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

民间学者 王力雄

2005年5月31日

一、从西式民主到递进民主

近代以来，民主成为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一个价值。然而，究竟如何实现民主，使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和民主模式，至今仍然没有广泛的共识。中国的在借鉴西方民主模式的同时需要进行创新，任何照搬的做法都可能带来灾难。

在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模式的道路上，民主作为前提概念是需要的，关键是内容是什么。我们并不是顾虑民主本身，而是民主过程。我们面临的选择基本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这种制度在西方的运行状况是认可的，它是成熟而基本有效果的。但在中国转型期实行西式民主能否成功，是有疑问的，需要交流。首先，我要讲西式民主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行。

西式民主对于中国将是一个剧变而不是一个渐变过程。民主在西方一般至少经过了上百年，是渐进的。但当民主已经成为概念时，在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个百年渐进的时间。我们采用西方民主只能够一步到位。一步到位采用西式民主，就会出现四种坏局面。

一是“大坝僵局”。中国的现行政体像座大坝，而且没有闸门，不能泄水。水来了只能往上加大堤高度。只要大坝上开了一个小缝，就会冲破大堤。而一旦实行西式民主，大堤必将被冲毁。

二是“政党乱局”，如果一步到位实行西式民主，其标志是开放党禁和报禁。那么不同政见组织能瞬时出现上万个。政党之间会竞争，会出现一个趋于极端的比赛。谁会得到大众的欢呼，谁就会成为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当中，认何稍微理性的声音得到的往往是喝倒彩。精英影响媒体，媒体影响大众，大众推动精英走极端。这样社会很难是理性的。

三是“胜负定局”。中国现在民主化有无可能由当局采纳，自觉地走这一步？大陆执政党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向来把西方民主视为虚伪民主，如果它现在走了西方民主道路，就是向敌对的意识形态投降。这必须有一个解释，是困难的。

四是“清算败局”。我们的执政集团在经济改革中混水摸鱼，即使用当前法律来讲都是犯罪，不可能不被追究。所以他们会抵制民主。如果一夜革命，那么在胜负格局会出现文革情况，百姓清算。这样的转型将会有大的震荡。

除此之外，还有民族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由于西式民主在中国不可行，我提出另外一种方式，这就是递进民主。可以先用递进民主，再由全社会选择究竟用什么样的民主模式。

递进民主包括递进委员会制和逐层递选制。打个比方，自然村每个家庭出一个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决定自然村的大政方针，同时由他们选举一个村民组长，村民组长自动成为行政村管理委员会委员。行政村管理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同时由他们选举一个行政村村长，来执行委员会决策。以此类推，逐层向上，最后由三十一个省的省长来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管理并选举国家元首。这里面有两个特点，一是递进委员会有一个范围限制，即在经验范围内。自然村的家庭代表是互相了解的，只有这样才是可靠的。同样，三十一个省的省长在同一个项目里是在经验范围内，可以方便地交流；二是逐层递选随时可以选举。西方定时选举则在非选举时段内可以为所欲为。随时选举不需要主持人和主持机构，七八个人三分之二同意就行。选举者不服从已被罢免者。

这种递进民主模式是可以渐进的。现在政权和西方民主体制不能相容。比如乡长直接选举出来，他必定服从乡民而不是县当局，政权会断裂。而递进民主有两个性质，一是理性地逐层提炼，二是逐层保护，每级只受上层制约。我们目的是内部自治。比如现在不合理收费是乡级来的，如果乡级自治，就会削减不合理收费，而对县一级还配合，避免镇压。县有可能接受这样一种自治。每一层可以理性地和上下级打交道。

