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乌有之乡电子月刊第11期的一组文章，对于这些学者的分析判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特别是有的学者很少深入实际，仅在书斋里研究问题，往往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们探讨的问题，毕竟代表了社会上一群人的意见，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中国最大的危险来了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高梁 2006年12月5日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我各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他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场、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将失去前提。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不能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开放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不能让民族工业伤筋动骨，不能危及国家安全。事实证明把引进外资作为“产权改革”主要途径的做法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 一、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骨干企业，形势严峻。 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装备工业的主体是机械加工业，门类多，产品相关性强，行业分工细，相互替代性弱。 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是多年国家投资和行业努力的结晶，代表了我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我国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放到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很快，但大量依靠进口装备。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的10%。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国企困难确实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受到“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超前市场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振兴装备工业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当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正瞄准我们体制机制的弱点和竞争实力的差距，觊觎我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八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在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卡特彼勒在收购山工后，又把目光转向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厦工集团资产总额近40亿，去年销售总额42亿，主导产品轮式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刚刚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建设和技术改造，多年形成了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股份获得成功，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原大连电机厂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肩负着引领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任；原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1998年，两个电机厂分别与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西北轴承曾经是全国轴承行业一流企业，是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的定点厂。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 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宁夏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从此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落入外方手中，同时拿去了中国铁路轴承25%的市场份额。后嫌利润太薄，德方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佳联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约翰迪尔遂取代了原佳联在农机市场的地位，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 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2/3控股地位，从此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以上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使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由于博世控制了销售渠道，新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国内独家，国外少有，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的控股地位。自此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惟一的利润点，面临存亡考验。这一合资案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在和跨国公司谈合资。杭州齿轮厂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汽车变速器、工程机械变速箱。在其大股东杭州市萧山区的主持下，今年年底前将与某外国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外方控股70%。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且不得自主开发与自己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收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常州变压器厂在国内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中，排名第八。该厂领导职工多年奋力拼搏，克服困难，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效益不断提高。但在“国企就是搞不好，必须产权改革”的大环境中，常变逃不脱改制命运。政府两次给他们选择日本东芝和TMT&D当“婆家”，但管理层和职工希望愿意选择国内企业。常州市已对常变挂牌出售，东芝正加紧行动，志在必得。 在仪器仪表领域，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住。目前，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上列八个案例中，佳联、西北轴承、大连两电机厂已经成为前车之鉴。上柴揭露了卡特比勒恶意并购企图、终止合资，是惟一例外。“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王声堂，中国齿轮专业协会秘书长）。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趋势和主要并购手段外商独资趋势增强。 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独资占70%（陆燕荪）。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我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种种迹象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按计划实施的。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我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整个就是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1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2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轴）。3霸王条款：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利用我方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行政压力，提出种独资（通常是中方企业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4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三、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问题当前在改革“攻坚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 杭州市政府干部说：“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他们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的政绩大于关心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我们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所有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我们却敞开大门，*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来并购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对大连电机合资案，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行业标兵企业被没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外商拿走，国家花了大力气的投资转眼就没了。