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新转折需要达成共识的若干问题

深圳 徐景安

2007.9.8

    邓小平带领我国完成了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伟大转折。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将带领我国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以和谐为核心的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我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只有实行新转折才能得到解决。可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从古到今，人类的新选择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实行新转折需要从认识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以经济为中心”

   一个口号、一项国策，都是有针对性的。小平同志为了反对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而提出这项国策。今天，我国已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已有了原动力，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谁不想发展，谁不想发财？如今政府为发展、民众想发财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还用强调发展第一、挣钱重要？

    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正是针对只顾发展经济，不顾其他的错误倾向，我们先后提出“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但同时，一定强调要“以经济为中心”。结果，发展经济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在这一指导思想面前，所有提出的好口号、好政策、好措施都统统无效。我们所要反对、纠正的不持续、不协调、不科学、不全面发展的错误行为都在“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第一”的大旗下找到理由、根据和借口。今天，我国面临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党应该适时地提出新方针、新国策，实行新转折。

    不提“以经济为中心”，决不是不重视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科学的发展。

关于“以人为本”

    这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意味着我国要从“物本位”向“人本位”转折，即“以经济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过渡。可是，全党并没有认识要实行新的转折，将“以人为本”解释为“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结果口号是新的，内容是旧的。没有新理念，也就没有新国策。

   “以人为本”应该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发展权；以人的需要为宗旨，人需要物质，还需要精神；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人应该拥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社会应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的持续为原则，即人的持续、生命的持续、人类社会的持续成为最高原则，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和借口破坏生态、破坏环境。这就可以成为统帅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理念，延伸出一系列新方针、新国策。

    以“人”为中心取代以 “物”为中心，不是不要“物”，也不是轻视“物”，而是使“物”的生产、消费、分配走上科学、合理、公平的轨道。更重要的是以“人”为中心取代以 “物”为中心，是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作为人的需要之一，而不是需要的全部；更不是将人的物质满足度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价值目标。

    我们的政府应该明白，中国按人均GDP永远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西方式现代化不是我国的目标。将物的丰裕度作为现代化程度、社会文明的水平是物本位的世界观。对人的需要和发展来说，对人的快乐和幸福来说，物质无疑是基础，但更需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所以，衡量现代化程度、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准是人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度。

我们的民众也应该明白，追求财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尽力富起来，但是财富的获得受条件、机遇、关系、资源等等的制约。中国的农民不可能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成为富翁。但是中国的农民、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不一定不快乐、不幸福，相反比城里人、有钱人可以更快乐、更幸福。因为人在解决温饱之后，人的快乐和幸福并不主要取决于物质财富，而是人对其它方面需求的满足，如健康、友谊、爱情、尊重……所以人不是当了富翁以后来实现全面发展，而恰恰当不了富翁、没有当富翁就应该改换目标，把追求非物质的需要来代替物质追求作为唯一尺度的价值观。

可是，今天从国策目标到社会舆论、从媒体宣传到广告轰炸，从家庭教育到学校考试，无不告知你，人的成功、幸福就在于物的占有、物的消费，在于名房、名车、名服、名表、名鞋，在于进出五星级、挥杆高尔夫、潇洒夜总会……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过这种生活，却作这样的煽动，逼着人不择手段地去追逐。在“物本位”价值观的引导下，怎么会不腐败呢？没有条件腐败的就千方百计找机会。山西黑窑主奴役工人，其他就抢劫、欺诈、走私、贩毒……

目前的国策就是这样：一方面反对腐败，一方面却煽动、诱惑、鼓励腐败。不改变物本位价值观，成立多少个反腐机构也没有用。 

关于科学发展观 

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经过4年的研究，现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解释是“又好又快发展”。那么非科学发展观就是“又差又慢”或“快而不好”。我国的发展显然属于后者，即“快而不好”。不好表现为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社会进步、忽视精神文明。那么产生“快而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那就是片面发展。片面发展又是什么呢？就是只重视发展，不重视其他。那么，为什么只重视发展，不重视其他？就是发展是第一，经济为中心，其他都是次要的。可发展是第一、经济为中心的国策是不能改变的。于是，解释科学发展观，就只能含糊其词，说不清楚究竟想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物”为中心。非科学发展观就是：

