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应草根论坛主编向东先生的请求，我们把他们这一期民主论坛的全文放到网上，让读者多一份选择，多一个思考。在这之前，我们发出仲大军先生的一篇短文，算是对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评论。] 第二篇文章：王力雄：《中国的第三条道路：递进民主》 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问题与命运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4月10日 王力雄先生应当说是中国最典型的边缘知识分子和民间知识分子了，体制内的人对他不熟悉，体制外的对他可能也不熟悉，但他这些年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着自己的探求，并且有着不少文章，但这些边缘学者的思想很少在中国社会产生反响，一是与当局的封锁有关，二也与他们思想的隔世或脱世有关。 这种状况使我们想起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段时光，想起荀子对诸子百家的批评。看看荀子的书，其中有一章叫”非十二子“篇，在这一篇里，荀子对当时中国的诸子百家批了一个遍，只有孔子和老子没有挨到他的皮鞭。在他看来，象子思、孟柯、墨翟、慎到、宋鈃、田跰、惠施、邓析这样的大思想家都是闻见杂博、欺惑愚众之徒，至于象它嚣、魏牟、陈仲、史鱿等更是“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的狂徒和孤僻之人。 通过荀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清中国的一种现象，即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由主流思想统治着的，非主流思想总是被主流思想抑制和放逐。即使在某一角度看，非主流思想说得很对，非常有价值，但一旦被隔离 于世，便与社会的演进毫无关系，或说对社会没有一点影响。 现在看中国今天的非主流思想者，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也是毫无影响的，他们的声音如同隔靴搔痒，空穴来风。这就是人们对王力雄先生文章的感觉。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只有得到了位和势，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无位无势的思想呐喊只能苍白无力，悄无声响。对于这一点韩非子看得非常清楚。在他的《难势》这篇文章中，他精辟地指出：“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韩非子的“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御贤者”，可谓精辟之极。看看当今中国在台上掌权做行政领导的人，有多少是有贤智的人？有多少是不肖者？然而，只要占据了职位和官位，就可以发挥作用，影响社会。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拼命向权力部门钻营的道理。 而那些有贤智的人，一味清高，超然避世，其下场就只有孤家寡人、曲高和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做法起源于孔子。孔子在《论语》里说了这样一句话：“贤者避世，次者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或许是在孔子那个时代，社会简直是烂透了，统治阶层根本不可理喻，要想不同流合污，腐败堕落，就只有避开这个世界。因此，孔子说出“贤者避世”的话。 但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坏到孔子那个时代的地步，因此，中国的学者还是要积极入世的。只有入世，占据了势与位，掌握了权力，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特别是只有入了世，在体制内转上一圈后，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才能不说门外话。本网最近发表的罗小朋先生的文章，就是这一类拥有真才实学的文章（见《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只有象罗先生这样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国内到国外，各方面都见识和了解了之后，才能做出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见解。 当前中国的民间学者，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对体制内情况的了解，很多想法和建议不切实地，要么虚无缥缈，要么无法操作。因此，中国的贤智之士，不能故作高雅，要扎扎实实地与社会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积极参与社会，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今天还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年轻学者既没做过工，也没务过农，既没当过兵，也没经过商,更没有从过政，体制内官场内的事完全不了解, 就凭着从家门到校门再到单位的门这么一点经历，然后就是从书本到书本， 从臆想到臆想, 在社会上大肆贩卖。这样做既误人也误己。这样的人不是充当一个合格的御用文人，就是走向另一极端，或危言耸听于世，或超然 孤僻独立于世。尽管这些人有许多才智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往往被历史所遗忘，他们的著作往往被社会所湮灭。 象中国战国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法家学者慎到，据说其著作有四十二篇，但今天已大部遗失,仅散见于其他著作中保存了六篇。想起来也真是太可惜了。由此，可以想到，中国历史上被淹没的优秀著作有多少？在一个封建文化思想专制的帝制社会里，有多少宝贵的精神文化被打入冷宫或一焚 了之？ 总之， 中国历史是一个随大流的历史，中国文化也是个随大流的文化。《易经》里有一卦叫“随”，如果一个人完全不随从社会和潮流，那么即使你再高洁，睿智，也只能在社会的边缘生存。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纷繁复杂 现象，这里就不一一而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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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2008年4月9日 richardx@telus.net 目录 第65期草根民主论坛编者的话 1. 王力雄在《黄祸》里的一段话 第65期草根民主论坛编者的话
