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网络动态》传来的一组散文，都写得很美，很细腻，各自抒发和表达了深挚的内心情感，但多半是有闲知识群体追求自由的空虚情调。贺卫方对胡适纪念馆的描述以及对胡适先生的凭吊，使大陆的人们对这位迁台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
贺卫方、崔卫平、王怡等人的散文 《网络动态》交流文章 2007年4月3日 目录 贺卫方：在胡适纪念馆. 1 贺卫方：向胡适校长鞠躬. 5 云儿：胡风的“时间”开始了. 8 狄马:一九四九年的一次广播找人. 10 王光泽：乡村信徒，福音最柔弱的种子. 12 崔卫平：经验的年代——从八十年代出发. 15 王怡：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22 ---------------------------------------------------------------------------- 在胡适纪念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2007年4月3日 贺卫方http://blog.sina.com.cn/heweifang 来访之前，我想象中央研究院可能只是一栋大楼而已，没想到这里却是更像是一所大学，很大的院子里，矗立着许多不同风格的楼房。据说自从李远哲先生担任院长以后，经费大为增加，年度预算达到了百亿新台币之巨（新台币与人民币之比大约为4：1），所以，新建筑不断增加。例如，法律学研究所（筹）就在落成不久的人文社会科学大楼里。大楼一楼和地下层里的图书馆设计极其宽阔舒适，落地窗外，山色青青，图书全部开架，查找相当便利。 故居门口
人文社科大楼一角
图书馆内景
书架上看到何勤华教授主编的发达史系列台湾版
在法学所所在的十层看中研院
与这些后起的高楼大厦相比，胡适纪念馆显得矮小，不起眼。3月12日拜谒胡适墓时，知道胡适纪念馆开放时间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两天，之后14日又专程跑一趟。进门后打听两次，才找到了目的地。 一位老太太刚从馆中出来，接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参观。馆中工作人员庄小姐和义工余先生热情地接待我，当知道我来自北京大学后，更是问长问短。也许他们为一个大陆的法律学者对于胡适会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有点意外。庄小姐还问我：大陆的人们好像应该更喜欢鲁迅的吧？我说，因为过去官方人为地神化鲁迅，现在读鲁迅书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反而是曾经被妖魔化的胡适，今天在人们心目中日益高大起来。 纪念馆分展厅和故居两个部分。展厅里分三个主题对主人公作图文和实物的介绍，三个主题分别是胡适的情感世界、胡适的学术文化成就以及胡适与近代中国。陈列的遗物包括各种生活用品，获颁的各种奖章证书等，还有一些书信、手稿、在书页上的批注等，令人睹物思人，感念伟人风范。除了常规展览外，还有不定期变换的特展，这一次的主题是胡适与言论自由，陈列了胡适在这个主题下的一些作品，尤其是跟《自由中国》事件相关的一些文献，例如胡适与雷震之间的往还书信等。 庄小姐问起我胡适文物在大陆的情况，我只是知道1948年胡适留下的百余箱图书、书信以及其它文件已经被分散到社科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以及国家图书馆等几个机构，记得《中华读书报》曾有专文报道，似乎各个机构都不愿意相让。其实，能否相聚是一回事，重要的一是需要妥善保存，二是能够把一些适合陈列者向公众开放。例如，如果北京大学图书馆能够辟专室将本馆所藏胡适藏书及遗物向师生以及校外读者常年开放，那不只是对于老校长的最好纪念，而且也有助于师生们了解本校历史，追随先贤精神。这是典型的惠而不费的好事情，很期盼保管着这些遗物的机构能够玉成一下。 实际上，胡适在南港只住了不足四年（自1958年10月回国到1962年2月去世），故居是平房，原是中研院的会议室，后改造为住宅。（贺按：写此文时未及查考资料，说法有误。据杨翠华、庞桂芬编《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1957年冬，胡适允就中研院院长一职后，中研院与行政院研商，由中研院追加预算，在院内建筑一座平式小洋房，占地约五十坪，距傅斯年图书馆不过咫尺之遥。1958年2月20日动工，11月5日胡适迁入新居。”中研院史语所2005年版，页83。当然，在此房建成前，胡适确曾临时居住会议室。）今天的一切仍然按照胡适生前的样式布置，简朴而富于书香气。架上有书，桌上有文具，茶几上还有烟灰缸，仿佛主人刚刚出去散步或送客。进门左首有一间是江冬秀的卧室，不过她倒没有怎么在这里住，因为南港离城太远，她是好热闹的人，耐不住这里的寂寞，似乎大多住在台北。当时的交通，来往之费时，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也看得到胡适的抱怨。
参观中，我忽然想起胡适遗嘱的事情。以前只在胡颂平的《年谱长编》里看到过中译文，但英文原文却无从得见。就问庄小姐，她告诉我需要通过电话向主事者询问。次日，我打电话询问，对方告诉说可以给我提供原文复印件，怕他们费邮资，我就请他们寄到东吴法学院的朋友那里再转寄我。意外的是，我回到北京，接到一位女士电话，说要直接寄到北京。这种热情服务的精神让我很感动。
在纪念馆，买到了两套该馆印制的明信片，一套是胡适照片，一套是胡适手迹。另外，还意外地买到了1966年出版的《胡适手稿》第一集，线装本一函三册，索价才400新台币（人民币一百元！）。可惜只有第一集，其它九集都已售罄。不过，考虑到已经买了那么多的书，再增加九函二十七册，行李必定超重，心里也就平衡了。
（因为室内不能拍照，所以只好从网上搜索了新华社记者赖向东拍摄的书房和客厅照片贴上） 向胡适校长鞠躬 贺卫方 2007-03-21 2007年3月12日，终于有机会到位于南港的胡适先生墓前，向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的伟人、北京大学的先校长表达自己的敬意。为了这一刻，自己已经盼望了好多年了。
就像四十五年前他去世那天一样，南港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承中研院法学所的一位朋友陪同，来到了那座旧庄山坡上。拾级而上，哲人的墓地终于出现在眼前。自己禁不住心中的激动，认真地三鞠躬。伫立在墓前，胡颂平《年谱长编》里描述的安葬时的情景仿佛在眼前浮现。 墓志铭是毛子水先生的手笔，可谓逝者倡导的白话文的至高境界，文字平易而又含义深长，朴素而又庄严：
胡适先生的墓碑是跟盖石一体的。上面是于右任先生题写的碑文：“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墓的左前方草地上前后有长子胡祖望的墓和次子胡思杜的纪念碑。江冬秀故于1975年，胡祖望故于2005年，胡思杜只是纪念碑——留在大陆，自缢于1957年的胡思杜尸首被草草掩埋，早已无从找寻了。 毛子水的墓志铭特别表彰胡适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所作的努力。实际上，胡适生前讲的最后的话正是关于言论自由的。面对参加院士会议的学人，胡适特别说： 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个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批评政府，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说到这里，忽然胡适停住了，“也许感到不适了，急忙接着说：”（据胡颂平）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他还站在讲话的地方，正想转身跟谁说话，却仰身向后倒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显然，说到言论自由这个话题，胡适心情变得非常激动。他在收住讲话之前，好像还有一些话要讲。已经说出的是对于台湾言论自由进步的表彰，但是，后面是否有“但书”？我们知道，刚刚一年多前，雷震因为批评政府而身陷囹圄，此刻正在监狱服刑。1960年代初期的蒋氏政权对于言论自由的敌意和压制可谓劣迹斑斑，作为曾为雷震案而当面向蒋介石表达异议的胡适，对于这种情况当然是心知肚明。但是，此刻他却在表扬政府，也许下面的听者们也会觉得他的话实在是言不由衷，胡适是否在说反话，或者欲擒故纵，先泛泛地肯定，接着要对于政府的劣迹大加鞭挞呢？随着胡适的倒下，这已经成为永远无解的谜了。
贺卫方在胡适墓前 胡适墓园后来名为“胡适公园”，墓地右侧，有语言学家董作宾的墓，左侧是胡适的塑像。想起近年来不少议论，希望北京大学能够立一座胡适像，但是，校方却完全没有回应。其实，比立塑像更大的事情是，我们怎样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延续胡适的事业，实现他的自由梦想。在离开墓地时，自己心中默念起胡适为狱中雷震祝寿抄录的杨万里诗句：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 云儿 1949年，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共工作的胡风先生，意气风发，挥笔写下长诗《时间开始了》，凡4,600行，热烈欢呼共产党时代的来临，气势磅礴如同“大型交响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党的时间开始了，他胡风作为作家的末日，也到来了。 1952年初《时间开始了》刚刚印出单行本，立马遭到查禁，因为周扬、林默涵等人批评了“胡风小集团”的问题。据胡风回忆，“诗本身马上受到了一系列猛烈的批判，后来出版社当废纸卖掉。”此后，胡风就“完全失去了工作条件”。“没有报刊向我约稿，有过两次，也还是弄到不能发表。如果自动投去，当然更不能发表。”为了发表作品，胡风卑躬屈膝，将《时间开始了》重新整理，送呈林默涵审阅，但人家根本就不予理睬。 对比之下，1949年前国民党时代，胡风出书、编书、出杂志，忙得不亦乐乎。虽有书报审查束缚，却没耽误胡风每年写作、编辑、出版上百万字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丧失过作为一个作家的尊严。