状》 高一飞:《许霆案的律师辩护存在方向性错误》 韩强:《新加坡向全体国民发红包的启示》 葛孚学:《农业是项公益性事业!》 葛孚学:《倡议国民冬季休养生息!》 胡星斗:《关于建立“两会”问责制度的建议》、《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陈永苗:《后改革时代的新一代视角——在改革三十年民间座谈会上的发言》 潘维:《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 》 宋宗宏:《学术界也需要端正学风》 胡星斗:《中国问题民谣选》 建中:《中国当前最最紧迫的18项执政任务》 高锋:《从党纲修改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 杜 光:《从维权运动想到了阶级斗争》 何必:《维权困境告诫咱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殷辂:《 当今主导文化的性质与"文明"冲突的本质 》 潘佳瑭:《此国民党非彼国民党》 钊哲:《社会主义的新定义 》 思马恩:《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 ------------------------------------------------------------------------------------------ 发件人:"永苗陈" <yongmiaochen@gmail.com> 收件人: <yangcg2000@sohu.com>, "发送时间:2008-02-19 08:30: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陈永苗:诬蔑民权为民粹 诬蔑民权为民粹 ——少数政改派的投名状 陈永苗 最近发表在人民网《今传媒》的《2007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看到了民权运动高涨,就不由自主地提出警惕民粹主义。在他们这些官方或者准官方的视野,看到民权就想到了民粹,看到人民就想到了流氓。 他们以史上最牛钉子户为例,引用了中国民法泰斗江平。江平先生说,如果说连法院也不理睬,法院裁决了我也不动,这是民粹主义,而不是以民为本。一个司法独立的法院判决有错误有正确,何况是一个政府控制之下的刀把子法院。如果说,拿法院判决说事,还有几分像模像样的依据。后来江平先生干脆说,政府说了算。从民粹中创造一个词来,我可以送给江平先生一个高帽“官粹”。 民粹主义从来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月经,与民众无关。官方或者半官方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半官僚,官僚体系一直靠着知识分子支撑,知识分子是官僚们的蓄水池,知识分子和官僚体系有着扯不清楚的渊源。与平民而言,他们都是平民自身之外的压迫者。 民众从来不是民粹的,而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是民粹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官方因为垄断财富,迫使民众的柔弱演变为抗争,而半官方或者民间的知识分子,在民众造反时,一开始指责,火上浇油,继续妖魔化,当看到民众造反要成事时,就谄媚地加入,并且给民众戴高帽,这就是民粹主义的来源。民众的抗争,从来是民众自己的抗争,是民权的,于民粹无关。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受苦的人民大众走上街头,完全是自发的,与那些后来成为组织者和代言人的人无关。但是,只有当革命人士开始赞美人民大众的痛苦,将暴露无遗的苦难吹捧为美德最好的甚至唯一的保证时,人民大众暴露出来的痛苦,才将不幸的人转化为激进派。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教唆,民众严格遵守群己分界。 就是属于民众权利的,抗争甚至过激一些革命,都不是民粹主义。而过超出其权利,而对象是别人的道德和私有财产,例如对正当所有权地主的土改,则有民粹主义的嫌疑。所以判定是否民粹主义,可以用群己分界。 民众是民权的,正当防卫的。民众不是民粹的,而知识分子才是。民粹这个词带来的道德高压,同样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暴政,谴责民众民粹的知识分子,在民粹和官粹之间打转。几乎所有时候,都是官粹的,当主子要被打倒时,就转化为民粹。完全是一种太监的模样。 知识分子用自己血红的月经,伪造成民众的鲜血,从而没有牺牲或者牺牲不大,就攫取了革命成果。整个历史,不管是兴还是亡,都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迫害历史,这种迫害,是全方位的,从脑袋到阳具。脑袋被改造成机器人程序,当了炮灰和奴才。阳具被简洁阉割,以避免和知识分子争夺女人。从理智和身体,任何一方面,都打成而真实的隐性的奴才。从知识/政治而言,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即使在中国的异议和维权活动中,这种知识/政治矛盾也没有消失。 如果说儒家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人,那么到今天,知识分子道德上的卑劣和邪恶,还是世界第一。只不过他们在沾沾自喜,却看不起清楚真实,以为自己是白的,而别人是黑的。这些构陷,在一套套说理中义正严词,让人无法反驳。 但是说理的背后,不外于是利益,不外于是弄权。想把自己抬到历史的精华部分,而把糟粕和自己的污水倒在民众头上。于是民众永远无法进化到改革时代,无法参与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改革无法进化到人民改革时代。 他们的眼中的人民,永远处于文革,是动荡不安的来源,是恶的化身。实际上,文革的丑陋,来自于知识分子本身,而不来自人民,他们转移嫁接到民众身上。都是舞台的演员干的,作为观众,甚至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我不否认民众有短期利益的趋好,没有正确理解的利益,但是民众的这种短处,他带来的伤害,是消极的,被动。而民粹官粹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一个个核武器,带来好处时,好处巨大,带来危害时,那是大灾难。他们主动的,积极的。所以就政治而言,对知识分子的防范,要大大的超过民众,否则历史就是灾难史。民众一个一个个体造成的灾难,微不足道,可以轻易依据嘚化解。而且民众变为整体带来的伤害,那只有少数时间,短暂的。即使民众抗争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民粹结盟,首恶还是知识分子。这里面,最大的功劳也属于知识分子。 例如吴敬琏要求政改,跪在主子面前,美的哀顿书举过头顶。要求好了,为什么打横炮,要在民权运动屁股上揣一脚?是不是要搞一个投名状?投名状,是兄弟结义,一命见证,诛杀一人,取首级,立誓言,共富贵。留个印记,好邀功,或者表明自己的忠诚,表明自己不是叛贼。政改派递投名状的,是专制的进一步帮凶,加深过去几千年的知识政治逻辑,是对人民抵抗的落井下石。 他们这些是1949年猪圈内的思考。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是猪的思考,并不是人的思考。猪想进化成人,但是总是按照猪的方式,想想如何进化。猪的思考,多持多吃(多搞经济),养得肥肥的,就快变成了人了。 他们有真理感而无现实感,有教师感却是一个野蛮教师:老觉得学生不听话,不理解自己的时空错位,而焦虑不安。 老一辈脚踢民权运动的政改派,虽然不切实际的,一次空想主义,满足自己掌握真理的感觉,却没有私人利益参杂里面。而年轻的,就颇为可疑,先送其一个搞投降“宋江”的嫌疑,并不冤枉他。 对权贵,他们是一种跪求的私塾教师,搞公车上书。对百姓,他们觉得自己是救命恩人,威严而恐怖的教鞭挥舞:民粹主义。他们搞启蒙运动,带领人民,不外乎与小吏宋江造反差不多,为了投降当官,人民是其工具:要站在我这边,用完了就扔。对不上胃口的解决方案,只要不符合他们嘴巴上所说(他们基本用下半身思考),一阵乱棒打过来。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么一个贪婪无耻的盗窃犯,居然在法庭上被律师辩护成一个“银行资产的保护者”,这种现象说明当前中国法律界的堕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法学界对中国社会误导到何种程度。假使都不用重刑,假使都轻描淡写,那么只能使中国的犯罪猖狂继续下去。]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22:24: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 许霆案的律师辩护存在方向性错误 高一飞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去年11月29日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许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年1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理。2008年2月22日,广州市中院开庭重审此案。(许霆ATM取款案昨日重审,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2/23/content_802077.htm,2008-02-23。来源,法制日报。) 遗憾的是,许霆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辩护人认为许霆的行为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点,其行为不构成盗窃行为:一,从行为上看,许霆没有从物理上或者从虚拟空间非法进入到银行系统去取钱;二,案件中,被告人许霆使用自己的实名银行卡到有监控系统的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输入的是自己的密码,自始至终的取款行为都是公开的,不存在秘密环节。三,盗窃行为的实施是单方面的,而本案中许霆的每笔取款行为始终都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因此不存在秘密窃取。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公诉机关的反驳是非常中肯的:一,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是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不管手段如何,是否进入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只要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就成立盗窃行为。二,是否构成盗窃,只能以行为人行为的时候是否秘密窃取来认定,当时有没有被发现和在事后有没有发现并不影响行为的性质。许霆秘密窃取款项后,到银行发现许霆的盗窃行为,之间需要一个复杂过程。三,许霆的盗窃行为并不是针对自动柜员机,而是针对银行,因此许霆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单方行为。 其实,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是没有问题的。盗窃的本质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的含义是相对于财物的占有者而言的,“自己的失误”本身只是对财物保管不善的问题,不是否认盗窃罪构成的理由;而所谓有记录和监控录像也不能改变许霆行为的“秘密窃取”的本质,因为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是指取得财物的当时财物的占有人不知道,就如在公共汽车上有人行窃后,在出车门时就被失主发现,但不能改变盗窃时是秘密窃取的性质,银行记录和监控录像只是事后让财物占有者知道情况的证据,正如公诉人所说,“许霆秘密窃取款项后,到银行发现许霆的盗窃行为,之间需要一个复杂过程”;另外,即使当时就有人进行同步观看录像,也不能否认秘密窃取的性质,因为是否秘密窃取应当要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认定,也就是说许霆取款时他本人是认为在行为的当时,不会让他人知道和看见的,就如便衣在抓捕扒手时明明知道扒手在盗窃自己的财物而暂时不制止,也就是说被窃者是知情的,这也不能改变行为人是“秘密窃取”的性质。而“许霆当庭也表示,其取款时是认为银行是不知道的。” 辩护律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原因和其他很多网友一样,把ATM机这个机器等同于自然人来看待(正因为如此,有人把这一行为与银行工作人员多付给客户钱相提并论而认为许霆构成侵占罪),认为与这个机器的交流和与人的交流一样,是一种“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其实,ATM机这个机器具有一定的智能,可以发挥一些银行职员的作用,但它不是人,它只是一个存放现金并可以自动办理取款的机器,在它里面留下了记录,就如小说中的绿林大盗在盗窃后留名也不能改变其盗窃性质 一样的。辩护人认为“输入的是自己的密码,自始至终的取款行为都是公开的,不存在秘密环节。”错误地把取款时留下了自己的真实信息等同于“公开”。 另外,还有人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的不是盗窃罪,而是诈骗罪。诈骗的本质是“捏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让他人“自愿交付”财物,有人指出,许霆就是隐瞒了自己没有足够存款的真相,利用机器的故障,让银行自愿交付财物。这一说法表面上合理,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同样是把机器当人对待了。对于机器而言,不存在“自愿交付”的问题。对于机器的拥有者而言,许霆的行为仍然是秘密窃取。 至于有人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则同样不能成立,刑法第270条规定的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盗窃时,财物并不在行为人控制之下,其取得财物的行为是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侵占罪中,取得的财物的行为并不非法,只是后面的拒不交出或者归还的行为才使其行为性质发生变化。许霆案中,第一次取得财物并不非法,但自第二次之后,已经具有恶意取得不属于自己财物的非法性质,其取得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不能按侵占罪处理。 许霆案原审的问题在于量刑过重。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因此,本案辩护的重点,应当是要求法院适用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特殊情况”来处理,在法定最低刑----无期徒刑之下选择一个适当的有期徒刑的处罚。但由于律师错误地进行无罪辩护,当然就不可能提出要求这样处理的理由,错过了最后一次辩护的机会。另外,由于辩护律师的“无罪”误导,许霆似乎对将来的无罪判决表现得很自信,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恶劣,居然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银行的财产”。 当然本案的公诉人的水平是很高的,他们还基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提出了许霆有从宽处理的情节。我预测,在即将作出的判决中,法院完全可能在法定最低刑----无期徒刑之下选择一个适当的有期徒刑,可能是7年左右的有期徒刑。 2008-2-23,重庆烈士墓。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hardwzh@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2 09:06: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直接点击网址看韩强博客的文章! 新加坡向全体国民发红包的启示 韩强 2008-02-22 去年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近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亿6500万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新加坡政府这项计划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于德清:新加坡向国民发红包让人很眼红》《荆楚网》: 2008-02-21) 看了这个消息,让人想到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刑普是上海汽车集团的副总经济师,曾在美国留学,专门学习经济学,之后在华尔街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公司从事过数年专业的经济分析,是一位经济专业人士。