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在此文中再次剖析了外向型经济的弊端以及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作者指出：以追求出口数量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首先违背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和国际分工理论。本来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正常出口，可达到节约社会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结果。而以出口退税，低汇率机制等奖励措施为手段，出口数量为目的发展模式使出口价格接近或低于实际生产成本价。出口没有给国家增加财富，甚至减少，只不过是已在国内创造的财富向国外转移。表面上看出口部门就业人员在扩大。但因为社会财富未相应增加。整个社会收入和需求无法有效扩大。本文后面还附有一篇参考文章《出口退税收不抵退, 浙江财政隐现难题》，敬请关注。]

外向型经济偏好对国民就业的“挤出效应”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赵丹阳

2005年1月21日，

2005年4月25日 修改，

电子邮箱：danyzhao2003@yahoo.com.cn

一点就业理论

出口导向经济理论和出口自至上主义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中国当前就业问题是首要问题，中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是迫不得已的。似乎低效率，低质量的出口是正常的，是应该牺牲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的确可引起不少共鸣。从出口部门就业状况来看，十几年来，在出口行业就业的人员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在快速扩大和增加，尤其是就业大量沉淀在低层次的出口加工业。但出口和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快速膨胀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主要靠政策的优惠导向，如出口“创汇”计划，出口退税，出口奖励，人民币汇率低估，外商投资减免税收等。

我同意就业第一的观点，就业和效率权衡，就业权是生存权，而效率是发展质量问题。世界上有高产出，高经济增长效率，低就业率的国家，如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近10%的失业率。也有高产出，高经济增长效率，低失业率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说明就业和效率不完全是对立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减少局部就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增加国民收入和总需求，创造新的就业部门和岗位。而人为的在某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会使整个社会生产效率降低，财富减少，总需求减少，整个社会工作岗位收入质量将受负面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p111）分析就业问题：挖矿，掩埋，再挖，……也能创造就业，意思是无效率，低效经济活动也能创造就业。这些人虽没有创造财富，但因为得到工作收入，创造了需求，带动了实际生产部门。三十年代末，两个主要因素把美国从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高失业中救出。一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大量生产军火，是负经济效率创造就业。当然，它出口军火到其他国家可产生经济效率。二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也就是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低经济效率。这种宏观调控手段只能在经济萧条时，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被大量闲置时，局部无效就业能起乘数作用时使用。现在，西方国家更多使用货币政策来代替低效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充分就业。

但是，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如果广泛滥用这种低效经济就业方法需消耗国民财富，降低或抑制国民总收入，最终影响国民就业质量。如前苏联和东欧阵营在计划经济下的高就业率。十几年来，国家为外贸出口公司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中国为外商加工生产提供了大量年轻劳力。如今，这些工人收入不但没有提高，一到年龄，这些人没有任何保障又被送回社会。众多国有外贸出口公司多年来为完成出口任务，没有财富的积累，也谈不上做大。在出口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凯歌中，走向衰亡，许多外贸职员也加入下岗大军。下岗人员向专业人才发展，因为跨国公司可以把上层管理留在国内，也可以迁到中国。在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优惠领域，中国国民就业结构向低层次变动。

出口数量导向，亟需改变的增长方式

追求出口数量本质是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市场经济下企业行为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最少的资本追求最大的利润。一个出口5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的出口企业同样获利100万，谁应受到赞扬？可是过去长达十年多，各地区和国有外贸企业相比的业绩唯一标准就是出口额。

[编者按：作者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一个出口500万美元的企业雇工500人，一个出口1000万美元的企业雇工1000人，尽管两个企业由于人力成本不同而获得的利润是一样的，但出口多的企业用人多了，可以增加社会就业和收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可以看出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不同。在企业利润不增长的时候，如果有就业的增长，也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多就业的人口可以有工资。如果完全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有些老板是不愿干规模大但没有利润的事情。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不能完全从企业赢利角度来设计，也不能仅用企业利润来衡量一些经济活动的社会效应。]