“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病。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周鹤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西北轴承合资案，我们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合资使我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它想以杭齿的市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我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五、对过度开放问题，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我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我们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我国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我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①补充企业资金不足；②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③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④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是，“总结国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由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专家指出：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与我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韩国现代到北京合资，所用零部件均来自韩国本土企业或是韩国在华合资企业。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但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崽事小，一个国家如果不奋发图强，甘居落后，就是拿国家的主权和命运当儿戏。惧怕陷入“自主创新陷阱”，??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我国装备工业？ 五、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 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我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我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我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我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我国各产业就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支持和管理职责。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象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七、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解决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第一，要端正对开放政策的认识，纠正在开放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第二，建议国家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第三，提高与外商合作谈判的水平，切实维护我方权益。 刘高倬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从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重点阐明了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扇支线客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出了“中国制造”不等于“中国创造”，市场换不来高新技术，先行者必然遏制后来者发展的精辟论断，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进一步理清思路，奋力闯关，在世界民机产业占一席之地指日可待。 徐工出售关系中国企业改革方向 中国企业报专访余永定 《中国企业报》特约记者 徐奎松 ■
引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 "徐工的出售并非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今后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问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开门见山亮出他的观点。 悬而未决的徐工收购案，从最初的网上大讨论，到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与徐工副总裁王岩松通过博客的直接对垒，驱使事态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影响到了中美两国的决策高层。７月１７日至１９日，连续３天，商务部召集所有与凯雷徐工并购案相关的单位（不含外资），分批征求意见。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７月２８日抵达北京，除了与中方领导人谈及中美贸易问题外，有可能为凯雷并购徐工一案做一些游说性的说辞。７月３１日下午，他在美驻华大使馆组织的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上，就将回答记者的提问。 作为代表中国学术界权威说法的，余永定还是第一人。他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一再声明"我本人对企业问题没有研究本不应该对企业并购问题发表意见。既然贵报坚持，我只好作为一个外行谈一些粗浅看法。" 余永定说，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引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或等于国内投资，外资的引入意味国内投资被国外投资所取代，而国内的资金只好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换言之，我们把获得较高回报的机会让给了外国投资者。当年日本和韩国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都实行了引入外资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当时是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国内储蓄不足的具体表现是，当时这些经济体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这说明中国并不缺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引入外国资金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外资不是免费的午餐，引资越多越好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对于目前许多持有引入ＦＤＩ（外国投资者拥有所有权）是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管理和市场网络的必要条件观点的人，余永定也不赞成。他说，这种看法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严格说是不正确的。引入ＦＤＩ不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外国先进技术是可以买到的，买不到的技术一般也是无法通过引入ＦＤＩ得到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说引入外资是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 第一种情况：不引入外资（借款或引入ＦＤＩ）就无法解决外汇短缺问题，从而就无法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但是，这种情况依然属于如何利用外国资源（弥补本国资源不足）的问题。第二种情况：ＦＤＩ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与销售网络不可分割。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时期和领域才会出现。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就不是依靠引入ＦＤＩ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的。 相反，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是竭尽全力限制ＦＤＩ流入的。我们不应该排斥外资，但在中国当前资金过剩、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不应该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更不应该为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不断攀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许多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的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这些外汇仅仅被卖给央行，而央行只好用该笔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引资国并未能够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了一个圈子又流了出去。