(2008年02月21日新浪网) 从中国当前理论界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刑普的提案,很可能被看成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倒退到计划经济年代”,“培养懒汉”,等等,这是大家都能想像到的,因为多年来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用这样的语言来说话。然而,我认为,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缺乏世界经济知识,片面理解外国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他们无知、无能的表现。他们敢说“新加坡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吗?不敢!因为国际上公认新加坡是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敢去新加坡指责人家“大锅饭”,“培养懒汉”,是“计划经济不符合市场经济”吗?不敢!也可能就在我国报刊上发表点,“不可学”之类的文章,民众才不会相信他们呢! 可以说,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思想领域内已经溶入了一些学者的头脑,甚至成了无形的公式。我举个例子。 2008年1月8日下午,3点50分,在上海虹桥路2550号航友宾馆会议中心。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东方航空引入新加坡航空公司及淡马锡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议案投票结果终于公布:东航向新航、淡马锡定向增发的议案,遭到了94.04%的A股流通股投票股东的反对,只有5.95%的投票股东同意;东航向母公司东航集团定向增发的方案,同样被A股流通股股东以94.09%的反对票否决。对上述两个议案,H股流通股股东的投票也给东航以沉重打击,他们均以74.69%的有效投票数予以反对,赞成票仅25.3%。出席此次股东会的流通股东所持股份占东航总流通股的比例尚不明确。 东航领导在股东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及此前多种场合则反复表示:"东航与新航及淡马锡合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进资金。东航急需的不是钱,而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 上海民航界的一位专家认为:"体制和机制的改变是中国三大航空公司的当务之急,东航引进新航将有助于改变其传统的体制与机制,若它与国航重组,对体制与机制的改变无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贸易与经济系主任江可申教授也表示:"从产权重组的角度来看,东航引入新航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模式。东航的计划经济痕迹很重,外部冲击一下对它的内部管理会有很好的促进。" 东航股东大会结束后,该公司的一位领导向记者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尽管东航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行动暂时遇到了挫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东新恋'一定能修成正果。"(《目击东航股东会:谁的胜利》2008年1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看了这个报道,我对东方航空公司的领导和上海民航界的那位专家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贸易与经济系主任江可申教授的观点感到十分惊异,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新加坡这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靠的是什么精神,搞的是什么样的的经济模式?淡马锡作为国营控公司是什么样的体制?说白了这些高层管理、专家、学者是在按照西方的所谓“产权”、“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理解新加坡和淡马其锡。真是南辕北辙。 首先,新加坡是典型的东亚国家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这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战略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对新加坡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进行定位,然后进行经济规划的制定,在发展中不断进行对原计划的更新。我们再看淡马锡公司。 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于1974年6月根据《新加坡公司法》组建的一家国有独资控股公司。拥有20家大型“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的股份,占新加坡GDP的12%,其中有12家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约占市值的20%,包括发展集团、海皇轮船等。据估算,淡马锡管理着550亿美元的市场资本化资金,而每年的经营费用不到3000万美元。淡马锡管理GLC证券的代管部仅有53名工作人员。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拥有及管理新加坡政府在国内外的直接投资。它直接控制着23家企业,间接控制的企业约有2000家,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时至今日,淡马锡控股已经成为新加坡举足轻重的控股公司,也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有控股公司之一。淡马锡期望那些它持有股份的“与政府有联系的公司”(GLC)经营应当以国际标准为基准。为了鼓励每个GLC注重核心竞争力,任何多样化的计划必须事先得到淡马锡的同意。与国际私营部门同类公司相比,新加坡的GLC在股本收益率方面表现要更好。 其实,日本和韩国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新加坡航空公司是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下属是著名企业。其实,无论是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还是下属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其根本的制度就是监督体制,也就是说国营公司必须接受议会的监督,其经营和利润的分配都必须定期向议会汇报,议会不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但是对其财务实行监督。用我们的话来说,国营企业是全体人民的企业,因此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体现在议会的监督这个程序上。现在全体国民又有了分红权。 所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贸易与经济系主任江可申教授也表示:"从产权重组的角度来看,东航引入新航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模式。东航的计划经济痕迹很重,外部冲击一下对它的内部管理会有很好的促进。"是说了外行话。产权是谁的,是全体人民的,这在法律上已经明确了,要落实的是人民通过议会的监督,而且还要给人民分红。 非常有趣的是:东航领导在股东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及此前多种场合则反复表示:"东航与新航及淡马锡合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进资金。东航急需的不是钱,而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这充分显示出东航领导不懂什么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更是不懂新加坡的管理模式。有出5元入股的拒绝,却要和出3.8元的合作,为的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这种不计代价的“合作”本身就不符合淡马锡精神. 我想,读者看完了我对淡马锡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分析,实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财政收入,除了来源于税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泉于国营控公司,而这个最大的联营公司赚的是世界市场经济的钱,赚了钱干什么,分给全体人民。这就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这个计划不仅让人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而且促进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形成了良性循环。
发件人:"gejiakou" <gejiakou@163.com> 收件人: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4 10:48: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农业是项公益性事业! 农业是项公益性事业! 葛孚学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人们的共识。历史也告诉我们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而能认识到农业是基础还不算对农业有了深度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不会在三农问题上迷茫不清了。 三农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农业属性的特殊。如果把农业等同于工商业想靠农民自身取得经济地位,三农问题永远无解。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农业的属性,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那么农业的属性是什么呢? 在经济实体分类中有自负盈亏的企业,其中又分私有,合资,股份,国有等几大类;有全额和部分拨款的事业性单位;有全额财政拨款的机关单位,有靠自己经营的小商小贩。与这些经济实体相比农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农业的存在为社会提供了粮油蔬菜肉蛋等的供应,但农产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本质上不属于商品范畴,是非商品。如果农产品属于商品,那么粮食,肉蔬菜完全可以炒作成天价“普耳茶”,从刚发生的雪灾可以看出,农产品只有服从稳定的大局义务而无商品的自由度。农产品的这种非商品属性决定了农业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根本不可能与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同日而语。 其次,农业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业越来越边缘化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和金属矿石等原材料,而这些能源和材料是不可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耗,能源的短缺成了发展的瓶颈,能源和金属的涨价成为理所当然的必然,如石油突破每桶100美圆大关后,所有的交通运输和相关企业一定会提高产品售价,企业成本的提高最终要转嫁到农业上去,因为农业是承载整个社会的基石,所有的重量必须有农业来承载;如果农业这时有抗衡他们的能力的话,还可以达成平衡势态,均匀分散物价膨胀压力,如果没有,那么只好有农业独自承担并喝下这杯苦酒。那么农业有无这种抗衡的能力呢?回答是没有。工业靠的是效率制胜,靠的是地球几亿年运动奉献出的高能量的煤炭,石油作为动力,农业的效率基本是个定值,只比上古年代强一点,靠的是植物慢满吸收转化太阳能的路子,如此在农产品产出无多大出路和产品价格无多大提高空间的前提下,怎么能和“猛兽”竞争呢?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农业是恒久的,工业文明则很不可靠。 当我们认识到农业属于公益性行业的范畴时,不禁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只有在认识上突破农业的基础性上升到公益性的时候才算对农业有了质的升华。这样在以后对待农业的产业政策上也就好开处方了,农业既然是公益事业性行业,就要比照教育医疗进行财政反哺,支农,援助,扶持等政策也就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不必那么小气的象施舍了吧?(完)
发件人:"gejiakou" <gejiakou@163.com> 收件人: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04 10:37:5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葛孚学 的稿子 这是一篇读了仲大军先生的文章感言,供参考。 倡议国民冬季休养生息! 葛孚学 丁亥岁尾,全国23个省份遭受不同程度的冻雪灾害天气,交通受阻,电力中断,各车站大量要回家过年的旅客大量滞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下,武警官兵,市政,交通和市民联手掀起了一场迎战暴风雪的特别战斗。 这场发生在南方的灾害天气是五十年未遇的,这无疑是气候恶化的表现,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的仲大军先生认为这样的气候竟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重大的经济灾难和生活灾难。其原因就在于目前人类的工业发展完全是逆自然而动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大自然规律的。 同时仲大军指出,“中国的春节,是古代人根本就不走动更不生产的季节。《易经》里记载:冬至和夏至这两个天气最冷和最热的时节,各地都要关闭道路上的关卡,行人不上路旅行,帝王不巡游,为的是躲避严寒和高温。中国古人之所以把一年最大的节日放在春节这样一个严寒的时候,是因为这是一个农闲和不出门走动的季节。而在工业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大大改变了,仍然延续农业社会的节日和风俗习惯,就必然发生灾难。 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城乡人口大流动的国家,发达的城市和工业地带廉价地使用农村劳动力,却把他们的户口和家人堵在家乡,迫使他们年复一年地两地往返。这种问题引起的灾难已经不是气候灾难了,而是社会导致的灾难。 由于工业活动无法停止,人口流动无法停止,那就只有停止传统的节日,或者将节日挪到春秋天气好的季节。如果不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问题,每年的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更象是灾难。” 从仲大军先生这番精辟的分析中我们不难明白正是人类的过度工业化才导致了气候的变异和冬季不该有的“繁荣”景象。 冬季,天寒地冻,万物藏伏。飞禽走兽尚且知道到暖和的地域过冬和钻进洞穴靠冬眠来越冬的道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懂自然养生之大道,强行与自然规律相逆,妄图利用自己掌握的那点科学技术手段征服改造大自然,冬天不是引导人们在家养生,而是鼓励人们大张旗鼓,在寒风中折腾经济发展,看啊,那些在数九寒天里轰鸣的工厂,可怜的工人们还在三班倒,辛苦地露天作业,这简直是非人道的残忍行为!