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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各种研究文章不断传来，本网选择几篇以做对历史的回顾。这里是有关文革、上海工人造反派和上山下乡研究的三篇文章，凑成一组发表出来，供大家回顾参考。] 文革、上山下乡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实际地位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6年5月31日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少杰 上网时间：2006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被区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的“十七年”、1966年6月至1976年底的“十年”和1977年至今的“二十八年”。从“文革”研究的角度去看，就是“文革前”、“文革十年”和“文革后”三个时期。由于与这三个阶段的利害关系不同，人们对这三个阶段的看法和态度大致上可分为下面三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基于“十七年”分别看待“十年”和“二十八年”；第二种角度是基于“十年”分别看待“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第三种角度是基于“二十八年”分别看待“十七年”和“十年”。本文不打算对从这三种角度出发的看法做是非判断和价值解说，而是试图通过这三种看法之间的相互比较，来分析“文革”对中国的现代性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1]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第二篇：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 李逊 上网时间：2006年5月31日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1949年以後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到了文革时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今天工人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所谓工人阶级，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被称作“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阶级，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农民。直至今天，户口在农村者，哪怕在城市工厂工作了十年，也还是被排斥在工人队伍之外，被称作“农民工”。而“工人阶级”的外延在1949年以後的中国始终游移不定。有时似乎是全体工薪阶层，包括现在被称为“白领”的阶层，有时白领阶层又被分了出去。不过，不管如何划分，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1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 4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1)。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在上层，从1967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额最多的(2)；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还是最多的。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3)。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据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不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从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稿好关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5)。 不过，这一切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尽管在基层，参政的工人干部确实拥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权力，但在权力机构的上层，工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文革的话语权一如文革前，只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言九鼎，一句话决定整个中国命运，没有任何个人和阶层有这样的强势。其实，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也并不握有全部的话语权，他们所握有的只是阐释毛泽东的主意或思想的话语权。毛将执行政策的话语权交给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干部阶层，在文革前，诠注和执行权都集中在干部阶层手中，但后来毛越来越不满于干部阶层对自己的阐释，将阐释权转交张春桥等人，由此发动了文革。 制定政策方向的权力，始终只在毛泽东自己手中。这是毛的三权分立：自己制定政策方向，文革派阐释政策，干部执行政策。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1973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而在上海10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6)。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特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 “坚决拥护”。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文革8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文革十年，看不到由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为工人说话或谋利的提议或政策。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普通工人。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帮派意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意识。虽然这一切的背后，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对民主权利的诉求。 2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1970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6)。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1973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7)。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7)。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9)。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 (10)；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3 自从1949年以来，宪法保护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全部兑现。只有在文革发动群众时期，即1966年至1968年，话语权才有所保留地释放。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12月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便有着自己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刚开始时发行时只有3万份，以后发行量不断增加，最多时64万份，增刊最多时为105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量。《工人造反报》上的许多文章，是当时上海基层必须学习的政治读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外省市造反派将《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作为中央报刊的补充读物，以“学习上海经验”，揣摩中央文革“最新精神”(11)。