实际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引资国取得美国国库券利息收入，而外国投资者取得投资利润收入。 余永定提醒说，国家的龙头企业被外国资本兼并是应该引起政府高度关注的。外国资本在美国的兼并活动一再受阻难道不是很好的启示吗？我们应该很好地感谢美国国会，他们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使用现金或负债的方式直接购买相关技术、聘请国外职业经理人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日本的汽车公司雇用了法国经理，效果是不错的。中国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借债或用现金购买是一次性的。出让股权则要永远支付红利。出让股权意味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为我们现在的决定付出代价。在我国资金充裕、外汇储备接近１万亿美元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外国并购对中国的好处十分有限，同绿地投资相比，应该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作为学者，余永定对徐工为什么非要卖给凯雷持有怀疑态度。他说，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外资的并购。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徐工这样的企业一定要卖给外国投资者！难道只有凯雷能够给徐工带来新的技术、市场和先进的管理。凯雷接管之后，徐工的现有管理层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否主持出售徐工的诸君将会被解雇？如果不是，是否必须由外国所有者入主徐工，同一个徐工管理层的才能带领同一批徐工员工（据说他们都支持卖掉徐工）克服当前所面临的困难。据说收购之后，徐工将继续保持原有品牌等等。所有者都变了，保持原有品牌还有什么意义！ 余永定最后说，作为旁观者，我们没有权利指责徐工管理层。我想没有管理者会对出卖自己的企业无动于衷。我只是希望徐工管理层能够给我们这些理论上，也是徐工所有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个说法，给出它非卖不可的理由。如果问题只是由于缺钱，各级政府、财政部、国资委、商务部或其他政府机构应该提供帮助。徐工的出售并非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今后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问题。 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韩德强 2006年12月5日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9月2日发言，9月27日修订完毕。）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有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三、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溃问题 撇开这些人不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安全的中国人来说，谈一谈中国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么是安全？或者，什么是不安全？一个人不安全，或者是内忧，某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发展；或者是外患，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内忧外患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同样，经济不安全，应该也是经济体系的内忧外患。 粗粗一列，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呢？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 四、做心脏和大脑产业还是做四肢产业？ 与经济系统性崩溃的安全问题相比，其实就凯雷收购徐工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恰恰又是更长远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徐工问题又可以化为：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备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备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中国要控制头脑和心脏产业，那会不会与跨国公司发生竞争，会不会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会不会回到被外国从外部封关锁国的道路上？这个可能并不是没有，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前三十年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所积累的研发队伍和生产技术能力，中国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头脑产业和心脏产业，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与美国、欧洲或日本合作，已经有可能交替运用关税、配额、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和外汇等政策工具，在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渐形成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国至少拥有部分头脑和心脏产业，对世界开放相应的四肢产业，同时，中国也允许部分心脏和四肢产业掌握在他国手中。只有这样的对等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有根本保证。美国再开放，绝不会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会出售波音公司。中国再保守，也绝不会赁惜玩具产业、手表产业。 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生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五、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恐怕，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没有到场。看来，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小心被“锁定”了 卢周来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英文叫“LOCK ＩＮ”，有人将其翻译成“套牢”，也有人将其翻译成“锁定”，我自己认为翻译成“锁定”是罕有的贴切。 什么叫“锁定”？在经济学中，是指因为初始条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变迁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转道，最后被定格在低效率状态。这其中，有自我锁定的，也有被动锁定的。比如，人们常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又越生……”，就是一种自我锁定，一旦一个国家陷入了这样的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圈，要摆脱起来就很艰难。但“自我锁定”要想解套，毕竟还可以依靠自我努力。比如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尽管也受到某些势力的批评，尽管也需要不断完善，但国际间公认的看法是，这种努力打破了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但一旦某个国家被“被动锁定”了，要想解套却不容易，所以我这里想着重讲一讲“被动锁定”。 先且撇开国家不谈，从小事谈起。我一位熟人最近经历了一次非法集资后的痛苦。说起这段经历，他仍然唏嘘不已。他说他不是一个会轻易上当的人，但这次却主动上当了，因为对方并没有鼓动他将钱交出来。先是他的一位邻居在闲谈中说，最近因为购买了某家企业的所谓“内部债券”而发了一笔大财。盈利率在百分之二十，而且返回期仅半年。于是他也动心了，让这位邻居从中牵线，也购买一些。出于谨慎，他先是购买了五千元进行试探，半年后，他如期从对方那里拿回了七千五百元。于是，他再购买了两万元，又半年，他如期拿回了三万元。尝到甜头的他索性将准备用来买房子的二十万一股脑投入到了购买“内部债券”。但这次他却没有料到：半年后他被告知，他已经是“企业”的股东，投入的钱仅能收回红利，如果想收回本金，除非自己进行“内部转让”：自己再去找能总共出资二十万的下线。为了收回本金，我这位朋友只能按“企业”的旨意努力寻找他的“下线”，后来，他发现情况有些不妙，找有关部门了解情况。这桩长期非法集资案露出水面，而我那位朋友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受到了处罚。 从经济学上讲，我这位朋友后来就是被“锁定”了。用非经济学术语描述“被动锁定”的过程就是，对方先故意给你卖一个小破绽，让你尝到小甜头，其实同时也是设置了一个陷阱，等着你往下跳。一旦你跳下去了，一步陷阱，步步陷阱，最后使你欲罢不能，只能任由对方摆布。 个人如果被“被动锁定”，损失的是单个人的利益。而某个国家某个产业一旦被“被动锁定”，损害的则是整个与此产业相关的百姓的利益。而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美国某家著名的跨国转基因作物研究与生产企业，为了在全球推广其转基因作物，刚开始的时候，它经常打着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或者建设生态农业的旗号，免费给这些国家的农民或者大农场提供转基因大豆种子，并且提供免费技术指导。这些转基因大豆果然以其出油率以及产量远高于普通大豆，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于是接受这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但农民却不知道，他们的土地连续几年种上了这种转基因大豆后，由于这种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早熟性与抗杂草性等特性而影响了土壤的性质，使耕地无法再回种原来的建立在有机种植基础之上的传统大豆。这时，跨国公司赞助的面目撕下了：因为农民现在只能在土地上种植由他们提供的转基因大豆，而这种大豆的种子事先被该公司使用所谓“终结者科技”（Terminator Technology）而无法繁衍下一代，因而，当初接受了该公司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只能依赖由公司提供的后继的种子服务及技术服务。这时，该公司便开始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及技术服务的价格提得很高，将可怜的农民剥削得几乎一无所有。