而在公路上,人们为了多挣钱,多拉快跑,交通一派繁忙;而因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造就的千万民工潮每到春节前后就是一场惹人道灾难。是谁在诱惑人们违背大自然在冬天瞎折腾?他们这些年复一年忙碌的人是否因此而脱贫致富?当人们把冬天搞的不像冬天的时候,这是幸福还是悲哀? 人类应该向动物学习自然养生之道,恢复古人的在最冷天和最热天不生产的好习惯,降低生产效率,延缓能源消耗,让人们充分享受久违的原汁原味的冬天,让人们细心领略柳宗元笔下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静谧意境。 鉴于上述原因,我倡议全体国民在冬季要休养生息,所有厂矿企业(电力能源等特殊企业除外)要一律停产,职工放假,工资照发,工资由国家从税收中让出,算是职工带薪休假吧;交通运输行业除非重要物资也一律关闭路口。职工放假日期依据当地气温制定,一般东北地区放假2个月,其他地区放假40天,即春节前后各20天,在这段时间里,农民要学习交流科学知识和养殖技术,在家看电视学法制,还可以活跃文化娱乐活动;职工市民要充分放松一年来疲惫的身体,学习一些应付紧急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知识和能力,上网关注国家大事,学习法律知识,组织有意义的活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我想,只有让经济发展的紧张链条彻底松懈下来,人们才可以得以解脱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健康的享受美好生活。 如果我们能做到让国民在冬季休养生息,不再继续悲惨的劳作,缩小地域间的发展不平衡,让人们在自家门口实现就业,那么无疑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之路。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00:38: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关于建立“两会”问责制度的建议\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关于建立“两会”问责制度的建议 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 每年一次的“两会”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各级政府的“两会”也往往在年前如火如荼、大张旗鼓地进行。但是,“两会”的效果除了政治任命、法律出台之外,似乎很少有人问津其他。我建议,建立“两会”问责制度,改变人民心目中“两会”——形式重于内容、荣誉重于责任、服从重于权利、套话重于民声、着重于节日盛装展示、充当政治象征符号的形象定位。 一、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问责。各级“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断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力求完美无缺,但报告中的内容有多少落实了,似乎无人关心,于是大多数问题一年又一年重复地提出,写入报告。 建议:每年的“两会”对前一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回顾、评价,说明落实情况、未落实的原因以及整改措施;落实宪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的罢免权,对罢免的条款具体立法,制定细则。 二、对提交议案与否、议案质量以及落实情况进行问责。目前,“两会”提案情况并不十分踊跃与理想,提案多是个人性质或者小范围征集而来,很少公开征集提案。学者熊伟根据中国人大网的公开资料统计出1800多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地省级领导)5年来没有领衔提交过一件议案。提交的议案中重复的很多,大多不敢涉及所谓“敏感”、实则关系民权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信访、劳教等。议案的落实情况也无人问津,无权问责。 建议:连续两年没有提出一项议案的代表或委员作自动弃权、放弃代表或委员资格处理;鼓励代表或委员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公开征集提案;对于提案中的问题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由人大以一定的法定程序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制定问责细则。 三、对各级人大履行其职责情况进行问责。 根据宪法,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有: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十五项。 从目前来看,全国人大远远没有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地方人大也远远没有成为“权力机关”。 建议:启动全国人大违宪审查工作,尽快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组成,通过民主投票初步决定某一文件、法规、制度、做法是否违宪,如果认定违宪成立,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各级人大中尽快成立审计委员会,由专业人士和专职的高素质的人大代表们掌管“钱袋子”,人大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得由政府官员转任。各级政府必须列出详细的财政预算清单,没有人大的批准,政府和各部门不得乱花一分钱; 建议以后“两会”改为每年年底进行,以便审查预算,第二年执行。现在每年3月才召开“两会”,审查预算,但预算已被政府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执行了两个多月。“两会”的时间滞后凸显了各级政府对“两会”的藐视和“两会”的尴尬地位。 以上各项是否落实,以及《监督法》是否落实,由人大代表通过法定的程序对人大常委会、各分委员会进行信任投票和问责。 四、对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情况进行问责。据学者熊伟统计,十届全国人大2985名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只有34名(名单见附件一、附件二),仅占代表总数的1.139%,没有任何职务的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仅占0.4%。而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小商小贩占总人口的90%以上。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工人农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不仅没有话语权、投票权、组织权、法定迁徙权、企业管理权、完整的土地产权,他们甚至几乎没有哪怕是象征性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荣誉权。 侵占工人、农民代表名额的,主要是企业家。根据熊伟的统计,湖北省19名工人代表中,没有一名一线工人,17人是企业家;吉林省12名工人代表中,没有一名一线工人,11人是企业家;河南省24名工人代表中,只有一名一线工人,20人是企业家(见附件三)。 大部分企业家代表的履职能力一般,他们不能很好的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学者熊伟对河南、湖北、吉林三省的工人、农民界别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5年期间领衔提交议案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大部分企业家代表5年来没有领衔提交一个议案,少数企业家领衔提交的议案,维护工人农民利益的也不多。 建议:人民代表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使之代表民意;修改选举法,完善选举程序,赋予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每万人相等的人大代表数额;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使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才能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提案、监督等工作; 在没有竞选的情况下,保证四亿工人、六亿农民包括其中两亿农民工、上亿小商贩、四千万失地农民、上千万上访者、八千万残疾人(原说六千万,实际八千万)拥有与其人口相当的人民代表数额; 对于肆意侵占弱势群体人民代表数额的,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应当追究地方政府、地方人大负责人的领导责任,令其引咎辞职。 胡星斗,2008-2-22 附件(以下资料均来自学者熊伟) 附件一: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代表仅20名,没有任何职务的工人仅11名。 邓志芳 河南省洛阳白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梭分厂工人; 附件二: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基层农民代表仅14名,没有任何职务的真正农民仅1名。 刘金鱼 河北省涉县西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附件三:湖北省、吉林省、河南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名单。 1、湖北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总共19人: 王新刚 湖北通达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总经理; 2、吉林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总共12人: 于 力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吉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河南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总共24人: 万 隆 漯河双汇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两会”所有代表: 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标志的盛会,它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从此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开始迈进现代人类文明的门槛。为了世世代代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我们建议:将12月18~22日立法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周”。 回顾历史,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由相对专制主义时代进入了绝对专制主义时代;从1840年开始,中国又开始从绝对专制主义向现代人类文明转型。这一转型异常艰难,“历史的三峡”激流澎湃,暗潮汹涌,中国的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浮时沉。 从19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创造了“四大纪录”: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记录;GDP占世界份额最低的记录;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如今的中国不仅正在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而且宪政、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监督等普世价值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正在脱胎换骨,铸造一个崭新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诚然改革开放并不完美,特别是社会道德的堕落、贪污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扩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损害等等,问题很多,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解决,但我们绝对不能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是走在正确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总之,1978年12月18~22日,是中国20世纪末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新生的开始,请全国人大将之确立为“改革开放纪念周”,以昭示后代铭记之。 胡星斗 2008-2-22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04:12:0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极右派的本来面目 萧武:这就是你多年"统战对象"的极右真实面目。李宪源 后改革时代的新一代视角 ——在改革三十年民间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永苗 我对张老师茅老师二老意见比较大,我觉得老一辈右派的跟我们年轻一辈,可能在生命体验上有很大的不一样 。 例如说张老师和茅老师说的那些理想,我们都认为是对的。可是我们会考虑怎么办?年轻人无法忍受只说不做,喋喋不休的说,而丝毫不考虑如何做,会让年轻人叛逆之。 要政改,老一辈年年说,月月说 ,日日说,可就是不政改,该怎么办? 执政当局不干,就老说他,这个局面将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 那是不是白说了,虚掷岁月。所以剩下的就是怎么办的问题,比如说维权的看法。 就像农村里面找进村的坏官抗争,老人们说理,而年轻人就回去抄家伙。如此分开层次,那些坏官就可能屈服了。就从老一辈推动政治体改革而言,更需要维权,来震慑权贵。老一辈说,你们不听我们说理,他们就动手了。这样政改的概率更大一些。如果老一辈回头,对年轻人一声断喝,别民粹,都给我回去。我想政改根本没戏。 我想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几个年轻一代编的一本书叫 《 中国改革三十年史论》 ,这是民间的视角,跟官方完全是相反的,如果共产党在这几十年内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思想体系, 统治殖民了中国。 那么我们要在未来的几年内,至少在做类似的努力 。 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够成为 未来宪政 中国的教科书 。 但是我们无法忍受,改革拖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官方没有一点政改的意思 ,老一辈最大的就是要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几乎都是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想做的东西就是已经超出改革,否定掉改革,达到后改革,已经不站在邓或者毛这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视角上,而是会站在一个宪政中华,或者是自由中国未来的视角,为未来布局 。 为未来布局,打开未来的时空,拯救上一次革命的理想,为未来革命立法,奠基将来的新政治品质。现在就踏实地,一点一点召唤宪政中华提前到来。 