这期民主论坛是王力雄的专栏。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创业厂长，三十年代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曾到苏联留学学习汽车制造，并为中国自主生产汽车贡献了自已全部心血的技术干部，王力雄的父亲王少林，在文革中用自杀结束了自己为共产党，为共和国贡献了一切的生命。当时王力雄年仅十五岁，正是这个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失父之痛，激发王力雄成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思想家。与很多在文革中受到伤害后在八十年代的反思文革中背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不同，王力雄对自已父亲曾经追求过的理想不离不弃，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高瞻远瞩的智慧，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寻找可行之路。写到这里，我的心灵己被一种如此真诚的精神深深震撼，这就是王力雄与他父亲两代人为追求理想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崇高精神。 共和国五十九年的历史己告诉每一个中国人，要维系一个稳定的社会，维系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不能靠政治强人，只能靠这个社会大多数人都认同的制度。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稳定制度，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制度的社会是脆弱的，经受不起风浪的打出，人们对将来也不会有坚定的信心，持续发展将是一句空话。而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产生权力的公正程序和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管的公开手段。这在现代政治学上叫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工业化的中国的必然选择。没有人民授权的国家领导人没有权威，只能政令不出中南海，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会潜规则盛行，宪法、法律形同虚设。只会使人民有冤无处诉。这样的社会将会滋生出越来越多的贪官污吏和暴民，最后使社会失控。而多党代议制民主在外国的实践中已显露出很多缺陷，尤其是在缺乏包容与相互尊重的文化传统和独立个性传统的社会里，推行多党代议制民主会引发出灾难性后果。正所谓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为维系中国的统一，为连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以无数先烈的生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继往开来，为了中国能够稳定与持续发展，递进民主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递进民主制应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实行，从党小组组长，支部书记的选举开始，向上推进到总支部书记，厂党委书记，公司、区、地、市、省，直到中央。它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端正党风，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有力工具。递进民主制是专门为社会主义设计的民主制度，它比多党代议制效率更高，内耗更少，更容易操作，也更稳定。递进民主制将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新生。只有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共产党才能清除腐败，防止僵化，不会一时极左一时极右。共产党只有通过民主这一关，才能浴火重生，才能再创辉煌，才能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崛起，才能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真正的改革创新，从实践递进民主制开始。 王力雄在《黄祸》里说了一段话：“你们认为逐级递选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正相反，企业和农庄的老板由选举产生，那种社会只能是共产的。在当今世界纷纷退回资本主义的潮流中，逐级递选制是挽救共产主义的出路。指出弊病不是为了推翻社会，而是为了让社会前进。” 这种说话的方式自然有借用多重身份的油滑，但表达的思想却是真实的。当全世界都以取笑共产主义为时髦的时候，石戈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经过那么多天才头脑思考、吸引了人类上千年的伟大理想，百年间席卷全球，激荡起人类最崇高的情感，亿万英烈前仆后继为消灭剥削、压迫、不公正、自私与贪婪所进行的悲壮斗争，全然是一个大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大闹剧，大徒劳！在感情上，他属于那些在精神与道德世界中不断憧憬和追求的人，而永远不会亲近那些为理想破灭而得意的庸俗政客、商人、实用主义者和循规蹈矩的小市民以及他们所信奉的私有制、物欲、贪婪和竞争。即便是为了让那些为信仰献身的死者们不白死，为主义奋斗终生的先辈们不白活，也该在共产主义的前面而不是后面找到出路。 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 王力雄 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由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被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领袖为此进行镇压。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针对政治改革而言，如果说官僚集团的反对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则只有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在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上坠落。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没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针对体制的。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领袖；第二，超越性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我尚心怀侥幸：文革中成长的这代中共高层，是不是还会存在异数？