（一）经济增长高于一切
（二）GDP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的硬指标
（三）鼓励消费，不顾国情
（四）招商引资，不择手段
（五）盲目出口，不计后果
（六）文化、教育、卫生以效益为中心
（七）全社会盛行拜金主义

科学发展观就是：

（一）重视发展经济
（二）重视保护环境
（三）重视节约资源
（四）重视社会进步
（五）重视精神文明
（六）重视人的发展

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理解“人本位”的发展观与“物本位”发展观的区别，所以也就解释不清楚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更不可能实行新转折。

关于全面小康

“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现和社会实践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然而需要对全面小康作新的解释。“全面小康”应具有五大本质特征：一是经济殷实；二是资源低耗；三是环境清洁；四是社会和谐；五是精神愉悦。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比较，全面小康物质富裕程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资源低耗、环境清洁相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和谐、精神愉悦将优于西方发达国家。总体而言，除物质水平不如发达国家外，其它相同于或优于发达国家，全面小康的这一弱项，正是换来与地球生态的协调、人类社会的持续，全人类都能实现，不像西方现代化只能供少数人享用，这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全面小康可取代西方现代化，不仅作为中国，而且可成为地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作相应调整，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全面小康。按照人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度，全面小康可分作低、中、高三个阶段。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为全面小康低级阶段，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级阶段，二十一世纪末达到高级阶段。

关于和谐社会

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不同，是两种社会模式。西方式现代化的“中轴原理”是效益，效益是一切逻辑中的首要逻辑，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政府讲效益、企业讲效益、百姓讲效益。政治为效益、经济为效益、社会为效益、文化为效益。以物质占有作为目标、作为时尚、作为荣耀。必须的代价和必然的结果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人精神、情感的丧失，人性的异化。而全面小康的“中轴原理”是和谐，和谐是一切逻辑中的首要逻辑，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和谐是目标。追求政治和谐、经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人性得以恢复，人性得以发扬，人性得以完善。

和谐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之所以称“和谐社会”，是将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价值目标的核心和灵魂。因而，和谐必然是国家的、民众的价值理念、价值目标，必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所有层面，必然覆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基本关系，必然体现在国家的制度、方针、政策、法律中。以往的人类社会曾以精神性的信仰、或以权力性的等级、或以物质性的财富作为社会价值目标，还从来没有以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目标。因此，和谐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人类文明。

目前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对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缺乏认识，把什么好话都往和谐社会装，而恰恰没有认识和谐作为社会核心理念，起着统率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尺度的核心和灵魂的作用。国家的制度、社会的风尚、民众的行为都服从这个核心理念，受它的支配，是它的派生。二是没有认识和谐社会是人类的新的社会形态，将和谐社会等同于社会和谐，看作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进步并列的社会层面的和谐，只提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忽略了人与自我的和谐。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人类新文明，自然包含、吸收、承继现代文明，同时又将超越现代文明。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创造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概念，侧重个人权利的保障，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现代文明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由西方文明创造的。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创造的“和谐”，既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又解决了人类社会必须的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使人类文明进入新的阶段。

关于人与自我

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突出地表现在中国人精神健康问题的严重。目前，中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而跃居首位。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自杀成为15至35岁年轻人死亡的首因。

可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对GDP数、创汇数、招商数十分敏感，而对民众精神健康问题，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对交通堵塞问题的重视远远超过对人的自杀的关注。

精神健康工作，分三个方面：精神病医治、心理障碍治疗、情感困惑排解。前两项工作是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做的，这两支专业队伍需要加快培养。但仅仅依靠专业队伍是不能解决广大民众的精神、情感问题的。所以，我建议设立广泛的情感护理网络，当民众精神、情感发生困惑时，可以利用电话、网络、写信等等方式，及时得到倾诉、排解。情感护理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新时期做人的思想工作的好方式。情感护理工作做好了，不仅使精神障碍减少，而且还有助于人道德素养的提高、行为方式的改善。现在，党要做思想工作找不到对像，民众有困惑却找不到渠道，采取情感护理方式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在浙江省金华市、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农产品股份公司推动建立了情感交流中心，发动志愿者来做情感困惑的排解工作。金华市就避免了3起杀人报复事件。