例如说,我给中国改革判死刑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争论,尤其是老一辈的跟我争论,他们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中国的进步或者前进不可能建立在一个完全否定过去的前提下,文革之后改革,这种语境约束着我们。 例如说改革是文革之后的进步,从慢慢往前走的 。他们认为,那么中国的进步要必须站在,至少是1949年或者改革这三十年的历史前提下往前走。 所以包括文革也好,包括改革也好,对我们未来的路,都有一种约束力,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最后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尊重历史现实的问题。所以说,过去用改革跟文革比较,用于推动改革。 这是非常荒谬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应该告别这种说法,从改革的磁场中跳出来。改革对我们,不是宿命,不是先验性规定,而是可以更换的选择。 我们应该从1911年孙中山那时候一个设定的目标来看今天,来评价今天,而不是从文革与改革的比较来看待今天,我觉得 这样的比较,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改革意识形态,对于我们89一代视角来说,是新的狼奶。必须呕吐掉,冲到下水道下面。实际上,我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宪政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所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评判过去的国民党,现在当政的共产党,为了这个做了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不能依据1949年之后社会历史进程,来评价当代,来决定未来前途。因为从世界史来看,1949年根本就属于错误文明底线以下的东西,就像西方看纳粹一样。当极权主义转入后极权时代,是一种慢慢的放松,开始恢复血色。不可自我为义,这些是不值得赞美的。因为处于底线以下,1949年之后的人与事,都有原罪,都会在耻辱中的。1949年之后的左右之争,不过是一场猪圈内的内斗。 一提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们福建省仙游,80年代有一游医。他们在一个城市 小区 里面门口,卫生设施,公共设施洒散一些造成传染病的药,然后再贴广告说我要治你这个病。1949年以后历史就是重病,就是堕落 ,文革是搞的很糟,谁造成的? 大家都清楚。 它开始拨乱反正, 那不过赎罪,有什么狗屁成就的。 这个坏事就是他干的,然后他再做点好事就是成就了。就是一个病, 开始慢慢恢复, 成绩就很大了, 就是了不得的大事了? 虽然右派是政治自由的守护者,但是也在污水当中,虽然是一种自我挣扎,也不值得自我赞美。是一种自我赎罪的,而是不能是自我赞美的。当右派形成自我赞美的时候,那就是想当然以1949猪圈为约束性,沉沦到现实中来,无法自拔。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0 15:12:2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 编者按:工业被空壳化不可怕,因为我们还有重建工业体系的机会;但如果我们的灵魂被空壳化了,中华文明就将失去一切希望。在这样一个浮燥的时代,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一文显得弥足珍贵,他告诉我们:"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中国有迥异于西方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学术体系、社会架构和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这种五千年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潘维 不同的自然禀赋塑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是必然的,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存,日本人也不可能像俄国人那样生存。财富资源的竞争其实是生存方式的竞争。竞争导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也导致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导致生存方式的兴盛或者毁灭。 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越发达,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财富竞争也就空前地激烈。激烈的财富竞争迅速减少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种类,灭绝了大多数生存方式。而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间:(1)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2)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生存方式;以及(4)中华生存方式。这些生存方式的差异和历史演变与自然禀赋的不同密切相关。斯拉夫人占有最辽阔的空间,却有最稀少的人口;中国人口规模为世界之最,却占有最小的空间。 直到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否拥有较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一方总是获胜。秦灭六国,汉人王朝被"五胡"所"乱",蒙、满征服宋、明,古希腊的米赛尼人被多里亚人征服,罗马人被日耳曼人征服,等等,中外皆然。六十多年前德国横扫欧洲,苏联战胜德国,是对这个道理的最后一次证明。核武器改变了这个规律。 核武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而是绝对的、终极的武器,是可以消灭战争意义的武器。战争是为政治目的而打的,在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之间,武器再难决出大型生存方式的胜负。不仅如此,虽然在大国的高压之下,核扩散进展缓慢,却终究是难以避免的。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决定竞争的胜负,但政治话语权之争决定民心向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几乎无关。在军事和生产技术上,苏联溃败之际也并不落后于美国。美国霸权也不取决于其生产能力。无论在生产还是金融服务方面,美国所占的世界份额一直在逐步下降,但美国却获得了世界霸权,几年前甚至开始谈论建立美利坚帝国。美国的霸权更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 美国到底靠什么取得和维持世界霸权?"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1975年全球只有30个国家是所谓"民选政府",到2005年有120个。至于那些"新兴民主国家"是否陷入凋敝混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从此被边缘化,屈从美国,美国获得了世界的统治权。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也是主要武器。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的,也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获取批判的武器,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了无生气的官方话语系统说不服知识界,于是就靠行政力量压制国内意识形态竞争,奉行意识形态上的鸵鸟政策。鸵鸟政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弱势,当然打不赢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赢得的。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政治观念体系,是关于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 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类似于传统宗教,现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确立人民对政权正当性的认同。从"君权神(天)授"到"主权民授"都是神话。事实上,管理社会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权"仪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和矛盾。 (2)使人民区分敌我阵营。比如从"基督徒与异教徒"之分到"民主与专制"之分。事实上,敌我划分非常弹性,苏美可以联手攻击德意日,中美可以联手对付苏联。中国三千多年前虽有"华夷之辨",却可以奉行"王者无外"。 (3)动员人民同仇敌忾。用美丽的神话包装利益之争,煽动大众仇恨,这是"十字军东征"和当代"民主与专制之战"的共同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道义包装,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脱离了社会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阵营"的标签。"自由民主"这种抽象标签对生产的进步、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秩序与和平、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苏联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展示的,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曲折历程也已经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不过体现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为什么"自由民主"话语能够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发达国家的成功,说成是因为上帝属于他们,真理属于他们,说成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就掩盖了一个由强权支撑的资本剥夺游戏,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不平等,掩盖了日不落帝国和对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领。英语战胜法语,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法语更美,而在于英国和美国相继用战争手段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纪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段里,被压迫民族接过了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并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步。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压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剑杀得一度失语。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民族接过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也是一种西方的话语系统,"西方的东方"话语系统与"西方的西方"的话语系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两者的混合,加上中国本土的话语,雕塑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奇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在东方的成功,导致了东方对西方话语的依赖,而西方的失败却刺激了这个体系的进步。 第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出现了思想领域的迅速僵化趋势。这种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会落后现象的步伐放缓。于是,在共产党国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为内部反僵化的旗帜,却也成了外部对手的"第五纵队"。同时,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由于原有的贫穷落后软弱,呈现大量的欠发达现象。这些国家的知识层,政治领袖层,基本是在宗主国的话语环境下熏陶出来的,话语知识的独创能力不足。他们执政之后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日常生活脱节,解决社会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更差。加上内部经济买办阶层和思想买办阶层的控制,欠发达国家基本无法抵挡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的攻击,陷入被控制的局面。当国家的血管被切开,外部给你输血也是为了可持续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为他国打工,永远不可能进入雇主集团。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被说成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是的,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为了传播,宗教永远号称是改善生存质量的原因,未来的乌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宗教与生存质量无关。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当然有"合法性",美军在那里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而且连下一任傀儡都储备好了。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与"实际"无甚关联,便只好转而强调"信奉"所谓"普世价值"。可是,讲究"实际"的我国领导人厌恶这种不讲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争论。我国政府要求知识界"不争论",不空谈"主义",要全民埋头搞经济。受此影响,我国各级官员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意识形态,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唯恐沾染上可能影响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物质生产越成功,知识界和政界与我国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我国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从此,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 (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 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看看我国那部分缺少了灵魂的"文学艺术"吧,由生产纯责任感而变成生产纯美感,进而生产纯快感,然后生产纯垃圾。文艺不可能是这样复兴的。 