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不到两年，1969年后，有限度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被完全收回，全国各地的小报、传单相继停刊，舆论重又归于一律。唯独上海《工人造反报》继续出版发行，外地对此意见很大，张春桥于是多次指示停刊。王洪文一拖再拖，希望能保留这个舆论窗口。直到1971年4月，才不得不停刊。 《工人造反报》停刊后，总工会先后办过几份“内部刊物”：《简报增刊》、《批林批孔动态》、《内参》，等等。但毕竟都只是“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极小，只送王洪文等人，毫无社会影响。1975年王洪文回上海时，要求总工会办刊物。叶昌明即布置准备办两个刊物：《工人理论》与《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由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与市总工会宣教组合办，以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的名义出版(12)。 但是，总工会办自己刊物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先于《工人理论》出版的《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一期被徐景贤看到，徐立即交张春桥的秘书转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张阅后立即批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随便出刊物。”王洪文只得逼着总工会的叶昌明等人作检讨，并停了刊物(13)。 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响力，但根本不被允许。工人作为一种象征被抬得高高，但却进不了主流话语圈，尽管报纸上一再宣扬工人阶级的崇高地位。文革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舆论都由张春桥、姚文元等掌管，上海的舆论则由徐景贤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连诠注权都没有，有的只是重复那些诠注，或阐释那些阐释。王洪文虽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书记，但根本无法影响中央的报刊，连上海的报刊都影响不了，显示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下的某种真实。 4 文革中利益分配是倾斜于整个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虽然在经济领域没有出台明显面向他们的优惠政策，但工人阶级得到的政治资源却是最多的，这大大提升了工人的实际地位，加上工人职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工人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和良好福利，使工人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职业。虽然知识含量高的其他职业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不比工人差多少，而且文革前更受社会实际尊重，但对知识的贬低和对干部的冲击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职业不成首选。许多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军队复员转业人员，青睐的是国营工厂，而不是如今热门的工商、税务、银行等职务。 工人所得到的政治资源很多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例如学生的毕业分配，或是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上调回城，或是被推荐参军上大学，工人子女比其他阶层子女有着更大的优势，出身就是他们的政治资源。当然，同样有着优势的还有“贫下中农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但“贫下中农子女”因受户口限制，在招工上调等方面敌不过工人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中相当大一部分父母成了走资派，在一个时期失去特权。此外，在福利分房、工资奖金分配、干部提拔等方面，工人阶级得到的实惠都是最多的。 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和审美取向。文革中对人的尊称是“师傅”，这个原来在工厂内对有一定资历工人的尊称，随着工宣队进驻各领域而流行，一度代替了“同志”；报纸为显示革命性争相使用工人的日常语言；工作服成为继军装后的流行服饰。此外，在老百姓中，和工人结婚是婚嫁的首选。 结论 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地位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高的，与今天他们一落千丈的地位对比更显出强烈落差。但是这种优势十分脆弱。因为优势的根源不是这些工人本身的素质，只是计划经济下的被动给予。工人的劳动价格与实际价值不对称，不是通过市场流通自然形成，而是被人为拔高。而且，文革中的社会机制与文革前在本质上没有丝毫不同，根本没有提供一个让各个利益集团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民主协商机制，工人造反派除了为自己在这个机制中争取更多席位，没有想到也不可能被允许对这个机制进行改革。于是一旦整个社会运作由阶级斗争逐步让位于经济规律，工人没有可以依托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操作平台。如今，官办工会在咄咄逼人的资本面前显得那样软弱，在更强势的外资企业，甚至连官办工会都无法组建。 “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副相成的。1949年以后人为宣传“工人阶级”，执政产党取得执政合法性以维持“专政”的需要，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打击反对势力或“人造”反对势力）的需要。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各个社会成员和阶层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领导阶级”而高于其他阶层，更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被打击对象。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但他们也具有很强的阶级认同感。在党和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革中的社会冲突主要只能表现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工人造反派的参政因此并没有为工人带来太多的实际利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权益的争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规章制度”、“管卡压”、“走资派”等的不断批判，使干部对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松动许多。这种松动，有规章制度松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干部权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自由度以及与管理他们干部的关系是1949年后最高最松弛的，这种松弛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再没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时期是最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觉，也是工人整体阶级意识最强的时期。但是，由于许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们一旦掌权，关心的只是自己帮派的利益而不是整体工人的实际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对他们缺乏认同感，换句话说，广大工人并不将他们作为代言人，他们也从未真正为工人代言，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党的关系文革后被批判为“派性”，“工会凌驾于党之上”。其实，工人造反派的这种派性实际是对自己利益集团的参政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具有民主成分。作为一个政权结构，本来就应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商和互动。但当时执政党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所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出头为自己争取利益。文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尚未分化，在别的阶级或阶层都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工人造反派面对的不是其他利益团体，而是整个政权；加上没有制度层面的相关机制，于是显得非常孤单和突兀，也引起普遍反感。 