十几年来，许多地区互相攀比出口和对外招商数字，但有哪些地区和城市是靠出口福裕的？更多的是靠国家优惠税收政策，靠国有资金不计成本地注入，靠进口赚内地的钱发展的。比如说，出口的越多，以退税形式占有的国家税收资源越多。外商越多的地区向国家上交的税收越少。倒是边缘化的温州地区，以私营出口经济为主的市场到向，当地居民收入得到大幅提高。因此，就业数量和质量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不是片面地大力发展出口能根本解决的。这里主要谈的是过度追求出口对国民就业质量的影响。

以追求出口数量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首先违背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和国际分工理论。本来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正常出口，可达到节约社会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结果。而以出口退税，低汇率机制等奖励措施为手段，出口数量为目的发展模式使出口价格接近或低于实际生产成本价。出口没有给国家增加财富，甚至减少，只不过是已在国内创造的财富向国外转移。表面上看出口部门就业人员在扩大。但因为社会财富未相应增加。整个社会收入和需求无法有效扩大。

为什么你出口的彩电和微波炉价格比别人低一半，不单是你的劳动力成本低，还因为你出口的产品不含税收，还有你低估的地租和环境成本，还有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你的实际生产成本。你对国外消费者免税，你的国人就得自己缴纳社保，医保，因为国家每年为出口退税付出了上千亿人民币。你搞开发区，圈地优惠吸引外商，你的国人就得付世界与收入比最高的房价，因为可居住地和可耕地相应减少。你搞汇率低估，有利出口，你的国人打工月收入只能够付一次西方使馆的签证费，出国洪流还滚滚不止。因为在外打工一年带回的外汇收入换成人民币，就等于他门在国内十几年的收入。

低汇率加剧了国内外收入巨大差异，这对在国内工薪阶层是不公平。有人只好用脚投票，合法，非法出国打工。甚至花十几到几十万人民币偷渡出国。拿国内物价和出口物价相比，可以看出出口成本的真实一面。凡是中国出口的产品，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质量好，价格都极低。凡是无法出口的，主要是国人消费的，价格都极高：房产，医疗，教育等。这一系列出口成本补贴抑制国民收益跟随出口总量增长，包括抑制了劳动力工资增长。也是为什么国内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的原因。

最典型的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没有因从中国大量进口和几千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而受损或产生大量失业，因为美国劳动力近二十年来基本较顺利向效率较高生产部门转移，把落后产业留给发展中国家。遇到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不顺利时，如经济低潮和失业有所增加时，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美国还首先使用征收高反倾销税来补贴受进口冲击的企业的方法，达到既廉价获取财富又保护本国就业的目的。美国与中国的悬殊收入差距不但没缩小，而且在扩大。美国由于大量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产品，十几年来过着历史上从未有的低通胀，高收入增长的时代。美国从八十年代初的两位数高失业率到现在的低失业率。而恰相反，中国出口虽扩张迅猛，就业问题则日益尖锐突出。因为中国出口的超常扩大是靠行政机制，是靠国家退税资金和政府投入人为扩大的，是以减少国内其他部门投入，特别是国民收入和需求为代价的，不是市场取向的结果。因此将出口导向奖励政策用到极端，也就接近凯恩斯的零效率就业理论。

几次就业冲击

外向型经济偏好对我国国内生产部门的就业的冲击，开始于八十年代的生产线大引进，从豆腐生产线到电池生产线，从冰箱到软饮料生产线。大量重复引进。当时的经济主体为国有企业，国企领导对出国引进兴趣远大于国产化生产线。洋生产线热首先造成国内机械行业萧条，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工人被迫停工。

所谓八十年代末外商投资高潮，主要以台商为主，集中在见效快的轻纺部门，如纺织服装，制鞋，电子，玩具等，而这些都是当时国内主要的出口产品。以低廉的工资和零劳动保障从农村招聘年轻工人，再加上税收优惠。与国内有的原有的国有纺织服装企业和乡镇企业国外争夺出口市场，国内争夺原料。再加上国有企业自身问题，国内纺织服装和轻工企业首当其冲，许多纺织企业关闭，纺织工人下岗。乡镇企业也只不过多挨了几年，结束了他的辉煌历史。而现在许多当年在外商企业工作的年轻人已不再年轻，失去青春的价值。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被重新退回农村或社会。