抗战初期，他在武汉重庆编辑出版《七月》杂志，猛发《毛泽东断片》一类文章，国民党也只能干瞪眼。后来皖南事变，加之日机轰炸重庆，胡风逃到香港避难，《七月》停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回到重庆，理直气壮地找国民党主管出版的潘公展要求发还《七月》登记证，人家不敢打官腔，只是好言解释：这是照条例办理，您老还是重新登记一个吧。对这批从香港逃难归来的文化人，蒋介石为示笼络，曾一个个单独约见，表达慰问，胡风根本不放在眼里，轻蔑地称之为“无聊的应酬”。当时文化人做人的气节和尊严，由此可见一斑。 因文字狱坐了共产党25年大牢之后，胡风晚年写的回忆录，每一提及“解放前”，必严词抨击国民党的书报审查为法西斯文化专制。即使国民党出版官员“屈驾”放行，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怀着黄鼠狼向小鸡拜年的苦心的”。这自然无可厚非。但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胡风在共产党时代所经历的文字审查，比国民党时代严苛万倍，他却没有丝毫反思，不去谴责这一罪恶的审查制度，仅仅只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归咎于周扬林默涵几个领导人的宗派主义。 读胡风30万言书，他的许多话，让我不禁可怜他：“党是要我用文字为人民服务的，我自己也有一份劳动热情和要求，但客观情况使我不能劳动，因为这会产生群众影响，会不容 易使群众信服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党中央虽然没有可能来检查文艺上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可能担心我犯有严重的理论错误，但基本上是相信我的。就是假定由于这两年来的情况，对我感到失望，但我也要象我一向的态度一样，争取党中央能了解我，当作党的事业的一个追随者信任我。 很明显，他信奉鲁迅晚年所宣扬的那套理论：阶级社会里出版不能没有禁约，反动阶级的书报审查是反动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审阅则是进步的和必要的。有时不免误伤一些象他自己这样的好人，这就需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 这些左翼人士，无论是曾经迫害人的周扬林默涵，还是遭受迫害的胡风冯雪峰，其实都是书报审查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他们当初反对国民党书报检查的同时，就已经接受了共产党出版统制的正当和必要，自己解除了一切思想武装。等到了新时代，就连最后一丝的内心矜持和尊严，也当作小资产阶级的糟粕，自己先如敝履了。 为了金钱而出卖自由和尊严，那是贪婪；为了权力而出卖自由和尊严，属于势利；为了主义而出卖自由和尊严，那就只能称之为愚蠢。 一九四九年的一次广播找人 狄马 狄马简介：1970年出生于陕西子长县，在农村读完中小学。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思想文化随笔、文学批评、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狄马的博客思想的防空洞：http://blog.voc.com.cn/dima/。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翻检一些近现代以来的人物资料，其中大多数看后即忘，并不会挂在心上，但也有少数篇章却使人徒生感慨，难以释怀。前几天编了一篇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抢救大陆学人的文章，其中一则是写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当时看了心头一热，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打击了我，但随后也就像我所编过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放下了，谁知没几天，这篇文章里的情节却又像一块浮木一样从我的心头泛起，竟至于一连几天，耳朵里都回荡着中央广播电台寻找吴有训先生的声音：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 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5月25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共军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载的政府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至少比那些在自诩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之时，反而大破“四旧”，将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全部斥责为“封资修”的政权更有教养，至少比那些江山稳固、政权在握之时，反而大搞“阳谋”，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关进牛棚，打入死牢，折磨得家破人亡的政府更能说明对文明尊崇。 虽然我在三民主义的治下没有生活过一天，这个政权败退时我的父亲也只有两岁，但我对这个政权始终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当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满了自由和民主的联邦制度，但它同时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谎言立国的极权政治。在我过于漫长的半辈子中间，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人世间极为黑暗的屠城惨剧后，我对这个混合了儒家忠孝节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统更是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民主没有雅量，独裁没有胆量”，这是一位服务于它的党国要人对它的精辟定义。此后一位熟谙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的论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这个以保守文化为务的读书人三十年来的观察。 以文章开头讲到的吴有训先生为例：146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党，让党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党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党认为，他继续留在党外，比入了党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从1946年制订“数理化中山计划”，到派赵忠尧、毕德显赴美参与加速器研究并购买器材，到自己亲赴美国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数十年来，他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但仅仅因为身份原因终于未能亲与其事。他安慰自己说，这颗原子弹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是他的学生们替他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 在陪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科研人员时，周恩来请他讲话。望着满堂熟悉的学生面孔，他讲话时竟脱口喊了一声——“同学们”，等他猛然意识到“不合时宜”，有点尴尬地改称“同志们”时，下面的“同学们”已然响起一片“嗤嗤”的笑声——吴先生潜意识中还以为讲话的地点是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里。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终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给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20年前那场持续146天的广播？ 2005年10月，国难日，写于长安。 乡村信徒，福音最柔弱的种子 王光泽 http://www.artblog.cn/blog.asp?name=joshuawang （王怡按：转一篇光泽兄的文章，文中对故乡的赤子情怀，因为在基督里，而变得不一样。想起我每次见到光泽兄，都看到他眼神中满是对家国的忧虑，和赤子之心。基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因为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想起我以前的文章，《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惜我那时尚未在故乡看到福音。沦陷对于我，不但是起点，也似乎是看不见希望的终点。愿上帝安慰光泽弟兄，使用他的情怀，拿走他的忧虑。愿每个人的家乡都开始在基督里复兴，每一个家庭都在基督里被建立，每一个社区都有神儿子的光芒）。 2006年的岁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很早就听说基督教在信阳开始兴盛起来，在我的故乡罗山县城，兴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我便很想去看看。 