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触及了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即资本外流倾向。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的因素有三，一是国内财富出现贫富分化，使一部分富裕阶级有能力向发达国家迁移，二、这个国家存在着对私人资本不利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影响，如对私人企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第三，这个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非法资本和腐败资金，这些资金要不断地寻找安全的地方。中国恰好具备了这三种因素，因此，在近些年里，一方面是内部资金在不断地外流，另一方面是国家在千方百计地招徕外资，以弥补资金外流后的窟窿。一边流出一边流进。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便是外资收购中国，中国的GDP大部沦入他人之手。中国成为外国的经济附庸。中国如不甘心这种地位，想进行调整，便可能导致经济动荡，外资撤出中国便是掏空中国。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很大的经济安全问题。日本和韩国都没有中国这种问题，因为他们都没有象中国这样进行过大规模地招商引资。如何稳定资本，已成为我国下一个历史时期重要的任务。

中国如果能成功地抑制住内部资本的外流，就根本没有必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中国今天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发展方案和对策方案。遗憾的是，我国每年有数不清的课题经费，就是没有钱花到这种问题的研究上。这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

放松外汇管制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是否需要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关于硬通货政策存在的问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 杨晓陆

2004年3月25日

在人民币所对应的物质财富中，除了千千万万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外，还有一类财富更具财富本质。它们是世界范围的抽象财富，即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黄金及其它硬通货。它们在国内虽没有通货的流动性，但在境外却有着 100％的可替代性，即完全的流动性。

这些硬通货储备支撑着国家对外的支付能力和本位币相对于外币和黄金的比值。因此，如何管理和运用这些硬通货储备，不仅关系到人民币与世界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到对外贸易能否健康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重大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总之，这些硬通货的流进流出，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因此，凡是与外贸、人民币的汇率、及人民币的物质基础有关的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些硬通货的管理、运用和处置。

一.关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由于外贸连年顺差及国外投资的流入，我国外汇储备有了较大增长。而美国则将其长期外贸逆差和失业率较高的窘况归因于人民币汇率偏低，压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改变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人民币的汇率是否真的偏低呢？让我们来作一下具体分析：

我们知道，货币表现了与其对立的其它一切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而货币自身的交换价值只能从与之相对立、相交换的其它一切商品上（即全部商品的物价水平上）表现出来。而中美两国各自在国内流通的商品，不论其种类、数量，还是其质量等级，以及两国工资收入的购买力水平，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人民币和美元各自都有一长串的国内商品作表现其货币价值的等价形态，并且这两大商品系列中的很大一部分与另一个商品系列中的商品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所以人民币和美元的相对比价不存在一个内在的价值。而只能是有关联，有可比性的部分，即与两国（严格的说是两种货币流通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相关的部分的比较，（因中国的美元来源于境外投资的流入和出口及国内旅游换汇。） 因此，这种比较实际上也就是在交易市场上表现出来的，由两种货币的市场供需均衡状况决定的相对交换价值--即它们之间的兑换比率。

但由于人民币是受外汇政策管制的不可兑换货币，因此，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现有汇率不能真正反映两种货币的市场相对价值。由于我们的外汇管制政策限制的是美元的买方（人民币的卖方）而不限制人民币的买方，因此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是被大大高估了。若现在就取消外汇管制，普通中国家庭都会有储蓄美元（即储藏世界货币）的倾向，另外再加上贪官污吏和其他不法分子“资本外逃”对美元的巨大需求，将引起不少于 3万亿元人民币的抛售和 3千亿美元的买进，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将呈大幅跌落态势……。显然，人民币当前的汇率确实被大大高估了。

[编者按：我们并不同意杨先生的这种判断，哪种货币具有更多的购买力，老百姓心中也自有判断，去年一年，居民存款中的美元就被大量抛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中有不少来自居民的外汇存款，这说明有头脑的中国人并不看好美元，现在即使放开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买卖，也不会导致美元大幅升值。]

之所以在人民币的汇率被大大高估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对美国有较大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造成了世界上最便宜的人力资源成本，使中国商品有着价格方面极强的竞争力。

人民币对应的国内物质财富和美元对应的物质财富其质量等级和性质种类尽管有很大差别，但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即以美元计量的物质财富（包括中间产品）要远远大于以人民币计量的物质财富（包括中间产品），以美元计量的最终产品总量要远远大于以人民币计量的最终产品总量，因此，以美元计量的与最终产品相等的国民收入总和（工资、利息、股息等）也远远大于以人民币计量的国民收入总和。而美国的总人口和就业人口都要远远小于中国的规模。因此，以人民币和美元计量的中美人均工资和收入，其对应的商品购买力，也有着更为巨大的差别。正是这种人均工资或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同一种商品（如美国人爱将其作为例子的麦当劳）在中国和在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成本和价格。这种主要由人力资源成本导致的商品成本和价格的差异如此之大，即使人民币被大大高估的因素也仍不足以填满这个差异。从而只能由中国对美贸易的长期顺差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幅度长期持续地超过美国，才能逐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后填满这个差异。