这代人的经历如此不寻常，曾被意识形态的颠覆觉醒，在动乱的熔炉中锤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接纳西方思想。经历过那种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居于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自己的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毛泽东如何破解难题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则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是“以少制多”的关系。再强的领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虽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毛摧垮官僚集团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指挥和保护──告诉民众如何行动，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让民众自己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今天，领袖与民众联手的方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毛在1966年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成本之高难以估量。今天只要利用电视，领袖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 毛的悲剧 毛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达的让民众直接掌权的愿望，始终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方法。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不能长久。而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领袖最终仍然得通过官僚集团的手脚才能掌握政权。文革结果只是让原来的官僚结构“吐故纳新”，换了新人。然而新人也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特权者。毛能做的只有宣称文革将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他期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民众“斗私批修”，按照他的教导以多制少地看管官僚集团，从而改变领袖以少制多的劣势。然而“六亿神州”没有变成“舜尧”，无法“万寿无疆”的他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的旧人就卷土重来，随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比原来走得更远。 要避免毛的悲剧，必须在“破旧”之前解决“立新”。毛的头脑中有他的“立新”，但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逻辑决定了他的“新”立不起来。姑且不说他以“塑造新人”为基础的“立”是否可行，“破字当头”的顺序也摆脱不了一直困扰他的悖论。因为先破后立，相当于推倒旧房再造新房，在官僚集团被打倒的情况下，新房的设计、准备材料、施工建设等是无法进行的。人们只能露宿于废墟，组织和秩序的真空导致失控，甚至落到毛形容文革的“天下大乱”。面对无政府的危机，即使能力挽狂澜，当务之急也是重新恢复组织和秩序，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又会应运而生，顶多是换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过程中，掌握具体“施工”权的官僚集团一定会按照自己意志，将新房建成他们的乐园。社会无论换了多新颖的名号，也是新瓶旧酒。文革对此已充分证明。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其实也是在因应超越官僚集团和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困局。这时政治强人倒显出重要。如果不是毛那样强势的人物，就不可能收拾文革的乱局。没有“立新”的“破旧”有高度风险，只有政治强人能在不发生改朝换代情况下重建官僚集团。文革中保证社会不致失控的最重要筹码，就是民众对毛的“个人迷信”。因此，毛对“个人迷信”的用心培育，与其说是他的爱好，不如说是他在锻造看家的手段。 毛泽东敢于让天下大乱，在于他有把握力挽狂澜。他的强不在于他能战胜官僚集团，那靠的是民众，他的强在于当民众摧毁了官僚集团，他仍然有能力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同时能重建新的官僚集团。这是另一条需要高度重视的文革经验：既然乱局没有强人便无法收拾，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在缺少毛式强人、也不存在“个人迷信”的今天，就一定要避免文革的“天下大乱”。为了保证这一点，使用毛跨过官僚集团发动民众的方式，便不能采用文革“破字当头”的方式，而是要把“不破不立”变成“不立不破”。“立”意味著建立新秩序，却不是破坏旧秩序，当新秩序建立起来后，让旧秩序自然而然被顶替。那种“破旧”是随“立新”实现的。代表旧秩序的官僚集团虽然不会情愿，却没有能力对抗得到最高授权的民众。而“立字当头”的顺序，意味著民众无需和官僚集团抗争，只是不再服从，自己进行“立新”。在这样的过程中，凡是“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而尚未“立新”之处仍然会保存旧秩序，因此哪里都不会失序。这种“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会是“破也就在其中”。 文革的启示 问题归结到，这种“立新”立的应该是什么“新”？或者说，什么样的“新”才能立得起来呢？ 首先历史已经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翻地覆”，改变的如果不是专制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争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专制体制的根本是权力源头在上，从属关系自上而下。改变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从属关系变成自下而上。