早上，薄雾还没有散尽。我开了一辆老款的绿色富康车，带着我的高中同学潘克文先生前往罗山县城北部的教堂。 潘克文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毕业于河南省金融干部管理学院，现在当地银行机构工作。近年来，他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阅读了圣经以及和基督教相关的一些读物。 通往教堂的路非常狭窄，还不够并排行使两辆富康车。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听见了歌唱赞美诗的声音，在乡村的旷野里格外清晰。在小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筑物，这就是罗山教堂。 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停止，只是大家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子。我们找到教堂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让我震惊不已。教堂的一层大厅黑压压地几乎全部满座，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其中又以老年女性信徒居多。像我和克文这样的年轻男子，我们没有看到第三个。我大致数了一下，当天来做礼拜的信徒大约有300人之多。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约70岁左右的张老先生告诉我，楼上还有一层，人多的礼拜天，楼上也会坐满了人，大约能容纳得下500多人。 教堂距离我的母校罗山高中不远。1987年到1990年，我曾经在那里求学。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我接受的完全是无神论教育，美其名曰“科学唯物主义”。这是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书本讲述的无神论之外，我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几乎一无所知。官方的教科书把这些宗教信仰当作封建糟粕来冷嘲热讽、大加鞭笞。 在无神论之外，有神论的幼芽还是顽强地滋生出来。大概是中共执掌政权并不久远，截至1989年，不过区区40年的时间。唯物主义作为官方钦定教义，也不过40年。就中国大陆而言，无神论此前并不是主流。 尽管孔子曾讲过“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类似“唯物主义”的话，但是道教、佛教的存在，使得儒教对有神论有相当的宽容。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更是将儒教这一人学上升到神学的高度，寻求“天道”和“人伦”的合二为一，使得儒教不再是地地道道的人学，而是与神祗有着密切的关联。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一句名谚。“天理良心”更是民间寻求公道的是非依据。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对西方文明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引进和鼓吹激进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将唯物主义立为“国教”，从此中国人，只见物，不见人，更忘却了神明的存在。中国人做事既不再凭“良心”，也不再仰望“天理”，而是依据狂妄的理性杜撰出来的“历史规律”。中共执政以来，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视生灵如刍狗，更是和唯物主义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最早听说基督教这一概念，竟然是我在罗山高中读书时听到的一句戏言。我有个叫包文军的同桌是罗山县涩港镇人，他说街坊当中有几个老太太信基督教，他们觉得很好玩，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歪门邪道，还给基督教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鸡子一逗就叫”的“鸡逗叫”。当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对这样的编排乐不可支，打笑取乐一番。 那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一座规模巨大的教堂就在我们的母校附近矗立起来。虽然谈不上信众云集，但是门庭若市还是可以称得上的。 周围的几位老姊妹对我们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不时地回头来看我们，其中有一位还借给我们一本赞美诗和一本圣经，还不时回过头来指点我们所唱诗歌的位置。她们大概在猜想，这两个年轻人怎么会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一位吴姓大姐劝告我们说，你们信主吧，肯定会给你幸福平安。我点点头说，“从您的脸上我就能够感觉到您非常平安喜乐。”话音落下之后，我注意到她的眼角里泛起了泪花。我知道这是一种认同的幸福。 宗教信仰在中国还是一条很窄很窄的道路，走的人并不多。圣经里说，福音将从最柔弱的地方兴起。中国广袤的乡村存在着中国最弱势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共建政以来，农民遭受了30年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盘剥，即使是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存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9亿农民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贱民群体，他们缴粮纳税，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共和国”的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的边缘化生存，使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和可怜。他们像一堆卑微的沙子一样被专政机器扬起来又抛下去，操弄于股掌之间。 我的故乡信阳更是一个苦难的渊薮。1959年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更是表明，当时近百万信阳农民的生命如何在专政机器的淫威下被碾成齑粉。信阳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最柔弱的悲情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年轻人往往可以出门打工挣钱糊口，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强者”，老幼妇孺是这群弱势群体中最弱的那一群了。所以，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开始撒播种子。 我请教过我旁边的张老先生，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福音。他回答说，大概在五年前他老伴去世之后，他经常想念他老伴。“老伴在天国，我能够通过上帝带话给她”。我说，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呢？他说绝对不可能。我问他对毛泽东怎么看，他说他想当上帝，怎么可能呢？他太狂妄了。 我对克文说，你看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还需要启蒙吗？他们不需要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们仰仗信仰就可以有着清晰的判断。一盎司的信仰顶得上一磅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知道人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是匍匐下来的一群，他们是最柔弱的羔羊；他们是福音在中国的开端，他们也是中国最刚强的一群，他们是福音的载体，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识见自己的罪性，他们会让所有的伪神逐步退却。 我们没有赶上讲道的时间，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牧师开始主持颁发圣餐，然后是礼拜结束。仪式井然有序、庄严神圣，在颁发圣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信徒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一位吕姓长老。她告诉我，罗山教堂以前在县城中心，城市发展之后，市中心的地块商业价值很高。他们通过县政府将原来的教产置换到郊区，兴建了这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教堂。 吕姓长老还告诉我，县宗教局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并不干涉，也没有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班；在经济上政府也没有拨款，教会自牧自养，完全依靠信徒们的奉献。对于异端的搅扰，她说，“东方闪电派”、“三班仆人派”、“称米派”曾经对教会有过侵扰，但是教会最后都得以胜过。 吕姓长老的话让我有一些欣慰，她的表述让人感觉到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还是在逐步拓展。虽然不时有抓捕家庭教会信徒、驱散家庭聚会的报道诉诸外电，但是我仍然能够看到教会和政府之间谋求和平相处的可能。罗山教会就是一例。 2007年3月1日于北京CBD寓所,