近几年的圈地招商热又使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加入城市廉价劳动力大军。外商即得到廉价的土地，又有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不断新增加的劳动力。这不禁使人想到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与低廉的工资相存的是最苛刻的劳动环境和超时的劳动时间。（如制鞋过程中高温，胶水和橡胶剧毒生产环境）这种就业岗位只有年轻劳动力能承受。但是外商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国内劳动力市场完全是一边倒的买方市场，资方市场。资方劳动力价值的标准就是年轻劳动力。

在出口加工业的劳动力因年龄增大，退入社会后，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本应是能很好的吸纳大龄劳动力的产业。但服务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们收入普遍的提高，是前两个产业，包括制造业工人收入增加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消费为基础的。在发达国家大龄就业人员非常普遍，如英国航空，美联航，加拿大航空等，大多是高龄空服人员。除了年龄歧视是非法外，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一重要因素。但国内由于劳动力过剩，服务业也精挑细选，降低了大龄劳动力就业机会。

靠出口数量就业，还是靠出口收益就业

中东国家通过石油配额数量限制出口，抬高出口价格，从石油获得巨大的收益中，用来发展本国其他部门经济。用有限的出口资源和出口就业人员带动国家经济和各部门的就业。在富裕的中东国家，只有劳动力紧缺，没有劳动力剩余。可见，只有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充分就业是水到渠成的事。出口带动一国经济和各部门就业，是在出口能为一国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财政负担并增加国民收入情况下达到的。

而中国出口存在极大的显性和隐性财政损失，最明显的是每年近两千亿的出口退税。出口退税中收不抵退，骗税问题造成国家年复一年的巨大财政损失。对石油，煤等能源资源的退税持续多年，直到近年才取消和减少。以外资出口占我国出口一半看，国有外贸在萧条前，为完成出口任务，以代理出口形式大量向外商“买单”。国家退税资金基本流向外商口袋。其次，国有银行为支持外贸出口贷款而形成的资金挂帐，还有国有外贸为完成出口任务，用其它收益来补贴出口等。以在外商企业打工者约两千万人算，每年近两千亿的退税资金。每个为外商的打工者可分近一万元。等于国家为外资支付了每一个打工者的工资。另一方面，我国出口收益一半以上为外商所得，大部分最终要转出境外。FDI流入中国，最后还要流回母国。

由于国家对出口就业的投入成本大，出口就业主要是投入型就业。势必影响国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就业的投入。第二，出口部门的收益低产出，出口成为国家财政负担，没有为国家创造财政收入和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出口部门就业的扩大是以其他部门就业的减少和损害为代价的，最终影响国民就业总量的增长。

对外资和出口的偏好不仅是认识和观点问题，还存在利益取向问题。有对外资优惠就是对内资的歧视。优惠和歧视产生利益级差。最优惠成为稀缺，形成市场准入的不同门槛，为部门集团和个人利益设租提供了自然条件，外商为得到更加优惠就需借助寻租活动。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

刚公布的美国2006年财政预算，布什政府大幅消减农业补贴，增加军费开支。说明美国已开始减少主要出口补贴中的农产品补贴，把节约的出口补贴开支用于军备，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也可以这样做，出口退税和国防工业都是政府投资创造就业。与其补贴出口，不如将出口退税资金用于发展国防工业，创造就业，加强国力。以市场为导向，尽量减少大量低价商品出口到美国，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市场无形的手就会帮助中国对美国出口找到一个最佳出口量，也减少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使美国为进口中国商品付出更高代价，加大美国经济发展成本，也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民族利益和战略利益。

就业挤出和被挤出倍数效应

在外商生产线上，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比西方工人长，劳动力的产出与西方差距并不大。中国的劳动力工资约只有他们的二十分之一，且基本无任何劳动和福利保障。如此低的工资，还长期停滞不动，中国出口商品生产者和西方消费者的收入鸿沟还在扩大。