对于那四个局，一治“大坝僵局”，自下而上单元式自治。当多数乡都实行递进民主时，就有可能组成县选举委员会，取代原县长。转换完后，对于洪水就收放自如了。二治“政党乱局”，如果不实行西方民主，政党将不存在。西方政党作用是选举并赢得选票。没有政党是很难赢得选举的。递进民主是经验范围，不需要政党来争夺权力，精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获得大家拥护，而不是通过表演包装。三治“胜负定局”，如果现政党采用西方民主，就会自我否定。但递进民主则是和递进委员会相一致的，躲开胜负格局。四治“清算败局”，不能没有清算，但这时清算会缓和得多，因为公检法威摄力还在，不允许私刑。贪污腐败会受到司法追究，不会搞诛连，不是群众运动追究。当权者在此面前还是会选择公正的司法审判。

二、大规模社会是专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

从人类学家提供的知识中可以得知，在社会发展初期，人们生活在规模比现在小得多的社会。那时的权力没有那么复杂，所有事物，包括权力的构成、功能、运作及因果关系都能包容在每个社会成员视线之内，凭经验即可把握。那时一般没有专职领袖，由有威信的长者主持公共事务，即使发展到已具有等级制和律法的酋长领地时期，首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服从“民意”。

随着社会规模增大，管理层次随之增加，那些层次造成社会成员经验的割断，披上了专业化和神秘化的隐身衣。部落成员既然不能参加只有部落首领才能出席的部落联盟会议，当首领告诉他们需要打仗或者需要交易，他们还能有多少资格参与意见呢？如果部落的命运越来越取决于部落在联盟中的地位和对外关系，那么当老首领去世时，除了常年陪同其参与对外活动的首领之子，谁又有那么多经验和对外关系，足以担当起部落的命运呢？当部落联盟发展成国家，从诸侯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社会规模越来越大，权力层次越来越多，社会成员也就越加无法把握，最终不但失去经验的联系，连理念的联系也会丧失。

专制之所以成为专制、并能够做到专制，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社会规模造成的阻隔，有意识地切断社会对权力的沟通，以及社会和权力结构内部的横向沟通。

在部落里分配鹿肉，所有成员都能看到。然而当分配发展成今日这种复杂的黑洞，每人所得再不会像割肉那样明了，而是沿着无数环节的链条千回万转，通向金融系统、银行机构、法律体系、国际贸易、市场起落……在不知哪一个环节中，哪个官吏躲在天书般的法律制度或是成吨的帐本之后贪污，有谁看得见？又有谁能查明白？即使你真发现了不公，你也摸不清“上访”或诉讼的途径，不会跟“中纪委”谈话或没钱雇佣律师；你很可能不懂怎么拿出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当你发现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不公正的分配者，而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或体系时，只能陷入更加无能为力的沮丧……

从宪法条文上看，专制社会有时会显得比民主社会还民主，言必称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官员都是人民公仆……那么它的专制从哪里来呢？ 就在于控制大规模社会中的沟通。人是无法在大规模社会里自发实现沟通的，必须借助沟通的结构。以选举为例，专制制度并不剥夺人民的投票权，也不需要制造假票，甚至还会督促人们履行“主人翁”职责去投票。但是在选民之间无法进行直接沟通的大范围内选举，竞选是选民了解候选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只有通过竞选，选举才有真实意义。否则，即使候选人名单有再多差额，只要是在那名单上“选”，再选都等于是专制者的任命。你要是拒绝选名单上的人，又能选谁？选你的邻居？你认定他特棒，可是除了你，其他选民谁知道他？你的一票是几十万、几百万分之一，效果等于零。其他选民没你那么认真，既然不知道别的候选人，就按名单选了，你的一票只能被淹没。而如果人人都和你一样认真，每人各选自己看中的人，选票就会分散到成千上万的人身上，结果谁也不能当选，选举就无法进行。

如果你去宣传你的邻居，让选民都选他，仅用口头是可以的，却影响不了几个人。你要是想扩大宣传范围，一是要借助媒体，二是要成立组织，这就捅到了专制权力的要害。其决不允许新闻自由，要求一切媒体成为“党的喉舌”；更不允许成立“非法组织”，进行“跨行业串联”，从事“非组织活动”以及成立独立社团；只要能切断人民之间相互沟通，人民就只能是任凭宰割的愚氓。