因此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必须是旧体制的埋葬者，而非旧体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过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对民众的一时利用，而是要对民众进行权力交接，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到民众那里，让民众变成社会主人。 只有完成了这种权力交接，才能避免毛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而把权力源头转给民众，整合社会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团为前提，而是通过自治和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经过逐层推举新产生的官僚，也会始终处在民众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可以看出，这种交接权力不能用“转换框架”的方式。因为“转换框架”如同推倒老房盖新房，面对的都是总体性问题，离不开官僚集团的行政主持和管理，因此会重新卡在毛泽东遇到的悖论上──让官僚集团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民众，无异指望让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这种交接应该是从社会最基层单元开始，可以比喻为“更新砖瓦”。“砖瓦”能够实现自我管理，更新也可以自我完成，不需要依靠行政系统的主持，因此可以甩开官僚集团。同时，在“砖瓦”层面又不会和官僚集团发生整体冲突，只需要以不服从、不来往与不合作的方式架空头顶的官僚就可以，从而避免社会大的震荡。 推动政治变革的领袖跨越官僚集团，直接交给民众“更新砖瓦”的方法和权力，那种方法一定不会复杂，也是不需要主持的。复杂就得有主持，而只要有主持，权力最终就会落在主持者手中，民众则会重新受摆布。这对范围提出了要求，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协商和决策的小范围，才能进行不需要主持的“立新”。这种小范围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砖瓦”。相反，代议制的普选、公投一类活动覆盖的范围大，必须有主持才能进行，属于“转换框架”，因此是不适用的。 当然，仅仅“更新砖瓦”还不够，还需要逐步扩展，层层向上，最终自下而上地实现整个社会转型。这要求“砖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长的机制，除了启动环节要由领袖推动，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驱动和自我复制，并有自动调节功能，使“砖瓦”之间能实现自组织整合，不断扩展并完善。那时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动（如启动改革的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立新”也将不会停顿，不可阻挡，直到完成整个社会转型。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跨越官僚集团的途径。对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剩下的关键是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立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的任务；另一个关键是产生愿意超越政权的当政者，这却是民间无法左右的。 2006年4月 写于阿克苏、北京 ， 自救之道是把国有企业交给职工 王力雄 其实，总结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企业领导层。国企领导人本质是官员而非企业家，心思大都围绕讨上级欢心的“政绩”，充斥短期行为、好大喜功、竭泽而渔，再加上腐败渎职、捞取个人好处，往往造成与企业职工严重对立；当企业陷入困境，通常做法是赶走工人，再把企业吃光偷光，使国有企业变成滋生怨气的温床，把不稳定扩散到社会。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虽然不断减少，数量仍然可观。如果找不到出路，这些企业相当一部分只能走向消亡，大量国企职工被抛向社会，各级政府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和社会问题，群体性抗议也会持续增加。即使从当局“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出发，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首要目标也应该是把职工凝聚于企业，而不是推向社会。把职工留在企业的最好方式莫过让企业职工充分自治。只有自治才能发挥职工的才智和积极性。当职工有权自己决定命运和选择前途时，后果也就会由自己承担。企业不管处于怎样困境，如果首先内部形成公平机制，职工能够同心同德，度过难关、找到出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否则，职工不满，内部纷争，条件再优越的企业也会被搞垮，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改变企业领导人由上级任命的制度，在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同时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企业领导层——这是实现企业自治和公平的基础。由于大规模民主的弊病对企业是一样的，因此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选举的最好方法也应该是递进民主——每个班组的工人自我管理，选举班组长；再由班组长组成管理车间的委员会，选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组成管理工厂的委员会，选举厂长……向上的层次（总厂、集团等）以此类推。 既然理论上从来说职工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又没剩下多少油水，与其廉价卖给私人，再花更多的钱解决遣散职工造成的社会问题，不如把企业的经营权（及相应股份）归于企业全体职工，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具有彼此同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行递进民主制便名正言顺。 这需要事先和相关各方签订协议——如责权利的界定，对退休职工的义务，与有关方面的关系，赢利后的上缴，以及遇到风险怎么办等，由全厂职工投票通过，经法律认定，今后不得相违，其他一切事务皆由企业自己做主，外部力量不得干涉。