换言之,在核时代,"批判的武器"远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对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胁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绝不是分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天下。从战略上讲,从根本上说,我国的广大劳动者不是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东,买办阶层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何惜将昆仑裁为三截,遗欧、赠美、还东国!在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临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仑不能倒。 二、新蒙昧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启蒙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应付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军带着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他们冒犯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强烈反感。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在我国已经流毒甚广了。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这两分法奉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谈特谈政体的"根本改革"。我国基本政体缺少"合法性"的说法是怎么变成主流话语的? 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物质不再匮乏,精神却涣散了,灵魂开始自由地流浪。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不仅遭到西方各国指责,而且主要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进行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因为对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国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了。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对西方意识形态"普世性"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型选举制度的迷信,不仅成了我国知识界主流,而且已经渗透到了我国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西方把台湾贴上"民主"标签,大陆贴上"专制"标签,毫不奇怪。可在我国大众和官方媒体里,甚至大学课堂里,也已普遍使用这种从西方进口的标签,自承"专制"。连我国的军队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级军官开始困惑,既然不应为专制政权攻击民主政权而战,自己怎能参与收复台湾之战? 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用自己的政体理想来攻击他人的现存政体,并不会导致这种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为现实,只会削弱他人现存政体的正当性。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我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的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我国的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就会把我们变成美国,这难道不是当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重要的知识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则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以往六十年的中国,"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闯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稍加抽象,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中国模式"的端倪。在经济方面: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及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如两只脚,让我国经济安全地落在坚实的大地上。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社区;高度的社会流动使我们没有稳定的社会分层;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导致了一个有机的"社稷";这个整体塑造了我们独特的社会伦常。在政治上,我国拥有现代化了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有以考试入选,以功过考评为提拔更换标准的官员遴选机制;有单一、先进、坚强的执政党;还有特殊分权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构成、行政手段,及独特的决策修正机制。在世界观上,我们看世界的观念与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义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我国当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原则。 然而,经验的知识若不能凝炼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还应当拥有独特的政治观念体系。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大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如果连对一部电影的争论都噤若寒蝉,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我们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我们还可以预言,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将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因为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发件人:"hanxiaoszh" <hanxiaoszh@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0 18:33: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请中心各位老师指正! 仲老师及中心各位编辑先生、女士:新年好!感谢您们所提供的这个理性而自由的平台,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中心的发展,也经常浏览贵网站上的文章,每每为这些文章所伸扬的公正和理性精神而激奋,其关注现实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导向是现今象牙塔中的书斋学者所最为缺少的品格。这两篇文章,不知能否入各位老师的法眼?恳请指正!顺祝新年快乐、身体安康! 宋宗宏, 读何新《历史学与国民意识》有感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宋宗宏 何新先生的《历史学与国民意识》一书,在我看来,是一本相当重要的著作,该著收录了作者的一些旧作,但也有一些全新的思想,依然是何新一贯的风格,多宏论而少精细论证,然而何新往往能从复杂混乱的现象中理出一些清晰的线索,纲举而目张,这种能力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手头没有该书,仅凭印象论说一二,若有舛误错漏,料想会得到读者的原谅。 胡适早就说过,历史不过是任人装扮的小女孩而已。而历史学中更有疑古一派,以凿凿之言质疑上古、中古或更为近代的历史,似乎所有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都不足为信。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带来整个国民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涣散。中国向来以拥有世界最齐全、记录从未间断的历史文献而自诩,然而百年积弱之中国,经历了诸多劫难之后,是否还有能力和勇气写出气势磅礴的信史? 何新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观点:历史学并非中性学术,从主观意义上说,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近年来,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韩国都在修改其教科书,日本否认其侵华的历史事实,韩国在教科书中宣称目前属于中国领土的某些地区是韩国的领土,而且韩国已就端午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注册申请,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极其无耻的,完全无视历史事实,中国人有理由对其进行道德意义上的谴责,但是谴责并不能改变它们的行为,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它们要处心积虑、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否认侵略他国的事实、剽窃掠夺他国的文化遗产?何新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构建其国民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是经过精心设计后做出的战略决定。反观中国,我再次感到震惊和无言:一些地区在编写教科书时,把反映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章和鲁迅的文章都置换掉了,美其名曰:与时俱进。更有甚者,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许多为反面历史人物翻案的声音,认为岳飞、文天祥等人并非是民族英雄,更有某著名历史学教授以残缺不全的资料证明义和团的反历史性、反人性,认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由义和团所导致的。何新认为历史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精神,一国的主流历史学术不能随意和自由地阐释一国的历史,而目前中国的主流历史学术仍然未能摆脱“阶级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因此“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 何新认为“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笔者的看法与之类似,我常常惊异于抗日战争期间所出现的伪军和汉奸的庞大规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相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会艰难得多,也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数目如此庞大的卖国群体,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人会用国民的劣根性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和观念淡薄,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中国人作为支撑,就不会取得成功,笔者曾指出,中国之崛起若无历史哲学之支撑,断无成功之可能,这并非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这种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对国民精神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何新先生以新历史主义的观念重新解读历史,意在以新国家主义填补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真空,这种努力体现在“康雍乾”和“汉武大帝”等大型历史剧中,其用心可谓良苦。 杰出传记史家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何新先生在《历史学与国民意识》一书中也引述了这段话):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前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说得多好呵!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学术界也需要端正学风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宋宗宏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缺少一种对社会和国家的担当意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知识分子逐渐滑向社会的边缘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群体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一种良性而健康的发展,其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经济在增长,但普通百姓却发现越来越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增长是以损耗国民精神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有学者将中国90年代的改革过程看成是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相勾结的过程,而知识集团则附着于此两个强势集团,这种看法虽然比较粗糙,但是一定程度上却是可信的,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危险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如下这个事实:中国处在一个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在这种体系之中,游戏规则由发达国家制订,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把我们推向了一个越来越不公正和混乱的世界,风险来自于全球体系本身,新一轮的政治经济版图正在重组之中,结构性的变动正在发生,山雨欲来,但是在形成新的政治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由政治利益所决定或创造的经济利益)之前,世界必然会陷入一场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危机,危机的解决可能会通过传统的方式——如战争等方式来解决,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贯行为和政治运作实践,金融和贸易战本身就会引发严重的危机,战争可能会成为摆脱危机的最快方式。 