要将降低精神障碍率、自杀率作为“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指标，这样，关心民众的精神健康才会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只关心经济，而不关心精神，当民众产生情感困惑而没有一个系统、没有一个渠道来排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制高点和出发点。把社会主义本质搞清楚了，社会主义的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共产主义就是人性的复归，并且是完全的、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自然是人性的复归，也应该是自觉的，但程度上不够完全而已。

那什么是人性呢？人与动物一样首先求生存，但人又与动物不同，还要求幸福。“鹪鹩巢林，不过一夜；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人不同，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满足、思想的快乐、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所以，求幸福是共同的普遍的人性。自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但能否认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要求、愿望、动机、目的、权利吗？

通读马克思的著作，观察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全部学说归结起来，就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人自由、解放又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的幸福。

青年马克思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相互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为了人的幸福，这一思想贯穿始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了人的幸福，“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由此出发，马克思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未来社会的构想。

这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就有了一个标准，凡是有利于人幸福的，就坚持、继承、发扬、挖掘，凡是不利于人幸福的，就反对、放弃、批判、决裂。“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就是为了实现人的真正幸福、全面幸福、持续幸福。

关于国际关系

外交不只是讲经济、讲军事，讲和平、讲合作，必须讲理念。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就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最近美国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称：世界重新回归意识形态之争，即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我们用什么理念抗衡呢？就用“北京共识”来对付“华盛顿共识”。

我建议胡锦涛总记对布什说：美国正在向全世界推广价值理念，美国的价值理念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我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中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全世界、也是我们中国不能学习的。全世界要象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20个地球，中国人要象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6个地球，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不能持续的。我们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短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将为世界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所以，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强大，决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是为世界作出贡献。中国今天走的路，不仅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

新转折的关键

实行新转折的艰难和阻力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学习、借鉴邓小平同志的决心、魄力、智慧和艺术。邓小平的理念是“以经济为中心”即“以物为中心”。然后，跟进了理论、方针、政策、措施、制度。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有利于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闯，不争论……抓住“物”一个支点，撬起了整个中国，“纲举目张”也。

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即“以人为中心”。然后，也要跟进理论、方针、政策、措施、制度，即“社会主义的本质”，“为了人的幸福”，“创建中国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民主建设，道德、文化重整，从易做起，平稳突破，允许争论……这是抓住“人”一个支点，撬起整个中国，“纲举目张”也。

当年邓小平超越毛泽东是从解放思想入手，批判两个凡是，虽然没有按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办，但是维护了毛泽东思想。今天超越邓小平，用“以人为中心”代替“以经济为中心”，是为了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继承小平，是为了超越小平；超越小平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小平。

要超越、要转折，首先要在理念上站得住，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创新性，又有实践的操作性、可行性，这样才能团结力量，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应该为新转折打下伏笔，成绩说够，问题摆透，号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理念创新。十七大后，发动思想理论界讨论，为今后出台新方针、新举措铺平道路。

实行新转折，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这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伟大事业，值得为此而奋斗、而努力！

徐景安与邹东涛、朱学勤、韩德强等对话：

中国文化重建

邹东涛---徐景安 

看了你与那几位“大学者”的对话，我旗帜鲜明地赞同你的观点。他们长期缺乏直接的社会实践，很多精彩的思想是不甘寂寞的“闲士”“苦思冥想”出来的。现在的教育、文化宣传确实存在着不足和弊端，但如果由他们担任文化部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则会把中国的思想、文化、道德搞得更乱。说是全面彻底否定孔子，但本质上的思想背景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当今社会，“批评现实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就同历史上的“恐怖”和“毛主义”是红色革命，而现在的“恐怖”“毛主义”则把世界更不安、矛盾更激化、更复杂，成为全世界谴责和打击的对象一样。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是“建设现实主义”，在确保社会稳定、大众福祉持续提高、国家长治久安和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地、渐进地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但我又认为，社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这种思想的人，要持宽容态度，尊重他们思想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我甚至主张，让他们有机会到地方挂职（省地县都可），不要带书，更多读社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机关干部等）这本无字“天”书。