实行递进民主制后，企业全体职工结成利益共同体。每个基层单元进行自我管理，层层推举出上级管理者。企业最终目标是给全体职工带来最大安全和利益。这就改变了把职工当作企业机器“螺丝钉”的传统理念和经营方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而管理企业所需要的高度理性和技巧，则靠递进民主的“理性逐层提炼”来获得。 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新路 王力雄 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权力的私有。即使是号称民主的社会，权力也是被特权阶级把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财产的私有制，却没有解决社会权力的私有制，成为导致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根本原因。 解决权力私有要从制度着手。如果只是靠革命家的自觉，一旦革命家离去就会变质，这几乎无一例外。而由私有的权力去掌握公有的财产，变质的掌权者非常容易把公有财产掠为私有，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情况。 最有可能建立社会权力公有制的，是仍然在坚持财产公有制，并且保持着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对人类未来将有划纪元的意义。下面介绍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壤上产生、却无法在滑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实中生根的制度——递进民主制。 递进民主制概述 这里的“递进”二字主要不是指时间的循序渐进，而是指民主的一种形式——既不是大规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是在逐层递进过程中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民主。“递进”二字在这里更多是描述一种结构。 递进民主制由两个部分组成——“递进委员会制”和“逐层递选制”。
按照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首先由最基层的组织形成自治委员会，每个组织成员都是委员会委员，以协商方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本组织所有重要事务，同时选举出委员会的主任。 同样，各基层组织的上一级组织也成立自治委员会，其委员由该组织所囊括的下级委员会的主任构成。那些下级委员会的主任代表选举其的下级组织，参与上一级组织的事务协商和决策，并选举上一级委员会的主任。
在这种关系中，下级自治委员会的主任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属于两个委员会，在下级委员会，他是当选人，在上级委员会，他是选举人。这样的关系一直向上延伸，最终由全国各省的省长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 在上述结构中，“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是一体的。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中产生，而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二者相互支撑和互为因果。从实现民主的角度，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每个层块之内实现“直接民主”，再把这样的层块利用“间接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最终组合成整个社会的“递进民主”。 递进委员会系统却可以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包容进不同层次的委员会。委员会既然是民主参与的最佳方式，全民都在委员会也就等于是全民都参与了民主管理。 始终立足“经验范围” 规模是民主的最大难题。当今世界的民主都在大规模范围，因而无一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只能采用“代议”方式。真正的民主是民众参与管理的自治，但是在代议制中，民众已经把治理权委托给了“代表”，因此不可能自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治只能与直接民主共存，而直接民主受限于规模，惟有小范围才能实行——这就是递进民主为什么要强调“经验范围”。
“经验范围”就是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可以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自行完成协商、决策，以及选举。递进民主制的结构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搭建，因此保证结构的每个单元都处于“经验范围”。 递进民主制以“经验范围”构建整个社会。即使是国家元首与省长所在国家管理委员会也属于同一“经验范围”。他们的能力、修养、眼光及资源和信息差距都不大，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对递进民主结构的所有单元都是一样的。 随时选举是关键 递进民主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随时可以通过重新选举更换当选者。现在这种间隔数年才能进行一次的选举，给了当选者脱离民众意志的可能。 大规模民主之所以不能随时选举，是因为每次选举都得大动干戈，成本高昂，而且必须由选举机构主持。递进民主制的选举是在“经验范围”进行，成本低廉，随时都可在无需主持的情况下自发方便地举行，从而就能随时制约当选者。 “随时”并不意味会导致天天选举没完，反而因为有了“随时选举”的可能性，实际发生的选举可能更少。原因在于这种规则会使每个当选者在进行决策和行使职责之前，先在头脑中进行“模拟选举”——即对他的决策和用权，委员会中反对和赞成的比例是怎样，并随时进行精细调整和修正，直到确信能得到多数赞同之时才会将决策付诸实行。有了这种“模拟选举”，当选者的决策和行使职责总是获得多数选举者赞成，现实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为无需发生的了。 权力合一 递进委员会把选举、代议、管理合并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分成不同系统。单独看，上述权力的集中程度从分权学说看都是不合理和危险的。然而如果从递进民主的结构整体考虑，每个权力集于一身的当选者处于“经验范围”内的“随时选举”制约下，足以保证不会滥用权力。 其实递进民主制并非没有分权。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是自治的，已经是一种分权。以往的分权是把公权力根据属性横向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使其各自独立，相互制衡。递进民主制的分权则是多维度分权，把公权力划分给每个层次的每个层块，使其各自自治，相互组合与平衡。分权的程度更超过三权分立。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公权力以一体方式使用，效率会高，成本会低。