尽管中美人均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对两国贸易的决定性影响是如此明显，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仍受到种种压力。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来自各方的压力：

（1） 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等外部势力。

中美贸易即使在中方有大量顺差的情况下对双方也是互利的，其对美国的利益其实一点也不比中方小。因为美国是制造世界货币的国家，它只管印刷美元，而这些美元对应的物质财富则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中国的最廉价的优质商品。在美国政府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财政支出和赤字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多亏大量中国的廉价商品才支撑住了美元的价值，而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也是在为美国提供“资金”和财政支持。

但美国对双方贸易状况的判断不仅是根据双方直接的经济利益得失，而且还包括长期的战略利益和执政当局政治利益的考虑。

由于美国把中国作为长期的战略对手，因此对华贸易的考虑不仅有经济上利己的因素，而且有战略上“损人”的因素。若某种事情仅有利于美方而于中方无益，则美必欲积极推动。如某事（象中美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则美还要考虑其对长远战略的影响。因为即使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关系，也必将因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导致最终威胁到美国长久的世界霸权。这在美国看来虽短期可接受，但长期却难以忍受。

[编者按：大国之间是否必定要成为对手？中国与美国是不是潜在的敌人？这是做战略研究的最重要判断。西方的国际政治有种理论认为，大国之间只有在实力达到平衡时，才能保持和平。只要存在着不平衡，国际关系就存在着脆弱性。现在中美两国力量悬殊，要取得那种力量平衡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有种观点认为，如果两国要成朋友，那就让他们尽量多做贸易，经济关系越少，两国之间的关系越脆弱。这种观点也很难成立，因为经济往来多了也容易形成贸易摩擦，从而导致政治摩擦。目前中美两国已经有了较大的贸易往来，中美两国是否还能成为相互拆台的对手？这都需要认真判断，而不是一个感情能决定得了的事。]

在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上，过去数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对美较大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并未对人民币的汇率施加太大的压力。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货币管理当局将外汇占款（收购外汇而投放的人民币）视作通货膨胀因素，在用这些人民币换进美元后，又“采取了一系列中和措施，主要形式是收回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见2003年5月12日《二十一世纪经济导报》《央行新变数》。] 这在中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无疑对中国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把出口取得的经济利益在国内又“紧缩”掉，使中国的出口由对双方的互利变成单方面对美国有利。因此，虽然中美贸易顺差一直持续了数年，美国对人民币的汇率却并未过多地施以升值压力。而自去年始，新的中国经济管理当局并未如以往那样在投放人民币收购外汇后又紧缩银根，从而使中国的出口带来并保住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于是美国便不愿继续容忍中国的长期贸易顺差，对人民币的汇率则施以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

又如：如现在就取消外汇管制政策，将使资本外逃成为无法阻挡的洪流，数年后必将引发类似俄罗斯98年那样惨烈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注1]。 导致银行和企业的倒闭风潮，恶性通货膨胀和失业交织在一起。而外币持有者（主要是外国人）则可以难以想象的低价轻易买走大批民族企业和国内优质商品。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因此受到毁灭性打击。这显然是美国乐于看到的。因此，尽管放开外汇管制会使人民币汇率大幅跌落，不利于美对华出口，美国仍以金融开放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等冠勉堂皇的口号鼓励中国取消外汇管制。

若要满足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那只有把我们彻底搞垮、搞分裂，才能使其称心如意。这是我们能接受的吗？对于美国出于选举的政治因素而施加的压力，更是不用有太多顾虑，美国现政府完全可以放宽对华出口技术产品的限制而改变贸易巨额逆差的困境。

[编者按：杨先生的这种描述也与当前国际投资的表现不符，现实的情况恰恰是外资大量涌进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套利，即使取消外汇管制，也很难出现外资出逃的景象，这是因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是被低估的，而美元币值恰恰是被高估的，这种事实导致外国投机资本和实业资本目前处在一种“做多”中国的阶段，何时会“做空”中国？那还需要根据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来决定。]

独立自主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每一个国家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最起码的主权。只有坚持住我们的原则，才能使美国人认识到：为了自己现实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再坚持损人不利己的“战略利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2）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

A. 央行关于外汇占款的通胀顾虑

过去数年来央行一直认为，外汇占款是一种通货膨胀因素。去年虽未像以往那样在收购外汇后又收缩银行贷款，但将外汇占款作为通胀因素的固有观念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主要的内部压力。