限制沟通亦是专制权力进行内部控制的手法。专制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垂直指挥，不允许下级之间发生横向沟通。自古以来，下级官员背着上级私下“串联”、“密谋”，从来都是专制权力大忌。古代帝王频繁调动军队将领，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与今天大军区司令、各省负责人对调出于一个目的。“分而治之”之所以成为专制权谋要诀，就在于大规模范围中只要以“分”切断了沟通，最高专制者就可以利用自身的枢纽地位使被“分”的各方相互制约，自己充当发号施令者和仲裁者，达到“治”的目的。

一些人对邓在六四时调动几大军区部队同时进京感到不解，认为是惊惶失措，把形象搞得那样狰狞。实际上，调那些军队主要不是为了对付六四抗议者，而是为了以军队对付军队，保证中央安全。在当时形势下，虽然一个军区的部队足以镇压抗议者，但是同一军区内部不必通过中央就可相互沟通，容易串联，因此有发动政变的可能。不同军区的部队却难以直接沟通，只能以中央为枢纽。当时进京的各军区部队被交错部署，相互钳制，彼此摸不清对方的态度和兵力，于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切断社会信息进入军队的渠道（不许官兵看报、听收音机等），最终使军队驯服地执行镇压。

几千年的专制权力把在大规模社会中限制沟通的技巧已经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在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社会，沟通本来就极为困难，限制沟通就更容易。小国之所以政变频繁，原因之一就在于容易私下沟通整合，大国专制者却得益于沟通不便，往往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坚如磐石。然而大国一旦动乱便不容易恢复稳定，吃亏也是在沟通困难，因而不易实现整合。

三、递进民主制与联邦主义

递进民主制在理念上与联邦主义完全相容，但在方法上和当今的联邦制有不同之处。

联邦主义的前提是承认并保证人类社会在利益与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克服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常见的悖反和对立，通过鼓励多样性维持统一性，实现二者的和谐结合。联邦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联邦的，是一种由下至上的多中心政治秩序。联邦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自主与群体自治，主张人人自治，天下共治。这和递进民主制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

柳大正这样给联邦主义定义：“在联邦主义政治秩序之下，同一块国土上至少有两套独立的政府层级，其中较低层级的政府（即构成联邦的成员体）必须是全面自治的，而且这两级政府之间的许可权划分和管辖范围是由同一部宪法来确定的，并得到该宪法的保障。构成了联邦的成员体（如州、省、邦、加盟共和国、特区等）之下的地方政府都是成员体的产物，它们都不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而是成员体政府的一部分……两级政府之间有独立的管辖范围，在职能上交叉而不重复，彼此都对对方的权力构成制约，各自都只能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行使权力。”递进民主制与这个定义没有矛盾，不同的只是递进民主制的层级更多，但其每一层都符合上述定义，因此它的每一层都可以视为联邦关系。在这种意义上，递进民主制也可以称为“递进联邦制”。

如果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联邦的，把自治落实到每个社会成员就应该成为联邦主义政治秩序的基石。没有这种每个个体的自治，自治和联邦就是徒有虚名。这便是目前联邦制的问题所在。目前的联邦制只有成员体的自治，而无个体的自治，因此那种自治只能被视为是成员体“自己统治”，或者是“地方自治”，而不是体现为公民自治的人类社会生活层面那种本质上的联邦。

当然，世界所有具有实质意义的联邦（不算苏联那种名义上的联邦）无一不是民主政体，其统治都不是专制而是代议制，都不会手段专横，当权者要由选举产生，要受到制约。然而代议制并非自治。只要是代议，是间接民主，就是人们把决策和管理的权力让渡给了代表，由代表掌握和行使，而不是人们自我治理，因此就仍然是统治而非自治。

自治只有在直接民主中才能实现。但是直接民主受制于参加的人数，在稍具规模的人群中就无法良好运转。西方民主制发展出代议制来解决规模问题，也就在同时舍弃了公民自治。虽然目前的联邦制也采取由公民对重大事项进行票决的方法进行弥补，但我们说过，那相当于是在更大规模的人群中实行直接民主，除了体现理念，效果十分有限，有时作用甚至是负面的。