经验的年代——从八十年代出发 崔卫平 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 1978年春节前后某个星期天早晨，我同父亲一起出门准备上街，走到传达室被人叫住，“有你家一封信”。我清清楚楚看到牛皮纸信封的右下方印着“南京大学”的字样，但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与我本人有什么联系，记得很清楚是父亲打开了信封。父亲是那种十分内敛的性格，有喜欢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他一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能体验得到他内心的充实和满意。我分享了父亲的感受，也一句话没有说。 回到插队的地方办完了手续，我带着一只小箱子奔赴南京，箱子里装着一些换身衣服，还有一套竖排的线装书《唐诗三百首》（上下两册），书中注明由“蘅塘退士手编媚古居士重订”，这是几年前从邻居的孩子手中得来的。这套书一直跟随到我现在。 名为77级，实际上是78年二月份进校。我们中文系全班不到五十个人，九个女生，有一位是稍后扩招进来的，南大子女，她住在家里，其余我们八个则住在一个寝室里。我们早起跑步，天色未明就甩开脚步狂奔。学校的大喇叭比我们起得更早，不停地播放那几首歌曲，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因为当它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我们恰好头顶着深蓝色的天空，那上面依稀挂着几颗闪烁的晨星。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胡福明，是我们学校哲学系的老师。我因为私心喜欢哲学，便经常与哲学系的女生在一起。有一位不仅是我老乡，而且还同我家住一个院子。我会听她说，“胡福明从北京回来了，在哲学系做了一个报告，我们都去了”。“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最早我是从这位女生的嘴里听说的。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开始。每天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振奋的，每个月出版的期刊都会有“爆炸性的”内容出现，阅读是当时一件十分紧张热烈的事情，伴随着痛苦也伴随着希望。所遇到的最大尴尬是一个留学生向我提起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左派，她问我“你们粉碎了四人帮，但是用什么办法来阻止新的四人帮产生？”这个问题令我感到十分气闷。因为回答不上来，所以她消瘦坚定的形象至今记得很牢。 后来翻译哈维尔描述1956年对他本人的震动（当时他20岁，与我此时年龄相仿），感觉十分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称之为“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那是一个人确立他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是奠定他一辈子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的时期。在一个否极泰来、百废待兴的年代度过自己的青春，培育起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视角，那种深刻的经验足以影响一个人终生。哈维尔接着说，从那之后十年，人们都在这种气氛中生活，那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对我本人来说，所经历的大致也可以这样表述。 除了阅读经典文学著作，当时最热衷阅读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正好哲学系调进了一位教员叫做孙伯骙，他原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此人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炉火纯青，每一节课都有许多灵感的火花。本科时我一节不拉地听过他讲授的“马哲史”，还蹭过他给研究生开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是一字一句地研读过去。这本起先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著作，文体晦涩，深藏的玄机也最多。念研究生时，我干脆隔系选了孙老师的课程，第一次拿到这个老师的学分。不仅是听课，原著是一定要读的，而且读得非常起劲。尤其是那些早期著作，一本接一本地读过去，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与恩格斯合着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有些篇章爱不释手，比如从1851年底开始动笔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比起仅仅见到马克思的结论，去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在那个年代，马克思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窗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体现在一篇四、五千字小文章里，这文章发表在80年代中期的《云南社会科学》杂志，标题不记得了。 不要杀害那个无辜的人 疏异的感觉并不是从书本上开始的，而是深藏在个人经验之中。一次与徐友渔先生的争论中，我表达过某种不同的经验。对于友渔他们那个年龄上的人说，历史是从某个可以理解的地方开始的，比如1966年的文化革命，在它正在开展和进行的时候，友渔与他的同伴便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去分析考察，“指点江山”，他们被赋予了某些重大使命和责任。我与友渔相差半代。正当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没有从童年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对于周围每天发生的事情，除了茫然还是茫然。激情与愤怒都需要力量，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培育出任何所需要的力量。 应该是1967年的某个夏日，我们几个孩子正在家里玩扑克，听到有人在外面喊：“xxx（我们的同学）的妈妈跳河自杀了。”放下手中的牌，我们一窝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结果当然非常尴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肿胀的硕大的尸体，半个肚皮露在外面，还有一头散乱的头发。我第一次感到大河上方灰色天空的存在，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的祖母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女性，当她的某个儿子或者媳妇在体育场开完批斗大会后被游街示众，她就不停地上厕所，经常是我扶着她去。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一旦听见锣鼓家伙响，我的任务就来到了。我分享了祖母的悲哀与无力，也感到自己是十分无力和无奈的。不久之后祖母被遣散回老家，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下乡插队，我们（长我一岁的哥哥与我及两个妹妹）整个儿调进历史的缝隙之中了。我们像它的腹腔中的一截盲肠，或者不体面的“私生子”。 因此，与友渔他们处于历史的“正面”不同，我们处于历史的“背面”；与他们自觉地处于“历史意识”之中不同，我们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与他们从“历史的最强音”开始不同，我们是从历史微弱的一声呻吟开始的。福科曾经谈到1934年，当陶尔斐斯总理被纳粹刺杀时，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惧（当时他8岁。）“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 当我学习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这样的经验被压抑下去了。当然，此类经验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它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当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时，尤其是存在主义，与许多人一道，我是属于坐前排沙发的。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萨特、加谬、还有一位西班牙人乌纳穆诺（有一本他的小书叫做《人生的悲剧意识》），这些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生存情绪，是表达与世界的疏异关系，它们非常对我的胃口——从未有过地，它们帮助我接近自己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谓“荒谬”对我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对于周围世界的迷茫心情，实际上片刻没有离开过我。