为此，央行和货币管理当局提出种种阻碍出口企业结汇售汇，以减少国家外汇储备的措施，如境外（企业）的外汇暂不汇回结汇，在境外大量购买美元债券及在境内发行美元债券等，甚至还有类似94年—96年外汇放款后紧缩银根的主张。

央行对外汇占款的通胀顾虑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外汇占款根本不会产生任何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国家用人民币买进的是硬通货，如收购外汇放款过多引起物价上涨，国家随时可用购入的外汇进口紧缺货物平易物价回笼人民币。任何一个国家的本位币作为一般的交换价值，它所对应的具体物质财富，其构成都包括商品和硬通货（世界货币）。因此作为本位币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硬通货增加了，本位币自然也应增加。这其中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硬通货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任何紧缺商品以回笼本位币。从这个意义上说，硬通货比起其它具体商品，是能支撑住人民币币值的更为可靠的物质保证，目前的外汇储备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所谓外汇占款的通胀压力纯属子虚乌有的臆想。正是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想使央行在过去数年中在收购外汇后又收缩银行贷款，更加恶化了长期的通货紧缩环境。可以说，宏观经济长期的运行状况从未支持过央行的通货膨胀预言。

因此，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外汇储备管理运用方面的问题造成了“虚拟的”通货膨胀因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B. 硬通货储备管理运用方面的问题

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使人民币对应的社会财富中越来越大的部份保持在贮藏的世界货币的功能上。如果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则它们不仅不能增殖，而且随着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发展，这部份财富必然受到重大损失。前几年，为兼顾盈利性，我国将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变成美国国债。但这个部分过大则对国家安全造成的不利影响大大超过了持有美国债的利息利益。况且，如美元长期贬值下去，即便美国债利息率较高也弥补不了美元贬值的损失。

于是，外汇管理当局便将外汇储备的大幅上升视为包袱，并意图降低外汇储备的增幅。这就从外汇储备的“保值”问题方面形成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另一种内部压力。

为了解决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问题，外管局提出要实现外汇进出平衡，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放宽人民币结售汇周转头寸的浮动幅度，并开始限制外资外汇流入，尤其是最近在外贸已连续两个月较大逆差的情况下，仍出台了放宽个人兑换外汇限额的新举措（个人兑换超过5万美元才报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并提出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外汇管理局显然把问题搞错了，问题是出在对外汇储备的管理运用方面，而不是出在外汇的增长幅度上。而外管局的措施全是针对着外汇数量的增长，而不是针对外汇储备管理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 关于外汇管制政策与外汇储备的管理运用

1. 外汇储备的增加真的形成了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吗？

A. 我们的外汇储备虽已达4000亿美元，但我们也还有不少外债。除去外债，我们真正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净储备也就是一、二千亿美元。

B. 用我们庞大的13亿人口去除一二千亿美元的外汇净储备，平均每个中国人也只有 100多美元的外汇净储备。这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平均每人数千美元以上的外汇净储备有至少20—40倍以上的巨大差距。

C. 人民币迟早要成为可兑换货币，按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水平，只要平均每个中国人兑换100多美元，就能立即吞掉我们全部的外汇净储备。

若再加上资本外逃大约三千亿美元的巨大需求，3000亿美元的巨大缺口将使人民币一跌到底（大概会跌至人民币当前汇率的十分之一左右）。由此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其惨烈程度决不会亚于俄罗斯和东南亚。

这还没有包括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恶意冲击的因素。为防范取消外汇管制政策后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掠夺性冲击，国家的外汇储备至少还要再增加一千亿美元以上。

因此，如现在就放开外汇管制政策总计共需要外汇储备量为：当前的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支付外债和满足国内居民对美元的需求）＋防止资本外逃产生巨大供需缺口的3000亿美元＋防范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恶意冲击的1000亿美元＝8000亿美元（比现在的外汇储备再增加一倍），才能在外汇管制政策放开后对市场进行有利的干预，防止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跌落及因此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编者按：杨先生的这一判断到底准不准确？还需要实践来证实。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后的前景，中国的经济真的可怕到内资和外资都要竞相出逃这种地步吗？现在不是有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投资赚钱吗？要是都跑出去了，他们还赚什么钱？内资跑到国外难道就可以赚钱吗？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如此看空中国？中国经济不是在蓬勃发展吗？中国的市场不是大有利润可图吗？只要是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正常的投资资本为什么要游来游去？所以，作者的研究要把投机成分和正常的运营搞清楚。但我们又不能不进行这样的设想，关键是中国存在着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是更高的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了。实际上，决定中国经济是否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政治是否稳定，是中国经济是否稳定的关键因素。]