工会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工会地位虽然高，但仍然是虚假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工会比任何时候都独立而有自主意识，但工会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自由结社”，工会仍然依附于党。只不过文革前的工会是依附于整个党，文革中则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势力大一些，工会的力量就强一些。工人不能通过自由结社选择当政者。而且工会的这种相对独立现象只在上海等少数地区才有，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地位也就不是上海工人的地位，更不是全国工人的地位。文革的经济体制毕竟仍与文革前一脉相承，党和政府仍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不满就是对党对政府的不满，工会的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掌握着工会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真心将整个工人阶级视作精英阶级、将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以及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够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担当不了毛的重望，“直升飞机”式的被提拔，使得他们缺少从政经验。他们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过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经验上比不过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气、流氓气和帮派气，甚至使得文革派张春桥等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注释 (1)《上海市组织史》1991年征求意见稿（打字本），上海组织史编纂组编 (13) 王秀珍1977年 ------------------------------------------------------------------------------------------------- 第三篇文章： 上山下乡运动再研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 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把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活动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自从1962年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来负责这个工作。但是我认为文革前的运动与文革后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征，而且规模不能比。从1955到1966年下乡知青不到150万人。从1967到1980年大约有1660万人。因此研究这个题目要一分为二。至于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究竟有什么关系，这要看“文革“的定义。我认为严格来讲，文革是1969年4月份九大时毛泽东重新恢复政治体制而结束了。从这个狭义来看问题，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开端就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青年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不存在了，就没什么”革命“可讲了。但是，另一方面，1968年后的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通过文革而成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运动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1978年前没有人敢公开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而且在70年代，这个运动也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所以我认为这个运动在文革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觉得历史学家对官方的“文革十年（1966-1976）”这个概念应该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要分清楚广义“文革“的两个阶段（群众积极参加的阶段和纯粹内部斗争的阶段），另一方面还要记得最深刻的历史转变不是在1976年发生而是在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的最繁荣时期是从1968到1977年，而且最多知青在乡下的一年就是1977年（见图一）。 应该重新评价的历史大实验
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上是个史无前例的改造一代人的大社会实验，也是个表面上凭“自愿”申请的大规模集体流放。现在城市里五十到快六十岁的人（一般来说是在他们的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有一半左右是当过知青，受过这个运动很深刻的影响，所以可以模仿毛1968年著名的指示而说：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它接受中外专家的再评价，很有必要，也很有可能。虽然我们还缺少很多资料来做研究（有关政治决策的内部档案，对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具体与真实的报告等），但是比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专家对这个题目所做的第一波的研究，现在有很多新资料可作参考：有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大事典与统计数字（包括中央知青办的部分档案和当时知青办干部1996年出版的有关资料），还有自8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省志及市志等。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完成了很认真的历史研究（刘小萌等），另一方面自从70年代末，一种集体记忆已经在民间开始形成，先是在文学作品和回忆录里，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对知青一代的比较有反思性的文本。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引起争议而且有待大家再反思的问题，比方说怎么评价运动的动机和功过，以什么面目让这个运动留在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怎么评价知青这一代等。 引起争议的三个问题 1，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下放知青与进入劳动市场青年 第二，如前面已经说了，大转变的一年不是1976年（所谓“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1978年。那一年有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辩论和年底开始的“胜利大逃亡”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治制度没有基本的变化，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演变。领导人已放弃了制造“新人”和迈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阶层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来发挥其经济活力。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还是很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不顾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识青年的积极抵抗可以强迫政府让步。这次社会抵抗的胜利反映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所以可以说1970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是最近开始发展的维权运动的先驱。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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