递进民主制与当前联邦制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自治是“全细胞”的。从个人开始，每一个层块都是自治的，同时又以联邦形式组合在一起。因此递进民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到极致的联邦制。其联邦囊括了社会所有层次，而非仅仅停留与州、自治区、特区那种层面，一直延伸到每个公民，都是以联邦形式组织在一起。更准确的说法是，在递进民主制中，每个公民都相当于联邦的“成员体”。最基本的联邦是公民之间组成的“联邦”，并以此为基础向上递进延伸。整个社会的任何层块都处于如此状态 对下是联邦，自身是自治体，对上则是组成上级联邦的成员体。这样一种逐层递进、最终囊括全社会的联邦，最彻底地实现了联邦主义的理念。

四、西方民主制如何解决规模难题

追根溯源，什么是西方民主制优于专制制度之处？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为大规模社会的民众提供了一些沟通方式和渠道，增加了公众的了解与知情。西方民主制所提供的沟通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竞选。大规模社会如果没有竞选，选举就只能是盲目的，因此也就完全是虚假的。竞选就是为了让候选人在大规模社会展示自己，以使选民对候选人有所了解；

二是新闻自由。在大规模社会，媒体扮演重要角色。只有让媒体自由发表言论，公众才能从不同的方面了解情况和真相，也才能使权力受到名副其实的监督，同时起到凝聚舆论的作用，使民意通过舆论压力对权力进行制约。

三是全民公决。这是大规模社会最便于操作、也是成本最低的民意表达方式。多数意见具有最高权威，权力必须服从。这种数量型的求和方式虽然并不理想，比起强奸民意的专制社会，却是巨大进步。

四是政党（利益团体）体制。权力体制之外的独立政党、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能够给公民表达个人意志增加渠道，使大规模社会的公民能自行串联和组织，增加了与权力抗衡的能力；同时也为少数派提供了活动空间，使之不为多数所“淹没”。

五是法治。规模很小的社会（如原始部落）不一定需要法律。人们通过约定俗成或彼此协商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随着人群规模扩大，为了解决协商成本问题，就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大家共同遵守。而在大规模社会，则必须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才能保证社会秩序。专制社会不是法治是人治，因为其法是专制者的工具；民主社会是法治，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至上。

六是分权制衡。专制社会只有一座权力金字塔（所谓的“一元化领导”），民主社会则是把权力分散到几个领域。除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还有独立的政党、企业和团体。我们说过专制权力靠限制公民在大规模社会中的沟通以保证专制，民主制度则是以宪政对权力进行分割以防止专制。

由此看出，西方民主制的实质内容，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克服大规模社会的“难以了解”之弊病，目的都是为了使处于不了解范围的社会成员增加了解。其努力可贵，设计巧妙，然而差距仍然很大。应该说，西方民主制在解决规模问题上已经做到了头，拓展余地已经不大。不过对西方社会而言，虽然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但还算是差强人意，至少能继续维持。但中国效法西方，却不会达到西方的效果。因为西方民主制解决规模问题的技术，是需要相当时间和一系列条件的 如职业政治家、多党体制、多元化的大众传媒、规范选举的法律和制约，包括人民的训练，理性程度提高等，需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形成。中国社会不仅目前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也已经没有等待其形成的时间。何况，中国社会的规模比所有西方国家都大很多，因此面临的规模问题只能比西方国家更严重。

结论是，中国民主走不了西方之路，只能去寻找一种使民主得以立足于“经验范围”基础上的新体制。

五、大规模民主中的公众局限

大规模民主是“数量型求和结构”，因此会把每个社会成员的局限叠加起来，进行放大，变成“大众的局限”。

一方面，西方民主制政体给予公众选举权，对当权者构成直接和致命的制约，当权者往往为了选票迎合公众，而不是为了社会发展领导公众，即使明知公众意见是非理智的或短视的，也不得不屈从。而在恶果显露时，公众却会把当初对当权者施加的压力忘干净，一致迁怒于当权者，并且仍然不会变得聪明，也不会减少偏见与局限。