因此，当前的外汇储备并不算多，离放开外汇管制政策所必须的外汇储备还差得很远。外汇管理当局限制外汇储备继续增长的政策无疑是错误的。

（应该说明的是，只要国内还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及因此而形成资本外逃的源泉，即使现在有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不应取消外汇管制政策。否则仍能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其原理我在后面《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的条件》中会给以说明。）

（2） 再来看看外汇流出方面的问题：

A．若放松外汇管制，不论是在资本项目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不可避免会导致形成资本外逃的洪流。

在资本项目方面鼓励对外投资会有什么结果呢？

真正的对外投资和以“对外投资”为名的资本外逃往往很难区别，尤其是在当前中央大大加强反腐斗争力度的形势下，资本外逃有比以往更加强烈的欲望和动机。此时放松外汇管制，尤其是放松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正应了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的要求，为其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方便条件，使其可直接以“对外投资”为名，兑成外汇出境。在资本外逃的压力空前增大的情况下放松外汇管制，“针鼻大的窟窿也能透过斗大的风”，流失外汇财富的金融风险无疑因此而大大增加。

在其它方面放松外汇管制是否就可忽略呢？

最近，外汇管理局公布了放宽个人兑换外汇限额的新举措，要超过五万美元以上才报外汇管理部门审批。这个口子一开，即便在资本项目方面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资本外逃仍会发展成挡不住的洪流。何以见得呢？

如一个腐败分子一家有三、四口成年（或出国念书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或因公或因私）出国两次，则全家每年就有6—8人次出国，可将30—40万美元转移境外，三、五年就可将上百万--几百万美元（上千万—几千万人民币）堂而皇之地转移出境。（若每个人可以在不止一家银行兑换外汇，则外汇流失的速度还将提高数倍。） 这对于（非法所得还未上亿或刚刚上亿的）大多数腐败分子来说，根本不需要放宽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也足以达到携款外逃的目的。待三五年这些非法所得跑得差不多后，惨烈的经济灾难就在劫难逃。

所以，在现阶段不论是放开资本项目还是其它方面的外汇管制，都将导致非常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放松外汇管制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精神和部署是相违背的，这个口子一开，将使中央坚决的反腐斗争成为驱赶资本外逃的自杀之举。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它实际上起了配合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的作用。

B. 限制外汇流入和放宽外汇流出带来的外汇收支平衡，实际上掩盖了财富流失的窟窿，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因为流走的外汇（即外逃的资本）是我们的纯财富。而出口外汇是国内优质廉价的商品等价交换来的。外资的流入则是他人的财富，在境外投资者意识到有金融风险时，外资会大量撤走，露出资本外逃的窟窿。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参见本文第一节《关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注2） 因此，只要国内还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及因此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外汇管制政策就绝对不能放松。

（3） 综合以上（1）、（2）两个方面的情况，当前仍应继续实行宽进严出的外汇管制政策。

A. 外资在金融领域的投机性炒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有流失外汇财富的重大风险。除了应限制外资在金融领域的投机性炒作外，应继续实行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以增加 GDP和就业水平。这不仅对于我国人力资源过剩而资本匮乏的现状非常重要（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有着及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资本外逃已达3000亿美元，并历经94年—98年持续五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及以后长期的通货紧缩，垮掉了一半国有企业和大半集体企业，银行系统呆帐高达26%以上的形势下，若无大量外资的流入，经济衰退和资本外逃的损失加在一起，巨大的财富损失黑洞恐怕早就引发类似俄罗斯或东南亚那样的经济灾难了。（将我国的经济命运操在别人手里，这或许正是他国为我们精心设计的类似当年管仲为鲁国设计的经济战陷阱。） 因此，在资本外逃还在继续发展的时候，鼓励外资继续流入及避免外资大量撤离，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实在是生死悠关的事情。

B. 对出口外汇的流入不但不应限制，而且应继续给以鼓励。否则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不仅自断财路，加剧当前严重的失业状况，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会增加发生经济灾难的风险。（因为任何减少外汇流入和外汇储备的事情，都会加大外资大量撤离而露出的因经济衰退和资本外逃所形成的巨大窟窿，进而引发经济灾难的风险。这与上一节“应继续实行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是一个道理。） 最近这两个月的外贸已出现了较多逆差，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了！

[编者按：杨先生在这里还没看到外资进入的后果，那就是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如果中国敞开大门，“购买中国”的事情是不难发生的。中国有多少家底值得外国人买？卖光买光之后，中国就只剩下打工仔这一身份地位了。如果这样下去，再过10年，中国的GDP中有多少是外资的，中国自己的还能占多大比例？总之是不引资难，引资可能未来的局面也难。]