人为地将公权力切分成几块其实只是一种防止权力腐败的不得已。在西方政治史上，三权分立有时导致三权相互对抗，极端情况甚至造成国家权力真空。从本质上说，权力横向分割的结构并不合理，就像让人的脑、心、手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一样。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层块内部自治，权力合一，因此简单、高效和灵活；层块之间又能递进地进行约束和制衡，同样可以避免权力腐败，是更好的方式。 递进民主制不光是一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民组织，或者说就是一种社会形态。 它是把所有社会成员包容在内，从基层层块不断向上组合的自治结构。每层的立法都在下层的立法制约下进行，由下层主导并出自下层需要。如同专制结构不愿意把权力往下交一样，自治结构也不愿意把权力往上交。因此除非是必须，下层一定会尽可能少立上层之法。每个自治体都会尽可能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状况在每层累积的效果，最终会使全国性法律减到最少。 把选举、代议、管理三者合为一体的系统，只有在能够满足“经验范围”和“随时选举”的前提时，才会使选举和代议名副其实，使管理不会脱离民众利益，也才能体现出这种体制的长处。迄今为止，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这两个前提。 “隔层保护”——决策者与群众间的缓冲 递进民主制存在“逐层递选”和“递进委员会”的层次，高层当选者因此不必直接承受来自基层的压力，只需得到本层块选举者支持，就可以制定决策和行使职责，即使与社会情绪不符，民众一时反对，间隔的层次也可以保护他不受冲击。 西方民主制缺乏这种隔层，因此容易导致迎合大众的“短视政治”。其中最致命的短视是当前泛滥的物质主义。即使社会领导人明知生态危机，若不去保持经济数字不断增长，就会在物质主义成为圣经的选举竞争中落败下台。 全球生态问题从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能把握和该把握的，而是需要通过社会的总体节制进行解决。然而在一个没有“隔层”的民主制度中，由热衷物质主义的大众直接选举领导人，社会的总体节制是不可能建立的。 递进民主制中的当选者不是由大众投票决定，而是所属的委员会投票决定，和大众之间隔着层次，不受直接制约。当选者需要迎合的只是委员会，若不负责地逢迎大众倒会遭委员会罢免。这种性质决定了递进民主每递升一个层次，理性程度也会相应提高。这种递进正是把大众局限逐步拼接为全局的提升，是西方民主制所没有的性质。 “递进自治”和“递进联邦” 递进民主制在理念上与联邦主义完全相容，但在方法上与目前的联邦制不同。递进民主制认为没有个体自治，自治和联邦就是徒有虚名。目前的联邦制只有成员体的自治，而无个体的自治，因此那种自治只能被视为是成员体“自己统治”，而不是本质意义上联邦的公民自治。 真正的自治应该是从社会最小单元——每个社会成员个人开始，自下而上，从里向外，不断组合成更大的自治体，最终囊括所有社会单元。这是一种“递进自治”的社会结构。 递进民主制的每一个单元都是自治的，同时又以联邦形式组合在一起。因此递进民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到极致的联邦制。其联邦囊括了社会所有层次，每一层都可以视为联邦关系，一直延伸到每个公民，都是以联邦形式组织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递进民主制也可以称为“递进联邦制”。这样一种逐层递进、最终囊括全社会的联邦，最彻底地实现联邦主义的理念。 随着全球一体化，世界成为地球村，人类越来越结为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整体协调与管理。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覆盖全球的超级联邦。虽然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不断进步，社会管理却没有因此变得简单，反而愈加复杂膨胀，趋向不堪重负的管理危机。要解决这种危机，惟有以自治取代统治，把信息分散于自治体。让大部分信息被层层消化干净。这样的自治社会规模如何扩大也不会使管理能力达到极限。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未来的“世界政府”也只有依赖递进民主才能实现 实现平顺转型 递进民主制进行政治转型无需先整体转换框架，而可以直接对每块“砖瓦”（每个社会单元）进行转型。因为递进民主制的要素在每块“砖瓦”内都是齐全的，不需要由外在框架提供，通过“砖瓦”转型的扩大和积累，最终实现整体转型。 这使得递进民主制具有可以与原政权体系保持配合的弹性。委员会机制是妥协与合作，追求总和为正数的结果。递进民主制的自治主要是对内，对外则继续服从旧制度，遵守原有规则，在旧体制内逐步置换。从而避免政权系统出现断裂。 递进民主制从“砖瓦”向上继续转型的过程，可概括为“用递进民主制自身的方法实现递进民主制本身”。当一个组织内的多数单元实行了递进民主制，该组织也就可以（而且必然）开始实行递进民主制。直到多数省长都由递进民主产生时，就会要求组成管理国家的委员会，选举国家领导人。那时整个社会就完成递进民主制的转型。 从转型角度论，递进民主制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另起炉灶，不需要先从整体更换框架，可以在原体制内部自下而上逐层递进地实现，这决定了它有最大的继承性和平顺性。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只要政治改革走西方民主制道路，多党制无论如何绕不过去，最终一定要面对。政党在递进民主制中却失去存在意义。在西方民主制下，参与大规模选举需要广泛动员选民，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和表演，由此带来筹措资金、吸纳人才、调查研究等活动，都不是自然人可以做到的，须有千百人协同努力，以相互认同和科层关系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也就是政党。 递进民主制把大规模选举变为经验范围选举。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互相了解，能够直接沟通，因此不需要动员、造势、宣传和包装，也不再需要筹措款项，所有选举活动都可在人与人之间自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了政党功能发挥的余地，政党因此而变成多余。 化解国内外压力 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失去了能和西方民主制匹敌的理论，总是理亏词穷，处于下风，只能在技术层面强调“条件不成熟”，而在大是大非上始终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主导。在西方民主制取得压倒优势的当今世界，共产党要么最终被西方民主制埋葬（迟早之事），要么只能寻找一条新路，进行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政治改革。