徐景安---邹东涛：

谢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打破体制僵局。如果你是想推进改革的领导人怎么办？总得找一个站得住的说法、站得住的理由。要走向现代文明，必须接受自由主义，但举自由主义这面旗行吗？传统文化应该继承，但复古儒学行吗？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但走回头路行吗？谢韬也是帮助党在找旗，但民主社会主义毕竟是欧洲社民党的，同样搬不来。谁都明白，挡道的是特权利益，要削弱它、限制的，除了现实的政治力量外，必须高举如“替天行道”这样一面旗帜。

以实现人的幸福为核心理念，将“自由主义的爱自我、传统儒学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整合起来，就可以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又坚持社会主义。可现在的思想文化界，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互相对立、各执一词，甚至水火不容。这样吵下去，没有共识，要上面怎么办啊？“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不仅能成为治党治国理念，也可成为治家、修身理念，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而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的理念能有这个功能吗？讨论创建新文化，可避开政治，然而实际上是为经济、政治、思想改革找旗帜。 

徐景安---朱学勤 

您是思想界的著名学者，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有些提法我甚至持反对意见”，我更想听听，促进我的思考。诚请赐教。 

朱学勤---徐景安

我的浅见大致有二：总的说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具体说来，“现实性”一节，很难苟同。这些话题说来很费时，难以详述。

徐景安---朱学勤 

中国思想界的有些分歧和争论，我感到很难理解，文化与制度问题就是之一。我很想请教。一、中国的制度有问题，恐怕没有人否认，要不怎么有30年的改革？问题是制度怎么改，往什么方向改，这不就是理念、思想、主义、文化的问题吗？邓小平有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才会起动改革。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哪来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制度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体现。当然，制度形成后会倒过来决定、影响观念。这又什么可争论的呢？我看到一些文章，一个劲地说，是制度决定了文化，这样的常识问题也用讨论吗？我看是受了西方制度学派的影响。

二、说空话没用，关键在于制度。中国的现状就是一大堆好口号，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我明白，这是强调制度重要的理由。然而，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呢？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光说不练呢？知道散步有利于健康，但就是不去做，为什么呢？这就是价值判断。因为应酬比散步更重要，所以散步的习惯养不成，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散步有利于健康，只是一句口号，而没有成为指导行动的价值理念。

三、今天中国要建立什么制度呢？自由主义主张民主，儒学主张仁治，老左派主张专政。怎么办？一是武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打出一个制度来；二是文斗，说服当政者改革，那就要理念的正确、神圣；又要理念的可行、现实。现在，您、我不是都在做后一件事吗？

四、大家都明白，理念的背后是利益。现在改不下去的阻力来自特权利益，这是历史上一切改革都面临的问题。那么，怎么制服特权呢？我想，您我都不主张革命吧？那就要靠体制内的力量。这就是我在《标准》一文“现实性”中谈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能够为中国领导层中的杰出开明人士所接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战胜维护特权利益的旧理念，树立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新理念，成为体制内先进力量制服旧势力的一面旗帜，然后才能向新制度转型。我想，这些道理不复杂吧。万望指教。

韩德强---徐景安

对附件所倡建设新文化，我总体赞同。只是，一个“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新文化必须解决三者之间，或两者之间的矛盾。否则，各取所需，还是冲突不断。历史上各大宗教、各大思想流派、各学说主张，恐怕原则上都赞成这三爱，但是，侧重点各不相同，人物藏否各不相同，历史取舍各不相同，反而形成诸神之争，冲突大规模升级。所以，动机虽好，赞同者也会日众，但是“一中各表”，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数痴迷，难以沟通。徐先生能发宏愿，创办善网，身体力行，确属不易。然而，历史上凡能感动众生者，不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楷模，而且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否则，众生眼中，无非是一冬烘先生。