此前多年头脑与感情之间分离分裂状态，在阅读这批著作时，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谬、克尔凯郭尔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加谬的《局外人》，以一种十分冷峻笔调，描绘个人极度的脆弱不安，具有一种钻石般的品格。他的那本小书《西西福的神话》（杜小真译）和收在《正义者》中的几个剧本，有一种从黑暗中提取光明、从废墟中建立永恒的非凡力量。克尔凯郭尔将“个人”形容为“只身”的“隘口”，只有通过这个“隘口”即先成为“个人”，才能成为别的什么；如果不能成为“个人”，则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它意味着如果是真理，哪怕坚持到只有你一个人，你的背后只有悬崖峭壁，乃至你自己就成为悬崖的一部分，也要坚持下去。相反，越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立场，越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将存在主义当个人主义来理解和接受的。迄今我仍然觉得，是否经过这样的“隘口”，成为这样的“个人”，是我与许多我的同龄人的分水岭。我们那个年龄上的人，大多数过着一种鱼贯般的生活。也许每个年龄上的人大都如此。 比较起来，陀斯妥也夫斯基是最能够与我们所处文化进行有效对话的。他的那本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论战小说《罪与罚》，所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的环境中，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他的论战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观点支持了不止一代“革命者”，即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它将允许一些自诩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突然掉过头来追求“现实”，拾取非常“现实的权力”；它也将鼓励一些自以为是地骑在历史背上的人们，将没有理想的人们当作马蹄下的尘土随意蹂躏践踏；它迎合和满足了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误认或虚荣心，不仅认为自己的观点总是比其它人高明，而且从人格上来说，也比别人高出一等，因而可以随意凌驾于他人之上。《罪与罚》中的那个老太婆，是在“理想”的名义下最早被划掉人们之一。 陀斯妥也夫斯基对我来说，是一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阅读他的著作，体验他的思想，反观自己的存在，结果是将我自己从“历史”或者“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从那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轨道上彻底放逐。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等于宣称自己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真理。 1988年下半年，我写了《重读<罪与罚>》一文，这文章中的东西奠定了我此后思考的基本方向。在本人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看不见的声音》的序言中，这样的表达与其说是一种立场，毋宁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心情：“把自己放到无名的人们、无名的声音当中去，放到不幸失事与失败的人们当中去，放到被‘历史’的身影所掩盖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缝隙’中去，使得你与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们有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在阴暗的潮湿的街道，夜晚笼罩下的城市与大地，空荡荡的墙角的拐弯处，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尖锐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尴尬、无奈和失去耐心。” 专业与业余 我把道德上先声夺人的做法，也看作一种Kitch（自媚）。1987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先后买过不止一本送给学生。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你是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的”，尽管不是十分准确，但我并不准备反驳这样的看法。与许多人不同，“消极自由”对我来说建立得更早，我是从“消极自由”一步步走向“积极生活”的。至80年代末，我变成一个对于政治毫不关心的人，电视上几乎每晚出现的大人物的面孔，比如总理与副总理，我不能从相貌上把他们分辨出来。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对此深表怀疑，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专业即文学修辞学方面。上一代人丢失专业的情况对于我们肯定是一个刺激。许多人弄了一辈子文学，毕其一生所写的文章，在后人看来竟然与文学毫无关系，对于这种局面，正在步上批评道路的年轻一辈感到非常不满。比起“符号功能”一说，当时更加佩服的是英美“新批评”。主张文学的问题要放在文学的框架之内；重视文本内部的各种照应关系，即使是涉及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要转化为文学内部能够消化和吸收的形式，而不是服从任何文学之外的权威。这一套对于我们非常有吸引力。这个立场并不等同于所谓“纯文学”的要求，因为它并不是要拒绝外部世界，而是强调以文学的眼光和手段来处理外部世界。 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对于文学自身合法性的诉求；是在除魅的世界上，各领域自行营造其文化意义的一个现代性诉求，即“审美现代性”的诉求。这项诉求的深远意义并不在宣布文学与外部世界脱节，而是声明任何文学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给文学提供任何现成的意义，任何有关现实的描述都不可能直接担保作品的文学价值。有没有经过这个合法性论证是非常不一样的，需要文学本身给文学立法，站在文学的立场去思考社会政治诸问题，而不是站在社会政治的立场去要求文学。很可能经过论证之后，仍然继续强调文学表现社会现实的立场，但这回是出于文学的自愿，出于文学本身活力的考虑，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强迫。即便是政治，也并非只有政治家、社会运动家的政治。文学家也有文学家的政治，德国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用在作品中安放“倒钩”来代表作家的政治策略，它们是“是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线”，而不是“炸弹”。 作为一种专业，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对我来说，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有自身历史的领域，有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有这个领域之内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那是一个艰难进展的过程，往往探索很多年并不见得有什么眼下的效果。但因为是面临挑战，所以令人欲罢不能，殚精竭虑，觉得中断或者离去是十分不忍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专业是一道门槛，需要经过长时期恰当的训练，才能得其门而入。当下“知识分子”这个词包含了更多社会角色的色彩，但是我理解的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这样的专业劳动者，是在自身的领域中有所建树、有所进展的人们。而一个人一旦在专业上形成训练有素的眼光，他看待其它问题时也可能比较练达和成熟。因为在专业上缺少积累与耐心、在自身领域中站不住脚的人们，当他们对待社会现象发言时，也会摇摇晃晃、底气不足、因缺乏自律而漏洞百出。只化很短时间（一两年）就习得一种新语言而夸夸其谈的人，是比较不能够信任的。专业经验也是一种经验，而今天时代的宠儿仿佛是“理论”而不是“经验”。 当我为已故青年诗人海子一首总共八行诗句的诗篇，写出八千字的细读评论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哈维尔。因为不关心政治，我虽然知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但是对于谁上台、谁下台这样的事情始终记不住，此前没有听说过哈维尔的名字。我后来知道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手抄本的《无权者的权力》中译本在某个范围内流传，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应该是93年春天的某日，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一位加拿大朋友读完丢下的红色封面哈维尔著作“OpenLetters”时，我不知道此公何许人也。