递进民主制正是这样一条新路，既能实现西方民主制包含的民主理念，又能超越西方民主制，成为与西方民主制并驾齐驱的另一体系，提供一套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完整说法。而只要开始递进民主制进程，西方就将失去以意识形态讨伐的口实，国际压力因此可以缓解。 若是共产党主动采纳递进民主制，进展节奏可在相当程度上由共产党高层控制。这是因为在抗争与等待之间，人们总是愿意选择比较容易的等待。只要共产党能向社会公布变革的方案和日程，并按日程规定的时间逐步兑现，社会就会产生等待的耐心，哪怕时间稍长都可接受。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合法性作用。这使得高层当权者的掌权时间也许更长。 对国内，让政治改革跳出西方民主制轨道，等于闪开了原本集结于共产党对面的政治反对联盟。反对派基本是被西式民主理念整合在一起，并以西式民主手段为武器的。政治改革若走西式民主之路，正好给了他们崛起空间，共产党难以竞争。而若采取递进民主制，则是换了一个舞台，把西式民主的舞台晾在一边，从而避免与西式民主派直接交手，使其失去发力点，共产党可如愿以偿占据舞台中心，充当改革主角，控制主动权。
递进民主制是自下而上的逐层变革，最后才触及高层权力；原权力结构中的越高层块缓冲时间越多。从最高当权者自身利益考虑，推行递进民主制既不影响其在任期内保持权力，甚至可以使社会更为稳定（因为社会基层矛盾会随递进民主制的实行逐步减少），又能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新道路的探索者载于史册。当递进民主制自下而上延伸到国家最高层之时，共产党会随之失去权力，不过那已经不是失败，而是主动开创的历史新纪元。 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被搁置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所为归结到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失去主义支撑，没有思想体系，实用主义的改革最终会变成失控怪兽。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教训。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意义，为的就是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而递进民主制有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问题等眼下各种政治制度都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可以独辟相当大的空间，从而能够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相比之下，代议制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如果实行递进民主制，可以建立一套自立于世界的体系，足以对西方体系自傲，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脉络连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跨入更高层次。 社会主义理想曾长久激励人类，这个理想的今日败落，问题并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于实现理想的路径。公平与效率长期是人类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市场，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落入专制乃至暴政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节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人的自利本性若不进行节制，人类便不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直到落入同归于尽的毁灭。 当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节制、并且还需要加强节制时，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节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节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 递进民主制是这样的“无形之手”，它可以通过自动调节保持最佳状态的机制，无需权力介入，也不会随当政者更换变化。它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得到同等表达，从而实现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自由平台，但是它又不会放任，而是以“理性的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在自由平台上搭建起避免社会毁灭的总体节制。
让民族意志不再靠精英代言 王力雄 与数量型求和相反，矢量型求和无需精英介入。递进民主制的当选者虽然也可被视为精英，但其作用只是充当“和载体”，体现“矢量和”，而非充当民众的主导者和统治者。因此民族意志在递进民主制中不需要民族精英代言，可以自行体现。在那种情况下，不同民族之间才有进行真实对话的可能。各族人民会发现共同的人性高于不同的民族性，解决民族问题将会比现在简单和容易得多。 不过递进民主制却不会以共性压制民族特性，因为那时社会的任一单元都是自治的，对内部事务都可以按自己意愿进行管理，从而最好地保护异质性。 在同一国家框架下消除不同族群之间矛盾的方法，不应该是要求族群融和，而是让不同族群保持分立和自治。随着人口流动增强，单一民族聚居同一地区的情况越来越少，其他民族人口不断增加。如新疆汉族在不少地区已超过本地民族。这种情况下实行西方民主制，沦为少数的本地民族就无法取得本地决定权。多数裁定原则将造成本地民族的边缘化，甚至受压制，可能促使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而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村庄、乡镇等基层单元的自治。即使在民族混居状态下，基层单元往往还是按民族聚居，如维族村、汉族村、蒙族乡、回族社区等。各民族可先利用基层单元的自治权保证本民族特性，然后再利用递进委员会把自身意志作为矢量加入到整体求和中。那种求和结果将不会是西方民主制的赢家通吃，而是总和为正数的多赢结果。递进民主制最大程度地容纳差异，却不鼓励冲突，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矢量求和机制。
如何肢解官僚机器 王力雄