从收入来看，美国制造业非熟练工人工资约为中国的二十倍，中国平均20名工人生产的出口产品才能挤走一名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如纺织服装配额取消后，中国对美纺织服装出口价格下跌约50%，出口量激增，可能给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加工业增加了几十万一般工作岗位，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美国纺织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仍比中国高，中国仍需多名劳动力才能挤走一名美国纺织工人，说中国劳动力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相对优势”的曲解，相对优势是指相对自己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自己的优势部分，但并不比别人优势。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纺织业2003年全行业工人就业减少只有6万人。与中国纺织出口相应的美国进口批发零售，市场营销，纺织机器，研发设计和服装面料行业就业等并没有减少。美国纺织服装还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将管理，营销和技术就业岗位扩大和延伸到中国。2004年美国纺织服装进口协会以到计时的方式急切等待纺织服装配额取消的到来。

美国由于高生产率和高人均收入，就业被挤出系数小。这也是美国可以承受几千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而保持较高的就业率原因之一。

纺织服装配额取消最大赢家和受益者是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克鲁格曼Krugman(2000, p216)和Appleyard (1998, p285)在他们多次出版的教科书里都论证和阐述了进口配额对美国经济造成得损失以及取消配额将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萨缪尔森（1998）认为“纺织品配额是通常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出口商。配额的费用最终由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在购买价格中付出。” 这就是执行纺织品配额国家美国，欧盟国内市场纺织服装价格比不执行纺织品配额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高的原因。 “对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把资源浪费纺织产业上。这些资源可用在生产效率更高的其它部门。”（萨缪尔森Samuelson，1998，p701）

纺织品配额取消，虽然造成美纺织产业的衰退，但总体上进一步优化了美经济结构，提高美国生产力。美国不但在纺织品服装进口上节约了上百亿美元，而且会将节约的资金和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其他部门，包括生产更多军火。从战略上看，不利中国和平发展。配额后中国了对美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量和就业虽然增加，但损失了十几亿美元配额财政净收入，需付出比配额时期要多达数倍的纺织服装出口来弥补配额收益的丢失。还有更多的环境污染和贸易争端。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美国和发达国家每一名工人生产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就可挤掉几十名中国工人的就业岗位。因为这些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率大大高于中国。如中国从日本进口纺织服装生产设备和机器，从美国进口精密机械，从德国进口交通工具设备等。由于十几年来中国一般都是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设备的反复大量进口，消化引进少。中国机械设备重工业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老工业基地成为工人下岗的重灾区。

对外贸易产生过国际分工，各国产业结构重新调整。有出口，必有进口。国际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出口创造一国出口产业的就业，进口当然减少一国进口有关产业的就业。不能只看到出口能创造就业的一面，忽视了进口对有关就业的冲击。应两者结合起来看，出口创造的就业是否可抵消进口造成的产业损害和岗位流失。是否有利于产业的提升和国民就业质量的提高。

有人会提出这样我们只出不进，或多出少进，搞顺差贸易。这就是历史上的重商主义，与现在的贸易顺差主张的观点是一样的。大量贸易顺差固然有利就业，但降低了本国的贸易效率，降低了国际贸易能节约一国社会劳动和增加财富的作用。出口创造的外汇不用，等于自己花钱创造就业。出口的外汇收入现在不用，放到以后用，等于自己给自己贴息贷款创造就业。这又回到前面说的凯恩斯的无效率，低效就业理论。

参考资料：

约汉.凯恩斯（1936）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版，111页

Appleyard, Dennis R. and Alfred J. Field (1998)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rd ed. McGraw-Hill

Krugman，Paul R. and Maurice Obstfeld (2000)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th ed.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Samuelson，Paul A. and William D. Nordhaus (1998) Economics, 16^th ed. Irwin/McGraw-Hill, pp695-696, p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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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出口退税收不抵退, 浙江财政隐现难题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2月06日 09:52 中国经营报