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该书作者是一位总统，我不会去翻开哪怕一页。 除了专业的经验，一个人还有他的生活经验，包括社会生活经验。谓之“经验”，所谈及的都是一种较长时期的积累。社会生活经验是你在所处社会生活中，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与你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甚至无须特别用语言来加以沟通，是你们之间的密码和暗号。当然不是说这些经验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不需要反思和批判，但是对于“反思”这个东西也需要“再反思”，不能因为“反思”而把自己架空起来，觉得自己是民族生活中的“超级人类”，脱离了民族生活的血肉与土壤。哈维尔的那些文章不是“理论”，是深深扎根于捷克民族社会生活经验之中，是他所处社会中人人每天吸进与排出的污浊的空气，是外人看不出来，里面人说不出来的那些。能够将这种经验加以表达，不仅需要道德上的忠直与勇气，而且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穿透能力。 而当某种深刻的民族生活经验得到表述，将不可见的共同体验转化为可以说出的句子，它同样是一种知识，而且是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知识：因为具有某种原生的、不规则的形态，是此前的书本上不具备的，缺少学科特点的，你甚至可以否认它是一种知识，但是恰恰是这种不完备的知识，可能成为某种专业知识的起点和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某些时刻，甚至引导着专业知识的方向。秦晖先生说“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别人，能够提供关于自己民族生存状况的知识，因为它同样是一种创造性文本。辨认这种知识，将它们也当做一种知识，这需要去除许多傲慢和偏见。 在很长时间之内，我将翻译与介绍哈维尔，看作是“业余的”工作。它花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却丝毫不增添我在专业上的深度和高度，在单位里这样的“成果”我也拿不出去。当然我不会为此感到片刻的后悔，但是专业的要求始终在咬啮着我的内心，令我感到十分不安。在我看来，一个缺少专业知识的人几近于一个寄生虫，放弃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要求，就等于放弃做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还因为我始终十分喜欢我的专业，不管是曾经从事的文学还是后来逐步进入的电影，在专业工作中我感到心满意足，专业领域中小小的进展都会令我十分开心。一度我给自己定出的工作规则是——半年从事专业的工作，半年从事非专业的工作。实际上差不多也是这么个节奏，“专业”与“业余”工作成果双方各一半。某种挣扎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候变得十分尖锐。可以肯定地，如果不是遇上这个不安的年代，按照我没有出息的天性，我会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我心目中难以超越的榜样是中国社科院杨绛、黄梅先生。这二位的人品与文章都是我暗中研习的功课。在伍尔芙与波伏瓦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我与这个世界 大约是1991年或者1992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听了北大乐黛云先生的一个讲座，关于一本没有翻译过来的书，主题是“沟通”，也许是一本捷克人写的。随后我给乐黛云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感到最痛苦的莫过于“精神与现实”之间不能沟通，从精神到现实之间仿佛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去过缸瓦市教堂和别的教堂。有一次在教堂遇见一位胖胖的女士，她笑眯眯地问我“哪儿不好？”是“工作”、是“家庭”还是“身体”？听上去口气就像一个大夫，言下之意我是出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才来寻找上帝的。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 我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平衡与周围现实的关系：巩固自己的专业，在学科范围之内寻求一种受保护的平静生活；包括阅读陀斯妥也夫斯基、伍尔芙这样的作家，以寻找一个人自己的恰当比例，不大不小属于他本人，但是仍然感到深为不满。在日记中我写道：“我日夜奔腾不息的头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放在现在，我就能够对这种持续的不安作出解释了：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舒心，不仅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理顺与这个世界（theworld）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顺，感到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即使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给自己找出再好的说辞，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不能填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很多力量将人们拒绝于这个世界之外，而人们为自己也找了相应的很多借口，将这个被拒绝的事实以动听美好的名义接受了下来。当然，身为女性，被拒绝的理由又多了一层；身为女性，接受被拒绝现实的借口又多了一个。 当我读到汉娜"阿伦特这样的句子时，认为它们首先是一个女性经验的表达，感到眼前一亮，：“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在“家庭领域”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身体的必然性开展，围绕着“喂养”展开，女性每天所处理的事务不仅琐细，而且都在默默无声中进行。没有比“鸿沟”的比喻更能够表达来自身体生存的那种沉重的压迫，那种密不透风，那种消耗与徒劳。即使是大多数今天出门工作的妇女，她们能够拿得出去的理由也是为了贴补家用，养家糊口，也就是说，需要寻找一个“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理由，才能将自己安放踏实。专注于私人事务的“私人性”，在阿伦特那里是一种“被剥夺”的体现，所剥夺的是人人共同关心的事务，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空间，是体现自己更高人性价值的那些内容。她所参照的是希腊城邦中只能埋头干活但不得开口说话的奴隶。 而这不仅仅是妇女的处境，而且是所有那些只能埋头于自己私人事务的人们的处境。表面上看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一种“自处”与“自得”，如同自由似的，但其实包含了一种自欺欺人在内，是把别人允许你做的事情当作一面旗帜竖起来，是被别人逼近一个角落没有办法只好说那就是整个世界。上个世纪中叶之前，身处各民族国家的犹太人便是如此。埋头自己的赚钱，对于周围社会政治不闻不问，到头来被别人送进毒气室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某种“政治冷漠症”甚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无根的”、“丧失意义的个人”其实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之内发生。封闭于自身存在的人们感到没有人站在他一边，没有人能够分享他的感情与感受；没有人理解他，谁也不会跟他一起行动。在无法得到他人确证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因而陷入萎缩和瘫痪，陷入晦涩和虚无。在失去了与他人共同享有这个世界之后，也失去了关于自身任何有意义的感觉，因为“意义”是在与他人的分享、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获得的。而一个人一旦感觉自己是一个废物，他去做什么就成为不可预期的，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说的“一切就成为可能的”。 针对此，这位忠直无欺的女性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与他人一起分享这个世界，获得自身有意义的那种感觉。最喜欢阿伦特用的“worldly”这个词，即“富有世界性”，“富有公开性”，因而勇气便成为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开口说话的勇气。当哈维尔表述他所处的七十年代捷克社会，人人只是享有买哪个牌子的电冰箱或者电视机的自由时，所采取的是同样的视点。当波兰人米奇尼克与他的同胞一起，强调恢复社会的自主性，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活力，通过建设社会、建设自身来推动事情的进展，所运用的也是同一思路。在我看来，阿伦特这样一些表述，比如人的“出生”，人的“行为的自发性”，人的“行为的不可预料”性质，以及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端”、“新的行动”，所有这些，都浸透了浓郁的女性和母性色彩。阿伦特自己没有生过孩子，可是她的这些立场非常接近一个母亲对于世界的期盼和祈求。