正因此，当美国以解决饥荒为由卖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转基因产品时，2001年年底，24个非洲国家却向联合国发表之共同声明中指出，“强大的跨国公司，时常利用这些国家贫穷和饥荒的印象，向其推销既不安全又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基因科技，这不仅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粮，相反的，基因工程只会加速全球性饥荒，农民被迫透过必须向类似Monsanto的生技公司购买种子恶性循环的方式来依赖跨国企业生存。这会破坏当地农民一千多年来的农业系统，并损害其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 。”这就是一国产业被“被动锁定”的一个突出例子。 还在整个国家与地区都被“被动锁定”的，这些国家与地区因为受发达国家的蛊惑及小惠而一步步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最后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种严重问题。拉美国家的历史就是明证。拉美国家由于过分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自由市场化与私有化药方，使巴西、墨西哥等国经济都呈畸形发展，外债包袱严重，金融与经济危机反复发作。而一旦危机发作，只能更深的依赖于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每一次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本组织在提出援助时，都附加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很难以贸然答应的条件，但拉美这些国家却只能答应，结果，使国家又进一步走向深渊。最后，只剩下一个庞大的与美国以及国际资本穿同一条裤裆的上层，因为充当国际资本的代理而富裕，广大人民则苦不堪言。据法国学者杜蒙（Rene Dumont）与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统计资料，八十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美国著名的发展社会学家柏格尔发表评论说：“巴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国度，……巴西8500万穷人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所陷进惨境的人类代价，真可谓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民因贫穷而过早死亡。”这就是整个国家被“被动锁定”后所付出的代价！ 由“被动锁定”，我就想到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即中国继续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哪里。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后，一方面，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力量还不够大，他们想推动改革也力不从心，况且政府与民众对“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心存戒备”；另一方面存量改革中利益受损者，即普通民众有相对剥夺感，又因为“短视”，“看不得市场经济总会给他们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也不愿意改革。而此时的政府，一方面囿于意识形态不敢彻底市场化与私有化，另一方本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在不断下降，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们将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到了国外，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内部改革。尤其是加入ＷＴＯ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是推动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最大动力，所以，他们将加入ＷＴＯ与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事件并列，预测中国即将掀起第三次改革浪潮。而我却十分怀疑，外部力量即便是热心于推动中国的改革，甚至使中国某部分阶层从某些由外部力量推动的改革中得到些实惠，但也可能是使中国走上“被动锁定”的不归路的前奏。 因此，在经济世界中，的确有必要对来自于外部的各种“好处”存疑：对方是不是在设套，将我“锁定”在由他控制的状态。作为个人，不要贪小便宜；而作为国家，不要对国际关系抱幻想。这样的“存疑”也符合经济学精神。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其实就是说人是自私的。尤其是商人与资本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祖宗亚当?斯密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商人们从来不会为着娱乐的目的坐到一起；而只要是坐到了一起，一定是讨论如何合伙赚别人的钱；弗里德曼则说，我之所以得诺奖，其实就在于我证明了一条公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话既适应于人与人之间，更适合于目前还基本盛行丛林法则的国与国之间了。所以，我们无法期待人家资本主义的西方，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无私在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并走向富强。 改革正在被特殊利益集团锁定在歧途 袁 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多地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消除各种危害公共利益的不利因素，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GDP完美保持27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几乎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 特殊利益集团阴影 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或能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更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7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社会现实状态的麻木。 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界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7年的磨合，已经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不仅不相互排斥，还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也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可能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旧的政治体制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容易指向各级政府及部分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改革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及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逐渐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凭借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部分领域的改革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 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19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架构“新”的体制。例如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机构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这些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只不过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延续下来。 利益再分配模式锁定 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异议或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 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地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中国很多改革决策渐渐变成了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被代表少数利益集团人的私人化的态势。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官、学、商结合神话 中国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实际通行的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府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7年改革中，政府行政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的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政府行政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行政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 1990年代以来，政府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行政权力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进行坏帐剥离，实际就是全民买单，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然而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尤其当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更是在不断加速。