徐景安---韩德强

您对我所倡议的新文化表示总体赞同，十分感谢。这使我们有了基本共识，就可继续讨论了。一、您说：“历史上各大宗教、各大思想流派、各学说主张，恐怕原则上都赞成这三爱”，这个判断值得商榷。就从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这三大思潮来说吧。自由主义主张“爱自己”，并不主张“爱他人”，更不主张“爱大家”。 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理性地追求自我，就是利他、利社会。儒学主张“爱他人”，但不主张“爱自己”，就是您说的倡导“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儒学也主张“爱众生”，但没有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思，所以不是我说的“爱大家”。传统社会主义主张爱祖国，但不允许“爱自己”；主張爱集体，不倡导爱一个个的他人；要求“毫不利己”、“大公无私”。所以，我认为这三大思潮都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需要整合、互补。

二、各流派总体赞同“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成为主流价值观，但每个流派可以各有侧重。这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承认对方、尊重对方，而不是攻击对方、敌视对方。所谓“不同”，就是各有偏爱。这不会造成大规模冲突，恰恰是和谐的实现。现在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是各派互相敌对，不仅是争而不同，还是骂而不同。对主张“爱自己”的自由主义，认为是颠覆；对主张“爱他人”的儒学，认为是愚民；对主张“爱大家”的社会主义，认为是专制。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愿对理念与事实作区分，用实践中被势力集团利用而发生的蜕变、异化作为反对的论据，从而否定理念的合理成分。而我企图把各流派的合理成分提炼出来，以求共识。

三、据我所知，您原来是反自由主义的。现在，您对“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新文化，“表示总体赞同”，就是意味着并不反对主张“爱自己”的自由主义，只是保留您的偏爱与侧重。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我所期望的进步。

四、您对我有所赞扬之后，即写道“历史上凡能感动众生者，不但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楷模，而且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否则，众生眼中，无非是一冬烘先生。”我大惑不解，意思是要求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楷模”，那已是非常高的要求了，实在不必“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已大大超过“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要求了。先生如此强调，不知出于何意？至于您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数痴迷，难以沟通”，更难理解。您把众生都视为“痴迷”，惟我独醒，恐怕这种理念，无论如何不是新文化，而是属于旧文化了。万望继续指教。

吴敏---徐景安

尊著“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基本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只是担心这会被当政者指责为“意识形态多元化”而遭到否定。因此，从可操作性方面考虑，是否还需要讲一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 

徐景安---吴敏

这不用担心。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讲过，共产主义是人性的自觉复归，人的普遍共同本性就是追求幸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本质上就是实现人的幸福。凡是有利于人的幸福的学说、流派、观点，马克思主义都不应该排斥，而应该吸收。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来源于非马克思主义。将一元与多元对立，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靠权力排斥多元来维持，而是海纳百川、吸取精华而成为真正让人折服的真理。

樊桂---徐景安

我总体反对——文化应是多元的，文化的生命力由其自身魅力而定。统一的标准将使文化趋于封闭，将使文化无法更开放地接纳新元素，无法自我创新，也会使文化交流产生严重障碍，也会使现有文化萎缩。这是一条文化死路。

徐景安---樊桂

按照这位先生的逻辑，人类社会的一切规范都是不必要的，比如技术需要什么标准，那不是束缚创新？行为需要什么约束，那不是限制自由？交通需要什么规则，那不是带来行动的不便？我之所以提出文化的标准问题，是希望各个流派能够取长补短，更好地发展；同时寻求共识，形成主流价值观。多元的发展、完善，有利于共识的形成；共识的建立不妨碍创建新的流派、产生新的认知。

这位先生的核心意见，是不承认人类社会需要共识，需要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文化专制主义变为文化相对主义。你可以认为这些标准不对，但不能说不需要标准。再说即使有了共同认同的标准，你仍然可以标新立异。人类社会不就是从一个共同认同的标准，走向另一个共同认同的标准吗？

现代社会的文化是多元，还是一元？表面是多元，实际是一元，即有钱就快乐、有钱就幸福。国家把目标定位在经济上，社会把成功定位在消费上，民众把追求定位在金钱上。这就是物本位的一元文化。中国要创造新文化，人类要创建新文明，就是要使社会的价值尺度，从一元变为多元，真正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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