所谓的偏见在于见的位置偏，局限在于所处的局部地位之所限，这对于置身大规模社会的个人，其实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所有的偏见和局限将被纳入一个什么样的求和结构，得到的结果也将是完全不同的。

局部是相对而言的，偏见和局限因此也是相对而言。一个公司相对国家是局部，让公司老板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免不了偏见和局限，然而对公司内部事物，就不会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把握。同理，一群老农是文盲，让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发表意见，肯定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对本村家族邻里该怎么相处，学问再大的人也不会比他们更有发言权。大规模民主的问题在于，它不允许局部的人在其熟悉的局部做主，又避免不了他们对其不熟悉的全局施加压力。

西方民主制中的选民在选举国家领导人或议会代表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竞选者阐述的宏观问题当作对其的主要判断，而难于和自己的公司、农场具体地对应起来，这时最容易出现偏见和局限。现代民主面临严重的认知危机。虽然人们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信息并非知识，更不是智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大规模社会，让一个只能了解极小局部的普通人去判断并选择谁最适合领导整个社会，本身已经是一个严重脱节；而普通公民的政治素质与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政治素质之着天壤差别，更是一个严重脱节。因此有人把这种“精英由庸众推举”的现象称为代议制的一个悖论。

不过，转到递进民主制的视角，偏见和局限的存在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虑，因为全局总是由局部组成，只要能把各个局部的偏见综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全局。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对局限进行求和。以矢量方式求和，相当于把所有的局限横向拼接，最终会合成完整的全局而消除局限；而以数量方式求和，则如同把所有的局限在纵向上叠加，摞成一个局限的“深井”，最终只能愈加局限1000万人的无知加起来不等于一点点有知（泰纳）。这种“大众的局限”其实不应该由公众负责，而是被不合理的“数量型求和结构”强加给公众的。

网上评论：

会员拉米于2005-5-21 13:31:49发表评论说：递进民主有启发意义，但不具备成为一种学说的基础。选举只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政治参与的目的本身。单纯依靠选举本身并不能解决诸如权力的地域性分配、个人权利保障、不同利益代理人制度等问题。民主归根结底是要让国家行为符合公民的利益诉求并得到公民的支持（这同时构成民主制度和“革命党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中国现在的问题也许不是民主制度的直接建立，而是首先要让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能有一个合法的受保障的政治搏弈平台。“乌有之乡”这样的地方就代表了左翼的声音，价值取向是倾向于社会底层民众的。但光有左翼的声音也是不充分的。右翼的声音也有合理的价值，只是现在右翼的声音过于高亢霸道而已。所以我本人就更愿意支持“乌有之乡”。

换句话说，民主不能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会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同时必须要保护弱者，这样才能产生社会和谐。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缺少价值取向不同的“代理人”，所以被压抑的力量总寻求“颠覆”，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右派”在人口规模上并不大，掌握的资源却是决定性的，但其合法性基础是一个天大的软肋，即缺少民众的广泛支持。递进民主的贡献是从程序上如何降低社会政治变革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是有相当价值的。

会员东柳王生于2005-5-20 8:43:21发表评论说：王先生对社会现状问题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但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构想未免显得资产阶级化了和小资产阶级化了，中国的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其构想无非是对西方民主的变种构想！真正创造历史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对居高者的监管不利是历史倒退的原因！在这一点中国和西方是一致的，西方按照他们的传统和惯性用资产阶级民主来解决，其实也不见得怎么样，他们的方向只是在他那个社会他那个阶段是有效的，到中国呢！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统治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因此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用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真正的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用哪种方式的民主的问题，因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对居位者的监管才是目的，当前只有靠解放军下派工作组发动群众进行一次清党清官清文奴的新时代的《暴风骤雨》工作才能重建我们的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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