C. 继续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否则将继续扩大资本外逃的窟窿，增加发生经济灾难的风险。

（4） 在继续实行宽进严出的外汇管制政策的同时，应大大加强外汇和黄金管理、运用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外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调整优化硬通货储备结构。

A. 在当前外汇较宽松的条件下，不应毫无道理地消极限制外汇流入，相反应积极考虑如何管理使用这些外汇，以充分发挥其作用，避免外汇资源的浪费。例如：

增加必要的进口，购买国内缺乏的重要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增强国防和经济实力。

利用国际市场价格相对较低的时机，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铁矿砂等战略物资，增加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

为加强对国内森林资源的保护，严禁采伐天然林和幼龄树，可适当增加一些木材进口。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在积极地使用外汇资源的同时，应避免外汇无效的或浪费性的使用。（尤其应禁止将外汇用于境外（或境内）的投机性金融炒作，对国内建设中使用巨额外汇的重大项目应严格审批制度。） 否则等同于以外汇的形式丧失财富。

B. 对必需保持的硬通货储备应调整其结构，改变当前其主要为美元或美国债所组成的不合理结构。

利用国际外汇市场各种硬通货及黄金兑换比率的相对变化，尽量争取在能盈利，至少也要避免受损失的情况下，调整各种外币及黄金的相对组成份额，把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及澳、加、新、港、台、韩、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货币及黄金的储备比例保持一个合理的相对组合。为此，必须认真研究各种外币和黄金的相对比价的变化趋势及与此相关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变化趋势。

三. 关于美元黄金及其它硬通货的变化趋势

（1） 美元

长期的贸易赤字使美元不可避免地具有长期贬值的趋势，最终导致其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世界货币不能是长期贬值的货币而应是长期坚挺的货币。）

而一旦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将因需求减少而大幅跌落。美国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美国大量的土地、不动产、优秀企业及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将被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然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风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曾发生过的经济灾难）。为避免这样的经济灾难，美国的最佳选择是采取使美元长期缓慢贬值的策略，其中必须伴有一些“强势货币”的阶段性反弹，使世人坚定对美元的信心。以使美元尽量长久地保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并使美国尽量长久地维持住世界霸权。从而使美元的贬值趋势尽量采取一种非常缓慢而长期的“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力争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淡出世界货币的角色。而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黄金逐渐取代美元，重新占据世界货币宝座的历史过渡时期。

当然，美国还会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力图永久性地保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以维持自己永久的世界霸权。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永远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不能在经济规模上被其它国家赶上或超过。为达此目的，只有两条路可走。

其一：千方百计使世界上所有较大的国家或经济实体在长期的发展速度上慢于美国，在经济规模及实力上永远赶不上美国。

其二：在第一条路（即在长期发展速度上快于其它国家）走不通时，将凡是有可能与之竞争第一经济强国的大国分裂成若干一亿人口以下的国家。使其经济实力不论如何发展，也不能构成对美第一经济强国地位的挑战。

明白了以上两条美国维持其永久第一经济强国地位的必由之路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是热衷于破坏他国的经济发展 [注2]。 更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想分裂大一点的国家。这对美国维持其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及建筑在这个地位上的世界霸权，避免美元被赶下世界货币的宝座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实在是其生死攸关的事情。

美国力图永久维持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的努力，离不开其采取强势美元的政策。但若美元长期保持（相对于其它货币的）强势，而美在发展速度上长期领先于他国的努力或分裂所有其他大国的努力彻底失败，两条路都走不通时，长期强势美元的政策将使日后美元因其丧失世界货币的宝座而需求大减导致的跌幅更大，其带来的经济灾难也必然更为惨重。

美国限制阻碍他国经济发展和分裂他国的内在企图把自己摆到了世界人民要求进步和发展的对立面。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的企图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历史的车轮。首先美国很难做到在长期平均的发展速度上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它作为经济战武器所倡导的“全球化”将无法限制资本向低收入地区的流动，因此无法完全阻止发展中的大国缩小与美经济实力的差距。其次，美国不可能将所有大国都分裂。而只能在一定的时期中针对某一个大国，而拉拢其他大国。而分裂一个大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和各关键部门进行长期的渗透。在这段时期内，其他大国就可能已发展起来，令美顾此失彼。另外，自东南亚、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遭受经济灾难之后，世界各国正在吸取教训，美所宣扬的那套误导经济灾难的理论已逐渐失去了市场。所以说，美若要永远维持自己的霸权和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太可能如愿。