在我看来，“首创性”的诉求与女性孕育和创造生命的视野是同一的。 2002年，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自己十分清楚其中的女性立场，只是外人看不出来——政治应当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回到广大、丰富乃至无限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去；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类生活世界在前，而政治在后；不是政治引导生活，而是生活引导政治。这两者的关系不应当被颠倒过来，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在什么情况下开展他们的政治活动；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他们的政治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性质。说到底，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 迄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不怎么习惯开口说话，我奔腾不息的头脑也许与这种不得开口的经验有关，越是不让我说的，越是在我内心中翻滚不已。 原载《精神历程——36位当代学人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崔卫平2007-3-3。 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王怡 也许作弊，是我们对于校园内腐败的一种称呼。一个天真孩童，穿过长达十余年的教育隧道，通往社会。像一个少林寺和尚在黑暗中打过十八铜人阵而还俗。哪里能够不留下一生当中的伤痕累累。在风雨之夜历经骨痛，心想，那是我长大成人的代价。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我高中时的任课老师。家、国不曾相通，师、父确是并举的。喝过酒到六七分，他的话题偏偏就要落在从事终生的教育上。他对中学教育的总体评价是不及格，批语是："毁人无数"。以下是他的原话：好成绩（的人）往往太听话，受害最深，丧失灵性。那些调皮的、捣蛋的，从小学到中学，紧箍咒箍上十来年，差不多都给毁了，一个个唯唯诺诺、充满奴性。只有少数人意志坚强，有反叛精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加上被老师忽略，反而有空间生长。结果捱了过去，还能成器。最后还要补上一句：你大表哥就是活生生被毁掉的例子。 父亲的话也许偏激，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实在是罄竹难书。我小学最好的一个朋友，五年级时写一篇作文居然就写了十一篇作业纸，升中学考试全县第一、考了299分。聪颖无比，前途无量，不过到紫阳元年初中二年级时，就在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下精神失常，而中途缀学。他的悲剧在于，在此之前，因为他的功课太好，因为他一直是教育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做第一次弊，就被毁去了。 因为作弊，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而自愿接受的代价。是少数人躲过枪林弹雨、借此顺利通过十余年暗无天日的教育隧道的途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已经不想把自己完全出卖给教育者，那就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在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几乎每学期都要参加县上的各种大会典礼。因为领导们每年都要开许多重要的会议，我们定制盛装、反复彩排，背诵赞歌，然后在那些个重要的节日里走上街头游行，或者向大会献词。我那个最好的朋友雷宏，就是每一回都走在队列最前面的那个孩子，或者站在舞台中央向领导们高声朗诵的少先队大队长。由于单纯和虚荣心，雷宏每一回情绪饱满地朗诵着那些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啊"字的颂词时，我埋没在后面的行列里，已经开始学会了作弊。当我发现站在队列里的好处是可以只张嘴不开腔，我就不再羡慕雷宏了。我从一个三好学生开始成为了一个校园中的作弊者。 其实更早的时候，当我还是一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下），在少先队的宣誓仪式上跟着大队辅导员龙老师一字一句地念："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作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因为即使在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年龄，从加入少年先锋队开始，一直到今年我年满二十八岁正式退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没有一天曾经把这句话当过真。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同学朋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这句话当过真的。但是真正的作弊者不是我，而是龙老师。因为我是无辜的，我在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时候被裤衩一般的红领巾诱惑了。刑法上有规定，凡是和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属于强奸。这个道理我觉得完全可以适用于上述场合。当大队辅导员龙老师带领不明真相的我们进行一生中的第一次庄严宣誓时，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作弊者。而且进而，他也是一个粗暴的强奸者。是他拿走了我精神上的童贞。在那之后，你的漫长的一生，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誓言。 相比之下，考试时的作弊反而是次要的。由于我的成绩也挺好，高中以前尚未在考试时作过弊。后来成绩下滑，就开始自甘堕落。然而对以后的人生更显重要的作弊，始终是在考场以外。初中二年级，也就是雷宏退学之后，由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就被某些老师盯上了。一个唤做姚远富的语文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但他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公开课选在了我们班上。上课之前一周，几个成绩好的良民包括我被拣选出来。姚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要我作答。答了之后他不满意。经过几番近乎全裸的提示，姚老师最后将标准的答案说了出来。姚老师深谋远虑，对我说：你可以就按照你自己开始的理解回答，经过老师提示和同学讨论之后，你再按照我刚才说的来答。 果然效果极佳。这一场作弊，同时满足了姚远富和王怡的虚荣心。我既已失身，从此被教育者拖下了水。在高中成绩下降之前，继续伙同一些老师作案数次。这一段经历后来想起，觉得屈辱无比。感觉就像是一场成年人对于儿童的轮流鸡奸。并且发现，成绩不要太好，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不敢反抗教育者，不敢在老师面前说谎话，是一个学生最大的悲哀。奴性的养成，在一个以培养奴隶和良民为目的的教育体制下，在一个意识形态全面掌控的局面中，作弊，几乎是唯一的拨乱反正，是在可以做爱之前一种最重要的能力。尽管由每一个有着作弊前科的学生所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充斥着作弊者和腐败者的社会。但我宁愿把这样一个社会看作是对于威权和领袖的藐视和销解。一个作弊者的社会，比起一个奴隶的社会已经好上许多倍。 不能说真话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说假话。然而在教育者的命令下，往往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被迫说假话，使说话者在教育者面前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紫阳二年我读初中三年级，整整一年，没有写过一篇作文。当时的语文老师姓郭，我们叫她郭老太婆。她每周布置一篇作文，那些题目已经让我开始倒胃口了。我不想写，就不写。接连五次没有交作业，第六次的题目叫做《记劳动节的一件好事》。我交了一篇《我为什么不写作文》上去，批评了郭老太婆的命题。我这么做是有本钱的，因为父亲在本校教高中，是语文权威，本校的教师子女在学校里是一大派，有点像社会上的高干子女。由于有人际关系的牵扯，一般的老师都轻易不会得罪其它老师的子女。加上我自己语文成绩好，初一时的作文就在绵阳市得过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初中组的第一名。郭老太婆又是快退休的。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对我不再理会，当我不存在。上课也不提我的问，更不去我父亲那里告状。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会试，我终于尝到苦果。由于一直不说话，说话的能力也就退化了，我自恃作文写得好，一年不写不练，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中考的作文题目记不得了，但和郭老太婆的命题差球不多。