官僚集团是各种社会制度既头痛又不能不依靠的。公众受其害，当权者也吃其苦——它使权力受公众敌视，给当权者形象抹黑，使权力意志走形、反应迟钝、错失时机，或把当权者的决心不露声色地化为乌有，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 复杂性发展到牵一发动全身的程度，对官僚机器的改造会难上加难，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进行临时更换、修补或增添。年长日久，愈发盘根错节，“斩不断，理还乱”。官僚主义也就得到更多手段和生长土壤。官僚机器由此长成一个具有自身意识、独立生命与独特习性并能自我保护的怪物。 如果把人体的调节功能全集中于头脑，由头脑去“有意识”地管理每个细胞，管理会复杂到极点。为了担负那种管理，头脑必须增加许多功能和组织，庞大、错乱和呆傻在所难免——这就是以往社会管理体制的写照。 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把管理功能分散给机体。头脑的作用只是在机体之间进行沟通协调。这正好就是递进民主制的做法。它在“全细胞自治”基础上以“递进联邦”扩展自治，又以“递进自治”扩展联邦。那时的公务员系统会小很多，一是因为多数事务由自治体自己解决，管理系统要做的只是协调；二是自治结构以“块”为主，现在占管理系统主要部分的“条”大大减少，从而使管理系统得到精简。 “条”是头脑管理机体的主要方式，也是管理系统复杂化的主要原因。消除“条”，把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官僚机器分割在众多“块”中，庞大的官僚机器就会消失，也就不再有官吏以潜规则对付显规则的屏障和壁垒。而只要官僚机器丧失玩弄潜规则的能力，完全被显规则所支配，就不会再有独立意识和自身利益，而回归为社会工具的角色。
实现小是美好之途径 王力雄 经验范围可以使个人意志的局限性降到最低。每个成员对所处的经验范围都能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个人意志才可能是准确的。超出经验范围，个人意志便只能借助抽象理性把握全局。多数个人不具备这种抽象理性，不得不通过间接环节去获取，就难免受扭曲或被操纵。经验范围内的个人也有分歧，只是那时的分歧更多是出于立场不同，而不是因为局限。 (博讯 boxun.com) 经验范围的另一优点是能使“竞争－合作”关系恰到好处。既然每个成员都充分了解情况也就容易判断在“竞争－合作”的曲线上，其他成员的底线在哪里，自己到哪一步就该退让，妥协方案是什么，得到最大好处的点在哪，包括具体步骤，怎样落实等——这就是前面说的个人意志进行矢量求和的过程。所有成员在知己知彼状态下得出的妥协结果，也就是其所在的经验范围整体的最佳状态。每个成员得到好处的平均值也最大。这种求和是动态过程，只有达到精确的平衡点，讨价还价才会终止。 在递进民主制的结构中，除了最基层成员是以个人意志进行互动，其他层块的当选者都将在随时选举的制约下放弃自身个人意志，只作为推选其的层块之集体意志的代表，以“和载体”的身份参与求和，因此那些层块的求和，相当于对下属各层块的集体意志进行求和。 递进民主制以“经验范围”构建整个社会。经验范围内没有间接沟通的屏障，权力因此不再能把复杂性作为掩体。即使是国家元首与各省首长之间也属于同一经验范围，能力、修养、掌握的资源和信息差距都不大。国家元首的权力实施只有通过各省首长才能实现，因此元首无法背着省长营私舞弊。类似机制对递进民主结构的所有层块都是一样的。 “小是美好的”——这个观点看到了人类面临的困境，却始终只能作为一个精致观点而不能成为实用方法。经验范围是小的，但却可以通过递进民主制把“小”无限组合，覆盖大规模的社会。递进民主的社会无论多大，每个部分都是经验范围，没有信息超载，免却大量信息往返和为此设置的机构和管道，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具有经验范围的性质。这是从另一角度实现的“小之美好”。 人们今天热衷的“小政府，大社会”，那时才能名副其实地实现。
民主落入的“局限深井” 王力雄 西方民主社会的民选当权者为了获得选票，往往迎合公众，即使对公众的偏见与局限也不得不屈从。其实偏见和局限都是相对而言。一个公司相对国家是局部，让公司老板考虑国家发展战略，免不了偏见和局限，然而他对公司内部事务却会比任何人都清楚。同理，让一群农民对国家外交政策发表意见，肯定是胡说，但是对本村事务，学问再大的人也不会比他们更有发言权。大规模民主的问题在于既无法使局部的人在其熟悉的局部做主，又避免不了他们对其不熟悉的全局施加压力。 大规模社会中的个人存在偏见和局限其实再正常不过，问题在于偏见和局限被纳入什么样的求和结构，得到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大规模民主是“数量型求和结构”，因此社会成员的局限会叠加和放大为“大众的局限”。例如选民在选举国家领导人或议员时考虑的是竞选者所阐述的宏观问题，不易和身边的市镇、社区、公司等对应起来。这时最容易出现偏见和局限。虽然人们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多，然而信息并非知识，更非智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大规模社会，让一个只能了解极小局部的普通人去判断并选择谁最适合领导整个社会，本身是一个严重脱节，因此有人把这种“庸众推举精英”的现象视为代议制民主的悖论。 转到递进民主制的视角，这种偏见和局限则不足为虑。因为全局总是由局部组成，只要是以矢量方式求和，能把各个局部的偏见综合在一起，便相当于把所有局限横向拼接为完整全局，局限也即不复存在；以数量方式求和，却相当于把所有局限纵向叠加，摞成一个局限的“深井”，最终只能愈加局限。这种所谓“大众的局限”其实不该由公众负责，而是被“数量型求和结构”强加给公众的。 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 王力雄
理论上，自治应该是民主的重要标志，但是在西方民主制中，自治却没有多少实践中的地位。虽然存在各种冠着“自治”旗号的权力机构，真正的自治至今仍停留于理想，因为所谓的自治只能叫做“自己统治”。其对外虽有自主性，内部依然是统治结构，由当权者自上而下统治民众。这就像把联合国当作一个世界政府，各国可被视为是自治最充分的自治体，却不能说人类社会实现了自治一样，因为每个国家的内部都实施统治，有的甚至是专制。
(博讯 boxun.com) 对民众不能参与治理。西方一些政治理论家解释，民主只意味对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满足，而不是人民掌权。然而好的君主也可以在一定时间满足人民愿望和需要，那是不是民主？相反的观点认为参与管理本身就是人民的愿望和需要，是目标而非手段。 即使只作为手段，代议制也不一定代表人民。除了选举被限制在特定范围，现代的代议团体也越来越多地给自己披上专业外衣，割断选民的经验延伸，降低透明度。而面对权力领地之繁复门路和浩瀚文牍，民众日益丧失判断能力，只有混迹其中的政客如鱼得水，人民监督则只能成为空洞的标榜。
经济主义把我们扔进狼群 王力雄
与毛时代要求人人成为政治人相反，中共现政权努力把全民塑造为经济人。现政权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于经济发展，其合法性的缺失也主要靠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弥补。而其维系社会稳定的策略，则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纯粹的经济社会，人人一心逐利，不涉政治，从而也就不会对权力形成挑战。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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