可以说,世界并不太平,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风险和发展危机,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代表社会思维导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远没有担负起相应的责任,自说自话、沦为强势阶层的代言者、难以沉潜下来进行有利于中国未来崛起的战略研究和具体层面的研究等都是当代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笔者已多次重申过:若无深沉的历史哲学作为支撑,中国之崛起必然会遭遇诸多挫折。从中国应对国际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应滞后来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确都没有做好应对危机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已有诸多论者指出中国已在新一轮的国际金融战中落败,这种落败的一个战略后果就是导致中国没有资格参与新一轮的全球政治资源分配。 中国的政治运作能力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都有待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运作实践和金融运作实践皆有数百年历史,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标志着西方金融集团已经完全具备了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远程打击的战略能力。近年来,中国的股、汇市和楼市成为西方金融集团关注的焦点,迅速利用各种价值错位机会获取超额金融利润已经成为它们的直接目标,而中国在这些国际金融大鳄面前显得茫然无措,也缺乏实际的操作程序来应对各种金融风险,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在这种残酷的利益博弈中逐渐丧失,其后果不言而喻,如果再不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中国很有可能会重复俄罗斯在1998年、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日本在90年代初期的遭遇,陷入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以此反观学术界,我们就会发现学术界缺乏深刻洞察现实的能力,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异常突出的问题,费孝通曾说过,中国在未来50年内不可能出现他这样的人物,我认为并非虚言,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空想和幻想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在学术界内部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理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如果理论成为现实的完全映现了,还要理论家和学者干什么?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看法,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上,我认为美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水平要远高于中国人的水平(尤其是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实践性比较强的领域)。哪怕是走近现实一点点,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五彩世界。 看看日本人对经济危机和经济现实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感叹: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确与日本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超素质不无关联。清谈误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经多次得到确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和战略上取得巨大成功,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近代马克思哲学相结合,以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中国人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思维特征:容易走极端,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容易从宏观上进行粗糙的定位,不是左就是右,不是极端赞扬美国的抽象式民主,就是彻底否定美国现实的以国家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和政治实践,很多人对美国及发达国家集团有一种误认:认为他们不会有意误导发展中国家,把各种指责发达国家的言论斥之为胡说或贬之为“阴谋论”,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发达国家集团的确有着一套明确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设计,这种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西方政治运作的实践惯例,而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 学术界也需要端正学风,以切近现实的态度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为中国之崛起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变革中担当起应有的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6 22:10: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中国问题民谣选 中国问题民谣选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辑录 2008年2月 新三座大山 教改把你父母逼疯 咱们官员有力量 咱们官员有力量,嘿! 人家捞,你不捞,老婆说你是草包。 平平稳稳占位子, 十亿人口九亿假,谁要不假谁就垮; 干部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 对上级甜言蜜语, 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三讲会上讲假话, 如今干部一大怪,五六十岁才学坏。 握着老婆的手,好象左手握右手; 毛泽东时代流行下乡, CCTV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新干部在腐化, 四子登科 上午围着轮子转, 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 新四项基本原则 吸烟基本靠送, 新三大作风 理论联系实惠, 三讲 上午讲正气, 三五领导 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 会前定调子, 会前握握手, 各级干部都在忙 中央忙组阁, 握手歌 握着上司的手, 喝酒歌 能喝一斤喝八两, 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 新八荣八耻 以公款吃喝为荣,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 中国现状 工人在下岗, 如此三讲 轰轰烈烈搞三讲, 我三陪你三讲, 三拍现象 拍脑袋决策 不怕黑社会 脱下裤子嫖娼 职务不高血压高 新五子登科 一心争位子 四怕 一怕小姐有病 一把手绝对真理 现代水平 左手酒瓶,右手文凭; 三级干部 乡级干部喝白酒,打白条,摸白腿; 中央领导是斗出来的 女友 中央领导的女友叫生活秘书 社会现象 工作就是喝醉, 行酒令 市长: 宣传部长: 组织部长: 小偷: 推销员: 农村改革多少年,依然苛政猛于虎; 决心在嘴上,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会海铭 心不在会,到场则诚; 声声慢 慢条斯理,圈圈点点,不慌不忙不急。 中国特色的错别字 检查宴收;提钱释放; 官场速写 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窄; 不抽不喝六十三(林彪), 不做事没事,做事会出事。 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 这年头, 老婆像小灵通经济实惠但限本地使用,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这年头, 国外的消息怕国内人知道,国内的消息怕国外人知道。 官话 “狠抓”就是开会 股市歌 起来,还没开户的人们, 十八等人 一等人是官倒, 出了事情有人保; 卡车卡车,到处被卡。 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 集资摊派是万能,无论啥事都能成。 部门改革越深化,农民心里越害怕。 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 我那遥远的华夏衣冠, 官场日志 清晨起床,打拳; 官场之最 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 组织就是...... 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 办公室守则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 组织部长:谁关心我 我就关心谁;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 公务员素描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 做人的难处 有钱吧,说你准变坏; 领导用过的叫文物,百姓用过的叫废物; 当代八乱 大棚把季节搞乱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 男女有别定律 男人爱上女人会做诗,女人爱上男人会做梦; 女人的幸福在于,他真的爱我, 水调歌头 重上酒楼,应酬复应酬,天天忙不休。 以连续跌停为荣、以连续涨停为耻, 穷人富人 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 贫穷与富裕的新解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 现代企业职位新解 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 四清四不清 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 什么叫政冶?黑呗! 一把手说一不二, 忽悠新解 国家忽悠国家,叫外交; “斗”的学问 大款斗不过公款, 成语新解 知书达礼:知道书本知识的重要,同时要学会送礼; 新民谣 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我说: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烈日炎炎心中凉。 中国现状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
文化迁延,历史连绵,看当前,欲语何言? 中产阶级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 (欢迎提供民谣,胡星斗电子邮件:huxingdou@sohu.com;huxingdou@huxingdou.com.cn。“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ylsljz" <ylsljz@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1 09:46: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__政治观察 中国当前最最紧迫的18项执政任务 建中 一.中国当前最最紧迫的18项执政任务: 计基本民生8项;基本民权4项;迫切政改3项;迫切国本秩序建设3项,总计18项。全党全民喊叫的反腐与法规建设.国防外交与统一台湾皆不在其内! 1.基本民生8项为: (1)个体从业者''标准线''下税费普遍性''法定''减免。个体从业者,包括农民.城乡个体工商服务业户.自由职业者.下岗失业个体经营者.大学毕业生个体创业者.辞职辞退公职人员个体创业.临时工小时工等从业人群。所谓''标准线'',应参照现行城市职工1600元纳税标准线考虑,同样以单人计算。而且,像个体业者全家人从早晨七八点经营到晚上十点左右,没有星期天节假日,这种一人顶两人一天顶两天的情况也应足额考虑。所谓''法定''也只是指硬性政策,中国式立法执法建设,老百姓等不起! (2)个体农业的足额政府补贴。有偏激学者说''中国农民是半农奴'',官员听了都很是愤怒。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没有土地所有权下而又必须从事高成本低收入的农业,农民实际上就是国家政策束缚下被政府所强制雇佣的廉价务农长工。现行减免农业税的让步政策具有迷惑性,惠农远远没有到位。在土地所有权没有归还农民之前,就必须实施普遍足额的政府补贴! (3)家庭危困政府紧急全额法定救助。家庭危困紧急救助,政府紧急全额救助是强制是责任;社会救助只是补充是自愿。 (4)实施城乡公私干群一体化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废除县处级以上''高干''与离休干部的全额医疗报销与无病疗养小病大养的极其恶心的腐败制度。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先予争取平等。 (5)全方位落实九年义务教育。 (6)还城市居民宅基地无费划拨配额权益,并允许市民自助合作建房。政府在规划上.组织上.个体资格参与准入上给予强制性规定并指导性管理服务。公民住宅人权由此起步! (7)私企合同工临时工工伤职业病医疗费用,通过实行严格的企业全员参保办法懈决。对于小企业抬高的成本负担,政府应在税收与医保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8)对老弱孤寡与残体残废人员的生活费补贴照顾,政府应全社会逐个逐户覆盖! 此外,像全社会失业保险.全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土地所有权归还等基本民生民权,虽然也很重要也很紧迫,但考虑到现政府的热心与能力不足,只能推后。作为弱势的中国民众,只有要的少,也许还能要得到! 2.基本民权4项为: (1)公民在各种媒体与民众参与的会议上有权批评政府.官员与单位领导的权利保障。(2)民间结社与官方资方谈判的权利保障。(3)弱势民众司法维权的倾向性绝对司法保障。(4)公权监督的严格责任回应。 众所周知: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权.选举权.结社权.迁徙权与申诉权一直被虚置,游行集会示威与罢工抗议权敢脆被取消。考虑到这些权利在近期无法争取到,民众的期待也只能推后一-国情就是国情! 3.迫切政改3项为: (1)国家机关与公养单位全面精兵简政。可通过党政合-.同类机关合并.政协与民间团体脱离公养.地方政府驻京办外联办等冗余机关裁彻.地市级政府取消.国营企事业冗余干部精简等途径进行全方位精兵简政,将公养人员减到现在人数的十分之一。对精简人员分别等级给予安置金安置。(2)对所有国家机关单位财政供养实行零基数基本供养预决算责任制度,将现在的黑洞供养减至现供数量的万分之一。(3)国家所有''单位''领导产生实行自荐竞岗与公推普选办法产生。这是建设权力责任制与弱化干部奴才化的突破口。 以上三项鞭策决策层下决心是很难很难的,但天大的难也必须鞭策倾力争取。因为庞大而奢靡的权力供养是权力对广大人民公然进行的一种残酷压迫与剥削!而且如果这种巨大的权力构成与巨大的财力支持体系且无责任执政体制不能弱化的话,中国民众尤其是弱势民众三代甚至五代将不得翻身(官员全家全族都是干部或财团供职人员,财富已积累到数代;而民众只能靠倾力支持子女挤进到举国应试教育的天梯攀爬,也就是冀望于儿孙辈重孙辈能脱离弱势阶层;官员层中有人欺负弱势层人,由于官系网己织成一张天罗地网,受害者连_个有效救济渠道也没有)!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这三项改革大过一般人误认的反对官员贪贿腐败与依法治国提倡二项。