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种积累就不会停止。 单一的投资拉动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以来的全年投资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03年甚至接近50％。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皇帝的新装”式秘密。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低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1990年代中期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 畸形的经济结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核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 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 开始“新长征”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府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府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多年改革未曾稍变。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正逐步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也在丧失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 当此之时，中共六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实是力挽狂澜之举，但结局如何还须假以时日。 利益集团图谋操纵经济决策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赵晓
当今各国研究腐败现象，大体而言把腐败分为两大类：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 corruption)和收买型腐败(venal corruption)。体制型腐败的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寻租，并利用寻租巩固、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换言之，财富创造者的权利时刻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靠、依附于政治权势集团。收买型腐败含义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 在当今中国，体制性的腐败往往与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密切相关，例如电信、教育、医疗、房地产，而收买型腐败已经从单个个体出发，发展到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2003年房地产集团成功顶住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一个极典型的案例：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第一次由一个利益群体通过游说影响并且改变了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价的扶摇直上，也制造出许多房地产大亨。非常近的案例还有，在外资企业的长袖善舞下，“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在去年3月的“两会”上付诸表决，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挫。 权力越位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权力与资本形成的联盟，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报，其实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结合在一起，导致权力资本与普通百姓甚至与一般民营资本的收入差距扩大。 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至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至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至80%。如此高的预期受益和与之不对称的成本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集团越走越近，而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利益根源。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03到2004年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各地通过自查，发现超范围划拨供地2695件，涉及金额6.3亿元；违规低价出让土地2065件，涉及金额4.3亿元；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3108件，涉及金额21.6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4355件，涉及金额225.9亿元；应招标拍卖挂牌而协议出让的2254件，涉及金额42亿元。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3成，企业占4-5成，村级组织占近3成，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作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说穿了，房地产暴利是形式合法外衣之下的实质上的不当得利。 在这些违规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无法通过统计信息得知的官员权力腐败导致的灰色收入以及房地产商的暴利。如2005年福州市公布的房价清单显示：福州市市区商品房平均开发成本约为每平方米2160元，社会平均利润约为每平方米1400元，地价、建安成本、配套设施费用分别只占房价的20%、25%和14%左右，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利润则占到房价的41%左右。这份公开披露的福州市部分地块商品房价格成本对照表进一步显示，在所列的23个楼盘成本目录中，商品房开发成本从每平方米1636-3094元不等；销售均价从每平方米2500-5500元不等。经测算，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低的约为20%，最高的超过90%。其中利润率超过50%的楼盘有10个，呈现出楼盘越高档，利润率越高的基本特点。 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造就了行业性的暴富，造就出部分接近权力的人群的暴富，同时官员们由于种种灰色收入的存在，实际享受到的福利水平也要远远高于显性的货币收入，从而拉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生活水准差距。而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不免成为权力以及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牺牲品。如此一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是在所难免，并且不可能因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而得以消除。 (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 中国社会正在定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现实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重要的转折。” 新的社会正在出现并逐步定型 对社会进行准确的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政策取向，还是思想的基调，都往往要以此为基础。 强调关注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是想用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与19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这个新的社会不仅在重塑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新的框架，而且在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但目前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正在到来的新的社会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在面对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1980年代形成的那些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20多年来，我们定位我们社会的，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即以“改革”为坐标，将之前的称为“改革前”，将之后的称为“改革以来”。这个定位当然是重要的。因为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这样的定位方式导致了人们对“改革以来”一些重要的转折的不敏感。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些变化使得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与1980年代非常不同的社会。 我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趋势和提出的新的问题，有许多并不是暂时的、边缘性的，其中的许多因素会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长远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其中的一些趋势已经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些过渡中的现象。 