因此，若哪个国家将主要的外汇储备长期保持在美元或美国债的形式上，一旦美元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其必然受到美经济灾难的严重影响，遭到惨重损失。

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全力维持美元强势货币的地位，也难以彻底扭转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以高利率来吸引全世界的美元流向美国，使美国成为全世界资本最充足的地方，这固然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但美元与其它货币的比值越高，就越不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而越有利于他国商品对美国的出口。长期的外贸逆差是强势美元政策的必然结果。而长期外贸逆差积累下越来越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美国只能靠发行美元，或使美元贬值扩大出口来平衡经常项目的赤字。而美元发行过多无疑也是在增加使美元不断贬值的力量。所以，强势美元政策不过是力图扭转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逆规律的徒劳之举，它把本应流向缺乏资本的低收入地区的资金逆向吸回了资本过剩的高收入地区。因此，它在使美元具有短期阶段性强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蓄积了使美元长期贬值的动能。

美元长期贬值的历史趋势已呈不可逆转的规律，因此，将硬通货储备大部分保持在美元或美国债的形式上，从长远看是很不明智的。

当美元长期贬值的历史趋势被世界各国（尤其是有影响的大国）认识到时，各国会不断减少美元储备而增加新的世界货币的储备。（如果没有其它国家的货币能够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黄金就会重回世界货币的宝座。）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美元逐渐退出世界货币角色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起初是缓慢的，不起眼的，以后会逐渐加速，这也就是美元贬值在逐渐加速。当人们普遍认识到美元的最终“归宿”时，就离美元退出世界货币角色的总“崩溃”为期不远了。

（2）黄金

在美元逐渐退出世界货币角色的历史时期，若无其他国家的货币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黄金则必将重占世界货币的宝座。表现为在各国的硬通货储备中，黄金将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黄金的价格（与各国货币的比价）也会不断上升，并且越往后上升越快。因此，抢在其它国家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之前尽早建立大规模的黄金储备，不仅关系到国家重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

由于黄金仍是世界货币，因此，为防止以黄金的形式流失硬通货财富，应该尽快恢复黄金的管制政策，并关闭黄金交易市场。

（3）欧元

联合起来的欧洲有辽阔的幅员和仅次于中、印的庞大人口，其经济规模也大于美国。因此，欧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望能与美元相抗衡的货币。

但由于欧元不是在自然的经济发展中成熟起来的货币，而是欧洲联合的需要产生的“政治货币”，是欧洲各国政府牺牲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本国经济的重要调节功能而换来的联盟货币。这种联盟货币的产生虽有利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和欧洲各国间贸易和旅游的发展，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对欧洲各国政府调控本国经济增加了一些困难。

欧盟的货币政策能否使欧元具有取代前欧洲各国货币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能否发展为成熟的货币，还有待于欧盟自身在经济政治一体化方面的进展，有待于欧洲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智慧。

美国对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及以这种一体化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欧洲统一财政和货币政策，肯定要持反对的态度并起破坏性的作用。因此，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在短期内一蹴而就的。也正因如此，欧洲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不太可能是积极扩张的。因此，其相对于具有长期贬值趋势的美元的汇率应该是稳中有升。但也正因为欧洲货币当局不太可能采取积极扩张的货币政策，因此欧洲经济特别是出口的发展从长远来说将受到一些消极影响（缺乏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有利推动）。因此，欧元从长远来说虽相对于美元稳中有升，但也不会非常坚挺。

所以，欧元虽然大有与美元分庭抗礼的趋势，但至少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欧元还不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它还需要有一段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发展时期。但由于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系统，又比较稳定，因此在适当的时机（如美元的强势政策使欧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将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中的一些美元或美元债券，转换为欧元或欧元债券，显然是非常有利的。既能分散风险，也利于长期的保值。

（4）日元

由于日本经济（特别是出口）长期的出色表现，日元有不断坚挺的趋势。但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所以日本政府经常要使日元贬值以维持出口利益。但贬值后的日元由于出口的增长又不断坚挺，为了出口的利益日本政府又不断购入美元，抛售日元，使日元不断贬值……。因此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呈现在一定区间范围内有规律的波动，日本的出口利益和外汇储备也因此不断增长。

但由于受其国土面积和人口的限制，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日元也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

我们完全可利用日元与美元波动幅度的规律性，在美元强势时将一部分美元储备调整为日元储备，这对于分散风险和长期保值，以及以较低的成本偿还日元债务都是有利的。而在日元强势时，又可将一部分日元转换为美元，以便能以较低的代价偿还美元债务和支付美元帐单。在利用日元和美元的波动幅度进行两种货币的转换时，应使美元换日元的数量大于日元换美元的数量，以使我国外汇储备中日元与美元的相对比例逐渐增加，美元与日元的相对比例逐渐下降。以改变外汇储备中美元占绝大部分的不利结构。