戳破窗户纸大家很容易明白,巨大奢靡的权力供养才是最大的腐败!而现行的通过办若干大案要案反贪官的反腐败,根本就是忽悠民众的反腐败,永远反不了腐败!至于依法治国的改革则依然停留在依法治民的封建法制框架上,而不是现代宪政共和的治权上。因此,民众必须鞭策决策层先拿出一点铁血政策与铁血速度,先启动最紧迫的改革为是! 4.国本秩序建设3项为: (1)加强国有资产(国企国土国矿国产及国行等)防流失管理,这项损失不仅意味着官家对当代而是数代中国人的超前疯狂掠夺。(2)加强影响到居民生命健康的环境整治。(3)改变落后的交通管理与生产安全管理。在和平年代,国民却要承受好像国家每年都在发动大规模战争一样所带耒的巨大生命健康损失与财产损失。 二.鞭策完成中国当前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可行性可果性: 1.用讨价少来换取权力集团在现行让步政策的既定方针上再让出实质性一步。在当前中国权力集团绝对专权而民众毫无谈判抗争权力的国情下,中国民众只能选择有理有利有节但有实质意义的功利目标来争取。权力可以唱高调忽悠,而民众只能低呻吟诉求:我们不摧反腐败了,不摧限特权了,也不要摧法制建设了,我们不要求兑现两会三会任务,不要求兑现十七大十N大目标,不期待实现全面小康,不期待实现宏伟现代化......至于宪政共和.选举控权.司法控权.新闻开放.党竞开放等项高目标,我们提也不要提了(这些保守估计会在现在起算三届执政期之后,即10年后再议,15年后考虑酝酿)!我们弱势只要-点点生存人权,即一点基本的健康活命权;知识人与单位人只要-点点言论权(这也是最基本的一点点人格尊严权),-点点免受奴才驯化权;全民只要一点点免受庞大冗官阶层的压迫与剥削权:显而易见,这些最低限人权之获得,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完成,不管什么主义.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党派执政,都应予以保障!都应在一庙任期内就完成!当然了,上述彻底减人减财政二项对权力集团具有着弱化挖解的作用,争取起来很难很难,但民众决不能放弃,否则-切抗争都无从谈起。 2.上述18项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完成具有可行可果性。18项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完成不需要任何条件,不需要任何准备。还归两条基本民权不需要任何成本,只需要权力层发话用三天时间拟出-个文件就行了;解决上述8项最低民生,也只需截留_点权力挥霍浪费与流失的财政部分就够了。而这样-点铲山之土填谷之壑则是天经地仪的!只是需要下述两条:一条是民众强烈而有效的鞭策;二条是高层被迫下决心动作。只要高层下决心动作,民权4项-月就可放开;民生8项一年就可落实;国本秩序建设3项两年可以上轨;政改3项可用3年最多一届执政任期全面完成。 3.中国民众鞭策决策层也不是没有一点余地。实在地说,面对古今中外旷世未有过的超强大权力专制,当下中国确实没有_条可行途经。可民众还是要在这种没有出路的国情下找出一些出路来,要寻出一些既要预防免遭政诒迫害又要有实质性推动怍用的办法出来。以下4项可以并用,必须并用:_是呼唤各界上书政治局,必须是各界;=是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游说一部分人大政协代表为民请命,逼其行使代表责任;三是关注国运的网民从大局出发用严肃的态度对这个紧迫执政任务集中发出呐喊,必须目标集中;四是呼吁全世界华人与国际民主进步势力支持,此项谨防''泄密罪''迫害。如果各界民众联合鞭策并到位鞭策,就会把中国这个所谓全世界最先进执政势力的决策层逼到没有退路的地步!这个最低目标也才庶可达到!
从党纲修改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 ——访中国前驻瑞典使馆参赞高锋先生 《上海党史与党建》特约记者 刘思源 2008年2月 一 记者:您在瑞典工作过多年,当过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听说您1981年就在香港经济导报上发展文章,客观介绍瑞典社会福利和瑞典模式,您能否介绍下您当时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非常激烈,其中一个焦点社民党搞不搞马克思主义。据您了解,瑞典社民党怎么看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 高锋:瑞典社民党在最近一次修改的新党纲中,谈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影响了社会辩论和社会科学,但马克思、恩克斯理论的其它部分已被证明是不完全的,或者包含有错误的解释。党纲同时还指出,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社民党首次在党纲中公开承认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最近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社民党“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该党意识形态专家考克也说,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 我认真读过社民党所有党纲之后发现上述所言不假。在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瑞典社民党却公开宣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这就说明,瑞典社民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许多人想象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大不相同。 记者:一个政党的党纲是其政治要求、政治目标和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要正确认识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认识其党纲。听说您最近翻译了瑞典社民党的所有党纲,您能否谈谈瑞典社民党党纲的修改情况? 高锋:自1889年成立以来瑞典社民党曾八次修改其党纲,对其理论和政策进行调整。瑞典社民党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是社民党赢得普选权到上台执政的青年时期。第二阶段1932年到1976年是社民党连续执政、创建瑞典福利社会的时期。自1976年到现在的30年,主要是其调整政策、再谋发展的时期。在第一阶段,该党理论上处于探索时期,曾三次修改党纲。第二阶段是其理论成熟与发展时期,也是三次修改党纲。第三阶段它曾于1990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党纲,主要进行理论总结与革新。总起来看,其党纲的修改过程就是社民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它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轨迹。 二 记者:您是否再讲具体点,可否先谈一谈社民党青年时期的党纲的修改情况及其主要观点? 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在瑞典发展较晚。但自1860年其工业化起步到1914年大体完成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带来的沉重苦难使1/4的(120多万)瑞典人逃亡海外。马克思主义由此在瑞典迅速传播。1889年社民党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讨论党的纲领问题。 其第一份党纲是在1897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份党纲庄严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它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纲领指出,“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然后把所有生产工具――运输工具、森林、矿山、车间、机器、工厂和土地等全部改造为社会财产”。这份党纲,不仅观点上而且语言上基本上照抄了著名的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而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在社民党领导下,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898年,瑞典总工会成立。1902年,12万工人走上首都街头要求选举权。1905年2月,该党召开第六次党代会时对1897年党纲进行了首次调整。大会对党的基本纲领没有做改动,但在政治纲领中突出了公民与工会权利,还针对工业化带来的大批农民破产问题首次提出了保护小农利益的问题。1911年,该党再次修改党纲,对农民问题给与了更多关注。大会指出:“在瑞典的农业人口中,小农户、佃户和农业工人占有不可比拟的绝大多数。对小农户来说,土地不是占用他人劳动果实的工具,而仅仅是他们与其家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他们像工薪工人一样也属于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代表大会据此进行调整,把党的宗旨从“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改为“实现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把党的任务是“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这句话中的“工人阶级”改为“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各社会其它群体”。 在成立22年之后,社民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瑞典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较早地认识农民问题并正确地将农民划归为工人阶级同盟军是瑞典社民党青年时期的一大理论创举。这为其1932年通过与农民协会联合开始长期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民党在领导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中不断发展。1914年该党跃居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大选获胜,与自由党联合组成政府。1918年两党在议会提出并通过了普选权法案和8 小时工作制法案。随着前一法案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开始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改变了瑞典政党间的力量对比。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1920年社民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修改了党纲。这个纲领坚持了前三份党纲的基本立场,但在用词上更加激进。在党的宗旨部分,新党纲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的是要完全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社会解放”。这里党纲把1911年“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换成了“被剥削阶级”。党纲对此阐述说,统治着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剥削,使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扩大为囊括整个社会的被剥削者与资本主义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党纲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夺取政治权力的任务。 党代会后不久,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破裂,社民党第一次得到机会单独上台执政。但社民党在20年代组织的三届政府在议会中地位都没有占多数。面对遍布全国的失业、疾病、饥饿和社会不公,社民党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更不可能“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926年,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强行通过决议,要求由失业工人顶替罢工者的工作,使社民党政府被迫辞职。随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失业率就达30%。执政的自由党政府不但不设法减轻群众痛苦,反而借口供求关系,采取紧缩政府开支,压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劳动人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三 记者:那么,面对这么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瑞典社民党是怎么应对的? 高锋:严酷的形势呼唤着社民党的政策创新。在1932年春召开的党代会上,社民党经济学家恩·维格佛斯(Ernst Wiggforss)指出,当前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认为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危机。但党内左派代表们却认为,任何改良措施都只会延长现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他们主张立即遵照1931年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经过激烈辩论,党代会以157票对149票的多数否定了左派要求,而把政策重点转到维格佛斯(Ernst Wigforss)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上。 这一纲领创新使正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民众看到了一线光明。1932年秋,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 这样瑞典社民党就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民党连续执政44年并领导人民建设福利社会的时期。期间该党三次修改党纲,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指导方针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思路。 社民党于1944年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这时社民党已经连续执政12年,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其新党纲中也有所体现:“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就决定了社民党“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进行了重大理论调整:“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有条件搞小企业活动的地方,可以以私人所有的形式实现这一结合。但在大规模企业技术条件下,必须创造集体形式来实现工人对财产的参与。” 总结上述调整后新党纲提出:“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既没有讲国有化,也没讲资本主义剥削或者压迫,但却为其逐步减少剥削压迫指出了方向。这是社民党根据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该党从“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宣示。 记者: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成绩就是其福利社会建设,从社民党的党纲来看,瑞典福利社会建设是从何时开始的? 