作者：周颖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浙江，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另一种“负面”效应在2004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财政增收难度加大，尤其是出口退税出现了严重的“收不抵退”。这已经引起了浙江省高层的高度关注。

据知情人士透露，浙江省高官在2004年底曾向财政部高层建言，针对出口退税的政策，希望结合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就在同期，广东省高官也先后向财政部建言，希望出口退税现行政策有所调整。

该知情人士还说，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出口退税“收不抵退”的现象越严重，这已经影响到了地方财政的收入。因此，针对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呼声日渐高涨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从区域来看，东南部比西北部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

“收不抵退”之累

1月17日，浙江省发改委的网站上刊登了一则消息：2004年我省成为全国增值税“收不抵退”最严重的省份。

消息指出，由于我省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预计2004年我省应退税超过415亿元，其中地方部分超过103亿元，超出国家核定我省出口退税返还基数(66.5亿元)37亿元，而同期我省增值税地方增加额只有19亿元左右。

针对上述消息，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的相关人士拒绝做出任何回复，并让记者和浙江省国税局联系。但浙江省国税局和地税局均未给出明确说法。

据记者了解，2004年1～11月，浙江省有11个市的出口退税全部超过原出口退税核定的基数；有54个县、市(包含县级市)出口退税超过基数；出口退税超出基数2亿元及2亿元以上的有8个地区。

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对一向以外向型企业居多的浙江省来说，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加必然会导致和当前的政策有抵触。

分析人士表示，出口退税“收不抵退”给地方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浙江很多企业是外向型企业，以出口为主。在2004年1月1日之前，地方财政压力并没有显现出来，那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出口退税完全由国税局返还。去年1月开始执行的退税新政以来，地方税务局则要负担部分出口退税的任务。实际上出口退税的返还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

浙江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副所长沈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鼓励外向型企业，地方财政没有任何负担，是国家返还出口退税。外向型企业的增多，积极推动了地方GDP的快速增长。现在的浙江外向型企业还是不断增长，但出口退税地方财政则要负担。这意味着，地方财政将会减少。

一位从事出口贸易的贸易商表示，继续鼓励产品出口的话，地方财政将会受出口退税的影响，财政锐减。如果不鼓励产品出口，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又会受到制约，这是一个矛盾。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个现象愈发突出，会影响到经济和财政政策的正常运行。

就浙江省而言，本省范围内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杭州的贸易商从宁波采购产品，需要从杭州海关出口。但购买产品的各种税费已经缴纳给了购货方，即宁波。然而根据规则，杭州贸易商享受的出口退税政策是由杭州税务部门支付的，而不是宁波的税务部门。矛盾就此出现。

上述贸易商表示，如果不是本地生产的产品，很多贸易商在出口退税这一环节上决不会轻易或短期内拿到退税款。这是地方利益的博弈。

出口退税政策需要调整

现实的情况是，浙江省外贸出口增长仍处强势。浙江省发改委关于2004年1～11月份的经济运行比较中分析表明，1～3季度，各市外贸出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在出口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7个市中，杭州、金华、绍兴分别以55.3%、54.1%、50%的增幅列前三位。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是财政增收难度加大。

分析表明，随着2004年1～11月外贸出口的强劲增长，各市地方财政退税任务不断加重，全省有15个县市已连续几个月出现当月增值税净入库赤字，地方财力受到严重挤压。11个市财政总收入普遍增长缓慢，如台州市上半年财政总收入单月平均为9.62亿元，而8、9月份该市财政总收入却不足5亿元，为近两年来单月收入新低。此外，由于农用地转用停止审批，财政收入中来自土地的收入也大幅减少。

尽管出口退税并非完全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杀手”，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导火索。

浙江大学财政研究所副所长郑备军说，从现在来看，由于出口退税的负面影响已经出现了，并且影响到了当地的财政收入，将来有可能会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

赞同者亦有之。沈瑶表示，国家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时，应该考虑什么产品可以退税，退多少，什么产品可以不退。除了考虑产品和企业外，还要考虑到地方的利益。不同的区域在享受这一政策时，对地方的财政有很大影响。

也许，出口退税政策应该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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