（5）英镑、瑞士法郎等

英镑和瑞士法郎都是欧洲比较稳定的货币。因此可利用美元强势的有利时机，将一部分美元转换为瑞士法郎和英镑，以分散外汇储备中美元过多的风险，并使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至于其它外汇，可根据这些货币的质量和重要程度，以及我国对它们的需要，利用强势美元的有利时机用美元适当换进增持。

总之，调整优化硬通货储备结构，最重要的是建立黄金的大规模储备。此举具有极其重大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其次，除增加黄金储备外，抓住强势美元的有利时机以部分美元储备换进增加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外汇储备，对规避风险保值增值，也是非常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四. 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所必要的条件

前文已谈过，要完全取消外汇管制政策，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当前的外汇储备还差得很远，而且这还不仅是一个外汇储备数量的问题。若要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以下几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 彻底消除严重的腐败及因此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是取消外汇管制最重要的条件。

只要还存在严重的腐败及因此形成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即使有足够数量的外汇储备，也仍不可放开外汇管制政策。因为即使外汇储备的数量足以填平资本外逃所产生的巨大的外汇供需缺口，但资本外逃流失的外汇是我们的纯财富，而流入的外汇中，出口外汇是国内优质廉价的商品等价交换来的，外资的流入则是他人的财富。在境外投资者（或因大量资本外逃，或因境外金融投机资本冲击等）意识到有金融风险时，外资就会大量撤走，于是便露出资本外逃（流失财富）的巨大窟窿，从而仍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即使因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填平了资本外逃的巨大窟窿，在此后的一二年里也侥幸未遇到国际金融投机资金的冲击而暂时未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但因取消外汇管制而流失几千亿美元的财富是非常惨重的损失，这样的损失必定会大大增加在较长的时期中随时发生经济灾难的风险。况如果资本外逃不能被有效制止，取消外汇管制必定会大大加快其继续外逃的速度，因此发生严重的经济灾难只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2） 取消外汇管制必须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在彻底解决国内严重的腐败问题，使资本外逃的源泉得以消除，从而不再存在大量资本外逃的可能性的前提下，充足的外汇储备才足以应付从外汇管制政策造成的人民币被高估的汇率到真正市场供需均衡形成的汇率的较大落差（应付国内居民对美元的正常需求），以及应付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

反过来说，在外汇储备的数量尚不足以应付以上两个方面的需要时，即使消除了腐败及因腐败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也仍不具备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的基本条件。

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取消外汇管制的另一个最必要的基本条件。

（3）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逐渐使其向成为可兑换货币后将形成的真正市场汇率靠拢（即稳中有降），是取消外汇管制政策所必须的又一个基本条件。

前文已谈到，人民币当前的汇率无疑是被大大高估了。为避免取消外汇管制后人民币汇率大幅跌落及因此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在彻底取消外汇管制前的数年中使人民币汇率稳中有降，非常缓慢而平稳地逐渐缩小同将来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市场汇率的差距。否则，尽管到时可能有较充足的外汇储备填补人民币汇率在取消外汇管制政策前后的较大落差，但大量的外汇储备消失在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上，必将大大削弱日后对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这个重大过渡不够稳妥。

在具体作法上，可在美元贬值时与美元保持稳定的汇率；在美元“强势”时使人民币相对美元稍稍贬值。如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在不宜使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也至少在取消外汇管制之前的这段时期内绝对不可使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的任何升值都将加大与其将来可自由兑换的市场汇率的落差，都会增加本可避免的风险。

（4） 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前，外汇管制政策绝对不应放松。

前面第三条所说的使人民币的汇率逐渐向未来可自由兑换的市场汇率过渡，绝不是说应逐步放松外汇管制政策来实现这种过渡。相反，外汇管制政策在这段时期内绝对不应放松，目的是堵住外汇流失的闸门，抓紧时机解决腐败问题以消除资本外逃的源泉。这与第一条其实是一个意思。

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绝对不是在阻止人民币汇率向未来可自由兑换的市场化汇率过渡。堵住外汇流失的闸门以消除腐败造成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实际上就是在最大程度的缩小人民币当前汇率与将来可自由兑换的市场汇率的巨大落差。

以上四个取消外汇管制政策的基本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最为重要也最为必要。只要这两个条件不同时具备，即只要还存在严重的腐败及因此而形成的资本外逃的源泉，或只要外汇储备数量还不足以对放开外汇管制后可能出现的重大市场波动进行有效的干预，即使对世贸组织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承诺到期，也不应取消外汇管制政策。