高锋:社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宗旨。在其第一份党纲中就主张“社会有义务对其成员在患病、事故和年老时给予人道主义的照顾。”1920年其党纲又提出实行免费教育、养老金、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对残疾人、孤儿、寡妇给予抚恤等主张。但这些要求直到1932年社民党获得了进行国家干预的权力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1934年社民党在经济刚刚好转情况下就通过立法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之后又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开始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带薪休假两周制度。 20世纪中期瑞典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民党在支持工会通过谈判提高职工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和税收建立了一整社会福利制度,使瑞典人生老病死都得到了保障。这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60年社民党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大会重申了1944年党纲宗旨,但在其前边加上了“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把民主作为其实现理想社会的基础原则,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使民众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可谓是其修改党纲中的画龙点睛之举。 记者:据说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团结”,社会上不少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您怎么看? 高锋:社民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来自法国革命。出于男女平等的考虑,人们后来把博爱改成了团结。因此,从一开始它们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的自由观主要取决于这一认知: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工作条件的地方,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有着双重含义:出发点是个人自由,但通向这一自由的道路是改变社会和劳动生活。仅仅为个人打开摆脱贫困和服从地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使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和受压迫地位,才能使每个人获得自由。 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是由为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付出过代价的民众抬上来的。因此社民党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坚持为消除阶级差别而奋斗。但社民党所反对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对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及其对自然界的掠夺,社民党并不主张打倒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因为在社民党看来,只有实现各生产要素力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平等的核心在于:人人作为个人有着同等价值,有着成长并发展的同等权利。这里的“人人”自然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所有人。 对团结的要求、相互支持以及共同的目标既关系到争取变革的斗争本身,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人们在斗争中要团结一致,并公平地、平等地分享斗争的果实。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目的是共同改善生活,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其福利制度建设的思想灵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和争取中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工薪者的支持是社民党的基本方针。 社民党认为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三个价值也可以用“民主”这一个词来概括,因为真正的民主既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前提,同时又可创造自由、平等和团结。因此,社民党自由、平等和团结与资产阶级那一套完全是两码事。它们是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也是瑞典福利社会的思想基础与灵魂。 四 记者: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社民党曾一度在大选失败中下野,这次失败必然会给社民党带来一些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肯定可以从其以后的党纲中反映出来。能否谈谈近些年来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中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 高锋:石油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瑞典的经济环境。但社民党当时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变化。在新形势下它继续推行凱恩斯主义,使瑞典生产停滞、消费膨胀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致使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败并在连续执政44年后下野。社民党发展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期间社民党两次下野,两次修改党纲。该党重新界定了党的性质,明确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确定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而为其进行减少国家干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降低税收和改革社会福利等市场取向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90年,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一,国有化不是关键。新党纲总结历史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的占有,而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而世界上一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被转移到国家手里的经验也表明,所有权的变更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目标。因此社民党主张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成果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多种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这样做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并可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党纲指出,在辩论中人们经常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然而这种对立是以一种简单化为基础的。无论是一个纯粹的计划经济还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都不能独自实现人们对经济生活提出的所有要求。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搞社会(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个方法问题,这两个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 其三,基本保障不能由市场决定。党纲指出,市场经济意味着价格机制占主导地位,然而某些对社会福利具有根本意义的权益不能由价格机制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能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他所需要的医疗,或者放弃他有权利获得的教育,也不能让医疗、护理和教育仅适应于购买力最强的群体的需要,以此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医疗、护理和教育应该以同等条件服务于所有人。 其四,可持续发展。新党纲十分重视环境问题, 指出环境污染的恶化正在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从长远观点看,环境问题不能通过事后修补来解决,任何雇主都不能通过交钱而摆脱责任。恶劣的环境也绝不可能从工资或者其它福利中得到补偿。 记者:那么,瑞典社民党的这些理论创新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高锋:近20年多来,瑞典社民党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先后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包括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1995年正式加入欧盟;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对其社会保险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还把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55%,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在其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社民党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谅解,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期间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了费用之11%。劳动人民收入有所提高,瑞典社会差距有所拉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记者: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瑞典社民党对其党纲又作了怎样的修改?其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高锋:2001年11月,社民党召开了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承认,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又重新拉大。但是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新党纲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向前发展。这份新党纲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反对原教旨主义。新党纲进一步批判了苏联模式,指出“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不能仅仅归咎于错误的领导人或错误的组织问题。它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产物”,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来自左的或者右的经济上的原教旨主义,反对把在整个经济中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建立一个良好社会的前提条件”。 二是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党纲指出,“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加以区别。市场经济是一个配置体系,货物与服务在这里以货币为价值媒介改换主人。而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制度,以资本的增值高于一切作为准则。”在其1990年提出计划与市场经济都是方法问题之后,新党纲又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 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党纲指出,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苏联东欧的变化,社民党的这一自身定位受到了总工会和工人群众的欢迎。 记者:回顾瑞典社民党修改党纲的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认识和启示? 高锋:我觉得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社民党的务实态度。自1897年提出第一份党纲到现在的110多年里瑞典社民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并不苛守马克思的书本词句,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该党理论发展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福利社会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 二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根据瑞典国情创造出来的,它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瑞典本身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模式在实践上给瑞典人民带来了丰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三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这一点在十七大报告和我们党的党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因此,我们不可能照搬瑞典发展模式,而只能研究并借鉴其某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经验和做法。 (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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