我最后决定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放弃自我，不敢冒险。按照父亲教导的灵丹妙药，所谓"总-分-总"的万能模式，编排了一个蹩脚故事。结果作文得分极低，一塌糊涂。到现在，编故事写记叙文都是我文字上最大的弱项。 到了1989年，这一年的作弊是铺天盖地的。上半年我在历史考试中第一次作弊。历史是我喜欢的科目，但历史课的问答题和政治课一样最卑鄙无耻。我不愿意将那些句子化时间背下，我宁愿选择作弊，如果是照本宣科的抄，感觉上要快乐得多。不经过大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有些话说着说着，就要毒发身亡，就要搞不拎清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教育者的想法。那些将政治课本背的滚瓜烂熟的良民们，即使他们内心是如何的排斥和瞧不起那些东西，然而多年之后，却不得不发现，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灵魂，播下了精子，构成了精神背景当中一生也无法抹去的桌面主题。许多年之后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现在才感觉到中学的政治课对自己的影响有多么大。其实这种影响看一看由精英们组成的所谓大专辩论赛就知道了，我们的大学生们除了口齿伶俐以外一无是处。能够拿出来支持论辩的理论和精神背景，永远逃不脱中学政治课提及的概念。对比台湾的一些大学生选手，精神与思想视野，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最大的作弊还是来自教育者。上半年的腥风血雨一旦散去，所有的教育者开始合谋为一个时代作伪证。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判断力，几乎全部丧失。一遍遍的在政治课、语文课，在时事政治的考试中背诵领袖的讲话，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全部的精神成长。除非，你是一个作弊者。 在一个伯父的家中，我有幸和父亲一起听到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的讲话录音。录音是关于传达中共中央对赵紫阳的处理和揭批。杨某人穷凶极恶，口不择言，对赵紫阳的攻击令人齿冷。杨汝岱者，一乡干部耳。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杨某时任某县委书记。一次得知赵书记要过境，不做停留。此人在必经之路拦路作弊，挽起裤脚，在路边的稻田里和老乡亲切交谈，一举得到赵的看重，从此步步高升。 这段典故在四川有多种版本流传。1989年四五月份，风声不对、火烧眉毛。杨某人作为四川最高官员，居然借故视察水灾，离开成都去边远县分避此风头。直到大势已定方才回来。作为赵紫阳一系的省级官员，杨某唯恐表态不及，摆出一副痛打落水狗的大阵仗，不惜污言秽语揭人老底。等到年底大换血，杨汝岱功成身退，离开四川赴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养老。我当年专门看了报纸上杨的简介，上面写着：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四川省一亿人的最高行政官员，以他卑劣的作弊行径，让我对教育者高声诵读的大部分价值心如死灰。 准备高考，对于在教育者面前作弊已经习以为常的我而言，是一个凤凰涅盘的过程。接受高考的洗礼，就是接受意识形态的洗礼。一个文科学生一遍遍背进大脑里去的东西，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大粪。如果你不能在政治、历史和语文课上考到平均八十分，基本上是不可能读大学的。而如果你真的在这三课上考到了平均八十分，你的未来还有什么真正的希望？你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清空回收站，可以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绝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也再不能将那些精神深处的大粪打整干净了。从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中挣脱出来，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所以大学对于我和许多同龄人的重要性，首先意味着一场大扫除的可能。我在大一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记不清谁写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基本上剔除了中学历史课的糟粕。接下来看剑桥中国史，整个人这才完全不一样了。大二读现代诗歌比较多，从戴望舒到台湾诗歌，再和八十年代的当代诗歌迎面相遇。把高中语文课本忘得干干净净。卢梭、尼采、萨特、韦伯和弗洛伊德，这些在中学闻所未闻的名字将我簇拥。后来在大学最后一年接触到自由主义，感到所有的代价终于开始赢得了回报。相比之下那些教科书又算得什么。所以大学里的作弊实在是家常便饭。四年间，绝大多数的课程，我听了一两回后，就不再去。我的大学是旷课旷出来的。 理科生不同。一个文科生又不作弊、又不旷课，即便考研，读到博士，也是毫无前途。除非他是因为遇上了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方才这般老实。不过这对于绝大多数学生的漫长生涯来说，是一种罕见的奢侈。我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所以我那些一生中比童年更加美好的日子。每一天的方式都是类似的。上午九、十点钟起床，吃完饭，生活便从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开始。或者是去图书馆泡着，或者是和一个写诗的朋友石东生带一本书、一副棋，骑车去锦江边的滨江茶园喝茶。到了六七点钟回来，晚上从不上自习，因为有节目。节目就是看镭射电影。感谢那些伟大的盗版者，让我在四年大学期间看了一千一百余部电影。其中七成是美国片，三成香港片，剩下的占一成。那些在小县城里看不到的电影，每一部都会让一个中学政治老师含恨而死。 夜里回到寝室，有人就打双扣，没人就点蜡烛看书（最痛恨大学的按时熄灯制度）。如果是夏天，需要反复到水房冲凉，就干脆偷跑出去喝啤酒。那样的生活，是一个中学生无法奢望的。无法奢望一个人可以如此的远离教育者的目光。有一次我起床比较早，兴致勃勃地去图书馆。在路上遇上辅导员石静。她问我：怎么没有上课吗？我信口雌黄地说：今天老师没来。从此以后我在校园里遇见她大约又有四五次，每一回我装着没看见，她也装着没看见我。在我心中，那是四川大学所能够给予我的最美好的几个瞬间。 我的许多的学分是作弊挣来的。大三大四两年的体育课测验表，全都是自己填上去的。除了大一傻乎乎的，以后也再没有出过早操。所以虽然读过大学，我始终认为自己属于自学成才。在这一切将要划上句号时，大四几乎一年时间的实习期，使作弊下的成长达到了高潮。 我在一家公有制的法院当书记员。强调公有制是因为所有法官都把他们的院长叫做"老板"。开始不习惯，但作弊作惯了的人适应性强。那一年是我们寝室最为奢侈的日子。整整一年每个人抽的烟都是红塔山。每一天都有人有饭局，所以双扣打得少了。有一次和法官去金堂县办案，回来时我带回了一条塔山，一个二百元的红包，还有一大筐金堂最著名的橘子。个个都有碗口大，空前绝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橘子了。 马晓平在毕业三年之后告诉我，实习期间他收过当事人最多一次八百元现金。我比他清廉，因为实习三个月之后我的老毛病一犯，就扔下手里的活路，再也没有去上过一天班。也就是那次去金堂，一个姓郑的法官在我面前丢人现眼，又吃又拿，晚上耍混要小姐陪。同去的我和一个女法官站在旁边，恨不能当场钻下地去。那是我事隔多年之后，再次又有了一种被鸡奸的感觉。回来不久，一个当事人说庭长收了他的钱，在办公室闹事，打翻了女庭长的水杯。这个乡下人被司法拘留十五日。两天后我和别人一起去拘留所问他要不要申请复议，他已经被吓坏了。他的表情让我想起了我童年的的好朋友雷宏。回到法院，庭长要我写一份当天（闹事时我在场）的证明材料。从第二天起，我就恢复了睡懒觉的习惯，不再去上班。 后来女庭长让我的同学带话，说我不去上班，到时候不会给我写实习鉴定。这种话吓不倒作弊者，我心中早有打算，根本不去理会她。 实习结束前，我自己写好了鉴定。然后去那家法院，直接上五楼办公室，把该盖的章都给盖了。以前所有文件，包括判决书都是我拿上去盖章的，所以人家连问都没有问一声。这个最大的一次作弊，反而作的最稀松。后来看见新闻说，有一家地方法院居然搞出假离婚判决书来。我想有什么稀奇，我一个实习生，当时要是自己打一份，一样也是把人民法院的大红章给盖了。 办完了这件事，我为了一个在重庆读书的朋友能够分配到成都，通过母亲的关系去给一家学校的校长和主管局的人事处长行贿。这次的作弊被那位有着真才实学的朋友看作永远也不愿提及的耻辱。干完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到学校去教书吧。因为我实在不想再作弊了。 高考时我听进去父亲的话，打死也不填报师范院校。没想到结果最后还是充当了道貌岸然的教育者。五年来，我自知育人不够，但始终记得父亲的话，以不能毁人为宗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希望帮助每一位杀出重围的中学生进行碎片整理。告诉他们那些曾经被毁掉或者从未在心中生根的价值。并在心中坚持，终其一生，和教育者留下的大粪为敌。 写到这里，我回头听见电视上的新闻，成都的中学生还在举行"生在红旗下的迎七一作文比赛，评委是老诗人流沙河。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仍然像太行王屋一样沉重。 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开出鲜花。 一朵学会思想的花。 王怡/2001-06-12于包家巷《世纪中国》,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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