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避免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到底孰轻孰重？应该不难作出判断。相信世贸组织对此也会予以充分的理解。

五. 建议采取的措施

现将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中已提出的建议归纳整理如下：

（1）继续实行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尤其是在资本项目方面）。在条件不具备（即腐败引起的资本外逃源泉未能消除，或外汇储备量不足以应付取消外汇管制后的重大市场波动）时，绝对不应放松外汇管制政策。

（2）除对外资在金融领域的投机性炒作应严格限制外，应继续鼓励外资的流入。这不仅对我国劳力过剩而资本匮乏的现状极为重要，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安全生死悠关。

（3）继续鼓励出口和出口外汇的流入。这不但对于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水平十分重要，而且与继续鼓励外资流入一样，事关国家重大的安全利益。

（4）利用继续实行外汇管制的这段宝贵时期，抓紧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彻底消除资本外逃的源泉。

（5）尽早建立大规模的黄金储备。此举对国家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

（6）为防止以黄金的形式流失硬通货，应重新实行严格的黄金管制政策。并关闭黄金交易市场。

（7）抓住美元强势的有利时机，调整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将一部分美元或美元债券根据利益需要和风险因素的权重考虑，换成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英镑等外汇或外汇债券。

（8）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最好稳中有降。若难以使汇率下降，至少绝对不能使人民币汇率有任何的升值。

以上分析和建议如有谬误和欠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注释：

[注1]，凡是其本位币可与世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度，若法制不完善，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社会腐败到权势者和管理者大模大样地盗窃社会财富人们已习以为常时，就必然会发生社会财富不断变为世界货币大规模逃出国境的现象。当一国以外汇的形式逃离的财富达到一定规模时，由私人资本构成的外资自然也会因感到风险而远离该国。若外汇流失超过一定程度，即使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支撑不住本位币的币值。由于财富是以硬通货的形式流出，而国内具体的使用价值财富依然存在，因此本位币与国内商品之间的相对交换价值（即物价水平）起初并无太大变化。本位币币值的大幅跌落会首先表现在与硬外汇的比价上，然后才波及到其它具体商品。这个过程起初表现为硬外汇不但相对于本位币，而且相对于国内商品有着巨大的交换价值。于是（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外币持有者能够以难以想象的（以外币计量的）低价轻易地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优秀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第二波流失浪潮（这是流失外汇比单纯丧失国内财富更危险之处）。经过外汇和国内物质财富两次财富的重大流失后，恶性通货膨胀便在所难免。随着本位币币值的跌落波及到国内具体商品，通货膨胀便迅猛发展，于是引发剧烈的银行挤兑风潮。国家若不增发货币支持银行，只能听任银行破产，经济崩溃；若以资金支持银行，则产生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仍然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经济灾难就属于这种类型。

总之，不论何种原因，丧失外汇形式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都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这类经济灾难既有包括银行金融系统在内的大规模公司倒闭及严重的失业，也有恶性通货膨胀。这样的通货膨胀其实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无关，而是财富流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人们的现实意愿和欲望，而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对他们的意愿和欲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又由于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人们现实欲望和意愿基础上的资源充分利用并高速运转的“效率经济”；因此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由于人们信心的崩溃和“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其损失也必然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最初引发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总的损失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最初引起危机的那些以硬通货形式丧失的财富。2.当本位币与外币的的比值大跌后，被外国人用（对国内商品有巨大购买力的）外币廉价买去的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3.因货币和银行金融体系的崩溃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这三部分损失在货币的计量上体现为个人、企业和政府巨大的资金损失以及金融系统和各类企业巨额的坏帐，对应的物质财富则包括大量积压损毁的商品，闲置报废的设施，廉价卖掉的土地、商品、建筑、企业和无形资产，因失业而损失的工作时间等等。因建立在人们信心基础上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及这种“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第三部分的损失应是最大。总之，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它的“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损失大半甚至十之八、九。东南亚、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灾难都证明了这一点。

[注2]：怂恿国际金融投机资金制造东南亚的经济灾难，极大地削弱了东南亚及日、韩的经济力量。误导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进行经济改革，导致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引发严重的经济灾难，使俄罗斯经济实力损失大半。利用某些学术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全球化自由化为名，误导拉美一些国家及东南亚和俄罗斯，在条件不成熟时对外彻底开放其金融领域，并诱导这些国家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进而将其引入紧缩货币和高税率、高失业率的陷阱，制造了世界范围普遍的经济灾难。而中国持续十年的货币紧缩和高税率政策，及因此造成94—98年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和其后持续数年的通缩宏观环境，高达26％以上的银行呆账和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及大规模私有化引起严重的资本外逃，……。这些难道均与美国无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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