新的社会运行逻辑隐约可见 许多变化是散射性地但又非常明显地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发生在普通老百姓的身边，只是由于人们（特别是有些学者）仍然使用的是一些缺乏敏感性的概念，因而经常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或者将其看作是某些过程的“副产品”。 在1990年代中后期，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7％以上。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受到的应该是明显的繁荣。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感到的却并非如此。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经济生活中一种新的逻辑的形成。 如果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1990年代和19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19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但到了19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这一点，在2000年这一年表现得尤为有象征性。2000年，是中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但在这一年里，贫富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正在出现，这种逻辑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上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 耐用消费品时代和全球化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演变趋势，与两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内，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在外，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更深地加入全球化的过程。 在19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生活必需品阶段。在那个时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购买完粮食、布料、火柴等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 但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正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在近些年来，这一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几乎完全被思想理论界所忽视。其实，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发生在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就和这个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对一个社会提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一直被内需不足的问题所困扰。需求已经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此，学术界已经有许多讨论。但在这些讨论中，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这就是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需要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就无法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几乎是必然的。 随着卷入全球化进程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加入世贸，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全球化的过程意味着一些新的游戏规则的采用，而新的游戏规则，则会为一些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在这些新的空间和机会结构中成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及职业群体也必然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中，迫使原有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分化和重组。 现在的趋势是资源重新积聚 1980年代资源扩散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困难群众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群体。可以说，在19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19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则对社会结构产生另外方向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19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困难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困境。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近些年来，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 中等收入者缓慢发育 许多人将中间群体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但实际上，除了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可以看到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缓慢发展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则很难看到这个群体的踪影。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群体的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向。在这个分化的社会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在微观的层面上，这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宏观层面上，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而在另一端的，则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困难群体。近些年来我国的困难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困难群体主要在农村，而现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第三，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困难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困难群体的数量有所上升。 社会整合的难度逐渐加大 首先，是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很多再就业的机会。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但在这些制度的背后，我们却可以发现，由于当时是处于生活必需品时代，城市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 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里人生活需要的大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际市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二元结构，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 其实，断裂的含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要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 主动实行结构调整 概括地说，在整个90年代，由于新的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出现，我们在面对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首先要客观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估这种挑战的程度。缺乏对这些新的趋势和问题的敏感，会使我们犯历史性的错误。但如果过分夸张社会危机的程度，也会因过分的谨慎而贻误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危言耸听者常预言中国的危机，甚至有所谓“中国崩溃论”，其实是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这个方面就是中国社会的弹性。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三七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个人化的追逐利益的方式，使得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很少直接向整个社会挑战。而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使用这些资源来缓解社会矛盾。而且，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 更为现实的是，要防止某些看起来是过渡现象的因素定型化。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而在整个19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 在这种情况下，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力量，防止这些过渡现象的定型化，使朝向好的方向的变革能够得以进行。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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